2011年8月27日 星期六

信力建:卡扎菲为什么倒在金正日前面?

  毋庸置疑,卡扎菲这次是玩完了。据英国广播公司24日报道,利比亚反对派首次提出方案,称如果卡扎菲放弃领导权,他可以获得离开利比亚的安全通道。与此同时,反对派又表示,如果卡扎菲的支持者抓获他或者将他击毙,可以获得赦免。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领导人贾利勒在巴黎的会议上承认,他们仍然不知道卡扎菲的下落。贾利勒24日还表示,反对派将悬赏捉拿卡扎菲,无论卡扎菲是生是死,均将给予举报人200万第纳尔(约合167万美元)的奖励。无论怎样,作为一代枭雄的卡扎菲这次是被彻底打翻在地再无翻身的可能了。

  卡扎菲对自己这一结局一定感到很委屈——他治理下的利比亚多富裕呀:利比亚从1951年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变为2009年人均GDP16114美元,其富裕程度是中国的四倍,在非洲为第一富国。在他任内,曾首先将石油收入的50%分给各家各户,然后再做国家预算;在利比亚剥削是不被允许的,店铺不允许有雇员,只能有参与分成的合伙人;国家输水工程惠及之处,那里的牧民就可以变成农民,农场、房屋和拖拉机无偿赠送;利比亚缺劳力和壮丁,就吸引邻国难民来效力,只要给钱,他们就忠心耿耿,更不要说自家部落的利益连带群体了。"而且,利比亚是高福利国家,全民享有免费医疗和教育,国内治不了的病,就送到外国治,病人分文不出;一户只能有一套住房,多余的谁住就归谁;国家对粮食、糖、茶叶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补贴。在利比�
�,大多数家庭都有小汽车。在城市里没有大型公交车,只有十几座的面包车和出租汽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目前,利比亚也在积极改善百姓的住房条件。在首都的黎波里和全国第二大城市班加西,正在建设数万套的安居住宅工程,这些住宅作为保障性住房由政府出资建设。由于项目还在建设中,政府还没有制定详细的分配计划。但是相关官员介绍,成立家庭之后的利比亚人均可以向政府申请住房,这些房屋将由符合条件的家庭以十分低廉甚至是象征性的价格获得。在通信方面,在利比亚使用固定电话进行国内通话是完全免费的,手机话费价格也非常低廉,目前利比亚手机覆盖率为103%。听到这个数字您不用困惑,利比亚目前使用的手机号数量已经超过了其人口总数。在利比亚时常看到利比亚人手里拿着两个手机来回换着打。在利比亚一些�
��人比较集中的广场、街道行走,竟然没有一位城市流浪者或乞讨者,这可以算是世界奇迹,这与记者长驻的埃及情况截然不同。如今,利比亚人或许已经真正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所有这些经济成就比起那个每人每天 100克左右粮食缺医少药没有手机的朝鲜而言,真是奇迹。可为什么先倒下的是我,而不是那个金二?

  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帝王在临死驾崩前,把将要即位的太子叫到病床前,面授治国之道。在讲述如何驾驭群臣之后,开始传授治民的方法,大概意思就是:要管好老百姓,不让他们造反,最重要的是要让老百姓的生活始终处于温饱线附近,因为,假如老百姓太穷了,揭不开锅就会去揭竿,但如果老百姓过于富足,没有了物质之忧,就会要求更高层面的东西如平等、权利等,也会闹事,因此,让老百姓整天为吃穿奔波,将大部分时间在忙碌吃和穿的过程中消耗掉,国家才会安宁和稳定。太子深得治民精髓。从此,中国大部分老百姓基本就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每天为下一顿的吃穿早出晚归,为自己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而邻居只有一辆山寨自行车而自豪,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奢谈人权自由公正。数千年来,中国老百姓被圈在
这座物质围墙里面,像勤劳的蚂蚁,像温顺的羔羊。

  金正日对此显然也心领神会。在他治下的朝鲜老百姓食不裹饥,吃了上顿没下顿,一个男人家只要有两袋大米就可以娶三个媳妇,但贫困不是问题,政府只需偶尔给百姓发两斗大米,百姓就对国家感激涕零,感恩怀德,感深肺腑,感慨激昂,感天动地了,自觉自愿团结在金正日周围,多么感天地泣鬼神的画面哦!而卡扎菲显然就差劲了,如上所述,在利比亚,国民实际上是非常富有的。卡扎菲将石油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百姓福利,住房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每个家庭有两个出口留学的免费指标,甚至出国看病的费用也能报销,平均每个家庭拥有三辆汽车。与中国老百姓相比,这不仅是中产阶级,而是中产阶级中的中产阶级,不仅是白领,而是白领中的白领。可是卡扎菲就没有像中国皇帝们一样想过:你让老百姓都富了,走出了物质
围墙,他们没有了物质追求,美女因为数量限制又不能按需分配,他们不想人权自由公正这些东西又去想什么呢?你又不能给每个民众造一条宇宙飞船让他们都去探索太空。

  此外,金正日的狡猾与冷酷也不是卡扎菲能赶得上的。这主要体现在对待核武器的态度上。

  这次多国部队所以能放开手脚对利比亚实行无微不至的空袭,最根本原因是卡扎菲主动放弃了他那原本已唾手可得的核武器。曾与美国、欧洲纠纷不断并执着追求核武器的卡扎菲,2003年12月宣布放弃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还决定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核查。美国以萨达姆-侯赛因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攻打伊拉克的当年,利比亚在美国等国际社会的制裁下举旗投降。利比亚1988年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引爆泛美客机,接着又开发核武器,此后国际社会一直将其视为定时炸弹,不断向其施加压力。利比亚拆除并破坏了10多处离心机和铀浓缩设施,并将核武器原料铀等25吨材料运往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基地。大约用了3年时间完成这个过程。利比亚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内战后,国际社会在决定是否介入的问题上便没有太�
��的风险。因为卡扎菲已经没有核武器了。

  金正日多精呀,知道原子弹是自己手中唯一一张与西方叫阵的王牌,所以打死也不愿放弃。早在2009年6月13日电朝鲜外务省"受委任"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和谴责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关于朝鲜核试验的第1874号决议,并宣布在"与美国开始全面对抗的情况下",采取3项措施以"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自主权"。这3项措施是:新近提取的钚将全部实现武器化;开始进行浓缩铀作业;朝鲜将把美国及其追随者的封锁视为战争行为,并将采取坚决的军事对应措施。声明说,朝鲜将"以报复对付制裁,以全面对抗对应对抗"。当前的对抗"从本质上说首先关系到朝鲜的民族尊严和国家自主权问题,是朝美对抗问题,而不是和平与安全问题"。声明说,朝鲜进行的第二次核试验是为了对付美国的敌对行为而采取的"自卫措施","没有违反任何�
�际法"。朝鲜"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对这次卡扎菲的倒掉,朝鲜在8月22日就得意洋洋地表示:"'利比亚的弃核方式'证明了西方国家的另一种侵略方式,他们先用所谓'保障安全'和'改善关系'的糖衣炮弹迷惑对方,使对方解除武装,然后发动军事袭击。"

  不过,话有说回来,金正日虽然有这些比卡扎菲"高明"的治国理念和手段,但他也明白:这些东西只能保证他不会在卡扎菲前面倒掉,要想靠这些小聪明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基本上还是缘木求鱼——这不:最近他就不惧长途跋涉地去俄罗斯寻求帮助去了。

  鲁迅《捣鬼心传》有云"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此言可遗赠金二。

  来源: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3479

叶大宽:重评袁世凯

  一:题引

  今年恰逢民国百年,也说说民国的那些人。

  通常说起民国,最多被提及的应该是被称为"国父"的孙中山,以至现在逢年过节什么的孙老还是会被请去广场做客。如果说孙文算是民国的"亲爹",那第二任总统就该算是"继父"。无奈这个继父名声一直不好,甚至背着"窃国"的骂名。平心而论老袁这么些年有点冤。论文治武功,项城都可以说是不世出的人才。以致被后世所诟病的两大罪状,很大程度上也只能说是在历史的岔道口没看清楚路。

  袁世凯从根本上说是个出色的旧官僚,从底层一点点爬到国家元首的位置。中国自古,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必有过人之处。如果因为一个大错而将其一生否定,实在有失公允。袁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智慧且非常聪明的人,这点非常难得。智慧和聪明是两码事,有智慧的人能做好大事,聪明的人能做好小事。能同时有这两个特点的人,堪称人杰。袁的聪明和手段曾将他带向辉煌,但他却也最终栽在自己的"手段"上,真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

  早年间也曾纠结于到底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的问题,颇有些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后来逐渐明白,英雄生于一个时代,天生具备一些性格因素,在那个时代摸爬滚打,磨练自己,最终有能力改变时代;而一个时代,又为这些英雄提供舞台,成就他们,并被他们改变。二者之间本就是相互作用,很难分开来看。这也是我为何不喜欢马列主义史观的原因。在那里,一切都是必然,全然抹杀了人的个性,似乎只要精确分析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就能推导出下一步历史如何发展一样。尽管从宏观上看,马列史观还是没错的,但那也要以三五百年为一个单位去考察,而且不免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在一个人短暂有限的生命中,想要靠马列史观预测历史的发展,无异于痴人说梦。试想,如果孙中山在清廷驻英使馆被秘密
处决,如果摄政王载沣一念之差将前来暗杀的汪精卫斩首,袁世凯在朝鲜被日本人抓到,如果胡长保没有替毛泽东挡那颗致命的炸弹,如果希特勒在一战的前线被一颗流弹击毙,历史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么?

  历史的宏大总是被语焉不详的记录,而具体的所思所为所言却被淹没在这宏大之中。每个被记载的人都看起来面目僵硬,甚至有些还会被脸谱化,全然体会不到那是一个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个体。那些被历史记住的人,都是不世出的人才,他们的一生无比有趣,经历无比丰富,生活和内心不可能像书中记载的那样干巴巴。他们其实与你我一样,会身陷困境,会迷恋姑娘,会吃喝拉撒。在他们的眼中,天也是蓝的,草也是绿的,他们也曾如你我这般鲜活。其实,翻开书,去探究只言片语背后的故事,才是读历史最有趣的地方。

  二:袁氏起家

  民国初年的历史初读起来就是一笔糊涂账,牛人太多,你唱罢来我登场。通常,历史上记载的这类人物个个都像奥特曼似的,一出场就会打小怪兽。常识告诉我们,没有导演和编剧的现实生活一定不会是这样子的,"人,生而牛逼"是一件一直听说却从未见过的极端不靠谱事件,再拉风的人生也是要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一般说起袁世凯,通常世人对他最早的印象就是小站练兵。但一出场就被西太后钦点操练新军,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袁家祖上读书做官,祖辈四兄弟皆中功名,袁甲三甚至做过曾国藩的同学,平定太平天国期间又和李鸿章一起办过安徽团练。袁世凯幼年时正值项城闹捻军,袁氏家族修堡寨防止捻军来抢地主家余粮。小袁同学从记事起就生活在寨子里,看惯了真刀真枪的砍杀,骄矜胆大也就是情理之中。等到小袁七岁时,被过继给叔父袁保庆做子嗣,生父袁保龄则一直受李鸿章器重,官至二品,结交到不少如刘铭传、丁汝昌这样的高级将领。作为如假包换的官二代,一般说来花钱大手大脚,倒也能结交到不少朋友。不过小袁同学运气实在不错,仗义疏财竟然还笼络到了二十多岁的落魄秀才徐世昌,从此收为谋士。有时读史书不得不感慨,牛人们真的是从年轻时就扎堆出现的。从刘邦青年时聚集起来的班底,到朱元璋从军营带走的那一小撮人,再到青年
毛祖结交的朋党,那些年轻人在当时并非独一无二,有些甚至是落魄苦逼,谁能想到数十年后都是名垂青史的人物。

  少年袁世凯也是想过要考取功名,走父辈祖辈老路的。无奈实在不是考试的料,屡考不中。但要是就此认为袁世凯不学无术那就大错特错了,袁属于那种典型的"非考试型人才"。尽管连清末名士张骞都教不会这个学生写八股,但好在人家课外书看得多,兵书时文读起来没日没夜,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仗着家里有背景有关系,安排一下工作是没问题的。1881年,怀着"考场不留爷,爷去投八路"的悲壮心情,22岁社会青年袁世凯,以本科毕业之龄,投奔淮军统领吴长庆。

  第二年6月,袁世凯随吴长庆率领的军队入朝平定"壬午之乱",从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吴长庆曾跟袁保庆"订兄弟之好",想必是从小看着小凯凯长大的。自家叔叔大爷,照顾一下也是人之常情,更何况这个侄子还聪明伶俐办事靠谱,属于提拔的起的。三年后,吴长庆辞世。这时候人才在小公司任职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袁世凯一跃成为大清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当时朝鲜实际掌权的是闵妃,袁年轻时也是一表人才,远不是后来那个胖子的造型。据说两人还有一段私情。都是年轻人,谁还不犯点生活作风错误。这段私情必然是不能写入正史的,不过既然连日本史学家兼袁世凯在朝鲜的跟屁虫佐藤铁治郎都一口咬定,再看看小袁后来在朝鲜收沈舜泽的婢女,此事恐怕也并非子虚乌有。另外插一嘴,袁虽然花,但谁能�
�到后来的"洪宪皇后"竟是他17岁迎娶的原配夫人?比比同时代的其他领袖,袁几十年不离不弃,我们又相信爱情了。

  不过光凭女人缘当然不可能有他后来的成就。袁世凯在朝鲜治军还是相当有一套的。部队嘛,都是大小伙子,军营里漫天飞舞无处安放的荷尔蒙,撒出去的大兵调戏个把姑娘也是常有的事,驻朝的军官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独这个袁项城,绝不手软,连自己的马夫都因为这类事给斩了。做他刀下鬼的还有主将吴长庆的厨师。连老大的人都敢杀,这种人想要训练出一支军纪不严战斗力低下的军队也难。至日本人侵朝时,袁的部队力敌日军,战斗值远高出当时普通的中国军队。当了朝鲜太上皇的袁世凯仗着年轻力壮,大小政务一手抓,颇有当年劳模朱元璋的风采,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也由此可见一斑。那一年,袁26岁。看着现在满街啃老的26岁青年,不得不感慨,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袁世凯前后总共在朝鲜呆了12年。这12年间,日本完全无法染指朝鲜。肿么样,有没有点袁崇焕守辽东的意思?直到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酝酿已久,一万多人扛着大炮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日本海过来抗清援朝,袁才傻了眼。不过在绝境中他也没少了好主意,请求叶志超派兵围住皇宫,让日本人干瞪眼。无奈叶志超一边打点行装准备跑路一边回信"别理我,烦着呢",那就神仙也没办法了。袁一生手腕甚多,每逢绝境总有良策,恐怕也是从小不读迂腐之书的缘故吧。

  三:小站练兵

  尽管在朝鲜表现不俗,不过毕竟是在小公司,人才少,回到大清就不同了。你一个科举不第无奈投军的毛头小子,谁把你当回事啊。不过袁世凯之所以是袁世凯,就必然有他的过人之处。

  要说小站练兵,得先从大清军队私有化讲起。军队本应该是国家所有(不许联想),怎么到了清末军阀们都各个拥兵自重了呢?要说大清第一支成气候的私有军队是曾国藩的湘军。太平天国起义年间,八旗军没有丢了中国历史上末世军队的优良传统,把"不堪一击"这一技能发挥的淋漓尽致,而且一时半会还看不到技能冷却的趋势,半壁江山拱手送人。朝廷不得不令民间办团练。当然了,朝中有人好办事,作为朝廷命官的曾国藩操练起军队来自然是得到了清廷的大力支持,湘军势力也不断做大,最终平了天平天国之乱。只是,军队聚起来难,解散就更难了。百十来万上过战场砍过人的家伙,一下失业散落到民间,朝廷又一时制造不出那么多就业岗位安置,只能等着再被造反了。不过曾国藩也是明白人,怕朝廷觉得自己拥兵自重,分了不
少势力给李鸿章和张之洞。但不管怎么分,也都还是私人军队,一时解散不了。这时候军队尽管实际上私有,但基本还是听中央政府调遣的。当然,作为另一支优秀的末世军队,湘军淮军毅军也没丢掉老传统,战力急速下滑,甲午一战全线溃败。朝廷当然是捉急的,好不容易有点能打仗的军队了,还是这个德行,外敌又打到家门口了,肿么办?木法办,再建一支新军吧。于是就着手准备在小站编练新军。

  这时候恰逢有志青年袁世凯从小公司调任到总部,自然对这一新开设的前途光明的部门很有兴趣的。当然,公司的高层领导也是要结交的。因为在朝鲜出差期间工作出色,李鸿章对袁世凯颇是赏识。小袁也会来事,早请示晚汇报各种马屁拍的领导心花怒放。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荣禄,也是相当欣赏袁世凯。本来嘛,工作出色又会来事的员工谁不喜欢,加上又是公司急需用人之际,人之常情,人之常情。

  早在光绪十二年十月(1894年11月),胡燏芬就已经受命开始编练定武军了。原本人家屁股已经坐在这个位置上了,应该就没袁世凯什么事了。相传小袁那时重金买通赛金花,从王修直那里得兵书一套,李莲英也从中帮忙,让袁世凯在慈禧太后面前句句说的都是老太太爱听的,再加上在朝鲜有带兵的经验且出手不凡,甚至还帮朝鲜训练过"新建亲军",比广西按察使胡燏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愣是把人家给PK掉了。

  乱世英雄,手里一旦有兵权,就算蛟龙入水再也不回浅滩了。新军编练,朝廷要钱给钱要政策给政策,枪炮足量供应。袁世凯带兵也确实有一手。作为从底层爬上来的官僚,对军队恶习是相当熟悉,所以每次发饷都亲自监督营官。由此看来,基层工作经验是多么重要。纵观历史,真正能做成事的,都须熟悉底层官僚是在制度内怎么个玩法。那些身居高位却整天凭空想象的,终究会见识什么叫人民群众的智慧。以袁多年的工作经验,深知一盘散沙的军队到战场,除了给对手平添胜率和经验值之外毫无作用,于是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抓一抓,在军营里特别强调士兵的绝对服从意识。这样一支军队的战力在当时的中国无人能出其右。

  当然如果只做这些,也不符合他老谋深算的工作作风,个人势力也是要培养的。有次袁视察士兵操练的时候赶上下雨,手下赶紧给领导撑伞,被袁呵退。士兵看到老大跟他们一样站着淋雨,心里的感动真是乌央乌央的,啥也别说了,跟着老大好好干吧。再看看今日有些领导让手下给撑伞还自我感觉良好的熊样,顿生感慨:没出息的玩意。其实人民群众要的并不多,能给个公平,他们就能卖命干。新军士兵出操前,也要训话:"咱们吃谁的饭?""咱们吃袁宫保的饭!""咱们给谁出力?""咱们替袁宫保出力!"至于手下的军官嘛,生于乱世,跟着袁宫保能打胜仗能活命,封赏也舍得给,自然没有生二心的道理。所以即使后来袁世凯被开缺回原籍,全国上下也依然只有他能调动北洋军。

  四:镇压拳乱

  先说一句:如果有人认为义和团是革命行为不是暴乱,请自行阅读相关文献书籍,基础教育工作不打算在这篇文章里做。至于想争论袁世凯镇压拳乱是反动举措的高中以上学历者,请将鼠标移至屏幕右上方那个小红叉,并轻轻点击。

  还是那句话:作为一个能带大军的成功官僚,只要有钱有政策,他想守哪块地,对手就休想染指。

  当时山东的拳乱非常严重,袁世凯手里的兵又是有限的,要是换个草包"处处有匪,处处增兵",齐鲁大地就算被折腾死了。所幸当时山东来了个好巡抚,百姓才得以安宁,生灵才免遭涂炭。

  袁在山东平乱,颇有如今"维稳"之风。先是发公告予以取缔,当然了,公告是没用的,要是有用还要手下的军队干嘛。不过公告一发,算是确立了义和团在山东为非法组织的性质,法理上占了优势,动起手自然就方便许多。毕竟1898年11月,朝廷发谕令,效仿平定太平天国的举措,责成四省办团练,义和团在当时还是个合法组织,不方便镇压。(其实现在"维稳"也是一个道理嘛,先要招告百姓,你们虽然按照宪法有集会自由的权利,但这次是境外反华势力操控的,不一样,再闹事就别怪国家机器很黄很暴力。)之后再发一篇告示,说如果你们真的是扶清灭洋、爱国的话,那么天津前线更需要你们,你们赶紧上天津前线,谁不去的话那谁就是伪团,需要开刀镇压。发过公告后就是设兵丁盘查,取缔非法集会,悬赏群众举报,挑动群众斗
群众,稍有常识的官僚一贯都用这个手法,不足为奇。能让人称奇的是袁宫保与义和拳大师哥们的那顿鸿门宴。

  话说袁项城换走草包巡抚毓贤走马上任后,就请义和团的几个大师哥赴宴。席间袁宫保要几位大师哥当场表演传说中的"刀枪不入",希望能开开眼。当然他是不信的,当然大师哥们也是没这个本事的,所以理所当然的大师哥们都被洋枪打了个透心凉,估计死前特后悔来吃这顿饭。首恶已死,拳民们也知道此人不好惹,于是一行人马卷铺盖走人,在哪不是混嘛。其实说实话老袁这招挺缺德的,但如果仅凭这点小聪明,那也就不是他袁世凯了。大师哥被打死后,拳民们也是相当愤怒,发誓报仇也是情理之中的情节。不过一想到那近万人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军队,怒气瞬间就消了,纷纷表示情绪稳定。加上之前的种种措施,义和团之乱在山东破坏是最小的。

  政治正确,兵力调配得当,手段高明,软硬兼施,未杀得滚滚人头,对社会破坏小。总之,做的滴水不漏,不由得你不暗暗佩服。

  五: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袁世凯一生最受后人病诟的就是两大罪状:窃国称帝,签订二十一条。

  记得中学历史课本上评价袁世凯:为了获得日本人支持他复辟,全盘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大意如此,非原文)想当初年幼无知,还真相信过,现在想想,图森破乃义唔了。纵观袁世凯一生,最痛恨的国家就应该数日本。从二十多岁在朝鲜跟日本作战,直到晚年被迫签订二十一条,真找不出哪个阶段他对日本满怀友好之心的。再说了,为了称帝签这样一个条约,那称帝接手这个烂摊子不是脑子坏掉了么?而且,已经坐上国家元首位置的人,面对这样的条约,总归是要顾忌身后骂名的,袁还没有路易十五那种"哪管死后洪水滔天"的气概。其实《建党伟业》里说的还算属实,袁是在被逼无奈愤慨不已的情况下签的,而且真正签署的和日本最初提出的还是有差异。

  如果没有日本,1914年对袁世凯政府来说会是舒心愉悦的一年。欧洲那边一战开打,列强们都无暇东顾了,外部压力骤然小了许多。经过最近两年的文攻武斗,各方政敌也基本被扫平,至少近期内是不会有太大的动作了。民元国会被搞垮了,"大总统"权力扩张,一些法规制度逐渐被制定出来,动荡了半个世纪的中国眼瞅有机会走上正轨了。可偏偏上天不想让袁世凯过好日子,欧洲战事一起,日本就对德宣战。倭人们没胆子打到欧洲,但借宣战之机欺负中国的胆子他们还是有的,而且大得很。于是乎五万多日本远征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日本海,要从德国人手里抢夺青岛港和胶济铁路。当时驻守青岛的德军大部分是德国海军,对于陆战不管是训练还是装备都差了日军一大截。尽管如此,普鲁士军队还是不辱盛名,硬是抵抗了两个多月才投�
�。

  日军历来的传统就是胃口越喂越大,从一战到二战历来是这个样子。占了胶东的日本不甘扼守一隅,1915年1月18日,正式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全部条约有5号,共计21款,所以习惯上被称为"二十一条",并勒令中国政府必须完全保密。现大抵概括每一号内容如下:

  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

  2.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为限。

  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4.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

  5.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这些条约中,有些是日本实际已经在中国取得的权益,只是之前没有正式文件确认。真正最恶毒的,是第五号的七款。其实这第五号,本是"建议"条款。根据曹汝霖的回忆,当初赴日本游说疏通的有贺长雄报告说,日本的政治元老们根本就不知道有第五号。而且这二十一条也没有经过御前会议的批准,完全是大隈重信内阁私自采取的保密行为。日本人向来有"争功"的传统:大隈内阁为了争功炮制出个二十一条,不过好歹还把第五号列为劝告条款,不抱太大希望;而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则更进一步,极力促成这第五号。除了武力威胁,日本人也没忘记怀柔政策,妄图双管齐下。只是这些怀柔政策仅限于"保护袁世凯及其政府的安全""帮助取缔革命党活动"的程度,万没有看出有支持袁称帝的意思。

  "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上台以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外交危机,稍不留神,不是大兵压境就是丧权辱国,将重蹈甲午之覆辙。常年混迹于官场的"老油条"袁世凯打太极的功夫甚是了得。他给当时中方谈判代表陆征祥下达的指示就是"拖",拖得越久,就对中国越有利。毕竟要花时间搞清楚日方底线,而且这样的密约一旦有机会被透露出去,英法列强也不会坐视不理。谈判桌上慢条斯理的背后,是一连串紧锣密鼓的秘密外交行动。重金收买的日本间谍,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近代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这些人一刻也没闲着,兵分两路,一方面打探日方底线,一方面悄悄把消息透露出去。1915年2月13日,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泰晤士报》就刊登了有关的社论,引得西方列国哗然。谈判迟迟没有进展,国际压力却是日益�
�大,气急败坏的日本人终于在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如果48小时内不能得到"满意答复",将采取"必要手段"。

  "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袁世凯

  如果觉得两国交涉之事太过难于理解,不妨换一种表达:

  有天一群看上去像拆迁队的人端着AK-47冲到老袁家,要拆了他家的客厅和主卧。老袁在家翻了半天,能用于搏斗的除了菜刀就只剩下擀面杖了。于是老袁一面跟拆迁队嬉皮笑脸打哈哈,一面安排儿子联系拆迁办,又让老婆去天涯上发帖。终于,儿子打听出其实只要拆了主卧就行了,天涯上也是上万的回帖声援。这时拆迁队也怒了,说一个小时内不让我们拆了主卧就把你家连根端。没办法,一家老小也只能接受现实。

  大体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不管怎样,城下之盟还是签了,不过对比最终签订的条约和日本最初提出的条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最凶残的第五号被废除;第四号被删除,改由中方自行声明,多少保全了一些面子;无限移民和日商课税"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

  而签订的内容,有很多也被袁世凯以各种手腕破坏掉。想在中国租地购地的日本人发现中国的土地市场像是中了邪一样,一寸土地都买不到,因为他们不知袁有密令,对于胆敢卖土地给日本人的国民一律按叛国罪论处杀无赦。日本移民渐渐发现一走出附属地,生命就有危险,因为他们不知道袁暗中派了帮会盯着他们随时准备找茬。被请来当顾问的日本人,也觉得政府一直也没顾得上问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袁本来就没打算理他们。至于日本当时在山东的权益,本已是即成事实,无力改变,唯有接受。

  "创巨痛深,引为惭憾,以则不竞,何尤于人。我之积弱招侮,事非旦夕。"—袁世凯

  弱国外交,平心而论,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另外必须要说的是这时候的革命党人。当时的国民党元老如黄兴、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人,尽管在袁世凯的通缉名单上,日夜面对被捕杀的危险,非但不趁机发难,更是号召同志"暂停革命,一致对日"。在美的黄兴写信给冯自由,让他转劝孙文"应即放弃讨袁工作,免为日本所逞"。不趁国难谋利,这是何等的胸襟大义。纵使功败身死,却也名耀青史。呜呼,读圣贤书者,当如是也。而卖国之父中山樵此时却正忙于与日本签订比二十一条更苛刻的《中日盟约》以求获得日本支持。政治操守,人格品行,高下立现。

  六:窃国者乎?(上)

  事情还要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说起。

  其实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已经发动过若干次起义了,每次都被当地的政府军镇压。但这次武昌起义却是政府军所为,只能从外地调兵镇压。10月14日,朝廷下诏,命袁世凯任湖广总督,节制诸军,平息叛乱。鉴于1908年的时候,袁世凯曾受朝廷欺负,以患有足疾为名被开缺回原籍,这次老袁傲娇了一下,说老子脚还没好,不干。朝廷再催,老袁说没钱,出不了兵。最后逼的隆裕太后孤儿寡母把私房钱都拿出来了。朝廷都做到这个份上了,再不开工就不厚道了,10月25日,袁命段祺瑞、冯国璋奔赴前线。革命军遇上北洋六镇,被叮咣五四的一通修理。段祺瑞深谙主意,把革命军吓消停了,便隔岸观火起来;而冯国璋却不明就里,拼死卖命,至11月27日,冯国璋手下军队已经攻克汉口汉阳,武昌唾手可得,袁老四生怕失去革命军这支最重要的�
�码,急电令冯国璋停止作战,由此也可以看出老袁身后段、冯二人的手段高下了。老袁拦住冯国璋后,转身又跟朝廷说:军费用完了,给钱,不给钱这仗没法打!这下龙椅上的孤儿寡母可傻眼了:上回就把私房钱都搭上去了,现在从哪变出白花花的银子啊。这期间朝廷里有一帮主战的大臣们不断非议袁世凯平反不力,袁滑头干脆上折子,动员这些个王公大臣们凑军费。这下那帮叽叽喳喳的老头子们全老实了。那帮王公大臣们其实是有钱的,从祖宗开始,捞了两百多年了,再怎么没落,搜遍北京城的深宅大院,凑几年的军费是不成问题的。但很显然,这帮善于捞钱的货没有毁家纾难的觉悟。毕竟天下不是自己的,捞回家的库存可是自己的。于是乎,纷纷找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表示为天下苍生,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所以说,"腐败让政权�
��稳定"这话虽不假,不过也只用于太平年间,到大厦将倾之时,呵呵,你懂的。

  革命党这边,热情奔放的干革命,起义了这么多次,终于眼瞅要成功了,可这老袁一来,鼻子里明显能闻到成功的味道越来越远了。看来,中华之内,能够"驱逐鞑虏"的,唯有项城一人。早在1911年11月8日,被糊里糊涂推选为"大元帅"的黎元洪就写信给袁世凯,推举袁为大总统,袁见信笑而不语。12月2日,各省代表商议,如袁反正,则公推为大总统,袁继续笑而不语。12月9日,黄兴复电,表示如袁投奔革命,举为总统。12月29日,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随即电联袁世凯,强调自己"临时"的身份,随时准备让位。1912年1月1日,孙就任临时大总统,再次强调,清帝退位即解职。孙与袁之间,颇有点类似刘邦项羽约定的"先入关者王之"。孙这个先入关者,实力不如人,尽管心里一百二十个不乐意,也只能拱手将王位让与袁世凯。天�
��本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说袁公"夺权"或者"另立政府"尚有情可原,这"窃国"之罪恐怕是有点冤枉他了。以今观古,难道能说项羽是"窃国"吗?秉笔写史,历史轮回耳,不宜做诛心之论。

  "革命"期间纷纷宣布独立的省份大抵上都是"墙倒众人推,起哄凑热闹"的。待到中央政府重建之时,自然会乖乖回到祖国的怀抱,重新沐浴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形势到这个份上已经很明显了,两边的命运全在袁世凯手里。而袁世凯倒向革命党人,也是意料之中。"养寇自重"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而且,如果效忠清廷,再怎么功勋卓著,也是人臣;而倒向革命党,终结气数已尽的满清,那自己可就是开国之君,与权臣不可同日而语。

  老袁一辈子善用手段,即使他已经决定推翻清廷自己坐江山,也不会玩什么跟革命党人兵合一处然后杀回中原这种评书里听起来很过瘾的把戏。用"凑军费"的理由让朝中主战的大臣们闭嘴后,他就开始给寡妇隆裕做思想工作:你看吧,仗是打不下去了,可咱们不打那帮革命党就要打到紫禁城来,到时候您老不想学前朝的崇祯爷去"自挂东南枝"吧?现在全国各省也独立的差不多了,玩不下去了,不如体面一点自动退位吧,趁着我这把老骨头还在,给你担保退位后的优待费,那帮革命党这点面子还是会给我的。与此同时,又暗令冯国璋部兵变威逼,段祺瑞率领北洋军诸将领向孤儿寡母发出了逼宫通电,电中甚至扬言要率北洋军上京,终于吓得最强硬的良弼和溥伟也统统闭嘴,举双手支持共和。自始至终,袁老四都不愿意撕破老脸,始终
在双方之中斡旋,把黑锅全部推给部下去背,不得不感慨其手腕之高明强硬,干净利落。

  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下诏退位。

  两千多年的帝制,就这样被袁世凯终结了。没有血流成河,没有火光四起,没有鸡犬不宁,就这样平静的终结了。倘不是袁世凯,换做第二个人,燕赵之地,怕是免不了一场兵灾。

  按理说,袁世凯逼退清帝,革命党应该按事前的承诺推举袁为大总统。但要把到手的权力交出去,真是让人浑身上下的别扭。按照辛亥年间的政治设计,中国本来是要采取美国式的"总统制",即大总统有至高权力。等到革命党要交出权利时,突然舍不得了,加之又不信任袁世凯,非要搞"内阁制",即大总统是虚君,真正的权利由内阁掌握。这事平心而论孙、黄干得有点太理想化,怎么能幻想让手握重兵的枭雄袁世凯甘心做一个徒有虚名的国家元首呢?再者说,中国历史上开国的皇帝个个雄才大略,哪里会有一开国就做虚君的道理呢?袁世凯心里也别扭,毕竟逼退清帝的是自己,却要接受孙、黄所立的法统,从他们手里接过"大总统"一职,真是万分不甘心。

  不要小看这个"法统"问题,这可是政治继承中最关键的问题。《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句就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何谓礼?纪纲是也,通俗地讲就是法统。继承了一个法统,就要在这个法统的框架内行动,不得逾越,而袁,很明显是想自己另立法统的人。且看今日之政坛也是这个德行,每一任领导人上台后,都要提出一个"思想""主义",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玩的都是法统之争。立了法统,才能算得上"一代",不再是前任的延续,不必再受前任政策的制约,可以拉起一票人单干。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常常被"不明真相的群众"调侃嘲笑,领导人们还是乐此不疲的缘故。有句话说的好,中共历来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就是争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深以为然。而对
袁,这个"法统"问题,对他后来的称帝之殇,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不管怎样,溥仪退位,孙中山在南京宣布解职,参议员随即于2月15日全票选举袁公继任。但这时袁世凯所担任的,还是个"临时大总统"。善了个哉,本来想逼宫后承清廷之命,开国会自立为"大总统",不曾想到头来只是个孙中山的接班人,还是个"临时"的,另附诸多限制,这算是白忙活了。

  在当时,论全国范围内的声望,袁还在孙之上。孙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有许多人不服,章炳麟就曾说过"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袁世凯就任后第二天,孙中山就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正式确立了"责任内阁"的政府组织原则。3月13日,袁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3月29日,组阁完成,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解职。至此,经过短暂的混乱,新朝初建,南北统一。无论怎样看,袁当这个"临时大总统"都算不得"窃国"。乱世江山,有力者居之。

  七:窃国者乎?(下)

  孙解职后,并未出任新政府官职,而是开始了全国巡讲,宣传他那套革命理论。革命党人大多数被安排到新政府中无关紧要的衙门,甚至孙、黄也被袁世凯建议去实业救国。新政府虽然是组建起来了,内部运作却是一团混乱,莫要说袁本人,就是袁手下的重臣谁也不听唐绍仪这个总理的话,搞得唐只干了三月不到就挂印辞官走人。总理走了不要紧,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临时大总统需要在十个月内召集国会。对新召集国会,袁世凯和革命党都是相当有兴趣:袁需要国会选举他做正式大总统,革命党则想要通过议会斗争限制袁世凯的权利。新国会仿效美国,分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员各省和海外有固定的席位,共有274人。众议员席位则依据各省人口多寡按比例分配。

  既然有了议会,就必须有政党。想要入朝做官,不加入一个党派是不行的。一时间中华大地大大小小的政党遍地开花。唐氏内阁解散后,宋教仁光荣下岗。于是这位老兄高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开始了轰轰烈烈建党伟业,最终于1912年8月25日在同盟会的基础上组建了民国第一大党,国民党。在随后的大选中,国民党大获全胜,获得参众两院841席中的392席,成为国会第一大股东。高层方面,唐绍仪和赵秉钧也都被说服加入国民党,真可谓是盛极一时。

  国民党选举获胜,依法应由作为党首的宋教仁出任总理并组阁。袁对宋并非在一开始就动杀机,本是想先加以笼络,如果能相处安好自然是最好不过的,如果实在不能为我所用,再除掉不迟。一上来就想着杀人,那是麻匪,不是政坛老油条的做事风格。袁虽有心重用宋,但继唐绍仪后出任内阁总理的赵秉钧可是有点坐不住了,如果等到宋教仁到京城入阁拜相,就没他什么事了。可能是知道了袁本有除掉宋教仁的腹案,赵秉钧就自作主张的张罗起这事来。但这个笨蛋事办得太不利索,找了个失业军人当杀手,杀手行刺完后也不知道保密,要不说业余选手靠不住呢。事情败露后,警方本着替杀手界清理门户的想法,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笨蛋雇这么个杀手办这样大的事。一路上查,终于查到赵秉钧头上。一般说来出了这类事情,就算是受
袁指使,自己死扛下来就好了,后台老板铁定是不会动真格处罚你的。可这个笨蛋竟然宣称是"受上意",那就活该你倒霉了,最后也未得善终。真是活活笨死的。

  宋教仁案至今仍是民国著名的疑案之一,学界也一直没有定论,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孙中山陈其美密谋主使的。如果当真是袁世凯下的暗杀令,以老袁一辈子做事滴水不露的风格,警察全然是没有机会查到赵秉钧头上的。但不管是谁的主意,这帐算是妥妥的记在袁世凯头上了。但换一个角度看,既然这事能一路查到内阁总理的头上,没有抓几个无证电焊工当替罪羊,可见当时司法还是相对独立和公正的。黄兴也是看到了这一点,一直主张用法律的手段解决宋教仁遇刺案。但近代的职业"革命家"普遍法制观念淡薄,都觉得法律不是挡箭牌。等孙中山3月25日从日本回来,一怒之下,要来个"二次革命",起兵讨袁。当时国民党高层,除戴季陶附和起兵外,大多像黄兴一样主张走法律渠道。当时国民党作为第一大党,政治实力还是比较雄厚的
,袁投鼠忌器,多半不敢背负主动开战的恶名。

  当时虽然全国表面统一,但实际仍是各地割据。国民党所掌握的粤赣皖三省是全国最大的藩镇,袁也有意趁着镇压"二次革命"之机在全国内削藩。既要用武力压制国民党,又要让对手先开第一枪,为此老袁可谓是煞费苦心。他先后将江西部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和皖督柏文蔚免职,又大捕地下党,同时军队也是步步紧逼。终于,7月12日,李烈钧公开布檄反袁,打响"二次革命"第一枪。这时国民党尚没有自己的军队,能够调配的只是慕义投靠的新军,和一些当兵吃饭的杂牌民军。加之补给不足,军纪不整,战斗力着实有限。不足两个月,孙军一败涂地,孙中山本人被迫远走日本。其他军阀,有些像蔡锷一样被解职,剩下的如黎元洪张勋阎锡山张作霖唐继尧等人,在袁恩威兼施之下,也暂不敢有二心。如此看来,"二次革命"真是帮了
袁世凯一个大忙,袁公只赚不赔。

  武力平定"二次革命"后,袁发通缉令,对人不对党,只通缉孙文、黄兴、陈其美等"匪首",对国民党却无半句抨击。只因当时国民党仍旧是国会第一大党,袁世凯如想自我扶正,从"临时大总统"变为"大总统",还需国民党议员手中的选票。由此看来,选票真是个好东西啊,(呃,不能说得太细,此处省去八千字)。当时袁世凯自我扶正面临一个先选举还是先立宪的问题。主张先立宪的人认为如果没有一部宪法,选举出来的"大总统"就不具有合法性;而主张先选举的人则认为立宪为大计,不可操之过急,当务之急是先选出总统,将国家带入正轨,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这两派意见之争早在孙文主政期间就有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和"宪法会议"里也是吵得不可开交。经过"二次革命"袁世凯权柄徒增,自然是倾向于先选举
,选上大总统后在操控立宪,而"两会"也在袁的压力下变为附庸。

  4月6日,国会开"总统选举会",选"大总统"。其实袁此时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二次革命"本就是国民党内一部分人意气用事,很多党员并不认同,被平定后袁也没有难为国民党议员,此为一"恩";藩镇已削,国家大体统一,军队和国家实权全在袁手里,此为一"威"。如此恩威并重,竟还是在第一次投票中没有获得法定当选票数,使袁大为惊讶,也意识到自己专权招致不满。但事已至此,于"里"于"面"不正式当选袁都不甘,袁再一次使出自己的"聪明",暗令组织流民、地痞、流氓、乞丐甚至妓女,组成"公民请愿团",围攻国会,议员只许进不许出,一定要选出大总统。此一事,民间流传诸多艺术桥段,个个描绘的绘声绘色。经过这样一番折腾,袁果然当选。在袁看来,这次只不过时自己生平使用过的无数手段之一,并�
��足为奇。却不料在他人看来,实在太过不堪。诚如唐德刚先生的评价:"见微知著,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袁一生聪明,却最终因为这份聪明,身败名裂,为后世病诟百年。

  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诚如是焉。

  今日回首,重看那段历史,会发现那时国会尚不是橡皮图章,有其尊严。那些围攻国会的流氓乞丐,至少是看的见的肮脏。而如今动辄"全票通过""一致赞成"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仔细想来,真可谓是百倍不堪于当年。

  "大总统"被选举出来后,果然得到列强承认。偌大的一个中国,也算是有了一个"话事人"。既然选举完毕,就该着手制定宪法了。1913年10月,国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所谓的"天坛宪法"。有趣的是,这部"天坛宪法"对袁的约束,竟更甚于"民元约法"。然而袁只有兴趣做大总统,对于"宪法"一类的东西,是没有兴趣的。所以"天坛宪法"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是一纸空文。不过袁跟其后的领导人比起来,还算厚道,至少没有让人甩着《宪法》打内阁总理的嘴巴子。

  大位既正,理所当然的要搞一搞"三反五反"之类的运动,打击一下"走非袁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袁世凯于1913年10月10日上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未逾月,11月4日便宣布解散国民党,勒令国民党机关三日之内一律解散,国民党议员一律上缴议员证书与徽章。一夜间,国会中半数议员遭解职,这国会就彻底瘫痪了。其后袁授意熊希龄组阁,史称"熊氏内阁"。后经各省代表召开的"行政会议",袁指定成员参加的"政治会议"、"约法会议",以及一些列运作,一部完全符合袁世凯意图的《中华民国约法》终于在1914年5月1日问世。臭名昭著的"大总统终身制"和"父传子"也存在于这部新宪法。

  至此,袁世凯权利到达顶峰。但若说是"窃国",也太冤枉他老袁了。辛亥革命后,天下未稳,能够占据河山的本来就是袁,而非孙。袁逼退清廷后,若执意全灭革命党,不肯接受"中华民国"这一称谓,恐怕"民国"在历史上也就是个短暂存在的地方割据政权。如此一来,遭苦的还是天下苍生。袁接受民国的称谓,放弃做开国"国父",不论怎样讲,数万生灵免于涂炭。至于后来上位后专权独裁,平心而论,他做过的哪件事后来的独裁者没有做过呢?只因其接受了孙、黄所立的法统,便谤之为"窃国",未免有失公允。

  八:黄粱帝梦(上)

  在说袁世凯"帝梦"之前,非常有必要简单讲述一下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记得早年间求学时,政治老师为了论证中国为何不能搞议会政治,常拿民国初年的中国举例,说那时是议会政治,中华大地乱象丛生,如若再回代议制,必国将不国。少年时竟深信不疑,足见天性愚钝,绝非早慧少年。民国初年议会和政党的形成发展,有大把的专著论述,恕不赘叙,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找来看看。尽管大多数著作都基于马列史观,读起来索然,但对于搞清楚民初国会的来龙去脉,还是大有好处的。

  民国初年,中国精英阶层几乎一致认为,必须以西方为师方能救国。当时尽管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已经是精英阶层的一个共识,但在具体政见上,还是有非常严重的分歧。那些各怀政见的政客们组成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政党。经过迅速的改组合并等一些列"毁党,造党"的活动,最终有实力在国会和国民党抗衡的是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这些政党里聚集了一批清末民初了不起的人物,黎元洪、张謇、章太炎、梁启超,个个都是不世出的人才。作为国会第一大党的国民党,也因为政见之争,分属不同派系。本来嘛,"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就是自古未尝有之事。若是利益之争,各方互相妥协还是有望达成一致的,但政见之争就复杂得多。各方都觉得自己手握真理,不愿按他人的意志行动,加之国会议员中又多是固执的老朽,所以每次国
会开会,场面那叫一个热闹。

  民初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共有议员841人,史称"八百罗汉"。看这个称谓就知道,那些议员个个都不是善类。按当时规定,在议会内打伤人不违法,所以每逢说不到一块,就动手好了。经常是会开着开着,就有人私自把会场当成擂台,直接开打了。武林高手过招,不比流氓打架,拼的是轻功内力暗器。鉴于会场太小,轻功施展不开,众高手们纷纷在内力和暗器上苦修。那时文案用品尚是文房四宝,没有什么钢笔圆珠笔中性笔。石质的砚台,铜质的墨盒,拿在手里运足内力,都是相当趁手的家伙,抡起来效果一点不比板砖差,而且好歹是文具,骨子里都透着那么股有文化的劲,合身份;带着铜帽的毛笔,随手丢出去当飞镖也是相当好使。经常就某些重大问题开会讨论过后,会场一片狼藉,不堪入目。难得啊,这么多文武双修的罗汉议员
,上哪找去?现在台湾泥轰棒子们的议会打成一锅粥,那都是小巫见大巫,每次看心里都冷笑:到底是番邦属国,至今还拿我们老祖宗玩剩下的东西烫剩饭。到后来,迫不得已,国会内砚台一律用螺丝固定在桌子上,毛笔也都拴上铁链。打架打到这个份上,也真是千古奇观。

  当时仿照欧美确立的议会政治,放在中国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有议员而无选民"。当时的议员,大多是旧官僚,抱着入朝做官的想法参加议会。年轻的读书人,没了科举,想要入朝也只能竞相加入各政党,期望有一天能成为议员。民初毕竟去古未远,想让那些老官僚搞清楚"民主""共和"这些概念,实在太难为他们了。别说那时,纵使是今日,又有多少肉食者搞清楚了呢?

  这还只是议会里的乱象。因为革命,没了中央政府,"本省人不得任本省督抚"的回避制度完全被破坏,地方军阀纷纷坐大。这些人,长期在本省任职,势力盘根错节,在感情上又容易被当地人接受,终于发展成割据一方的军阀。中国帝制两千余年,不论现代人评论封建制度如何腐朽,但很多配套制度还是非常适合中国集权社会的,毕竟这些制是度付出了无数鲜血才发展出来的。君不见即使是今日,各省大员也是调来调去,并且不得由本省人出任,跟当初的回避制度无二。

  京城里政客们抡胳膊打来打去,地方上军阀们操枪杆打来打去,搞得中华大地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一时间民怨四起,莫要说那些前清遗老,就是普通国民也有"民国不如大清"的感慨。至"二次革命"后,孙中山也好,袁世凯也好,都很有默契的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不适合民主,唯有继续走专制一条路。袁世凯在国内忙着抓权当正式大总统,孙中山则跑到海外建了一个"中华革命党"。光听名字这个党好像还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但要是仔细研究一下其中的各项规定,就知道这个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该党的所有高级干部均不由选举产生,而由党魁直接指派。而且,每个党员入党前必须宣誓:"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怎么样,有没有立刻联想到"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
的章程……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每个党员入党时,不单要宣誓,更要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

  曾在孙文身边效命的居正回忆起孙公关于"中华革命党"的著名言论: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仅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

  卧嘞个去,谁能想到国父曾有如此言论。公然叫嚣"应该盲从我",根本就是"句句都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水平啊。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个"中华革命党"都是个彻头彻尾的独裁政党。"国父"一生未掌军权,可以说是他之不幸,也可以说是他之大幸。倘若让孙公手握大军,八成也会搞出个独裁政权,到时哪还有他当今之盛名,恐怕早被骂死了。还好当时他无兵无将,国民党内大佬如黄兴、李烈钧、汪精卫等人对孙这套寡头政治也没兴趣,使这个"中华革命党"未能成气候,最终不了了之。

  九:黄粱帝梦(中)

  孙中山在日本搞独裁政党,袁世凯在国内也没闲着。自从他当上正式大总统,并操办出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国会后,便积极着手准备称帝的事宜。在称帝这件事上,"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袁手下的僚属大都是前清旧官僚,几乎没有长期生活在西方,见识过西方民主社会,学贯中西的人才。因此,他们大抵也不知道,纵使是在英美国家,议会制也是经过长期发展才日趋完善的,哪有一引进中国马上就能适应并发生作用的道理呢?要改变人们的观念、政治生活习惯、各种传统,并且衍生出配套的制度,都需要时间。在一个古老的国家,新制度要想扎根,总是要经过一个时期。在这段时间,社会结构改变,动荡不可避免,这就是所谓的"阵痛期"。但如果因为害怕阵痛期,或者以阵痛期为借口,拒绝改变,甚至开倒车
,最终都会落下千古骂名的。呃,别紧张,也别瞎联想,我说的是老袁。

  既然袁世凯和他手下的幕僚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在经历了民初的混乱后,深信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想要恢复中华,还需要独裁。尤其是全国上下都在抱怨"民国不如大清",甚至连"国父"都回头搞独裁去了,更是坚定了袁世凯废民主复专制的决心。在袁世凯及其幕僚的心中,专制就等同于帝制,称帝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更何况,中国历史上,武将做大、入朝拜相、逼宫受禅、称帝篡位,这一套把戏几乎变成标准化流程了,魏晋宋齐梁陈,一篡六朝,全是这个德行。因此在袁氏集团看来,此次老袁称帝,也只不过是历史重演。那些人的认识水平仅限于此,做出称帝的决定是理所当然的。史家不宜做诛心之论,将袁氏称帝写得罪大恶极。袁公眼光受历史局限,在历史的岔道口上没有看清楚方向。当然了,要说袁世凯称帝没有私心,那是
打死我也不信的,毕竟黄袍加身登九五之尊,这诱惑太大了,非大圣至贤是不足以抗拒的——而公等真相信这世上有大圣至贤么?

  尽管袁世凯在"二次革命"后当上正式大总统,实权在握,但经过几年议会政治的折磨,他还是发觉这大总统跟皇帝还是不一样的。当初国会乱象丛生,处处掣肘,指望这样的国会"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不靠谱的。即便是一手操办起来了一个御用国会御用内阁内阁,自己也还是要受宪法的制约。更何况,乱世中若无一个强硬而高效的政府,任由议员们久拖不决——试想,让清末的那一批主战派和主和派没个主心骨,互相攻讦;或是让各省军阀代表推诿责任,厚己薄彼,这国家还有无宁日了?在袁看来,所谓的"帝制"和"共和"并不存在孰优孰劣,只有哪个更适合中国。而在他犹豫不决是否要做皇帝的时候,一连串的机缘巧合又逐步把他引到这条不归路上。呜呼!天命也。

  更改国体这么大的事情,舆论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袁公手下有个著名的杨度,一篇《君宪救国论》写的入情入理,今日重读也不得不佩服杨老理论功底着实扎实。要说袁运气也真是不错,大洋彼岸的古德诺适时写了一篇《帝制优于共和》的宏著跟杨度相呼应。要知道民国初年知识精英在认识上几乎都有崇洋的通病,因此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创议人、当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古大爷的话是有相当分量的。说到这个古大爷,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要说到他手下带过的一个中国博士生,恐怕没几个人不知道——顾维钧是也。袁府内,袁家大公子袁克定更是卯足了劲窜捣老爹称帝。尽管大总统也能传位给其子,但毕竟不保险。老爹要是当上皇帝,他这个太子就做的稳稳当当了。这个袁家大公子知道老爹最在乎日本政府的态
度,竟搞出一份假的《顺天时报》每天给老爹看。别小看这份假报纸,它可是对袁世凯下决心称帝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徘徊在岔道口的人,霄壤之别,往往始于一念之差。袁世凯死前留下遗言"他害了我",普遍被认为是说袁克定欺父误国。胡适先生(或者说是吴彦祖先生?)教育我们,"他害了我"是四个字,换成网络语言两个字足矣:坑爹。尼玛如假包换的"坑爹"啊!!!!

  具体称帝的过程,实在是演绎过无数次的老套路。无非是手下人承意,组织各地上表劝进一类的把戏。不过既然是民国了,国民代表大会也是要开几次的,筹安会更是投主子所好,组织"公民请愿团"。袁假意推却一番,然后无奈的表示:"不是我要做皇帝,是全国人民选我做这个皇帝。"用发哥在《建党伟业》里的台词叫做"国民拥戴,感慨莫名。"每次看到这种无耻的话胸中脏话都不断翻腾:谁TM拥戴你了!谁TM选你了!要点脸不会死啊亲!!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即中华帝国皇帝位,年号"洪宪"。

  现在的史书写到袁世凯这一段,总免不了强调一句,说袁世凯称帝后,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其实这种说法相当的不靠谱,也不符合史实。当时激烈反对称帝的仅限于精英阶层,对田间地头的农夫农妇或生活在城市中的贩夫走卒来说,国家还是要有个皇帝才像样子,如今没了皇帝,各路诸侯打来打去,苦的还是百姓。甚至的当时的士兵,哪管共和还是帝制,既然投军,只管服从上级,好好打仗,争取活命就是了,所谓信仰对当时的普通人实在是太过飘渺。这话还真不是信口瞎说,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李宗仁的回忆录。

  数千年的帝制传统,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不可能通过一两次革命就改变的。是时中国有四亿人口,真正反对袁称帝的到底有多少,暂无据可查。单凭拍脑门子瞎猜,恐怕怎么也不会超过四千万吧。也就是说,当时全国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不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只可惜,这些"沉默的大多数"通常被淹没在历史中,能留下声音的往往是一小撮人。

  十:黄粱帝梦(下)

  袁称帝前,是有认真考虑过风险的,毕竟这么大的事情,不可不查。只是帝制在中国大地气数已尽,苍天不垂。袁世凯也没想到自己一称帝,各方矛盾一下全集中在他身上了,众叛亲离,连原先的亲信都要么公开反对要么消极不战,真的成了"寡人"。

  舆论方面,杨度《君宪救国论》写得已经足垂青史,谁知一山更比一山高,梁启超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竟把老杨和古德诺大爷驳了个灰头土脸,败下阵去。现在官方历史书总把梁启超归为保皇派,其实是非常不妥的。梁老一生并不特别保某一派别,他只是坚持认为,国体一旦确定,断无轻易更改之理。因此从帝制改共和他反对,从共和改帝制他照样反对,总之就是两头不讨好。可想而知如果梁公活到中共建政,肯定是第一批被三反五反的顽固分子。

  舆论上被人骂骂没什么大不了的,搞议会政治的国家,元首被人骂实在正常不过的事情,老袁玩了两年也多少习惯了,郁闷的是文臣也不陪他玩了。袁为了称帝,先搞了个筹安会,筹备各项事宜。结果筹安会没闹腾几天,时任袁政府国务卿的徐世昌就撂挑子走人了。要知道,徐世昌从二十多岁还是落魄秀才时就跟着袁大总统混,到头来竟弃袁而去。老袁很忧伤,一边抹眼泪一边念叨:徐卿,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袁项城么?徐相国一走,李经羲、张謇、赵尔巽一干人等也都歇班了,文臣里只剩下一帮废柴了。

  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文臣歇班虽然让人很忧伤,不过政务天才加劳动模范袁世凯同志还勉强应付的过来。可是手下的武将离心离德不听调令可就彻底要人老命了。辛亥革命以来,袁世凯忙于政坛,北洋三杰之"龙"王士珍早已告老还乡,手下替他带兵掌握北洋旧部实权的是"虎"段祺瑞、"狗"冯国璋两人。一起打天下的老伙计们掌权后离心离德,实在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再常见不过的事情。铁杆般的定律岂有为袁大总统谋个例外的道理?更何况在正位之后,他起用陈宦,忙于削藩,将虎狗驱离各窝,另掌他军,段统冯部,冯统段部,将两人的得力干将通通发配封疆,对二人防心甚重。二次革命平定之后,段祺瑞、冯国璋和袁的关系已经变得像70年代林彪同毛祖一样。袁名义上还是北洋旧部的最高领袖,不过只是个精神领袖,大�
��分指挥权都落在了段冯的手里。他俩有强烈的反帝制动机。作为民国开国元老,就盼着大总统任期届满自己也上台爽一把,出生入死不就盼着这个嘛。结果现在老大要当皇帝,自己永远都只能是个打工仔,换做是谁也不会服气。冯国璋反袁就更有趣了,除了有想当国家元首的小算盘外,还有面子问题。冯听闻有共和改帝制的传言后,特意跑到北京找袁世凯核实。袁安慰他,说这是没有的事,不要听风就是雨,要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云云。冯信以为真,出京后四处替袁辟谣。结果刚辟完谣,北京那边竟然要登基了,自己一张老脸往哪里放?于公于私,叛袁都是必须的。

  另外,段冯的叛袁,都和那位大太子袁克定有莫大的关系。二次革命后,段祺瑞已经开始不再对袁言听计从,袁克定竟然怂恿自己的老爹启用王士珍替代段祺瑞。可想段知道后能有多生气。冯国璋跟这位大太子就更合不来了,甚至公开称袁克定为"曹丕"。有这么个儿子,老大登基坐殿数年后归西,哪还有自己的好果子吃?如此看来,搅黄袁氏帝梦的最大功臣还真是非克定莫属。不过要段冯公开起兵,他俩是没有这个胆子的,带着士兵去打军队的缔造者,怎么听都是一件极端不靠谱的事情。对他俩来说,最多也就是不听调令,心里祈祷赶紧出来个什么人把老大结果了,自己坐收渔利。

  这个人还真不负重望,松坡将军蔡锷终于闪亮登场。松坡将军在"云南讲武堂"有没有个叫张牧之的手枪队长,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手下有个相当NB的学生,名叫朱德。能教出朱同学的老师,肯定是有两把刷子的。这样的人物老袁是不会放归到地方上任其做大的,硬是把他困在北京干了三年经界局督办,后来还是在小凤仙的掩护下才借道日本跑回昆明。此时的昆明,经过蔡锷老部下唐继尧多年的经营,已经网罗了一批反袁人士。十二月二十二日,云南通电,要求取消帝制,并限袁二十四小时内给出答复。

  蔡锷造反,西南不稳,并没有太出乎袁世凯的意料。那个时候,封疆大吏们隔三差五的反对一下中央不是什么新鲜事,况且云南地处偏远,实力又不济,怎么也构不成心腹之患。那支护国军,起兵的时候才号称有九千人。联系数千年来发兵讨贼必夸大其词的优良传统,恐怕实际上也就五千上下。就这么点人,竟还兵分三路,更加过分的是三路人马连个主帅都没有。用这样的部队对抗八万九千人的参战袁军,怎么看都是去作死的,难怪老袁没把他们当回事。但就是这么支护国军,竟然稀里糊涂的把护国战争打赢了,只能说帝制天命如此,气数已尽。

  蔡锷在川南就被陈宦挡住了。小陈显然没有要为主子彻底剿灭护国军的觉悟,加上手下的北洋军也不是非常听话,只求把蔡锷从自己的地盘打走就行。于是兵力多于蔡锷三四倍且装备精良的北洋军,有一搭没一搭的打防守战。现在书中记载的川南战斗的惨烈,多半是夸大其词。就那么几千人,装备也跟不上,竟然还打了一个多月,最终获胜,如此战斗能惨烈到什么程度?恐怕护国战争一个多月的伤亡,都赶不上后来国军在淞沪会战中一上午的伤亡。关键时刻,员工消极怠工,真是害死老板啊。

  湘西和滇桂方向也差不多,不过湘西战场更有趣。在那里统领北洋第七混成旅的,是袁世凯的好基友唐天喜。小唐唐本是戏班里唱豫剧小旦的,细皮嫩肉面容娇好。在袁世凯还是小袁的时候,便对此君一见倾心,收为"同志",颇受宠幸,就连去朝鲜出差都带着。哎,看看人家青年袁世凯,泡妞搅基两不误,而且都是真刀真枪的干,正事办得也牛B,比北斗那帮整天叫嚣的家伙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至北洋时期,唐天喜升任陆军第三镇标统,成了袁世凯的亲军卫队长。护国战争枪声一响,听说外面有人要打自己的达令,小唐唐便死缠烂打领了兵奔赴战场,算是为爱情而战吧,尼玛可歌可泣啊!!镇守湘赣的是老袁手下难得的一名忠臣马继曾,原本由他镇守,湘赣防线是没什么问题的。不过古人有云,那啥无情,那啥无义。作为那啥加�
�啥的唐天喜,彻底无情无义了一把。仗还没开打,就被湖南军副司令赵恒惕用三十万两银子给收买了,临阵倒戈,第二天就带队偷袭北洋军西方向第一路司令官马继曾,逼得老马兵败自杀。

  马继曾一死,湘西就算是丢了。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输一仗没什么大不了。可有些时候周围的人在观望,谁赢他们就帮谁,这种仗就万万输不起。不幸的是老袁偏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丢掉的湘西,这一下引起了骨牌效应。他这个大皇帝,要是没有小唐唐,再多拿些银子犒赏部下,鹿死谁手还真是未尝可知。至于用什么"正义一定战胜邪恶"之类的话来证明袁氏必败,大可不必理会。这类屁话多半是获胜者为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掌握了话语权后给自己脸上贴金,潜台词就是"你看,我获胜了吧,所以我就是正义的一方,你们都要服从我,不然就是邪恶的一方"。试问元蒙灭宋,满清入关,国共内战,胜利的一方何谈正义?

  基友的叛变给了袁世凯很大的打击,死前精神恍惚的情况下,嘴里还念叨"天喜反了"。尽管前线失利,举国汹汹,但要说他这个洪宪皇帝完全当不下去了,却也未必。毕竟手中兵权尚存,收缩兵力守住京畿重地,任那几千人的护国军一时也推翻不了他这个王朝。而那些宣布独立的省份,本来也就不是他的地盘,即使不独立也不受他的控制。不过比起今日出动战机轰炸平民的卡扎菲,或是将坦克开上长安街的邓公,他这个洪宪皇帝还算是底线尚存,人性未泯。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退位,结束了83天的洪宪王朝。顺便插一嘴,辛亥革命也是闹了83天,种种巧合和偶然,让历史读起来更加有趣。

  做不成皇帝,想退而求其次的继续做大总统,袁公这时候也真是糊涂到一定地步了。4月16日,冯国璋致电袁世凯,劝其自行免职。类似的电文不断发来,连陈宦、汤芗铭都叛变了。随着帝梦的破灭,袁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一切都该结束了,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已不再,那个如日中天的权臣已不再,那个平衡各派稳住全国的总统已不再,那个山呼万岁的皇帝已不再。为权利,为野心,为国家,为皇权,他燃尽了所有的生命和心力。终于,1916年6月6日,袁世凯辞世。临死前自挽:"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前半句是大实话,而后半句,难免有些嘲讽之意吧。料想老袁若是看到日后之格局,定会冷笑不止。

  中国人总讲"盖棺定论",似乎人一死,就可对其一生做个评价了。但若要真正评价一个在历史上留名的人物,却应该真实的了解他平生所为和他所处的环境。近百年来,几乎所有的史书记载袁世凯,皆是骂名。其实也不必太过奇怪,袁后的掌权者,不管是黎段还是国共,且不论其真正制度如何,所打的都是"共和"的旗号。打着这个旗号,无论怎样贬低妄图称帝的袁世凯,政治上都是正确的。而那些人,为了表明自己强烈的政治正确性,也不惜将各种或有或无的罪名扣到袁世凯头上。更有文人投其所好,极尽贬低之能,实在是其心可诛。

  公正的说,袁这样一个出色的旧式官僚,非大贤大德,也非大恶不赦,比较中肯的评价应该是个"乱世枭雄"。不幸的是他正好处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自己没有眼光和见识开创共和,帝制又再也走不通,这才是他最大的悲剧。然而他的一生,爱惜民生,从不轻易将国民卷入战火,也不曾为一己一党之私出卖国家。比起后来的孙毛,还是有着相当的政治操守和底线。甚至是称帝,谁敢说后来的孙毛没有这份野心呢?只是,胜者王侯败者贼,那个退了位的洪宪皇帝,只是一个背负着骂名、众叛亲离、任后世评论、在绝望中死去的老人。

  棺木已盖,尸骸已埋。愿这黄土埋葬的专制从此绝迹于中华大地,愿历代先贤为之奋斗的共和,长存人间。

  十一:后记

  这篇文章本是应小蛇君之约,写给他所建读书小组的读书笔记。民国史一直都是我想读想写却又不敢轻易涉及的题材,因为实在太复杂了,各个事件都挤在一个时间段发生,彼此又千丝万缕互为因果,怎么能交代的清楚?连历史教科书上民国史的内容都是支离破碎,净是一些片段,很难串起来。本打算写个两三千字的,动笔后发现想要把事情前因后果说清楚,长度就完全控制不住。再后来索性敞开了写,发个连载,这么长的东西一下子看完还是会很累的。写到这个程度,就很难讲是那一本书的读书笔记了,毕竟读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把好多内容混杂在一起才写成这篇文章。大抵的史料观点来自唐德刚先生的《袁氏当国》,当然自己也夹带了不少私货。唐先生的这本书写的无比有趣,很多史料都直接来自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亲属。只是
写的太过随性,常常跑题,每逢想起什么话题就洋洋洒洒的一大篇,读起来感觉有些凌乱。另外,《民国春秋》和《剑桥中华民国史》也都是不错的读物。至于李宗一先生的《袁世凯传》,仅当做史料看还是可以的,史观实在无甚可取之处。如果觉得正史太过枯燥,那就去翻翻蔡东藩的《民国演义》,民国题材上等的历史类小说,蔡老"一代史家,千秋神笔"的绰号绝非浪得虚名。

  这篇文章得以和诸君见面,还要特别感谢小蛇君。若不是他再三催促,懒惰如我者,恐怕是不会有动力提笔写出这么多文字。码字的过程中,也屡次跑到他家蹭烟蹭茶。甚至写完初稿,自己蒙头睡觉,一大篇东西丢给他,蛇君除了校对外,还有诸多补充,着实辛苦。在此特地谢过。

  尽量想要写得轻松一点,也尽量想多写一些细节,让脸谱化的人物看起来更像一个真实的人。想要用两万多字写清袁世凯,恐怕是挂一漏万。袁镇压二次革命时如何统战,孙袁蜜月期两人如何长谈(放在今日恐怕又会被北斗那些人诋毁为"搅基",哈哈),国会如何召集又如何解散,税收财政军费借款,还有奇闻轶事,等等这些,随便哪一个展开了都能写出一本书来。

  有人问我为何喜欢民国。在我看来,尽管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力非能与今日并谈,但那却是一个"立人"的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时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那时的青年敢于走上街头直面国家机器,如今的青年却热衷于飙车泡吧;那时的教授敢对抗政府,现在的学者却大多努力附着于体制;那时文人办报纸骂政府,现在网上写点东西都会被和谐;那时的执政者尚有底线,学生游行军警大多只做阻拦,段祺瑞枪杀学生后终身食素斋戒以忏悔,今天却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呵呵,跑题了,说到学生运动,那恐怕是要另写一篇才能说得完了。总之,对一个田间农夫或贩夫走卒来讲,当下真要胜过民国万倍;但作为一个读书人,能生于民国,真是莫大的幸事。

  对于所有看完此文的朋友,以及分享评论的朋友,我表示十二分的感谢。作为一个理工科学生,全然没有受过任何历史训练,写历史类的文章,全是野路子,心里其实是非常没底的。倘若此文能够博君一笑,那我便也知足了,如果竟能让诸君读罢有所获,那我更是觉得荣幸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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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性与晚清宫廷

  自1898年到北京,这个叫埃蒙德。巴恪思的英国爵士长期生活在中国,曾是京师大学堂的教授,英国驻华外交官,1944年死在中国,身后留下一本惊世骇俗的英文回忆录手稿,在尘封六十八年之后,中译本以《太后与我》为名首度在香港出版(王笑歌译,新世纪出版社)。巴恪思在书前誓言记录的绝对是事实。他自述与慈禧太后自1902年开始交往,直到1908年慈禧驾崩前夕他们还有接触。他与慈禧之间"秽乱清宫"的细节叙述触目惊心,当时慈禧已是七十老妪,却性欲旺盛,他要靠春药才能满足其需要,多次细致入微的性生活细节描述,明代小说《金瓶梅》的场景也不过如此。

  在他的笔下,晚清宫廷,从慈禧太后、王公贝勒、达官贵人到太监、宫女、伶人,过的都是淫乱污秽的生活,男女之间还算是正常的,更多的是男与男、女与女、人与兽……许多王公、贝勒、大臣、将军榜上有名,他本人也癖好同性恋,只有与慈禧太后例外。恭亲王溥伟,庆亲王及他的儿子载伦、载振,差一点取代了光绪帝的"大阿哥"溥儁,贝子溥伦,肃亲王的次子,大学士荣庆,将军张勋、姜桂题……在他笔下都是同性恋,慈禧太后甚至要微服密访他们常去的浴室,亲眼看他们淫乱。

  慈禧让太监、宫女称呼他为洋侯,给了他很高的待遇,而他利用慈禧的宠爱,游走于王公大臣和男宠之间。在大量不堪入目的性描写间歇,他也记录了慈禧与他的一些闲聊,1903年的一天,慈禧问起他是否读过她最近的诏令,把革命者沈荩在宫外鞭笞而死。"今年是我的幸运之年,如果没有日俄战争,我会下令为我明年十月的七十大寿举办庆典。处死沈荩,我也非常犹豫。然而他是第二个康有为,我别无选择。你们外国人认为我残暴,却对他的挑衅一无所知,我不得已才对他极端处置。"这一记录为沈荩之死提供了新的材料。当沈荩惨死之后,西方人闻之胆寒,《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把慈禧叫做"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 当年9月14日的天津《大公报》报道,各国公使夫人在觐见慈禧太后时都为沈荩喊冤,慈禧也颇有悔意,面谕�
��臣,会党要严拿,但千万不可株连良善,以致丧失人心。这则报道与他的回忆科研相印证,特别是语气。巴恪思记录,慈禧死前不久与他说过:"我不信任袁世凯,此人虽能干,却不择手段。""或许我该启用张勋,我唤他是我的'巴狗儿'。"他说,辛亥年袁世凯重返朝廷,要他修改《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为袁评功摆好,每年可得到3500英镑直到他死

  虽然巴恪思的回忆录因为缺乏其他有力的旁证,只是一家之言,无法完全采信,但不可忽略,这位英国人提供了观察晚清宫廷和上流社会日常生活的一个新视角,他的视角主要是性,特别是那些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权贵们的性癖好,他们在怪异的性生活中寻求刺激,飘飘欲仙,乐在其中,压根没有想到这个朝代正在陨落,荣华正在逝去。性的背后是政治,性和政治某种意义上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说,他记录的性事不无夸张和荒诞,晚清宫墙内外的骄奢淫逸、残暴、迷信则是是毋庸置疑的。二十年后,当军阀孙殿英掘开慈禧的墓穴,打开棺木, 那干瘪丑陋的尸身裸露在七月毒辣的阳光下,他禁不住叹息说:"即便是不朽的汉尼拔或恺撒,最终也是尘归尘,土归土。"

  原载《新京报》2011年8月20日

仝宗锦:婚姻包裹下的经济计算

  新近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给广大民众提供了高房价、高离婚率下的热议话题,也使法律专家对这一"用法律手段解决道德问题"的司法能动举措争执不休。从去年公开征求意见到近日公布实施,该解释所面临的主要批评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统价值;二是女权主义。

  第一个方面的批评理由认为此解释吹响了"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将资本逻辑进一步贯穿到家庭内最重要的房产,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同居共财"家庭财产制。

  在一个对当下不满的社会,人们常会将视线投向域外或者过去。这几乎构成中国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主要理路。不过,在此问题上,我总怀疑基于传统的理由只是对渐行渐远往日时光的浪漫想象。

  《礼记。昏义》中有中国婚姻最古老最典型的定义:"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由此可见,婚姻目的只在于宗族延续和祖先祭祀。这完全是以家族为中心的,并非个人或社会的。在这种婚姻模式下,家产属于家庭而不属于个人,个人(尤其是女性)意志常因家庭之名而湮没。

  但此模式在现时代遇到严峻挑战。首先是社会结构变迁方面,例如1950年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之所以宣示婚姻自由,其实与多年战争导致的地域、身份方面的剧烈流动性直接相关。今天城镇化历程、陌生人社会等特点同样也使得从前的同居共财模式难以维继。

  其次,随着教育普及,女性普遍外出就业,使得"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婚姻模式下,甚至在1949年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离婚即便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也相当困难。父辈一代离婚率低,并不在于法律上障碍,而在于社会条件约束。而当下的高离婚率,恰恰是世易时移而非法律发展的结果,由此引发的种种纠纷,实际上也成为司法机关不得不首先面对的问题。

  再次,在婚姻意识形态方面,强调爱情的"爱侣型婚姻"成为婚姻理想并得到法律认可,例如婚姻法以"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标准。这使得婚姻着重点转向个体的生命感觉(例如性、爱情等)。而当这些感觉难以满足时,至少那些不指望通过婚姻来获取安全的精英女性更倾向选择独身。

  因此,批评此解释将家庭资本主义化的观点也许应首先回应,在社会越来越资本主义化,平等趋势势不可挡,个体越来越重视生命感觉的情况下,婚姻家庭是否可能依旧建立于"同居共财"之上?

  第二个方面的批评理由主要是认为此解释对女性不利,尤其对全职太太、农村女性等议价能力较弱的女性不利。的确,在现代领域,男人多从事技术性的、管理性的工作,女人多从事非技术性的、服从性的工作,这样的性别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存在。在城市化过程、教育就业等各方面也都存在着种种男女不平等状况。因此,这方面的批评其实体现了男女不平等背景下人们对女性处境的忧虑。

  不过,仔细考察此解释中争议最大的房产条文,实际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此前默认为夫妻共同财产,当下默认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这一规定并未排除一方父母为夫妻双方购买房产的选择权,也未排除此房产经夫妻协商而改为共同财产的选择权。同时,此条款不仅可能使男方获益,也可使女方获益。尤其,考虑到独生子女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女方在婚后得到父母财产的机会并不比男方少。

  同时,由于房产占财产比重越来越大以及高房价的现状,很多年轻人的婚房实际上透支了双方父母的养老金,而在高离婚率的不确定因素下(资料显示女性提出离婚更多),假如离婚即可分走一半包含对方父母积蓄的房产,那似乎显失公平。实际上,此解释虽然对房子等迫切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并未改变照顾女性的婚姻法基本原则。

  (仝宗锦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法学硕士。研究领域为法律史、法律理论、比较法与宪法学等。)

  来源: 《南都周刊》

何帆: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这几年,常有演艺、体育界人士以隐私、名誉受侵为由,将媒体诉至公堂,但诉讼请求却大多被法院驳回。各地法官阐述判决理由时,非常偏爱使用"公众人物"这一说法。例如,"唐季礼诉《成都商报》案"的判决就称:"公众人物较之普通人具有更高的新闻价值,……新闻媒体为履行其社会舆论监督职责,可以对公众人物的行为进行适度报道。""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的判决则说:"媒体行使舆论监督过程中,公众人物对于可能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明星私事属于社会公众利益的一部分。新闻媒体行使报道与舆论监督的权利并无不当。"

  按照上述判决,演艺、体育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对媒体曝光其隐私、批评其言行的行为,负有适度容忍义务。问题是,如果明星们都得承担这类"义务",那么,权力更大、公共性更强的政府官员,是不是也应被视为"公众人物",并容忍相应的批评之声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何还有那么多"跨省"追捕,而媒体在官员提起的诽谤之诉中,又会屡屡败诉呢?其实,"公众人物"并非本土产物,若想界定这一术语的含义,必须追溯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64年审理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

  改写美国新闻史的案件

  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名为"关注他们的呐喊"的社论式广告,打算为蒙冤被诉的民权人士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募集律师费用。广告描述了美国南方肆虐的种族歧视现象,不点名批评了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方打压民权人士与示威学生的行为。但是,由于审查者把关不严,广告部分细节并不符合事实。事后,蒙市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在当地法院起诉了《纽约时报》,即"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

  一审期间,双方律师围绕几项法律争议,进行了激烈辩论:首先,报纸批评警方的行为,是否直接构成对警察局长本人的诽谤?其次,如果报纸只有极少内容为"不实陈述",是否仍属故意侵权?由于本案法官有种族主义倾向,陪审团也全部由白人组成,法庭最终认定广告构成诽谤,要求时报赔偿沙利文50万美元。上诉失利后,南方各地官员陆续对时报提起诽谤之诉。临近崩溃边缘的时报不得不上诉至最高法院。由于时报是上诉方,最高法院受理此案后,案名变更为"《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

  1964年,最高法院大法官以9票对0票,维护了媒体批评官员的自由。威廉。布伦南大法官主笔的判决指出,在美国,参与公共讨论是一项政治义务,"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就像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官员作为"公众人物",行使的职能与公共事务密切相关,批评官员就是参与公共讨论的形式之一。因此,除非媒体蓄意造假或罔顾真相,官员不得提起诽谤诉讼。因为"政府官员名誉受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压制自由言论为代价进行救济"。这份意见气势恢弘,尤其是那句"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成为日后被频繁引用的经典判词。

  最高法院的上述立场,对美国报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之后数十年中,新闻界在"美莱村屠杀案"、"五角大楼文件案"等事件中大显身手,揭开政府一系列决策内幕,并在"水门事件"中迫使总统尼克松下台。在这些事件中,最高法院都援引"沙利文案",对新闻界给予宪法支持。可以说,"沙利文案"改写了美国的新闻史。

  新闻人的反躬自省

  最高法院1964年审理"沙利文案"期间,安东尼。刘易斯正好是时报驻华盛顿的"跑线记者",专门负责与司法事务有关的报道。虽然他当时才刚满37岁,可在新闻圈内,却早已声名远播。

  刘易斯毕业于哈佛学院,1948年进入《纽约时报》工作。他布局谋篇、驾驭文字能力极强,擅长设置悬念、以点带面、娓娓道来。1955年,他因报道一起海军雇员受"麦卡锡主义"迫害事件,第一次获得"普利策奖"。这名雇员也因这则报道成功复职。这段故事,后来被改编为电影《海军共谍案》。1963年,刘易斯又因对最高法院事务的出色报道,再度获得"普利策奖"。

  刘易斯既精于新闻写作,也是畅销书作家。他的作品语言平实、通俗,很少使用深奥法理或晦涩术语。即使遇到专业名词,也会在正文中举例释明,非专业读者不会觉得有任何理解障碍。

  "沙利文案"30年后,刘易斯终于推出与此案相关的作品:《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与《吉迪恩的号角》相比,这本书没有就案论案,其视角更为宽广,时间跨度也更大,它以"沙利文案"为叙事主线,串接起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涵盖了独立战争、制宪会议、南北战争、罗斯福新政、两次世界大战、民权运动、越南战争、"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等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与事件。书中既描述了美国建国之初的残酷党争,又涉及最高法院的人事变迁与判决内幕,完美刻画了美国法政人物群像。这其中,既有霍姆斯、布兰代斯、沃伦、布伦南、布莱克等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有汉德、格法因等下级法院法官,还包括韦克斯勒、查菲、米克尔约翰、比克尔等著名律师、学者。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当中�
��不少人是刘易斯的好友,书中许多素材都来自作者与他们的通信、访谈。而与本案判决有关的第一手材料,则由判决意见主笔者布伦南大法官亲自提供。

  尽管刘易斯本人就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简单站在媒体立场上,渲染绝对的新闻自由。在介绍完"沙利文案"来龙去脉后,刘易斯结合本案后续发展,对现代媒体的角色、伦理,进行了全面反思,甚至是自我批评。比如,为什么"沙利文案"之后,起诉媒体诽谤的案件仍越来越多,标的额也越来越大?为什么媒体与政客、名人对簿公堂时,陪审团甚至广大民众,却宁愿支持权贵?最高法院为保护"公共讨论",降低了对"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规格,可是,一位女明星的酒后口角,与"公共讨论"又有什么关系?有必要动用宪法第一修正案,去保护八卦小报的胡编乱造么?

  刘易斯指出,现代媒体的权力、影响日益扩大,许多新闻人太把自己当回事,仿佛自己发布的不是新闻,而是真理,如此一来,媒体的所作所为,反会招致公众反感。他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目的,是保障人民自由无羁地讨论公共事务,而非只为媒体一家服务。所以,言论自由并不是由媒体一家独享,而是取决于广大人民的理解与支持。否则的话,媒体独享某种自由到什么地步,这种自由所受的威胁,就达到什么程度。这些反思性内容看似与案情已无太大关联,却恰恰是最有价值的点睛之笔,对最近正因《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而蒙羞的新闻界,亦不乏深刻警示。

  言论自由不是西方甜点

  阅读本书后,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法官之所以降低对"公众人物"名誉权、隐私权的保护规格,是因为"公众人物"主要是政府官员,允许人民批评"公众人物",更有利于推动公众、媒体"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可在前文提到的国内案件中,相关概念更多成为装饰判决书的"西式甜点"。当原告是手握实权的政府官员时,舶来理论就不见踪影了。这到底是对"公众人物"的理解不同,还是我们的法院"欺软怕硬"呢?

  也许有人要说,中国是中国,美国是美国,"沙利文案"的裁判依据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相关规则对中国没有意义。但是,这些人可能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同样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第四十一条进一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一个社会对批评之声有多大的容忍限度,往往标志着这个社会有多高的民主程度。对人民如此,对新闻界亦然。一个成熟的民主政府,就应像书中一位法官所言,容忍"一个不断找茬的新闻界,一个顽固倔强的新闻界,一个无所不在的新闻界"。

  以本书为引,广大读者有理由结合国情,对更多现实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比如,对"被害人"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侮辱、诽谤类刑事案件,是否应对诉讼程序、证据规格与定罪标准进行严格限制?在民事案件中,是否应明确规定,当国家机构起诉媒体或公民侵犯名誉权时,法院可以驳回其诉讼请求?或立法禁止国家机构提起名誉权之诉或诽谤之诉?是否应将国家工作人员纳入"公众人物"范畴,当他们因职务行为受到批评而提起侵权之诉时,法官是不是应适用更加严格的判断标准?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思考并解决这些问题,是法律人与普通公民的共同使命。

  (作者系该书译者,供职于最高人民法院)

  来源: 《南都周刊》

顾晓军:卡扎菲出逃了该怎么办?

  德新社报道:的黎波里战斗打响 传卡扎菲出逃。文曰:周日,利比亚反对派武装开始进攻首都的黎波里。尽管政府方面予以否认,仍有消息称,的黎波里市内发生了暴动,卡扎菲已逃离首都,有可能逃往阿尔及利亚。图片说明:的黎波里暴动的消息传出后,班加西民众上街欢庆。

  党呀党呀党呀党,卡扎菲出逃了,党该怎么办?可别说卡扎菲出逃与党没有关系呵!卡扎菲可是党的老朋友,官媒也曾用"叛匪"二字指代利比亚反对派武装。这是事实吧?

  半官网百科迄今如是赞美:卡扎菲,现任利比亚革命领导人……但不管是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卡扎菲领导这个大约有六百万人口的国家摆脱了贫困,成为非洲最富裕的国家。

  党呀党呀党呀党,你的老朋友出逃了,党该怎么办?别说他是个人独裁我们是党独裁,不一样呵!利比亚的问题与我们太相似了。

  我还用党的半官网百科的文字(党对我不公正,整天追着封杀我博客;而我对党,还是公正的):

  批评一(对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高GDP,高失业率。这是批评卡扎菲所领导的利比亚吗?狗日的百科,这不分明是变着法子骂党吗?谁不知道我们中国是高GDP呢?追法国、追英国、追德国,如今已超日本,只剩下老美了。而高失业率,国家统计局都是骗子,别信他们的,看看中国老百姓有没有钱,就知道了。

  批评二(对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8名子女掌控国家经济命脉。哈哈,这狗日的百科,肯定拿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钱,这分明是变着法子骂党呵!当然,中国不是8名子女掌控国家经济命脉,而是"百分之0.4的富人,掌握中国70%的财富"。

  批评三(对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严格控制部落首领 封锁言论。呀呀呀,狗日的百科,肯定是吃了央视的亏,就变着法子骂党。这不分明是在攻击党近年来对少数民族、对一些信仰群众等等的政策吗?这不分明是攻击真理部打压媒体新闻人、封锁网络的言论自由吗?

  党呀党呀党呀党,终于看清了吧?确是危难见真情呵!你看看,这卡扎菲才出一逃,你平时大鱼大肉养的狗日的百科,就处处戳你的蹩脚;而一生都稀饭就咸菜疙瘩的我老顾,首先想到的是:党该怎么办?

  党呀党呀党呀党,卡扎菲他能逃,是因为他就一家子,你们可是几百家子,怎么逃呵、往哪逃呵?逃到小国,人家不趁机敲诈你们吗?逃到美国,最后不还得被遣送回来吗?

  党呀党,还是搞民主吧!开会、吵架、扔鞋……没有风险呵!最多象陈水扁,弄颗子弹擦肚皮过,骗点选票;有惊无险,不会要命。是不是?

  其实,我小时候也想当皇帝,象毛泽东,弄些大美女当标保……错,是卡扎菲。后来,我就想:老百姓,能人人都当皇帝吗?不能。既然老百姓不能人人都当,我就不想了。

  党呀党呀党呀党,想开些吧!出逃的日子,那可真是不好过的呵!我可是为你们好,别不领情呵(别杀我。杀我也行,我想当英雄)!我真是为你们好,当然,更为了中国老百姓、为了这片土地上不再流血(要流,就让我一个人流吧)!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 2011-8-22 于南京

信力建:强奸弱智不道德

  不少外国人在自己国内都严于律己、谦谦君子,一到中国,入乡随俗后,也变得不三不四起来,依葫芦画瓢,闯红灯乱吐痰说鬼话样样不拉,像广州淘金路上帮助维持交通秩序的老外极为罕见,在国人看来,这样的老外太较真。跟着变味的还有洋品牌,从西门子行贿门到麦当劳零度可乐事件,从沃尔玛的价格欺诈到家乐福销售"三无"产品,不一而足,只要你沾上中国二字,骨头汤就会变成勾兑的、可乐能增加违法添加剂、家具会突变成劣等货。在中国,洋人可以随意欺骗、也可以随便污染河流大海,康菲如果在美国,敢将溢油责任推诿于自然条件吗?怎么胡来都不违法,还能享受超级公民待遇。

  因此,不少外国人视中国为"天堂",蜂拥而至,并四处扯呼:"这里人多钱傻,速来!"洋人越无耻下流越能赚钱,说明除了规则不健全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不少国人的智力太过低下所致,正因为智力低下,才会造成规则的不健全,否则正常人怎么不建构一个正常的规则?从2008年开始,包括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在内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开始不断勾引中国智障者,引诱弱智掏钱花销买单。奥运会搞了几千个亿;世博会搞了4000多亿;亚运会据说1200亿,广州欠了一屁股债;世博园不知道,据说也有上千亿;现在这个大运会花多少钱?看样子不少于1000亿。

  眼下的大运会算个神马呢?在外国人眼里不过是一个玩乐的夏令营而已,你把它当城市最强仪式,反复证明自己的屁股没有长在头顶上,难怪人家私下会窃笑:"见过傻的,没见过这么傻的"。历史上举行大运会的城市几乎都是小城市,都在学校里面举行,没有新建场馆,没有花巨资,克罗地亚举行大运会,连观众席都是临时搭建的。而智障者为了迎合老外办大运则完全不同:深圳住建局规定,大运期间,禁止农民工讨薪,违者刑拘;将近二十万人被逐出城;开幕式期间住周围的人不能在家呆着,却要开着灯;为了大运会,深圳全部书报亭都消失,南海大道每天封路,地铁龙华线没有充足的准备也必须开通,严重扰乱百姓的正常生活。

  某些外国代表感到惊讶,惊讶中国人居然为了大运会花那么多钱。还问到,政府花那么多钱,你们没有反对过么?其实也没必要惊讶,这些所谓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本身也不是什么善茬,到哪个山头唱哪首歌,拍谁的马屁都不脸红,即使是面对法西斯、共腐分子这样的东道主,奥委会主席照样满嘴的"不可思议、史上最美",只要私底下赚个瓢满钵满就行,所以,弱智当然会一门心思巴结这样的表扬者,他没有辨识能力,谁嘴巴甜他就听谁的。

  故而我们不能一味的教训弱智,你如果跟弱智讲:"你被欺骗了,你被强奸了",说不定他会骂你、揍你、关押你、封杀你,或者死猪不怕开水烫不理你,毕竟智障者的大脑先天发育不足,造成认识活动的持续障碍以及整个心理活动的障碍,具体表现在:1、记忆力差,经无数次重复方能学会一些知识,若不重复学习,又会忘得一干二净;2、言语能力差,只能讲简单的词句;3、思维能力低,缺乏抽象思考能力、想像力和概括力,更不能举一反三;4、情绪不稳,自控力差;5、意志薄弱,缺乏自信;6、交往能力差,难以学会人际间交往。因此,我们反而必须要警告那些自以为是的洋人,不管你是跟弱智媾和,强奸弱智,还是教唆弱智犯法,又或者是强迫弱智出钱充当劳动力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极不道德,为世人所不齿,即便这些洋人的行
为客观上满足了智障者的私欲,推动了弱智的成长。

  历史经验表明:但凡一个由弱智控制的社会,在举办过奥运会之后,不久后都会土崩瓦解,德国法西斯、苏联共产党、韩国军政府概莫能外,但是,只有靠弱智自己走出洞穴,才能看清楚什么是阳光、什么是烛光、什么是阴影、什么是实物。强奸弱智肯定不道德,就算你戴着套。

  来源: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3424

顾晓军:说说中国民主派的几大派别

  首先说说:什么是普世价值观?于普世价值观,百度百科也说不清楚。而"南都"的"普世价值观之争",竟让司马南似乎占了上风,这就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混乱了。其实,简单地说,普世价值观就是:人类社会大部分人认同的道理与评判的标准。

  过去,有人说: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法治……等,是普世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我以为:普世价值的基点,是公正。没有相对公正,就没有群居的人类社会。第二个层面,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核心。

  对普世价值的认识与解释,许不尽相同,也各有深浅,但,中国民主派早已形成,近年来,还分出了几大派别。有人说:自己人不掐。其实掐不掐,民主派的派别都是客观存在着的。为便于认识,现简分如下:

  民主派中的左派:在基于公正、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之上,而要求社会更多地关顾老百姓的利益,这就是民主派中的左派。典型代表有顾晓军和他的"顾晓军主义——老百姓的主义"。

  民主派中的右派:强调把尊重资本市场自身规律放在第一位,则是民主派中的右派。典型代表有曹长青(以他为代表,是我注意到了他的相关文章与其反奥巴马主义)。

  民主派中的极端派:如,茅于轼和他的"国有资产就是一碗饭,要往上面吐吐沫"。中国的国有资产,是"前朝"产物,是历史遗留。何况不少市场经济国家,不也存在国有资产?何必这么憎恨、这么穷凶极恶?所以,我把他归为民主派中的极端派,相当于"反动派"。

  民主派中的权贵派:"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这是否是腐败成灾的理论基础?不敢说,但说张维迎是贵派是合适的。

  民主派中的党内派: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而他们又是最痛苦的人群,因为社会主义每时每刻都在与他们脑海里的普世价值打架;而他们,有时又不得不"替党说话"。典型代表有于建嵘。

  民主派中的糊涂派:"谈体制——认为不重要",是《公民韩寒》中的一句很重要的话,也是我抓住不放的原因。在今日中国,体制不重要、还有什么重要?即便我不刻薄,韩寒也只能算是民主派中的糊涂派。

  伪民主派:典型代表有杨恒均。这里不谈我过去对他身份的质疑,单就他对中共的肯定、对中共四代领导人的肯定,就不是糊涂便是虚伪;而他目前是澳大利亚国籍,又不再是中共党员。如是,不说他是伪民主派,又能说什么呢?

  于如何对待中国民主派中的各派,则是各人自己的事。"民主集中制"与"统一思想",是毛泽东的,现在应该可以看出:这是中国极权主义的源头,是中国社会政治大灾难的源头。顾晓军主义,只讲认同,不讲"统一";即便是认同、是"自己人",也尽可以掐、尽可各抒己见。不允许质疑与批评,就不是真普世价值观,又怎能算是民主派呢?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 2011-8-9 于南京

2011年8月23日 星期二

巩胜利:修改《中国入世议定书》凭中国智慧还不够

  「提要」 2011年7月5日,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向成员方散发了美国、欧盟、墨西哥诉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的专家组报告,称中国限制原材料出口不符合中方加入WTO时的承诺和WTO有关规则,而WTO也极有可能判定中国限制主要原材料出口的做法违规。这是继WTO对中国轮胎出口裁判不满后、美国和欧盟已就中国对铝钒土、金属硅和焦炭等多种原材料、稀土等使用出口"限制"向WTO提交申诉,WTO于2011年2月16日初步裁定中国败诉提出上诉。轮胎特保、稀土等案都是诉诸WTO,且是连续屡战屡败,都已是经过三旬以上的连续败诉,中国对待败诉一般都采取是"焦土"对抗策略,一律不予承认,还将WTO的众官司连续不断、一直接着打下去……

  去WTO接连不断、一直打接连不断的打硬打官司,这不是理性、大国的范例,更不是一个以理服人的大国楷模,相反有"蛮民、刁蛮"的外观。7月15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发表梅新育文章,主张《中国入世不平等条款该修改了》,这是一个超前但意义非凡的划时代建议,但修改《中国入世议定书》的国际规则,不是中国一国、单方面能做到的事,要怎样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而顺利办成修改"大事"呢?这是中国需要用"大智慧"、体验国际关系"真功夫"等合力来办成的国际大事。在当今国际社会,不管是联合国、还是WTO、更是G20等国际组织,中国与所有的国家都一样,只有一票,然而用"这一票"去撬动国际组织,赢得国际"大家庭"的支持,这需要实实在在的"人脉""话语权"的国际关系,中国需要这方面的有效建树,
逐步去赢得国际"大家庭"的谅解和那更多的国际场合三分之二以上"大家"意愿……

  (Ⅰ)、

  以稀土案为例,这一争端早于2009年夏就已开始,当时欧盟、美国与墨西哥先后将中国的原材料出口限制政策告上WTO,三方所列举的原材料涉及铝土、焦炭、萤石、镁、锰、硅铁、硅化碳、黄磷和锌9种。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针对上述9种产品的诉讼不过只是投石问路而已,美、欧(还有日本)的真正目标其实意在稀土。WTO开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先例,一旦日后关于稀土的裁定也得以成立,那么按照其所涉及的影响面,这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整10年以来遭受的最大挫败。

  中国显然不会轻易接受WTO给自己送来的这份十周岁贺礼。7月6日,就在WTO裁定中国原料出口限制违规的第二天,中国商务部就此做出回应,称中国政府近年来对部分高污染、高能耗、消耗资源性产品加强了管理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虽然对国内外的使用者有一定影响,但其符合WTO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据悉,中方目前正在评估专家组的裁决报告,并将根据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准备本案的后续再上诉工作。

  不过,中国国家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同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将依据WTO规则,继续完善稀土出口政策。看得出来,面对不利的态势,中国或许将不得不寻找更为温和的寻替代办法。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稀土战争"由来已久,主要原因在于后者不满中国近年来逐年减少稀土出口,这一争端自2010年下半年起骤然升温。2010年9月上旬恰逢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而日本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进口国,且其进口几乎全部来自中国(日本是世界第二位的稀土消耗国,进口了全球近20%的稀土),许多西方媒体一时间纷纷炒作"中国试图以控制稀土出口来实现政治目的"。2010年10月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公开呼吁美国及其盟友减少对中国稀土生产的依赖,还称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可能是全球法制国家、市场经济地位高官就�
�问题发表的最为直率的言论,同时也把围绕稀土的争端推上了高潮。为了消除整个世界的担忧和误解,在过去近一年时间里,中国从温家宝总理、李克强副总理到国务院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多次地表达过中国不会禁止或限制稀土出口的意思,中国方面还再三希望各国不要把稀土贸易问题政治化。但到了国策和执行,中国又面临"官本位"等层层的非国家策略的"权力"管束。

  那么稀土究竟为何如此牵动人心呢?因为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稀土是对镧、钆等17种特殊金属元素的统称,它们或具有强大的磁力,或能够提升金属的耐高温能力。这些元素广泛使用于所有工业领域、尤其是对当前非常热门的新能源和其他高科技产品至关重要。因此有人说,如果没有稀土,现代经济的大部分就会停止运转。

  中国目前几乎垄断整个世界的全部稀土供应——供应了全球95%以上的稀土产量,当然自己也消耗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稀土。因此,邓小平曾经在20年前说过这样的话:"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据说,这句口号被雕刻在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商——包钢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墙壁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名为"稀土",它其实并不稀少,世界各地到处都蕴藏着丰富的稀土矿产,中国的稀土储量只占全世界总储量不及40%.因此,其他国家的稀土与其说是太过稀少,不如说是因为开采成本太高而难以或不愿意生产。

  中国的稀土策略为什么遭到这么多国家的一致反对?中国为什么不去逐个、逐次地化解这些国家的长期矛盾?这样怎么不"孤立"国家与国家间的大国关系?甚至在国际环境中被长期"孤掌难鸣"、怎样成为"共鸣"?

  撇开西方人对中国"政治动机"的无稽揣测,近年来中国政府限制稀土出口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量:首先,稀土的开采和加工会造成大气、地表水、土壤等各方面的严重的环境污染;第二,过去10多年来国际市场稀土供大于求,中国厂商毫无定价主导权,价格一路走低,出现了所谓"金子卖白菜价"的局面;第三,由于中国本身也是全球最大的稀土消耗过,按照现有生产速度,有报道称,中国的中、重类稀土储备只能维持15-20年,最终可能自己都需要进口;第四,中国还希望鼓励国外稀土用户企业把企业和生产设施搬迁到中国境内,而不是向境外出售廉价的原料,这对于内蒙古等稀土大省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税收乃至促进整个中国制造业升级等都是异常重要的推动。

  (Ⅱ)、

  应该说,上述诉求无一不是合情合理的,因此近年来中国对国内稀土的开采和贸易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单就此意义上说,WTO对中国的裁决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义务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为别国造福,这也就是中国上下对上述裁决感到特别委屈的原因。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中国政府为了维护本国的正当利益,却采取了不少非常错误的手段。有观点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才是陷自己于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的症结所在。自2008年起,中国对稀土的管理主要采取的是下述政策——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颁发出口许可证,且配额逐年下降;二是对大批所谓"散、乱、小"的矿山实行关停重组,试图将全国的稀土生产整合为北方和南方两大开采商和加工商的联合体,并成立被称为稀土版"中钢协"的拥有巨大行政权力的中国稀土行业协会。目前,北方的整合已经完成,基本全部集中到内蒙古包钢稀土公司那里;南方的情况相对比较复杂,五矿等正在积极筹划整合大业;三是,与此紧密相关,建立所谓稀土储备制度,并划定首批11个国家规划矿区,由政府设定行业准入条件和批准开采者;第四,提高稀土产品出口关税和稀土资源税。且不说这些政策中有一些"中国特色"——如出口配额和提高关税——很可能与WTO规定相冲突,即便不考虑外部因素,仅就促进行业和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一目标而论,这些政策也大多是�
��多利少的。

  例如,出口配额的限制和减少,一方面推动了国际市场稀土价格的飞涨(这是欧美国家不满的根源),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的产能并未随之下降,造成内外差价更加悬殊。其最终结果是两个:一是出口配额本身价格的大涨;根据国家规定,出口许可证的转让和买卖是非法的,但事实上这个市场不但一直存在,而且最近一年来日益抢手。据报道,一吨稀土的出口许可证的市面价,已经从几年前的几千元涨到了半年前的20-30万元,眼下又进一步涨到40-50万元,这几乎使得出口许可证的身价已超过稀土矿产本身!二是极大地刺激了稀土走私。权威人士估计,仅2010年,中国走私出境的稀土可能已超过3万吨!这是中国国家要自正、才能正人的根源。

  上述政策的更大的害处还在于,人们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出,它们归根结底都是通过行政力量将原本已经具有市场化雏形(虽然可能比较乱)的中国稀土的开采、加工和出口垄断于少数几家大型国有企业(甚至是央企)手中。这很像10多年前的所谓"石油产业整合"。但多年来的经历已经告诉中国,国有行政垄断企业的存在,已是中国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最大障碍之一。而且,退一步说,指望它们去保护环境、实现技术进步也根本是幻想。这是因为,说到底它们本身并不是真正的生产者,就像其他行政垄断央企——最典型的是基建施工企业——一样,真正"干活"的人是它们的转包企业,也就是说,还是那些散、乱、小的民营企业,国有垄断企业不过是一些由政府的限制性政策(包括准入证、许可证等等许多民营企业不可能逾越的坚�
��壁垒)供养着的"食利者"而已!

  (Ⅲ)、

  真正能够维护国家利益的正确的稀土政策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法律和政策的引导,提高稀土在中国的生产成本,这样,市场之力就会自发地减少其供应和出口。而所谓提高成本,就是要对稀土生产制定门槛和要求更高的环保要求和地方环境污染补偿(如排污费用等),同时大力提高企业职工的安全和待遇标准。长期以来,中国的稀土之所以卖得那么便宜,就是因为生产它产生的外部成本(如环境污染)由全社会共同承担了(当然这是中国自己的根源问题),只要中国把这部分外部成本适当地折算成经济成本由企业独自承担,何愁稀土不卖出黄金价?而现在中国不从这个根源上去着手解决问题,反而试图把这部分的外部成本集中起来,转化为少数垄断国企坐享利润,岂不是缘木求鱼?

  7月14日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发表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的新论《中国入世不平等条款该修改了》一文,此文一出引起中国上下引起震撼:其中有编者按、并作者核心观点认为:《中国入世议定书》的若干条款早已为人所诟病,因为这些条款准许其他世贸组织成员方在中国入世后15年内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12年内可对中国特定产品实施过渡性保障机制,令不少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摩擦中颇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感。

  另外,15年过度,很快就会过去,为此而大动干戈、修改中国第一广泛国际地位的《中国入世议定书》,需要权衡把握全球国际经济风云、中国当前的驾驭能力等等国际力量才是。

  7月17日,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日前最终裁定,中国在与欧盟关于紧固件的贸易争端中胜诉。同一天,新华社发表评论称《中国入世十年来起诉欧盟第一案:用世贸规则维权》。中国官方明示:此案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来起诉欧盟的第一案,显示了中国积极利用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维护权益的决心与能力,表明中国正以日益成熟的姿态融入和促进世界贸易。

  主张彻底修改《中国入世议定书》的国际规则,谈何易?可能是中国建国62年从来没有的"天事"。这是一个重大国际"游戏规则"改变的一个重大问题了,要改变《中国入世议定书》,首先、是这个《议定书》成员签署的大多数国家同意,或最少要取得半数以上成员国同意、支持才能够进行;如果不能取得大多数签署成员国的同意,那么讲中国来修改、改变《中国入世议定书》,则完全是对牛弹琴,既是喊100年也等于零的事,这是改变国际游戏规则的一个先决条件;(二)、是要权衡、衡量改变这个游戏规则国际场合的"可能性"。参加《中国入世议定书》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有124个政府和欧洲共同体的签署代表;相反,其它国家也毁约要求重新签署怎么办?能这样来玩国际"游戏规则"吗?(三)、WTO(世界贸易组织)本已面临着是�
��续前行、还是就此止步的生死存亡的考验,WTO至今20多年没有取得一项国际共识大游戏规则进展,还怎样继续走下去?——这是做为中国"大国"要考虑的在国际事务中、有关中国与国与国家的重大问题,而不是中国国内单一的中国自己内政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近10多年以来,WTO已经陷入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僵局,没有通过任何一项贸易规则升级,没有达成任何贸易游戏规则发展。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本应对世界自由贸易继续发挥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但是现在情况如何呢?从目前的国际贸易大局势来看,世界还不能没有WTO,不能没有世界贸易组织,即便没有"多哈回合",全球化仍会进一步发展,只是冲突更多,解决机制更难,各国各自为阵,各国贸易还能诉诸WTO机制解决吗?现在,21世纪之后的全球各国,还需要一个全球性贸易解决的游戏规则和机制吗?

  如果中国依然坚持1970、1980、1990年代的国际关系,那么依然会陷入中国前30年国际社会中"孤掌难鸣"的境地,一如长期与朝鲜走在了全球各国相向的另一极端;再如今天发生在利比亚问题上,中国也基本回归国际主流社会。长期与国际社会悖论,难免会树立起一个"大国"取得"话语权"在国际场合的主流趋向。

  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已经不是1970、1980、1990年代那个可有可无、无举轻重的一个国家了。于是,中国的国际实践与动作也决不能象1970、1980、1990年代之前那样呆板而僵死。21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需要融进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动力和一个大国责任,需要考虑与全球各国经济、国与国的主流大方向;特别是这个13亿人口的国度,还要知道考虑它国、大多数国家的感受与这个大国的国际关系;在当今国际社会,不管是联合国、还是WTO、更是G20等国际组织,中国与所有的国家都一样,只有唯一的一票,然而用"这一票"去撬动国际组织,赢得国际"大家庭"的支持,这需要实实在在的"人脉""话语权"的国际关系,中国需要这方面的有效建树,逐步去赢得国际"大家庭"的谅解和那更多的国际场合三分之二以上"大家"意愿……(作者系《
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美债后遗症影响世界二十年

  「核心提示」: 5月末,美国财政部宣布,美国联邦政府收入为1749.11亿美元,财政支出为2325.51亿美元,当月政府赤字超过576亿美元。美国自2008年9月15日遭遇全球金融海啸后,经济衰退加剧,布什时期两届政府到奥巴马连续近三届联邦政府的赤字难消、财政公共债务不断堆积,美国联邦政府累计国债已经达到法定14.29万亿美元上限。到2季度,美国失业率、出口贸易逆差、消费价格指数等都创出金融海啸以来最糟糕纪录……7月13日美联储公开向国会部署了实施新一轮定量货币宽松计划,金融海啸第二波已箭在弦上?

  美债实际为14.34万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债权人是外国政府投资;三分之一多些持有者是美国社保基金;还有近三分之一是美国私人养老金和私人储备金。①5.7万亿美元,为美国社会保障基金和老年医疗保险体系借用资产。②4.5万亿美元,是世界各国政府投资。其中中国政府最多为1.16万亿美元,约占美总债务的8%;日本9120亿;英国3460亿;石油组织国2300亿;巴西2100亿;台湾、俄罗斯、香港各为1000亿美元。③3.9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私人养老基金和私人储备基金有1.6万亿,个人投资持有1.2亿,美国州地方政府、银行、保险公司持有约1.2万亿美元。

  提高美债上限,是一种必经的法定程序。现有两个方案:(一)美国共和党提出,先期提高债务上限1万亿美元,并在10年内减赤1.2万亿美元,但明年2、3月份必须再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进行谈判;(二)美国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提出方案,把债务上限一次提高2.4万亿美元,并削减2.5万亿美元赤字。这一决定性方案,将美国政府债务将从原14.29万亿美元,提高到近17万亿上限。美东时间7月30日,奥巴马急切的说,"维系美国信誉的解决之道并非遥不可及,就在于两党达成举债上限共识;里根总统任内提高过18次,小布什总统也增加过7次,现在也到了必须增加举债额度的时候了"。若不是这些所谓的"信誉"和国家法律程序的铁定,美债可能还不止14多万亿,还可能是20万亿、50万亿美元或是更多……

  1、美元长期贬值

  囿于全球投资者放弃美元,转而持有更稳妥货币,美元将迎来大抛售。通常欧元被认为是可能替代的国际货币,但欧元正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所以这就释放了黄金价格为什么每创新高,超过了1600美元阻力。

  美元将长期一直贬值下去。从布什两届总统到奥巴马总统,都无法阻挡美元贬值!不管是美债设限,还是欧债深渊,都是公共财政失控所累。欧债还好,是欧元区一些无奈的暗礁,而美债则是眼睁睁一步步走就看着走向债务苦海往里跳。

  2、美债后患无穷

  若成"违约国",美国就将失去其特别希望得到的AAA评级,今后美国将被迫为借债支付更高溢价。目前,联邦政府已预计本财年开支要比收入高出1.5万亿美元,这就意味着美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要被迫依赖赤字财政过日子。

  而今,美元的难题是:提高利率,则意味着出口、就业率、消费都受到压制,同时打压资本市场在低迷中复兴;不提高利率,美元就难以步入正常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秩序。欧元则不同美元,具备了国际货币的秉性,跨主权、无主权利益,能否跨跃国家兴亡而畅旺,是欧元未来成败的至关重要。

  3、衰退风险空前

  二季度以来,美欧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贷款成本增加将进一步减少资本支出,由于资金离开金融体系,贷款活动减缓,有可能会带来另一次信贷紧缩,类似于前一次金融危机的情况。即便经济下滑本身并不足以导致经济重新陷入衰退,但连续三年美国经济连续节节败退、今不如昔,随之而来的信贷紧缩将给予实体经济致命一击。这就不能不使美国决策者寻求可能的另外决断:即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出笼,再次注入美元流通到全球。

  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到5月16日已突破14.29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若两党万一不能在8月2日前达成协议而使美国提高偿还债务上限,致美债信用降级,将霍乱全球扩散效应。但这不大可能,即便是推迟新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到下次欠款到期的日子——14.29多万亿美元债务,是未来20年一场接一场可能爆发的全球性危机……而现在,不过是刚拉开美债危机的第一场序幕。

  7月31日晚,奥巴马宣布两党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一致。

  8月1日,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提高美国债上限及削减赤字法案。

  8月2日,美参议院又最后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和削减预算赤字的法案。一小时后,奥巴马总统就签署了该法案,使其立即生效。在此次美债"上限"大争论过程中,美国"人民政府"国会两院、两党展开一场空前大论战,这种大论战让全美国人、全人类都看到了美国国债的利弊好坏——怎样花美国钱?就必须通过这个国家法定程序的"游戏规则"。与中国60年不同的是:"四万亿"在一夜之间就出笼,连"大跃进""文革""十次路线斗争"等也坦坦荡荡就出笼。游戏规则,需要国家与公民都来铁定的博弈、遵守程序,这就是所谓的法制"国""家"。

  8月5日、8日、9日全球股市持续"黑天"……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李扬:中美两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阿喀琉斯,是凡人泊琉斯和美貌仙女忒提斯的宝贝儿子。忒提斯为了让儿子炼成"金钟罩",在他刚出生时就将其倒提着浸进冥河,遗憾的是,乖儿被母亲捏住的脚后跟却不慎露在水外,全身留下了惟一一处"死穴"。后来,阿喀琉斯被赫克托尔弟弟帕里斯一箭射中了脚踝而死去。后人常以"阿喀琉斯之踵"譬喻这样一个道理:即使是再强大的英雄,他也有致命的死穴或软肋。

  美国国家债务目前已达14.3万亿美元,但对美国政府而言,这仅仅是个小数。按照美国政府问责局前总审计长、美国彼特。皮特森基金会总裁兼CEO大卫。沃尔克的估计如果把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性债务统统加在一起,那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万亿美元。加上2007年后美国国债6万亿美元的增加量,总计59万亿美元以上。这还不算多。如果再把诸如"两房债券"那样实际是"美国政府担保"的债务,以及美国各州政府、市政府、县政府所发行的债券也有20万亿美元(2007年末美国国债协会SIFMA统计)。这就是说,能算出账来的美国债务总额高达79万亿美元。全球GDP不过65万亿美元而已。这就是说,仅仅美国一家,已经使全球负债率超过了120%.

  也就是说,今后每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从一生下来就将负债5万美元!而长期以来,美国国债的平均收益率为6%,单单支付利息,就已将近1万亿美元。可是美国政府目前的收入约为2万亿美元,如果加上通胀的因素,或许能使收入达到2.5万亿美元。试想一下,美国的债务利息就已经占其收入的40%了。根据国际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如果按照美国现有人口3.05亿来计算,人均欠债为70万美元,每个家庭(按一户3.1人)欠债217万美元。

  读者看完这些数字,就明白了,美国实际上已经破产,只是通过不断借债,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中国俗话"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反正美国就这样了。美国通过不断印制钞票,来掩盖这种衰败的迹象。之所以美国政府可以这样耍无赖,就是因为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到处都有它的军事基地,控制着世界各地的战略能源和战略资源,美国的货币具有世界唯一主导货币的地位。所以其它国家都在默默承受着,美国通过滥印钞票转嫁给他们的损失。美国政府知道这一点,所以坚决打击欧元、中国人民币走向国际化,避免出现竞争者,而导致美元的衰败。美元衰败则美国衰败。

  中国政府从2001年开始,大量出口低成本的产品,这导致两个现象。一个是中国的环境污染严重,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上涨过慢;二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绝大多数制造业被掏空,基本都转移到中国大陆,导致西方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国和西方国家都在这场全球化中,各有得失。但中国十年来,已经拥有外汇贮备3万多亿美元,其中有一万多亿的美国国债。如果中国政府突然抛售全部的美国国债和美元外汇,那么美国将受到致命打击,美国国运将一蹶不振;中国对美国的致命一击,将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实际上,现在有一些国家,已经看出美元的颓势,也看出美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唯恐有人射向阿喀琉斯之踵一箭,进而连累自己,已经纷纷购买欧元、日元、人民币做为外汇贮备,以防万一。如果美国政府激怒中国,企图�
��过和中国发生战争,消化掉本国不可化解的灾难,中国当然打不过美国,只能通过抛售美元和美国国债,挑起经济战争,给美国致命一击。21世纪的国家间矛盾,将会出现千奇百怪的战争形式。

  最上乘的战争形式,就是自己不发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就能导致敌国土崩瓦解。美国赢过几次这样的战争,而现在,美国要接受中国的这种战争形式考验了。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争霸。越王勾践战败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大力发展国家经济,并俯首向吴国称臣,借钱给吴国攻打别的国家,以消耗吴国的国力、财力、军力,而且送给吴国煮熟的粮食种子,导致吴国发生大饥荒。最后找准机会,一举击败吴国,吴王夫差自杀,吴国被越国吞并。自从苏联崩溃后,美国政府寻找到的下一个对手,就是中国;美国政府一方面暗中希望俄罗斯象苏联一样崩溃,一方面公开向中国挑衅,希望象解决苏联一样,解决中国。美国公司通过向中国输出转基因粮食种子,就是为击败中国采取的方法之一,效果类似越国送吴国煮熟的粮食种子。中国和美国一直在暗中寻找机会,希望掐死对方。当然表面上却互相高喊"中美国"以示友好,这就象拳手上台后,在搏击前相互致敬。

  美国政府一方面声称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一方面向要求独立于中国的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并在历届总统任上,会见要求西藏独立于中国的达赖喇嘛。中国的南海主权,不仅有历史传承,而且是国际公认的,但美国政府公开支持南海周边国家,蚕食中国南海岛屿,并公开声称中国的南海"有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个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是,武力阻止中国行使南海主权,并武力支持南海周边国家蚕食南海。并为一行动美其名曰:维护南海的国际通航权。全世界都看到,美国利用南海问题羞辱中国,但中国的忍让退缩,导致世界明白谁有权决定南海的主权。

  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忍让退缩,不仅是国力和军力的差距,更重要的是民心向背,与国际舆论的支持与否。这个世界,谁拳头大谁说了算,美国政府可以随便侵略别的国家,却能得到世界的支持,就是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敢招惹美国。而且,中国政府由于改革中的方向问题,导致中国民众对政府颇有怨言,政府无法聚拢民心。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就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中国要落后于西方,导致中国人更向往西方人的民主生活,还有西方人的富裕生活。

  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可以参考学习,但西方人的社会福利,实际上是学不来的。因为西方政府为了民众的选票,通过减税取悦投票人,导致国库亏空,却又为了拉拢投票人,而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福利待遇。"寅吃卯粮",最后国家破产,人民上街,骚乱四起。西方人必将为这一政治制度的缺陷付出惨痛代价。但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这一点,对这些中国人来说,选择西方民主制度,就能过上西方人的富裕生活;而这种幼稚观点,却能在中国人中大行其道,这与西方政府的欺骗诱导式的宣传分不开。这些中国人似乎从不知道,现在西方人的富裕生活,不仅是"寅吃卯粮",更重要的是,富裕生活来自于几百年的艰苦奋斗,这才打下了富裕生活的雄厚基础。而六十年前的中国,只是一个落后农业大国,几乎没有工业,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
,奋斗到今天,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提高很快,并不落后于西方人的发展速度。

  部分中国人因为对社会制度的不满,进而否定中国的一切进步,而西方政府又对中国人画出大馅饼,借以引诱中国人。结果就是,中国人不顾一切的要求西方民主,并希望因此过上西方人的富裕生活。任何事物都是有内因和外因的。中国人要求民主的内因,则是中国社会腐败,许多中国人把自己不能过上富裕生活,归结于官员腐败,认为官员剥夺了自己应该有的富裕生活。腐败导致阶级斗争,甚至是阶级仇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与政府离心离德,甚至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战争中,许多中国人也不和政府站在一起。美国有阿喀琉斯之踵,中国也有阿喀琉斯之踵,两国的致命地方,都经不起一击。谁先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谁先立于不败之地。

  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  李扬

李扬:中国掐住美国的咽喉

  2001年时,还是江泽民为元首的第三代领导班子执政,当时中国的外汇贮备是2121.65亿美元,购买的美国国债是786亿美元;李扬查了一下,2011年时,曾经是第三代领导班子成员的胡锦涛,成为国家元首已经9年了,现在的外汇贮备可能突破3.2万亿美元,而购买的美国国债是1.3万亿美元。

  2011年5月,由于美国国债突破上限,这意味着美国政府还债能力,要被打个问号;而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为是否批准提高美国国债上限,冲突不已。李扬认为这导致美国的国债信用、还债能力、经济状况,走了下坡路。前几天世界股市大跌,就说明世界投资人(组织),已经对美国前途表示忧虑,对世界经济前景表示担心。而在中国大陆,无数的中国人纷纷指责,中国政府不应该把主要外汇贮备,用来购买美国国债,这就等于美国把中国绑架了;美国国债信用一跌,直接导致中国外汇贮备损失几千亿美元;而中国人民币不断升值,更是导致中国外汇美元贮备大量缩水。

  中国媒体和官员、经济学家,不断撰文抨击美国政府,指责美国政府大耍阴谋诡计,要让中国天文数字的外汇贮备消失,指责美国政府不讲信用,威胁要放弃美元贮备和美国国债。这是正面的抨击,而侧面的抨击,在李扬看来,是批评中国政府短视,谁都知道"不能把全部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但中国政府这十年来,把主要外汇贮备用来购买美元和美国国债,不管有多少中国经济学家和官员,提出质疑,中国政府就是置之不理。现在积重难返,中国被美国经济和信用拖累,却无可奈何。只是中国大陆言论信息控制较紧,不然就会公开辱骂元首和政府了。

  其实,李扬请读者们想一想,这么大的国家,拥有五分之一的人类,进而造就强大的政府;中国政府可以说"文臣如云、武将如雨",那么多谋士、幕僚、专家、学者,那么多奇人异士;就算中国领导们看不出问题,手下们也会把发现的问题,向上汇报,并据理力争。这么多人不可能看着领导们失误。中国政府从2001年开始,拼命利用外汇贮备,大量购买美元和美国国债,自然是原因的,只不过说出来的原因,都是假原因,真实的原因一直秘而不宣。

  2001年时,就有位经济学家(李扬暂不知他的名字),向第三代领导班子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其经济政策充满危险,并且有致命漏洞。西方国家为了选票,而大搞国民福利,这样做必然要增加税收,才能支持其国策,但西方政府反而不断减税,只能导致国库亏空;而西方国家逐渐放弃制造业,转而大搞金融衍生品,企图通过新的金融杠杆,把外国的经济发展成果,变成自己国家的财富;这里面最致命的漏洞是,金融衍生品所创造的财富,大多是泡沫,属于空对空的虚幻财富,一旦玩得过火,就会露出原形。这种新的经济政策,随时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冲击,到了这种时候,那么西方经济局面将垮掉,有可能造成世界经济危局。

  基于这位经济学家的清晰明了的报告,第三代领导班子定个政策,其实就是阴谋诡计,要搞垮美国。就是不断提高出口创汇,并用主要外汇贮备购买美元和美国国债,即借钱给美国消费。中国有句俗话: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这样美国政府就不能态度明确地,打击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就这样,中国大量出口产品到美国,并用赚来的钱,再借给美国消费,而美国用借中国的钱,大量购买中国产品。李扬请读者们想一下,这样下去的结果,就是美国虽然长期保持低通涨,但美国人民却不断增加收入,过着幸福的生活。美国人民享受了最幸福的十年。

  而中国人民却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地拼命苦干,拿着极低的工资,损害着国家和人民的环保,大量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供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许多人形象地形容,中国人几乎是免费地为美国工作,保障他们的幸福生活。因为忽略了环保,因为工资太低,必然导致中国的产品,其生产成本极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产品,根本不能和中国产品竞争;这样持续十年的结果,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造业,大多转移到中国来了;中国人民的就业机会大增,而西方国家的制造业,却被掏空;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双赢的局面,西方国家的就业机会必然减少;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业机会的降低,必然导致社会治安状况出现危机。

  十年的"卧薪尝胆"啊,李扬告诉读者们,现在中国已经掐住美国的咽喉,如果中国政府突然放弃外汇贮备以美元和美国国债为主,就将造成连锁反应,许多国家政府都不会再把外汇贮备,以美元和美国国债为主。没人借钱给美国了,美国人民怎么生活?用这位经济学家的话讲,"寅吃卯粮"的结果,最后会吃垮美国,就算世上还有一些国家借钱给美国消费,那么美国总要最后还清欠账吧,他们不可能永远欠钱过日子,更重要的是他们越欠越多,已经失去偿还能力。在中国政府不动声色地引诱下,美国越吃越上瘾,已经还不起欠账了。

  有人会问:"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大量印制美元,来还清国债啊!"但李扬告诉大家,如果美国政府不讲信用,滥印钞票,企图把自己的危机转嫁给世界,那么美国政府信用破产后,美元就失去世界货币的地位,最起码降低主导地位,那些支持美国的国家,也就不敢用外汇贮备购买美元和美国国债了,因为没人是傻瓜;没人借钱给美国,而美国欠的钱还要还,他怎么消费?恐怕连正常国家运转的经济能力都丧失。而这样一来,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则上升,成为世界货币之一,极大提高中国的世界地位。此消彼涨。

  有人会说:"美国政府可以拒绝还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李扬想说的是,那么美国和其国债信用,仍然丧失;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市场上,美国国债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如果中国抛售美国国债,而没人购买美国国债,美国经济马上就垮了。最重要的是,此例一开,谁还敢购买美国国债?美国人民将陷入悲惨的境地。因为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几十年来习惯于借钱过日子;现在没钱活下去,而要债的都在拼命催,这样的日子怎么过?!

  李扬告诉大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现在的事实证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政策,大搞金融衍生品,企图通过金融杠杆的作用,把世界的钱都撬到自己国家的目的,已经失败了。而这个时候,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造业,又被中国掏空,西方国家大量失业人员的现状,导致这些国家随时会发生社会骚乱,因为政府已经没钱支付失业家庭的社会福利。就算美国不再购买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那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物美价廉产品,仍然会大量涌入西方国家,导致西方企业因为生产成本太高,而继续没有竞争力。更何况,如果美国不再购买中国的产品,那么中国就不再借钱给美国,这造成的连锁反应,美国怎么办?

  有人会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看出这种苗头,所以限制国外产品进入,提高本国生产的产品市场占有率。慢慢下来,会逐渐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的!"李扬算个简单的账。过去美国人吃一个面包,只需要花费1美元,突然之间面包都变成3美元一个,以此类推,美国人民将把大量的收入,投入到食物当中,那么其它消费水平自然降低。而中国物美价廉电器的消失,将导致美国不得不多花一倍的价钱,购买本国产品,那么美国人民负债消费能力,将急剧下降,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如果美国人民有较高的失业率,而生活消费水平又下降,美国人民突然从天堂跌落到地狱,社会出现大规模骚乱,是必然要发生的,因为饥寒交迫的人会突然大量增加。那个时候,美国向世界推销的价值体系,将彻底崩溃�
��美国政府不得不限制人权、限制言论自由,降低保护在外国的美国公民的能力。总之,美国将成一个反面典型。

  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是应该的,但美国"寅吃卯粮"过度了,任何事物只要过度了,就必然走向反面。从2001年开始,中国政府就不动声色地,引诱美国走向深渊,挥霍无度的美国政府和人民,根本没意识,这种危机的爆发会带来什么!可能美国政府没有学过中国古代典故"卧薪尝胆",只是一味地利用强大的国力、军力,拼命打压中国,要搞垮中国;中国第二代领导邓小平,曾有意求和,希望成为美国的盟友,可"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政府在苏联崩溃后,就只想着肢解、分裂中国,消灭一个潜在的世界级对手。第三代领导班子面对国内外的压力,不得不采取这种同归于尽的打法,诱导美国陷入深渊。

  中国政府在采取这种同归于尽的打法时,仍然留了后手。中国每增加1美元外汇贮备,就在国内投放大约7元左右人民币。所以,中国人民一直在享受着自己创造的财富,并通过这种与外汇挂勾的方法,来保持国内财富的增长,同时尽量减少由于美元下跌、人民币升值,而带给中国的灾难。许多中国人声称,3万亿美元外汇贮备,应该用于中国人民的生活提高,要求政府发放这些外汇贮备。这是不对的。根本没有了解实情的情况下,胡说八道,都是些一知半解的人。令李扬遗憾的是,截止目前,根据已经报告的黄金贮备情况,中国政府现在只拥有黄金贮备1054.1吨,没有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打下雄厚基础。

  因为前些年,中国网络上流传,"中央在下一盘很大棋",导致元首胡锦涛被讽刺、嘲笑多少年,也让世界各国政府、媒体讥笑;元首能够冷静到现在,忍受羞辱而不自辩,确实很有深度,也很有高度;他忠诚地执行着上一届政府定的国策,用最大的智慧和力量,保护国家和人民,与国际反华力量做不动声色地较量。到了今天,中国政府已经掐住美国的咽喉,美国政府这下老实了,这下西方政府和世界主要国家政府,将会轮番来到中国,劝说中国政府不要把十年前的计谋实施,以免世界经济大崩溃。这只是中央下的棋中的一部分而已,其它内容李扬将来再详细解说。

  现在李扬说出这个计谋,美国政府仍然没有办法。因为美国政治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形式,美国总统、政府、国会议员,为了得到美国人民的选票,仍然是减税、提高国民福利、继续借钱、不断突破国债上限等等。而美国的制造业,由于越来越高的生产成本,根本没有竞争力,这将让美国人民大量失业的现象持续下去,并成为社会骚乱的隐患。这个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将开始走下坡路。

  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   李扬

顾晓军:中英骚乱之比较

  一、起因:伦敦一警察,开枪射杀一男子。警方说:是男子先开枪,而后被击毙。据初步检验:所谓男子射出的子弹,可能来自警方的其他人。象这样的事,在中国很平常。如:贵州枪杀村民案,警察说"给我跪下",而后就"呯呯呯"5枪,死俩。事后,说村民袭警、抢枪。依我看:这是权力作崇。区别在于:民主社会,是伦敦那警察,妄自尊大、草菅人命。而中国,则是全社会权力阶层较普遍的现象。

  二、骚乱:伦敦骚乱三天,且蔓延至英国多地。象这样的事,中国很多。远一点,有湖北石事件;近一点,有广东新塘事件。最近的,有贵州黔西事件:城管暴力执法,打伤一女。群众围观,警察介入;引众怒,越围越多,最后就推翻警车……依我看:骚乱,是一种情绪、一种21世纪的现代都市病。区别在于:民主社会,是有宣泄渠道下的再宣泄;而中国,是没有宣泄渠道下的爆发。

  三、骚乱手段:伦敦骚乱者,声称对政府不满,但,破坏的多是普通老百姓的财产,渲泄的对象却不是政府。中国的群体事件,渲泄的对象是警察、政府官员,如掀翻警车、烧办公楼,并不针对无辜的老百姓下手。从中不难看出:中国人的素质,比英国人高。所谓"中国人的素质不适合实行民主",是扯蛋!各种附和与辩解,都是胡扯蛋!

  四、官方处置:英国首相卡梅伦,声称"严厉打击而不怕有侵犯人权的嫌疑",然,尽管警力不足,却不使用军队。中国的做法:不声不响,武警开上去了、军队也开上去了……这就是体制的区别:人权第一、还是维稳第一?

  五、网络:新媒体,可服务于革命,亦可服务于骚乱。伦敦骚乱,网络的助燃作用,真可谓功不可没。然,英国政府却没有关闭网络或限制,谣言也自生自灭了。而我们,肯定又是封杀、又是删贴,忙得不亦乐乎。根本的区别在哪?民主社会,公民的权益不能随意侵犯。而我们,官方往往参与造谣。如,艾未未事件。

  党管人民,人民则傻;人民管党,党则进步。希望今后,党、每天、交一份读后感或思想汇报给我。哪怕是应付,也可以;天长日久,党才会有进步与出息。

  今天,是我的生日。党,竟不给我送礼,是不厚道与忘恩负义。

  顾晓军 2011-8-12 于南京

颜昌海:中国运动会:“腐败表演会”

  2008年8月24日年第29届奥运会刚刚在北京谢幕,2009年11月2日11届全运会又在山东济南隆重开幕,接下来就是2010年11月12日在广州举行的第16届亚运会和2011年8月12日深圳举行的第26届大运会……;各种运动会纷至沓来,让人目不暇接。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指出,从纳粹德国、极权苏联到现在中国,都曾利用垄断的国家权利、资源,搞举国体制,集中人力、资金,夺取奥运金牌,这种"金牌体育"已经远远背叛奥运精神,其目的是装点国家形象,欺骗蒙蔽国民,对外进行扩张,对内稳定统治。

  孙文广指出,2008年北京奥运,中国金牌第一(51枚)超过美国(36枚),2010年广州亚运,金牌绝对第一(199枚),远超韩国,日本(76枚,48枚),中国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体育普及度很差,为什么总是金牌第一?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以金牌为目的大量投资,为金牌,常年供养了无数的教练和运动员,给他们发放工资。这种"金牌体育"学自苏联,苏联则仿照纳粹德国,真相应该揭开。

  1931年,柏林获得举办奥运会资格,1933年希特勒的纳粹党,夺取德国政权。希特勒很快意识到,奥运会期间各国的人都可以来德国,举办一次奥运会能造成极大影响。他宣布自己出任奥运会主席,批准筹建庞大的体育场馆,是为了让全世界注意德国,而他也可以利用这次盛会,将自己作为德国的救世主介绍给世界。

  希特勒领导下的组委会,以惊人的速度、效率、投入工作,不惜耗费巨资,(1934-1936年间耗资4200万金马克)以德国人特有的高效,建设着有两万座位游泳池、空前豪华的奥运村,现代化的体操馆,1935年的柏林到处的施工现场。帝国宣传机构印发了万吨纳粹德国与奥运会的宣传材料,开始了奥运史上空前规模的宣传工作。希特勒宣布奥运会开幕,一支庞大的交响乐团和五千名唱歌演员,演出了奥运会会歌及奥林匹克颂歌,场面辉煌壮观之极。开幕式经过严谨的组织和精心准备,整个柏林体育场被欢呼声笼罩,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标志被人们簇拥着,所有人都相信这一时刻将被永远记录为德国复兴的伟大历史,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次奥运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曲。奥运会开幕式,给予希特勒极大的满足,一个信得过的形象被成功推出,�
��所有的德国人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并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大国复兴的信心。

  1936年柏林奥运会,德国获金牌第一(33枚)美国第二(24枚)。

  柏林奥运会结束后三年,1940年9月德国军队在2000多架飞机的轰击下对波兰发动攻击,全世界第一次感受到希特勒的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奥运会因此而再次被中止长达12年之久。

  柏林奥运会结束后九年,1945年纳粹战败,希特勒自杀。

  苏联参加奥运会,目的就是夺取金牌第一,向世界说明社会主义优越性,鼓舞国内的士气。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关起门来训练运动员,在1952年之后,六次获得奥运金牌第一。

  极权国家苏联,有一套运动员培养选拔机制。为了争夺奥运金牌,国家利用垄断的、不受监督的权利,集中财力,人力选拔培训运动员,有的小孩在上小学之前就送到少年体校开始接受训练。许多苏联人在上小学的时候曾接受过体校教练的选拔,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体校,包括中等体育院校。

  1979年12月,集结在苏阿边境上的苏联10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控制了阿富汗的交通要道和重要城市,把"不听话"的总统阿明和他的妻子儿女们送上了断头台,从这一天起,长达10年之久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拉开帷幕。这次入侵受到欧美很多国家的谴责,1980莫斯科奥运会于7月开幕,因此苏联政府要藉此机会向世界炫耀"社会主义的成果"。

  随着各项赛事的进行,担任裁判的东道主偏袒本国运动员的嫌疑也越来越大。在标枪比赛中,苏联选手库拉几次试投,成绩平平,苏方工作人员把体育场入口的大门打开,使场上风速超过2米,库拉立即顺风奋力一掷,创造了91.20米的"优异成绩",获得金牌。在撑杆跳高、链球等项目的比赛中,类似的"推波助澜"屡屡发生。结果,苏联获得金牌第一。这是苏联自1952年以来在奥运会上获金牌最多的一次,也是到当时为止一个国家在一届奥运会上金牌最多的一次。当时的苏联不但经济落后,人均GDP远低于美国,人口也低于美国,金牌总数却超过美国。苏联实行一党专政,可以不受监督的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去争奥运金牌,而美国政府要受反对党、受民意、受媒体的监督,政府不敢拨用大量资金争取金牌,为自己争光。一边是列宁格勒的�
�百姓们排队拿着各种票据抢购少的可怜的日用品,一边却是克里姆林宫倾举国之力,在奥运史上创记录地砸进90亿美金巨资,轰轰烈烈地展开"体育和经济实力的超级大佬"的形象工程;……。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成果"。

  1988年汉城奥运会,苏联再次打败美国成为金牌第一名(55枚,),第二名是社会主义的东德获37枚金牌,美国只有36枚(第三名),苏联在国内大肆宣扬伟大成就。

  1988年汉城奥运会,社会主义的"金牌体育"登峰造极,小小的东德只有一千六百多万人口,竟超过美国成为奥运金牌第二(37枚),比较之下,西德人口有六千多万,人均GDP是东德的几十倍,但是只有11枚金牌,远远落在东德之后。在这次奥运会上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获得了11枚金牌,保加利亚获得10枚,罗马尼亚获得7枚,他们获得金牌数目都远超过欧洲的发达民主国家法国,意大利。在奥运会上,极权打败了民主。

  但好景不长,1991年苏联解体,原苏联分裂成了十几个国家;在汉城奥运会第二年1989年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开始走上民主化道路,此后金牌数再也没有超过汉城奥运会,但是经济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人权有了保证,国民体质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在"金牌体育"中,苏联学纳粹德国,中国学极权苏联。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一面倒学习苏联老大哥,计划经济、国营企业都是学苏联,体育也学苏联。美国《洛杉矶时报》2008年8月26日文章说:中国的体育制度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当许多雄心勃勃的美国父母在努力培养孩子的运动天赋时,中国未来的冠军则自幼被交给了国营的寄宿学校;国家在所有学龄儿童中挑选未来的冠军,把那些长的特别高的挑出来打篮球,苗条,柔韧性好的挑出来练跳水——不管他们是否会游泳。"老实说,这个旧苏联体制成绩卓然。如果在13亿人中找出某种体形的人,然后投入大量资源对他们进行训练,便能培养出冠军。"

  中国的运动员培养选拔机制,完全是照搬苏联经验,包括各级体校,少年体校,国家建立庞大的各级体委(后改体育局)垄断运动员的选拔培训,国家供养大批教练、陪练、运动员,政府为他们常年发放工资,金牌挂帅……都是从苏联学来的。

  2008年,中国学习极权苏联,倾国家之力,投资2900亿人民币(约400亿美元,破以前奥运会记录),举办北京奥运会,结果如愿以偿,获得金牌第一,超过美国;2010年,中国倾国家之力,投资1226亿人民币(近200亿美元)办广州亚运,获金牌第一,超过日本、韩国;但是遭到骂声一片,新华社记者杨明在他的文章中说"我们金牌第一是讽刺"。

  在2010年的亚运会上,为了增加金牌数量中国当局竟然利用东道国的身份,大量增加非奥运项目受到国人非议。中国以东道主的身份增加了"体育舞蹈"项目,外国评论这是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的非奥运项目,该项目很少有外国人参加,最后中国包揽了"体育舞蹈"的全部十块金牌,其他根据中国的优势,加进的体育项目还有"中国象棋"、"龙舟"等项目,这使得中国在亚运会中夺取了199块金牌,其中74块来自非奥项目。这引起了国外很多人事的非议。国内网络上报出的批评更多,但多数被很快删除。民间的不满,国外的批评,使得新华社的记者写出了惊人的评论,新华社记者杨明在他的文章中认为中国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但我们的金牌总数是世界第一,亚洲绝对第一,这对我们国人是一种讽刺。

  中国的金牌战略延续苏联的路线,选择冷僻项目、很少有人锻练的项目,如女子举重、女子摔跤、高台跳水等等,回顾2008年奥运会中国获得金牌:举重8项金牌;跳水7项;体操9项;射击5项;乒乓球4项;羽毛球3项;柔道3项。这七个项目得金牌39,占中国金牌总数77%,这些项目在国外参与者不多,中国集中国力抢夺自然容易得手。

  但号称世界运动的足球、篮球,中国一块金牌都没有;普及的游泳和田径,奥运会共有81枚金牌,中国只获一枚。中国的体育,对提高国民体质毫无帮助,目的只是给党争光。

  为了追求金牌第一,中国官方利用不受监督的特权,采取了各种歪招、损招,国外有很多的揭发、报导。北京奥运后,国际专家们异口同声的评论北京奥运的举重比赛,中国人毫不费力的比世界优秀运动员多举起了15-20公斤的重量。俄罗斯教练萨福诺夫说:"我搞举重已经25年了,这种事情从未出现过,我们非常了解刘春红,她以前从未有过如此出色的表演,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各种说法也很多:其一是:新一代类固醇,中国药理学界以奥运会为目标加紧工作,并超过了反兴奋剂人士一步。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的专家没有能力把这种特殊制剂搞清楚。其二是:中国人不接受兴奋剂检查。东道主找到了让自己的运动员享受最优惠待遇的方法。俄罗斯女子举重运动员斯利文科感到愤怒的是,几乎没有人检查中国运动�
�,而其他所有运动员都被反兴奋剂人员紧盯着。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2008年8月26日报导"从体操到跳水,他们几乎在所有要主观评判的项目上都偏向自己人。这样说似乎是在为失败者找藉口,不过它的确发生在北京奥运会上。"据何智丽揭露为了让邓亚萍获得奥运会金牌,竟给他提供二十多个陪练(这些陪练拿着国家的工资,扮演外国选手,让邓亚萍进行训练),在国家女子排球队中,专门配备专职男球员陪他们练球。

  中国很多球类比赛不是靠能力,而是靠领导的安排,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何智丽,在国内她已经获得很好的成绩,体育官员在比赛前,让她把冠军让给别人,她不同意后来就被排挤,她一怒之下去了日本,结果在日本她打败了奥运冠军邓亚萍,还战胜另外两个奥运冠军。

  为了争夺国际比赛的金牌,中国官方建立了自下而上的严密的培训体系,几乎在每一个县里都建立了少年体校(据说全国曾有20万人在就读),在这之上还建立了省市体校,北京还有直属国家体育总局的,包括所有竞赛项目的培训中心,这些中心以及他们的教练都有国家或地方财政提供资金。很多儿童从五六岁开始就进入少年体校,全力锻练某个单项,成绩好的进入体校,各省市还有体工队,在这的体系中,从事锻练的运动员,几乎没有其他的专业知识和文化课程,由于国家的支持和投入,在他们当中产生了一批专业的职业运动员,有的达到健将级、一级、二级的标准,他们就可以从国家拿工资。

  在这个培训体系中产生了极少数的世界冠军,如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篮球运动员姚明,田径运动员刘翔,排球运动员郎平。但在中国多数运动员达不到冠军的水平,他们在20几岁就要退役,身无一技之长,被人称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就业成了最大的困难,他们退出运动行业之后没有任何补偿,于是只得拚命的找工作。一些退役的运动员,他们只能干一些保安之类的工作,有的去干农民工,不但成家困难,生活也都十分艰难。

  即使获得了世界冠军又将如何呢?有个举重冠军是世界级的,退役之后只得到澡堂里去给人擦澡。举重运动员董日梅,结婚之后生活日常困难,生了个小孩,买奶粉的钱都拿不出来,她只得摆地摊卖运动衣,她把世界冠军奖牌拿到网上拍卖,以为糊口之用。

  发展体育运动,成为一种残酷的竟技体育。不要说对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大的促进作用,就是对运动员本身来说,也是弊多利少,多少运动员年年轻轻就伤病满身,甚至完全丧失健康和生命,如果偷吃兴奋剂的话就可能更危害健康。除了极少数成绩突出的运动员因此而大富大贵之外,大部分普通运动员最后都不等不遗憾地离开了其奉献了几乎是全部青春的运动场,啥也没得到,还耽误了其他的人生的机会,甚至导致人生悲剧。

  人们一直以来,都把国际运动会当作人类精神财富的体现和象征。而事实上,中国把国际运动变成了纯粹物质财富的追逐和角斗,所谓"更高、更强、更快"的口号,实际上呈现出来的却是"更黑、更暗、更阴":运动员为了获取好成绩后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兴奋剂,以及各种阴谋诡计和丑闻。

  在奥运会上,中国奖牌数量虽然世界第一,但国民体质状况却不容乐观:在我们这个高度城市化的社会,人们的运动空间越来越少,乃至孩子踢场球也要缴钱。中产阶级缺乏锻炼,知识分子中年早逝,国民体重越来越重。从1992到2002年,肥胖症患者增加了一倍。根据卫生部的统计,7.1%的中国人患肥胖症,22.8%的国民体重超重。在大城市危机更为严重。60%的北京人超重。肥胖症蔓延到孩子中。另外,还有1 .6亿中国人患高血压,两千万中国人患糖尿病。还不必提因污染而日益增加的呼吸道疾病和正在面临困境的"艾滋村"。……

  1949年后中国政府为了在国际比赛中夺取金牌,美化形象,不惜重金投入。北京奥运和广州亚运投入达到4000多亿(2900亿+1226亿),这个数目如果分给中国一亿穷人每人可得4000元。2008年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总的投资为2900亿(约400亿美金),为了吸引外国运动员参加北京奥运提出了国外运动员,一律免费提供伙食。2010的广州亚运会资金投入是1226亿元(近200亿美金)。中国2008年为举办北京奥运财政支出远超过的医疗教育费用开支,为了召开北京奥运,6个城市的工厂停工两个月以保持空气的清新,上海的地铁商店关闭一个月,这些经济损失是无法计算的,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私家车出行按单双号准行。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计数。

  中国所以在体育并不普及的境况下,取得那么多的金牌,完全是仰仗国家的财力、人力投入。发达的民主国家,举办国际运动会都不像中国官员那样,穷极奢华大笔挥霍公众的血汗,都是精打细算,尽量少花钱多办事,有的国家由民间主办奥运会,政府不花一分钱最后还有盈余。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组织者尤伯罗斯被称为奥运经营之神;2000年悉尼奥运会。在奥运会举行期间,由于上座率达到了91%(由此带来了4.88亿欧元的收入),并且奥运会衍生产品销售情况非常好,所以奥运会主办方成功地收回了开支。……

  中国推行"金牌体育",大量投资奥运亚运,造成财政超支,为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埋下伏笔,广州亚运刚刚结束一个月,2010年11月的CPI(表达物价)就达到5%,物价飞涨;中国的形象工程,"金牌体育"对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60多年来,每当中国运动员获得了国际金牌,都会开动全国的宣传机器,大肆宣扬,欺骗那些不善分析看不到真实消息的愚昧大众,误以为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多么大的提高,其实"金牌体育"是一种骗局。

  从纳粹德国、极权苏联到现在中国,都曾利用垄断的国家权利、资源,搞举国体制,集中人力、资金,夺取奥运金牌,这种"金牌体育"已经远远背叛奥运精神,其目的是装点国家形象,欺骗蒙蔽国民,对外进行扩张,对内稳定统治。

  实际上,如今中国运动会已成为举国腐败的"表演会"。著名教育家、中国名博信力建曾呼吁:当一项社会活动失去了它本来意义,而只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时,这项活动就应该走入历史。

谢盛友:透过柏林墙看两岸

  50年前的今天(1961年8月13日)德国人建造柏林墙,把柏林隔成两个世界,一边是社会主义,一边是资本主义。

  抗战胜利后,国共为争夺受降权和受降区域发生冲突。在政治上,国民党希望尽早促成宪政,解散解放区和中共军队,而中共则希望组建国共联合政府,于是美国政府先后派遣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进行调停,国共双方虽然相继协商出双十协定、政协决议与整军方案,但终因诸多问题而未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实现统一。

  国共内战接近尾声,1949年4月,李宗仁与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开启和谈以期望"划江而治"。然而共产党提出逮捕民国正副总统等"43名战犯"的要求,中华民国政府无法接受,谈判宣告破裂。李宗仁见大势已去,赴香港后逃至美国,蒋中正则于西南继续领导国军持续作战,最终退往台湾。

  台湾海峡把中国隔开, 一边是社会主义,一边是资本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战败,根据波茨坦会议中英、美、法、苏四国的协议,决定在德国战败后将其一分为四,分别由四个战胜国占领,并合组一个最高管理单位盟国管制理事会来治理德国事务。1949年5月23日,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布正式成立。而东德方面也在同年10月7日宣布正式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90年后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两德重新走向统一,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存续单位,东德遂成为一个不再存在的国家。

  德国人共同的血肉感情基础支撑着一个牢固的构架,这个构架在德国就是"一个德国",从普通老百姓到知识精英,从不同党派到政治领袖,他们完全明白,冷战是苏美造成的,真正受害受苦的是德意志人民,所以德国人决心在同一代人中打破冷战结构。

  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是战后德国第一任总理,1949年73岁的阿登纳主张西德倒向西方的同时尽量保持独立和与伙伴国的平等关系。阿登纳推动西德1954年加入了北约,并于1955年摆脱了西方战胜国的控制,获得了国家的独立,同年他促成了苏联释放德国战俘回德国和苏联与西德的建交。

  二战后,阿登纳和戴高乐(de Gaulle)是法德和解的代表人物,阿登纳从历史出发,认为德法之间的仇怨,"是一个魔鬼的圆箍,一个邪恶的圈套,非破除不可"。1963年1月,阿登纳三访巴黎,两国签订《法德友好合作条约》。

  勃兰特(Willy Brandt)1969年—1974年任西德总理,1970年的华沙之跪引起全球瞩目,为此他在1971年成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战后德国两大党的领袖,基民盟的阿登纳往西,社民党的勃兰特往东,这些往西和解和东进政策,才是日后推倒柏林墙的关键基础。

  只有柏林墙倒塌了,国家才能不破碎,这是全德国人都明白的道理。

  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先后判决:德国的国家法人和概念源自德意志帝国,东西德是分裂"国家",单独一方都不能代表整体德国。

  往西和解和东进政策让两德储备力量,于1972年签署基础条约 (Grundlagenvertrag),做成3项原则:1、统一是两个德国的历史使命;2、东西德彼此不是外国;3、基础条约是政治及历史行为,完成之后就要透过法律行为来完成。

  柏林墙倒塌了,国家为什么没有破碎?因为德国有牢固的"一个德国"架构,还有全体德意志人民用血肉支撑着这个架构。

  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是如此的友好,而是整体德国人内存的那种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终于促使东德执政者思考,必须要做改变。

  如果东西德人还是沉溺于无知,而不热衷于政治觉醒,德国不会重新统一。

  张亚中的"一中三宪",听起来很奇怪,也乏味,但的确用心良苦,他细节中的 "两岸和平发展基础协定",其实就是借鉴两德的基础条约。

  德国在同一代人中建造和推倒柏林墙,中国哲学"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人的"久",到底有多久?一代人两代人,还是多少代人人?

  国共的第三代第四代学宋朝,把台湾海峡当恒山,仗之守天下。"划岸而治",只要不在我手下"变天下",就行。

谢盛友:两德政治遗产柏林墙

  柏林墙的建造

  柏林墙在1961年8月13日开始建造,一开始只是铁丝网,后来被大量换成真正的围墙。东德称此围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但多数西方国家认为建围墙的真正目的是禁止东德人逃入西柏林。该墙把柏林隔成两个世界,一边是社会主义,一边是资本主义。

  肯尼迪于1963年6月26日在柏林演讲,题目是《我是一个柏林人》,他说:"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民主国家)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来防止他们分开我们。"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柏林墙建立后,有人采用跳楼、挖地道、游泳等方式翻越柏林墙,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

  1988年,我乘坐火车从东往西穿越柏林墙,亲眼目睹高墙的威严,东面的大墙干净洁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可以靠近它;西面的大墙五花八门,看上去好像不是一堵高墙,而是艺术画廊。写什么画什么的都有:骨肉同胞,我们时刻想念你!拥抱你,我东边的兄弟!……

  1989 年,我亲眼目睹柏林墙的倒塌,每一位东德公民进入西德,都立刻获得一笔100马克的寒暄费(Begrue?ungsgeld)。仅在1988年,西德政府就支付了2亿6千万马克的寒暄费。柏林墙倒塌之夜,东德人潮涌入西柏林,时任西柏林市长的Walter Momper 指示,所有银行和储蓄所连夜加班加点,为东德人发放寒暄费。

  德国Forsa研究所曾在《明星周刊》(Stern)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在受访的1002名德国人当中,有15%的人怀念东西德统一前的日子。根据该民调发现,许多西德人对于他们必须缴付重税,以重建前共产东德感到不满。

  过去20年,德国已拨出1万2000亿欧元的国家资金展开重建工程。东德人对于自己的平均收入只是西德人的80%也大为不快。德国人口约8200万,不过,由于失业率上升,东德部分地区的人口已大幅度减少。自1990年以来,东德人口共减少了约200万人。

  该民调也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政府能取消征收"团结税" (Solidaritaetszuschlag,收入的5,5%,根据近日德国媒体报道,东德人也缴纳团结税),这将有助于东西德融合;该"团结税"主要是为东德重建筹集资金(根据德国媒体报道,该款现在主要用于应付经济危机)。此外,50%的人认为,政府应该提高东德人的退休金,以缓解东西德之间的紧张关系。

  墙把兄弟隔开,都是骨肉同胞,弟弟有困难,哥哥帮一把,没说的。而现在墙没了,大家都一样了,平起平坐,凭什么我要救助你?凭什么我要缴纳团结附加税?在东德的时候,小孩可以免费上幼儿园,可以免费读书,直至大学毕业,享受全民保健,如今,某些东德人反而觉得柏林墙在时更加温暖。

  在柏林墙建造50周年之际,德国Forsa研究所在《柏林日报》公布一项民意调查,三分之一的柏林人认为,1961年建造柏林"或多或少是正确的",其中百分之十的人认为"完全正确",但还是百分之六十二的柏林人认为"完全错误"。值得一提的是,被访的前东德共产党员几乎认为"完全正确"。

  柏林墙给德国人造成的血泪创伤,不是施奈德(Schneider)的《越墙者》(Der Mauerspringer)一书能够交待清楚,它毕竟是东德社会主义遗留下来的一份特殊的政治遗产,对它的留恋,对它的纪念,有甜酸苦辣。

  柏林墙的倒塌

  1989年11月9日,新东德政府开始计划放松对东德人民的旅游限制,但由于当时东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对上级命令的误解,错误地宣布柏林墙即刻开放,导致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拆毁围墙,整个德国陷入极度兴奋状态。此事件也称为"柏林墙倒塌",虽然围墙不是自己结构倒塌,而是被人为拆除。当时的柏林人爬上柏林墙,并且在上面涂鸦,拆下建材当成纪念品。11个月后,两德终于统一,成为"柏林墙倒塌"后的最高潮。

  冷战时期有一种宣传,说苏维埃是永远正确的,它会极大的增进和平与自由。1989年德国人呼吁:"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如果你希望和平,如果你希望苏联和东欧变得繁荣,如果你希望解放,请到这个门前来。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打开这扇门。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撤掉这面墙!"

  柏林墙的倒塌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志,不仅德国人,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历史时刻。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是如此的友好,而是因为在那之前四个星期,也就是1989年10月9日,莱比锡有数千人战胜了自己的恐惧和软弱,走上街头高喊:我们是人民。

  当时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出人意料的力量,使德国人自我克制,同时这股力量也促使执政者思考,必须要发生一些改变。

  1989年10月9日,莱比锡和平游行,人们克服了常年累积的恐惧,鼓起勇气,进行反抗,并重新定义自我,高喊"我们是人民"。当人们赋予自己权利时,柏林墙倒塌了,这是一个奇妙的象征。

  如果东德人还是沉溺于无知,而不热衷于政治觉醒,那当然值得担忧。

  现在两德生活仍有差距,于是有很多人怀旧东德年代。战后,德国人也经历这样的情形:有人说,希特勒时代也并不是一切都那么糟糕。但是,德国人反省,绝对不能说极权体制并不是那么糟糕。

  大多数德国人还是认识到自由的好处,他们不把自由看作是人们可以失去的空间。但是,德国人没有像战后时期"去纳粹化"那样,实行"去共产主义化",当时有200多万人被剥夺公职。

  两德统一后设立了一个机构,负责管理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收集的档案材料,根据该机构的前任负责人高克(Joachim Gauck)先生的文章,当时从公共事业部门中清除曾为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人员,也只去除了50%的国安部工作人员。在各州的内政部,比如警察局,有约50%的前情报人员在继续工作。现在再看一下,原来的共产党员以及30%到50%前情报人员可以继续留任。

  高克说:"和解是很简单的。如果做过错事的人说出真相,并且人们基于这个真相愿意立即直接和解,如果这真相中还含有认罪的成分,也许还有一点悔改之意,那么这本身就伴随着内在的团结与和解。但是只要左翼党从人员组成以及政治理论方面同过去的独裁还存在紧密的联系,那么许多人,也包括我,就是机会的民主主义者。"

2011年8月22日 星期一

颜昌海:中国运动会:“腐败表演会”

  2008年8月24日年第29届奥运会刚刚在北京谢幕,2009年11月2日11届全运会又在山东济南隆重开幕,接下来就是2010年11月12日在广州举行的第16届亚运会和2011年8月12日深圳举行的第26届大运会……;各种运动会纷至沓来,让人目不暇接。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指出,从纳粹德国、极权苏联到现在中国,都曾利用垄断的国家权利、资源,搞举国体制,集中人力、资金,夺取奥运金牌,这种"金牌体育"已经远远背叛奥运精神,其目的是装点国家形象,欺骗蒙蔽国民,对外进行扩张,对内稳定统治。

  孙文广指出,2008年北京奥运,中国金牌第一(51枚)超过美国(36枚),2010年广州亚运,金牌绝对第一(199枚),远超韩国,日本(76枚,48枚),中国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体育普及度很差,为什么总是金牌第一?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以金牌为目的大量投资,为金牌,常年供养了无数的教练和运动员,给他们发放工资。这种"金牌体育"学自苏联,苏联则仿照纳粹德国,真相应该揭开。

  1931年,柏林获得举办奥运会资格,1933年希特勒的纳粹党,夺取德国政权。希特勒很快意识到,奥运会期间各国的人都可以来德国,举办一次奥运会能造成极大影响。他宣布自己出任奥运会主席,批准筹建庞大的体育场馆,是为了让全世界注意德国,而他也可以利用这次盛会,将自己作为德国的救世主介绍给世界。

  希特勒领导下的组委会,以惊人的速度、效率、投入工作,不惜耗费巨资,(1934-1936年间耗资4200万金马克)以德国人特有的高效,建设着有两万座位游泳池、空前豪华的奥运村,现代化的体操馆,1935年的柏林到处的施工现场。帝国宣传机构印发了万吨纳粹德国与奥运会的宣传材料,开始了奥运史上空前规模的宣传工作。希特勒宣布奥运会开幕,一支庞大的交响乐团和五千名唱歌演员,演出了奥运会会歌及奥林匹克颂歌,场面辉煌壮观之极。开幕式经过严谨的组织和精心准备,整个柏林体育场被欢呼声笼罩,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标志被人们簇拥着,所有人都相信这一时刻将被永远记录为德国复兴的伟大历史,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次奥运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曲。奥运会开幕式,给予希特勒极大的满足,一个信得过的形象被成功推出,�
��所有的德国人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并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大国复兴的信心。

  1936年柏林奥运会,德国获金牌第一(33枚)美国第二(24枚)。

  柏林奥运会结束后三年,1940年9月德国军队在2000多架飞机的轰击下对波兰发动攻击,全世界第一次感受到希特勒的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奥运会因此而再次被中止长达12年之久。

  柏林奥运会结束后九年,1945年纳粹战败,希特勒自杀。

  苏联参加奥运会,目的就是夺取金牌第一,向世界说明社会主义优越性,鼓舞国内的士气。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关起门来训练运动员,在1952年之后,六次获得奥运金牌第一。

  极权国家苏联,有一套运动员培养选拔机制。为了争夺奥运金牌,国家利用垄断的、不受监督的权利,集中财力,人力选拔培训运动员,有的小孩在上小学之前就送到少年体校开始接受训练。许多苏联人在上小学的时候曾接受过体校教练的选拔,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体校,包括中等体育院校。

  1979年12月,集结在苏阿边境上的苏联10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控制了阿富汗的交通要道和重要城市,把"不听话"的总统阿明和他的妻子儿女们送上了断头台,从这一天起,长达10年之久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拉开帷幕。这次入侵受到欧美很多国家的谴责,1980莫斯科奥运会于7月开幕,因此苏联政府要藉此机会向世界炫耀"社会主义的成果"。

  随着各项赛事的进行,担任裁判的东道主偏袒本国运动员的嫌疑也越来越大。在标枪比赛中,苏联选手库拉几次试投,成绩平平,苏方工作人员把体育场入口的大门打开,使场上风速超过2米,库拉立即顺风奋力一掷,创造了91.20米的"优异成绩",获得金牌。在撑杆跳高、链球等项目的比赛中,类似的"推波助澜"屡屡发生。结果,苏联获得金牌第一。这是苏联自1952年以来在奥运会上获金牌最多的一次,也是到当时为止一个国家在一届奥运会上金牌最多的一次。当时的苏联不但经济落后,人均GDP远低于美国,人口也低于美国,金牌总数却超过美国。苏联实行一党专政,可以不受监督的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去争奥运金牌,而美国政府要受反对党、受民意、受媒体的监督,政府不敢拨用大量资金争取金牌,为自己争光。一边是列宁格勒的�
�百姓们排队拿着各种票据抢购少的可怜的日用品,一边却是克里姆林宫倾举国之力,在奥运史上创记录地砸进90亿美金巨资,轰轰烈烈地展开"体育和经济实力的超级大佬"的形象工程;……。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成果"。

  1988年汉城奥运会,苏联再次打败美国成为金牌第一名(55枚,),第二名是社会主义的东德获37枚金牌,美国只有36枚(第三名),苏联在国内大肆宣扬伟大成就。

  1988年汉城奥运会,社会主义的"金牌体育"登峰造极,小小的东德只有一千六百多万人口,竟超过美国成为奥运金牌第二(37枚),比较之下,西德人口有六千多万,人均GDP是东德的几十倍,但是只有11枚金牌,远远落在东德之后。在这次奥运会上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获得了11枚金牌,保加利亚获得10枚,罗马尼亚获得7枚,他们获得金牌数目都远超过欧洲的发达民主国家法国,意大利。在奥运会上,极权打败了民主。

  但好景不长,1991年苏联解体,原苏联分裂成了十几个国家;在汉城奥运会第二年1989年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开始走上民主化道路,此后金牌数再也没有超过汉城奥运会,但是经济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人权有了保证,国民体质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在"金牌体育"中,苏联学纳粹德国,中国学极权苏联。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一面倒学习苏联老大哥,计划经济、国营企业都是学苏联,体育也学苏联。美国《洛杉矶时报》2008年8月26日文章说:中国的体育制度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当许多雄心勃勃的美国父母在努力培养孩子的运动天赋时,中国未来的冠军则自幼被交给了国营的寄宿学校;国家在所有学龄儿童中挑选未来的冠军,把那些长的特别高的挑出来打篮球,苗条,柔韧性好的挑出来练跳水——不管他们是否会游泳。"老实说,这个旧苏联体制成绩卓然。如果在13亿人中找出某种体形的人,然后投入大量资源对他们进行训练,便能培养出冠军。"

  中国的运动员培养选拔机制,完全是照搬苏联经验,包括各级体校,少年体校,国家建立庞大的各级体委(后改体育局)垄断运动员的选拔培训,国家供养大批教练、陪练、运动员,政府为他们常年发放工资,金牌挂帅……都是从苏联学来的。

  2008年,中国学习极权苏联,倾国家之力,投资2900亿人民币(约400亿美元,破以前奥运会记录),举办北京奥运会,结果如愿以偿,获得金牌第一,超过美国;2010年,中国倾国家之力,投资1226亿人民币(近200亿美元)办广州亚运,获金牌第一,超过日本、韩国;但是遭到骂声一片,新华社记者杨明在他的文章中说"我们金牌第一是讽刺"。

  在2010年的亚运会上,为了增加金牌数量中国当局竟然利用东道国的身份,大量增加非奥运项目受到国人非议。中国以东道主的身份增加了"体育舞蹈"项目,外国评论这是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的非奥运项目,该项目很少有外国人参加,最后中国包揽了"体育舞蹈"的全部十块金牌,其他根据中国的优势,加进的体育项目还有"中国象棋"、"龙舟"等项目,这使得中国在亚运会中夺取了199块金牌,其中74块来自非奥项目。这引起了国外很多人事的非议。国内网络上报出的批评更多,但多数被很快删除。民间的不满,国外的批评,使得新华社的记者写出了惊人的评论,新华社记者杨明在他的文章中认为中国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但我们的金牌总数是世界第一,亚洲绝对第一,这对我们国人是一种讽刺。

  中国的金牌战略延续苏联的路线,选择冷僻项目、很少有人锻练的项目,如女子举重、女子摔跤、高台跳水等等,回顾2008年奥运会中国获得金牌:举重8项金牌;跳水7项;体操9项;射击5项;乒乓球4项;羽毛球3项;柔道3项。这七个项目得金牌39,占中国金牌总数77%,这些项目在国外参与者不多,中国集中国力抢夺自然容易得手。

  但号称世界运动的足球、篮球,中国一块金牌都没有;普及的游泳和田径,奥运会共有81枚金牌,中国只获一枚。中国的体育,对提高国民体质毫无帮助,目的只是给党争光。

  为了追求金牌第一,中国官方利用不受监督的特权,采取了各种歪招、损招,国外有很多的揭发、报导。北京奥运后,国际专家们异口同声的评论北京奥运的举重比赛,中国人毫不费力的比世界优秀运动员多举起了15-20公斤的重量。俄罗斯教练萨福诺夫说:"我搞举重已经25年了,这种事情从未出现过,我们非常了解刘春红,她以前从未有过如此出色的表演,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各种说法也很多:其一是:新一代类固醇,中国药理学界以奥运会为目标加紧工作,并超过了反兴奋剂人士一步。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的专家没有能力把这种特殊制剂搞清楚。其二是:中国人不接受兴奋剂检查。东道主找到了让自己的运动员享受最优惠待遇的方法。俄罗斯女子举重运动员斯利文科感到愤怒的是,几乎没有人检查中国运动�
�,而其他所有运动员都被反兴奋剂人员紧盯着。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2008年8月26日报导"从体操到跳水,他们几乎在所有要主观评判的项目上都偏向自己人。这样说似乎是在为失败者找藉口,不过它的确发生在北京奥运会上。"据何智丽揭露为了让邓亚萍获得奥运会金牌,竟给他提供二十多个陪练(这些陪练拿着国家的工资,扮演外国选手,让邓亚萍进行训练),在国家女子排球队中,专门配备专职男球员陪他们练球。

  中国很多球类比赛不是靠能力,而是靠领导的安排,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何智丽,在国内她已经获得很好的成绩,体育官员在比赛前,让她把冠军让给别人,她不同意后来就被排挤,她一怒之下去了日本,结果在日本她打败了奥运冠军邓亚萍,还战胜另外两个奥运冠军。

  为了争夺国际比赛的金牌,中国官方建立了自下而上的严密的培训体系,几乎在每一个县里都建立了少年体校(据说全国曾有20万人在就读),在这之上还建立了省市体校,北京还有直属国家体育总局的,包括所有竞赛项目的培训中心,这些中心以及他们的教练都有国家或地方财政提供资金。很多儿童从五六岁开始就进入少年体校,全力锻练某个单项,成绩好的进入体校,各省市还有体工队,在这的体系中,从事锻练的运动员,几乎没有其他的专业知识和文化课程,由于国家的支持和投入,在他们当中产生了一批专业的职业运动员,有的达到健将级、一级、二级的标准,他们就可以从国家拿工资。

  在这个培训体系中产生了极少数的世界冠军,如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篮球运动员姚明,田径运动员刘翔,排球运动员郎平。但在中国多数运动员达不到冠军的水平,他们在20几岁就要退役,身无一技之长,被人称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就业成了最大的困难,他们退出运动行业之后没有任何补偿,于是只得拚命的找工作。一些退役的运动员,他们只能干一些保安之类的工作,有的去干农民工,不但成家困难,生活也都十分艰难。

  即使获得了世界冠军又将如何呢?有个举重冠军是世界级的,退役之后只得到澡堂里去给人擦澡。举重运动员董日梅,结婚之后生活日常困难,生了个小孩,买奶粉的钱都拿不出来,她只得摆地摊卖运动衣,她把世界冠军奖牌拿到网上拍卖,以为糊口之用。

  发展体育运动,成为一种残酷的竟技体育。不要说对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大的促进作用,就是对运动员本身来说,也是弊多利少,多少运动员年年轻轻就伤病满身,甚至完全丧失健康和生命,如果偷吃兴奋剂的话就可能更危害健康。除了极少数成绩突出的运动员因此而大富大贵之外,大部分普通运动员最后都不等不遗憾地离开了其奉献了几乎是全部青春的运动场,啥也没得到,还耽误了其他的人生的机会,甚至导致人生悲剧。

  人们一直以来,都把国际运动会当作人类精神财富的体现和象征。而事实上,中国把国际运动变成了纯粹物质财富的追逐和角斗,所谓"更高、更强、更快"的口号,实际上呈现出来的却是"更黑、更暗、更阴":运动员为了获取好成绩后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兴奋剂,以及各种阴谋诡计和丑闻。

  在奥运会上,中国奖牌数量虽然世界第一,但国民体质状况却不容乐观:在我们这个高度城市化的社会,人们的运动空间越来越少,乃至孩子踢场球也要缴钱。中产阶级缺乏锻炼,知识分子中年早逝,国民体重越来越重。从1992到2002年,肥胖症患者增加了一倍。根据卫生部的统计,7.1%的中国人患肥胖症,22.8%的国民体重超重。在大城市危机更为严重。60%的北京人超重。肥胖症蔓延到孩子中。另外,还有1 .6亿中国人患高血压,两千万中国人患糖尿病。还不必提因污染而日益增加的呼吸道疾病和正在面临困境的"艾滋村"。……

  1949年后中国政府为了在国际比赛中夺取金牌,美化形象,不惜重金投入。北京奥运和广州亚运投入达到4000多亿(2900亿+1226亿),这个数目如果分给中国一亿穷人每人可得4000元。2008年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总的投资为2900亿(约400亿美金),为了吸引外国运动员参加北京奥运提出了国外运动员,一律免费提供伙食。2010的广州亚运会资金投入是1226亿元(近200亿美金)。中国2008年为举办北京奥运财政支出远超过的医疗教育费用开支,为了召开北京奥运,6个城市的工厂停工两个月以保持空气的清新,上海的地铁商店关闭一个月,这些经济损失是无法计算的,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私家车出行按单双号准行。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计数。

  中国所以在体育并不普及的境况下,取得那么多的金牌,完全是仰仗国家的财力、人力投入。发达的民主国家,举办国际运动会都不像中国官员那样,穷极奢华大笔挥霍公众的血汗,都是精打细算,尽量少花钱多办事,有的国家由民间主办奥运会,政府不花一分钱最后还有盈余。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组织者尤伯罗斯被称为奥运经营之神;2000年悉尼奥运会。在奥运会举行期间,由于上座率达到了91%(由此带来了4.88亿欧元的收入),并且奥运会衍生产品销售情况非常好,所以奥运会主办方成功地收回了开支。……

  中国推行"金牌体育",大量投资奥运亚运,造成财政超支,为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埋下伏笔,广州亚运刚刚结束一个月,2010年11月的CPI(表达物价)就达到5%,物价飞涨;中国的形象工程,"金牌体育"对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60多年来,每当中国运动员获得了国际金牌,都会开动全国的宣传机器,大肆宣扬,欺骗那些不善分析看不到真实消息的愚昧大众,误以为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多么大的提高,其实"金牌体育"是一种骗局。

  从纳粹德国、极权苏联到现在中国,都曾利用垄断的国家权利、资源,搞举国体制,集中人力、资金,夺取奥运金牌,这种"金牌体育"已经远远背叛奥运精神,其目的是装点国家形象,欺骗蒙蔽国民,对外进行扩张,对内稳定统治。

  实际上,如今中国运动会已成为举国腐败的"表演会"。著名教育家、中国名博信力建曾呼吁:当一项社会活动失去了它本来意义,而只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时,这项活动就应该走入历史。

茅于轼: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

  现在大家都说,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此以前中国人民没有站起来。其实中国在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站起来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第二次站起来。

  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5年的一百余年来,中国受尽了列强的欺凌。满清政府对外每战必败,结果就是割地赔款。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唯独美国没有)都在中国有租界或独立行政区。孙中山1925年去世时在遗嘱中要求"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但是孙中山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1931年日本入侵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中国受到更大的屈辱。

  抗战胜利后根据三巨头开罗会议的决定,日本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一概归还给中国。所有的租界也都恢复中国的主权。全中国二十多个租界,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厦门等地的租界全部归还。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涉及外国人在华的诉讼由外国领事裁决),经过一个世纪的抗争,也被取消。特别是1931年918事变被日本占领的东三省,也回到中央政府手中。我们常唱的一首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终于在1945年得以实现。现在我们忘记了满洲国的存在,可以自由来去东三省,但这是抗战胜利后才有的事。尤其是被日本侵占半个世纪的台湾也归回中国。这是中国百姓绝没有想到的事。日本人在东三省,在台湾都有长远打算,投资修铁路,建工厂,开煤矿,从事大规模的建设。由于战�
�不得不放弃。中国虽然得到大片土地和财产,但是自己不争气。到1978年改革之前中国列入世界上最穷国家的行列,人均GDP几乎排在最末位。群众生活极端困难。

  因抗战胜利,中国获得巨量的战利品,获得土地和工业资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1945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两个月,联合国正式成立时中国就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要求归还被日本占领的原德国管制的胶州半岛,遭到否决。那时候中国依然受欺侮,还因而引发了五四运动。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还是因为中国军民在抗战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艰苦卓绝,受到国际上的尊敬。战后对日关系的安排是在1943年11月底的开罗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参加开罗会议的是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罗斯福和丘吉尔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才有中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机会。

  抗战胜利中国真正做到了"消灭国耻",和孙中山所希望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不但消灭了国耻,而且和世界大国平起平坐。这是一百年来受屈辱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所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享受到了胜利的果实。但抗战之所以能够胜利,固然因中国军民艰苦战斗,但是光凭中国的力量不可能取胜。主要还是靠美国以牺牲十二万士兵的代价,打到了日本本土。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中国调转枪口,和美国打了一仗,杀死美军五万四千人。美国并没有入侵中国一寸土地,是金日成入侵了南朝鲜,后来战争失利乞求中国援朝。从那以后中国一直把美帝国主义看成头号敌人。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战败,日本本土被美国飞机炸得体无完肤,工业几乎全部被毁,殖民地领土全部丢失,在那里投入的基本建设分毫无归,人员伤亡近千万(大部分是男性,当时日本总人口约为六千万)。大家认为日本在一百年之内再也无力恢复。但是事实上20年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还是世界强国之一。相反,中国是战胜国,恢复了领土,获取了作为战利品的现成的工业基础,全民欢欣鼓舞,信心十足。可是连下来的是三年内战,死伤几百万。建国后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又死人约五千万。

  何以国民党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溃败到不可收拾?这个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广大沦陷区发生普遍的贪污腐败,彻底丧失了人心。抗战中国民党退缩到西南山区,只剩下重庆,成都,贵阳(几乎失守),昆明,兰州一些比较穷困的地方。繁华的沿海和中原地区全都陷入日本人手中。人员,通讯,交通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完全没有可能完成接管广大沦陷区的繁重任务。伪政府要改组,政府各个岗位要重新委派新人,日军受降后要遣返,伪军要改编,汉奸要惩治,税务要重建,钞票要换新,庞大的敌产要有人管理,真可说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国民党完全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大的工作量。连派人去接管沦陷区的交通工具都非常不够。国民党出现"蛇吞象"的困境。

  胜利后几百万从东部撤退来西南的军民都急着要回老家。由西南往东的交通既没有铁路,也没有良好的公路。长江是唯一有大运输能力的通道。但是也受船舶不足的限制。从重庆派人去东部,更不用说去东北和台湾,主要靠美军的几架飞机运送,能力显然不足。况且胜利突然来临,人员组织都没有准备。即使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也没有那么多的合格干部。结果是大片沦陷区群龙无首,陷入极大的混乱。中央政府派不出足够的合格干部,只能降级以求。大批不合格的人员进入沦陷区。他们首先是找最好的房子做自己的官邸,拿大把的敌产供自己享用。同时发生大批买官卖官的事,各种人员都来求新政府中的一官半职。尤其是东北和台湾,国民党完全没有在那儿执政的经验,风土人情,历史状况,社会人士一概不知。其混乱状态可想而知。

  尤其糟糕的是国民党统治者把沦陷区的百姓看成投敌分子。其实沦陷区的百姓受尽了日本兵铁蹄的践踏,天天盼望国军回来,能做一个有主权的百姓。不料回来的是一批以胜利者自居的统治者。国民党又把伪政府的流通权(钞票)以200:1的比例折换成国民党的法币,实际购买力的比是35:1,这使持有汪伪流通权的百姓损失了六分之五的财产,国民党彻底丧失了民心,人心很快倾向共产党。失人心者失天下。此言至确。福兮祸所伏,国民党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要了解抗战胜利的意义,必须从更远的历史来看。

  日本人侵略中国,标志性的事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争夺在我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在此以前俄国在东三省的势力超过日本。为了争势,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旅顺口一带)上打仗。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保护自己的百姓。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把俄国在东北的实力赶走,逐渐在东北扎下了根。他们在东北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打算把半个日本搬到东北来。起初东北有张作霖的势力,日本人还不能为所欲为。到1928年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三年后1931年日本人炮制了918事变,全面占领了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府。

  1930年以前国民党还不能完全控制中国,各省都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发自己的钞票。所以对日本人的侵略无力反抗,在918事变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迫蒋介石抗日。蒋介石不愿抗日的原因是打仗肯定打不过日本,打输了还不如不打。但是迫于全国人民抗战气氛高涨,不得不冒险抗战。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牺牲了近二百位将领,几百万士兵,还是节节败退。北平,上海,南京,武汉,郑州,广州先后陷入敌手。国民党政府退到西南边陲。

  中国抗战四年多以后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空军几乎全军覆灭,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战局势得到扭转的机会。日本偷袭的次日12月8日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开辟了太平洋战区。以后美军展开在太平洋上一个一个岛屿的争夺战。日本兵虽然不敌,但是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的传统鼓励他们宁死不屈。美军打得非常艰苦。最后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分三路攻打东北地区。同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也在大陆展开全面反攻。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知瑞士瑞典等中立国接受波茨坦公告,愿意投降。15日正式宣布投降。9月2日举行受降仪式。在四年的太平洋战斗中美军死亡大约十二万五千人。

  如果没有美军参战,国民党固守西南的形势会继续下去。日本人不想花兵力去占领经济落后的西部,因为没有什么油水。中日长期对峙下去可能形成固定分治的格局。要想单独靠国民党的力量取胜,在一二十年内几乎不可能。共产党的军队主要是农村打游击战,没有能力占领大城市。在这种背景下抗战胜利主要靠盟军对日作战,特别是美军的力量。

  在抗战期间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对日战争,共产党得以有壮大的机会。抗战末期和抗战初期比较共产党壮大了许多倍,不论在部队的人数上,在控制的地盘上,在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上都如此。这比之抗战开始时完全不同。毛泽东也多次在接见日本朋友时讲过,是日本人造成的抗战形势,使共产党得以壮大。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吸取了国民党蛇吞象的教训,在攻打国民党地盘时特别注意了在占领的地方建立自己清廉高效的形象。毛泽东警告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因为毛泽�
��给大家打了预防针,共产党军队推进进入国占区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比国民党接管沦陷区时的情况,百姓欢迎共产党的胜利。因此共产党能得民心,打败了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把蒋介石赶去了台湾。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1950年,中国人民政府应金日成的要求派兵援朝。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双方死亡140万人的代价结束战争(据保守估计美军死5.4万人,南韩军死60万人,志愿军死35万人,北韩军死40万人。伤者约三倍于死者,约420万人)。总体上看这场战争并没有改变南北韩的分界线,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势力范围,算是白打了。但是改变了敌我关系。原来是中国抗日同盟军的美国变成了敌人。这才有以后半个世纪的苏美对峙,冷战,苏联解体,中国的文革和经济改革等一系列事件。

2011年8月17日 星期三

谢盛友:贪官外逃是“生命保险”

  赖昌星案子的一些法律基础

  中国人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法"是什么?一般人的理解是,由国家制定和颁布;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具有普遍约束力;……

  当一个国家的强制力无法保证"法"的实施,怎么办?比如罪犯外逃,那么只能国与国之间签约(备忘录)引渡。引渡将逃犯的审判权合法地让渡给另一个州、国家或政府(Legal surrender of a fugitive to the jurisdiction of another state, country, or government for trial.)。

  2011年7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中国政府关于赖昌星回国依法接受审判的立场十分明确。马朝旭说,赖昌星是中国司法机关通缉的厦门特大走私案首要犯罪嫌疑人,案发后潜逃加拿大多年,我们对加拿大法院的决定表示欢迎。

  2010年中国和加拿大经谈判签订的"关于打击犯罪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两国已将其中的关于赃款分配协议纳进启动轨道。所谓赃款分配协议(agreement on the sharing of the proceeds of crime),就是双方对未来在加拿大境内查到的中国逃犯,无论是贪官还是经济犯罪分子所得的金钱,缴还中国的比例而达成的协议,可有二八开,三七开,五五开之分。

  2003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签署生效。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项针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全球性公约。公约确立了通过促进国际合作,更加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宗旨,为各国开展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公约规定缔约国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它措施,将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洗钱、腐败和妨碍司法等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公约要求所有愿意遵守该公约的国家在法律上采取协调措施,以打击有组织犯罪集团与腐败行为、打击洗钱等非法活动、简化引渡程序、扩大引渡范围。公约还要求有关国家采取措施,保护那些在法庭上提供对犯罪团伙不利的证据的证人,并向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财政等方面的援助。

  2000年12月,联合国宣布成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Anti-Corruption Convention) 特设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有效的反腐败国际法律文件。第58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上签字。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全票通过决定,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包括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在内,11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U.N.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各国还谈判达成了《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ProtocolAgainst the Illicit Manufacture of and Trafficking in Firearms, Their Parts and Components and Ammunitions)(简称:《枪支议定书》(Firearms Protocol))。其目的在于通过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等小武器的活动,加强国际社会在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方面的合作。2002年12月9日,中国政府签署了《枪支议定书》。

  "远华"走私大案主犯赖昌星,潜逃加拿大12年,终于在7月23日被加拿大政府遣返中国,在北京一下机即被中国有关方面逮捕。

  1999年8月,赖昌星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以普通游客的身份与妻子和三个孩子抵达加拿大温哥华机场。初逃至加拿大的赖昌星,有加拿大华文媒体对他的生活这样描述:赖昌星尽管亡命天涯,仍在温哥华西57街斥巨资130多万加元(近800万元人民币)购入一幢连花园面积达上千平方米的豪宅。 据说赖昌星多次出入温哥华唐人街和西区百老汇街的赌场豪赌,每次赢钱,必定奖赏赌场员工,尽显豪客本色。

  国内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中国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迫使怀有政治偏见的西方人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不过,实事求是地讲,12年来,加拿大的相关法律并没有什么变动,倒是中国的法律经历了一个趋向完备的过程。实事求是地讲,赖昌星的遣返,应是国内法制完备化的胜利。

  赖昌星毕竟是国内出去的,他的出境程序,中国方面有解释的全权。内地说他的香港通行证不是合法颁发,香港方面因此吊销了赖昌星的居民身份。香港回归前是英联邦成员,加拿大也是,联邦成员的居民可以免签证相互走动。赖昌星凭着这一优惠进入加拿大。如果他的香港居民身份是"假"的,那么他去加拿大就是"非法入境",加拿大政府可以将他遣返中国。

  以上是7月23日赖昌星终于被遣返的法律基础。

  现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劳动专业委员会委员的马国华认为,赖昌星一旦遭判无期徒刑,两年后就会转为有期徒刑,最高20年。

  德国军火商施赖伯判八年

  与赖昌星一样施赖伯也是外逃到加拿大,被引渡回国。不同的是,施赖伯具有加拿大国籍。施赖伯(Karlheinz Schreiber),1934年3月25日出生于德国Petersdorf.2010年5月在德国被判8年有期徒刑。

  施赖伯被引渡,完全是德国调查部门坚持的结果,这是德国国家检察院完成的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关于施赖伯案子的追诉年限,当时德国法学界也争论很大,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派别的法学家对于追诉年限有不同的理解。奥格斯堡检察院院长赖恩哈特?内梅兹在本案开庭之后依然坚持将行贿罪名也列入起诉书中,尽管法院认为已经过了追诉年限。

  施赖伯案子,法庭程序所关注的重点并非某笔生意的政治责任问题,而该案的核心是偷税漏税问题。施赖伯接受了资金,本应为此缴纳税款,但却并没有这样做。这是法庭关注的重点。

  施赖伯是基民盟政治献金丑闻的关键人物。他的罪名是,通过银行的伪装账户,将军工企业提供的数百万筹金分给了德国的一些政界人士和工业界人士。但是,在德国,施赖伯只是因为偷税漏税等罪名被送上法庭。

  施赖伯是德裔加拿大人,早年曾在西德的情报部门工作过,后来经商,主要从事国际军火生意。做这种生意,使他与德国和加拿大的政界人物都有密切往来。在德国和加拿大,施赖伯都为政党的筹款出过大力,但后来他的名字却与政治丑闻紧密相连。在德国,1999年闹出"基督教民主联盟政治献金丑闻"成为前总理科尔的一个污点,而施赖伯是这起丑闻的一个主角。

  在加拿大,则有"空中客车事件"。施赖伯在德国受到多项指控,包括诈骗、行贿、逃税等。由于他已经获得加拿大护照,并坚决留在加拿大,因此德、加两国政府为他的引渡大费周折。德国方面早在1999年就提出了引渡要求。2004年,加拿大司法部长Irwin Cotler命令他向德国政府归案,但施赖伯为了能留在加拿大而不断上诉。加拿大最高法院和安省上诉法庭先后做出判决,同意引渡。

  中国贪官外逃仍然是"生命保险"

  中国与德国国情不同,施赖伯只被判8年有期徒刑,赖昌星如果没有逃离中国,早就被枪毙了。最近,中国就处死了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和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

  根据我个人的法律知识判断,中国绝对不会判赖昌星死刑,不管是为了派系斗争还是司法的国际接轨,北京都会"安排"赖昌星继续"活着"。

  贪污,如果出逃北美,即使抓回来,至少能保命。逃到国外后,弄不好还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

  赖昌星案有它的特殊性。特殊之一,赖昌星是没有文化的人,他不会讲英语。如果赖昌星有本事将自己对国内情况的了解与加拿大律师的法律知识结合起来,他很可能在法庭上再次逃过去。因为没文化,他只能靠钱雇律师。当钱用完后,律师不肯再为他花时间—庭讯时律师都懒得出庭,居然在德国通过视频辩护,而且没有提出任何新论据,只是老调重弹—赖昌星就完了。

  特殊之二,赖昌星的妻子也是没文化的,因不习惯国外生活,早几年已经带着孩子回国。如果中国贪官跑去美国,老美比较宽容,办事要有结论至少十年八年,等要遣送回国,子孙可能己成了美籍华人,打官司又有另外理由。如果老婆孩子成了加拿大或美国的公民,打官司时就有家庭团聚的人道考虑,不遭遣返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我的总结:廉政治国是强盛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治国60多年,如今,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有一条不会改变,那就是:廉政,是治国强盛的根本。

  据有关资料显示,十多年来中国有148名高官因腐败落马。据权威人士估算:中国每年有上万亿被贪,还有上万亿被吃喝嫖赌。有关资料显示,每年国家流失最少1万亿地(资源)租,流入到利益集团或个人口袋。不少省均有数百人贪官携巨额赃款外逃。据南方某报透露:一个地级的副市长在澳门赌博一次就能输掉4000万;国企营业额的百分之二被贪官挥霍。贪官不仅存在于党、政、工、青、妇、团、人大、政协、公检法、国企,而且早已严重的渗透到部队、学校,甚至省级纪委书记也成为阶下囚,范围之广层次之高令人发指。贪污受贿数千万甚至一二个亿,腐败案值触目惊心。

  马英九日前在"治国周记"中表示, "廉政署"开始正式运作,这是台湾第一个专责肃贪、防贪、反贪的公务机关,它与其它犯罪调查机关最大的不同就是,"廉政署"不办任何其它的刑事案件,只办公务员的贪渎案件,"廉政署"的成立可以说是民众多年来的期待。

  全世界给整治腐败开的药方无非就是:高薪养廉、新闻监督和司法独立。

  连苏联老大哥俄罗斯也通过了旨在高薪养廉措施的《反腐败纲要》,提醒公务员不能逾越那条红线,不需要因为待遇不足而去靠贪渎来赚外快,让他们养成清廉自持的习惯,以至于做到"不愿贪"。但是,最根本的是,必须有新闻监督,使得他们 "不敢贪"。第三,司法独立,法令周延、没有漏洞,让想要贪渎的官员没有机会,而且透过贪污治罪条例的规定,对于触犯贪污罪的公务员提起公诉,可以判刑,吓阻公务员贪污。

顾晓军:说说中国民主派的对手与对策

  中国民主派的第一个对手,是官方。批判专制与权贵,是中国民主派的长期的首要任务。现今的专制与权贵,指中共;然而,专制与权贵又不仅仅是指中共。即使一觉醒来,中国实现了民主变革,权力也不会自觉地走进笼子里去;因此,中国民主派的第一个对手,将依旧是官方。这,亦将是长期的、不变的、首要的。

  中国民主派的第二个对手,是5毛。5毛是通俗叫法,严格地说应该叫:伪民意。伪民意,是为利益而被人驱使的政治间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5毛又分:小5毛(通俗意义上的5毛)、大5毛(化解危机的、收获大利的5毛)、政治间谍(隶属于中共或隶属于中共内部各派及其他背景的)。这些人,不是政治家,却是政治的经济人,他们依附于权贵、收获利益,破坏中国的民主进程。

  中国民主派的第三个对手,是毛左。毛泽东与邓小平是两个时代。毛左的核心,是前朝的遗老遗少;而毛左的基础,一般是改革开放中失去利益或没有获得多少利益、而又认识不到及没法理解:之所以获得的利益较少,是因为改革开放没有真正打破毛时代建立起来的专制与权贵的制度。毛左,是中国民主派的天敌,但不是劲敌,所以对付毛左,不必花太大力气。

  在我《为什么中国民主派要分派》一文之后,网友来自山沟跟贴道:对老百姓的祸害程度从小到大依次是:党内派、极端派、权贵派、糊涂派、伪民主派。党内派囿于自身利益,保卫肉骨头;权贵派祸国,极端派殃民。糊涂派似是而非,混淆视听,上当者以青年人居多,如《独唱团》;伪民主派隐藏更深,伪装更强。党内派、极端派、权贵派的危害是明显的,容易识破,不易蒙蔽民智。糊涂派、伪民主派的危害是隐蔽的,对民智的戕害是长期的,对青年一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我没有看过网友来自山沟的文章,但觉得他不多的几次跟贴,次次都极有水准。我把中国民主派分成七类(或者说派),而他把后五种的祸害性说得清清楚楚。依他的顺序、反过来说,对老百姓的祸害程度从大到小依次是:伪民主派、糊涂派、权贵派、极端派、党内派。

  我赞成来自山沟的排序,所以我把伪民主派归类于5毛,作为中国民主派的第二个对手。

  糊涂派,其实分真假糊涂。对真糊涂,不该作对手;其类似于毛左,若花力气,也该排在毛左之后。而假糊涂,实际上就是伪民主派,不过是给他们留面子。

  而权贵派,则可归类到官方中去。我们不能因价值观相同,就可以姑息他们;即便我们原谅他们,他们也不会容忍我们。他们是官方的帮凶,他们拿什么"精英主义"来吓唬我们。其实,精英主义虽起源很早,但真正形成于西方贵族中,是贵族用以抗衡皇权的武器。从这点上讲,精英主义是追求民主的。而权贵派反用精英主义,让它成了官方与他们"多吃多占"与掠夺老百姓的理由。

  来自山沟说,他是从邓玉娇事件中、开始追踪我博文的,想来他也赞成"老百姓的主义"。我注意到:在列举"对老百姓的祸害程度"中,他唯独没有说中国民主派的左派与右派。显然,左派不在"祸害程度"之列,是因为左派就是百姓本体。那么,为什么右派也不在"祸害程度"之列呢?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是权贵层层分包经济,根本没有形成市场经济,所以就不存在"强调把尊重资本市场自身规律放在第一位",实际上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右派。

  极端派,一般是右派中的极端分子,而不会是左派的极端分子。通常,民主派的右派,已把左派看成是一种极端;若再极端,就要极端到毛左中去了。那么,为什么右派会出现极端分子呢?因在社会现实中没有形成市场,右派就仿佛是虚拟的,想表现自己的存在,往往以极端的言论表达。在现阶段,左派与右派没有什么可争的,所以不要去对付他们。而于极端派,希望他们不要太多的表现自己,抢镜头事小、招老百姓骂也事小,而分流社会对官方、伪民意的讨伐则事大,除非其本意就想转移视线。

  于党内派,要积极争取他们,一般不要把他们作为我们的对手。

  整理一下,中国民主派的左派与右派,才是真正的自己人。中国民主派的对手:一、官方,包括民主派中的权贵派。二、伪民意,包括大小5毛、政治间谍、民主派的糊涂派中的假糊涂。三、毛左。而争取与可宽容的对象,则该依次为:党内派、极端派、糊涂派中的真糊涂、毛左中的基本群众等。

  而这,应该就是——中国民主派的对策。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 2011-8-16 于南京

顾晓军:放债的不急,欠债的急啥?

  外媒报道:多国紧急磋商防止周一全球股市崩盘。其曰:从8月5日下午开始,美法德意西等国领导人密集电话沟通,讨论欧洲国家债务危机以及美国主权信用降级问题,力争在周一全球股市开盘前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可能出现的全球股市崩盘。

  其实,美法德意西等国领导人着哪门子急呢?如今,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在西方其他国家也放了许多债……如果全球股市崩盘、全球倒债,损失最大的是中国,又不是你们西方,是不是?

  当然,中国借出去的钱,不是中国官员的,而是中国老百姓的。但,改革开放30多年,老百姓含辛茹苦、节衣缩食,把钱让官员们管;结果,把钱管没了、泡汤了,官员们总得有个交代吧?而一般的交代,是蒙混不过去的;往深处追究,就是体制问题。看看《伦敦警察当街射杀29岁男子引骚乱》与《官方否认温州动车事故存在失踪者》,大家就全明白了。

  民主不民主,就看尊重不尊重生命、就看自由不自由、就看公正不公正、就看是否摒弃暗箱操作……中国的政治与体制,也该跟趟了、跟上世界政治与体制的这一班车。

  如果中国的政治与体制,不跟上世界政治与体制的这班车,就象当年世界上有个强大的法西斯德国,全世界经济能好得了吗?能够安然发展吗?

  所以,西方完全可以别太使劲,而使劲地向傻不拉几的中国官员借钱,越多越好;反正,也不准备还钱,就等着倒债嘛!是不是?

  等到拿掉了法西斯德国,再开始二战后的重新建设嘛!

  西方民主政治模式不错,经济模式也不算最好嘛!比如,资本市场,就是建立在透支明天的基础上的嘛!年轻时花下半辈子的钱、这代人花子孙后代的钱……也不能算是很公正的嘛!尤其是那"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思维吗?

  所以,我说世界经济推倒重来有何不好?不要以为革命就一定不好。没有英国贵族们的革命,哪来民主?"非暴力""告别革命"等,也是要区分对象、也是要有度的。

  老百姓,才是真英雄!看看《多国紧急磋商防止周一全球股市崩盘》的跟贴吧:

  "让暴风雨来的猛烈些吧,让该来的都来吧!"、"防止崩盘就是要股市从暴跌转为连续阴跌"、"股票下跌肯定能跟国际接轨,还接得准时,到位"、"'梅花'没怎么影响到沪市,明天的股市飓风看对沪市有何影响!"、"再暴跌50%如何?"、"关注"、"美股患病,A股吃药"、"新一轮寒流开始了"、"房市何时崩盘啊?我期盼!"、"支持崩盘……。支持者顶……狂顶……又一次危机来到!"……

  看到了没有?中国老百姓、中国人民群众,并不怕死!

  放债的不急,欠债的急啥?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 2011-8-8 于南京

叶康乐:温州动车事故让我怀念起墨子的兼爱精神

  墨子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哪里有难,他就去哪里。比如他曾经走了十天十夜,去见公输班与楚王,平息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

  墨子提倡兼爱,平等地爱每一个人,无论他从事什么,只要是个人,他都爱,孙中山先生评价说:墨子的这种爱,就是耶稣的博爱精神。而我想补充的是:这不仅是耶稣的博爱,也是佛陀的慈悲心,普爱众生,普度众生的精神。墨子的这种爱,是人类的最高情怀。

  而墨子的一生也完全在实践自己的主张。他对待自己很苛刻,蓬头垢面,每天亲自从事农耕劳作,讲究节约,反对奢侈浪费,专门历人,毫不利己,被毛泽东评价为是一个比孔子高明得多的圣人,一个劳动者。

  如果铁道部能学学墨子的这种兼爱精神,这种侠骨柔肠,也就不会这么马虎,把乘客的生命当成儿戏,以致酿成如此重大的车祸。酿成车祸后,还一心想着早点通车,并不把救人放在第一位。铁道部啊铁道部,你最缺的,就是这种爱心了。

  铁道部的官员啊,多少钱财被你们挪入私囊中,以致设备不行,软件不行,对员工的培训与关怀乃至报酬也不到位,这都是私心太重,不能爱人的结果。

  这个时代,大家都应该学学墨子的兼爱精神,更要学学墨子的侠骨柔情,以及他是如何为天下百姓做事的。

  他干的可全是实事。

  附录:

  墨子以其大智慧征服了公输班(即鲁班)与楚王,制止了一场不义的战争。从中可感受到墨子热爱天下苍生,以天下为己任的那份情怀。见下文:

  公输班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班。

  公输班曰:"夫子何命焉为?"

  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者,愿籍子杀之。"

  公输班不悦。

  子墨子曰:"献十金。"

  公输班曰:"吾义固不杀人。"

  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

  公输班服。

  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

  公输班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

  子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

  公输班曰:"诺。"

  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欲窃之。此为何若人?"

  王曰:"必为有窃疾矣。"

  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楩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王曰:"善哉!虽然,公输班为我为云梯,必取宋。"

  于是见公输班。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班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拒之。公输班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班诎,而曰:"吾知所以拒子矣,吾不言。"

  子墨子曰:"吾知子之所以拒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

  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远山:中国高铁犹如一颗尚未引爆的炸弹

  7月23日,中国高铁在甬温高架桥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惊魂一刻》。就在那一刻,中国高铁粉碎了国人对铁路安全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就在那一刻,中国高铁自吹自擂的所谓引进消化、自主研发、完全拥有自主产权的喧嚣不攻自破;就在那一刻,中国高铁试图拿下国际高铁合同的壮志雄心灰飞烟灭。

  然而在此,笔者不想再絮叨耳熟能详的诸如立地掩埋车头、击碎车身、迅速宣布已无生命迹象的种种疑惑,以及一切抢救只为尽快通车的匪夷所思的行政命令。灾难至今已有十日,除自我否定的雷击说,官方仍没有一个真实的、客观的、让人信服的科学结论公布于世。但是这一切,与中国高铁另一类似定时炸弹式的灾难性隐患比起来可谓小巫见大巫了。这颗定时炸弹究竟是什么呢?

  西欧国家的高铁,都是有砟(即小石头子垫底)的,只有德国做了一段10公里的无砟整体道床实验。专家认为,列车在有砟道床上运行时速300公里没有多大问题。原因是,有砟道床轨枕上的铆钉将钢轨铆住,防止了钢轨的胀轨或缩轨,另一方面,高铁运行时产生的巨大前冲力,将钢轨整体向后拉,这时小石头子会卡住钢轨吃掉前冲力;而无砟整体道床是靠压在钢板下的弹簧来抵消应力。弹簧能否消除因温度变化而产生的钢轨伸缩与弹簧的钢材有关,更为严重的是,巨大的前冲力,都落在弹簧上,很可能使弹簧崩裂。那么中国高铁道床弹簧的钢材有多高的强度,又能维持多长时间?中国相关部门未给出任何科学结论。专家认为,任何钢材在不断应力作用下,都会弹性疲乏。一旦产生弹性疲乏导致龟裂,就可能断掉,钢轨便无法稳定,会导�
��可怕的结果。这是一个远比断电或几节车厢出轨要严重得多的致命隐患。正因为存在如此巨大风险,德国的无砟整体道床始终处在一种实验阶段,没有正规运行。而中国高铁竟把德国无砟整体道床这一实验品正式投入运行到全国高铁线路上。可以预见,一旦弹簧钢材质量不过关,一旦弹簧应对不了由温度变化而产生的钢轨伸缩,一旦巨大的前冲力崩裂了无砟整体道床上的弹簧,时速300多公里的高铁会立刻脱轨,凌空飞起。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难怪一位离职的前高铁工程师声称:"我这辈子出门都不愿意坐高铁。"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教育部原发言人王旭明在博客里写道,他在前几天金话筒颁奖仪式上见到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感觉王勇平当时很疲惫、很焦虑,他向王勇平坦言,最担心高铁如果塌陷、动车如果碰撞出轨怎么办,该如何应对?王勇平回答说,我也是最担心这样的事情啊!

  我们从以上三位具有特殊身份背景的人对中国高铁安全极度担忧来看,中国高铁的确存在着极大安全隐患,他们早已心知肚明,那么可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高铁出事是必然的,不出事是偶然的呢?

  但笔者在此,多么希望中国高铁再不要出轨了,不要再载着无辜生命驶向那不归之路了!

  2011年8月1日

2011年8月6日 星期六

时寒冰:无主之悲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天下的所有权是非常明确的,正如《 诗经。小雅》中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由于天下归于皇帝,但凡贪污腐败,均被视为对皇家财富的不法侵占和对皇权的伤害,被统治者严厉惩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家庭,深知官逼民反的原因,《明太祖实录》中记录了他的总结:"昔在民间时,见州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

  因此,为了维护皇权,朱元璋痛杀贪官污吏,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比如,挑筋、阉割等法外酷刑,对于民愤大的贪官酷吏,则找技术精湛之人当众对其剥皮,而后填充上草等,制成人体标本,置于官府内。朱元璋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天下是他的,贪污就是抢占他的,惹百姓愤怒,就是要动摇他的统治根基。

  到了清末,哪怕最腐败透顶的时候,也坚守着一些基本的原则,因为天下归于满清贵族。所有权非常明确。在财政最紧张的时候,清政府不得已允许买官卖官,即"捐纳"。

  由于天下的归属权非常明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清朝的卖官制度还是相当令人感慨的(参考阎崇年先生的考证):

  其一,所有待售官职一律明码标价,公开竞争,童叟无欺。比如,1774年(乾隆年间)规定:四品道员银16400两,四品知府银13300两,五品郎中银9600两,五品同知银6820两,六品主事银4620两,七品知县银4620两,八品县丞银980两等。

  其二,卖官收入统一交户部,而非个人腰包。

  其三,所售官职很多都是虚职,并没有实权。比如,中央级官吏,像吏部(相当于组织人事部)的官员由于涉及官员的考核、任免等核心问题,严禁"捐纳",以保护官吏队伍的"纯洁"。至于四品道员以上的官职,由于涉及高级领导干部,同样严禁"捐纳"。地方上,则严禁总督、巡抚、布政使这类官职的"捐纳",只有道员、知府、知县以下才可以。

  其四,卖官有严格限制。比如,只有战争、河患、灾荒、开荒、海防等五项才可以"捐纳"。

  相比之下,中国某些时期的卖官泛滥,与清朝相比其实是自惭形秽的:暗箱操作、所买之官皆是实职、钱落入个人腰包。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

  因为,所有权明晰这个基础不复存在了。

  一个惯常的说法是:所有权属于人民。如果人民直接选择自己的代理人,即官员来主政,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官员,并且,在重要问题上,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来实现自己的权利,那么,这种说法是成立的。问题在于,人民这个概念在个体的权利和利益诉求不能实现时,就成了一个虚化的集合体,换句话说,当官吏的产生、监督和罢免,与人民没有任何关系时,所有权归属这个前提实际上是空置的。

  由于所有权悬空,就意味着,皇帝不再是一个,而是变成了一个集合体。任何人,都不再把普天下之物视为自己的财富,而是通过掠夺、侵占的方式,转移到自己名下,据为己有,或者为了安全直接转移到国外,如此,才被视为是真正归自己了。同样,在国与国的博弈中,当私利与民族之利纠缠在一起,又有何胜算可言?

  这是这个时代与王权时代的区别。

  因此,很多强势者都在打着为人民的旗号,为自己的掠夺行为寻找一个美丽的借口,在这个旗帜之下,行强盗之事。看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的历史,那些暴君、刽子手,无不是打着差不多的旗号为非作歹的。从斯大林到齐奥赛斯库,从萨达姆到金日成再到红色高棉的恶魔们……

  那些以人民为旗号的人,所做之恶往往都是罄竹难书,因为,在所谓的为人民的旗帜之下,任何反对者,都被上升到了人民敌人的高度,或者栽赃陷害、彻底搞臭,或者借机虐杀,而在这种口号下的杀戮,就相当于把邪恶变成了捍卫正义的行为,是可以没有任何底线的。敢于讲真话的张志新烈士,正是在这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之下,被惨无人道的虐杀、凌辱的。而那些被愚化的所谓人民,在大部分沦为奴隶时,也有一小部分成为作恶者中的一员。

  为什么中国某些时期的贪污腐败比任何一个朝代都盛行?并且,更疯狂地将所收刮之财富转往国外?正是所有权空置的必然结果。所有权空置,意味着,普天下的资源、财富其实是无主的,这种现状是助长腐败之风肆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推动力。同样,普天下的人也是无主的,他们的权利由于失去诉求和表达渠道,沦为被掠夺和凌辱者。

  《时代周报》2011年7月28日刊发的《多舛铁道部》一文中,披露了这样的内幕(本段原文引述):"因为铁道部有这么多大额的工程,所以就被人盯上了。"宫杨兴说。他指的是有深厚背景的某些人。"后来那帮人觉得铁路的工程有利可图,便开始找刘志军帮忙张罗招投标的事,最初,刘志军还可以左右平衡得好,但到了后来,这个群体人越来越多,刘志军就在铁道部内部弄了一个类似《铁道部招投标办法一》的文件,这个文件一直出到四,其主要内容就是'抓阄',谁抓到了谁拿工程,但这就惹恼了这部分人,间接地让刘志军开始树敌,最终导致其下台。"宫杨兴说。

  这是无主时代的必然结果。由于所有权空置,即便是像刘志军这样的人,也不得不通过抓阄的方式,来选择中标者。由此导致两个恶果:高铁事故频发;惹恼抓阄中失利的人。

  在这种机制之下,即使有个别官员不作恶,想为民众办点实事,也很难独善其身,因为,他不能敛财就不能升迁,甚至不能守住自己现有的职位——现实中,一些廉洁的官员往往更容易被栽赃陷害,因为廉洁能干的人反而被贪官一族视为对他们的威胁。由此,干部选拔、任免机制的金钱化、家族化,加速了社会的堕落和腐败的蔓延。

  我认为,只有在两种社会制度下,才有法制,才有廉政的可能(我强调的是可能性):

  一种是王权时代,所有权非常清晰和明确,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充分的法制(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与有限的民主(广开言路,积极纳谏)。

  一种是在民主机制之下,民众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各级官吏,并通过这些代理人,行使权力,使得普天下这个所有权的归属,变得非常清晰,即属于每一个国民。官吏或者议员,只有尽心尽力为民众服务,才能获得选民的任何,延续自己的权力。在这种机制下,法制、民权、民生、民富、环境、保障等等,必然被置于最重要的位置。

  在所有权空置的前提下,任何有利于民众的东西都是奢望。改革在政府领域的推进,最重要的,就是实现民众权利与政府官员权力的对接,让民众决定一切,从而,彻底解决所有权空置这一根本性问题。而改革在经济领域的推进,等于在所有权空置的前提下发展,必然造成财富分配机制的畸形——这几乎是所有权空置之下的必然结果。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直言:当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顶层设计与转变发展方式……政治体制改革不外乎就是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适应人民的要求,更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如果有人一听见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只能说他是偏执和神经过敏。我认为应该正确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动力不足,与一些人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大有关系,过去有句话,叫"自加压力",现在自己加不起来则压力要来自群众的监督,必须要有一个倒逼的机制,不然就像一些人感觉的"挺舒服的干吗改革"。

  此所谓忠言逆耳。

  无主之悲,悲于所有权的空置,也悲于一个时代的堕落。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曾经创造无数辉煌,屹立于世界之巅,也曾经历无数苦难,近百年来的屈辱史,流淌于我们的记忆深处,让我们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疼痛。中华民族要想复兴,需要解决所有权空置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每一个公民提升自身素质。试想,在一个很多人为了牟取私利,甚至不惜在食品中添加有毒物质伤害同胞的环境之下,在一个很多人为了方便积极去行贿的大环境之下,还有什么问题能够推进呢?从自我做起,坚守良知和道德底线、维护正义、敬职敬业、爱护我们生存的环境,不做行贿、欺诈、造假之事,让这个日益恶劣的环境慢慢别再如此加速度地滑下去。

  一切从做好自己开始!

  草于2011年8月2日

  来源:http://shihb.blog.sohu.com/180122075.html

宋怀常:愤青——中国人思维缺陷的典型代表

  缺乏思辨力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总体思维能力,造成思维的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和情绪化,简称"四化"思维。表面化是缺乏思维的深度;片面化是缺乏思维的广度;简单化是缺乏逻辑,推理简单;情绪化是缺乏理性。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人的语言和行为也会变得偏激、肤浅、浮躁和非理性。而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愤青现象则为中国人的这种思维缺陷树立了众多的典型。

  愤青的定义

  中国的愤青现象在国内已经成了常见的、普遍的现象,我们对这种现象已经不觉得奇怪。而在国际上,中国的愤青现象已蜚声海外,甚至成了一些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课题。其中以美国人对于中国愤青现象最为关注。

  愤青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可以说,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不同的理解。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其内涵作一个界定。过于笼统的和模糊的概念没有讨论的意义,但是给愤青这个概念作一个明晰的定义并不容易。

  有人说原始的"愤青"概念,指的是那些"愤怒的青年",有激情,有想法,不满现实,富于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但也往往显得脱离实际,好高骛远,言论胜于行动。并说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实际上也可以简化为各国"愤怒青年"为实现政治理想,与现存的国内、国际秩序进行磨合抗争的互动史。毛泽东、华盛顿是愤青,鲁迅、李白、苏轼都是愤青。

  这样的概念界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这个定义中愤青的特点也正是青年人的特点,愤青等于青年,大家都是愤青,这个概念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至于那些历史伟人,他们是全国人民、世界人民的偶像,绝不是只属于愤青的。有的人辩解说,愤青也非常有理性,那就更没意思了,有理性就不是愤青了,愤青指的就是非理性的人。所以有些人认为自己是愤青,其实他不是愤青。有些人天天骂愤青,其实自己也是愤青。

  既然愤青的话题这么受人关注,说明愤青和普通的青年相比,肯定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笔者作出的定义是:愤青是指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青年。这个定义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简单化。容易被激怒,喜欢谩骂,不喜思辨,不善于推理论证。不喜欢别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及中国文化的批评,一遇批评,马上反驳甚至谩骂,不管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管人家究竟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更不管批评得有没有道理。

  二是思想偏激,主张采取极端措施。如主张战争、复仇,主张对外交往要强硬,要大力发展军事,声称愿意为国战死沙场,或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

  三是标榜爱国,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民族主义很正常,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感情。但极端民族主义者有自己的特点,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及民族文化是最优秀的,而其他民族及其文化则是劣等的,对于劣等民族,可以蔑视、欺压甚至杀戮。极端民族主义曾给世界带来惨痛的灾难和教训,我相信,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是极为少见的,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愤青有此种倾向,他们会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天生的侵略及掠夺本性,亡我中华之心不死。愤青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强国乃至第一强国。愤青不喜欢取得西方国家国籍的华人。

  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的才是愤青。即使按照这样一个严格的定义来看,我们仍然会发现,这样的青年太多了点,这也正是值得担心的问题。最严重的愤青已被人讽之为"粪青",这种人拿无知当个性,以谩骂取代思索;用扭曲晦暗的阴谋心理解读社会。

  愤青很"愤"

  愤青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大环境上来看,是时代造成的。随着近年来的快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早已不是那个备受欺凌的弱国,站起来的中国人很希望赢得外国的尊重与承认。然而在很多西方人眼里,中国依然是发展中的穷国,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各方面都很落后。这引起了部分中国年轻人的不满,特别是在遭遇西方国家的批评和指责的时候,更容易愤怒不平。再者,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在网上往往越是极端的、奇怪的言论和行为越会受到关注甚至是吹捧。愤青绝不是青年人的主流,但依靠互联网的放大作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不是互联网时代,其影响将会小得多。

  从个体来看,中国愤青现象之所以风起云涌,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是因为中国具有有利于愤青生长的土壤,那就是中国人普遍的思辨力不足。部分青年不善思辨、缺乏理性,思维情绪化、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一些愤青的行为及思维。愤青的"愤"可以分成两个方面:针对中国人的和针对外国人的。对于中国人,愤青很容易给别人下"汉奸"的结论,一个中国人,如果他吹捧中国,就被认为是爱国;如果他批评中国,或是称赞外国,那就被认为是汉奸;如果他说美国的好话,那就被认为是替美国说话的"鹦鹉"。他们的逻辑就是如此简单。

  鲁迅写过一篇杂文《论辩的魂灵》,通过引用一些话语,讽刺一些中国人的荒唐逻辑。虽写于八十多年前,却是当今不少愤青思维逻辑的活生生的写照: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这种话现在仍有许多中国人在说)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摘自《鲁迅全集》第三卷)

  某日笔者在网上见到某网友发帖谈到中国社科院2002年作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只相当于美国20世纪初的水平。另一网友留言道:"不想在中国呆着就滚出国去别在国内丢人现眼,不过我估计你也没那个能力出国。没本事就知道嗷嗷叫的人连狗还不如!"有一段时间,有人在网上发帖说"汉语是低级语言",引起了很多人的谩骂,有人说:"你说汉语不好,你是中国人吗?美国是你爹啊,你这个汉奸!"这种论调与鲁迅先生笔下某些人的论调何其相似!这么多年了,还是如此,笔者不能不为之悲叹。

  当有人说美国的优势的时候,就会有人反驳:"美国不是天堂。"这又是自说自话,因为人家从来没有说过美国是天堂,从来没有说过美国是完美的。这个推理是不符合逻辑的。

  我们再看针对外国人的"愤"。愤怒的原因是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批评。他们不仅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感觉被批评是非常丢脸的事,甚至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笔者觉得,如果是一些不尊重的行为,包括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北京奥运圣火在很多国家传递时受到干扰、一些国家的公众人物发表污辱中国的言论等,对这些事情中国人愤怒是正常的。对于这些事情,不仅是愤青会愤怒,大部分中国人都会愤怒,不愤怒才不正常。但是对于一些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正常的、客观的批评,只要不是恶意污辱和诋毁,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虚心地接受。比如对于中国政府的某些政策的批评甚至是指责,包括经济发展、民主建设、环境保护、人权维护等方面,如果是客观的,我们确实是存在问题的,批评能够促使我们重视并改正这些问题。

  笔者在网上曾见某网友留言:"西方人就是喜欢对中国人指手画脚。中国现在的地位高了,有些外国人就不高兴,然后就造谣。"笔者以为,新闻的生命就是批评和揭露。中国人应该有心胸接受、包容别人的批评。没有必要反驳,更不必反咬一口,说别人也屁股不干净如何如何。你也可以批评别的国家呀,我们对西方的批评还少吗?

  在互联网上对外国的攻击与谩骂除了情绪的宣泄,不会起到什么实质作用,更不会对外国人产生什么影响,影响的反而是中国人自己的声誉。埋头做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要比口头上的攻击与谩骂有用得多。美国挨的骂不少吧,前总统小布什到很多国家访问时都会遭到抗议,但美国人不会在意,因为他们自信。

  "爱国贼"更可怕

  愤青的"愤"不仅对自己、对社会弊大于利,而且很容易被人利用。有人说,利用网民的愤怒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多少网络炒家和所谓的策划公司正是利用部分网民这种简单化、情绪化的思维进行炒作,他们编造事实、制造舆论,挑逗网民的愤怒情绪,引起大众对某人或某事的关注,来达到某种个人或为名或为利的目的。而愤青正是这些炒家最喜欢利用的人群,他们最容易被操纵、被忽悠、被蒙蔽、被挑逗。

  愤青的这些行为都说明了他们认识能力的不足,难以全面地、深刻地分析问题,看不到问题的本质。比如,对中国面临的危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与经济形势等问题,认识不太清楚或是太片面、太乐观、太悲观,他们所希望采取的措施和政策往往是不可行的、欠考虑的。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国家容易被人轻视。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过于在意别人的言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不能因为别人的看法而影响我们的心情,对于生活中的个人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愤怒、生气、不高兴,并不能让别人尊重你。中国越是想要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很可能越得不到尊重。尊严来自于实力,当我们的国家强大之后,自然就会获得。尊重不是要求来的,情绪化的叫骂和展示肌肉并不能赢得尊重,哪怕这种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愤青有激情、有理想,爱国爱民,固然有他们可取的一面,但是只会愤怒而缺乏智慧与理性的年轻人,可能会成为破坏性的力量。一腔激情办错事,有史以来屡见不鲜,这是愤青要尽量避免的。美国人的关注与担心也许并非是多管闲事。

  鹰派不等于愤青。鹰派是一种强硬的政策,这种政策是经过理性思考得出的,而并不是情绪化的结果。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主张与敌人硬碰硬,看起来挺英雄,结果是失败。而在抗战时期,我们一开始不可能全力与敌决战,否则用不了几个淞沪会战规模的战役,就会被打败。最好就是拖延,把决战的时间往后拖。国民党、共产党都想到了这一点。如果按照愤青的思维,那么中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抗日战争也会失败。

  爱国有错吗?正有"爱国贼"一说。电影导演姜文在谈到他的影片《鬼子来了》时说:"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过度的爱、缺乏理性的爱就是害。家长溺爱孩子,就是害孩子。爱国也需要智慧,否则就有可能害国。

  注:本部分曾载于《中外书摘》杂志第六期,原题《愤青:中国人"四化思维"的典型代表》

  选自《中国人的思维危机》

贺兰山贱客:毛泽东和林彪恩怨始末

  林彪在温都尔汗坠亡已经整整四十年。出于复杂的原因,关于林彪,这四十年仍然是迷雾漫天。一个战功盖世的军事天才,一个写进了党章和宪法的接班人,最后沦落到居然要乘机叛逃,这着实令人匪夷所思。这个标志着文革实质性破产的事件到底玄妙何在,它到底还有什么未被发现的意义,为什么有人对这个事件讳莫如深,要说清楚这些,不能不细究林彪和毛润之的关系。

  一、井冈肇始

  翻阅林彪的履历,可以毫不含糊的说,林是毛润之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的第一嫡系。林彪21岁从黄埔四期毕业后,经北伐和南昌起义,上井冈山后火箭般蹿升,24岁就当上军团长独当一面。与彭德怀、黄公略一起,成为红军三杰。能够从一堆人才中脱颖而出,固然有黄埔背景,见识过人的帮助,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毛润之不遗余力的栽培和提拔。

  毛润之当年在井冈山,立足未稳,无以自恃,在党内和军内都亟需培植自己的势力。林彪正是毛润之着力培养的第一嫡系。上井冈山前,林彪资历尚浅,跟留法派、留苏派都扯不上关系,背景简单,和朱德、王尔琢之类已经成名的人物比起来,实在是拉拢的好苗子。而林彪也没有辜负润之的慧眼,在几次反围剿的斗争中,表现突出,战功卓著,已经表现出名将的派头。

  年轻时候的林彪涉世未深,恃才傲物,对于润之用心良苦的提拔和拉拢还不是很感冒,经常干出些让润之难堪的事情来。比如多次写信给中央,要求离开井冈山打游击。惹得润之破口大骂:你这个娃娃,懂什么!对于润之一生极其得意的"四渡赤水"之役,林彪也另有评价。他认为"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向中央写信,公然要求剥夺润之的指挥权:"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对此,润之一直牢记在心,认为这封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之后,林彪不堪在润之的羽翼之下无所作为,一心想到陕南去打游击,为此甚至多次抗命不遵。毛润之为此盛怒不已,大骂"红一军团不是你林彪的私家兵",更把林彪调往新成立红军大
学任校长。

  事实上,尽管这个时期的林彪屡逆龙鳞,但是毛润之正值上升期,眼光和胸怀非建国后可比,加上对林彪性格的了解,并没有改变林彪在其心目中第一门生的地位。如红军大学校长的职位,实际上颇有学孙文任命蒋中正为黄埔军校校长的意味,红军大学的学员,建国后混得最差的也是中将——作为校长的林彪,掌握的可不是一般的资源。

  当然,林彪和润之关系牢不可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即张浩)。1935年,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从苏联回国,与毛泽东配合默契,假传共产国际圣旨,为毛最终度过张国焘的分裂危机、确立中共领导核心地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林育英因病去世时,毛润之亲自为其抬棺。抗战初期,八路军只有区区3个师的编制,林家兄弟就居其二,林彪任115师师长,林育英任129师政委,从中可以看出,林家两兄弟对于润之的重要性。

  卢沟桥事变后,润之立即把林彪这只猛虎放归山林,林的115师旋即在平型关建功,大壮共军声威。但是林彪乐极生悲,路过阎锡山防区时被阎部队误伤,从此落下一生都未治愈的病根。对于林彪的受伤,毛润之大为紧张,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的王牌再冒任何危险,润之将林彪送入苏联,一去五年。直到延安整风才回来。

  延安整风,本质和文革无二,可谓我党历史第一次长时间、大面积的黑打。毛润之打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大旗,以历史审查、上纲上线、连坐株连等清洗手段,开创了以群众运动之名运动群众的先河,彻底肃清了党内残留的反对势力,扯起了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的虎皮,树立了最高领袖的独裁威权,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为其后旷世浩劫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的种子。在这次黑打中,出力最大的刘少奇、康生、彭真等人迅速蹿红。林彪则受到特殊的保护,在长达四年的整人运动中,基本超然世外,备受呵护。唯一闹过的笑话就是"证明老婆是处女"。起因是林彪老婆叶群因为一些私人恩怨,被人告黑状,为了证明老婆的清白,林彪被逼在政治局会议上痛下保证。这个匪夷所思啼笑皆非的例子,充分的说明延安整风实为"延安整人"。运
动一结束,林彪就被派往重庆参加国共和谈。

  二、旷世功勋

  毛润之在八年抗战中,明里喊口号,暗里练精兵,当蒋介石千辛万苦用血本换来对日胜利时,共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但此时的毛润之还不具备全面叫板的实力,谁能抢到日本人留下的东三省这块大肥肉,成了决定国共双方力量消长的关键。润之虽然和日本人打仗不积极,但是抢地盘一向是不遑多让。日本一投降,1945年10月,老毛迅速调集全党精英,让林彪拉起十几万人的队伍跑步进入东北。

  日本人在东北苦心经营十余年,工业基础已初具规模,再加上关东军百万人马遗留的武器装备,东三省的重要性大家都心知肚明。和毛润之的当机立断不同,蒋中正则吃了苏联人的大亏。苏联人占领东北后,蒋中正还天真的寄希望于缔结新的中苏条约,顺利接收东北。等到发现斯大林真实的目的是拖延时间,等待中共入主后,才慌忙不迭的调兵遣将,但是先机已失,断难再来。中共的人马入关后得到了关东军遗留的大批武器,迅速抢占了大量地盘,再加上林彪出关,如蛟龙入海,得云致雨。

  林彪入东北,犹如韩信平齐国。都是靠偏师而定全局。初入东北,东北局书记彭真因为和林彪不和,令得润之痛下决心,调高岗辅助林彪,林彪集东北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有了大展拳脚的空间,在军事上的天才开始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经过初期在强攻四平的短暂失利,林彪通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歼灭大批国军,肃清了中小城市的国军力量,在一年内就将东北军扩展至50余万,此消彼长,共军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反超国军。1947年5月后,林彪率军转入反攻,连续发动秋季、冬季攻势,将国军压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几处互相不能联系的孤立地内,东北解放区面积扩大到全东北的97%.到1948年8月,距离林彪入东北不到3年时间,迫使国军三换主帅,通过吐故纳新、招降纳叛,林彪麾下的东北军已经如魔术般的扩展至103万之巨,论装备、论战斗力,都已无可匹敌,成为共军席卷天下的强力资本。1948年11月,林彪发动辽沈战役,全歼国军关外力量,国共内战形势开始逆转。

  林彪主政东北期间,尽管大部分时候都遵毛润之的旨意,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名将派头也不小,比起红军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1945年11月,毛润之要林彪在锦州地区与国民党军队决战,而林彪的意见完全相反,放弃锦州,避免决战,电报来往,毫不让步。润之拗不过林彪,被迫同意。1946年4月,四平攻坚战进展不顺,毛润之头脑发热,电令林彪死守,号称"要把四平变成东方马德里"。而林彪守到五月,即先斩后奏地放弃了四平,并在电文中毫不讳言的说"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这种以下犯上的话,放在建国后,必死无疑。在内战的关键时刻,毛润之和蒋介石相同的地方在于,都很自负,都喜欢乱指挥,不同的地方在于,毛润之最终采纳了正确的意见。这和他建国后的小肚鸡肠是有天渊之别的。或者说,并不是前后�
��毛润之有何不同,而是权力让人只能共患难难以同富贵。

  1949年3月,林彪率领改称第四野战军百万雄师入关南下。一路望风披靡,势如破竹,过长江,取武汉,迫降程潜,围歼白崇禧,解放大西南,直达海南岛。成立中南军区司令部,共军空军亦脱胎于林彪麾下的14兵团。当此之时,林彪下辖六大军区,统军超过150万,从北到南,席卷宇内,威振四海,论军功,共军将领实无过其右者。韩信之功,莫过如此。

  三、朝鲜辞将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每一个新王朝开始都不会缺少的剧目。白天资治通鉴晚上极乐宝鉴的毛润之当然对此很熟悉,所以,建国伊始,他就迫不及待的开始杯酒释兵权。将领们在党和政府之中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名分,自然也就对国家事务不享有发言权。1952年毛将各大区的书记调进中央,各大行政区不久之后也被废除,加强了中央集权。林彪的四野最为凶悍,自然难逃削藩。润之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明升暗降,解除了林彪实际的兵权。

  朝鲜战争的爆发,彭德怀领兵入朝,让林彪的地位进一步滑落。在其后的官方宣传中,为了配合林彪的"叛国"形象,把逃避朝鲜战争说成了林彪的畏首畏尾的罪证之一。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捏造。

  林彪从一开始就是反对朝鲜战争的,但是并非是畏战怕输。林彪作为一个眼光老辣、经验丰富的将领,对于斯大林想让中国当炮灰、润之又急于向苏俄献媚的情况看得很清楚。在1950年10月6日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林彪含蓄的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败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赢美军很难说。和润之烂漫得有些天真的豪情相比,林彪的话应该说非常有自知之明,朝鲜战争的过程和结果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润之战意已决。见情势难以扭转,林彪又提出来,即使要出兵,也要"出而不战",屯兵于朝鲜北部,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尽管这些后来证明是"上策"的建议未被采纳,林彪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仍然为朝鲜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先期入朝的军队,�
��是四野的班底,加上自己在东北的辉煌战史,对指挥人选,在外人看来,除了林彪难寻其二。林彪自己也是这么认为,他先是抽调13兵团在河南的38和39军,在广东刚完成海南作战的40军星夜调往东北,和已在东北的42军组成入朝的第一梯队。继而未经润之许可,以口头命令的形式抽调自己的嫡系邓华、洪学智等出征。从这些动作已经可以看出,林彪做好了挂帅入朝的准备,即将入朝的部队,也一直是把林彪作为负责人向他请示报告工作的。

  但是所谓天威难测,林彪的这些举动,恰好犯了刚刚坐稳天下的润之的大忌。军队直接听命于将领,圣上的位置哪里坐得安稳。本来就对军内山头急于削平的润之极为警觉,如果说之前还有一丝让林彪出征的念头,至此则断然不可。润之决意拿下林彪,急召已经被赶往大西北搞建设的彭德怀。润之在军委的会议上谈到挂帅人选时说:"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天晚上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他有这'三怕'还怎么率兵打仗呢?他要求去苏联治病,我同意了。"

  林彪对此只能苦笑。他后来在自己的批注中说毛润之经常"捏造一个你的观点,再来反驳这个观点"。跟随润之几十年,弦外之音,不难明了。林彪至此之后借坡下驴,称病辞战。从此韬光养晦直到庐山会议。其中不得已的苦衷,庸人实在难以明了。毛对此事终究心中有数,所以日后绝无因林彪"称病"而怪罪予他,反而因林彪深体圣意,配合默契,而恩宠日隆。1954年林彪重新开始担任实职,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1955年补任弼时与高岗之缺,与邓小平一起进入中央政治局。

  四、庐山风云

  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在党史上是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在拙作《蝴蝶的翅膀中》我已经谈过,润之本来给会议定的基调是反击赫鲁晓夫,顺带反极左,扭转大跃进出现的一些错误。但是不想彭德怀忍不住搞了个万言书大骂润之,彻底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润之为人,向来死不认错,对罪己诏那是极端鄙视,认为承认错误那是亡国之君才干的事情。对于错误,他的做法是,用另一个错误去掩盖,哪怕这个错误更大。于是,庐山会议左没有反成,反而变成了反右,一条道走到了黑。

  由于林彪在庐山会议后取代彭德怀,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这也就成了有些人认为林彪构陷彭德怀的来源。事实上并非如此。

  建国后林彪曾经的副手高岗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的争权中失败,被逼自杀。这个事件让林彪深刻体会到了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对于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捭阖之术进一步臣服。在庐山上目睹太祖以一己之力对抗全党,全党却无不臣服的盛况后,更加顺从以求自保。他意味深长对放炮的彭德怀说:"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你我都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是没野心。"这句话,明里是骂彭德怀,实际上是对太祖自视天下第一、功归自己过归他人的精辟论述。彭德怀公事上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私事上乱说润之选妃,实在是犯了政治幼稚的大忌,尤其是说到个人崇拜,这个可是戳到了润之的痛处。润之正在苦心积虑的想挖出党内的赫鲁晓夫,避免自己身后被清算,不想你彭德怀跳出来了。所以彭被打倒已属必然,跟
林彪其实没有太大关系。相反,全赖林彪没有落井下石,彭德怀才没有在庐山上死得更惨——起因就在于毛批彭,翻出长征时期的老账,把林彪写给中央,要求将红军指挥权交给彭德怀的事情说成是彭德怀的蓄意指使。林彪完全可以默不作声,消除这件事情对自己的不利,但意想不到的是,林彪公然表态:"会理会议我写的信彭德怀同志事先不知道。"在这件事上为彭解了围。在万马齐喑的庐山,能说出这样的话,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林彪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没有放弃做人的基本操守,没有完全达到一个职业政客需要的两面三刀。

  庐山会议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由于左倾政策不仅没有扭转反而变本加厉,使得大跃进造成的惨烈后果随即爆发,1959年11月河南信阳就发生了饿死三十万人事件。其后几年人祸逐渐扩大,形成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人民饿殍遍地,尸横遍野。党史承认的数字在1000万,但根据我党一贯的作风,真实数据翻几倍都不止。这也创下了有史以来太平时期中国最骇人的非正常死亡数量。

  五、文革激荡

  前面说过,刘少奇是在延安整风时期靠神化毛润之起家的暴发户。他可以说成也"毛泽东思想",败也"毛泽东思想"。1956年毛辞去国家主席垂帘听政之后,刘少奇登上党内二把交椅,权势炙热。刘是当年"剥削有功"的提出者,在治国的思路上和其搭档邓小平有极大的相似。应该说,玩权术他不是润之的对手,但是为政治国确实远超润之。随着权势的巩固和治国理念的分歧日益严重,毛刘两个主席之间的矛盾开始凸现。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把大跃进的错误定性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引爆了党内积压已久的不满,叫好声连连,少奇在党内的人气和威望空前高涨。刘少奇甚至忍不住当面指斥毛:"人相食,史书上要写你我的!"这份良心,对于党内残酷的政治斗争,不免显得苍白而无力。当毛润之正承受着党内外批评的压力时,林彪及时的挺身而出,在大会的发言中说:"事实证明,我们目前的困难,从某种程度上,从某些方面,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弯路会少走的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这种雪中送炭临危救主的行动,如同给润之打了一针鸡血,极大的扭转了形势。润之对此大加赞赏,感激零涕。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润之已经下定了要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他对林彪说,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矛头直指刘少奇。但是要拔掉这棵戴着国家主席头衔的大树,难度实在不小。润之又一次祭出了群众运动的法宝,展开二次"延安整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即将到来。这件大事,党内没有周恩来,军内没有林彪,那注定干不成,毛重点拉拢的目标正是二人。林彪对此心领神会,坚定的站在了最强者一边。1964年,就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分歧日益公开化的时期,林彪在军队内大搞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不遗余力地树立毛的权威,树立对毛的个人崇拜,以实际行动做了政治表态。

  毛经过几十年党内斗争的洗礼,加上个人的天才发挥,建国后权术运用日见出神入化。惯用的手法是拉一派打一派,再拉一派,两派全倒。辅以群众运动之名运动群众,纵横捭阖,百战百胜。这一次也不例外,在拉上周公和林彪后,1966年,毛以《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在此之前,毛通过成立直接隶属于自己的中央文革小组,增加政治局常委人数等手段,已经彻底架空了刘少奇,刘连参加一些重要会议的权力都已经失去,周公甚至直接通知刘,不必再接待外宾,在家休养。刘对于文革怎么开展,朝向那个方向完全茫然无知,根本没有想到杀身之祸正在朝自己一步步逼近。最后迫于无奈向毛作检讨,自己抹黑自己,毛还把检讨散发全党,极大的羞辱和挫败了刘的权威,刘的没落已经是指日可待。

  林彪在搞垮刘的过程中无疑是起了落井下石、推波助澜的作用的。但是当时的党内,周公带头,落井下石者众,等着向最高权力献媚,夫复何言?当时最高决策在毛,具体事权在周公,林的作用,更像是个与身份严重不相称的应声虫,成天喊着一些"一句顶一万句"的干瘪口号。名将之耻,正是极权之害。

  作为毛最得意的门生,林彪对于毛整倒刘少奇的手法再熟悉不过。毛发动文革后,林彪第一时间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如此见识,可谓一针见血。可以说,从林彪的日记看来,太祖的每一次阴谋,都被他提前识破,不愧为太祖的好学生。但与公开的附和截然相反的是,林彪私下对于毛的整人做法并不认同,他对林豆豆说过:"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 .1967年8月,正值首都红卫兵掀起 "打倒刘少奇"高潮中,林彪随口说到: "刘少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少奇,实际是反党!"这些言论可以看出,
同为毛门下走狗,文革中林彪和江青、罗瑞卿之流在人品上还有有很大的差别。林是委以虚蛇,敷衍了事,江、罗等是死心塌地、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

  六、登峰造极

  刘少奇殒命开封之后,毛论功行赏,摇旗呐喊的林彪火箭般的上位。成了终名义上的第二把交椅的副统帅,抵达人生的最高峰。但是林彪对此并不踏实,在突然接到周公的通知接他返京时,极度犹疑。林彪之所以担心,理由不外乎有二:第一,他知道毛并非要主动推他上位,而是因为少奇倒台后急需一人弥补权力真空,小平既然已和刘少奇陪葬,自己上台才成为一时之选;第二,毛发动文革之势已成,急需纤夫拉纤,江青虽然号称得力,但毕竟是"旗手",党内军内毫无根基,玩玩花架子可以,但出死力不行,还须号令军队的林彪出马,政府已经瘫痪,没有军队的参与,文革没法玩下去。

  即便如此担心,但既已被绑上了贼船,断然没有掉头的可能。林彪登峰造极之时,杯具也拉开序幕。

  在彻底搞垮刘少奇、邓小平后,毛润之决意要踢开碍手碍脚的政治局和官僚系统,用中央文革小组全面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这个小组,陈伯达任组长,江青躲在背后发号施令的第一副组长,由于具体事权皆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林彪事实上完全被架空,在很多事情上仅有圈阅的权力。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说:"事实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解,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处境着实难堪" .当然,林彪之所以成为文革的旁观者,这和他本身的抵触和有意的躲避有关。毛润之对此也有清醒认识,并当面斥责他"想当明世宗"——也就是那个二十多年不理朝政�
��万历。正因为如此,林彪死后,毛想抓他的把柄也成了难事,被迫不伦不类的把孔老二搬出来,批林批孔。这实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笑事情。

  后世有人居心叵测的把林彪和江青放在一起,并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天大的笑话。两个势不两立的集团,毫无共同的出发点。甚至可以说,林彪是江青上台最大的拦路虎。的确,在扳倒刘少奇上,林彪和江青都是受益者,但也仅此而已。林彪所代表的功臣集团和江青所代表的文革集团在权力的分割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文革集团的大后台无疑是润之。在拙作《微妙的平衡》中,鄙人已经系统分析了所谓的帝王心术。毛润之的治党策略,一以贯之,就是两个字:平衡。扶弱抑强,以便随时为自己保留最后仲裁之权。党的派系问题自创建之初就存在,顽疾难除,尾大不掉。润之建国后为了削除党内、军内的诸多山头,对于派系的权力平衡煞费苦心。渗石头,掺沙子,挖墙脚,这是他屡试不爽的手段。所以对于圣意的把握和
贯彻,文革集团最彻底。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替毛润之实现对党政军权力的绝对操控,牵制其他集团。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等靠裙带和笔杆子起家的人,对于毛而言,可谓非常可靠的棋子,因为他们从政的根基一如浮萍,离开了毛,就豪无立足之地。江青在后来被审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我就是主席的一条狗。因而,功臣集团从骨子里看不起文革集团。江青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颐气指使,不仅事实上夺取了掌舵文革的大权,更在润之的授意下,快马加鞭,把对林彪掌握的军队系统的渗透作为主攻方向。江青多次直言不讳的要求林彪为其在军内安排要职,皆遭到林彪拒绝。

  对于林彪而言,在自己苦心经营的军队势力上,那是没有商量的余地。林彪通过多年政治斗争的洗礼,深深的明白,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陈伯达自延安跟随毛,前后33年,最后3年政见稍有不同,即遭抛弃。毛甚至定性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田家英作为毛的秘书,服侍其近20年,仅仅因为对毛醉心于权术而秉公进言,竟然不明不白自杀身亡,对身边的人刻薄寡恩至此,何况他人。林彪深知自己能够保全性命于乱世,并非真是他的红歌唱得好,而是掌握着军队的大权,是名副其实的实力派。如果文革集团的势力再渗入军队,林彪就根本上丧失了政治上讨价的筹码,只能沦落为第二个刘少奇甚至高岗。林彪和江青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说白了,就是对毛润之掺沙子图谋的强力反击。林彪本来�
��对文革的扩大和深入不满,再加上洞悉了毛妄图夺权制衡的把戏,更是由衷抵制。随着和江青矛盾的公开化,林彪和毛润之亮底牌的脚步也就越来越近了。

  七、分道扬镳

  1969年的"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事件标志着毛林数十年的政治师徒关系的终结,拉开了两人对决的大幕。

  由于毛润之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一贯的自以为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导致中苏关系最终破裂,1969年初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之间剑拔弩张,几近开战边缘。10月,毛主持政治局会议,为了防患于未然,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律紧急疏散。林担心苏军利用和谈之机,进行突袭,便紧急指示北京驻军要加强战备,防止偷袭。总参值班的阎仲川在向部队传达的时候,拍马屁心切,擅自将这几条指示合称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毛见到后认为这次越权的行为是对自己的统帅权威的挑战,震怒异常。虽然当时没有挑明,但对林猜忌之心自此加重。

  1970年8月二次庐山会议,成为了毛林分道扬镳的导火索。

  事情有两个起因:一是关于"天才说"的争论;二是国家主席的设置。

  在起草大会的报告时,作为经办人的文革新贵张春桥其实已经摸清了毛润之的意图,秉承圣意,在报告中关于"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 "天才的"的3个字删除。根据就是赫鲁晓夫也用过这一修辞,毛不齿赫鲁晓夫,自然不愿意和其同列。但是与会者并不了解,这一举动让早就已经对文革集团不满的诸公自以为抓到了把柄,群起而攻击张春桥。林彪带头炮轰,言辞激烈。陈伯达还编辑《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作为理论根据为林彪讲话撑腰。其后,发言升温,陈毅、汪东兴等人高调附和,要求将反毛的"野心家、阴谋家""斗倒斗臭""千刀万剐"。但是张春桥深藏不露,非常狡猾,他不说这是圣意,任你攻击。把引蛇出洞这招运用得炉火纯青。这些攻击意见汇�
��成后来成为罪证的"六号简报",惹得毛润之龙颜大怒,认为这是附和林彪和自己作对,指斥众人"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一个鸡毛蒜皮大小的副词,居然引发了这么大的政治风波,我党政治的诡异,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张春桥的报告中,还根据毛润之意见,建议取消宪法中国家主席的设置。这个意见毛润之之前已经在多个场合吹过风,但是很多与会领导人并不明白其中奥妙,导致党内的分歧依然十分严重。很多人甚至认为毛又在玩劝进的把戏。那么毛为什么不设置国家主席呢?

  1966年毛以"考虑国家大计"为由,以退为进,辞掉国家主席,把刘少奇抬了出来。干掉刘之后,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再占此位置。否则,自己发动文革的目的在外人看来岂不成了龌龊的主席位置之争?但是毛也不希望第二个人重蹈刘少奇的覆辙,出现一国二主,再与其分庭抗礼,所以干脆丢弃。

  但是一贯顺从的林彪在这个问题上罕见的坚持,第一次唱上了对台戏。他这样做本人认为有三层考虑:一是作为接班人,实际的职位仅仅是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甚至排在诸多政治局委员之后,名不正,言不顺;二是毛林关系已经出现缝隙,林彪尚若不坐实国家主席的位置,在和上升势头迅猛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缠斗中恐怕越发不利;三是此举也是要试探毛的真实意图,若毛已决意要下手,国家主席位置之争可谓一个风向标,毛没有模棱两可的余地。

  林彪的坚持,引得一堆不明就里的党内大佬支持,他们倒并非是支持林彪做国家主席,而是借机表表支持毛做国家主席的愚忠,顺路反张春桥一伙。林彪的号召力大出毛润之的意外,因而受到严厉批评和疯狂反击。毛使出敲山震虎的路数,先是逼林身边的吴法宪、叶群、邱作会等人写检讨,同时,派出周公暗示林彪也应该写检讨。毛这种招数一如当年在庐山对待彭德怀、刘少奇一样,黑字白纸的逼你自污之后,组织上再来定性,怎么玩你都可以。但是有了彭、刘的前车之鉴,林彪当然不干,无论老毛怎么软硬兼施,同意手下的人写检讨,但自己死活不做检讨,不给任何把柄。无奈之下,8月15日,毛润之开始南巡,一路上多次召见沿途封疆大吏谈话,制造舆论。在谈话中,润之大讲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把二次庐山会议上的发难定为党内
"第十次路线斗争",并且指名道姓,把林彪的问题端了出来,称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林彪对此"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毛的表态,预示着政治大风暴即将到来。

  八、殒命外蒙

  毛对各个地方大员秘密讲话通过各种渠道很快就传到了林彪耳中。正在北戴河疗养的林彪意识到决裂来临,不免有些沮丧,他甚至对身边人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但是,时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儿子林立果却沉不住气了,私下里搞了个5.71工程,意图先下手为强,为国除害。坦率的说,这小子的还是有一定见识的,整个5.71工程纪要写的挺好,对润之的认识也很到位。但是政治谋杀毕竟不是写文章,准备不密,谋事不周,注定了5.71工程的失败。而事败后挟持林彪出逃,在南下广州和背上苏联之间犹疑不决,更是败笔。当然,至于林彪是在什么情况下上了飞机,当时机上的情况又如何,如今还属于秘密,这个不便于猜测,有待历史档案的进一步解密。个人倾向于认为,林彪对于武装反叛,或许�
��不知情。以其雷霆万钧的统军手段和无人能敌的影响力,如果真的要在国内另立山头,分裂中央,对抗毛氏,恐怕波尔布特的下场就是毛最终的结局。

  林彪意外的殒命,过程诡异,至今仍有诸多不可理解的细节。周公第一时间得知林彪出逃,致电大喊:"林副主席只要回来,无论降落到那个机场,我都亲自去迎接!"这句话,我倒相信是真心的。毛林之间的纠葛,外人不说,周公作为国相,恐怕最为了解。林彪和周公之间没有历史纠葛,相交虽然不至于亲密,但也绝非对手。当年,毛把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头衔强加给周公,意图把逼死国家主席的恶名留给周公。林彪识破后,在刘少奇专案组的简报上批了一句:"向卓越指导专案工作的江清同志致敬"。这个批示极度高明,明里是在吹捧江青,实际点明了事情真相,为挂名专案组长的周公解了围。

  所以,在文革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周公和林彪实际上有相同的处境。万事顺从,只求自保。但是伴君如伴虎,在无边无际的权力面前,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无怪乎周公听到林彪死亡的消息,竟然当着众人,失声痛哭。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同属勋臣阵营的两人,实际上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不比谁好多少。周公之悲,悲的不是林彪,而是自己。他知道,即便自己树大根深,民望甚厚,下一个,也该轮到自己了。

  后世有人认为林彪自毁英明,死得难看。其实和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羞辱而死的下场比起来,林彪的结局好很多了。他用最后奋力的一搏,给予了毛最致命的一击。因为对于毛而言,惯用的路数是搞臭搞脏后,四两拨千斤,一举剪除。林彪激烈的反抗模式,难以解释的死亡,大出毛的意外,让一向诡计连连的他也乱了方寸。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亲密的战友",全军的统帅,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叛国者,这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交代?

  九、余音未了

  对于毛而言,林彪之死,只能算得上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惨胜一方面,固然除掉了心腹大患,一方面,却发现这个大患就如跟随自己几十年的影子,清除之后,自己也形单影只,命不久矣。

  建国后林彪韬光养晦,善于揣摩圣意,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师夷之长以制夷,处处依附毛,要找出批判他的缺口实在是难上加难。尽管毛迫于无奈把孔老二搬出来一起上纲上线,但是智商稍微正常一点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其中的纰漏和荒谬,难怪有人把这场运动说成是"批零批空"。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林彪之死是文革破产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因为,从此开始,党内、军内、国内,广大在运动中自残的群众终于开始认识到,这样的革命是个什么的本质。毛的威信,随着接班人的所谓"叛逃",受到空前的打击,从此再也难以恢复。当他想树立王洪文的时候,就连许世友这样的铁杆粉丝也认为不妥。所以毛生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身后的结局,所以才会对华国锋、张春桥等人感慨万千地说,将来你们几个的命运恐怕只有天知道,弄不好
交班问题会搞得血雨腥风。可即便是太祖看好的过渡人物华国锋,也看出了这样蹩脚的安排不过是为江青和毛远新铺路,倒过头来反戈一击,彻底扫灭了毛的余孽。

  从上面的口水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林彪在建国后的历次腥风血雨中,充其量就是个被毛利用的明哲保身的帮凶,算不上主谋。那么为何林彪的黑锅至今背着?

  小平在建国后虽然在历次腥风血雨的斗争中和林彪有过摩擦,但是都不是生死之争,也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小平三起三落,对于毛本质之认识,仇恨之刻骨,和林彪不相上下。但是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一向是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林彪死后,小平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连连上书检讨,划清和林彪周公等的界限,表明心迹。面临无人可用的毛正需要启用新的势力制衡声望如日中天的周公。对于小平的表态很在意,明确表态要把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对待。这才有小平的二次复出。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当然也算不得什么污点,自保策略而已。但是若要给林彪平反,小平这段历史就难以解释。这是其一。

  其二,有了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造成的动荡先例,小平对于毛的评价投鼠忌器。毛享国既久,所作所为,无不以党之名,毫不夸张的说,毛就是党最大的神主牌。此旗若倒,则幻象必灭,流毒必播,党建国三十年来所犯错误,着实难以实话实说。群众一朝觉醒,则天下人心所归,未尝所知。小平组织中人,深知保毛就是保政权,保自己。故而轻描淡写的来个了"七分功、三分过"的定论。而林彪事件作为毛造就的最大的党史脓疮,客观上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死结,断不可揭。一旦揭开,毛也就没有成为腊肉的必要。

  今人再说润之林彪,难免会拿出刘邦韩信来对比。程式如此相似,唯有年代的错觉。这两千年,中国是否仍在原地踏步,看客自鉴之。

  本文参考书目:

  王明《中共五十年》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吴润生《林彪与文化大革命》

  冯治军《林彪与毛泽东》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