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蔚林:政府之手——旁观“重庆大跃进”

　　最近"重庆模式"在左右各派话语的媒体激辩中越炒越火。上个月在上海有"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邀请各派人马出席，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本月初又有著名左派阵地乌有之乡网站，召集一批知名社会人物，为重庆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前有著名媒体人胡舒立对重庆市长黄奇帆长达8小时的独家采访，后有多名党政高层领导先后在重庆考察调研，对大方向高调予以肯定。薄黄二人一路走来，有毁有誉。

　　有人称赞说，重庆模式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意义重大，甚至堪称是"新亚洲模式"。也有人担忧，重庆走地是文革还魂之路，极权人治，不可不防。对于有兴趣者，究竟谁是谁非，其实无须为太多的宏大叙事所困惑，好在现在是讯息来源全面解构的时代，抓住其政策实践的要点，虚实真伪不辩自明。

　　有一点无需争辩，重庆新政是在绝对强势政府的主导之下。对于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经济落后国家，英国学者罗伯特？韦德有一本名著，《管制市场：东亚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理论与政府角色》。在这本颇具影响的书中，韦德事实上提出了对古典经济理论的一个挑战，认为通过东亚的日本外加小龙小虎的经济奇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能够起到绝不逊于自由市场机制的推进作用。

　　进而他提出了一个称作"被管制的市场"的概念，来解释先期的日本、以及后来的台湾、南韩，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高速增长。如果不加以仔细的思考，韦德的这一理论，与中国国内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官员的执政理念，简直就是一拍即合。于是常常在表面上，就被简单地解释为，非民选威权政府一样能做好经济，比如早期的南韩台湾云云。胡舒立在采访重庆市长黄奇帆时，曾经问"政府有无计划退出？"黄就反问道，"为什么要退？！"

　　然而事实上试图把中国与东亚的其他经济体，放在一个框架里比照，在方法上是问题重重的。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本的体制基础上的区别。正如海外学者裴敏欣曾经说过，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现状不能只看今天，这里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回头看几十年。很多人赞扬中国经济改革走了一条渐进主义的路，而没有采取前苏联东欧所采取的休克疗法。但也有一些学者，如研究户籍制度的陈金永教授和特别关注民企的黄亚生教授，看到了为人所忽视但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历史上不仅被落后国家，也曾被很多西方学者奉为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济世良方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发展方略，在当今中国的影响依据深远，而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经历过的。

　　在苏俄早期历史上，为了快速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从列宁到斯大林采取了一条牺牲农业和农民的策略，来换取工业化必须的原始积累。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理论家就提出，既然已经无法通过外国殖民来取得必要的资源，强制的工业化不可避免，就只能以牺牲农民和农业来实现。然而历史事实证明，对这一套理论的实践，其实际效率是可疑的，而对于国家民族所造成的内伤，在整个苏联时期，都一直无法愈合，却是毫无疑问的。

　　苏联的这一套方法，在建国后就被完整地照搬了过来。50年代末期开始实施的户籍制度，与苏联的国内护照制度同出一辙。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就是苏式以农补工的工业化理论的具体实践。一直到后来的"人口红利"理论，其实就是压榨农民来补贴工业化思维方式的延续。直到今天，很多人反对开放户口的公开理由之一，就是如此农民一旦没有了身份的限制，将没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来支持加工出口产业，那么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出口产业将无以为继。

　　在重庆的这次土地换户籍改革的新政中，对"人口红利"的需求，就是最为重要的政策考量之一。换言之，这次号称全国最大胆的户籍改革的动机，并非完全像有些媒体所宣传的，单纯是为了解决二元社会的城乡民生不平等问题。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当地农民（包括外来人口）可以取得城镇户口，贡献"人口红利"也不为过。但是如果全面综合的解读一下重庆的几项重点政策，就会明白，这只是其全面战略的一部分，交出了土地进城的农民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改善。

　　贺雪峰教授曾经就重庆和山东的户籍改革讲过一段话，"村庄是农民生活于其中数百年的地方，不仅仅是农民住在其中，而且是农民社会关系、人情关系展开的地方，是农民意义世界展开的地方。就是说，村庄不仅是生产性的，而且是生活性的，是价值世界的，是宗教的，是农民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的空间。现在地方政府仅仅为了得到农民的宅基地以复垦换得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这点小事，而 编出种种理由，破坏了农民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地方政府为了自己一个暂时的小利而破坏了所有农民的千年生活，这该是多么大的荒唐与罪恶！"温总在去年的经济危机时，也曾经对采访的外国记者说过，失业的农民工起码还可以回家种地。

　　归根结底一句话，农村社会对农民而言，现在仍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避风港，至少可以以低成本保障他们的就业、生活、和住房。但是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农民一旦被连根拔起，把土地、房屋都交给政府之后，如果宏观经济有个风吹草动，后果不可想象。重庆市长黄奇帆许诺说，会给进城的农民"五件衣服"：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和医疗。其动机也许是良好的，值得赞赏，但问题是，这一政策在财力来源上所依托的，政府主导的产业大跃进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却是令人怀疑的。

　　迄今为止，重庆模式的轮廓已经基本清晰。政府以生产组织者的身份出现，提供充足的土地（这就是土地换户籍的一个原因）和充足的劳动力（进城的农民），邀请外来资本设厂开工。这样政府手里有大量土地储备（等同于不断增值的金库），可以解决基础设施和改善民生（如社保和公租房）；农民进城，起码在表面上可以缓解二元社会的不平等问题，解决剩余劳动力，并大大提高城市化程度；而加工贸易业者可以获得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获得市场竞争力。理想状态下，如此在政府的有形之手的大力推动下，地方经济将是进入一种良性的活跃状态。经济活动的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应有尽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增量价值将源源不断被生产出来。

　　然而正如有人所担忧的，这是一种高度主观从而可能导致风险度极高的产业跃进模式。无论是全民社保、公租房项目，还是户籍改革，要长期运作下去，均需要政府大笔的开支，而这基本上都要从土地批租和工商税收而来……（从媒体报道看，重庆对于美国政府的大举债、大投入刺激经济方式很欣赏，在实践中也在试图走这条"大"路。）而一但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波动，政府缺少了足够的收入来源，"筑巢引凤"的设想进展不顺，一个环节破裂，就很难想象这种成本高昂的模式将如何维系。历史上和当前福利国家的困境，都是由于收入政府减少，而福利开支呈刚性无法削减所造成的。要明白这一点，就不能仅仅从地方看世界，更要从世界看地方。

　　具体而言，现在很多官员都知道美国规划学者佛里德曼提出的"世界城市假说"，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口号更是响彻云霄，重庆也正走在这条路上。但是佛里德曼理论的精髓，并没有被真正理解。他认为，在经济国际化的时代，一座城市内部发生的变化，要从它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来分析；有些城市处于国际经济的中心，发号施令，而另外一些，则处于这个等级框架的边缘。对于这种国际资本主导的城市（经济体）之间的主从关系，有人曾经形容说，每当纽约、伦敦的跨国公司总部发出一道指令，就会有千百万的中国农民工，风雨无阻，冲破一切阻拦，在朝着血汗工厂的路上迅跑。

　　目前很多媒体在评论重庆模式的时候，都忘不了总结一句，薄黄如何在政治上强势，所以重庆模式前途无量等等。但如果站得更高一点，就会明白，在今天的国际经济中，一个国家尚且无法决定其经济走势，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城市呢？当一座城市成为世界经济漩涡的一部分之时，它的命运就将不再是所谓强势书记市长所能决定的了。直观的一点，一旦发生大批农民工失业的问题，当他们又无法回到农村，严重的城市贫民窟问题就将不可避免。另外，被称为重庆模式相对于沿海外贸模式的一大突破，是其同时强调开拓国内市场。但问题是，在中国整体国民消费能力偏低的情况下，一个重庆市又能有多少能量去改变这一点呢？

　　此时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总是做这样坏的估计，往坏处看？很简单，因为从重庆所一再夸耀地惠普、富士康投资项目，就不能不令人对这一发展模式对于当代国际经济运作的了解程度有所怀疑。按照黄奇帆近来对多家媒体的讲话，以及其发表的署名文章，其中多有谈到加工贸易的构思。简单而言，他的着眼点，就在于如何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所以他的基本规划是，将原材料、零部件的生产，全部实现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地区，一方面提供给本地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大大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比如对惠普的4000万台笔记本项目，他的计划是本地完成80%的零部件，使得零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然后黄会见了郭台铭，"拿下了富士康"，来做惠普的零件供应商，也把生产厂设在重庆。这样就形成了上游下游一条龙的产业链，同�
�带动地方上小供应商。

　　然而此时此刻，如果他对于历史上福特主义大生产是如何消亡的有所了解，他大概就不会做出这样过于理想化的设计。今年年初时，日本的丰田公司遭遇了重大质量事故，被迫在世界范围内召回了大约1，000万辆汽车，损失巨大。究其原因，就在于其在加拿大生产的加速踏板出了问题。丰田的零件供应商，是遍布世界的，而不是停留在家门口。丰田早期的零件供应商，的确都是地理位置靠近的日本本土企业，但仅仅以距离来评估总成本的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曾经流行一时的名著《世界是平的》，就反映了这种生产的空间组织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因此，重庆在这方面主观的精打细算，未必能够保证最低的物流成本，再加上其他可能的因素，比如技术换代，也就是说，资本在这里实现利润最大化，是没有保证的。对此，国际资本不可能不�
�解。

　　重庆模式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缺乏一种建设完善市场制度的意愿。回到前面提到的韦德的观点，无可否认，政府的确可以在经济运作中起到巨大的正面作用。但当其角色发生变异，在承担正常管理角色的同时，开始追逐自身利益，并以强势政府来对市场信号进行反应，前景就可能是问题重重。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录中提到，开放之初，为了起步，采取了"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当然他也念念不忘，想等有了一定的基础，也要出口"高精尖"的产品。现在重庆模式的基本出发点，仍然回到了30年前的同一起点。问题是，按照韦德的论述，东亚经济在起飞后10-20年，就实现了了全面产业升级转型，但何以开放30年下来，国内还在做初级的加工贸易，而且沿海地区也没有能实现产业升级？其区别在于，其他东亚经济体是以培育完善的
市场体制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为目标，而这一点在大陆地区则由于某些特定的因素始终没有实现。大政府通过举国体制来办大经济的悲剧就在于此：创新是无法通过计划来实现的。

　　重庆模式能在这方面实现突破吗？目前看来，前景是无法令人乐观的。因为没有规范的制度化经济环境（从现在的情况看，起码没有这个意愿去进行市场制度建设），单凭着大政府发展的冲动，在美洲种大豆也好，在澳洲做铁矿石生意也好（见和讯采访），都将无法从根本上实现经济模式与产业结构革命性的创新。《南方周末》去年在一篇报道中曾经质疑，"政府主导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让重庆经济长期严重依赖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这几年来，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六七成，本地产出却严重不足"。对于重庆模式引以为傲的"八大投"（八个政府拥有、授权操作的融资平台），世界银行在考察之后，也对其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界定不清，以及偿债能力，表示了担忧（见世行网站）。最关键的问题，在这种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下
，老百姓能获益多少呢？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感概说，"西方国家年增长2%、3%，就不得了了，而我们很容易就达到10%的增长率，但普通群众的生活水准，却提高不了多少"。今天的重庆模式是不是又走在了这样的一条路上呢？

　　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汪强:何必急着删除钱云会的网帖

　　钱云会生前曾任寨桥村村委会主任，多次举报或上访关于当地一些工程的违法征地情况，12月25日被一辆工程车轧死。昨天，随着他的离去，他于8月9日在天涯社区上名为《是官还是贼：诉政府官员豪夺寨桥村146公顷家地始末》的网帖也被删去："抱歉，您所访问的页面不存在，该页面可能已被删除、更名或暂时不可用"。（《北京青年报》12月28日）

　　该网帖对2004年当地政府官员在征收寨桥村100 多公顷土地过程中的行为表示不满，网帖最后表示，"为了解决寨桥村的土地问题，我钱云会（村长）和众村民讨说法奔波六年却一直未被妥善处理，迫于无奈只能上网公开事实……此文章发布内容若有任何污蔑之嫌，由我钱云会负责"。从当地村民的反映看，网帖并无造谣生事之嫌。近日，浙江省乐清市政府就12月25日发生的蒲岐镇寨桥村前任村委会主任钱云会死亡事件进行了通报。在通报中，对工程车轧死人、钱云会三次被关押一一作了解释。假如钱云会所举报的情况是假的，乐清市政府不会不在通报会上指出来。可是，通报中只说了他在举报上访过程中违法，而没有说内容不实，也就反证了举报内容真实，同样，网帖的内容也就是可靠的了。既然如此，乐清市政府要做的工作应该是解决
钱所反映的问题，并反省对待举报上访的失职行为，而不是删帖。

　　假如有人问，为什么要删帖？得到的回答十有八九是为了维稳。但是，删除钱云会的网帖，有助于乐清市的稳定吗？假如删除了网帖，事实也就不存在了，那就有助于维稳。假如删除了网帖，人们就会将此事彻底忘记，从此不再提起此事，那就有助于维稳。然而，事实是删除不了的，人们的记忆也不会随着网帖的被删而失去，因而，删帖无助于维稳。相反，在人们对钱云会之死极度关注的情形下，删除网帖只会让人们产生更多的想象。有人会想，乐清市要包庇违法征地之徒。有人会想，乐清市政府与违法征地者之间有肮脏的交易。有人会想，既然乐清市政府会用删帖的方式掩盖事实的真相，那它所作的通报还可靠吗？说工程车轧死钱云会是一件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件，这可信吗？还有人会由此及彼，从对通报内容的怀疑，进而怀疑到
乐清市政府所做的一切。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赵大可:帝国主义对华炮舰外交的进与退

　　美国航母开进中国黄海经济专属区实施军事演习，仿佛驶过黄海未曾留下任何水痕。中国的主流媒体以及有关方面似乎明显地缺乏兴趣向公众报道或者讨论此一事件。它如同此前发生的炸馆、撞机等等事件一样沉寂于"冷处理"。可以预见，新的类似事件一如既往仍将发生。妥协、绥靖从未能使帝国主义消停。昨日东海、今日黄海、明日南海，美国纠集其仆从国在东亚、在中国周边地区所谋划的对华炮舰外交远未结束，而将持续展开。

　　美帝国主义无视中国政府十数次"坚决反对"，执意将其航母开进黄海施行美韩军演，遂即又驶向日本海实施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美日军演。美国蓄意操作黄海军演，是其高调"重返亚洲"政策的一部分，是美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国家集团在后冷战时期继续实施推进其反华战略的又一个步骤。

　　二十世纪末期，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公开背叛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导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溃散。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在欧亚大陆组织起反共的战略大反攻。一进一退，彼消此长。美国将其航母开到中国的家门口，舞刀弄棒，耀武扬威，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进行公然的战争恫吓与战争挑衅以敲诈勒索中国。纸老虎成了真老虎。这一场景，在这一广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展开。

　　帝国主义倚仗洋枪洋炮结伙打上中国国门的场景，史已有之，今又有之。历史是否重演？

　　一、晾在美国海港的苏联潜艇

　　美国西海岸的旅游城市圣地亚哥的海港里，"晾"着苏联潜艇"福克斯超特B-39"。游人只消花几个美元，便可以登艇随意游览，从导弹发射舱到官兵起居间，袒胸裸腹，一览无余。海港里供人游览的其他舰船，不管是经历了百年风雨的"印度星"号商船，还是两三年前荣誉"离休"的"海豚"号美军潜艇，一个个都收拾得干净利落、齐楚光鲜，唯独进入"B-39"，抬眼望去，不是尘封的导弹发射装置，就是粗陋而破裂的水兵卧具，或是狼藉凌乱的餐厅，唯有透过挂在导弹发射舱里的英文游览简介，人们才能依稀想见"B-39"当年的雄姿。

　　苏制潜艇"B-39"曾是冷战时期世界上建造的最大的柴电潜艇，能够配载和发射较其它潜艇更多的导弹和鱼雷，静音效果好，曾在世界五大洋以及包括圣地亚哥在内的美国沿海游弋、跟踪、威慑美军舰船，令敌人深怀忌惮。

　　如今，"B-39"作为供人游览的展品受到了主人别有用心的关照：蓬头垢面，丢盔弃甲，落魄狼狈。美国的资本家似乎并不珍惜其"物业"，却颇有政治头脑。如同朝鲜将其俘获的美军间谍船"普韦布洛号"展览示众一样主人，新主人有心要"晾晾"昔日强敌的落魄相，以此羞辱被"俘获"的敌手，嘲讽它所曾经捍卫过的那个强大但已解体的国家，嘲讽那个曾经并仍在使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深受威胁的新的社会制度。

　　苏制潜艇"B-39"被敌手"俘获"，非经战败，而是缘于"被出卖"。这艘潜艇于一九七二年编入苏联太平洋舰队服役，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之际，服役期未满便被新主政者勒令"下岗"而失业。西方对手早就瞄上了壮年"下岗"的"B-39"，随即收买疏通新朝的官员，将"B-39"辗转忽悠到了美国。

　　苏制潜艇"B-39"被敌手"俘获"，非经战败，而是缘于"不战"而败。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共领导阶层日益发展成为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特殊利益集团，生活上和思想上日益脱离群众，蜕变为共产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对外出于对帝国主义的恐惧，一面加紧军备竞赛，"象生产香肠一样生产原子弹"，一面又被可能同美帝国主义发生核战的前景吓破了胆，幻想并鼓吹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少搞武装斗争"；戈尔巴乔夫上台更是抛出"新思维"，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公开背叛马列主义，曲意拥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以致数百万红军、拥有先进舰艇的强大海军、成千上万颗足以同美帝国主义"确保相互摧毁"的原子弹，一弹未发，转眼间土崩瓦解，党亡国灭。在�
�一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看，"B-39"实质上是被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对帝国主义列强奉行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所出卖的，是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面对帝国主义的颠覆、围剿、进攻"不战"而败的牺牲品，是"三和一少"的牺牲品，更是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阶层资产阶级化的牺牲品。

　　苏维埃政权曾多次粉碎西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入侵，曾击败纳粹德国的侵略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但在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背离马列主义、背离社会主义之后，拥有先进潜艇和航母的苏联红军、对帝国主义列强"确保相互摧毁"的核威慑力量，都未能保卫苏联或挽救国家于崩解败亡。

　　二、美国航母开进中国黄海

　　伴随着苏东巨变，帝国主义列强伙同原蛰伏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自由"力量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在欧亚大陆展开了围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战略反攻。越战失败后被迫实行战略收缩从亚洲后撤的美帝国主义反守为攻，挺进欧亚，进逼中国，遏制、围堵、攻击，不断制造事端。银河号事件 、炸馆、撞机、抵近中国领空或领海的军事侦察等直接的军事挑衅与军事攻击因"九一一"事件而略加延宕，借"九一一"而展开的所谓反恐则将美军直接屯驻在中国西部边境，从侧翼部署了对中国的军事围堵。等到美国从伊拉克刚一脱出身来，便急不可待地"重返亚洲"，接续此前的动作，外交挑唆、黄海军演、诺氏"和平"奖、逼迫人民币升值，多管齐下，蓄意要象搞垮前苏联一样搞垮中国。

　　就东亚地区形势看，美国"重返亚洲"操作美韩黄海军演、美日军演有多重用意。冷战结束之后，近年来，韩国国内要求美军交出战时指挥权、日本国内要求美军撤除冲绳基地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意在通过制造地区紧张局势，压制韩日国内反美或疏离美国的倾向，抓牢其仆从国；破坏或终结此前韩国数届政府尝试的"阳光政策"，以便继续赖在东亚； 赖在东亚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遏制围堵中（苏）俄，因此美国航母黄海军演的主要用意是，借在中国周边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对经济势头看涨的中国加强军事威慑，试探中国政府和民众应对如此事态的立场、意志和能力，为其反华战略的后续推进摸底铺路。

　　从美韩军演本身看，朝鲜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美军依旧赖在朝鲜半岛，年复一年地纠集着仆从国进行战争演练。美国政府的理由是，协同南韩防御北韩的攻击。苍蝇喜欢叮有缝的鸡蛋。美国热心于维持他国分裂或分裂他国以便借机驻军，协同一方"防御"另一方。它曾驻军西德协同"防御"东德，驻军南越协同"防御"北越，驻军台湾协同"防御"中国大陆，进军科索沃协同该地区分裂主义势力"防御"南斯拉夫联邦政府。有争端、有分裂，便有了美国插手他国内政从中渔利的机会。制造争端、制造分裂便制造了紧张局势，制造了敌人。制造了敌人，便制造了战争。战争是美国军工复合体所物色的大客户，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财团的福音。美国的军火出口生意占世界第一位，美国军工企业的年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美国的�
��费支出占联邦政府年财政支出的15%.○1制造战争，便为美国的军工企业制造了市场和产品需求，为美国资本家制造了利润，为工人制造了就业机会，为政客制造了选票，为美国制造了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尽管象制造伊拉克战争那样为他国人民制造了灾难。美国政府经营战争就是替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开发和经营生意。借助武力进行对外扩张、掠夺、控制、占有，意味着战争，也同时意味着生意和暴利。经营生意，意在牟利，无须其他理由，如同帝国主义列强当年贩运鸦片、贩运黑奴一般。

　　近日所谓的"天安舰事件" 、延坪岛炮击，以美国的战争扩张史为参照，不过是蓄意制造事端或借机启动战争机器的借口，可以为美国借战争扩张的历史续写新的章节。一八九八年，时属西班牙殖民地的古巴发生内乱，美国借机派遣"美因号"军舰停靠哈瓦那港，随后"美因号"神秘沉没。美国以此为由发动了美西战争，掠取了西属殖民地的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一九六四年，美国政府声称，美国军舰在越南北部湾海域遭到北越攻击。美国国会与美国总统随即签署法案下令轰炸北越，借此使战争升级扩展到北越。二零零三年，美国政府宣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借此发动了侵占伊拉克的战争。历史证明，这些不过是美国政府为发动和扩大战争而编造的故事。历史也一再提示人们，所�
�擦枪走火的"事件"，不管是属于前台演员们的即兴演出，还是属于规定动作，对随后发生的历史事变而言意义不大，剧情通常是按照编导们在后台早已策划好的脚本展开的。

　　帝国主义列强策划战争不需要理由，但列强们总会为其战争找到理由。这就是狼吃羊的理由。

　　三、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炮舰外交：过去、现在、未来

　　自鸦片战争以降，帝国主义列强对华奉行炮舰外交，反反复复经历了三个历史性阶段：敌进我退；我进退敌；敌复进，我复退。

　　帝国主义列强对华奉行炮舰外交，开枪放炮，杀人放火，耀武扬威，对中国进行战争恫吓、战争讹诈和武装侵略，其来有自。一八四零年，英国资产阶级为向中国倾销毒品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的炮舰侵入中国领海，沿广州到天津，一路轰炸中国的沿海城市和百姓。一八五八年，英法结伙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的炮舰再次武装入侵中国领海，开枪放炮，杀人放火，耀武扬威。满清政府禁止西方列强在华贩毒的努力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炮口下失败了。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于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敌进我退，满清覆亡。

　　此后，民国，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内镇压工农，对外向帝国主义列强或投降或依附，引列强为"友邦"，认贼作父，引狼入室。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由中国领海侵入内河，肆意横行于中国。英、美、法等国的炮舰居然麇集盘踞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城下的长江边上。标榜"法制"的西方人迄今仍然声称，英美炮舰当年横行的长江是"国际水域"。○2敌逾进，我逾退。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国民党政府终于垮台。

　　中国，近现代史上，直到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兴起才第一次彻底地改变了帝国主义对华炮舰外交下"敌进我退"丧权辱国的局面。帝国主义列强对华奉行的炮舰外交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断然反击粉碎了。

　　一九四九年，英帝国主义依然将中国的内河长江视为"自由航行水域"。英舰"紫石英号"恣意游弋于长江阻挠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军断然炮击该舰以及前来救援的任何英舰。英舰鼠窜，从此绝迹于长江。

　　一九五八年，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帝国主义蓄意插手中国内政，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发出赤裸裸的战争挑衅和战争威胁。时任美太平洋地区武装力量总司令菲尔特叫嚣说：始终存在着在台湾问题上同共产党中国人发生一场有限战争的危险。美国海军公然为蒋军护航。毛泽东指示对美蒋海军联合编队"照打不误"。 美帝国主义的军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击下仓皇逃窜。○3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炮从内河追击到沿海，将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驱逐出去。一九五八年十月，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发布文告："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4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走进了毛泽东的书房，接受了中国政府的严正要求：同蒋政府"断交"、"废约" ；从台湾"撤军"。

　　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明白布告列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以大炮回应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炮舰外交，开创了对外关系上社会主义中国节节前进、帝国主义列强步步败退的历史新局面。社会主义中国，凛然正气，巍然矗立。

　　毛泽东之后，中国进入了改开派主导的"改革" 、"开放"时代。对内改革，全面颠覆和革除毛泽东时代所确立的基本政治路线，经济上，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集体经济，扶植资本主义私有制；政治上，捧资本家上台，赶工农大众下台，人民民主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在意识形态领域，一面极力攻击和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攻击和否定社会主义，一面鼓吹和宣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将之捧为"普世价值"。对外开放，国门向列强敞开，向资本主义世界输诚"接轨"，西方资本主义、垄断资产阶级被请进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各行各业；对外关系上，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奉行"韬光养晦" 、"不搞对抗" 、"消气"外交。

　　美帝国主义对改开派主导下"韬光养晦" 、"不搞对抗" 、"消气"外交的中国给与了回应：银河号事件；有恃无恐地炸馆；抵近中国领空与领海明目张胆地施行军事侦察；肆无忌惮地撞机；没完没了的"南海事件"。

　　一九九五年，台独空前猖獗，台海浮现危机。美帝国主义为给台独势力打气壮胆公然派遣其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向中国炫耀武力，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战争威胁和战争挑衅。

　　二零一零年，美帝国主义无视中国政府再三、再四、再十地"坚决反对"，执意将其航母开进中国黄海实施军演。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提出要求："中国应该对朝鲜施压"，"中国应该"这样，"中国应该"那样。○5

　　在毛泽东时代已经"滚回去"的美帝国主义在"改开"年代杀回来了，一步步由远而近，再一次将炮舰开到中国的家门口，炮口瞄准了假想敌中国，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战争威胁和战争讹诈。

　　中国的改开派对帝国主义奉行"韬光养晦" 、"不搞对抗" 、"消气外交"，较之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对帝国主义所奉行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少搞武装斗争"，所持的态度更加恭顺、更加谦卑、更加轻贱；较之"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满清政府，较之引帝国主义列强为"友邦"实则尊之为"太上皇"的国民党政府，中国的改开派接续了鸦片战争以来但凡腐败无能的统治阶级一体奉行的投降主义外交路线的谱系。

　　中国资改派主政下的中国，对美帝国主义的对华炮舰外交"不搞对抗"、"韬光养晦"的结果是，敌进我退，我退敌进；敌逾进，我逾退，步步败退。

　　纵观历史，自鸦片战争以降一百七十年间，在对华关系上，帝国主义列强奉行的炮舰外交经历了三个历史性阶段：敌进我退；我进退敌；敌复进，我复退。在这三个历史性阶段，帝国主义列强奉行的对华炮舰外交指示着两个截然相反的取向：一是，由远而近，杀进中国；一是，由近而远，从中国以及邻近中国的周边地区"滚回去"。

　　历史上"杀进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陷中国于任列强宰割、予取予求的半殖民地境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和屈辱。帝国主义列强当此之际是吃人的真老虎。从中国以及邻近中国的周边地区（朝鲜、越南）"滚回去"的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在包括武装较量在内的斗争中遭受到无可挽回的挫折、失败，无法继续倚仗向中国开枪放炮实现其利益扩张欲求，不得不败退后撤，不得继续为害中国和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列强此时成了吓人的纸老虎。豺狼虎豹的本性不会改变，"吃人"还是"吓人"取决于对象是武松还是李鬼。在对华关系上，决定帝国主义对华炮舰外交取向的力量不是帝国主义列强，而是中国。一百七十年以来，或者以远，帝国主义列强的本质没有丝毫改变。帝国主义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
、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回去"还是"杀进来"取决于中国自身的状况，取决于中国强弱。中国弱，则帝国主义列强趋进为害；中国强，则列强远遁。因此，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炮舰外交的取向是帮助衡量中国强弱的一个客观标志。

　　二十一世纪，美帝国主义的对华炮舰外交是"滚回去"还是"杀进来"呢？

　　四、"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自鸦片战争到当代，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华奉行的炮舰外交，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一次次军事挑衅和武装侵略，中国社会内部有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争、"术" "道"之争、社会发展道路之争、制度与文化优劣之争、中国强弱或中国何以强弱的争论，时伏时起，从未止息。

　　帝国主义列强倚仗洋枪洋炮为祸中国。清末民初，中国一些人将之归因于"技不如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于是努力兴办洋务，兴办水师，但满清海军仍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中国一些人又进一步将之归咎于中国社会制度落后，主张全盘西化，于是又有了清末民初之际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制度改革实验：君主立宪、议会共和，不一而足，一一夭折。当此之际，中国面临着选择、确立社会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斗争。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选择了资本主义，选择了由地主资产阶级少数人继续剥削、压榨工农大众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及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由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居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政治制
度。两条社会发展道路、两种社会制度相互斗争的历史结局是，毛泽东领导的工农大众战胜了蒋介石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颠覆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而导致社会倒退的事，有可能发生，并象在前苏联等国那样已经发生。毛泽东之后，邓主导的"改革开放"，是对毛泽东时代已经确立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政治颠覆。革除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复兴资本主义私有制，呼唤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接轨"的所谓政治改"制"，只是接续百年前清末民初的"西化"政治实验，接承六十年多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衣钵。

　　从百年前的民初到眼下的"改开"年代，从始于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到进而图谋引进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在国内外新旧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撺掇撮合下，中国在全盘西化、全盘资本主义化的同一条道路上试走了两回，或者说正在尝试第二个来回。这两次仿佛类似的历史演进过程都伴随着一个共同的社会现象，即中国的"西化"或西式资本主义化，外部，都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蓄谋以武力干预中国内政、以对华炮舰外交施压促变的助推或曰"催生"；内部，都经受着来自中国社会工农大众的普遍不满和反抗，引发出激烈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第一次西式资本主义化，引发了由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兴起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第二次由中国改开派所谋划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化， 在国内正不断激�
�民众的反对和抗争，激发出日益普遍、日益频繁的"群体性事件"。这是一个值得玩味和发人深省的社会历史现象。

　　对工农大众而言，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代表和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苛政"、恶政；废除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由人民大众当家作主，集体互助、共同发展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对人民大众而言是"仁政"，是惠及民众的"大仁大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行社会主义之道，则得人民大众之多助；行资本主义之道，则得剥削阶级少数人之寡助。多助则中国强，寡助则中国弱。中国强，帝国主义列强则不敢对华造次，不敢轻启战端，就会从中国和中国周边地区"滚回去"；中国弱，英法联军、美国航母则对华舞刀弄棒，开枪放炮，肆无忌惮，打上国门。满清治下的大清国，蒋介石治下的民国，对内推行"苛政"，站在民众利益的对立面。他们所代表的剥削阶级少数人的力量是虚弱的，中国由此而弱
，帝国主义的对华炮舰外交由此得逞，列强对中国的入侵由此加剧。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工农大众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一致，保家卫国融为一体。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凝聚起来，上下同欲，万众一心，彻底改变了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制度下旧中国 "一盘散沙"的局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全伙第一次品尝了中国人民铁拳反击的力量，领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劲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小米加步枪、炒面加手雷击败了由现代化飞机、坦克武装的全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志愿军战胜了资本主义美国的美元雇佣军。帝国主义的对华炮舰外交由此失灵，帝国主义对华炮舰外交的取向由"杀进来"转向"滚回去"了。满清和国民党时代吃�
��的真老虎，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面前成了吓人的纸老虎。一个刚刚经历了上百年动荡战乱、百废待兴、物质极端匮乏的中国，挺身抗击了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列强，战而胜之。它载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载于世界历史。它使人们重新审视并匡正自此而后面世的中国"技不如人" 、"制度不如人" 、"落后就要挨打"等等一切"学说"和论调。它帮助善良人澄清某些糊涂认识，同时曝晒汉奸、洋奴借此鼓吹投降主义、卖国主义的险恶用心。

　　一八四零年以来，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或割地赔款或委身依附甘作洋奴，唯一能够喝令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滚回去"的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中国。毛泽东应该比任何其他人更有资格评价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并确实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着鞭辟入里的剖析和精辟论述。

　　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如同景阳岗上的老虎，刺激它或不刺激它都一样，总归是要吃人的。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努力提高科技与装备水平以装备人民军队，扭转"技不如人"的劣势。打虎需要哨棒，打狗需要打狗棍，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威胁与核讹诈，"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但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很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力量是人，不是物。"战争之最深厚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民众的战争。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都是侵害和掠夺各国人民利益的反动派，因此也是纸老虎。如果一个政党维护并代表人民群众的利
益，依靠并组织起民众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也就获得了战胜帝国主义并将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中国的力量。那么，帝国主义的对华炮舰外交也就只能面对"滚回去"的方向。反之，如果执政者漠视、背离、侵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遭到民众唾弃甚至起而攻之，则势必无力抗御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势必对外妥协、投降、丧权辱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也就"杀进来"，逼迫腐败无能的统治阶级进一步出卖更多的国家权益和民族利益。

　　从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进行战争挑衅、战争威胁、战争讹诈与中国进行反战争威胁、反战争讹诈的相互态势看， "改开"年代的中国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有着黑白分明的强烈反差。

　　一九六五年九月，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陈毅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针对美帝国主义逐步升级扩大侵越战争以及国际反动派的反华声浪，陈毅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陈毅一席话，让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权感受到了足够的反威胁的力量，从此将数十万美军挡在了北纬十七度线以外。因为，美帝国主义仍然记得当年无视周恩来的警告狂妄地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所遭受的打击。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面对美帝国主义对华炮舰外交所处的态势。

　　二零一零年，"改开"年代的中国。针对美国航母开进黄海军演，数月之内，中国政府进行了旷日持久一次又一次的"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执意将其航母开进黄海。中国政府收起了"坚决反对"霸主之声，奔到其仆从国"斡旋"熄火，在玩弄战争双簧的帝国主义主仆间跌跌撞撞，进退失据。中国有百姓鄙夷：丢人现眼；有百姓气愤质问："原子弹咋就撑不起（外交部）'发言人'的软皮囊？"○6时光仿佛倒流回一百多年前。这是"改开"年代的中国面对美帝国主义对华炮舰外交所处的态势。

　　人人都明白，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改开"年代的中国，成就了王石们、赖昌兴们、陈良宇们、建龙集团的资本家们、年薪千万的国企高管们，成就了层出不穷的窃国大盗、富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养肥了郭台铭们和高盛等跨国资本财团的大亨们，与此同时，造就了成千上万下岗失业的工人、失地农民，造就了亿万弱势群体，造就了社会阶级分化。假如富士康的雇佣工人们活不下去被迫跳楼，假如为下岗工人维权的赵东民们被投进牢狱，指靠谁来卫国？美帝国主义的炮舰卷土重来，要"让中国倒退一百年"，果然如此，天欲堕，赖谁拄其间？能否指靠王石们、郭台铭们、高盛集团的合伙人们、资改派们"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帝野心狼"？如果不能，中国当局"坚决反对"美国航母开进黄海军演何来底气？对一个根基错落、内里掏空的
中国，美帝国主义的炮舰只会是"杀进来"而不会是"滚回去"。

　　钱学森、邓稼先等一代爱国的科学家呕心沥血牺牲奉献铸造了护卫中国的依天长剑。然而，伟大的科学家深知，单靠原子弹不能保卫中国，正象原子弹未能守卫住苏联一样。钱学森看到的是，中国"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 就完蛋了。"一代科学宗师留下了警世恒言。

　　美帝国主义无法战胜社会主义中国。尽管当年一穷二白的中国在"改开"年代遭到百般诬蔑，却实在是顶天立地的强国。对此，有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权作证，证诸帝国主义列强连同它们奉行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对华炮舰外交从中国"滚回去"了，证诸"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证诸历史，帝国主义列强能够入侵或攻陷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中国。尽管中国的资产阶级将"改开"年代吹捧为"特别是"的盛世，中国却实在是虚弱的、折断了脊梁。对此，有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权作证，有银河号、有炸馆、撞机等等不了了之的帝国主义孽案作证，有一次次"坚决反对"却被美帝视如放屁一般的"消气"外交作证，证诸美帝国主义对华奉行炮舰外交，卷土重来，"杀进来"了。

　　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并仍在继续给世界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制造着灾难、贫困和战争。中国人民、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斗争远未结束。前苏联同美国之间相互斗争的历史表明，即便在"确保相互摧毁"的"恐怖平衡"的前提条件下，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所谓"和平共处"，也不过是从平衡到不平衡的过渡。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是无法"和谐"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树欲静而风不止。"前苏联置身其中而不自知，终于败亡；已经改"制"希望入伙的俄罗斯今天仍然继续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遏制围堵中。人吃人的制度下狗也咬狗。

　　美国航母开过来了，美帝国主义的对华炮舰外交"杀过来"了。"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中国又一次面临着内忧外患。然而，"季孙之忧，不在颛顼，而在萧墙之内也。"

　　殷鉴不远，前苏联镜子一般映照着中国。

　　2010，12，22

　　○1张云：《美国衰落与霸权延续的逻辑》，联合早报网，2010， 12， 06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us/pages8/sino_us101206.shtml，last accessed 11/12/2010

　　○2TheFreeDictionary，Amethyst Incident， last accessed 20/12/10 http://encyclopedia.farlex.com/Amethyst+Incident

　　IMDb.com，Yangtse Incident： The Story of H.M.S. Amethyst （1957），last accessed 20/12/10，http://www.imdb.com/title/tt0051209/

　　○3○4叶飞：《叶飞忆金门炮战：毛主席决策所有人都没懂》，历史屏道，河北新闻网，摘自《毛泽东生平全纪录》（上卷），柯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http://lishi.hebnews.cn/2010-11/25/content_1283710.htm

　　○5Shin Hae-in and Song Sang-ho，Allies pressure China to warn North Korea，TheKoreaHerald，December 7， 2010，http://www.koreaherald.com/national/Detail.jsp？newsMLId=20101207000823

　　○6就不比嘴：《原子弹咋就撑不起"发言人"的软皮囊？》，乌有之乡，2010，12，02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012/199541.html

陈占彪:八十年代“官二代”被处死刑

　　1986年2月19日下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静安体育馆宣布了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等六人的强奸、流氓罪行，以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对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执行死刑的命令，据1986年2月22日的《参考消息》报道："他们被绑着胳膊、低着头，在三千名旁听者面前示众，然后被拉去枪决。"其余三名同案犯陈冰郎、陈丹广、康也非分别被判处20年、5年、3年不等有期徒刑，其中陈冰郎系陈小蒙的弟弟，后来在狱中自尽身亡。

　　对高干子弟判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

　　此前的2月1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做出这样的审判结果，除判处三年轻刑的康也非之外，其余人均不服判决，提出上诉，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据当时的一位西方外交官所说："他们是以任何人都无法反对的罪名惩办的"。

　　这六名当年横行上海的罪犯都是什么身份呢？陈小蒙系《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胡晓阳系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记者，葛志文系上海新华香料厂工人，陈冰郎系中国民航一零二厂工人，陈丹广系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船员，康也非系深圳华仪利能电脑工业公司职员。六个流氓，其中两名记者，四名工人或职员。今天看来，这些人的职业似乎并不显赫，但在当年却并不一般。

　　据当年《人民日报》的报道，大概可知他们的劣迹恶行。

　　1981年至1984年间，他们经常纠合在一起，以跳舞（按，据《文汇报》上称是指"黑灯舞"，"贴面舞"）、帮助调动工作等名义，诱骗妇女至陈小蒙、陈冰郎和陈丹广等人家中，结伙或单独进行犯罪活动，陈小蒙轮奸妇女两名，强奸妇女两名（其中一名未遂），帮助胡晓阳强奸妇女一名（未遂），并以流氓手段奸淫妇女十三名，猥亵妇女五名。胡晓阳轮奸妇女一名，强奸妇女三名（其中一名未遂），奸淫妇女十二名，猥亵妇女十名。葛志文轮奸妇女两名，奸淫妇女八名。（《上海处决强奸流氓犯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人民日报》，1986年02月20日，1版。）

　　之所以高调公开宣判这个案件的原因在于，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氓团伙，他们六人"都是干部子弟，有的还是高级干部的子弟"。

　　陈小蒙、陈冰郎兄弟系原中共上海市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陈其五之公子。陈其五，原名刘毓珩，在清华哲学系读书时曾是"一二·九"学生领袖，担任学生救国会副主席，南下请愿中，可谓声名雀起，风光无限，据说"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一脍炙人口的名句正是出自他口。

　　六十年代初，陈其五曾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方针后，在1963年受到错误批判，留党察看两年。1965年，张春桥等人将他开除了党籍，并发配到扬州的江苏农学院做教务处副处长。1967年又被揪回上海，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官复原职，担当老本行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的复出用其子陈小蒙的话来说，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正是由这段时间始，陈小蒙在另一高干子弟胡晓阳的现身说法下，开始腐化堕落，并向犯罪的道路上"跑步前进"了。1981年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陈其五不幸发现身患肺癌，然而，他"不知疲倦地、忘我地、超负荷地工作"，1984年9月4日上午7时20分在华东医院逝世。

　　病逝时陈其五担任中共上海市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陈其五去世两个多月后，11月16日才开遗体告别会，11月24日，上海公安收容审查了陈小蒙的同案犯葛志文，6天后，刚和老父遗体告别后不久的陈小蒙、陈冰郎亦被锒铛收押。

　　另一个被处极刑的同案犯胡晓阳又是何许人物呢？他是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胡当时是上海市的第三号人物，可谓是位高权重。胡立教亲生儿子夭折，胡晓阳系胡妻姐姐的二儿子，由胡立教夫妇领养。1985年1月23日，胡晓阳在衡山宾馆被抓获。

　　邓小平说"判得好"

　　"中国国内宣布对高级干部子弟判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外电亦纷纷发文，称对共产党刮目相看。

　　面对八十年代初，猖獗而泛滥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高干子弟犯罪，当局忍无可忍，遂决心运用重典，整饬社会风气，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对于那些长期逍遥法外的花花太岁，流氓衙内同样如此。

　　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这样说：

　　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现在确有个别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那些小萝卜头漏掉一点关系不大，当然不是说就可以放松。我看，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

　　对于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来说，如不对这些人实行"专政"的话，中国"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那么"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邓小平文选》第3卷 ）

　　1月17日邓小平发表讲话后，第二天，1月18日，胡启立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讲到对高干子女涉足的大案要案要"杀一儆百"：

　　抓党风，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真正实干，不能手软。对于构成犯罪的，要依照法律，该抓的要抓，该杀的要杀。现在要从抓大案、要案入手，特别是那些有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插手的大案要案，一定要冲破阻力，一抓到底。杀一儆百，挽救一批干部。

　　被2月1日，陈小蒙等人被判死刑，2月19日，他们被依法处决。

　　"先打老虎，缓拍苍蝇"

　　从法律上讲，陈小蒙等人犯罪受刑与普通罪犯受刑当无所区别，但在政治上看，处理陈小蒙等人的意义是深远的。

　　正如《参考消息》上转引的香港媒体评论中说："过去，中共习惯的说法是，中央是好的，毛病出在下面。其实，上梁不正下梁歪，不从中央抓起而光整下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次不同了。中央领导明确指出，'社会风气如何，决定于党风：党风如何，决定于领导机关的风气；而领导机关的风气，又决定于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一句话，决定于北京这个地方'。"

　　然而，与一般的"小萝卜头"不同的是，那些高干和高干子弟在官场有着错综复杂的保护网，互相保护，狼狈为奸，正因为如此，他们这些人往往又能超越法律之外，因此当有的案件涉及到更高层时，也便不了了之了，这就是所谓的"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现象。

　　然而，在1986年的"端正党风"行动中，改变了"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反腐痼疾，也就是这次要"先打老虎，缓拍苍蝇"。邓小平就说，先把那些高干和高干子弟抓个典型，打击一下，"那些小萝卜头漏掉一点关系不大"。

　　1986年1月9日，胡耀邦在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中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

　　按照我们的党规党法，一切忠诚正直的党内外同志，对于我们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的负责人严重渎职行为和违法乱纪行为，有权如实地向党中央报告。

　　人常说，"老虎屁股摸不得"，更遑论打呢？然而，共产党这次端正党风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动真格的了。

　　"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

　　陈小蒙之所以敢于蔑视法律，肆无忌惮，正在于他自认为有着高干父亲的庇护，他在《我的亲笔供词》中说，"……我为什么敢这样？这与我头脑中的优越感有关，总觉得公安局不会来抓我。公安局总要照顾父母的面子。平民百姓和我们打官司总归打不赢，公安局不会相信这些人的话……"

　　如果法律在这些"特殊公民"面前成了摆设，法律也就只成为约束庶民的法律。因此枪毙高干子弟陈小蒙等人对于收拾民心、重塑信心来说意义重大。

　　在枪毙陈犯等人的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评论员文章。对那些害群之马的高干子弟，"特殊公民"发出了严正的警告。

　　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我们的干部子弟，包括高干子弟，绝大多数是好的，是遵纪守法的。但也确实有极少数高干子弟自视特殊，目无法纪，为非作歹，令人发指。他们自以为有"靠山"，谁也管不着他们，法律也要对他们低头。他们的算盘打错了！在党风不正的地方和单位，法律有时确实显得软弱，坏人暂时可以横行无忌。现在从党中央起，全党上下决心端正党风。法律的尊严受到更坚决的维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到更坚定的贯彻。

　　而对于那些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保护层"、"阻力"、"干扰"、"背景"、"来头"等，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强晓初在中央国家机关端正党风情况交流会上说，"不管涉及到谁，不论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都要一查到底，查个水落石出。绝不能回避矛盾，不能遇到困难就'绕道走'，不能和稀泥，做老好人；而要坚持原则，无所畏惧。敢于冲破关系网，不管'背景'、'来头'多大，凡是触犯党纪国法的，都要按照党纪国法，该处分的处分，该开除的开除，该法办的法办。"

　　显然，枪毙陈小蒙等人在当时也收到了安抚民心，鼓舞百姓的效果，上海长宁区新华街道有的里弄干部说，"这些坏人杀得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正气不能上升，邪气不能下降。"有些里弄干部说，"只有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法纪大张。中央这次抓端正党风、抓大案要案，雷厉风行，决心很大，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

　　假面陈小蒙

　　陈小蒙等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今天我们只能从当年对此案的讨论的文章中，隐隐看到陈小蒙等人一鳞半爪。在1986年《民主与法制》第三期里，曾刊出一篇文章，对此案及陈小蒙进行详细描述。

　　据当年阅读过这篇文章的一位北京读者所说，这篇文章并"没有把他写成一个青面獠牙的魔头，而是如实地勾勒出陈小蒙从人到兽的深渊之路，剖析了这个'假面人'面具后的复杂的社会、心理诸因素。"

　　"觉得自己以前三十多年白活了"

　　陈小蒙，1986年伏法时值36岁，算来该是1950年出生的。六十年代，其父陈其五受张春桥这帮人的迫害后，小蒙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先被下放到北大荒，后到送往老家安徽。在安徽农村的时候，由于"受到了玩弄女性的丑恶思想的影响"，他就"把手伸向无知的幼女"，然而，他对此深为后悔，并"下决心永不再犯"。

　　后来他和一个漂亮的姑娘恋爱过，不幸的是，女友提出中断恋爱关系，后来他说"后悔当初没有占有女友，纯洁反而吃亏了"。1979年，陈小蒙作为29岁的大龄小伙与另一姑娘结婚，随后有了儿子。1980年后，老爸的"党籍恢复了"，苦日子熬到头了，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后来，重遇旧日恋人，陈曾一度执意和妻子离婚，恋人复离去，于是他思想空虚，感情痛苦。

　　1981年初，还在读大学的陈小蒙结识了胡立教的儿子胡晓阳，胡晓阳告诉他："女人就是供男人玩的，像身上穿的衬衫，穿一件，脱一件。除了自己老婆不能贡献出来外，其他女的都一样，都是一件衬衫。"

　　陈小蒙有如醍醐灌顶，进而自惭形秽，原来自己是 "土包子"一个呢，进而觉得自己白活了三十年，"他对生活的理解比我实惠，甚至比我深刻。……我很羡慕他的经历，觉得自己以前三十多年太傻了，活得太清高，太没味了，算是白活了。他已经享受了现代人的生活，我也要过这种生活。"

　　既"斯文"，又"流氓"

　　虽说陈小蒙因强奸案而被正法，震动一时，但在生活工作中，陈小蒙却是"鞭挞丑恶，弘扬正义，以笔为剑，为民鼓呼"的记者。

　　陈小蒙在《民主与法制》杂志社作记者，《民主与法制》虽是薄刊一本，1986年的发行量竟高达二百万份，"零售经常脱销，一般在上市供应三天内就已售完"，各地读者有的"要求增加零售量"，有的要求"多印一些"。

　　陈小蒙在《在"导演"招牌的背后》一文中，还写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个"资格颇老"的黄"副导演"以"物色演员"为幌子，诱骗想当演员的女孩到他旅馆"试戏"，以满足其淫欲的故事。

　　陈小蒙这样写道：

　　在黄某看来，想当演员的女孩子，按照他的"逻辑"——既希望"得到"，就应该"失去"；想当明星，就该"为艺术献身"。

　　然而，能允许这种十足的"恶棍逻辑"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畅行无阻、为所欲为吗？

　　他的这些作品叙述流畅，立场鲜明，且正鞭笞了他自己所持之信念。在被抓之前，陈小蒙还被提拔为记者部负责人。

　　生活中的陈小蒙也挺注意自己形象，举止斯文、一派谦谦君子的绅士风度。"他分配到《民主与法制》编辑部当记者后，连蓄了年余的'现代派长发'也'主动'剪去了，平日举止斯文，连一句不文雅的笑话都不说，见了一些年长的记者总是一口一句老师，对同龄人谦逊平易，勤快地采写过不少报道。"

　　选自：《看历史》杂志2010年第12期

鹰远:必须继续围观钱云会之死

　　12月25日，浙江乐清蒲岐镇寨桥村村主任钱云会被一辆大型工程车压断脖颈。当地村民称，"村主任是被4个人抬起，扔在工程车前轮下压死"的。5年来钱云会为征地的事情不断上访，先后3次被投入看守所。官方当时通报是交通事故，昨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仍然坚持是"交通肇事"的说法(今日本报A18版)。

　　钱云会之死到底是"交通事故"，还是"谋杀"，是亟待揭开真相。正如两日来，钱云会的死已经在网络掀起了巨大波澜。网民关注钱云会之死，并不是因为他的村主任身份，而是作为一个为了村民利益的上访人，钱云会之死到底与征地有没有关系。因为，联系既往在拆迁、征地领域发生的悲剧事件中，在和权力和资本抗争后落败的公民下场，与钱云会的死都存在着某种相似的"基因"。

　　网民分析的五大疑云条条有理：工程车逆行撞死人，反常！死者倒下的角度，反常！事故路段的村口原本有的'天网'摄像头突然失效，反常！工程车连一点刹车痕都没有，反常！肇事司机神速被"武警"带走，反常！

　　然而，面对如此蹊跷的死法，乐清市蒲岐镇党政办工作人员只是轻描淡写的说，这只是一起交通事故，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它和之前的上访联系起来。发布会上，这些疑点一点都没解释。但需要质疑的是，既然是普通交通事故，那么蒲岐镇为何"放风"禁止村民打电话传递消息？这背后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真相？

　　并非我们有权力被迫害症和妄想症，替民请命的钱云会曾先后3次被投入看守所，他虽然是个村长，但其上访经历，与媒体报道过的许多事例难道没有一点相似？

　　当然，网民任何的猜测和认为的"或许"，都还不是正确、权威的答案。但很显然，钱云会之死已然成为公共事件，公众期待一个权威调查结果。

　　去年云南"躲猫猫"事件中，云南省委宣传部会同相关部门组成调查委员会，其中包括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代表10名，往事发地调查真相。不问效果如何，总是一个姿态。笔者认为，如今钱云会之死形成的网络风暴不亚于"躲猫猫"事件，建议当地政府调查此案，也可考虑邀请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钱云会之死的调查，或授权第三方独立组织调查此案。总之，在公民监督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语境下，网络的焦点，按照网络的规则解决，或许真相可以更快的揭开。

　　网民的"围观"已经成为舆论监督一景。在这样蹊跷而惨烈的死法面前，在这样糊涂的发布会面前，我们有必要保持"围观"的姿态，直到一个令人信服结果的出现。

杨涛:上访村长死因成迷与法律安全的沦丧

　　12月25日晚上，乐清市公安部门发布通稿称，乐清市虹南公路寨桥村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牌号为皖K5B323的工程车撞倒寨桥村村民钱云会，当民警赶到现场时，钱云会已经死亡。但一些网民却在全国多个知名论坛和微博发布与警方截然不同的内容，称12月25日上午，钱云会在虹南公路寨桥村路段，被5个人抓住按在地上，然后被一辆工程车碾压，工程车逆向行驶。后面跟帖的一些图片显示，确有一辆牌号为皖K5B323的工程车，从一个男子的头颈部位压过，男子横躺在车轮以及车底部，惨不忍睹。（温州网12月26日）

　　尽管并不排除钱云会的死亡确实是如官方所说，是死于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但更多的疑点却指向是一起蓄意的谋杀，例如有网民所提出的，为何工程车会逆行、为何死者身体方向是横向、为何路口摄像头失效、为何工程车不刹车、肇事司机为何立刻就被带走。当然，这倒底是一场普通交通事故还是一场蓄意谋杀，还待官方给我们更为信服的证据和真相。

　　但这一事件本身揭示出的问题就令人不寒而栗。网民一边倒地倾向于认为钱云会是死于蓄意的谋杀，并且认为是有政府工作人员参与的谋杀，已然说明今天 法律的秩序在崩塌，而公民的法律安全已经沦丧。对于一起上访公民的死亡，他们已经本能不会相信是普通的交通事故，普遍地不相信官方的结论，他们将所有的猜疑指向蓄意，指向政府工作人员，他们不再相信这个法律秩序在保护人，不再相信他们配享有法律安全。

　　这绝对不是什么精神病人所患有的"被害妄想症"，而是血淋淋的现实给他们的经验总结。马克思说"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们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他们敢于冒绞刑的危险"如今，开发土地延伸的利润给开发商带来的利润，远远超出了 300%，开发商早就敢于"冒绞刑的危险"。今年3月3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公民王翠云在阻止拆迁方施工的过程中，被铲土机扫进土沟活埋，不治身亡；3月27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公民陶氏父子为阻拦镇政府强拆自家的养猪场浇汽油自焚，儿子陶会西死亡，父亲陶兴尧被烧伤；10月30 日，，山西省太原市晋元区金胜镇古寨村，10余名手持木棒的男子闯入一
待拆迁民房内发生入室行凶案，造成一死一伤。

　　而作为保护公民法律安全，为公民安全进行"守夜"的地方政府又在干什么呢？"土地财政"和追求GDP增长的冲动，让地方政府官员与开发商同穿一条裤子。他们要么在征地拆迁中直接冲锋上阵，充当开发商的打手，要么是暗地纵容开发商的暴力，要么就是对公民的上访治罪。公民在直接受害于开发商的暴力时，又腹背受敌，对于他们而言，何从有法律安全可言？

　　钱云会的先前遭遇就充当体现了法律安全的沦丧。他们村的土地被征收，补偿是天经地义，而据说一分钱补偿都没有，作为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村长为村民的利益奔波呼号，长年上访，本是合法权利体现。然而，他的六年奔走不但毫无结果，自己却多次被有关部门关押。可以说，在钱云会的生前，他的法律安全已经荡然无存，我们又怎么能相信他的死亡是死于一场偶然的交通事故，又怎么能相信有关部门在这场交通事故中会公正地处理呢？

　　钱云会死亡之迷，必须有上级机关进行独立公正地调查，并且必须全程接受媒体和公众的监督，真相才有可能浮出水面，才能可能服众。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是，今天，该如何来限制公权力，让公权力不再与民争利，而是回归为民众"守夜"的角色，保障我们的法律安全。

　　来源：经济观察网

东方飞龙：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

　　东方飞龙：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

　　"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样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以上。"――――日本近代史学泰斗和田清先生

　　唐朝大部分是乱世，用宋朝人的话说："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乱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以明朝人的话说："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 宋朝大部分是治世，用元朝人的话说："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用明朝人的话说："宋之富盛，过今（明）远矣。" 唐宋差距有多大？是乱世与治世的差距。

　　唐朝人口最盛时有五千多万人口，宋朝人口最盛时突破一亿。即使是南宋时的人口也比盛唐多一千多万。所以宋人宣称："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唐宋差距有多大？是1：2的差距。

　　唐朝最盛之时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也只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竟发展到52座。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7与52的差距。

　　唐朝的城市"坊市封闭"， 宋朝的城市"坊市合一"。 "坊"是居民区，"市"指商业区。唐朝的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封闭式的，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都受到的限制。宋朝的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开放式的，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都不受限制。唐朝不准沿街设立商铺，首都长安商业活动只限于东市和西市两个规模不大的市场里。而宋朝首都开封"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封闭与开放的差距。

　　唐朝商用民宅不准起高楼，高大的只有皇宫及皇亲贵族的府第。而宋朝商用民宅都可以起高楼，民营的酒楼高得可以看到皇宫内部情况。唐朝长安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北宋汴梁是"栋宇密接，略无容隙。"南宋临安是"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山外青山楼外楼"。 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低矮呆板与高楼林立的差距。

　　唐朝的城市在夜里宁静漆黑，宋朝的城市在黑夜喧闹灿烂。宋城在黑夜里是的光明之城。宋朝的城市是昼夜不息的商业涌动的城市。始终坚持着"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所以宋朝的商业洪流、经济的繁荣进步增长即使在黑夜也不曾停息中断。唐宋差距有多大？是每天12小时与24小时的差距，是昏黑宁静与光明喧闹的差距。

　　唐朝从贞观到天宝用了100多年的时间使垦田面积的增加了二百多万顷。宋朝从开宝到天禧用了40多年使垦田面积的增加了二百多万顷。从农业耕地面积发展效率上说宋朝是唐朝的2. 5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2与5的差距。

　　唐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620万顷，宋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524万顷。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亩约合今0.783亩，宋代一亩约合今0.974亩。换算成今亩算唐朝耕地面积为485万多顷，宋朝耕地面积为511万多顷。唐朝、宋朝都有隐田现象，而宋朝更严重。唐朝耕地面积最高估算折合市亩为6亿亩，宋朝耕地面积最高估算折合市亩为8亿亩。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6与8的差距。

　　唐朝平均每亩约1.5石，宋朝平均每亩约为2石。宋朝平均每亩比唐朝提高30％。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5与2的差距。唐朝耕地一年一种，最高亩产2石。宋朝耕地一年两种，有的地方甚至是三种、四种。最高亩产达6至7石。唐朝因耗粮之故而屡有禁酿之法，而宋朝正相反，宋政府鼓励酿酒。这正说明宋朝农业的强盛与发达。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2与7的差距。

　　唐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显著效果的有九十一项，宋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显著效果的至少有四百九十六项。宋朝对领土的开发利用程度远大于唐朝。用宋人的话说："昔人足迹所未尝者，今皆为膏腴之壤。"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91与496的差距。

　　唐朝是小农经济社会，宋朝是商品经济社会。唐朝以"农业立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经济，农税是国家税收的根本。宋朝以"工商惠国"， 是以商业为主的商业经济，商税是国家税收的根本。所以宋人说："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小农经济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差距。

　　唐朝最高年货币岁入是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一千二百万缗。宋朝最高年货币岁入是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八千万缗。唐朝最高年货币岁入是唐政府为解决财政窘境，杀鸡取卵压榨取得的。其中有大半是盐税，每斗卖最高达三百七十钱。而没改革前唐的财政货币收入只有四百万缗。即使这样两者也相差近七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200与8000的差距。

　　唐政府绢帛收入最高额为740万匹，宋政府细绢收入则高达2445万匹。这只是税收，如果按产量算差距更大，而且唐朝的绢帛在质量也和宋朝相距甚远。"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薄。"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740与2445的差距。是粗厚与精细的差距。

　　唐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唐玄宗时的32万7千贯。宋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宋神宗时铜币506万贯，铁币为88万贯。两者相差的近20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30与500的差距。这还不包括宋朝政府发行流通的纸币。而且宋朝还有大量的黄金、白银也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一个国家的货币流通量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与实力。铜钱是足值货币，它本身的价值就超过它的面值。如果一年相差10多倍，十年、百年相差多少倍？唐宋差距有多大？唐朝与宋朝的经济总量差距有多大？是足值货币总量千倍以上的差距。

　　唐朝首都有140多个行业，宋朝首都有440多个行业。宋神宗时开封就有六千四百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南宋时杭州城外都是"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宋朝的产业结构的多样化、精细化与系统化远远超过唐朝城市。宋朝比唐朝多的每一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是难以估计的。每一个新兴行业的出现，都说明宋朝的蓬勃发展。每一个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也是难以估计的强大。如宋朝新兴产业私人印刷业，把书籍大量翻印买到辽国、高丽、日本等国。宋商人用知识科技给宋朝换来大批利润。唐朝没有私人印刷业，更谈不到出口创汇了。唐宋差距有多大？是140与440的差距。是0与300的差距。

　　唐朝进士登科者，每岁最高也不过三、四十人。而宋朝进士登科者每年多至五、六百人。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每年30与500的差距。在南方以福建省福州为例，唐朝223年间仅仅只出了进士36人，而宋朝202年间就出进士1339人。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36与1339的差距。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称："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翁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唐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只有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多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3000与100000的差距。

　　唐朝的南方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是落后的蛮夷之地，所以在唐代文人笔下的南方竟是环境恶劣的"烟瘴之地"，乃"蛮夷之乡"、"化外之国"。唐朝从始至终在南方长江流域没有一座超过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而宋朝的南方长江流域杭州、苏州、成都都是超过百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唐宋差距有多大？ 是"南方地恶"、"江南瘴疠地"与"苏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差距。是落后、贫穷与繁荣、富强的差距。

　　唐朝的奴婢"律比畜产"，宋朝的奴婢是"雇佣良民"。唐朝的佃农、奴婢是奴，宋朝的佃农、奴婢是人。唐朝的农奴像狗一样在市场和驴一起被买卖。"奴婢贱人，类同畜产""买奴婢、马牛驰骡驴等，依令并立市券。"他们没有人的自由只是主子的私有财产。"奴婢、部曲身系于主"、"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他们没有翻身的一天，永远是奴。而宋朝的佃农有人身的自由，"不愿开垦者，即许退田别佃。"他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地主、商人、将军、官员。唐宋差距有多大，是畜产与良民，奴与人的差距。

　　唐与宋更大的差距是人与人的差距，唐朝的印刷术只用于印制佛经而未用于印刷书籍传播文化知识。所以唐朝文盲多，没有多少读书人。宋朝的印刷术广泛用于传播知识，推广文化。所以宋时的中国人读书更容易。所以文盲相对少。宋人自豪的说："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唐朝是非学习型社会，宋朝是学习型社会。 "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宋时的中国人比唐时的中国人更有文化、更有教养、更有内涵、更有情趣。更幽雅、更浪漫、更幽默、更爱国。用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话说："１３世纪的中国人似乎比其先人更善感、更浪漫。１３世纪的中国人也显示了某种好奇心和扩大了视野，这又是前几个世纪中看不到的。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会使唐代祖先感到惊异。由于其谦虚有礼，富有幽默感，以及其社交的生活趣味和交谈艺术，他们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巧和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历史中，我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他们能自然而然的自我约束，而且其生活中充满了欢乐与魅力。"

　　唐与宋最大的差距是文明的差距、文明力量的差距。盛唐虽大，却保持着"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南宋虽小，却奠定了"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唐把中国逐渐的变成蛮夷，宋把蛮夷逐渐的变成中国。唐朝还没到一半就已经让西域、河北、陇右、山东等等这些本是中国传统文明固有的领土统统的蛮夷化。宋朝始终以强大的文明力量君临天下，以经济、文化、政治、科技、艺术、工艺等综合国力，侵略着周遍蛮夷。辽国、女真、西夏、吐蕃、回鹘、大理、高丽、日本等等无不被宋朝文明所征服。蒙古人留给中国的广大疆域就是被宋朝文明所征服的代价。

　　宋朝矿产业、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军工业、金融业、饮食业、种茶业、制糖业、酿酒业、建筑业、制盐业、文化产业、娱乐产业等等无一不远远领先于唐朝。唐朝很多地方和宋朝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止是相差一倍、几倍，而是十几倍，甚至是百倍、千倍。宋朝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一个大爆炸的时代。"钢铁革命"、"燃料革命"、"印刷革命"、"城市革命"、"农业革命"、"商业革命"、"金融革命"、"瓷器革命"等等，何为革命？革命是创新，革命是巨变，革命是质变。唐朝与宋朝的差距不只是量的差距而是质的差距。所以日本文史家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古代与近代的差距。

　　唐朝与宋朝差距那么大，那些宣扬唐朝是中国封建王朝顶峰的言论是多么的可笑！！！

　　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文明被斩断了无数回，历史被阉割了无数次，崇拜野蛮甘愿做奴才的伪劣后代们怎么会知道？

　　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正在学着文明、变得幽雅、懂得人权，身体里还流淌着伟大祖先血脉的中国人慢慢的会知道……

郭军宁:变革成就了宋朝繁荣

　　宋朝的成就并不逊于汉、唐两朝，它不仅是汉、唐社会的继续发展，甚至在程度上还要高于汉、唐，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朝代。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与汉、唐相比，宋朝能够在当时的条件下得到这样大的发展是十分不易的。

　　首先，宋朝继承的政治遗产不利，当权者容易失去自我。秦、隋速灭，其重要因素是开国皇帝在完成统一的巨大胜利面前不能自持，竟至忘乎所以。汉承秦祚，唐承隋祚，吸取了前朝失败的教训。而宋朝却以兵变立国，与汉、唐两朝不同。

　　其次，北宋立国是建立在五代十国四分五裂的基础之上，同秦以前的春秋战国和隋以前的五胡乱华的局面类似，实现国家统一需要进行长期战争。而汉、唐两朝均建立在前朝大一统的基础之上，立国后可以专心为政。

　　另外，宋朝立国时面临着强敌的侵犯，其周边环境远不如汉、唐。汉的主要敌人是匈奴，唐的主要敌人是突厥。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他们仅仅是势力较大的部落，部落管理尚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他们侵犯汉、唐的主要目的是强夺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往往是袭扰性的。宋的主要敌人是辽、金等国。北宋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但并没有完全统一全国。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同北宋并立的还有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辽国、党项族在西北建立的西夏国以及距离较远的吐蕃。

　　宋朝建立之时，辽政权已经存在了约50年，而且从一个游牧民族逐渐变成了实力雄厚的国家，军队战斗力较强，他们有强烈的争夺生产资料也就是扩张土地的欲望。从公元979年至1004年，宋、辽两国发生了长达25年的战争，双方损失极其惨重。

　　西夏建立于1038年（即北宋宝元元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凭借相当富庶的宁夏平原建立了"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抵大漠"、"方二万余里"的西北大国。从第二年正月起，李元昊率领大夏铁骑连续对宋朝发起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等数次大规模的战争，致使宋军损失惨重。

　　但是，北宋在这么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却稳住了政局，并使经济得到恢复和较快发展，这不得不让人问几个为什么。我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宋太祖及后任皇帝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制度和政策。

　　许多人都知道"杯酒释兵权"这个历史典故，但对此事的看法却歧说不一。我认为，采取某种方式解除兵变之忧，这是专制社会的必然。相比其他朝代的帝王，宋太祖的做法也较为合理和人道。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又针对前朝历代的流弊，进行了体制上、制度上的大变革。

　　一是改革军制。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调动军队，但无统兵权。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

　　二是改革行政。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则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办法，逐步从地方调回都城担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

　　三是改革财政。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币之类，"悉辇送京师"。

　　经过改革，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强化，政治趋于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宋真宗至宋哲宗统治时期，北宋继续改革经济制度，实施两税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又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北宋通过改革，采取了以文立国的国策，实行文人统治。宋太祖把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军队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理，二者皆由中央调遣，互不统属。这就彻底革除了唐以来军阀割据的政治传统，也彻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频繁更替的政治基础。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其中的一条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开明的政策，确保了文官政治，并且得到切实执行达三百年之久。

　　由于宋代皇帝都能较好地执行太祖的祖训，大臣和文官也敢于发表意见，使皇权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前朝都大。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造成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这种比较开明的政治为他朝罕有，也为宋朝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本文摘自：《北京日报》2010年12月6日第20版，作者：郭军宁（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开尔文:现行户籍制度是个什么东西

　　号称改革开放的年代已进行了三十多年，甚至在某些人心中一个崭新的中国模式也傲然出世了，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遇罗克，而因出身带来的不平等问题又改善了多少。表面上看，"黑五类"，"红五类"之分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当下垄断与权力的傲慢，"官二代"﹑"富二代"张狂有加，"盲流"与"农民工"在为生存而挣扎，贫二代甚至是蜗居而不可得（近日又出台了禁止群租的法令）。最根本的城乡二元化局面没有动摇，其基础就是现行的户籍制度，随之的歧视性政策也层出不穷。

　　首先，来看看现行的户籍制度。

　　对于户籍制度，这里不谈其他，就是指解放后形成的这一制度，也是现行有效的人口管理制度。如果户籍制度如现在发达国家一样，仅是对国民进行统计以方便管理服务，是没有多少值得讨论价值的。但我们现行的户籍制度，却具有明显的几个特点，一，世袭性，即代代相传；二，地域性，对居民的地域固化，以限制其流动，这本是农耕时代的一个特点，然现在依旧；三，等级性，即所谓的城乡二元，实际不尽如此，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的差别也有云泥之别。

　　而其根本性的区别在于附带于户籍上权益的巨大差异。胡星斗先生认为，正是由于二元户口制度及其附加功能的不断强化，才导致农民在教育、医疗、社保、税费、金融甚至选举权等方面都受到种种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

　　首先从法律意义上看，平等权说是画饼充饥并不为过，连一个心理安慰都不够格。在我国，首先宣称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至少宪法上是这么写的），而人大代表选举权（至于被选举权则更甚）却不是等价的，一直是按所谓的比例原则配置选举权。在对１９５３年第一部选举法进行修订后，自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起实施的选举法明确规定，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是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８倍，即８：１，而省、县分别为５：１和４：１。１９９５年我国第三次修改选举法时，统一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和城镇之比为４：１。

　　这里不需要对之使用多少尖刻的语言，只需做个对比就会有大概的认识。美国建国以来，直至马丁。路德。金，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一直使我们很轻松地成为正义的化身。但真正翻开美国的宪法，在1870年的第15条宪法修正案已废除所有有关种族﹑肤色﹑人种等选举权的歧视。而即便是美国建国之初的宪法，其时黑人尚是奴隶，但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还明确规定，"按自由人总数加上所有其他人口的五分之三予以确定"，其他人口（自然包括黑人）的选举权应为其人口的五分之三。如此，说得直接些，是不是法律意义上我们的农民连美国建国初时的黑人奴隶尚且不如呢！如果要讨论是否真享受到了的问题，现在的我们又会优于以前的他们吗？

　　同票不能同权而是差异悬殊，须知"同票同权"不仅是政治权利平等的象征，也是提升农民权益的基础。至于有说中国的农民太多了，甚至某个时期达到了90%，为了均衡城市与农村，所以农民的选举权利应该被削弱。这不知是什么理论，一个农业社会忽略农民的利益，专心维护城市人的利益，这与一贯批判的皇权至上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为了均衡罪犯与守法者也要将罪犯的权力放大N倍？一个国家的权力机关代表的不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反而要刻意去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而且是少数强者的利益，强者本就处于强势地位，现反要弱者为其奉献，这不正是秦晖先生一再强调的"尺蠖效应"吗？这是一个平等的社会还是一个等级的社会，是不言自明的。这样的权力组成发展能带来什么，只能是奴役！

　　如此，以下的结果也是水到渠成。

　　除了政治权利，现行的户籍制度造成了人民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只能是必然的）。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有太多的不平等的权利，其根本原因是户籍制度承载了太多的附加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户口簿不仅是一种身份的体现，而且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确认。可以说涉及各个方面，最关乎民生的就业﹑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无不牢牢与之捆绑。如有的城市规定：某些行业和工种必须持有所在城市的户口才能被录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许多持农业户口者的子女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不得不交纳一定的借读费，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而失去。对于医疗方面，现在城镇人口都享有基本的医疗保险，农民呢，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才刚开始准备推行 .

　　其次，看看这项制度带来了些什么。

　　一，"打工族和农民工"的兴起实质是城市对农民的歧视，也是奴役，罪魁本是户籍制度。

　　在以"文革"为主要时段的那些岁月里，中国的农民一度在虚幻的政治和道德优势中体验到一种虚幻的主体性。但这种被意识形态假象所迷惑的主体性在"改革开放"后便迅速瓦解。自改革开放后，"打工"热潮兴起，有两亿多的农民（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大陆农民工总数2亿254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亿4041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2.3%；本地农民工8501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37.7%.）从四面八方涌入因户籍关系而不属于他们的城市，其实尚有大量的城镇户籍人员在非其户籍关系的城市工作。

　　然而因为户籍关系，他们只能沦为"下等人"，享受不到所工作城镇居民的各项福利制度。打工者涌入城市后普遍性地仍然被排斥在城市和现代化的边缘，他们常以大大超过《劳动法》所规定的工作时间为代价而获得的工资收入也低得惊人——除了极少数人以外，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挣扎在贫穷之中。或者不如说，他们涌入城市仅仅是填充了贫民窟的队伍。在另一方面，被城市所"代表"的"现代化"面对他们时却并不是一副"文明"的嘴脸。国家权力层面的制度性压迫、由户籍制度所支撑并弥漫在城里人精神结构中的歧视观念、政府对血汗工厂提供的保护，常常让他们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无助境地。即便如此，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还在痛骂不愿在东莞为600元工资而打工的民工。

　　农民涌入城市，由于户籍的深刻制度与观念烙印，他们作为下等人（我不愿用"二等国民"一词，因为至今我们尚无公民）的身份便清晰地暴露出来。事实上，他们在城里人的排斥和歧视中，强烈体验到的是城乡二元化体制下他们作为政治、社会资源的"异者"和"下等人"的耻辱性地位。从能把所有的社会阶层纳入社会的价值秩序并加以排序的话语体系上讲，已经没有一种话语支持农民这一身份。主流话语的等级制，游戏规则也已经对弱者的"主体性"进行了编码，弱者必须丧失真正的自我认同而以强者的形象来认同自身。

　　二，春运这个中国"难题"也是户籍制度的功绩之一！

　　由于没有户籍，工作只能沦为打工，农民工作只能沦为民工。而两亿多打工者的兴起，继之而来的必然是出行的问题，尤其是春运。中国人比外国人是不是更重视家尚难证明，但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普通人，没有几个能割舍得了家，尤其是常年累月，外出打工已是艰难的抉择。家有妻儿老母，是一个人温馨的港湾，有谁愿终年离散两地，甚至连一年最重要的节日都要分离吗。真要六根皆净，又何必外出打拼。然数亿人在短短的几天往返于全国各地，这能不造成春运难题吗？

　　三，户籍制度在改革开放后导致财富积累的同时是贫富的悬殊的迅速拉大。

　　至于茅于轼先生一再声称的贫富差距是缩小了而不是拉大了，本人曾撰文《对茅于轼先生中国贫富差距的不同看法》对之进行讨论。 如果说前面近三十年我们盲目于人性的改造而浪费了光阴，导致绝大多数人都处于饿毙的边缘。这后三十年财富确是得到了大量的积累，但同时，贫富差距也迅速拉大，正如有些人所说，我们用了三十年时间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三百多年都没完成的贫富差。

　　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在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几个研究机构研究的结果都是这个结论。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到了现在，有称2007年基尼系数已到0.5的，更有称0.4%的人口掌握着70%的财产。即便是官方统计，中国最富的10%人群与最穷的10%人群收入差距也是60多倍，这还不包括王小鲁先生所说的灰色收入部分，而只有富者才会有所谓的灰色收入。应该说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二三十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城乡分化及工业布局的影响。自1949年以来，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再分配格局中，以牺牲农业及农村发展为积累，使得持续发展的社区资源集中于城市，并形成了较大的城乡发展差距及较尖锐的城乡发展矛盾。另一方面，即使是城市之间，在城市社区，于资源配置上，也处于功能单一及权力分配的分割状态，从而使得城市发展亦出现了不平等格局：一是资源优势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且边界封闭；二是其他中、小城市也仅是服务于这些大城市的单一功能单位，被中央计划指令性地要求向这几个大城市低价、甚至无偿地或提供某些稀缺资源，或供应某些特色商品，或输送大城市发展急需的掌握一技之长者，而他们自身的城市化发展则被置于准计划甚至计划外的分配及发展状态下，且受制于中央计划中所谓一个个"五年计划�
�的政策规定。

　　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如果扣除农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再把城市居民各种福利也计算进来，那么中国的城乡差距实际已经达到了5：1或者是6：1.这个数字差不多居世界之首。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我国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孙立平先生在《机制与逻辑：关于中国社会稳定的研究》中说，近些年来，中国农村的状况是在不断恶化之中。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数从90年代初的8000万下降到90年代末的3000万（按人年均收入625元计），但是还有约2000万人处在温饱线的边缘，若按照联合国人均每天1美元收入的贫困线计算（相当于农村年人均收入的水平），这样大部分的农村人口都会被划入。

　　四，不仅在物质上，在精神层面呢？

　　看看社会上，城市里的"农村人"遭受着双重歧视，常常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无助境地，又同时要承受着话语上的污名。

　　"害怕撞到农村的，特别难缠"——这是前几日西安大学生药家鑫在撞人又杀人后，供述他的杀人动机。

　　应该说，"农村人难缠"并不只是"天才或疯子"才有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已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无论是媒体信息，还是现实中的见闻，都充斥着农村人维权时或呼天抢地、或软磨硬泡的描述。似乎他们就不爱好好说话，热衷走极端。

　　但他们有有效的维权渠道吗？因为弱势，常常被漠视；因为弱势，可以为发展而"奉献"；因为弱势，更可以为大局为"维稳"而被"奉献"。 农民工维权案的结案率仅为24.7%，普遍存在取证难、执行难、费用高、时间长﹑负担不起等情况。因此，农民工也会尽量避免走司法途径。这样的数据也印证了对"农村人难缠"来源的分析。如此，一旦发生纠纷，弱势一方的诉求很可能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久而久之，也可能变成一种不谋求正规渠道，直接走极端形式的习惯。这大概就是"农村人难缠"的来源吧。

　　"农村人难缠"这样的偏见的成因在哪儿呢？其实在城乡二元体制中，对"农村人"的污名化，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事实上，只要一个群体在对社会资源的掌握上，依靠制度和观念对另一个群体具有足够的优势，为了合法化他们对另一个群体的社会排斥，他们就一定会给这个群体以一定的去道德化。

　　而这种污名化有多种功能：一是可以合法化城里人与农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二是可以给城里人以一定的心理优势；三是可以通过这种"身份"的认定割断城里穷人与农民之间的阶级联系。

　　只是歧视，就是暴虐的种子。

　　看看国外的户籍制度都是什么样子。

　　在美国，实行的是"出生死亡登记大纲"。因为实行"户口登记"美国法律通不过，美国法律认为这样侵犯人权，故只进行公民出生、死亡登记，平时公民可以自由迁移、移民。

　　日本，实行的是"户口随人走"的制度，它以家庭为单位标明每个人的身份、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等。孩子在20岁的法定成人之前，无权独立设立自己的户籍，一旦成人，完全自由。但是日本最常用的户籍文本称为"住民票"，它以每个人的居住地为基础设立，标有此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别、与户主的关系等。日本的住民票是完全随着住址移动的。

　　法国，户籍管理内容则十分详尽，不仅有公民出生年月、性别、单双胞胎等内容，而且还有其父母的职业、经济收入、国籍、宗教信仰等相关内容。法国人的户籍信息与他们的就医、存款等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一旦变动，意味着整个生活将发生较大变化，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跨地区的人口流动——不论是城里人下乡，还是农村人进城，法国政府都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行政措施，只要本人愿意，到哪儿扎根都没有人拦着。搬家的话，只需通知以前的社会保险机构，将其个人资料转到新住址所在地的相应机构即可。这里无需多举。

　　最后，这项制度的法理性如何。

　　首先，它在法理上合法吗？

　　胡星斗先生曾指出：《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等不仅违背了宪法关于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条款，而且也涉嫌违背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户口条例》对《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及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说得直白一点，户籍制度本就是违宪的。

　　其次，这项制度在法理上合理吗？

　　对于合理性似本不需多少废话，但这里对于某些观点依旧想多说几句。有称工人阶级应该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并称是某某阶级领导我们走向了革命的胜利，人为划出领导阶级与被领导阶级，甚至法律上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也成了我们实行城乡二元制的一个重要理由吧。抛开实际的革命情况不谈，这样的理论站的住脚吗？一个人带领一群人推翻原有的统治只是为了自己去做这个统治者，甚至去做一个更残暴的统治者，你愿意跟随他吗，拥护他吗，他的革命和统治还有多少合理性。

　　纵抛开那些漂亮的口号，以我们一贯的家天下王朝更迭传统，"谁打天下谁坐天下"，我们政权的胜利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进行革命而走向胜利的吗？请记住，我们革命的胜利依靠的恰恰不是工人阶级，我们不是一直宣称我们走的革命道路是"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吗。看看我们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和延安不都是偏远农村吗，我们最主要的两位革命领导人"朱毛"二位不都是农家子弟吗，而且一位还是佃户出身，更不用说我们革命时期的主力，不管是红军还是八路军﹑新四军，乃至最后的解放军，主要组成不都是就地发动的农家子弟吗，再看看多数将领的出身，看看将军县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遇罗克《出身论》中说道"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即便所有的产业工人都参加了革命，尚难占
据主力，更况很少呢。不知为何革命成功了，一旦进入了城市，就成了工人阶级和城市人的果实了。这不知是哪来的结论，所谓忘本，也不过尔尔吧。

　　至于说，放开户籍制度管理可能会造成城市的拥挤与脏乱，道非农村的脏乱就是应该的，而仅仅因为某些人物进入了城里，城市就该富丽堂皇，就该比之阿房吗。说道城市拥挤，难道现在就不拥挤，趋利乃人之本性，更况特权。城市不比私宅，城市更不是城市人专有。我国某个时期甚至可以说直到现在，为了快速实行工业积累，说的是为了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而采取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思路，限制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还有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在高积累低消费的模式下，利用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剪刀差积累巨额财富从而使国力增强。这也造就了城市的繁华，更赐予了一部分人以特权。因为原先的错误行为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该长此以往吗？

　　如此，想问一个问题。如果错将某人抓进监狱并侵占了他的财产，难道为了这个侵占财产者的安逸和权力我们就应该继续让这个被错抓的人将牢底做穿吗（法理上讲，不光要返还，还应该进行额外的赔偿吧）？

　　无法在城市中生存的人不会滞留于城市的，传统的国人还是有恋土情结的。而且，根本的不仅在于户籍制度给人以生活的方便，迁徙的自由，更重要的是附于户籍制度上的特权，特权是腐败的根源，是社会不安定的种子。不铲除特权，城市不仅会臃肿不堪，还将是一个火药桶。

　　现下，我们现行的户籍制度早已不利于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实现。如果说农业社会对自由迁徙的要求尚不是很高的话，现在的我们已经步入了商业社会，实现着工业化及信息化的进程，而工业的精神就是分工与合作，商业的精神就是自由的交流，现在我们为了工业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社会市场的建立，却摒弃了自由迁徙的权利，不知这是南辕北辙还是缘木求鱼。即便抛开法理上的公正及平等﹑自由，只就短期的功利主义而言，这种模式到底起到的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作用，本也不是如此轻易论证的。而迁徙自由本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现行的户籍制度不仅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且严重阻碍了城市的发展，阻碍了农业现代化，不利于我国农业人口城市化顺利进行，更是对人的基本生存权利赤裸裸的剥夺。

　　虽然，现在已有部分地区提出要修正户籍制度，但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即便有的地方有学有样，但对根本上的在这些强制性的附带于户籍上的利益等级制度却是很少涉及，甚至有借机圈地牟取不当之利嫌疑。

　　不仅城乡二元，城市与城市之间也是有等差的，大城市与小城镇的不可逾越，特大城市更是钢筋混凝土的堡垒，至坚而难撼，更坚固的是附于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福利和特权。

　　如此，现行的户籍制度就是等级制，也是特权；是血统论，也是出身论；是歧视的根源，也是压迫的法杖。而废除现行户籍制度势在必行。

　　当然，支撑户籍制度不仅仅在于城市的特权，还有对土地所有权盲区的设置，国有乎，集体乎，本质却为权力者掌控。农民很多时候不要说所有权，即便使用权都被严格控制，他们算不上真正的农民，只是权力的雇农罢了。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的垄断﹑所属权的错位，导致的也只能是权利的虚无。

　　40年前遇罗克在《出身论》中疾呼，"一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现在依旧需要这样的呐喊，"一切受不公正待遇﹑受歧视的人们，起来勇敢地抗争吧！"

　　12，25/10

　　来源：博客中国

时寒冰:朝韩局势背后的大棋局

　　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变化，正在悄然改变着世界格局，或者是，世界格局的悄然变化，正在重新左右朝鲜半岛局势。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朝鲜半岛背后，各种力量的角逐，远比朝韩局势本身，更为复杂和微妙。因此，研究朝韩局势的发展，必须拨开表面的迷雾，找到实质。

　　（一）朝韩炮击事件复盘

　　2010年11月23日下午2点多，朝鲜韩国在朝鲜半岛西部的延坪岛发生交火，朝鲜向延坪岛发射了200多枚海岸炮炮弹，造成韩方十多人伤亡。延坪岛位于黄海朝韩北方分界线附近，朝鲜双方对此岛归属一直有争议，曾多次爆发海上军事冲突。

　　11月23日当天，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发表新闻公报说，炮击事件是由于韩方先进行军事挑衅而引起。韩方不顾朝方屡次警告，从当天13时开始向朝鲜西海延坪岛一代朝方领海进行炮击等军事挑衅，朝鲜军方立即采取了坚决的军事措施予以强有力打击；公报还称，朝鲜西海只存在朝方设定的海上军事分界线，如果韩方再次侵犯朝鲜领海，那么朝鲜将毫不犹豫地予以无情的军事应对打击。

　　那么，这次炮击事件是谁先挑起的呢？或者说，当时谁最想打响这一炮呢？

　　我们现在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的更多细节：

　　朝韩炮击事件发生后，韩国总统李明博紧急召集了首席秘书会议，并在地下掩体召集了紧急安保长官会议。李明博指示："务必控制摩擦不再扩大。"李明博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不希望就此与朝鲜开战。

　　韩国国防部国会国防委在11月24日发布的报告材料及韩国议员在预决委上的辩论，透露了如下细节：

　　1）韩国在朝鲜炮击延坪岛后13分钟后开始反击。

　　2）韩方能够攻击15公里之外的朝鲜海岸炮基地的战斗力只有6门K-9自行火炮，而6门海岸炮中有1门早就发生了故障，另有一门炮身破裂，只有4门进行了攻击。国防部长金泰荣的解释是"（武器配备和军力部署）有很多不完备的地方，我感到很抱歉。现在都修好了，没有异常了。"

　　显然，韩国没有预料到也没有准备与朝鲜发生炮击。

　　11月25日，曾因"天安"舰事件而在5月1日正式提出辞去国防长官的金泰荣，再次提出辞呈，被韩国总统李明博受理。

　　事情的经过渐渐水落石出：

　　韩国此前宣布，将从11月22日至30日在韩国首都地区、京畿道、江原道和西海海域等全国范围内进行护国军演。韩军陆、海、空军、海军陆战队，以及美空军等将近7万名兵力将参加了此次军演。延坪岛位于西海（即中国所称的黄海）韩朝北方分界线附近，朝韩双方对此岛的归属原本就有争议，曾爆发海上军事冲突，此次韩方的实弹演习，朝鲜认为对方的炮弹打到了自己所属海域，而韩国则说没有打到，还差得远呢。但朝鲜的态度非常明确，就如同朝鲜KRT电视台播音员的表态："如果韩国胆敢闯入朝鲜领海0.001毫米，朝鲜将毫不犹豫地进行军事应对打击。"

　　于是，炮击事件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炮击有争议海域本身，就是一步险棋。我此前在"大道至简"系列中讲过，韩国与朝鲜，其实都不敢轻易开战，两方谁都承担不了战争的后果。但美国没有朝韩两国所共有的顾虑——从2003年起，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附近的驻韩美军全部后撤到汉江以南，在朝鲜的炮击范围之外。美国希望以此实现在黄海的合法陈兵。

　　朝韩炮击事件发生后，美国海军将"乔治。华盛顿"号（是世界上吨位最大的航母之一，排水量达9.8万吨。该航母的甲板面积是足球场的3倍。舰上搭载90多架F-18"大黄蜂"战斗机、超级大黄蜂战斗机、E-2C早期预警机以及直升机）核动力航母战斗群派往黄海，与韩国"世宗大王"号宙斯盾驱逐舰等舰艇和反潜飞机共同参加军演。

　　11月29日，美国海军增派"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开进西太平洋。美军两大航母战斗群同时游弋在亚太水域，这在非战争时期是非常罕见的。一般而言，美国派出一艘航母战斗群是战略威慑，两艘则是备战，三艘或以上则是作战。

　　朝韩炮击事件，给美国军力部署黄海提供了最佳便利。

　　东北亚局势在悄然但巨大地变化着……

　　（二）煽风点火者

　　我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做过分析，朝鲜与韩国都打不起仗，谁开打都面临着灭顶之灾，都面临着不可承受之重。

　　但有一个国家最希望这里打仗：那就是日本。

　　12月14日，日本政府召开安全保障会议，批准了从2011年开始施行的5年《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预算。12月17日，日本又批准了新《防卫计划大纲》方案。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数量将增加6艘至22艘，宙斯盾护卫舰将从4艘增至6艘。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将把国防重点转向应对中国威胁" "强调加强日美同盟合作"，"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防务合作" ——这是日本40多年来首次转变国防战略方向。

　　日本的目标非常明确：与中国所有周边国家联手对抗中国。

　　日本的如意算盘是，在朝韩局势紧张时煽风点火，使美国重兵驻留黄海区域，对中国形成牵制。而日本则可以继续在钓鱼岛问题上做动作。事实上，日本也在按部就班地实施自己的计划：日本政府批准将钓鱼岛是"固有领土"说法写入教科书；修改防卫大纲，将钓鱼岛明确纳入其防卫圈；日本石垣市设"钓鱼岛开拓日"；日本议员空中视察钓鱼岛；日本"冲绳人士"非法登陆钓鱼岛附属岛屿；日本公开宣布针对钓鱼岛"被登陆"设定反击预案；针对钓鱼岛等"有事"联合美国进行大规模"夺岛"军事演习。

　　中国照例像吃饱撑坏了胃的鸭子一般抗议不止，而没有像样的实际行动。

　　日本是朝韩局势中最活跃的煽风点火者。它刻意强调朝鲜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以获取美国在军事、经济上，给予其占领钓鱼岛的更大支持。同时，为今后与俄罗斯谈判北方四岛争取更多有利条件。日本非常清楚，在无战事的情况下，所谓的美日同盟的意义并不大。只有当美国深深感知到威胁与压力，或者要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时，日本才成为最不可或缺的伙伴。抗美援朝中，美国对日本定位的改变至今让日本人确信，只要搅混水，他们就有机可乘。

　　美国则是另外一种战略意图。

　　常驻黄海等区域，不仅仅是战争威慑，而有更大的战略规划：

　　其一，为下一步打响货币战争、石油战争、粮食战争做准备。

　　其二，不断唆使韩国以军演的方式，挑逗朝鲜，使其把重心转向大力提升军力，这将加快朝鲜经济崩溃，加速其内乱、瓦解的步伐，使整个朝鲜半岛被韩国统一。

　　在金家王朝的独裁统治下，朝鲜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据外电报道，朝鲜境内数百万人饿死。由于经济早已破产，朝鲜实施了货币改革。朝鲜规定个人换币限额15万，26000：1（美元）——18000：1（美元）之间，也就是，最多换8美元左右的样子。理所当然的是，货币改革失败。为了维稳，3月12日，朝鲜枪毙了前朝鲜财政部长朴南基和另外一位未透露姓名的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当局给朴南基的罪名是"作为大地主的儿子，潜入革命队伍，蓄意置国家经济于死地"："推行货币改革，使人民生活困苦的稀世逆贼"。

　　朝鲜经济基本上已经破产，只要美国联手韩国，不断进行军事演习迫使朝鲜将有限的资金用到军事上而不是民生上，将加速朝鲜政权的土崩瓦解。朝鲜对此不是毫无感觉。12月22日，韩国国防部宣布，韩国陆军和空军将于12月23日将展开历来最大规模的陆空联合实弹射击演训（演习动用了6架F-15K和KF-16战斗机、K-1战车、AH-1S攻击型直升机、K-9自走炮、反战车导弹和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等105种火力装备）。此外，韩国海军12月22日起也在日本海展开4天的演习。尽管朝鲜官方传媒事前接连发表多篇措辞强硬文章，但军方在演习后却轻描淡写称"不值得"对韩国的"军事挑衅"作出回应。

　　那么，韩国为何一再演习呢？

　　在延坪岛炮击事件发生后，韩国总统李明博虽然接受了国防长官金泰荣的辞呈，但其国内压力依然非常之大，他除了通过军演来安抚民心、军心，其实并无更好的选择。

　　那么，朝鲜此前炮击延坪岛，在这次韩国军演时，为何保持克制呢？

　　朝鲜是一个极度贫困而又极度孤独的国家。它需要引起美国等大国的关注，促使它们回到谈判桌前，给朝鲜机会。它不能容忍被冷落、被置之不理。而且，它希望通过朝韩局势的升级，换取中国更多的支持——从这个角度来看，朝鲜炮击延坪岛，更是出于对中国的利用、绑架或要挟。只要达到了这些目的，朝鲜一定会把握好尺度和火候，绝不敢轻易玩火。因此，12月23日韩国的军演，朝鲜保持了克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朝鲜也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没有必要进一步激怒韩国和美国，引火烧身。

　　我再次强调我的观点，只要美国给朝鲜一个笑脸，承诺不推翻金家政权，朝鲜将立即投向西方。很多人一厢情愿地把朝鲜当成自己的铁杆同盟，这是一种意淫般的幻想。回顾近年来的历史，有几个接受过中国重大援助，饱受中国恩泽的国家最终不是与中国反目为仇？为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恰恰是我们应该反省的。

　　（三）朝韩炮击与两大目标线的确立

　　从我一直强调的新周期与世界大格局的角度来看，朝韩炮击事件，发生在俄罗斯转向以后。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如果没有俄罗斯立场的变化，就不会有现在的朝韩危机。俄罗斯的华丽转身，意味着两大目标线被明确确立：伊朗；朝鲜和中国一线。

　　俄罗斯曾经试图与中国联手。因为俄罗斯深知，只有与大国联手，它才能在货币战争中争取更大主动权。而与中国的联手，成为俄罗斯的战略规划中的首选。不幸的是，这种联手被中断。

　　举个简单的例子，次贷危机发生后，俄罗斯就曾经与中国亲密接触，商讨联手事宜。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其自传《峭壁边缘》一书的第141页（指2010年4月1日出版的中文版）写道："我在北京听到的消息却令我自己绝难安心：俄罗斯官员已经与中国进行了顶层会晤，提议两个国家共同卖出大量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债券，迫使美国政府动用应急权力而对两家公司提供支持。中国人已经拒绝了这一居心叵测的计划，但这一消息令人寝食难安——大量抛售可能导致人们对这两家公司突然丧失信心，对资本市场造成冲击。我一直等到回到美国后才将这一消息通知总统。"

　　俄罗斯与中国之间最高层的机密沟通，能够知道的人绝对仅限于为数不多的少数人，但却有人在第一时间透露给了亨利。保尔森。这难免让俄罗斯有被出卖之感。裸官之凶险由此可见一斑。此事让美国认识到了俄罗斯的凶狠，便默让俄罗斯抛售了所有的两房债券、雷曼兄弟债券，俄罗斯没有遭受损失。俄罗斯因为此事总归还是有所得。

　　但此后，俄罗斯的定位发生了最明显的转变。

　　2010年3月11日—12日，俄罗斯总理普京飞往印度进行访问，加强对印度军售，内容包括：俄罗斯向印度提供29架"米格-29K"战斗机，以及"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航空母舰的补充协议，协议总数多达15项之多。按照目前的军售规模，到2013年印军第五代战机列装后，"戈尔什科夫"号航母将形成战力，新购置的S-400俄制防空导弹系统成军，新一代主战坦克服役后，印度常规作战和非常规作战的武器装备和战力将在亚州排名首位。

　　而俄罗斯几乎已经停止向中方提供先进武器。据2009年12月23日的环球时报报道，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郭伯雄最近访问莫斯科后，军售议题出现了危机。郭伯雄访问俄罗斯为的是提升两国间的军事来往、强化军事科技合作。俄罗斯方面盛情接待，但是会谈后，两国都低调处理，而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除了知识产权问题，俄罗斯对中国的失望，也是主因。

　　当俄罗斯意识到，与中国难以结成同盟的时候，便转向了西方。当然，俄罗斯从来都是利益至上，它做任何事情，都会首先考虑到攫取利益最大化。对于俄罗斯而言，就经济问题而言，再没有比石油、天然气价格更重要的了。俄罗斯有一个70美元界限，当国际油价高于70美元的时候，它的财政能够保持盈余，如果低于70美元，则财政会出现赤字。

　　这个时候，美国也特别需要俄罗斯。美国的两大战略目标线：伊朗；朝鲜和中国。这都与俄罗斯息息相关。这两个地方任何地方发生危机，都必然导致油价的上涨。区别点是：目标对准伊朗这一产油国时，油价是主动上涨，而当目标对准中国和朝鲜时，油价则是被推动上涨，或者说，这个时候的油价乃是石油战争、粮食战争中的一个环节，被充分利用。中国自2009年起，轻视公共交通而大力发展私人汽车业，已经埋下了巨大隐患，只不过肉食者鄙，浑然不觉罢了。

　　不管怎样，这两大目标点的明确，对于俄罗斯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油价将上涨，俄罗斯将是毫无争议的受益者。俄罗斯本身就有配合的冲动，当然，前提是不彻底破坏目前的战略格局，给俄罗斯的长远利益带来损害。

　　于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两大目标线对俄罗斯抛媚眼，而俄罗斯则半推半就，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于是，人们看到，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急剧恶化。2009年，俄罗斯迟迟不根据合同交付伊朗S－300型防空系统。S－300型防空系统是俄军最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之一，能同时向多个目标发起攻击，具有拦截空气动力目标、巡航导弹和战术弹道导弹的能力。S－300最新改进型的最大拦截距离可达120公里。2009年11月24日，愤怒的伊朗军方高官称，如果俄罗斯继续不按合同约定向伊朗交付S－300型防空导弹系统，伊朗将付诸法律手段。俄罗斯推迟向伊朗交货的过程中，与美国、以色列不断谈判，索取筹码。

　　当俄罗斯得到它所需要的，伊朗便被抛弃。

　　2010年3月1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法国访问时表示："国际社会一直呼吁伊朗就其核问题采取积极配合。态度，但这一号召始终未得到响应，形势反而出现恶化。虽然俄罗斯尽力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制裁，但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认为，不得不考虑对伊朗实施制裁。"与此同时，俄罗斯与法国签署了购买法国制造的4艘军舰协议。随后的4月12日，在参加华盛顿核安全峰会时，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做出制裁伊朗的表态。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早安美国"节目采访时，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伊朗核项目必须得到近距离观察，而制裁也应该更有效，要不然，这些制裁还会像以前一样流于形式。"别忘了，在2010年3月以前，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制裁伊朗的问题上一直是伊朗信赖的支持者。

　　在获得足够多的利益后，俄罗斯大幅度地转向西方。2010年11月20日，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在里斯本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俄罗斯决定与北约在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方面展开合作。11月25日，普京开始对德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希望欧盟和俄罗斯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实现"统一的欧洲大陆市场，交易总额达到数十亿欧元"的远景目标。

　　（四）朝韩局势的未来

　　在朝韩局势升级的过程中，中国的被动是空前的，甚至，远不及俄罗斯处理得洒脱。朝鲜与韩国，纷纷派官员到俄罗斯，争取俄罗斯的支持。12月17日，俄外交部就此事召见了美国和韩国特使，表达"深切关注"，强烈呼吁韩国在按计划举行火炮发射演习的问题上采取克制态度，以防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而中国更多的时候却是失声。

　　在朝韩炮击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都急切地等待中国的表态，结果，中国迟迟不予明确表态，立场模糊。这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声望，而且，给美韩军演升级、美军驻留黄海提供了天然理由。

　　其实，在朝韩炮击发生后，中国应该在第一时间站出来表态，强烈谴责和抨击任何破坏朝鲜半岛和平的军事挑衅行为，表达出中国主张和平、维护地区安全的明确立场和态度。如果中国态度明确，不仅在国际社会大大得分，而且，美国进一步往黄海区域调兵及美韩军演的理由就难以站住脚。

　　在这种表态之下，中国将左右主动：如果是韩国先开的炮，朝鲜无话可说；如果是朝鲜先开的炮，中国就可以对朝鲜说："我当时没有想到是你先打的啊，如果你先打，你一定会提前通报我，征求我的意见，所以，我断定是韩国先打的，所以，才在第一时间站出来谴责和抨击，哪里想到是你狗日的先开炮的？"这样，对朝鲜也将是一个严厉警告，使得朝鲜以后再不敢背着中国轻举妄动，把中国推到前面当它的挡箭牌，而自己坐享鱼利。

　　而后，中国应该立即派官员前往俄罗斯，在朝韩半岛问题上，求得更多共识。但中国只派国务委员戴秉国去了韩国、朝鲜，而朝鲜半岛问题，早已经非韩国、朝鲜所能左右。在大国博弈中，俄罗斯的力量更重要！韩国、朝鲜纷纷派官员前往俄罗斯游说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在朝韩棋局中，至少在朝鲜、韩国心目中，中国的地位尚不及俄罗斯。可悲之至！

　　中国在外交方面始终是不作为，以至于被朝鲜当猴子耍，也被国际社会看笑话。

　　而且，中国外交部门对朝鲜局势一直没有清醒的判断。12月18日，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阐述中方立场。张志军表示："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千钧一发，高度复杂敏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和忧虑。中方向有关方面一再指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流血冲突，首先遭殃的是半岛双方人民，酿成南北同胞手足相残的民族悲剧，也势必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殃及周边国家。"

　　朝鲜局势真的到了"手足相残"的地步了吗？其实，就目前而言，至少韩国和朝鲜没有真心打仗的意思，美国也轻易不去触碰中俄的底线，除了日本唯恐天下不乱之外，没有任何一方真的希望朝鲜就此燃起战火。

　　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背后，隐藏着各大国之间的激烈角逐。我早已经相信，中国是一个真心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花费巨资在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上，仅燃放的焰火，就足以制造出数十艘航母，但在大片领土、海岛都被人侵占着的情况下，中国宁可将巨资烧掉也没有用到军事和民生上，爱好和平到如此SB境界的国家，如果再被人说成什么"中国威胁论"，真的是没有天理了。

　　大国外交是智慧外交，韬光养晦到看不到光的地步，或者，对全世界大声说着韬光养晦的国家，真的能够沉下心来韬光养晦吗？勾践当年如果如此张扬，早被干掉了。

　　尽管心痛，但非常无奈，根据维基解密中的内容，中国5千名高官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帐号被美国掌握，这相当于一大群人质。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博弈还存在吗？至少，截至目前，朝韩半岛棋局背后的博弈者：美国、朝鲜、日本、俄罗斯、韩国各取所需，唯独中国硬生生把一盘棋下成了死棋，成为唯一的输家。

　　尽管美国屯兵黄海，丝毫不减中国增持美国国债的热情。美国财政部12月15日发布的最新"月度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中国10月净增持233亿美元美国国债，为连续第四个月实施净增持操作。截至10月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9068亿美元，自今年4月以来首次突破9000亿美元水平，继续保持美国国债全球最大单一持有国地位。今年7-9月，中国分别净增持30亿美元、217亿美元和151亿美元。美国没有理由不偷着乐。

　　可以肯定的是，朝韩局势的发展，意味着大格局的形成，石油、粮食等等的上涨，将变得不可避免。如果以战争来形容，就是货币战争、石油战争、粮食战争。当然，既然冠之以战争，一定有"荒"紧随其后。对于美国而言，还有比这更有胜算、代价更小的战争吗？

　　草于2010年12月23日夜

　　来源：时寒冰博客

“让子弹飞”到底涉及了什么敏感话题？

由姜文导演周润发葛优姜文等主演的贺岁大片"让子弹飞"正在全国城市各大院线火爆上演，票房和口碑都获佳绩，同时引发各界关注讨论并得到多方赞誉。但是，12月21日，各大院线却接到了广电总局的一个紧急通知，内容如下：

关于《让子弹飞》临时减少排片通知 ：因为涉及敏感话题，院线接到广电总局的紧急通知，请全国12月22日起减少《让子弹飞》排片场次，与《非诚勿扰2》排片比为《让》3:7《非》并且减少宣传本片，减少话题舆论。并且随时注意院线通告。

日前央视《新闻联播》主播郭志坚在博客上发表文章批评"让子弹飞"，称影片中"脏话连篇"、有血腥场面和性暗示，"抛弃社会责任"。郭的这番言论在网络遭到多数网民的嘲讽批驳。现在广电总局的这一个紧急通知证实了郭志坚的言论不是他个人偶然的无心之论，而是官方通过郭志坚的特殊官方身份而发出信息和舆论导向。

那么一部票房和口碑皆佳的商业大片，能够让广电总局大动干戈发出紧急通知，其中到底有什么所谓的"敏感内容"呢？

是央视主播郭志坚所称的"脏话连篇"趣味低下吗？看来不是，因为赵本山靠嘲讽侮辱残疾人取悦观众、小沈阳女扮男装装人妖丑化中国男人形象，这样的小品节目都能够被央视大为推崇作为每年春晚的"精彩"节目；是所谓的"性暗示"吗？看来也不是。因为充斥着性挑逗的春宫歌舞都可以在国家大剧院堂而皇之地上演，一丝不挂的女模特在公众场所都可以让人们随意拍照，而美其名为人体艺术摄影……那么到底有什么"敏感内容"呢？

影片剧情不复杂：民国1920年，花钱捐得县长的马邦德（葛优饰）携妻（刘嘉玲饰）及随从走马上任。途经南国某地，遭劫匪张麻子（姜文饰）一伙伏击，随从尽死，只夫妻二人侥幸活命。马为保命，谎称自己是县长的汤师爷。为汤师爷许下的财富所动，张麻子摇身一变化身县长，带着手下赶赴鹅城上任。鹅城地处偏僻，一方霸主黄四郎（周润发 饰）只手遮天，全然不将这个新来的县长放在眼里。张麻子痛打了黄的武教头（姜武 饰），黄则设计害死张的义子小六（张默 饰）。张麻子和黄四郎之间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战……

在影片用专业和高超的电影技巧――紧张的情节、幽默的对话、众多明星演员的高水准演出和商业包装的后面，隐藏着导演要表达的暗线和隐喻，不同的人从中解读出了不同的内容。

例如：小六子被黄四郎害死，"六和四"的组合，小六子的墓碑是个"六"字，马县长妻子的墓碑是个竖着的"一"字。让人想到想到"六十一年"和"墓碑"这个敏感组合。

黄四爷为排行第四，他家五代家业被毁，隐喻政权在第四代领导人中终结。

"革命与人性"。在与鹅城恶霸黄四郎的斗争中，张牧之担当了革命者的重任，他意识到若想彻底消灭以黄四郎为代表的恶势力，还需要鹅城居民的集体出手。而被欺压惯了的鹅城居民，显然已经失去了战斗的勇气，无视张牧之用枪扫烂黄家城堡的大铁门，不敢加入战斗的队伍。张牧之在大街上带领兄弟高喊了数次"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打碉楼"，仍然无人响应，直到张牧之杀掉黄四郎替身，民众误以为黄四郎已死，星星之火才得以燎原。 他们始终害怕，始终习惯于下跪，始终把希望寄托在凌空出现的青天大老爷身上，即使有钱有枪也不敢怎么样，依然和永远的，是被压榨被蛊惑被裹挟的"呆头鹅"。

"鹅城"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而操控这一政权的正是黄四郎这样财大气粗的"土财主"。

在我看来《让子弹飞》最重要的一段对话发生在影片的结尾部份，可能就是广电总局视为的最大的"敏感内容"。张麻子在问黄四郎"你说是钱对我重要，还是你对我重要？"之后接着说： "你和钱，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大多数普通的观众花几十元钱到影院看这部电影，也就是图个快乐消遣和过瘾，大多数人可能没有从这部影片中看出更深的隐喻和内涵，但是广电总局的这条紧急通知说明，当局在做了自我对号入座的比较之后，发现"没有你，对我很重要"这句话太"敏感"和"可怕"了。

是的，观众们要是都从《让子弹飞》这部电影中看出了这样的道理，那这部电影也真没白看，这个道理就是：统治了中国六十一年的这个组织对全体中国人来说，没什么重要；但是，没有了这个组织的存在，对每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

来自《大纪元》

王福重:请为中产减负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表现上佳。这不是说，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小，而是政府"太给力"的缘故。有人计量过，中国经济增长的至少一半，是政府投资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是政府的独角戏。

　　不过，自凯恩斯以降，当危机来袭，政府都会自动采取的另一招，中国从来没试过，这就是减税。减税有用，在于它可以激发消费者和投资者或者更准确说是市场的需求，凯恩斯主义的精髓，就是一句话：在短期，经济的好坏，是由需求而不是供给决定的。

　　中国不减税，不是说，中国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对减税没反应，更不是没有减税的空间。而是，不愿意减！

　　中国是否已经产生了一个中产阶层，是可以存疑。不过，30年改革的成果之一，是中国已经有一大批富人。这里我们不考虑原罪的事，并且将腐败致富和垄断致富，排除在外。

　　如果你成为中产者，你应该能体会到税重猛于虎。

　　中国的税负有多重？《福布斯》有一个全球的税收痛苦指数（大体就是税负）排行榜，中国最近几年稳定在第二位，第一名是法国。这是制度因素决定的。税收大体是两类，一类是对商品、劳务征收的，一类是对个人所得和财产征收的。虽然，税收应该是全覆盖的，但是，一般说，一个国家的税收要么以商品税为主，要么以所得税为主，不能两者等量齐观。中国的情况是，既征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商品税，又征收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所得税。比如中国商品税以增值税为核心，配合消费税和营业税。增值税的税率是17％，因为基数大于其发源地欧洲，致使平均税负高于欧洲；中国的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的平均税负高于美国，而美国并不征收增值税（只征税负极低的零售税和货物税）。

　　以购买房子为例，在房价里，至少包括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此外，还包括土地出让金和数十项各部门的收费。业内人士认为，房价起码一半以上是税费。

　　所以，如果你有幸成为中产阶层，你不但富裕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你还主要富裕了政府。

　　成为中产阶层难，但是，消灭起来却极容易。比如最近北京上海动辄三五万一平方米的房子，就是很便当的消灭富人的手段。

　　制造业的中产们最可怜。金融危机以来，企业纷纷破产倒闭，那个时候，有一句流行口号，叫"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可是，真金白银的政府资金纷纷流入国企的腰包，民企们只能望洋兴叹，怎么能让他们有信心呢？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冷暖远近。到现在，中国的GDP超过日本，似乎经济更强大了，但是，那只是国企们的荣光，借着金融危机，原先只有计划经济才能搞的东西，正在发扬光大，这是一种悲哀和危险。也因为此，民企们的风光却已如明日黄花。

　　其实，危机时，民企和国企缺的，都是流动性，如果考虑到民企贡献了75％的GDP和就业，怎能如此偏袒呢？减点税，也许就可以救活一大批企业，可以让一大批中产受惠。

　　中产阶层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改革和发展经济的阶段性胜利标志和目的，是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路径，因为事实明摆着，国进民退，非百姓之福。下岗职工也好，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也好，到城市寻求机会的农民也好，他们的希望和"救世主"，其实是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重要性还在于，中国经济所有的症结，在于结构的严重失调，把拉动经济的力量由国企和政府转交消费，才是正道。而没有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不可能做到。

　　与心里从来没底的中产阶层相比，政府的日子实在太滋润，全口径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名列世界前茅，并长期保持每年15％以上的增速，远超GDP，更超居民收入。每年近万亿的"三公"消费，随处可见的豪华办公大楼，看不见的公务员高福利，不但官员门以为该当如此，就连纳税人也已经麻木认了。如果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重新甄别财政支出的合理性，我想，结论一定是，我们用不着这么多的税。

　　终究我们能见证，国企并不那么可靠（"两桶油"就是明证），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的稳定崛起，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会长治久安。无论是羞羞答答，还是干干脆脆，早晚都要承认这一点。当不能给予他们应得的关照时，少剥夺一些，似乎是中产们一点也不过分的要求。

　　诚如是，请开始照做。

　　来源: 南都周刊 http://www.nbweekly.com/print/article/11663_0.shtml

明报：一党专政才是中共的核心利益

明报：一党专政才是中共的核心利益

编辑说明：12月7日国务委员戴秉国阐述中国的和平崛起政策，文章关键之处是正式宣布维持中共的统治不但是国家的核心利益，而且是比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更重要的核心利益[1]，对此明报发表了如下的社论文章。

戴秉国的原文是这样�「什么是我们的核心利益？我个人理解，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坏的。」

这是中共第二次作出同类的阐述。第一次是在2009年7月28日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当时代表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对话会的戴秉国就说�「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这两个表述共同的，是把维护中共的统治地位看成比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更为重要的核心利益；所不同的，第一次的表述还是「犹抱琵琶半遮脸」，到了第二次表述时，就赤裸裸了。

根据这个最新的表述，凡是提出废除「一党专政」的、凡是质疑「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和认受性的、凡是揭露「一党专政」下种种弊端的，都违反了国家的最高核心利益，当局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整治这些提出异议的人。天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

这就等同现行中国宪法序言写下的四项坚持（其中之一就是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凡是反对中共执政的言论和行动，客观上已经违宪，在法律上已经可以被严惩一样。

维护中共「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一直是中共思兹念兹的事。过去，它在宪法层面上作出硬性的规定。现在，它还要从意识形态上把它提升为国家的最高核心利益来加以巩固。中共愈是这样做，就愈突显出这个政权所面临的来自人民的挑战。

事实上中共为了保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处处把自己的位置摆在国家之上，这已经是一贯的做法。这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中尤其突出。例如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提出树立「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即「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20字价值观[2]时，就已经把党的利益放在人民和国家之上。

在政法工作中也是如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2007年12月25日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对大法官、大检察官提出政法工作要实现「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要求。这是所谓司法工作的「三个至上」，把中共的利益放到最前。他又强调要「切实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切实维护人民权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是政法战线的首要政治任务」。这是所谓「三维护一确保」，也是把保卫中共的执政地位放在第一位[3]。

问题是�当党违背了国家利益时，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时期，人民是以捍卫党的继续统治来体现维护国家利益呢？还是以推翻这个党来达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呢？

正如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说，党的执政地位需要靠政绩来维护，不能靠写上宪法来保证[4]，人民是否接受某个执政党的统治，也是取决于它的政绩，而不是靠强迫人民接受它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中共最新的表述是严重的倒退。中共未执政前，到处呼吁废除「一党专政」。毛泽东说�「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5]邓小平也说�「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6]半个世纪以后的中共却是用种种手段来维护落后的「一党专政」制度。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指出，国家和朝廷不能等同。他说�「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7]用今天的话说，爱国不等同爱党，当党做得不好时，匡正这个党乃是爱国的正途。同这些先哲比，中共把自己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做法，又如何能服众呢？

注释�
[1]原文刊登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并在外交部网站发表
[2]见新华网北京2008年12月30日电
[3]新华网2007年12月25日报道
[4]见赵紫阳回忆录�《国家的囚徒》
[5]1944年毛泽东与美国驻华官员谢伟思（John Service）等人的谈话（原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1983年第20至21期）
[6]《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

原始来源：http://news.mingpao.com/cfm/Redirect.cfm?ch=mr&NewsFile=20101218%2Fmr%2Fms%2Fmsa%2Etxt

薛涌:公开课堂对中国教育提供了什么启示

　　美国各名校把自己的经典课程免费搬上网，供公共享用，这已经是持续了多少年的事情了。如今，因为许多志愿人员的翻译服务，这些公开课在中国各大门户网站风行，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提出了挑战。

　　然而，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这种公开课给中国的义务教育提供了什么样的启示？众所周知，中国的义务教育 ，特别是农村和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长期经费不足，教员不足。不久前提出了教育开支到达4%GDP的目标，早已官僚化的教育部门突然觉得有钱可烧，纷纷计划着派特权教师出国考察。在这种体制中，我们很难想象提高了的教育经费会落到孩子们身上。我们更应该着眼的，是如何寻找一套低成本 高效率的义务教育手段。

　　目前农村和偏远地区所面临的困境尤难克服。随着人口老化和城市化进程，农村的孩子越来越少，流动性越来越高。你在穷乡僻壤建了坚固的校舍，却可能没有学生就读。孩子们都跟着父母进城了，而且可能长年居无定所，难以追踪。在这种情况下，义务教育的质量如何保证？我们需要更灵活的措施。

　　公开课就是个很好的办法。教育部应该拿出经费，聘请明星级的中小学教师，展开义务教育核心课程的公开教学，把各个年级的核心课程全部覆盖。这种公开课不仅要免费在网上传播，而且要在各地电视的教育频道上演，更可以制作成光盘，随着教材免费向各地发放。各城市的中小学，必须免费向民工子弟开放。如果一时人满为患，则可以借助公开课教学，以媒体代替老师，并提供相应的辅导。这样，我们就能保证每一个孩子，不管走到哪里，至少可以通过网络、电视等媒体，接受 一流教师的授课。

　　我们需要中国版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计划。中国当下最为特殊的国情是，在未来二十年数亿农民进城，形成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移民。这使得传统那种以固定校舍为基础的体制难以适应。如果以公开课为核心，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帮助中小学生们消化这些课程的辅导性服务网络，那么孩子们不管在哪里，在什么条件下，就都能接受具有相当的质量保证的义务教育。教育体制可以适应人口的流动。而网络、光盘、电视等现代传媒，把授课的成本几乎降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建立这种全国性的体系，费用不仅完全能够为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所承担，甚至可以说非常低廉。消减几次大规模的出国考察，大学少几栋豪华建筑，这些钱就都出来了。更不用说，我们还可以围绕着公开课体系，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志愿者，对孩子们进行辅导
。这大概是目前中国教育回报最高的投资。

贺承业：又是一个春秋战国时期

　　贺承业：又是一个春秋战国时期

　　15日夜成都下雪了，在家猫冬呢！

　　我在想：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迄今为止的两次社会大转型，社会大动荡！这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社会体制的大转型，

　　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那时是完成从封建（分封建国）制度到极权社会的转型，从周天子'礼崩乐坏'后到秦极权的确立，此后两千年'皆行秦政治'，没有根本的变化，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第二次社会大转型，社会大动荡！这就是从极权社会向现代（人权民主）的公民社会过渡的大转型，

　　这次大会转型早在百年前就开始了，从辛亥革命流血的开始、历经民国的建立、长期的国共之斗争、艰苦的抗日救亡、血腥的内战动乱、残酷的政治运动、到兴奋的改革开放，流了不少的血，也吃尽了苦头，付出了巨大代价，可至今还在摸着石头过着河呢？还没有全民的共识，各种理论、方案与蓝图，层出不穷，这就是经百年探索的大变动时期最艰难的时代，我们面对的是有两千多年道行的老妖，而我们的觉醒也不过才百年，国际国内的环境也比当年春秋战国时复杂得多，所以，这场转型的路还长着呢，前进中更多有反复与失败，

　　可是为了民族文明与进步，在那个时代尚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作为小小小的个人，在这大转型、大动荡时代，能做些什么呢？是随波逐流，醉生梦死；还是决望恢心，忧郁而亡；是坐等花开，乐享其成；是高谈阔论，不着边际；，还是实事求是，尽其微力、勇于探索、踏实促进呢？

　　仅管最后的探索很可能仍是失败。我却更欣赏那时化成蝴蝶的庄子。

熊飞骏:“不关心政治”能过好“小日子”吗？

　　特色中国的很多现象真的很滑稽。你几乎每天都能碰到某个同事相识来到你面前慷慨激昂骂美国，当你说美国人其实离他很遥远没贪他占他骗他侮辱他，也没侵占中国一寸土地；同时提醒平时对他伤害最大的是些什么人时，他们又义愤填膺骂起贪官来，并颇为极端地发泄"把村级以上的一把手全部枪毙也不会有一起冤案，要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你若再向他提示"贪官也是沉默的多数宠成的"，民众在面对腐败应该努力抗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你听得最多的回答居然是：

　　"我不关心政治，我只是个普通人，我只在意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按这些人的逻辑，他们的"小日子"与"政治"没有关系？

　　"政治"难道真的与他们的"小日子"没有关系吗？

　　"不关心政治"能过好"小日子"吗？

　　说上面那话的同胞们过好了"小日子"吗？当然没有，否则他们也不会有哪么多的愤恨不平，那么期待再来一次文革好痛杀一回贪官。幸福生活的第一标志是心平气和怡然自乐，终日愤愤不平哪有幸福可言？

　　可他们把"不关心政治"当成座右铭啊？说明"不关心政治"与"过好小日子"并没有相成关系。

　　很多同胞把"政治"简单理解为"当官从政"。

　　"政治"可不是"当官从政"那么简单。

　　"不想当官从政"不等于你可以"不关心政治"。

　　"政治"一词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和技术"。

　　公共事务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科学文明的现代"政治"的终极目标就是"谋求多数守法公民利益最大化，协调公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每个公民的"小日子"都离不开公共事务。

　　首先谁来管理公共事务？是公民选举公共事务管理人？还是官僚集团"任命"？

　　通常情况下，公务人员只效忠于公权力的来源方。民众选举他就为人民服务；上司任命他就为官僚服务。道理就这么简单。

　　如果普通公民"不关心政治"，听任官僚集团剥夺他的选举权，强行"代表"他们"任命"只会疯狂搜括民脂民膏贿赂上司的贪官恶警以权谋私为非做歹，他的"小日子"还能过好吗？

　　其次管理公共事务需要很大一笔钱。这笔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靠公民纳税。你要交多少税？凭什么交？税收用来作什么？用途是否合理？用了你的钱后向不向你报帐？这些都与你的"小日子"紧密相关吧？

　　再次…………

　　如果政治腐败官吏公权私用为所欲为，普通公民还能过好"小日子"吗？

　　对于一个普通公民来说，"不关心政治"不但不能过好"小日子"；而且要想过好"小日子"还必须关心政治。

　　中国有太多只关心自家的"孩子、房子、车子、票子"而不关心"政治"的国民，可他们没有一个能够逃避腐败政治的伤害。

　　汶川大地震蒙难的家庭，多数应该是"不关心政治"的，可他家的孩子却被"豆腐渣校舍"砸死压死？"豆腐渣校舍"可是腐败政治的产物。如果当初那些家长肯"关心政治"，面对腐败勇于抗争，勇于站出来对"工程回扣"和"偷工减料"说"不"，他家的孩子也许能够活下来。就算在专制体制下，一个人站出来说"不"贪官会我行我素甚至打击报复；但一百个人站出来说"不"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腐败政治体现在经济上是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必然造成生态大破坏。生态破坏的恶果会危害绝大多数普通家庭，让绝大多数普通家庭都无法过好"小日子"。

　　腐败政治体现在司法方面必然是冤假错案和刑讯逼供。赵作海在入狱前应该是"不关心政治"的，结果蹲了十一年冤狱，如果不是空前的好运气还会冤死狱中。在新闻不自由习惯暗箱操作的政治背景下，中国监狱还有多少个赵作海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个赵作海在刑场上倒下更没人知道。那些"不关心政治"的普通人，谁能保证你不会成为下一个赵作海？谁能保证你的儿女不会沦为"躲猫猫死"？"做梦吓死"？"洗澡死"？"喝开水死"等离奇死法的一员？

　　山西"黑砖窑"和新疆"黑工厂"也是腐败政治的产物。那些"不关心政治"的父母，谁能保证你的儿女将来不被人拐进"黑砖窑"、"黑工厂"象奴隶一样在皮鞭下服苦役？

　　中国有几人没有吃过"地沟油"？有几人没喝过"毒奶粉"？有几人没吃过"毒食品"？大面积蔓延的"地沟油"、"毒奶粉"、"毒食品"一样是腐败政治的产物，腐败政治能不影响到你的"小日子"吗？

　　国有土地是每个公民的共同财富，你也有一份，可那些卖土地的地方官事先征求过你的意见没有？属于你的一份你拿到手没有？卖地钱的去向告知你没有？腐败地方官以"国家""公有"的名义高价炒卖属于你的地皮，然后把住房炒成天价，让你终其一生辛苦劳作节衣宿食也买不起一套房子，让你的儿女蜗居在城市病菌丛生的 "胶囊公寓"……你能过好"小日子"吗？

　　在腐败政治背景下，特权阶层霸占了绝大多数体面职业体面岗位。你的儿女就算象诸葛亮一样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如果不善跑关系连"扫大街"之类的公职也轮不到他。你的儿女本来是应该拥有一个好职业的大学高才生，可因没关系沦为到处找工作到处碰壁的无业游民，连找个丑小鸭做媳妇都没门。那位门门功课都要靠给老师送礼才能及格但有一个李刚爸爸的缺德同学，一出校门就"五子登科"美女争相投怀送抱……你难道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这不都是你当初"不关心政治"的结果吗？

　　现行教育体制已被一千次证明扼杀学生想象力创造力，只能造就"奴才"和"偏执狂"。那些有权力制定和改革这一体制的特权官僚多把儿女送到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培养想象力创造力造就成"人才"了；你的儿女则只能"被奴才"、"被偏执狂"？自己没房住未婚妻被"裸官"纳为"二奶""N奶"；还跟着"裸官"指挥棒热血沸腾"唱红歌"歇斯底里咒骂"裸官"儿女的的首选留学移民地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如果你继续"不关心政治"去努力抗争变更这一奴化教育体制，你的孙子也一样给扼杀了想象力创造力，脑袋一样"被格式化"；只会"被奴才"、"被偏执狂"，充当"裸官"自欺欺人危害国家民族的"五毛左愤"。你的"小日子"永远也无法过好。

　　…………

　　那些习惯"不关心政治"的群体，常常是腐败政治的最大牺牲品，在腐败政治背景下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我相信多数普通中国公民都是"不关心政治"只关心自家"小日子"的，因此多数普通公民是腐败政治的最大牺牲群体。

　　在腐败政治背景下，连国家主席，国防部长，总书记这样的元首级政要都蒙受沉渊受尽非人迫害；连国家总理都没有言论自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连高官显贵都在劫难逃，你一个草民百姓能长期过好"小日子"？

　　"关心政治"不等于"喊政治口号"，文革期间不是哑巴的中国公民都会高呼"政治口号"，但没有几个人真正"关心政治"。亿万工农兵"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当他们争先恐后把国家主席"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时，有几人想过"叛徒、内奸、工贼"究竟犯了什么大罪？值得全国人民长期放下手头的工作大批特批吗？这种群众性大批斗于国于民到底有什么益处？

　　所以文革式全民"政治挂帅"并非人民"关心政治"；而是人民"不关心政治"结出的政治怪胎！

　　…………

　　对于一个国家公民来说，要想过好自家的"小日子"，你还必须关心政治不可！

　　政治清明是公民过好"小日子"的必要条件！

　　来源：博客中国

黄鹤昇:康德哲学给我们的启示

　　我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心灵有一个极大的震撼：就是觉得康德的哲学，不是为他那代人而写的，而是为我们这一代人而写的。并且觉得，他是为我们这一代——中马列唯物辩证法毒素很深的中国人而专门作解答的哲学家。

　　"物质决定意识"，我们对马克思这个唯物论哲学是多么坚信不疑呀。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开章也说过，一般来说，人类的知识，是经验后得出来的，没有经验，就谈不上什么知识。而经验的来源是什么？不就是客体给予我们主体的东西吗？没有客体进入我们的脑中，就无知识可谈。这也是唯物论者坚定物质意识的论调。可是，康德把话语一转，他说并不是一切知识都是验后的知识，他要说的知识，是验前的知识。康德这个说法，打破了我们惯常的两分法思维模式。康德称他的哲学为哥白尼式的反转（革命）。很多人简单地将康德归为唯心主义者，说康德不就是说出我们人类有一个天生会思维的脑袋而已。实际上，如果我们深入到康德的哲学，就会发现，康德已了解到人认识功能背后的形式（Form），这就奠定了我们的知识如�
�可能的理论基础。在康德的先验论还没有出来之前，人们要么怀疑我们的知识是否是真的，要么独断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康德给我们的认识论来个突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洞见。我们拿当今常用的电脑来说康德这个认识论，你就觉得康德是多么伟大了：我们每一个人生，就如打开的一台电脑，我们的知识，都是由客体输入到我们头脑中的东西。这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争论不休了：是物质（康德称为"现象"）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这个争论就如同"输入的东西决定电脑呢还是电脑决定输入的东西"？这时，康德的先验论就站出来说，你们不要再争论了。在现象还没有输入到我们的脑袋之前，我们为什么不研究研究一下脑袋有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向电脑输入东西之前，我们要研究电脑有什么东西？我们一般会�
��为，我们没有向电脑输入东西，当然电脑什么都没有反应，也就想当然电脑什么都没有。康德的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他在没有知识里面看到有知识。他说还有一种知识是验前的，这就等于说，电脑没有打开输入东西之前，它本身就有一套程式在那里。康德的哲学，说的就是人脑思维的程式。在我们还没有接收外界事物之前，人脑本身就有一套程式在那里。所以我称康德为电脑发明的鼻祖。他的先验论，说的是我们的知识如何可能，也就是电脑如何可能的理论基础。原来，我们人能够认识这样那样的事物，是我们人的头脑有一个认识事物的形式（Form）。康德说"知性是自然的立法者"，这话是很有哲学意义的。早在200多年前，康德就指出人认识背后那个形式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知为什么，捡起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
�弹起"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论调来，我们生活在现代的许多中国人，也懵然不知，还在作辩证法的两分法，非此即彼甚嚣尘上，使得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平面上，"宁左勿右"政治划线就是两分法的恶果。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一书的一段注脚里说，"有人曾对我的纯粹哲学的划分几乎总是得出三分法的结果感到困惑。但这是植根于事物的本性中的。如果一个划分要先天地进行，那么它要么是按照矛盾律而是分析的，而这时它总是两分的（任何一个存在要么是A，要么是非A.）要么它就是综合的。而如果它在这种情况下要从先天的概念（而不像在数学中那样从概念相应的先天直观中）引出来，那么这一划分就必须按照一般综合统一所要求的，而必然是三分法的。这就是：1、条件，2、一个条件者，3、从有条件者和它的条�
��的结合中产生的那个概念。"（康德：《判断力批判》33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康德的哲学为什么总是三分法而不是两分法，其原因就是在现象和意识之间，还有一个先验逻辑的形式在那里。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看到是现象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现象，它们的后面还有一个先验逻辑形式在起作用。这对我们信奉黑格尔辩证法的中国人来说，不是当头一捧吗？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先验逻辑论"一章就对辩证法作出严厉的批判。他说，"古人在使用"办证术"这个名词作为一种科学或技术的名称时，不论其意义怎样各有不同，我们从他们实际使用这名词的用意来看，可以断言，就他们来说办证术始终不过是幻相的逻辑而已。这是一种诡辩的技术，使无知和诡辩手法有其真理的外形，其方式就是模仿逻辑所规定的、�
��一定方法所得到的彻底性，以及用逻辑的"辩论常识"来掩盖其主张的空洞性。

　　"现在我们可以注意下一点作为可靠而有益的警告：如果把普通逻辑看作一种工具，它就总是一种幻相的逻辑，即办证术的逻辑，因为逻辑所教人的并没有任何关于知识的内容，而是只规定知识和知性相一致的形式条件。而这些条件却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所谈的对象的东西。那么，想要用这种逻辑作为一种推广和扩大我们的知识的工具就势必以空谈为其结局——在这种空谈中，我们可以用某种貌似有理的话来坚持任何可能的主张，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又来抨击任何可能的主张。"（《纯粹理性批判》99页，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二版）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共执政一甲子的乱源，不正是康德指出的幻相逻辑的办证术在中国横行霸道的结果吗？他要说刘少奇、林彪、赵紫阳反党，证据确切，要为刘少奇平反，�
�可说振振有词；他要说党如何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党的功劳大大的，他也可以罗列出一大堆事实来。翻云覆雨，指鹿为马，没有那个主张不是不正确的。正如人们调侃说的"领导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党的领导没有不正确的"。辩证法治国，国将不国！这就是康德指出的"办证术"悖论。

　　康德的哲学，不仅为人类的知识奠定可靠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指出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实际上，欧洲当今讲所谓的"宽容"文化，康德的贡献是很大的。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就指出人在获得许多具体的知性概念以后，并没有结束他的求知欲望，纯粹理性会要求给出一个绝对的理念。康德称之为"无条件者"。就是说，人要有一个绝对的理念来统摄所有具体的知性概念。有神论者，无神论者都是如此。康德列出四大悖论来证明理性的二律背反。他说有神论者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无神论者也可以证明没有上帝。两者血战到最后还是分辨不出胜负，原因是理性这个总概念、理念都是由逻辑的三段论推导出来的。它是个假设的命题，用理性去推理证明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由此我们就会明白，中国大陆很多唯物论者，觉得信
上帝很可笑，可是他们不想一想，说世界是物质的也同样是可笑的。如果我们追问下去，"物质是什么？它又是哪里来的？"我们也找不到它最后的因子是什么？故康德说"所以在纯粹理性的领域内，假设只容许用作争斗的武器，而且只能为了捍卫一种权利来使用，而不是为了建立这种权利。但是我们总得要在我们自己里面寻找敌方。因为思辨的理性在其先验的使用上，本身也就是办证的；我们所惧怕的反对意见也就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必须把它们寻找出来，正如我们在权利的诉讼中所做的那样，因为关于权利的种种要求，虽然它们是陈旧的，但绝不会丧失其时效，所以我们必须将它们寻找出来，以便使它们宣告作废，这样才可以建立一种持久的和平；表面上的沉默只是徒有其表而已。必须清除处在人类理性本性深处的那些骚扰的根苗�
�但是我们怎能除去这种根苗呢？除了给它以自由，给它以滋养，好让它发育长大，而显现在我们眼前，然后再予全部毁灭以外，此外别无他法。所以我们必须想出一些任何论敌所绝未想到的反对意见，实则将我们的武器供给他，并且让他有尽可能想要得到的最有利的地位。在这一切上面，我们绝不惧怕，而是大有希望；那就是，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以后再没有争论的产业。"（《纯粹理性批判》652页。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出版社出版，2004年1月版）所以，今天的欧洲讲民主、宽容，是有其文化理论根据的。你不要以为你的信仰就绝对是真，别人的就绝对是假。如果我们能认识到康德这个纯粹理性的二律悖论，我们就能宽容地看待一切争论了，非此即彼的绝对是不可靠的。而且我们也可看到那些原教旨的独断主义者何以如此猖狂妄作，容不�
�别人的意见和非议，就是那个理性观念在作怪，他把那个观念作为绝对是真的了。中国的愤青，其之所以如此嫉恶如仇，就是统治者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理性理念植于这些愤青的脑袋之中，他们看到别人不同的意见或是别国制裁中国的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阴谋，绝对是没有好意的。这种人已失去孔子"反诸求己"的理性功能，这正是康德指出理性的要害。假如世人更多地懂得康德这个纯粹理性批判，就会变得宽容一些了。就不会像唐吉珂德战风车一样荒唐，为着那个假设的理念去浴血奋战。我曾经写过一篇批评黑格尔"绝对理性"的小品文，说黑氏不懂得哲学常识，并借叔本华的话说黑格尔是个"低能的哲学家"。有些读者不以为然，把我与叔本华并列一起骂。其实，我们单就宇宙无限和物质无限可分（物自体不可知）来说�
��你如何求得绝对呢？人认识事物，靠的是因果律，而因果律是在时空的形式下进行的。而这个时间、空间也是无限的，你如何找到绝对？黑格尔的绝对，也只不过是康德所说的那个假设推理出来的理念。然而，黑格尔所说的，并不是康德所说的那个意思，他的"绝对"是可以求得的。他在他的《小逻辑》一书说有"客观思维"、"客观思想"，如此来为其"绝对"打保票。思维、思想都是主观的，经黑格尔一办证，它可以变为客观的了。（他的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也就是"客观思维、客观思想"的注脚）叔本华可能有点妒忌心而对黑格尔进行攻击，但他骂黑格尔为哲学骗子不是没有道理的。黑格尔做的，已超出哲学常识了。最近我重读黑格尔的《小逻辑》，我怀疑黑格尔根本就没有读懂康德
。黑格尔是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办证，没有康德的知性。他在他的《小逻辑》一书中打个比方说康德的认识论是在教人如何游泳的法则，而人无论如何熟悉那些法则，他不下水去游泳，永远也学不会游泳。他的这番话，很大程度上曲解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是要打破怀疑论和独断论的枷锁，而黑氏的绝对理性，其实就是要回归独断论。绝对必然是独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是师宗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来，其所谓的"辩证法"，比黑格尔的辩证法更诡辩：当他说"物质决定意识"时，把意识说是物质的属性。而当他把物质与意识作办证时（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意识与物质又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今天我们重读康德，你就会觉得康德的伟大。他早于黑格尔就指出理性这个二律背反，而黑氏既重滔覆辙。当年德国人还很�
�衷于黑格尔哲学，十多年后人们才觉醒，觉得叔本华说得不错。如今我们中国人还热衷于辩证法，辩证法充斥于各个领域。今天我们重温200年前的康德哲学，你就会觉得，康德是个先知先觉者，他早就把辩证法的本质揭露出来了。后来的德国哲学家尼采、海德格都对辩证法很感冒。而我们中国人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还在辩证法的魔匣子转，这不是显得很可悲吗？

　　康德的哲学，说他是一场哲学革命并不为过。他的哲学，开启了许多哲学新领域。康德说我们认识的是现象，不是"物自体"。这就开启了后来的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海德格、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康德的"先验论"，虽然不属心理学的哲学范畴，但他既点出心理学研究许多先天性的东西。我认为，后来的弗洛伊德"潜意识"哲学，也走不出康德哲学的范畴。当今很多的科学研究方法，如"系统论"、"解构主义"等，也有康德哲学背景。康德哲学的成就，不仅仅是在哲学领域，他在自然科学、人类学、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贡献。甚至在文学艺术领域也有很大的贡献。德国诗人、艺术家席勒"美是现象中的自由"（见席勒1793年2月给克尔纳《论美》的信：Sch？nheit ist Freiheit in der Erscheinung ）的审美艺术观，就是从康德的先验判�
�哲学发展出来的。

　　我对康德哲学的认识，一个最大的感叹就是他对纯粹理性的批判。他讲认识论的那个形式（form）是很重要的，是那个形式决定着我们的思为。由此我联想到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当今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弊端？为什么人欲横流、道德堕落、腐败歧生？这是因为那个制度架构——也就是康德所说的那个形式（form）所造成的，即形式决定着内容。中国的种种弊端，不正是这个制度所造成的吗？很多有识之士早就看出这个问题：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必须改变这个制度。刚好德文的"改革"（erform）一词就是改变形式，把原来的程式改良。而中国的所谓"改革"，是不改形式（独裁专制制度不变），只改内容。可想而知，这个改革是没有实质性变化的。因此，我们用康德的form（形式）来关照中共的改革，你就知道中共的改革是
怎么一回事了。他绝对改不出什么民主政体来。

　　康德的哲学，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他自称他已解答了人类的三大问题：一、我能知道什么？二、我可以做什么？三、我能希望什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认识论的。我们认识世界的权限有多少？康德都一一指出了，这对当今中国所谓的"科学发展观"有一个提神醒脑的作用。中国对"科学"与"伪科学"争论不休，就是他们看不清理性的权限。假如他们能认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知道科学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而对"伪科学"也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第二个是关于道德的问题。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就解答这个问题。二千多年前，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就对道德作了很多论述，康德在理论上作了充实。"我可以做什么？"反过来说"我不可以做什么？"这就是孟子提出的人与禽兽区别的道德问题。这对今天中国的道德重建是有惊醒
的作用的；第三个是关于信仰问题。一个人没有信仰，生命就倒悬，人生无着落。康德提出的"目的论"是很有意义的，尤其对当今无神论的中国非常重要。中国很多愤青，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当作一种信仰去生活，其所得出的行为是非常极端和不可言喻的，因为他的反思判断力都以这个图腾为目的。从而我们也可看出愤青们是多么可怜和可悲，他们信奉的那个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很肤浅的，对他"我能希望什么？"的个人安身立命目的是不能产生稳固作用的。就是说，那个图腾解决不了人生的终极问题。由此我们也看到极端主义的可怕：当他把某一东西作为信奉的对象，他的反思判断就围绕着这个目的思考了。我们看到中东那些自杀炸弹者不可理喻，他那么勇敢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就是他坚信他是为他们的神奉献的。文革时中�
�人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这种坚信不移的思维定势，就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所说的"反思判断力"在作怪：反思判断是调节性的，他会以他的目的性来调节他的反思。而其反思的结果当然是符合其目的性的。所谓"好的东西都是神所给予的，坏的东西都是属于魔鬼的"就是反思判断力调节性的结果。当他信仰某对象，把它当作目的性去思考，思维的见解就自动地（不知不觉地）调节为这个目的性服务。康德这个《判断力批判》可说把人类的思维固执性揭示出来了。为什么那些信仰者信誓旦旦地认为他们的神是真神，是最灵验的，就是他的反思判断都为着这个神作目的论而下的判断。而康德说"判断力"是天生的，是不能用训练教育出来的。而庸才常常是以实例进行判断的，离开了实例，庸才就无所适从。从而我们就看到，大陆的芸芸�
��生，很多人相信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中国就会大乱，就会亡国，就是共产党提供给他们的都是没有党的领导，社会就乱的实例。而他们又得不到其他方面的实例，所以他们的思维就跟着共产党设下的实例转了。所以我们今天重读康德，其给我们的启示是相当深刻和有现实意义的。

胡星斗:中国的高成本触目惊心

　　——行政开支超财政收入的一半

　　据报道，2009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约为8万亿元，加上预算外、制度外的收入，中国政府的实际全部收入约为11万亿元。而党政公务以及行政事业开支占全部政府实际支出的比例，2003年为37%，2007年为38~39%「法制晚报，2010.12.6"行政开支，接近政府支出四成"」。依此换算，如果剔除预算外收费等，中国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在52%以上。也就是说，中国的财政收入超过一半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三公消费"等。

　　而2000年左右，其他国家的公务支出或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德国2.7%，日本为2.8%，英国4.2%，韩国5.1%，印度6.3%，加拿大7.1%，俄罗斯7.5%，美国9.9%，他们仅相当于中国的1/5~1/20.

　　正因为中国政府的高成本占去了大部分财政收入，使得民生支出捉襟见肘，譬如用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比例，印度是中国的2~3倍，美国是中国的5倍以上。美国、德国、俄罗斯的福利、社会保障支出均占财政支出的55%~60%左右，而中国仅为15%.另有报道称：中国的卫生投入仅占世界的2%，中国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居世界倒数第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了，但政府不但没有小型化，而且越来越庞大，从三级政府演变成了五级政府，许多县市都设置有80~120个科局处，叠床架屋，职能重复。许多的科局名义上几十人，实际上上百甚至几百人拿工资。譬如湖南某县级市人口不过40万人，城市人口不到25万，是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可市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就有88个，加上四大班子，共92个。领导干部正职92人，副职279人。其建设局下辖16个单位，园林管理处就有约200人，仅一个直径不到一华里的公园就有职工150人；自来水公司有约200多人。其教育局现有正副局长9人，设教育督导室、纪检组、工会、办公室、人事股、计财股、普教股、成教股、职教股、招生办、教研室、电化器材室、师训股、法制股等14个股，机关员工百余人。其水利电力局共有干部90多人，下属�
��位9个，员工一千多人。

　　公权力的不受监督与约束、利益集团的自肥以及日益严峻的官民矛盾都造成了中国政府的高行政成本。

　　根据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4806.86亿元人民币。

　　前苏联的国防经费超过财政预算的一半，军备竞赛最终拖垮了红色帝国；如今的中国，高昂的行政成本是否像军备竞赛那样邪恶？会不会成为吞噬一个国家的猛虎？

　　2010-12-8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

谢盛友:一个社会自由主义者自述

　　谢盛友（德国）、高行健（法国）、余英时（美国）、艾未未（大陆）、南方朔（台湾）等被评为2010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政右经左版]。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其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人家的善意，但盛友深知，我们这代人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离开书本实在太远，盛友何德何能称为知识分子？面对100个名单，实话实说，没有一个能称为思想家，新时代中国未能生产思想家，能不让中国人感到伤痛？

　　不过，盛友比较欣赏许小年博士， 2010年，许小年博士提出：几十万亿国有资产应分给13亿民众，敬佩他的胆识。2010年，最令我感动的是，蔡定剑教授最后的一句话："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盛友至今只做两件事：做自己有能力改变的事情；包容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的事情。因为缺乏智慧判断以上两样事情，所以喜欢阅读思考写作。盛友把自己定位为"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的追随者"， 盛友非常欣赏丹尼尔？贝尔的那段话："本人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

　　盛友主张，人的尊严通过个人的独立自主而得到保障；社会通过个人的理智而得到进步；民主通过公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渐成熟；自利的资本主义通过社会自由主义而得到改善。

　　在经济上是社会主义者

　　盛友相信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我们小时候的社会主义，至少不是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盛友希望弱势群体得到扶助，寻求社会（机会）平等。盛友认识"社会主义好"是到德国了以后，当年盛友还是穷学生，妻子、我和儿子居住两室一厅的房子，房租600马克，由于我们收入低微，市政府住房津贴每月260马克。因为我们是外国人，也得到德国政府的住房津贴，我切身感受到德国的"社会主义好"。对德国社会的再认识是，德国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德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扶贫，在金融海啸中也扶富。德国政府采取200亿至250亿欧元的配套措施，削减利率，为汽车制造商和建筑装修业提供资助，同时通过减税以让企业能够注销一部分的投资。

　　盛友再次深刻体会刘少奇的"资本家养活了工人"。

　　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

　　二十多年来的书写表达，无非希望有所保留和有所改变。

　　希望有所改变，首先是中国高层的改变。盛友八十年代提出"和平演进"的概念，建议中国共产党学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和平演进；盛友八十年代建议中国取消宣传部，建立新闻局；盛友八十年代呼吁中国应尽早成立政治特区；盛友至今仍然呼吁中国应该建立宪法法院；盛友至今仍然呼吁中国应该根据宪法，允许民间互益性社团存在壮大；盛友至今仍然呼吁中国应该根据宪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信仰自由；盛友至今仍然呼吁道德重建、成立真相和解委员会（比如针对反右、文革、六四）；盛友至今仍然提出讨论：一个政党能不能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至于两岸，盛友二十年以来一直坚持提出的"中华事务部"。盛友始终认为，"陆委会"、"国台办"工作做了很多，而且做得不错，但都不是站在一个中国的构架下思考和运作，都是视对岸人"外人"的一种思维架构，"陆委会"、"国台办"可改名"中华事务部"。两岸下一个甲子，首要任务是寻找公约数，双方要理清楚"一个中国"的国家概念和法人人格源自哪里？

　　希望中国底层得到改变，提出"白血病"的概念，指出中国国内权力腐败、权利贫困就是"白血病"， 盛友十几年前就呼吁彻底取消"农民工"制度，获得国内高层的支持。根据2009年7月6日广州日报报导，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深圳市代市长王荣说，"农民工"的概念已发生变化，深圳"农民工"概念将消失。"农民工"的第二代现已成年，他们在就业时会选择留在深圳。国内媒体撰文报道，引述谢盛友的文章认为，要"消灭""农民工"称谓，必须配套相应的行政管理条例，只有从制度层面全力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帮助他们享受到城市发展与改革的成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才是概念后面真正应该实现的实质变化。

　　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

　　盛友希望保存中国古老文化，2010年盛友为与张爱玲同辈的女作家苏青（冯允庄）的故居宁波冯家大院请命，希望能够保留作家的故居，协助徐芳敏教授（苏青的外甥女）、高丽娟等，通过宁波日报、共识网等媒体呼吁两会关注老房子的保护，2010年3月底宁波市政府决定：不拆除苏青故居。一个老作家的老房子得到保留。

宕子:社会不能为弱者的非正义诉求所绑架

　　由于公司将实行保安外包，富士康松岗园区30多名保安爬到该园区办公大楼楼顶。他们表示，既然是富士康选择"保安外包"，不能保证他们留在原先的岗位，那么就应该主动将他们辞退，这样他们就能拿到更多补偿金。富士康科技集团媒体办公室昨日就此事发表声明，强调将坚定遵守劳动法律法规妥善处理。（9月3日《南方都市报》）

　　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不难发现，这30多名保安的集体"跳楼秀"与此前让富士康的声誉受到巨大负面影响的"13跳"有着莫大的关联。任何让人联想起"13跳"的线索或暗示都足以让富士康的高层感到心有余悸，而这些保安却偏偏要揭富士康尚未愈合的伤疤，以此绑架富士康满足他们无理的要求——让人感到涕笑皆非的是，他们爬到楼顶竟然是为了要胁公司辞退他们，以获得更加的赔偿金，可公司却从来就没有限制过他们选择去留的自由。

　　尽管表面看来，跳楼是一种针对自身的暴力行为，但这些保安的"跳楼秀"却是一种针对他人的暴力行为，其目的只有一个——即打着维权的幌子用近乎无赖的手段逼迫他人满足自己不合理的权利诉求。事实上，在采取这种过激的行为之前，他们的权利尚未受到公司的侵犯，仅仅只是担心被公司"炒鱿鱼"罢了，故维权之说是不能成立的——恰恰相反，这种行为更应该被认定为暴力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因为，维权行为必须建基于权利受到非法侵犯的既成客观事实之上，而不是认为自己的权利将会受到侵犯的主观预期或想象上，如果后者是合理的，岂不是表明，只要主观认定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他人非法侵犯，就可以肆意践踏世界上的一切公平和正义，那么，任何公平和正义恐怕都无法立足于这个世界。

　　在现代社会，无论公司炒员工还是员工炒公司都应该被视为一种常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炒"，而在于这种"炒"是否损害了对方的合法利益。富士康在处理这些员工的去留上，并没有违背劳动法。如果觉得公司的做法不合理，员工完全可以通过协商或法律的途径以求得更加合理的解决；可以跳楼胁迫公司就范，则和街头小混混以自残的方式威摄他人，以达到不合理的个人目的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家公司的员工动辄以跳楼或其他形式的自残、自杀行为胁迫公司，一个国家的公民也动辄以跳楼或其他形式的自残、自杀行为胁迫政府，则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与生产秩序岂不是将会荡然无存。

　　任何公民，当其合法权益受到他人的非法侵犯时，维权不仅仅是他们的权利，更是他们的义务——因为他们所维护的并不仅仅是自身的利益，更是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即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然而，这些上演集体"跳楼秀"的保安们所维护的则仅仅只是一己之私利，所损害的却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因为，一切维权都必须被节制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才是合理的，任何人都不能以维权的名义去侵害他者的合法权益。

　　异史氏曰，"维护权益出奇谋，十字街头看跳楼，自古人命事关天，看你低头不低头？"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保安有以 "集体跳楼秀"敲诈勒索公司之嫌，而且极大于扰乱了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与生产秩序，理应受到相应法律法规的惩处。相对于富士康，他们虽是弱势群体，但作为在法律上平等的个体，他们仍然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法律只有对于强者和弱者都一视同仁，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如果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或为了关注弱势群体的虚名而放弃法治的底线，为弱者的非正义诉求所绑架，等待我们的将是更大的社会灾难。

　　作者邮箱：zxylihui#163.com

宕子:“同乐教育”为孩子们的心灵导航

　　——同乐学校以心理健康教育重构学校生活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一卷第一章云，"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在很大程度上，他其实是在说，"人天生是社会的动物"。因为政治的前提条件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自有人类，即有教育，因为教育是人的社会化过程，故所有社会互动的场域都是教育的场域。在此意义上，社会互动的数量与质量将对教育的效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何况，按照建构主义的知识观，人与环境的对话与交流（即互动）的过程即是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即学习）的过程。由此看来，在一个社会或社区里，如果社会互动不足，或社会互动因某种原因发生障碍，将不可避免地影响这个社会或社区的学习能力。

　　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虽然城市的人口密度比较大，但人际互动的数量与质量却都非常低，对于城市中下阶层的人群尤其如此，因为他们大多数都为了求生存而终日碌碌，无暇他顾——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他们的生活尚停留在满足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的最基本的层次上，至于更高层次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件奢侈品。

　　在城市中下阶层居民家庭，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追求的教育工作者，深圳市南山区同乐学校的戴洪晖校长发现了一种"父母身边的留守儿童"的现象。所谓 "父母身边的留守儿童"，指的是那些虽然与父母在一起生活，却像"留守儿童"一样很少得到父母关爱，或者与父母的沟通与交流严重不足的儿童——这类儿童往往多或少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并很可能表现为学业成就相对低下的现实结果。同乐学校创办于2004年秋，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戴南头半岛东北部，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公立学校。该校周边的社区居民大多属于城市中下阶层，尤其是居住学生占了学校学生总数三分之一强的华泰社区，总体居住环境不太好，居民的文化素质也普遍偏低。该社区共有1300多户居民，绝大多数住户的孩子就读于同乐学校。据
学校调查，居住在华泰社区的学生中，有的父母不在身边，与外公外婆或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有的是长期租住在这里的劳务工子女，有的是单亲家庭子女。怎么提高这类学生的学业成就？怎么解决这类学生可能产生的心理问题，并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这是同乐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包括戴洪晖校长——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经过反复的调研、论证和深入的思考，戴洪晖校长决定以心理健康教育为突破口，对学校、家庭、社区的日常生活进行以增强三者间的密切联系为核心的重构，以求最大限度地为儿童营造一个有利于身心健康成长的小环境。

　　在调研中，戴洪晖校长和他的教育团队发现，由于受到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城市中下阶层人群对于其子女未来发展的期望值虽不及中上阶层人群的高，但"期望强度"却并不低于——甚至还要高于后者，因为他们改变自身生存处境的心情往往比后者更迫切，这种迫切的心境自觉或不自觉地会投射到对子女的期望上去。因此，他们同样有在其子女身上投入时间、精力与金钱等资源的足够动力，只是在应该如何合理地配置与使用这些资源，以获得最大的教育产出等问题上，由于自身文化素质的不足，存在严重的认识不足——如果有教育或心理方面的专家对这些家长进行适当的指导，也许，将产生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基于上述认识，2005年12月，同乐学校成立了心理健康咨询室，同时开通了"知心姐姐"信箱与热线咨询电话，创办了《同乐家校报》和《心灵导航》报，免费为全校师生、学生家长及其所在社区提供心理健康咨询和指导方面的服务——这些工作全部由该校27位拥有全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资格的教师负责。除了面询、个别心理辅导，学校还开通了"网络心理咨询热线"。在老师们的引导下，各班都建立了QQ群，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孩子们彼此述说自己心中的快乐和忧愁，或寻求心理老师的帮助。在心理咨询室里，学生们把交友、早恋、家庭矛盾、学习压力等"悄悄话"向心理老师尽情倾诉。五年来，老师们所提供的心理咨询达700多人次。借助这些平台，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及时有效地疏导和化解了学生�
�不良情绪，促进了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了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心理健康教育，戴洪晖校长还组织各学科骨干教师研究、探讨和尝试了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学科教学进行课程统整的实验，使心理健康教育全方位地渗透到学校的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去。

　　宋代诗人陆游云，"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戴洪晖校长则认为，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搞好心理健康教育，不能仅仅着眼于"心理"的层面，更应该高屋建瓴，在教育的和社会的层面下功夫。有鉴于此，学校成立了班级、年级与校级三级家长委员会和家长学校，实施了家庭教育的三级管理和三级沟通；同时，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家长之需要，定期为家长举办各种教育讲座，如：为全体家长开讲"做一个合格的家长"、"家长如何指导孩子度假"的专题性讲座，为一至六年级学生家长开设"帮孩子树立自信"系列讲座、为七、八年级学生家长开办"指导孩子正确完成初中作业"讲座，等等。

　　为了通过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重构社区日常生活，2006年4月，同乐学校与华泰社区联合成立了华泰社区青少年活动指导中心，活动中心内也设立了心理咨询室，由学校心理辅导中心的赵艳馥、陶莉两位老师担任心理咨询辅导员。每周二下午2：30至4：30，两位老师轮流前来和社区居民进行关于儿童教育方面的对话与交流。最初，两人主要针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或行为习惯的培养等问题对家长进行相应的指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社区居民在生活和工作上有了烦恼也开始向她们倾诉和求助。同时，学校还有针对性地开办《作一个合格的家长》、《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帮助孩子培养良好习惯》、《教育子女要把握时机》、《怎样引导一年级孩子适应学校新环境》、《与孩子沟通的艺术》、《逆反心理的调适》等专题讲座，进一步拉近了�
��校与社区、与家长的距离。

　　学校将社区内的334名学生按年级分成19个活动小组，聘请了19名校外辅导员，并且制订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利用学生们的业余时间，校外辅导员组织学生开展了绘画、唱歌、跳绳、踢毽子、摇呼啦圈、护绿保洁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为了配合学校工作，社区工作站申请了10多万元用来改善社区生活环境的专项拨款，增加了绿化带，添置了健身器材。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但增进了学生之间的友谊，增强了社区内居民间良性的人际互动，改变了社区居民的精神面貌或者说社区生活的软环境，同时也改变了社区的物质面貌，即硬环境。

　　大多数家长都认为，同乐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们不仅是孩子们的老师，更是家长的老师。学校教会了家长教育子女的方法，家长学会了尊重教育规律和儿童身心成长规律，用更加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教育和引导孩子，打骂、训斥孩子的现象大大减少了。几年来，孩子们充分沐浴着老师、家长爱的阳光，不再是"父母身边的留守儿童"。而家长们也在和孩子沟通与交流中发现和找到了繁忙日常生活中平凡的快乐、做人的尊严和未来的希望。正如华泰小区物业管理处主任刘伟所言，同乐学校在促进小区的和谐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实现了小区和学校的"双赢"，因为家庭与社区和谐了，学校的教育工作也就更好开展了。

　　同乐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也有效促进了教师们的个人成长与专业发展。学校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科研工作，承担了《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新课程下中小学生快乐成长问题的研究》、《体育（健康）学科与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学校积极心理辅导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多项国家级课题，并成为"国家教育重点课题，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验基地。此外，学校还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心理需求，编写了《绿色心灵成长》系列校本教材。近5年来，该校教师们撰写了大量的心理健康教育及家庭教育方面的论文和教育心得，其中61篇获国家级奖励，5篇获市级奖励。在科研课题的带动下，心理健康教育得到全体老师的高度重视，老师们系统地学习心理学知识，90%老师获得了广东省心理�
�康教育B证上岗证，运用心理教育知识解决日常教育教学中所遇到的问题蔚然成风，初步形成了"人人关注心理健康，个个争当心理专家"的可喜局面。2006、2007连续两年，同乐学校被评为"全国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单位"，2007年评为"全国心理健康教育先进单位"，2009年评为"广东省心理健康教育示范学校"，2010广东省教育厅评为 "德育创新成果展示二等奖。

　　据戴洪晖校长介绍，学校目前有37个教学班，其中小学19个班，初中18个班，学生总数约1600人。学校有专任教师116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16名，研究生学历教师5名，本科学历教师98名，大专学历教师13名。建校以来，学校遵循"和谐发展，快乐成才"的"同乐教育"理念，大力推进新课程改革，着力培养"爱国、诚信、严谨、活泼"的校风，构建"立德、爱生、启智、传道"的教风和"勤学、善问、多思、乐行"的学风，努力塑造"明礼求真、快乐崇善、和谐尚美、笃行创新"的同乐新人。

　　戴洪晖校长说，同乐之"同"，源于中国古代哲人的"大同"思想和西方的"协同"学说。同乐之"同"，彰显了同乐学校的核心教育价值观，是同乐的教育之"道"，引领着学校的办学目标，启迪着学校的办学过程与教育教学组织行为。同乐之"乐"，即"乐教乐学"，"乐在其中"。"乐"是一种平和、喜悦、融洽的情感体验和积极健康的精神状态，是成长过程中身心的和谐及追求真理的积极态度与价值取向。"乐"是"同"所追求的结果和境界。

　　戴洪晖校长说："同乐的境界就像贝多芬经历了人生风雨历练的之后，在《第九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即《欢乐颂》里所呈现出的那种精神境界，是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全面和谐。"

　　作者邮箱：zxylihui # 163.com

刘革学:为官之道——留德不留财

　　没有规矩，难成方圆。为官，必有其道，重德还是重财，是一大是非分水岭，也引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方向和结局。

　　近代著名教育家、南开中学的首任校长张伯苓先生的遗训之一是：留德不留财。这也是他做事为人的原则之一。据他的嫡孙、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副主任张元龙同志回忆说，祖父临终时留给子女的只有区区几个银元。老先生生前办学校，经手的资金成千上万，不仅不贪不占，还倒贴进去不少自己的薪水，救济穷困师生，投入教育事业。南开中学先后走出了共和国两任总理——首任总理周恩来和现任总理温家宝，还有大量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其创办者张伯苓先生功莫大焉，九泉之下也应含笑瞑目了吧。张伯苓先生子女也事业有成，嫡孙张元龙官至省部级，这就是古语所谓的荫及子孙吧。其实，良好的家训家教是最根本的原因。

　　反观另外一些人，奉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人生哲学，为了发财，不择手段，发了财，为富不仁。有的以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名义，窃取、夺取或买得了权力，却把90%以上的力量用在为自己及小团体谋取私利上。现在，中国国民收入还不高，贫困人口很多、天灾人祸频发、贫富相差悬殊，有的人上不起学、就不了业、挣不到钱、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有的人甚至还吃不饱饭，可是有的官员却毫无忧患意识、群众观念，毫无革命传统，大肆挥霍公款，生前享受极尊，死后享受极荣，吃喝玩乐，穷奢极欲。这些人不仅严重地损坏了自身的形象，也严重地损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严重地影响到了干群关系，严重地影响到了人心稳定、社会安定，甚至激起民愤，酿成民变，引发极端
事件，腐败成为群众最关心、最痛恨、最不满的社会现象。

　　人心是杆秤，群众和历史自有评价，在人们的心中，"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

　　贪财之官大多或迟或早要受到惩罚，即便由于手眼通天、神通广大，利用机制、体制、法规、风气方面的缺陷和漏洞，生前躲过了惩罚，死后也在劫难逃。

　　某地一官员，官做到市政协主席，仕途还算亨通，出入前呼后拥，备受人尊。而且，此公善于利用手中的权力，发挥经济效益，并通过投资煤矿，家财亿万，富甲一方。几年前因病去世，厚葬于家乡，投入巨资修筑豪华坟墓，据说陪葬的金银财宝不在少数。不料尸骨未寒，坟墓便前后三次被盗，不仅死后不得安宁，家人也备受舆论之嘲笑和压力，群众戏曰："都是钱烧的！"幸运的是，前来搜查的是盗墓贼，而不是纪检监察人员，否则，结果可能更难堪。

　　这些年来查出的贪官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涉案资金越来越大，国家和人民对贪官一片喊打之声，社会越来越公开，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民主，估计贪官逃脱法网制裁的 "幸运"也会越来越少。

　　所以，为官，一定要秉持好心态，不贪钱财，不夺民利，努力为民造福，建功立业，积德行善，这既是信仰和职业道德的要求，也是保证自己和家人平安吉祥的必要之举。此中辩证，需要仔细品味，认真把握。

　　2010年5月14日

谢盛友:中国离公民社会还有多远？

　　2010年12月10日，德国巴伐利亚广播电台采访我，记者让我谈谈对中国的期待。我能说些什么呢？只希望中国逐渐有一个公民社会。1993年，德国主教会议请我作为中国人在会上发言，谈谈对儒家文化的看法，我地地道道的"罪人"一个，在台上说台上的话，在台下跟德国朋友们说，其实，孔子在中国很可怜，因为中国历史上太多的执政者，翻脸如翻书，需要的时候，孔子一夜之间成为"大成至圣先师"，不需要的时候，则 "打倒孔家店！"这个速度绝对要比你翻开一本《论语》要快。

　　陈独秀的女儿陈子美女士生前被告知"家乡为陈独秀建立了塑像"，她本能的第一反应是"哦！又在耗费纳税人的钱，不知道哪时又砸烂了。"

　　在意识形态对抗的情况下，把荣誉视为"耻辱" ，可以明白，但无法理解；若把"羞辱"视为荣誉，又将"羞辱"转嫁他人，则无法明白也无法理解。可怜的连战父子，儿子中黑枪，大难不死；父亲也中了冷枪。

　　"孔子和平奖"的评选委员会由五名北京学者组成，除了主席谭长流（北京人，1961年出生，孔子和平奖评委会主席，中国博士观点丛书编委会总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著有《空间哲学》和《君子哲学》）外，还包括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羊涤生、北京大学西班牙语教授赵振江、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周桂钿、北京大学研究员李继兴。

　　这些评选委员们具备教授资格，却没有公民意识。如此侮辱与消费连战，贻笑万世。

　　记者让我预测中国离公民社会还有多远？我无从回答。1998年以来，我一直在背后推动班贝格（Bamberg）与曲阜市结为友好姊妹城市，因为我们这代人在"批林批孔"中长大，到海外后阅读文革"破四旧"孔子墓蒙难，实实在在感到伤痛。

　　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经由当时《红旗杂志》的主笔林杰的推荐，而成为江青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爱将。根据谭厚兰文革后被审查时所写的交代材料记述，林杰曾这样对谭厚兰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除了大庆之外的一个好地方 ─ 山东曲阜，到孔老二的老家去造孔老二的反。"

　　传说中，秦始皇曾经下令挖掘孔坟，而历史上真正有据可查的破坏孔子墓事件，发生在1966年、谭厚兰的手下。孔子故里在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

　　班贝格市，仅七万人口，居民对老房子的保护做得非常好，整个老城区1993年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不一定是名人的故居，才列为保护的对象，任何房子，只要房龄超过100年，均列为文物保护对象，被列为对象的房子，若没有钱维护，市政府会通过所有媒体（报纸杂志、网络、广播台、电视台）公布"危房"名单，动员社会上有钱有意者赞助。被列为文物保护的老房子，其维护费用个人出大头，市政府州政府都有补贴或给予税收优惠待遇。

　　班贝格大学的文物保护专业是国际一流水平的，我促成班贝格与曲阜市结为友好姊妹城市的动机是，让国内的人懂得"立新" 不一定要"破旧"，我整整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才弄明白这一个小小的道理。

　　我真的无法回答记者的提问，但是，我个人认为，在公民社会建立之前，中国需要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 1969 ）这样的哲学家，带领民众反思罪痛；需要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 ，1878-1949）这样的法学者，带领民众思考法哲学，让公民逐渐懂得"恶法非法"，因为通常情况下法的安定性应居于首位，即便法律不善也不能动摇安定性，但如果安定性与正义的冲突达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法律已经沦为"非正当法"（unrichtiges Recht），法律就必须向正义屈服。

　　我告诉记者，我期待中国尽快出现这样的哲学家和法学家。记者问我，期待的中国公民社会如何？这也很难说，我个人的理解是，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公民意识就是"今天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明天可能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别人遭殃，我自己参与进去参与援助。

　　现在，中国底层公民抗争事件繁多，你是参与进去还是袖手旁观，甚至幸灾乐祸？抗争者赢了，是什么心态；输了，又是什么心态，这都是公民社会成熟的表现。

　　想到公民抗争、想到强制拆迁，回忆起1994年在泰国的经历。出租车司机开车带我们上路，在上立交桥时，我发现眼下的房子很破烂，我本能地信口开河："曼谷政府真无能，这么破烂的房子，也不拆迁，影响国际都市容貌！"

　　出租车司机："老哥，你以为这里是共产党，想拆就拆？"

　　我无地自容，这句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写于2010年12月12日，德国班贝格

刘革学:抗日战争祭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空前浩劫，中国的半壁河山遭受兵灾血洗，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死伤3500万人以上，等于350个10万人的城市或35个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被毁灭。死亡的有2380多万人，其中军人150万人，其他2230多万人则是非军事人员，大多数是无辜的平民百姓。南京大屠杀日军杀死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俘虏30多万人，整个抗日战争中死难的中国人相当于遭受了70多次南京大屠杀！

　　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成群的中国人被日军像杀猪宰羊似地屠杀，一个个惨案，一场场屠杀，日军毫不费力，几乎很少遇到激烈抵抗，中国人往往是引颈就戮，杀死一群中国人对日军来说往往就如同踩死一窝蚂蚁一般轻松，一个小队日军可以击溃一个师的国军，对于百姓来说，日军就是洪水猛兽，无法抗拒，也很少抗拒。无数女同胞被轮奸，不少人被先奸后杀，仅被强掠做为日军军妓的中国妇女就高达20万人以上。

　　中国沦陷区在日军铁蹄之下，中国人成了亡国奴，奴隶制度在这个文明古国被异族强加于中国人身上。当时，日本人是最高贵的阶层，附庸的朝鲜人次之，中国人最低等。中国人的生命、财产权利毫无保障，不仅被欺压、掠夺、剥削，甚至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中国人不准吃大米，否则算经济犯，大米要供给日本人吃。我邻居的老人杨大娘经过那个时代，说："中国人不能吃大米，日本人凶着呢，要被发现了当街用刺刀挑死！"缺吃少穿，吃的是橡子面、协和粉、豆渣、野菜、树皮，穿的是再生布、麻袋片，而且往往是一家人只有一件这样的"衣服"，出门换着穿，冻饿而死的不计其数。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时，看到中国群众饥寒交迫，有时会赈济一些粮食、物资，有个中国人40多岁了，连糖果还没见过，更没吃过；施粥时，一个人用手�
��捧着粥回去，因为他连饭碗也没有，家里还有一个病人。

　　日本人还人为制造鼠疫、伤寒、痢疾、霍乱等瘟疫，实施种族灭绝，开展细菌战，用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做活体实验，残杀无数同胞。他们实施化学战，溃败时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直到多年之后仍对中国人构成威胁，产生伤害。

　　日本相对于中国是一个小国，发动侵华战争时，日本有7000万人口，中国有45000万人口，而这有组织的少数却在缺乏组织的多数面前如入无敌之境，烧杀淫掠，为所欲为，攻城略地，纵横驰骋。

　　1931年"9.18"事变时，中国军队的不抵抗政策更是亘古少见，奇耻大辱。当时东北的中国军队在20万以上，而日军则最初只有数千，中国军队在数量、火力上都超过日军。但是中国上层这时奉行的是不抵抗政策，缺乏斗志。当时，国内连年军阀混战，国共分争，执国家法器的蒋介石认为"攘外必先安内"，要集中力量剿灭中共，竭力避免与日本冲突。蒋介石曾留学日本，对日本的实力及其民族性有深刻了解，觉得以纷乱贫弱之中国与之对决，毫无取胜之把握，只能暂避其锋芒，济南事件中就是采取这种政策。但是共产党是心腹大患，与自己争夺政权，争夺人心，蒋介石必欲除之而后快。8月16日，蒋介石发"铣电"给张学良，指示他不要抵抗。9月11日，蒋介石又直接通令东北军："遇有日军挑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

　　9月18日夜晚，日军向沈阳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这时不仅张学良、张作相等高级将官不在，旅长、团长等都不在，在日军的突袭面前，东北军死伤惨重，士兵们操起武器准备还击，等来的却是"不准轻举妄动，不得还击，原地待命，最好仍然躺在床上不动，枪库不要打开"的命令。有的士兵躺在床上不动，日军却毫不领情，毫不手软，将其刺死在床上！有少部分东北军抗命不遵，奋起抗击，但无济于事。张学良从欧美采购的260架新型战斗机连同机场及附属设施一起奉献给了日本关东军。3000万同胞、128万平方公里国土、无数矿藏以及工矿企业都在短短4个月时间之内沦落敌手，沦落的国土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的3倍多！

　　日本鬼子是魔鬼，失去了人性，在中国战场的屡屡得胜更使这些法西斯魔鬼发狂，对中国人任意屠杀，肆意凌辱。日军占领豫东时，无恶不作，除随意抓住中国妇女凌辱外，在占领的地区，要求每个村庄送青年妇女20名送到日军据点，供其轮奸，缺少1名，即逼令折交120元作为罚金。命令住户妇女不准逃走，白天头戴鲜花，在家裸体做活，任其调戏轮奸；夜间不准闭门，日军随时进入，发泄兽欲。

　　日军56师团是一支野兽部队，在南京大屠杀中罪行累累，从缅甸攻入中国滇西腾冲一带后，又犯下了滔天罪行，杀人、强奸司空见惯。据周永光老人回忆，1942年6月，腾冲龙卡山新婚妇女杨美英被日军用卡车强行拉到大垭口，遭到近百名日军轮奸，次日即死了，野兽般的日军还不肯放过，又轮奸了杨的尸体，然后剖开其下身"观察"。倒淌水村的杨石英、王美玉两位妇女，被日军当着她们丈夫、家人的面进行轮奸，然后捅死。1943年2月，几百名日军扫荡保家乡，一路走一路奸，连老人和孩子都不放过，甚至为了强奸，先用鞋底把老人的阴部打肿，把孩子的阴道撕裂，然后强奸，近这一次她们就强奸妇女128人！在缅北和滇西反攻中，56师团受到中国远征军、驻印军的歼灭性打击，这些魔鬼大多到地狱报到去了。

　　腾冲老人段培东回忆说："和顺的寸长宝到中和探亲，被日军抓去带路。宿营时，日军要寸长宝去找葱姜，找来后，日军突然把寸绑在树上，封死其嘴，用刺刀在他的肚脐上下猛地划开一刀，肠子全部落地，心肝全部被日军掏出来和着葱姜炒着吃。日军吃着炒心肝时，寸长宝身上的肉还在跳动。李光华刚从山上回来，路过日军烧火做饭处。日军彷佛意犹未尽，追上去把李打死，掏出其心肝炒吃，并说："支那猪，好吃！'"

　　……

　　不堪回忆！不堪细说！但是又不能忘记！不能不说！

　　为什么？为什么泱泱中华受到如此深重的灾难，受到如此痛苦的折磨？原因有这么几个：

　　一、当时的中国是一盘散沙，缺乏民族凝聚力，内部纷争，为敌所乘。中国人组织起来是龙，分散了是虫。同样是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敌后抗日游击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同样是中国人，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国军枪口对外，在抗日主战场上顽强抗击，以巨大的牺牲消耗了敌人的战力，拖住了日军的主力。新中国的力量和形象与那时已发生根本变化，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团结、凝聚、组织、带领人民群众的政党，如果我们国家和民族是一座大厦，中国共产党就像钢筋，将大家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否则，一盘散沙是没有力量的，就会任人宰割，任人欺凌。

　　二、当时中国的政权软弱，政治落后。辛亥革命虽然胜利了，北伐虽然成功了，但当时中国仍未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中央政权缺乏民主性、进步性，不能代表和维护民族利益，而是把既得利益集团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凌驾于民族利益、公众利益之上，奉行错误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出现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前面吃紧、后面紧吃的局面。

　　三、缺乏斗争的勇气和智慧。在强敌面前，当时的中国人大多缺乏必胜的信心，缺乏斗争的勇气和智慧。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仅准确预测了抗日战争的进程，也给当时抗日的中国指出了光明的方向。

　　四、工业落后。国防能力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工业是军事装备、战争保障能力的基础，当时中国的工业与日本差距太大，军队火力相差悬殊，强大硬拼确实吃亏不少，共产党的游击战却让日本人吃尽苦头，难以招架。

　　五、国际形势的因素。抗战初期，中国独撑危局，直接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枪口，后来国际反法西斯阵线逐渐形成，国际援助逐渐增加，特别是美国参战之后，战略形势为之大变。小日本是战术上的巨人，战略上的矮子，四面树敌，胃口太大，向美国开战是其最大的战略失误，也加速了它走向失败的命运。

　　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抗战胜利来之不易，民族团结来之不易，中华民族的今天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珍惜，发扬广大，把民族复兴大业一步步推向前进！

　　2010年1月13日

刘革学:官场生态十分堪忧

　　随着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大、舆论监督的加强，贪腐现象一个个曝光于阳光之下，国人在欣喜的同时，业不由得重重叹息：中国的官场生态，何以恶化至此？！

　　举例来说吧。原广东省纪检委书记王华元一案中，据披露，王大人从部队到地方，都是一个大色魔，不管是战士、干部的家属，凡有姿色被其看中的，都难逃他的魔掌，糟蹋过的女人不计其数，民愤可想而知。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却步步高升，竟然干到匡正风气、执行党纪的省委常委、纪检委书记一职，真是台上是人，台下是鬼，让这种人来执行党纪，党纪可想而知！让这种人来匡正风气，风气可想而知！如此天方夜谭、黑色幽默就发生在今日中国，红旗之下的中国，是中国的耻辱，红旗的耻辱！也令人扼腕长叹，这个中国，这个红旗……咳！

　　近日发生在宁夏吴忠市的跨省抓捕案件，也是黑幕重重，令人惊叹！被举报的对象马晶晶父母是当地高官，进入公务员队伍疑窦重重，但当地有关部门对长期举报不仅置之不理，而且，还将举报信送到了被举报者手里，与被举报者一起研究笔迹，判断是谁写的举报信（这些可都是他们无意中"口误"，自己承认的）。当记者提及马晶晶的试卷时，宁夏劳动人事厅厅长答曰早已销毁，真是欲盖弥彰！而且，被举报者动用公权力，对他们怀疑的举报者王鹏实行跨省抓捕，并危及其家人，后来经媒体曝光，激起国人义愤，才被迫放人纠错。

　　在这一过程中，当地纪检等机构默不作声，他们不仅是不作为，甚至与被举报者沆瀣一气，因为举报信就是通过他们之手转到被举报者手里的！官官相护，古今常理，什么党纪国法，什么公平正义，在现实中全被置之脑后。当地媒体噤若寒蝉，在权力面前，他们是弱势群体。有的作家写了官场，戳破了皇帝的新衣，结果在官场呆不下去，被调离的，被打击的，被陷害的，大有人在。王鹏等举报者面对的不是个体的官员，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官僚体系。

　　很赞叹王鹏的执着和勇气，很多人在这个强大的势力面前选择了沉默或者屈服，因为他们知道抗争的结果没有悬念，不幸的永远只会是弱势的一方。上访民众的悲惨遭遇更是路人皆知，被打被抓被威胁被劳教，甚至被强奸，这已成为民主中国一道深重的阴影，也是人们群众心中一道深重的伤痛。

　　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D，这个体系，面临的早已不是独立的腐败现象，而是系统的腐败、体制的瓶颈，某些当权派早已将自己的不当私利凌驾于党纪国法和公平正义之上，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悖离了自己的信仰，也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成为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受约束、结党营私的贵族集团。官场的生态已严重恶化，社会矛盾已严重激化，中国已坐在火山口上。

　　没有正确的路线，会导致失败的结局。光有正确的路线，没有正确的执行队伍、执行行为，同样会失败。群众说：经是好经，全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还说：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上饭店，吃喝嫖赌全都干！

　　不是说所有干部都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局部，但那是关键的局部，是那些掌握实权、重任在肩、影响广泛的局部。这些局部的问题，也不完全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腐败丛生，屡禁不止，还是制度上有问题。不敢多说了，大家自己想吧。

　　谁能改变这种现状，这种趋势？反正我无能为力，因为我已被阉割，被边缘化了，虽未被逐出官场，也早已远离权力中心，失去成长的阳光和发展的空间。能够思想，能够写作，就很感恩不尽了。

　　2010年12月8日

南京大屠杀究竟死了多少人

南京大屠杀究竟死了多少人（作者：Anonymous）

中国人特喜欢装B，比如12月13 日，肯定又要大张旗鼓的纪念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就好象一个花容枯槁的老奶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哭诉：70年前我被邻居家12岁的小毛头强奸了一百遍啊一百遍……整天念叨个没完。问曰：真的有一百遍？你一遍遍数的？老大妈立刻怒道：你这个汉奸走狗，竟然想为强奸犯翻案……

同样，我现在要是问"三十万"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我保证，那些整天作一脸无奈状说"中国人越来越麻木了才过了几十年就连国耻都忘了"这种话的人，十个有九个都答不上来。但是这不妨碍他们装B啊，一到这天，又有人开始长吁短叹：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日子……

"南京大屠杀"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东京审判上，当时中国送交了30万的数字，但最终结果是认了20万。为什么今天我们都说是30万呢？话说1985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大屠杀纪念馆题下了30万这个气势恢弘的数字，从此便成定论。从80年代起日本就不断提出要和中方合作调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具体人数，都被中方以"没必要""已经定了"为理由加以拒绝，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死难人数，新中国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系统的调查，不是因为调查起来有难度，而是根本就没心思做，30万这个数字随口一胡扯就出来了。这个基本上就是中国人对待国耻的态度，纪念纪念就好了，不要深究，不能深究，一深究就要出问题。

像我这种业余网民稍微深究一下，30万这个立论就要被打垮。首先看几十年前的那份"30万"初稿。根据国民党政府提供的埋尸记录，其中大票的有世界红十字会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 22371人，最大的一笔是慈善机构崇善堂，收埋人数达112266人，占了30万的1/3。问题来了，目前研究大屠杀最重要的资料主要是当年一些人的回忆录，可这些人从来就没提到过崇善堂这个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在南京大屠杀之前几年就已经解散了，连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都说不知道。红十字会还收容了二十万难民，而崇善堂简直就是埋尸专业户，除了埋尸之外什么都没干过，也不知道是谁资助的，一个在南京各地收埋了11万人的大型组织，当年身在南京的人竟然都没听说过？

最后，这份报告没有被远东国际法庭认可。于是六人委员会四舍五入一下，再考虑到焚尸灭迹，拿张草稿纸这么一估算，20万就拍板定了。事实上把这11万的记录去掉，剩下的19万还是经不起推敲。审判之前一个月，南京《新民报》记者金光群进入国防部采访，负责人向他介绍"六个月来经过调查，收到市民控诉信53件，市参议会也转来了很多材料"，当时金光群还挺高兴，赶紧做了个独家报导。谁知一个月后开庭，呈报的证据竟然多达屠杀2084件、奸淫308件、抢劫暴行116件、焚烧破坏罪行186 件。从6个月只收到53封控信，到接下来一个月转眼变成数千件暴行，国民政府工作效率之高，连崇善堂都难以比肩！（事实上我很怀疑崇善堂的埋尸记录就是这时候造出来的）其中第一证人鲁苏，更是在"夜间"看到"57418人惨遭杀害"，所有证人加起来，一共看到"353026人被害"，我看到这里都忍不住热泪盈眶，亩产万斤的根总算找到了啊！

南京有没有这么多人给日军杀呢？魏特琳日记里说"据说还有二十万人留在了城里"（11月30日），拉贝则在10月17日的一封信中提到："如果他听说过大约100万～120万居民中至少已有 80万人离开了这个城市，那他对现在城里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和几乎空荡荡的街道和广场就不再会感到惊讶了。"拉贝是当年国际安全区的负责人，这个安全区占了南京面积1/3，内有难民20万，当年提供了多少人道救助可想而知，再加上安全区外日本人统计出的5万人口，基本符合当年当事人记叙的情况。只有这么点人口还都在安全区里，哪儿来的30万给人屠？当年被杀的30万中国人难道都是SB，南京城1/3那么大的安全区，不会往那里跑？中国在80年代以前对这个安全区还知之甚少，我小时候还看过一部电影《南京屠城》，讲的就是日军如何秘密攻入安全区，安全区内的中国勇士如何把这个消息传到外界，拍得跟三级片差不多，基本上就是扯淡。当年安全区内各负责人都提到过"有时遭到三五人的小股日军骚扰"，但从来没有说是大规模攻入安全区杀人放火的，波黑内战波及安全区，马上惹怒了美国佬，轻松就把两边都给平了，攻打安全区，你借日本人一个胆儿？中国人很弱智的一个地方，就是老是喜欢搞些水准特低的YY，自己还停留在16 世纪，却总以为别人都跟他一样，你YY要是能强身，那还要手干什么？前几年那个东史朗案就特有意思，明明是个民事纠纷，非要给中国政府上升到政治高度，你当人家的法院都跟鼓楼区人民常理法院一样，想操纵就操纵啊？

民间学者读到这些外国人写的资料后就开始生疑了，连人都没有，怎么杀？根据远东国际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定义，是"发生在南京城内（明城墙）及附近地区的一系列暴行"，似乎可以解释被杀的30万人是哪里来的，问题是附近到哪里？是城郊还是苏锡常镇？整个江苏？显然这里指的是城郊，而且南京城内的屠杀才是重点。如果要覆盖整个江苏甚至上海，那我就不得不联想到轮子了。99年轮子到中南海门口闹事，CCTV没日没夜的说练轮子的人有多少多少自杀，数字看起来挺吓人，但是你除以轮子的总人数再和那个水分足足的全国自杀率比一比，咦？好象人家轮子自杀的还少一点啊……

人口问题一直是南京大屠杀研究中的一个关键点。孙宅魏从86年一直研究到91年，终于论证出南京当时其实还有60万人。咱姑且不论这个论证是否合理（我也没看过），已经充分暴露出了中国这些大屠杀学者在人口问题上的虚弱本质。人家拉贝大屠杀那年就呆在南京城里，"20万人口"是早就写好的，你过了50年才开始研究，花了5年才得出结果，那之前 50年你连人口问题都解决不了，凭什么说死了30万人，你不是胡扯吗？你不去研究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人，而是研究南京当时有多少人，你TM不是闲得蛋疼吗？

还是我们学术超女张纯如厉害，出手直奔下三路，终于找出了30万切实可信的证据。张纯如来中国呆了25天，中文都不太利索，日本是去都没去过，就写出她那本惊世骇俗漏洞百出的大作。其中掀起学术界滔天巨浪的便是她率先披露了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的电报，这封电报"被美国情报局截获"，内容说是"毫无疑问南京已经死了30万人"，还把本国士兵的行为讲得多么多么凶残，日本的外相亲口承认，还"毫无疑问"，这不是铁证如山吗？这么重要的证据，中国人好象没当回事，反正我们一直认定30万，要那么多证据干吗？西方学者可是炸翻天了，人家一查，发现广田弘毅那时候根本不在中国，再一查，原来这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拍的电报。张纯如舌战西方群儒，动不动就抛出"这些人妄图为军国主义翻案"这一杀手锏，问题是这招对中国人有用，对日本人有用，西方学者可是根本不吃这一套。张纯如本以为南京大屠杀在西方被彻底遗忘了，想写本书帮人家回忆回忆，谁知突然冒出这么多名牌大学教授，个个都比她这个半吊子厉害，最后只好公开承认电报问题是她错了，之后没过多久便一枪把自己崩了，空给国人留下一段洗脚时的谈资：张纯如是受不了日本右翼威胁自杀的，张纯如是看了太多大屠杀罪证精神失常自杀的，张纯如是被谋杀的……

这个外相电报当然也不是张纯如研究出来的，你再给她25天，她也搞不出什么成果。成书所有的资料，都是国内顶着"专家"光环的一帮大义凛然骗吃骗喝的大屠杀学者提供的，可这帮骗子脸皮厚，一个也没自杀。这中间故事也不少，不过今天讨论的是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姑且放到一边，先看这个田伯烈电报。田伯烈可是中国专家的重要研究对象，他当年写给西方的关于大屠杀的报导资料丰富，能极好的佐证国民政府的说法。但国内甚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个田伯烈竟然是国民党买通的枪手。在当年的国民政府宣传部负责人曾虚白的回忆录中便早已披露，蒋介石选定上海作为战场，就是为了把西方列强拖下水，宣传战这块阵地当然不能丢，于是重金聘请英国记者田伯烈撰写枪文，想要引起西方的关注。人家台湾早就知道的事，全世界早就知道的事，大陆人民就是不知道，你今天到百度google搜索田伯烈的名字，得出的还是一票FQ文章，引用的全是田伯烈的报导。

中国人要证明南京大屠杀死了30万人，居然还得靠日本外相的电报，可怜这个电报还是假的，"30万"最后一个铁证，就这样灰飞湮灭。但这还没完，我们继续深究这个"20万"。

我们假设除了崇善堂外的19万全是真的，还有一个问题。这是尸体的总人数，那这些人中间有多少是死于战争行为，有多少人是死于屠杀？魏特琳12月14日的日记写道，"当我们返回时，在山谷附近看到了一具尸体，考虑到南京所经历的炮击，周围的尸体还不算多。"而这个地点恰好指的就是中国学者在水西门外发现的所谓"万人坑"（伊拉克人为了搜集萨达姆的罪证，挖出来不少万人坑，倒还算货真价实，水西门这个就埋了200人，名字喊那么响亮不晓得在充什么大头）。还有一个著名的"下关大屠杀"，说是尸体堆积如山，顺江漂流，死了几万人。但是国内的史料都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了，唐生智秘密落跑之后，十万国军从下关渡江撤退，船只连运两万人都有困难，于是国军抢船逃跑，自相残杀，头上是日本人的炮弹，后面是日本人的机枪，还要提防自己人下暗手，最后十万人几乎全军覆没，只跑出去几千个。关于具体的死法，由于都是幸存者目测，各种说法都有，有的说岸上被日本人打死三万人，夸张点的说在水里自相残杀拼掉五万到八万人。如果说什么叫耻辱，我觉得这个比南京大屠杀耻辱多了，日本打到南京的时候精疲力尽，弹药粮草不足，士气极度低落，面对这种部队，十万人竟然不战而溃，司令官自己落跑，还搞出抢船自残这种闹剧，有多丢人咱就不说了。

这十万个人就算全部是日本人打死的吧，那也是战争行为，跟平民屠杀根本不挂边，战争本来就是杀人，日本鬼子打过来，本来就肾亏底气严重不足，看到你这里人数众多、装备还算不太烂、有一定作战能力的部队，居然在忙着逃跑，就好象逮上了一支星际/魔兽里右键移动的部队，不抓紧机会揍你揍谁，难道还等着你重整士气杀回来？战场杀人，天经地义，为什么这个也要算在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里呢？很简单，因为这十万人是不战而败，如果国军打他个几天几夜，灭了千儿八百的小日本才全军覆没，那我们现在的教科书就要添加一段光荣的"南京保卫战"，南京大屠杀估计就不提了（说不定都不会发生）。偏偏国军几乎没给日本造成什么损失，这种一面倒的情况，就变成"屠杀" 了。可问题是，这十万人根本是自己选择被屠杀的！这给中国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屈辱感，而我们很擅长的就是把自己的过错转化为敌人的过错，把自己的无能转化为敌人的凶残，精神上就胜利了。别怪西方列强整天蹂躏你，那副SB样谁不来割一块肉？一战过后，西方国家努力的使世界摆脱这种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格局，总算保证了弱国的生存空间，不然就以现在中国的实力，死得比清朝还难看，清朝好歹打不过人家才割块地，我们连打都不打就到处乱割，钱到处乱送，还整天叫嚣着灭日本小菜一碟。日本只不过靠美国罩着，所以军事开支只占GDP的1%，全球排名倒数，如果日本把开支比例提升到中国这种高度，甚至仅仅翻个四倍提升到美国的高度，假设打仗就是拼钱多，那别说打中国了，对付整个亚洲都可一试。西方这样搞，不仅保障韩国这种小国家的利益，还保障了一小部分甩B政权的利益，比如老毛，整天喊什么主权至上，胡作非为，如果列强一直盯着中国，你看他还能那么潇洒的大跃进大革命？早就连慈禧都不如了。所以这次美国打伊拉克，我特别支持，第一联合国里放着中俄这种流氓国家，连一点公信力都没有，等联合国发挥作用还不如再等一次卢旺达大屠杀。第二萨达姆这种人，不灭天理不容，顺便给查小丑金小丑内小丑卡小丑做个借镜，西班牙国王喝令查小丑闭嘴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针对内小丑的演讲，都是大快人心。中国现在还能混条底裤遮遮羞，只不过是人家强国突然反省了，觉得打仗不好，以后不欺负弱国了，不少人还真以为自己很好很强大，以为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今天要核平台湾明天要东京大屠杀，一个国家要全是这种瘪三，那还不如痛揍一顿，让脑子清醒清醒，日本被原子弹炸完就清醒了，中国到现在还是一副大国崛起的SB样，其实就是撅起了屁股，就看人家有没有心情踢了。

对于"大屠杀"的性质，还有必须了解的一个事实：无论是世界红十字会还是崇善堂，任何一份或真实或伪造的埋尸报告里，女性+儿童所占的比例都只有1%到3%，这根本不是那种蓄意的大规模屠杀可能造成的结果，所谓种族灭绝根本就是胡编乱造，光这点就差纳粹一个档次了。中国人看事情喜欢看个例，只定性不定量，拿几张大屠杀纪念馆的照片他们就潸然泪下，说几个小故事他们就以为日本人全部都是禽兽，见人就杀（其实《南京》的导演指出――大屠杀纪念馆里不少证据完全是张冠李戴）。对付这种人一拿出详实的统计数据出来他们就SB了。我也可以举一些个例，东史郎，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的日记里怎么写？上级要求他们征用中国的物资之前必须给钱。至于松井石根锤胸顿足痛哭"皇军颜面何存"的故事就更不用提了，那又怎么样？是不是就说明皇军整体是好的只不过有少部分害群之马呢？日军龌龊事当然没少做，我还是那句话，远远达不到中国人宣传的高度。从1%到3%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日本的行为主要是针对男性的。这个很容易解释，中国侵略越南的时候（还自称防御反击，人怎么能无耻到这种地步？），一开始还发誓要做文明之师，最后还不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屠过去了，跟日本人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人家个个都是游击队，你看那小孩儿前一秒嘴里还叼着棒棒糖，后一秒掏出AK朝你脑袋上就是一下，这种小孩儿在中东非洲满地都是，妇女当游击队的更不在少数，正规军被搞过一两次之后就怕了，见人就杀，以保自身安全，当时南京是没什么妇女儿童游击队了（什么《小兵张嘎》我TM看了就想吐，你没事怂恿小孩子上战场干吗？），但化装成平民的国军士兵还是在南京城里满地跑，都是渡江没渡成想保条小命的。《伊拉克碎片》里第一部分那个小孩儿看美军拿着枪，心里非常害怕，他看不出来其实那个美国兵更怕他。这个很多影视作品都有体现，就不多说了，战争应该是远离平民的，有些邪恶组织就喜欢拉平民下水，躲在妇女跨下开枪的那是低水平，容易被人民仇视，高水平的都是煽动人民主动拿枪，搞个什么敌后武装队，XX根据地，像什么本拉登啊……人民是被卖了还帮着数钱，而且明明是一个县几千人被七八个日本鬼子撵着到处跑，跑起来还特有成就感，要么躲在人群里偷偷朝日本人开一枪转身就跑，结果挡在前面的平民被打死了他跑掉了，可他心里那个爽啊，回头还可以宣传外国侵略者打死了多少多少平民，让更多的人拿起武器……这种游击组织基本都出现在一些野蛮落后的国家里，在他们眼里什么人权，生命，都是放P，平民是随便死，根本不算作成本，背黑锅你去，领赏我来，还打着反侵略的大旗，精神上更是无限升华，像《色戒》里X裕民那拨爱国小青年，荒唐到可笑，色诱怎么不让你老妈去，连开苞都可以省了。可人家荒唐得很愉悦，很享受，这种人你就拿他没办法，他已经刀枪不入了。

我讲这么一堆，意思只有一个，日军是很凶残，但哪国军队不凶残？解放军不凶残？美军不凶残？我看论凶残，红卫兵才是排第一，张志新临刑前还想说点什么唤醒民众，毛远新就示意把她喉咙割了，小红兵看着一个弱女子的鲜血汩汩流出，欢呼阵阵，这个场面我想想都骨髓发颤。大家都一样，日军不会比其它军队更残忍一个等级，战争就是这么一回事，打到最后都是丧失人性，中国人为什么整天要渲染日军和其它军队比有多么多么残暴呢？如果不把日本说得太坏，那中国人反日就显得太没格调了，别人打你一下，你就整天反它，这不就是冤冤相报，气量狭隘吗？但是日本这个国家要是很变态，那就另当别论了，我们反你，因为你根本不是人，是畜生，把你从地球上消户是我们正常人的责任。但说到底就是复仇心作祟罢了，别人打我一拳，我一定要再踢他一脚，格调就是这么低，还造谣生非，把对方描述得多么多么恶劣以宣扬自己的正义性，典型的当婊子还要立牌坊，更是下作到极点。看看世界上以仇恨作卖点的国家，都是些什么货色？二战都是国际上审判过的事情，中国人口头上尊重法庭宣判的结果，心里面都想来个私设刑堂，一个国家就这种素质，还想搞法治，搞和谐，这不是扯淡吗？

把确定是伪造的证据去掉，把常规战争行为的死难者去掉，再数一数，大概还有多少人？我估计想上六位数都非常困难，可能真如一些安全区内的人所说，平民遇害只有四万人。但这个事实是很难查证的，因为时间过得太久，像犹太人那样统计已经不可能了，新中国成立快60年，从来没想去调查过这个问题，等到80年代才旧事重提，兴风作浪，这时候还真是死无对证，查起来有相当难度。但国民政府伪造了30万这个数字，这是绝对跑不了的。一般说到这里，必然会出现一种傻B，他会非常愤慨的对你说，杀30万叫杀，杀10万不照样叫杀？我太欣赏这种人的精神了，简直就是活二五，既然杀10万也叫杀，你他妈的干吗要信口开河，说句实话就会死？

这就要说说美国上世纪末一个极为经典的案件――辛普森杀妻案，当年闹得满城风雨，我相信大家就算不了解至少也听说过。为什么在罪证确凿的情况下，辛普森却被无罪释放？LA警察采证时，违反了正规程序，比如什么私闯民宅搜集证据啊，这使得辛普森的律师团有理由认为，那些证据有可能是"办案警察联合起来陷害辛普森"。而关键证人LA警察福尔曼的证词，对辛普森一案的判决有决定性的作用，辛普森的律师问他是否有使用过侮辱黑人的词语，（由于辛普森是黑人，当时民众普遍认为律师是在打种族牌，寻找LA 警察陷害他的动机，因此也十分不满，就像今天中国人不满少数民族保护政策一样），福尔曼说没有，律师却出示了一份录音，证明福尔曼确实曾经大量使用侮辱黑人的词汇。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LA警察是否有陷害辛普森的动机，而是证明福尔曼这个人有品格缺陷，竟然在法庭上公然撒谎，凡是他提供的证据，法庭全部不予参考，而最后的结果更是让人大跌眼镜，辛普森无罪释放，福尔曼3年徒刑！

诚然，美国之所以严格遵循"程序正义"，是出于他们宪法中"有限政府"尤其是限制警察这种暴力机构行为能力的一贯精神，而个人行为也不能和国家行为相提并论，不会说中国在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上撒了谎，日本就被判处无罪了。但是影响是相同的，中国人老说日本人不如德国人，认错态度不彻底，那都是放P，你整天造谣说别人干了这个干了那个，它能不跟你急？就凭你这点华南虎水平的造假能力，就想逼人认罪，真当人家脑袋烧坏了？中国人只知道右翼分子，却不知道日本其实也有洞富雄这样的"大屠杀派"，他们对于大屠杀的研究远远超过中国那些狗屁专家学者，写的书一车一车，但是张纯如那本书一面世，大屠杀派都受不了了，《南京暴行》最后在日本没有出版，不是如中国FQ造谣的那样是右翼分子阻挠，恰恰是张纯如和大屠杀派产生了纠葛。大屠杀派认为这本书硬伤太多，要出版的话可以不作修改，但必须和他们修订的一本小册子捆绑销售，但张纯如不依啊，她书里序章就写在日本研究大屠杀是要掉脑袋的（可见弱智到什么程度），大屠杀派在她眼里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说来说去还是军国分子，什么硬伤太多，不就是想否定南京大屠杀？当下断然拒绝，于是日本又给国内的FQ们捞到把柄了。而日本右翼团体简直是捡到宝了，逮着这本书狂批，其实两边论战经常是这样的，大屠杀派说：据我们最新研究发现，某某证据可以证明大屠杀的存在，理由12345……然后右翼说：据我们最新研究发现，中国的某某证据是伪造的，理由12345……谁也批不了谁，自说自划，可听众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们更喜欢那种揭穿谎言的内容，等日本的年轻人听多了之后就开始琢磨了，中国伪造了这么多证据，会不会这件事根本就没发生过……？再说了，你一国政府都能下三滥到如此地步，整天在国内甚至国际上散布谎言，想想什么印花税啊亩产万斤啊之类的就一点也奇怪了，还说要建立信用体制，你TM自己信用最差，撒的谎最多，还整天说中国人素质低没信用，不是贼喊捉贼吗？

中国人要是有犹太人那种精神，日本现在也没那么多屁可放了，出了这种事别怪人家，好好想想你自己干不干净。日本对中国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先说这个战争赔款问题，当年毛蒋都觉得自己该分一杯羹，整天吵个不休，最后列强烦了，把搅局的中台都踢到一边和日本私下解决。蒋率先放弃了索赔权，以前说是为了换取外交地位，近几年研究说可能是老美逼压的，真相不明，不管它；而老毛随后也放弃了战争赔款，条件是日本认中国不认台湾。日本人马上开开心心的照办了，但人家外交辞令写得也是滑溜滑溜，给日台之间留下了足够的后路。老毛一贯慷人民之慨，这个咱就不说了，都审丑疲劳了。以后别说日本人没给赔偿，你自己贱，能怪谁？中国最搞笑的外交路线就是逼着这个承认一个中国逼着那个承认一个中国，谁不承认就在联合国搞谁。如果台湾真的是中国的一部分，干吗还要别人承认，不是脑有病吗？台湾人给自己政府纳税，拿自己国家的护照，事实上早独立几十年了，承认有个P用？中国逼人家承认，人家一般都照办，无所谓呗，中国人傻，钱多，速来，好地方，谁跟钱过不去啊，无非是口头应付一下。这方面李奇微的分析我一直觉得最为透彻，中国这套SB外交路线不是给老外看的，是给中国人民看的，GCD谈判一般不是求实利，而是求面子，只要回去能忽悠本国人民，能维护安定团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百年不变，那什么都好说，割几块地给几块钱，败败老祖宗留下的财产，那算个P哦。

虽然日本没给中国人赔偿，但是从72年到现在，一直以经济援助的方式间接补偿中国，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对外援助国，日本则是中国最大的援助资金来源，30多年来无偿援助和低息贷款加起来有3兆日圆，低息贷款利率之低，考虑到通胀等因素，基本上就是无息的，这么一大笔钱，帮中国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其中有不少都是直接援助农村的基础建设项目，像什么水电教育，都是国内农村最缺的东西。国人是怎么做的呢？安徽阜阳建起一座豪华办公大楼，可当地农民却找日本要援助建小学校，日本来考察时看到那座办公大楼，连称"不理解"，当然不理解，人家活在21世纪，哪能理解你这种史前文明？可不理解归不理解，最后钱还是给了；日本人松冈洋明捐献中国教育7000 万，被地方政府全部克扣，打官司追讨五年，仍然无果；中国人抵制日货抵制得那么HIGH，可在中国因隐瞒疫情差点成为文明世界公敌的SARS期间，日企还无偿支援了16亿；中国人说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可那版教科书全日本只有0.4%的学生在使用，而中国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在撒谎；中国人说日本人不道歉，说小泉纯一朗参拜神社，却不知道日本首相72年就已经书面道歉，历代有8位首相口头向中国领导表示了歉意。这些事情国人都不知道，他们就知道什么钓鱼岛，人家台湾渔民的地盘，GCD都不吭声，你大陆小FQ瞎叫个什么劲，是不是建国后割给印度菲律宾俄罗斯朝鲜缅甸越南蒙古塔吉克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的领土领海小岛什么的已经全部要回来了？

还要怎样，还能怎样？国内反日的这帮人，说真的，不是无知就是无耻，年纪小无知就算了，可还有这么一种混球，往往顶着个不知道在哪个村的网吧里拍的视频照当头像，我讲了这么一长串，他不仅毫无悔改之心，还感觉我既侮辱了他的人格又侮辱了他的智商，他会理直气壮的放声高叫：妈的，日本人援助我们，那都是天经地义的！这种人我就不想多说了，没素质没人格没智商，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想侮辱都侮辱不起来。日本人对中国这种情况当然也很了解，援助了30年，得到的不是友好，而是忘恩负义，舆论自然也很不满。从明年开始，日本不会再向中国提供任何经济援助，我得知此事真是由衷的感到欣慰，日本人SB了30年终于开窍了，国内这帮FQ是伺候不好的，有那么多钱还不如养一条狗呢。但是我们国家都很会给自己找台阶下，说是中国强大了，没必要再拿援助了。都TM空投农民超远距离采矿了，还非要说，出了一点小意外，情况还在我掌握之中，简直没治了。

所以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我看还是别纪念了，连死了多少人都搞不清，纪念个毛，这不是装B吗？死了这么多人，确实很屈辱，但真要说屈辱，南京大屠杀就算死300万个人，还是永远也排不上号！什么叫屈辱，一个国家被杀死这么多人，连个像样的统计都懒得做，这叫屈辱；一个国家能将政府的罪责和三千万人命推脱为自然灾害，这叫屈辱；一个国家有着荒唐到让人无法理解的十年动乱，如今却没有人为此负责，没有人敢公正的评价历史，这叫屈辱；一个国家用坦克碾碎民主的呼声，把枪口对准几千个大学生，这叫屈辱；一个国家的人民才短短二十年不到就把自己屈辱的历史都忘光了，只记得个日本，这才叫屈辱！相比之下，遗忘了南京大屠杀又怎么样？记住了南京大屠杀，你以为自己又真记住了什么？

张召忠：中国政府和军队腐败奢华程度超过任何一个发达国家

　　张召忠：中国政府和军队腐败奢华程度超过任何一个发达国家

　　据报道中国现有公务用车六百多万辆，国家每年光养车的费用就比军费还高，是这样吗？

　　张召忠：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真是触目惊心啊！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是吃饭喝酒，大摆排场。

　　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十倍，可美国人公款请客不会超过四菜一汤，标准非常清楚，没有弹性空间，你愿意八菜一汤可以，对不起，多余的部分你必须自掏腰包！美国人请我吃饭，每次总是把菜汤倒在米饭里吃掉，不浪费一粒米、一根菜，一口汤，我们的官员能够做到吗？一顿饭能够吃掉一个大学生四年的学费，一个小学一年的经费，这样下去得了吗？当然，在经济萧条的今天，大吃大喝或许也是拉动内需的一个方面呢！你看现在经济危机影响到餐饮业了吗？相反，却越来越红火。还有送礼的问题，托人办个事儿动辄就是几万、十几万的送，多么吓人！如果有机制，有考核，还需要这样吗？按程序办就是了，为什么留有那么多的黑洞和暗箱操作空间？在美国，送礼可以，但必须限制在10美元以下，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会涉嫌行贿受贿，受贿的要判刑，行贿的也要判刑。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它虽然在衰落，但值得我们学习的实在太多了。

　　二是楼堂馆所，极尽奢华。

　　我去过很多国家，发现中国各级政府的楼堂馆所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奢华、豪华、壮观。在美国、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市政厅、市长办公室市民都是随便进去的，没有站岗放哨、戒备森严的。我去过的一些市政厅和市长办公室都非常的简朴，从规模、豪华程度而言比不上我们有些地方的乡镇办公条件。如果市政厅很简朴，老百姓就很容易与你来往，如果你搞得过于富丽堂皇，老百姓就感觉你是个衙门口，距离也就拉开了。再看看宾馆，我去过以色列，他们的人均GDP一两万美元，比中国高数倍，但最好的酒店说是四星级，实际上远远不如我们的三星级。看看中国吧，在有些开放的城市，步行十分钟的范围内，就会发现十几家五星级、超五星级豪华酒店，政府的很多会议都安排在那里召开，政府的很多官员经常在那里开房间，这样的状态怎么能够联系群众。在我小的时候，我清晰地记得，县委书记深入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吃饭采取派饭制度，就是今天在张家吃，明天到李家吃，那个时候农民很穷，没什么可吃的，县委书记就跟着农民那么随便吃。住宿也是这样，与农民一起住，焦裕禄同志就是那个时期的典范。现在行吗？我实在是找不到一个类似的案例，去年终于发现了一个典型案例，但不是在大陆，是在台湾，这个人曾经当过市长，是党的主席，他下乡的时候，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干完一天活，晚上就睡在猪圈里和牛棚里，这个人的名字叫马英九！他现在成为台湾的领导人。

　　三是公务车越来越豪华。

　　我在英国的时候，英国的中将以下都不配车，官员都不配车，军事院校没有一辆公务车，都是私家车，开到伦敦郊区停下来换乘地铁进城上班。单位集体活动都是租车，租用出租公司的车，专业司机，准时准点，没有事故隐患。这样的管理，省去了大量的司机编制，抑制了腐败，节约了资源，提高了效率，大大减缓了城市交通压力。北京市为了控制交通，采取了很多的法规，包括限行制度。但是，这些都是制标不治本的，真正管用的措施：一是在现有公务车的基础上，同比例缩减70%以上（当然包括驻市内的军车）；二是确定一个汽车尾气的排放标准，凡是高于这个标准的车辆，一律不得进入五环以内，严重者强行限制淘汰；三是数倍提高三环以内停车收费标准，过去一辆车停一小时花费5元，以后应该增加到15-20元，随着时间的增加收费要呈指数增多。

　　英国的将军带领学员到外出参观见学，身着迷彩服，乘坐出租公司的车辆，到达战场后徒步行进。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01年我去访问的时候，发现包括上将、中将所有将军的车，都没有空调，车辆的级别相当于我们夏利车的水平，他们的办公室没有空调，只有电扇。相比之下，我们真是汗颜啊！GDP不算高，国力不算强，享受方面却走在世界前列，而这种享受不是普通民众，却是民众的衣食父母。不是张口闭口就说领导就是服务吗？既然是服务就要把自己当作公务员，而不是衙门里高高在上的官僚！

　　我是将军，给我配有专车和专门司机，如果从我开始搞改革，我愿意带头放弃专车和专用司机，我不会有任何意见。我不是在说空话，我是在说我们如何才能做到立党为公，行政为民。当了官儿就一步登天，生活和物质待遇就一下子增长了那么多，那么多实惠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啊！人民还愿意跟你说真话、讲实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