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宪政民主 中国不存在“唯一”路径
——对革命派和宪章派的评价，兼论有效整合中国民运各派力量的“召集人”模式
华夏匹夫
（新世纪新闻网首发转发时有实质性修改）
目录
一、革命派目标追求高远，但其构想短期内无法付诸实施
二、宪章派让不少人对宪政中国充满了憧憬和追求，但却时常表现出妥协和软弱
三、革命派和宪章派，皆非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唯一路径
四、革命派和宪章派内斗的思想文化实质
五、打架与劝架——民间冲突给中国民运带来的启示
六、中国各种民间力量和少数体制内力量的悄然出现与作用
七、“三独”和“三统”：如何转变为民运动力？
八、“毛左派”和新左派：是敌？是友？
九、关于妥善解决民运阵营内斗、有效整合中国民运各派力量的“召集人”模式
十、一个建议：关于海内外民运人士的职能分工
十一、关于有旗号和无旗号的行动；十年之内见曙光——我对中国宪政民主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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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１日，大纪元基金会“九评退党”征文大赛评委会公布，我的《“三退”和了解真相，出于灵魂安宁和智慧提升的需要》一文获三等奖，奖金200美元。4月2日，我在小圈子内发出邮件，宣布本人不直接领奖，而将其金额的各半，分别用于奖励已被中共判决入狱的刘晓波先生及其宪章派同仁，和现在旅居美国纽约的卞和祥先生及其革命派同仁：奖励刘晓波先生起草并带头联署《零八宪章》的历史性举措；奖励卞和祥先生等“革命派”一直以来强烈反对、批判、揭露中共血腥、残暴、野蛮、邪恶等滔天大罪，千方百计帮助中国人民认识中共的本来面目等方面的历史功绩。同时，将对他们——包括刘晓波等人在内的“宪章派”、包括卞和祥等人在内的“革命派”——各自过激、冲动、不利于中国民运发展的言论，提出必要的善意批评，以利于中国民运阵营的不断壮大发展。
不以任何组织而以个人名义颁奖，似乎少有先例。不过我是一个不受先例束缚的人；至今为止我还不属于任何组织。我觉得中国的一些群体和个人，为我们社会自觉自愿地做了不少好事，对我这样的底层民众和我的子孙后代，表现出了无私的大爱，因此很想表达我的感激之意。然而感激毕竟是无形的，效果肯定不如有形的方式。奈何我十分窘穷，因此总难如愿。恰遇大纪元公布获奖消息，于是便顿生灵感，决定借花献佛，奖励我在近几年来，所倾心敬仰的中国民运革命派和宪章派同仁。金额微薄，不成敬意，恳请笑纳。
在此，正式委托大纪元基金会，帮助本人兑现奖励。直接的授奖对象为刘晓波、卞和祥个人，其中刘晓波系狱，可由其妻刘霞代为受奖。奖金可由受奖人代表其派系自由处置。本人目前行动极为不便，加之与受奖人无直接联系，故无法亲力亲为，因此十分抱憾！
我也同时敬仰其他民运派系同仁。今后再有别的机会，将会逐步予以同样有形的表示。
借此机会，本人将对革命派和宪章派进行粗略评价，并就其相互的内斗攻讦提出善意批评。与此同时，对国内已开始出现的各种民间力量和个别体制内力量进行大致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妥善解决民运阵营内斗攻讦、有效整合中国民运各派力量的“召集人”模式，供大家参考。最后提出关于中国宪政民主进程的个人预期，以期中国民运在关于自身前景的问题上，能有一个较为清晰明朗的认识，尽快走出混沌迷茫的状态。
本文之所以迟迟未能动笔，一是因为生存需要分散了本人大量精力，二是因为要从网上和民间搜集大量资讯。而在近期能够集中精力着手写作，乃是“因祸得福”：本人因为发表揭露安岳巨贪的文章，而被官方列为了抓捕对象，幸因自己反应迅捷而于8月6日逃出了魔爪，至今仍在逃亡途中，接受着一位同仁的藏身庇护和热情款待。他与我时常就本文涉及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因此本文也同时凝聚着他的智慧。但因保密需要，故恕不透露这位同仁的姓名。不过因为本文是由本人执笔，因此文责概由本人承担。
一、革命派目标追求高远，但其构想短期内无法付诸实施
中国民运中的革命派，彻底否定中共的专制极权，一直以来对共产邪教进行了大量毫不留情的揭露批判，曝光了中共统治集团大量残忍冷酷、血腥暴虐等种种惊心动魄的黑幕。因此涌现了一大批理论家和作家，还原了不少国内外历史真相，使得越来越多的世人特别是中国人，日益认清了共产极权的本来面目，并从其欺骗宣传中清醒了过来，让中共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冷遇和孤立，为世界挣破共产幽灵的思想牢笼，摆脱共产极权的政治垄断和其他垄断，走出共产暴政的历史阴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中共丑陋邪恶的真实面目越来越原形毕露，在国内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动摇。
正是因为革命派这一坚决强硬的政治立场，因此催生或亲手创立了中国过渡政府等革命性的流亡政治机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让中共感到了某种威胁。
同时，革命派主张激烈的社会变革，主张在人和机构组成的意义上，彻底推翻旧有的共产极权，建立全新的宪政民主制度。凭良心说，这样的主张是很不错的，因为这样可以彻底清除旧制度及其维护者的残余，实现宪政民主在人和机构组成意义上的清一色，以利宪政制度快速步入正常运作的轨道。因此，通过这一路径实现的宪政民主，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来说，都是非常称心，非常理想的。革命派的一片苦心和好心，是谁也不可否认的。
然而，要走好这样的路径，前提条件是我们自身，必须至少拥有与共产极权现有力量基本相当的抗衡力量，这是一个起码常识。否则“彻底推翻”的构想在当前只好免谈。
中共从上世纪30年代建立国家分裂主义的“苏区”开始，已经全力以赴地经营其专制极权70多年，很早就完全操控了公、检、法、司、军等所有国家暴力机器，以后在从国民党手中夺得除台湾以外的全国土地时，更是垄断了一切媒体，把一切应归国家或民间所有的公器尽收囊中，变成了由其一党独有独享的私器。此外，民间原有的一切枪支弹药都被中共收缴一空，普通民众完全成了无权、无器、无产的“三无阶级”。
中国民运阵营的绝大多数人都来自这样的“三无阶级”，比起手握一切公器的中共来，拥有的力量不是连个“零头”也算不上吗？更何况，目前民运阵营的队伍规模，还远远不能与中共党、政、公、检、法、司、军的阵容之和相比！
眼看着一条理想的路径，却十分难于走通——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
只有与被革命者实力相当的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不顾实力对比，也不愿意同时依靠其他路径，而只依靠此种单一路径而进行的革命，要想取得胜利，最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说它是“海市蜃楼”也不会错到哪里去的。
革命派的确有过某些震撼世界的运作，例如中国过渡政府的建立，就有部分属于革命派的功劳。然而革命派的绝大多数人都只能在书斋里坐而论道，徘徊于批判的圈子，除了批判还是批判，在“革命”方面难有什么新创见和实质性动作。当然我们可以说，国内的暴力维权及其怒杀警官、法官、党官；怒砸警车、官车；怒烧、怒炸官楼和官员等等事件，带有革命派批判理论影响的结果，其行动自然带有革命性质。然而这样的“革命”，至今为止仍然只能看作一个个孤立事件，而不能看作有组织有领导和具有决定意义的革命运动；它们对中共专制极权产生了一定社会压力，但其影响却不能不说十分有限，对于动摇和推翻中共统治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因此，当今中国民运的革命派决不能孤芳自赏、画地为牢，自外于民运阵营的其他派别。革命派需要民运阵营各方面力量的配合，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宪章派的存在，为革命派的配合力量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选项，虽然不是唯一选项。
二、宪章派让不少人对宪政中国充满了憧憬和追求，但却时常表现出妥协和软弱
中国民运的宪章派，其人员几乎与革命派一样，绝大多数也都是从强烈反对、批判中共专制极权中走过来的。其反对、批判所起到的作用，也与革命派大致一样，区别只在于程度问题。但也许是长期的反对、批判经历，使他们感到了思维的某种疲倦反应，或许他们还看到了普通民众在这方面的类似反应，于是便要改变一种方式，将纯粹的反对、批判，改变为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结合的宪章运动。
宪章运动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为民运成功后的中国，拟就了一份宪政中国的蓝图。这份蓝图让一些中国人看到了自己和子孙后代未来幸福的大致轮廓。这种幸福是非常诱人的，是我们的远古祖先到我们自己都未曾体验过的。而它能带来的幸福，并非象柏拉图的“理想国”，欧文、圣西门、傅里叶、马克思等人的共产主义乌托邦那样的虚幻，而是在美、英、德、意、法、日、加、瑞典等宪政民主国家，如家常便饭一般的现实。这份蓝图给民运阵营和其他民众的鼓舞与激励作用，丝毫不亚于某些革命口号和革命旗帜，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心理：为了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未来的幸福，加入中国民运去奋斗、去牺牲，值得！甚至比起我们和我们历代祖先至今为止的苦难来，这样的奋斗和牺牲，可说千值万值！
同时，虽然宪章派没有在宪章中把反对、批判中共的专制极权作为主题，然而却并不乏反对、批判的成分。只是这里的反对、批判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宪政理想与残酷现实的比较而实现的。一个稍有知识修养和制度理性追求的人，当他接受了这样的宪政理想之后，不会觉得眼前中国的专制极权太黑暗残忍、血腥暴虐，太远离我们的宪政理想，因此而需要彻底否定，尽快结束吗？
反对和批判，本身就要通过比较，才能形成一种较为系统完整的理念。因此，《零八宪章》也不失为反对和批判的一种补充形式。说《零八宪章》因为温和而没有反对、批判的成分，那是一种缺乏深思熟虑的极端说法，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偏见。
况且，宪章派本身也没有完全放弃直接性的反对和批判，只是比革命派多出了一种温和的劝勉。对于加害者的劝勉，本身是不会错的。因为根据后面的分析，面对社会冲突的第三方劝勉是必需的，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宪章派还吸引、团结了中共体制内、外主张和支持改革、同情改革派的人士，对中共的专制极权，带来了一定政治压力。
但是，宪章派的理念及其“劝架者”身份，决定了它有诸多弱点。其致命弱点是：难免会向中共抛出某些妥协的语言和行为。有时甚至会忽略了自己的民运身份，而与中共官方进行某种过分出格的“合作”。界限不好拿捏，分寸把握往往会失当，因此而出格在所难免。譬如余杰等人就多次让人感觉纯粹站在中共立场，攻击过法轮功、郑恩宠、高智晟等组织和个人，还公开辱骂杨佳等是“暴徒”。甚至因为同样原因，外加中共收买拉拢，有的还会蜕变为中共代理人，成为中共“线人”。东欧某些著名的宪章派、改良派民运人士，曾经成为了共产极权在某种程度、某些方面的配合者，大概就是因为这些方面的原因。
因此在革命派看来，宪章派是中国民运阵营中很不可靠的派系。虽然这种界定太极端了，但也并非毫无道理。近些年革命派发动了对宪章派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攻击，今年至今为止就已经攻击了两次。一次是在三月份，由卞和祥等20人发起的反对刘晓波被提名诺贝尔奖的公开信；一次是在七至八月，由何清涟等人发起的对崔卫平、刘荻（不锈钢老鼠）等邀请、推崇、赞赏、介绍米奇尼克的宪章派的批判。这样的批判唇枪舌剑，并发展到相互间的人身攻击，真给人一种天昏地暗的感觉。
而网络上对余杰的批判更是常见的事。就连本人也因屡见余杰过分出格的言论，而一直保持着对他的批评态度。
宪章派的局限，同样应该引起中国民运阵营的足够重视。
三、革命派和宪章派，皆非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唯一路径
革命派一些人对宪章派的攻击，往往是抓住一点攻击其余，乃至彻底否定宪章派在中国民运中的独特作用，甚至将其认定为民运祸害。其攻击方法，也多以诛心代替有可靠事实依据的逻辑论证。由此延伸到对中共体制内改革派或“普世价值派”的“火力进攻”，特别是对某些人的丑化和矮化。似乎太不把中共对其圈内圈外人的控制强力当回事了；似乎中共体制内的某些人就不受这样的强力控制，所以要求他们跟体制外的异议人士一样，不该有所畏惧，不该绕弯子打埋伏，而应讲出我们要求他讲的话：喊出一点也不出左右的口号，表述出一点也不出左右的激进理论和主张；似乎不管是什么人，都必须在思想、行为上与我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就将被我拒之门外。这真的太过分了。把这些群体和个人架到火上去烤，我们不怀疑这是为了推进中国民运，但也难排除其意欲独占中国民运“山头”的嫌疑。
面对如此言行，不禁产生自然联想，实属理性推演的无奈，并非出于人身攻击的恶意，承望革命派同仁能宽宥为怀，酌加体察谅解。
革命派的不少人，还极力反对“中共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之说，认为中共权贵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牺牲既得利益支持民运，或弃暗投明加入到民运中来。这就是对中共体制内改革派或“普世价值派”展开“火力进攻”，并进行丑化和矮化的主要理论依据。这种观点太绝对了。的确从理论上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甚至可说是“恶”的。虽然，人在成长过程中对他人和社会的依赖，让人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抑制了其本性的自私和恶。然而因为恶的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强力影响，大大减少了权贵阶层、与权贵勾结并共同分利的阶层对他人和社会、特别是底层民众的依赖，又让不少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归了自私和恶的本性。然而一个个体的人，无论他是地位多高的权贵，都终身绝难摆脱对他人和社会、甚至对底层民众的依赖。因此他仍然会在潜意识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本性的自私和恶，残留着某些善良的后天意识。只是因为需要某些信息的刺激，这种潜意识才会得到激活，成为能够左右其行为的显意识，使其转变为能为他人和社会着想、并做出善意举措的好人。因此权贵中的某些人是可以由坏变好的。我们反对、批判的实质，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给其强烈信息刺激，力图激活其于他人、于社会有利的潜意识，促使其弃恶从善。近年一些中共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已开始出现倒戈投奔民运的倾向，倒戈者有科局级、县处级、地市级、副省级官员；身处官场却疾呼改革的人则更多，行政级别更高。这就说明了中共权贵并非铁板一块的论断不是异想天开，而是有理论和现实依据的。否则我们反对、批判的意义，就肯定要大打折扣，甚至可以说是多余之举了。
此外说到米奇尼克近期的访华，他基于波兰经验，指出了中国通向宪政民主的一条路径。这条路径本身是不错的。看米奇尼克访华言论，的确有些过分强调自身经验的普遍有效性，以至于一些人将其理解成了“唯一性”，这完全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加以还原和矫正。然而一些人却不愿去下如此简单的功夫，而是按着自己一讲经验就意味着“唯一正确”的思维定势，将自己或他人错误理解的“唯一性”强加在米奇尼克头上，然后对其集中火力猛烈进攻，给其定“罪”，并“押”在大庭广众之下“游街示众”。这合适吗？
虽然我也深信，米奇尼克的波兰经验对于中国民运，可以认为是有很高价值的；他自己对此有些过分看重也情有可原。但无论其价值多高，却都不能将其奉为唯一路径，中国民运还需要其他多条路径一同运作。如果真把它奉为唯一路径，那么它的价值就肯定要大打折扣了。因为仅靠它，是绝难解决中国问题的——只需如此，就把米奇尼克及其波兰经验，定格在恰如其分的价值码位上了，根本用不着横生太多枝节！
同理，宪章派对中共统治的动摇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革命派某些人对宪章派的批评，还有一个方面是对的：孤立的宪章派无法动摇中共的专制极权统治。然而革命派也一样：远远不具备动摇中共统治的足够力量。如果真让革命派或宪章派、或其他派系独占了民运的“山头”，让任一派去单打独斗，我敢说，中国民运又将倒退到十多年前的水平。
走向宪政民主，中国不存在唯一路径。即使原来被认为所走路径最单一，只用一个团结工会就斗垮了共产极权的波兰，后来通过一些人的研究也发现：它的路径并不单一；它有远远不同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更有几乎完整保持着自主性和正常活动的天主教会强力影响。因此在中国，仅仅依靠革命派或宪章派的单一路径，就更不能取得最后成功。因为中共垄断一切权力和资源的程度，超过了波兰共产极权的数十数百倍！
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改良，抑或是和平转型，都需要能够与中共强力抗衡的民间力量的积累。用力量对比去改变自己的对手——这是既现实又理性的结论。
那么如果革命派和宪章派停止了相互间的内斗攻讦，携起手来共同对付中共，效果又会如何呢？
答案很简单：可以加倍放大二者各自单打独斗的力量之和。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停止内斗攻讦，并不是要取消相互的批评。关键是要严格把握攻击与批评的分寸。批评是指出对方的不足和错误，而不是要诛心、定“罪”、来点人身攻击和道德审判。这样的分寸，相信民运阵营的绝大多数都能把握得恰到好处的。个别人把握失当，就当“杂音”看待，也容易处理，不至于对民运整体产生太大危害。
不过这样仍然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中共的统治，还必须千方百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其他社会基础的中国民运统一战线。本文第六部分所分析罗列出的十二个方面的“其他群体和个人力量”，就是我们值得团结、也必须团结的力量。
我认为这十二个方面的力量，各自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在现在和不久的未来，将对共产极权，产生程度不同的对抗和冲击作用，积蓄着越来越多的能量。这里，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式，意味着全方位行动。比起任何单一方位的行动来，都要有力和有效得多，堪称事半功倍。而如果能把这些力量整合、凝聚到一起，那么民运阵营的整体实力，就将在目前的基础上得到数倍数十倍的放大，由此大大加速共产极权崩溃的进程。
没有这些力量作为强大的支撑，中国的宪政民主至少还需要数十年至一百年，有网友甚至给我来信说需要两百年三百年。可是到了那时，中国的山河一定早已破碎了；或者中国的环境早已破坏到中华儿女难以生存的地步；或者中国的各种资源都被中共统治者掠夺一空而成了蛮荒之地；或者中华民族已在中共的有意操纵下，因为互相残杀而濒临灭绝边缘；或者……总之，时不我待，我们不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中再度忍耐和期待，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最有效行动，我们必须着手展开与各种民间力量和体制内少数力量的大联合！
这里，应该用得上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那句口号：攘外必先安内。只不过这里的“安内”，不是民运阵营内部的大“清党”和大清洗，而是必须立即停止内斗攻讦，实现内部的“安定团结”，由团结而走向紧密的协调配合和大联合。
如果不联合，而让各种民间力量单打独斗，还会有种种不良后果：有的力量会因中共分化瓦解而倒向共产极权阵营，成为民运的对抗力量；有的会偏离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理念和方向，成为畸形、有害甚至恶劣的社会势力，对宪政民主带来不可忽视的阻遏作用……在中国，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不得不立即行动！
因此民间力量的大联合是推进宪政民主的迫切需要，这种需要超越了中国民运任何派系自我表现的需要，否定着各派系的门户之见及其相互之间的内斗攻讦！
当各派力量在联合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壮大，并足以与中共强力抗衡之时，最后结束共产极权需要采取的最佳路径——或是革命派、或是改良派、或是其他派、或是几个派系的综合路径，就可以水落石出了。那个时侯用不着过多的争论，一切几乎都一目了然；同时也不需要太多的临阵磨刀和临阵动员，而只需合理调度配置，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四、革命派和宪章派内斗的思想文化实质
诛心，是“敌对”势力之间相互“文斗”的一种中国式文化传统。中共把这一传统发挥到了极致，以前是用于“同志”间内斗，文革后被人总结为“戴帽子打棍子”；现在则更多用于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舆论攻击。如此文化恶习，就连今日中共党棍也少有在其内部滥用的情况，却被一些民运人士按着中共的旨意继承了下来，而常用于内斗中，做出一些太让人寒心和恶心的蠢事。甚至有体制内人士不屑地说：中国民运阵营，“就是一堆狗屎”！
不少国内同仁忍受着生活的窘困，甚至冒着被中共暴政打压迫害，因此面临家庭崩溃、妻离子散的危险，为中国民运做着深入细致的工作，进行着一点一滴的力量积累，而一些海内外同仁却在隔岸观火中无事生非，以有意或无意的内斗，对中国民运起着连中共也难实现的抵消、耗损作用！
民运阵营让中共在整体上看不起瞧不上，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分化瓦解和打压迫害；就连民间也有不少人难见理解和同情怜悯之心。部分问题就出在民运阵营内部，出在某些人以“诛心”为嗜好的内斗！如果克服了这样的内斗，因此而赢得了民间更多人的理解同情，那么中共在打压迫害时，不是也会有所顾忌，而不至于如此随心所欲吗？
道德和正义，即“道义”，应该是中国民运比之于共产极权一个最大的优势，一个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如果利用好了这一优势，那么中国民运就完全可以做到“以小博大”，即在自身队伍阵容、规模、物质力量等有形实力相对薄弱的情况下，战胜对手，取得最后胜利。而如果因为内斗而耗损了这一优势，那么很可能在与对手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才会取胜。这难道不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因此而让我们的理论家、批评家们意识不到吗？
更为常见的是，革命派和宪章派的部分人，在时常的言论中，都有极力排斥对方派系和其他派系的倾向，认为本派系在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路径中，所起的作用是唯一的，其他派系都是多余的没有必要的，甚至是有阻碍作用的。
不管如何，这里以对骂、对掐方式进行内斗的双方都有一个共同点：将自己的道路夸大为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唯一正确的道路。一句话就是：让中国走向宪政民主，舍我其谁？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在一些民运人士心目中，根深蒂固的虚荣心倾向。
这也是中国传统中农民起义似的“山大王”思想的露骨表现。同时也很雷同于中共唯我为大，欲将天下归于“我党”一统的党文化思想。这样的思想，给中国民运阵营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怎么说都不会过分的。如果让这样的思想泛滥下去，那么必将越来越让中共找到破坏中国民运的更多突破口，让中国民运多年来苦心积累的成果及队伍毁于一旦，中国将会更加望“宪”兴叹。即使“革命”取得了成功，由具有这样浓厚思想的个人和群体掌握了国家政权，中国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回到专制极权的老路，而背离了宪政民主运动的初衷。
革命派、宪章派等各大派系，都毫不留情地反对、批判过山大王和党文化思想。然而一些人却深陷类似思想泥淖而难于自拔。不知其反对、批判，究竟有几分真诚几分敷衍？
当然，这还根源于中共在民运各派系间千方百计的挑拨离间，因为中共是这方面的老手并堪称行家里手。但最根本的，还是少数民运人士虚荣心、山大王思想和党文化思想的根深蒂固，才让中共钻了空子。没有这些思想基础，这样的空子也并非那么好钻的。
因此，克服民运人士的虚荣心、山大王思想和党文化思想，停止各派系间的内斗攻讦，走向相互间的协调配合和大联合，就成了中国民运阵营目前的当务之急。
五、打架与劝架——民间冲突给中国民运带来的启示
革命派和宪章派需要联合，同时需要与民间各种力量进行密切的协调配合。为了把这个道理变得尽量的浅显，下面就从民间冲突谈起。
两群人打架斗殴，如果没有人劝架，则双方在冲突中，情绪可能会越来越失控，使得冲突不断升级为残酷的血腥暴力，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而如果有了劝架的第三方居间斡旋，就会给冲突带来一定缓和作用，直至双方停止斗殴，实现和解。如果再加上受害方与劝架的第三方合作，那么就会形成一种合力，对加害方产生更大的遏制作用。
这里，打架中的一方因其受到对方侵害而予以自卫还击，意欲战胜加害者以解除自己的人身威胁，保障自己的人身权利，可以看做革命派；而在旁边劝架的第三方可比作宪章派或改良派，对加害方按普遍正义原则予以适度的批评谴责，以冲突双方都基本能够接受的较为温和的语言，力劝双方停止武力冲突，坐下来进行和解谈判。
在民间，类似这种打架斗殴的武力冲突，需要第三方站出来劝架，这是一个常识。聪明的第三方在劝架中，对加害方或挑起事端的非正义一方，并不象审判官那样进行准确无误的评判，而是用其心理上基本可接受的语言，对其加害行为进行适度批评。批评的目的在于，以道德或法律准则给加害方施加精神压力，让加害方在这些压力下，不得不减轻或停止加害行为，平息事态。与此同时，这个第三方也会就受害方在自卫还击中对加害方做出的过激反应，予以适度的提醒或批评。只有这样，才能既从心理上压住加害方，又说服受害方采取一定的克制姿态，防止事态的恶化，利于事态的平息。
但如果第三方改变劝架的方式，譬如对加害方的加害行为进行激烈的语言攻击，那么很有可能激怒加害方，刺激加害方对第三方采取同样或类似的加害行为。这时，劝架的第三方或者随之变为了新的受害者，从而迫不得已地改变了其原来劝架的性质，与原有的受害者站在一起，转变为受害方的一份子，从而导致第三方的缺失。这样就只剩下了冲突双方针锋相对地冲突下去，以至于暴力不断升级，发展为更加血腥的暴力厮杀；或者逃离冲突现场摆脱加害方的加害，于是也只剩下原有的冲突双方，继续着血腥的暴力厮杀。
六、中国各种民间力量和少数体制内力量的悄然出现与作用
民间的打架斗殴，与中共极权和中国民众之间的冲突，有着某种内在可比性。因此将二者加以联想，就可以得出一些对中国民运颇有价值的结论。
民间的打架斗殴冲突，多数是由于加害方的极端不理智而产生的，加害行为的导火索往往只因对方几句不太理智的话而让自己感到了某种伤害，或者缘于加害方道德、文化、理性修养的过于低劣，将对方本不出格的语言进行了错误理解而感受到了某种伤害。这种冲突有如下特点：加害方的加害行为并非预谋的，而是在理智失控状态下的一种即时性反应；加害者除了“出口恶气”而外没有其他目的，当然在有的冲突中会因为理智极端失控而侵夺属于对方的某些所有物，甚至剥夺了对方的生命，然而这些都不是加害者事先预谋的，而是即时性的冲突发展的某种自然结果。显然这种情况下的武力冲突，如果有第三方趁早站出来进行劝架阻止，事态往往可以得到较好遏止，而不至于造成太血腥太恶劣的后果。
然而在另外情况下，加害者的加害行为，并非一种即时性的冲动行为，而是有计划有目的、并有着充分武力准备的预谋行为。加害方之所以敢于加害对方，是因为其拥有的阵容、武器和其他资源、实力远远优胜于被害方；其目的在于强占被害者的所有物，甚至直接剥夺被害者的生命。譬如民间的某些冲突；而当今中共及其党、政、法、检各种官僚机构和警察、国保、军队等对民众的加害，则更是属于这样的情形。
一个正常的社会，对这样的加害者及其加害行为，是决不能容忍的，也是可以通过较为简单的方式加以遏止的。这一点加害者十分清楚明白。因此实力强大、本性恶劣的加害者，为了顺利达到自己的目的，往往会不遗余力，把社会环境由正常变为不正常，不择手段遏制一切社会正气。鉴于各种社会群体随时都会站出来，以武力或舆论反对、反抗加害者，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因此实力强大的加害者还会利用自己的武力和其他控制力，将各种舆论工具强行收归己有，或强力控制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使得反对者难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发表一切只利于加害者、丝毫不利于反对者和反抗者的言论，误导民众放弃道义原则，突破道德底线，使得社会群体站在加害者一边，承认和接受“肆意加害有理，反对和反抗有罪”这样的强盗逻辑，不敢或不愿意加入反对和反抗加害者的行列，以此孤立被害者和反对、反抗者，甚至帮助加害者打击、打压反对、反抗者；剥夺民间社会的任何武力，使得民间基本丧失了对加害者进行武力反对和反抗的可能；加害者还对部分可能成为反对者和反抗者的社会群体，施以小恩小惠，以此分化反对和反抗力量，让不少人不得不放弃了道德和道义追求，改变了反对和反抗者立场，成为加害者的支持者和歌功颂德者。此外还挑动不同的族群互相敌视互相残杀，借以转移社会对其恶劣行径的仇恨和反对、反抗情绪，达到消解危机，有效维护加害者群体延续及扩张其既得利益的丑恶目的。
在此情况下，仅有第三方的劝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劝架者难免要对加害者进行或轻或重、或激烈或温和的道义谴责。劝架者的谴责对于有预谋的加害者来说，无疑是一种令人不快的刺激，加之加害者在武力上的绝对优势地位，使得加害者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刺激，甚至多数情况下都会将劝架者与被害者同等对待，予以一定武力压制。因此此种情况下的第三方劝架对于加害者的加害行为，一般来说是没有直接遏止效果的。既然如此，那么除了劝架的第三方，还应该有其他群体和个人力量的出现，才能对加害者的加害行为产生有效的遏止作用。
这里的“其他群体和个人力量”，可以而且应当包含以下十二个方面：
1.追求正义或讨还正义，拥有加害者无法剥夺、或从加害者无法控制途径获得的武力，并愿意采取武力对抗加害者的行动，以此遏制加害者，保护自己或其他受害者，维护自身利益和其他受害者利益的民间群体或个人。譬如中国近些年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为自己或他人抗暴维权，而怒杀警察、法官、贪官、城管、拆迁队与其他官方加害者，并砸毁警车、官车、官楼等官方设施的群体和个人。有部分“革命派”就包含其中。其行为有些类似于曼德拉的非国大所领导的武装力量——民族之矛，少数行为及其事件甚至类似于更加激进的泛非组织武装力量——波戈。只不过当今中国这些群体和个人的行为，是在中共官方肆无忌惮的压迫之下自发产生，不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行为；而南非的“民族之矛”和“波戈”则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武装斗争。除此而外，就是没有直接面对中共暴力剥夺、暴力侵害和迫害，而主张以暴力或其他较为激进的手段，彻底推翻执政当局的群体和个人。
2.虽然不拥有武力，或不愿使用武力，但却同样追求正义，具有较高道德、学识、文化修养的民间群体或个人。这样的群体或个人，或利用十分有限的（互联网）媒体空间对加害者进行公开的道德和法律谴责；或对加害者进行法律追究，给加害者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造成一定舆论压力约束，迫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收敛自己的加害行为，给受害者和其他社会群体带来一定生存空间。譬如中国近些年大量出现的维权律师，和在互联网经常发表文章，抨击中共官员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恶劣行径的民间学者和某些体制内学者。
3.以宗教或半宗教活动形式，对加害者和被加害者进行道德劝勉，力劝冲突双方放弃武力冲突，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同时对邪恶的加害者进行必要的揭露批判，以引导越来越多的人退出加害者的队伍，削弱加害者的社会群众基础和其他实力。如法轮功。
4.直接面对加害者的暴力剥夺、侵害和迫害，无法或不愿使用暴力进行反对和反抗，而只好以诉讼、上访等方式进行维权斗争的群体和个人。
5.面对族群间的互相敌视和互相残杀，清醒理智，认清了加害者的挑拨野心，而没有跳进盲目仇杀的陷阱，也与加害者相互对立，呼吁族群和解，要求保存种族文化，因此要求某些族群聚居区域高度自治的群体和个人，如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群体；或者恐惧加害者，因此而以远远疏离加害者、摆脱加害者为追求目标，而要求族群、区域独立的群体和个人，如台独、藏独、疆独势力。
6.积极创造条件开辟舆论空间，千方百计突破加害者的舆论控制和舆论封锁，让反对者、反抗者和普通民众有更多发声机会，以此对加害者的邪恶舆论进行有力反击，促使社会各阶层人士逐步从加害者的愚民教化和欺骗宣传影响下摆脱出来，并成为被害者及反对、反抗者的同情、支持者的社会群体和个人。譬如中国近些年在网上开设各种论坛、博客，吸引各类民间人士参与发表不同政见的不少网络活跃人士。
7.虽然不对加害者进行公开激烈的反对、反抗，但也不服从加害者意志，不与加害者进行任何或某些合作的独立社会群体和个人。譬如中国近些年为了反对中共侵害民众的新恶法、恶政或恶劣决策，或抗议某些违宪的法庭判决，或抗议某些官员对百姓的肆意侵害、剥夺，而采取静坐、绝食、“散步”、“关注”（或“围观”）等温和行动，和组织不受官方控制的独立工会、农会、读书会、俱乐部、救援组织、协会、“××之家”、不合作运动等等。
8.目前受着生活的某些困扰，因此暂时忙于维持生存，无法与加害者划清界限，但一旦其自身条件有所改变，就会摆脱加害者的操纵控制，加入反对、反抗行列的群体和个人。相对于中国民运目前的规模、阵容来说，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
9.至今还在为加害者工作、服务，但却尽可能利用其占有资源和各种有利条件，呼吁和促成加害者按照道德原则、正义原则和普世价值原则，从其组织结构、人员结构、规则条例等各方面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以此改变加害者的性质，督促加害者抛弃其向社会其他群体和个人肆意掠夺、侵害、压迫的盗匪本性，改邪归正为与大众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正常人和正常的组织、机构。譬如中共体制内的改革派。
10.以公开身份为加害者服务、工作，但却暗地里与受害者和反对者、反抗者进行一定配合的社会群体和个人；以及一些至今仍然为加害者服务、工作，但却良心、良知未泯，以某些语言或行动，与受害者和反对者、反抗者进行着某种呼应的社会群体和个人。据某些民运人士秘密透露，就在其自己将被中共国保、警察抓捕之前，个别国保、警察人员在没有任何外部人士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主动冒着风险，想方设法找到即将被捕人士的亲戚或邻居、朋友透露情况，暗示其赶快出走逃避抓捕，使得这些民运人士没有落入中共魔爪。这样的国保、警察，有的与即将被捕者毫无交情，有的甚至连人也不认识。虽然这样的体制内人士为数不多，但却因为其良心和良知的支配，起着民运人士本身所难以起到的作用。这是中国民运阵营一股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可以预见，随着中国民运的不断深入发展，这样的体制内人士将会越来越多，直至突破中共维持其极权统治所难以承受的极限。
11.虽然至今仍为加害者卖力服务，却因势利主义、机会主义、逢场作戏等个人修养，很可能在今后局势稍有变化，就会见风使舵、转变立场的群体和个人。目前中共体制内，除去那些贪官和恶官，绝大多数都属这类人。他们在眼见中共统治危机不可逆转时，就会做出反水之举，对贪官和恶官反戈一击，造成共产极权的轰然坍塌。所谓“墙倒众人推”，也会大大降低社会进步的阻力。这也是带来苏东波共产极权猝然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
12.虽然当下尚未遭到加害者侵害，但由于其社会地位的低下，以后很有可能会遭到侵害的社会群体和个人，在目前中国社会所占比例最大。这部分人需要民运潮流的带动，促使其日益觉醒，逐步成为中国民运的巨大推动力量。
以上这些力量，已在当今中国呈现出不可遏制的势头。诚然这些力量，大部分在目前都还弱小，对于中国民运的正向作用还只能算杯水车薪，难于产生根本性的推动力量。不过我们没有理由悲观失望。在当前十分严酷的政治高压下，这些倾向仍然能够有所出现有所抬头，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我们的社会道德并没有完全沦丧，社会道义和正义并没有完全抛弃，社会的良心和良知并没有完全泯灭，普世价值理念并没有被完全淹没。我们应当保持适度谨慎的乐观态度。
总之，除了加害者本身、及其死心塌地跟着加害者一意孤行走到底的群体和个人，其他都是我们可以争取、或有希望争取的社会力量。将这些力量逐一进行宏观的国际比较，似乎可以认为：印度的甘地模式，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模式，波兰瓦文萨——米奇尼克的团结工会模式，捷克哈维尔的七七宪章模式，外加原苏共的内部分化模式……这些都已经在今天的中国初现端倪；谁也无法预料，由于这些模式的综合影响，会不会最终出现象共产魔头齐奥塞斯库被军方处决那样的罗马尼亚模式，以及象原苏联那样的戈尔巴乔夫模式。不过如果仔细考究其微观动态，却又难于将这些模式的国内、外细节内容划上等号。也许中国特殊复杂的文化传统，和中共集世界古今专制极权之大恶于一体并刻意“创新”、推向新的极端的现实，决定了世界历史上民运阵营各派力量、各种模式均能够在中国相继出现、但又有明显区别的特殊现象。
我们必须承认，国际互联网给中国民运带来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一机遇使得原来在苏东各国均不可能具有的便利条件，破天荒地呈现在了中国人民面前，使得当今中国在迅速传播和利用世界各国这方面有益经验的同时，能够或多或少地实现某些突破与创新；使得中国民运能够去做不少过去苏东民运所难以去做、或根本不能去做的事；中国民间的组织和个人之间时常能够获得即时性的沟通联络，更多人的反对活动能够在隐蔽状态下获得有效保护……因此迅速催生出了中国民运或准民运阵营的多种模式和各派力量。也许这些应该算作比原苏东人民苦难深重数十数百倍的中国人民，在上帝特别看顾下所获得的一大优势。这一优势将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从今以后中国的宪政民主运动，比起原苏东各国来，不应该有太多的挫折和磨难！
至于互联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替代原苏东各国民运在其他方面的优势条件，这还有待专家认真细致的科学评估。希望中国民运阵营能够有人做出这样的评估，以利在此基础上找到中国民运以后各时期具有较强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战略策略。
然而当前中国民运阵营的现状，确实是不值得怎么乐观的：力量弱小而又过于分散，门户之见十分严重，几乎是各自为战，甚至时常发生内斗攻讦……这样，那些尚未跨入民运阵营的支持、同情者，自然就与民运阵营保持着一定距离，有的甚至“蜕变”成了中立者或“左倾主义”者；原来的中立者在短暂的犹豫徘徊之后开始了或快或慢的“左转”。目前中国民运阵营迟迟不能发展壮大，可在这方面找到很大一部分原因。
因此，极力消除中国民运阵营各派系间的歧见，强化各派系的相互沟通理解，实现各派系的相互协调配合和横向联合，这就成了加速中国民运阵营发展壮大、实现与中共专制极权强力抗衡的迫切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吸引那些至今还徘徊在民运阵营大门之外的支持、同情者和等待观望者，并感化一批又一批体制内人士，站在中共专制极权的反面，以种种可能的方式，给中国民运以有力的配合。这样，要在中国形成与中共强力抗衡的反对力量，就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七、“三独”和“三统”：如何转变为民运动力？
这是一个需要单列出来，加以特别讨论的问题。
近些年来，中共不惜在藏、疆屡次挑起血腥冲突，并蓄意炒作台海两岸统独问题，煽动一些人盲目、狂热、愚昧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转移人们因社会黑暗、险恶等问题而对中共产生的仇恨和对立，化解其政权危机，达到维持、巩固共产极权的最终目的。而因为“统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的“正义”性，因此让坚守正义的一些民运人士，不假思索地上了中共圈套，为中共的“统一大业”而摇旗呐喊，有的甚至视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为寇仇，把同时主张宪政民主的民进党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而把民运阵营自身推到了左右为难的地步，给民运挖着墙角。中共在此问题上的老谋深算，狠狠地玩了民运人士们一把。
我们应当看到：主张“统一”当然有其一定正义性，但同时“独立”主张的正义性也不应抹杀。因为在共产极权下偷生的中国民众和民族，不少人都希望摆脱专制极权的恐怖阴影。种种努力难于奏效，独立就成了一个迫不得已或暂时的选项。因此眼下部分台、藏、疆人所要求的独立，就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独立”的传统含义，具有了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内涵，是相对于专制极权的独立。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就可从这里找到一定理论依据。如果没有共产极权的存在，这些人要求独立的正义性，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甚至可说是毫无道理的。然而当今中国，一些人在不堪忍受中共打压迫害的情况下，为了脱离苦海，可以通过逃亡、寻求政治避难等渠道远离祖国入籍他国，以此寻求个人相对于共产极权的“独立”，那么为何不能理解在同样情况下受难民族相对于共产极权的独立呢？难道当今世界，追求自由、民主、人权，还得看统治当局的面子，顾及共产极权统治者的“主权”吗？
看看港澳问题，中共口头上信誓旦旦地承诺“一国两制”，然而在港澳回归后不久，中共就丝毫不顾港澳人民的福祉，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它自己在港澳培植、豢养的亲共政客运作，要把23条恶法强加于港澳人民，对逃亡去港澳的大陆民运人士进行监控和打压迫害，并对港澳本土的自由民主人士进行人身限制。港澳人民本来就相对有限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正在受着中共专制极权的威胁，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那么，在此情况下的台湾统一，不会面临着同样威胁吗？
对于台、藏、疆统独问题的应有态度，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话：以台、藏、疆人民的自决权及他们与大陆人民的共同意愿为基本前提，由台、藏、疆人民和大陆人民按照自己的福祉需要进行选择。
然而，这在目前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共以其强力控制着台、藏、疆人民和大陆人民，不容许人民选择的自由。人民要在现实条件下摆脱这样的控制，其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即使不怕流血，最后弄到血流成河的地步，恐怕也是难以如愿的。
要实现这样的选择自由，必须有自由、民主、人权的宪政制度环境，这是起码条件。
于是，问题就回到我们的自由民主运动上来了。中国民运早一天成功，这样的民族自决意愿就早一天变为现实。而一旦中国建立了自由、民主、人权的宪政制度，那么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就将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不管是大陆同胞，还是台、藏、疆同胞，都将逐步实现充分的自由、民主和人权；都将实现应有的福祉。于是，台、藏、疆的独立反倒会成为不可能，统一则会是轻而易举之事。
反过来说：离开了自由、民主、人权等宪政制度这一前提的统一，也将是基础极不牢靠的统一。就像西藏、新疆本身已在中共专制极权下“统一”在一个“大家庭”之内，却有不少人要求独立一样，如果以中共的强力实现了对台湾的统一，敢肯定从“统一”的那天开始，“台独势力”的活动不仅不会得到遏止，相反还会更加愈演愈烈！
一味纠缠于统独问题，既难得到现实解决，也分散了中国民运的力量和精力，并将民运阵营陷于左右为难、孤军奋战的尴尬境地，延误了中国宪政民主实现的进程，最终使得台、藏、疆统独问题久拖不决，台、藏、疆人民和大陆人民久久难以实现各自应有的福祉。
因此，搁置统独争执，呼吁台、藏、疆人民和大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致力于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尽早结束中共一党统治，这应是中国民运当前的最佳选择。这既符合台、藏、疆问题发展的规律和本质，也符合台、藏、疆和中国其他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于统一派来说，是把“三独”的威胁作了时间上的缓解，会在一定程度上赢得统一派的理解支持；对于独立派来说，也给与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同情，并给了他们一种可能自由选择的未来希望，因此他们也能予以接受。这样，我们就从无休止的统独争执中解脱了出来，也给自己创造一种左右逢源的社会环境，赢得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建立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完善和壮大中国民运的“统一战线”，大大加速中国宪政民主的进程。
八、“毛左派”和新左派：是敌？是友？
“毛左派”和新左派，是近年中国的两大焦点问题，这里也需要单列讨论。
中国正在崛起的“毛左派”，对当下中国黑暗丑恶现实的猛烈揭露批判，也对中共现行政权产生着强大冲击力。但其执政理念，却会给中国带来毛时代一样的灾难。不过这类人及其拥戴者，除了少数人属于毛泽东一样利用民众流血打天下、最后自己坐江山的野心家、阴谋家而外，其余不少都处于社会底层。因此亟欲改变当前极不合理的社会现状，是他们大部分人的理想所在。如果能有一种更好的理想去取代其现有理想，在其充分理解的前提下，多数人都不会拒绝的。据我观察，现在投身于民运的不少人士，都是曾经一度倾向“毛左派”的，就连本人也不例外，我所认识的一些民运同仁也有类似的自我承认。这就证明了“毛左派”不是没有转化的可能。本人近年来跟底层的“毛左派”有过一些接触，也对少数人做过一些较为成功的改造工作。民运阵营应当积极主动地跟这样的人接触，在相互的交流中施加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可收到较好的转化效果。这样在壮大民运阵营的同时，也给“毛左派”釜底抽薪，有效遏止其可能给中国带来又一次毛时代一样的大劫难。
而近年来较为活跃的“新左派”，其部分人的核心理念是承认宪政民主，但推崇经济的公有制模式，对社会发展具有一定负面作用。我认为比起毛左派来，这一派别对中国民运利大于弊，民运阵营应当表示出积极欢迎的姿态，在团结共事中逐步改造其公有制思想，壮大中国民运阵营的阵容和规模。
九、关于妥善解决民运阵营内斗、有效整合中国民运各派力量的“召集人”模式
中国民运阵营需要内部整合，是近年来较为沉重的一个话题。但不少人在这方面的探讨仍然局限于理论层面，而在其操作性层面尚未获得实质性突破。因此本人不揣冒昧，在此提出一个操作性的思路——“召集人”模式。
对于某种或某些社会需要，具有同一兴趣的人士，以通知、联络等方式邀约到一起，开展相互间的交流、商讨活动。为这种活动负责进行邀约的人士，就是召集人。
召集人应当具备的条件为：
1.在国内外有较高的名望，这种名望是通过其高于一般人的学养和道德素养而自然获得的，而并非通过钻营投机或强权获得。
2.在思想上是坚定的自由、民主、宪政主义者，崇奉普世价值，在行动上能够较好地掩饰自己的政治倾向，与中共体制内人士有着一定的联系。
3.没有或很少派系偏见，与民运的各派都能平等相处，没有发生过对抗冲突；最好是能同时与中共体制内的各派人士也有一定的良性互动。
4.有较为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5.在召集活动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对于前期虽然不符合以上第1条，但在活动发展中表现出了较强能力，并逐步达到或接近第1个条件的人士，也可通过被召集人推举成为召集人。
召集人的职责与作用为：定期或不定期地将民间独立的、并与专制极权抗衡的民间各政党、社团、组织的负责人或骨干分子、以及不属于任何政党、社团、组织的民间人士召集到一起，开展相互的沟通、交流、探讨，实现民间各种力量的良性互动，增进民间各种力量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了解，防止民间各种力量在理念上、言辞上的分歧和冲突，利于民间各种力量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开展越来越密切的交流、合作，让各派别准确理解、清楚明白自身和其他派别在中国民运中的地位和作用，促进民间各种力量的协调动作，创造民运阵营各派系大联合的大好机会，以良好的社会形象加速扩大民运阵营的社会影响，吸引越来越多的各阶层民众积极转化为对抗共产极权的力量，加速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有效提升民间力量的运作档次和水平，对共产极权产生越来越强大有力的抗衡作用。
召集人严格区别于“领导人”。他可以决定每次召集活动的交流和议论主题；可以决定召集或不召集什么人；可以决定召集的时间和地点；可以决定活动资金的筹措、募集方式和来源渠道，但其资金的使用，必须接受被召集人的监督管理。他对涉及到被召集的任何个人和组织，绝不发号施令，不安排、指挥任何个人和组织的活动、行动，不将个人理念和意志强加于任何组织和个人，不代表被召集人对外部社会发表任何言论、开展任何活动，但有被召集人明确委托、授权的除外，不过在对外发表这样的言论、开展这样的活动时，绝不能使用召集人的名义，而只能使用接受他人委托、授权的名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召集人凌驾于民间各政党、社团、组织和个人之上，成为集各种大权于一身的集权“领导人”。
召集人安排对被召集人在受召集活动中表达的思想、理念、言论进行分类记录、整理、归纳，并最后送达各被召集人。被召集人享有充分的自主和自由，对于召集人的召集可以响应也可以不响应，完全凭着其对召集人的兴趣和所属政党、社团、组织、个人的意志，决定是否参与这样的召集活动。召集人不拥有对被召集人的任何特权和强制力。
召集人最初不需要经过选举产生，任何个人都可以发起这样的召集活动。当被召集人认为召集人因为能力等原因无法再胜任时，或召集人在社会上的某种公开语言、行为对被召集人构成了危害、威胁时，经被召集人过半数同意，可以取消召集人的任职资格，同时推荐、选举新的召集人。
召集人的一大重要作用就是，对被召集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沟通协调，消除被召集人之间的误会和隔膜，促进被召集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直至达成被召集人之间、以及被召集人所代表的政党、社团、组织之间的协调配合和合作。当召集人通过两次以上的召集活动，使得被召集人及其所代表的政党、社团、组织之间实现协调配合和合作，而且这种配合和合作需要第三方人员充当其领导人时，可以在取得合作双方或多方同意的前提下，由召集人充任其领导职务。
召集人及其召集活动，在其前期和民间力量相对弱小的阶段，要求处于隐蔽状态；在民间力量已经基本克服分歧状态走向联合，基本形成一种与中共抗衡力量的阶段，可以处于半隐蔽半公开状态，以利扩大社会影响，吸引各阶层民众加入其中；在民间力量实现了紧密联合，已经形成一种与中共强力抗衡的力量时，就可以采取完全公开的方式，以加速扩大社会影响，取得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响应。这是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我们中国民运必须将自身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在自身实力非常弱小的阶段，除非特别需要，决不可进行公开活动。以防中共进行打压扼杀，将民运的重要力量消灭在萌芽阶段。
召集活动的空间，可以在实地和网上进行选择。第一次宜于选择实地召集，以后对于较为简单并没有新人碰面需要的议题选择网上；重大议题选择实地召集。
召集人在早期可以以多取胜，在试行的早期阶段，可以在全国各地以多个召集人分头开展小规模召集活动，以后逐步从小规模召集人中，通过推荐、选举等方式产生大规模召集人，最后产生全国性的总召集人。
以上是对国内民运而言。这样的模式，国内可行，海外更势在必行。只是在海外可以完全公开，而没必要隐蔽。
召集人如果做到了十分优秀的地步，以后还有可能成为社会认同度较高的最佳总统人选。因为到了宪政民主成功的那一天，肯定会有各方面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出来而需要平衡，有众多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利益要求和复仇要求需要精心协调。至少根据目前情况看来，中国民运阵营各派系的领袖，因为忙于经营自己的派系而疏于派系间的平衡把握，有的甚至带有强烈的门户之见，因此面对如此众多的社会矛盾和利益要求，必然会有力不从心之感。同时，长期囿于派系圈子的领袖，也难于获得各派系和其他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到了那时，在综合协调、平衡方面经过了长期操练并掌握了娴熟技巧、具有较高社会认同度的召集人，就有了更多更大的用武之地。
因此这样的模式，实质上也是在为宪政中国，做着优秀领导人才的培训和储备。这应当是中国民运的题中应有之义。
十、一个建议：关于海内外民运人士的职能分工
人力、社会、经济等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也应当贯穿于中国民运的始终。
我们身在境内的民运人士，应当尽可能地与民众零距离接触。与民众接触的机会和方式较多。民众以上访、诉讼等路径开展维权斗争，是近年的一种普遍现象。如果我们能积极参与或帮助策划民间的维权抗暴斗争，至少可以起到这样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借此机会宣传自由、民主、人权等宪政民主的理念，使这些理念在底层民众中逐步深入人心；二是让长期被中共愚民教化的民众，从对中共当局的盲目信任和服从中清醒过来，逐步认清中共的专制极权本质，换取他们对民运的支持和同情；三是减少其斗争的盲目性，增强其行为的理智性和有序性，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和其他代价，显著降低遭受打压迫害的概率，因此可赢得民众好感；四是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维权者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交流、沟通，对过去处于“散沙”状态的民众，产生一定粘合、凝聚作用，将维权抗暴由相互孤立、各自为战的个案行动，发展为个案与个案互相呼应、有机协调配合、此起彼伏的群体行动；将民众被迫的维权抗暴，发展为一种自觉的运动，并逐步提升维权的性质和目的，将其单纯的自我利益追求，上升为中国民运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民运阵营由此而逐步壮大自己的阵容，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这里的四个方面作用，前三项都在本人帮助的维权策划中获得了较好印证，第四项作用将要产生，但因本人面临官方迫害而不得不逃亡他乡，中止了策划，因此这样的作用就很有可能要大打折扣了。
此外，国内同仁还可利用已经成立、并已有一定凝聚力的民间组织，借用至今为止一些“围观”、“关注”等影响力较大的维权、反对模式，组织若干个小型隐蔽的记者团，对一些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官方侵权、迫害、贪腐等犯罪案件进行分头暗访、采写，并分送组织内外民运同仁在网上论坛、博客公开发表，以地毯式轰炸形成强大舆论压力，既有效保护民众、反贪人士、维权人士和民运同仁，也强力震慑中共权贵，动摇中共的极权统治。
海外民运人士，难于直接介入国内运动。因此给国内同仁以尽可能的道义声援和智慧、物质支持，应是其应尽之责。具体说就是：继续批判、揭露以中共为主的共产极权；对民运发展的战略策略进行探索、思考，制定出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指导国内；采取某些可能行动，支持、呼应国内民运；为国内受难同仁进行国内、国际呼吁，给中共施加压力，以降低同仁受迫害机会和程度；对国内民运的不足和错误做出合符理性的中肯批评；为国内民运筹措资金。特别在海外，筹措资金应当大有作为。因为身处发达国家的同仁摆脱了中共的行动限制，几乎享有充分自由；从业、经营环境也大大优于国内，收入也高。而国内同仁，由于与中共不合作，因此中共故意设置障碍予以刁难，谋生之路充满艰难曲折，绝大多数处于窘穷潦倒的边缘，生存状态十分严酷。不少人巴望着能有较为可靠的经济来源，在此前提下专注于民运。国外同仁有较高素质，如果一些人能把内斗精力用于挣钱以救济国内同仁，就会让国内同仁腾出数倍精力，把民运做得更加有声有色。此外，有的海外民运同仁，还获得过数额不菲的国际资助，更有义务救济国内同仁。国内已有人利用自己和同仁非常有限的经济实力，就近资助过一些受难民运人士和家属，并正筹划建立相应的基金会。国内人士尚能做到这样地步，不少国外同仁却鲜有类似行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山大王思想占领了某些海外民运人士的大脑空间，因此而对国内同仁的存在及其相关行动、正面作用视而不见或不予承认，也对其艰难、险恶的处境无动于衷？
民运阵营虽有派系之别，却是一个有机整体。整体的各个部分，都应当有他们各自的独特功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这样才能维持系统正常运转，促进系统的自我优化。优化了的系统，才能充分发挥出系统的整体功能。民运，才能获得大幅度的自我提升。
十一、关于有旗号和无旗号的行动；十年之内见曙光——我对中国宪政民主的预期
中国民运有响亮动人的旗号打出来固然不错，但没有旗号的行动也十分重要。有旗号的行动能够产生强烈的震撼力和感召力；而没有旗号的隐蔽或半隐蔽行动，有时却能产生巨大的杀伤力，而且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力量折损，便于实力的恢复和保存。
这就意味着中国民运既需要公开的组织，也需要秘密的组织；既需要公开的活动，也需要秘密的活动。那种要求全面公开或全面隐蔽的主张，都是缺乏理智的随心所欲。从全面公开来讲，那等于是把民运的一切组织、活动和人员组成，都暴露在中共的监视和掌控之下，十分便于中共的打压迫害。这样一来，用不了多久，民运的组织、活动和人员，就会被中共以种种方式消灭殆尽，民运的火种就会黯然熄灭。而如果全面隐蔽，那么民运的一切组织、活动和人员都不会为社会所知晓，这等于是将民运自外于社会，自外于普通公众，不会对社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有些类似于没有民运。
那么怎样公开怎样隐蔽？本人归纳如下：
1.没有或很少具有政治敏感性的组织、活动和人员公开，具有政治敏感性的组织、活动和人员隐蔽；
2.境外组织、活动和人员几乎可全面公开，境内的组织、活动和人员适度公开和隐蔽；
3.近期内的组织、活动和人员以隐蔽为主公开为辅；如果在两年内中国民运阵营可基本消除内斗并实现大联合，那么两年后就可进入半公开半隐蔽状态；这样一来，大致在八年左右，中国民运就可以实现与中共基本能够抗衡的局面，这时就可进入全面公开的状态。
一旦到了可以全面公开之时，中国宪政民主的实现，就不会超出五年的预期了。
之所以要求民运阵营在两年内基本消除内斗攻讦并实现大联合，是因为中共在两年内的十八大前后，将会有一次十分激烈的内斗，这是中国民运展开攻势的一次最佳机会。如果我们在两年内没有处理好自己内部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将错过这次机会，眼睁睁看着共产极权摆脱又一次危机，而继续危害中华民族，大大延误中国宪政民主的进程。果真如此，那么民运阵营内斗的主角，就成了贻误这次历史机会的千古罪人。
如果我们抓住了这次机会，顶多不出十五年，中国社会就将走进宪政民主的新时代。
也许有人觉得我对中国宪政民主的预期，太乐观虚妄了。不过我认为，只要两年内基本实现了民运阵营的大联合，这样的预期还算多少有些保守的估计。我有这样的信心。
因为，虽然我们比苏东波面临着更加强大数十数百倍的共产恶魔，但苏东波曾经没能享用过的互联网，却把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以数十数百倍于过去苏东波的速度，施加着影响产生着作用，让我们可以做以前苏东波所无法做的许多事。这是我们能够取胜的优势条件。
关键是，我们要善于利用历史给我们创造的这个条件和其他机会。
2010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