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31日 星期二

谢国忠:“世界亚军”的滋味

  2010年二季度,中国GDP超过日本。国际媒体相当关注这一个里程碑事件。相反,国内媒体并没有过多报道。中国现在的舆论焦点是自然灾害、环境恶化和房产泡沫,而非GDP数字上的变化。另外,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5倍,即使GDP相同,中国的人均收入仍比日本的十分之一还要少。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

  尽管如此,回头看看中国走过的路,同时好好分析中国未来的风险,研究一下如果中国能够克服目前的困难,今后十年中国还能走多远,当有裨益。

  中国的竞争优势

  多年保持增长足以产生巨大的效力。由于其体量,中国经济的奇迹被放大。20年前,中国和印度GDP价值大体相当。2010年,中国的GDP大约是印度的4倍。毫无疑问,比起印度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中国在很多方面做得更好。否则,中国的经济不会比其他经济体大得多。

  过去30年,中国的政策核心是"改革开放"。毫无疑问,这是促使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因素。30年前中国的出口额几乎可忽略不计,如今一跃成为世界第一。仅在前十年,中国的出口额就上升了5倍。成为"世界工厂",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没有出口的成功,中国经济无法取得今天的成就。

  "入世"对于中国的出口成功来说是关键的影响因素。很多跨国公司开始放心地在中国设立生产基地,生产大宗产品。中国的国内市场也逐步扩大,这也给跨国公司另一个理由将其产能保留在中国。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经济总量庞大,国内销售旺盛,出口强劲,同时生产成本低廉。

  中国的生产成本不再是世界最低了。孟加拉的劳动力成本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1997年前,印尼的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2倍。而现在,印尼的劳动力成本和中国一样低,而且涨幅更低。有些产业不要求供应链临近生产基地,它们可能将迁出中国。例如,制鞋业和成衣业可能会将生产中心转移到其他国家。但是,大部分其他产业仍将留在中国。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第二大竞争优势。由于中国政府能够动用各种资源,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异常强大。

  中国的高速公路系统的发展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公路四通八达,可以提供经济效益。这得益于所谓的"网络效应"。在过去十几年之内,中国建成了6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另有3万公里公路在建。高速公路系统加速人口流动,将农村与小城市融入国民经济发展,而且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

  建设港口和工业园区使得OEM(原始设备生产商)落户中国。它们连同高速公路系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遇到的瓶颈是,无法快速修建基础设施。资金也有限制作用,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征用土地和政府执行力是最重要的障碍。

  除了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也较早普及互联网,这是现代经济最新的、必需的基础设施。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决定发展互联网,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并从中收益奠定了基础。很难想象,没有互联网,中国的发展现状是什么。如果中国没有发展互联网,其经济规模只能有今天的一半。

  第三,中国拥有大量劳动力,这比任何其他因素更能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近五年间,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近10%,总计全要素生产力每年递增超过4%。尽管如此,中国以美元计算的名义工资实际上十几年没有任何变化。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强,意味着其产品对西方消费者来说越来越便宜,跨国公司的盈利增加,中国政府税收增加。这就是为什么越多的跨国公司来到中国生产,中国当地政府就会越多地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吸引跨国公司。

  中国工人的工资正在从低水平上涨。很多人担心中国的竞争力式微。正如我前文提到的,制鞋业和成衣业将会迁移。其他产业不会轻易转移。制造商会将成本增加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他们需要把原来降的价再涨回来。而且,跨国公司可能必须接受更低的利润空间。中国出口的消费类产品的零售价是出厂价的3倍-4倍,足以吸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涨。

  中国的快速发展恰巧赶上美元疲软。2002年,美元指数达到峰值,后来下滑了三分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国家高速发展,但当时美元也疲软。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美元从此一蹶不振。上世纪90年代,银行业危机又使美元遭受重创。2000年,高科技泡沫破灭引发美元贬值,减缓资本流入美国。前不久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元持续低迷。

  美元疲软,而中国繁荣,仅仅是巧合吗?美元低迷是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繁荣的原因之一还是主要原因呢?还是中国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繁荣反过来导致美元疲软呢?

  实际上,第三种情况更加可能。美国的经济问题缘于美国竞争力下降,或者是对这个问题应对有误。目前银行业出现危机,应归咎于在美国失去竞争力期间,格林斯潘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维持美国人的生活标准。结果,产生了一系列金融泡沫,进而不断吸收资本,因此,美国国际收支赤字不断加大。这是美国竞争力下降的明显迹象。目前的金融危机反映出,这种泡沫政策按理该结束了。

  中国的工业化是美元疲软的一个原因,但总的来说,全球化影响更为重要。特别是信息技术产业和互联网蓬勃发展,跨国公司可将生产转移到成本最低之处。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得跨国公司的转移更容易、更快捷。然而,信息技术也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对于跨国公司来说越来越没有区别,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元疲软。

  美元疲软是由于全球化和技术造成的,它还有一个副产品,即促使流动资金流入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这会给后者带来难题。

  问题不会因成长而消失

  新兴经济体高增长期过后,一般都会出现危机。人们总是将危机归咎于增长缓慢。实际上,罪魁祸首不是它。高速发展期间不断累积的问题导致发展缓慢,同样诱发危机。高速增长掩盖了问题。因此,决策者们倾向于尽可能延长高速增长期,希望通过增长解决问题。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以及很多人提出的对策,都与其他经济体在高速增长期间的情况差不多。历史告诉我们,问题不会因为成长而消失。增长持续的时间越长,问题就越难解决。希望通过增长来消除问题,必将导致货币泛滥。短期看来,美元疲软将加剧货币过量,因为限制增发钞票的外部压力较弱。这样会导致泡沫。资产升值成为利润来源,从而进一步鼓励投资。经济崩溃在所难免。

  2002年中到2010年中,中国的货币供应翻了两番,年增长19%。如果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之外的扩张,以及地下金融活动计算在内,实际上,"货币供应"年增长率为22%。同时,名义GDP的年增长率为18.5%。如果比较官方GDP数据和货币数据,好像无需担忧,因为两者基本一致。问题是:一、名义GDP确实因为房产而膨胀,而现在房产市场出现泡沫,因此,货币快速增加可能也是泡沫;二、实际货币增长率可能更高。

  2002年至2010年,中国的电力消耗每年增加13%。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实际GDP增长快于电力消耗。电力消耗的增速和GDP增速之比,可作为一个弹性系数。上世纪90年代,弹性系数为0.8。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期间,重工业发展领先,经济发展更加依赖电力,因此,弹性系数将会加大。我估计,弹性系数不会超过1.0。因此,有理由猜测,过去八年中,中国的实际GDP每年递增13%。GDP平减指数高达4.5%。

  目前,通胀主要发生在地产和大宗商品市场。自2002年来,地价上涨了10倍,部分热点海滨城市上涨了30倍,一些投机地区的地价上涨了100多倍。例如,在浙江的大部分农村,地价达到了每亩1000万元,是十年前的100倍。即使土地被纳入城市规划,这样的地价无论如何也不正常。这个地价几乎是英国城市地价的10倍。在所有的发达经济体中,英国的城市地价最高。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地价是现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尽管中国的平均工资仅有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

  利润驱动投资,投资增加就业,就业提升消费。如果利润来源于资产升值,却不可持续,将会导致危机。长期繁荣经常孕育大规模泡沫。因为人们不再关注危机,而过量地要求风险资产。这就会产生资产泡沫,使得繁荣超过正常的周期时间。周期拖得越长,泡沫破灭之后调整的难度越大。

  可能中国一半的银行贷款都发放给了与房产相关的行业,或是抵押土地的地方政府。尽管目前的繁荣推动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必须牢记在这个周期中的过度做法,还有尽快调整的必要性。将银行业暴露在基于土地升值的不可持续的经济活动中,最能揭示出其脆弱的方面。中国应当主动实施必要的经济调整。

  作者为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经济学家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35期 出版日期2010年08月30日网

李天仝:美国航母的黄海军演

  从现在的局势来看,美国放风声说航母不去黄海参演了,表面上美军示弱给中共找到一个下台阶,实际上中共输的一塌糊涂,面对美军黄海军演,中共该说的说了,该做的也做了,但美军不理中共仍然坚持在黄海军演,中共沉默以对,所以,我认为美放出风声说将不派航母参演,实际上是美国给中共一个小小的脸面让中共在世人面前不至于太丢丑,因为毕竟中共还大量地持有美元,但是若中共仍坚持拆美国的台,美国就会改口说将继续派航母参演,到时中共围绕黄海军演就难有台阶下了。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中共高层还是美国高层,都没有站出来讲些硬话,所以中美之间还有相互回旋的余地,但若事态发展到高层站出来表态发话,那回旋的余地就少了。

  其实若中共对美军黄海演习持平常心就行了,何必反复发话反复申明,中共自己把美黄海军演事情给夸大了,就象把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拿去跟美国说一样,自找麻烦自捆手脚自陷困境。

  其实按照我前面所讲的(参看"中国应如何应对美国即将形成的对中国的U形战略围堵"一文),针对美军演,中国可派遣重兵驻守中朝边境,以此来应对美军演习,其效果要比中共匆匆忙忙地亮亮肌肉强多了,美军演美军的习,我做我的事,知道美军的战略目标,有针对性的事先做出防范,何必美军演习我也要演演给世人看,这不中共自己把自己逼得狗急跳墙。

  现在调遣重兵驻守中朝边境还来的急,在美军系列针对朝鲜的演习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军近期战略目标是朝鲜,远期战略目标是中俄,现在派遣重兵驻守中朝边境,其战略目标是稳住朝鲜摇摇欲坠之政局,给朝鲜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别怕别担忧,在你们的背后还有中国,这就够了。

  注:

  中国应如何应对美国即将形成的对中国的U形战略围堵李天仝

  美国用兵阿富汗,不仅是为了牵制俄罗斯,更是为对中国形成东西挟制打下伏笔,现在美国大力拉拢越南,以此可形成东西南三面U形围堵中国,面对如此战略态势,中国应如何应对?

  我在此前,奥巴马选胜后,本人于2008年11月30日著文"三年内美国可能会发动第二次韩战",在该文中,本人说美国不会再用兵西亚,而会选择在亚洲用兵,除了西亚之外,亚洲就剩东北亚和东南亚了,果然,美国按本人的料想,在亚洲张开了他的战略态势。

  网上有人建议,中国应该加强与西亚国家的合作,如加强与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家的合作,以此来牵制美国,我认为此为下策,即使中国派兵入驻西亚也为下策,本国遭到了围堵,首先要做的是破围。

  美国应该嗅觉到北韩金正日快不行了,乘此时机一举拿下北朝鲜已被美国列为下一个战略目标,若北韩被美国拿了下来,那么对中国的U战略围堵就可形成锥形。

  美国的战略目标有长远的、有近期的,美国长远的战略目标是全球性的,在这里就不多谈,那么美国的近期战略目标在哪? 就在北韩,美国前不仅在日本海举行演习,尽管美国说目的是针对北韩,然而克林顿戏拉利在东盟信誓旦旦地演说,又挑起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疑惑,美国的目的是要使中国南北不能兼顾,中国若首鼠两端就必然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针对美国的出牌,中国应如何出手?

  中国要将首要目标紧盯东北亚,因为美国的近期战略目标不是南海,因为东盟诸国不是美国的战略目标(除了缅甸),美国也不可能为了东盟而在南海与中国开战,中美开战不是一个小问题,若没控制好,小战就会引起大战,大战就会导致终及核战。

  既然美国的近期目标指向北韩(或指向被美国列为流氓国家的缅甸等),那么中国的作为不多,中国现阶段不可能派兵入驻北韩,北韩目前也不会欢迎中国军队入驻,所以中国要做的首要事情是,调遣大军入驻中朝边境等候时机,一旦北韩控制不了局势而崩盘,那么中国应北韩之请求,就得在美国反应过来之前,迅速将军队开到38线附近,这样就可阻止美军西进(或北入北韩)。

  "李"字拆开十八子,十即时,八即空,子为人(质),李就意为着天时地利人和。

  奥巴马,奥八马,八即空,奥八马会选八作战,即奥八马会选"空"战。若奥八马选空,那么中国就得选十,十为时,就是利用中朝地利之便争抢天时,即在美国大军反应之前抢占时机,也就是说,在北韩乱局崩盘之前,抢先赶往北韩守住38线。

  八即空,在"空"一方,北韩无论如何也不是美国空战之对手,即使是中国,在空战或空位方面也比美国逊色许多,所以如何延伸空位? 对中朝来说这是一个难题。

  子为人(兵员),子为质(就是物质武器等),在兵员方面北韩虽然不缺,但在物质武器方面北韩就差很多了,所以北韩要想不被美军消灭,将中国军队请进来很有必要,一旦中国军队重新入驻38线,美国若想重启第二次韩战,那就得重新考量。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不要做所谓的"杀鸡儆猴"之事,中国是"鸡"形,哪有把自己给杀了的道理,况且"杀"字是在"木"上架两把刀,木字拆开为十八,十为时机,八为空位,同时得罪天时地利,不吉利。所以,中国对南海问题,还是采用旧策,即主权在我,共同开发,当然可适当增加对南海的军事巡逻等等。

  题外话,既然中国是鸡形,那么就不应该说对"鸡"不吉利的话,如"打击"敌人,打击即打鸡,打中国?  打胜,胜被打了,不就败了。取得胜利(德胜李),就是取李德胜,就是取毛泽东的命,所以,毛泽东理所当然会对知识分子毫不客气。

  中国可适当地增加与"鸡"有关的国家的合作,例如巴鸡斯坦、鸡尔鸡斯坦,塔鸡客斯坦等等。

  本人作文不偏袒中共,也不偏袒美国,更不偏袒北韩,想到什么写什么,奥八马,对不起,不客气。

胡星斗:深圳直辖,呼之欲出

  今年是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过去的30年,深圳发展成就巨大,已经成为中国的高科技中心之一,每年的科技专利申请量国内第一,涌现出像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等世界著名的企业;深圳如今人口900余万(另说1200万),远远超出了当年预想的100来万人口规模。

  深圳过去挺辉煌,但未来怎么发展?不能再依靠特殊政策,也不可能再在经济改革方面有大的作为,那么特区之"特"在哪些方面呢?

  我认为,深圳应当成为新时期社会改革、文化改革、政治改革的先锋和特区。为了支持深圳的改革探索,中央也应当敦促人大尽快通过深圳直辖的方案。

  深圳可以在户籍、社会保障、信访、劳教、行政、新闻、教育以及人大制度改革、党内民主、党政分工、独立司法与监督等方面先行先试,充当先遣队,为全国的改革摸索出经验,中央则将深圳设立为直辖市,授予深圳"上方宝剑" ,直接对中央和国务院负责,允许突破现有的某些制度框框,按照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的要求重塑一个更加欣欣向荣、民主法治的深圳。

  深圳直辖,已经呼之欲出:

  在我国的几个主要经济区域中,长三角、环渤海、西部皆有直辖市,唯独珠三角没有,考虑到广州是省会,如果广州直辖,那么省会要搬迁,成本太大。因此,将深圳直辖是不二的选择。

  深圳代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通过直辖提升其级别和地位,也能表明当局对于改革开放的高度肯定。

  深圳直辖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的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直辖后,国家应宣布深圳为政改特区。通过政改"划一个圈",失败了,其消极影响局限在一个城市;成功了,则可以将新的"深圳模式"逐渐向全国推广。

  深圳直辖还有利于加强深圳与香港的整合,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

  总之,深圳升格为直辖市,开辟为政改特区,应当是中国新时期改革的执牛耳之举。

  2010-8-26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巩胜利:香港惨案致命反思

  据称:8月23日上午10时许,当香港政府特首得知同胞15人被劫持为人质后,曾荫权第一时间拨通了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的电话,但阿基诺三世拒绝接听曾荫权打来的电话(菲总统没有任何过错,所以国家的元首都可能这样做,除非有特别原因)。有近12个小时时间(如第二世界大战的闪电进攻苏联还要有时间来加以准备)可以斡旋救助这些人质,若是当时曾荫权直接将电话打给了国家主席胡锦涛,胡锦涛再将电话打给阿基诺三世,立即成立一个"紧急对策中心",来按两国协调统一应对,怕最终的结果不会是今天这样。不管是国事、还是私事,任何一个国家的第一领导人都不可能、也不会不接另一个国家首脑打来的电话,但不接你香港特首、不接中国31是个省、市长打来的电话、不接成千上万的其它各个国家省、市长打来的电话,简直�
��是家常便饭;再加上菲律宾国本身也有90个省长、大区长,不接你香港特首的电话实在是太寻常的一件事。你香港特首的事在大、再重要、大于天,也没有人家的国家事大啊!这是一个国家对另外其它地区最起码的行政游戏规则顺序。但国家元首对国家元首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因为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可以做出一个完整的任何"决定",还别说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13亿人口大国的一项紧急事项、来接听一个国家第一领导人的电话。这是其一。

  菲律宾总统不接香港特首的电话,与"主权"没有任何干系,原因是千奇百怪多多方面的,若接了反而是"特例"、不正常。

  则二、菲律宾国家,是菲律宾国家的内部事务,是好、是坏,是乌龙、还是决绝,都是菲律宾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至于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少光8月25日表示:"香港可能展开独立调查"(见8月26日《南方都市报》A21版同题报道,记者石秋菊)这一说法,这是香港特区真能可以"独立"完成、能够做到的事吗?菲律宾若忍气吞声、默认了你"主权"进入便罢了,菲国可以任由你自己来调查,他可以在旁边看你的笑话。若菲律宾"不同意",那么你香港政府可能连菲律宾的国门也无法进入。再者"独立调查",在国际上通行是指"第三方"、无利益关联方来展开调查,你香港怎么又资格展开"独立调查"?你有这种国际环境下"独立调查"的资格和能力吗?

  若真要"独立调查",也当然通过一定的国际程序委托给当然的"第三方",这才是正常的国际通行"独立调查"程序和方式。

  香港惨案的教训是历史空前深刻的,经过12个小时斡旋、最后造成了香港当代历史上一桩前不见古人的惨案,除了菲律宾国、人家去自己找人家自己的教训和改进、补救之外,香港政要们要找自己能做到、易做到、完全可以做好控制到、触手可及的事,不要夸夸其谈、怨天尤人,这不是解决惨案、或未来这种问题的根本策略。要汲取阿基诺三世总统不接你曾荫权特首电话的教训,不接你,你又能怎么样?你还不是只有无奈的,也是永远没有解决办法。你曾荫权也肯定有很多、很多的电话不接,这都是人之常情、人人的惯例。但一定要记住:祖国崛起了、在慢慢强大,任何一个母亲都会最最关爱自己的儿女,手心手背都是肉。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而外,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BBS和上网链接。若有任何使用问题请通过Gvv21(at)hotmail.com与作者联系。)

2010年8月23日 星期一

水泊梁山:祖国,请带我一起“二”起来

  年初的时候,通过不少途径获悉,2009年中国GDP赶超日本,成为世界老"二",我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鼓与呼;但可恶的小日本后来修正了自己的数据,使中国屈当"小三"。

  昨晚读《凤凰周刊》,又得到令人振奋的消息,今年前五个月国家财政收入达到35470亿元,同比增长高达30.8%!加上政府罚款、彩票等收入,今年绝对可突破10万亿大关,将毫无悬念的紧随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大国。

  伟大的祖国总算"二"了起来,但是我为什么没"二"起来呢?

  我不懂经济,只大概知道财政收入主要靠税收,GDP在为保"八"拼搏,财政收入却可以高达30.8%的增长,国家的五一劳动奖章应该全授予税务工作者,是他们勤劳的汗水,灌溉了祖国强大的财政实力。如果用简单的算术公式,可以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在GDP增速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只有减少企业和百姓的收入才能获得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我又觉得我是不是太狭隘了?伟大祖国怎么会通过压榨子民来获取更多的国家财富呢,即使是也是为了改善民生吧,但当我逐渐读到下面的数字,我愤怒的无语了。

  中国征税的成本是10%,美国是1%,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征税机构,他们每年要消耗1万亿(2009年中国教育支出1981亿,后面我会不断用到这个数字,原因你懂的)。这个消耗数字只是阳光成本,如果你在中国做过企业高管或自己有过创业,你会明白隐形成本有多大,谷歌一下每年落马的处级以上税务干部有多少就行了,而实际上一般的企业主是没机会接触处级税务干部的,来个妇科级的就能吓死你。

  中国每年的维稳成本是五千亿(2009年中国教育支出1981亿),什么是维稳成本?就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诸如阻止上访、镇压某地暴乱都算上,湖北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副厅级)老婆被当成上访民众暴打一刻钟,我们就是用屁股也能想明白,都误伤到主管信访的领导老婆了,你我作为一介草民,还有机会漏网吗?所以这五千亿花的值。

  谷歌或百度一下"三公消费",你会知道近几年公款出国、吃喝、买车的消费都在一万亿左右(2009年中国教育支出1981亿),小时候喜欢看《西游记》,长大之后才知道那算是公派出国,唐王真抠门,让玄奘兄一路讨饭去西方,即使这样,玄奘兄还是把真经给取了回来,为我国佛教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每年花三千亿出国的官老爷们,你们除了带回路易威登和劳力士,还带回啥了?

  2009年中国教育支出1981亿,医疗支出1277亿,保障性住房支出550亿,三项关乎民生支出不足财政支出的9%,美国教育和医疗支出占财政支出的30以上,养老和社会福利占20%以上,即使这样,美国鬼子还不买账,非要政府说清楚这三项民生支出占比为啥这么低,我真想骂娘,你TMD怎么这么不懂事,那么多航母潜艇在中国那嘎达晃悠不烧油啊,如果100%全用在民生,万一中国打过来怎么办!

  管仲说"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荀子说"田野荒而仓癝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意思很简单,就是想亡国就把财富都集中在政府,政府控制的越多,腐败行为就越多,社会矛盾就越激烈,国家就……

  前段时间听说敬爱的温总理有一首诗作《仰望星空》,目前被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定为校歌,我也不太懂诗,否则当年我也能考入北航。看完这首诗,感觉星空真伟大,民生真渺小。总理大作的字里行间,小的真看不出有一丝对中国民生的忧虑和关心,看不出对国家改革的迫切之感,哪怕您学学孟学农,来一首《心在哪里安放》,我想也可以赚取不少的民心。温爷爷,您老不要老是仰望星空了,时间长了对颈椎不好,低下头散散心,看看膝下的子民吧。

  我亲爱的祖国,GDP您差点"二"了,我相信您早晚会"二"的,财政收入已经"二"了,能让小的也感受下"二"的滋味吗?

施卫江:顺者昌,逆者亡,强国之路须正道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迅猛,其GDP攀升之快,举世瞩目。时至现今,在世界排名表上已经跃升至显赫的第二位置。于是乎,中国的统治集团飘飘然,好不得意,威权主义大行其道,以为共产暴政的合法性正路就在其中;所辖国民的愤青之风也渐盛起来,以为中国了不得也,无限风光尽在于攀登顶峰的征途中。"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一时尘嚣日上。而今,面对美韩海军在黄海进行的联合演习,中国军方强硬派再次放出狠话:"放弃幻想,准备打仗!"、"中国愤怒了!",似乎如此一来,便可将对手显现出"纸老虎"的原型来,而自己恰恰证实是"战无不胜的"云云,以验证党国专制政体的合法性(如"三个代表"等等)。恶载如斯乎,愤青资源可谓增添多多矣,"爱国"热情确是升温甚多。

  我们的愤青国民不甚明白,国家的强盛与否不仅有赖于物质文明的昌盛,即古人说的形下之"器",今人说的硬实力,更是有赖于建立于各种有形的器具之上的形上之"道",软实力:政治法律经济等的制度,以及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人文意识形态的精神文明建设,须是合符人类发展的正当规律,用当代的话语讲,就是以普世价值观来衡量发展的正当性与否。因为后者才是有力支持国民经济建设的文化基础,并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后备力量所在,更重要的是,为弘扬社会正义、健全每个公民的人生和自由、提升国民幸福指数作出必不可少的保障。

  中国最近三十多年来之所以经济发展迅速,正是由于在经济制度领域推行改革开放所获得的积极成果,基本上将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国民经济的轨道,才使得国民个人的劳动致富努力和才华相当程度地释放出来,在这基础上,恰是需要中国政府和全体国民继续深化并拓宽改革开放之路的。可就是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革新却是裹足不前,守旧保守如常,屡屡失去发展的良机,以至于今日在国际政治舞台的较量上却常常处于下风。

  可是今天,中国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浅薄之徒却叫嚣起来:再过二十年超越美国,中国将成为全球老大!这些狂妄之徒想过没有:就凭借现今的社会体制,不思革新进取,却偏要嗜妄再攀升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二十年,可行吗?!

  放置全球视野,却是呈现另一种政治运作机制。由于中国大力推行的威权主义威胁至世界和平及正义,譬如,3月26日发生的韩国天安号事件,就是由中国所默许的朝鲜干出来的,故此,中国不予谴责、也不予制裁;又如,中国糟糕的人权纪录及其相关联的低劣价值观,却可通过有效载体:大量的非法偷渡客和庞大的留学生群体源源不断地输送进自由世界里,从而对西方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还可通过耗子般的高繁殖率培植肉身有机体载体,从而复制出所载负的劣等信息,最终对西方的终极:价值体系造成侵蚀。故而,中国实力的极速增长必定要、也应该要受到来自高级形态的国际政治和道义力量的强有力制约,这并非是要约束中国在硬实力上的经济发展,而是对其政治和伦理上的悖理进行规劝、约束,甚至制裁,这才是合乎正
义之道。

  在国际政治和道义(舆论)舞台上,始终存在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以其主导的宇宙普世价值观所显示出来的强大的综合力量,以对东方各国的政治状况进行整合、匡正。普世价值之所以为西方人、尤其美国人民所坚定地操守而时时显露干预的力量,乃是依据基督教思想中的拯救理念:人是罪性的、社会是有罪之人的组合体,因此需要大力拯救的,而这却颇难为东方民族如中国人以其肤浅的禀性所能领悟的。

  一个以自由为圭臬的社会必然蕴含着正义,为正义之必要元素,罗尔斯和诺齐克等理论大师已经详尽阐明这点。合乎正义的社会它的软实力通常能够充分施展才华,将其价值现实化,以使充分转化为现实的硬实力的力量。

  综观世界近代史,人们可以发现一个鲜明的规律:凡是与美国交恶的国家无一不是自取灭亡,或者是自我瓦解,起码在长期的遏制困境中逐渐陷落于衰败。因为美国以其国力之超级强盛就是要扮演起自由世界的领袖角色,理所当然地担负起拯救人类的义务,担当国际警察,将自由、人权和民主的理念普适化于全球。凡是与美国交战的史实,并非如中共所一贯宣传的:殖民与反殖民之间的斗争,而是自由与反自由在理念上的较量,以及文明与野蛮的斗争。

  中国近代史上的国际交往史实之一:义务拳的"扶清灭洋"运动——十九世纪末,中国北方农民的劣根性大爆发,拳匪纷纷起来滋生闹事:扯电线、拆铁轨、烧教堂、毁医院、杀教徒、辱公使、攻使馆,其暴虐震惊了整个西方文明世界,于是文明世界组织起"准联合国"部队前来华镇暴,这其中当然有山姆大叔美国佬的参与。灭洋与镇暴较量后,结局当然是文明(公理)获胜,反文明理所当然地蒙受到"耻辱"——其价值要点是:并非、或曰远非如中共教科书上所大肆渲染的"割地赔款"——物质形态的损失而导致精神上的损失,从物质到精神的形态转化毕竟是间接的缓慢的表层的;而更应是民族灵魂的低劣冥顽,从而造成直接的精神上的深层次的耻辱。

  进入二十世纪后,首先与美国交恶的是:德国。这个以捧黑格尔主义的"国家至上"理念来打造自身的国家,在西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它抢得了先机,从而将国力倍增至GDP第二的位置,于是乎飘飘然,自以为接下去的势头自己就是全球龙头老大无疑了,野心随之膨胀,欲挑战经典自由主义国家所掌控的地盘,终于挑起世界大战,并于1915年击沉邮轮"露西坦尼亚"号,毫不顾忌美国乘客的生命安全,这意味着不在乎激怒美国这个自由世界的领袖,由此导致了美国于二年之后的参战。美国一经参战即打破了协约国与同盟国双方持久的军事平衡和僵持战况,德军防线纷纷土崩瓦解,不久即告投降。德国战败后的报应是割地赔款、解除武装,蒙受耻辱。

  经受了一战败局后,德国右翼分子心尤不甘,此后纳粹党利用民情的"爱国"狂热操控了政局,施行法西斯专政,继而东山再起,妄想再图一搏,挑战自由世界,将一战的败局翻盘过来,结果得罪了自由世界的领袖,待到美国参战时候,整个战争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二战的最终战局使德国输得比前一次更惨烈,损失了九百万条性命,整个山河全成了一片焦土尘和瓦砾堆,还丧失了东普鲁士国土,东部国境线退缩到奥德河一带。

  日本——曾以全面学习西方开始的明治维新,使得日本"脱亚入欧",面貌焕然一新,国力陡增,远远地将东亚的邻居抛在后面。当西方化尝到甜头后,随之掉转枪口,对西方全面反目,用武器的批判来对付批判的武器,真是班门弄斧。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的自信力进入了狂态之中,一心妄想称霸远东当老大,于是挑战起美国来,企图使太平洋成为其内海,构造"大东亚共荣圈"。其结局在美国联合盟国的打击下,不外乎身败名裂,丢掉240万生命,国土一派废墟萧杀,海外殖民地也丧失殆尽。

  苏联(俄罗斯)——正如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和双头鹰所标志的,是个典型的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体,一面是,斯拉夫人的禀性,即为欧洲人种共有禀性:对于科学技术有着强烈的嗜好,以此作为精神形式的强大动力来营造物质文明建设;另一面则是,在历史长河里与东方的低级文明形态的民族交往甚多,尤其经受了近三百年的蒙古人的统治和奴役,难免深深污染上了东方人种的劣根性:大一统、君权神授、政教合一、专制独裁等等,在政治文化领域呈现出浓厚的东方特色。所以战后,造就了这个现代斯巴达型帝国的形态,一面是发达的军事科技和军用生产力,另一面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边是依靠强大的国防科技和军力来输出革命,频频支助东方落后的民族,以落后的文明来挑战以美国为首的文明、自由世界,另一
边则是糟糕的人权纪录时时为自由世界所诟病、谴责、制裁。

  就是这么一个跛足的国家:较为发达的生产力,却是由东方式的反自由的生产方式来操纵,当然是无法行走长路的。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中,最终耗尽光了所有的可以容许调控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模式的资源,苏联彻底败阵、散架。

  北朝鲜——这个典型的东方国家,完全依仗着中国和苏俄的庇护和支助,对内绝对的专制和独裁,对外长期来穷兵黩武、"先军政治",发展成为比苏联还要斯巴达型的国家。当今的金家王朝频频施展"悬崖战术",冒险挑衅美国韩国日本,而全然不顾自家或他国的平民百姓的安危及生机,即使炮灰白骨累累、子民饿殍遍野,也在所不惜,只能说是穷途末路的表现而已,看来其王朝寿命不会长久多远了。

  越南——顽固地拒绝西方高级文明的引进和介入,为此,越南不惜与法国、美国,乃至于中国进行战争较量,从中付出了惊人的代价,而代价所换取来的远非如中共和越共所吹嘘的那样的"胜利"。且看:"包括法越战争在内的30年战争造成了500万平民的死亡。到1975年越战结束时,战争给南越留下了一片满目苍夷的土地和88万孤儿,100万寡妇,20万残疾人,20万妓女及地雷区。但这还不是苦难的终结,越南又先后与柬埔寨和与中国陷入战争(中越战争)。长期的战争以及与西方世界的隔绝导致经济崩溃,通货膨胀;1970年代后期,超过150万越南难民乘小船逃离越南。"(摘自「维基百科」资料)——对于抗拒先进文明,而宁可让自己原有的落后文明再进一步倒退许多的战争,却偏要支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除了打肿脸皮充胖子,愚弄老百�
�,支撑既得利益集团的专政,还有什么"胜利"可言?这里尚未计算入中国为越南的历次战争所付出的十分昂贵的代价。

  利比亚——利比亚的厄运始自与美国交恶:制造洛克比空难、炸毁法航班机、以及在贝鲁特、西柏林等地的一系列恐怖爆炸事件。为此导致受联合国的制裁,本来利比亚经济是在非洲位列最前茅的国家,相当富足,但由于长期制裁,国内经济建设遭受沉重打击,油气开发严重受挫,出口市场大幅萎缩,经济实力不断下降,进口能力自然明显不足,航空业完全受封锁。

  最终卡扎菲还是乖乖地向美国投降了,交出恐怖分子,示意向西方友好,直至2003年9月13日,联合国正式解除对利的制裁后,利重返国际社会后,才开始恢复经济。

  伊朗——一个千年文明史的古国,理应是文明、理性、礼仪的国度,一个石油资源储存巨额的国家,本是富足天下的大亨,可是在东方腐朽宗教文化的引导下,全面走向没落、狂暴,并全面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对抗。

  越是对持、就越是封闭、越是落后、越是闭塞、越是贫困、越是盲信、越是暴戾、越是怨愤,???,总之在封闭体系内部不断地相互强化而作负反馈。

  早在1979年初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中东石油大国伊朗在巴列维国王领导下进行的"白色革命"已整整十五个年头了。在这十五年中,由于石油价格的飞涨和国王的锐意革新进取,古老落后的伊朗正迅速脱离"传统",在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取得了眩目于世的成就。经济繁荣昌盛,武备精良强大,巴列维宣称伊朗将建设成为世界第八强国,似乎就要再现二千五百年前古波斯帝国的灿烂辉煌。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贪污腐败成风,社会道德的颓败,以普世价值观看待,唯有建设民主和法制才能有效反贪倡廉,但巴列维国王却不这样认为,因此他始终无法制止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

  可惜在那个腐朽价值观相当浓厚的地域,与其说,向前看,还不如说走向传统:

  看看历史上的那些强人:米洛舍维奇、萨达姆、诺列埃加、卡斯特罗、塔利班的奥马尔,或许能风云一会、称雄一时,可是他们当大肆悖理了普世价值观,全面与美国佬对抗之时,其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宿命也就注定下了,有些早已身败名裂。

  现在该正是轮到中国来交恶美国的时候了。且看中国当今那些缺乏自知之明且又执迷不悟的狂妄之徒,却偏要用僵化的毛式语言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叫嚣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那么最终结局将如何呢?世人等待着见分晓吧。

  美国纽约

  2010-8-20

贺承业:有感而说这“孝”

  何谓'孝'?顺手查了《现代汉语词典》头一个解释就是指'①孝顺',于是再查下面:"孝顺:尽心奉养父母,顺从父母意志'。这我就惑然了:"尽心奉养父母'是出于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这一点我完全理解并双手赞成,更大声疾呼,我们应当提倡这种建立在人与人的相互尊重基础之上的人间应有的'感恩'与'爱'的精神,这种人间之情适用于血缘亲情上就是'更上一层楼'了;可后面一句'顺从父母意志',我就不理解了,父母自有养育与教育子女的义务与责任,但却并没有把自己意志强加于子女的权力,因为子女是人,是完全独立的人,子女应对父母感恩,但为什么'感恩'就必须'顺从父母意志'呢?这就是把子女视为父之私产,如养的牲畜或奴隶一般,完全是为其所用的工具,子女没有独立的人格与人权了。就是古人,
也讲要"父慈子孝",慈与孝是相对而言,这是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过了度就是骗人的'愚孝'了,元代郭居敬编《二十四孝》中竟有'恣蚊饱血'、'卧冰求鲤'、'为母埋儿'等荒诞不经的垂训(前两个尚可说是愚昧,而后一个竟是血淋淋地杀人了,无怪乎不仅有卖儿卖女,甚至还有为亲殉葬、易子而食呢!)。

  其实,早在汉代就把这种'孝'跟'忠'联系起来,并提炼出流传千古的

  '三纲五常'来,'忠孝'成了最高准则,出于自我约束道德,也日益用于约束他人甚至杀人之利器。'忠'于君,也就是'顺于君'了,这对君来说要的就是这个'顺'字,于是乎:"没有不是父母,只有不是的儿女'、'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等,就顺理成章地化为:"没有不是帝王,只有不是的臣民'、'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连各级官员也号称

  '父母官',从而'行贿'就成了好听的'孝敬'了,更有'官打民不羞'一说,即是打错了,也是'娘打错了孩子'(有不少'五七右人'数十年来至今还抱有这种认识呢),竟有如此深沉地奴隶性啊!现在的问题是愚孝的奴性十足,而应有的感恩与爱却严重缺失啊!比如我所居住的德阳地方数年来就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名,打造出个'孝德城'来,宣传'孝文化'(?,我对此是早有置疑的),竟把《二十四孝》全图一一刻绘于包括四川文化娱乐城在内的公众场所加以宣示,使人一看心中就泛出一种悲叹!另一方面在生活中我们不仅常见不奉养父母的,虐待双亲的,不少子女,他们关心父母的遗产远胜过关心父的晚年,更有的家庭里上演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遗产争夺战争,这时的'报恩',竟变成了'讨债'。所以我说感恩与爱严重
缺失啊!前些时候大姐向我谈及给父母立墓碑时,我说墓葬与墓碑本来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如实在有,上面只要简单地写上'感恩与怀念'几字即可矣!

  可悲的是这所谓的传统的'孝',其本意就是指'孝顺',就是以'二十四孝'为典范解读的,所以我不赞同这样的孝文化。我只赞成尊重人权、人格独立前提下的'父慈子爱'、'兄友弟恭'这人与人的爱与感恩。[父子母对子女的抚育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在国外,比如法国,法律要求了父母有养育子女的义务,但并无规定子女必须赡养父母,老人由国家来赡养),在我国法律规定了子女对老人的赡养也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但两者并不一定是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后者是要由道德和法律来约束的。

巩胜利:中国经济、市场新“变异”

  中国2010年上半年数据显示:7月份,来自中国的贸易顺差创18个月来新高,顺差达到创纪录的287亿美元,而来自美国美中贸易逆差6月份高达262亿美元(此数据为8月12日《华尔街日报》《美议员准备寻求人民币新政策》一文),7月份美国失业率维持在9.5%高位;中国出口贸易同比增长38.1%,6、7月份又是中国"出口创汇"的一个新高峰;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全球第一财富集团欧元区已经步出债务危机沼泽,美元兑欧元汇率则已经从最低点的1比1.21欧元上升至1.35欧元附近;欧元第一国、德国统计局最新数据公布,德国第二季度经济获得了的令人振奋的2.2%增长,这是德国自1991年以来、全国从未达到的增长速度;而中日两国第二季度GDP如按日本内阁府统计,日本为12883亿美元、中国为13369亿美元,形势已逆转。

  与中国相反的是:6月份,美国贸易逆差比前一个月增加18.8%,达到新高499亿美元,创2008年10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依然在后金融海啸中苦苦挣扎,似还无法渡过苦海走上正道,此时转向,是美元与欧元的最佳机遇?美国历史上的最低利率要想在2010年走出低谷、进而调整怕是指望了,若是让中美贸易的数据说话,那么中美贸易的矛盾在进一步扩大和升级,美中贸易的逆、顺差一直是两国"冲突"的根源所在,还需要深度的解析与释放新的压力,而中欧贸易则渐显稳妥更美好的前景,但也需要深化、使之形成合力而发扬光大。——八月,几乎到了虎年的最后阶段,撤出还是坚守刺激,需要当然的正确判断才是,更需要美元、欧元、中元的不懈努力与稳步前行。

  A、中元之两难

  中国7月新增信贷低于市场预期,虽然下半年初银行对信贷控制已相对宽松,但信贷增势趋缓,再次印证了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减速之中,现在减速对中国经济有更多的麻烦。有观点分认为,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持续下滑,表明上半年央行的系列紧缩政策效果显现,而面对经济后劲不足的局面,政策基调可能更倾向于保增长,加息及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等货币政策紧缩压力继续趋缓。中国央行7月11日公布数据显示,中国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5328亿元,低于上月6034亿元的增量;1-7月累计新增贷款5.16万亿,已实现全年7.5万亿的信贷目标近七成,也就是今年上半年投放货币比去年同期有所减少。

  现实数据是:7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7.6%,低于上月的18.5%,M2增速从去年12月以来已连续八个月下滑;此外7月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速亦下滑至22.9%.从上述数据分析,中国7月新增贷款不算多,货币投放M2和M1同比增速也非常明显地下降,说明微观经济体对资金的需求出现降温,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经济存在比较明显的放缓趋势。那么明摆着,经济减速将是2010年中国经济剩下时间段的可能。7月的经济数据还表明,现在监管层需要重新考量宏观政策的调控基调,否则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较大、全面增速回的落风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4%,延续3月以来增速回落态势。

  中国房地产不管是上、还是下(包括房价、或是规模),都处于中国经济大盘中两难。

  2010年下半期的海内外货币大势是:中元(人民币)依然没有摆脱钉死美元的方式,那么中国货币将继续跟着美元往前走。美国6月份,贸易逆差比前一个月增加18.8%,达到499亿美元,创2008年10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2010年美国贸易逆差,将又可能是一个创举之年,那么美国政府和国会将可能千方百计的寻找填平逆差的任何渠道和来源、方式。美国经济到年底前依然看不到实质性起色,美元将依然保持最低基准利率0.25%的底线运行,那么中元也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加息的周期,实施中国央行的货币策略将是:加息、减息都艰难。当前,主要国家货币基准利率为:中元(人民币)5.31%,澳大利亚元4.25%,印度4.25%,加拿大元1.50,欧元1.00%,瑞士克郎1.00%,英镑0.50%,美元0.25%,日元0.10%(此为2010年3月前后数据)。

  B、高速需变轨

  中国政府在10日宣布其贸易顺差攀升至一年半以来的最高位,有走回"出口创汇"的老路。中国出乎意料之外的出口增加以及进口削弱暗示着中国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将有新一轮、更多的贸易摩擦。中国的贸易顺差在7月份攀升至287亿美元,是自2009年1月份以来最高的水平,远比经济学家预测的190亿美元的顺差值要高很多。在6月份,中国公布的贸易顺差值为200亿。出口相比表现强劲的去年同期上涨了38.1%,而进口增长22.7%.

  中国的中央银行在6月19日宣布,其将允许人民币相对其他货币进行更自由的波动。美国和其他国家正期待着此举以提高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但是,人民币的升值至今依然非常缓慢,人民币自6月19日起,相对美元仅仅升值了0.8%.在每个月结束后,中国政府将在两周内公布贸易表现,这使得人们最快地了解了国际需求,尤其是那些中国占据了大量国际市场的消费商品。由于担心发达国家经济"二次探底",经济学家们上个月曾预测中国出口增长放缓,一些中国公司的决策者仍担心出口在未来的几个月放缓。但中国的贸易事实是,出口与进口依然不能很好的平衡。

  新情况是:除了美国贸易逆差创新高的499亿美元之外,成为全球各国的第一大麻烦。在美国6月份499亿美元贸易逆差中,中国占262亿美元。为此,美国议员正酝酿立法压人民币升值,将美中贸易季节性逆差冲突转换成一种常态以中国货币升值为调节的"游戏规则"。中国重回"出口创汇"老路,进口再成弱势成美国压人民币升值的重要依据。还有一个新情况是,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在转头去了日本,日元成中国最新兴投资国,据日本日本财务省当天公布的报告数字显示,中国已经连续六个月大幅增持日本国债,2010年6月中国共增持4564亿日元(约合53亿美元)的日本国债。5月份时,中国的增持数额已高达7352亿日元,这一数字当时已创下2005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并远远超过了今年1月至4月总增持的5410亿日元国债的记录。

  3、内外新矛盾

  中国7月份贸易顺差创一年半以来新高,立即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很简单,五月末的G20会议应中国的要求没有涉足人民币升值的讨论,但包括美国在内等发达国家、欧盟、世界银行、以及新兴国家巴西、印度等,都提出了人民币升值的议题,中国贸易再创新高,无疑都有力支撑了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于是有呼声建议,中长期人民币可能有较大变动,令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再度高涨起来。以美国为标志的全球贸易依然萎靡不振,而中国贸易顺差却持续在扩大,可能引发美国加紧向中国实施贸易限制,更重要的是,为其制造强逼人民币升值的机会,不然在2010年度中国贸易为什么会在全球各国屡创新高、屡创新举?

  尽管人民币升值已经翻开了它本身、新的一页,但中国并没有明确说明预期升值的幅度,世界各国都还不知道人民币会怎样升值。但人民币自2005年至2008年的3年内,兑美元累计升值22%,现在还要升值多少才更真实、有意义?由此可见,过去的人民币升值远远未达到预期变动和贸易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元汇价的连续走低表现也影响了人民币升值的步伐。长期而言,美元仍然面对贬值的压力,但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好事,这种贬值压力不只是对亚洲各国的货币,而是对绝大多数货币都有压力。然而,中国官方公布最新的贸易数据后,即增加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就是,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步伐将会加快,今年内可能达2%至3%或有更多,2010年底是看美国经济步否出金融海啸的关键时期。

  中国市场则缺少了"市场经济"应有的活力和自我调节修补的功能。一如绿豆或是大蒜、生姜更是其它任何商品都可能都可能是搅乱市场而推到市场的最后一块市场的"王牌"。太依靠政府干预,政府太过于指手画脚,是中国市场风起云涌、不同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又一大绝对特色;一个国家整体市场的短缺与紧俏,本属于"计划经济"的套路,是人治的必然结果。又如尖端的中国房地产业,成为各级政府敛财与民争利的最后一根稻草,哪一国国民可以如此、如此赤裸裸根本无奈?哪一国"合法"政府又能如此强势?试看: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用绿豆、大蒜及生姜商品,就能搅乱一国市场紧俏短缺、滞销整体市场经济的风云变幻?!又有哪一个国家的房地产能成为这些政府的摇钱树、产业的中流砥柱?!

  接下来可能的2010下半年结果是:中国通常是每年第四季度为对外贸易和工业生产增长的最佳时期,2010年怕也不会出现意外。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除非中国政府扩大从美国进口,但按照惯例的进口已经无法使中国对美最大的顺差加以减少;另外,从人民币升值上考虑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是美中贸易的个别问题了,因为更重要的是现在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贸易保持平衡又怎样来实施?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而外,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BBS和上网链接。若有任何疑问、版权使用问题请通过Gvv21 at hotmail.com与作者联系。)

诚君:“反三俗”请你找准方向

  "反三俗"轰轰烈烈的开展了起来,郭德刚倒了大霉,成了"反三俗"的第一个炮灰。郭德刚之前,并没有发现"三俗"和我有什么关系,最多敬而远之。但郭德刚倒下了,才发现"反三俗"会进入每一个人的生活空间。

  胡锦涛同志是在"文化体制改革会议"上公开提出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的,我不知道这个会的性质是什么,是中共的内部会议还是政府的行政会议?如果是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要"反三俗",我的理解针对的对象自然是各级的党委和广大的党员。对此"反三俗"我坚决拥护,因为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要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当然要"反三俗"了。但如果是在政府的行政会议上,我就不得不说"反三俗"你找准方向了吗?

  我学识浅陋,但有限的常识告诉我,现代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限制政府,保障民权。政府的触角不能无限制的伸入到民众的生活中来,换一句话就是民众有低俗的权力。你可以有良好的出发点,你可以劝导大家都要高尚一点高雅一点,但这并不能成为限制每个人的原因。

  何况政府的管制在法律范围内也应该是限制人们的行为,而无权管制人们的思想。是否愿意"反三俗",是否愿意追求高尚和高雅更多的是人们的思想和意识问题。把情趣、爱好、思想和意识的问题上升到道德问题,然后从道德的层面再上升到政府的管制。这是把公权力进行了无限的扩张,个人权利将在这波活动中无法得到保障。这和过去的历次运动在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最多只是程度上不同而已。

  郭德刚的相声,我看得不多,只是在网上的视频上看过一二段,说实话的确很俗,但并没有妨碍喜欢他的人喜欢郭德刚。今天CCTV(捧红了赵本山和小沈阳)和人民日报可以把郭德刚打倒,只要他们愿意明天还有谁能躲得了?"反三俗"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追求思想上的一致性,从这个角度出发"反三俗"的确找准了方向。

贺承业:思想能否被改造?

  习惯了,我们流行了多年的'思想改造'一说,也为此进行了多年来大大小小的实践,甚至有从'触及皮肉'到'触及灵魂'的'脱胎换骨'的全民大运动,付出了难以计数的人力财力,流了无数的血与汗,重复了多次历史的周期律,是该冷静地想一想'思想能否被改造'?

  近几年我读到了一些如《夹边沟记事》一类的记述劳改营的真实故事与回忆录等,给我的印象是,侮辱、苦役、饥饿、迫害、酷刑、死亡……,最多只是使人害怕或被迫屈服,甚至发疯与死亡,却不能被'思想改造',甚至是适得其反,本来不反你的,经如此无端折磨后,也就自然变成了你的反对者了(难怪政策的制定人要把'凡有被杀、关、管、斗的人及其家属'均列为准敌人,加以防备)。

  枪杆子下的稳定,也仅是出自于害怕而暂时的,表面稳定。

  法律上的处罚,公正的法律(良法),公正地执行,做到了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时,可以有效地防止犯罪;不公正的法律(恶法),不公正地执行,不仅不能有效地防止犯罪,而且更会适得其反。

  可法律上是没有思想犯罪的,真要改造思想就不是'触及皮肉'而是要'触及灵魂',教育不是靠'压服'(以力服人)、而只能是'说服'(以理服人),(当年的领导人虽也公开再三强调过这一点,只不过常常是它不占有理,做不到后者,就只好采用前者了,这就只做不说了)!当年我们也常说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吗?可是这理要是真理,这情要是真情,要'触及灵魂',这人的灵魂,就只服从于人类的文明原则:真、善、美。只有它才能说服人。于是就找寻或制作出一套理论、学说、主义……之类的东西来(这些东西改造者本人是否真信也不得而知,反正是用来改造他人的),加以包装、宣传,打扮成比真理还真的真理,用以'触及灵魂'来改造思想,有效果吗?有,当然有一定的效果了:

  (1),如果,你却实是真的'真、善、美',而被改造的思想却是与之相反的,这时的改造也会是有效果的(有不少真正的罪犯被感化与改造);

  (2),如果,你是假的'真、善、美',但你包装得很好,你善于作伪,有水平,会编造,按照'谎言重复一千次也就变成了真理'的原则,这时也许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世界上有许多洗脑成功的事例,如当年的戈陪尔,前苏的斯大林,我国的大疯狂等等),但却总是不会长久,一但谎言被揭穿,一但历史真像还原,你的效果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统治者总是先垄断着话语权,即使谎言可以取得短时的实效,也可以为现利而去为之,谁看到过穷凶极恶的强盗在行窃时,会想到长远与人心!);

  (3),更多的是(为什么这里用了'更多的'三字呢?因为拥有了'真、善、美'的一方,推行和宣传'真、善、美'时,根本不会用强制的'思想改造'一说,而多是宣传教育之法,若强制别人进其进行思想改造时,则多不拥有'真、善、美')你不拥有'真、善、美',假的也被揭穿,而恰巧是被改者拥有'真、善、美',这时你的改造不仅毫无效果(这时你会称他们为'顽固不化'的花岗岩),往往是你反被改造了(我们看了到许多革命故事中描写的,反动派的监狱里,许多狱卒反被被关押的革命者说服与感化),'触及'不了'灵魂'时,就只好不择手段地'触及皮肉'了,这就发生了斗争中的种种武斗以致杀戮与法律中恶法横行了。

  回到'思想改造'一说上来,它的目的无非是要统一思想,集聚力量,推行改造者的意志。说白了,就是要赢得民心。这民心的重要性是尽人皆知的,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若真是要赢得民心,根本的办法还是要归顺民心的源头:"真、善、美'。如果倒行逆施,是永远也不会赢得民心的。若自己有了有违'真、善、美'之处。则首要的是正视它,改正它,而不是推诿、隐瞒、辩解,更不是强迫他人服从去改造他人,例如对于大量的冤、假、错案,首先是做好彻底、认真的平反招雪,认错、陪理,承担责任,做好赔偿。自己改正错误(不是改造他人),才能赢得民心。

2010年8月18日 星期三

诚君:“反三俗”请你找准方向

  "反三俗"轰轰烈烈的开展了起来,郭德刚倒了大霉,成了"反三俗"的第一个炮灰。郭德刚之前,并没有发现"三俗"和我有什么关系,最多敬而远之。但郭德刚倒下了,才发现"反三俗"会进入每一个人的生活空间。

  胡锦涛同志是在"文化体制改革会议"上公开提出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的,我不知道这个会的性质是什么,是中共的内部会议还是政府的行政会议?如果是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要"反三俗",我的理解针对的对象自然是各级的党委和广大的党员。对此"反三俗"我坚决拥护,因为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要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当然要"反三俗"了。但如果是在政府的行政会议上,我就不得不说"反三俗"你找准方向了吗?

  我学识浅陋,但有限的常识告诉我,现代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限制政府,保障民权。政府的触角不能无限制的伸入到民众的生活中来,换一句话就是民众有低俗的权力。你可以有良好的出发点,你可以劝导大家都要高尚一点高雅一点,但这并不能成为限制每个人的原因。

  何况政府的管制在法律范围内也应该是限制人们的行为,而无权管制人们的思想。是否愿意"反三俗",是否愿意追求高尚和高雅更多的是人们的思想和意识问题。把情趣、爱好、思想和意识的问题上升到道德问题,然后从道德的层面再上升到政府的管制。这是把公权力进行了无限的扩张,个人权利将在这波活动中无法得到保障。这和过去的历次运动在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最多只是程度上不同而已。

  郭德刚的相声,我看得不多,只是在网上的视频上看过一二段,说实话的确很俗,但并没有妨碍喜欢他的人喜欢郭德刚。今天CCTV(捧红了赵本山和小沈阳)和人民日报可以把郭德刚打倒,只要他们愿意明天还有谁能躲得了?"反三俗"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追求思想上的一致性,从这个角度出发"反三俗"的确找准了方向。

巩胜利:基于美欧的中国经济“变局”

  中国2010年上半年数据显示:7月份,来自中国的贸易顺差创18个月来新高,顺差达到创纪录的287亿美元,而来自美国美中贸易逆差6月份高达262亿美元(此数据为8月12日《华尔街日报》《美议员准备寻求人民币新政策》一文),7月份美国失业率维持在9.5%高位;中国出口贸易同比增长38.1%,6、7月份又是中国"出口创汇"的一个新高峰;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全球第一财富集团欧元区已经步出债务危机沼泽,美元兑欧元汇率则已经从最低点的1比1.21欧元上升至1.35欧元附近;欧元第一国、德国统计局最新数据公布,德国第二季度经济获得了的令人振奋的2.2%增长,这是德国自1991年以来、全国从未达到的增长速度。

  与中国相反的是:6月份,美国贸易逆差比前一个月增加18.8%,达到新高499亿美元,创2008年10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依然在后金融海啸中苦苦挣扎,似还无法渡过苦海走上正道,此时转向,是美元与欧元的最佳机遇?美国历史上的最低利率要想在2010年走出低谷、进而调整怕是指望了,若是让中美贸易的数据说话,那么中美贸易的矛盾在进一步扩大和升级,美中贸易的逆、顺差一直是两国"冲突"的根源所在,还需要深度的解析与释放新的压力,而中欧贸易则渐显稳妥更美好的前景,但也需要深化、使之形成合力而发扬光大。——八月,几乎到了虎年的最后阶段,撤出还是坚守刺激,需要当然的正确判断才是,更需要美元、欧元、中元的不懈努力与稳步前行。

  A、中元之两难

  中国7月新增信贷低于市场预期,虽然下半年初银行对信贷控制已相对宽松,但信贷增势趋缓,再次印证了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减速之中,现在减速对中国经济有更多的麻烦。有观点分认为,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持续下滑,表明上半年央行的系列紧缩政策效果显现,而面对经济后劲不足的局面,政策基调可能更倾向于保增长,加息及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等货币政策紧缩压力继续趋缓。中国央行7月11日公布数据显示,中国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5328亿元,低于上月6034亿元的增量;1-7月累计新增贷款5.16万亿,已实现全年7.5万亿的信贷目标近七成,也就是今年上半年投放货币比去年同期有所减少。

  现实数据是:7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7.6%,低于上月的18.5%,M2增速从去年12月以来已连续八个月下滑;此外7月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速亦下滑至22.9%.从上述数据分析,中国7月新增贷款不算多,货币投放M2和M1同比增速也非常明显地下降,说明微观经济体对资金的需求出现降温,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经济存在比较明显的放缓趋势。那么明摆着,经济减速将是2010年中国经济剩下时间段的可能。7月的经济数据还表明,现在监管层需要重新考量宏观政策的调控基调,否则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较大、全面增速回的落风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4%,延续3月以来增速回落态势。

  中国房地产不管是上、还是下(包括房价、或是规模),都处于中国经济大盘中两难。

  2010年下半期的海内外货币大势是:中元(人民币)依然没有摆脱钉死美元的方式,那么中国货币将继续跟着美元往前走。美国6月份,贸易逆差比前一个月增加18.8%,达到499亿美元,创2008年10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2010年美国贸易逆差,将又可能是一个创举之年,那么美国政府和国会将可能千方百计的寻找填平逆差的任何渠道和来源、方式。美国经济到年底前依然看不到实质性起色,美元将依然保持最低基准利率0.25%的底线运行,那么中元也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加息的周期,实施中国央行的货币策略将是:加息、减息都艰难。当前,主要国家货币基准利率为:中元(人民币)5.31%,澳大利亚元4.25%,印度4.25%,加拿大元1.50,欧元1.00%,瑞士克郎1.00%,英镑0.50%,美元0.25%,日元0.10%(此为2010年3月前后数据)。

  B、高速需变轨

  中国政府在10日宣布其贸易顺差攀升至一年半以来的最高位,有走回"出口创汇"的老路。中国出乎意料之外的出口增加以及进口削弱暗示着中国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将有新一轮、更多的贸易摩擦。中国的贸易顺差在7月份攀升至287亿美元,是自2009年1月份以来最高的水平,远比经济学家预测的190亿美元的顺差值要高很多。在6月份,中国公布的贸易顺差值为200亿。出口相比表现强劲的去年同期上涨了38.1%,而进口增长22.7%.

  中国的中央银行在6月19日宣布,其将允许人民币相对其他货币进行更自由的波动。美国和其他国家正期待着此举以提高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但是,人民币的升值至今依然非常缓慢,人民币自6月19日起,相对美元仅仅升值了0.8%.在每个月结束后,中国政府将在两周内公布贸易表现,这使得人们最快地了解了国际需求,尤其是那些中国占据了大量国际市场的消费商品。由于担心发达国家经济"二次探底",经济学家们上个月曾预测中国出口增长放缓,一些中国公司的决策者仍担心出口在未来的几个月放缓。但中国的贸易事实是,出口与进口依然不能很好的平衡。

  新情况是:除了美国贸易逆差创新高的499亿美元之外,成为全球各国的第一大麻烦。在美国6月份499亿美元贸易逆差中,中国占262亿美元。为此,美国议员正酝酿立法压人民币升值,将美中贸易季节性逆差冲突转换成一种常态以中国货币升值为调节的"游戏规则"。中国重回"出口创汇"老路,进口再成弱势成美国压人民币升值的重要依据。还有一个新情况是,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在转头去了日本,日元成中国最新兴投资国,据日本日本财务省当天公布的报告数字显示,中国已经连续六个月大幅增持日本国债,2010年6月中国共增持4564亿日元(约合53亿美元)的日本国债。5月份时,中国的增持数额已高达7352亿日元,这一数字当时已创下2005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并远远超过了今年1月至4月总增持的5410亿日元国债的记录。

  3、内外新矛盾

  中国7月份贸易顺差创一年半以来新高,立即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很简单,五月末的G20会议应中国的要求没有涉足人民币升值的讨论,但包括美国在内等发达国家、欧盟、世界银行、以及新兴国家巴西、印度等,都提出了人民币升值的议题,中国贸易再创新高,无疑都有力支撑了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于是有呼声建议,中长期人民币可能有较大变动,令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再度高涨起来。以美国为标志的全球贸易依然萎靡不振,而中国贸易顺差却持续在扩大,可能引发美国加紧向中国实施贸易限制,更重要的是,为其制造强逼人民币升值的机会,不然在2010年度中国贸易为什么会在全球各国屡创新高、屡创新举?

  尽管人民币升值已经翻开了它本身、新的一页,但中国并没有明确说明预期升值的幅度,世界各国都还不知道人民币会怎样升值。但人民币自2005年至2008年的3年内,兑美元累计升值22%,现在还要升值多少才更真实、有意义?由此可见,过去的人民币升值远远未达到预期变动和贸易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元汇价的连续走低表现也影响了人民币升值的步伐。长期而言,美元仍然面对贬值的压力,但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好事,这种贬值压力不只是对亚洲各国的货币,而是对绝大多数货币都有压力。然而,中国官方公布最新的贸易数据后,即增加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就是,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步伐将会加快,今年内可能达2%至3%或有更多,2010年底是看美国经济步否出金融海啸的关键时期。

  中国市场则缺少了"市场经济"应有的活力和自我调节修补的功能。一如绿豆或是大蒜、生姜更是其它任何商品都可能都可能是搅乱市场而推到市场的最后一块市场的"王牌"。太依靠政府干预,政府太过于指手画脚,是中国市场风起云涌、不同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又一大绝对特色。一个国家整体市场的短缺与紧俏,本属于"计划经济"的套路,是人治的必然结果。试看:哪一个国家可以用绿豆、大蒜或其它商品,就能搅乱一国市场紧俏短缺、滞销整体市场经济的风云变幻?!又有哪一个国家的房地产能成为这些政府的摇钱树、产业的中流砥柱?!

  接下来可能的2010下半年结果是:中国通常是每年第四季度为对外贸易和工业生产增长的最佳时期,2010年怕也不会出现意外。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除非中国政府扩大从美国进口,但按照惯例的进口已经无法使中国对美最大的顺差加以减少;另外,从人民币升值上考虑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是美中贸易的个别问题了,因为更重要的是现在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贸易保持平衡又怎样来实施?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而外,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BBS和上网链接。若有任何疑问、版权使用问题请通过Gvv21@hotmail.com与作者联系。)

毕研韬:中国亟需政治传播学

  中国亟需政治传播学的指导,这是中国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的迫切需要。但国内外都有论者认为,独特的政治生态决定了政治传播(学)在中国的地位。有人甚至认为,在中国,政治传播(学)将难以获得其在西方社会的殊胜地位。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我们既不能夸大中国政治生态的特殊性,也不能无视政治传播(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强大生命力。当然,要展示政治传播(学)的强大生命力,政治传播学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必须大胆突破思想藩篱、努力开阔思维空间。

  一、何谓传播学

  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集中于社会信息如何引发预期的社会变化,从而实现传播者(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从发展史上看,传播学诞生于军事对抗中,完善于政治博弈中。换言之,战争与政治是催生、催熟传播学的两大核动力。这必然决定了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是一种攻防兼备的谋略艺术。因此说,能否有效地指导传播实践是检验传播学价值的唯一标准。

  遗憾的是,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大都囿于象牙塔内,为学术而学术,严重脱离传播实践,可竟有论者将其美化为"学术本位""超然治学"。此类书虫盲目相信"旁观者清",认为只有超然治学才能得出客观结论。殊不知,脱离了传播学实践,人们往往难以看到传播运作的实质与全景,因为传播实践绝非都是阳光作业,其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谋略和欺骗。在传播作业(尤其是国际传播和政治传播)中,有时马基雅维利主义是最高指针。为此,我曾在课堂上公开评价说,在某些人眼里,传播只重效果,不讲法理。

  我曾在《用信息颠覆世界》一书中提到"传播学固有的建设力和攻击力"。事实上,建设力和攻击力往往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况且,力量对比是个相对概念:自我建设和攻击对方都可以扩大、巩固我方的相对优势。"正人君子"们对此恐怕难以接受,因为他们认为,传播(者)最为重要的目标之一是建立、巩固"合法性"(legitimacy),而攻击却难免伤害其"合法性"。在下却必须指出,在国际传播和政治传播中,攻击有时是唯一有效的策略。

  二、何谓政治传播学

  英国学者布赖恩。麦克奈尔在《政治传播学引论》中把政治传播定义为"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这必然包含国内政治传播、国际政治传播和全球政治传播三个层次。事实上,这三个层次今天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密不可分。有时,对内传播的真实目的是影响外部舆论。同样,有时对外传播的真正目标是调控国内政治。

  政治传播还可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上,美国政治科学学会政治传播学分会认为,政治传播是指政治系统内信息的创建、塑造、传递、加工及其效果。传播者可以是政府、组织、团体或个人。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传播包含垂直传播、水平传播和对角传播,包括国内、国际和全球三个层次。在中观层次上,政治传播是指管治者和被管治者之间、选举者和被选举者之间的垂直交流,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垂直传播。在微观层次上,政治传播只指自管治者到被管治者的垂直传播。

  政治传播作业是浑然一体的,各个层次上的运作必须是"无缝的"。为保障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政治传播注重资源整合,强调横向和纵向的协调一致。为此,政治传播特别注重策略运用。根据拉斯维尔的线性模式,政治传播者要精心设计传播策略:谁?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在什么场合?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传播策略就体现在这些要素的组合上。

  传统上,政治传播学侧重于舆论导向和媒体效应研究,习惯于从政治学、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视角考察政治传播。事实上,政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远不止舆论导向和媒体效应。因此说,专注于这两个领域是无法揭示政治传播运作的实质与全貌的。而且,要想加深对政治传播学的认识,我们尚需从修辞学、管理学、符号学、营销学等视角切入。当然,从传播作业考量,我们只需具备上述学科的修养即可(并非必须成为相关领域的专家)。

  三、中国亟需政治传播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国内外的空前挑战。在国内,公民意识的觉醒、社会利益的分化、市民社会的发展都为社会管治增加了诸多变数。有评者指出,在政治传播领域,中国存在官方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两大对立空间。有独立学者认为,目前这两大话语体系之间正处于对峙状态。还有人更为乐观地认为,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事实上已处于下风。

  笔者认为,无论真实状况如何,中国都应该认真反省传统的传播理念与政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准确地说是列宁主义新闻观——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传播理论。但是今天,列宁主义新闻观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中国必须毫不迟疑地清算其流毒了。如果中国依然坚持简单粗暴的信息干预政策,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必将进一步削弱,来自民间的对抗就会持续增加。管治者必须明白,在特定时空区间内,信息流量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Vladimir Artemov曾警告说:"信息是一种有力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武器,它可用来颠覆政权。"政治学者Michael Hardt和Antonio Negri曾指出,"传播系统是与军事和金融力量并列的帝国的三股主要支撑力量之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预言:"今后的时代,控制世界的国家将不是军事而是信息能力走在前面的国家。"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今时代,信息能力已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美国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中指出,"当代意义最为重大的革命不是经济革命或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他说,"在新一代掌权者的政治生活中,劝服已然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与大众政府的常规器官。还没有人开始理解这场革命的结果,然而说如何制造同意的认识将改变所有的政治前提将毫不为过。"正是因为意识到了信息的巨大能量,西方国家才不遗余力地推动传播学研究,其研究水平一直领先中国数十年。

  令人沮丧地是,目前主导中国意识形态运行的依然是极左的新闻宣传理论,而非现代传播科学。更可惜的是,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明白二者之间的巨大鸿沟。中国的统治者们不仅完全混淆新闻与传播,还长期混淆新闻与宣传。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想当然地认为,信息控制就是阻止负面信息流通。他们对制造同意的艺术还知之甚少,对政治修辞、政治劝服几乎一无所知。执政者还没有意识到,在传播作业中,技术正确和政治正确同等重要。

  四、中国政治传播学的方向

  笔者深信,政治传播学必将在中国得到跳跃式发展。这是由中国的政治生态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梳理最近几年国内有关政治传播的研究文献,笔者对自己的预测更是深信不疑。政治传播(学)已被更多国人认识、接受。更可喜的是,中国的新生代政治精英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政治传播学的指导了。

  鉴于中国特殊的媒体政策,目前境内外不少学界、业界人士提出了反思和建议。《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李泓冰提出,政府官员和媒体要贯彻"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的新闻报道原则。香港大学传媒学者钱钢提出了被称为Control 2.0(传媒控制升级版)的媒体策略。海南大学毕研韬曾划分了"被动式""主动式"和"超主动式"三种媒体策略。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媒体策略不过是传播策略的一小部分。中国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必须跨出媒体策略和媒体效应门槛,必须超越舆论导向的学术藩篱。

  从实用主义考量,策略研究必将是未来中国政治传播学的一大方向。为此,中国学者必须将西方的传播理论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相结合。为切实推动中国政治传播(学)的发展,笔者建议有志者从政治营销学角度考察政治传播。政治营销学并非竞选政治环境的特产。唯有借助营销学,我们才能理解政治传播中的市场调查、市场定位、成本控制等作业要素,才能理解中央官员的"上山""下乡""朝圣",才能理解地方官员的"唱红""打黑""反贪"。

  传播学是一种方法论,既可服务于官方,也可效力于民间。政治传播学更是一门需要道术兼修、知行并重的新兴学科,需要具备多学科的理论素养、深谙政治运作的奥妙。令人欣喜的是,急剧变化中的中国政治生态为我国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和实践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笔者乐观地预见,未来几年,学界、业界和政界之间的"旋转门"必将大开,因为唯有如此,中国和平发展与和谐发展的愿景才有可能实现。

  (作者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三略研究院传播学研究所所长。本文主要观点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2日第6版,编辑刘倩)

胡星斗给国家主席写信建议实行宪政社会主义惹怒高官

胡星斗给国家主席写信建议实行宪政社会主义惹怒高官

                                        张高文
 
8月7日中国大陆著名学者胡星斗致信国家主席胡锦涛,谈“中国的死路与出路”,建议实行宪政社会主义以化解危机,赢回民心。建议信发出后不但没有收到回音,反而惹怒了某些高官,在胡星斗的搜狐博客被封之后,他的新浪博客又被封杀,所有网站上转载的建议信的内容都被删除,官方搜索引擎“中搜”屏蔽了“胡星斗”的名字,百度奉命删除了有关胡星斗的大部分网页信息。
胡星斗以主张温和的改革和改良而闻名,有人甚至称之为“胡改良”并多次写文章赞赏胡星斗改良方案的可行性。胡星斗曾经提出包容左派和右派的中派即中间道路,同时他又与仲大军倡导民派,强调民间性、公民的立场以及扶助弱势群体。这次,胡星斗教授提出中国应当实行宪政社会主义,认为宪政社会主义是宪政与公平的结合,是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它既顺应了世界宪政潮流,又符合中国现实,有利于执政党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但可惜的是某些高官不但不接受,反而对胡星斗进行排斥和封杀。
要求匿名的某著名评论家指出:从对待胡星斗建议信的态度可以看出目前中国某些领导人的“雅量”和胸怀,也意味着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应当不断创新的观点正在被抛弃,统治者已经堕落为牢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进行政治上的改革和改良。
作者电话采访了胡星斗,他表示虽然作为一个体制内学者建言也不易,他感受到目前的言论环境是十年来最恶劣的,但他还会一如既往地充当批评家和建设者的角色。
 
 
 
附:
 
致胡锦涛主席的建议信:中国的死路与出路
胡星斗
 
 
一、中国的死路:传统治国方式是死路一条,中国至今没有走上治国正道。
古代贤哲老子说:“以正治国”——治国要走正道,这是古人都懂的道理,可是在当代中国,治国却一直没有走上正道,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使用歪门邪道的手段治理地方。
1、未将公平与正义作为执政的基石,而错将维持暂时稳定、维护现有秩序与利益作为头等大事,由此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在当代中国恰恰相反,公平与正义被一些官员视如敝屣,稳定与既得权力、既得利益成为“首要价值”,为此,一些地方政府不择手段,以谎言、暴力、陷害、劳教,动用黑恶势力,关进黑监狱、精神病院,抓捕记者、举报人,打击不同意见者等手段“保一方平安”, 使得维稳与维权形成尖锐的对立,维稳的财政开支惊人。据《社会科学报》(2010.5.27)报道,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5140亿元,已经接近军费开支;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高达47.5%。与此相对应的,必然是民权的困境、官德的堕落、公德的沉沦、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庞大的维稳经费和行政成本严重地挤压了民生。
公平与正义已亡,这是中国最令人痛心和担忧的,也是政府治理最为失败的地方。
2、目前中国的“三进三退”是历史的反动。所谓“三进三退” 是指:国进民退、官进民退(官权进、民权退)、人治进、法治退。
尽管官方否认存在着国进民退,但4万亿救市资金和2009年近10万亿信贷绝大多数给了国企,十大行业振兴计划其实是在帮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钢铁、石化、有色金属、信息、汽车、船舶、航空、装备制造、煤炭、烟草、盐业等行业完全或绝大部分是国有的天下,国有资产从1999年的9万亿元增加为2009年的43万亿元……种种事实都说明国进民退不是统计部门虚构一下国企、民企产值数据所能证伪的。
国进民退将严重地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有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与其他国家清一色的私人企业(私有股份制企业)榜上有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将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歧途的象征。国进民退也将严重地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形成官僚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这样的畸形市场经济催生了特权利益集团,导致了经济低效率、腐败和分配不公,必然遭到民众的怨恨。
与国进民退相伴相生的是官进民退——官权进、民权退;官治(所谓的人治)进、法治退。凡是国有强大的地方,必然是破坏法治甚至无法无天的地方;目前中国的法治倒退令胡温政府的形象在国内外严重受损。
3、“三个一体化”是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嘲弄。目前,中国的体制是“三个一体化”:行政、立法、监督、司法一体化;官商一体化;党政一体化。譬如不久前开车撞死人的私企老板同时是县委委员、县人大常委,难怪他有恃无恐;紫金矿业的股东许多是县委县政府及各局的官员……这样的体制不腐败、不专横、不胡作非为、不激起民怨,可能吗?即使将全国所有的官员都叫到北京培训100遍,也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最高决策者只知以传统方式治国,不敢进行哪怕是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结构改革,那么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将会越来越溃败,道德会越来越沉沦,社会将越来越不稳定。
二、中国的出路:宪政与公平是未来中国的两面旗帜,关键是进行权力结构改革。
在未来的中国,“宪政”与“公平”是两大旗帜。谁高举了这两大旗帜,谁就能赢得中国,就能引领中国的现代化,就能有政治家个人的成功和国家的真正复兴;谁丢弃了这两大旗帜,谁就是在把中国引向沉沦和灾难,即使经济上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政治家个人取得了短暂的荣耀,但他最终也会被历史所唾弃。
“宪政”与“公平”的结合是宪政社会主义。
宪政就是“限政”,即限制政府,建立“有限政府”,实现公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保护公民的权利;宪政也即宪法政治,保障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社会主义或称新社会主义是指公平正义、平等共富、体现人文关怀、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和制度。所谓宪政社会主义就是宪法至上、保障公民权利、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弘扬人文关怀、保护弱势群体,秉持民主、法治、人道、公平价值观的基本社会制度。
只有宪政,才能抑制特权、垄断和腐败,才能打破人治、官家主义和王朝循环,才能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只有宪政,才有公平正义,才有社会主义。没有宪政而鼓吹打土豪分田地、镇压或批斗地富资本家老干部的毛式平等和传统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封建社会主义或曰专制社会主义。
同样,只有新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稳定中国;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08宪章尽管萃取了西方宪政民主的精华,但由于没有与中国文化结合,也没有与中国现实结合,所以它也不是一套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主张。
宪政社会主义既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师,同时也反对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它是不断创新的社会主义。
宪政社会主义主张:
实行“四民主义”——“民有”(人民拥有主权、选举权、监督权、出版权等)、“民授”(高层由人民授权、人民普选产生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选举产生领导人)、“民治”(基层人民自治)、“民享”(人民分享发展成果),超越和包容三民主义,促进两岸统一;未来中国应当将“四民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
维护宪法的绝对尊严,在全国人大成立违宪审查委员会,设立宪法法院,废除违宪的法律、制度、文件、指示;同时,维护执政党、中央政府在宪政之内、宪法之下的权威性、有效性;
实现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从财政上组织上人事上保证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反贪局、监察、纪检、信访、审计、工会、媒体的独立性,破除行政、立法、监督、司法一体化的反科学体制;
实行全民民主、代议民主与可控民主、协商民主(鼓励政治协商,公推公选)的结合,提倡室内民主(通过电视、礼堂、教室等发表竞选演说)、法治民主(而不是“文革”式的无法无天的民主),反对街头政治;
以废除劳教制度作为实行宪政、建设法治国家的突破口。同时加快改革违宪的二元户籍制度,给出废止的时间表;废除信访体制,设立隶属于人大、有利于监督的申诉制度,促进信访案件的司法化解决;
以人大代表选举作为权力结构改革的突破口,人大代表一旦当选、履职,应暂停原来的职业,但保留公职,发放人大代表薪酬,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非官化。这样做,能够保证人大代表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了解民情、传达民意、做好调研、监督等工作;
以阳光财政作为阳光行政、阳光政治的突破口,凡是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和单位必须在网络上晒财政预算和开支;同时,落实人大的财政监督职能和纳税人的权利,鼓励公民就浪费财政资金、“三公”消费进行公益诉讼;
以阳光财产作为廉政、反腐败的突破口,出台《阳光财产法》、《反腐败法》,规定凡是公职人员其财产必须每年申报、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以媒体独立、新闻自由作为保障民权的突破口。凡是新闻自由的国家,冤案都会通过新闻报道而得以良好的解决,所以都没有上访的问题。只有让人民群众获得话语权、问责权、罢免权(落实公民的问责权、罢免权比选举权更有意义、更容易操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访、杀童、袭警等问题。禁止地方政府利用纳税人的税款办报办广播办电视台为自己歌功颂德;
以落实金融权作为保障弱势群体权益、改善民生的突破口,为此,必须废止国务院1998年7月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打破金融垄断,大力发展民营银行、乡村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允许定向吸储、土地和宅基地抵押,解决老百姓创业、新农村建设的融资困境;
以废除特权作为重塑政府、赢回民心的突破口。废除官员的特权型养老、医疗和福利待遇。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公务员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特供等公款福利特权;制定社会保障法,确立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原则和社会保障体制,让官员、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城市职工、无固定工作者、农民、农民工拥有同一张社会安全网;
以破除国企垄断、官商结合、实现全民持股、社会分红作为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突破口。目前国企利润仅10%、央企利润仅4%上缴,而且上缴利润的绝大部分又返还到国有企业之中了,在2009年国企的上万亿利润中仅10亿元进入了财政。以后,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同时,从融资、减税等方面扶持民营企业,打破行业准入的“玻璃门”。
以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或完整的土地产权作为新农村建设和农民致富的突破口。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财富,只有土地资本化,农民才能富裕;农村集体土地应当享有开发建设权,不需要被征收成为“国有土地”, 地方政府从中挣足了,才能开发建设;小产权房应当逐渐合法化。可以借鉴台湾“土地增值归公”的经验,农民的土地可以转为非农用途;
以公益诉讼立法、保护举报人立法作为公民问责、公民监督的突破口,任何公民只要有证据,就可代表全体受害人起诉挥霍公款、破坏环境、股市舞弊等行为。
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作为缓解资本与劳动矛盾、化解仇富心态的突破口,以社会进步运动或社会正义运动、平等权利运动作为缓解官民矛盾、城乡矛盾,突破户籍改革困境,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农民工问题的突破口。改革工会体制,由工人选举产生或罢免工会领导人,促使工会能够代表工人群体;出台罢工法,制止非法罢工,保护合法罢工,保障劳动者和资方双方的权益;禁止地方政府非理性地弹压一切罢工,避免劳资矛盾转变成官民矛盾;取缔对农民的种种歧视,在金融、财政、土地、就业、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消除贫困、救济穷人、解决食品安全、环境卫生、贫困人口教育等问题、纾解民生困境;改变慈善行为的官方垄断,由社会举办慈善公益事业;开展“扒粪运动”,揭露社会黑暗与弊端、抑制权贵经济;充分发挥媒体“第四权”的监督作用,鼓励批评性和揭露时弊的报道,以媒体自由和新闻民主遏止既得利益集团;制订《劳工权利法》、《平等权利法》,缔造中国的劳工权利、平等权利新时代;
中国的真正崛起取决于教育的崛起。中国应当实行教育立国、教育第一、科教优先的战略。教育第一战略的突破口是将教育指标(教育投入、城乡教育差距、义务教育完成率、研发支出、农民工培训等)列为各级官员政绩考核的第一指标。大幅度压缩行政成本,增加教育投入,力争在五年之内将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目前的百分之三点多提高到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六,大幅度提高教师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教师的工资待遇;遏止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据报道,80后的大学生数,城市是农村5.5倍。以后如果城乡教育差距继续扩大,总理应当辞职。
公平与正义是立国之基。通过宪政社会主义的实践,公平与正义必将得以伸张,“三进三退”、“三个一体化”必将受到遏制,只有这时,我们才可以说中国找到了治国良方、走上了治国正道,也只有这时,中国的民富国强、长治久安才能得以实现,中国人的尊严才能得到保障。
 
 
2010-8-7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冉云飞:人民群众有三俗的权利

  官方高调反三俗,这真是贼喊捉贼的做法。为什么如此说呢?大家都知道,即令在不开放年代,一定级别的人都能读《金瓶梅》全本,高级官员也可以看国外电影,完全是特权的一部分。如今的官员庸俗、低俗、媚俗起来,都是人民群众的老师,却在那里不准"学生"三俗,其因为何?因为三俗本应是官员的特权,你这帮屁民居然胆敢模仿我们腐朽的生活方式,是可忍,孰不可忍?

  政府严重地不讲诚信,却夸夸其谈地说民众要如何讲诚信,社会要如何诚信;官员撒谎不脸红,却要民众不撒谎;官员说狠话打压民众权利,却要民众体谅他们的难处,却要强力维稳;政府的三俗无处不在,却不允许民众三俗。很多坏的事情,都是政府大张旗鼓地、傲慢而毫不遮掩地做,却不允许民众跟进,这就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思维。在这样的思维之下,民众模仿官府的一些做法,就是非法的,甚至是犯罪的。强权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讲,就是强盗逻辑。

  没有任何能确定出"三俗"的准确定义,在这种情况下官方的"反三俗"只不过剥夺民众自行做事的空间,剥夺民众仅有的一些生存空间而已。真正的道德的建立,必须要真正良好的法律,公正而独立的司法作背景和前提。法律成为一纸空文,司法窳败,只强调道德的要求,道德就会变成虚伪的表演,做秀就会大行其道。道德只是一种自律,而不是对他人的要求,因此不准民众三俗,不仅违法,也不符道德本身的要求。道德进步,除了以公正的法律为依托外,只能依靠民众自治自律,而不能依靠政府来强力反三俗。纳税人养的政府,没有任何权利干涉民众道德领域内的事情。即令民众因此犯法,那也只法律的事情,不关政府任何鸟事。

  也就是说,一个政府反对民众三俗,是极权社会的典型特征。通过自己控制的传媒,高调乃至通过运动形式来反三俗,这是对民众生活权利和生活方式的严重干涉。民众没有信仰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不能堂堂正正地依靠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生活在不安全和恐惧之中,只好选择犬儒,甚至悲哀地享受一点"三俗",连这样一点动物性的"三俗"你政府也要来强管,真是对民众权利赶尽杀绝的做法。我曾认郭德纲、赵本山、小沈阳、周立波等的段子和小品中,的确有低俗和政治不正确——无论是从官方角度还是从私人角度,官方觉得他们瓦解极权,民间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弱势群体的不尊。对极权的瓦解我赞赏,对后者我则要批评他们——的成份,但无论怎样来讲,这都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民众也有用脚投票,自由消费还是不
消费他们的权利,政府根本无权干涉。

  从唱红、反三俗到国企恢复做广播体操,让我们看到官方在做重回文革的恶事。真正的政府只是纳税人养的为民众权利服务的托管者,而不是民众权利的剥夺者,但我们不受监督的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郭德纲的徒弟打人以及他对一些人骂粗口,固然不对,但传媒为维护自身利益完全跟着官方来损害公民权利,最终媒体记者自己的权利也会受损。像周广甫这样的媒体记者不要自以为得计,倒霉在目前这样的糟糕的制度下,是迟早的事,不要以为自己可以逃脱。所以,我认为不可以跟官方合作压制民众权利,像姜昆这样的人批评郭德纲,说其最终自害也不过。如果你认为反三俗与你的权利无关,那么我要说一根随时可能勒紧你的绳索就套在你脖颈上,只不过那双勒索你的手暂时还忙不过来而已。到那时再来呼喊求救,恐怕连"救命"二字
都喊不出来了。

  2010年8月13日10:02分于成都

戴鸿超:弱国有外交

  在动荡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颠覆了弱国无外交的一般看法。根据胡佛研究所收藏的蒋介石日记,蒋介石代表贫弱的中国与当时的世界强权讨价还价,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

  根据解禁的1917-1945年的日记记载,军事领袖蒋介石显示出了一些外交官的天分,这在东西方关于他的研究中都是很少见的。在与各地军阀经过十年的角力后,蒋介石在1928年成为了中国的领导人;1931年日军刚刚占领满洲时,他在日记中自责没给对外关系以足够的重视。"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国内导致我严重忽视了外交工作,"他如此写道(1931年9月20日蒋介石日记)。

  "日本与我们有隙,但同时他们从内心惧怕着我们…赤色苏联才是我们唯一的敌人…英美希望利用我们牵制日俄,但他们对我国没有领土方面的企图,一般可以把他们视作友邦…对于友邦,我们要报以善意;对于旧怨,我们要妥协;而对于敌国…我们要奋起反抗。"(蒋介石日记1933年6月20日)

  之后直到二战结束的12年中,蒋介石谨遵着这些原则,只为能够夺回强大的外国掠走的土地,也只为能废除赋予外国在中国港口特权和租界的"不平等条约"。而此时,蒋介石治下的中国是一个贫穷分裂的国家,中央与各地军阀貌合神离,共产党人则干脆坚决挑战着他的统治。

  多方博弈

  蒋介石参与的多方谈判面对的主要是以下四国:

  日本。深知军力不及日本的蒋介石,试图利用日本对苏联的恐惧阻止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领土。1904-1905年第一次满洲危机时,俄国人在战争中输给了日本人。而现在,日本直接占领了满洲,威胁着西伯利亚的安全。蒋介石在1933年4月的日记中写到,他相信苏联迟早会对日宣战一雪前耻。他通过特使和外交官向日本传达了共同反苏反共的意愿;他隐晦的向日本表达了在战争中共对强敌的意愿。作为回报,他表明日本可以拥有满洲领土的所有权,但同时要从其他中国被占领土上撤出。

  日本在领土问题上并不打算让步,但答应蒋介石签署一份建立反共共同战线的协议。这份协议要蒋介石承认满洲傀儡政权和日本在北中国的特殊利益。

  蒋介石拒绝考虑这份协议并坚决的拒绝了日本人其他的要求。因为他认为"这不仅会导致北中国落入日本之手,甚至会使中国全境沦为第二个满洲国"(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31日)。他希望通过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示好"打消日本政府对中国的野心","但这可能使得日本进一步侵犯中国北部…不过日本不可能占领整个国家。两弊相衡取其轻,我决意如此。"

  苏联。蒋介石明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主要关切的问题是如何防止两线作战:东西两面同时对付日本和德国。蒋介石之前就写到过,日俄战争的再次爆发是不可避免的。1941年6月德国突袭苏联,而六个月之前蒋介石在日记中就提出过苏德之间的战争几乎是无法回避的。因此他坚信30年代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对这个共产主义强国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1937年8月,蒋介石与苏联签订了条约,作为交换条件,莫斯科要为中日间刚开始的全面战争提供军事援助。苏联同意了,9月"其战机抵达甘肃"(蒋介石日记,1937年9月25日),随后其他武器和金融援助也到来了。

  但苏联也曾积极构建自己的多方谈判机制。1939年8月,苏联同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4月又与日本达成中立条约。1945年2月,苏联在雅尔塔与美英两国达成协议,美英向蒋介石施压要求蒋重新恢复苏联在满洲1904-05年之前的权利,以换取苏联进攻日本的承诺。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对苏方做出了让步,允许莫斯科恢复了对满洲两个主要港口和铁路系统的控制。

  英国和美国。从1937年到1940年,蒋介石多次预测日本与美英在亚太地区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日本会犯险与英美开战,希望侥幸取胜"(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13日和17日、1940年12月18日)。1942年,日本军队占领缅甸,此时英控印度和中国南部的安全同时受到了威胁。蒋介石迅速与美英达成共识,协同对抗前英国殖民地上的日本人。他组织了一支远征军在缅甸北部准备展开攻势,还希望英美海军同时在南部攻击。蒋介石的行动牵制了日本,使其不能进一步进攻印度和南中国,也使中日战争不再是中国孤军奋战,有效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蒋介石与英美的谈判在1943年前并未取得实质成果。之后,联军的缅甸战役打响了;战役初期并不顺利,但最终取得了胜利。1943年1月,蒋介石完成了10年以来所追寻的目标,美国和英国废除了外国强权横行中国的"不平等条约"。11月,他同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一同参加了开罗会议,中国拿回了日本的土地:满洲、台湾和澎湖。会议还肯定了中国是世界四大强国之一的地位。蒋介石对会议成果非常满意:

  这是我首次踏上国际舞台。我们在政治上获得的成果是首要的,其次军事成果,经济成果则为再次。…我们取得的结果超过我的预期。(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8日)

  蒋介石在开罗获得的东西是中国和美国之前在华盛顿就已经商定好的。换句话说,罗斯福的意思使得蒋介石可以在开罗获得了这般多的利益。

  尽管如此,中美关系从来不缺少摩擦。蒋介石和约瑟夫。史迪威的不睦也不缺少记载。但蒋介石日记为我们如何看待分歧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蒋介石曾收到过罗斯福总统的来信要他将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他为此苦恼不已。1944年夏天,蒋介石写到,罗斯福每一封信的到来都使他"忧虑不已",他认真的考虑了离职——他相信罗斯福预料不到到这种情况。他深思熟虑得出自己辞职后可能出现的十种结果,包括他嫡系中央军的废弛和日本席卷全中国。

  蒋介石仔细考虑之后决定拒绝罗斯福的要求,因为他判断"美国需要依靠中国打败日本,之后还需要中国牵制苏联。美国不能失去中国"(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31日)。10月,他告诉了罗斯福他的决定,并等待承担后果。但罗斯福的态度很快温和了下来,并于1944年秋天召回了史迪威。

  对蒋介石外交手段的评价

  1945年,二战最后的时刻,蒋介石已经完成了20年前给自己制定的大部分目标。他收复了日本占领的领土,成功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他还看到中国成为了世界四大国之一。同时像他害怕的那样,苏联重获在满洲的帝国主义特权——他所有的外交努力和中国八年抗战都没能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

  历史学家也许会指出蒋介石所有外交上的成功都有其他原因: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犯的错误、美国在海洋上取得的胜利、原子弹的作用以及大英帝国的衰落。但蒋介石在外交上是有技巧的。他领导的中国是一个惊弓之鸟般的贫弱国家,但他依靠两种方式摆脱了劣势地位。首先,他竭力将中日双方的冲突上升到多国的范围,这才使他可能打赢一场必败之战。其次,他洞悉了对手国家的需求与弱点——日本与苏联之间互相畏惧、英属印度难以抵抗日本入侵以及美国需要中国成为对抗日本和苏联的势力,他再将这些变为己方的优势。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家孙子的格言同样适用于外交领域。从这点看,蒋介石日记不仅揭开了我们感兴趣的一些历史事实,还对研究外交艺术做出了贡献。

  作者戴鸿超是底特律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

2010年8月12日 星期四

萧瀚:郭德纲事件的是非与教训

  近十日来,除了南方报系外,大江南北的媒体(尤其是部分京城媒体)机器几乎全面启动,对付一个艺人的错误言行,郭德纲事件迄今的结果似乎遂了某些人的愿。但此次事件反映出不少问题,涉及各方面,颇值细究。

  事件缘起:7月底,BTV《每日文娱播报》曝出郭德纲涉嫌私占小区公用绿地,8月1日,BTV两名记者(此次事件中的另一位主角周广甫记者及其女同事)去地处大兴县的郭德纲家别墅采访。

  一。BTV记者周广甫等是否涉嫌私闯民宅

  住宅是人最后的心理安全堡垒,不尊重住宅是蔑视人权最严重的思维方式之一。因此,是否私闯民宅是此事件中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今天允许记者随便骚扰郭德纲这样不掌握公权力的名人,明天就别怪包括记者、警察在内的任何人不把自己当外人。有人担心讨论这问题会危及新闻界针对涉公共事务官员的信息采集,但是,第一,掌握和不掌握公权力在享有隐私权方面差别很大,不可划一;第二,即使是对公共官员,也没有任何一国法律剥夺他们所有隐私权,他们也享有基本人权,其公民权只有在涉及公共利益的内容受限。不少人讨论公共事件时,不管涉事者是涉公共利益的官员还是个人,常常把应该区别对待的两种人的公民权混为一谈,导致动辄拿未经论证的"公共利益"(甚至可能根本不是公共利益)强奸公民权——他们很容易忘了
也许下一个被强奸的就是他们自己。

  当媒体对郭德纲铺天盖地一片谴责之声时,网上论坛(尤其是微博客)上却争论激烈,并不是那么一边倒地反对郭德纲,究其原因,就与周广甫及其女同事是否私闯郭宅有关。

  从网上流传的那个完整版偷录资料看(资料来自德云社的网站,目前已被黑),详细情况是:

  女记者走上楼梯,敲门。保安:这儿小区不让,不让这样。周广甫:谁说的,你说的呀?保安:不是我说的,是我们物业说的。周广甫:啥时候说的?前天我们还来过这儿。女记者:不拍照。

  可见,周广甫及其女同事从一开始就规避了小区不允许陌生人进入的要求,并且不顾保安的阻止而去敲门。李鹤彪出来,双方交谈几句后,周广甫质疑物业给郭家写的证明是啥意思,李鹤彪因此发怒,遂动手打周广甫。可见,最初的私闯民宅是成立的,但后面发生的事情改变了这一性质(参见下面第三点)。

  二。BTV记者周广甫偷录的性质

  周广甫及其女同事涉嫌私闯民宅几无疑问,挑衅式、钓鱼式"采访"找打,如此敌意的采访姿态,只能有一个解释,仗着偷录罢了。通常情形下,未经当事人许可的音像录制是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但并非在所有情形下都是违法的,往往与所关涉的事情性质相关。倘若事关公共利益,公开录制有困难时,偷录当事人与公共利益相关内容属于合理范围。但此事件中,郭德纲是否圈占小区公用绿地,属于私产纠纷范畴,不涉及公共利益,郭德纲本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人身安全威胁性,偷录没有理由。除非周广甫估计自己一定会挨揍,不然偷开摄像机干什么?用如此挑衅的语言对待被采访人干什么?

  另外,有人认为狗仔队偷录是正当的,因为全世界都这么做。全世界都这么做并不是论证一个道理的逻辑理由。狗仔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侵犯的不是公共利益,而是明星们的私人利益,因此,明星们有权决定是否放弃其部分利益。明星们通常是既厌恶狗仔队又离不开狗仔队,没有他们,明星们的信息没人发布,难有名利市场,容忍他们,明星们的隐私就可能遭到侵犯。为此,世界各国常有明星们和狗仔队之间的纠纷,动辄恶言相向,甚至暴力冲突都常见。一句话,狗仔队的存在不是因为他们有这权利,而是明星们放弃了自己的部分权利。狗仔队们刺探明星们的隐私是否合法取决于被刺探明星们的意愿,而不取决于其他。

  为此,BTV偷录一事没有正当理由,涉嫌侵犯隐私权。郭德纲可以通过诉讼解决此问题。

  三。李鹤彪打人的性质

  如果李鹤彪出门来,拒绝采访,并且赶两位记者走,他们不走,李鹤彪打人,那还可能构成正当防卫。但由于李鹤彪开门,与女记者交谈,并且回屋拿证明书,这相当于默认接受采访,且相当于对两位记者涉嫌非法私闯民宅之举转为合法的事后追认行为。

  视频显示:女记者敲开郭家门之后,李鹤彪站门口,双方交谈了几句,李鹤彪回屋拿出一张文书,大意可能是承认开发商允许郭德纲圈绿地,周问:这谁写的?女记者:物业写的。周:物业写这啥意思?李鹤彪很不客气回了一句:你说啥意思?一边说一边打周广甫。

  可见,打人是在李鹤彪接受采访过程中发生的,李鹤彪违反了《治安处罚法》,殴打他人,现已被拘留并罚款,已经承担了法律责任。其实周广甫非正常的挑衅性采访是激怒李鹤彪的一个重要原因——周广甫甚至说:"我就私闯民宅怎么了?"——当然这种话可以视为特定语境下的气话,但这种气话难道不是特别拱火找打的话吗?李鹤彪事后否认自己打人,敢做不敢当,可说很无赖,如果不是这偷录,还真难让他承认。

  四。郭德纲这张嘴

  打人事件发生后的当晚,郭德纲将打人事件编进相声段子:"今儿我徒弟打人了,打就打了呗。过两天给他搞一专场,智斗歹徒民族英雄专场。"这种话即使只是调侃,也过分了,但媒体将其过度渲染显然也有点不顾语境的夸张,毕竟这是在说相声的时候说的。

  另外,他还说"关于北京电视台,我也是很无奈,这么些年,说大话使小钱,很龌龊的一个单位。"从此次BTV的做派看,我倒觉得没说错。

  "记者啊,还不如妓女。我一直在想,这妓女在红灯区活动,记者呢在绿灯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段话,应该看语境,而不应该认为他是在骂每一个记者,郭德纲在其8月3日的媒体说明会上做了解释,这辩解并不强词夺理——他有权如此看待周广甫等记者。

  "当初开发商许给我,这里是我的后院,开发商一走,我们院里有几个穷人,成立一业主委员会。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就有这浪催的人。"这些话显然都是触犯众怒的,但那种语境下,主要还是他对业委会的反感情绪,倒不是专门针对穷人的,不过无论如何都会被看成得志猖狂——这是无可避免的。

  对记者以及BTV的挖苦嘲讽,尤其反映在他8月4日的博文《有药也不给你吃》一文中,大致意思与上述同。博文中,郭德纲回应了"圈占绿地"问题:"当初买房时,开发商将小院用木桩围起,我未扩寸地,仅将旧桩换做新桩而已。有人不信,请找来开发商理论,我随时恭候!"但媒体至今尚未对此问题核实。

  许多人对郭德纲这篇博文极为反感,认为郭德纲流氓气十足。但是,如果从郭德纲角度想一想,BTV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剪辑偷录的视频材料,周广甫借挨打博同情,满嘴跑火车撒谎,误导、发动整个舆论对付自己,他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又凭什么咽下这口气?他强项支持李鹤彪打人固然不对,但也并非强词夺理——而是他难以理解过于复杂的法律问题。要比流氓的话,这次还有谁比BTV更流氓?人家BTV为什么可以随便私闯民宅、随便偷录不必道歉,我家人打了人就一定得道歉?这种心理很符合人的基本公平需求,我相信许多人都会在这种情况下不肯认自己的错。在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如果双方各有错,强势者不肯认错,弱势者但凡有点尊严都不愿低头,而如果弱势者主动先认错,强势者就更不会认错了。

  五。BTV的媒体发布会

  8月2日,周广甫在BTV的发布会上神思凝重地撒了一通谎,什么摄像机被打坏了,人被摁倒了,从楼梯上滚下来之类,通通子虚乌有,郭德纲后来以监控录像澄清此事。BTV将摄录资料进行剪辑,删去两位记者私扰郭宅的内容。说明会和新闻播报,BTV误导观众和媒体、构陷郭德纲之举至此全部完成。

  BTV的这种行为完全没有职业操守。

  六。媒体齐轰郭德纲及其音像制品下架、德云社自查

  8月2日开始一直到现在,全国(主要是京城)多家媒体齐轰郭德纲,尤其是4日和5日最多,简单罗列,就有"郭德纲不能太缺德了"(北京晚报)、"对待无良演员封杀也许是最好的办法"(新华网)、"郭帮主,您还是收了神通吧"(新京报)、"谁来给郭德纲补补课"(京华时报)、"郭德纲上演硬暴力与软暴力"(新京报)、"郭德纲,拿道德玩幽默的玩笑你开不起"(华商晨报4日)、"郭德纲别拿穷人当对立面"(东方早报)、"郭德纲与流氓文化"(新闻晨报)、"法治社会岂容郭德纲如此纵横"(新华每日电讯)、"郭德纲不跟中国人讲理,想跟哪国人讲理啊"(环球网)、"郭德纲被圈了"(搜狐娱乐)。甚至连CCTV都不指名地用排比句痛批郭德纲是三俗代表,而人民日报、新华社也都发表批评郭德纲的评论。与此同时,
相声界元老姜昆也出面声称郭德纲是他们2007年以来一直要反对的"三俗"。

  接下来的事态急转直下:8月5日,李鹤彪被北京市经济开发区公安局行政拘留7天,罚款200元。同日,郭德纲接受专访,称弟子打人完全合理;8月6日,郭德纲弟子何云伟、师弟李菁宣布即日起退出德云社;8月7日凌晨,德云社在官方网站上发表"停演整顿"的声明,郭德纲的书、音像制品在各大官营书店下架,记协发表谈话,表示要维护记者合法采访权;8月9日凌晨,德云社网站被黑。

  至此,德云社遭遇其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媒体如此一致地对一个相声演员发难,可谓极其罕见,个中原委难以猜测——到底是十数家媒体因为被BTV蒙蔽而对郭德纲不够公正地发难,还是另有串联甚至有公权力授意,这些都暂不可考。

  终于,8月7日——这是德云社"自查"、郭德纲音像制品下架后,《经济观察报》发了第一篇质疑媒体在郭德纲事件中是否公正的评论:"在郭德纲事件中媒体有失公正",随后,《南方都市报》、《南方报网》等数家媒体也质疑BTV及其它媒体对待郭德纲是否公正以及质疑公权力封杀郭德纲的合法性问题,同时,五岳散人、王小山、李承鹏等各位也有评论直接抨击公权力的胡作非为,冯小刚、赵丽华、郝蕾等艺人也都站出来支持郭德纲,抗议公权力的介入。

  七。采访权与记者证问题

  郭德纲在8月3日媒体说明会上质疑周广甫及其女同事有没有记者证,在8月1日周广甫被打时,周广甫认为采访权是国家赋予的权力。这两种观点都有问题,采访权发端于公民的言论自由、社会的新闻自由,而不是来自国家赋予,国家不赋予,人也有这权利,记者所拥有的采访权无非是在某些很特殊的情况下比普通人理应得到更多保护而已。因此,不必有政府垄断核发的记者证,此证之存在,唯一的原因和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郭德纲作为一位相声演员,不懂这个道理很可理解,而周广甫不懂则难以理解,因此不可不辨。采访权通常需要被采访对象的自愿配合才能实现,被采访对象拒绝,则其无以实现。

  八。公共人物问题

  媒体在批评郭德纲支持徒弟打人一事中,通常会提到郭德纲是一位公共人物(或称公众人物),应该以较为得体的公共形象面对大众,而公然支持徒弟打人,未尽公共人物的义务,败坏社会风尚;还有人认为,郭德纲有义务拿出购房协议、产权证以证明圈占绿地的正当性。

  郭德纲当然属于公共人物,因此若单究李鹤彪打人一事,前一类谴责大致成立,但不完全公正。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孤立的,李鹤彪打人一事尤其不是孤立的,李鹤彪打周广甫之前,曾说到BTV在此前的电视报道中,居然拍错了房子,将别人家当成郭德纲家(但BTV至今没有核实和回应此事)——可以说郭家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而周广甫如此敌意的挑衅性"采访"简直就是"找打"——但由于李鹤彪默认接受采访在前,所以只要动手打人,李鹤彪就错了。而其后,BTV与郭德纲经纪人王海之间交流不畅,未经证实的BTV要"五万元"封口费以及威胁若不给便扩大事态,可能是导致郭德纲写《有药也不给你吃》痛扁BTV的重要原因。

  郭德纲之错,错在将此事的前后是非曲直一锅烩,拒不认错,跟许多一屁股坐在BTV腿上的意见性质类似,但并没有BTV那么坏。郭德纲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要么保持沉默,若要出来说话就得批评李鹤彪打人一事,其他的是非曲直另外评说。

  至于有人认为郭德纲有义务拿出购房协议、产权证以自证其错(对)的想法,则有待商榷。公共人物并非对一切被关注的事情都有义务向公众交代,关键看涉及的事情是否涉及公共利益。郭德纲涉嫌圈占小区共用绿地,这是典型的民事相邻关系,属于私产纠纷,根本不属于公共利益,人们对此事没有不可剥夺的知情权,此事本应该由发生纠纷的当事人之间自行解决,无法解决时按照民事司法程序解决,而不是由大众来舆论审判。因此,郭德纲没有义务拿出自己的房产证和购房协议,倒是质疑他圈占绿地者有义务举出足够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怀疑。

  演艺界的明星们虽然是公共人物,但他们与公权力领域以及教育界、医疗界、宗教界、慈善界、司法界等圣职领域的公共人物不同。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告诉人们,演艺界或艺术界人士,往往是人类中最特立独行的人群,这种特立独行也往往表现为对许多传统伦理规范、生活规范的冒犯,因此,上述各界人士如果被要求成为道德楷模,但演艺界明星们从来就不是人类的"道德"楷模。各国影星、歌星的私生活方式与大众有较大差异,但人们往往容忍他们而不会容忍上述六大圣职领域的公共人物过于脱离普通规范。

  对于演艺界明星们,不必用道德楷模去要求他们,只要求他们守住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就行了。这次的事之所以有该批评郭德纲之处,是因为他支持李鹤彪打人。他支持李鹤彪打人有他的理由"偷拍不挨打,此事古难全!"虽然这与事实不符,前文已说李鹤彪默认接受采访使得周广甫等二人私闯民宅被追认为合法,李鹤彪打人时也不知道周广甫在偷录,但确实很难要求一个以说相声为业的人那么清晰地厘清稍有点复杂的法律问题,试问那些对郭德纲进行最苛刻道德酷评的评论家们又有几个分析清楚这个问题了?因此,郭德纲支持李鹤彪打人的言论并没有有些人所想象或所歪曲的那样邪恶。

  九。媒体在此事件中的教训

  此次事件中,问题最严重的不是郭德纲、李鹤彪师徒,而是媒体以及后来封杀郭德纲的公权力。媒体存在下述几个问题。

  第一,BTV记者周广甫及其女同事涉嫌私闯民宅,虽被李鹤彪默认接受采访追认为合法采集信息,但也为后来李鹤彪动手打人埋下祸根;

  第二,周广甫及其女同事不合理使用摄像机,未经被采访人同意而偷录其言行,而并非在挨打之后打开摄像机,已构成涉嫌侵犯隐私权;

  第三,周广甫在BTV的说明会上谎话连篇,除了李鹤彪打他这一个总体情节相符外,其他许多细节与完整的录像反映的情况相去甚远;所谓摄像机被打坏、他抱着摄像机滚下楼梯、检查摄像机时候才开始拍的、左臂脱臼(视频中有个镜头他伸出左手搭在一位旁观者肩膀上,如果左臂脱臼,还可能吗?)等都是子虚乌有之事;

  第四,BTV既当原告,又当法官,断章取义,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剪辑过的偷拍资料误导其他媒体,误导大众,在本台节目中大骂郭德纲师徒;

  第五,参与批评郭德纲的媒体,在基本事实不清的情况下贸然出手,不谨慎,尤其遗忘了BTV不可以既当原告,又当法官,这些媒体缺乏最起码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操守;在郭德纲是否确实圈占小区公用绿地一事尚未明确之际,即认定其圈占为实,这种评论水准显然是极不专业的;同时,参与批评郭德纲的媒体,只有一两家媒体质疑过记者是否私闯民宅问题(但也由于受BTV剪辑过的偏私音像误导,基本上不可能准确分析,这可以不怪他们),但几乎不见质疑偷录问题的(这也是因为偏于BTV而没有对周广甫显然自相矛盾的谎言进行基本辨析的结果,他说摄像机摔坏了,又说检查以后拍摄了,撒谎也没撒圆);

  第六,批评郭德纲的媒体从国家级的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小到普通地方报纸,对一个有错误言论的艺人用了整整一周以上的时间狂轰滥炸,用了各种各样道德谴责、人身攻击的言辞,却对BTV是否践踏新闻伦理、滥用话语权不置一词;

  第七,当事态逐渐明朗,BTV造假、周广甫撒谎已经越来越明显之后,参与批评郭德纲的媒体理应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却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以及媒界江湖的潜规则而归于沉默,绝不为自己的不公正有半点歉意,甚至许多媒体持续跟进,依然对郭德纲落井下石。

  毫无疑问,一味批评郭德纲、没有公正对待郭德纲、李鹤彪的BTV及其他媒体,应该向郭德纲、李鹤彪、公众严肃道歉。

  十。不明部门涉嫌滥用公权力

  这是这次事件中最严重的问题。一个相声演员的作品是不是"三俗",公权力无权定性,大众自有评价,自有选择。一个开放社会,是一个人们可以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自由选择的社会,人们既可以选择高雅的精神产品或生活方式,也可以选择所谓"低俗"的精神产品、生活方式,不劳公权力决定。甚至可以说,不允许人们无害于他人的堕落,这样的社会,必是堕落的社会。郭德纲发表言论支持徒弟打人,若从前因后果看并没有错得那么离谱,更不意味着他的作品无权在书店里出售,任何权力部门都无权未经任何正当程序即勒令其作品从书店下架。迄今,各大书店里将郭德纲音像制品同时下架没有官方说法,这种无文书程序是公权力被滥用的极端标志,它剥夺了人们权利被侵犯之后基本的救济途径,是一种对权利的活埋行为,也是
公权力最猥琐最可耻的行为方式。

  除了侵犯人权,公权力介入此原本属于民间自由讨论的事件,还破坏了原本可能正常的公共议论,导致原本可能正常的批评都得兼以道义上首先表明捍卫郭德纲基本权利的前提,不然,本来可能正确的批评都会变成支持公权力滥用的落井下石。

  任何一个正常社会,公民精神的基本特征都包含"警惕公权力,善待公民"。对公权力的批评几乎没有限制,因为即使批错,其自我修复与澄清功能极其强大,无需担心被冤枉而导致实质性损害,因此需要"恶意推定公权力";而对公民却要善意推定,应该尽可能谨慎,一旦批错,就会给弱小的个体公民造成很大伤害。更何况在中国这种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里,一方面媒体缺乏自由,另一方面缺乏自律,尤其一些半公权性质的媒体往往还滥用话语权,一旦其话语权滥施之普通公民,就更难以救济。

  另外,之所以要"恶意推定权力,善意推定公民"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事关公共问题以及人权等问题上,公权力理应比普通公民更懂,人们有权假设公权力的一切作恶都是明知故犯,但对公民却不能如此要求,正如前文已说到,如果评论家们都没能分析清楚周广甫等二人是否私闯民宅,为什么去要求一个相声演员如此懂行?

  为此,批评普通公民,最好在讲清道理基础上留有余地,这也是媒体职业操守的一部分。

  但愿此次事件,除了促成郭德纲、李鹤彪、周广甫及其女同事的职业与公民意识自省,还能敦促BTV等媒体加强自律,至于公权力,不必寄望他们自我限权——唯有制度性的限权与分立以及真正的公民精神才能制衡牠们。

  2010年8月11日於追远堂

横舟:“民派论”的社会根源

  --评仲大军、胡星斗的"民派论"

  最近,国内学者仲大军和胡星斗有关"民派论"的一些论述和观点,在国内理论界引起广泛的关注。据了解"民派论"起源于大军网上的几篇文章,以仲大军、胡星斗为主要论述人。其主要理论形成的局限,来源于国内长期以来的"左"、"右"理论之争和当前中国社会的特殊环境。

  中国理论界长期的"左"、"右"之争,和消极的自由主义理论的不负责任,使得国内民间学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面一直追求着新的突破。中国理论界长期的黑暗中的盲人摸象般的探索与追求,聚集民间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痛苦思索,再加上这些民间学者亲身体验的社会畸变所带来的刺激与提醒,促成了"民派论"的诞生。

  改革,是中国的必由之路。是当初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在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下,制定的大政方针。处于文革后期的毛泽东,冲破闭关锁国的政策,与美国的恢复关系,就已经奠定着国家改革的开始了。但是,三十多年的改革,没有走入改革的征途,尤其是近二十几年的"改革",完全扭曲了改革的根本,把中国引向了歧途,使国家完全的处于风险之中。

  国家的一代负责任知识分子仲大军、胡星斗等人,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通过多年的思索,探讨出"民派论",一方面是一个新的理论探索,另一方面也是在研究了近些年的国情与民情之后,在聚集和浓缩了最广大民众的主导意识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火花。

  "民派论",是民间学者共同研究的课题,是指相对于非民间学者而言的。或曰:代表全民意识与形态的理论课题。

  探索这一鲜明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面新诞生的奇葩,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尽管这一新的理论还正处于萌芽之中,但于国、于民、于中华民族有利、有益的思想,我们有什么道理回避呢?为了民族事业苦心营造,呕心沥血,才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本份。

  仲大军、胡星斗等人提出的"民派论",有助于中国的理论界尽快的跳出"左"、"右"理论的怪圈,使中国的理论基础真正的回到中华民族的本质上来。不再为西方进行理论实验,中国也彻底摆脱西方理论实验场的尴尬窘地。另外一方面,也彻底从根本上改变理论长期只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状态。使我们的理论真正的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

  正确的认识"民派论"的主要观点,正确的认识"民派论"学者们的苦心造诣,正确实际的认识中国的具体现状和当前的改革需要,共同细致的研究和具体的完善这一新的理论课题。从而尽快的使"民派论"形成对中华民族有利又有益的东西。

  同时,也希望"民派论"尽快的形成国家的主导意识,尽快的呈现明珠脱泥复明的局面,解国家于倒悬之态,为和谐社会奠定下一个有说服力的坚实基础。

  归去来兮,西山不可久留。

仲大军:再论中国的民派和官派

  当今的中国仍然被两个传统的符号纠缠着,这两个符号一个是左,一个是右,它们成了描述和划分人们政治特点和思想倾向的标志。多少年来,人们都逃脱不了这两个符咒的纠缠,一直囿于传统语言的捆缚之中,社会的矛盾争论仍然沉浸在这两符号的划分体系中,不是左,就是右。这种状况令人苦恼。

  用左派和右派来划分人们的身份特点,很不科学,很不清楚。左右影响挥之不去,说明当前的中国始终停留在传统的政治思维之中,政治上没有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当社会已经清晰地出现了多元化利益格局的时候,话语却被肤浅的政治符号扭曲着。之所以仍然运用两个陈旧的词语,主要是思想方法陈旧,跳不出语言工具的束缚,不能清晰地分析变化了的时代和社会。因此,今天的中国需要寻求一种认识的突围,理念的突围,语言符号的突围。

  我们提出一个民派的词语,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当前社会已经有了庞大的民间基础,却难以梳理出清晰的民间思想,民主思想。这种状态或许是出于左右之争的干扰。左和右是旧思维和旧政治的产物。左右之争,给当代中国带来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它既分裂着中国社会,又羁绊着社会的前进,误导着人们沉湎于旧的历史图形。如果不甩掉这些历史陈迹,当今社会就不能轻装上阵,特别是不能认清当今中国的真问题。所以,不愿被传统语言、被左右符号紧箍的人,一定要打出一个新的符号(旗号),那就是民派!

  我认为当今的中国,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主要是官派和民派!左派和右派不能清楚地说明当今中国问题的实质。左派与右派之争,更多地沉湎于历史的范畴,而民派与官派的分界,更多地表现为现实的利益之争,官派和民派的区分在今后将日益明晰起来。

  当今中国社会的思想体系划分不应由左和右来描述,而应由官和民来描述。这是因为当今的官民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左和右两个词语并非不能沿用,但必须进行重新矫正和定位。那就是左派代表革新的民众意愿,右派代表保守的官僚意愿。左具有改革的倾向,大众利益的倾向,即改革特权和不平等的现状。右派的传统意义是保守,因此,今天的中国只有那些顽固地坚守既得利益而置民众意愿于不顾的群体才属于右派。

  如此分析后可以看出民派与左派的联系,官派与右派的联系。也就是说真正的左派应该是民派,真正的右派应该是官派。而今天中国社会的左派右派之分基本上扭曲了这一意义。譬如,某些被称为左派的人,实际维护的却是官派的利益。官派往往以国家利益来绑架社会,一些左派也往往以国家利益来维护官派。而某些被称为右派的人,奉行的却是民派思想,反对封建特权专制,主张民主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如其长期混淆下去,不如引用民派与官派的概念,用两个新的术语,事情便可一目了然。

  今天的民派,其意义应涵盖宪法中所称谓的人民这个主体,它的诉求和主张应当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之所以用民派这个新概念来描述传统的人民,主要是因为当今的中国,官民矛盾已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今天必须解决官与民的矛盾。

  任何社会派别的思想和主张离不开社会基础。首先我们需要来清晰地界定什么是民派。民派是的权力之外的社会群体,凡是非政府、非国有垄断、非特权之外的群体,都属于民派范围。即使是体制内的成员,不管是政府官员或政府学者,只要他们具有民众的思想意识,具有正义感,倾向于关心平民大众的发展,都属于民派的范畴。民派是一个以思想观念而不是以身份来区别的一个群体。

  三十年的改革,已经使中国经济清晰地显现出官营垄断经济和民营市场经济两大轮廓。中国虽然从计划经济迈入了市场经济,但中国经济改革的结果,如其说改出了一个权力平衡的市场经济,不如说是改出了一个官营垄断经济,市场经济只是中国经济躯体中的附庸和从属,庞大的经济资源、政策资源和经济动力依然掌握在政府和国家垄断企业之中。

  尽管民营经济在人数和产出上看来规模庞大,但由于不掌握定价权,经济利润少得可怜。目前,在民营企业里就业的人数约为3亿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约为3亿人,而在国有垄断企业里工作的人数只有大约3000万人,但这3000万人的收入,足可以比得上民营企业中3亿人的收入。

  整个工业、服务业的利润收入大部分落入垄断和强势部门。银行、证券业人均年收入高达三四十万元,国有大垄断企业的平均年收入约为15万元。而民营中小企业的平均年收入仅有一万多元。中国的企业间已经出现了惊人的收入差距!这种状况近年来愈演愈烈, 去年新报出的数字更令人瞠目结舌。证券公司拥有着800亿利润而不向社会分红。

  国有大型垄断企业掌握着基础产品定价权。电、气、油、通讯、医疗、教育等价格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基础价格,所有其他行业产品的价格都要依此来定价。当垄断部门将这些基础价格抬高之后,其他部门的利润只有被挤薄,被榨干,甚至企业破产退出。民营的中小企业毫无公平竞争而言。

  这种以权力为中心的改革已经使国家经济产生了严重倾斜,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出现了巨大的不平衡,收入分配拉开了巨大的差距,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之所以出现这种结局,只能是民间力量薄弱的原因。这些年里,民间学者日益被边缘化,倍受歧视和冷落,民间力量正在发生毁灭性的坍塌,代表民营和市场的民间智库几乎荡然无存。政府垄断着思想、文化、教育和学术领域,权力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和不可抗拒性。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民间力量如此薄弱,才会出现改革利益向一端严重倾斜的局面。因此,中国必须有民派利益代表的出现。

  目前中小企业艰难拮据,步履维艰,官营垄断企业形势大好。官派学者垄断着主流话语霸权,垄断着媒体,垄断着舆论。这种状态已经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均衡发展。因此,民派力量要联合起来,形成共识,反对官僚特权,反对垄断,反对不公平竞争,反对强权资本,反对崇洋媚外,仰人鼻息,反对官僚和资本结合起来挤压大众,反对国际资本在国内的超国民待遇,反对外资挤压民资,纠正多年来不公平不合理的经济政策。

  我们希望中央政府切实关注以上所叙述的基本事实,我们建议政府部门改变历来排斥和边缘化民间学者的做法,转而听取民间学者的意见。尽管从形式上看,中国99%的学者都是政府学者,体制内学者,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代表着中国99%的思想和愿望。中国庞大的思想资源很多储存于民间,来自民间。中国政府必须改变多年来形成的一贯做法,由屏蔽改为聆听,由排斥改为合作。并且,中国的民间学者并非不具备合作性,中国政府必须把民间学者看成是一股建设性的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只有建立科学的官民沟通机制,才会避免社会发展的畸形,才会避免越来越多的矛盾冲突。

  中国社会必须有承载社会利益诉求的知识群体,民派学者就是一种形式。中国社会要更多地求同存异,适当放弃彼此的个性,寻求共性。共识要有高度和水平,要让官民、左右都能接受。只有形成这样一种舆论格局,中国各阶层的利益群体才能得到均衡发展。

  2010年7月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胡星斗:谁能成为直辖市?

  最近媒体报道西安将成为中国的第五个直辖市,我认为纯粹是臆测甚至无稽之谈。我在近十年前提出了"缩小省级区划"、"设立副省级直辖市"的建议[见附件],其中提到省会城市不宜成为直辖市,否则省会搬迁的成本巨大,公务员迁移到另一城市的阻力也将是巨大的。所以,西安、广州、南京、武汉等省会城市尽管"够格",但并不可能成为直辖市。

  最有可能成为直辖市的是深圳、青岛、大连、厦门、苏州、宁波、洛阳等副省级城市(或事实上的副省级)、计划单列市。如果这些城市成为直辖市,将极大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掀起中国新的一轮发展的高潮。

  重庆直辖,给重庆带来了一日千里的变化,如今的重庆,高楼的数量超过了上海,城乡统筹、地票交易、金融试点、保税港区、两江新区、公租房、万元增收计划等等成为全国的亮点,许多方面的改革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倘若深圳、青岛、大连、厦门、苏州、宁波、洛阳等市直辖,也将给这些城市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

  直辖可极大地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形成各个地方万马奔腾、加快发展的局面;可促进改革,在一些地方进行经济、社会、行政及政治的改革试验;可将一些人口大省一分为二,起到分省的作用,缩小管理幅度,提高行政效率;可遏制省级分裂主义,加强中央的权威,保证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深圳、青岛、大连、厦门、苏州、宁波、洛阳等市直辖也完全具有可行性。我建议设立的直辖市是副省级直辖市,不存在"不够格"的问题,它们不像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是正省级行政区;这些城市直辖的成本也很低,没有什么副作用,不需搬迁省会,直辖后各市机构照旧甚至可以得到精简,不会因为直辖而徒增一批官员。

  设立副省级直辖市将是未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极佳选项。

  2010-7-18

胡星斗:关于使用永久国名“中国”的建议书

  为了遏制台独、消除两岸隔阂、超越历史上的王朝循环,我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更改为"中国",或者准确地说,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号,使用唯一永久国名——"中国",合并"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名。

  理由是:

  一、台独分子因为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分裂中国,国民党和台湾主流人群也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认同中国,使用唯一国名"中国"后可极大地增强台湾同胞的祖国意识,抹去意识形态隔阂,避免"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的争执,使得台独分子失去以政治和意识形态理由分裂祖国的借口。采用唯一永恒国名,可加速中国和平统一的进程,其力量胜过千军万马。

  台湾领导人声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国家",但是如果大陆使用了"中国"国名,倘若分裂分子宣称:"台湾是独立于中国的国家",那么他必然无法获得台湾主流民意的支持。

  二、可克服一朝一代思维和意识形态色彩,以唯一永恒国名——中国,表明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永立人间。

  美国的唯一永恒国名——United States of America,USA;日本的唯一永恒国名——日本国;俄罗斯曾经走了弯路,现在恢复了唯一永恒国名——Russia;中国使用了汉、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称呼,以后万世一系,皆称"中国",全世界华人以"中国"为自豪。

  总之,我建议全国人大会议研究、讨论、表决"遏制台独、更改国名、使用唯一永恒国名——'中国'的建议"。

  2007-10-5

2010年8月7日 星期六

胡星斗:中国的死路与出路

  一、中国的死路:传统治国方式是死路一条,中国至今没有走上治国正道。

  古代贤哲老子说:"以正治国"——治国要走正道,这是古人都懂的道理,可是在当代中国,治国却一直没有走上正道,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使用歪门邪道的手段治理地方。

  1、未将公平与正义作为执政的基石,而错将维持暂时稳定、维护现有秩序与利益作为头等大事,由此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在当代中国恰恰相反,公平与正义被一些官员视如敝屣,稳定与既得权力、既得利益成为"首要价值",为此,一些地方政府不择手段,以谎言、暴力、陷害、劳教,动用黑恶势力,关进黑监狱、精神病院,抓捕记者、举报人,打击不同意见者等手段"保一方平安", 使得维稳与维权形成尖锐的对立,维稳的财政开支惊人。据《社会科学报》(2010.5.27)报道,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5140亿元,已经接近军费开支;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高达47.5%.与此相对应的,必然是民权的困境、官德的堕落、公德的沉沦、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庞大的维稳经�
��和行政成本严重地挤压了民生。

  公平与正义已亡,这是中国最令人痛心和担忧的,也是政府治理最为失败的地方。

  2、目前中国的"三进三退"是历史的反动。所谓"三进三退" 是指:国进民退、官进民退(官权进、民权退)、人治进、法治退。

  尽管官方否认存在着国进民退,但4万亿救市资金和2009年近10万亿信贷绝大多数给了国企,十大行业振兴计划其实是在帮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钢铁、石化、有色金属、信息、汽车、船舶、航空、装备制造、煤炭、烟草、盐业等行业完全或绝大部分是国有的天下,国有资产从1999年的9万亿元增加为2009年的43万亿元……种种事实都说明国进民退不是统计部门虚构一下国企、民企产值数据所能证伪的。

  国进民退将严重地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有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与其他国家清一色的私人企业(私有股份制企业)榜上有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将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歧途的象征。国进民退也将严重地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形成官僚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这样的畸形市场经济催生了特权利益集团,导致了经济低效率、腐败和分配不公,必然遭到民众的怨恨。

  与国进民退相伴相生的是官进民退——官权进、民权退;官治(所谓的人治)进、法治退。凡是国有强大的地方,必然是破坏法治甚至无法无天的地方;目前中国的法治倒退令胡温政府的形象在国内外严重受损。

  3、"三个一体化"是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嘲弄。目前,中国的体制是"三个一体化":行政、立法、监督、司法一体化;官商一体化;党政一体化。譬如不久前开车撞死人的私企老板同时是县委委员、县人大常委,难怪他有恃无恐;紫金矿业的股东许多是县委县政府及各局的官员……这样的体制不腐败、不专横、不胡作非为、不激起民怨,可能吗?即使将全国所有的官员都叫到北京培训100遍,也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最高决策者只知以传统方式治国,不敢进行哪怕是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结构改革,那么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将会越来越溃败,道德会越来越沉沦,社会将越来越不稳定。

  二、中国的出路:宪政与公平是未来中国的两面旗帜,关键是进行权力结构改革。

  在未来的中国,"宪政"与"公平"是两大旗帜。谁高举了这两大旗帜,谁就能赢得中国,就能引领中国的现代化,就能有政治家个人的成功和国家的真正复兴;谁丢弃了这两大旗帜,谁就是在把中国引向沉沦和灾难,即使经济上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政治家个人取得了短暂的荣耀,但他最终也会被历史所唾弃。

  "宪政"与"公平"的结合是宪政社会主义。

  宪政就是"限政",即限制政府,建立"有限政府",实现公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保护公民的权利;宪政也即宪法政治,保障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社会主义或称新社会主义是指公平正义、平等共富、体现人文关怀、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和制度。所谓宪政社会主义就是宪法至上、保障公民权利、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弘扬人文关怀、保护弱势群体,秉持民主、法治、人道、公平价值观的基本社会制度。

  只有宪政,才能抑制特权、垄断和腐败,才能打破人治、官家主义和王朝循环,才能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只有宪政,才有公平正义,才有社会主义。没有宪政而鼓吹打土豪分田地、镇压或批斗地富资本家老干部的毛式平等和传统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封建社会主义或曰专制社会主义。

  同样,只有新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稳定中国;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08宪章尽管萃取了西方宪政民主的精华,但由于没有与中国文化结合,也没有与中国现实结合,所以它也不是一套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主张。

  宪政社会主义既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师,同时也反对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它是不断创新的社会主义。

  宪政社会主义主张:

  实行"四民主义"——"民有"(人民拥有主权、选举权、监督权、出版权等)、"民授"(高层由人民授权、人民普选产生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选举产生领导人)、"民治"(基层人民自治)、"民享"(人民分享发展成果),超越和包容三民主义,促进两岸统一;未来中国应当将"四民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

  维护宪法的绝对尊严,在全国人大成立违宪审查委员会,设立宪法法院,废除违宪的法律、制度、文件、指示;同时,维护执政党、中央政府在宪政之内、宪法之下的权威性、有效性;

  实现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从财政上组织上人事上保证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反贪局、监察、纪检、信访、审计、工会、媒体的独立性,破除行政、立法、监督、司法一体化的反科学体制;

  实行全民民主、代议民主与可控民主、协商民主(鼓励政治协商,公推公选)的结合,提倡室内民主(通过电视、礼堂、教室等发表竞选演说)、法治民主(而不是"文革"式的无法无天的民主),反对街头政治;

  以废除劳教制度作为实行宪政、建设法治国家的突破口。同时加快改革违宪的二元户籍制度,给出废止的时间表;废除信访体制,设立隶属于人大、有利于监督的申诉制度,促进信访案件的司法化解决;

  以人大代表选举作为权力结构改革的突破口,人大代表一旦当选、履职,应暂停原来的职业,但保留公职,发放人大代表薪酬,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非官化。这样做,能够保证人大代表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了解民情、传达民意、做好调研、监督等工作;

  以阳光财政作为阳光行政、阳光政治的突破口,凡是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和单位必须在网络上晒财政预算和开支;同时,落实人大的财政监督职能和纳税人的权利,鼓励公民就浪费财政资金、"三公"消费进行公益诉讼;

  以阳光财产作为廉政、反腐败的突破口,出台《阳光财产法》、《反腐败法》,规定凡是公职人员其财产必须每年申报、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以媒体独立、新闻自由作为保障民权的突破口。凡是新闻自由的国家,冤案都会通过新闻报道而得以良好的解决,所以都没有上访的问题。只有让人民群众获得话语权、问责权、罢免权(落实公民的问责权、罢免权比选举权更有意义、更容易操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访、杀童、袭警等问题。禁止地方政府利用纳税人的税款办报办广播办电视台为自己歌功颂德;

  以落实金融权作为保障弱势群体权益、改善民生的突破口,为此,必须废止国务院1998年7月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打破金融垄断,大力发展民营银行、乡村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允许定向吸储、土地和宅基地抵押,解决老百姓创业、新农村建设的融资困境;

  以废除特权作为重塑政府、赢回民心的突破口。废除官员的特权型养老、医疗和福利待遇。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公务员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特供等公款福利特权;制定社会保障法,确立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原则和社会保障体制,让官员、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城市职工、无固定工作者、农民、农民工拥有同一张社会安全网;

  以破除国企垄断、官商结合、实现全民持股、社会分红作为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突破口。目前国企利润仅10%、央企利润仅4%上缴,而且上缴利润的绝大部分又返还到国有企业之中了,在2009年国企的上万亿利润中仅10亿元进入了财政。以后,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同时,从融资、减税等方面扶持民营企业,打破行业准入的"玻璃门"。

  以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或完整的土地产权作为新农村建设和农民致富的突破口。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财富,只有土地资本化,农民才能富裕;农村集体土地应当享有开发建设权,不需要被征收成为"国有土地", 地方政府从中挣足了,才能开发建设;小产权房应当逐渐合法化。可以借鉴台湾"土地增值归公"的经验,农民的土地可以转为非农用途;

  以公益诉讼立法、保护举报人立法作为公民问责、公民监督的突破口,任何公民只要有证据,就可代表全体受害人起诉挥霍公款、破坏环境、股市舞弊等行为。

  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作为缓解资本与劳动矛盾、化解仇富心态的突破口,以社会进步运动或社会正义运动、平等权利运动作为缓解官民矛盾、城乡矛盾,突破户籍改革困境,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农民工问题的突破口。改革工会体制,由工人选举产生或罢免工会领导人,促使工会能够代表工人群体;出台罢工法,制止非法罢工,保护合法罢工,保障劳动者和资方双方的权益;禁止地方政府非理性地弹压一切罢工,避免劳资矛盾转变成官民矛盾;取缔对农民的种种歧视,在金融、财政、土地、就业、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消除贫困、救济穷人、解决食品安全、环境卫生、贫困人口教育等问题、纾解民生困境;改变慈善行为的官方垄断,由社会举办慈善公益事业;开展"扒粪运动",揭露社会黑暗与弊端、
抑制权贵经济;充分发挥媒体"第四权"的监督作用,鼓励批评性和揭露时弊的报道,以媒体自由和新闻民主遏止既得利益集团;制订《劳工权利法》、《平等权利法》,缔造中国的劳工权利、平等权利新时代;

  中国的真正崛起取决于教育的崛起。中国应当实行教育立国、教育第一、科教优先的战略。教育第一战略的突破口是将教育指标(教育投入、城乡教育差距、义务教育完成率、研发支出、农民工培训等)列为各级官员政绩考核的第一指标。大幅度压缩行政成本,增加教育投入,力争在五年之内将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目前的百分之三点多提高到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六,大幅度提高教师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教师的工资待遇;遏止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据报道,80后的大学生数,城市是农村5.5倍。以后如果城乡教育差距继续扩大,总理应当辞职。

  公平与正义是立国之基。通过宪政社会主义的实践,公平与正义必将得以伸张,"三进三退"、"三个一体化"必将受到遏制,只有这时,我们才可以说中国找到了治国良方、走上了治国正道,也只有这时,中国的民富国强、长治久安才能得以实现,中国人的尊严才能得到保障。

  2010-8-7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谢盛友:当皇权无法伸到地方

  ——读歌德的《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

  我在班贝格(Bamberg)大教堂广场一边漫步一边思考,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为什么在其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G.tz von Berlichingen mit der eisernen Hand )(1773)中,把班贝格主教(Bischof von Bamberg)作为主要人物来描写。

  葛兹时代的德意志民族,表面上统一在神圣罗马帝国(全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s R.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1」之下,但是,当时的教廷、皇帝和各路英雄好汉都能施展自己的武力,控制自己的地盘。葛兹是那时候最出名的英雄豪杰,班贝格是最保守的天主教总教区,该教区成立于1007年,爱希施泰特教区和维尔茨堡教区分割一部分成立。1817年,班贝格教区升格为总教区。

  歌德在《葛兹》中设定班贝格主教为主要人物,当然可以理解。

  班贝格教区还曾经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邦。

  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虽然幅员辽阔,在奥图一世和后代的不断使其有地区纳入、加盟下,从日耳曼平原北至波罗的海,东达今天的波兰部份,并南抵今天的瑞士、波希米亚、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北部。但是,用法国文学家伏尔泰的话,那就是"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因为教廷与帝国的各种政治结构仍然令人绝望地纠缠在一起,皇帝没有成为民族凝聚力的代表,在同教皇时而冲突时而勾结的过程中把自己降为一名诸侯,"德国"不仅成为罗马教皇的"乳牛",而且也成为天主教会充当欧洲精神权威的最后支撑。打从一开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即面临一个相同的难题,也就是如何保持对德意志和意大利这两个不同地区的控制,因为两地中间隔着阿尔卑斯山脉,统合上非常不容易。

  帝国皇帝的军队由教会土地的佃户所担任,他们有义务为皇帝服军役,是皇帝在与教会决裂而失去权威前这些士兵是皇帝军队的多数。第二种重要的部队是由庄园农奴组成的兵团,虽然他们一部分会在接受最好的训练与装备后成为骑士,却不是自由人。第三由帝国分予土地的自由民、军户、农民、骑士也有义务服从号召。之外帝国内所有的部队皇帝理论上皆有权指挥,各公国在皇帝的请求下也会提供军役的号召。这些军队会被用来镇压由帝国内贵族和农民所参与的暴动或政争,也必须抵挡来自北方的维京人和东方的马札儿人所发动的入侵。

  然而,皇帝和教皇之间的对抗,间接的形成了日耳曼的未来命运。这项对抗是关于皇帝对主教职位的授予,和日耳曼境内其他教堂神职人员的任命。教皇葛列格里七世反对这项措施,因为如此一来导致教堂神职人员的职位买卖,成为主要的贪污腐化来源。神职人员的职位常常落到出价最高的竞标者手里。在长期数位教皇和皇帝之间的竞争,教皇赢得选择主教的权利。在这场争执中,帝国就在日耳曼爆发了内战。

  当皇帝被暂时逐出教会并且投注于对抗罗马的战争时,帝国的政权就已失去效力。在未受到皇帝的干预或帮助之下,地方上的日耳曼亲王团结自己的力量并与维京人作战。在意大利,兴起中的城邦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伦巴底联盟,并拒绝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地位。

  马丁路德用《九十五条论纲》(Martin Luthers 95 Thesen)对赎罪券强烈抨击,1520年8月发表了《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An den christlichen Adel deutscher Nation von des christlichen Standes Besserung ),更是将问题凸显为民族利益的捍卫与否上,将罗马教皇推到了德意志民族公敌的位置上。

  宗教改革不仅对德国,对整个欧洲乃至西方,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振聋发聩"之声。谁也不曾料到,路德这么个普通修士,竟然能以其一纸文字,而掀起划时代的革命浪潮。谁说书生无用?不也同样能当"雄兵十万"。

  路德之所以敢如此公然与教皇为敌,不是因为他的一己诉求,而是因为骑士阶层的共同利益诉求使然。1522年,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分裂,一分而三:右翼保守力量包括皇帝、高级教士、部分诸侯、城市贵族等,他们希图维持旧有封建状态、取消已有的改革;左翼激进力量主要是骑士、农民和平民阶层,他们要求改变现存的制度;中间的调和力量则集中了有产阶层(低级贵族、市民阶层、部分高级贵族或诸侯),他们主要希望取消教会权力以获得自身独立地位。在原有的政治格局中,左翼激进力量显然无法达致他们的目标诉求,于是,暴力手段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作为低级贵族的骑士阶层,一方面享有一定程度的特权,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强烈不满诸侯专权、教会富有、帝国涣散的现状,希望建立起一种以皇帝为首、限制诸侯权力、�
�骑士为支柱的中央集权君主国。

  铁手骑士葛兹在与班贝格主教的战斗中,逮捕了他原先的朋友魏斯林根(Weislingen),经过和解后,并承诺将他的妹妹嫁给魏斯林根。魏斯林根要回班贝格,向主教汇报这一"交易",但是,情况非常复杂,其妹妹后来还是嫁给了骑士阶层领袖的济金根(Sickingen, Franz von, 1481-1523)。

  葛兹所表现的,其实就是"骑士宗教改革"的失败。对于骑士阶层来说,根本就是"两头不着落"。往上所拥护的皇帝,根本就不领情,往下则又不能改变自己基本的价值观念,而与农民、平民合流。再加上自身的势力薄弱,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个阶层的消亡命运。

  歌德妙手细牵,将葛兹与济金根在本剧中联系起来,使后者成为玛丽亚的丈夫、葛兹的妹夫。魏斯林根与玛丽亚(葛兹之妹)、阿德海黛(Adelheid),发生三角情感关系,魏斯林根与葛兹有交情,但他却表现出与葛兹势不两立。为什么呢?关键是"立场正义"问题,正如葛兹理解自家的"造反有理",他的所谓反叛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大致该算是"官逼民反";可魏斯林根也有道理啊,葛兹这样的行为已经属于"啸聚山林",成为现有秩序的破坏者。魏斯林根认为,"秩序"必须得到遵守。可是不合理的秩序如何遵守?天子圣明,都是凶官恶吏作乱,可官吏毕竟是皇权面对民众的具体体现。

  葛兹的诉求,其实很简单,他只想保住作为骑士的某些特权和基本荣誉。葛兹并无意与政治权力对抗。他走上与现有权力的对抗之路,纯属一种形势使然的无奈。在他的信念里,骑士乃是一种高贵的阶层,故此只能听命于"上帝、皇帝与自己"。所以,他的潜意识中,并非是想"造反",与农民混在一起,那是迫不得已。可问题在于,皇帝并不领情,反而派兵讨伐他。这种悖论,始终困惑着葛兹,而且注定了葛兹的悲剧命运。

  歌德一向崇拜英雄,敬仰强权,他试图在葛兹这个人物身上展现出一种"最高贵的德国人"的形象,在歌德的心目中,葛兹具有极为崇高的道德形象与理想光环。歌德自己说:"葛兹深深感动了我。在野蛮和混乱的时代的一个强悍而善良的自助英雄的形象,唤起我最深的同情。"

  年轻的歌德是这样,中年的歌德也一样。拿破仑在1805年和l806年先后战胜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国组织受拿破仑保护的莱茵联盟,消灭了许多封建小邦,所谓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最后宣告消亡。拿破仑给德国带来一些法国革命后开明的思想和制度,对落后的德国起一定的促进作用。德国一部分政治家、思想家、诗人等从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反抗拿破仑,进行斗争,最后于l813年10月继俄国的胜利之后在莱比锡击溃法军。歌德对于当时的反拿破仑战争不但没有支持,反而,拿破仑一世在埃尔富特(Erfurt)召开诸侯大会之际,接见了歌德,并给歌德授予荣誉军团勋章,这引起德国爱国人士的强烈不满。

  那时的神圣罗马帝国与今日的中国,多少有些相似的地方。

  注释:

  「1」962年,德意志国王、萨克森王朝的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称帝,到973年在位,成为罗马的监护人与皇帝和罗马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1157 年,这一帝国得到了"神圣帝国"的称号。1254年,帝国第一次开始使用头衔"神圣罗马帝国",此后作为官方名称沿用直至1806年。

蔡铮:人口再生趋势已使中华民族踏上衰落之路

  美国因人口稳步增长而持续崛起

  比较中美,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中国在崛起,而美国却在衰落。如从GDP看,2009年美国为14万亿美元,中国为5万亿美元;按购买力算,中国GDP已过8万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正一步步逼近美国。从中美两国现在及可预见的未来经济发展规模看,我们很容易得出彼消我长的结论。

  但是,从决定国力根本因素的人口再生状况看,美国正在持续崛起,而中国已踏上衰落之路。

  一国的国力由三大基本要素决定: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政治经济文化积累。自然资源是一国生存发展的基础。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不相上下,但总体资源价值远在美国之下。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积累美国目前占很大优势,但这是个变动性很大的因素。决定一国国力的根本因素是人力资本。

  中国目前与美国争锋的唯一优势是可以迅速转化成人力资本的人口数量。人力资本在于国民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生活信念,工作态度等等。中国人有较为优秀的智商基因和文化传统。智商基因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这里且不说。中国对教育和知识的尊重将会使中国的人口数不断转化为人力资本。若中国现在即有三亿受过大学以上良好教育的劳动力,20年下来,只要国家不大乱,中国经济总量就会轻易超过美国。如果中国能长久保持人力资本上的绝对优势,中国必将在诸多方面超越美国。

  但中国人口大约在2040-2050间达到高峰(14-15亿之间,现在及今后的生育政策会左右它)后,将持续下降。从此后也许将永远达不到15亿。中华民族的人口最高峰可能永远过去了。100年(2100年)后,如果此间我国不采取行之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将极有可能下降到10亿以下。200年后(2210年),中国人口可能会在5亿-10亿之间。

  美国100年后(2110年),人口将为6亿-8亿;200年后,美国人口将在10亿到20亿之间。在100年到150年间,美国人口很有可能超过中国。美国100年后的人口预测比较可靠,200年后,它会超过10亿,但到底是十几亿就难以确定。因为人口到达10亿左右时,人们会自然减少生育,移民也会相对减少,美国还会向外移民。

  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将在中国人口为美国人口两倍以上时发生。由于美国的自然资源及其他优势,预计当美国人口为中国人口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时,其经济总量又会超过中国。当美国人口超过中国人口时,其国力又会远远超越中国。

  由于美国地盘大,虽然在过去的100年内,人口增加三倍多,二战后也有短暂的人口迅猛增长,但其社会管理较好,国民从未担心人口过多。即使在200年后(2210年),美国人口达到14亿左右,由于其人口增长过程是缓慢的,逐步的,自然的,社会对人口的增长逐步适应调节,国家会因为人口增加而越来越富强,国民不会产生对人口过多的共同忧虑。它不会象日本韩国中国那样短时间人口迅猛增长而导致社会资源紧张,从而产生对人口过多的恐惧的社会心理共识。特别是中国,在战乱和饥荒后人口急剧增长,而政府的管理组织不善,使人口问题显得更加严峻,导致人们对人口过快增长的恐惧和焦虑,从而产生要强力限制国民生育的思想,并制定出限制生育的政策。

  如今发达国家大多数国民不愿多生多养,从而使人口替换再生出现危机。人口再生不足是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共同困境:国民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居民的生存空间狭小,生活压力增大,养育成本的提高,对享乐的追求,性的开放等等都导致生育率下降。许多发达国家都出台鼓励生育正常,但收效不大。但美国人口却持续稳步增长,原因大概在于其地盘广阔,外加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国民的宗教信仰和民居的乡村化等。

  在未来百年,美国将继续接纳吸收移民。移民为保障美国人口增长起着关键作用。不仅仅是移民本身增加美国人口,移民所带来的较强的生育意志和不同的生育观念也会导致某些移民后代在融入主流生育文化前多生多育,从而增加美国人口。宗教信仰对美国人口增长也起巨大作用。如占美国最大比例的天主教,还有次要教派穆斯林及摩门教的虔诚信徒都不主张人为限制生育,更不用说堕胎。美国多数国民居住的乡村化恐怕也是导致美国人多生多育(相对于日本,德国法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居住在近似乡村的开阔环境,对人的生育或许有某种自然帮助。当然,这与美国有广阔的宜居国土密不可分。

  另外,美国政府政策也是使美国人多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许多穷人可放开肚皮生。穷人生了孩子,政府会免费提供食品补助;孩子小学到高中全部免费;如孩子学习足够好,大学录取了,要么学校给免学费,要么有各种贷款资助。当然,穷人多养孩子,日子苦点,孩子也多受点苦,公立中小学往往质量也较差。但如果孩子确实优秀,可上免费的"重点"公立学校。

  按其现有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能力,美国本土现在至少可以养活并容纳30亿人。在未来自然资源更有效地开发,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后,美国可容纳更多人口。美国毗邻自然资源丰富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在未来国民生存发展必需时,美国可以某种方式"借用"加拿大资源。加拿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从而使美国土本土与阿拉斯加联为一体。包容加拿大的美国可以容纳数十亿人。

  从人口再生趋势看,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少有的还在持续蓬勃崛起的国家。由于其人口基数较大,其人口持续稳步低度增长将对未来世界产生巨大影响。300年后,美国人口总数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其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将与其人口总量相应。

  人口再生趋势已使中华民族走上衰落之路

  如果美国人口不断减少,百年后只剩一亿人,而中国却还有13亿人,美国最厉害也厉害不过中国,中国经济将是美国的数倍,别的自不必说。但反过来,如美国人口持续增长,百年后是7亿, 200年后是14亿上,而中国人口百年后是10亿,200年后是5亿,中国再怎么发掘国民的创造力,国力也必将远远落后于美国。一国人口持续降低,这个国家就走上了衰落之路。从人口再生趋势看,日本已经走上衰落之路。70年后,日本人口为八千万左右。日本GDP曾超过美国一半,而今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与其人口与美国人口比例趋近。70年后,美国人口近五亿,美国由于自然资源丰富,且有经济规模连锁效应,美日经济总量比会超出其人口比。当人口不再多生,一国发展的唯一道路就是通过高效的教育和社会管理来发掘现存人口潜力。但同一时代�
�不同国度的人们的创造力都有个时代极限,在各国人力资源发掘到极限之后,人口数量对国家实力起决定作用。

  中国社会良性发展趋势必然导致出生率走上持续下降的不归路。如果说中国现在社会发展停滞了,大家都在城市没法活下去,80%以上的人都得回农村去如千年前的先辈一样手工耕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的孩子也不用读什么书,那么中国人口会持续稳步增长。但离开土地的农民,绝大多数不可能再回到那种生活状态。我国的社会发展趋势使绝大多数国民将成为非农业人口。教育、科技发展将使人们的创造力大大提高。中国发展会因人口结构及其他种种问题而遇上巨大麻烦,但总体会向前发展,正迅速赶上台湾,韩国,日本。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会与这些地区趋近。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是与中国文化相近的地区,尤其是生育文化。日本人口在持续减少,韩国的生育率也让韩国政府诚惶诚恐,台湾目前妇女的生育率已进入世界最低之列。韩国在很多方面与中国更为相近。韩国在韩战后人们猛生猛育,60年代起政府不得不实行"计划生育",九十年代废除"计划生育"。现在韩国人口超过五千万,但其不能替换的生育率使韩国政府不得不大力鼓励生育。但鼓励生育的政策敌不过国民个人的生活现实对其生儿育女的遏制。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国民生存状态的改变已使我国人口再生发生"质变"。大多数国民将会自然选择少生少育,从而导致出生率急剧下降。导致出生率下降的共同原因是国民生活的城市化,国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国民教育的普遍提高,医疗保障的提高,养育成本的提高,性的开放等等。另外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中国特色原因是国民宗教信仰的缺乏,政府长时间对少生就是好的宣传,计划生育造成的男女比率严重失调等。

  城市化导致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中国现在发展模式是城市化。目前几乎所有国人都是顺着一个方向走:农村人迁入小城镇,小城镇的迁入中等城市,中等城市的涌入大城市。大城市的人口压力越来越大,城市里个人的生存压力也越来越大,人们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尽管如此,由于大城市的人为环境如教育、医疗、治安等相较优越,或者由于国人的群集倾向等,整个国家国民如今就象雨前的蚂蚁样沿着一个方向前进,进到大城市里堆积起来,相互倾轧。这是人口再生的毁灭之路。城市,不管人为条件如何改善,其自然生存环境必将不利于人口的再生。由于人口密集,生存空间狭小,生存费用高涨,人们生活压力巨大,人们的育龄会普遍提高,人们的生育能力,生育意志会大大削弱,从而导致人口再生自然下降。

  人口的再生情况好转得有待于反城市化的发生,即是城市人口向农村倒流。虽然通讯和交通工具为这种倒流提供了条件,但由于我国人口都集中在东南,国家耕地有限,还有就是集居所达成的规模效益使个人消耗资源相对较少和国民乐于群居的心理等等,使城市化后的中国很难于"反城市化"。未来我国大多数国民还将继续集居在城市。

  国民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将使生育率持续降低。如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大学毕业一般在22-24之间,毕业后还要工作,要有一定经济基础才能考虑生育,很多人会因此错过最佳生育年龄而无法多生多育。受过高等教育的,多半会成为职业妇女;职业也会使女性无法多生多育。另外,受过良好教育的会对养儿育女苛求质量而忽视数量,从而导致普遍的少生少育。这还会导致逆向淘汰: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生育越少。

  国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国民缺乏强调自然生育的宗教信仰,一般国民在社会急剧变化时期所面临的生存竞争压力,性的开放,追求享受的社会风气等等也会导致国民少生少养。

  中国人口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无法逆转地持续下降。所有可以逆转生育率下降的人为因素,如鼓励生育的国家宣传和国家政策,都无法与人们各自不得不少生少养的生活现实相抗衡。越来越多的国民的生活现实都是使其少生少育以保障生活质量。可以预见,我国将有很大比例夫妇将选择只生一个,少数人或选择不生,生育两个以上的将极少。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生育状态一去不复返了。不幸的是,很多人还沉浸在对人口过度膨胀的恐惧中。这恐惧一半源于大家对人多问题的切身感受,一半由于政府的强制宣传。

  有人以为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口再生不会出现问题。但人口基数大,如出生率低于人口替换率,人口下降起来也非常之快。如果我国妇女生育率为1.5(40%妇女只生一胎,50%生两胎,10%生三胎),今天14亿人,100年后我国人口就只有5亿左右。从96年到2000年的数据粗略看,此间妇女的生育率不到1.5(1999年我国新生儿不足1200万!)。我国未来30年内达成正常人口替换需要每个妇女生育2.3个(由于男女比例失调),而目前最乐观的估计,我国妇女生育率在1.6左右。这不仅是计划生育的结果,而是人们生活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生育态度(这点需要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和全面的民意调查来核实)。我国国民生活方式将更趋于统一,大多数国民的生育态度也会趋于相近,唯一持不同生育态度的是少数民族。基于其宗教信仰,一些少数民族将继续自然繁�
�,生育率可能会远超汉人。这又可能导致许多意想不到的民族问题。

  为了国家发展,我们可为的是在人口保持现有规模的情况下来全力投资教育,发掘每个国民的创造力。但国民创造力潜力有个极限。在同一时代,所有国家都以同等手段充分发掘公民的创造力后,人数多的国家必占上风。

  中国面临的危险是未来百年内无法保持与世界人口发展趋势相应的人口规模。我国社会发展和过去及现在的人口再生现实已决定了未来40-50年后人口锐减和此后的人口再生的持续下降。我国政府现在只能头痛医头。人口锐减问题尚未出现,人口压力却很巨大,所以还是少生一个国家少点负担;还有就是庞大的计生官僚系统基于其私利对国家生育政策的强行绑架。

  中国到底能容纳多少人?

  一大帮读书把头读大了的所谓专家学者,算来算去说中国最好是七亿人。更有所谓"人口学者"跑到美国睁大近视眼一看,发现它跟中国一般大却这么好,原来因为它只有三亿人,马上如获天启,大叫大嚷说中国要赶超美国,得赶快把中国人口搞到三亿!这些天才学者的高论肯定让美国人笑得胡子打颤,因为美国正在人口上赶超中国!

  中国能容纳多少人,能让多少人活好,这是个与时俱变的答案。150年前,如让中国养活13亿人,恐怕大多数国民只能用树叶遮阴,喝野菜汤解饿;那时看来,中国(包括蒙古国土)能养活13亿人肯定会超出当时最有想象力的人的想象。天不灭中华的大幸就是,那时清政府没养一大批饱学缺食的学者专家,如养了,他们多半也会研究得出集体愚昧的结晶,说大清国所有问题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农民起义呀,汉人造反啦等等。)人一少就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他们会制定出个大清国的百年人口计划,确定中国人口在未来百年必须保持在一亿以下。他们会鼓动政府动用一切手段,强行国民节育以保国家强盛不衰。按他们的高招,搞个三五十年,今天的中国还是中国人的吗?一百多年前的中华民族比较幸运,没养那么才智齐天的众多专家学者�
�今天的中国却很不幸。

  一国能养活多少人,国土资源是个终极限制,但生产技术,社会管理水平,人力和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对世界资源的借用 (未来对地球之外星球上的资源的借用)等等等(!)都是可变因素。以中国现有的国土资源,能容1亿人还是50亿人过相对优越的生活?这得由届时的生产技术,科学技术和中国人的社会管理能力等等等(!)来决定。无视这些可变因素,无视世界人口发展趋势,而以"专家学者"的数量优势来确立一个我国人口上限,并将这愚昧短视的结论通过国家宣传机器广告国人,并力图将这一人口上限作为国家人口目标,实施"计划生育",从而遏制中华民族人口的正常替换再生是对民族的巨大犯罪!这些"专家学者"的集体失心丧智正在给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制造永劫不复的灾难!

  2010年7月20日

施卫江:这个世界还需国际警察

  ——评美国航母进入黄海演习的重要意义

  从六月初起,美韩议定在黄海近韩国一侧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从此闹得中国沸沸扬扬。太监与皇帝同时着急,全国与中南海同时凉热。像以往那样,中国愤青们开始亢奋、躁动、烦躁不安起来,似乎被点中了命脉要穴一般。

  根据 Global Times的民意测验, 百分之九十六的接受被调查的中国民众开始为自己国家的"安危"而着急。

  在我看来,美国出动航母进入中国边上的黄海进行演习,当然是意义重大的,这并非是想要挑衅中国的国家主权,或是单纯的军事威胁,而是对于东亚地区的共产政权发出强烈的信号,任何无耻行径都要花费代价的!更重要的是对专制神圣权威的挑战!

  国际政治在道义上的最高价值在于正义。

  既然由多国的专家小组联合调查得出了结论:韩国的天安号护卫舰是由朝鲜的小型潜艇用鱼雷攻击而沉没的,证据是充分的,那么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中国,理应与国际社会一道谴责朝鲜的无耻行径,并且一起参与国际制裁,这并不能由于中朝联盟的特殊利益关系缘故而放弃这一道义责任。因为道义是讲公共关系的普适性,应该排除特殊主义的私下关系因素。

  既然中国和朝鲜都无法提出反驳的理由和证据,以使推翻上述结论,就意味着,在国际法上不得不认可多国专家小组联合调查的结论。

  既然天安号沉没事件就是在黄海海域发生的,那么作为灾难方的韩国,联合军事合作方美国在发生攻击的地点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就是正当的。

  既然朝鲜的专制体制和金家王朝是长期由中国来扶植的,朝鲜敢于做出如此的无耻行径正是考虑到了有中国这座靠山的庇护因素,因此,中国理应对此作较强的连带的道义责任。

  既然在中国的庇护下,朝鲜的无耻却不能得到也难以得到该得的国际制裁,那么美国出动航母而使军事演习的级别提高也应是正当的。既然中国深知,黄海海域对于京津地区国防的重要性,那么早就该警告那个金家小兄弟了:千万不能在这地区胡作非为瞎折腾。既然黄海是那么敏感的海域,就不该去包庇朝鲜了。

  中国还凭什么正当理由"敏感"于美国航母?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说:"东方人的主要特性就是对于一个大力的畏惧"。我以为,这"畏惧"构成了东方人的深层的主-奴人格,是东方专制政体得以持久维持的国民性基础。

  的确,东方国民如中国人者,几都唯唯诺诺、诚惶诚恐地畏惧于集权专制。且看,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善于构筑"大力"形象,如各级的庙堂,衙门机构,公检法强力部门,乃至人民大会堂,都是台阶多多的高耸在上,以使高悬于黎民百姓头上,刻意构造出一个个"大力"的图腾,好使民众畏惧而顶礼膜拜。

  再看,中国的高级首长们几乎都是嗜好于将头发往背后梳理,极力显露出自己的天庭来,以便制造出"与天相通"的形象,如此似乎是"君权神授"了!便添加出"大力"的神采来。

  那么如今我们来设想一下,当中国人民一旦发现,中国的无无数数"大力"们,其实并非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在所有的这些"大力"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更有威慑力的"大力",这就是国际警察山姆大叔美国佬,是他派出了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竟然在家门口舞刀弄剑,震慑住了所有的中国"大力",那将是如何的一番图像哦,本土"大力"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必定大打折扣!

  中国国民长期以来被宣传:"枪杆子里边出政权"、"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被愚弄:"美帝是纸老虎",当中国人民一旦觉察到:那些手握枪杆子的现出原形的"纸老虎"其实不是别人,而正是本土的"大力"的时候,会将自己所敬畏"大力"的目标方向做出一番调整的。

  自二十世纪后期起,中国进入了价值虚无化阶段,即马列主义已经彻底崩塌,共产暴政为了继续笼络民众,转而祭起"爱国主义"的大旗来,煽动民族主义的情绪,以混淆视听,混同党与国的利益。于是"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鼓噪一时,尘嚣甚上。当中国的民众发现,自己被蛊惑的所"热爱"的国家,其实远非如鼓吹的那般"大力",则敬畏顿减、就会疑惑增生,疑问起那蛊惑的源头来,那么暴政就会动摇不稳。

  回想百年前的大清王朝。满清朝廷对待人民的变法呼声置若罔闻,违背了世界进步的潮流。它对内加紧对下层汉族人民的压迫和镇压,对外却在抵御西方殖民化、同时又是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时时与世界列强——现代性意义的"大力"发生武装冲突,结果屡吃败仗,屡战屡败,从而让满清的国民认清了,本王朝原来就是个外强中干的虚假"大力"。最终民众揭竿而起,王朝被推翻。

  写于美国纽约

  2010-7-17

2010年8月6日 星期五

张三一言:中国是暴力革命的沃土

  御用文人、反民主的识字精英们编造了很多反民主"事实"和"理由"。民主引致暴力是其一。这篇文章就回应这种理论。

  [一]、民主制度有暴力

  民主制度存在产生和使用暴力的条件。这在逻辑上很容易理解。任何制度都是人性制度化的产物,人性有善有恶,所以民主制度内的人们求和平与用暴力都是正常的,民主制度也不例外。就民主制度特性来说,因为它必定伴随着自由,自由的功能之一就是让人能独立自主。当可以自由独立时,人们行善求和平与动用暴力是正常的事。

  这只是说民主制度可能产生和使用暴力,并不是说民主制度比专制极权制度更容易产生暴力或更有利于使用暴力。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比较,专制、极权制度使用暴力比民主制度要多而强。这是因为专制、极权是依靠暴力取得政权,凭借暴力维护政权;因之政权外还诸暴力反抗政权和改变政权对应多而强。民主制度和平掌权和平转换政权,人们没有必要使用暴力,也找不到使用暴力的对象,所以民主制度内部使用暴力(这里主要指政治方面的暴力)很低。民主制度下出现暴力大概有如下两个原因。一是,民主权力异化成专制权力,民主选举改变不了政权性质;所以民主力量可能会用暴力革命手段改变政治现实。一是,民主制度下的专制政治势力不能用民主选举实现其专制目的,只能使用暴力。这些情况多见于民主制度初建阶段。

  极权制度下是单方面持恒使用强暴力。初期压得住,所以没有民间暴力;中后期则压不住,民间暴力反抗迭起;若不顺应潮流自行民主化,最终是亡于暴力革命。

  民主制度少暴力,特别是极少有政治方面的暴力,于是反民主者就挖空心思,偷换概念,把一些非民主,有不少还是反民主的暴力说成是民主暴力,是民主中的暴民统治。

  反民主理论中,有一种颇有代表性的理论。其表述如下:民主制度很容易沦为暴民统治。

  这是永远的"狼来了"理论。持这些论调者即使用望远镜和显微镜也找不到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稍不留意就会沦为暴民统治的事实。

  他们证明民主制度会沦为暴民统治离不开以下几个老套伪事实和伪理据。

  其一,把民主初阶旧专制势力打着民主旗号实行独裁专制当作民主制度,就是说把专制独裁统治视作民主执政。把这个时期的社会动乱不安视作暴民统治。

  其二,最常用的证据就是处死苏格拉底。可惜,死苏格拉底之死是古民主,不是现代的自由民主的事。

  其三,把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视作是民主,且是民主中的暴民统治。政治运动、文革绝不是民主,连民众运动也不是,而只是运动民众。运动的主子就是天下著名独夫恶棍毛泽东,把独夫恶棍毛泽东恶名昭彰的运动民众当作是民主,是明目张胆的对理论及事实强奸。

  [二]、民主制度本身有没有必然导致暴力的逻辑?

  民主制度是多数决。决定会强加于不同意的少数,这个加强是不是制度暴力?从逻辑上来看是如此。但是,这个逻辑并没有在民主制度中成为政治现实。民主制度内部没有或者极少政治暴力,是因为有两个预设起作用。

  一是,民主多数决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限制的。它不能违反正义、不能反自然法、不能侵犯人权、不能剥夺自由…因之民主多数决暴力含量极有限,少到可以不计算。二是,民主制度有保护少数这一条;所谓保护少数,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不得对少数使用暴力。除了这两个预设外,另一条导致不使用暴力的理性理由是在民主制度下少数有可能变成多数。若现时的多数对少数使用暴力,要冒自己将来变成少数时被使用暴力的危险;理性促使多数不使用暴力。所以从事实的角度看,民主制度(尤其是成熟的民主制度)内部没有或极少政治暴力。

  我说的政治暴力,是指在民主制度下,权力外的政治反对势力用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政治暴力行为,而不是指没有社会暴力。例如官警贪污腐败、社会治安坏,社会暴力必多。虽则民主社会远比专制、极权社会廉洁,经济发展良好的也多数在民主社会,但是腐败、经济落后者亦有,有些还颇严重,所以,民主制度下的社会暴力还是有的,有些还颇严重。印度牙买加可作这方面的代表。

  反民主论者还经常拿民主国家对外战争来当作为民主与暴力有关的理据。这是错误的理论。我们要记住这个道理:民主制度不出国门。现在所有的民主制度都是一国之内的事,民主所有功能只能在一国内呈现,不能在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中表现。理由很简单:这个世界并没有建就一个国与国之间具有民主制度性质的"民主国际",所以,民主一出国门就不起作用。决定民主制度国家对外战争原因是"国家利益",这与专制国家并无区别。只是,正因为是民主,社会多会存在反战力量,所以民主国家对外使用战争暴力比专制极权制国家要难。其次,因为民主制度的换屈因由,纠正、停止对外战争的机会比专制极权的可能要大得多。再次,民主国家用对外使用战争暴力来转移国内矛盾的可能性比专制极权国家少。

  所以,我可以这样作个小结:这里所说的是"民主制度内部没有政治暴力",不能把它扩展为"民主制度对外不使用政治暴力"。民主制度对外部专制制度势力使用暴力是正常的事。民主制度对外部民主制度使用暴力,在逻辑上也是可能的;不过,它极难成为事实,或者说从未成为事实。

  [三]、发生暴力原因的分析

  这里所说的暴力,包括政治革命暴力和社会暴力。

  一种通行的理论解说: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社会不会发生暴力。这个概念有误。即使是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社会,倘若中下层偏向激进,中上层偏向保守,社会两极对立严重,照样会暴力频仍。若大部分中产阶级依附极端的保守政权,中产阶级再大多数也只能起阻碍民主的作用,构成政权与民众两极严重对立。中国大部分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都被共产党包养起来的政治现实正是如此。还可以举一理由,革命多发生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向上、文化水平提高,中产阶级增加之际。可见,在某种情况下中产阶级增加,不但不会灭少暴力,反而会增加暴力。

  有人立论待中国中产阶级强大成为多数后中国民主就会到来。持此论的善者是昧于事实;恶者是为党帮凶。这个概念之误是用"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取代"中间派"这个概念。中产阶级通常是中间派,但是并非必然是中间派。所以,比较准确的说法是:若中间派是大多数,极端对立派较少,就不容易生出现暴力。

  中国现在中间派的声音颇大,改良、渐进、理性、和解、和谐、没有敌人、爱你的敌人…之论响个不停。但是,现实社会是严重也分裂为共产党极权为首以及(被收买、包养)依附于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组成权力联盟集团和无权集团。中国的中产阶级完全起不到中间派的缓冲作用。在这两个严重对立的集团之间,中间派的声音派不上用场;分散的暴力反暴政则遍地开花,暴力革命道理不胫而走或无师自通。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下,政治性的革命暴力反暴政必然出现,也必然趋向普遍和严重,更会趋于组织化。因为产生社会性暴力的因素:官军警贪污腐败、正义缺失、官商对民间掠夺事件频生且制度化…都极严重,所以社会暴力事件也普遍和严重。这里不详细讨论社会性暴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成为暴力革命沃土。这个暴力革命沃土是怎么样造成的呢?

  共产党用暴力革命意识型态,武装割据夺取既存的合法国家政权,建立暴力政权。在共产党一党专政下,言必暴力行必暴力,以暴力为尚。就是说共产党用暴力革命意识型态和武装割据夺权行为,把中国和平之土酿造成为暴力沃土。其次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就是实行腥风血雨暴力统治。在六十多年的统治中,共产党一方面实行暴力统治,另一方面又无限制地播种反对共产党的革命暴力种子、仇恨种子。于是形成了朝野"共襄" 革命暴力的奇景。本来民间也有愿意走和平渐进改良道路的,但是共产党一而再再而三地严拒现代人类普适价值,即严拒所有非暴力改良之路,把所有和平渐进改良道路全数堵死。就是说,共产党在它酿造的暴力沃土上全力驱赶民众往暴力革命这条路奔跑。于是中国民众就在这块暴力沃土上正在形成波澜壮阔的反抗共产暴政的暴力革命潮。

  中国已经是暴力沃土,共产党将会在它自酿造的暴力沃土上亡于暴力革命。

  20100703

杨银波:悲悯的良知――记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胡杰

    悲悯、平等的胡杰

    我与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胡杰神交已久,近日因撰文纪念惨死于文革的王佩英,终与拍摄王佩英影片的胡杰取得联系,彼此相谈甚欢。此胡杰,即是《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等片的制作人,2008年香港“华语纪录片奖”最佳长片奖获得者。意外的是,胡杰竟也与我神交已久,他说:“银波,你是我敬佩的人,我非常惊讶于你的年轻、思想的深刻、意识的清晰与创作的才华。”仔细查阅发现,胡杰的人际关系极其广泛,非但有拍摄《我们的娃娃》、《公民调查》的艾晓明与之成为最佳拍档,连章诒和、谭作人、姚立法、王克勤、浦志强、丁东、傅国涌、邵建、翟明磊、卢雪松等一大批敢言者,也皆是他的朋友。

    胡杰的作品,震撼了千万人的心灵。尤其是《寻找林昭的灵魂》,在当时不少人就已预见其“纪录片里程碑”的思想价值。胡杰的勇气与务实,备受民间推崇,被视为良心。早在2008年四川地震初期,成都读书会发起人周钰樵就倡议:“官方已经到灾区来拍电影,接着肯定是全国巡回讲演,搞洗脑那一套。我们一定要让胡杰、艾晓明赶紧过来,做最真实的公民影像,抢救历史。”他说这话时,我在场。周钰樵称艾晓明为“中国四大女杰”之一(另三位是肖雪慧、崔卫平、何清涟),说胡杰“为历史真相和维权运动做了许多人想做而没做成的事”。

    52岁的山东人胡杰,曾任空军上尉、新华社江苏分社影视编辑。他当了15年的兵,后来又拍摄了15年的纪录片。民间纪录片,以追求真实和独立为目的,大致分为三类:时事题材,分为非干预性与干预性;历史题材,主要做口述实录。它的所有细节都有事实证据作为支撑,不是改编、演绎性质的电影;也不是官方电视纪录片和新闻追踪,在摄影机后面的那双眼睛里,没有权力意志,只有心心相通的悲悯。胡杰有个习惯,说服受访人,使其彻底信任,如果对方不愿意表达,那就不打开镜头。这种高度尊重他人的平等意识,是诸多影视行业者所不具备的。

    一个抢救良心的人

    主流媒体视农民、民工为边缘群体,但胡杰认为,这些人其实才是大多数人。在胡杰的镜头里,这些卑微者是有尊严的,胡杰把他们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他拍摄的内容,从孤助的民间画家,到矿工、被拐卖者、媒婆等,一直到文革惨死者及当代维权者。这15年的拍摄之路,有着“质”的渐变。他从关注弱势群体开始,直到碰到文革敏感题材,遂与大批民间人士接轨,把镜头瞄准当下。尤其是2004年开始与关注公民维权的艾晓明合作后,湖南黄静案、广东太石村事件、湖北姚立法现象等,都被拍摄成纪录片。灾难深重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最震撼,只有更震撼”的国家,拍摄者的作品纵然在短时间内何其震撼,但很快就被新近发生的更残酷的事件所淹没。

    无疑的,胡杰镜头下的诸多故事及人物,都是官方回避、掩盖乃至忌惮的范畴之内。这些以镜头为力量的纪录片,通过大陆内部传阅和境外视频播放,一个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看到作品,赞叹不已,遂口碑高筑,政府当然有压力。从实际效果看,作品中的当事人都是被时代扼杀的牺牲品,他们死的死、冤的冤,被打、被捕、被压制,但胡杰、艾晓明用镜头给这些“伟大的失败者”平反,把真相揭示出来,否定政府及主流媒体的强硬认定。譬如《公民调查》里的谭作人,纵然此后被关进监狱,但镜头里的谭作人却是第一流的好人。如同林昭用鲜血写下“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这种历史的证据之一,就是真实的镜头。

    胡杰曾寄给我一张照片,照片是浦志强拍摄的。照片中,有两个女人在大笑,她们是谭作人的妻子和与谭作人一起搞公民调查的朋友。笑的时候,恰是谭作人被判处五年徒刑的宣判当天。她们笑得很自信,很勇敢,没有被邪恶打败。胡杰说:“我想,在狱中的谭作人看了这张照片以后,一定会为妻子和朋友骄傲。”胡杰以这种方式,来清除我多年公民维权之后的忧郁、愧疚与恐惧。仅此一件小事即可看出,胡杰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和光明的人,如若不然,他不可能坚持拍摄15年,也不可能再继续触碰敏感题材。15年的军队锤炼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我认为,事实上他已经看到了大量的苦难、灾难和罪恶,这一切又激励着他唤醒民众的决心。这种唤醒,不一定是声嘶力竭、振臂高呼的,也可以是静水流深,从心灵深处把丧失的良心抢救回来。

    坚持独立的代价

    与胡杰合作的艾晓明,为拍摄独立纪录片付出了代价。她被限制出境,被限制出现在课堂,被限制到大学做讲座,被某些独立纪录片影展禁止放映作品。艾晓明说:“我的名字,已经被挂在国保重点监控的名单上。”艾晓明的某些拍摄合作者,也被警察屡次叫去“喝茶”。相对于艾晓明,从表面上看,胡杰似乎轻松一些,他说:“很多年前,警察确实没有找过我。但近几年找过,或许是加强了管理,改变了旧有的工作方式,但不经常找。我觉得他们很正派,并没有预设的恶意。他们代表公权力,对待工作也很兢兢业业。在谈话中,我们保持彼此尊重的态度。我有时也想,也许我很幸运,碰到了文明警察的文明执法。”

    在1995年拍摄《远山》时,胡杰因拍摄矿工被矿主嫉恨,最终遭遇“子弹从耳边飞过”的死亡恐吓。在后来,他遭遇过不少非政府的压力,但也躲过了危险。为避免自己被政府定义为危险人物,并保全作品本身的独立性与纯洁性,胡杰不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不接受国外基金。《寻找林昭的灵魂》在民间及海外被广泛赞誉,但胡杰却表示:“这个片子在拍摄之初,我就没有想过要发表。”我将胡杰的某些回避,理解为迫不得已的策略,为了做成事情,不选择主动对抗。他并非“愤怒中年”,在所有的作品中,都不是为揭示黑暗而黑暗、为证明苦难而苦难,相反,我们总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催人奋进的激情。

    许多外国人对于中国独立纪录片有一种期盼,希望作品能够把矛盾冲突展示得更直接,说白了,就是硬斗硬的愤怒宣泄和誓死反抗。胡杰承认,在这一点上,他让老外失望了,因为这不是他的初衷,他不愿意制造恨,而要树立爱。胡杰说:“我希望我的观众,是真正关心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人,是真的对此有所思考的人。”他想到过自己的危险:“我想最多就是把你的东西收了,把你关几年,最多就是这样。”换句话说,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他希望政府能够大度起来,容忍并接纳独立纪录片,“我更希望是用法律和制度来做保证”。

    拍摄纪录片,成本不匪。相对于某种“危险”,更致命的是来自生存的压力。为了凑足拍摄的路费,他不得不为他人拍摄婚丧之事赚钱,有时买了长途车票之后,身上只剩几块钱。为此,他住过一天两元钱的旅馆。他的成就与生存境遇,反差甚大。当然,倘若他愿意放弃某些底线,让自己挣更多的钱,是绝对有可能的。这一点,他与不奔名利而去的实干派人物黄琦、谭作人非常相似。

    公民影像的启发

    待名气大起来以后,有人为胡杰捐款。胡杰说:“确实有很多感人的捐款故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一次,在林昭墓地的灵岩山下,一群素不相识的网络朋友纷纷解囊,我瞬间得到5000多元。有一位老人,上千里跑到我家,含着泪把7000元钱塞到我的手中。还有一位甘肃的老妈妈,在一个风疾的街头等到了我,把卷得紧紧的一小卷钱死活塞给我,那是200块钱。我知道她家并不宽裕,而且她年轻就守寡,辛辛苦苦拉扯几个孩子长大。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受到的眷顾太多了,这本身就可以构成一部纪录片。”

    胡杰的拍摄,与记者采访、导演拍戏有很大区别,准确地说,他只是一个有着身份证的普通公民,没有官方批文和公干证件,全凭一张嘴去说服受访人。好在民间亟待表达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希望胡杰能去拍摄他们,有遭受政治运动迫害的人,有正在反腐败的人,有饱受屈辱的上访者,有走投无路的下岗者……他们与胡杰之间,形成了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关系。

    类似胡杰这样的纪录片制作人,全中国仅几十人而已。据我所知,另有艾未未、老虎庙等极少数人,能够坚持两年以上的拍摄者可谓凤毛麟角。这种拍摄,多是微观叙事,一个房间,一个人,讲一些事,拿出一些东西辅证,再做后期剪辑、编辑。2003年,柬埔寨导演潘礼德(Rithy Panh)拍摄纪录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该片极为悲凉、沉重,也是采用这种微观叙事的手法。它不同于痛斥专制的宏观政论片,而是着眼于当事人、知情者的零碎叙述,将之编排对照,形成真实效果。

    胡杰给许多人带来了启发,越来越多的人也想拍出反映争议性内容的作品,加入公民影像的行列。受工伤的人怎么获赔,罢工的人怎么罢工,患上艾滋病之后怎么办,一个村的选举被怎么操纵,警察怎么抓小姐,异见者怎么聚会,网友被捕了怎么声援,等等,这些就发生在当前的事情,被陆续拍摄出来,并纷纷传到网上,又被纷纷删除,再纷纷续传。可以预见,这批展示镜头之力的公民影像,将愈加流行,成为异于官方的时代见证。那时,我们不要忘记,胡杰是先行者、带头人。

    (July 29, 2010, This article first published on "Human Rights in China" Biweekly.原题为《镜头之力——胡杰的公民影像》,本文为底稿版。作者杨银波,独立作家,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七年)

    附:任何人都有权免费索取王佩英影片等资料

    王佩英是惨死于文革的中华烈士,距今就义40年,也被公众遗忘了40年。鲜血不可白流,精神不可忘却。由其子张大中先生当导演,中国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胡杰、胡敏兄妹拍摄,郭宇宽做文字统筹,完成了意义非凡的独立影片《我的母亲王佩英》。

    张大中先生,系北京大中公司董事长,旗下已成立专门的“王佩英资料秘书组”,负责免费赠送王佩英的影片和书籍,欢迎各界索取。借用韩寒说的一句话,“无论你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一个普通人”,都有绝对的资格免费索取《我的母亲王佩英》的DVD影片、“王佩英就义40周年纪念会”光碟、《炎黄春秋》2010年第5期杂志等资料。这包裹到你处时,你不需要出一分钱。而且,只要你是在这地球上活着的人,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港澳台、英国、瑞士或者阿拉伯、阿根廷、阿联酋,都有权利免费获得所有王佩英资料。

    请索取者向“王佩英资料”信箱提供索取者的四项内容,缺一不可,包括邮编、地址、姓名、电话。四项内容完备,即马上安排寄出资料,索取者等待收包裹。索取者亦可转载或转告本消息给你所有的朋友。期待众人积极传播“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的王佩英的感人事迹。这件事,是大事,是要生根发芽,并注定成为民族记忆的事。

    “王佩英资料”信箱:wangpeiyingbj@gmail.com

    关于王佩英的部分公开文章(大部分在网络可查,且《维基百科》、《百度百科》亦有“王佩英”词条)

    01.张大中:母亲王佩英诞辰95周年纪念会演讲稿
    02.茅于轼:在“王佩英诞辰95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感言
    03.黄方毅:“王佩英诞辰95周年纪念会”演讲稿
    04.齐克琦:我的牛棚挚友佩英姐
    05.林克明:对王佩英同志的一些回忆
    06.王学联:悼念王佩英
    07.田贵勤:关于和王佩英同志交往的回忆
    08.高淑琴:回忆大中的母亲
    09.林朝华:回忆王佩英
    10.李钟禄:我记忆中的王佩英
    11.暴天成:追忆往事
    12.王世伟:清明随想
    13.徐  玲:静宜英魂——王佩英
    14.默  茗:甘赴地狱的圣女——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书籍《王佩英评传》读后感
    15.方  泉:张大中的母亲(发表于《融资中国》)
    16.郭宇宽:王佩英评传
    17.郭宇宽:寻找王佩英(发表于《炎黄春秋》)
    18.王友琴:纪念一位英雄的母亲
    19.吴稼祥:虽亿万人,吾往矣——纪念圣女王佩英诞辰95年周年、赴难40周年
    20.杨银波:抢救民族精神——纪念圣女王佩英(发表于《纵览中国》)
    21.赵  锐:胡杰新片——我的母亲王佩英
    22.晨  海:无论怎样毒打,北京母亲王佩英也不跪下
    23.司马当:一个曾“被精神病”的女英雄
    24.曹培植:文革先驱——不为众知的英雄母亲王佩英
    25.吴一汉:王佩英,一位被遗忘的英雄母亲
    26.DIDI KIRSTEN TATLOW:中国来信——历史的一章被紧紧掩盖(发表于《纽约时报》)

陶达士:环境崩溃的巨大威力将成为政治转轨的动力

  参加[自由中国论坛]之波兰米奇尼克讨论引发我以下几点思考。

  这个讨论很重要,主题不是要不要去努力实现民主,而是怎么达到这个目标。

  1,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胡锦涛都说中国要民主,但是,国民党用了100多年终于在台湾实现了真正的民主,而共产党的大陆还在专制/极权/独裁中挣扎,共产党的思想还沉浸在"一党作主的民主"的幻想中。(专制/极权/独裁,这几个词有啥区别?)

  所以,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有巨大的障碍。

  2,由于缺少民意测验提供的科学数据,大陆人民对民主的愿望和认识是什么程度还不清楚,包括个人行动和社会发展的路线图这两个方面。

  按一般经验看,大部分人对政治问题是麻木和回避的,有无能为力和无法理解的感觉,因为既缺少真实信息又缺少政治学的知识;再加上天生胆小怕事的心理和多年追求物质的习惯,估计大多数人现在属于政治上的盲人或近视,没有什么社会责任感,甚至基本的道德标准也在退化和模糊,社会信任也未形成(每个人的信任圈很小)。虽然几乎人人都希望实现民主,但一时似乎难以形成政治运动的巨大合力。

  3,米奇尼克带来了波兰的经验:通过搞好"团结工会",形成沟通全民的桥梁,人-人,民-官。

  波兰在1980年总人口是3573。5万。而1980年底时,团结工会的会员达到了1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4。占劳动力的80%,使政府不敢小视。

  当然,波兰的天主教徒占了居民的90%以上,这是人民沟通和信任的更牢固的基础。

  再加上波兰人对苏联压迫的痛恨,在人民中间就很容易传播真理。

  于是,以团结工会为中心,激活了人民的行动力,形成了力量的凝聚点,使它从维权运动发展成为成功的政治改革运动。

  4,目前中国面临着种种危机,环境崩溃,两极分化,官民对立,社会失衡,公共品价高质劣,信任危机,道德危机,腐败加速恶化……

  相应地,也兴起了环保运动,维权运动,宗教复兴,真相追寻运动,和共产党也参与其中的民主大讨论 ……绝望中孕育着巨大的希望。

  前两天凤凰台报道中国家庭基督教会运动的节目中,学者于建嵘说:估计基督徒已有7千万人之多,而且呈现越打压则发展越快的规律,建议使其合法化以便于管理。可见人民的自发力量势不可挡。

  米奇尼克带来的波兰经验,乍看条件与中国相差甚远,实际上原理相同:

  原有的政治制度极度僵化,无法适应人民日益高涨的需求和愿望,使变革成为必需;公民社会运动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发展,使和平转轨有了沟通的渠道。

  而据我的研究,中国的生态和环境在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崩溃,这是从秦始皇到慈禧太后都未曾面临的困境。

  工业化和全球化使社会变得日益复杂,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越来越大,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也越来越多;相应地,政府就被要求越来越透明度,在全球范围内,民主制度作为公共信息的高效率核实机制——以制度化公开辩论为特征——就应运而生,政治生活被一系列公开辩论所充斥,行政长官的竞选辩论,民选议员的竞选辩论,议会的立法辩论,议会的听证会辩论,独立司法下的法庭辩论,司法机构的听证会辩论,民办媒体的采访,访谈,媒体发起的辩论会,各种演讲,座谈,研讨会,……

  总之,象动物需要空气一样,正常的现代生活需要足够、可靠、清晰、及时的信息,否则就会被窒息。

  1957-1962年的"反右-大跃进-大饥荒"的灾难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一连串的错误政策导致了全国性的休克;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也是由于毛泽东运用阶级斗争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所致,此其间,真理和真实的辩论被彻底地压制了。

  最近30年的畸形发展,依然是在专制制度的思想压制下进行的,导致了在虚假的GDP数字背后隐藏着环境崩溃的惊人事实。

  而近几年环境崩溃是如此之剧烈,垄断媒体已经再无法再掩盖和忽略下去。空气、水、土壤、病毒、沙尘、有毒食物和医药、耕地减少、地下水超采、江河湖海的污染、旱涝灾害在以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向束手无策的中国人施威,使专制制度显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

  我于2007年5月底,发现了[中国环境危机三定律]:

  1,在专制制度下,不受人民监督的官僚层必然趋向惰性和腐败。

  2,在专制制度下,必然出现信息不实和混乱。

  3,在惰性的官僚层和混乱的信息下,任何治理的努力必然落空,使环境加速滑向崩溃。

  这几年执政者开始为此而惊慌失措,而治理的投入都被打了水漂。政府只是一味求助于掩盖,甚至不惜把受害人和追踪者投入监狱,如胡佳,吴立红,赵连海,谭作人……这促使了更多的人从麻木中惊醒。

  我预测,环境崩溃的巨大威力最终将使习惯麻木的人民警醒,将使有良知的官员开始真正的思考,将成为未来政治转轨的动力。

  2010年7月23日

谢盛友:老保钓40周年纪念聚会南昌

  谢盛友:老保钓40周年纪念聚会南昌

  今日与俞力工教授通信:

  亲爱的力工兄:这篇发言稿写得真好!你2010年8月20日去南昌?

  盛友

  力工回信:谢谢! 为了调养身体,久已不写文章。这次的老保钓40周年纪念聚会,是我两年前唱的议,不能不去。既然要去,也必须讲点话。我大概15�左右动身。

  力工

  再从法律、政治视角析主权 —— 2010年8月20日南昌"��同���念保���40周年促��岸�界交流研��"上的发言

  作者:俞力工

  整整40年过去了,能够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原因大概不外两个:一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二是希望国家富强,以至于能够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

  就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方面,我想借南斯拉夫解体为例子,从几个不同角度,探讨领土主权问题。

  7月22日,即我正在草拟这篇讲稿时,国际法庭(海牙)就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问题,做出裁决,即科索沃宣布独立并"不违背国际法".这一咨询意见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具有极大指导性。因此可以预料,给予科索沃国际承认的国家,将会由目前的69个国家急速增加。

  科索沃的情况与西藏、新疆甚是相似。都是一个 主权国家内部的"自治行政区",而不是根据某种联邦宪法,可以自由选择"加盟"或"退盟的"的"加盟共和国".上世纪1960年代,国际法上固然存在着支持"民族自决权"的共识,但这里所涉及的自决权,并不等于独立权或分裂权,而仅仅是指一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可以实施"行政自治权".因此国际法并不是对所有的独立运动一概给予支持。

  国际上唯一积极支持的独立运动,涉及十九世纪以来,殖民主义扩张下所导致的民族独立运动。原因很简单,殖民主义明显带着浓厚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色彩,侵占殖民地的土地,剥削其劳动力与自然资源。

  至于传统的老帝国的自然扩张,并不属于殖民主义范畴。就此意义,新疆与西藏早在殖民主义时代之前数百年便属于中国,因此应当归类为传 统帝国主义扩张。也就因为如此,该地区便不可能依据国际法提出独立诉求。于是国际上某些敌对势力,也至多在背后、暗地里进行捣蛋,而其官方,却必须承认中国对该两地区的领土主权。某些国家之所以偷偷摸摸暗地捣蛋,倒不完全是为了尊重国际法,而是这些国家本身也有许多少数民族问题,对外政策一个不慎,便可能像是投掷澳洲回镖一样,即刻打击到自己身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18年,南斯拉夫建国并不是殖民主义扩张的结果,而是西方列强为了惩罚奥匈帝国,而把位于欧洲南部、巴尔干地区原属奥匈帝国统治的几个斯拉夫民族拼凑起来,建立一个新国家,而且从第一天开始,科索沃便属于该国领土的一部分。

  从法律的角度审视,科索沃不过是南斯拉夫的一个行省 .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民族在1990年代以前,曾经争取过行政自治权益,但却从来没有提出过独立要求。那么,为什么1990年代南斯拉夫遭西方肢解、导致2008年科索沃的宣布独立后,国际上192个国家里,竟会有69个国家很快地给予科索沃国际承认?为什么这些给予承认的国家就如此不顾国际法的规定?如今国际法院又为何如此明目张胆地通过裁决,对他国内政进行干预,并促成一个违背国际法规定的先例?使得今后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群体,可能援引科索沃的先例,提出独立要求并制造更多事端?!

  这里,我们就接触到法律之外的政治层面的问题。国际之间,法律之能够起作用,严格说来就是不同的玩家达成了某种共识,同时愿意付诸实施。一旦主客观条件改变,或者说过去达成共识的基础不再存在,那么, 法律便形同虚设,甚至还可能重新拟定。科索沃问题即是如此,当国际社会需要南斯拉夫的存在,需要他在东西两大阵营之间扮演缓冲角色时,他的主权便受到尊重;一旦东欧集团崩溃,国际上缺少制衡力量,西方集团便可肆无忌惮地肢解这个国家,以至于不顾现行的法律规定,堂而皇之地给予国际承认。

  那么,继而凸显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法律对领土主权的维护起不起作用呢?我的回答是,法律不过是承认事实,而事实又是什么呢?用一句西方谚语概括,就是"疆域就是炮弹所及之处!".如果国家的军事力量能够对某个地区进行实际有效的控制,迟早便能取得法律承认。反之,谈法律完全是多余!

  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国家力量不是一个静态现象,而是像股票价格一样,随 着公司营运的结果,时刻上下浮动的能量。一旦它发明了某种先进武器,那么它与邻国争执的土地就"行情看涨",就无形中收复了许多;一旦内部发生严重天灾人祸,所谓的边境,可能已经让邻国派兵驻守。鉴于此,我们对待钓鱼岛的问题,以及所有其他边疆领土的争执,不能拘泥于历史的资料,不能够单凭法律的依据,而应当抱着动态的眼光去观察,即我们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否足够强大到收复失地的程度?!   如果还没有具备此实力,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耐心等待和加强国家力量。

  接着有人或许会问,除了等待和参与建设之外,知识分子难道就没事可做了吗?这也未必见得,以40年前的保钓运动为例,中国的知识分子取得了两件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成就:一是,通过我们的敦促与呼吁,海峡两岸的两个当局均意识到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而且几乎不约而同地正式向国际社会宣布,对该岛屿拥有领土主权。另一个成就就是,我们当时竟然在短短一两年的时间内,把能够挖掘出来的有关资料(历史、法律、地理等等)几乎都给挖了出来;以至于此后的数十年,几乎就没有再出现过什么重大的新资料、新证据。这就是说,我们老保钓,曾经利用我们的激情与学识,很光荣地完成了一个读书人应有的读书救国使命。

  常听到许多人不满意地说:"保钓保到哪儿去了?迄今钓鱼岛仍然受日本控制!"不错,情况的确如此,但是,如前所述,领土问题涉及到国家力量的对比,和国家发展目标的优先次序安排。我们不能拿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坚持钓鱼岛主权问题始终是国家的核心问题或最迫切问题。尤其是,当前负责处理钓鱼岛的当局是两岸政府,我们的责任至多是提供信息,实施监督,而不能越俎代庖。换言之,我们不过是读书人,不是国家领导人。同时就我们对当前两个执政党的认识,在维护领土主权问题上,应当给予充分的信任与支持。

  那么,民间的自发性维护钓鱼岛主权的活动我们就不该参与了吗?个人以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不是靠个人激情与冲动所能解决的问题。试问,我们组织一两 艘船只在钓鱼岛边缘宣示领土主权又能够起些什么作用呢?更极端、更荒谬的情况是,当一些投机商人为赚钱目的组织旅游船前往该岛屿而引起国防纠纷,我们难道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去支持那些商业行为吗?我想,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言及此,我的结论很简单,即首先要认清我们自己的角色,厘清哪些是读书人的事,哪些是国家当局的事;其次,哪些活动属于积极的贡献,哪些活动是闹剧、是作秀、是添乱。

  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俞力工教授

  2010.07.25 于奥地利. 维也纳

  往事未必如烟

  作者:谢盛友

  日本侵略主义者,一直觊觎我国钓鱼台,近来更是变本加厉。钓鱼台列岛位于台湾东北海域中,包括钓鱼台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八个岛屿,其中钓鱼台岛最大,面积四点五平方公里,岛上有九个三峰,主峰海拔三百六十九米,资源丰富,海底石油蕴藏量至少八百亿桶。钓鱼台属台湾省宜兰县管辖,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有宜兰县档案可凭。

  在中国的古文献中,明朝永乐元年(一四零三年)之《顺风相送》一书中,对航海针路(即指南针指引之路),以及对钓鱼台岛屿名称已有记载,此书原本现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而日本至明治十九年(一八六六年),海军省水路局在编印水路志时,才用汉字将钓鱼台写为"尖阁群岛".根据上述史料表明,中国在十四世纪初叶已经为钓鱼台定名,而日本"尖阁群岛"之名称的出现,晚于中国大约五百年。

  七十年代初,在海外华人中掀起了保钓运动,当时的保钓明为反日,暗则指国民党不能保卫国土,因为当时日本与中华民国有邦交,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台湾责无旁贷。

  由于日本于一九九六年七月五日宣布将钓鱼台列岛划入200海里范围内,并在岛上设灯塔。日本外务省发言人桥本宏于九月六日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钓鱼台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他希望,不要因为钓鱼台这样的"小事"而伤害日本与大陆、日本与台湾的友好关系。于是,在港台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华人中,掀起了大规模的民间保钓运动。这次的保钓运动,就时间和规模而言,非七十年代之所能比拟。

  我成功地发起和组织旅德侨学界的保钓抗议活动。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下午三点钟,几百旅德华人,不分政治背景,不管出生何地,却从德国的四面八方赶到波恩,聚集在日本驻德大使馆门前,抗议日本侵占中国钓鱼台,抗议者首先悼念陈毓祥先生,由著名侨领曾世雄为陈毓祥先生献酒,悼念活动在一片"血染的风采"之哀乐中进行,哀悼者每人点燃一枝香,围着站在献给陈毓祥先生的花圈,泪水和雨水交融在一起,湿透了日本驻德使馆门前的土地。

  经警察与日本使馆交涉,大家推荐谢盛友作为代表,前往日本大使馆递交抗议信。日本大使馆一等秘书柳秀直接下抗议信,答应将之通过日本驻德大使转交给东京政府。

巩胜利:中国官去美加学什么?

  最近,由广东省委组织部、省政府办公厅,湖南省委组织部、湖南省政府办公厅等省省委、省政府,分别组织当地主要政府官员赴加拿大UBC大学、美国等国家学习"应急管理",一个去发达国家学习、取经的潮流正在形成。报道称,"培训班学员包括广东地级以上市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副市长、应急办主任,省有关单位分管领导,暨南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教师"。培训班"通过专家讲授、情景模拟、互动讨论、实地参观等方式,系统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应急管理体制、社区应急管理工作经验、隐患风险评估、桌面演练、灾害模型建立、应急管理科技支撑体系等课程"……一个声势浩大的中国党政官员出去学习"应急管理"等就要拉开大幕。

  咋一听来,还真是顶顶级的大好事,但你深深、从理论联系实际上一想:中国党政地方官员真能学到那些"法制国家"的治国经验?或学到什么更深的真谛?真能学到"发达国家应急管理体制"的中国社会实践?

  60多年至今的中国,太需要向全球的发达国家取经、建树游戏规则了。首先、要学的是建立一个"法制国家",而不是一个自始至终60年一直"人治"的这个国家;(2)、中国一党执政的"革命"政治(60多年来一直如是),怎样来学成全球大成的"法制国家"?(3)、学习"应急管理",中国党政能学吗?能将国家权力交还给公民举手、用票决制而非"暴力革命"60多年如一日的来治理这个国家吗?"学习应急管理",无非是怎样把"新革命"替代老"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一种变形。美、加、欧等全球各国的"法制国家",中国能学吗?不能学,那么就要回过头来真谛想想了:中国60多年如一日,不能与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法制国家为伍,问题根源是出在了哪里?从毛泽东人治,到邓小平我治,都延续了这个国家的"人治本色"—
—革命本色,你能"革命",我就为什么不能"革命"?

  革命,毕竟是一种残酷、要命、血淋淋的一种海盗选择。既然,中国不能摆脱这种革命的本性,也不能学到那些遥远发达国家的"依法治国",那么学学"中华圈"中比自己先胜一筹,自己身边、看得见、摸得到、取得了巨大成就、几乎摆脱了贫穷和困苦、没有暴力革命的"国家治理"经验倒来的更真实和更实用,并有了中国几千年治国、明理、大义智人所说的"前车之鉴":

  学学香港的经济治理

  要学政府创造公平经济、营商环境。香港特区政府以效率出众、高度透明和处事公正而知名,以市场主导的经济著称。政府极力主张"尽力扶持、减少干预"的政策。政府不对经济或市场做任何指导性或强制性的规划,相信投资者和企业家比政府官员了解市场,私人机构的活动也比官方的经济蓝图更能带领香港走上繁荣之路。

  (一)是法律健全、管理规范。包括:人权与财产受到法律保障、企业受到政府有关单位的监管、投资者正当的利益受到法律的保障。为了创造公平的营商环境,政府依法设立官方或半官方机构扶持企业发展。如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是1967年依法设立的,目标是提高香港的整体生产力。生产力促进局的工作由理事会监督,成员包括一名主席,二十二名委员,由来自资方、劳方、学术界、专业团体和有关负责生产力事务的政府部门人员组成,每一或二个月集中开会检查研究各项工作。其经费来源,部分由政府资助,其余来自服务收费,不以盈利为目的。

  (二)是服务机构运转高效。香港政府注重效率,在政府部门、公营部门以及各行业部门都给我们一个感觉——高效率。在考察生产力促进局时,我得知当时还是代理行政长官的曾荫权对生产力的解释是:"生产力就是第一次就做对了"。从这侧面反应出香港社会的务实、讲究效率。

  (三)是为企业提供公平的营商平台。香港特区政府致力于给企业创造公平的营商平台,让企业能借助平台,实现企业的发展。政府投资设立免费网站,如香港贸易发展局开设的"贸发网"是亚洲首选的商贸资讯及服务网站,致力促进香港地区、中国内地及世界各地贸易,拥有最强大的网上交易平台进行采购及商贸配对,并提供最丰富的市场信息及最实用的贸易工具,帮助企业发掘全球商机,大展鸿图。设立综合顾问示范基地,低收费为企业提供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产品开发、生产设备、顾问、培训、技术转移等方面。企业可以根据本企业的需要,交纳一定费用,可以在综合顾问示范基地得到帮助开展全球商贸业务。最后是低税率政策给企业提供竞争优势。香港税率低、税制简单,是世界上最方便营商的税制。香港只有营商利润、薪
俸及物业三种收入需要缴税,不征收增值税、销售税或资本增值税,只有在香港赚取的收入才缴税。香港个人所得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率是亚太地区最低的。这是香港经济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本。

  学学台湾国家转型

  1912年10月10日成立的中华民国及其实践者蒋介石、1949年10月1日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缔造者"毛泽东,都一样有着"独裁党"、"一党独政"的非法革命党的角色,都同样将人民的"举手"权、执政权凌驾所有与公民之上。"革命",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100多年生死斗争,但隔海相望的另一个"人民政府"真正实践了公民法律下"举手"的人民政权了,而今的中国又怎样跨越"暴力革命"时期成为一个当然合法的"法治国家"?

  国民党从独夫民贼、一统垄断、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到今天,被全球各国认可转型是一场伟大的一面镜子。一个独大的国民党,在台湾已把自己从一个绝对威权主义的党转变为一个能竞争型、能上能下、没有了亡国、亡党之危、全体国民都能参与的民主政党——是5000年来中华民族的巨大成功和典范。一个13亿多公民不能、没有资格参与的一个国家,不管到什么时候,强大到与天齐名,都不可能是文明的标志和成功的国家。

  其国民党、"中华民国"勇于自我转变的意愿是台湾民主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转型,是台湾高速度的非凡、经济发展为民主化创造出良好的环境。进而,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不是直线性的,而是也有曲折。台湾的政治体制仍然处于转变之中。国民党的党内民主也尚未得到充分实现。但是总的来说台湾已迈上了民主的不归路。台湾经验给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政治发展带来了希望。尽管台湾现在已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列,已不再属于第三世界,但其由贫穷发展为富裕,由独裁发展为民主之经验,则多少可为第三世界所学习。台湾经验显示,民主化不一定导致执政党丧失政权。相反,主动引导民主化进程则可能为执政党赢得未来、赢得威望的法宝,尽管这种引导是一种相当复杂艰巨的政治工程。台湾与俄罗斯,同样都赢得了全世
界,赢得了"暴力革命",赢得了亡国、亡党的一切!在今日世界,什么能不死,按游戏规则、人人参与的前赴后继,就是不死、不亡而永存!

  过去,国民党不得人心,被人民抛弃了,而今天的国民党洗心革面、又重新赢得了世界;过去的共产党走了一条和国民党一样的"你死我活"之路,但共产党的成败需要由12亿多人民、历史来选择!历史上的任何"独裁"都没有好下场,由"革命党"转型为"合法党",有"独裁"转变为"法治国家"——是中国唯一的希望!60年不变,1000年也要改变!

  学学新加坡的国家治理

  新加坡政府,可能比中共政府更有"专制"的嫌疑,但从国情环境和实践经验以及效果来看,作为国家这个组织,新加坡政府这套制度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福利和遏制贪污腐败方面是卓有成效的。在新加坡,政府官员享有高薪同时因惧怕严峻的法律而不敢贪污,进而成为内心的自觉与自律;新加坡商人也很少有行贿送礼的习惯,这使得他们在东南亚邻国丧失了不少做生意的机会,但却使他们很容易适应在法治国家、发达国家的商业发展环境,同时也吸引了众多的跨国公司前来新加坡设立运营机构;新加坡有定期的政治竞选,但竞选很少涉及金钱政治问题,却是全民、人人参与的"举手"行动——新加坡实践了一个最起码的公正:即没有富豪、也没有穷人。

  新加坡的成功以经验而言有两个,一是良好的经济环境因素:竞争的市场、对外全面开放、以及整体的稳定、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二是良好的政府:政府在协助取得良好的经济基本因素方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政府仅仅在经济方面做得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政治和社会辅助方面也做得好,如教育、住房、劳资关系和社会凝聚力等等,政府必须由公民来选择上下。可以这么说,新加坡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日常生活一丝一毫都离不开的这个"好政府"。"好政府",它的背后是一系列合理、合法而非任意"人治"的"好制度",是所有欠发达国家由贫穷转化为富裕、最重要的发展例证。

  亚洲"四小龙"中有三个为"华人"之龙的历史建树,这些"中国人"树立了全球的一个个不朽的里程碑,而没有今日中国的"应急管理"——"活人被尿憋死"之急。能学学中国人、这些没有贫穷、增加财富、社会均富,不被大多数国家严厉指责,才是中国崛起、能通达彼岸、不亡国的真实旅程。倘若是中国党和政府连同是华族、中华民族的香港、台湾、新加坡都不能学一点,还奢望去学习美国、加拿大等"法治国家"的治国之理、还真能法制中国吗?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而外,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BBS和上网链接。若有任何疑问、版权使用问题请通过Gvv21(at)hotmail.com与作者联系。)

2010年8月3日 星期二

王小宁:三峡工程不可行报告

        ――违背大自然规律必然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三峡工程是中�最大的工程,静态投资九百多亿人民币,动态投资要超过两千五百亿人民币。这一工程一旦失败,不仅仅是损失两千五百亿元,而是政府威信将完全丧失,其后果不堪设想。

  一、三峡工程将造成每年汛期重庆等地区被淹的极为严重的恶果

  三峡工程的最大问题不是极为巨大的投资,也不是库区泥沙的沉积,而是每年汛期,川江两岸的城镇,包括西南最大的城市──重庆及沿江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镇将频繁地被淹没。每年川江汛期长达七、八个月,要发多次大水,一次大水几天,十几天才会退去,损失每年何止百亿。它会造成上下游之间人民的严重对立,将引发全国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大自然的规律是不能违背的。长江是世界上第四大江,三峡以上流域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为中�国土面积的九分之一。这一地区又是降水量丰富的地区,每年夏秋季节都会发多次洪水。川江多年平均30天洪水量达898 亿立方米,五到十年一遇的洪水10至15天来洪量达七、八百亿立方米,百年一遇的洪水10至15天来洪量达八、九百亿立方米。1954年洪水来洪量七月份为1171亿立方米,八月份为1386亿立方米,1870年洪水来洪量1767至1852亿立方米。在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集水面积上只有一条川江是唯一的出水口。

  一千多公里川江河道狭窄,对洪水下泄极为不利。对洪水下泄更为不利是从三峡到重庆的六百多公里川江上还有多处峡口。这些峡口宽度只有200 至400 米,仅为正常江面宽度的几分之一,两岸高度在水面300 至400 米以上,坡度为70度以上,有些地方干脆就是直上直下的。峡口就象瓶颈一样,更加严重地阻碍洪水下泄。这些是四川地区洪涝灾害频繁的根本原因。大水遇峡口水流下泄受阻,就会出现壅水现象,水位急剧上涨。水位一直要涨到峡口上下有一个很大的水位差,从而使水流流速明显加快,过水截面积明显加大,来水量与下泄水量相等后才会停止上涨。每一个峡口都会使其上游水位明显壅高。从三峡到重庆一共有六百多公里长,共有包括三峡的三个峡口在内的著名峡口13个。汛期大水,13处峡口造成的壅水现象,使川江就象出现了13级台阶一样。在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壅水是以下游的水位为基点抬高的。未修三峡工程,一遇大水,三峡水位高程六、七十米,通过六百公里的狭长河道和13个峡口的层层壅高,到重庆水位高程达到了一百八十多米,(历史上重庆水位高程最高达到196 米。1981年洪水量并不很大,只有985 亿立方米,但因流量大,重庆水位升到191 米。)两地水位差高达120 米左右。修了三峡大坝,使三峡处水位抬高一百多米,水位高程达到145 至175 米,大水一来,再在水位高程145 米以上的基点上层层壅高,早就把重庆等地淹没了。巨大的洪水不能迅速下泄,将会造成川江上游地区包括四川盆地的巨大的洪涝灾害。

  搞三峡工程的人说:三峡大坝抬高水位后,川江仍为天然水流,其流速、流量、流态不受任何影响。并断言:当坝前水位为汛期限制水位145 米,汛期上游洪水流量达二十年一遇时,重庆附近水位高程186 米。此说是根本不可能的。有水位差,水才会流动,有很大的水位差,洪水才会通过六百多公里的狭窄河道,13处峡口迅速下泄。如果三峡大坝到重庆只有31米的水位差,(而未建大坝,在自然状态下水位差是120 米左右)洪水是不能迅速下泄的。重庆附近水位高程186米,只能是非汛期的"静水"状态下的水位。再说一遍,汛期三峡水位145 米,重庆水位高程仍只有186 米,是痴人说梦。三峡建成后186 米只可能是非汛期的重庆水位。由于川江是一条流量很大的大江,即使非汛期,川江的水平面也是倾斜的,六百多公里外的重庆与三峡之间仍会有一定的水位差,比如30米左右。只有不流动的水(比如湖水)才会水平如镜,上下游之间没有明显水位差。

  搞三峡的人会辩解说,三峡水位提高后,川江的过水能力大大提高,上下游不需要很大的水位差(壅水效应),洪水也会迅速下泄。此说没有任何科学道理。川江是一条很长而且狭窄的大江,有100 多米的自然落差,川江上三峡到重庆之间有13个峡口,每个峡口的高度都在300 至400 米,坡度非常陡,三峡水位提高120 米,对上述川江河道的自然形态几乎没有改变,当然也就不能消除狭窄河道和峡口的壅水效应。三峡水位以下的水可以近似地看作是不流动的水。加大洪水下泄量主要靠三峡水位(145 到175 米高程)以上水流速度的加快和三峡水位以上过水截面积的增大,而这些只有靠很大的水位差(壅水效应)才能形成。很大的水位差(壅水效应)既是洪水受阻不能迅速下泄的结果,又是使洪水得以迅速下泄的先决条件。形成很大的水位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只取决于两个因素:洪水的巨大的来洪量、流量和川江几百公里狭长的河道和众多的峡口。而这些是人所不能改变的。搞三峡的人还会说,在大洪水到来时只要把三峡大坝的闸门全部打开,使泄洪量达到最大流量,就可以不使上游水位大幅度提高。这又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上游洪水的迅速下泄与下游三峡大坝的泄洪量大小无关。关键在于三峡大坝水位。如果三峡大坝泄洪10万立方米 / 秒,而上游来水水量也是10万立方米/ 秒,三峡水位没有明显降低,洪水也不会迅速下泄,上游地区因壅水效应照样会被淹没。只有在每年汛期到来之前,三峡大坝把所有蓄水都放掉,使三峡大坝后面的水位至少降低到八十米高程以下,这样才可能在汛期,上下游因壅水效应而形成很大的水位差后,洪水迅速下泄,不淹没重庆等地。当然这样运行,花两千多亿元,十几年时间建造三峡工程不就太荒唐了吗?

  建三峡前重庆水位高程是在三峡水位高程六、七十米基点上层层壅高,建三峡工程后,则只能在三峡水位高程145 至175 米的基点上层层壅高的。照此计算,一遇大水,重庆水位高程将达到265 至295 米。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每年汛期洪水一来,三峡保持145 米的低水位,重庆水位高程都会超过230 米,遇五年一遇大水,水位高程就会超过240 米,遇百年一遇大水,水位高程就会超过250 米。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数字,200 米已进入重庆市区,市内最高处也只有250 米,因此三峡工程对重庆和川江沿岸众多的城镇和农村意味着灭顶之灾,每年汛期都会长时间多次被淹没。重庆和沿川江城镇有人口两、三千万,年产值上千亿元,淹没这些地方造成的损失就太大了。不仅川江两岸,而且由于川江高水位的顶托作用,整个四川盆地的洪水排泄都会受到影响。洪涝灾害对这一地区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四川、重庆地区亿万人民不会答应的,全国人民也是不会答应的。自然规律是不能违背的,否则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三峡虽有极其巨大的水能资源,却是不可利用的。就象河豚鱼虽异常鲜美,但有剧毒而绝对不可食用一样。三峡工程是个极其荒唐的,危害性极大的工程,绝对不能搞,一定要下马。谁坚持搞谁就是千古罪人。

  二、三峡工程根本不存在防洪效益

  主张上三峡的人说:三峡工程使长江中游的防洪标准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遇到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可减少损失769 亿元。我认为防涝效益被大大夸大了。如果孤立地看,投入巨资建设的三峡工程对武汉和江汉平原的防洪是有好处的,但其效益是有限的。因为三峡水库是一个细肠子水库,相对而言容量是很小的。三峡的防洪库容只有200 亿立方米,而川江一次洪水下泄量都在几百亿至一千几百亿立方米,汛期会有很多次洪水发生。要想使用这200 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保住下游,重庆等上游地区就将被淹,因此在实际运行中,这200 亿立方米是根本不敢使用的。所以说三峡工程根本不存在防洪效益。

  武汉和江汉平原的洪涝灾害到底有多大,对此应实事求是。只有川江遇大洪水,又恰好与湘江、汉江的大洪水交会,才能造成极为严重的洪涝灾害。三江的大洪水交会,这可能是几百年才遇到一次。建国五十年,也只有1954年的大洪水对武汉和江汉平原造成较严重的危害。而当时这一地区的防洪设施极为简陋。有人计算过,武汉和江汉平原平均每年的洪涝灾害损失大约10亿元左右。而三峡工程的造价为3000亿元。为每年减少10亿元,而投资3000亿元经济上显然是不合算的。最近的消息说,中央决定投数千亿元巨资在长江上修建6100公里长的防洪大堤,如果三峡工程真有上述那么大的防洪效益,还用修这些大堤吗?

  没有三峡工程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照样可以解决。在中上游大规模退耕还林;在中上游和主要支流上建十几座大、中型水库,防洪库容大于三峡工程防洪库容几倍,造价仅为三峡工程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建防洪大堤;对沿江湖泊进行大规模清淤,对部分耕地退耕还湖,对分洪区、蓄洪区仍应加以保留和改善,提高调蓄洪水的能力;这样百年一遇的洪水大约是可以抵御的。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有限的。即使美、日那样的发达国家,防洪水利设施相当完备了,但仍有洪涝灾害的巨大损失。武汉和江汉平原如遇到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是不可能不造成严重损失的。

  三、三峡工程的投资过于巨大,并且根本就没有经济效益

  三峡工程向全国人大报的投资额是570 亿。三峡工程被人大批准后,三峡总公司马上把投资额提高到910 亿元。这是对全国人民卑鄙的欺骗。历史上就是这个公司的前身,在建设葛洲坝工程时也使用过同样的手段。葛洲坝工程上马时报的投资是13亿元,结果最后用了 49亿元,报的工期是3 年,结果用了19年,整个工程动态投资超过100 个亿。这个被吹上天的工程,每年的收益明显小于应付银行的利息,因此是个永远也收不回投资的工程。

  三峡工程既没有防洪效益,也没有航运效益,只剩下发电效益了。如果要发电,建造大火电厂,同样的投资和工期,可以建成10000 万千瓦,是三峡工程的五倍多。如建造大水电站(在黄河上游、长江上游和支流)可以建造5000万千瓦,是三峡工程的两倍多。我们何苦非要搞三峡呢?

  主张上三峡的人说:三峡工程装机1820万千瓦,平均每年发电847 亿度,年售电收入157 至181 亿元。第一机组发电工期11年,总工期17年。2003年首批机组发电,以后每年4 台机组投入发电,2005年是资金平衡年,此时已不再需要国家投资,其售电收入已能解决工程投资。在此以前国家已投入动态资金1468亿元,至2006 年,售电收入除用于三峡建设外开始还贷,至2012年(工程开工后20年)还清全部贷款本息。主张上三峡的人为全国人民描绘了一幅多么美好的图画呀!其实他们心里明白,这些根本不能实现。三峡工程负责人公开说过:三峡工程投资即使增加到1600亿元也根本打不住,到底要多少投资谁也说不清。确实如此。别的不说,光移民费用400 亿根本不够用。三峡要移民一百三十万人,要淹没耕地25万亩,林地、园地16万亩,河滩地6 万亩,房屋3460万平方米,工矿企业1599个,公路824 公里,输电线路2012公里。这些资产何止400 亿元,光房屋一项,3460万平方米重建,以1000元/ 平方米计(当地是山区,房屋土地开发建设费1000元/ 平方米,只低不高)就要346 亿元。光有房屋还不行,还要有公共工程投资,还要安排几十万人就业,等等。在长达十几年的移民过程中,物价要上涨,居民生活水平要提高,外部经济竞争压力不断加大,移民所需费用会不断增加。因此光移民费用1000亿元也未必够用。这样计算,三峡工程投资至少应为1500亿元,在建成时动态投资应在3000 亿至3500亿元。三峡工程每年需向银行支付的贷款利息应超过200 亿元,而最高售电收入只有181 亿元,利息都不够,何谈还本付息。在这里还应注意,三峡总公司在偷换概念。售电收入绝不是利润,发电是要有成本的。售电收入= 发电成本+ 利润+ 税收,其中只有利润可以用于还本付息。利润明显小于售电收入。综上所述,三峡工程还有效益吗?

  四、三峡工程严重破坏长江航运

  周总理曾指出:长江航运第一,如果修大坝影响了航运,这个坝就不能修。三峡最热心的鼓吹者林一山1986年说:三峡工程可以使长江航运量达到 40条单轨铁路的运量(大约12亿吨/ 年)。吹牛皮吹破了天。而现设计的航运下水通过能力仅5000万吨/ 年。相差了十几倍,这还有点科学性可言吗?5000吨/ 年对于长江来讲是太少了。三峡以上云贵川渝有三亿人口。这一地区多山,陆路艰难,对外最经济的运输通道就是长江水系水运。5000万吨/ 年绝对不够,最少也应有2 亿吨/ 年。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到三峡考察的美国专家指出,三峡工程有六道船闸,船舶通过三峡时要经过船闸升高160 米,相当船舶航行了1000公里,这个代价太高了。三峡航运的设计年通过能力下水5000万吨太小。美国俄亥俄河原预计年通过能力为1300万吨,而后来达到了18400 万吨,错估了12倍。三峡工程一旦建成,这个5000万吨就不可改变。三峡工程成了长江航运中的瓶颈,长江航运的发展被严重阻碍。

  影响长江航运最严重的还不是大坝船闸,而是长达六百多公里的川江河道泥沙淤积。黄河三门峡水电站1960年9 月建成蓄水,到1962年3 月其上游渭河潼关河床就抬高了45米,在渭河河口形成拉门沙,使渭河窒息不畅,回水末端向上游迅速延伸。1973年河道淤积延至临潼以上,距西安只有14 公里,威胁到西安的安全。1966至1972年,三门峡水库通过两期艰苦的改造,实行蓄清排浑的水库运行方式,虽然遏止了泥沙继续淤积,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20 万千瓦发电能力减少到25万千瓦,有效库容从近60亿立方米减少到31亿立方米。值得注意的是,蓄清排浑只对大坝附近几十公里起作用,对更远的上游没有多少作用。特别是遇到河道上的峡口,就完全没有作用了。渭河上有潼关峡口,三门峡水库进行蓄清排浑,渭河照样泥沙淤积。渭河成了悬河,高出地面5 米,严重危害着关中平原的安全。

  长江虽然与黄河不同,流量大,相对泥沙较少。但它绝对泥沙量却非常大,这一点与黄河是完全相同的。长江三峡以上每年泥沙量的六、七亿吨之多。三峡工程蓄水后,水流变缓,大量泥沙沉积在水库库底和川江河道上。川江河道狭窄,峡口众多,对水流速度的阻力会非常大。在三峡大坝进行蓄清排浑运行,只能解决近坝的库区内的泥沙淤积,对长达六百多公里的川江河道淤积是没有什么作用的。特别是库尾重庆附近的河道,泥沙将很快淤出江面,使附近的长江航运完全阻断。长江泥沙量非常巨大,设想以机械清淤,纯属空谈。

  主张上三峡工程的人说:我们的科研部门做过很多次模拟计算,搞过几公里长的模型试验,都证明三峡工程不会出现泥沙淤积。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结论在前,不断地修改参数,以期达到目的,根本无科学性可言。你们说过多少假话,如果还有一点科学性的话,也不会使这样荒唐的工程上马。将来大量泥沙淤积的事实将为这些水利专家的诚实做一个鉴定。不要忘记,1958年大跃进时也有不少冶金专家为土法炼钢大唱赞歌,有不少农业专家为粮食亩产几万斤寻找科学根据。

  五、三峡工程应立即停建、改建

  三峡工程应立即停建、改建。改建的结果,它的发电能力不会很大,也没有防洪能力,主要作用是改善航运,使长江航运下水通过能力达到2 亿吨/ 年以上。具体做法是改成在川江上建多道低坝。低坝非汛期蓄水,可以增加川江水深,有利航运。汛期闸门完全打开,不会阻碍洪水下泄。每道低坝控制河道长度短,通过放水拉沙可以使坝尾泥沙不淤积。改建工程淹没损失小,移民少,对生态平衡影响不大。它的投资大约2 、3 百亿元,可以使川江增加相当于两三条双轨铁路动力的能力,经济上是合算的。

  结束语:

  三峡工程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工程,中�政府曾希望中外有人投资,但一个也没有,至今仍是一个投资者――中�政府。所有风险都只能由中�政府承担,每年近百亿元的投资对国家财政是沉重的负担。

  主张上三峡的人大大肆宣传毛主席、周总理如何支持三峡工程。而了解情况的原电力工业领导人李锐却否认这些传说。事实是毛主席曾是三峡工程的热心支持者,但六十年代已对此没有了兴趣。周总理对三峡工程一直是怀疑的,但碍着毛主席的面子不好公然反对,但拖着就是不上马。1958年三峡上马的呼声非常高,毛主席和中央多数领导人都支持上三峡。周总理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坚持先建丹江口水电站。文革中,武汉军区、湖北省和水电部又非要上三峡工程,周总理对此持明显的反对态度。作为折中,同意上了葛洲坝工程。后来周总理对自己的决定后悔不已,几次讲受了欺骗。

  三峡工程的上马完全是中�没有决策民主的结果。

  主张上三峡工程的人会指责我的文章是一派胡言,没有任何科学道理。难道反对三峡工程的人中还缺乏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吗?事实胜于雄辩。俗话说,水火不留情。2003年三峡大坝将建成蓄水,到时全国人民就会看到大洪水一来,重庆等地被淹没的事实。在事实面前是没有人可以说不的。李锐早在三峡的决议在人大通过时就讲过,要早为三峡工程准备后事。现在对三峡工程进行停建、改建还可挽回部分损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想以三峡工程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人,最终结果只能是成为国家和人民的千古罪人。

作者:王小宁 EMAIL:ggf-ihps@2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