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31日 星期六

巩胜利:中国六十年磨一怕阳光之剑?

  ——评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官员"财产申报"新规的双刃剑与杀伤力

  经过60数年的由原来"革命党"到现在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终于像全球所有的"法制国家"那样出笼了对执政官员的"财产申报"游戏规则。2010年7月11日,中国官方新华社授权发布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下发的这个《通知》。尽管这个《通知》是中国60数年的一个超越历史的新突破,但依然据"法制国家"有遥不可及的距离——因为该《通知》明文规定"申报内容不公开",中国公民与媒体要履行此《通知》依然有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断沟和屏障。由此可以预见:一个非阳光化可以普照下的中国,中国公民与媒体又怎样抵达这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制社会"?没有法制的社会、法制国家,中国又怎样可以百年、千年建树、来源远流长?当然,中国颁布了新的官员财产和个人事项申报制度,也是中国60数年、�
�天辟地的一大进步,这个"进步"需要以"国家法律"的游戏规则加以确认和建树跟进。而"中共中央"虽说是执政党,但在全球国家范围内,党是根本不能与国家法律——"游戏规则"相提并论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毕竟没有通过13亿中国公民"举手"可否;这个《通知》规定将"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促进官员廉洁自律、回应社会关切",特别是将"健全党内监督制度",但对12亿多中国公民、以"公民权力"(国家《宪法》所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力)来玩这个国家公共公权力的"游戏规则"依然如隔山取火、遥不可及;与国际社会、"法制国家"所普遍实行的"申报制度"对全社会公开完全不同,这些"申报材料"并不向社会公开。因此,一般认为新规定甚至还不能像"世界杯"的任何"踢球"的任何一个"游戏规则",
其意义非常有限,甚至有限到60数年都莫能一视:历史上,任何一个不敢见"阳光"的"游戏规则"可以想象到怎样来"黑白"分明、来知结果?

  Ⅰ、"财产申报"报什么?

  根据新华社发布的此"授权"规定全文,该规定所指"领导干部"包括: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机关中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的干部;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县处级副职以上的干部;大型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成员。新规定所涉及的官员申报,按官员级别,由相应级别的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受理,规定要求"对报告材料,设专人妥善保管"。

  该规定,对县级以下的局、镇、乡、村等的"一把手"一手遮天提供了当然的土壤。该规定要求,上述官员应当报告下列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包括:本人的工资及各类奖金、津贴、补贴等;本人从事讲学、写作、咨询、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产情况;本人、配偶、共同 生活的子女投资或者以其他方式持有有价证券、股票(包括股权激励)、期货、基金、投资型保险以及其他金融理财产品的情况;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非上市 公司、企业的情况;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或者合伙企业的情况。

  规定还要求,官员应当报告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官员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的,不如实报告的,隐瞒不报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或者调整工作 岗位、免职"等处理。

  Ⅱ、不足与"法制国家"悖论

  这些申报材料只有在"组织(人事)部门在干部监督工作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监察机关(机构)在履行职责时","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三种情况下,并经过"本机关、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类似经典中国60年的"内部规定",没有公民的任何公共权力),方可查阅。在无法获得官员所在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的情形下,规定也提及,在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接到有关举报,问题"反映突出的",按照干部管理 权限,经纪检、组织人事机关领导人审批,也可直接对申报材料进行调查核实。

  以上该《规定》要求,官员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相应级别的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受理,而对"报告材料",则要求"设专人妥善保管",不向社会公开公示。以此为依据,根源上就是说:㈠、任何公民、公众参与与该《通知》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当然的公民权力;㈡、"不向社会公开公示",那么黑幕与漏洞则成"不向社会公开公示"唯一的挡箭牌和遮羞布;㈢"本机关、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一项,标志着这个规定的"人治"本色。而"主要负责人",可以"批准",也可以"不批准","人治"色彩已超出了此"规定"本身。而"不向社会公开公示",相当于黑幕、暗箱、黑手,索马里海盗之辈才能去干的事,何以公正以中国社会?中国法律?这意味此"申报制度"漏洞大于天、黑洞操作也在所不惜。

  Ⅲ、谁有资格审查官员申报真伪?

  按照新华社受权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现在的情况是:处罚越来越重,以前只批评教育,现在可免职。

  此《规定》是中共中央办公厅2006年9月印发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修订版,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把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列入报告内容。二是将收入申报制度与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合并,把非党员领导干部纳入了报告主体范围。三是进一步完善了报告程序。而最关键的区别是,2006年颁布实施规定对报告人违反规定的,只设计了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的责任追究方式。此次颁布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调整工作岗位、免职等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的责任追究方式。

  三方可查,但要经本单位批准。针对上报材料如何运用的问题,该该规定解读为两种运用方式:第一种是综合汇总程序,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对报告情况进行综合汇总。第二种是查阅程序,即"组织(人事)部门在干部监督工作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可查阅。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在履行职责时,可查阅。""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可查阅案件涉及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规定》同时明确:在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和检察机关查阅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时,均要求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 此《规定》的最大要害是:公民、社会、媒体参与被严重限制,就是说还不是一个法制国家、法制社会、公民社会"人人能玩的法律游戏"。

  总之,这不是中国公民、中国公民社会60年至今、未来,来玩"依法治国"的一种"游戏规则",也不是当今世界"法制国家"所能玩的游戏规则,肯定会在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社会实践中会被碰的头破血流、焦头烂额,但此河一开,将不废江河万古流!以执政党一党之见,来规则一个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全球各国之绝对罕见,前不见古人,但后再难有国家之来人。

  全球各国政要、"法制国家"政府年复一年、连续几十年的财产申报制度,让合法60多年的中国政府、政要格外举世尴尬:布什、奥巴马、萨科奇、梅德韦杰夫、普京等等从上政第一天起,都要在公开的媒体上公布自己的年度财产增减,供所有公民查看和验证……再到中国邻国韩国、新加坡、甚至中国台湾、香港等等几乎全球所有国家、领导人的"财产申报制度"都为中国树立了当然的历史、不可阻挡、绕过的榜样和国家法律垂范,中国国家领导人、地方领导人,"合法"的中国各级人民政府而言,也不得不面对这种空前、历史与现实、与日俱来的"合法、公正、公平、公开"的国家机制——势不可挡"法治国家"的各级领导人"财产申报制度",也终于在中国60多年后出闸……否则,你说这个"合法"国家政府怎样来合法?又怎样让�
�民们"举手"来让你"合法"执政?

  附录:中国官员"申报财产制度"演变

  ●自1949到1987年的38年间,一直没有对官员财产申报的任何游戏规则与设想。

  ●1987年,中国高层第一次提出"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建立申报财产制度"的问题,但直到1994年被列入立法规划后也未能实际进入立法程序。

  ●1995年,工资、各类奖金等四项内容进入《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1997年,有关配偶、子女的内容又被加入新出台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

  ●2001年,《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中虽然增加了报告财产的内容,但未规定信息公开的办法。

  ●2006年出台《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要求: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

  ●2010年7月10日,出台更加细化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1995年和2006年规定同时废止。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 :著名独立中国问题学家,财经、社会类评论家。其经济、社会类尖端文章,在海内外广泛发表。代表作有:《中国"春运":暴富了谁?掠夺了谁?》《21世纪:生生死死"新经济"》《中国党政军退出市场经济领域》等。其《来自中国彩电第一品牌的内幕》一文,引发中国1998年6月上海"长虹"股票强烈震荡,《全球911绝对防略》《撩开美国NMD的面纱》《对话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穷人到底有多穷》等等,分解了中国社会和世界经济的一些重大、根源问题。在国际媒体《财富》《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及《欧洲时报》等媒体发表过一系列引起广泛震动的论述,也在中国最高层《国内动态清样》《改革内参》《人民日报》《南方周末》《世界经济研究》《财经》等广泛发表过独家前沿的经济、社会类评述、论著。作者的�
��些前沿文章,反应了国际、中国社会的一些尖端问题而著称,引起中国最高当局强烈关注,也引起国际、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强烈关注,被称为"具有驾驭中国语言文字与事件的最可怕功力"。作者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网专家,四川大学锦江学院客座教授,是从事国际、中国问题研究的著名独立学者。

周斌:应尽快将在拘留所意外死亡者的家属送入精神病院

  近年来,由于互联网触角的无孔不入,不少犯罪嫌疑人在纪委、公安局、派出所和拘留所等政法机关意外死亡的事件屡次被网络疯狂炒作,如"躲猫猫"、 "喝开水"、"做噩梦"和"纸币开锁"等等,这些事件的网络热炒给政法机关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也使得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受损。如何正确处理这些意外死亡事件,从根本上避免这些网络恶搞是当今全国政法机关面临的严峻课题之一。在当前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的一个提案就很有新意地提出了一个堪称完美的解决方案。

  李纪恒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云南是一个地处边缘的多民族特殊省份,有着与内地省市完全不同的传统和习俗,但省里的个别主要领导同志来自北方,对云南省内的文化传统和民俗习惯不甚了解,处理突发事件时缺乏经验,当个别犯罪嫌疑人在纪委、公安局、派出所和拘留所等政法机关意外死亡时,该领导处理方式过于简单,被一些海外敌对势力利用,经过个别政治觉悟不高的记者报道,被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在网上恶搞,严重影响了云南省的形象,给政法机关的工作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李代表指出,其实要解决这些意外死亡问题并不难,关键要从根子上解决网络炒作的问题。网络为什么会炒作,原因就是死者家属会不分场合地到处喊冤,最后惊动了一些觉悟不高的记者和别有用心的网民才使之成为网络热点的。山东省临沂市的相关做法就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去年临沂市新建的市委市府办公大楼被个别网民炒作成"八星级办公大楼",而在警方处理这个发帖人的时候,发帖人意外身死。这个事情要是放在云南,肯定又是一个网络热点,但临沂市的政法机关此时果断地将死者的家属送入精神病院,这样就无人喊冤,从而避免了一场严重的网络事件。

  李代表总结说:"我的这个提案就是吸取了临沂的成功经验和我们云南失败的深刻教训,提议全国人大尽快制定《政法机关内犯罪嫌疑人意外死亡处理办法》,办法可以规定在嫌疑人死亡后的两个小时内应该将其直系亲属送入当地的精神病院,避免因家属到处喊冤形成网络群体事件,造成政法机关工作的被动。其它一些可能造成群体事件的死亡案件,如贵州的两农民抢夺警察枪支被击毙的事件也可以照此办理。同时建议该《政法机关内犯罪嫌疑人意外死亡处理办法》还应严禁记者媒体和网络对意外死亡事件进行任何形式的报导和炒作。

  据记者了解,李代表的这一提案受到很多政法系统代表的一致支持,大家都认为全国人大应该重视这一提案,尽快制定《政法机关内犯罪嫌疑人意外死亡处理办法》,在意外死亡发生后尽快将其亲属送入精神病院是避免群体事件发生的最好的解决办法,能够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发帖者注:此新闻在审稿时被主编撤下最终未能见报,有报社的内部工作人员将此文传出供大家欣赏>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

2010年7月29日 星期四

冉云飞:从一个怪胎看南京大爆炸

  天天发生南京城区的废弃塑料厂的大爆炸,其对于民众生命财产的破坏损伤,可谓巨大。网络上第一时间就出现了各种消息,当地的新闻媒体如江苏卫视生活频道等进行了现场直播。这本是让大家第一时间了解南京大爆炸更好的机会,让传媒充分地报道,正是弄清爆炸原因、死难人数、厘清责任、加以责罚乃至法律制裁、善后及安全检讨等方面,必不可少的一环。可是江苏及南京官方却任何一地一级的政府一样,首先不是去救人,不是道歉和问责,而是去封堵媒体的报道,让民众不明真相——当你批评他混淆事实、遮掩真相的时候,官方便正好用"不明真相的群众"来制裁你——从而达到控制民意对他们进行讨伐,以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让一桩惨痛的事变成他们自我表扬的新闻。

  谁都知道官方喜欢第一时间封锁新闻,然后再来个新闻通稿,以便使撒谎看上去能够自圆其说一点。即便如此,央视、新华社这样的喉舌媒体报道的数据也是不尽相同的。你可能会说他们站的角度不同,在不同的部门获取的数据,可是你已经"通稿"在前,难道强大的撒谎的机器连统一你们喉舌的"通稿"都做不到么?说实在的,喉舌媒体之前的矛盾,只能说明你们在出台的数字的时候有诸多矛盾,你们深知真实的数据比现在能公布的数据多得多,自然就会前后矛盾,用十个谎来圆另外九个谎。这样的谎撒来撒去,加上高压噤声,自然就使一桩大灾难销声匿迹,至于那些受害当事人是怎样的悲惨,则不在你们的考虑之列。南京官方及"戈倍尔"叶皓们今天最想的是什么呢?让我们来揣度一番:反正中国每天都在发生较大的人祸,他们祈
祷发生一件比南京大爆炸更大的人祸,以便转移网络视线。转移视线,应是叶皓"政府新闻学"里题中应有之议,只不过他的说法叫引导舆论。

  就在我们看到南京大爆炸时,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叶皓挡镜头,以及据传省委书记梁保华的秘书徐光辉说"是谁上你直播,把电话告诉我"等等,这就是叶皓创建的"政府新闻学"的必然结果。"政府新闻学"的目的,和组织五毛引导舆论是一脉相承。一年前在大爆炸的塑料厂周围建加气站,居民们就竭力反对,他们打出标语,上网发贴,以便引起官方重视在人口密集区建加油或加气站的问题。可是官商勾结,使得违规建加气站者一意孤行,最终酿成今天的惨祸。但这种惨祸的帮凶之一,就是叶皓创建的"政府新闻学"。有了这样的"政府新闻学"不仅这次南京大爆炸得到真实的报道,就是将来的灾难正未可穷期地即将发生,"政府新闻学"这种舆论引导,正形成了中国社会的恶性循环。可以毫不客气地,像"政府新闻学"这种怪胎大
言不惭地登上大学讲坛,其祸害中国正是必然的,从这个"政府新闻学"这个怪胎,你就看出中国频发灾难的一个深刻原因了。

  下面是我在推特上所发的几推,也一并附此,让大学知道中国政府干扰和压制新闻自由的情形下,所产生的新闻怪胎。正是这些怪胎造就了当下中国的现实灾难。

  1:现在的中国大学,在党化奴化统治之下,比野鸡都不如。南京大学就和南京市委宣传部成立了一个世界上不伦不类的"南京大学政府新闻学研究所"。堕落如斯,难怪有人说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大学

  2:南京政府新闻学研究所宗旨:为落实党中央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本着共同发展、优势互补、资政育人的理念,三方(南京市委宣传部、南大传播学院、清华国际传播中心)共建该研究所。

  3:从南京大学政府新闻学研究所举办的一些内容来看,其主旨在于培训五毛和捞钱:举办"政府新闻学高级干部研修班"和"政府新闻学与公共关系特训班"

  4: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叶皓《政府新闻学——政府应对媒体的新学问》出版,世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为其写前言:"掌握更多信息的人有能力做出更好的选择。"有钱能使洋鬼推磨,昨天南京大爆炸,叶皓们就是如此选择的:谁让你直播的?

  5: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名录至今没有一个像样子的公布,国共两党均难辞其咎;昨天的南京大爆炸死难人数民众不得与闻,真相隐没,难道南京官方要推给境外敌对势力和外星球入侵吗?

  6:南京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万延明吹捧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叶皓《政府新闻学案例》,双方是"南京大学政府新闻学研究所"的合作者,谀词满篇,当今大学老师,有骨头的能有几人?

  7:南京官方及"戈倍尔"叶皓们今天最想的是什么呢?反正中国每天都在发生较大的人祸,他们祈祷发生一件比南京大爆炸更大的人祸,以便转移网络视线。转移视线,应是叶皓"政府新闻学"里题中应有之议,只不过他的说法叫引导舆论

  2010年7月29日9:06分于成都

  来源:http://www.bullogger.com/blogs/ranyunfei/archives/363791.aspx

2010年7月28日 星期三

巩胜利:“看空中国”到底空在哪里?

  前不久,中国官方新华社发表题为《警惕西方对冲基金"看空"中国经济的阴谋》电问文,该文指"以美国的对冲基金经理詹姆斯?查诺斯公开指称中国房地产泡沫是'迪拜的1000倍甚至更糟'为代表,西方一些对冲基金、研究机构'不约而同'看空中国经济、预测增长停滞甚至崩溃的言论接二连三、甚嚣尘上"。詹姆斯?理查兹还声称,中国正身陷"历史上最大的泡沫",甚至是世界知名投资分析师麦嘉华近期甚至高调预言:"中国经济将在9至12个月内崩溃"……。但作为目前全球处于第2、第3大、非市场经济体的中国,到底有没有经济的"空"洞现象,到底是被"看空"还是本已"空洞"?还是让中国的现实和实施来说话吧。

  2010年伊始,国际巨头必和必拓公司发布半年财报,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半年时间里,该公司实现净利润61亿美元(约为416.4亿中元,净增134.4%.见2010年3月2日《经济参考报》作者杨烨《必和必拓要求我钢厂把长协矿临时结算价提高40%》一文),大约相当于中国整个钢铁产业的80%.一位大型钢铁集团高层人士在参加近期举行的行业研讨会中坦言,由于中国钢铁业需求陡增,铁矿石价格上涨也跟着猛涨,加上废钢价格上涨幅度较大,集团目前大部分产品处于亏损状态,有毛利的产品并不多,毛利每吨也仅有50到100多中元,加上相关费用,基本不挣钱。如果国际铁矿石价格被三大巨头拉高40%,中国钢铁产业将面临整体困难和绝境。铁矿石的危局,只不过是中国崛起后的一个极度放大缩影,而2009年之后的中国石油、食油等正发生着中国60年来、不曾�
��过的重大逆变,使今日中国制造根源的受制于人,中国正面临着这些方面生态环境改变与被改变的源头恶化。

  更令人吃惊的是,必和必拓最新公布的半年财报利润,已经接近中国68家大中型钢铁企业全年总和。根据中钢协2009年末提供的数据显示,纳入统计的68户大中型钢铁企业2009年实现利润553.88亿元(含投资收益、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下降31.43%.而中国大中型钢厂2009年全年销售利润率仅为2.55%.而到2010年5月18日,谈水河谷对中国铁矿石价格涨至160美元/吨,比第二季度提高23%,比2009年末高出近一半(见2010年5月20日《环球时报》11版《淡水河谷拟对华提价两成》),成为铁矿石至今以来的最高价格。

  外媒报道:必和必拓及国际铁矿石三巨头行为显得非常强硬,要在2009年度价格上涨40%;而到5月初,实际上中国使用的铁矿石价格已经在去年的价格上涨了120%.其一,中国市场需求极度旺盛;其二,即是中国钢厂不买账,必和必拓及国际三巨头也可以用现货供应的方式,从中大赚一笔。

  ⑴、铁矿石:聚起全球巅峰

  2010年不过两个多月后,现货铁矿石市场价格再次连续反弹,2月24日天津港63.5%的印度粉矿CIF期货参考价格达135-138美元/吨。现货矿价格的居高不下,让2010年的铁矿石长协价格谈判已经无法继续,就连日本、韩国的谈判也持续僵持,2月14日巴西淡水河谷甚至声称要废止进行了40多年"年度基准价"要以"市场现货价"取而代之。

  可以说,为了获取更高的垄断利润,一些铁矿石巨头无所不用其极。它们没有把下游钢厂视为长期合作伙伴,而是视为敌手,恨不能榨干钢厂的全部利润。事实上,去年中国钢厂的平均销售利润率只有2.4%,仅仅大体相当于同期银行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利率,而力拓集团2009年当期息税折旧摊销前收益高达143亿美元。

  在这种以争夺能源为唯一战略的冷战氛围中,中国钢厂无疑要蒙受一些重大损失。由于中国铁矿石高度依赖进口,2009年铁矿石进口依存度高达60%以上,而进口的铁矿石又大多来自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这三大矿山。当一个整体市场到达来者通吃,根源环境发生逆变,那么"话语权"就不再大市场一边,相反市场越大就成为供方的"把柄",中国钢铁市场的源头变化就这样生成。要害是:中国钢铁产能屡屡跃升,国际铁矿石巨头怎么不屡屡提价?在全球,铁矿石供应与中国钢铁产业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合作共赢"。

  中国铁矿石谈判牵动全球业界的神经,也再一次暴露了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大宗商品谈判的国略、宏观源头的捉襟见肘。实际上,不只是铁矿石,诸如原油、粮油、煤炭等各种资源性物资的对外依存度也高高在上。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近日表示,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60%.对外依存度是各国广泛采用的一个衡量一国经济对国外依赖程度的指标,是用一国进出口总额除以该国的GDP.

  ⑵、中国铁矿石受制62%

  中国与三大矿商为首的铁矿石卖家正在面对面激烈博弈。在这场你来我往的年度大戏中,中国作为铁矿石全球第一大买家的地位已经固若金汤。中钢协的数据表明,2009年我国进口铁矿石6.2亿多吨,比2008年增加了1.8亿吨,成了全球矿业巨头名副其实的"取款机"。

  虽然"疯狂的铁矿石"已令钢厂不堪重负,但我国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仍在节节攀高。到2009年末,中国工信部总工程师朱宏任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已经从2002年的44%提高到至今的69%.

  铁矿石由供应商"话语权"的逆转,这是世界的悲哀还是神话,值得全球来评说。若"富可抵国"的广东省真要新上万亿吨钢铁产能的话,全球各国局势又将会怎样发生核巨变?

  ⑶、原油又超50%警戒线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目前已经达到了51.3%,首次超过舆论所称的50%的警戒线,而在1993年我国首度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时,这一数字为6%,我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在16年间翻了十数倍。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中国原油进口也是一路飞涨,高位徘徊,平均每月在1600万吨以上,国际油价的波动直接影响着中国市场。

  受此影响,此前中国《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预测的"2020年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将达60%",被2009年年中的《能源蓝皮书》修改为:"在2019年中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4.5%"。而除了石油,中国煤炭产业进出口的形势也在发生巨变,2009年中国近60年出口的煤炭产业首次由出口大国一跃成为煤炭的净进口国。

  也许,当今世界昨天的"石油战争"人们还历历在目,但中国对石油的短缺和渴望、依赖足以成为中国和全球各国的"一场罕见新战争"。

  ⑷、四大粮商全被控制

  来自农业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大豆的对外依存度高达70%,大豆已成为需要"看人脸色"的最大宗农产品,而农业部相关负责人还不无忧虑地指出,经济贸易全球化对农业和粮食发展的冲击越来越大。目前除稻谷外,国际粮棉油产品价格都低于国内,除了已被蚕食的大豆,油菜籽和食用植物油的进口量也持续增加。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大豆的市场已完全受"ABCD"四大国际粮商控制。据了解,2004年的大豆危机导致国内压榨企业几乎全盘陷入倒闭风潮,而四家国际粮商趁机低价收购、参股中国大豆压榨企业。这四家企业——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的首字母分别为"A、B、C、D",被简称为"ABCD"。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研究所副所长郑风田教授研究也证实:"中国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有64家已被国际四大粮商参股控股,占总股本的66%"。国际这四大粮商从原料生产、贸易到加工直至零售,几乎是"全产业链"的资本控制,牢牢把握着定价权,这种现象表明:这是任何"法制国家"根源无奈,致中国对"游戏规则"无法来玩。中国总理温家宝2月27日在新华网谈及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时风趣而无奈的说"不能总让中国人坐着飞机吃大豆"吧?

  从一个国家筋骨的钢铁产业,到掌握这国家命脉运行的石油产业,再到中国人生命质量的食用油产业,中国这些生死攸关、命脉产业的源头空洞已超过总体的2/3以上,中国产业的局部"空洞"已经从无到有的开始局部出现。根源问题是,这已经不是西方大国"看空"中国与否的一种表象问题了,而是中国迅速发展中,缺少产业布局、短缺宏观大略远见、源头一步步根阻所致。比如铁矿石、食用油等就是最好的例证,若不能建树源头的生态环境,象广东省2010年"一号令"决定上万亿吨钢铁产业那样(见2010年1月25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一版题为《宝钢亿万吨产能梦再起步 广东钢铁实质性重组开始》报道),中国的钢铁环境将全球更加绝对严峻突兀,一个增加万亿吨钢铁产能,世界的格局、环境岂能不发生大裂变?中国原有的一些"话语权�
��,正在发生源头的大逆转,这种逆转是国家生态环境发生了聚变:正如"市场越大、越不由市场说话算数"的历史性颠覆一样,成为全球逆转"市场经济"举世神话的利器——将一直以来的"市场越大越优越"变成了"市场越大越灾难"!? ?中国必须要从生态环境源头加以反思和实践,否则2/3的空洞也将恶化,还要有多少产业链断裂、断裂的难以修补环境、人文、气候……鉴于世纪的美元海啸、欧元危机都为中国继续前行提供了历史、绝无仅有的机遇,但这种机遇只是给给那些有准备、能抓住它的人!

  注:①、本文中所称"中元",乃人民币,是与美元、欧元、日元、加元、港元等等所有国家货币等同的一种货币区域性货币。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而外,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BBS和上网链接。若有任何见解、疑问、版权使用等问题请通过Gvv21(at)hotmail.com与作者联系。)

胡星斗:抵制搜狐网,抵制张朝阳

  胡星斗:抵制搜狐网,抵制张朝阳

  我于七月十一日发表《弱势群体经济学宣言》后,搜狐博客被封。尽管我有七八个博客,还有网站,搜狐博客被封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但这是我的博客历史上第一次被封,具有象征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的许多博客文章在其他网站上皆很正常地显示,唯独搜狐博客经常删帖,我经常很奇怪,张朝阳们为什么不能容忍弱势群体的声音,为什么需要表现得比别的网站还要极端、效忠?恐怕是其人格已经变化,他现在俨然代表了"精英",代表了权贵和既得利益。

  张朝阳还喜欢吹嘘搜狐是"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其实新浪、腾讯等网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超过了搜狐。张朝阳们的喜欢作秀,令人作呕。

  我赞成网友们的提议,凡是弱势群体、普通民众,从此抵制搜狐,不上搜狐网。让它去专门为精英们服务。

  2010-7-21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熊飞骏:“洗脑”与“启蒙”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近几年中国出现了一批致力于唤醒国民的启蒙思想者。杨恒均、韩寒、于建嵘、李勉映、李悔之等人是较为杰出的代表。

  对于被谎言偏执教育严重洗脑的多数国民来说,这些独立思想者的启蒙工作无疑是穿透未来中国的烛光。

  洗脑与启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垃圾场与排污站。

  洗脑与启蒙都致力于影响民众的思维方式,程序有很多相似之处,人们很容易把两者混为一谈,其实二者有本质的区别。

  洗脑与启蒙的主要区别在于用以影响民众思想的"原材料"不同。

  洗脑的"原材料"是谎言和偏见!

  启蒙的"原材料"是真相与科学!

  一个被谎言和偏见洗脑的人,只能产生病态偏执的思想,不是脑残就是偏执狂,在社会上更多扮演"损人不利己"的角色。

  一个用真相和科学清洗出来的心灵,思维多半是健康豁达的,能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推进国家民族的文明进步。

  一个被严重洗脑的人,心灵自然塞满了谎言垃圾和先人为主的偏执教条。启蒙工作则相当于清理垃圾的排污站,能使被严重污染毒化的心灵重获新生。

  相对于需要专门知识才能了解的"真相"与"科学"而言;人们更容易轻信谎言与偏见。

  所以启蒙事业比洗脑工程艰难百倍。

  在洗脑大师的操控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民众能够在一年时间内被有效洗脑。

  一个拥有同等智能的启蒙大师,365天至多只能使百分之十的民众被成功启蒙。

  如果社会体制不向启蒙事业倾斜,民众被洗脑的概率将远远大于被启蒙的概率。

  在政治天平完全倾向洗脑工程的现代极权专制体制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国民都被有效洗脑。剩下不到百分之一的极少数根本不用洗脑者费力,被洗脑的绝大多数国民会对其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要么迫其就犯;要么批倒批臭。

  洗脑程序其实很简单,一个中等偏上智能的人如果拥有相应的权力,就能胜任洗脑工程,在可控对象面前成为"伟光正"。

  美国有一位中学教师在自己的课堂上做法西斯试验,结果他只用了短短五天时间,就在平时散漫自由惯了的中学生面前把自己打造成全班景仰令出必行的"伟光正";全班步调一致随时准备着执行他的号令。

  连美国这样一个拥有深厚"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精英国家,如果制度允许,民众也那么容易被洗脑,就更不用说拥有深厚谎言专制传统的官僚集权国家了。

  所以在谎言专制体制下,不存在能百分百抗拒谎言洗脑的个体。到处都是谎言陷阱,你努力跳过多数陷阱,仍会不小心掉进最后一个陷阱。

  洗脑的实际操作程序就是"法西斯"。

  所以德国把"不准宣扬法西斯主义"列入宪法。

  百年世界最成功的洗脑大师是希特勒。

  这个没有任何家族背景、政治根基和征服武功的维也纳街头流浪汉,在短短几年内就把崇尚科学理性的德意志国民打造成步调一致的冲锋机器,把几千万个大脑洗成一个脑子,义无反顾地跟着希特勒的指挥棒前赴后继,把反祖跳楼当成伟大事业。

  洗脑大师的每一次成功,都是人类文明的一次深重灾难。天道从来不可欺,几乎所有的洗脑大师最终都难逃天谴。

  普罗米修斯时代的希腊哲学家是人类世界最伟大的启蒙先驱。

  被谎言洗脑工程主宰的极权专制国家,启蒙事业任重道远。

  那呼唤盗火者的百万里神洲啊!别第N次把普罗米修斯误读成汉奸卖国贼!

  二0一0年七月二十六日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918b0a0100k6k5.html

2010年7月26日 星期一

喻培耘:砖制不灭,永远会有“彬彬”变“要武”

  文革时,一名女中学生(也是高干子弟)宋彬彬因毛泽东一句"要武嘛",改名宋要武。她为了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贯彻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部署,与人展开了打人比赛,不仅亲手活活打死了自己的老校长卞仲耘,而且另外打死了多人。

  与宋彬彬类似的学生很多,如当时北京中学生里的"十三红"、"四大阎王"等,这些学生(有的只有十三四岁)都是打起人来不要命,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人活活打死折磨死,而且打人的手段极其残忍变态,让人不忍细述。

  一次文革,死人几千万,始作佣者是毛老魔,而具体实施者就是那些想革命、必须表现出革命、不革命就只有被革命、个个自以为最革命的家伙,包括宋彬彬这样的昨天还是纯真善良的女学生。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少不更事、害羞腼腆、纯真善良的小女生一转眼就变成了穷凶极恶的杀人狂魔?

  很显然,就是恶魔式的制度,以及这个制度带来的恶魔般的文化。早有人说过,人身上有两面性,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遇上了魔鬼的土壤,他当然就会显露出魔鬼的狰狞一面。

  然而文革过去三十多年了,这个制度之恶,这个制度文化之恶并未得到有效清算,甚至这个制度的推动者毛老魔还被祭在神坛上,还未被打下十八层地狱。

  其实三十多年过去了,变了的很多,也有没变的,有些东西从本质上是没变的。中国人心中的恶之魔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随时还会显露出来。

  砖制的基因一脉相承,砖制文化的基因一脉相承,恶魔的冲动一脉相承。

  可能有人会为今天的种种强拆、打人、伤人、杀人感叹:为什么这些作恶者和施暴者就没有一点良心发现呢?为什么他们在作起恶来连起码的人之常情如同情、侧隐、怜悯、心软、换位思考都荡然无存了呢?无论是唐福珍点火前有的强拆者喊:你快快把自己烧死吧!还是湖北省委门前六个警察壮汉狂殴年近花甲的瘦弱老太婆,还是更多更普遍的对弱势人群大打出手、横拖死拉的场面,你在这些施暴者身上都看不出一丁点点人性。

  这是一个个让人绝望透顶的场景。

  从文革到维稳,名词变了,但本质没变,"互害"社会的实质没变。还是有作恶者,还是有受难者,而且作恶者和受难者都是这个国家的国民,作恶者选择谁为作恶对象,怎样作恶、作恶到什么程度,完全都是唯上面是从。只是有一点变了,前者是为了名之为革命实是始作俑者个人的权欲,后者纯粹是为赤裸裸的既得利益和潜在利益。前者的动机还多少有点盲目的变态的"理想主义"色彩,后者却不存在任何理想,只是为了一个字:利,两个字:暴利。在民众身上施暴,完全是活脱脱的无利不起早。

  因此砖制制度不除,永远会有"彬彬"变"要武"的情况发生,永远无法免除。一有机会,一些看似文质彬彬的就会变成穷凶极恶者。

  文革过去几十年了,当时的施暴者和杀人犯,几乎没有一个主动站出来向受害人谢罪,那个宋要武也溜到美国去了,这也是制度性的掩盖所造成,是制度性的掩盖激发了更多有罪者的侥幸心。

  然而着眼制度之恶并不能一概免除个体之恶。

  中国的正义转型,必须对砖制制度和砖制文化进行全面革除和彻底清算,其中就包括对所有施暴者、作恶者的清算。

  所以宋要武,无论你跑到天涯海角,有一天也要追究你的杀人罪行,因为你当时已是一个19岁的中学生,你不是未成年人。

  你跑不了的。

  如果有一天专制被全面革除,毛魔被彻底否定,从政治到道德人格都通通打下十八层地狱,你们这些拒不忏悔的具体施暴者也必须至少被送上道义的法庭。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4e499b0100k54n.html

2010年7月25日 星期日

流星雨:原来我们的外汇储备是抢来的

  第一,交易原则不同:一个是强买强卖,不卖也得卖;另一个是自由买卖,也就是愿卖愿买。

  我们中国实行的是强制结汇制度,只有官家才有权利拥有外汇(外币)。你很能干,是创汇大户,一年赚100亿美元。但在中国你无权处置你自己赚来的外汇,你只能按6.8元人民币一美的价格卖给官家。官家呢,就开印680亿元花花纸钞给你。你问,现在美元的俏得很啊,有人愿意出7.2元的单价买我的美元,那我卖给你7元人民币一美行不?不行,6块8就是6块8,什么时候我定7块的时候,自然会给你7块的;你再问,那我不卖了行不?明年我还要用美元去进口原料呢。官家怒道:不行,你明年要用美元,你再到我这里来买,我6.9人民币一美卖给你。你不解了:为什么我卖给你是6块8一美,你卖给我就是6块9一美,我楞是折腾了两次,还亏了一毛一美,我何苦啊!呜呜呜呜!!官家拍拍你的肩膀说:哭也没用,这是法律规定。可想,近两万亿美元�
��外汇储备粒粒皆血汗啊!

  反观,日本实行的是自由汇率制度,官家和民间皆有权利拥有外汇(外币)。官家想增加外汇储备,可以,拿钱来买就是。至于价格,按市论价,公平交易。92日元一美,童叟无欺。你很能干,是创汇大户,一年赚100亿美元,在日本你当然有权处置你自己赚来的外汇。官家要你按90元一美的价格卖给他。你可以对官家说:你滚开,我不卖,我要留着自己用;或者说我要卖给出价高的人。官家没有办法,只能按市论价了,公平交易。如果你常常需要使用外汇,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安排来筹划你的外汇,买多少,留多少,何时卖,都由你自己决定。

  第二,购汇资金来源不同:一个是打开印钞机器,开印就是,结果导致通货膨胀,祸害百姓。另一个是拿出现有资金或借钱买汇,到时还本带利,结果收支大致平衡,让利百姓。

  中国的购汇资金来自于印钞机器。比如你公司出口产品赚了1000亿美元,人民银行就会收走你的1000亿美元,并打开印钞机加班印刷6800亿人民币给你。这个时候,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在少了价值6800亿人民币的货物的基础上,又多出了6800亿人民币的纸钞,这一来一往差距大了,于是就引起了通货膨胀,人民币就大幅贬值了,首当其冲的就是穷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加薪一说的农民。得利的是那些收入增长得比通货膨胀系数还快的人,比如公务员等,物价还没有开始涨,他们的工资就先加了,物价涨得多,他们的工资就加得更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外汇沾满了中国人民的血汗。

  反观,日本的购汇资金则来自于国内现有的日元资金。比如,日本政府想增加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照92日元一美元的价格,就需要92000亿日元。而它的外汇平准基金帐号上现有的日元只有50000亿日元,那么它就会对社会公开发行债券来筹集另外的42000亿日元。这种方法的好处是:1,市面上的日元货币总量没有增加,避免了通货膨胀;2,自由认购,让有闲钱的人多一个投资的机会,也不会剥夺穷人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人民政府为人民的做法。通观西方国家大多如此。他们的外汇储备是实打实的外汇资产。

  我在《给爱国学者和愤青们深入浅出地谈美元外汇》一文中,介绍过一个吊诡的现象:外汇储备大大增加了,人民币对外升值了,对内却大大贬值了。爱国愤青们脸上放光了,人民公仆们更尊严了。腰包里面揣着绿绿的美元,腰杆子更硬了。现在出国考察的已经轮到乡镇级了,荷兰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的小姐们也学会了用中文喊:"有发票"。更有数以千计的官员携带千亿资金出逃,这在外汇稀缺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可苦的是贫民百姓,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实力出国去享受人民币对外升值所带来的好处,却不得不承受着人民币对内贬值的盘剥苦难。

  在日本等西方国家,政府会在特别的情况下,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汇率进行干预。他们通过买入和卖出外汇来平衡外汇的需求。当汇率不正常地上涨的时候,这说明美元过剩,日元稀缺。为了把汇率维持在1:92,日本政府就会从外汇平准基金中划出日元,从市场上买入美元,使得美元和日元的需求达到平衡。当汇率下跌的时候,美元稀缺,日元过剩的时候,日本政府就会从外汇平准基金中划出上次买入的美元投入市场上去售卖,也就使得使得美元和日元的需求达到平衡。当然,西方政府的外汇资产特别帐户(日本称为平准基金)的资金量是有限的,所以干预能力也有限,这就是使得西方政府没有能力去扭曲市场,更不能在外汇市场上呼风唤雨,垄断汇率。

  中国的外汇储备2万亿美元,号称世界第一。在储备第一,就是国力第一的虚假宣传下,一些爱国学者开始蠢蠢欲动起来,一会儿叫嚣搞垮美元,一会儿有嚷嚷要买下"冰岛"。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大款。他们全然不顾自己外汇储备的来源,更不知道"藏汇于民"的道理。

  美国官方的外汇储备虽然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但是美国民间所持有的外汇价值达9万亿美元之巨(指美国国民和企业所持的外国货币总量)。日本的官方外汇储备是1万多亿美元,但是日本民间所持有的外汇也达3万多亿美元。这还没有算上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呢?爱国学者嘴巴里面的那区区2万亿,比不过算几根泥鳅尔,能翻起什么样的大浪来?

  介绍几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情况:

  日本:日本政府设立了专用的"外汇平准基金",其包括日元账户和美元账户。日元主要通过在债券市场上发行"外汇平准基金融资券"来筹集。而美元则来自通过在日元升值期间,大量卖出日元、买进外汇的操作所积累起来的外汇资产,这构成了日本的外汇储备。所以,日本的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实打实的资产。

  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希望减缓加拿大元的贬值时,就委托加拿大银行在市场上买入加拿大元、卖出外汇(主要是美元)。相反,如果加拿大政府希望缓解加拿大元的升值,就委托加拿大银行在市场上卖出加拿大元、买入外汇。加拿大政府最后一次出手干预汇率是在1998年9月。干预所用的资金来自于加拿大政府所持有的外汇资金(外汇资金账户)。

  美国:美国财政部下设外汇稳定基金,委托联储局进行外汇市场操作。美国财政部的外汇稳定基金设立于1934年,启动资本为20亿美元。其外汇来源途径主要三个:一是与外国央行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以政府的信誉担保互相借用货币;二是发行外币债券,在1978年卡特政府时期曾发行过;三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调外币(比如日元,英镑等)。

  来源:天涯社区

流星雨:中国和日本外汇储备的巨大秘密

  现在是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元,外汇,国债,人民币等概念强行进入了普通中国老百姓的视野。但是多数人却闹不清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以为外汇储备就是"外币储蓄",是我们中国政府存在国外银行里面的钱呢。为此,上星期我写了个科普文章《美元和人民币的三个不同》的小文章,阐述了美元和人民币的合法性来源不同,作恶能力不同和作恶后果不同的道理。这星期,我又再接再厉推出扫盲长文《和爱国学者深入浅出地谈美元外汇储备》。文章推出后,反响热烈,许多人表示头一次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概念有了一点了解,并鼓励笔者继续深入浅出下去,为培养祖国的金融识字人才再作一点点贡献。(凤凰卫视上一虎一席谈节目里面的那些MBA和EMBA们就不要太害羞了)

  我国和西方等国家的外汇储备有何不同?

  一位《和爱国学者深入浅出地谈美元外汇储备》一文的读者"北溟鱼"先生,在给我的留言中问道:我国和西方等国家的外汇储备有何不同?比如日本也有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我们中国的两万亿有本质区别吗?

  看到这个问题,我的本能反应是"肯定有区别的,而且会是本质上的"。于是,带着这个问题,我花费两个小时的时间考察了日本,加拿大等国的外汇储备体制,猛然发现,猛然发现一个新的秘密:

  假如说日本和加拿大外汇储备是来自于"买"的话,那么中国的巨量外汇则来自于"抢",至少是用印钞机强买。

  被中国人传唱了几十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有一条,就是"买卖要公平",这是针对红军干部战士自恃有枪杆子在手,而肆意强买强卖行为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的外汇储备有哪些具体的不同呢?请看:

  第一,交易原则不同:一个是强买强卖,不卖也得卖;另一个是自由买卖,也就是愿卖愿买。

  从1994年起,我们中国实行的是强制结汇制度,只有官家才有权利拥有外汇(外币)。你很能干,是创汇大户,一年赚1000亿美元。但在中国你无权处置你自己赚来的外汇,你只能按6.8元人民币一美的价格卖给官家。官家呢,就开印6800亿元花花纸钞给你。你问,现在美元的俏得很啊,有人愿意出7.2元的单价买我的美元,那我卖给你7元人民币一美行不?不行,6块8就是6块8,什么时候我定7块的时候,自然会给你7块的;你再问,那我不卖了行不?我还要用美元去进口原料呢。官家怒道:不行,你明年要用美元,你再到我这里来买就是,我6.9人民币一美卖给你。你不解了:为什么我卖给你是6块8一美,你卖给我就是6块9一美,我楞是折腾了两次,还亏了一毛一美,我何苦啊!呜呜呜呜!!!官家拍拍你的肩膀说:哭也没用,这是法律规定。可想�
��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得粒粒皆血汗啊!(2008年8月起,部分项目经过审查后不再强制结汇,这正说明了强制结汇的不得人心)

  反观,日本实行的是自由市场,自由汇率制度,官家和民间皆有权利拥有外汇(外币),也拥有自由买卖外汇的权利。官家想增加外汇储备,可以,拿钱来到市场上买就是。至于价格,按市论价,公平交易。92日元一美,童叟无欺。你很能干,是创汇大户,一年赚1000亿美元,在日本你当然有权处置你自己赚来的外汇。官家要你按90元一美的价格卖给他。你可以对官家说:你滚开,我不卖,我要留着自己用;或者说我要卖给出价高的人。官家没有办法,只能按市论价了,公平交易。如果你常常需要使用外汇,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安排来筹划你的外汇,买多少,留多少,何时卖,都由你自己决定。(中国外汇制度的未来就是一个逐渐向西方国家靠拢的过程。2008年8月起,部分项目经过审查后不再强制结汇就是这一过程上的一个小环节,�
�正说明了强制结汇的不得人心)

  第二,购汇资金来源不同:一个是打开印钞机器,开印就是,结果导致通货膨胀,祸害百姓。另一个是拿出现有资金或借钱买汇,到时还本带利,结果收支大致平衡,让利百姓。

  中国的购汇资金来自于印钞机器。比如你公司所用原材料全部国产,你的产品出口赚了1000亿美元,人民银行就会收走你的1000亿美元,并打开印钞机加班印刷6800亿人民币给你。这个时候,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在少了价值6800亿人民币的货物的基础上,又多出了6800亿人民币的纸钞,这一来一往差距大了,于是就引起了通货膨胀,人民币就大幅贬值了,首当其冲的就是穷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加薪一说的农民。得利的是那些收入增长得比通货膨胀系数还快的人,比如公务员等,物价还没有开始涨,他们的工资就先加了,物价涨得多,他们的工资就加得更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外汇储备沾满了中国人民的血汗。

  反观,日本的购汇资金则来自于国内现有的日元资金。比如,日本政府想增加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照92日元一美元的价格,就需要92000亿日元。而它的外汇平准基金帐号上现有的日元只有50000亿日元,那么它就会对社会公开发行债券来筹集另外的42000亿日元,即所用货币皆来自于现有的日元。这种方法的好处是:1,市面上的日元货币总量没有增加,避免了通货膨胀;2,自由认购,让有闲钱的人多一个投资的渠道,也不会剥夺穷人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做法。通观西方国家大多如此。所以,他们的外汇储备倒是实打实的外汇资产。

  更加让人觉得"荒唐"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像一头巨大的鲸鱼,只要闻到美元的"腥味"就会张开巨大的嘴巴,悉数吞入。无论是投资还是游资,它都要;无论是贷款或是善款,它都吞。"鲸吞"一词大概就是形容这种行为的。

  这头巨鲸的的肚子里装着:7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5000亿美元外国老板的投资款;4270亿美元的外国人的贷款;2000亿美元以上的国际游资;500亿美元的劳务汇款;100亿美元的慈善捐款和救灾赠款。如此这般的同时,哗哗地印刷了15万亿之巨的人民币,投到中国的市场上。由此可见,通货膨胀的压力有多大了。(注:数据为大致值)

  我在《给爱国学者深入浅出地谈美元外汇》一文中,介绍过一个吊诡的现象:外汇储备大大增加了,人民币对外升值了,对内却大大贬值了。爱国愤青们脸上放光了,人民公仆们更尊严了。腰包里面揣着绿绿的美元,腰杆子更硬了。现在出国考察的已经轮到乡镇级了,荷兰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的小姐们也学会了用中文喊:"有发票"。更有数以千计的官员携带千亿资金出逃,这在外汇稀缺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可苦了的是贫民百姓,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实力出国去享受人民币对外升值所带来的好处,却不得不承受着人民币对内贬值的盘剥苦难。

  在日本等西方国家,政府会在特别的情况下,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汇率进行干预。他们通过买入和卖出外汇来平衡外汇的需求。当汇率不正常地上涨的时候,这说明美元过剩,日元稀缺。为了把汇率维持在1:92,日本政府就会从外汇平准基金中划出日元,从市场上买入美元,使得美元和日元的需求达到平衡。当汇率下跌的时候,美元稀缺,日元过剩的时候,日本政府就会从外汇平准基金中划出上次买入的美元投入市场上去售卖,也就使得美元和日元的需求达到相对的平衡。当然,西方政府的外汇资产特别帐户(日本称为平准基金)的资金量是有限的,所以干预能力也是有限的。这就是使得西方政府没有能力去扭曲市场,更不能在外汇市场上呼风唤雨,垄断汇率。

  中国的外汇储备1.91万亿美元,号称世界第一。在储备第一,就是国力强盛的虚假宣传下,一些爱国学者开始蠢蠢欲动起来,一会儿叫嚣搞垮美国,一会儿嚷嚷要买下"冰岛"。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大款。他们全然不顾自己外汇储备中的大多数是外国人的钱财(大约65%),只有少部分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大约35%)。更不知道"藏汇于民"的道理。

  美国官方的外汇储备虽然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但其中的85%是黄金,而且美国民间所持有的外汇价值达9万美元之巨(指美国国民和私企所持的外国货币总量)。日本的官方外汇储备是1万多亿美元,但是日本民间所持有的外汇也达3万多亿美元。这还没有算上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呢?爱国学者嘴巴里面的那区区2万亿,只不过是几根泥鳅尔,能翻起什么样的大浪来?

  介绍几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情况:

  日本:日本政府设立了专用的"外汇平准基金",其包括日元账户和美元账户。日元主要通过在债券市场上发行"外汇平准基金融资券"来筹集。而美元则来自通过在日元升值期间,大量卖出日元、买进外汇的操作所积累起来的外汇资产,这构成了日本的外汇储备。所以,日本的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实打实的资产。

  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希望减缓加拿大元的贬值时,就委托加拿大银行在市场上买入加拿大元、卖出外汇(主要是美元)。相反,如果加拿大政府希望缓解加拿大元的升值,就委托加拿大银行在市场上卖出加拿大元、买入外汇。加拿大政府最后一次出手干预汇率是在1998年9月。干预所用的资金来自于加拿大政府所持有的外汇资金(外汇资金账户)。

  美国:美国财政部下设外汇稳定基金,委托联储局进行外汇市场操作。美国财政部的外汇稳定基金设立于1934年,启动资本为20亿美元。其外汇来源途径主要三个:一是与外国央行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以政府的信誉担保互相借用货币;二是发行外币债券,在1978年卡特政府时期曾发行过;三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调外币(比如日元,英镑等)。

  现在什么都说要绿色,特别是食品要吃绿色食品。国务院后勤特供中心的食品一律要求绿色,因为绿色才健康嘛。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在华家村,农民家养的土鸡,不吃饲料的,很绿色,简称为"绿鸡"。村委会看中了这些"绿鸡",要集体收购,6.8元一斤。农民们不肯卖啊,因为市场上面的饲料鸡,简称为"红鸡"也要卖10元一斤啊。农民问:我10元一斤卖给你行不,村委会回答不行,6.8元就是6.8元,全村一口价。农民说:我不卖鸡啊,我要留给我生病的母亲补身子哩。村委会怒道:不行,"绿鸡"必须卖给给官家,民间只能养"绿鸡"不许吃"绿鸡"。这是法律规定。于是呢,农民家里的"绿鸡"通通上交村委会了,手里捏着的呢?是盖着村委会公章的红条子,可以在华家村流通。这样,华家村里的"绿鸡"养多少上"交"多少,村里的物资少了,红条子却越来越多了,于是就通货膨胀起来。华家村委会主任红光满面了,对外宣布:我村委会两万只"绿鸡",世�
�第一,一天一只,几十年都吃不完。

  接下来,看看东瀛村。东瀛村委会对养鸡农民说,你们的"绿鸡"按50日元一斤卖给我吧,价钱不错了,你看那么多的"红鸡"才10元一斤啊。农民甲说:那你去买"红鸡"啊,50日元你可以买5斤了,快去啊;农民乙说:你滚开,不卖,我的"绿鸡"是要留给我母亲滋补身体用的;农民丙说:哼,隔壁华家村委会都愿意出90元一斤买呢,我宁愿卖给老华家。东瀛村委会也需要"绿鸡",于是妥协道:好好好,就92日元一斤。买鸡的钱呢,是不能在红条子上面盖的圆戳啊。那么买鸡的钱从哪来呢?主要有两个来路:1,向村民借钱,到期还本带利;2,村委会的自有资本及其投资收益。

  来源:天涯社区

2010年7月23日 星期五

吴晓波:中国的实业已死

  今年上半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是这样的:

  年初,我去瑞士苏黎世旅游,那是全球公认的居住环境最好、也是物价最为昂贵的城市。在苏黎世的中心商业街上,我赫然被橱窗里的一只压力锅给吸引住了。它呈醒目的深蓝色,是德国双立人品牌,而让我停住的原因则是它的标价:290欧元。一只压力锅竟可售卖到如此高价,让我不由惊叹。谁料,与我同行的一位企业家朋友告诉我,这只锅在国内中心城市的售价是3200元人民币,他的太太日前刚好看中一只。为了求证,我用手机把这只锅拍了下来。

  凑巧的是,回到国内的几天后,我在一次座谈会上碰到了一家民营压力锅企业的董事长,这家企业位于东南沿海的一个小县城,二十年前我曾经去那里采访过,当时还是一间很不起眼的街道小厂,替沈阳的双喜牌压力锅做贴牌生产。近十多年,这家企业自立品牌,扩张发展,赫然已成国内行业冠军,其产量在全球也排第四。座谈期间,我把手机中的照片给那位董事长看,提出的问题是,你的工厂能否生产出这样的高价产品?他回答说,质量和功能应该可以接近,可是价格却怎么也定不到那么高,最多不过千元。

  接着,他突然告诉我,现在,他最大的兴趣已经从做压力锅转到资本经营了,前年,他已经把企业的大部分股份出售给法国的一个家电集团,得二十多亿元。我问,那么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他说,在家乡投资了一个岛,准备开发房地产和码头,政府对他非常支持,其盈利前景大大的好过生产压力锅。

  我听到这里,百感交集。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位老资格的经济学家,我对他说,看来中国人十年之内再也做不出一口好锅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被这只压力锅的故事所缠绕。脑海之中,二十年前那个简陋的街道小工厂与苏黎世大道上的橱窗交叠出现,让人莫名惆怅。二十年,一代人,好不容易做到全球第四,一朝出售,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回到那个位置?

  更让人担忧的问题是:在2010年的中国企业界,不愿意"再埋头做压力锅"的企业家到底有多少?

  近年以来,专心实业似乎已经是一件十分"落伍"的事情了。当年曾被视为偶像的松下幸之助、杰克。韦尔奇等实业家不再时髦,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巴菲特、索罗斯和李嘉诚。"用钱生钱"显然比实业来得轻松愉快。我近期时常碰到一些仍在实业界打拼的企业家,纷纷萌生退意,向往去做一个投资家,或VC,或PE,总之不愿意再干实业。

  这些景象似乎在显示,当今是自1990年以来民营企业家士气最低迷的时期。

  究其原因,简略而言大抵有三。

  其一,资本市场(包括股权投资和经营房地产等等)的回报大大高于工业经营。

  其二,传媒过分渲染投资神话,打开报纸网站,随处可见哪位投资家看中一家小公司,仅仅几年就得数十倍、成百倍回报的"神话",实业之心,不禁荡漾。

  其三,实业投资的宏观环境未得改善,特别是去年以来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极大地打击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这种低迷的景象却与中国经济的实际需要产生了极大的落差。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制造被迫向内需化转型,而国内消费市场确乎也出现了旺盛之势,而这其实正是实业家可以大展雄心的时刻。同时,中国的产业经济面临升级转型的重大时刻,更需要实业家全力以赴,加大投入。而当其时,却出现了投机之风,这不得不让人生出无限的担忧。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要在全球竞争中有所作为,必须依赖实业经济的勃兴。当实业家都一一的被"逼"成了投资家,当"实业之心"一一冷却,那么,可持续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又将从何说起?

  来源:经济观察报

2010年7月22日 星期四

邵建:警察打官太太的看点在哪

  武汉市武昌区六名警察在湖北省委门口暴打该省一位副厅级干部的夫人,致成重伤。在医院探望时,该区分局政委对受害人连声说:"误会,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这个大领导的夫人。"该事是否真的误会,或背后会否有人指使,非本文所欲追究。如果打人不是误会,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这倒不妨是警察打错人的看点。我们知道,受害人是当作上访者而被打的。目睹打人现场的还有一对上访夫妇,六名打人警察则是当地公安设在省委里的"信访专班"人员,工作就是对付上访。

  据报道,当那位分局政委连声说误会时,在场者就有人反问:"领导的夫人不可以打,老百姓就可以打了?"这是对误会很精彩的批驳。该报道最初缘于网帖,发帖人的评论也深中肯綮:所谓误会,无非三点:"一是打人是正常的,只不过今天打错了,所以称误会;二是因为你不是一般上访群众,而是省委大院领导家属,所以误会了;三是打人也是工作任务。"因此,这件事不是错在打人,而是错在打错人。如果此妇不是省委高官的家属,打也就打了。非但不存在误会,而且还能找到正当理由。这理由的正当,不妨到它邻省的一则报道中去寻找。

  前几天,湖南省长沙市某区一位房产局副局长的工作日记被《南都周刊》披露,日记中记载了一位区长在大会上的发言:"对待上京上访人员,'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权力的思维是相通的,这句话最完好地提供了湖北老妇被打的确切答案。该受害者正是被当成了上访者,既然上访对象是敌对势力,又为什么不能打呢?而面对敌人的举措,宪法里说得很清楚:专政。因此,那位政委的误会逻辑其实没错:我们打的不是人民,而是敌人。公安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只是这次"专政"到自家人身上了,所以,地地道道是误会。

  长期以来,我个人养成一种习惯,看一个人说话时特别注意他使用的语词,用以判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接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所谓"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刘勰),别小看只是一两个词,这恰恰表征了他的思维类型,同时也多少可以揭示他的行为取向。语词是思维的构件,否则思维无以展开。一个敌情观念严重的人,一碰上事,活跃在他脑际里的,只有敌人、专政之类,那么,他如何应对此事或用什么方式应对,也就不难窥知。因此,打人事件固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权力思维深处那根深蒂固的"敌对势力"的观念。

  记得2008年云南孟连血案发生,地方政府将警民冲突最终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我当时即撰文质疑"人民内部以外是什么"。我认同当时那样的处理,但不认同那样的思维方式。有人民内部,就有人民内部以外,这个以外不是敌人,就是敌对势力。毕竟权力(尤其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很容易把与权力意志不一致的对象,视为甚至本能地视为敌人或敌对势力。

  既然上访成了敌对势力,除了这次湖北打人,那本湖南日记中的各种应对举措也就顺理成章:"要主动出击,……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继续发动打击一批,判一批,教育一批"。"对组织策划,上京,闹事的,采取劳教处理"。"他们只是少数,我们有胜(盛)大的物质几(基)础和政法机构。全力一服(以赴)不容许……""在(再)有拆迁户上访,由街道和指挥部配合做工作,做好拆迁谈话记录,由袁正恒局长负责。打击由陈大庆(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负责。""到信访局联系处理。法制办对达不到违法的拆迁户,办学习班。"以上文句多有不通,但原文如此。这是一份极为真实与难得的权力自白,它够格存入国家历史档案馆。读了它,谁还会奇怪那位老妇挨打呢。

  颇喜剧的是,受害人挨打后,当地公安不断找受害家属说情,请求法外开恩,从轻处理,甚至不处理。求情的玄机不在于不能处理那六名打手,问题是如果这样处理,以后工作怎么办。上访那么多,敌情那么严重;而且现场的判断只有现场的人才能作出,误会在所难免。因误会而处罚,以后这活谁来干。看来,在敌对势力的逻辑框架下,权力也有权力的难处。

  本来没有敌人,但有一种思维(出于它自己的利益需要),却会制造敌人。恰恰是这种思维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极易造成社会不稳(有敌人的社会当然不是稳定社会)。于是,只好用纳税人无偿提供的公帑去维稳,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走出这怪圈?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晓德:我们正在习惯的五十个异常现象

  2010年上半年刚过,我们关注习惯,那些正在或已经让我们麻木的习惯。

  王家岭矿难悲剧、张悟本养生神话、学术腐败丑闻、电视娱乐怪相……我们处在一个异彩纷呈同时又问题丛生的年代,媒体在一轮轮的新闻盛宴中端出这些五味杂陈的菜肴。我们曾经欢欣,曾经悲伤,曾经愤怒,曾经无助。我们茫然地发出诘问,又忍不住随之裹挟着东奔西走,还没来得及忘却,更新的正剧、悲剧或闹剧又已轮番上场。

  这个年代,让我们习惯的事情似乎正越来越多。许多原本异常的事情和现象,不再如一开始时那样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撞击着我们的心弦。我们可能就在这种不知不觉中,变得习惯,变得淡然。

  没错,这个年代的确正在一天比一天可爱,人们的观念一天比一天开放,经济发展的数字总是在更上一层楼。可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略那些原本不该习惯、甚至值得我们警醒的现象,这些现象正在败坏着自然环境,麻痹着人的良知,噬咬着社会肌体……对此,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态度漠然。

  所以,今天,我们关注习惯。

  「社会篇」

  1、矿难频发

  3月28日13时40分左右,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煤矿发生特别重大透水事故,事发时除108人顺利升井外,153人被困井下。一时间,媒体开足马力,全力聚焦救援工作。几天后,115人被抢救安全升井,38人遇难。

  其实,王家岭矿难只是众多矿难中最具特点的一场矿难。整个今年上半年,中国矿难继续着过去的高发态势,从江西新余到湖南湘潭,从河南伊川到河北承德,从新疆塔城到山西晋城,矿难的版图涵盖大半个中国。媒体的反思却已经陷入茫然。看到矿难,担忧、悲伤、愤怒是人之常情,不过当你看到矿难循环往复地不断发生后,你会感觉如何?但愿我们上上下下不会由此变得麻木,变得习惯矿难的不断上演。

  2、百姓跪访

  大连庄河市市长大概是第一个被村民"跪掉"的官员。4月13日,该市龙王庙村1000多名村民到市政府门口想见市长反映村干部腐败问题,大家面朝市政府下跪,直到最后也没见到市长。11天后,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被大连市委责令辞职。

  4月22日,广东化州梅子坑移民新村近百村民在化州市政府门前长跪一小时,反映耕地被侵占问题,但无人理会。

  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在《中国农民调查》中曾介绍,面对农民的长跪不起,时任中纪委执法监察室的曾晓东主任泪流满面。他说,试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过久的压抑,一个阅尽人间沧桑的老者,怎么会不顾屈辱和难堪地双膝触地,给一个可以做自己儿孙的调查人员施此大礼?

  十年前的采访让读者不胜唏嘘,十年后,跪访却已在各地政府门前已不再鲜见。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还是我们的信访制度走了弯路?

  3、冤狱案一出再出

  佘祥林的风波还没被忘却,赵作海冤狱案又在2010年震惊中国。

  从"死者"赵振晌回到村里,到"犯人"赵作海被释放,一共用了6天时间。此前,赵作海在监狱里已经服刑11年。经历了刑讯逼供和牢狱之灾,赵作海被形容为"乡村冤案样本"。6月21日,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来到赵作海的新家,向赵作海鞠躬致歉。

  无论如何,赵作海的人生已经不可能重来。而是否还有更多的佘祥林、赵作海,才是中国司法之痛。

  4、拆迁暴力与暗箱操作

  一方扛着煤气罐,房子上插着标语旗帜;另一方雇佣社会闲散人员深夜扔砖头,在大门上喷恐吓性文字。这就是当下的中国式拆迁。拆迁引发的民众不满甚至社会治安案件,已成为导致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中央要求的"阳光拆迁",到了很多地方成了"黑箱拆迁",不仅不告诉被拆迁人土地真实用途,还强行签署保密协议,不同家庭的拆迁补偿数字可能天壤之别,有人一夜暴富,有人一夜赤贫。

  什么是和谐社会的障碍?众多答案中,暴力拆迁绝对可列其中。

  5、官员有话不好好说

  2010年全国两会,各地官员表现不一。有的部长被录音笔堵到下巴仍微笑作答,有的地方官员反问女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

  在这片土地上,既诞生过"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的雷人官语,也出现过官腔十足"研究研究"的敷衍塞责,当然,还有国际场合官员的集体"鸦雀无声"。有话不好好说,不是高高在上打官腔,就是沉默不语,要么就是乱说一气,已经是中国部分官员的通病。

  6、慈善捐款入财政

  "5·12"大地震,中国慈善事业曾迎来前所未有的"井喷"。而公众抗震捐款的流向问题,却引发了同样前所未有的质疑。《中国青年报》在今年4月的一篇报道中质问:中国式慈善,被财政"收编"?

  对此,民政部前官员王振耀回应说,公众把资金捐给慈善组织,但最后还是由政府来执行项目,这是个很现实的体制问题。

  "体制问题"背后,捐款人有理由心灰意冷:入了财政的捐款,会不会被官员用来买轿车?

  7、人才流失海外

  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葛优和冯小刚都知道的道理,却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难题。一份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中承认: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

  大批人才何时回归,一留学机构总裁的结论很简单:"当中国超过美国的时候,人才自然回归。"

  8、冒名顶替上大学

  2004年9月,时任湖南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的王峥嵘从女儿的班主任处获取了罗彩霞的高考信息,伪造了罗彩霞的户口迁移证等证件。并让女儿冒用罗彩霞之名,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罗彩霞事件"曝光后,王峥嵘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刑4年。

  此后,众多版本的"罗彩霞"在各地频现。本该严谨的高考招生录取流程,在手眼通天的权力面前形同摆设。媒体近日披露的案例是,河南一高校清退300多名"罗彩霞"。

  9、官员问责后"带病"复出

  曾经造成国有资产损失5.5亿美元并在新加坡锒铛入狱的陈久霖,近日悄然复出。2010年6月底,陈久霖出现在央企葛洲坝集团下属二级子公司的高管名单上。《南方周末》报道称,国资委的问责制度和央企高管任命方式,令人生疑。

  陈久霖只是被问责者复出的最新样本。此前,"带病复出"、异地任职的被问责官员,已经让老百姓见识了太多的"问责现形记"。有人说,问责官员不是不能复出,人们反对的是胡乱复出和悄悄复出。

  10、两会雷人雷语

  两会雷人雷语已不新鲜,但今年全国两会仍有"突破"——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严琦首倡"两会营销"。严琦的雷人提案是,建议取缔社会网吧,由政府办公共网吧。消息一出,舆论哗然,陶然居网站被黑。

  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在微博上曝料:"昨晚一众人马应邀去严琦委员的陶然居晚宴,席间她对关闭网吧的提案颇为沾沾自喜,并称是今年两会第一雷人雷语。又称她的陶然居品牌由此话题增值五个亿。"

  两会雷人语录正式迈上新台阶。对此,韩方明表示,委员不能代表利益集团、私人商业机构到国家最高议政场所来为自己或小集团谋利。

  11、富豪榜成为"杀猪榜"

  5月18日,备受关注的黄光裕案作出一审判决。内地首富黄光裕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黄光裕落马,再次印证了"富豪榜=杀猪榜"的规律。

  去年年底,胡润研究院称,从1999年至2008年间,登上《胡润百富榜》的亿万富豪中,共有49人出事。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归纳了中国富豪更容易落马的原因:中国的官僚权限过大且权力界定不明;中国的民间企业运作的空间有限而边界也不定;中国的市场和诱惑非常巨大,因此即使落马的风险大,铤而走险者依然前赴后继。

  12、全民争当公务员

  被称为"国考"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正呈爆炸式增长。继2009年飙升至百万以上(105万)后,2010年报考人数历史性地达到了146万,而2003年仅为8.7万人,7年时间增加了将近16倍!

  全民争当公务员,看中的无外乎是工作的稳定和良好的待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和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坦承,逐年推高的报考热与目前我国的社会分配制度有较大关系,"目前的社会利益分配仍然集中在少数一些部门和职业上"。

  13、河流鱼虾消失

  还记得小学时写过的作文吗?家门口的那条小河,还有小河里的鱼虾,曾经成就了几代人的童年乐趣。而今,这样的美好回忆却成了现在孩子们的一种奢侈,因为鱼虾早已消失,河流不是已干涸,就可能成了臭水沟。

  我们其实只是这片土地暂居的过客,有什么理由去败坏子孙后代仍要享用的土地、河流和生存环境?N

  14、公务员呵斥纳税人

  如果不是广州市民王先生将自己与当地法制办公室公务人员的争吵过程放到网上,更多遭遇"咆哮办事"态度的群众可能依旧在忍气吞声(事实上,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更多人依然也在忍受"咆哮"式办事态度)。

  中午12点下班,11点半就不再接待办事群众,广州市法制办工作人员的理直气壮,相信每个到过政府机关办事的人都感同身受。纳税人的钱供养着公务员,后者却对前来办事的"主人"颐指气使。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经解体快100年,一些地方机关部门的"衙门作风"依旧不减当年。

  15、"公费旅游"比着来

  香港《明报》报道称,去年一年赴台的大陆省市地方团体只有5个,但今年3月以来,已经有11个大陆省市参访团抵台,而且规模更为庞大,动辄数百上千人。

  如果说访台多少还有些"走亲戚"的味道,还带着很多项目前往的话,那么很多前往西方国家和境外旅游胜地的团组就纯粹属于"公费旅游"了。虽然这些团组都会挂着"某某考察团"、"某某项目组"的鲜亮招牌,但他们考察的无非是名胜古迹,每天展开的项目也就是吃喝玩乐。这样的出访团组还是越少越好。

  16、小偷偷出贪官

  七年前的一天凌晨,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一家正在熟睡之时,小偷从窗外将胡方瑜的裤子挑走。搜走现金后,裤子被扔在县医院后门外。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发现皮带的夹层里,竟还藏有4张大额存单。纪检部门展开调查,胡方瑜随即被"双规"。

  这是《广州日报》总结出的"最雷人的贪官暴露经历"之一,其他雷人方式还有:被骗出来的贪官,劣质水管"漏"出来的贪官,拆房拆除来的贪官……

  「民生篇」

  17、铁路春运一票难求

  新铁路年年在建,车速日日在提,春运火车票"一票难求"问题却成了不变的铁律。每到春节前,求得一张回家的车票看上去比登天还难。这里当然有中国人口众多的原因,也脱不掉"回家过年"习俗的干系,但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从中作祟。要不,在车站前晃荡的黄牛党为何总能在春节前大赚一笔。

  今年两会期间,铁道部表示解决"一票难求"的日子不会太远。据说到是到2012年,依据是届时铁路网营业总里程将达到11万公里以上。但愿一年多以后我们不会在春节前的车站看到太多沮丧的脸。

  18、老少皆为买房狂

  我为房狂!从2007年前后至今,全民买房的热潮蔓延华夏大地。准备结婚的年轻人要买房,年过半百的老人要换房,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想买房。年轻人不愿"蜗居",投资客忙着"抄底",开发商一边利用各种概念推波助澜,一边忙着数钱。

  究竟谁最需要房子?花费父母、岳父母甚至祖父母数代人的积蓄成就的一套住宅,到底值不值?有人说不该为房子牺牲幸福,有人则认为有了房子才叫真幸福。幸福究竟有多远?全看你心里的期望与现实的距离。

  19、油价涨多跌少

  涨价时总选择深夜偷偷摸摸宣布,跌价时却缓缓慢慢步履蹒跚,这就是中国油价调整时的怪现象。更有意思的是,目前22个工作日的调价间隔,往往出现"国际油价动、国内成品油价不动"、"国际油价下跌,国内成品油价却上涨"的尴尬局面。

  6月1日,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做客人民网,称"中国油价涨得快跌得慢"属片面理解。至于后一种情况,曾传出缩短间隔日期的消息,但至今未果。

  20、医生收红包

  "靠山吃山"的职务受贿,不是什么新话题。这种习惯在医院的直接后果,就是病人觉得"不送红包,心里不踏实"。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九成被调查者觉得在家人患重病需要手术或住院时,应该给医生送红包。

  从今年7月1日起,北京市出台新规,凡是向患者索取红包的医生,都将在考核中定为不合格。医生收红包的现象甚至惊动了中纪委。5月7日,在卫生部召开的纠风联席会议上,中纪委副书记马馼指出,当前老百姓特别是对于药价虚高和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回扣等问题仍然意见很大。

  21、上幼儿园比上大学难

  幼儿园收费比大学还贵!《新京报》近日报道,北京一民办学校学前班学费上涨70%,一年收费20480元。不仅学费贵,入园更是难上难。有消息称,北京幼儿园15年减少1790所,仅能满足一半需求。幼儿园成了稀缺资源,以至于很多准妈妈,孩子还在肚子里,就开始为入园问题操心。

  从6月21日到28日,《人民日报》连发5篇文章分析上幼儿园难的问题。教育资源如何平衡分配,影响的绝不只是当下。

  22、神医轮流转

  成也媒体,败也媒体。"养生大师"张悟本恐怕此刻对这句话最感同身受。今年上半年,张通过媒体迅速走红,2000元一个号的门诊一度排到2011年。但随着后来媒体的质疑,张悟本一夕败落,其行医坐堂的"悟本堂",也被北京市有关部门以"违章建筑"为名强行拆除。

  "神医"被拉下神坛,"养生专家"成了伪科学代言人。张悟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之前自称"盖世华佗"的胡万林,用一把芒硝包治百病,与张悟本生吃茄子、喝绿豆汤没什么区别。神医轮流转,究竟是谁病了?

  23、黑心食品泛滥

  张悟本说,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这句话现已成过街老鼠,但中国人常常"吃出病来"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夏天,三聚氰胺再出江湖,青海、吉林等地"问题奶粉"事件,目前仍在调查中。自从出了"苏丹红"以及它的弟弟妹妹之后,食品安全就成了老大难。百度百科介绍说,虽然世界各国都有不法商人生产黑心食品,但由于严重程度及(黑心食品)比例上的差异,目前中国制造已成为黑心产品代名词。头发酱油,红心鸭蛋,大头奶粉,洗衣粉馒头……当商人没有了良知,当执法者只知头痛医头,就只剩下老百姓自认倒霉,每天盯着电视报纸网络,苦苦修炼发现黑心食品的火眼金睛。

  24、开车不如走着快

  连二三线城市长春、北戴河,也开始按照车牌尾号限制汽车上路了!放眼望去,凡主要城市的主要街道,经常是道路变成停车场;走路反比开车(坐车)快,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中国城市的交通,真的到了让人崩溃的地步吗?

  7月1日,IBM发布全球各大城市上班之旅的痛苦指数排名,北京独占鳌头。据财新网报道,此前2月的"世界各国人民上班路上花多长时间"的调查,中国亦是当仁不让占据老大地位。

  25、银行乱收费

  到银行存上千枚硬币,645元竟被收了18元手续费。重庆一市民在遭遇莫名收费后,方得知银行收取的是"零钞清点费"。银行说,点钞费用来支付银行的人力成本。

  排队等待的客户永远那么拥挤,办理一笔业务的时间永远那么漫长,服务被指相当于"初级阶段"的中国商业银行,在收费问题上却一直紧跟国际潮流,且不断有发明和创新。6月初,国家发改委、中国银监会联合发文叫停"零钞清点费",但商业银行的更换存折费、短信提醒费、打印凭证费等乱收费仍多如牛毛。

  26、农民工为工钱爬塔吊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逢年过节,总会有农民工为讨工钱爬塔吊的新闻曝光。塔吊,正成为众多农民工维护权益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们习惯了农民工和塔吊的关联,甚至有无良媒体将农民工讨薪比作"跳楼秀",对此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直言:"那你秀一个给我看看!"

  27、卖肾救子

  因2周岁的儿子得了罕见的病——戈谢氏病(肚大如皮球),37岁的母亲马女士开始在广东惠阳各地贴卖肾救子的小广告,筹钱给儿子治病。

  这样的新闻,媒体上已经见惯不怪。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卖肾救子",3.5万条信息跃然眼前。主人公几乎都是因孩子或父母生病无钱医治,才想出如此对策。

  面对要靠卖肾才能拯救亲人生命的现实,最该反思的是医疗管理和社会保障部门。什么时候,这样令人心酸的悲剧不再重演?

  28、"被"涨工资

  将"被"字的意义发扬光大的网民"酱里合酱"绝对是个人才,虽然他当时正在"被就业"。为追求就业率,一些高校将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强行描述为"已经就业",至此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正式诞生。

  而这一年来,从"被就业"到"被涨工资"、"被代表",太多的身不由己"被安排",效果可能如GDP的数字一样看起来很美,其中的弯弯绕却不知有多少九曲回肠?

  29、收费站天罗地网

  两年前,一幅山西省内公路收费站地图在网上热传,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山西省几个县市的收费站点,仿佛满天的星星,又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天罗地网。媒体人封新城说,"在这里,读懂山西。"

  其实,收费站比服务站多,过路费比燃油费贵,早已是很多车主的感受。根据公开的资料,全世界收费公路不过14万公里,竟有10万公里在中国。实行燃油税后,按说普通公路所有的收费站都要取消,但现实情况却是,变相收费、非法收费的公路收费站仍横行各地。

  30、国庆节成了旅游节

  从1999年起,春节、"五一""十一"开始了7天的长假。

  十几年后,除五一黄金周取消、春节以探亲为主外,国庆节作为旅游盛典的味道依旧如火如荼。国庆节就是放长假,商家为争夺市场铺天盖地搞促销,节日本身的意义反而退居次席。

  31、听证会成"涨价会"

  6月,备受关注的世界文化遗产"三孔"门票价格最终以涨价告终。此前的5月30日,山东省物价局已就此在曲阜召开了价格调整听证会。

  景点门票涨价,我们习惯了;采用听证会的方式为涨价披上民意的外衣,我们也正在习惯着。不仅旅游景点门票如此,其他诸如水、电、煤气等民生价格在各地的历次调整,无一不是按照"听证-涨价"的程序一路走来。

  「文化篇」

  32、电视节目台湾化

  台湾艺人西进,歌手来了,演员来了,主持人和电视制作人也来了。随便克隆一下对岸的节目,再加上夸张的掌声欢呼声尖叫声,收视率就可能如打了鸡血般猛窜。一时间,众多卫视黄金时段嗲声不断,全民娱乐,"国语"腔席卷大陆荧屏。

  早年香港影视剧也曾风靡内地,如今已是明日黄花。这一拨电视节目台湾化风潮,不知会吹到几时?

  33、拜金女争比不要脸

  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年上半年最火的电视节目都非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莫属。一群或真或假的"拜金女",在台上极尽刻薄奚落"穷男人"之能事,语不惊人死不休。马诺、马伊咪,甚至连主持人和点评嘉宾,都因撩拨大众道德底线的"技巧"火得一塌糊涂。

  可惜,"火"不代表口碑好,赢得了收视率却可能失却了美誉度。孟非曾辩称"不要老拿一句话说事"(马诺名言: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田歌则在微博上回应:别忘了,你们节目就是靠这一句话大红大紫的。

  34、大学行政化

  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毕业典礼上,校长李培根短短16分钟的演讲,被掌声打断了30次。"根叔"的演讲稿中,"俯卧撑""躲猫猫""打酱油"等网络用语一应俱全。

  我们习惯了高校被各种"工程"划分不同等级,校长也往往摇身一变成了副部级、正局级官员,此后便不苟言笑,不怒自威。让教授治校,恢复学术至上,虽老生常谈,但曙光已现。近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35、用"XX后"标签一代人

  用出生年代来划分并标签一代人,是看似讨巧的提法。但"80后""90后"等笼统的划分在涉及具体个案时,却往往以偏概全。"80后"在汶川地震和奥运火炬海外传递风波后终于获得了正名,而精明的商家则用商业的手段向90后献媚:"你不了解90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对此撰文,呼吁"慎用代际用语"。在陶教授看来,随便使用代际术语,还反映了我们的文化、思维的弊端:对个人价值的不尊重。

  36、盗版有理

  早在2001年,王小东就发表文章《盗版有理》,认为在知识产权领域,没有到底是谁欠谁的绝对的"理"。"要讲绝对的理,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是高度关联的,很难讲清楚到底是谁欠谁的。"

  十年之后,如果有人批评盗版,想必仍有很多人会气愤难平:"你要是卖得和盗版一样便宜,哪怕是盗版二倍的价格,我们也会买!"有评论曰:看来,造假有理,只要便宜。

  37、山寨名牌满天飞

  每天深夜打开电视机,各大卫视的广告几乎都被山寨品牌占据,其中尤以电子产品为最。你有苹果iphone,我就有Hiphone,你有iPad,我就造一个iPed.

  事实上,中国厂家山寨的对象已不仅限于电子产品。美国《时代》周刊近期也凑了把热闹,评出中国的十大山寨,内容涵盖电子产品、街道建筑(如"白宫")、文化产品等方面。有简单的模仿,也有加入自己智慧的创造,既满足底层人民大众之需,又娱乐了世界人民。

  38、戏说历史成风

  新《三国》开机前,高希希曾表示"绝不戏说历史"。但上映后,却被网友猛烈揭批为"伪《三国》"。

  从《宰相刘罗锅》到《康熙微服私访记》,从新《三国》到《杨贵妃秘史》,影视文学戏说历史之风由来已久。对此有人不解,指斥戏说让严肃真实的史学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断层越来越深,有人则认为这不过是特殊的文化现象,"四大名著里面三部都是演绎的历史",老百姓看历史,"全凭戏说"。

  戏说有理乎?答案缺席,只有戏说依旧。

  39、艳照门

  始于香港明星陈冠希的专有名词,正在内地网络上发扬光大。"兽兽"、"闫凤娇",一批又一批豪放女在网络上曝光令人咂舌的艳照,尺度之大让陈冠希的艳照风波相形见绌。

  出名才是硬道理。在此背景下,一些女大学生、空姐开始分享自己的艳照甚至是洗澡视频。让见惯了大世面的中国网民也手足无措。

  40、争抢名人故里

  李白、曹操、西门庆、孙悟空、观音菩萨……如果有足够的版面,这串名字可以列出更多。哪里才是他们的家乡?7月,这股争抢名人故里的风潮中又添新丁:国学大师陈寅恪。7月3日是陈寅恪120周年诞辰,随着"陈学"在海内外华人地区炙手可热,湖南凤凰古城与广东中山也掀起了"陈寅恪故里"之争。

  拉名人虎皮,举地方经济大旗,各地政府的司马昭之心早已路人皆知。

  41、学术腐败丢脸到国外

  7月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数十名学者联名公开信,就清华教授汪晖涉嫌剽窃事件敦促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给予回复。

  汪晖之后,唐骏、朱学勤等名人,纷纷被指学历或毕业论文有问题。江西井冈山大学两位教师更牛,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上发表70篇论文,直到去年年底,上述论文被一次性撤销,"科研成果"才成为"学术丑闻"。

  学术腐败各国皆有,中国学人一枝独秀委实不易。

  42、体育界丑闻

  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因董芳霄涉嫌伪造年龄参加2000年悉尼奥运会,十年后(2010)的2月27日,中国体操女队当年获得的团体铜牌被取消,这是中国奥运史上第一块被收回的奖牌。

  "年龄门"还没结束,新消息又传来。国际柔道联合会查明,中国选手佟文在2009年柔道世锦赛后的尿检呈阳性,并宣布对其禁赛两年,世锦赛所获金牌被取消。据说,佟文是"被中国的猪放倒的"——赛前吃了排骨。

  如果算上足球界的假球黑哨,中国体育信誉危矣。

  「城市篇」

  43、雨后城市习惯性瘫痪

  一下雨就成汪洋,正在成为中国城市的普遍顽症。今夏多雨,城市中的水乡泽国也就格外多。

  台湾作家龙应台早年曾这样描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交通虽慢但不堵塞,城市虽滑却不积水的,多半是发达国家,反之,大概就是发展中国家。原因很简单,后者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

  未雨绸缪,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古训,可惜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领会它的本意。

  44、盲道"失明"

  人行道上那一溜长长的特殊凹凸路面,你曾发现过什么问题?在即将举办亚运会的广州,《羊城晚报》记者前几天闭着眼睛走了几步,在七拐八拐之间,不时要躲避停在上面的自行车、机动车,记者感叹"如练九宫步"。

  200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有盲人500万,占全世界盲人总数的18%.如此多的盲人群体却很少出门,原因自然是生活的不便。而盲道上的错落"风景",也让其违背了设计初衷。

  45、城市马路开膛破肚

  不是在修路,就是在准备修路。《兰州晨报》曾报道,为了净化黄河,兰州市从2009年开始展开为期三年的污水全收集官网配套工程,该工程的特点就是对主次干道动"大手术"。《重庆晚报》对此类现象的描述更形象:今天姓"电"的部门刚刚开挖完,明天姓"水"的部门可能又来挖。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中国多数城市却因马路隔三差五开膛破肚,让居民无法感觉到"美好"。

  46、耕地变厂房

  几个月前还是绿意浓浓的田野,再去时却发现已经竖起了高高的塔吊。如果有空到城市周边转转,城市建设的步伐是多么迅速,就能略知一二。

  数据显示,1996年10月31日,我国耕地面积为19.5亿亩;到2006年10月31日,这个数字已经锐减为18.27亿亩,平均每年净减少1240万亩。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正面临严峻考验。

  47、办假证广告随处见

  这绝对是"中国特色"的景观:电线杆上,地铁车厢内,旅游景区的建筑表面,到处都可见到歪歪扭扭的"办证"两个字,后面是一长串11个数字的电话号码。

  殊途同归的,还有"收药"广告、"中奖喜讯",通过原始的、电子的方式考验你的承受力。

  48、城管扫荡小贩

  从当年北京烤串小贩刺死城管队员,到后来流传于网络的《城管执法手册》,城管与城市建设和市民的关系一直含糊不清(表述上很清晰,共识总是很有限)。

  城管扫荡小贩,已是中国城市雷打不动的街头闹剧,演出场次随机,演出地点随意,演出结果唯一:罚款,没收小贩谋生的工具。

  49、物业只知道收费

  潘石屹在瑟瑟的办公室里冻得发抖,建外SOHO物业公司停暖,令这位中国地产巨头一筹莫展。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让中国众多业主看到了物业公司的超强能量。潘石屹尚且瑟缩一团,普通人又能如何?

  2月11日,国务院参事室网站发表署名文章,直言"不能让物业矛盾影响了和谐社区的建设"。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矛盾相当普遍,物业被指责为只知收钱,而几年前北京朝阳区业主因拒交物业费遭法院强行从被窝里带走的场面更是历历在目。

  50、国际名牌中国最贵

  一条Levi's牛仔裤在美国的折扣店卖15~30美元,可在国内的专卖店却要卖700元人民币。一双耐克鞋,美国卖60美元,在中国的专卖店里可能要800元人民币。尤其让中国人郁闷的是,其中很多国际名牌都还是中国造。

  一样的商品,一样的出身,美国人消费就是比中国人便宜,这种价格倒挂现象由来已久。与此类似的还有,国外名牌汽车全球召回,唯独中国消费者很难获得同等待遇等。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2010年7月21日 星期三

莫乃光:散播互联网威胁论的真正动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两週前公布《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0)》,这是中国首份官方就新媒体的研究报告,指社交网络应用已成为网民沟通的主要渠道,用户数目和使用量都激增,但报告同时指出,社交网站以病毒式营销手法,收集甚或泄漏个人资料,以至政治、军事、商业机密讯息,更点名指Facebook被西方国家情报机构利用,有机会用於顛覆其它国家,「特殊政治功能让人心生恐惧」。

  可是这些指控却没有提出具体证据或个案支持,与其说是研究的结果,倒不如说这是预设立场,再堆砌资料用於危言怂听。除了「顛覆罪」,这些预设立场还包括:商业公司「利用各种方式骗取网民个人资料用以牟利,已成为网站利润的重要来源」──至於什么叫骗取?从报告所见,那只像正常的客户关係管理──,而网络游戏则「约有九成五涉及刺激、暴力和打斗」云云。总之,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很危险,「很黄很暴力」,潜台词当然是要加强监管了。

  针对Facebook別有用意

  相信网友犹记得去年六月中国工业和信息化局突然要求全国销售的电脑预先安装绿坝过滤及监察软件,但后来遭网民、电脑厂商等强烈反对,加上被发现软件侵权,计划胎死腹中。当时笔者已经指出,政府要求內地使用电脑的市民安装绿坝,背后的理念,其实也是因为担忧网络2.0和社交网络的用户主导內容,使其无法如现时般全盘控制讯息所致:当每个用户可以创作和传播讯息,即使政府以防火长城过滤外来网上资讯,也没法阻止愈来愈多的网民自己互相分享消息,创作內容甚至在网上动员起来。虽然绿坝计划失败了,最近还传出相关公司破產,但大家不用沾沾自喜,没有绿坝,还有当局强制互联网供应商和网页寄存商安装蓝坝,和不断加强的防火长城。

  不过,有趣的是,报告为何点名针对Facebook这家在中国並无办事处而其网站也被中国政府的防火长城屏蔽的公司?理论上,內地的市民是无法使用Facebook的。即使说有社交网络被用作革命用途(是人民用来试图推翻政府,並非外国政府顛覆),也是伊朗人民利用Twitter的例子,都不是Facebook.为什么社科院偏偏选中它?

  笔者认为可从几方面看。首先,早前有消息传出Facebook有意进入中国市场,社科院现在是以学者身分代官方传话,中国政府不欢迎你。第二,Facebook近期在世界各地因为私隱问题已成眾矢之的,社科院正好借用来针对他们,如果政府选上Twitter来「批斗」,反而令內地网民联想內地流行的「微博」,太「真实」的话,反而提醒了网民「善用」微博革命。笔者认为,报告针对Facebook实在不过是指桑骂槐:Facebook被禁在中国墙外,大概也不易进来,批评他们作用不过是向国內的网络公司和社交媒体施压,传递「你们小心点」的讯息。

  微博威力难挡

  果然,报告公佈后不久,在过去一年(自从去年六月Twitter被正式「永久」地被防火长城屏蔽后)在中国火红的微博,包括中国四大入门网站新浪、搜狐、网易和腾讯,一夜之间全变成了「测试版」,搜狐和网易的微博,更先后一度暂停服务;显然,这些微博正被「整顿」,最多港人使用的新浪微博,最近两星期有些用户被刪,或者不能被搜寻,微博內的连结亦一度不能转到国外的网址。微博用户都感到有如山雨欲来之势,担心迷上数月的微博会突然关闭。各网站以「网站升级需要」,和这些微博推出以来,其实一直也是「试用版」,掩盖这些突然转变的政策,而试用版的实际意义,可能是「尚未得到许可经营」,即是说政府可能考虑正式监管这些容许网民互动的应用服务,特別是针对敏感內容和异见用户,营办商或许要正式申请,才�
�以提供服务。

  事实上,去年底社科院已公佈《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指出「微博领袖人物在网民中的感召力和煽动性极强」,其它网民对他们的微博的关注,形成网民討论时事的园地,甚至发动社会运动。最近数星期在广州萌芽的「保卫广州话」运动,就是个好例子。广州网民用了特区政府的「起锚」徽號,恶搞电影海报在微博广传,动员网民在本月廿五日上街「撑广州话」。的確,微博吸引了一大批內地以外的用户加入(连香港政府新闻处也在约两星期前在新浪微博开了帐户),这种前所未有的沟通加强了双方了解,也开始带来不少微妙的变化。

  不过,与社科院领袖论的相反,中国独立作家冉云飞在去年底的一篇题为《无法统一思想的推特》(註一)的文章內指出Twitter的平等性,「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甚至有可能对人气很旺者发出批评和质疑,这都决定了再有人气的人都不可能垄断意见、统一思想……推特上信息的相对多元化已慢慢形成,上推特较多的人听不同意见的能力,將会比只听单一声音的人,有更多的信息分辨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理性的態度,这便必然会逐步促进公民社会的诞生。」但明显地,中国官方思维,必定对这两种理论都同样担忧!

  官网介入竞爭

  除了收窄监控网站和社交网络,中国政府另一招数,將是推出更多由官方媒体经营的社交网络与各大网站公司竞爭。官方媒体人民网和人民日报在六月推出了「人民搜索」的测试版服务(goso.cn),声称要「建立具有权威性的综合中文搜索引擎」和「提供具有公信力的搜索结果」,人民搜索的搜寻结果的「安全」程度,大家可想而知,而人民搜索的主要竞爭对象,正是百度。说到底,政府还是对「自己人」较那些国內企业有信心,即使之前依赖它们与西方互联网企业竞爭;加上互联网服务仍极有利可图,既为神功,也为弟子,国营官方媒体想分一杯羹,自是义不容辞!

  笔者相信中国政府不会完全禁止微博等社交网络,但就会放一下,收紧两下地尝试保持控制。毕竟,至今年六月,中国网民人数已达四亿二千万,微博人数也过了数千万,贸然收紧监控,不利社会和谐,反而利用多种手段对准目標地控制,才是「行之有效」的监控方法。例如,即使中国网民数目不断攀升,刚发布的《第二十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却反映中国网站数量减少了13.7%,相信是政府收紧域名註册和打击「不良內容」网站的「成效」了。

  捍卫互联网自由

  归根究底,中国面对的稳定和管治问题,起因並非互联网。社交网络上的现象只不过把中国面对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突显了,而更因为社会上没有正式渠道表达这些不满,更令网民集中在控制相对较「少」的网上发难。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在社科院报告发布会上说,这些现象其实不单在新媒体上出现,传统媒体也一样;他的话,其实正反映了政府深深忧虑失去舆论「制空权」。

  可以肯定的事实是,中国网民的独立思想正在萌芽发展中。面对社科院这种以散播恐惧以图合理化监控的做法,笔者反而认为不用过份为內地网民担心,因为无论官方怎样做,中国互联网上的讯息流通量只有愈来愈多,这始终是不爭的事实。

  相反,我们要小心面对的,是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包括香港甚至各西方民主国家,那些同样在散播互联网威胁论的政府或团体,令我们所拥有的互联网及讯息自由,不进反退!

  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e22d4cc350121a20

2010年7月20日 星期二

蔡铮:“炼山”运动在为国家制造无穷天灾

  云南森林覆盖率号称达到60%,森林是水库,是空调。何以云南出现"百年不遇大旱"? 这恐怕与近年来云南砍卖天然林种速成林不无关系。2008年"林权改革"开始后,云南省委书记,如全国许多山地林木多的地方官一样,欣喜若狂,原来不让砍的树这回让砍了,马上号召大家"解放思想",乘"林改春风",赶快砍树"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过去几年,云南砍了多少树?种了多少速成林?现在许多地方在闹水灾、热灾。我们细究下去会发现,所有水灾、旱灾、热灾、寒灾、沙灾、虫灾等等"天灾"的灾害程度都或多或少与全国各地植被严重破坏有关。设想我国许多地方有平地三丈的植被,多少"天灾"可以避免或减轻或缩短其灾期?

  如今全国上下正轰轰烈烈而又悄然进行着一场全新的运动 ——"炼山"运动。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江西安徽、福建浙江,南到海南,北到黑龙江,真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在乘坐"林改"春风,大炼"金山"。"炼山"是林业部门的新术语,就是找山地要"经济发展"。贾治邦说是"耕山",即通过"耕山"来"释放出25亿亩集体林地的巨大潜力", "拓展农民的增收就业新空间" .按他的高论,中国是个山多国家,中国的山多是"金山",山上的树都是"金子",越是"金子"多的地方反而越穷。农民穷,地方政府穷;而朱镕基政府曾经实施的是"封山育林"政策,使很多地方"守着金山讨饭吃"。农民不满,地方官员不满,纸业集团不满,木材商不满,林业部门不满,满山的树砍倒就是钱,却不让他们轻动。2008�
�,中央从发展国民经济、增加GDP、增加纸浆木材供应、平息多方不满的"战略高度",开始"林权改革",开放集体林地的采伐权和经营权。这一来,皆大欢喜,大家砍倒树就有肉吃。地方政府官员、纸业林业商家、部分农民开始大张旗鼓地"炼山"。纸业集团、木材砍伐(林业)公司炼出了高额利润,穷乡僻壤的地方政府炼山炼高了GDP,炼出了政绩,少数农民炼出了楼房。全国上下,一片"林改就是好就是好"的欢呼声。国家的安全屏障被大张旗鼓地撤除变卖,变成纸浆,变成利润,变成GDP,变成升迁的政绩。

  虽然"炼山"(参见:"昔炼钢铁今炼"http://news.qq.com/a/20100520/001374.htm)轰轰烈烈,由于山林多在偏远地区,关心国家环境安全的人们多住在城市。各地对积蓄丰厚的自然林,人工自然混合林的砍光、卖光、烧光的"三光"现象,在官方媒体的宣传报道中都包装成了"植树造林",成了"改造地产林",少数知情者揭露的声音完全被淹没,从而使声势浩大的、给国家制造无穷"天灾"的"炼山"运动几乎无人所知。很多地方"官商"更堂而皇之地结合起来大搞"炼山"运动。例如,湖北黄冈市政府和咸宁市政府,为了搞成"林纸浆基地",都把为纸业公司强购农民林地当作头号政治任务,逐级下达"购地"(卖地)任务。他们打的旗号是"改造低产林",而实际上是把各地积蓄最丰富的集体林地毁掉,烧光(参看以上图片和"令人费�
�的"造林工程"http://www.std aily.com/kjrb/content/2010-07/10/content_206921.htm),种上所谓的速成林,以求在咸宁黄冈各建一个年产50万吨的纸浆厂。据说,发改委不仅批准了上述项目,而且要求全国的造纸企业都必须建立自己的林浆纸基地。这样一来,神州大地上的所有树林恐怕迟早都逃出脱成为纸业集团囊中物的命运。如果咸宁黄冈各建成一个年产50万吨的纸浆厂,每年要消耗亩积蓄2立方米以上的林地林木木至少100万亩。10年1000万亩。两个巨大的绞树机就在长江中游的湖北高效快速地把这两地的树绞成纸浆,变成纸厂的利润,变成政府官员的政绩。但是,咸宁黄冈的树被绞了,水灾、旱灾、热灾、旱灾、虫灾等会接踵而至,永无宁日,更多的"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自然灾害注定会呼啸而来。湖北人民和长江中下游的人民还要不要活命?�
�冈咸宁的子孙后代还要不要活命?到底是晨鸣纸业之流的利益集团给中国创造的财富多,还是这些永不休止的自然灾难导致中国损失的财富更多?

  未来二三十年,正是我国急剧工业化城市化的关键期。在此期间,我国必须建大量的民居,建大量的水泥沥青覆盖的道路。城市将向乡村无限扩张。更多公民拥有汽车,必须建大量的停车场,必须烧大量的煤和油来保障能源供给。这些发展将带来大面积地表调温蓄水功能的丧失,导致更多的废气排放和空气污染,而这些都可由加厚国家地表林木覆盖来稍加弥补。如果在国家急剧发展的今后数十年,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地表林木的毁损同步进行,双管其下,雪上加霜,将会重创我国人民的生存环境,我国将会遭受无穷无尽的天灾,人民得为应付天灾付出沉重得不可估量的代价!

  在此时此后,国家地表林木的最重要功能应该是为国家安全发展提供保障,保护环境为其至上功能。我国现存的一点点稀薄的山地林木,不管是公益林还是集体林,都是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部分,是国家的重要安全资源。此时此后,保护它是我国国防建设的重要部分,因为天灾所造成的破坏往往不亚于核武器的爆炸。再者,我国是向工业强国发展,而不是要死死坐定农业国这把交椅。我们不能靠"炼"那点山地来谋求发展。靠"炼山"来谋发展是死路一条!

  但是,如今在"林权改革"的大旗下大肆"炼山"的,或拥有资本,或拥有权力,都可通过撤除和变卖国家安全屏障以牟利,都可只管我个人今天碗里有肉,哪管你大众明天洪水滔天。在这GDP至上的集体疯狂时代,反对"炼山"声音都被铺天盖地的官方宣传淹没。如此炼将下去,国家将因此而遭受更多更大的旱灾、水灾、沙灾、热灾、寒灾、虫灾!看看"炼山"的景象(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1284df0100hx9l.html),我们忍不住要问:我国人民还要不要活下去?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要不要在这块土地上活下去?

  2010年7月15日

孔保罗:如果民主可以当饭吃,谁还可以抗拒民主?

  如果我们对中国社会进行民主运动的社会条件做一简单分析的话,可以发现当前的条件实际上远比以前更为优越,因为中国社会经济虽然在发展迅猛,在一定的意义上解决了原来的一些社会基本矛盾,但是这种解决并不是彻底的,而且它还引起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基本问题,这种基本的社会问题,在严重程度上并亚于以前的社会问题。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的人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烈。同时也应该承认的是,社会各界对于民主化的认识也越来越清醒。而互联网的存在更为人们加强联系,表达自己的意志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可是谁也不能否认,在这些有利的形势和条件下,今天中国的民主运动远远没有达到如火如荼的水平。这是为什么?

  反对政府与不接受民主化的原因何在?

  应该承认,今天的中国社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民主化,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对民主化。而是有些人反对,有些人支持,更多的人实际上是处于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中间状态。如果我们来对当今中国社会反对实施民主政治的群体做一个分析,并不难发现:这个群体的人数实际上并不大,其中除了少数既得利益者和极其愚昧的人及其喜欢拍马屁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人实际上并不是真正要反对民主政治,而是要混饭吃。比如说那些下层的警察、保安等等,他们实际上就是政府反对民主的执行者。他们的饭碗是政府给的,不得不为政府而卖命。否则就没饭吃了。所以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独立的"经济人格",因此他们根本没有办法保持独立的"政治人格",他们不得不"吃人血馒头"。实际上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真正要出卖良心的
人并不多,他们实际上是被迫支持政府。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无需赘述。

  如果民主化可以当饭吃——可以使这些为了填饱肚子的人一看就知道可以填饱自己的肚子,可以使这些人根本不必被迫支持政府,再也不必担心因为不支持政府而没饭吃,那么这批人就不会坚决支持政府,甚至于有一部分立马起来革命,反对政府。因为从内心上来看,实际上谁都并不愿意丧失自己不可丧失基本的权利。民主化正是要恢复这种被剥夺的基本权利。而这些反对民主化的执行者起来支持民主化了,则政府的统治还能维持吗?不说大家也明白。

  再来看游离在中间状态的中间阶层,这个群体的人数极为庞大。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并不是真心支持政府,也没有公开支持民主化。原因非常简单:政府的行为造成了他们今天的困难,或者是不能解决他们当前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保障等等基本问题,而民主化也不能使他们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君不见即使是民主化很多年的国家,经济仍旧是一团糟?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来支持民主化?而这些人起来支持民主化,何愁民主化不成?即使这些人不是公开地支持民主化,而只是以不与政府合作的方式来支持民主化,则政府都无法应对。

  同样,对于政府而言问题也是如此,如果你使得人们生活困难,或者并不能解决人们原来的基本困难,比如说就业难、看病难、读大学难、买房难、养老难,可是却又指望人们不反对你,而是继续衷心拥护你,继续跟着你走,而且根本看不见前景,岂不是太可笑了?如果你解决了这些基本的民生问题,而反对你的民主派却没有,民众会被民主派"忽悠"起来反对你吗?请不要忘记列宁也曾说过,如果几何公理违反了人们的利益,也会被否定,何况几个秀才的造反?

  可见,问题的关键是基本的民生问题——如果民主化可以当饭吃了,或者相反,如果专制可以当饭吃了,那么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所以对于民主运动而言,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民主的基本问题,以获得民众的支持。通俗地说,也就是让民主化可以当饭吃(其实这也是民主化的唯一最终目标)。有人以为,其实现在的民主化理论已经可以"当饭吃",比如说它可以解决贪污问题——在现代民主化的框架下,贪污是可以得到清除的。不可否认,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解决了贪污问题是不是就不必被迫支持政府了?是不是人们就不必担心自己的经济问题了?显然不能这样说。尤其是中国社会的问题,绝对不是治理了贪污就万事大吉的。应该看到,有一些民主化国家的经济直到今天还是一团糟的,其民生的基本问题还是
没有解决。这又说明了什么?

  其实,对于政府而言也是如此,要维护统治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搞好基本民生,而不是打压反对政府的力量,指责他们是敌对势力,把他们关进牢房、赶出国门了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一味打压可以解决问题,世界上就不会出现如此众多的民主国家了)。所以不解决解决基本民生问题,是根本没有前途的。而且退一万步来说,专制制度存在的理由,至少在台面上也只能是让民众的基本生活(生老病死)得到保障。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或者这种问题的解决,并不需要专制制度,它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相反也是,如果专制可以使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真正解决"生老病死"问题,谁还会反对政府?谁还能反对政府?须知,克林顿出轨,美国民众不是也没有弹劾他吗?

  改变中国政治的基本主张应该可以"当饭吃"!

  那么一个社会的基本民生问题是否可以解决?尤其是中国的基本民生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换句话说,民主化是否可以当饭吃?专制是否可以当饭吃?答案是完全肯定的。只是人们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这一点。笔者在《中国社会政治的一张王牌》一文中,已经从农民工的角度,对此作了简单的说明。在这里,我们再以大学生就业问题为例做一简单的说明。

  众所周知,今天中国社会的大学生就业与生活保障及学费问题,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社会难题。大学生(包括一定的研究生),现在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是家庭。而绝大多数的家庭是没有能力来支撑大学生的基本生活的,因此大学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的生活非常困难。前些年的马加爵杀人和几个月前上海海事大学的学生自杀,实际上都是由此而引起的。而大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和大学生的学费,更是一般家庭不堪承受的沉重负担。

  应该承认,在当前解决模式的框架下,也就是采用社会救济保障的方式来解决中国大学生的上述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对大学生实施救济保障需要资金。中国目前的大学生在校人数在3000万左右(今后还会增长),如将其它职校的学生也包括在内,人数更为庞大。对这些人实施社会救济保障,每人每月500元人民币,则每年就需要2000亿;而每月500元实际上根本不足以使大学生可以在城市维持基本的生活(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在2008年,中国农民的纯收入平均是5000以上,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是这一数字的三倍,所以每月500元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可是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来计算,2009年13亿人的社会保障收入不过才1.5万亿人民币左右。拿出其中的大约13.3%来救济只占人口总数2.3%的大学生,是不是合理?难道其他人的社会�
�障就可以不顾了吗?显然是不可以的。而大学生的问题,除了基本生活之外还有其它的问题,例如医疗保障、毕业之后的就业保障和学费保障。如果计算上这些,则资金需要量极为惊人,远远超过了1.5万亿(笔者估计至少每年至少需要2万亿,也就是说,全部社会保障资金全部用于大学生救济保障都不够)。

  那么政府是否可以另外拿出资金来支撑社会保障?答案是可以的,尤其是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不应该是社会的某些政治集团的企业,它们的利润应该全部拿出来反馈给整个社会。可是这些企业的收入有多少?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2008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过6万亿人民币多一点。不可否认,在这些财政收入中有一部分被政府的不合理开支(即所谓的"三公"消费)浪费了。但是笔者估算,相对于目前中国人口和物价水平而言,中国社会保障所需要的启动资金为15万亿人民币左右,之后每年至少需要投入10万亿(其中对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的基本保障就需要至少4万元;涵盖全部民众的医疗和养老保障至少需要3万亿,住房和基本福利3万亿)。可见,即使政府的全部财政收入没有被贪污浪费,全都用于社会保障�
�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也根本不可能解决。所以指望政府来通过救济保障的模式解决大学生社会保障问题,根本行不通。

  不过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大学生实际上并不需要有限救济保障,并不需要施舍,而需要全面援助保障。道理非常简单:大学生的这种困难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性的,只要他们捱到毕业、找到工作,他们的问题就不复存在。虽然现在虽然有一些大学生毕业之后不能及时就业,可是这不是永久性的,而是暂时的——现在世界各国的大学生在毕业时的就业率,一般都在70%左右(除非极个别国家,如北朝鲜等),不过随着毕业时间的延长,大学生就业率就会节节上升,统计表明,一般在毕业之后12个月,99%的学生都可以找到工作,除非不找工作。所以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性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之所以一直存在是因为大学生年年毕业的。可是绝大多数大学生并不能等待12个月,因为他们没有收入,必须仓促就业

  由此可见,应该对大学生应该实施全面的社会援助保障,而不是有限救济保障,更为具体而简单地说也就是:

  a.    社会保障体系在大学生进入大学开始就可以预支未来的工资(可参照毕业三年后市场工资标准),一直到毕业、找到工作为止(或毕业之后十二个月左右);

  b.    等他们毕业、找到工作,形成还款能力后,再像纳税一样逐步偿还所预支的工资、利息及其服务费给社会保障体系;

  c.    如果发生意外导致工作能力的丧失,或者未来的收入低于贫困线,可以全部或部分豁免还款责任,由社会保障体系承担还款责任;

  d.    减免大学生的部分税费。

  在这种社会援助保障模式下,不仅大学生成了自己的主人,而且他们的生活、就业和学费问题都不复存在,大学生的问题就从根本上立即彻底解决——无论大学生人数有多少,都是如此。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还可以节约巨大的资金,因为在这种援助保障模式下,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实际上都可以用自己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除非发生意外导致工作能力的丧失。而这种意外的比例极低,根据联合国的伤残人士统计标准,一般不会超过人口的5%,而且在这5%之中,还有许多人是可以康复的。所以这种模式完全是利民利国的(关于社会援助保障的实施模式及其可行性,如资金来源、援助模式、呆账和坏账处理及其管理等问题,笔者已在其它文章中有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实施大学生社会援助保障,是完全符合大学生根本利益的,任何政治力量,无论是政府还是反政府的力量,主张实施这种模式来解决大学生问题,都必定会获得绝大多数大学生的衷心支持。而且哪一种政治力量首先提出这种主张,都就会占据政治上的主动。也就是说,如果主张民主化的政治力量主张对大学生实施全面援助保障,那么民主化对大学生就不是空谈,而是可以立即产生实际效益的主张——民主化就可以当饭吃。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就会衷心同情甚至于公开支持民主化。相反,如果政府首先实施这一模式,对大学生进行全面援助保障,那么至少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在这一点上,暂时不会与民主派结盟,站到政府的对立面来反对政府。

  政治家必须注意解决社会保障问题

  如果我们对于当今社会的各种政治主张进行认真考察,并不难发现,由于离民众的实际生活有着距离,任何一种政治主张,都还没有真正为民众所接受。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政府的反对派。上海著名演员周立波在他的海派清口演出中,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上海普通市民阶层的对于政府所提出的所谓"三个代表"态度:什么三个代表,我们只知道另外三个表,这就是水表、电表、煤气表。这虽是调侃,却也道出了一般民众的真实心理状态。而民主化也在中国实际上遭遇着同样的情况。更为确切地说,中国的民主理论需要对实现民主的目标进行反思——民主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好东西,可是如何实现民主?也就是通过什么模式来实现民主?这是一个不能不解决的关键问题。惟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可以真正实现民主。

  所以,任何政治力量(无论是民主化还是坚持专制,无论是要求独立自治还是坚持政治统一,无论是坚持宗教自由还是主张无神论),在中国当今社会,都必须注意具体化,都必须和当今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结合在一起,都必须能够解决当今中国民众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否则是没有前途的。更为确切而通俗地说,政治主张应该在注意理想的同时兼顾民众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忽略民众的基本社会保障,是根本行不通的。

  需要强调的是:任何政治力量提出对大学生实施全面社会援助保障,必定会获得民众的支持,而且谁反对这种主张,谁就会直接把自己推到3000万大学生及其家庭的对立面,因此它是一种根本无法反对的政治主张——反对这种政治主张是极不明智的,无异于政治自杀。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实施大学生全面援助保障,必将使中国社会产生一次前所未有的深刻而广泛的变革,其意义绝对不亚于1949年的土地革命和1978年的改革开放。它完全应该是各种政治力量必须努力追求的目标。所以,无论是哪一种政治力量,在自己的政治主张中绝对不可忽视对大学生实施全面的社会援助保障。

孔保罗:中国与西方将进入“温战”时期

  近些年来中国有部分知识分子声称,中国与美国之间可以形成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应该承认,这是有原因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从实际上来看,中国与美国之间根本不可能建立所谓的"战略合作关系",而且中国与(包括日本等在内)将会进入一个即不同于热战,又不同于冷战的"温战"时期。

  不可否认,近些年来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政治态度是软化了。应该承认,这种软化是中国对西方的经济让步造成的。二次大战之后,西方经济的发展逐步滞缓。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只有进一步开拓市场,才可以突破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困境。而中国大陆还是一片极其巨大的、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不可能不着眼于中国大陆——自然而然地要求中国在政治上有所变革,为西方开放市场。中国大陆从1978年开始对外开放,而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这种开放更是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政治态度的软化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西方对中国政治态度的软化,实际上是中国对西方经济的让步造成的,而不是中国经济的"强大"造成的。现在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强大才造成了西方对中国政治态度的软化,其实并非如此,如果没有经济上的让步,即使中国经济再强大,西方的态度也不会变化。这还可以从西方与前苏联的关系上得到证明:难道当时的苏联及其都盟国在经济上还不够强大吗?而西方是不是对苏联让步了呢?——"冷战"就是一个最好的解释。

  必须看到,西方对中国的将趋于强硬,有些人所期待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只是自欺欺人的一厢情愿而已。原因有三:第一西方经济发展问题只可能因中国大陆开放市场而得到暂时性的和局部性的解决,而根本不可能得到永久性和整体性解决。因为造成西方经济发展滞缓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社会保障的救济模式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锅饭",严重地窒息了经济的发展。这一社会保障模式不改变,西方经济发展不可能恢复。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虽然西方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可是西方经济并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因中国开放市场而在整体上得到增长,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滞缓问题实际上依然如故。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必定会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而这种市场的开放必定会涉及到中国社会当前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格
局,换言之,在目前的框架下,中国在经济上除了在某些情况下有些大手笔的购买行为之外(最多也不过是区区数百亿美元而已),再进一步向西方全面让步的余地并不大,因此中国再让步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例如金融、教育、出版、保险、电信、电力、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方面真正的全面市场开放)。可以预言的是:它最终不可避免演化为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政治强硬要求——要求中国对政治进行改革,而人权则是这种改革的最佳突破口。

  第二,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加剧了西方社会的产业结构调整速度。而这种调整一方面给西方带来了技术进步,一方面也大量地导致了失业,引起西方一般民众的强烈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必定会一方面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要求中国在经济上采取对西方有利的措施,例如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扩大内需和增加进口、刺激消费、降低储蓄率等等。不过这些要求中的绝大部分(尤其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是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所非常难以做到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公开表态不可能)。因为它将必然使中国社会的就业问题更为严峻。因此西方和中国必定会产生难以化解的僵局(其焦点就是人民币应否大幅度升值)。这种僵局进一步发展,西方对中国的经济要求就必然会转向政治——西方对中国的
政治要求必定会日趋强硬。

  第三,近些年来西方社会一直在进行社会保障的改革,遗憾的是由于没有找到既可以实现全面社会保障,又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保障模式,因此效果不佳。但是西方对社会保障模式进行改革已经成为主流思潮,西方社会绝对不会停止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而一旦西方用社会援助保障(关于社会援助保障的模式请见笔者《中国不应该为西方大锅饭买单》一文)取代社会救济保障,则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会出现一次空前巨大的变革——西方社会经济必定会进入一个超高速、稳定发展的新时期。在西方社会经济进入了这一高速稳定发展的新时期之后,则中国经济对西方的重要性将会大大降低,甚至于可以说无关重要。因此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政治态度必定会趋于强硬。

  所以,中国和西方之间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温战"时期。当然这种"温战"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热战,也不同于以往的冷战——它是一种经济与政治非常复杂地混合在一起的战争。在这种温战中,军事的直接对抗几率远远低于冷战,但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激烈对抗程度,将远远超过热战。可以预言:在这种"温战"的初期,中国在一定的意义上还是可以正面应对的,因为虽然中国在经济上进一步让步的余地不大,不过手里还是有一些牌可打,如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反恐及某些经济合作等方面,西方还是需要中国在一定的意义上配合,所以中国还有一些砝码,可以借此和西方进行一定意义的讨价还价。可是一旦西方社会的保障模式改革成功,则中国是难以应对的。俗话说"无欲而刚"。西方国家对社会保障模式的改革如果取得成功,
其社会经济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新时期,对中国市场的要求失去了迫切性,甚至于失去了依赖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也就自然失去了讨价还价的砝码。因此中国将会面临西方的一系列政治压力,不仅人权问题将会被提出来,台湾、西藏乃至新疆等问题都会出现新的巨大变数。

  那么西方社会对社会保障模式的改革在最近是否会取得成功?西方社会经济是否会因此而发生突变,进入一个超高速发展的新时期?答案是完全肯定的。关于这一点,请见笔者的《西方经济是否会发生突变》。

孔保罗:中国应否复制西方社会医疗保障的救济模式?

  现在不少中国民众对西方医疗保障模式颇为赞赏,因为看病不需要付钱。这朴素的想法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因此而指责民众崇洋媚外。不过一些专家学者也像民众一样,而且将西方医疗保障模式奉若圭臬,一心要在中国复制西方医疗救济模式,这却是非常可悲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正是因此才使得13亿人迄今没有得到全面而优质的医疗保障。

  1.西方医疗保障模式根本不足效仿

  其实西方现在并没有真正解决医疗保障问题,美国且不谈,即使欧盟国家也不例外:

  1).药物及很多医疗项目,例如牙科及其它一些专科需要患者自己承担部分甚至全部费用;

  2).必须在公立医院就医,否则需要自己承担费用;而在公立医院就医,待医时间远远超过了病情实际可以容忍的时间(例如在英国,即使医疗服务宪章也规定病人等待18个月是可以的);

  3).并不能真正而全面地实现医疗目前人人平等;

  4).整个社会为这种糟糕的社会保障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纳税人所承担的税费极其沉重,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被窒息;

  5).虽然医疗保障也是极其巨大的有效需求,可是它却并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所以,谁都无法否认西方医疗保障实际上是一种低水平有限保障。西方民众对此非常不满。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痛批评英国医疗保障,说它使"富人走光,穷人留下"。而经济学家认为,西方社会保障是一个"超级次贷危机"。美国总统奥巴马更指出,美国的医疗保障已经使得整个社会经济面临破产。西方一直在对社会保障制度实施改革,可是阻力极大。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各国在野党和执政党之间争吵不休的基本问题,就是围绕着如何改进社会保障制度、降低税收而展开的。可见西方医疗保障已经使得西方社会"骑虎难下"。只是西方与中国不同而已——中国是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全民全面保障体系,西方是建立起来之后苦不堪言,亟需改革。所以,西方国家弃之不及的社会保障模式,根本不足以中国效仿,中国应该建立新型的更为优异
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

  2.西方医疗保障模式根本不能效仿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现实更不允许效仿西方社会医疗救济保障模式。目前欧盟国家医疗救济保障开支占GDO的9%左右。据此并参照2009年中国物价水平和医疗费用实际情况三者综合估算,13亿人要获得相同于欧盟国家目前水平的医疗保障,每年需要资金在2,5万到3万亿人民币左右。而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2008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仅为3040亿元,去年年虽然会有所增长,不过根据已经政府公布的数据,去年上半年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仅为6966亿元。以此推算,去年全年社会保障收入不会超过1.6万亿,其中医疗保障方面最多不会超过3500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收入微不足道)。所以用当前的社会医疗保障税费来救济保障13亿人的医疗,根本不现实。一些知识分子也早就发现了这一事实,因此他们提出政府应该另外投资来解决医疗保障�
��金的缺口。可是2008年中国GDP仅为30.0670万亿,政府财政总收入为61330.35亿元。即使去年增长10%,也不会超过7万亿。这些收入用于基本建设、国防、教育、三农、科技和日常运作等等已经是捉襟见肘(已有赤字),社会各界早就议论纷纷分成不满,怎么可能再拿出几万亿来支持医疗保障?

  由此可见,西方救济保障模式,根本不适合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采用这种模式,至少在未来15年之内,13亿人不可能得到欧盟国家水平的医疗救济保障。可是中国社会当前的现实是必须立即实现13亿人的全面医疗保障。忽略这一点是非常错误的。所以,效仿西方医疗救济保障的模式可以说是死路一条。

  3.西方医疗保障模式根本不可效法

  不可否认,二次大战后,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普遍下降(虽然个别战败国曾经一度辉煌),这并不是中国经济的起飞造成的,而是西方社会保障模式。二次大战后,西方各国基本上都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化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基本社会问题,如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不过西方社会保障是一个社会救济体系,因此是一个资金消耗的无底洞。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在2008年,欧盟国家社会保障的资金消耗,平均已经占到其GDP的30%左右(由此可见这一无底洞之巨大)。

  而由于西方社会保障本质上是一个救济体系,其资金的主要来源并不是也不可能通过本身的运作来产生,更不可能来自慈善捐助,而只能是政府通过税费筹集。因此政府负担极为沉重。以美国为例,自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以来,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一路攀升。美国政府估计2008年度财政支出预算(2,9020亿美元)的52.61%(15270亿美元)直接用于社会保障。

  但政府承担还是假象——实际上负担主要还是由民众来承担的。对目前西方各国的税收做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其税收85%以上是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公司营业税。例如美国,2008年度这三项税收约2.5万亿美元,接近整个财政年度收入的95%;其中尤以个人所得税为重,接近整个财政年度收入的50%;如果将社会保障税费也计算在内则比例更超过80%.

  如此沉重的负担,必定会使民众的实际购买能力下降,而购买能力的下降自然会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滞缓。事实也正是如此——自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以来,西方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就由快速增长变为长时期的、明显的低增长。官方统计数据表明,自1950年开始到现在,欧盟国家的GDP平均增长速度一般都没有超过2.7%.不少西方经济学家指出,这种低增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保障制度所消耗资金的增长大大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因此严重窒息了经济的正常发展。

  可见,中国一些民众对西方医疗救济保障的认识实际上是直观的,他们并不了解西方民众的税费负担——目前中国可纳税人的税费负担已占名义工资的三分之二,如果继续效仿西方的医疗救济保障模式,民众的税费负担必将更为沉重,同时还必定会窒息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从而给民众带来更大的问题。

  4.西方医疗保障模式根本不应效法

  西方社会救济保障缺少基本的社会公平性,实际上也是一种"大锅饭"。这种"大锅饭"与计划经济的大锅饭没有本质区别。

  西方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模式是:政府通过向有可纳税收入的人士征收税费,再转给社会保障体系,对全体社会成员一律实施社会救济。这种救济是无需偿还的。毫无疑问,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出现医疗费用支付困难时,都应该对他实施保障,不过是否需要救济富人?尤其是不是需要劫贫济富,对富人进行施舍?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然而西方医疗保障却恰恰是在救济富人。

  对全部社会成员进行考察并不难发现:尽管社会上当前可以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立即自己承担全部医疗费用的富人并不多,不过这只是从静态的角度看问题,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情况完全不同。第一如果是小毛小病,医疗费用不高,很多富人和中产阶级在就医时就完全可以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自己承担医疗费用;而如果给人们一个支付医疗费用的缓冲时间,使人们可以逐步地偿还医疗费用,而不是在就医时必须立即支付全部费用,即使大病,费用较高,绝大多数中产阶级及富人也可以在完全没有困难的情下,自己来承担自己的医疗费用。

  如果以发展的眼光再来看未就业的未成年人、大学生,还可以发现:其中的不少人是未来的富人或中产阶级,虽然他们现在没有收入或收入极其有限,可是他们的未来是富裕的,只要他们今后就业,有了收入也是可以和现在的就业者一样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逐步承担自己的医疗费用的。再来看老人,经过一生的辛勤劳动,绝大多数都积累了一定的财产。这些财产无需也是根本不可能带到天堂或地狱去的,也是可以用来偿付他们自己的医疗费用的。

  对于现在及未来的富人和无需将遗产带到天堂和地狱去的老人,并不需要给与他们救济施舍,而是全面援助——由社会保障体系借钱给这些人来支付医疗费用,使得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未来收入和身后遗产来支付自己的医疗费用。可是非常遗憾,西方社会医疗保障并没有对患者加以区别,而是不加分别地都一律实施救济性保障。这完全不符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基本原则,而且自然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锅饭",它与计划经济的"大锅饭"没有本质不同。所以中国绝对不能在打破计划经济的大锅饭之后再引进一个西方大锅饭。

  5.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社会保障的精神而不是复制模式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知识阶层中主张复制西方社会救济保障模式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故意"忽悠"政府和民众,而是不自觉地陷入了社会保障目标(精神)和社会保障的手段(模式)的认识误区。随着近代化城市的形成,社会保障就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解决这种问题,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思潮,一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一是所谓的社会改良主义。在后者看来,应该建立起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对全部社会成员实施社会保障(包括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等各方面)。可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研究——在他们看来,这非常简单,无需研究,只要政府建立社会保障机构,同时征税交给社会保障机构,对社会成员实施救济保障就可以万事大吉了。他们并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发现救济保障资金短缺定理,
更没有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保障模式(当然在一定的意义来看,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最为重要的是使人们了解社会保障的必要性,而不是其它别的什么)。正是在这种基础上,西方社会逐步建立起社会救济保障体系。

  中国知识阶层中的某些专家学者也是如此,他们根本没有理解社会保障的目标与社会保障的模式的区别,更没有理解虽然社会保障的目的是不可动摇的,但实现这一目标并不非得实施社会救济,而完全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模式。这是可悲的——在西方社会保障模式已经撞了南墙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勇往直前地还要在中国复制西方模式。更为滑稽的是,当我们试图质疑西方救济模式可行性,就会引起他们驴唇不对马嘴的反弹。他们认为这就是要消减民众福利,就是要否定社会保障目标的合理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解决13亿人的医疗保障问题?怎么可能不重蹈西方覆辙?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对西方社会保障模式保持冷静的独立思考,应该汲取西方医疗保障的教训,积极地探索新型的社会保障建设道路。因为13亿的医疗保障是必须立即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建立新型的社会医疗保障模式,是中国医疗保障的唯一选择。

孔保罗:专家学者应该立即拿出废除户籍制度的方案来

  日前,笔者在《废除户籍制度最少需要多少资金》一文中,对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做了一个非常简略的资金需求估算,结果表明,要彻底废除户籍制度,所需要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而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实际上根本没有财力来支撑这种庞大的资金。就这种意义来看,户籍制度之所以现在还不能彻底废除,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故,而不是因为政府没有改革的积极性而造成的。换言之,虽然政府中有腐败分子,可是政府中真正希望改革户籍制度的官员也不少,只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来解决资金问题而已。任何一个理性的专家学者都不应该否认这一点。因此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上过多地指责政府,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关键还是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案,户籍制度的非常就是空话。

  废除户籍制度的方案必须切实可行

  或许会有人并不认同笔者的方案,他们认为实际上很多专家学者以及提出了非常多的方案,可是政府就是不积极实施,因此才造成了户籍制度的改革难以实施。不过在笔者看来,问题并非如此。的确,现在是有不少人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主张,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些主张,其实绝大多数仅仅是谈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而不是谈如何来改革户籍制度,最近一些媒体所发表的敦促政府改革户籍制度的文章实际上就是在谈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而没有告诉大家,如何来废除户籍制度。虽然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实质性建议,可是根本不具备可行性,也就是说,根本没有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a)    改革户籍制度的资金从何而来?如前所述,废除户籍制度,需要政府每年最少再投入1.6万亿,可是现在政府财政已经有赤字,在这种情况下,每年再增加1.6万亿,根本不可能。因此这1.6万亿资金如何解决?任何户籍改革的方案不能解决这1.6万亿的问题,任何政府都是根本不可能接受,因此都是不可行的。

  b)    如何使13亿人都从户籍改革中立即获益?这就是说,任何户籍改革的方案都不能挖东墙补西墙,都不能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为前提——都不能损害目前人们已经获得的基本利益,不能降低目前人们已经获得的福利保障标准,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否则这种改革的方案就会受到人们的抵制。就不具备可行性。任何户籍改革的方案,都必须是在给予农民待遇的同时,也相应地大大提高了城市居民的待遇,而不能仅仅照顾农民的利益,而忽略城市居民的利益。

  c)    如何使政府减少开支,而不是增加开支?坦率地说,虽然中国经济最近三十年来发展迅猛,不过政府对于纳税人征收的税费,除了废除了农民的农业税之外并没降低,反而在日益增加。目前城市纳税人的税费负担,平均而言,已经占到了人们名义工资的三分之二。此外,政府还在通过其它的方法,变相地收取税费——土地出让金就是其中之一。这种税费的沉重,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低收入和高房价就是这种社会问题的集中体现。改革户籍制度,不能使政府再加重这种税费的征收,而必须使政府可以进一步降低税费。否则就会消灭了户籍问题,却引起了比户籍制度更严重的其它社会问题。所以不能使政府减少开支,降低税费的户籍改革方案就是不可行的。至于建立在政府再增加税费的户籍改革方案,更是要不得的。

  d)    如何将户籍制度带来的问题,转化为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杠杆?例如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减少腐败,增进社会公平,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增加了腐败,造成了其它方面的社会不公平,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e)    必须是全面的解决方案。例如现在很多专家学者对中国社会存在的贪污腐败非常憎恨,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都是因此而引起的,只要解决了贪污腐败,就可以节约1.6万亿的资金,户籍制度也就可以废除了。笔者非常支持肃清贪污腐败。可是即使按照一些专家学者的估计,中国的贪官每年贪污浪费了9000亿,那么肃清了贪官还是不能满足1.6万亿的户籍制度改革需要。所以切实可行的户籍改革方案,应该是可以解决这余下的7000亿资金问题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切实可行的户籍改革方案,还必须是可以立即肃清贪污腐败的(包括政府在内),而不是空谈肃清腐败,却根本考虑反对的力量极其强大,使得我们在短时期内根本不可能消灭腐败。

  专家学者应该立即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必须指出的是,任何社会改革的方案,实际上都应该是来自专家学者,而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官员来想当然地拍脑袋——仅仅依靠政府官员拍脑袋,在很多的情况下连小事情都会出错。这种例子在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得够多了,实在是不胜枚举。因此,要废除户籍制度,专家学者(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保障学家乃至媒体等等),不能仅仅是寄希望与政府下决心,仅仅敦促政府立即行动,而必须首先且立即拿出废除户籍制度的可行性方案来。换言之,专家学者应该对废除户籍制度进行非常深刻而全面的研究,提出改革的模式及其实施步骤——也就是如何在中国立即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取代现有的地方性社会福利保障,取代现在的户籍制度,使之可以与纯粹的户籍登记制度相分离,从而达到彻底废除户籍制度的目
标,使得政府可以立即实施。仅仅是呼吁政府改革,逼着政府官员拍脑袋,想出一个废除户籍制度的方法来,再实施改革,显然是非常不够的。

  更为坦率地说,要彻底废除户籍制度,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专家学者(也就是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保障学家等等),而不在政府。如果专家学者拿不出一个可以化解无米之炊的、可以立即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方案,使得政府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资金问题,那么废除户籍制度无疑就是遥遥无期的。因此专家学者应该为户籍制度的废除,承担更大的责任——其实这也是专家学者不可推卸的社会历史责任。试问,如果做为中华民族的智囊的专家学者提不出这个方案,还有谁可以提出这个方案?

  最后,我们再次强调,任何问题其实都具有两面性,户籍问题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它一方面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但另一方面也必定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实际上中国彻底废除户籍制度所必需具备的各种条件(包括全部资金),均已成熟,只是我们的专家学者被传统的思维模式束缚了自己的思想,因此未能发现这一事实而已。所以,只要专家学者挣脱传统思维的桎梏,冷静地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做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就一定可以在中国立即建立起一套新型全民的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立即彻底废除户籍制度。关于这些,笔者将另文专述。

  本文刊登与2010/3/4《东方早报》,但刊登时有删节。

孔保罗:改革户籍制度,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最近中国十余家著名媒体就户籍制改革联合发表社论,敦促政府加快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这是应该赞赏的。但非常坦率地说,笔者对此也有些感到悲哀。应该承认,自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知识阶层和中国政府都一直在非常积极地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可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已经陷入困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困境?

  中国的户籍制度实际上也就是地方性的福利制度

  实际上当今社会具有户籍制度的国家不仅仅是中国,中国的近邻日本也有户籍制度。不过中国的户籍制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制度——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户籍登记制度,而是与地方性的福利保障制度密切地纠缠在一起的地方性福利制度。有户籍,就意味着有权享有地方性的福利保障,没有户籍,就没有权利享有这种地方性的福利保障。例如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就业、居住、养老及其它的社会基本福利保障制度,都和户籍相关,没有户籍,这种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就根本无权享有。中国户籍制度之所以会导致社会的二元化,关键在于此。现在中国知识阶层之所以主张改革户籍制度,实际上也并不是要彻底废除户籍登记制度,而是要废除这种地方性的福利保障制度,使农民享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使不同城市的居民享有同样的权
利。

  但是,要彻底废除地方性的福利保障制度——彻底废除户籍制度,给予中国社会的所有公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并非易事。因为它实际上也就是意味着必须在中国建立起一套统一的全民社会福利体系,给13亿人同样的社会福利保障来取代这一制度,而且必须是按照当前最高的地方性福利保障标准,而不能低于这一标准,否则就必定会引起目前已经享有较高的地方性福利保障地区的居民的强烈反弹。然而中国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否有财力来支撑这一点?答案是完全否定的。

  废除户籍制度最少需要多少资金?

  而给予全体国民以同等的地方性福利保障待遇,在未来二十年,每年所需要的资金至少是1.6万亿以上,具体如下:

  1.    医疗保障。目前中国的城市与农村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待遇并不一致,城镇实施的是"城镇居民医疗保障",而农村实施的是"新农合"。两者差距明显。造成这种差距的基本原因是社会医疗保障的资金缺口很大,根本不足以使农民和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待遇。以2009年为例,医疗保障的全部资金也不过就是3500亿左右,而13亿人的医疗保障实际开支所需要的资金却在2.5万到3万亿人民币一年,两者之间的差距非常悬殊。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再另外投入资金来支撑社会医疗保障(政府已经计划在过去和未来的3年之内拿出8500亿)。而要使全部农民可以享受城市居民同样的医疗保障待遇,也就是意味着要政府需要再增加大约8.5亿的农民医疗保障,使之和城镇居民一样,这无疑就需要政府另外投入资金。而且按照中国目前的情况来�
�,这种资金的投入至少在每年2500亿左右。

  2.    养老保障。现在中国的城市居民与职工的要来保证标准是不一致的,前者是"城镇居民养老保障",后者是所谓的"新农合"。而"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障"与"新农合",差距也很悬殊。目前城市居民一般可以获得的养老保障大约是每月500元左右。而据中国媒体披露的数据,中国农村目前需要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大约1亿人,他们现在根本没有享受到如此之高的养老保障。如果按照城市居民的养老标准给予他们养老金,即每月500元,其中即使一半来自政府财政,每年就需要3000亿左右。而这其中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这些老年农民中的绝大多数的农民未必可以自己承担另外的50%,因为去年的农民平均收入来看,其年总收入才5153元,要他们自己拿出3000元来缴纳养老金,实在是不现实的。所以,要给予这1亿老年农民的以城市居民一样的�
��老保障,政府财政仅仅拿出3000亿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必须拿出更多的资金来支持。

  3.    最低生活保障。目前中国的城市与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是不一致的,城市居民可以获得低保的标准,几乎是农民年均收入的一半以上;而且他们可以获得的最低生活救济金,平均而言大约在每月300元左右。按照这一标准给予农民以城市居民一样的最低生活保障,政府每年需要投入的资金至少不低于4000亿——即使按照目前的农村低保标准,中国农村低保对象已经达到4580万人,此外还有农村五保供养对象552万人。如果按照城市居民的标准,调高农民获得低保的标准,则8.5亿农民中至少有12%的人有资格获得低保,这就是1.2亿人以上。每人每月300元的低保救济金,每年就至少需要4000亿。

  4.    教育保障。任何人都难以否认,中国的城市与农村在教育方面的待遇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要给予农民以城镇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则城市的教育开支,势必也会大大增加,这就意味着政府的教育开支也必须增加。仅就职业教育来看,这种费用的增加就是极其惊人的——目前城镇居民的职业教育基本上都是免费的,而农民进入城市生活,就必须接受职业教育,才可以获得基本的职业技能,他们也应该获得免费的职业教育。笔者估算,给予农民以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则至少需要给予3.5亿农民以免费的职业教育。加入每人的这种职业教育费用在未来五年仅仅为1万元,则平均每年就是7000亿。

  由此可见,仅以上述四各方面的开支来计算,户籍制度的废除——给予全体农民以城市居民一样的同等国民待遇,即使不计算民众的资金投入,而仅仅计算政府需要投入的资金,在未来5年,就至少需要1.65万亿人民币。而实际上还绝不仅仅如此。农民进入城市,还需要政府解决一系列的问题,而远不只是上述四个方面,例如农民的子女进入城市,也会使目前的教育费用大大增加,而农民子女的人数极其庞大,目前的人数至少在2亿左右。这将使得目前城市的教育开支至少增加30%,这也就是说,至少是几千亿。再加上其它的地方性福利保障,如就业和其它方面的公共服务,政府需要增加的开支就更为庞大了。可见1.65万亿资金还是一个低得不能再低的保守算法。实际上的开支要远远大于这一数字。

  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财力支撑户籍制度的废除

  然而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来投入这许多资金?答案是完全否认的。虽然中国经济最近三十年来的发展速度惊人,可是其中"虚肿"的部分也并不少——相对于实际开支而言,中国政府在财力上还捉襟见肘,不得不依靠"挖东墙补西墙",甚至于是挖肉补疮的方式来维持。这里仅就去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支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一点。

  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数字推算,中国政府在2009年全部财政收入不会超出7万亿,但13亿人的社会保障全部收入也不过1.6万亿不到,再加上土地出让、彩票公益等等收入,总计最多也不过12万亿左右,这种收入相对于中国的GDP总量而言,已经是非常惊人的了——美国去年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15万亿美元,可是其政府的收入仅为五分之一左右。而去年中国的GDP是美国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可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却达到了美国政府的三分之二左右。这种极度的不平衡,已经引起了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例如高房价、高税收等等(税收水平已经达到名义工资的三分之二),几乎可以说已经是民怨沸腾。再继续维持这种水平的财政收入,必定会导致一系列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任何人都不可否认的。

  不过相对于政府的支出而言(包括如国防、教育、医疗卫生、科研、节能减排、其它公共项目,支持灾后恢复重建以及行政开支等),政府的收入却根本不敷实际需要——实际上最近几年政府开支已有赤字。这说明了什么?是不是说明了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在挖东墙补西墙?是不是说明了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中国政府的财政其实问题重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再连续几年每年拿出1.65万亿来废除户籍制度?

  空有一腔热血不能化解户籍制度改革的困境

  由此可见,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困境,实际上是因为资金短缺造成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不是因为政府没有改革的积极性而造成的。换言之,虽然政府中有腐败分子,可是政府中希望改革户籍制度的官员也不少,至少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来解决资金问题而已。任何一个理性的知识分子都不应该否认这一点。

  或许有人会认为,中国现在的贪污腐败非常严重,只要解决了贪污腐败,就可以节约出巨大的资金,就可以满足废除户籍制度的资金需求。笔者非常赞同铲除贪污腐败。可是且不谈铲除贪污腐败的艰难,即使中国可以立即铲除贪污腐败,又可以节约出多少资金?有人说每年可以达到9000亿。可是依据何在?仔细一想,就可以明白这不过是一个估计而已。而就算真的有9000亿,废除户籍制度的资金需求最低也要1.65万亿,还是有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又该怎么来弥补?可见,铲除腐败无疑是有助于废除户籍制度,可是认为铲除腐败就可以彻底废除户籍制度,实际上只是想当然而已,而且这种想当然未免有些天真过度了。

  由此可见,要彻底废除户籍制度,仅仅有雄心壮志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方案,这个方案必须是可以解决资金问题的,是切实可行的,是符合各个方面的基本利益的。更为坦率地说,知识分子不能只是呼吁政府废除户籍制度,更应该为彻底废除户籍制度,提出新的模式,这就是如何在中国立即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取代现有的地方性社会福利保障——取代现在的户籍制度,使之可以与纯粹的户籍登记制度相分离,从而达到彻底废除户籍制度的目标。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社会历史责任。试问,如果中国知识分子提不出这个方案,还有谁可以提出这个方案?

  其实,只要挣脱传统思维的桎梏,在中国立即建立起一套新型全民的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彻底废除户籍制度,并非难事。关键在于,挣脱传统观念的思维模式,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其困难的。关于这些,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专述。

2010年7月14日 星期三

林明理:赵本山敢拿政府官员开涮吗?

  据一篇博文《赵本山在台湾"卖丑",再显"艺德双痞"》介绍,赵本山最近在宝岛台湾演出,除了大陆的官媒与官家评论大事吹嘘外,台岛内与海外的评论却骂声一片。

  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赵本山小品体现一贯的对残疾人、肥胖者、精神病患者的讥讽嘲笑,有违基本的社会道德伦理。节目内容被斥之为恶俗、粗俗,赵本山被斥为"艺痞"。联想到赵本山2007年在美国演出也遭遇类似的"滑铁卢",我们不能不思考,赵本山怎么专干此类讽刺弱者的营生?

  艺术可以有讽刺吗?当然有。但是,大凡真正杰出的讽刺艺术,它绝不是只会以讽刺底层弱势者为能事。

  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到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从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到卓别林的《大独裁者》,从西方各大小电视台以揶揄嘲讽政治人物为主题的时政脱口秀,到小布什在伊拉克被扔鞋子后相关电子游戏马上风靡网络,……

  经典讽刺艺术绝大多数都是将讽刺的矛头对准强势阶层、政治权力与社会制度,即便像鲁迅的《阿Q正传》等小说,也讽刺过阿Q以及底层的茶客、酒客、看客,但却是同情多于嘲讽。

  中国大陆时下的以赵本山为代表的讽刺艺术,怎么专门对准残疾人、肥胖者、精神病患者等弱势者呢?赵本山难道就不会讽刺权力吗?难道就不知道讽刺权力更具戏剧性,更能吸引观众、引发好评?也不是的。

  只把鞭子打在赵本山身上,似乎也不公平,1996年春晚,赵本山就对那迟迟不给乡村修路的官僚主义挥过"三鞭子",但即便这样的最终以好县长来修路为结局的讽刺小品,最近也看不到了。

  这就如同张艺谋,虽然也拍出《一个都不能少》、《活着》这样的现实主义力作,但也会秉承权力旨意,导演符合"主旋律"的奥运开幕式,迎合权力意志,拍出赞美残暴专制的影片《英雄》一样,赵本山其实也只是一个善于看风使舵的艺人罢了。

  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别的国家(就是现今的港台地区也一样),不管什么讽刺艺术,都可以随随便便就把政治权力当做当然的讽刺对象,而在中国大陆却不行呢?

  ——不难想象,如果赵本山的小品,以"我是局长"、"我地位与你们市长一样高"、"你们算个屁啊"、"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群众说话"、"这个记者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老纠缠这个问题"、"躲猫猫"、"喝水死"、"跨省追捕"、"自焚抗强拆"等等鲜活材料为小品题材,将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

  ——为什么赵本山小品讽刺农民、残疾人、肥胖者、精神病患者(在中国大陆)不会有人抗议,而只要讽刺权力,就马上会有人干涉?那答案只能是:在中国大陆,比起农民、残疾人、肥胖者、精神病患者,权力者的心态其实更脆弱!

  但是,权力者从来都应是强势群体的——这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一样,在中国大陆,权力者掌控的各种资源比其他人,比其他国家(地区)的更多,为什么还会如此脆弱?

  借用"中青论坛"上的一个精彩段子来形容,那就是:

  他拿着枪,你买把水果刀就算凶器;他日夜宣淫,你下载个黄片就算流氓;他大发横财,你摆个摊就算违法;他住高楼别墅,你搭个窝棚还要被强拆;他开动各种机器,大张旗鼓吹牛、撒谎那是宣传,你上网发个帖也是"诽谤领导"、"诽谤ZF"要跨省追捕。……

  我在想,他这么牛X,为什么还如此恐惧?

  是啊,"他"既已这么牛X,到底又在恐惧什么呢?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2010-7-11

2010年7月13日 星期二

胡星斗:中国贪官的查处率只有百分之一

  我曾经计算出中国的腐败黑数即没有被查出的腐败金额占99%,即实际的查处率只有1%「注1」,当时(2007年)是这样计算的:世界平均的腐败额占GDP的3%,假如中国是世界的平均腐败程度,那么应查出的腐败金额为7000~8000亿元,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2005年查出的腐败金额仅为74亿元,约占应查出的1%,所以说腐败黑数为99%.还有另外一个算法,2006年中国查出的商业贿赂为37亿元,2005年查出的官员腐败74亿,两者有重合之处,因为在中国商业贿赂往往与官员腐败、官商勾结有关;就算两者不重合,官员腐败加商业贿赂总共111亿元,而学者计算,中国2004年权力寻租13800亿元,查出的仍然不到1%.

  2009年中国的GDP约为33万5千多亿人民币,按照中等腐败国家的腐败额占3%计算,中国的腐败金额约1万亿,实际查处1百余亿,腐败黑数也是99%.

  另据测算,我国2004年全部的租金价值包括灰色收入为56952亿,占GDP35.64%「注2」,照这样算,那中国就不是中等腐败国家的腐败额占GDP3%,而是其十多倍,中国的腐败(包括灰色收入,在发达国家灰色收入皆视为腐败)黑数就是99.8%.

  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研究: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4.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4%「注3」,或者,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约4.8万亿元「注4」,由此计算,中国的腐败(包括灰色收入)黑数约为99.77%.

  假如中国的腐败黑数真是99%,而且被查处的腐败人数与未查处的腐败人数是按官职正相关的(即按官职大小有同比例的腐败人数被查出),那么可以推算出腐败官员的数量。按照2010年最高检工作报告,2009年共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由此可以计算出实际涉嫌腐败的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总数为26万4千余人,其中厅局级2万余人,省部级792人。而目前官方公布的在职县处级官员50万,厅局级5万,省部级2400,那么县处级官员的腐败比例为48%,厅局级40%,省部级33%.

  上述比例数据至少反映了两个情况:第一,目前中国官员的腐败比例为三分之一至一半左右;第二,职位低的官员腐败率比较高,职位高的腐败率比较低。

  当然,如果中国的腐败黑数是99.8%,而且如果被查处的腐败人数与未查处的腐败人数是按官职负相关的,即官职越高,被查出腐败的几率越低,那么,前述的两个结论都不成立。可以计算出实际涉嫌腐败的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总数为122万9千余人,其中厅局级10万余人,省部级4000人,比官方公布的各级官员总人数还多。

  因此,我们可以重新估算目前中国在职官员的数量:一般的厅级市有处级单位120余个,加上临时机构20余个,保守计算每单位正副书记、处长10个,那么一市共有处级官员至少1400人(报纸上称阜阳市共有处级干部2000多),全国共有地级市282个「注5」,因此仅地级市就有40万处级干部。有报道说全国机关县处级以上女干部10.4万「注6」,占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的16.8%,由此可知全国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有近62万人,加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根据2005年国家统计数据,全国共有事业单位125万个,职工3000多万。一般70%的事业单位在县处级以下,加上有些事业单位已经转制,全国处级以上事业单位约10万个,处级干部至少100万人,其中包括上千家大学中的处级干部约20万人。国有企业的数量近年来锐减,目前央企仅有一百多家,其他大中型国企数
千家,处级干部约20万人),全国应有处级干部约182万人。由此计算,中国(处级)官员的腐败比率可能超过60%.

  2010-7-4

  注1:胡星斗.中国腐败的治理.http://www.huxingdou.com.cn/graft.htm

  注2:高辉清等.2004年我国租金价值5万多亿.改革内参,2006-11-10

  注3:王小鲁.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财经.2007.5,总186

  注4:王小鲁:4.8万亿元隐性收入探寻者. 第一财经日报,2007-6-18

  注5:根据2003年12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统计。

  注6:崔士鑫.全国机关县处级以上女干部达到10.4万人.人民网,2006-8-24

章鱼保罗预测:中国足球将于结束一党独裁后方可出头

  章鱼保罗预测:中国足球将于结束一党独裁后方可出头

  2010-07-12

  章鱼保罗今日通过其发言人作出一项惊人的声明:中国足球将于结束一党独裁后方可出头.

  同时声明,中国大陆媒体上的如下报道是假的,是在大陆国保警官和宣传部官员强迫的情况下"签署"的假采访记录:

  2010年7月11日华商晨报:章鱼哥"答记者问"拒猜中国足球

  2010年7月11日长江日报:专访章鱼哥:只为混口饭吃 拒猜中国足球

  前天夜里,几位蒙面大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水族馆里劫持了章鱼保罗,把它带到了一个秘密处所,用威胁的口吻说:"按照上级的明文规定,在世界杯期间任何人不许议论中国足球,因此,章鱼保罗必须马上签署一份预先准备好的"记者专访",在其中要"拒猜中国足球".

  蒙面大汉自称是大陆的国保警官和宣传部特派员,同时还威胁说章鱼保罗在他们眼里"只是一道菜,可以随时可以把你炖了".然后强行在此"记者专访"上按上所谓的手印.

  如众所知,有八只爪的章鱼一族从没有在文件上按手印的习俗,因此,受来自大陆的官员强迫按下的"手印"无效,是虚假的,是大陆官员违反"人权宣言"所作出的下流所为.特此声明强烈谴责.

  借此机会,为中国球迷遥望一下中国足球的未来,发现中国足球已经在专制制度下瘫痪多时,中国足球界官员腐败,假赌毒盛行,乌烟瘴气弥漫;上千万球迷虽民怨声载道但也被排除在治理之外,上亿民众瞠目结舌且束手无策;实在已是彻底的无可救要;不结束一党独裁的落后统治方式必无出头之日.特此向中国球迷郑重宣布此一预测,并表示深切的同情.

童大焕:御用专家是“血汗国家”的吹鼓手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并没有过高。这些专家们从来都是睁眼说瞎话的,他们从来不考虑中国独特的"费大于税"收入,也不考虑占GDP14%以上的官员腐败,更不考虑中国全面欠缺的社会保障。

  据有关资料,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年年升高:1994年为10.39%,2008年上升至19.99%;如果算上土地出让金、社保基金等各项收费,政府每年实际收入大约占当年GDP的30%左右。此外还有政府经营性收入。

  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

  当前美国、日本包含社保在内的宏观税负水平为25.5%和26.4%.但是人家的社会保障水平比中国内地高得多。中国内地几乎全面缺失。

  二可器《俄罗斯经济为什么快速超越中国》:从1999年至2006年,俄罗斯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 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

  盛洪《垄断行业掠夺了多少财富》:可以发现,只要一个产业存在垄断,全社会,包括国库和消费者,每年就可能有数千亿元的收入被侵夺;十个垄断产业就会转移走数万亿的收入。这相当于我国一年GDP的若干分之一,也相当于每一个中国人收入的不小份额被垄断部门侵夺。这部分巨大利益,按照垄断部门的内部规则分配。

  地震局公布近14亿元事务预算,用于预报预测仅270万(2010-06-30新京报)我估计地震局公布这个预算,是想多要点钱来"搞预报":你看,预报经费这么少!但14亿元都养了人,养了官,而且是不事预报的人和官,养着这些人干什么?

  江西抚河唱凯堤决口,政府官员承认堤防大部分没有达到标准,原因是缺乏资金。政府真的没钱吗?最近有消息爆出2009年抚河市政府花了4450万装修市委市政府接待宾馆贵宾楼,并投资2.2亿建造抚河市文化生态名人园,连抚河大道的景观工程都都花了3000万,而唱凯堤B标和C标加固工程只需300万即可。

  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体制,税收再高也没个够,而且总是以"保障不足"或"投资不足"为由加重税收!

叶檀:为什么租房者对于房租上涨毫无抵抗力?

  房地产市场观望的结果,是令人始料不及的房租上涨,让收入水平不高的租房者成为直接受害者。

  6月30日,链家地产公布上半年北京住宅租金情况显示,2010年上半年全市套均租金2792元/月,同比上涨18.5%左右。其他一线城市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房租也纷纷上涨,特别是进入5、6月以来,租金涨幅大约在20%.租金与就业、与收入直接挂钩,按理不会脱离实体经济的整体环境狂涨,令人奇怪的问题是,为什么租房客对于房租急剧上涨毫无抵抗能力?

  最重要的原因是,去年货币发行量过大与一直以来的高房价收益,光打雷不下雨的房产税,让很多手拥数套房的投资客拥有比较充足的现金流,不必急于套现,而租房收益避税办法极多。

  房租大涨是我国收入分配不均衡的反映。我国现有房产交易中有25%以现金进行交易,完全没有金融杠杆,说明有一些投资客坐拥巨额现金。当投资客不需要为房产融资与持有成本发愁时,就会以悠闲的心态坐地涨价。另一些需要承担融资成本上升的投资客,在交易量急剧下降时,可以通过提高租金让租客承担自己的融资成本。

  房租上升则房价租金比下降,房价租金比下降表明房产投资价值提升。2009年以来,中国城市房价持续上涨,租金却停滞不前,国际上公认的房价租金比的上限是300,而中国中心城市的这一指标一般都在400以上,有些房价畸高的城市超过600甚至达到1000以上。

  不过,通过向租客转嫁成本挤压泡沫的效果有限,就算房价租金比下降,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仍然高不可攀。有网友曾经算过,南京雨花台区豪华装修的最高租房价格是3000元/月,房屋130平方米。计算下来,每月每平方米租金为23元,年租金为276元,按照5%的收益率,资产价值相当于276/0.05=5520.也就是说,如果能够以5520元/平方米购买该房,则出租收益为23元/平方米,年收益率为5%.笔者继续计算,房租增加到3500元,则每年每平方租金为312元,如果年收益不变,则购买该处房的价格应该为每平方米6240元,现在一线城市中心城区还能找到如此便宜的房价吗?

  房租大涨也是我国大城市溢价过高的表现。为什么大城市生活成本如此之高,大家依然趋之若鹜?原因很简单,我国存在全球第一的大城市溢价,所有的行政资源、社会资源、经济资源都向大城市集中,大城市生活成本高,相应的机会也多,相比而言,机会成本下降。那些拥有户籍的城市贫困阶层,可以享受大城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较高的养老保障,也不愿意离开大城市。中国名牌大学的学生十之八九流入美欧,即使留在国内的也绝大多数在大城市创业,并不会也不甘到二三线城市,这并不是学生本身的觉悟问题,而是机会成本与社会资源综合考量下的理性选择。

  房地产投资客提高房租,就是享受大城市的红利的表现。如果中国不能破除户籍藩篱,如果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做到全国统一,如果社会资源依然通过行政手段源源不断流入大城市,那么,大城市的溢价将越来越高,不是通过房租就是通过养老等方式表现出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对于租房者缺乏最起码的法律保护。德国、加拿大等国对于租房者有完善的法律保护。以德国为例,有一半家庭租房居住,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租房者权益受到严格保护,房屋承租人对房屋的各项权利属于受宪法保护的财产权。根据德国民法的相关规定,房东非经过诉讼途径,不得强迫房客搬出。如果法院判令房客搬出,在法院设定的合理迁出期限届满前,租赁关系也一直存续,房客仍然享有合同和法律规定的对房屋的各项权利。一般情况下,房东在出租后3年内不得将租金涨幅超过20%.即使有正当的理由想提高租金,也必须经过房客的同意。如果房客不同意,房东只能提起诉讼,而不能自己强行提高租金。

  在国内,租客毫无法律保障,面对节节上涨的房租,或者选择用脚投票,或者只能忍受再忍受,成为无奈一族。

  作者是财经评论员

  来源:南方网

2010年7月12日 星期一

渔人 :文强死后狂喜的恐怕不单单是百姓

  文强被处决后,重庆不少人走上街头,通过横幅、标语等行为艺术表达自己的喜悦。

  前些时一位县委书记被抓后,也有人当街燃放鞭炮以示庆贺。这使我突然想到文革时代的群众大游行,伟人一有新指示,群众就上街庆祝,有时庆祝新思想的问世,有时庆祝什么取得伟大胜利。

  如果再向历史的深处上溯,就会发现更多类似的现象,比如,某青天为民作主,除去了无恶不作的贪官污吏,或者土匪恶霸,就会有百姓们制作百姓旗或者万民伞之类的东西,高呼青天大老爷,送往官府,以示感激。

  说中国人没感恩的因子,纯属胡说八道,中国人最善于感恩,不过此种感恩属于单向的,比如,子感父恩,夫感妻恩,民感官恩,官感圣上恩,父夫官圣对子民的感恩也会有所表示,他们的表示只不过是种口惠而实不至的表面文章。

  因此,对于重庆人的这一举动,笔者丝毫不感到奇怪,奇怪的是中国几千年来,此种感恩文化竟然没有丝毫的进化。

  百姓们高兴可以理解,文强之死毕竟为本地除了一害,但是,还有比百姓更高兴的人,百姓也就不明真相了。

  中国人讲究喜怒不形于色,喜怒形于色者被人斥之为不堪重任、轻狂浮燥之徒,会被有风鉴人物能力的官爷们所否决,能进入官场者多是城府深似海的面无表情者。

  文强一死,肯定有比屁民更高兴者,但因他们拥有喜怒不形于色的官场必杀技,因此,屁民们是看不出来的。

  官场是张大网,上下左右丝丝相连,每一位官都是网中的一环。文强身居厅级高位十几年,作恶多端十数载,要说上峰不知道,那是瞎话。

  上峰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时刻把握下属们的一举一动,搜集这些情报,一方面是工作上的需要,领导要随时掌握下属动态,考察下属能力,另一方面就是看看下属对自己是否忠心,是否会对自己构成危胁,正因领导有这方面的需要,因此,就出现了大量耳目为领导服务。

  明太祖有次禁止官员娱乐,有位官员于百无聊赖之际,悄悄与家人打牌娱乐,当天就传到朱皇帝耳中,第二天上朝,朱皇帝明知故问,并拿出了当他们玩时丢失的一张牌,该官员自然叩头如捣蒜。

  汉朝周亚夫的儿子为父亲准备葬具,中有假的刀枪剑戟,就被张汤查获,结果张汤以周亚夫欲地下造反之罪名给法办。这样事例不胜枚举。

  如果说隔级领导对下情有所不知的话,还情有可原,顶头上司对直接下属所作所为一无所知,那就绝对有背常理。形成上级不了解下级的情况的唯一解释,就是上下级有亲密的利益联系,或者,下级有更硬的官系在更高层,于是大家相逢一笑,就开始把酒言欢。

  文强在最后一次见到辩护律师宣东时,说了一句充满意味的话:"即使我死了,有些人也会想起我。"联想起文强当初落马后,接受审讯时的另一句话:"要死大家一起死。"——这些值得警醒的话语,在提醒我们,一个人死了,并不能就此天下太平。

  事实上,文强留下的这些话,也曾引起舆论和公众的广泛关切,人们一直在关注这话的背后真相。

  为什么有些人会想起他?按照他的心理思维,至少有这样几种人:

  一种是他曾经关照的人,而现在依然没有丝毫影响的人,这其中到底是官员,还是亲友,还是老板,不得而知;另外一种可能是他的"恩人"和"靠山",也就是保护伞,毕竟是受之有愧,心底不安;还有一种是他圈子里的人,没有被"拔"出来的人。

  现在文强死了,死无对证,一些人自然狂喜不已,不过,外人是无从得见的。

  百姓们喜是一时的,因为产生文强这样的贪官的土壤仍旧存在,因此一个文强倒下了,后续的文强也就会接续产生,百姓们还没从处死文强的喜悦中回过神来时,新的文强就开始行动了。

  重庆对警界大换血不久,就有一位涉黑官员倒下,就说明了一切。

  中国历朝都有青天,汉有强项令、宋有包青天,明有海青天,清有于成龙,这些青天大老爷对官场一阵猛扫,都会赢得百姓一片赞叹,但赞声还未绝,新的灾难就又光临了。

  而那些暗中狂喜者,他们才是笑到最后者,因为,中国有刑不上代夫的传统,一劫是件小概率事情,据专家学者论证,中国贪腐官员受到惩处的概率不到百分之一,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身处官场的时间也就几十年,那些躲过一劫之官可以说再受惩处的概率,更小到百分之零点几,他们从此可以含笑到老、含笑九泉了。

  文革时代人们称伟大领袖为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到了江青那里就成了满面红光,到了省一级就成了有点健康,你看,官越大就越光荣正确,同理,反腐越往上,也就反不动了,因为人家越来越光荣正确。

  因此,中国的反腐多是半拉子工程与定点清除工程,反不到者永远正确,反到者自认倒霉,难怪有些受处贪官多是口服心不服之辈。

  面对这一现状,笔者也是个嘴皮分子,笔者的还不如那些用横幅标语、鞭炮等行为,表达喜悦之情者,只能在此胡言乱语一番,人家的行为艺术还能为领导脸上抹光,笔者的这番言语说不定就敏感起来,直至被封杀了事,白费一场心血。

  但你不言我不言,大家都这么希里糊涂的过下去,将来灾难来临时,真的就没人为我们言语了。

  几千年来,都这样子过来,中国人再也不能这样稀里糊涂,否则,灾难就会无穷无尽,在一个自新能力强的社会里,多难可以兴邦,在一个散发臭气的污水坑里,多难不但不能兴邦,多难甚至可以灭种。

  来源:博客中国  2010-07-09

熊飞骏:一个靠女子担当脊梁的民族是阉割的民族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喜欢一人仰望星空,总喜欢把那几颗最亮的星星想象成中华民族的几位英雄女子。

  中华民族历朝历代都不缺少坚守良知,舍身取义的民族脊梁,屈原、岳飞、袁崇焕、文天祥、谭嗣同等,血性男儿是最为杰出的代表。

  可是近百年来,中国的民族脊梁竟然多是女子!

  她们是秋瑾、林昭、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

  百年中国虽然也出了不少反抗暴政,质疑强权,勇于说真话的良心男儿,可在当局的威逼利诱下,绝大多数良心男儿都选择了沉默、屈服,或"低头认罪"。

  不为当局威逼利诱所动,在淫威和刑罚下仍坚持已见,不向暴政弯腰,宁死也要捍卫良知正义的真英雄,则多是女子。

  遇罗克因为自己的良心文字被当局枪杀,但如果当局在狱中给他"悔过认罪重新做人"的机会,他很有可能就不再"坚持己见"了。

  上述几位英雄女子,在狱中都拥有无数次"悔过从新,暨往不咎"的机会,可她们都不为所动,为了良知正义,毅然决然走上万众喊杀的刑场。

  那是一种真正的硬骨头精神,是百年中国最缺少的稀有品质!

  一

  秋瑾

  自1984年以来,我每年都要去杭州西湖西冷桥畔祭拜鉴湖女侠。鉴湖女侠就是秋瑾,我生平第一首诗就是写给她的。1984年早春写的那首《西湖凭吊秋瑾墓感咏》,迄今仍铭记在心:

  须眉男子应堪羞,西子湖边吊女流。

  鉴湖巨星坠碧土,血染丹青举国忧。

  龙泉鸣壁恨何在,宝刀岂肯觅封侯。

  堪叹湖畔痴心女,何不郎前挂吴钩。

  ……

  秋瑾出生于书香世家,婚后变卖首饰,东渡日本,去那个"一夜间崛起的帝国"寻求救国救民的药方。在留学日本期间,秋瑾结识了很多爱国志士,参加了救国组织"光复会",后并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

  学成归国后,任大通学堂督办,把这所新式学堂改造成救亡图存的基地,与徐锡麟分头准备在浙、皖两省同时举行推翻满清王朝的起义。起义消息泄露后,秋瑾被捕,两天后在浙江绍兴轩亭口从容就义。

  秋瑾不但是一名前无古人的爱国志士,还是一位前无古人的杰出女诗人。她的诗像燎原烈火,照亮了专制中国黑暗的夜空。诗中透射出的豪情壮志,连豪放派词坛的泰山北斗苏轼、辛弃疾也无法与之比肩。

  1907年7月15日,是秋瑾的受难日。她死前的绝笔是:

  "秋风秋雨愁煞人"!

  秋瑾临刑前唯一要交待的后事,竟然是请求免除女子临刑剥光衣服的惯例,全身受刑。

  那时中国官场的良知还未完全泯灭,不少官员还残存最后一点人性。主持审讯秋瑾案的山阴知县李钟岳,多次和上司抗争,为秋瑾鸣冤。秋瑾就义后,知县李深感"我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无时无刻不在承受良心的谴责,三个月后不堪忍受巨大的精神痛苦,自杀身亡。

  不仅李忠岳良心发现,当时中国的改良、革命、中间三大政治力量,都众口一词抨击清政府杀害女侠的暴行,最终迫使清政府向民众让步,把走狗主凶浙江巡抚、绍兴知府免职。

  ……

  二

  林昭塑像

  和秋瑾相比,中华圣女林昭的悲剧更深一层。

  林昭一样出生于书香世家,上世纪五十年代江苏省的高考状元,进入北大后任校刊《红楼》的主笔和编委会员。因为相貌文静秀丽,又写得一手好诗,被同学老师戏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

  那场天良丧尽的反右运动,把曾经和睦友爱的同学异化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

  林昭的可悲之处就在于置身非人世界却不肯泯灭良知,不识时务站出来为一名因为说了真话而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同学鸣不平,和那位同学一道被划为右派,被判劳教三年,成为众人不耻的"阶级敌人"。

  在那个万马齐喑的疯狂岁月,林昭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

  1960年春,林昭因病回家乡休养。

  林昭回到故乡苏州后,依旧不肯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力,并筹办针砭时弊的杂志《星火》,发表自己的思考成果。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激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

  林昭再次因思考惹祸,在1962年底被捕,关入上海提篮桥监狱,三年后判处有期徒刑20年。

  专制暴徒因为心灵肮脏的缘故,对于年轻貌美的女子总要留条"洗心革面"的生路。尤其是象林昭这样美而且惠的绝代才女,冷血恶棍多么希望她能屈服在他们的淫威下,任其玩弄宰割啊!

  林昭不愧是中华圣女,让那些两条腿禽兽的肮脏愿望,一个又一个落空。

  为了让林昭屈服,狱卒对她施加了灭绝人性的残酷折磨。林昭在血书上写道: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

  不仅如此,狱卒还把身患重病的林昭,交给急于立功的冷血女刑事犯打骂侮辱,把她身上的衣服撕成布条,掐得她满身伤痕,大片大片的头发被拔光。每天要把她如此"批斗"至少两个小时。

  但林昭依旧没有屈服,用频繁的绝食、自杀,表示抗争,并且从没停止发出正义之声。狱中没有纸和笔,她就用自己的鲜血在白色的被单上,写下二十多万言对暴政的控诉文字:

  "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每当我想起那惨烈的一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心腹地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使我条件反射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以后,确实被摧残殆尽了"。

  "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我们的善良、单纯与热烈、激昂的气质,欲以加以煽动,加以驱驶,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与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力时,就遭到空前未有惨毒无比的迫害、折磨和镇压。"

  "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了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样不得自由。当我们深受暴政的奴役,我们不愿作奴隶的同时,但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隶制度。"

  "……  ……"

  当那些禽兽狱警试图强暴她时,林昭拚死反抗,平时把裤子和上衣缝在一起,需要方便时在裤裆处剪开一个口,随后又马上用针线缝上……

  在"肮脏的希望"一个个破灭后,那些管理干部们终于脑羞成怒,向上层专政机关报告了林昭的"极端反动"和"抗拒改造"。

  专政机关宣判林昭死刑。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改判的死刑判决书,随即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枪决,随后毁尸灭迹,年仅36岁。

  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向其母亲索要5分钱子弹费。

  林昭被刽子手枪杀后,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份媒体为她鸣冤;和五十年前秋瑾遇难的社会反响有着悲剧性的强大反差!

  两相对比,中华文明在半个世纪内倒退了多大的距离?

  人性泯灭,公道丧失,整个社会麻木和疯狂。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但只是"衣冠冢",尸体至今不知所在。

  随后的几年,在去西湖的旅程中,我都要绕道苏州,在灵岩山祭奠林昭之后,再去西冷湖畔祭拜剑湖女侠。每次触摸林昭的墓碑,我的眼眶总是溢满了泪水,说不清是为林昭流泪;还是为我们的民族流泪。

  三

  张志新塑像

  林昭虽然在狱中受尽了令人发指的虐待,但还能拚死保持住最后一点尊严;同为女人的张志新则在狱中受尽了惨无人道的凌辱。

  在林昭惨死的明年,张志新因向同事表达自己的独立思想被捕,以现行反革命罪关进监狱,被关押在只能容纳一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背着18斤背铐,拖着沉重而冰冷的脚镣;头发几乎被拔光;被有人唆使的男犯人强奸、轮奸无数次;终致精神失常。

  在丧尽天良的迫害凌辱下,张志新仍然拒不认罪,一次又一次发出良心声音,抨击个人迷信,对"三忠于"和到处跳"忠字舞"极端反感。

  "过去封建社会讲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搞这玩意干什么!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不可理解。"

  "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

  "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

  因始终坚持自己无罪,张志新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监狱因此提出了死刑报告。1970年5月,经毛太阳的侄儿毛远新亲自指示,张志新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的罪名改判死刑。

  1975年4月4日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临刑前,因害怕她当众喊口号,四个冷血壮汉奉命把她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用普通刀子割断了她的喉管。她呼喊挣扎,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

  至于张志新遗体的下落:一说尸体被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用汽车运走,放在水泥池子里,用药水泡上,做病理解剖实用。另有一说是张志新被杀害后,尸体被拉回沈阳,"把她剖腹挖心,取得内脏"后才火化。张志新遗体下落这个谜至今没有揭开。

  了解张志新的悲剧后,我真诚希望中国的女子尤其是漂亮女士,永远也不要过问政治,中国的政治对女人来说太……

  四

  李九莲

  如果说暴政凌辱了张志新女士的身体;那么无辜弱女子李九莲则连尸体也逃不了被凌辱的命运。

  李九莲,原赣州市第三中学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学习部长。文革后成为三中"卫东彪战斗兵团"副团长,1969年2月被分配到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工人。

  1969年2月27日,她给当兵的男友信中,讲了她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些越轨看法:

  "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反感……林彪到底会不会象赫秃一样.……"

  李九莲男友居然把情妹的情书交给了部队领导,意图立功受奖?

  百年中国为何盛产这样的男人?

  1969年5月15日,李九莲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判刑五年,林彪倒台后被释放,但仍按五类分子对待。

  1974年,李九莲在赣州公园张贴了要求平反的大字报,立刻轰动了全赣州市,并获得了当地老百姓的广泛支持。人们纷纷写大字报支持李九莲。

  同年4月19日深夜,赣州地委将李九莲秘密逮捕,押往兴国县看守所。

  1975年5月,李九莲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另有40多人因替李九莲说话被判刑……

  李九莲再次入狱后,宁死不屈,受尽折磨。其间,她曾绝食72天以示抗议。监狱强行给她注射葡萄糖,李九莲稍有知觉,就将针头拔下,以至于不得不捆住她的双手……

  李九莲在狱中写下了下面的诗句:

  我只是像一只杜鹃似的啼出血来,

  又有何用?

  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

  还能得到一声回响,

  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

  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

  因为在服刑期间拒不认罪,李九莲被监管干部栽赃"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丧心病狂进行反革命活动"、"公然为'四人帮'鸣冤叫屈"的莫须有杀头罪名。

  1977年12月14日上午,在赣州市体育场召开三万人的公判大会。李九莲身穿黑色囚衣,脚戴镣铐,颈插长牌"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五花大绑地被按跪在主席台上。她的嘴巴里塞着一块竹筒,防止她喊反动口号。游街示众后,年仅31岁的李九莲,被押到了西郊通天岩刑场……

  更具悲剧意义的是,李九莲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和她划清界线,在她入狱后三年没有看望过她一次,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连死后也拒绝为其收尸,任尸体在荒野暴弃数日。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面前,连至亲之人都把她抛弃了,人性倒退到连动物都不如的地步……

  李九莲的尸体最后被一位退休老光棍看上了?老混蛋居然割下她的性器管,拿到家去猥亵。

  五

  钟海源

  钟海源是一名小学教师,因出于正义和良心的召唤,为一面不识的李九莲鸣冤叫曲。1976年被抓进监狱,判刑12年。在监狱里,她仍继续宣传李九莲无罪!

  她不只一次,二次,而是数十次地与看守辩论。每次都遭受严刑拷打,但即使嘴巴被打出血,头发被揪掉一大把,还是拒不改口。最后,她在被打断小腿骨的情况下,居然站了起来,拖着沉重的镣铐,在监狱的墙上写下声援李九莲的"反动口号"。

  1978年4月30日,钟海源以"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罪名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钟海源听完死刑判决后,毫不犹豫地签了名,然后把笔一甩,扭头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问她有什么后事要交代?她平静地说:"跟你们讲话白费劲,我们信仰不同",说完,昂首离去。

  4月30日早晨,钟海源在死囚小号里,从从容容吃完生命中最后一顿饭:4个小馒头,一碗粥,一碟小菜。她坐在地上的草席上,一口一口慢慢吃着馒头,细细咀嚼,边吃小菜,边喝粥,把所有的饭都吃的干干净净。

  之后,她拿出梳子,梳好了长发,将它们在脑后盘成一疙瘩,穿上一件挺新的花格呢短大衣,安详的样子让人不可思议。

  又是五花大绑,又是监狱里批斗,又是揪头发,弯腰低头,又是挂大牌子游街,又是背后插一个斩牌,又是用绳子勒住喉咙,又是一长串威风凛凛的车队……

  南昌九十二野战医院住着一位高干子弟,患肾功能衰竭,急需移植肾,最好能从活体上取。他说女肾比男肾好…… 医院通过部队领导转告行刑的一位副营长,不能一枪打死,要留活体取肾。

  于是钟海源在死前被野蛮活体取肾!

  钟海源的遗体却没有暴弃在荒郊野外,而是被九十二野战医院拉走,供医生们作解剖标本……

  六

  黎莲

  生平不详(她的遗像也找不到),目前的资料中可以找到的仅仅是她做过红卫兵,读过中学,1970年被枪决时18岁,有一个在部队服役的男朋友。

  被活体取肾的还有少女黎莲:她和李九莲一样,给在部队服役的男友写信,质疑文革,被男友告发,判死刑,1970年被枪决时年仅18岁。

  临刑前在囚车上被活体取肾,四个冷血的武警把她按在车壁上,衣服往上一撸,没使用任何麻醉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一条半尺长的裂口,一个血淋淋的肾从里面摘了下来,然后匆匆往里面塞上一团药绵,纱布,来不及缝合就押往刑场执行枪决。

  同时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位大官正在等待种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

  也许只有文革中国才会干出"为了给高干治病",把无辜弱女子活体取肾的野蛮兽行!

  七

  写完上面的文字,我欲哭无泪,呼唤苍天,永远不要给女人过问政治的机会。

  我也呼唤中国男人,勇敢承担起自己挑战邪恶,匡扶正义,坚守良知的责任,不要再让文弱女子替代你们抛头颅洒热血了!

  一个靠女子担当脊梁的民族,是阉割的民族!

  在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表决通过把"国家主席"开除党籍,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时,在场的代表只有一个女人坚持不举手。

  她就是共和国女将军——陈少敏!

  来源:博客中国 2010-07-07

时寒冰:大幅增持日本国债是往枪口上撞

  总有一些蹊跷的事情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上演。

  最近,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对日本国债的热忱,正在一个个新高中呈现。日本财务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5月份新买入日本国债再创新高:7352亿日元,该数字超过今年1—4月的总和(5410亿日元),而前4月中国对日本国债购买量(5410亿日元)却是比2005年全年多了一倍以上……尤其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势最严峻的5月加快了购买日本国债的步伐,使得今年前5月增持日本国债总额超过1.27万亿日元。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投资者对日本国债的追捧,使得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一路走低,截至本周四晚间(7月8日)该收益率持稳在1.10%……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并非中国购买日本国债的全部。因为日本公布的数据只考虑交易发起国。英国《金融时报》举例说明这一点:假如一家中国投资者通过伦敦的某家经纪商购买日本国债,那么这笔交易将记在英国名下。由于英国通过中国渠道购买日本国债的可能性较小,中国购买日本国债的数额可能还要大。

  日本国债的风险,要远远超过美国、欧元国的国债!可以说,是全球所有发达国家中风险最大的!

  日本债务危机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它比欧元国更为严重!现在国际上一般认为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的安全临界点是60%以下。而根据IMF、标准普尔及渣打银行的数据,当前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214.3%,远超过希腊的120%!超过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两倍多!

  标准普尔在今年1月已经调低日本的国债级别。

  日本债务危机随时可以引爆。只是,华尔街的投机大鳄们在等到引爆它的时机而已。

  中国兴致勃勃地往枪口上撞,无疑将对猎人产生更大的诱惑力。

  2010年6月21日,我在《两房退市:一个醒目的标志》一文中写道:如果中国继续以某种条件换取人民币不升值,日元接下来将遭狙击,人民币对日元将间接升值……再接下来是东南亚。于是,有关部门宣布,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犹如剧本,从开始起,结局就定了。

  中国增持日本国债,有三种说法:

  其一,出口原因。根据国外一些外汇分析师的分析:中国对日本国债的需求,很可能是推动日元走强的因素之一。自今年初以来,日元兑欧元累计升值20%以上。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如果中国是基于自身出口的因素,用这种方式力托日元,无疑是蠢到家的选择。一方面,这种推动力非常小(日本国债主要持有人是日本国内的投资者,对市场的影响极其有限),另一方面,国际投机大鳄们一旦展开狙击,日元将以比受债务危机困扰的欧元更快地贬值!——这一狙击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狙击与否的问题!

  其二,政治原因。有媒体评论说:"中国突然大量增持日本国债,本意是给日本民主党投下政治信任一票,希望能够在中日关系上有新进展,但鸠山由纪夫上任半年多便在日本右翼和美国连手打压下尴尬下台,而新上台的菅直人则一改过去亲华姿态,义无反顾地跟着美国走,反复宣扬要警惕中国军力膨胀。中国机关算尽,反而赔尽外汇储备,到头来恐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教训是,无论是政治还是投资,中国都需要从更长远的利益和大趋势上去考虑。日本历来都是反华势力占据绝对主导,过分沉浸在自欺欺人的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意淫中只会让中华民族再次面临劫难。

  其三,分散风险原因。这一说法非常牵强。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美国、德国和日本国债的收益率分别约为3%、2.6%和1.2%,日本国债的收益率最低,再加上其负债占GDP比重全球罕见,风险之大,无出其右者。

  对冲基金早就瞄上了日本。据报道,澳大利亚对冲基金Blue Sky Apeiron直言日本可能会面临一场债务危机,与震动全球市场的欧洲这场危机类似。Apeiron全球宏观基金经理Hobart称,未来两年日本将苦于偿还高额政府债务,国内储蓄下降将促使日本依仗外国投资者为其财政缺口提供融资。

  是的,日本正面临着老年化问题,国内储蓄率下降,民众对债权的消化能力下降,如果外国投资者不提供融资,日本国债的安全系数就命悬一线。据报道,即使基于2010财年475万亿日元的GDP总量保守估算,日本的公共债务也已超过950万亿日元,摊到每个日本人身上的债务超过750万日元。

  但没有想到,在危急关头充当这个冤大头的会是中国!

  6月11日,日本新首相菅直人在国会发表就任后的首次政策演说时坦承:"日本财政已成为发达国家中最糟糕的情况,过度依赖国债已让财政持续恶化,就像希腊给欧元区带来的混乱一样,日本若再坐等,将有破产之患。"日本财务省官员也说:"国内投资者是日本国债维持稳定的主要因素,但这些投资者大部分是日本银行,如果银行遇到问题,日本国债市场就不会继续稳定下去。"

  连日本人都认识到了其国债的高危性,中国怎么会忽略或者漠视这种危险呢?!

  根据辜朝明先生的研究,日本早在20年前就已经陷入资产负债表陷阱。过度负债者全力偿还债务的经济体有以下3个特征:信贷和银行资金供应停止增长,这不是因为银行不愿放贷,而是因为企业和家庭不愿借钱;常规的货币政策基本失效;私人部门改善资产负债表的愿望,使政府以最后贷款人的身份出现。其结果是,在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调整结束前,旨在使货币及财政政策"正常化"的所有努力都宣告失败。

  日本不是美国,可以通过债务的扩张实现国力的扩张,稀释债务,更重要的是,美国永远不用担心偿还国债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胆敢硬着头皮向美国索债!日本真正走出资产负债表陷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这种情况下,拼命增持日本国债的动机令人难以理解!

  更要命的是,日元资产的流动性远远低于美元、欧元,一旦持有者被套很难抛售套现,国外的机构不愿意去买日本的国债,就是怕关键时候找不到愿意接盘的,砸在自己手里!唯一万幸的是,中国增持的日本国债主要是一年期短期国债,而中国留给自己的纠错机会,也只有这一年的时间而已!

  因缺乏远见和洞察力,中国增持美国国债和美国股票后,次贷危机爆发,美元贬值;然后,转而增持欧元国债避险,随后欧元区债务危机就爆发。中国外汇储备成为红颜祸水,流到哪里哪里出事,或者说,哪里将要出事就流到哪里,难道仅仅是巧合吗?如今又增持日本国债,能够走出那个魔咒吗?不!对日本的货币战将比欧元狙击战更容易展开。是华尔街太贪婪太凶残太聪明,还是中国太愚蠢?

  由官僚而不是真正懂得投资和爱护这个国家财富的人去主导财富的保值,风险之大,难以估量!让人不能不心痛!心痛!心痛!

  主要依靠增发基础货币积累下来的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国内通货膨胀的重要源动力,是国民生活压力沉重的根源之一。既然无法确保外汇储备的升值,不如减少外汇储备,藏汇于企业、藏汇于民,使外汇得到更有效率的使用。同时,应该改变重货币储备而轻实物储备的倾向,多储备资源尤其稀缺资源,在资源为王的时代,储备稀缺资源比储备任何货币都更能确保财富升值!即使向货币方面配置,也应该适当考虑那些更有前途的货币,比如加元、澳元等有丰富资源依托的货币,而不应该在垃圾货币中打转转。总之,外汇储备应该造福于民,而不应该成为民众噩梦的源头。期待国家的智囊团队,以民族利益为唯一出发点,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这个苦难的民族,实在是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

  来源:http://shihb.blog.sohu.com/156293409.html

司马荒原:触目惊心——悬崖边上的中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头脑健全的人都知道的道理,实践的体现是要用具体数字来说话,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那么,以下这些惊心动魄的数字能说明什么问题,有良心的正常的中国人,甚至外国人自然会有结论:

  1、目前中国的贫富悬殊属于世界前列,基尼系数达到4.6,"朱门酒肉臭,路有穷死骨"现象再现。

  平安保险总经理年薪6600万元,农民工不到6000元。

  中国政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极少数人的利益工具,世界银行就有统计,说中国1%的人占有41%的财富。中国政府就是1%的人手中的工具。而消除收入差距,公平收入分配,提高劳工工资,完善社保之类,并不符合那1%的人的利益。谁愿意放弃既得利益呢!

  2、中国30年来,外逃贪官4000多人,卷走国家资金4000亿以上,腐败已经泛滥到全社会各个角落。既有官僚的权钱交易,买官卖官,司法不公,还有更多私营企业的各种腐败犯罪现象.

  3、中国近年来每年自杀死亡25万人以上,全国患各类精神疾病者近一亿,大多与生存压力有关。

  4、全国90%以上江河湖泊被严重污染,上海附近的太湖是典型。全国酸雨覆盖面积30%以上,三分之二的草原沙漠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

  内蒙古草原由于为出口羊绒,养山羊啃草根,草原大部分被毁坏,早已难见"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沙漠肆虐,森林剧减,今天的沙漠距离北京天安门已不到80公里!

  5、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

  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占用着农田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

  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6、犯罪猖獗。犯罪率是前30年的10倍以上,各类恶性案件层出不穷,全国有91万武警,800万以上保安,警察数量是前30年的十几倍.中国已成警察国家,耗费大量人民血汗养这些青壮劳力。

  7、全国爱滋病人数从前30年的0人,增加到目前100多万人,吸毒人数从0,增加到300万人以上,妓女从0增加到2000万人以上,性病更是不计其数。

  8、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

  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 ,死亡率上升了37%.

  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

  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

  9、全国十大支柱产业已有七大产业被外资控制,亿万农民工血汗换来的2万亿美圆外汇,有约1万亿购买美国国债,全部600多吨黄金储备存放在准敌对国美国,美国是台独、藏独疆独的总后台,是我国宿敌日本的军事同盟国,还存在巨大意识形态争端,这些巨大财产无疑存在极大风险.

  10、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

  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

  11、在中国入世五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五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

  12、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

  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

  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

  13、当前全国失业人口超过2亿(温家宝话),全国90%以上人口基本无社会保障,上学、就业、医疗、住房,甚至吃饭,打官司都困难.

  14、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

  这还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的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

  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

  15、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森林面积的20 %以上。

  出口煤炭数以亿吨计,被日本其用来填海储存能源。

  16、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

  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17、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

  截至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国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

  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国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

  中国的外资利润率有多高,这是个官方和外资公司都列为高度机密的数字,我们只能从各种渠道进行比较测算,中国垄断行业的利润率是100%至2000%,外资经济的利润率一般不会低于国内垄断行业,许多外资公司也印证了这个推断。

  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国的利润率达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

  18、全国稀有、贵重矿产80%以上已经采掘殆尽,钨、稀土战略资源大量低价出口。

  19、环境污染,有毒有害食品造成的疾病以惊人速度上升,是前30年的几十倍;仅地沟油每年流入市场300吨以上,这是含黄曲霉素的强致癌物质,而且危害面涉及全部中国人! 92年时就开始禁止,多年禁而不止!

  20、几十年来引进外资上万亿美元,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代加工产业,用中国的资源,环境破坏和农民工血汉汗,滋补发达国家的人民,缓和其国内矛盾.,而核心技术基本全部牢牢掌握在外资手中,例如,大规模集成电路,精密加工,新材料,家电汽车核心技术等等。

  21、中国的房地产寿命最多70年,而发达国家普遍是200年以上,各地官僚和黑心地产商勾结,不断制造虚假GDP,反复拆建,浪费各种资源每年几千亿以上。

  22、把全国人民的工资收入加在一起,除上这个国家的GDP,得到这样一个数字——8%,我们来做个比较,欧美最高,大约是55%,南美洲平均是38%,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泰国是28%,中东、伊朗、土耳其这些国家大概是25%,非洲国家都在20%上下。

  我过去讲课就问过一个问题,大家认为我们中国的比例会是多少,跟哪个国家比较接近,结果90%的人都说,我们国家跟非洲是一个水平,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简直是太乐观了,告诉你我们中国是8%.全世界最低。(郎咸平语)

  23、中国的通货膨胀相当严重。人民币目前是对外升值,对内严重贬值。举例说,我们的97号汽油价格是美国的1.3倍,电影票是美国的两倍,阿玛尼西装是美国的3倍,松下54寸的彩电是美国的3.4倍,宝马Z4我们买9万美金,美国是3万美金,Levis牛仔裤我们是美国的7倍,我们什么都比美国贵。

  同样价钱的一块地,美国是一家别墅住一个人,我们是高楼大厦住1000个人。所以,我们发觉我们的盗版会那么猖狂,是因为3块钱一张的碟,才符合我们的收入水平。(郎咸平语)

  24、中国的私营企业工人每天平均劳动时间普遍在12小时以上,而且大部分不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甚至相当多企业不签劳动合同。典型事例:深圳最大的企业——台湾公司富士康,09年12月以来连续发生13起员工因为不堪忍受剥削压迫而跳楼自杀事件。

  以上惊心动魄的数字,难道还不能让全体中国人民醒来吗?难道还不能让我们重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吗?

  邓小平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明知死路一条,还要狡辩说"坚持"、"绝不",岂不是荒唐可耻?

  要为人民鼓与呼:如果再刻意回避政治体制改革,难免有一天火山爆发,后果是万劫难复!

蓟门云扬:假若温家宝是总书记

  看着温家宝忙碌的身影,有时不禁想,假若他是总书记,中国会是另一番景象吗?

  所以发此联想,是因为无论就才学、胸襟、抱负,还是理想,温家宝举手投足之间,比胡锦涛更多一份“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领袖风范。

  先说理想。胡在中央高层十八年了,谁见过他主动表达过自己的政治理想?若前面的十年他是王储,必须潜踪匿迹,尚可理解。但他这八年贵为中华第一人,多少总该表达一下自己的理想吧。还是没有。除了照本宣科就是不�言笑,是最没有性格特点的一位皇帝。一个没有理想的官僚,只能是一个政客,而不是政治家。

  温家宝无疑比胡锦涛多出一份令知识分子敬仰的人文色彩。无论是他吟诗言志,还是畅谈政改;无论他心系普世价值,还是体认公平;无论是他看望学术泰斗,还是纪念耀邦;无论他与老农促膝谈心,还是面对民间疾苦黯然落泪,都无不展现出他不同于其他中国官僚的人文理想。这种理想使他与胡比起来,更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胸襟。

  次说才学。胡锦涛语调永远平缓如一,讲话永远干巴生硬。据说一天大部分时间就是在那儿背讲稿。就连在家里也难于流露出人性温情的一面,据中南海知情人透露,胡的夫人、儿女听他说话,都像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首都报纸摘要节目一样。这样的人,有什么才学。

  温家宝完全不同。总是能恰当地引经据典表达心意,每每召开新闻发布会,总会引动中外媒体的关注。除了这些,还常撰文,或阐述治国理念,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或纪念恩师,如《再回兴义忆耀邦》。要理论有理论,要思想有思想。胡锦涛何及其万一?

  再说能力。胡锦涛学理科的,却跑去搞学生工作,再进一步成为团干,除了一门心思往上爬,讨好上司换得仕途升迁,还会什么?中国百姓比较朴实,但凡能干一点的官,百姓总是能记住他们的好,比如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大凡中共领导人上台,媒体也会连篇累牍地宣传他们以往的政绩,但令中宣部伤透脑筋的是,挖地三尺也找不出胡锦涛在甘、藏、黔这些地方的丝毫政绩。面对国内贪污腐败,贫富差距,环境污染,民族矛盾,道德沦丧,上学难,住房难,就医难等等,没见他出过一个策,划过一个谋。这样的人贵为总书记,哪里是万民之幸!

  温总理早年地质专业毕业,一来甘肃就走遍山山水水,在向中央领导汇报时对甘肃地质情况如数家珍。及至副总理,主管农业,走遍中国大部分农村,98抗洪,功劳是江泽民的,但苦劳却实实在在是温家宝的。及至登顶宰相,仍下矿井,走农村。免农业税,一改中国数千年之传统,救农民于水火。抗危机,四万亿大手笔,使中国经济独秀于世界。八年前,中国尚四处作揖,八年后,列强纷纷向中国示好。中国经济实力令世界刮目,温家宝之功当数第一。

  就连所谓的亲民,也完全衬出胡与温的高下不同。大凡重要的举动,都是温总率先而为,而胡锦涛东施效颦。先行者是真亲民,后学者是假做秀。十六大胡温上台伊始,即有新政之声。现在看来,新则新矣,只在温总。亲民是温总先做出的,胡锦涛步其后。抗震救灾,温总两次都是第一个到达现场,胡锦涛也总是落后。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粉笔字秀2008523,温总理视察劫后余生的北川中学临时教学点时,在黑板上写下了多难兴邦这四个字,一时传为佳话,而2010418在震后玉树胡锦涛效法温家宝,写下新校园,会有的!新家园,会有的!12个粉笔字。若没有中宣部开动宣传机器,胡锦涛的狗尾续貂,不会成为所谓的佳话。温总理写粉笔字在前,那是真性情真亲民,胡锦涛学粉笔字在后,那是假亲民真做秀。

胡锦涛如此拾人牙慧,只能说明他的智力有问题。智力有问题不要紧,一个领导者,不必事事比人强,更不必样样都能懂,会用人能用人用好人就可以了。但胡温这些差距,正说明在用人问题上,胡更不能识人用人。

且不说治国方略了,就连亲民秀,胡身边那些那些总管、秘书、化妆师,比如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中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国家主席办公厅主任陈世炬等等,个个电视上正襟危坐,人模人样,出国陪同有他们,国宴山珍海味有他们,外交迎来送往有他们,升官发财更有他们,但该他们给胡锦涛出个像样的主意时,就没他们了,就是不能给胡出哪怕一个好主意。出不了好主意,也不要紧,别亦步亦趋学人家温家宝啊。温总是真亲民,你学就成了做秀。一开始他们学温总还换个花样,温总下个矿井,他们赶紧给胡锦涛戴个安全帽;温总吃个馒头,他们就让胡锦涛赶紧去包个饺子。最后竟然连花样也懒得变了,温总写个粉笔字,就让胡锦涛也写个粉笔字,直接玩盗版。哪怕是你改改毛笔呢,也算有点了创新啊。

怪不得中国近年来兴山寨文化大行其道呢,胡锦涛直接盗版温总的粉笔字秀,说明山寨文化的源头,就在中南海哩。

真是兵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胡锦涛照着自己的模子识人用人,用的全是比他还弱的人。中国历史一再印证,这些人除了当太监,伺候主子吃喝拉撒睡外,政事上绝不能指:坏事全有他们,正事没一个能行。东汉末年的十常侍,明朝末年的阉竖专权,历朝历代衰亡曲中,这些人都是最为重要的休止符。

相反,温总身边的人,个个低调,人人能干。比如国务院秘书长马凯,曾当过国家发改委主任,对中国经济问题了如指掌。总理办公室主任丘小雄,是北大经济系的高材生,正儿八经懂经济搞经济的。根本是胡身边那些动笔杆子,耍嘴皮子,或者专事伺候主子的奴才所没法比的。

总之温总理在副总理时期的任劳任怨,八年总理任期内的鞠躬尽瘁,充分展示了一个大国总理的才能和胸襟。不光国人称赞,就连国际社会也赞誉有加:2008年温总被评成为美国知名网站 Facebook最受欢迎政治名人之一。2010年年初,美国著名智库欧亚集团评选出2010年最值得关注的全球十大领导人,温家宝排名第一。而胡锦涛呢,4月份的一项全球最受欢迎领导人国际调查中,胡锦涛惨遭垫底,排名甚至在利比亚领导人卡扎非之后。

有不喜欢温家宝的左派认为,胡锦涛这个人厚道,作为党的总书记,开好船的责任太大,为了让大家同舟共济,只能是隐忍个人理想,以大局为重。而温家宝这个人是政坛老手,惯于翻手云雨,过去背叛赵紫阳而投向邓小平,现在又背离胡锦涛而投向江泽民,什么时候都是两头不吃亏,而且只知道做秀,没有真才实学。等等。

这说种话的左派,他们不是不明白,船行何方,不是由大副决定的,而完全是由船长决定的。身为中国这条大船的船长,在世界文明发展波澜壮阔的今天,不进则退,胡锦涛有什么可资称道的作为?他一路上小心翼翼避开的,不是会导致中华民族危亡的暗礁、险滩,而完全是可能会给他自身带来潜在危险的激流、峡口。决定他行为的,不是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只是个人安全进退。纵然是一跃而使中华民族百病得愈的机会,只要危及到他自身,他都决不会前进半步。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政治改革。经20余年经济改革,至胡锦涛手上,已积累了丰厚的政治改革资源,只要下定决心,就能冲破险阻,缔造中华民族新纪元。但胡为了不让别人说他是戈尔巴乔夫,不仅对政改避之未恐不及,而且祭毛魂,展左旗,大兴文字狱。不仅右派刘晓波莫名入狱,就连左派张宏良的博客也被封杀,一时间中华大地复现莫谈国是的清末旧状。

若温家宝是总书记,这种情形可能会出现吗?对于悲天悯人,而常怀救黎民于水火之心,数度表达政改追求的温家宝,左派们除了棍子,还是棍子。

左派之所以总是贬温扬胡,不是因为胡做的好,而是左派权斗的立场手法所致。因为历史上,左派之所以永远不倒大霉,是因为他们永远骂老二、老三和下台的老大,不骂台上老大。文革时,他们骂刘、周、邓,但绝不骂毛泽东。邓小平时期,他们骂胡耀邦,骂赵紫阳,但绝不骂邓小平。江泽民时代,他们骂邓小平、李鹏、朱�基,绝不骂江泽民。现在胡当政,他们当然只骂温家宝,顺带骂骂江泽民而已。这是左派金身不倒的秘技。这里面的代表人物,如邓立群,再如90年代写万言书的那些左派,再如何新,再如现在的张勤德、张宏良。

最近左派又掀起一股借古喻今的批判之风,以批“宰相”为名苛责温家宝总理。对于左派而言,纵然台上是阿斗,他们也只会骂诸葛亮,而不会骂阿斗。左派们搜罗了一些历朝历代灭亡时宰相的作为,以证明“千古兴亡,亡于一相”。孰不知,这些左派们根本不懂历史。中国历史上,并非永远都是皇权与相权的结构。明朝相权是被剥夺最厉害的。清朝的相权也不大。一个不大的相权,能有何作为?左派们为什么不再进一步思考一下,每个朝代灭亡时,不都有一个把祖宗江山给弄丢的皇帝吗?左派们为什么不批评批评皇帝呢?同样,历史上不是有那么多中兴盛世,都有一个为人称道的宰相吗?左派们为什么不拿这些有为的宰相来比照一下自己的观点呢?

 

对于左派而言,假若温家宝是总书记,他们还敢骂吗?

  对于中国而言,假若温家宝是总书记,中国进步的是不是更快?

  历史没有假若,所以现实只有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