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胜利:金融海啸，中元变值箭在弦上

　　2008年9月15日，美国爆发近100年来、美元史上最严峻的金融海啸；今年5月10日，欧洲元区又发生其自诞生以来10年多最大债务灾难，这可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100年不遇的历史契机。美元、欧元、中元（及人民币）全球有近一半、30亿人口使用的这三种货币，美元、欧元相继遭遇灾难，中元似普天一支独秀，但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正需要从经济发展的战略战术上进行重大调整和完善，到了中国货币需要面对全球经济进行升级、转换、走出去的关键时期——这是任何国家由贫穷到崛起都迟早要走的一步。现在，中元及汇率调整来到历史最最尖端的关口，采取行动而不会有太大损失，变其大略又得意益于中国与世界未来，尤其正当全球各国、几乎都希望中国允许人民币再升值、何时升值的关键之际，世界、人文、历史真乃天地合一的�
�佳时期。5月25日，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财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在随后证实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汇改是事关中国改革大局的重要问题。

　　美元金融海啸，已经让全球各国不堪忍受负重，美元21世纪以来一直贬值不断，现在欧元又发生最严重的债务危机。欧元由最初期上市流通初期的0.8几欧元兑换1美元，到峰值时期的1欧元兑换近1.5美元，再到现在的1欧元兑换1.2美元左右。这是全球最富裕区域、这两大主流货币美元、欧元历史转换的非常重要历史时期。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开头，只有全球15亿最大人口使用的中元还没有遭遇全球或区域性大"危机"。调整中元与美元、欧元的价值、汇率及战略格局，是中元能与"三元鼎立"匹敌、制衡、立于不败之地的全球性重要环境的建树。

　　而2010年中期，可能是美元金融海啸、欧元债务危机21世纪以来最低潮时期。中国，也是近十来年才聚焦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财富时期。中元（及人民币），已经不是与全球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中国一国公民使用的一种货币了，它除了要当然考虑13亿中国人的感受、实践国家的崛起和财富以外，还要给中国以外的众多国家、贸易伙伴带来当然的利益和财富。欧盟是当今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而2010年前5个多月欧元兑人民币已下滑14%（见2010年5月19日《南方都市报》C16版《欧洲动荡是人民币汇率调整良机》一文），不管是美元还是欧元贬值，对全球这"三元鼎立"货币，都是中元历史的、发生变化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

　　这也意味着中国货币理顺国际国内关系、调整产业结构，可能重启一揽子贸易伙伴货币为参照来管理人民币，如同调整好与美元、欧元货币中的优势一样。如此一来，因欧元疲软，人民币兑美元无需做太大浮动就回归"自然法"。当前中元盯住美元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自去年11月份以来，中国的实际汇率上升2%，中元不是国际货币，外国人持有非常有限，不可能像美元、欧元那样爆起爆落。

　　中元的这种历史性调整利率、汇率之后，中国货币的整体环境将发生60年至今、不曾有关的重要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是距全球的"法制国家"——"市场经济"更近了一步，是与当今世界最主流货币美元、欧元有了"共生态"的更切实"融合"缓解、不冲突的环境。诚然，中元的利率、汇率的调整，绝不可能一撮而就，还需要"计划经济"转轨而成"市场经济"审时度势、继续前行……

　　与美元、欧元一样，中元同样是决定了中国未来成功与否的首要因素。尽管美元、欧元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病魔和弊端，但中元的"毛病"远比美元、欧阳都来的更多、更难以治疗。如果未来世界注定是这美元、欧元、中元的鼎立"天下"的话，那么中国就不可能是前50年那样的国略、货币等那样的历程和立于世界了，因为今日中国已经大于天的融入了这世界，中国货币同样需要融于美元、欧元这个大世界。

　　到2010年5月低，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5万亿美元，拥有美国国债也超过9000亿美元；5月中国出口又大幅创纪录增加48%……5月以来，欧元又创下10年新低，这些都为审时度势的弹性中元提供了千载难逢重要的契机。倘若过了美元、欧元的历史最洼地时期，中国人民币汇改、变率、国际化等等，又要怎样衔接、变更、与美元、欧元"三元鼎立"于未来全球天下？人民币和大自然的天气一样，冬天了温度太低需要调节气候，夏天了温度太高需要调节高温，一个能调节、适应、环境气候变化的货币，才是人民币更健康的国家货币。

　　金融海啸，不管是升值或贬值，人民币适应全人类弹性的温度、价值、大自然等的变化比任何都重要，而此时、此刻、此历史时期是人类延绵至今的最极限时期。过了美元金融海啸、欧元债务危机这历史档口，什么货币才可以与美元、欧元历史的行驶下去？未来世界需要美元、欧元、中元的"三元鼎立"世界吗？中元，能与美元、欧元一道承担起全球化这"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大国"责任吗？

　　6月10、16日以来，从美国联邦政府到美国立法"两院"都发起了对人民币升值的新一轮攻势（包括印度、巴西也发出了类似的声音）。由于人民钉死美元的先前受人之柄，从2005年7月份到2008年9月之间，中国曾寻求、允许人民币逐步升值，也一度放弃了人民币钉死美元的做法。但2008年9月15日以来，因美国为标志的全球金融海啸全面爆发，中国又立刻回到人民币"钉死"美元的原机制，美国因此认为人民币汇率有可能被低估了40%……中元钉死美元，俨然已经历史五年多过去。现在，美国立法机构力图从美国法律上来寻求对人民币制定"游戏规则"，使美国政府也无法回避和让步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于6月26、27日的G20各国首脑峰会上对中国货币施压。而中国人币民也需要改变一直没有升贬值"游戏规则"的常态做法，中国要未雨绸缪，防患于
如欧元霎那僵死的未然。现在公元2010年中期，若错过了美元金融海啸、欧元债务危机的重要历史时期和最低潮关头，那么中国中元（人民币）调整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会更加兀立而尖端，那么中元历史性厘清与美元、欧元的价值关系、货币利率就可能成本就会更加高昂，中国走全球化之环境之路可能就越发崎岖？中元之路，能与美元、欧元来完成"三元鼎立"的共赢历史使命吗？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而外，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BBS和上网链接。若有任何见解、疑问、版权使用等问题请通过Gvv21(at)hotmail.com与作者联系。）

巩胜利:朝鲜大换血，是因为血已坏死

　　据海内外６月７日电报道，朝鲜第12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三次会议７日在平壤举行，会议决定免除金英日的内阁总理职务，并选举崔永林为内阁总理。与总理同期被免除职务的还有三位副总理以及一些部级官员。

　　根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出席了当天的会议。会议是根据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的提议，决定免除金英日的职务并选举崔永林为内阁总理的。崔永林是劳动党平壤市委员会责任书记，此前担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秘书长。会议根据金正日的提议，选举张成泽为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是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部长，此前他是国防委员会委员。

　　这次非常时期的会议还免除了郭范基、吴寿勇、朴明鲜的内阁副总理职务，并免除了轻工业相李州五、食品日用品工业相郑延科、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朴学先的职务，同时任命康能洙、金乐熙、李泰南、全河哲为内阁副总理，任命赵炳柱为内阁副总理兼机械工业相、韩光复为内阁副总理兼电子工业相、安贞秀为轻工业相、赵英哲为食品日用品工业相、朴明哲为体育相。

　　朝鲜在这个时候更换了一揽子包括政府总理、三位副总理、以及关系到民生食品、盐、体育、日用品、轻工业等领域的负责人，可能是换汤不换药的根源无奈，是想极力挽回、维持由货币崩盘而造成的巨大金融混乱、政令不畅、无法控制的残局。但这种混乱已动摇了朝鲜赖以维持了50多年的国民经济根基，现在朝鲜又与韩国处于50年不遇的非常时期。可以预见的是：2010年又是朝鲜的一个非常难熬的峥嵘岁月——国际援助（包括人道主义援助也锐减）亏空，货币依然无头苍蝇一样东凸西凹，农业更加青黄不接，中国总理还允诺将"端平"朝韩间有关"天安舰"这碗水，但金正日是个"玩火者"，危卵倾国之下，还有什么可以做……

　　谈到"天安舰"事件，"博客中国"上作者锦王文章一针见血的说，在中国一年又一年做出"负责任大国"的承诺声中，在中国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各方应冷静克制，妥善处理，避免局势紧张升级"的呼吁声中，在中国给予金正日这个反复无常的独裁者越来越高的外交礼遇和援助之后，北朝鲜不仅拥有了核武器，有了越来越先进的导弹，并且还在悄悄地到处扩散，现在又公然以偷袭的方式击沉了"天安舰"。凡此种种，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到底体现在了哪里？难道一定要让北朝鲜把核武器扔到他们的韩国同胞头上？难道一定要等到金正日把核武器和导弹扩散到伊朗和缅甸？中国这个所谓"负责任的大国"才不再重复什么"呼吁各方冷静克制，公正阳光……"这样一类拉偏架、忽悠人、黑社会般的外交辞令怎样增加一个负责大国的60年�
��"话语权"？

　　谈到"救死"朝鲜一事，在最新一期新加坡《联合早报》上，中共中央党校付编审邓聿文发表文章赫然指出："中国应该毫不犹豫地放弃对于北朝鲜金氏政权的支持。究其原因，这个封建世袭的专制政权迟早要垮台，朝鲜半岛迟早要被南方所一统。届时，如果因为曾经大力支持过金氏政权而尴尬地被排斥在半岛的统一进程之外，甚至被统一后的朝鲜半岛视为民族公敌的话，那就得不偿失了"。有最更是将朝韩两国分峙与中国和台湾相比较，统一大业人心所向，正义之举人心向背，谁能阻挡？

　　﹡巩胜利 ：著名独立中国问题学家，财经、社会类评论家。其经济、社会类尖端文章，在海内外广泛发表。代表作有：《中国"春运"：暴富了谁？掠夺了谁？》《21世纪：生生死死"新经济"》《中国党政军退出市场经济领域》等。其《来自中国彩电第一品牌的内幕》一文，引发中国1998年6月上海"长虹"股票强烈震荡，《全球911绝对防略》《撩开美国NMD的面纱》《对话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穷人到底有多穷》等等，分解了中国社会和世界经济的一些重大、根源问题。在国际媒体《财富》《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及《欧洲时报》等媒体发表过一系列引起广泛震动的论述，也在中国最高层《国内动态清样》《改革内参》《人民日报》《南方周末》《世界经济研究》《财经》等广泛发表过独家前沿的经济、社会类评述、论著。作者的�
��些前沿文章，反应了国际、中国社会的一些尖端问题而著称，引起中国最高当局强烈关注，也引起国际、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强烈关注，被称为"具有驾驭中国语言文字与事件的最可怕功力"。作者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网专家，四川大学锦江学院客座教授，是从事国际、中国问题研究的著名独立学者。

郑现莉:财政收入全球第二，社会保障全球第几？

　　内容提要：我国今年的财政收入有望成为全球第二，这是一个让政府官员们深感兴奋的成果，但如果他们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气不能受到民众的遏制，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在全球的名次将继续会一直处在"不好意思"公布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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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任卫生部部长，刚调任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高强的一番话，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质疑："中国政府本身的开支水平，与全世界很多国家比较，并不太高。一是我国行政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比其他国家要低，二是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与很多国家相比也比较低。"

　　但时过不久，来自地方政府的几则丑闻，还是狠狠地打了高主任一记响亮的耳光！

　　继长春市公安局花费近3万元，购买笔记本电脑被曝光引起各界议论后，很快有网友在云南省政府网上发现：昆明市纪委一次购买上千件办公设备，花掉近700万元；昆明市财政局一次采购服务器4台、台式机68台、笔记本电脑8台，花掉近58万元；

　　另外，昆明市劳动教养管理所，添置茶几、沙发、老板桌若干，成交价是54.8万元；昆明市公安局"巡逻及运兵车"24辆，丰田柯斯达20座标配（柴油），成交价：104.26万元，每辆43万多。

　　几天前，山东省粮食局孟局长，还有粮食局两位副局长及3位处长，在济南市舜耕山庄贵宾楼6688客厅的餐饮消费账单也被曝光，餐费是1000元/位的标准，12人总共1.2万元。一壶"日照雪青"260元，一盒软中华118元，一瓶34度白趵精品198元。加上矿泉水、醋饮，以及其它零碎消费，这顿饭总共吃掉1.481万元。

　　——账单登记的宾客名字为粮食局，百分百属于公款高消费。

　　与这些频频爆出的政府"豪华采购"、"天价餐"事件所显示出的政府奢侈相比，社科院一份人才报告显示，百万蚁族，蜗居在城中村，过着连农民工都不如的生活。二者之间如此的不协调，是中国社会面临断裂危险的又一征兆。

　　更让人寒心的是，面对这些对任何民选政府来说都是天大的耻辱事件，我们的政府官员却不思如何进行整改，而是极力用所谓的"业务需要"为由来进行辩护，看来，只有粮食局的官员不好意思以此做借口了。

　　众所周知，公车也是"业务需要"，但公车私用现象却比比皆是。即使真是业务所需，是否就必须如此奢侈？如此滥花民众的血汗钱，事先是否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可惜，在我们的政府官员们看来，"屁民"们根本就无权过问这些问题的。在这些丢脸的事件被无意中曝光后，也只是不得不用"业务需要"来搪塞一下而已。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就是全世界最高的，其增长速度也远远超过同期经济发展。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行政管理费用的绝对支出为52.9亿元，占行政总支出的比重为4.71％。到2003年增加到了4691.26亿元，增长了88倍，而同期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分别增长19.18倍和21.97倍。

　　要知道这部分行政支出并没有包括预算外支出，从1996年到1999年，预算外支出都占到了行政总支出的一半。

　　进入21世纪后，预算外支出比重有所下降，但绝对数还是在逐年提高。虽然无法确切知道预算外支出中，究竟有多大比例属于行政支出，但可以肯定，它是行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2003年开始，仅通过预算的行政成本支出，基本上就占了财政支出的20％。据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叶青透露，每年仅公车、公宴、公房、话费，就占到了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总的行政成本占比，在30％以上。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们的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之高，更是一目了然。

　　以2003年为例，中国这一数字为19.03％，远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和美国的9.9％。

　　但相应的是，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却极为吝啬！

　　据统计，中国社保方面的支出，占GDP的12％，但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通常都在30％以上，甚至有些国家一半的财政收入，都是用于社保方面的。

　　在OECD国家，卫生费用的大部分是由政府承担的，并且，几乎都在70％以上，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体制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88％。

　　而在中国，这部分有限的支出，有多少用在了政府官员以及垄断行业的管理人员身上、又有多少用在了真正的底层民众身上？虽然我们无法得到确切的数字，但老百姓的感受是真实的，教育、医疗、住房，日益成为压在民众身上的新"三座大山"就是明证。

　　政府本身并不生产任何物质财富，它的所有开支都来自于民众的税收，在中国，它还来自于民众先前劳动的积累，譬如，土地出让金，以及国有企业的收入等。

　　之所以把这些财富交给政府，是为了让它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这跟民众把钱捐献给NGO有类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如果一个NGO把如此高比例的捐款用于自身开支，那么，它很快就会失去社会信誉，资金来源断绝而无法存活下去。

　　有所不同的是，政府则是利用强制力，把财富集中到自己手中的。在民选政府体制下，政府的胡作非为还有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

　　而在中国，政府的运作向上级负责，虽然也会向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但由于广大民众与"人民代表"之间是隔绝的，这就导致他们无法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

　　这些问题并非无解，所有见不得人的龌龊行为，都害怕暴露在阳光下。

　　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政党，都会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尤其是牵涉到财政的收入、支出上公开透明化，这本来就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最方便、最有力的反腐手段。唯有此，才可能提高政府和官员的公信度，才能重新赢得社会的信任。

　　而中国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寻找借口是简单的，但其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财政部的统计数字现实，我国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财政收入3547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362亿元，增长30.8％，全年有可能超过8万亿，如果再加上土地出让金、国有资本收益等，将达到10万亿的规模，有望成为全球第二。

　　——这是一个让政府官员们深感兴奋的成果，但如果他们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气不能受到民众的遏制，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在全球的名次，将继续会一直处在"不好意思"公布的状态。

　　来源：博客中国2010-6-27

廖祖笙谷歌博客被删除――给谷歌的公开信

2010年6月28日，我写下《加入过中共是我毕生的耻辱》，又题《黑帮再庞大也仍然是黑帮》，将文章发送到海外传媒。文末提供了两处相关阅读的链接，一处是我的旧文《树倒猢狲散的中国共产党》，一处是《作家廖祖笙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声明》，这两处链接指向的都是我的谷歌博客相对应的文章。

约一小时后，域名为http://liaozusheng.blogspot.com/的廖祖笙谷歌博客竟不知被什么人删除了。当我试图登录邮箱和博客共用的帐户，将日前备份好的博客资料予以恢复时，网页显示"帐户被禁用"，已无法登录该帐户。

至此，我家破人亡后已被陆续封删博客4个，个人网站50多个。这只看不见的黑手，在虐杀学生的惨案发生后，不但能令国内传媒噤若寒蝉，令公检法形同虚设，还能伸向海内外的互联网，并且似乎已能伸向"不作恶"的谷歌！

中文谷歌避走香江之后，我曾为谷歌在中国大陆受到当局的恐赫与压制鸣不平，先后为此写下了《共产党堕落成流氓党的又一铁证》、《正义的法槌会对新纳粹敲响》、《逼走谷歌中共向全球认罪》、《中共搭台唱戏抹黑谷歌》等一系列文章。而今，我的谷歌博客居然被删除，帐户被禁用。

若是黑客窃取了我的帐户密码，应也还无法做到帐户被禁用。这些文字算是我写给谷歌总部的公开信。我有大跌眼镜之感，希望谷歌能公开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另外顺便告知大家：我的邮箱liaozusheng@gmail.com目前帐户已被禁用，在该帐户恢复使用前，请读者们不要再往这个邮箱内发送邮件。

中国大陆作家　廖祖笙　专此敬上

记于2010年6月28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杀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遥法外第1444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和相关照片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公然剥夺！）

廖祖笙博讯博客：http://boxun.com/hero/liaozusheng/

袁剑:超级熊市，我们准备好了吗？

　　2010年01月12日，中国央行"意外"调高准备金。第二天，沪深股市以大跌报收。

　　绝大部分投资者并没有意识到，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下跌，而是确证了一个超级熊市的正式来临。它意味着，从上证指数达到6124点的2007年10月份算起，中国股票市场将进入一个长达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超级熊市周期。如果历史能够为我们提供某种启示的话，那么，日本1989年地产泡沫崩溃之后的股票市场，将是中国证券市场未来最有可能的历史镜像。在1989年年底到达38915点巅峰之后，日本股票市场一直处于反复震荡，不断寻底的过程之中。然而，谁都不会料到，日本这一寻底之旅竟然长达20年之久，至今仍不知底在何方。对应于这一长期熊市的，则是日本经济深陷泥淖，一筹莫展的经济低迷。对于日本经济这种几乎类似于植物人的现象，大多数论者将其归结为地产泡沫或者日元升值，这显然是对复杂历史的一种轻率的学术简化。以一种�
�加宿命的角度看来，所谓日本奇迹在1989年之后所遭遇的"悲惨世界"，与其说是日本特殊的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倒不如说是一个经济体从成长到成熟过程中必然要承受的普遍命运。而其中蕴含的一个更加深刻的历史教益则是：一个以外需为主的大型经济体在其转型并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将会遭遇多么令人生畏的挑战。不幸的是，无论是从还是从经济体从成长到成熟的一般命运，还是从中国高速增长本身的内部逻辑看，2010年的种种迹象显示：今日中国与1989年的日本可能已经非常接近。换言之，在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到中低速增长并包含着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及政治变革的新的转型时期。较之前面三十年的转型，这个转型的复杂与困难程度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泡沫式增长

　　2008年上半年，中国出现了自1994年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事实上，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周期性通胀，而是中国延续了20余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无以为继的一个明确信号。这种以高投资、高消耗，高外部依存、低权利、低福利为本质，以追求GDP速度为目标的发展方式，不仅在经济上难以持续，也在政治及社会等广泛领域造成了高昂的代价。2008年发生在中国的严重通胀，实际上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资源消耗以及成本压缩已经达到极限。此时，摆在中国面前的选择已经十分清晰：要么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改进增长质量并立即着手解决一系列棘手的政治及社会问题；要么接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不可避免的硬着陆。这是2008年在中国发生的故事。然而，这个故事被一个规模更加宏大，更具有震撼性的故事抢走了眼球。200
8年秋季肇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让中国的困局变得异常模糊。外部需求的瞬间坍塌不仅神奇地浇灭了中国的通胀之火，也使中国模式自身的严重缺陷穿上了最好的防弹衣。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了中国模式的隐患所在，试图给经济降温并在温和的增长环境中实现转型。但突如其来的危机完全打乱了他们的议事日程，转型之路被迫中断，并迫使他们祭出最激进的反危机措施。虽然在整个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强调结构调整，以免重蹈覆辙，但蛰伏于体制之中的GDP冲动，显然找到了最佳的宣泄时机。结果，信贷之火熊熊燃起，资产泡沫四处泛滥。在2009年，据说改革十分成功的中国银行业，故态复萌，一年之内放出的贷款的竟然高达十万亿之谱，而其创造出的货币也达到1990年代初期以来的最高峰�
�

　　在2009年年中，我曾经说明（参见《跑步进入泡沫经济》一文），在一个经济体逐渐成熟，原有增长路径受到阻碍的转型时期，要想维持原有的高速增长，泡沫经济是最为便宜的办法（生产率的提高显然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由于增长速度的降低、实业利润的减少以及发财欲望的高涨，政府、企业以及居民都具有最强烈的制造泡沫的冲动。有史可鉴，几乎所有的大型泡沫都暗合了这种历史背景。最为切近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及1980年代的日本地产泡沫。而2009年中国的经济表现则疑似这一黑色历史的又一个经典案例。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已经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泡沫经济的某个阶段。其突出的信号是，中国股市已经在2007年10月达到创纪录的6100点，这比2006年年初的1200点足足上升了5倍有余。由于中国银行业与资本市场的有某种程度的防火墙缘故，在随后的股市崩溃中，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开始进入高位盘整并有逐渐回落的趋势。及至危机爆发，由于信贷的快速扩张，中国股市开始从低位迅速反弹，而房地产市场则更是像注射了兴奋剂一般，从高位掀起了一轮极其狂热的价格博傻。由于房地产在地方政府GDP竞赛以及地方政府融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可谓不遗余力。这使得中国房地产泡沫聚集速度较之其他经济体更为迅猛�
��与官方统计数据所呈现出的温和与理性不同，在短短一年之中，中国所有重要城市房价实际上暴涨了一倍之多。无论是从房地产作为投资品必须满足的租售比指标以及作为消费品必须满足的房价收入比指标看，还是从房地产投机者的亢奋情绪以及诸如空置率等其他指标看，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都已经达到相当危险的水平。一个与地产泡沫密切关联，但颇富中国特色的信贷泡沫，则是所谓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制造的。保守的数据显示，数以千计的地方融资平台去年一年的贷款总量为3.8万亿，不仅占到去年新增贷款的40%，贷款余额更比2008年年初暴增2倍多。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贷款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以价格已经高度泡沫化的土地收入作为还款基础的。在全球都在迅速去杠杆化的2009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却以其特殊能力加倍杠杆化。这显然是泡沫
侵入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一种中国形式。诸多专家在讨论中国房地产风险的时候，大多以中国房地产投资居民部分的低杠杆率安抚我们，但如果考虑中国地方政府疯狂的高杠杆率，这种安抚就多少具有麻醉的意味了。也正是这些地方平台，相当程度上支持了去年的主要投资，也支持了去年的经济增长，。

　　一年多的信贷及货币扩张下来，中国M2/GDP在2009年年底达到创纪录的180%左右，这个数据远远超过美国的65%以及日本的110%.不管如何解读这一数据，但有一个事实恐怕十分明确：在当下，中国经济领域内充斥着巨量躁动的货币，它不是转为强大的通胀压力就会变成可怕的资产泡沫。更糟糕的情形则可能是两者同时出现。

　　很显然，2009年中国经济在全球一片哀鸿中的独特而强劲的表现，绝大部分是依靠泡沫堆砌和支撑的。这与次贷危机以及日本1980年代日本地产泡沫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是，由于中国各级政府对GDP在政治上的高度依赖因而对推动泡沫经济情有独钟，这个泡沫的潜在规模可能远远超过上述两个。

　　它不仅不能说明中国确实具有某种特殊能力，反而更加清楚地凸显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脆弱性。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在这个时候，所谓中国模式却在全球受到了最隆重的膜拜。而正是凭着轻松实现的高增长和这种廉价恭维所激起的幻觉，很多人不仅以为中国又回到2008年之前的黄金时代，甚至全球也进入了中国时代。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却悄悄地走入了泡沫经济的晚期。顺便需要提到的是，普遍的乐观情绪从来就是泡沫经济的一种典型征兆。去年我曾经在一篇专栏文章的结尾（参见"跑步进入泡沫经济"）曾经设问：泡沫之后呢？看来现在是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本意是要维持适当经济增速的刺激政策，却将一个正要消退的资产泡沫瞬间撑到了极限，虽然并不是太意外，但却让中国经济管理者顿失腾挪空间。他们赢得了时间，但却可能已经丧失了空间。

　　2010，旧增长的终结

　　在加入世贸之后的若干年中，中国度过了一段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时代。这种集体记忆被一群视野及立场都非常可疑的经济学家逐渐培育成了一种牢固的迷信：中国具有某种特殊的高速增长能力，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中，我们仍然可以不付代价或者付出很少代价来继续这个增长神话。反应在宏观经济管理思维中，这种迷信就变成了：我们仍然处于某种战略机遇期，只要我们小心翼翼的调控，我们就能继续实现又快又好的增长，并且在快速增长中实现向好的增长的转型。在这里，一个没有明言但却非常清晰的优先秩序显然是：速度在前，质量在后。毫无疑问，中国政治及社会稳定对于速度的高度依赖也迫使经济管理者选择这样先后秩序。早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最高管理者已经强烈意识到转型的急迫性，容易看到，对于这种转型，中
国的最高管理者不仅是诚实的而且是认真的。然而，对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的乐观估计，总是驱使他们绞尽脑汁去寻找一个在尽可能高的速度中转型的最佳时机。换言之，他们希望在不牺牲任何潜在增长速度的战术环境中实施战略转型。这就导致了在宏观调控中，增长速度的阀门总是被开启到最大限度并以此作为条件去寻求好的平衡。然而，时移世易，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当今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可能低于甚至大大低于普遍的估计和假设。在刺激政策实施了短短一年之后，中国就立即出现了强烈的通胀征兆和巨大的资产泡沫，便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已经下降的一个明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以过去的显然过于乐观的假设来进行宏观调控，就可能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游戏。

　　以一种更加谨慎和悲观的视角看来，从现在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环境已然发生了重大转折，所谓"战略机遇期"很有可能已经变成了战略挑战期。那种低通胀低泡沫、高增长的黄金时代或许永远不会回到我们中间了。只要我们不是被疯狂意念占据了灵魂的赌徒，这种转折图景就清晰可辨。

　　支持中国在前面一段时间中实现低通胀高增长的历史条件无非如下几端：由政治压制及人口红利共同作用下的低价格劳动力；由政府权力垄断所形成的低价格资源和环境；由全球市场扩张所带来的高市场需求，由城市化以及大量基础设施所推动的高投资。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推动黄金增长组合的基本因素，要么已经消失，要么就在逐渐减弱。而这些因素消失和减弱的速度也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回想一下投资者们的注意力是如何从低廉的中国制造一夜之间移到大宗产品市场的所谓中国价格的，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或许，从GDP的构成观察有助于我们更清楚的看清这个格局。

　　事实上，我的推测是，中国的资源消耗在2007年已经达到瓶颈状态。

　　作为前一阶段推动中国高速增长主要因素的外部需求，一直被寄望甚殷。但在全球市场体系扩张势头逐渐减弱，尤其是作为主要外部市场的欧美市场深陷泥淖的时候，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够维持某种稳定局面已属不错。如果真的以为金融危机不过是一场短期危机，外需将在危机之后迅速恢复，恐怕就过于天真了。实际上，2009年令人同情但显然具有赌博性质的刺激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种一厢情愿的假设之上的。但结果相当令人失望，外需的恢复仍然遥遥无期。有必要清醒意识到的是，金融危机之后成熟经济体也同样处于重大而艰难的转型期，外需的疲软很可能是一个长期现象。如果转型不顺利，失业问题所引起的政治压力增大，中国的外需甚至有可能恶化。当失业问题依然是民族国家内部的责任时，自由贸易的确存�
�某种难以克服的悖论。在日本1990年代遭遇经济危机之时，最新一轮全球体系扩张也处于高涨时期，这对于出口导向的日本来说，多少算是找到了一个漂浮于危机之中的救生筏。而这一次，同样出口导向的中国，却遭遇了一个信息技术革命与全球化双重红利逐渐消退的时代。

　　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如果希望继续维持令人难以割舍的高增长，恐怕就只能寄望于内需因素。高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强大的支持因素。2009年，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反危机中成就"一枝独秀"的奇观，正是由于中国政府重新拿出了这个传家宝。在去年，投资对中国GDP的贡献达到了令人讶异的90%的水平。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超高的投资率之所以得以维持，乃是因为在政府"合作"下，企业将大量成本外部化和社会化，从而形成了企业内部的超低成本，加上全球化红利所带来的市场需求，使得过度投资勉强满足了盈利的基本法则。但显见的是，在中国社会逐渐苏醒，全球市场体系扩张受阻的时候，无论成本的削减还是市场的需求都对这种高投资率模式构成严峻的考验。在基础建设投资方面，虽然还有余地，但投资高峰恐已过�
�。在1990年代突然失速之后，日本用公共财政滥建基础设施，以至于搞得很多机场门可罗雀，但仍然无法将日本的增长拔出泥潭。这提醒我们，对中国城市化可以大幅度提高增长速度的论调不能过于当真。至于那些真以为政府一支持，就能搞出一个革命性的新兴产业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想法，可能就更接近买彩票中大奖了。

　　如此，在构成gdp的三驾马车中就只剩下消费可以依恃。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普遍的印象：中国存在严重的消费不足，因此，只要更大规模的启动消费就可确保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然而，这很有可能是消费率过低所引起的一种错觉。真实的情况也许是，消费率过低并不是消费本身太低，而是投资率太高的缘故。投资率降下来，消费率就自然升高。这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经验和数据都告诉我们，中国的消费一直相当稳定的增长。在一个奢侈品消费已然全球第二，在年轻人疯狂购买远远超过他们收入水平的住房的地方，说消费不足，与我们的日常经验严重背离。希望以政策刺激以带动消费爆发性增长，从而填补投资和外需的空白，恐怕过于夸张了。在中国，消费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障碍是急剧扩大贫富差距。但这并不是短期
可以轻易改变的现状。

　　以上种种莫不强烈提示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到中低速增长的转折时期。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硬要将经济增长速度拔高到以前的水平，就必然以泡沫和经济体系的严重混乱为代价。宏观调控不能变魔术，不能从无变到有，它只能在经济潜在增长能力的范围内起作用。大大超越这种潜在能力所实施的政策刺激，与大量服用激素何异？在我看来，中国目前出现的超级信贷泡沫，正是由于过高估计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能力并因此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经济增长目标所引致的。就给定的约束条件而论，中国的经济管理者们已经在战术上做到最好。但最好的战术如果是建立在错误的战略假设上，那结果同样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说在金融危机之初，速度的急剧下滑是中国经济最为迫近的风险的话，那么现在，两种风险与我们都同样接近
。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的急速下滑的风险，另一方面则是通胀上升及泡沫即刻破裂的风险。这大概就是温家宝所说的宏观调控两难困境的真实底蕴所在。就在当下，各类媒体上还充斥着所谓"二次探底"的看上去颇为"专业"的言论，似乎中国经济真正复苏过一样。事实是，中国经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重症监护室。一个依靠高强度货币强心针维持着的经济体，何来真正的走出危机呢？一旦拿掉强心针病人究竟是死是活，恐怕谁都不敢赌这一把。危机其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其实真正需要担忧可能不是经济的所谓短期的二次探底，而是经济增长的长期下降趋势。棘手的是，在病人生死不明的情况下，高强度货币激素所吹出的泡沫和通胀并发症都已尾随而至。如果不紧货币，不仅泡沫会越吹越大，通胀也可能很快成为脱缰野马。2010年三、四�
��份的数据已经清楚的显示了这种趋势。显然，这不是现行政治及脆弱的社会体系能够承受的。但如果紧货币，则泡沫可能立即破裂，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增长也可能突然失速。这种后果也同样是政治上不能承受的。吊诡之处在于，这种迹象在最近几个月的数据同样有所反映。在货币增速以及信贷仍然处于相当高的增长速度时，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滑落态势，很可能证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已经骤然下滑。对于传统宏观管理智慧而言，这的确有点疑难杂症的味道。有论者根据通胀上升迹象判定，当下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过热迹象。但种种迹象显示，在产能仍然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中国当前的通胀并不是需求引起的，而更有可能是成本的刚性上升推动的。而其中诸多成本（比如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等等）的上升都是长期趋势。需要提到的是
，房地产泡沫在城市化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大幅提高了城市新移民的长期预期成本，这本质上是一种去城市化。在产能大量过剩的情况下，中国出现通胀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主要基础资源已经达到国内瓶颈。比如铁矿石、原油等基础原材料的需要大量进口，但其定价权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正是2007年出现的情况。在上一轮上升周期中，经济增长了多年之后方才出现通胀，而在这一轮，仅仅一年就出现了明显的通胀苗头。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判断。在去年，我曾经对中国经济作出三种可能假设（参见："为中国的未来做好准备"）。现在看来，我们似乎挑到了最差的那一签。而成本长期上升趋势的开始则幽灵一样翩然而至。

　　在今天的中国，放眼望去，两边都是政治悬崖。于是，维持现状呆着不动就变成了最好的宏观决策。这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中国宏观调控如果不是完全失去腾挪余地的话，空间也已相当逼仄。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从2007年初开始从紧，到2008年年底突然大幅放松，再到2010年年初重新从紧，宏观调控方向的高频反复说明的是，中国经济已经越来越难以驾驭，宏观调控也越来越力不从心。到现在，它可能终于要停止摆动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将2010年年初调整准备经当做长期熊市开端的原因所在。没有猜错的话，在今后一段时间中，中国的宏观调控将处于动辄得咎的狼狈处境。或者换句话说，对于现行政治机器得以有效运转的最低经济增长速度，宏观调控可能已经无能为力。而在这背后，隐含着的一个更加深刻的历史困局则是：中国过去三十�
�赖以高速增长并勉力维持着社会平衡的体制潜力已经被消耗殆尽。或者，它宣布了这样一种中国式治理模式——用经济增长代替政治及社会变革，正在走向终结。在2010年的春夏之交，中国的领导者的确正在逼近一次极其痛苦的历史选择。

　　中国管理当局拔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本意，是希望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好的财富基础并为这种解决赢得更多的时间。这种逻辑相当容易理解也相当值得同情。然而，同样容易理解的是，经济增长并不能取代政治解决方案。解铃还需系铃人，政治的问题最终还必须有政治的解决方案。而在当下中国，这种战略中隐藏着的一个最为深刻的悖论乃是：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不惜一切追求速度）本身就是制造政治及社会问题的渊薮。既如此，与其拔高增长速度引发经济混乱，不如坦然承认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下降这一现实，在更加客观的基础上调控经济并辅之以最低限度的政治及社会解决方案。这可能是打破当下宏观调控两难困境的唯一办法。或许，这反而能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政治
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加和谐的环境。窃以为，中国的政治家甚至应该以最坏的经济情境作为执政假设。较之于如何宏观调控等等技术问题，这显然是一个更加具有战略性的问题。在历史的转折处，如果政治家还像技术官僚一样着眼于短期和技术思维，甚至成为这个专家那个专家的木偶，则可能雾失楼台，铸成大错。无论作为中国奇迹的招牌还是作为政府控制能力的关键来源，承认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都是相当令人尴尬和痛苦的。而主动戳破泡沫直面更低的经济增长，更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但这总比再次放松货币政策导致更加难以收拾的局面好。有必要特别提醒一部分加大刺激论者的是：美国人可以滥发货币，那是因为美元引起的通胀可由全球分摊，但中国这样做，其后果就只能由中国人独自承受——不管它是以什么形式。但无论�
�继续从紧，还是重新放松，抑或如当前这样维持现状，我都倾向于认为：一场大型的且症候复杂的经济调整已经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以此为开端，在高速奔跑了30多年之后，中国将进入又一个极其艰难和痛苦的转型时期。也因为这种基本面背景，中国资本市场也将进入一个超级熊市。

　　即将降临的超级熊市

　　如果我们将2010年作为中国转型元年，那么在这一年，我们第一个将要遭遇的重大经济事件就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崩溃。

　　到今天为止，大概只有很少人认为中国房地产不存在严重的泡沫。分歧仅在于：这个泡沫究竟是以软着陆的方式逐渐被消化，还是以剧烈的方式破裂。前一种可能，需要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必须像过去那样保持高速增长。这大概是中国房地产的死多头们（他们大多是中国特殊论者）借以自我安慰的唯一可靠的逻辑。但诚如前述，中国经济不仅很难重现黄金时光，而且极可能遭遇长期的中低速增长时期，其间出现大型衰退的风险也不是小数。而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升幅度，非但大幅超越当下的经济增长速度，更远远超越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预期。如是，中国目前这个超级地产泡沫如欲平稳收场，大概就只能依靠怪力乱神的帮忙了。在迄今为止的金融史中，对大型泡沫的悲惨结局心存侥幸者，几乎从来就没有如愿
以偿。于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后一种可怖前景就变得愈发清晰起来。鉴于这个泡沫延续的时间已经如此之长，规模已如此之大，我们相信，这个泡沫实际上已经处于极端脆弱的状态，任何轻微的刺激就会导致破裂。不管是货币政策哪怕稍微的收紧，还是一小撮机敏的投机者的率先抛售都可能导致这个死亡螺旋的启动。一如气球被吹到极致接近破裂的那一刻。除了那些对金融市场波动缺乏基本教训的人（可惜的是，中国房地产投机人群中充斥着这种鲁莽的博傻者），任何熟练的投资者都会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09年的疯狂拉升感到恐惧。一般而言，这是一个价格上升周期的末端信号，也是价格操纵者宰割羊群的饕餮季节。所谓欲让其死亡，必先让其疯狂。疯狂者的行动逻辑如此简明而又无可辩驳：明天会有更高的价格。

　　而更加强烈的信号则来自于我周围那些持有大量房产的朋友们。让我非常惊讶的是，在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之后，他们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波动。凭借非常有限的投资经验，他们以为房价在盘整之后，仍然会像过去一样持续上扬。在其中，参杂着这样一个赌注：从以往中国经济管理者在房地产调控中屡屡表现出的投鼠忌器，他们打赌管理当局会再次放松货币政策。不过在我看来，在目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再度实施货币刺激，导致的经济混乱与通胀压力将是巨大的。这无异于政治自杀。因此，除非中国经济管理当局一味蛮干，否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再度放松货币政策的概率几乎为零。中国的房地产参与者经历了一个牛市，也仅仅经历过一个牛市。这种痛快的财富增值经验是如此片面而又偏执，以至于更像是受到了一种
幼稚信念的麻醉。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泡沫的崩溃总是在大多数投资者处于这种精神麻醉中悄然开始的。当我们做着去天堂的梦的时候，却跑在去地狱的路上。

　　诸多信号让我们确信：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在2010年春天见顶，而其正式开始破裂的时间应该就在2010年的某一天。2010年的春天对于房地产投机者而言，可能是一个极其美妙的季节，但这一年的终局却可能成为埋葬他们梦想的一个巨大坟场。接下来我们唯一要谛听的就是，泡沫最终破裂的那一声凄厉的巨响。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对中国银行业，城市居民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占有重要地位的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将构成沉重打击。从中国各类银行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补充资本的迹象来看，他们似乎对此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不过，这种打击可能远远不是目前静态的所谓压力测试所描述的那么乐观。不必讳言房地产泡沫崩溃对经济下行带来的沉重压力。作为旧式增长方式的一个标志性行业，房地产一直是中国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而其之所以被称之为"旧式"，乃是因为其中充斥着低效率，隐含了太多的剥夺，带来了太多的社会分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这个行业才产生了那么令人羞愧的巨富——一种典型的中国特产。一言以蔽之，目下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是对市场经济财富价值观的嘲笑和扭曲，对社会带来的整体贡献远远小于他们对社
会的破坏。这样一个负效率行业成为中国经济的所谓支柱行业，简直就是中国的国耻。通过紧缩、萧条乃至对房地产巨富征收惩罚性税收，以清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重新塑造其健康基础，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面相。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之时，就是中国经济新一轮转型开始之日。泡沫可能加深困境，而更大的困境则可能加速转型。只有在这样一个积极乐观的辩证法中，已经沦为害群之马的中国房地产行业才具有稍许正面意义。

　　作为中国一系列资产和借贷的评估挂钩源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对公司及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破坏将是广泛而深刻的。而重新修复这些资产负债表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很多公司来说，这干脆就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在中国新的转型时期的第一个艰难使命，就是消化和吸收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后遗症。无疑，这也将延长中国这一次转型的时间并放大其困境。出于这个理由，我们确信，房地产泡沫将是把中国资本市场打入熊市的关键推手之一，同时，它也奠定了这个熊市之所以为熊市的一个重要基本面背景。

　　在新一轮转型时期的另外一个长期趋势，也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基本面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成本的不断上升趋势。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中国各级政府极端畸形的亲商主义增长战略，大量成本从企业当然也从政府内部转移到了中国社会。比如，环保成本、比如对劳动力价格的政治压制、比如通过土地征收对农民及城市居民的剥夺，比如通过低利率向大型国企输送利益所造成的对储户的剥削，比如通过各种财政优惠及退税所导致的公共福利的降低，凡此种种，都使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及外资企业，向中国社会转嫁了大量成本。这也是造成居民收入在GDP中份额日趋降低，而政府及企业收入份额节节攀升的一个关键原因。这种转移成本从而获得利润的方式极大地鼓励了企业和政府的盲目投资，成为传统增长模式高投资，高增长循环得以维持的一个中国式条件。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个时代正在成为过去。近几个月在中国沿海频繁发生的有组织罢工
（这在中国这个事实上不允许罢工的地方是相当罕见的），表明中国社会不但已经苏醒，而且开始反制（顺便说一句，我不同意将劳动力价格上升完全归结为所谓劳动力短缺简单的供需逻辑）。将偷偷和强制转移出的成本，重新放回应该放的地方，不惟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首要内容，更是转变经济增长的题中应有之意。如果其他转型目标多少还有些模糊不清的话，那么这一点则在现在就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转型时期，企业成本的长期上升以及在某些阶段的大幅上升，将是可以预见的。中国企业过往损益表中那些不真实的利润将被清除。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不断成熟及全球市场扩张势头的减弱，都将导致需求的疲软。两相夹击之下，企业利润的减少以及公司的频繁破产都将成为普遍现象。这种趋势，数量不断扩张的中国上�
�公司当然不会置身其外。要言之，在调整收入分配已然成为新转型时期的时代主题的时候，作为上一个增长阶段主要受益者的中国企业将被迫让利，以前被列入企业利润的相当一部分将会更多的流向劳动者，流向社会，并作为维护基本社会和谐的成本。有鉴于此，在2500点惊呼股市已达历史估值底部的分析师们，实在应该被划分为可爱的纯粹经验主义者。

　　显然，在未来一个时期，影响中国股票市场估值的因素并不止于成本上升一端。一如前述，新的转型时期，是中国经济日益成熟的一个时期。所谓成熟，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增长速度的显着降低。无法对这个速度的具体区间作出估计，但它应该显着低于前面三十年GDP平均9.8%的增速。这对那些体量已经足够大动不动市值就名列世界前茅的大型中国公司来说，尤其是一个噩耗。如钢铁、地产、石油化工、以及主要为这些企业服务的国有银行等旧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代表性行业，将逐渐失去增长动力。易言之，对于这些公司来说，高成长将成为如烟往事。在未来十年，如果经常听到这类公司增长速度突然大幅降低甚至亏损的消息，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而作为产能清除的主要对象，我认为相当数量的公司可能惨遭淘汰。那些今天还在为中国�
�筹公司的低估值百思不得其解的人们，很快就会明白：人们为什么不会为这些巨型的僵尸公司买单。道理异常简单，今天10倍的pe，当明天股价下降一倍时，其pe可能还是10倍。就我们的视野所及，中国相当大一部分上市属于此类。这意味着，中国股票市场股价不断向下调整的压力将非常沉重。黄金十年的戏剧刚刚开场，却已戛然而止。投资者唯一可以寄予希望的，是那些行业发育尚不充分，或者真正赌对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抑或确实凝聚了超人智慧的公司。只有这些公司才能突破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的限制，而获得大幅成长的机会。但在我看来，这些公司少得可怜，因而也很难支撑中国股票市场的整体表现。人们有必要记住，在增长速度显着降低的时候，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将非常剧烈。一批公司的消失，会是这个熊市剧本的主要剧情�
�一。

　　社会和政治环境因素由于太过复杂无法被纳入分析框架，因而经常被分析家排除在外，不予考虑。但嘲讽的是，社会和政治环境经常是影响市场中长期趋势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社会及政治都处于转型中的国家而言，情况则更是如此。以官方论述，中国下一个阶段转型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很清楚，这不过是一个更复杂过程的委婉表达。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极端扭曲，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一个最为原始的逻辑起点是：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极度失衡。无论是劳动力的低工资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还是高投资问题、公共产品的严重匮乏问题，贫富严重分化问题，都可以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找到很好的解释。在这样一种博弈中，政府越是要追求增长的速度，权力对权利的压制就越是必要，就越是深重。原
因无他，就是要保持经济增长中的最低成本。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为了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权利的弹簧实际上已经被压缩到极致。所以，在新一轮转型时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义乃是重新恢复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基本平衡。舍此，无以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中逻辑非常清楚：只有在权利与权利博弈基本平衡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增长才是好的经济增长，才是绝大多数人能够福利改进的经济增长。也只有在这样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增长方式才是可持续的。在这个意义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不是一个宏观问题，而是一个微观问题，是草根者的公民权利的落实问题。然而，权力与权利博弈从来就不是平静的，有时甚至是相当激烈的。从一种更加宏大的历史视域观察，权利与权力不断激烈博弈直至恢复平衡，达到社会和谐的过程，正�
�中国政治及社会体制的重造过程。其艰难、复杂、惊险的程度可想而知。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过程将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过程相互叠加，这就可能激发出一连串难以预料的链式反应，并开启风险或者历史的其他可能性之门。毫无疑问，在下一个转型阶段，作为中国资本市场一个重要基本面的社会及政治环境背景，极可能具有高度不稳定及低能见度的基本特征。由此而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定及经济波动，将可能更为频繁。这一点，与1990年代的日本相比非常不同。日本在经济下滑以及泡沫破裂时，社会贫富差距极小，政治体系也具备足够弹性以吸纳各种冲击。而今天的中国与当时的日本恰成两极。显而易见，中国资本市场的这一长期调整将处于更加动荡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之中。尤其需要提到的是，中国这一轮转型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型
几乎同步开始的。次贷危机之后，无论是更多自由的美国资本主义还是更多福利的欧洲资本主义实际上都遭遇了重大挑战，这种挑战不是那种成长之中的烦恼，而是那种逐渐衰老的危机。这种危机在全球体系中所激发出的各种冲突离我们并不遥远。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前景将越来越清晰的呈现出来。对中国而言，更为麻烦的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挫折所带来的价值体系的空前混乱。在经历了三十年的"以美为师"模仿阶段之后，突然之间，老师也变得令人生疑起来。很清楚，中国的出路只有在自己的困境中独自寻找，或许，这才是所谓中国模式真正开始孕育之时。在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之中，有关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各种观念的冲突与辩论将会相当炽烈。具体到中国资本市场，现在看上去确定无疑的功能定位都可能成为争吵的话题。所�
�转型风险所导致的基本面不确定，莫此为甚。

　　及于此，从前被奉为经典的买入持有策略很有可能成为引发投资悲剧的陷阱，而那些适应了新一轮转型背景更加另加灵活的投资策略则将成为赢家。如果从100点到6000点反映了中国经济在前面三十年由于市场化所带来的高速增长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十年，新一轮转型周期带给中国资本市场的，将是一幅反复挣扎的新图景。就其时间之长，动荡之频，突围之难，恐怕只能以超级熊市概括。当一众股市宣传家还在鼓噪6000点甚至8000点的时候，6000点已然成为旧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墓碑，凋零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渐行渐远。

巩胜利:被“逼上梁山”的中国汇改

　　2008年9月15日，美国爆发近100年来、美元史上最严峻的金融海啸；今年5月10日，欧洲元区又发生其自诞生以来10年多最大债务灾难，这可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100年不遇的历史契机。美元、欧元、中元（及人民币）全球有近一半、30亿人口使用的这三种货币，美元、欧元相继遭遇灾难，中元似普天一支独秀，但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正需要从经济发展的战略战术上进行重大调整和完善，到了中国货币需要面对全球经济进行升级、转换、走出去的关键时期——这是任何国家由贫穷到崛起都迟早要走的一步。现在，中元及汇率调整来到历史最最尖端的关口，采取行动而不会有太大损失，变其大略又得意益于中国与世界未来，尤其正当全球各国、几乎都希望中国允许人民币再升值、何时升值的关键之际，世界、人文、历史真乃天地合一的�
�佳时期。5月25日，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财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在随后证实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汇改是事关中国改革大局的重要问题。

　　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向全球发出汇改的第一次公开声音。

　　6月20日，中国央行发言人阐释：一是"中国汇率不进行一次性重估调整"；二是"增强汇率弹性"。但这能解决中元60多年的沉疴烂账和朽掉吗？就是一时解决了对中元的G20"声讨会"，但明日复明日全球性经济的"均衡"、"外汇顺差"又怎样解决？

　　自2005年7月中国第一次汇改，到2008年8月因金融海啸废止；到2008年9月重回钉死美元，再到此次2010年6月20日再启汇改……

　　「核心一」：美国要求中国的汇改指标，中国肯定、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达到；中国的汇改脚步，何时能达到与中国的经济总量、步伐匹配同步、与主要主要贸易国家均衡等，这是一个宏大、系统而漫长的过程。但中国货币先行、彻底退出钉死美元的机制，倒是中元走向国际化的可行、切实关键的重要一步。接着，汇改中国需要耐力、公关力、理论与实践的国际建树，中国国家智库和民间独立知识智库、国际力量来推广中国的汇改主张与步伐，使中国就美、欧中国货币汇改博弈能取得相对的均衡，让国际社会了解、理解中国的脚步、措施和面临的难题及下一步的期望。否则，与美国"两院"打烂账、持久战"你攻我防，我攻你防"等等，那么损伤的可能只有中国的货币大略，但这是一场况日持久、远非三、五年、十年等就能解决的中
国的国际及经济环境的角力问题。否则，中国经济出状况了，对全世界经济也是一场不容小觊的灾难！

　　「核心二」：2010年6月24日，也就是在G20集团领导人加拿大第4次峰会前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再次一方面用"胡萝卜"的方式说："希望美方与中方一道采取积极、建设性态度，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平稳发展，而不要把人民币问题政治化"；言下之意就是说：美国不要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拿到G20上去，来诉诸国际社会。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的辩解道："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造成中美经贸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调整的结果，人民币汇率的升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另一主要原因是美国对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的限制"。"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都60年了，怎么今天才成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来源？！

　　「核心三」：在21世纪今天和可以预见的未来，包括全球第一强大的欧盟、还有近500年历史的英国和曾经风靡全球的英镑、以及全世界所有的任何国家，美国依然是全球货币、汇率至今唯一的"裁判员"，且没有任何国家、任何货币能够取代这种"裁判员"的绝对地位。

　　A）汇改为何重回"钉死美元"？

　　美元金融海啸，已经让全球各国不堪忍受负重，美元21世纪以来一直贬值不断，现在欧元又发生最严重的债务危机。欧元由最初期上市流通初期的0.8几欧元兑换1美元，到峰值时期的1欧元兑换近1.5美元，再到现在的1欧元兑换1.2美元左右。这是全球最富裕区域、这两大主流货币美元、欧元历史转换的非常重要历史时期。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开头，只有全球15亿最大人口使用的中元还没有遭遇全球或区域性大"危机"。调整中元与美元、欧元的价值、汇率及战略格局，是中元能与"三元鼎立"匹敌、制衡、立于不败之地的全球性重要环境的建树。

　　而2010年中期，可能是美元金融海啸、欧元债务危机21世纪以来最低潮时期。中国，也是近十来年才聚焦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财富时期。中元（及人民币），已经不是与全球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中国一国公民使用的一种货币了，它除了要当然考虑13亿中国人的感受、实践国家的崛起和财富以外，还要给中国以外的众多国家、贸易伙伴带来当然的利益和财富。欧盟是当今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而2010年前5个多月欧元兑人民币已下滑14%（见2010年5月19日《南方都市报》C16版《欧洲动荡是人民币汇率调整良机》一文），不管是美元还是欧元贬值，对全球这"三元鼎立"货币，都是中元历史的、发生变化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

　　这也意味着中国货币理顺国际国内关系、调整产业结构，可能重启一揽子贸易伙伴货币为参照来管理人民币，如同调整好与美元、欧元货币中的优势一样。如此一来，因欧元疲软，人民币兑美元无需做太大浮动就回归"自然法"。当前中元盯住美元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自去年11月份以来，中国的实际汇率上升2%，中元不是国际货币，外国人持有非常有限，不可能像美元、欧元那样爆起爆落。

　　B）中国汇改是什么目标？

　　中元的这种历史性调整利率、汇率之后，中国货币的整体环境将发生60年至今、不曾有关的重要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是距全球的"法制国家"——"市场经济"更近了一步，是与当今世界最主流货币美元、欧元有了可能的"共生态"、更切实"融合"、缓解、不冲突的环境。诚然，中元的利率、汇率的调整，绝不可能一撮而就，还需要"计划经济"转轨而成"市场经济"审时度势、持久的继续前行……

　　与美元、欧元一样，中元同样是决定了中国未来成功与否的首要因素。尽管美元、欧元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病魔和弊端，但中元的"毛病"远比美元、欧阳都来的更多、更难以治疗。如果未来世界注定是这美元、欧元、中元的鼎立"天下"的话，那么中国就不可能是前50年那样的国略、货币等那样的历程和立于世界了，因为今日中国已经大于天的融入了这世界，中国货币同样需要融于美元、欧元这个大世界。

　　到2010年5月低，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5万亿美元，拥有美国国债也超过9000亿美元；5月中国出口又大幅创纪录增加48%……5月以来，欧元又创下10年新低，这些都为审时度势的弹性中元提供了千载难逢重要的契机。倘若过了美元、欧元的历史最洼地时期，中国人民币汇改、变率、国际化等等，又要怎样衔接、变更、与美元、欧元"三元鼎立"于未来全球天下？人民币和大自然的天气一样，冬天了温度太低需要调节气候，夏天了温度太高需要调节高温，一个能调节、适应、环境气候变化的货币，才是人民币更健康的国家货币。

　　金融海啸，不管是升值或贬值，人民币适应全人类弹性的温度、价值、大自然等的变化比任何都重要，而此时、此刻、此历史时期是人类延绵至今的最极限时期。过了美元金融海啸、欧元债务危机这历史档口，什么货币才可以与美元、欧元历史的行驶下去？未来世界需要美元、欧元、中元的"三元鼎立"世界吗？中元，能与美元、欧元一道承担起全球化这"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大国"责任吗？"货币自由兑换"，不是美元、欧元的专利，中元的未来也当然是这样的国家货币。

　　C）中国汇改要改变什么？

　　中元变值大概要分两个重要步骤来实施：（凸）、要完全脱离钉死美元的做法、不再回头，美国政府已经公开表示"钉死美元"是"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还没有达到认定标准"的重要因素（见2010年6月4日《日本经济新闻》题为《美商务部长骆家辉表示 美难以认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报道），中元汇改成盯住一揽子国际货币（大概是13种国际货币）；（凹）、形成具有"弹性"的中元汇率机制，通常汇率"弹性"一词，是说中元汇率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区间差，就是更大的"空间"，这"空间"必定是最大与最小之间形成。美国及其商务部长骆家辉在谈及认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重大差异主要指：⑴人民币汇率体制必须改革；⑵人民币不能与美元单一挂钩方式运作；⑶商品市场的价格不能由政府一手包办，如国家发改委什么价格都
一管到底；⑷党、政都不具备管理市场经济、产业；⑸加入WTO这九年，中国只是"微略修改了政策"，还面临很多课题。美国联邦政府商务部（也就是美国审查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主管机构）部长骆家辉认为：当前，很难认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还需要花很长时间。

　　截止北京时间2010年6月22日16时20分，美元兑中元（及人民币）报6.8099 元，低于盘中高点6.8215元，但仍高于周一（21日汇改第一天）收盘水平人民币6.7976元。人民币走软令很多观察人士措手不及，央行早些时候将美元/人民币中间价定在汇改以来最低水平6.7980元，低于周一的6.8275元。中间价的单日变动幅度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按照中国央行是次"增强汇率弹性"的游戏规则，中元兑美元汇率在7.0000到6.0000之间则可能是一段时间内所增加"汇率弹性"空间，也可能是中元至今60多年最大的"弹性"。但中元成"自由汇率"、WTO缔约国规定的"货币自由兑换"（见2004年《时事资料手册》4第79页《美国判断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美国商务部6项判定之"1"项、以及《欧盟判定市场经济低位的标准》之第6项之"汇率转换依据市场汇率确定"）还差
千万里之遥，可能要中国20、30年、或更长时期"汇改"才能做到的事。如果中国不做货币、汇率的根源性彻底变革，那么汇率和货币自由兑换，可能成为欧、美及近40个"高收入国家"长期要挟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未来中国又绝无可能就这"一根稻草"放弃或决绝。

　　6月10、16日以来，从美国联邦政府到美国立法"两院"都发起了对人民币升值的新一轮攻势发出最强音（包括印度、巴西也发出了类似的声音）。由于人民币"钉死美元"的先受人之柄，从2005年7月份到2008年9月之间，中国曾寻求、允许人民币逐步升值，也一度放弃了人民币钉死美元的做法，但2008年9月15日之前，以美国为标志的全球金融海啸全面爆发，中国又立刻回到人民币"钉死"美元的原机制，美国因此认为人民币汇率有可能被低估了40%……中元钉死美元，从开始到放弃再到钉死，俨然已经历史五年多过去，又回到"钉死"的原处。现在，美国立法机构力图从美国法律上来寻求对人民币制定"游戏规则"，使美国政府也无法回避和让步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于6月26、27日的G20各国首脑峰会上对中国货币施以国际、各国的方略压力。而中
国人币民也需要改变一直没有升贬值"游戏规则"的常态做法，中国要未雨绸缪，防患于如欧元霎那僵死的未然，需要制定货币、汇率游戏的规则来运行。现在公元2010年中期，若错过了美元金融海啸、欧元债务危机的21世纪最低潮和最低成本的关头，那么中国中元（人民币）调整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会更加兀立而尖端，那么中元历史性厘清与美元、欧元的价值关系、利率关系就可能成本就会更加高昂，中国走全球化之环境之路可能就越发崎岖？中元之路，能与美元、欧元来完成"三元鼎立"的坦途、共赢的历史使命吗？

　　在一种国家货币问题上，美国是寻求内外法律（包括美国两院、G20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一揽子根源解决，而中国先是无奈的拖延、再是不得不变、没有任何国法战略游戏规则之下（"中国货币委员会"只是空有其名，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是最最有广泛发言、决策权的最高机构却从来没有任何"声音"）被推着"变革"（中国所谓的任何"改革"从来都是一党下方权限的一种过渡，从来都没有以"法律"公民"举手"的规则来推进），中国与美国的使用策略与处世方法形成鲜明、天地差别的对比。对货币、汇率上的问题，动用了国家"两院"的立法与法律、国际法、国际事务的所有可能，是今后国际社会的常用手段，用战略、智慧、知识等广泛所有的较量，一己中国官方怎么承受得了？看来，中美就中国货币、汇率这一与发
达国家兼容的难题还要3年、10年、20年……年复一年、持久的斗争下去。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而外，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BBS和上网链接。若有任何见解、疑问、版权使用等问题请通过Gvv21（at）hotmail.com与作者联系。）

陈江:求见中央巡视组

　　广西上访民众要见"中央巡视组"，这意味着他们先要闯过由广西公安、特保、保安、当地干部组成的层层防线，从4月27日开始，这场围绕着"求见中央巡视组"的拉锯战，在原广西国宾馆——南宁市西园饭店大门前旷日持久的上演了。

　　中央巡视组来了

　　"要人治，不要法治！"教授秦远富在距离大门几米处声嘶力竭地喊着，炙热的空气中弥漫着疲惫的气息，访民们机械地跟着山呼。"错了，喊反了。"不少话已出口的访民马上反应过来，他们提醒秦远富。秦愣了愣，"都被你们逼成神经错乱。"他指着大门里面的政府工作人员抱怨。门里门外一片笑声。

　　在南宁市近日令人窒息的桑拿天中，访民们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之间的对峙已经在接近30度的高温中持续了7天，围绕着南宁市西园饭店大门，"我要进"和"不许进"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当事双方惟一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已汗流浃背、精疲力竭。

　　事件因4月底的一则新闻而来。27日，作为当地党报的广西日报刊登了中央第二地方巡视组到广西巡视的消息，其中提及"将听取干部群众有关情况的反应"，随即当地各媒体也争相跟进报道，这给了广西众多的访民们一线希望，这群经年申冤却弄得灰头土脸的人们抱着这样一个想法——"看来这回中央重视了，钦差来了"。大批群众从广西各地蜂拥而至。

　　在中国的政治气候中，相比于各地的纪委，中央巡视组更有民声。自从1996年，中纪委六次全会作出 "根据工作需要，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的部署以来，"中央巡视组"制度已经历时15年，陈良宇、侯伍杰、徐国健、李宝金、杜世成、何闽旭等案件的部分线索，就是由巡视组在巡视中发现的，因此在民间享有"钦差"之美名。

　　"人家中央的钦差哪有时间慢慢看你上百页的材料，要做到直观清楚。"一位柳州的老访户这样教导自己的同乡。为了迎接中央巡视组，这些访民甚至为自己的申冤材料编制了目录和页码。在市中心，一位复印店的老板眼皮都不抬的复印着，装做什么都没看见，他显然不想惹来麻烦。他这次的主顾都是来自柳州被侵吞了国有资产的工厂职工。

　　27日一早，南宁市郊外的沙井镇，访民刘慧萍告别了自己的家人。她10岁大的女儿问："你又要去上访了吗？"刘慧萍和这个镇的数千女性一样，被以"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为由剥夺了所有福利和土地，其中也包括政府的征地款，不少妇女已经为此上访20余年。"我觉得这回是有希望的，中央的人都下来了"前段时间，她刚刚从北京上访回来，却毫无所获。

　　几天之内，中央巡视组驾到的消息已经在广西上访界传开了。4月28号一早，几十名上访者穿过星光大道，直接进入了西园饭店，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入这个"最佳园林式单位""绿化先进单位"。这些手握厚厚申冤材料的人们选择了安静地跪在11号楼前的空地上——报纸上刊登的"中央巡视组"驻地。"人家在上面开会，不要吵啊！"保安过来警告他们。"会有人过来吧？""好好跪着，人家打开窗子就能看到咱们"，这群膝盖着地的人小心翼翼的互相提醒着。

　　当天的太阳终于滑落，好运没有降临在这些人头上。"走吧走吧，巡视组下班了"接近18点，公安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将他们撵出了西园饭店。断续跪了一天的访民十分费解，为啥自己就没遇见巡视组的人呢，难道巡视组的人不吃饭不拉屎不成？"中央的人住在10号楼，你们跪错啦。"一个内线传来信息。人们追问他，"你能有我知？我之前在这里做卫生！"这位访民斩钉截铁地说。

　　不许乱来！

　　"不要乱来啊，不许跪！"维持秩序的信访干部吆喝着。上访群众们高声回应："不要脸！不要脸！"十数名特保冲过来打算扶起跪在大门口的访民，却发现这是个颇为艰难的任务——大多数跪下的访民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几个胆子大的干部过来扯这些下跪老人，老人哭喊着、叫骂着向后退着。有一个老人在人群后大叫着，"我看你们都不得好死，我问你们，你们为谁的利益！"这已经是5月3日之后的故事，此时的西园饭店大门内外堆积了两群人，他们隔门对峙，决不妥协。

　　每一次，人群都最终会被压缩到人行道上，让开西园饭店的大门。"我们要见中央巡视组！"访民们一遍又一遍地喊，这时特保们又会冲过来，耸起胸肌，双手背后，排成人墙挡住他们，直到他们不喊。5月的南宁，天气变得更闷热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急躁地推开一名年轻特保，她斥责道："你没有阿婆吗，你还知道尊老吗！"之后，她从两名肌肉很发达的特保中间强行穿了过去，二人只能侧身让路，相视苦笑。

　　大多数时候，这些前来申冤的人们都安静的坐在便道沿上。跪拜并不能持续多久，原因之一是他们也觉得跪在那非常难受。"跪着很累的，我带了止痛药。"68岁的上访者梁美丽是个农民，她跟随众人反复下跪要求进入11号楼面见中央巡视组，但几天下来，这被证明是"不可能"。

　　在这群面带愁容，衣衫不整的人中，有一个农妇名叫李秀琴，他应该是这个场合中年纪最大的人了，90岁的她只是安静的跪着，她的丈夫是曾经的战斗英雄，而她在东沟岭的家现在却被人暴力拆迁了。有人拿出准备好的毛泽东画像，这很快就被收缴了，又有人举起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头像，同样的结果。

　　几天中，如果访民们只是在路边发呆，警方也就任得他们呆在那，与在门外地上喘着粗气的人们一样，维持秩序的警方也希望得到休息，他们的底线是保证访民们不会冲进西园饭店。当地政府同时安排了4个人在西园饭店大门口的传达室内接访，5月5日之前这里甚至竖起了"中央巡视组"的牌子，但自从访民们认出这4个人都是广西当地的信访干部后，这块牌子没多久就消失了。

　　"你是中央的吗？"

　　"我是中央巡视组联络员"

　　"我不相信你"

　　"你信得过就交（材料），信不过就走喽。"

　　这样的对话每天都会出现很多次，由于长年来问题得不到解决，广西访民对当地信访干部抱有不信任情绪，大多数交涉因此变得毫无意义，人们只能又回到路边。很多人举起了自己打印的大号"冤"字，一位来自沙井镇的不识字的阿婆，长时间举着反转的 "冤"字，但她眼神坚定而愤怒。很快，由于天气闷热，人们手中的"冤"字头顶的宝盖头往往被汗湿褪色，变成了一个个的"兔"字。

　　"你有尊严，我就没尊严吗。"6日，一位公安和几位老人争论起来。"你没尊严，你是家丁！"一位老年妇女骂道。"你为老不尊！"这公安说。"你是家丁！"众老人骂。很快，双方被隔离开，"解放军子弟兵，有些警察是家丁！"访民们齐声高喊起来。这种情况让公安们无可奈何。

　　在混乱中，寻找负责人也是一个难点，访民李燕军拉住人墙中一位看起来像是领头的特保，他拿着对讲机且穿着与别不同的T恤衫，上面写着"攻无不克"，"你不是头吗，你能管管（我们）吗？"李燕军扯着他，"什么头，光头！"这名特保回绝道，他确实留了个光头发型，对话到此就结束了。

　　僵持中，人们唱起歌来。由访民彭海清领唱的各种歌曲基本是从革命歌曲改编过来，只是把其中的"鬼子""反动派"改成了"腐败官员""狗黑官"，他们寄希望于能被院子里的"中央巡视组"听到。"天上铺满星，上访到北京，中央知道了……"彭海清悲戚又悠长地唱着，一些人跟着哭了起来。

　　由于没人能见到中央巡视组，门外的访民们将希望寄托于运气，当每次有高级轿车从西园饭店内开出，访民们就异常激动，写有"中央巡视组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标语牌被举了起来，"共产党万岁！人民万岁！"他们喊。

　　尾声

　　"这不公平，是不是。"仁和村的黄翠娟抱着1岁两个月的外孙，这是个遗腹子，他的妈妈生前曾经上访，却至死没能给自己讨回公道，由于这里的外嫁女性都被剥夺了各种福利，因此这个1岁两个月的孩子至今没有户口，他成了西园饭店门外最小的上访者。除了吃和睡，他还什么都不会。

　　5月7日发生的事情让黄翠娟不敢再去西园饭店了，因为听说很多之前几天前去跪求中央巡视组的访民都被当地公安抓了起来，8号的西园饭店门外变得冷冷清清，稀稀落落的访民终于开始遵守这里的秩序——先到传达室领号。

　　"他们夜里到家里去抓人，只有我女儿在家，他们就走了。"刘慧萍庆幸道。"我女儿说我妈妈不在，她当时吓坏了。""我不给他们开门，把狗拴在门里，他们在外面呆了一会就只能走了"访民张伟明证实当时的时间是夜里1点前后。

　　但部分访民就没那么幸运了，10余名曾经到过西园饭店的访民被处以拘留。7日一早9点40，上访教授秦远富在距离西园饭店大门还有10米的地方被推进了警车，访民刘慧萍在旁边的福建派出所看到了他，他哭了，"我冷"他说。很快，有人在看守所找到了他。

　　"反正就是不接待"曾经的中央委员、广西总工会主席岑国荣，如今也成了上访者，他称自己也被"踢来踢去"很多年，"我就数着，到今天为止已经是第77次不接待我了，我这么老了，到死的时候我要把这个次数写到自己的悼词里。""就告到死呗"和他一起的原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苏礼峨笑着说。

　　11号，南乡村的访民沈叶珂给记者打来电话，她焦急的说，"找不到了，我现在找不到了。""你找不到什么了？"我问她。"我妈不见了，被抓去不知道哪里了，她都55岁了"她说，"不知道为什么抓我们，这次的事本来中央是好意的呀。"

廖祖笙：回复“你们” 回复五毛

　　一

　　美国、法国、英国也一党独大吗？也有几千万计的访民有冤无处申吗？也在网上高耸着一面"伟大的墙"吗？也对公共权力和传播媒介实行全面垄断吗？也以各种方式变相掠夺民财，对民众实行百般奴役吗？也公然大兴文字狱迫害良知未泯的男女吗？也虐杀作家的独子、放任凶徒逍遥法外吗？也在国内传媒和网络公然剥夺作家的表达权吗？

　　在这个论坛内有人多次指出你的五毛身份，你的网名是"塞上长城"，你的网上表演毫不避讳你是个无耻至极的五毛，你这五毛当得真不专业，简直就是在给你的主子丢脸。你恶作剧式的跟帖否认不了我作家的社会身份，作家是靠作品支撑的，我有哪些正式出版的著作，写下过多少文字，于何时加入过作协等等，你的主子只会比你更清楚。

　　在这样的天灾人祸面前，你竟COPY一通，进行机械类比，而且旁观左右，冷嘲热讽，对同胞未表现出丝毫悲天悯人的情怀，可见你的主子在招募人渣进行网上丑陋的表演时，操作得有多么粗糙。不论你跟个帖子赚取的是五毛还是一毛，全是纳税人的血汗，在纳税人遭受灾害侵袭之时，你竟能进行这样的机械类比，你还有一丝一毫的人性吗？

　　二

　　在一党独大的非人间，但凡天灾后面或多或少皆有不同程度人祸的影子在闪动，这有无数事实可佐证，无需赘述。

　　你一会儿在我名字前面给作家二字加引号，一会儿说我指斥你是"有辱作家身份"，这不自相矛盾吗？我孩子被杀害后，"你们"在国内某论坛还曾一度刻意要把我打造成一"博客作者"。这不新鲜，只是"你们"惯用的伎俩。

　　"这个作家的文气，才智，胆略"要在被墙的海外网站展示，也拜专制魔鬼所赐。互联网本是现代科技文明产物，现在成"你们"的了。就正如大江南北古已有之，"你们"用暴力和政治诈骗篡权后，"天下"是"你们"的了。

　　"你们"在背离人民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在为丛驱雀、为渊驱鱼中日显落寞，为了掩盖窘境，"你们"不务正业，竟会想到雇佣廉价的劳动力上网伪造民意。五毛党疲于奔命之下，"你们"也幻想着民意还能在"你们"这边呢。

　　当然，"你们"并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因为这在"你们"而言，是"执政艺术"的一种，是"和谐"方式的一种。为着这子虚乌有的"和谐"，"你们"有些"新发明"，而五毛党也是"你们""与时俱进的发明"之一。

　　三

　　"治国"成本低至0.5元甚至0.1元，在应对民意面前，在应对灾民面前，"你们"表现得何等节俭。可在舔洋人的屁眼之时，"你们"却表现得极之慷慨。印尼海啸，"你们"如丧考妣；国人生存艰难，你们却在给多国免债……

　　在各种灾害面前，倘使还记得是人民养育了"你们"，倘使对自己的同胞还多存一份爱心，又怎会让"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的血泪现实，得到这般清晰的凸显？把问题交给五毛党，是缓解了社会矛盾呢？还是激化着社会矛盾？

　　五毛党在中国真实存在，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这是"你们"的"新招"，同时也是"你们"的蠢招。五毛们跟个帖子就为了赚那五毛钱，很难替"你们"成事，相反败事有余。他们在论坛内扮演的一大作用，就是在诡辩中顶帖。

　　面对问题，首先想到的该是解决问题，而不能是遮蔽问题。网民对于是与非、对与错会有起码的认知和判断，五毛党替"你们"遮蔽不了什么，也模糊不了国人的认识。习惯了把问题交给五毛，将只会是问题成堆的又一种开始。

　　越是倚重于五毛党，越是说明了"你们"的破罐子破摔，越是印证"你们"对现实的把握失去信心，在自暴自弃！

　　写于2010年6月19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杀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遥法外第1435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和相关照片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公然剥夺！）

　　廖祖笙谷歌博客：http://liaozusheng.blogspot.com/

　　廖祖笙博讯博客：http://boxun.com/hero/liaozusheng/

何清涟:还未真正落幕的战争——几个有关韩战的问题

　　6月25日是韩战爆发60周年，美国有条不紊地陆续推出各种纪念活动：6月1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了有关朝鲜战争的大量秘密文件；紧接着是参众两院发布共同决议文，重申美韩同盟及其承诺，以及美国受伤及失踪战俘多少人。据称奥巴马总统也将要发布纪念韩战60周年的声明。北韩历史学会日前在平壤发表声讨书，强烈要求美国立即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而急需与国际社会合作的韩国总统日前却参拜了位于釜山的联合国军墓园。

　　在这场战争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中国没有动静。究其原因，主要是近年来韩战涉战各方不断公布有关档案资料。随着真相浮出水面，中国卷入这场战争的正当性至少受到两方面质疑：一是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二是战争带来的后果。

　　正当性受到质疑

　　中国对朝鲜战争有个独特的称呼，即抗美援朝。无论是教科书还是官方研究，都强调当时中国亟想将注意力放在攻占台湾和国内建设上，无意卷入这场战争。标准诠释是：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派兵侵略朝鲜。所谓联合国军一直打到中国边境鸭绿江边，美国第七舰队入侵中国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美国的侵略活动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安全。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1950年10月，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军民一起抗击美国侵略者。经过五次大规模战役，把美国侵略军赶回到三八线附近。1953年7月，美国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中朝人民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国教科书上这种说教，就是今天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普遍认识。

　　但从90年代以来，由于美苏不断解密韩战的资料，关于金日成等人如何策划发动朝鲜战争的经过终于泄露出来，其中一些关键资料证明中国官方对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之解释为谎言。事实是，1949年金日成奔走于莫斯科和北平之间要求合伙发动解放南韩的战争。在金日成的再三要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林彪所部中国籍朝鲜族的三个精锐师在1949和1950年初调入朝鲜，编入朝鲜人民军，供金日成调遣，成为金日成进攻韩国的主力部队。 有了苏中支持，金日成在1950年6月25日，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了入侵南韩的战争，一鼓作气在三天之内攻下韩国首都汉城，世界为之震惊。

　　2003年时值韩战停战协定签订50周年纪念，北大历史系教授许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是金日成打响了第一枪，首先挑起了战争。战争更深远的背景是：斯大林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苏联就失去了雅尔塔体系中在中国的特殊权益，中国收回了旅顺口和大连港。而斯大林需要在太平洋有一个出海口，以便与美国和日本对峙……。现在中国人知道了，其实我们是在帮朝鲜人 作战，而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说是在帮斯大林作战，这样一来，抗美援朝的历史合法性就受到质疑。

　　战斗友谊被北韩否定

　　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尴尬还在于，被中共宣传成中朝人民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抗美援朝还被受援者北韩所否定。2009年，一篇署名王锦思的文章朝鲜韩国如何宣传中国抗美援朝在网上广为流传。该文提到，北韩教科书和许多资料宣传，朝鲜战争是金日成独力率领朝鲜军队赶走美国人，中国志愿军的流血牺牲未被承认。尽管北韩出版的《金日成将军和彭德怀司令》一书提到了志愿军，但书里记载金日成对彭德怀如此说：我们的战士都有和美军作战的经验，他们可以直接帮助你们指导你们。人民军与志愿军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正好与中国官方版本完全颠倒。作者还提到一个细节：三八线以北、朝鲜一侧板门店一千多平米的停战签字会场，本是中国志愿军连夜建造的。但如今陈列室里数以百计的图片中，竟然找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何身影――在抗美援朝问题上，擅长篡改历史的中共算是棋逢对手。

　　重新评价韩战的动力

　　德国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有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韩战的爆发，确实是当时美苏两国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之间政治冲突的结果，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世人对历史的评价往往立足于现实需要。60年过去，苏中两国当年力图在亚洲建造共产主义卫星国这一壮举的伟大意义，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的政治压迫与严重侵犯人权，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崩解之后已随风而逝。从现实考量，战争的结果实在令仍然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比较尴尬：战后受到美国支持的韩国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成为经济率先起飞的东亚四小龙之一。而用志愿军鲜血换来的北韩政权则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北韩核问题如今又成为国际社会的安全隐患。

　　美国《外交政策》最新一期选出23名全球最腐败独裁者，其中，北韩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名列榜首。基于这一国际政治的现实，60年前开启的韩战确实还未结束。对于中国来说，忘记这场战争并不容易，这不仅是因为一些贫病交加的志愿军老兵在要求落实优抚政策，更是由于北韩丑恶的现实让国人希望重新评价韩战，美国之音中文网做了一项有关韩战的调查，竟有71%的投票者（此结果为6月24日显示）反对中国当时参与这场战争。

　　来源：BBS中文网

邢舟:中国法治倒退引发司法界焦虑

　　这两年有三起案件，让中国法学界的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是觉得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或者说我们的法治建设、司法改革、政治改革都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

　　令八十高龄的江平心生此感的三件事，其一是山西政府对煤矿的产业整合问题，令一大批在当地投资的煤老板瞬间没了投资，是对私人财产和民企权利的明目张胆的侵犯;其二是刘晓波案，言论治罪的传统还在延续，正义的声音不能表达;再来就是李庄案，整个审理的过程连基本的程序正义都保证不了，法律还能维护中国人的公民权利吗?

　　在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被判无期徒刑、事件"负责人"张玉军、耿金平被执行死刑以及法院宣告三鹿破产之后，三鹿毒奶粉事件在中国俨然已经成为过去。根据新华社零九年一月的报道，国家规定的赔偿方案中，除了对死亡患儿和重症患儿分别有二十万和三万的补偿外，全国有超过二十六万接受一般性治疗的患儿得到的一次性赔偿只是两千元。二零一零年三月十日，被称为结石宝宝之父的赵连海，还因为"为争取患儿权利，到处奔走、上访"而被指控"涉嫌寻衅滋事"，在北京大兴法院开庭受审，至今未判。原告起诉不成反倒成了被告，他的辩护律师李方平分析，赵可被判处三年左右的刑期。

　　二零一零年二月九日，因被指控为辩护人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罪，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二审在重庆宣判：维持一审罪名，由于"主动认罪态度较好"，从轻处罚改判刑一年零六个月。

　　"司法改革这些年不但没有前进，其实是倒退了，而且倒退得很严重。"李庄的辩护律师陈有西也说："李庄的'认罪'是让人深思和不寒而栗的。因为一个强悍而精通法律、完全知道司法各种潜规则的人都会这样行事，可见我们的司法环境尚无法保护一个普通公民的基本权利。"

　　李庄究竟是谁?他真的教唆当事人伪造证据了吗?他嫖娼、耍大牌甚至漫天要价、私自收费了吗?法庭上，李庄还来不及解释自辩，某些媒体和网上文章抹黑的未审先判，已然给了公众一个他的"真面目"。《律师文摘》主编孙国栋说："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他，也不认识他，但我从这么多报道中了解李庄，他本人肯定有很多毛病，甚至身上可能沾有一些律师业的不良习气，可这些不足以治罪，从实体到程序都不足以。即使退一步说，他真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也应该享有辩护的权利，这个是常识。现在这样判，伤害的是律师制度本身，是整个律师事业。"

　　一九九七年颁布的中国新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实施以来，已有两百多名执业律师因为这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而身陷囹圄。如今，这个名单里又多了一个李庄。

　　难怪早前民间就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你要搞法律，千万别当律师;如果你要当律师，千万别办刑事案件;如果你要办刑事案件，千万别调查取证;如果你调查取证，千万别怪看守所要你报到。"

　　如今这个说法又一次得到印证，对中国刑诉律师来说，打击够大的。

　　优秀刑诉律师越来越少

　　孙国栋说，现在中国优秀的刑辩律师越来越少，很多都转去办民商案了，为什么?一来是风险太大，刑诉律师们要面对的公检法对手很强大，在传统文化下，公安、检察系统代表的是正义，连法院都会不自觉的站到它们一边，很容易先入为主的有罪推定。

　　刑诉律师为坏人辩护，好像就是在与政府对抗，连阅卷都会被处处刁难。零九年四月，北京安汇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唐吉田和北京舜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巍曾在四川省泸州市帮一个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中途罢辩退庭。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二日，他们收到北京市司法局的通知：因为在当时庭审过程中，"扰乱法庭秩序，干扰诉讼活动正常进行"，两人被拟"吊销律师职业证书"。这是全国首例律师因主动退出法庭而遭行政处罚的案件。

　　而据《南方周末》报道，唐吉田和刘巍解释退庭是为维护法律尊严。庭审过程中，审判长数次打断他们辩护，不允许他们对证据质证、对犯罪构成进行分析……只允许核对公诉人提交的证据数量、只允许被告回答是或不是。

　　二来就是刑辩律师收入相对低，九四年，前美式足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杀害前妻及其男友的案件轰动一时，他花了几千万美金保住了命，官司赢了，他的财产都进了律师的口袋。中国刑诉案子多少钱?五月三十日，北京市开始试行新的律师收费标准，如果按这个最新的规定，一审代理费三万块人民币封顶，相当于四千多块美金，资深的大律师和刚执业的律师一个价，普通的盗窃案件和复杂的刑事案也一个价，这就是中国律师的价值。李庄为龚刚模辩护，收取的律师费总共是一百五十万，用来保住这个有几亿身家的老板的性命，这钱收得贵吗?陈有西认为，一点不贵。"商务律师没人骂，三亿标的拿三百万没人骂;反倾销案，给美国人拿去五百万美金也没人骂，理所当然。刑事律师拿一百五十万就骂了?这是非常不正常的。这说明什么?在中国，�
��的命是不值钱的、自由是不值钱的。"

　　陈有西说："李庄案虽然是一个刑事案，但是他折射出了中国公权和民权的激烈碰撞，体现了律师对公权的挑战。呈现了中国律师业的真实生存环境。一个国家如果容不得公权面前的不同声音，要用强权去压制这种声音，又要假借'依法'外衣'完善'这种迫害，而司法权不但不去控制，反而去助长这种强权，那这个国家就已经没有控制权力的稳定力量，国家就会被带入灾难的深渊。"

　　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总理温家宝探访重庆库区移民农户熊德明家。一片沉默声中，向来直言直语的熊德明不顾村干部之前的封口令说了句实话："总理，我想，我想说说我家里打工的事。"原来熊德明丈夫在外打工的两千多元工钱被雇主拖欠，打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官司，一直没有拿到。总理听完，随即表示："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当晚，这笔拖欠的薪水就送到了熊德明手上。

　　在熊德明出名之后，至少有一千位农民同胞从全国各地找到她，请她帮忙"讨薪"。熊德明甚至风风火火地远赴浙江温州帮民工讨薪，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替人维权，维权受挫后，熊德明甚至不够路费回家。她在年度经济人物的颁奖现场，又说了一句大实话："大家都知道我了，说为什么你欠的钱能拿到，我欠的钱不能拿到，你能不能帮我追工资，追到了我给你工钱。我说我没有那么大能力，我的钱是总理帮我追的。"

　　原来中国所有遭遇拖欠工资的民工、所有遭遇不公有冤情的人都只能等总理去帮他们讨回公道?

　　"从这里看出什么?律师是没用的，法院是没用的。"陈有西说："因为我们的体制设计就是权力是最有用的，法庭是没用的，一个官司一年零三个月判不了，拿不到一分钱;总理一句话，钱就送上门了。这样的国家，谁还相信法律?相信律师?"

　　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中国的上访者会源源不断、甚至越来越多;为什么大家采取维权的方式越来越极端、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甚至是无辜者的生命来引起官员、媒体和社会的关注——不需要找律师，找清官就够了。"对老百姓来说，他们更想得到的可能是主管领导的一句话、一个批示;他们宁愿找关系，如果一定要花钱，他们也认为直接把钱送给法官，比请律师来得管用。"孙国栋说。

　　是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宁可相信权力而不相信法律，是不是他们已经不相信法律本身是公平的了?

　　在陈有西看来，强势政府、弱势法院已是今日中国的普遍现象。尽管中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法治需要法院这个国家机器的超脱和独立，但现实是它经常受到法外力量的损害。体现在刑法领域，就是行政权等公权力越来越明显地影响着司法的权威和公正。而法治权威的丧失，又导致了上访不断、非理性解决争端现象群发，政策治国、矛盾长期累积等一系列问题，法庭释放不了社会积冤。

　　温家宝在二零一零年的新春团拜会上的讲话总共八百字，在全国引起广泛讨论和关注的，有两个字，"尊严"。随后的一个月内，温家宝三次提到这两个字，甚至首次将尊严写进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温家宝解释说，首先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可中国人的尊严在哪里?

　　在中国广东、云南等地，有一道用来招待贵客的菜叫猴脑宴。取活生生的猴子夹在餐桌中间，直接掀开它的天灵盖生吃猴脑。刚开始的时候关在厨房笼子里的活猴子看见厨师走过来，都会发出凄惨的叫声，挣扎着希望不被捉到;日子久了，大家知道躲不过被生吃的命运，就都不叫了，只是厨师来的时候，拼命把最弱的那只推到笼子边，让人可以一把抓走，让自己躲过一劫。

　　"哪怕明天就轮到我，起码今天我安全了。"

　　当陈有西用这个"猴子理论"来形容今天中国律师心态，这位最近因替李庄辩护而出名的律师，眼里竟透露出一丝忧伤："自从我接了李庄案，律师界支持我、欣赏我的人不少，可我也知道，背后甚至公开场合在骂我诽谤我的大有人在。他们庆幸自己没被纳入另册，觉得我很傻，等着看我的好戏、看我什么时候也出事。中国现在有很多这样狡猾的猴子，可悲的在这里。"

　　原本是为了当事人所做的正当辩护，到头来成了挑战权力和体制的出头鸟;原本是为了道义和正义所做的职业选择，到头来只是为了生存的一份工作。"现在中国大部分的刑辩律师不争辩了，配合公权力，关键问题不辩。这些律师，法院检察院还会介绍案子给他，案子越做越大。大家都学会了这一点，某种程度上，就是哀莫大于心死。"

　　"我知道自己现在就是那个将要被抓上餐桌的猴子，可我也不害怕，害怕我就不会去重庆了。我是觉得总要有人做那个猴子，发出几声惨叫，让其它的猴子能够冲破笼子。万马齐瘖究可哀，这个社会不能没了良心;中国的知识精英，不能没了脊梁。"陈有西说，"中国必须要思考和立即启动根本性的司法改革。"

　　对中国法治未来有信心

　　江平教授这两年连续出版了两本着作，从《我所能做的是吶喊》到《私权的吶喊》，书名都用到的一个词就是"吶喊"。在参加《律师文摘》零九年年会的时候他也说："形势越来越严迫，也就是说外面的环境越来越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吶喊'，不管你用了什么字，'吶喊'是在情况比较紧急的情况下，人们去呼吁的一种声音。"

　　爱之深、责之切。当下是倒退也好、停滞也罢，都是暂时的，对于中国未来的法治环境，这些仍在第一线奋斗的法学人士，还是抱有充分的信心。三十年前，大家很难想象可以通过一部《行政诉讼法》来保障私人权利;而零七年开始实施的《物权法》又进了一步。中国三十余年来培养了超过十七万的律师队伍，虽然现代法学教育已不再是所谓的精英教育，不久前中国社科院公布的《二零一零年中国大陆大学生就业报告》中，法学是连续三年失业最多的专业之一，毕业生早已成了"就业困难户"。但不可否认，这一代年轻人的法律维权意识增强了，他们的法条技术是进步了的。他们缺的，是职业道义。李庄在庭上认罪的时候，法学界一片哗然，孙国栋当时就说，不要骂他，这个大染缸的同化作用太大，谁进去都一样。

　　李庄案之后，法学院的学生还会愿意选择做刑诉律师吗?陈有西说："有理想的人还是有很多，甚至有一些学生和我说，我这辈子就一定要当刑诉律师。"

　　"然而有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就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来源：《亚洲周刊》2010年第24期

陈漠 :可怕的大学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大学经历了市场化（如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国际化（如"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规模合并）、产业化（如疯狂扩招和建大学城）三大高潮。

　　它变得像混合了政府和企业功能的奇怪公司：是公共服务，却由家长们高额支出；是产业经营，却背负了2500亿元债务；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是投资，却不保证你的回报。

　　大学的理念越来越混乱，而其行政管理、评估体系、课程、老师和学生，都出了问题。大学的定位和专业设置同质化严重，从教授到学生的造假舞弊令学术成为笑话。大学的腐败、两性和安全乱象总在社会新闻版出现。中国的大学不再精心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而热衷于培养"就业员"。

　　大学从残酷社会中的象牙塔，堕落成了生产不合格产品的坏公司，这是可怕的事！少数好教师和好学生在此瑜不掩瑕，更多人的青春在此虚掷，梦想没来得及描绘就已挫败，这是可怕的事！大学不教新生代做"人"和做事，只教他们听话和考试，这是可怕的事！大学生相信关系和潜规则，甚于相信知识和能力，这是可怕的事！

　　2010年，中国957万名考生参加了高考，其中657万人有机会成为大学新生。

　　中国的大学，将如何面对他们？

　　它不比收费公路好多少 大学是间坏公司

　　大学这间公司最"妙"的地方是，它既是公共服务，又是产业经营；它既面向社会，又针对个人。它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它是投资，却并不保证你的回报。

　　"我们不需要教育，我们不需要思想控制，教室里不要有黑暗的挖苦。老师，放过那些孩子……"平克·弗洛伊德在音乐专辑《迷墙》中这样愤怒地唱道，那是1979年。

　　放到如今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这些激进的话语已经不太合适了。高中以前，或许还有学生苦闷地处于墙内；而一进入大学，整个环境早就已经完全商业化，所有的一切都按照一个商业目标运转起来——如何把学生作为商品出售出去。

　　我们的大学更像一间公司，无论好坏。

　　这间公司是怎么做市场的

　　一个高三学生如果有幸连续看过这十多年的高考志愿填报手册，一定会晕掉。十多年来风水轮流转，各种热门专业层出不穷，如果大学是公司，那它们就是深圳华强北那些山寨手机厂商，iPhone流行时就做HiPhone，什么流行就一窝蜂仿它、山寨它、做滥它。

　　早些年流行经济类专业，各个大学学院纷纷开设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金融学、应用经济学等等；后来又流行法学，人人都想着进公检法，过"律考"；接下来是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市场与营销等市场管理专业；没几年风头又转到了IT行业，于是计算机类学科汗牛充栋；然后是影视、艺术、表演、播音与主持类专业挤破了头，连工科院校都敢设影视学院；最后是物流管理、电子商务、艺术品投资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物业管理、动漫设计等面向新时代的专业热得烫手。

　　看看十多年来的大学热门专业，几乎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走向。经济数字虽然高亢，可经济学的学生大多不过在当会计和营业员。"律考"通过率低得可以媲美公务员考试，而公检法早就人满为患，没有后台你想都别想。学商科的去卖保健品、搞传销，学计算机的在网吧里当管理员。学表演的如今连潜规则都不一定捞得上了，转年又有一茬水灵的新人。播音主持、影视编导想去电视台？你等着去当栏目聘的编外民工吧。物流管理去快递公司，电子商务在淘宝卖外贸货，动漫设计的要么在熬命，要么在画山寨动画。唯有房地产红旗不倒，如果你运气好早点去卖楼，你就算赢了。

　　十多年的大学专业热潮，每一次大学里的专业热潮之后都预示社会上这个行业的烂掉。你必须相信这一点，当下最热的专业，等你毕业的时候一定会烂掉，中国的大学有这个能力。因为它们是山寨公司，它们看重的是"快速反应能力"，谁能短平快地抓住热点，大量吃进原料囤积，迅速做出仿版，就算战略上的成功。

　　这间公司是怎么做运营的

　　你总算入学了，来到学校之后你才发现，你所在的校区居然离照片上那个著名的学校大门有几十公里远。这还算好的，要是你在挂着一个城市名前缀的校区里，你会发现它在地图上和本校相距上千公里，要用谷歌地图才能览其全貌。

　　现在的大学流行开分公司，所有大学都到一个地方去开子公司，于是称作大学城。整合资源、辐射效应、集约模式、融资管理、引领发展、促进转型，这些在大学城建设中经常出现的词汇，就如同商业教科书。大学既然是一间公司，大学城自然应该是一盘生意，这盘生意的体量大得惊人，占地动辄几十平方公里，建筑面积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平方米，投资金额是天量，流水账目自然也是天量。

　　有知名大学的生意好做，没有知名大学的城市也有新招，便由政府出面撮合当地二三流学校与外地知名大学联办分校。对于当地来说，可算得上是招商引资，对于外地大学则算是拓展业务。负责一点的，隔三差五有本校教师飞行执教，算是连锁经营；不好的则是自生自灭，留个招牌而已，只能算是授权加盟。

　　有分自然有合。大学公司的生意还有一种是兼并。院校合并算是我国教育界的一项盛事，学院合并升格为大学，专业性大学合并升格为综合大学，理工大学有人文学院，科技大学有影视学院，更不用说如今几乎每所大学都有医学院。合并风潮据说目的是为了集中师资力量、加强学科水平，为合出几所世界级大学而努力。最高目标自然是全国合为一所大学，如此一来，世界大学排名榜必然会有一所仰之弥高的中国大学，再不济，学生人数也是世界前列。

　　兼并重组到最后，难道就是公司运营手法的尽头了？不，大学们不久后一定会发现资产剥离、拆分上市其实是资本运营的更好办法，这样合并的大学又可以拆开来各自挂牌，再来一次资产评估、征地搬迁、结构调整、资源重组、院系学科调整。

　　这间公司的收入与支出

　　既令人惊讶又在意料之中的是，大学这间公司运用了如此多的手法，最后它的资产负债表却如此不堪入目。

　　大学负上巨债已经不是新闻，燕山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吉林大学等学校都欠下了几亿、十几亿乃至几十亿的债务，曾有媒体报道的数据说，我国高校负债实际的数字可能在4000亿到5000亿元之间。

　　这真是任何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噩梦。但好在大学这间公司，有着不同凡响的翻身策略："扩招负债，卖地偿还"。以平价征得的教育用地，再以数十倍的价格拍卖出去，偿还债务不成问题。别的公司负债搞到破产，大学这间公司负债还会微赚。

　　也有大学校长提出，因为"大学不印钞票，也不卖产品，大学的主要产品是人才，但是大学人才送出去是不收费的……培养的人才是无偿供应给社会的"，所以大学的债务应该全社会承担。有总经理如此，董事局主席当笑而不语。

　　大学固然不印钞票，可学生们的钞票却是源源不断地流进来，教育体制改革中的诸多口号中，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执行得最有力的，这直接就意味着学费连年上涨，扩招年年实行。大学这间公司的生产方式本来就特殊，先收钱，后办事，赢得口碑继而趋之若鹜。如果，学生进大学要交学费，毕业后有公司买走还要花钱，如同机场高速公路一样，进出都收费，那真算是一大经营创新，世界企业史的一朵奇葩了。

　　大学这间公司美妙的地方是，它的收入既来自政府拨款，又来自学费等自创营收，它的产出既算是公共服务，又算是商品。这样哭穷、赖债时两头都有道理，排列组合一下有不少选择可用。所以我们看到，既有校长呼吁增加拨款，又有校长抱怨学费太低，硬件不够时怨钱少，就业率低时怪社会，负债时它说自己公共服务，收钱时它又成了产业经营。

　　当然，最美妙的还在于，它永远不用对资产负债表负责，永远不用对股东负责，永远不用对产品质量负责，永远不用对客户负责。作为普通公民的我们，以纳税人的身份已经为这间公共服务公司缴过税，再为子女入学向这间经营性公司交一次费，然后毕业就业再由自己解决，最后它负债还要所有人一起承担。

　　即使这样，我们也永远看不到它的账单。

　　大学的企业文化

　　没有哪间公司的新闻比大学这间公司更像娱乐新闻了。

　　这里有学术抄袭，从博导到校长，学术抄袭新闻的频发程度比起音乐圈歌曲抄袭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有男女关系的潜规则，从艺术院校到外语院校，年龄跨度、爆料程度比起影视圈来也不遑多让。这里有骂战，有炒作，有勒索，有杀人，有指桑骂槐，有暗箱操作，这里不仅有情色故事，居然还有推理小说。

　　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新闻总是能上网站新闻头条——猛料迭出，随便拎个元素出来就是上好的标题。

　　历数一下近年的大学，从招生、教学、考研、学术、收费、征地、贷款、就业乃至师生关系、校园生活、社会活动，无不是丑闻连连。一间公司做到整条生产线从头到尾全都有新闻亮点，不能不说是企业文化培育的经典案例。

　　一名学生，自入学到毕业，从原材料到成品，从产品继而变为员工，经历过这间公司完整的生产线。你以学费为投资，试图换取一个未来，终于——

　　恭喜你，你毕业了。

　　来源： 《新周刊2010009期：可怕的大学》

盛大林:资方为何“不屑”于工资集体协商？

　　由于缺乏有效手段，多年来我国企业职工工资水平一直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专家认为，在"强资本，弱劳工"的情况下，如果单方面依靠企业来提高工资，显得很不现实，应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促进企业建立劳动报酬分配制度。但工资集体协商在现实中面临重重困难。从2008年6月开始，广州开始在50个企业试点推开工资集体协商，一年快过去了，仍有大约五分之一的企业不愿尝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劳动法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工资集体协商专家顾问肖胜方指出："工资集体协商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资方不愿意坐下来和你谈，不屑和你谈。"（据6月16日《广州日报》）

　　工资集体协商已经推行好几年了，但直到现在还处在"试点"的阶段，而且进展非常缓慢。为什么？因为资方"不愿"甚至"不屑"和劳方谈——肖胜方先生可谓一语道破！

　　资方为什么不愿意谈？因为谈判对它们没有好处。劳方提出协商的要求，无非是想增加工资、提高待遇，这都是要资方"出血"的。这样的事情，资方当然不会心甘情愿。

　　"不屑谈"又是为什么？因为双方的地位不对等。正如那位专家所言，目前的中国确实是"强资本，弱劳工"，而且劳工们还是一盘散沙。名义上中国的企业都有工会，代表工人进行集体协商的也正是工会，但国内的工会都是由企业组建的，而且由企业供养，甚至工会的负责人还是企业领导班子的成员，既然如此，工会有什么资格向企业叫板呢？资方又怎么会把工会放在眼里呢？

　　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上所有企业的资方都不愿意与职工或者工会"协商"，但在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双方的谈判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资方不仅没有丝毫的"不屑"，而且在工会或劳方代表面前从来都是毕恭毕敬。这是为什么？因为工会是独立的组织，非资方所能左右。更重要的是，工会的手中有一把"撒手锏"，那就是组织工人罢工！

　　中国的法律原本也曾明确地规定工人享有罢工的权利，但这一权利在法律修订的过程中消失了。虽然法律也没有明文禁止工人罢工，但这一权利被极大地弱化；在现行的工会体制下，工会也不可能组织工人罢工。前不久，日本本田公司在中国广东的几家零部件工厂发生了罢工活动，但这些罢工都是工人自发的，而不是工会组织的，官方甚至不承认这是"罢工"，而是以"停工"代称。

　　报道说，从今年4月开始，广州启动了工资集体协商春季邀约行动，计划到今年年底，在六成已建立工会的企业中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政府的努力值得肯定，但"邀约"能解决问题吗？谁若对此寄予厚望，那未免太天真了。

　　"劳工三权"，即组织权、谈判权和罢工权，是保障劳工权益的力量之源。离开了"劳工三权"，工资集体协商只能是"空中楼阁"。近年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之所以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根源正在于此。因此，在保障职工工资合理增长、维护劳工合法权益等问题上，最重要的还是完善工会制度、落实"劳工三权"。

冉云飞:变态维稳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维稳快超军费，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不过再度由5月27日的《社会科学报》公布的数据，将其坐实而已。该报提到，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5140亿，中央政府公共安全支出增长幅度达47.5％，已逼近军费开支。众所周知，军费开支里面酿成的军队腐败，已军费开支的一个主项。那么接近军费开支的天价维稳经费里面，有没有贪污腐败，甚至故意夸大危险，而从中为自己捞取不利之财的呢？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一方面是社会的确问题多多，矛盾尖锐，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得不增加维稳经费来硬性维稳；另一方面，维稳可使公安及国安系统扩大权力，增加经费以及增加寻租的机会，因此他们会做许多手脚来夸大其间的矛盾，以便执政者为他们增加寻租机会和权力空间助一臂之力。要言之，维稳人员本身就是社会不稳定的一部分，且看我
下面的论述。

　　一些具体管理维稳的官员，未必不知道公安及国安系统的人员，如何夸大社会矛盾，以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增加维稳经费，他们本身只考虑自己的官位和维稳的所谓一票表决，我尽量给你钱，我拿钱消灾。我把钱给你持拨够了，你维稳不好，我好拿你早问。且即便出了问题，也可以推卸责任。其实这些官员他也深知这里面的经费申请有许多猫腻，有许多漏洞，因为要仰仗于公安及国安等系统的维稳，所以睁只睛闭只眼，让他们无度"勒索"，反正又不是我的钱，光我什么了鸟事？有的具体管维稳经费拨付的官员，更有创造性，他不仅睁只眼闭只眼，还和维稳经费的使用单位，联合起来共同寻租。如此一来，维稳经费不爆涨才是怪事。而大幅度攀升的维稳经费本身就成了社会不稳定的一部分，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这得靠不断地搜刮民财才
能保障。而纳税人的血汗钱是有限，而变态维稳经费的增长是无度的。以民众有限的血汗，来应对无限增长的维稳经费，殆矣！

　　正如时评作者熊传东所说，任何现代文明国家，其机构组成自然就负担着社会平稳运营的责任。也就是说，法院不依法办事，不维护社会公正，人大不制衡政府及其相关政策的实施，公安不为保障民众权利而存在，亦即公安局成了母安局，等等，这都是典型的政府机构失效的地方。一个正常的社会，这些机构本身天然地起着使民众利益的责任，不需要在这些政府机构之外，另设什么维稳办、综治办等叠床架屋的机构来维持社会运营。本来四九年后，中国政府的运营就是党政两套班子，也就是说，民众天然地养了两个叠床架屋的政府，这本身就是对民众的巨大盘剥。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民众权利意识的高涨，在叠床架屋的党政系统之外，再增设许多机构来维护社会稳定，其对民众的盘剥只会有增无减，在此等情况下，要想靠所谓的维稳
来维护社会稳定，无异于缘木求鱼。

　　有人也给官方支招，建议他们将天价维稳经费中的一些拿来舒解民困，解决民生问题，社会稳定自然就可以达到。这个招数虽然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但应该说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傲慢冷漠是这个政府的贯性，他们怎么可能听得进你切实的意见？在他们的眼中，屁民只有臣服的份，没有说他们一经需要一经反抗，我们就满足他们。在他们眼中，屁民永远只是屁民，不应受到足够的尊重。因为人事任免和政权的合法性，都不是通过民众选举的，所以在他们眼中，民众根本没有足够的份量，来制衡他们，与他们博弈。这个社会已经有很多有识之士提供了不少好的建议，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哪里能听得进去呢？他们想的是如何尽量垄断和吞独食，根本不想与屁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如此的情况下，官方只好变态维稳，如不改变策
略，中国社会只好进一步走上一条逐渐崩溃的不归路。

　　2010年6月12日10：06分于成都

　　来源：匪话连篇

乔志峰:事业单位只招“官二代”应予全国推广

　　江西武宁事业单位被曝只招正科级干部家属。6月13日，江西武宁多名大学毕业生向媒体反映，该县近期的事业单位招考硬性规定限招正科级干部家属，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他们指责有关部门如此设置门槛违背国家用人政策。记者随后将他们的意见转告给了武宁县人事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会向领导汇报，由领导决定如何处理。（6月17日新华网）

　　事业单位招考限招"官二代"，普通人群被排除在考录对象之外。部分不明真相者对此非常的不理解，有人甚至"引经据典"（比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对此进行批驳。窃以为，江西武宁此举不仅不应受到指责，反而应作为先进经验予以全国推广！

　　限招"官二代"符合中国国情。现如今干啥事都是领导优先——好房子领导先住，工资领导先涨，风景名胜领导先考察，闹了火灾领导先走，就连有的娱乐场所来了新小姐也要由领导先去"检阅"呢。"领导先X"已成常态，领导的子女先就业有啥值得大惊小怪的乎！

　　限招"官二代"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地球人都知道，我们所有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英明的领导。领导就是我们的主心骨，领导就是我们的杰出代表，离开了领导我们就像羊儿离开了娘、瓜儿离开了秧。为领导解除了子女就业的后顾之忧，他们就更能全身心地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啦。因此限招"官二代"表面上看是领导搞特殊化了，但从长远来看，受益的还是最广大的老百姓嘛。

　　限招"官二代"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略谙中国国情者都知道，现在就业领域存在着无数的黑幕与潜规则，尤其是有油水的铁饭碗，暗箱操作就更多啦。一小撮老百姓不明就里，天真地认为只要有真本事就能找个好工作，于是傻乎乎地学呀、考呀、托关系呀，到头来却往往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不瞎折腾嘛。人家江西武宁直接把潜规则摆到了桌面上，等于是对那些傻老百姓的善意提醒，免得他们浪费时间、精力和金钱，这才是公平正义的体现呀！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10/0617/14/69CU1RSL000146BC.html

　　江西武宁事业单位被曝只招正科级干部家属

　　来源：四川在线　作者：陈修平

　　新华网6月17日报道 6月13日，武宁县籍数名大学毕业生向本报反映该县近期考录一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中一个"硬性"条件就是限招正科级干部家属，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他们指责有关部门如此设置门槛违背国家用人政策。记者随后将他们的意见转告给了武宁县人事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会向领导汇报，由领导决定如何处理。

　　普通人群被排除在考录对象之外

　　当日上午，数名大学毕业生向记者反映，他们老家在武宁县，均为近两年大学毕业的，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他们对记者说："5月份，我们听说县里一些事业单位考录工作人员，于是辞掉了外地的临时性工作赶回家乡。没想到人事部门设置了门槛，招考的8个职位规定必须是正科级干部的家属。我们这些人，有的父母在农村，有的父母只是普通职工，只好望着这些适合自己的职位叹气了！"

　　反映情况者认为，国家考录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都是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根本没有父母身份或干部级别之类的限制。武宁县这次招考为何要如此设置门槛呢？照这样做，还有何公平公正可言吗？

　　市民普遍认为"限招"政策违规

　　对此，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他们普遍认为这种"限招"政策不可思议。

　　市区某大学即将毕业的小程认为："我的家就在农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父母花费大量财力送我读书直至大学毕业。我的短期目标是通过考试能够进入行政事业单位工作。如果全国都按照武宁县的'限招'政策来做，那我们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就永远难有出头之日，那社会上就只能滋生'官二代'了！"

　　从事法律工作的周先生认为："国家的用人政策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武宁县的'限招'政策就是典型的任人唯亲，与国家的大政策背道而驰。"

　　有关部门承认"限招"政策属实

　　记者随后与武宁县人事局办公室取得了联系，一名徐姓工作人员确认："有这样的事。已经考过了，具体情况要问人事股刘主任。"

　　武宁县人事局人事股刘主任告诉记者：这次通过公开职位和公开条件招考，职位为县里几家事业单位的8个职位，条件规定了身体状况、年龄、文化程度和限招正科级干部子女、家属。

　　当记者问到是否觉得"限招"政策违规时，刘主任表示："已经考试了，但还没有安排上班。我只是个具体办事人员，会向领导汇报，最终决定如何处理。"

张三一言:和杨恒均讨论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

　　拜读杨恒均先生写了一篇大作《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想和杨先生讨论一下"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这个问题。杨先生的问题本身提得不很准确，因为这篇杨文就提供了足够理据说中国人是遵守游戏规则的（杨先生说的西方国家与社会里的那些游戏规则）；他们只是不遵守另一类特定的游戏规则而已（杨先生说的是中国人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不守游戏规则特点并不是中国人所特有，而是人类共性，换上西方人西方社会亦如此：遵守一类游戏规则，不守另一类游戏规则。为甚么会如此？

　　以下遵守或不遵守游戏规则的特点是人类共同的。

　　从游戏规则性质看，不论中外、东西南北方的人们都愿意也能够遵守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都不愿意也不可能遵守不公平、不公正的游戏规则。

　　其次，从游戏规则源出看，人们都乐意遵守，也能够遵守出於大家自愿共同制定的游戏规则；人们都不愿意遵守，也不可能遵守权力者单方面订出强加到弱者身上的游戏规则。

　　其三，从游戏规则执行实践看，人们都愿遵守，也可以遵守没有人可以特权不遵守的游戏规则；人们都不愿意遵守、也不能遵守有人可以恃特权不遵守的游戏规则。

　　以上所述之前者就是杨先生所说的西方国家与社会里的那些游戏规则，所以人们都愿遵守，也可以遵守；所谓中国人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就是上述的后者，所以，人们不愿遵守，也不能遵守。这里指的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遵守；事实上，上述前者的规则，只要加上强迫都可以被遵守的，例如现在共产党的政策、法律、行政指令等等，都迫使人们遵守着。问题是，这种强迫遵守是一个解体过程；而自愿遵守则是一个自我调节改进的过程。或许从某一观点看，不妨说人类进步史就是强迫遵守游戏规则过度到自愿遵守游戏规则过程的记录。共产党无法摆脱这种被解体的历史进程。

　　杨先生所说的老华侨"中国人不行，不适合民主，华人…一旦到一起，就是没有人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争斗得你死我活，直到冲破道德底线互相辱骂…"。

　　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是，当这些华人走到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是权利相同的平等关系，还是权利不平等，以我为主的主从关系？这些所谓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华人的活动是：你定下你的游戏规则招集那你一部分人支持你当头子，我也制定我的游戏规则招集我这一部分人拥护我当头子。这些头子们带领其下属各不遵守他方制定的游戏规则；而且，各以自己的规则与对方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当对自己不利时，即使自己制定的规则也弃之如敝屣。这些游戏规则都不是基於公正平等原则、不是基於相关人的意愿、不是由相关人共同制定，而是根据某些有权力定规则的人随机、自利意愿制定的。这种可以由单方面随意制定的游戏规则，不遵守、破坏它是无需付出代价或代价很小，所以，可以不遵守，可以被破坏。这样的游戏规则不能获得多数人遵守，也不能被
多数人遵守；连规则制定人也不能保证自己能贯彻始终遵守。

　　而西方的游戏规则，正好与上述相反，人们愿意遵守，也可以遵守，甚至不得不遵守；起码，你负不起不遵守的代价。

　　杨先生说："等到中国人自己弄出一个人人遵守的游戏规则，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公平、正义与民主也不是问题了。"我认为，制定出"人人遵守的游戏规则"，首先必要条件是有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有了这个制度后才能有公平、正义，然后才制定一个人人遵守的游戏规则。准确地说，不论你建立一个民主制度还是制定一个人人遵守的游戏规则，都离不开公平、正义；同时，只有一个民主制度才能制定和保证落实公平、正义的民主游戏规则。

　　以上是我对杨先生提出的"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回答。我期待的是，在软体方面，对普及和提高民主政治的认识和修养，在硬体方面，力争建立民主制度。这两方面都是今天中国所欠缺的，都是要力争的。现实是，民主公平、正义软体，或多或少已经在人们心中萌芽，也在部分人中有了共识；但是民主制度硬体则连影子也还不见。虽则如此，还是要在争取自由民主宪政法治进程中，最好能同时做好以上两方面工作。对任何一方面的偏废都是不可取的。

　　另外，附加谈一个小问题。杨先生对华人为了"本质上几乎都只是涉及到一点点个人的小利"而作你死我活的争斗不以为然。我也不以为然。但是有一点要搞清楚，这只是从思想上，或从道德上不以为然，不是从民主权利上不以为然。体现在人人遵守的民主游戏规则上的民主权利，则应以为然。人人遵守的民主游戏规则就是争权利和利益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并不介意所争的是大权利还是蝇头小利，只介意争取的程式平等公正，争取的结果是妥协互利。

杨恒均: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

　　一位澳洲的老华侨通过熟人找到我，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人不行，不适合民主。

　　我还没有来得及辩驳，他就说出了令我无法辩驳的理由：20多年里，他见多了在悉尼的华人，他们都在这个民主自由的地方生活了这么多年，可一旦到一起，就是没有人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争斗得你死我活，直到冲破道德底线互相辱骂，最后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得出了结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

　　这位老华侨是中国某大城市的悉尼同乡会会长，他以悉尼的中国同乡会举例说，一个省，一个地区，甚至每一个城市，就能搞出好几个"同乡会"，世界上各民族几乎都没有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谁都不服对方，都想成立新的同乡会，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虽然和海外华人接触并不多，但我也毕竟在美澳两地住了十几年，对华人社区的事还是有所耳闻的。就我所知，仅仅在悉尼一个地方，华人们自动组织的社团就有几千家之多。主要原因当然是只要你组织了社团，就可以自认主席或者会长，衣锦还乡的时候就可以拿出这个名片让官本位的大陆官员与民众刮目相看。而当地领事馆每到有什么庆祝活动的时候，也都会邀请各社团的"会长"与"主席"去吃祖国奉送的免费招待茶餐。

　　我刚刚到澳洲时，碰上一位西装革履的华人，他拿出的名片上写的是"全球华人作家协会"主席的头衔，他说，看杨先生写过一百多万字小说的份上，可以少交点会费就入这个全球华人作家的协会。我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也深感不太够资格。后来一位朋友大笑着告诉我，你确实不够资格，那个协会总共只有三个成员（一个社团必须的法定人数）：全球华人作协"主席"的老婆和他还在读小学的儿子，你要入会，不就成了第三者啦？

　　即便没有领事馆的因素，华人社团也经常是刀光剑影的。三年前到悉尼受邀加入一份当地华人报纸，欣然告诉猪朋狗友，没想到来自美国、欧洲和澳洲的电电话一天都没停，他们都十万火急、情真意切地对我吼道：你竟然敢到唐人街去玩？你以为你是谁？

　　没这么夸张吧？记得早年美国人歧视华人的时候，美语中有一个成语叫"把你放到唐人街"（Put You in Chinatown），意思是把你放到世界上最脏乱、阴谋诡计最多、没有章法的地方，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几十年前的美国，很多白人家长还用这句话吓唬小孩子。可是，现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尤其是悉尼的，都是当地最美丽最活力最热闹的地区啊。我对朋友的好心劝告耸耸肩，一笑置之。

　　我怎么也没想到，三个月不到，可怜的我，竟然成了潜伏在海外的中共特务，美国派遣到澳洲华人中一统江湖的CIA间谍，卑鄙无耻的小人，有政治野心的御用文人，甚至活灵活现地传出北京专门有一个"杨恒均写作班子"，组长是中宣部某一位副部长兼任……

　　从那以后，听到"唐人街"三个字，我都暗自心惊，冷汗直流，哪怕世界上最邪恶的东西，只要还有游戏规则，我们至少玩不起，还可以躲得起吧。可是，这个"唐人街"是没有什么游戏规则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其实，我本不该刚愎自用，我早该吸取他人的教训，我以前早就观察到（而且在我的间谍小说里也写了很多）：在美国和欧洲，一些追求民主自由，有理想有抱负的华人前辈，只要一陷入传说中的"唐人街文化"，几乎都是一铺玩完，名誉扫地。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我和悉尼的一些华人华侨特别是好几个社团的"主席" 和"会长"一起吃饭时，特意就此交流意见。我首先搞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华人华侨几乎都是第一代移民，不包括很小就移民澳洲，根本不包括ABC（澳洲出生的华人），他们很少和第一代华人华侨玩，也看不惯和看不懂华人社区的事……这就让我从人种基因上排除了我们华人是劣种民族的可能性，剩下的就是环境与教育了，耶——大家鼓掌！O（∩_∩）O哈哈~

　　其次，我也渐渐搞明白了，几乎所有你死我活的争斗，不管表面上涉及多少高尚的真理、理念与道德，其实本质上几乎都只是涉及到一点点个人的小利，例如某些西方机构给的一些活动经费，以及中国领事馆招待的一次免费茶点等等蝇头小利。但他们争斗起来，却让你认为是在为世界而战，为真理而斗争，为中国的前途与人类的命运而厮杀……

　　斗争的方式都一样，就是原来的游戏规则被质疑、破坏和废除，而斗争的结果也一样，新的游戏规则没有确立，大家一拍两散，越来越"一盘散沙"。这一点对于同乡会尤其严重，我成立同乡会，就是想当会长或者秘书长，可既然在一个民主国家搞了一个协会，一般也是要选举的，你不选举，别人不参加。一旦选举，就有可能落选，有些人参加选举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能够选上，或者选上自己的人。选不上了呢？拜拜，走人，他再去搞一个协会，自定一个新游戏规则，这个新游戏规则当然是对他有利的，于是他又当选了——也许会员只有四五个人，可会员会增加啊，于是，等到下一次又选举，他又可能落选，于是，他又不干了，又去筹组新的协会，一个新的主席和会长又诞生了……

　　这里的"他"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已经成为华人社区的一个现象。想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大家还记得，在上一篇说到民主的时候，我用一个通俗的方法表达的那个意思：民主的三根支柱就是钞票、选票与游戏规则。

　　可是，我们这些华人华侨——一批在世界上最完备的民主制度下生活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中国人——最不愿意遵守的，就是游戏规则。不过，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了解和探讨却让我惊讶地发现：海外华人华侨不遵守游戏规则，其实有一个限制条件：那就是他们不遵守的是中国人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而据我周围的华人朋友告知，生活在西方的华人华侨，无论是什么时候来的，对于西方国家与社会里的那些游戏规则，他们却毫无疑问地遵守，至少没有多少人敢去蓄意破坏。所以，当全世界遍布华人华侨，却倍受歧视和侮辱的几十年前，冲上街头挑战"游戏规则"（种族歧视）的没有几个受歧视最深的华人华侨。他们并不是不敢斗争，而是忙于在和自己人斗……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震惊不已的？我想起了早年在香港的那几年经历。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驱之不去的疑问就是：为什么香港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学会了现代各种文明的东西，并且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群人？——自由的前提是遵守游戏规则（例如法律），而中国人不适合自由的最大理由难道不就是不懂得遵守游戏规则吗？可近在咫尺的香港人，怎么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最自由，也最懂规矩的人呢？

　　再没有中国心的人也不愿意直面这样的事实：中国人不会遵守"自己"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但如果由英国人来制定，我们就不会再窝里斗，我们就会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就像海外华人一到洋人中，马上遵纪守法，一到华人中，就旧病复发……

　　遵守游戏规则是民主制度的支柱之一，而我们这个民族恰恰不遵守游戏规则。我想回到海外华人社区去，以小见大地谈一点我的看法：

　　首先，中国人已经越来越懂得游戏规则的重要性。所以不管是海内还是海外，不管是开会、唱歌还是斗争，大家都在讨论和争论游戏规则。这是好事。

　　其次，中国历史上，不乏有人有能力和有权力制定游戏规则，例如统治者制定国家大法与宪法。但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从来对他们自己不算数。例如皇帝不管多么仁慈与"依法治国"，那个"法"永远对他们无效。而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一个人可以跳到游戏规则之上，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再有义务遵守这个游戏规则。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一些道德宣传不用公布，只要制定规则的统治者遵守了，民众就不会反对。而在中国，你搞再多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只要发出号召的那些人不美，只要你的政府人民不爱，一切都是假的。

　　第三，游戏规则如此重要，以致可以这样说：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简单的归纳一句话：游戏规则。什么拆迁啊，维权啊，公平正义啊，工人上街要求增加工资啊，我的自由你的民主啊……千变万化一句话：缺乏游戏规则，或者缺乏大家都愿意遵守的游戏规则。

　　第四，我认为"中国人不遵守游戏规则"有两个原因：没有大家普遍认同的游戏规则可以遵守；以及制定游戏规则的人自己都不肯遵守。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怪现象：中国每个人都不愿意遵守他人制定的游戏规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而每个人的这套游戏规则又都是用来对付他人的。至于自定游戏规则的人，自然不用遵守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难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一直以来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由此可见，等到中国人自己弄出一个人人遵守的游戏规则，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公平、正义与民主也不是问题了。那么，如此简单的事，为什么对我们就如此之难？

　　我认为难就难在以下两条：一，经过几千年折腾，特别近一百年折磨的中国民众，对于"游戏规则"即便不发疯，也都变得神经质了。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他们能够自觉去遵守一个横空出世的"游戏规则"吗？二，从有别于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精英和掌权者来说，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出现那样一个制定游戏规则的伟人或者集体呢？——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绝对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不但约束大众，更是用来约束他们自己的……

　　那个时候，中国就民主了。当今地球上所有的文明国家，都经历过那个阶段：大家都记得，无论英国、法国还是美国，有权者或者刚刚取得权力的一小撮聚在一起制定游戏规则——大宪章、人权宣言与宪法。当这些"游戏规则"制定好后，首先被关进笼子的就是这些制定游戏规则的统治者，带头遵守游戏规则的也是他们。请问，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这样的游戏规则，还有什么理由不去遵守？

　　中国什么时候出现这种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与团体？等到这种人出来时，民众会相信他们，会去遵守这些"游戏规则"吗？

　　来源：杨恒均博客

廖祖笙：官逼民反何时了？

武汉农民杨友德在其墙壁上写下"官逼民反"等字样，他爬上"炮楼"，拿起自制的土炮，成功击退了几波强拆，在一定程度上确给人"反了"的感觉。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时他表示："相信是下层瞎搞，上层是光明的"。

这个淳朴的农民"一切生活来源都是土地"，意识到"'投降'没有出路"，强调"国家有法律有政策规定"、"希望能按政策给我补偿"、"要按政策拿回我的补偿费"……温柔敦厚至此，求而不得，于是被迫拿起土炮抗争。

这是典型的官逼民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只需当地有司秉持公道，依法依规办事，即相安无事，何至于将一个这般朴实的农民逼上"炮楼"？杨友德喜欢把维权叫战斗或打仗，他说"打仗要有战争策略"，其策略是拿起土炮。

杨友德只是一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庄稼人，但把国家法律和政策当无物的有司，存在明显的不作为、乱作为，不是挺身主持公道，而是在默许强拆，从而也将一个农民逼成了战士。手持土炮的杨友德，俨然是在反击侵略者。

杨友德的目力所及，注定他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盲区。他"相信是下层瞎搞，上层是光明的"，这里面便存在着一个悖论：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中国，倘使"上层是光明的"，那么"下层瞎搞"又从何而来？下层不要了乌纱帽？

国家如此乌烟瘴气，问题不是"下层瞎搞"这般简单，也不完全是体制方面的原因。中国自从盘古开天地，一路走到现在，从来就是一个专制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回眸几千年来，没有哪个朝代会像今天这般黑暗。

追根溯源问题恰恰出在上层，没有上层的诡异莫测以及长期的默许纵容，也就没有下层为所欲为的杀人、整人和抢人……在极权社会里，只要上层善于从宏观上去把握，及时以点带面去处理一些问题，中国也不至于不堪成这样。

上层似乎有的只是表演家，到现在还看不到真正的实干家。"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官府上下蛇鼠一窝，就连当局自己制定的法律和政策，也能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公然废弃，中国由此成为乱世，而且是个千年未见之乱世。

合法权益遭受严重侵犯的黎民百姓，即便层层上告至"伟大的首都"，即便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乞哀告怜，也得不到该有的救赎，"下层瞎搞"何足怪哉？杀人没事，整人没事，抢人没事……倚官挟势者又怎不胡作非为？

上层的官场混混得过且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宁可得罪人民，也不想得罪"帮内弟兄"，只想混过任期就能快乐地作富贵闲人。这种不作为，这种权力的放任自流，不但毁了一个政党，也将中国置于官逼民反的危境之中。

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日前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披露，他看到一个材料，2008年中国群体性事件已高达227000起，从2004年到2008年，在4年时间里，从87000起发展到了227000起，即两分钟一起。这数据触目惊心。

从杨友德被迫走上抗争之路，用自制的土炮"打仗"，再到鲍彤先生所披露的这一串数据，不难看出中共当局"维稳"形势的严峻，一种官逼民反的社会氛围已然形成。苦难的祖国苦难的人民，何时才能真正走出不该有的轮回？

可叹无德无能的中共当局，面对一些原本不难解决的社会问题一筹莫展，官逼民反的"本事"却十分了得，捏软柿子整人的"本事"也无出其右。今天在成都中院，无耻的宣判又在对谭作人进行，此前已多次变换过"罪名"……

官逼民反"无罪"，杀人"无罪"，整人"无罪"，抢人"无罪"……维权或上访"有罪"，撰文"有罪"，环保"有罪"，呼唤民主"有罪"，反腐"有罪"……这个国家的是与非、对与错、罪与非罪的分水岭，到底在哪里？

不论你是谁，不论你的官位有多高，不论你过去的政治演出有多么精彩，只要是在以官逼民反这种形式将中国再次拖进惨不忍视的轮回，你就将成为真正的历史罪人，就必将被清算，你想混过任期作富贵闲人的梦想不可能得逞。

官逼民反何时了？我问"光明"的上层，上层鸦雀无声；我问"瞎搞"的下层，下层要么在裸奔，要么就一脸无辜；我问苍天，苍天黯然垂泪；我问小河，小河呜咽阵阵……史不绝书的官逼民反翻到这儿，满纸辛酸，不忍卒读。

写于2010年6月9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杀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遥法外第1425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和相关照片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公然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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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祖笙：工潮蔓延势所必然

翻过网上那面"伟大的墙"，这段时间不断在海外网上看到图文并茂、群情激愤的罢工消息。《苹果日报》的相关报道，也为我们翻开了一本中国大陆近期工潮事件簿――

5月17日，佛山本田零部件厂罢工；5月31日，深圳盐田国际和蛇口集装箱码头货柜车司机罢工；6月3日，陕西兄弟缝纫机公司罢工；6月6日，深圳美律电子厂罢工；6月7日，江西一家生产世界杯足球的台资厂罢工，惠州亚成电子厂罢工，江苏昆山书元机械公司罢工，佛山丰富汽车配件公司罢工；6月9日，中山本田制锁厂罢工；6月10日，上海统宝光电公司罢工，珠海伟创力集团罢工……

罢工来得这般密集，参与罢工者少则几百人，多则3000人、7000人……我想应该不会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又让"黑社会"给"煽动"了，不然这"黑社会"的能量也太大了。就是让"伟光正"来作推手，短时间内恐怕也"煽动"不出如此密集的罢工事件。

是这些参与罢工的员工素质低，不安守本分，喜欢搞事吗？可素质普遍偏高，向来守分安常，多半形同圣人的教师队伍，在这年月也没能遵守"圣人所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的古训，曾几何时许多省区的罢课潮也同样汹涌。

教师罢课也好，工人罢工也罢，忍无可忍"撂挑子"的主要诉求，无非是要求当局或是资方增加薪酬，使他们在做牛做马之余，能够真正像一个人那样，稍微体面一点活下去。罢课、罢工说到底就是劳资纠纷，是在争取生存权。

这就是说，当前工潮的蔓延，主要原因就是工人们每月辛劳一场的结果，所拿到的那点血汗钱，并不足以应付他们日常所需的开支。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劳作在血汗工厂之内的工人们普遍意识到要想活下去，就须有所抗争。

工潮蔓延势所必然。在生活成本被不断抬高的年月，教师罢课、工人罢工等根本原因是生活所迫。他们不是冰冷的机器，他们是有血有肉、有生存需求和尊严需求的自然人。社会收入差距的无限拉大，也加剧他们内心的不平衡。

他们一样知道现在的医院张开了血盆大口；他们一样为子女要多接受几年"优质教育"，就得被榨干所有而发愁；他们在劳累了一天之后，一样希望有个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而严酷的现实令其愁肠百结，于是只能走向抗争。

罢课罢工基本上属于本能冲动。这担子挑着挑着，感觉自己挑不动了，或是在吃不饱、穿不暖中即便勉强挑了这担子，所得的酬劳和所流的汗水不相匹配，自己的劳动价值没有得到该有的尊重，"撂挑子"的本能冲动就易产生。

而宪法也说你有这冲动的权利。宪法说"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罢课、罢工者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就是"国家主人"的一部分，宪法没说他们是奴隶是猪狗，可以任由奴隶主打发、压榨或是任意宰割。

宪法说"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宪法说"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宪法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罢工是示威形式的一种。

当然，在中国拿法律说事，这未免书生气。博讯今天就有图文并茂的消息说，河南平顶山棉纺工人罢工，当地警方竟贴出通告，"敦促参与围堵平棉厂区大门人员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清问题"。知道没？罢工不能去"围堵"厂门。

平棉工人雪上加霜，当初挂出"请共产党母亲给碗饭吃"的横额，结果"要饭"没要着，竟得"说清问题"。这等于是说，该厂的工人们即便会饿死，也不能向"母亲"要碗饭吃，就是要饭，也要文明乞讨，不能"围堵"厂门。

那么去荒漠上"围堵"一堆沙丘，或是去外星球"围堵"外星生物，是否就有"情为民所系"的"公仆"确真看到弱势群体生存的艰难，就能免于到警局去"说清问题"呢？这我不得而知，人尽皆知工人们也一样是要吃饭穿衣。

工潮蔓延势所必然。在根本问题未解决之前，在国人巨大的生存压力未确实得到缓解之前，这一波接一波的罢课、罢工潮，就是出了"说清问题"的通告，该也还会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我常常在想，善待人民，到底能有多难呢？

写于2010年6月11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杀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遥法外第1427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和相关照片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公然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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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台湾教授的良知，让大陆还有地自容吗？

　　富士康的轻生事件还没有完全落幕，即使鸿海总裁郭台铭曾在股东会上展现负责任的态度，但是，一群台湾学者不领情——

　　150位岛内大学教授13日召开记者会，公布联署声明，表示，除了要求郭台铭开放龙华厂区，让学者进厂监督，也诉求停止台商剥削民工的行为，甚至有学者在记者会上，直指郭台铭是"台湾之耻"，台湾政府更是帮凶。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由台湾社会科学学者发起，瞿海源、夏铸九等150名学者参与的"终结血汗工厂，捍卫劳动人权——台湾学术界对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的联署声明"记者会上，来自全台各大院校的大学教授，一字排开，大喊口号："停止剥削民工！"就是冲着鸿海总裁郭台铭而来。

　　世新社会发展所长黄德北表示，"我们不欢迎这些造成社会问题的血汗工厂鲑鱼返乡，我觉得，像郭台铭这样子，是台湾之耻。"

　　台湾"中研院"教授林宗弘质疑，"对于这些台商，明明在两岸都从事这种类似经济犯罪的活动，怎么回来还有优惠条件？"一字一句，都是台湾学者对郭台铭的严厉谴责。

　　台大社会系副教授蓝佩嘉指出，"富士康在深圳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聚集了大概15万人，这样高的人口密度，这样狭小的空间里，人就像碎片一样，很孤立地存在着。"

　　这些教授言词犀利，大呛郭董，同时被点名的还有台湾高官政要，黄德北指出，"我们看到，我们的吴敦义，我们的王金平，都还在站出来帮富士康遮羞。"

　　学者怒轰政府态度摇摆，并强烈要求郭董，主动开放深圳龙华厂区，让台湾学者进去瞧瞧。

　　富士康的悲剧发生在大陆，而勇敢地站出来为大陆同胞主持公道的却是台湾的教授，反观大陆，我们的专家学者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们的工会组织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们的政府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富士康的悲剧发生以后，很快有学者专家纷纷站出来为富士康背书，认为，80后、90后心理素质太差、太脆弱，呼吁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按照新华社的报道，深圳市政府、工会及劳动保障等部门，还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安保防范再发生自杀事件。针对富士康保安人数有限、训练不足的问题，深圳市公安局和宝安分局，对富士康的企业保安进行指导培训，并派出300名保安大队的正规保安，来支援企业管理。

　　二是，加强心理疏导。深圳市卫生部门，派出一批心理医生进驻富士康，加强企业对员工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力度。深圳市的妇联、共青团及文化体育部门，还协助企业在园区内开展多项文化和体育活动，缓解年轻员工的工作压力和紧张情绪。

　　三是，加强劳动监察。深圳市劳动保障部门对富士康员工劳动合同、工资收入、加班时间、劳动强度等情况进行了重点监察。

　　在富士康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宣布给员工加薪后，立即传出富士康把工厂从深圳迁往内陆省市的消息，原因是内陆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比深圳更低。

　　各级政府所想的，是如何帮富士康来压低工人的工资，这样的政府，在大陆却没有任何学者专家站出来谴责！

　　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专家，都不能对富士康的自杀事件保持沉默！

　　一个号称执政为民的政府，更有责任改变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模式，所谓的GDP，所谓中国速度，所谓的中国制造，不能再依靠这些生产作业线上一颗颗无知无觉的螺丝钉！

　　政府应允许在企业建立健全真正的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抛弃那些不为工人说话，不为工人谋利的花瓶式的党委和工会！

　　工会应该是工人自发组织起来的联合体，而不应该是靠资方，或其他政治团体施舍的附庸或犬类！

　　对比台湾教授的良知，中国大陆的那一堆堆"东西"，还有地自容吗？

　　看看美国工会的成长史，或许对无视工人辛苦的中国工会组织有所帮助。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工会，通过一系列的罢工示威，终于争得了作为争取工人利益的"唯一代表权"，并不断争取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到上世纪末，美国工人每小时的工资为70—80美元，并且，拥有优厚的养老、医疗等福利待遇。

　　如果美国工人像富士康工人那样，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只休息两天，每天可挣到800多美元，一个月就可挣到两万多美元，……

　　但可悲的是，这些在富士康，或大量私企打工的年轻一代，每天12小时工作，一个月只休息两天，收入仅仅不足2000元，这样的待遇和现实，年轻一代能在一个美仑美奂的城市畅想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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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台湾教授联署声明全文：

　　从今年年初开始，台湾鸿海集团所属的富士康公司，位于中国大陆深圳的龙华厂区，惊传13起员工自杀事件，其中有12起跳楼1起割腕，造成10死3伤的惨剧，令人感到震惊与疑惑。除了为死者哀悼之外，事件发生至今，这些员工死亡的真相、涉及本案各方的责任归属、公民社会的基本认知、舆论和政府应有的社会及政治责任，却未得到厘清。

　　我们认为，鸿海富士康员工的连续自杀，是这些年轻工人对于压迫人性的劳动体制，用生命做出的永恒的抗议！这个摧残工人生命的劳动体制之所以形成，有三方必须负责。

　　首先，鸿海富士康责无旁贷！

　　这个事件直接暴露了台商（不只是鸿海富士康）工厂，军事化管理模式的问题，即使相对于中国大陆其他厂商来说，鸿海富士康的工资不算低，但富士康"集中营"式的监督、控制工人手段，导致工人在工作与生活中，感到非常疏离、孤单，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重复劳动，令工人身心俱疲，显然是工人自杀的主要因素之一，并非宣布一次加薪就可以解决。

　　我们呼吁，包括鸿海富士康在内的台商，终结军事化管理模式，具体改善工作与生活环境，建立合乎人性的生产线流程，这不只是郭台铭一个人，或富士康一个厂的问题，而是所有台商需要严肃面对的企业责任。

　　第二个要负责的，是偏袒资方、未能保障工人基本权益的中国大陆政府。

　　被误导性地称为"打工者/打工妹"或"农民工"的私营企业工人，是带动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的无名英雄，然而，这些工人却必须面对劳动条件与户口制度的双重压迫。

　　以富士康为例，虽然其员工每月的工资高过深圳关外最低工资，却不可能满足"农民工"全家移入城市生活的基本需求；其次，地方政府多半不愿负担外来工人的社会保险、医疗保健，或农民工第二代的教育经费。第三，中国大陆的劳动法令并未落实，富士康工会代表人，正是老板郭台铭的助理，劳动合同法执行上，也相当松散，但是，这些不合理的劳动条件都"合法"！

　　我们呼吁中国大陆政府，尽快调高法定基本工资，至基本生活需要水准，废除城乡或本地与外来者的户口区隔，并调整既有工会体制，把工会还给基层工人，建立公平理性的劳资协商机制。

　　第三，以苹果电脑为首的跨国品牌公司，应该为这次惨剧负责。

　　电子业台商的薪资条件与劳动管理之所以如此严苛，与诸如苹果、惠普、戴尔等，欧美客户的低价竞争要求脱不了关系。这些跨国品牌公司，透过压低委外制造成本、驱动台商代工厂削价抢单，取得了巨大的利润。

　　代工厂订单的单价降低进一步转嫁，压低了中国大陆工人的工资与劳动条件。于是我们看到，全球热销的苹果iPad，每台售价为 499美元，其中，苹果电脑就赚了约297美元，超过总售价的50%，苹果电脑支付给鸿海富士康的每台代工费，约11美元，约占总售价的2.3%，而负责研发代工的台湾工程师与生产线上的中国大陆工人，究竟得到多少呢？

　　我们强烈谴责像苹果电脑这种透过全球价值链策略，塑造血汗工厂而赚取暴利的跨国品牌公司，在苹果产品时尚光鲜的表面下，是一条交织着血汗劳动与品牌暴利的利益链条，像iPad这样极度不公平的价值分配结构，正是全球资本主义吝啬而卑鄙的写照。

　　然而，台湾政府对此事件的反应，是非常不恰当的，行政院吴敦义院长说，"希望大家多给郭台铭鼓励，因为他也是在拼经济"，立法院王金平院长则说，"媒体应该'保护自己人'"，"他（郭台铭）的困难，也是国家的困难"。

　　王金平、吴敦义两位院长的论点，背后的逻辑是：以拼经济之名，台湾的财团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到中国大陆，或其他国家去为非作歹，剥削工人，破坏环境，而且出事的时候，，台湾媒体不该批评！

　　这种说法等于政府为财团帮凶，鼓励台商违反普世价值，破坏台湾国际形象与两岸关系，非常不恰当，对于以人权立国为施政理念的马英九总统来说，更是一大讽刺！

　　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鸿海富士康本来就应该为员工自残事件负起最大责任，我们希望，台湾的社会大众与媒体，能够经由这次事件，体认到这些结构性因素，对于两岸劳动者的压迫。

　　我们强调，台湾社会应该保护的，不是跨国的政商共犯结构，而是民主价值与劳动人权！

　　鸿海集团、中国大陆政府与苹果电脑等跨国品牌公司，都应该为鸿海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负责，我们无力阻止已发生的遗憾，但我们有机会努力让遗憾不再发生！

　　台湾舆论应该监督鸿海富士康，改善厂内管理模式、敦促中国大陆政府改善劳动人权，台湾民众更应该对造就多起工人自杀的"血汗哀凤"第四代进行抵制，直到苹果等厂商愿意投入更多心力，具体改善劳工（包括台湾与大陆工人）的劳动条件为止。

　　近日来，两岸官方与媒体，已经开始回避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与中国劳工权益的议题。然而，逃避它，淡化它，扭曲它，难道就不会有焦虑、就不会良心不安、就可以"自我感觉良好"？

　　鸿海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终将成为一面高悬的明镜，永远提醒我们：勿忘台湾社会的良知！

　　来源：博客中国  2010-6-15

吴晓波:二十年内，中国应解决全部问题

　　改革的窗口什么时候彻底关闭呢？我认为就是本轮中国城市化运动结束的时候。这20年之内我们中国该解决的问题全部都要解决掉，20年之内如果不解决的话，这个国家可能就会面临很大的麻烦。

　　理性面对房产税

　　2010年4月份以来，中央开始对房地产业进行一轮一轮的调控，一次一次逼，手段严酷，一直到今天为止。我想大家要相信中央政府遏制房价上涨的决心和能力，这一次对整个资产泡沫的整治，其实刚刚开始。我个人的判断，亚运会之前全国房价暴涨暴跌的可能性都不大。

　　不管今年7月份会出台怎么样严酷的房产税政策，怎么样的打压房地产，本年度之内中国经济不会全面趋冷，中国经济今年保持9%左右的G D P增长，这是有把握的。本届政府基本上可以称为保8政府，在2012年之前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中国的G D P每一年都会胜利地保8.而要保8，房地产仍然是拉动内需的第一动力，各位听到这句话，可能会反感，认为我可能被某一个利益集团绑架了，但是这是我始终认为的，对于中国很多中产阶级家庭来说，只有你去买房子的时候才会买空调、电视、洗衣机，如果住得很远的话就要买汽车，所以它仍然是拉动内需的第一动力，中国的城市化才完成10年而已。

　　而要解决房价上涨的问题，根本性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财税，地方政府一定要从房地产绑架中解脱出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果一直是靠出卖土地获得的话，中国的房价怎么可能去合理化呢？长远来说中国有两个税一定要征的，一个是遗产税，一个是房产税，不然的话中国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但问题不是征不征，而是征来了之后这个钱怎么用。如果按照美国房产税征收的方式，这是一个超级巨大的税种，每一套房子每一年要交房产价值的1%-0.8%，这是什么概念呢？我计算了一下，如果广州人民要交房产物业税，相当于现在的预算内财政收入的总和。

　　其实大家没有认真算过账，这么大的税种，意味着交了房产税，别的税不用交了。在中国曾经有人这么想过，写在"建国大纲"里，这就是孙中山。孙中山想过这件事，中国土地很大，老百姓喜欢房子，他说只要我建了国家，全中国人民都免税，只要交物业税，土地国有化，然后这个国家会成为全世界最富的国家。100年前孙中山就想过这件事，所以房产税不是要不要征的问题，我认为是一定要征，也一定会征的，但是怎么征？你征了之后那么大的税种怎么分配？

　　原则上讲，房产税是百分之百的地方税种。房产税征了之后，会不会造成像1994年分税制改革那样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政策在没有完全地讨论清楚的前提下，就贸然地拥护说要征，或者说反对不要征，这都是毫无意义的，最关键的是中央政策要告诉人民这盘牛肉是怎么样的，它是内蒙古产的还是神户产的，学界和政府来讨论怎么办，现在这样绝对不是一个办法。这样下去的话房价还得涨，这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一句话。

　　保护民企控制投机

　　中国房价要降下来，要合理化，第二个是一定要让工商资金继续留在工商业。中国这个问题很严重，大量的工商资金跑到房地产中来。我自1990年工作以来，每年接触几百个企业家，今天这个时间点是我看到中国企业家里投机风气最盛的一个时间点，原来还安心做一辆自行车、做一双袜子，现在根本没有心思了，因为实体经济的回报率太低，而资产泡沫的诱惑太大。

　　有一次我去苏黎士，在橱窗里看到一个压力锅，是双立人牌的，大概要卖1600多欧元，我看到也哇了一声，怎么这么贵。跟我去的有一个企业家朋友，他说这个锅在中国卖2000多元人民币，我都不相信，他说真的，我前两天刚刚要买这个锅。有钱人真多。然后我就回来了，到了杭州，刚好吴敬琏老师来到广州调研，我就陪着他去，坐在我旁边就是中国做压力锅做到最大的企业苏泊尔的老板，这个企业我1991年就去过，是浙江温岭一个很小很小的街道小厂，很破的房子，当年他是干什么呢？给双喜压力锅做代工。后来他就不贴牌了，自己做了苏泊尔，做到全球第三。我就给他看照片，我就问他一两千块钱，苏泊尔可以做到这个水平吗？他说首先就是技术差一点，问题最大就是品牌不如人家，我这个锅能够卖到600块钱就了不起了。我说你现在做
得怎么样了，他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事了，我已经卖掉了，卖给法国人，卖了20多个亿。我就说这些钱拿来干什么？他跟我说去做房地产了，那个钱多、钱快，政府对我很好，给我一个码头。

　　我就跟吴敬琏老师说，大概10年内中国人已经不可能再做出一口好锅了，你以为一个企业做到全球第三名那么容易吗？20多年熬过来的，一代人，当他将企业卖给法国人的时候，10年之内中国人已经做不出一口好锅了，这就是中国实业家的心已经彻底乱了。我觉得现在大概是1990年以来最乱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象，大家都去投机。

　　中国未来要在全世界有机会，要站得住，成为一个大国，各位，没有别的好靠，只有靠实业家，但是政府没有善待实业家。5月中旬，政府出台了促进民间投资的"新36条"，大家记得老36条什么时候发布的？2005年。2005年为什么发布36条呢？因为2004年5月份对民营企业的宏观调控，伤了民营企业的心，有些企业家在北京开会时，当面问总理说你们还支持不支持民营企业了，你们整顿钢铁厂是不是针对民营企业？2005年为了安抚民营企业家的心出了36条，当时媒体是什么样雀跃欢呼的状态，认为是划时代的。但是情况如何呢？今年又出台了一个36条，这是因为2008、2009年对民营企业的严酷打击，但是大家想想，今年我们有没有在媒体上看到欢呼雀跃的情况呢？那仅仅是一天的新闻而已，第二天大家都忘了这件事，因为你第二次喊狼来了。

　　政府确实应该考虑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关心民营企业，特别是关心实体企业家，否则的话，中国就会投机盛行。而这是有连带效应的。

　　20年后，改革窗口关闭

　　我深知我们在日后写回忆录时会说，我们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好的经济发展时期就是1994年到2007年了。现在对我们来说，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可能我女儿，90后会遇到新一轮的好日子。这一轮的物价上涨是从农副产品、从资产价格、从房地产整个地上涨，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随着这一轮的通货膨胀，这一轮资产泡沫化，我们的产业结构、中央财政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我们会不会重蹈1980年日本的覆辙？

　　我认为中国只要改革搞得好，不可能变成第二个日本，虽然中国经济困难重重，但是我今天坚信，10年之后中国一定不会变成1990年之后的日本。为什么？首先中国的人口数量足够大，我们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以上，关起门来我们也是一个世界。第二，日本到1990年时城市化改造基本上已经完成，而即便10年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还是没有完成，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6%，每年1%，10年之后才是56%，城市化还有20年左右的漫长时间。

　　我最近老在想一个问题，老天对我们真好，应该说1978年以后老天对我们真的不错，你看我们开始搞改革开放，1990年全世界信息革命开始了，我们赶上了一拨浪潮，经济高速发展，不错。但是老天对你好的时间会到头的，所以我最近在计算中国改革的时间窗口什么时候会关上。一定会有关上的那一天，关上那一天你再搞改革就来不及了。

　　很多的年轻人，包括很多跟我一样年纪的人跟我讨论，说中国10年改革不成，我们改30年行不行，30年不行我们50年行不行。我就说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就想想1905年的晚清、1948年的民国，这个窗口什么时候彻底关闭呢？我认为就是本轮中国城市化运动结束的时候。宽一点计算时间点大概是多少呢？20年，这已经非常非常宽了。这20年之内我们中国该解决的问题全部都要解决掉，20年之内如果不解决的话，这个国家可能就会面临很大的麻烦。

　　吴晓波：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主要著作有：《大败局》、《穿越玉米地 》、《 大 败 局Ⅱ》等。

　　来源：南方都市报

秦孟和:邓小平与赵紫阳的悲剧

　　——许允仁《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解读之三

　　悲剧的发生，源于对我们来说不可或缺的价值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而领袖则是价值的代表和象征。邓小平和赵紫阳所代表的价值之间的冲突，为我们理解"六四"悲剧的内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点。

　　我们看到，在"六四"之前，甚至在事件发生的初期，邓赵之间在如何治理这个国家的政见上，还依然保持着某种基本的共识，邓小平一直是党内元老中对赵紫阳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但是，随着群众抗议运动的升级，在要不要用武力对此加以平息的问题上，二人产生了深刻的分歧。这一分歧最终导致了"六四" 镇压，和对党内自由化因素的大清洗，导致了邓小平对赵紫阳的终生软禁。

　　在《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中，许允仁不是简单地站在某种现实政治的立场上，对对立面进行高调的道德谴责，而是力图以一种疗救的心态去揭示"六四"发生的悲剧性的原因。当悲剧被看作是悲剧的时候，就是指冲突双方的价值都被看作是珍贵的，对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又都是有局限的，最关键的是，在特定的现实条件下，二种价值之间变得不能共存。

　　通过Y与X之间的争辩，许允仁首先冷峻地揭示出邓小平的判断，和他所代表的价值中所包含的真理性。借助"4.10"大示威后，马英九主导的强制性清场作为例证，指出在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发生之后，仅仅依凭对话，而不动用政府的强制力将无法有效地恢复秩序。

　　凭借Y之口，许允仁揭示出邓小平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下，发现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果关系的非凡洞察力。他比赵紫阳更清醒地认识到，不动用政府的强制力将无法恢复秩序；意识到这场风波会动摇党国的根基；认识到威权政治归根结蒂不可能通过自由的对话，而只可能通过基于恐惧的服从建立起来；认识到经济的高速增长，必须以稳定的政治秩序作为前提；同时，洞察到已形成了巨大的"广场效应"的"人民"，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关于最后一点，许允仁写道："面对一会儿朝他高喊"打倒"，一会儿又欢呼"万岁"的人民，即便他没有研读过群体心理学对乌合之众的描述，依凭他自己几十年和群众打交道的亲身经历，他无疑比常人都更深地洞察到群体的变化无常、短视、非理性和狂热等特征。所以，当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一个全国性的广场效应形成之后，当无数的人受到这一磁场的吸引，想要通过表态来融合其中时，在许多人看来代表着神圣的人民意志的"广场"，在邓看来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的聚集罢了。"

　　"依凭自己的政治洞察力，他依稀辨别出在这一场景中，多少人有着坚定和明确的政治诉求，多少人只是简单地渲泄情绪和从众起哄，以及究竟需要怎样的外部诱导和多大的强制性压力才足以遏制广场效应的进一步扩展和改变群众激情的指向。他没有被这场群众运动声势浩大的表象唬住，而是，洞察到1980年代末的民众的真实而又矛盾的心灵：一方面，从情感上看，革命的文化基因依然残留在人民的心中，人们渴望在打倒权威的呐喊和挣脱束缚的欢呼中，将自我融合和陶醉在汪洋大海般的群体之中；而另一方面，人们在理智上，又希望摆脱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带来的动荡和伤害，希望尽快地过上一种富裕和安宁的生活。"

　　关于邓小平，许允仁还评论道："事实上，在主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所获得的民众的敬爱和威望要更高于胡赵。我想，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人的爱戴，每个人都会因获得这种爱戴而快乐，因失去这种爱戴而痛苦，邓小平也不会例外。但是，他的政治本能告诉他：绝不能将整个政权的基础，建立在这种变幻不定的民众的尊敬和喜爱的感情之上。相反，为了整个党国的根基不被动摇，他愿意孤独地去承受失去人民爱戴的痛苦。"

　　在通过H揭示了邓小平所代表的可以称之为一个政治家的"责任伦理"的价值之后。许又通过X阐发了赵紫阳所代表的"心志伦理"的价值。

　　X指出了邓小平作为一个威权领袖对中国人精神上造成的创伤："……这是这个极权主义政党征服中华民族的过程中，多少年就会来一次的一系列阉割手术中的最近的一次。从反右的"敌前总指挥"，到"六四"镇压和清洗的主导者，可以说，在邓小平丰富复杂的政治生涯中，所扮演的引人注目的角色之一，就是从事这样的阉割手术的，胆大心细，技艺高超的外科医生。"

　　以此相对应，X阐发了赵紫阳在"六四"中的爱与牺牲的姿态，对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拯救性作用。对于赵紫阳的精神遗产，许允仁这样概括道：

　　"他相信，即便是在最尖锐的政治冲突中，人与人之间通过沟通形成非强制的共识依然是可能的；他相信，政府垮台了，政党解体了，可以按照更好的理念再次重建，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被强行剥夺之后将无法再生；他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爱，对一种真正有价值的人生来说，是如此珍贵和重要，即便是为了最大的利益，也不应该去破坏和毁灭；他相信，一种失去了民众认同的权力，一种必须通过杀害生命，毁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爱和信任才能保有的最高权力，仿佛一种原本非常美味可口的食物，却已腐败变质，失去了它原本的价值，因而不再值得追求和保有……"

　　" 作为一个个人，在常人难以承受的政治压力之下，他依然坚信，有一道捍卫自己的个性和尊严所必须的防线绝不能丢弃，一旦丢弃了它，哪怕得到整个世界，自己的生命也失去了意义；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政党的领袖，在他握有的权力因他人抗议而动摇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通过暴力镇压去强制他人服从，而是反省着如何通过改革，通过和民众的真诚的沟通来增加他们对这种权力的认同，因为，他坚信这就是政治的本义之所在，是增加一种政治权力的尊荣和价值的唯一方法。"

　　"正是基于这些关于人性和政治的基本信念，在旁人看来，他仿佛儿戏般地就放弃了自己已经到手的"皇位"。"

　　"20年前，促使赵紫阳做出自己政治选择的那些基本信念，他所尽力保守和捍卫的那些价值，正是一个宪政民主的共和国可能得以构成的奠基性价值。对于我来说，不是在邓小平顶住全世界的唾骂，通过开枪镇压威慑亿万人民的超人魄力中，而是在赵紫阳顶住一个极权主义政党的淫威和高压，坚守住自己纯正的政治理想的非凡的道德勇气中，看到了能够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奠基的精神资源。……"

　　邓小平和赵紫阳所各自代表的价值，在"六四"这一特定的情形下突然变得水火不容。在邓小平看来，容忍了赵紫阳所代表的价值，党国将会崩溃；而在赵紫阳看来，一旦在暴力镇压民众的问题上向邓小平屈服，那么，他赖以安身立命的基本信念就会崩溃，这时整个生命也将全部失去意义和价值。

　　"六四"的悲剧不仅仅是赵紫阳的悲剧，同时也是邓小平的悲剧，他一手提拔和栽培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二人，无疑是由于认同和赞赏他们所代表的价值。但是，当对旧体制的突破已经完成，而必须确立新的威权体制时候，邓痛苦地发现，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足以使整个党国解体。

　　就如许允仁在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在"六四"的风暴中，看到赵紫阳的个性和德行将整个党国置于危险的境地中时，邓小平才放弃了幻想，痛苦地认识到威权体制的最高领袖的第一位重要的品格究竟是什么？当他放弃胡赵，动手对整个民族中精神最活跃的部份进行阉割时，同时，也是对自己灵魂中的对爱戴的渴望、同情心、理想主义等等长期以来所看重的价值的自我割除。

　　他对下台后的赵紫阳的某种眷恋，事实上就是对自己灵魂中被割除的那些价值的眷恋，他知道，一旦割除这些之后，不管是他的个人生活，还是他竭力所要捍卫的那个政治制度的意义都会变味。因此，他几次让人找赵紫阳，希望他做个检查之后，再重新出来工作。邓小平试图以这种方式，将他在危急的情形下，出于恐惧而割除的那些价值，以某种安全的方式，从后门里悄悄地再重新找回来。

　　但是，对赵紫阳来说，他深知，自己假如屈服，那么，留下来的只会是一具躯壳，他所代表的价值就泯灭了。他只能以做党国的终生囚徒的方式，才可能坚守住自己宁愿放弃"皇位"，也无法背弃的那些价值。最终，邓小平决定对赵紫实施终生的软禁。没有什么能比这一事件，更具象征性地体现出，在"六四" 事件上决裂之后，邓小平所代表的价值和赵紫阳所代表的价值，在中国社会中的现实处境了。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21年了，然而，正如许允仁在文中分析的那样，作为"中国模式"奠基礼的"六四"镇压，由于是对自由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伦理的双重违背，使执政党至今都对此讳莫如深。执政党在其构建的粗鄙和自欺的意识形态中，无法真实地面对这一事件。在这种讳莫如深中，不仅仅赵紫阳代表的价值被遮蔽了，连邓小平所代表的价值中的某些真实的部分也被遮蔽了。党甚至无法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坦率和真诚的辩解。

　　"六四"的分歧和斗争，是围绕着对这一事件的不同的定性展开的。就如许文中所言的，事实上，不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还是"爱国民主运动"，它们的争论都是在某种"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语境中展开的。一旦被定性为"动乱"， 那么，事件的参与者就名正言顺地被贬为"专政的对象"，反之，一旦被定性为"爱国民主运动"，那么，它就获得了政府的强制力碰不得的"神圣性"，同时，可以理直气壮地将自己政治上的敌人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当时，关于事件定性的争论和斗争，归根结蒂是争夺"专政主体"位置的斗争，这也就是"六四"悲剧发生的最核心的精神根源。在专政政治的语境中，每个个体都自负地认为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价值是神圣的，想要压倒和排除一切异己的价值。

　　而只有在宪政民主主义所开启的意义境域中，才可能真正找到政府理性地使用强制力的分寸和界限，才可能在剥除各种价值上面所蒙着的虚荣自负的同时，以一种多元的心态包容它们，让各种本真的价值得以无蔽地言说和争论，寻求它们在中国现实中的共处之道。这才是让中华民族从精神上走出"六四"阴影的关键之所在。

　　2010-6-15

熊传东:“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

　　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已成为地方政府和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维稳是压倒一切的重任。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见5月27日《社会科学报》）

　　可以看得出，维稳是继综治革命之后，地方政府又一重大治理战略决策。维稳不仅紧系着地方政府，还牵动着从中央到地方庞大行政系统的职能发挥和财政预算与支出。深入看来，维稳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社会矛盾的群体性事件的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是从中央到地方强化维稳的重要性和战略性，以期通过维稳提高地方政府或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固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工作，稳定是一切工作的基石。然而，在居高不下的维稳行政成本之外，又多了一个不断攀高的维稳财政成本。 目前，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已成为普遍现象。

　　按理说，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已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即现代媒体制度保证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证了司法最高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人代制度则保证了民意的规范表达和民意对权力的有序监督，等等。只要这些机关、机构、部门和办事的人，保证这些渠道的正常、民主、公正、公平、公开和科学的运行，那么，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难分散纳入各自的体制路径，皆能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正常化的解决，而不至于发展到以高额的财政支付来维稳，非得要整个社会都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最终导致，不得不以高价，甚至天价的财政支付维稳。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中国财政的国情力。中国的行政成本之高，早已众所周知。现如今，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尤其群体事件的此起彼伏，更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多了一个同样不断攀高的维稳成本——财政维稳。河北省2009年国庆安保志愿者的招幕人数，原则上不低于各辖区人口的1%，也就是说，有多达78万人的河北人奋战在国庆维稳的第一线；今年北京"两会"期间，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达70万人。从2008年到2010年，河北省用于完善"护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础设施累计投资有49.5亿元。如此大规模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维稳，是否符合中国的财政国情力，是否考虑到中国财政的承受力？这都是值得决策部门考虑、深思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中国百姓的承受力。资料显示，2009年辽宁公安支出223.2亿元，以该省4300万人计算，人均要负担维稳费用达500多元，对于一个经济水平一般的省份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相比之下，城镇社保还没有全面普及的前提下、农村社保还没有全面推广的前提下，以此高额的天价维稳费，值得吗？笔者认为，应当将其天价的维稳费抽一部分出来直接投入到民生工程中去，给老百姓直接带来受益和实惠。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每投放一笔的意义。广西贵港的群众工作部经费每年不少于20万元，群众工作中心不少于4万元，群众工作站经费不少于0.2万元，这就意味着该市的5个群众工作部，74个群众工作中心，1148个群众工作站，每年至少吃掉626万元的财政经费；2009年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元。然而，我们投入归投入，花费归花费，我们细算过每一笔维稳费用吗，是不是每一笔都应当投、值得投、必须投、非投不可？如果，每投放一笔维稳费没有其可操作和可实用的价值与意义，则没有投放的必要。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所谓维稳成本，总的来说就是法外解决、特殊处理的成本。这是在国家基本制度之外，多出来的成本，而且因其原始性、粗放性、不可复制性，注定成本之高超乎寻常。"天价维稳"成本证明，让正常渠道作为国家制度的基础设施能够切实地起作用，已刻不容缓。广东广州市财政报告显示，该市2007年维稳费为44亿元，比当年用于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多，此数字一度引起部分人大代表异议；而重庆市2009年维稳的财政预算为52.7亿元； 2008年地方财政中武警经费总支出额为52.7亿元。由于各地维稳压力巨大，维稳支出急剧增长，部分地方为保障维稳经费支出被迫削减其他财政支出，如湖南省津市为此要求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压缩20%的开支，甚至从每名统发人员的工资中逐月扣钱。依笔者看来，维
稳更应提倡节约成本，从而提高其维稳效率，不可全靠以钱养事、以钱维稳。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实施后的社会效果。近年来，各地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且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拥有170万人口的山西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2622个，调解员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如果说上海、广州皆属经济发达地区，"天价维稳"成本尚能支撑的话，对于经济并不那么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天价维稳"成本就不免令他们捉襟见肘了。湖南津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高额的财政支付还不够的前提下，该市政府作出口中挤食的无奈之举，以此保证维稳经费。然而，这些"天价维稳"带来的社会效果又如何呢，不得而知？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稳定是否全靠金钱。今年1月12日，贵州安顺坡贡镇发生了一桩普通刑事案件，当地政府为了维稳花费了相当于3年财政收入的费用。在维稳"一票否决制"的压力下，地方政府的维稳已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这属于典型的"花钱消灾、拿钱买平安"的无奈之举。这只能说明，该地区的综合治理和维稳工作处于"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状态，即使火烧眉毛了，还不慌不忙。实在扛不住了，没关系，只要有钱就行，有钱可以摆平一切，自古以来，"有钱能使鬼推磨"之怪理一直经久不衰。同时，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和财政预算部门，更要监督维稳经费支出的全过程，杜绝挪用、贪污等现象的发生。更要考虑，"天价维稳"是不是唯一之举，金钱是不是维稳的法宝，除了"天价维稳"外，还有没有与其相配的维稳�
�措。

　　"天价维稳"要考虑到是否需要民众听证。当前，由于社会矛盾逐渐增多、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等现象，从控制和防堵角度入手的维稳是解决其突发性事件的唯一手段，导致维稳成本的上升理在情理之中。然而，成本的财政预算在某些地方已大大超过了一些民生项目的开支，如此看来，"天价维稳"的无限期投入，绝非长久之计。笔者以为，在今后的维稳预算、维稳投入和维稳支出等现象，能否像其他民生工程项目一样，以"听证会"的形式，通过新闻媒体和政府部门召开"听证会"或发布会，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众或民众代表，以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新闻媒体，共同做出维稳预算、投入和支出的决策。以此群策群力，利用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如此以来，既让维稳在阳光下操作，又杜绝了暗箱操作之嫌。一举两得，何乐而不
为之？

　　随着维稳体系的逐渐完善和健全，这说明了，政府对百姓生活、工作和生存状态的高度关注和保护。笔者想问，钱是维稳的唯一制胜法宝吗？国家要投入多少钱才能维持这庞大的机器呢？维稳是不是未来的中国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呢？"天价维稳"的无底洞到底有多深？"天价维稳"何是休？

　　来源：光明网-光明观察

陶达士:ＢＢＣ马英九总统专访的观感

　　6月2日，BBC中文部就马英九总统就职两周年进行了这次专访，BBC网站事先还征集了网友的问题，反响热烈。其中很多人的提问之一是："国民党是否愿意回大陆与执政党展开和平竞争"。我5月23日留言的提问更具体："请问马英九总统，是否可以提议与中共携手在大陆某一城市，如厦门，实行民主政治改革的试验，实行在[中华民国宪法]下的多党竞争制度？让大陆人民直接学习台湾民主的成功经验。"

　　为什么我要提这样一个问题？这是源于我多年来对台湾的观察和思考：

　　1，民主政治制度经受了数百年来全球各民族的实验和选择，已经被证明是适合于各种文化背景的不同民族，而且是唯一通向繁荣和谐的治国之道。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从1800年的3个，到1900年的13个，增加到今天的130多个。

　　经过100多年的艰苦努力，国民党终于使台湾在华人地区率先成功跨入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文明社会——多党竞争，依人民的选票而和平转移政权，初步达到了100年前孙中山树立的"主权在民"的民主大业的目标。

　　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

　　2009年台湾人均GDP16392美元，排世界第39名。（IMF2010年4月）

　　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全球（58个国家）评估，台湾表现排第8名（去年是23名），政府的效率是全球第6名，企业是全球第3名。

　　正如在这次专访中马英九所说的："我们证明在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土地上，可以实施民主制度，这点我觉得是台湾对我们华人社会很大的贡献， 而且我也希望我们的实施很成功，不是只有一个很空泛的选举而已，还能真正的贯彻法治、人权跟自由的保障，"

　　2，马英九说的很好：民主不只是选举这一件事。选举为人民提供了表达意见和选择的机会，间接地参与了各级公共决策，而经过辩论和协商形成的公共政策（包括法律）有了广泛的民意基础，执行时会得到人民的积极响应和监督。而不是现在大陆所看到的怪现象：立法时是闭门造车，施行时是漏洞百出，比如：2006年就开始实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对毒奶粉的产生和蔓延没有起丝毫的阻止作用，事后也没人出面据此法律追究有关部门（农业部）的责任。之后，2009又制定实施了[食品安全法]，照例阻止不了每年全国300万吨的地沟油返回老百姓的餐桌。

　　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显示，它的多种设置共同运作——民选议员，民选各级行政长官，反对党的竞争，民间社团活跃，媒体民办，司法独立，学术自由，民意调查频繁，……形成了公共信息核实的高效机制，所有的问题都要公开透明地进行辩论，由此真相可以尽快得以大白于天下，马上通过人事和立法的调整，该换的就换，该改的就改，该补的就补，该赔的就赔，最终做到取信于民。

　　通过几年来台湾资讯的流入，人们渐渐地亲眼看到了，巨大的权力腐蚀作用是怎样迅速的摧毁了陈水扁，而民主制度又是怎样快速动员了人民在反对党的带领下把腐败分子送进了监狱，一切是那样的透明而令人信服。

　　同文同种的台湾，为大陆学习民主制度提供了莫大的方便；

　　比如，要研究三权分立的立法这一项，就可以打开台湾[立法院国会图书馆]的网站，看到丰富的资料。大陆老百在电视上最常见的立法委员邱毅，他在任期内的活动从中可以得一清二楚，由此，议员代表人民监督政府，人民随时可以观察到议员的作为，也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他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注：其中所写99年，是指民国99年，即公元2010年。

　　3，民主制度被全世界的多数国家和台湾人民都试验成功了，下一步顺理成章的是，在大陆引进一片试验田，当然是在福建或厦门最方便了，所以我提的建议就是如此。

　　就算是对我的回答，马英九总统在此次专访中说："到底这个制度在大陆上大家看法怎么样，是不是到了可以实施的阶段呢，这当然要由大陆的人民来决定。"

　　就看大陆人民是否也认为值得一试呢？

　　当人民形成了共识后，执政党怎么会不考虑呢？

胡克:法官被枪击泼硫酸——法治的问题？

　　（注：以下是作者关于永州法院枪击案、梧州法官遭泼硫酸案的两篇短评。《法官被枪击泼硫酸：中国法治破产？》是作者在两文基础上所加，目的是引起各位对中国法治进程的讨论。——贾庆森）

　　法官被泼硫酸案：真相比什么都有力量

　　就是要让人们清楚，特定案件有特定的案情，并非一定要把个别的刑事案件上升至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真相可以驱赶谣言与恐惧，真相比什么都有力量。

　　6月8日，广西梧州长洲区法院数名法官执行案件时，被执行人陈宏生、廖凤娟夫妇突然从楼上向法官及干警泼下两盆硫酸，致使6人不同程度烧伤，长洲区法院院长等2人伤势严重，每人各有一只眼睛面临失明危险。这是10天内发生的第二起袭击法官案件。6月1日，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法院发生一起枪击案，该区邮政分局职工兼保安队长朱军，持枪冲进法院，向正在办公的法官扫射，3名法官当场死亡，另有3人受伤。凶手作案后畏罪开枪自杀。

　　梧州案件发生后，当地官员或者由于高度的"觉悟"，也或者是因注意到了网上舆情，特意要求新闻媒体要正确报道事件真相，"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员借机肆意炒作"，"防止不明真相的群众聚众闹事"。当地官员洞察秋毫的警惕性，及披露事件真相的承诺，值得肯定。但是，就现有报道来看，案件远未得到充分披露。谣言止于真相，既然害怕群众"不明真相"闹事，就应该尽快把真相全部告诉群众。真相可以驱赶谣言与恐惧，真相比什么都有力量。

　　陈宏生夫妇向法官泼硫酸，目前被定性为"暴力抗法"。据报道，泼硫酸案牵涉的是买卖货款纠纷案，作案的陈宏生夫妇对外欠债数十万，被人诉至法院，数年来，陈家对法院判决拒不配合执行，8日上午法官干警前去执行，即发生惨剧。

　　如此报道，大概可以解释夫妇二人作案动机：房屋等财产即将被强制执行，被逼进死角，一时冲动对法官下手。但是，似乎又不能使人真正信服，仅仅为了几十万元债务或房产，就铤而走险？夫妇二人不会不知道，对人泼硫酸是故意伤害罪，将面临严重刑事处罚。况且，夫妇二人为何对前来执行公务的法官痛下杀手？从报道来看，他们与法官无怨无仇，债款纠纷案冤有头债有主，欠债赖账首先输理的是自己。退一步说，遭追债与起诉后即使要发泄不满，对象应该是逼债的债主才对，而不应该是法院或法官。如果这些具体细节不披露，仅仅发一则数千字的新闻通稿，群众仍然会"不明真相"。

　　湖南永州法院枪击案案情披露，也存在上述情况，一些报道似乎"点到为止"，甚至对凶手作案动机的解释不断变化，这样的信息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获知真相的需求。先有报道称，永州零陵区邮政局保安队长朱军作案，主要是因为与妻子离婚案，认为法院关于财产分配的判决不公，遂对法官产生不满；之后有报道否定了这一说法，称其袭击法官，主要是因为另一起房屋买卖纠纷案，朱军认为该案执行时间拖延太长，产生报复心理。但律师对此予以否认，称朱军当时未对判决提出任何质疑。这两个没有得到证实的解释之外，还有报道说凶手癌症晚期，产生厌世念头。想了解真相的群众真是被这些"解释"、"报道"弄得一头雾水，到头来还是不明真相。而且，另一则报道像写小说一样，报道结尾留下悬念，透露朱军作案前曾经留下遗书
，遗书"直指法院"。遗书是什么内容？是怎样"直指"法院的？群众们，你们就自己猜测吧。

　　由于永州案与梧州案的血腥、恶劣性，当地官员对媒体报道高度警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应该以此为借口，反过去压制案情披露。现在似乎存在一种顾虑，害怕此类案件报道过多，会对公众形成一种印象，似乎法院成为社会矛盾聚集的焦点。但是，如何避免公众将个别的暴力抗法案件视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难道不是应该先将特定案件充分披露吗？就是要让人们清楚，特定案件有特定的案情，并非一定要上升至宏大的总体性的社会问题。

　　当然，如果我们一定要挖案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那也要首先弄清具体案情。理性披露与深挖并不会损害社会信心与现存秩序，相反只有完全的真相，才是制定应对此类事件的有效措施的前提。否则一些治标的措施会缺乏针对性，比如，发生枪击案就要加强枪支管理，发生泼硫酸事件，就要严格控制硫酸销售。再者，群众获得充分真实信息后，就会走向理性平和。这也符合一些官员的逻辑，群众了解真相就不会闹事。

　　2010-6-9

　　永州法院枪击案，网友为什么欢呼？

　　建设法治，一直被视为走出中国社会治乱循环的不二法门，但是目前，法治却再次遭到暴力的挑战。网民们的欢呼，又何尝不是在对公权，对现实中的司法不公现象泄愤？

　　6月1日上午，湖南永州零陵区邮政分局职工兼保安队长朱军，以去市局验枪为名，领取一支冲锋枪与两支手枪，进入零陵区法院，找到人最多的办公室，对几名法官疯狂扫射，造成3人当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随后，嫌犯举枪自杀身亡。初步查明，嫌犯系报复杀人，认为法院三年前对他的离婚财产分割案判决不公，但此次受枪击法官并非此前判案法官。

　　如此疯狂凶残的枪杀案，首先应引起所有人对死伤者的同情，对暴力和凶手的谴责。这是最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底线，也是最基本的法治社会准则。但是，匪夷所思的是，网上不少人却在欢呼。

　　本案的详情尚未充分披露，尽管如此，竟有如此多的人为暴力欢呼。相比较而言，此前多起校园杀童血案发生后，网民们大都对杀人者表示愤怒。而屠刀或枪口一旦指向国家公职人员，网民反应却大相径庭。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他们为什么在欢呼？他们在欢呼什么？

　　这种欢呼，也让人想到上海杨佳袭警案发生后，网民的反应，有人称杨佳为"义士"、"大侠"。虽然永州法院枪击案与杨佳案的具体案情不同，但是两案件反应出的社会情绪是相似的。公安局、法院是执法司法机构，本应是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冲突的体制化渠道，却成为聚集社会不满的焦点，甚至成为人们发泄不满的对象。文革十年浩劫之后，建设法治，一直被视为走出中国社会治乱循环的不二法门，但是目前，法治却再次遭到暴力的挑战。当尖刀刺向警察，当子弹射向法官时，这本身当然是作案者发泄的手段，但同时，网民们的欢呼，又何尝不是在对公权，对现实中的司法不公现象泄愤？

　　以某个人、某个公职人员，或者某个公权机构为对象的凶杀案，尽管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没有特定对象的报复社会案件。当前一段时间，此类极端个人事件经常发生，整个社会似乎坐在火山口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永州法院枪案以及网民的欢呼，也是无特定泄愤对象。无特定目标的社会泄愤，应该引起对整个社会的反思，不是追问某个警察法官或者某个法院怎么了，而是应该追问，这个社会怎么了。

　　永州法院枪击案和杨佳案背后，网民在欢呼，其实是在嘲弄、拷问这个社会，同时这又是社会断裂的症状，是权力与权利之间关系紧张的表现之一。大众发泄情绪，已经到了罔顾基本社会伦理的地步，社会共识已经遭到部分破坏。网民，即社会屁民的代表，他们判断问题的首要标准，已经不是谁杀人谁偿命，而是看他杀了谁。

　　门户网站已经将永州枪击案置于不太重要的位置，甚至已经删除，而且关闭跟帖评论。媒体大概是在担心自己又被指为暴力的帮凶，担心承担相似案件蔓延、传染的责任。但是，我们分明看到，欢呼的是网民，不是媒体。帮凶似乎不是媒体，而是网民与社会。

　　2010-6-1

　　来源：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57aee6c8db299b69

谢盛友:细看公民社会的细节

　　妻子在自己任教的中学的停车场倒退停车，不慎将自己的车子撞到旁边同事的车子，妻子把车子停好后，出来看一下，对方的车子没有什么损坏，停留了一会儿，她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时间到了，她先去上课，下课后她就开车回家了。按照德国法律，妻子应该等对方车主出现，或者报警。

　　第二天早上警察到我们家，要求妻子到警察局汇报事故的实况。警察说，妻子没有及时给警察报案，而是"邻居" （居住在学校停车场旁边的一户人家，看到现场。）给警察打了电话，警察才获知这个小事故已经发生了。警察认为，妻子的这种做法，是想逃避事故责任。

　　一个月后，地方检察院来信：擅自逃离肇事现场，违反德国交通法和刑法，处罚一千欧元，禁止开车一月。

　　妻子不服，提出抗诉。再过一个月后，地方法院来信：某月某日将开庭审理您的抗诉。

　　我让妻子立刻撤回抗诉，要求法院取消开庭。如果开庭，妻子这个官司是输定的，从而产生的费用可能要五千欧元左右，因为对方车子没有被撞坏的事实，不能掩盖她逃离肇事现场的犯罪事实；因为对方车子没有被撞坏，不是妻子说了算，而是一个官方认可的鉴定机构说了算。检定机构经过鉴定后，车子确实没有损坏，鉴定费用五百欧元。地方检察院控告的是，擅自逃离肇事现场刑事罪，而不是其他。

　　这样的事要是发生在国内，我肯定破口大骂：那"邻居"吃饱饭撑着，多管闲事。然而，在德国我是另外一个看法。我认为，德国人的公民意识很高。

　　德意志给人的印象是很死板，我认为，德国人非常严谨。德意志有两样东西是世界任何民族无法超越的，一个是哲学，一个是音乐。德意志这个民族，遵守纪律是世界闻名的，其哲学思维非常严谨，但是并非死板。自由是建立在一个律的基础上，而不是杂乱无章的自由。德国人严谨的哲学思维，带来了一套"音乐般"的整体协调的秩序教育，这种教育的特点就是，让你从小分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我一个朋友当全职母亲，她儿子三岁，上幼儿园，她就训练孩子系鞋带。

　　上小学的小孩，德国家长都会分配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比如洗碗，垃圾分类，扔垃圾等。让小孩懂得有吃饭的权利，也有扔垃圾的义务。

　　德国小学的地理课本是从家门口开始，我儿子不像我，先学习祖国的大好河山，而他先学习本地有哪些教堂，哪些河流，多少博物馆，多少面包店， ……尽量让小孩熟悉自己的家园，熟悉了才有感情，对家园有了感情才会热爱。

　　从小学开始，常识课的内容涵盖如何做饭如何吃饭、交通安全知识等，三年级的学生都必须通过警察局规定的骑自行车考试。警察和有关部门会定时到中小学讲课，比如消防课，遇到危险如何找紧急出口，等等等等。说来，你也许不相信，德国各个城市的消防队，百分之九十的工作人员是义务的、自愿的。当他们把居住地视为自己的家园以后，他们会热爱自己的家园，所以成立各种各样的互益性社团组织，比如动物保护协会、老城区保护协会，来维护自己的家园。

　　六年级的学生义务轮流值勤，当"替代交通警察"，早上七点至八点在主要路口指挥交通，以保障上学的小孩能够安全到达学校，这时的学生"交通警"比真正的交通警察权力还要大。德国很多十字路口，在交通灯下面都写着"（不要闯红灯）给孩子作榜样！"难怪你在德国会看到，深夜里下大雨，哪怕没有车辆来往，有些德国人还在那里等到红灯变绿，才过马路。这就是德国人的"死板"。

　　德国人"死板"的教育，培育出的公民意识是，这样的事今天发生在你身上，明天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维护你的权益就是维护我的权益，维护权益从自己身边最具体的事情做起。

　　那天，国内一位著名画家到寒舍雅会，他说，其实，我们中国人教育小孩都很"公"呀，可是血液中又引导孩子 "私"。他还说，他在家里教自己的儿子《论语》和《道德经》，教育小孩做好人、要有承担、要有正义感，但是，放下课本，他们父子俩走到南京路，看到有人在打架，父子俩下意识地命令自己，立刻远离那"是非"场所。

　　德国人让小孩自己系鞋带，中国人帮小孩系鞋带，甚至送小孩上大学，对小孩的事情，能包揽的尽量包揽下来。

　　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德国人和我们中国人对待公民意识教育的不同态度。

　　什么叫作公民意识呢？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是，至少我认为，公民意识就是公民懂得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个国家的公民知道，他们作为公民应该拥有哪些权利，应该尽哪些义务。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整体。这个社会的每个成员，除了拥有社会给他的权利外，还应该维护这个社会的整体利益。人一旦只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时，整体利益就会受到破坏，而最终也会危及自己的个人利益。

　　西方"魔鬼在细节"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这句谚语，形容做任何事的关键在于做好那些可能不起眼、微不足道的细节，其实我们中国人也一样，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于细。"

　　我们中国人知道，天下的难事都是从容易的时候发展起来的，天下的大事都是从细小的地方一步步形成的。

　　公民意识是什么？公民社会是如何建成的？就是每个具体的公民，每天面对自己的要做的事情或必须放弃的事情，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先来一个价值判断，然后决定做还是不做，做或者不做，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但是，做或者不做，每个公民都得对自己的后果负责。

　　德国把抽象的严谨的哲学思维，转化成具体的公民意识，就是体现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在于做与不做。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细化到身边具体的事情上，所以，多年的建设和教育，把人已经带入一个高层次的公民社会。撞车没损坏与撞死人，程度不同、性质一样，擅自逃离肇事现场，这样的刑事犯罪应该受到惩罚。

　　中国本来是礼仪之邦，本来应该很容易建设公民社会，但是，《论语》和《道德经》是一种"指导思想"，现时的公民需要一个链接，那就是公民权利和义务教育的具体化。要有这个链接，你首先要承认，人是自私的，人性是罪恶的。然后就是权利和义务的具体化，落实到每件具体的事情上。我们年轻读大学的时候，喊的口号是"建设四化，从我做起！"当时我认为已经很具体了，现在想起来，还是"假大空"，因为"建设四化"是一个整体概念，"从我做起"虽然具体，但是，当中需要一个链接，那就是我今天明天具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我对自己的决定要负责。

　　写于2010年5月30日，德国

施卫江:遏制个人恐怖主义的有效途径——人格担当的扩展

　　心理学家阿德勒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研究《自卑与超越》，认为先天的生理或心理欠缺可以催人奋进，强力超越自我和别人。可是对于超越性禀性欠缺、能力差劲的人来说，已经处于不断被别人超越的情景，并且在加速地落伍下去，该怎么办？通常，对他人的"怨恨"比起超越行为来，居有更多比重的情感欲念，倘若没有外在制裁力量有效地约束的话。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接连发生了至少有6起袭击小学、幼儿园儿童案件，此外还有数起滥杀妇女儿童的案件，另据北京青年报2010/05/12报道：在北京，《警方制止7起针对校园案件》，于是全国范围内各所低龄学校纷纷配备起专业保安来，真可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个人恐怖主义者图像

　　杜克海姆在《论自杀》中运用社会调查的实证数据表明，自杀中占据较多比率的是利己主义的原因，这些人群都是太脱离社会，个性太强盛，极端的自私自利为其自杀根源，最大的发作征兆就是精神空虚，在他们眼里，已无他人可作牵挂，也没有神灵可作安魂，可去赎罪。

　　单纯自杀只是针对自身的行为，倘若杀身的同时还得连带着众多的他人一起去"同归于尽"，这样的案件可以称为个人恐怖主义，因为犯罪主体是非组织的个人；政治诉求是没有的；目标是无差别的素不相识的体力弱小者，但都不对准人生价值残年不多的老人；手段是极其残忍的，滥杀无辜；理智是清醒的，已明知去殉命；面目是无法辨别的，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前兆是隐蔽的，因而出击具有突然性而难以防范，从而对整个社会制造出极为恐怖的气氛。

　　中国的案件为什么会频发？议论者普遍认为是社会公平缺失，贫富差别拉大、特权强权侵权等等。这些在我看来，果然营造了不良的社会氛围，有相当的外围成因，但不是主因，也不是最直接的和最深层的原因。因为从恐怖杀戮的对象来看，显然是整个社会，报复性的暴力犯罪需要有情绪的积蓄和特定的目标方向，从何处来，便向何处发泄。于建嵘教授指出："六起案件存在的共同点包括发生地都是中小城市，犯罪嫌疑人都是没有稳定工作的30到40多岁中年人，都是针对没有反抗能力的孩子。"于建嵘表示："此类犯罪突然频繁发生体现了蔓延到整个中国社会的'绝望感'的一个截面，犯罪后企图自杀说明了这种现象的严重性。"

　　个人恐怖主义犯罪者，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人生的"失意者"，经历过严重的挫折，更重要的实情是，都为大龄未婚，或者遇到了婚姻危机，精神状态上灰心丧志，心灰意冷。就拿首先出场的郑民生来说，记者孔璞用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来描述："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过着无聊的日子"。他们都有着强烈的被社会抛弃的边缘感，被社会淘汰掉的失落感，于是将仇恨发泄到素不相识的人群身上。

　　恐怖主义行为的生物学机理

　　要想明白恐怖犯罪的动机，就得了解关于人的生物学进化和博弈论的机制。我们不妨把大肆杀戮儿童的恐怖犯罪看成是一种"怨恨"的博弈手段，其进化机理在社会生物学上可以剖析出清晰的脉络来。

　　"利他性"的问题在社会生物学里被花费大量笔墨来阐述。但是社会生物学学说的首要命题是：基因总是自私的，因为它不自私就不可能存在。这里说的自私指的是单个的基因层面，而不是基因的有机体载体：活着的一个个生命，譬如，人，读者千万不要误会。基因自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在于试图尽可能大地扩张与自身相关的基因库队伍1.为此，基因创造了生存机器（机体），并让生存机器无条件地为自己服务，使得基因能流传下去，因此基因自私的对象绝非单纯针对自身，而是覆盖于各级等级的亲缘基因，由此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自私策略（即选择）。美国学者威尔逊认为："由于同一种基因拷贝可以同时存在于许多不同的个体之内，因此使得不同的个体有了共同的利益。社会生物学认为，个体行为中的利他主义形式的原因，就是基�
��的这种共同利益，换言之，利他主义行为是出于基因自身利益的需要，说到底，还是基因的自私性所造成的。"2.

　　所以威尔逊说"人类和昆虫都具有极端的牺牲能力，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是心灵和昆虫的"心灵"（如果有的话）功能相同；但却意味着这种行动不需要什么神圣的或超绝的力量来引导。我们有理由去找寻更为普通的生物性解释。"3尽管威尔逊承认："利他之举的形式和强度有一大部分是文化决定的。人类的社会进化显然是比较文化性而不太是遗传性的。"但他接着说："其中有一个要点，即行为背后的情绪在所有的人类社会中都已强烈地表现出来，只有这一点可以认定为是通过基因进化的。社会生物学的假设并没有说明各社会间的差异，但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与别的哺乳动物不同，以及为什么（在狭义方面）他们与社会性的昆虫这么相似。"4

　　社会生物学中关于"亲缘选择"，是指一种基本的生命进化形式，"自然选择在血缘关系网这个组织层次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亲缘选择理论的核心是：尽管基因天性是自私的，但是由于近亲体内有不少基因是共同的，所以，每个自私的基因必须同时忠于不同的个体，以保证那些拥有相同基因的动物生存。"，"如果为了拯救更多的近亲个体而牺牲一个个体，对于基因来说当然是合算的。因为它失去了一个拷贝，而保住了更多的相同拷贝。于是，操纵个体对亲属表现出不惜自我牺牲的利他主义行为的基因，就会在基因库里传播开来。"5

　　"怨恨"行为的进化机制是，做出"同归于尽"的事情来：行为个体在减少（或干脆灭掉）了自己的适应性的同时，也降低了与自身亲缘不相关的竞争对手的适应性，以此来减轻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亲属基因有机体的竞争压力，这样，间接提高了自身亲属的适应性，从而为自己的亲缘宗族这个小集体作出"利他性"的贡献。计算亲缘关系指数，亲近血缘的基因库里与自身亲缘指数高的基因有机载体其竞争实力相对增强了，这样的博弈论在"丛林"生存观上讲是有利的。

　　且看中国传统家族主义，男性族的传种接代，被尊为履行老祖宗的使命，儒家文化的"生生谓之易"就是这种生育至上论的反映。男人必须建立家室，繁衍后代，添丁家族，生儿防老，是男人务须检验而通过的一场大考，是至关重要的一项战略任务。已经成长为一个大男人，觉得此重任已毫无指望的时候，活在世上便是面子无存，灰头土脸，认为就是个"多余者"，转换成生物学语言：无法拷贝自身基因的生命载体。其人若是人格禀性低下的，则会自暴自弃，走上"丛林"的生存之路，采取报复措施：干脆牺牲掉自身肉体，放弃掉自我人生，如此则弃掉了成为家族（亲族）面子攀比竞争中累赘的肉身，减轻自己亲缘基因（即亲属）的压力，作为代价获得的转换是，与此肉身一起必须作出同归于尽，使之尽可能多地损害、毁坏、甚至摧毁
与自身血缘关系远离的人们的美好生活，并且连带拖累被毁之人的亲属们在人生自我价值上的正常实现，尤其是一胎化家庭中的家长，以此来减缓自身的亲属在自我实现的局面上与他人相比总体上处于不利的颓势，对于"多余者"来说，抛掉了一个面子累赘的包袱，算是一种"解脱"，他为着亲近血缘的基因库里大大减负掉了消极性"面子"的价值份量，从而为亲缘基因的作出"利他性"的贡献。这便是"怨恨"的招数。

　　以国人看到的现况为例，中国恐怖分子为什么总要选择体力弱小者，因为只能使用"冷兵器"的犯罪方式可以"多多益善"地残害他人性命，并非人云的："在弱者面前呈强壮"。再说，残害对象都选择为年轻幼小者，而不是老人，意味着希望摧毁掉人生充满朝气的有潜力价值者，并且针对相对而言的富人、至少是一般的常人，譬如，传言南平血案罪犯郑民生特意打摩的到较远的当地"贵族小学"南平实验小学去作案。所以，凡是这些案件进入司法审判程序时，人们就会发现，每当受害者家族提出民事赔偿时，显然都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恰是"怨恨"的机制所在！

　　其博弈的算计犹如玩象棋游戏。高手下棋总是要寻找机会，试图将己方的弱子兑换掉对方的强子，如把"兵"兑换到"马"或"炮"，或用"马"或"炮"兑换到"车"，若能将小"卒"兑换到大"车"，那就得到便宜更大了；进而，若能以一个弱子兑换到对方数个的强子，那么更加合算了，便宜很大很大。又如弈陆战棋，试图用己方低价值的"工兵"、"排长"去拼耗掉对手的"炸弹"，或用己方"炸弹"撞上对方高价值的"司令"、"军长"，将其报销掉，是绝对合算的一手。接着，余下棋局的子力对比就会有利于己方，不利的局势或许由此逆转。

　　但"怨恨"博弈着眼于生物上的肉体，再加上"面子"价值上的"选择"份量，于人类而言，只能说是一种卑劣低贱的策略，因为它未能洞晓人之赋予了高贵内涵的关于人的尊严、人格至善的价值蕴涵所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不是简单无价值蕴含的"零和博弈"。我们在此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发展体系来阐释人学。人是基因和文化（质料和形式）协同进化的动物，而恐怖分子所要专门去摧毁的恰是他人的有机体肉身，也就是"质料因"，企图以此来减缓低位等级的"形式因"——廉价虚荣的面子竞争，但是这种做法却进一步拉大了高位等级的"形式因"差距，亦即精神性高级品位上的人格较量，因为违背了"人本身就是目的"的至高道义，即最高"形式"的立法，康德指出："每个理性存在者，才是目的本身"。（《实践理性批判》）

　　认定恐怖主义的"怨恨"招数是低贱无耻德性而降低其人格等级，另一依据是，现代性的伦理精神在评判道德行为的品行上，着重以行为的手段、方式来衡量，而不依动机或目的，因为后者更多地与宏大叙事相连结，大而无当，具有虚幻性和欺骗性，应予以脱魅、降解、降级。亚里士多德早就悟到行为中展现的现存在的价值，声称："好的行为其自身就是目的"。这表示行为要依靠把自己作为目的的人格来承担，从而具有实现人格的意义，作为美德的善之个人自身便是一种目的。杜威概括为：外在行为和内在人格"是紧密相关的，在道德上是同一个东西"。而恐怖主义所施展的手段正是极其残忍而恶劣的大肆虐杀无辜者。

　　人格须由连坐制来整合

　　恐怖行为具有反社会特征，着重表现在其人格上难以与社会进行情感联络和整合，特别是由亲属所连带的耻辱感的严重匮缺。因此，解铃还须系铃人，整治对策就是，增加罪犯亲属的人格担当，学会自尊法则，增强心灵约束力。

　　基督教思想对于人的罪性有极深的剖析。美国基督教伦理学家尼布尔说：人内在着 "自恃的罪性"，对此，企图靠主体觉悟的道德来拯救总是力量薄弱的，对于德性气禀低劣的"小人"来说，尤其如此。为此须拓宽思路，将道德负载须适度地法制化，要适当增加些对罪性的主体律以制裁性因素相威慑，就此增强罪性主体人格的负重感和责任感，并赋予人格以扩展的内涵，使人格角色化认同，以让其行事处世由个体自我的独立人格扩展至相关亲缘族群的"总体人格"（韦伯：Gesamtperson）来担保。这样的人格担当是与中国悠久而浓郁的宗法制家族文化传统相吻合的。

　　诚然，人们对于羞辱性的事情远比荣耀来得敏感，但是从正义的理念出发就应该取得"平衡"：既然贡献该带来的是荣耀，譬如某某家庭出了名人、伟人、天才、状元，那么该家庭，乃至整个家族就会增添光彩。同样，危害则理应带来的是耻辱，古人云："知耻者近乎勇"，在现代意义上，"知耻"表明的就是责任。唯有负责任的代价付出方可换取相应的权利资格。为此，我们得建立起荣辱平衡的机制来。

　　自然，这样的做法会使人联想起中国古代社会里盛行的"连坐制"，这个制度到了现代社会，遭到了否弃，因为它违背了个体自律这个现代法理原则。

　　但是，大凡宏观性质的社会历史性事件往往都具有错综复杂的多重价值趋向，也容易引起争议，这合乎辩证法精神，乃因人是灵与肉、个人与社会两重性而呈现纵横交错。就说前些年被废除的"暂住证制度"，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是"恶法"无疑，尽管如此，但还是不能说它不具有丝毫的积极意义。历史上的"连坐制度"也是这样，我现今希冀推行它，试图只是在适度的、温和的、有限的道德层面上使用，以作为个体自律法理的补充。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任何个人都不是一座自成一体的孤岛，而是处于社会系统的各类层次环境之中，人在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与周遭他人的种种牵涉。中国家族主义的乡土国情决定了，乡土国人的社会活动通常总是多多少少与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利益族群的关系而展开的，尤其是事关荣辱的面子上，着重体现出本家族的添丁、传种接代——基因有机载体的繁衍，所以在此，所谓"养育"当然包括了基于地域血缘纽带上的族群，长期来在日常生活中所哺育以内部成员的道德价值信念的养料，由此奠基了家族中每个行为主体的道德性禀性，相应地，个人的行为理应牵涉进该族群总体在道德上应尽的义务，只是在现代个体独立和个体本位意义上看，显得较为间接而轻微些。既然乡土国人的生活价值信念中过多地参与了低级的面子情
怀，为此，需要有社会的整合机制强制地填补以赋予更多高级文化内涵的人格因素，以健全人生。

　　科学家最近发现："基因驱动不良行为 最新研究显示反社会性格可遗传"6.性格上的病症在亲属中的发生率与血缘关系成正相关，即血缘关系越近，发生率越高。有资料表明，患者双亲的异常脑电图率较高；单卵孪生子的性格一致率较高，脑电图很相似，犯罪率超过双卵孪生子。病态人格的寄养子女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有较高的病态人格发生率——表明了反社会型人格的亲属关联性。

　　有人定会说，人的素质是受后天教育影响的，即便如此，也有足够的调查表明，童年的精神创伤、不和睦家庭关系、不良家庭教育方式和不良社会环境因素都在致病人格上起重要作用。心理学家指出，人类人格形成具有很大的可塑性，特别是在婴幼儿和儿童期。

　　凡此种种，家庭、亲属都逃脱不了渊薮的干系，都该用"道德思过"（雅斯贝尔斯）来拯救。家庭、扩展了的家属都该按亲缘等级梯度适度承担病态人格在道德上的连带责任。让我们观察我们的近邻韩国人是如何看待道德连带责任的，2007年弗吉尼亚大学枪击案的凶手被确认是韩国裔学生赵承熙后，韩国驻美国大使李泰植在参加韩人教会举行的追悼礼拜时提议，以韩人教会为中心，轮流绝食32天，以此分担遇难家属和美国社会的悲痛。他强调说："以此次事故为契机，韩人教会应该进行自我反省和忏悔，并创造重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机会。"7——这正是一个负责任的民族给予全世界的形象。

　　人格的提升需要设立至善目标

　　对于中国的道德谱系来说，向来缺乏形而上的资源，因而国人的"原罪"就鲜为人知。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就是回避彼岸世界的召唤，将人的伦理精神禁锢于此岸，用圣人理想来做道德楷模，所以国人的道德体系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闭塞了人超越自然，通向至善的道路。人是有缺陷的存在物，需要拯救的。而儒家的圣王人格定位在人的自身理性上，高度寄托于"人性本善"上，拒斥神明影响力的"爱"的造化，如此，还原在物理世界观上，则使得一个人文的自组织系统缺失了"负熵"的引入，系统"增熵"，趋向混乱，至少是难以"减熵"，使推动中国的人文系统进步。

　　从整体上说是如此，但放眼局部上，中国古代的文人、贤人亦有高尚品位。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已经涉及到人格的轻重之分，司马迁以自身屈辱之躯践行了人格的高贵，兑现了人生豪言。当然，绝大多数的作古之人介于这两者之间。

　　二十一年前，胡耀邦同志去见马克思的时候，就是两袖清风一身轻，倘若在国人世俗的眼光里，用物质攀比的尺子来衡量，岂不糟糕透了？为什么今天的知识界人士都为他的高风亮节所折服呢？正是人格魅力所在！

　　古人曰："人穷志不穷"， 说的就是要有志气。即使身处逆境，人也要坚守住人格上的操守，保持自我的完善，方有底气去回旋人生，有资格去重振旗鼓，来日方长，此世尽管无望，来世还可卷土重来，这样就是"超越自卑"的真谛。

　　中国的中学生都学习过法国作家莫泊桑的《项链》一课，作品中女主人公玛蒂尔德在世俗气中面对金钱和地位，真是无奈地感到耻辱，自惭形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身代价，但是对待自身人格高级形式的完善的长期坚守，她却成为胜利者。她的人生告诉我们，尽管处于低级肤浅的面子攀比荣耀上的劣势，尚有人格尊严的高尚一面值得去追求。高尚的价值极大地依赖于至上的终极信仰来牵引，可惜中国文化是缺失的。

　　儒家对于人格的操守持高调立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如此说，这当然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决心和能力。可是能做到"千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吗？由于儒家的道德律缺少崇高感和神圣感，就难以为人所自律，以至于当今的一些人性堕落之徒干脆"破鏆子破摔"，走上报复全社会的极端之路，如此则输掉了来世翻身的老本，反映在社会生物学进化论上，即牵累了亲属基因载体的人格等级，因为在人格上较量的是"形式因"，即心灵，精神性内涵，而恐怖残杀专门针对"质料因"的行为恰是背道而驰于人格的较量的。

　　现代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展开人生各个方面的激烈竞争，社会的人群自然要拉开差距，总会有赢家和输家。明德格物之人深知：即使在经济性的人生拼搏之旅中失措，处于了不利的地位和境地，但这还仅是肉身的失败，尚未可说是人生的完败，人活着总有心灵在，心灵走的是另一条战线，也是同样重要的，不妨去退守这一防线吧。

　　人，倘若陷于经济和婚姻上的困顿境地，感性欲求无源，生活寡然乏味，但是作为理性操控的心灵仍然有着相当的自由度，可以在己所能及的天地里做一番爱心善意，积功积德的事情来。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做出第一道德公设："意志自由"就有这个意思；成全自己的好品格，作为一项德性的"投资"，会投影回报到自己的亲属和下一代的，至少不去牵累他们吧，康德做出第二道德公设："灵魂不朽"就有这个意思；对于缺乏宗教情怀的中国人来说，不妨信守：上天自有报应，去期盼、去求得来世的翻身仗吧，只要抱着"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信念，就是有志气的好品格。康德做出第三道德公设："上帝存在"就有这个意思。

　　譬如，中国历史上，中原农耕的汉民族曾有三次被文明水平低下的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征服过，但是汉民族的节气仍然在，高级形态的文明方式并未向低级形态求和而臣服，反而是因为汉文化的博大高深，去包容兼并了低级形态的游牧文化。今天世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称颂和评介，理所当然地看重一以贯之的汉文化的传承，绝对不看上外来征服者在中华精神文明上做出的粗暴、野蛮和杀戮。

　　艰难、窘迫、困顿、潦倒的境况，殛需精神关怀，仁爱施舍，以求宽慰。在此，来自天国的关爱可以起到特殊的功能。圣。托马斯说："终极之善是仁爱之心。只有仁爱之心才是上帝的至善造成的结果，友谊的其他方面的善属于人类的善行。但是，如果没有至善造成的仁爱，人所公认的友谊不过是暂时的，功利的，甚至是虚伪的。只有依靠至善的统摄，人类才有真正的共同之善。"8继任托马斯主义的马里坦认为，在人与人之间交往中，都是作为主体与客体而确立起认识关系，这样就难保人们相互间的主体性存在，因为作为客体来认识往往置人以手段、工具的意义，而不是真正以人为本，这样的认识就有失于公正。自我的目的性只能在主体性中得到保证和实践。人活着世上，要避免被人误解，只有依靠上帝，唯有上帝才把我当做真正的�
�体来看待，才能理解我存在的深处，知道我的一切，上帝对他的所有拥有物主体性的深切体验，以免于自身孤独和绝望为由，来保证他的拥有物——我免于孤独和绝望，这样我就有了"爱"的来源。9当我的主体性被充分启动后，人进入了活生生的、开放式的自为存在，成为了"爱"的给予的源泉——那样的人格怎会做出伤天害地的恐怖事情来？

　　形上之罪：人人有责

　　源于世俗目的道德，人们施行起来往往受周遭环境限制，环肥燕瘦，各取所好，归结不出道德的根底，所以它不能代替终极的人性良知。终极良知的缺失或受损被雅斯贝尔斯称作为"形而上罪过"。

　　对于神圣性的宗教未有开启之身，人就莫能洞穿自身真实的存在，"生活短促而乏味"（鲍恩）。如此的国人境遇，本来就"缺乏拯救：中国人的生活最形而下"（孙隆基），到了当今，圣王、领袖、英模、劳模等等的道德理想和期待全都破灭后，国人的道德信念又进而失落许多，于是都自以为是"看破红尘"，转而专攻于形而下的世俗肉身物欲大拼比。世态炎冷，冷漠无情，看客丛生，为当今民风新尚，不难理解，现今的结局便出现了新动向：出局者干脆就扰局！这种非人性化生存态的构建当然是与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群的共同营造有关，对此，我们大多数就该承担形而上的："我为人的罪过。"

　　说得宽广些，认为是腐败特权不公贫困导致个人恐怖主义丛生，是皮相之因，这些源自体制层面的欠缺，我们也该知道，制度是由国民人性共同支撑起来的。社会中的全体成员作为交互的主客体，已经协同化（synergism）于运用各自低层次德行的生存智慧于其中，并已处于这种平衡态的稳定结构。在一个家国同构的稳态社会里，主奴根性充斥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国人人性的成长道路，自幼年起，主奴根性的培育首先是在家里开展的，而不是在社会课堂上。对此，我们的每一位家长，每一位父母亲，怎可不拷问自己的良心？

　　舍勒的价值类型学指出：在价值等级秩序中，人性原则要比道德原则高出一筹。雅斯贝尔斯指出，人性意识往往为道德意识所不能启及，"形而上罪过包括幸存者的罪过和不象人的罪过，它指的是不能与人类彻底团结一致，不能完全按人性行事。"10的原罪。在雅斯贝尔斯那里，"我之所以为人"和"活得象个人"，是一种至高的良心境界。

　　人们今天普遍认识到：是社会正义的缺失导致了众多的袭童案。但是人们未能认识到：正义应该是一种全面的"平衡"，它的完善，有待于社会各个方位和层次的全面展开，凡是某一部分失偏都会引诱某一部分人群的不当得势得利，这并不一定是落实在实施者个人的肉身有机体上，而是可以为其亲缘基因的有机体载体所得益。我们社会中发生的多起个人恐怖主义案件，就是如此，因为我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营造了一个欢呼恐怖主义的氛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却不自知。

　　心理分析学家指出：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都有其病态的心理根源。我们社会有着浓厚的"均贫富"的民粹传统，民粹大军容易为权势所诱导而误导。不是吗？且看前些年，我们社会中的大群大群愤青们，为纽约9.11事件，伦敦7.7事件中的恐怖主义行径而幸灾乐祸，鸣放鞭炮，而喝彩叫好之时，是否想过：你们所张扬的中国特色的民粹主义，正为当今本土泛起的恐怖主义在作思想和舆论准备呢！那么我们该如何去拷问民众的良心呢？

　　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我们的价值观在极力声张国际事务中的所谓"正义"的时候，如何反身自躬去对待本土的正义缺失，去平衡这"双重标准"呢？

　　"刑不罚众"在法律上使得绝大多数人能"释负"的同时，恰恰需要的是道德上的责任的加强，以纠正这失偏了的正义，垫补责任空缺，人格上应担当起"形而上之罪"，因为我们国民的人格欠缺尚多。在创造历史的丰功碑和耻辱牌上，都不能缺少人民群众这个主体。

　　初稿于美国纽约

　　2010年6月1日

施卫江:中国中产阶级为何冷漠民主政治？

　　许多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家认为，中产阶级和私有财产集团有着反叛现有政权的革新精神，一般是自由、民主建设的重大动力。当西方学者将此种学说应用于中国情景时候，便产生了显见的谬误。这种谬误的思路是将颇不相同的社会机制作了简单的直接类比。事实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中国中产阶级已成型且逐渐壮大，各个阶层的私有财产也呈飞速增长，不过，他们远非如西方理论家所说的民主政治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通常也不是对现有政权制造麻烦；相反，他们中有许多积极要求入党，甚至参加政协、人大，担任政府官员，至少能成为一名"党外盟友"也算是不错的收获。

　　在中国，什么人称得上是"中产阶级"？这个名称划分颇有分歧，这首先源自于认识上的混乱，更来自于用意识形态来划分名称的含糊暧昧，就好比现行中国宪法中，将"知识分子"划分入"工人阶级"似的荒唐可笑，人们只好说：将就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尴尬，但是这不应妨碍我们对于本题做出分析。

　　在中国语境中，大体上，中产阶级是指中等至偏高程度的财产拥有者，具有良好的教育程度，以白领为主体的群族构成。至于他们的价值取向如何？则难以显现自身的独特性来。盖因中国的大一统环境无法容忍有任何独立的倾向。

　　在西方，经典的定义如秦晖指出的："西方中产阶级最早是指市民，既包括穷人，也包括富人，既有无产者，又有资本家。民主的社会基础在于所有人，其动力应是非主非奴的自由人和国家的纳税者。"《中产阶级不是"民主"的前提》（载于《绿叶》09年第十二期）因此，在西方语境中，中产阶级是个政治价值蕴含的词汇，他们的天性就是不满足于封建特权，具有革命的倾向。

　　但是秦晖的思路显示出他的"阶级斗争论"偏见来：人只是经济的动物而已，人的一切行动似乎只受经济利益所驱动，什么阶级决定其什么行动，可谓：对号入座标政见，画地为牢束自身，从而缺乏人格的蕴含及人的主体能动性和超越性的因素。秦晖文章的缺陷根源在于他的"制度论"局限——在秦晖视野里，文化是毫无优劣之分的。

　　中国中产阶级淡漠民主政治，这点确切无疑，至于原因，学术界探讨似乎不甚深透，我在此思索出几条原因来，供大家深究之。

　　群体主义的基因密码

　　孟德斯鸠说："有怎样的人民，就会有怎样的政府。"

　　在法理上讲，西方推行宪政自由主义和民主秩序，其运作所期待的社会活动主体必定是个人，使之作为终极的单元。个人主义与民主政体本身有着亲缘关系，因为民主的要义是有竞争的选举，靠差额来代表每个权利主体所作出的自主选择。民主的理念就是个性化的意识形态，唯有独立自主的自由人个体，才会做出自己的选择。当然，更强烈些的个人主义又与民主程序，即靠多数选票决定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会相排斥。尽管如此，总体上讲，个人主义必定是民主政治的前提。

　　现在来看看中国的国民，数千年来生存在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中，其汉族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是处于远东地理位置上的广袤大平原，在其内的局部地域里无甚军事天险可以据守，所以不像民主意识萌芽地的希腊半岛，任何小的邦国、宗族社会、族裔乡村都很难保持自身相当的独立状态，其地的人员流动、部落冲突与交往甚为频繁，军阀混战乐此不疲，国境扩张可达极其广远。自然地，最为有利于群体主义价值观的滋生和繁衍，构建成为农耕文明的上层建筑。由此看来，在东方的文化地缘上，有着极其深厚的群体主义的传统性，仅仅靠自身社群内部的元动力，希冀培植起民主的价值观和推进现代宪政，自然是难乎其难。

　　马克思说："皇帝之所以是皇帝，就是因为有人愿意做奴仆。"中国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历经无数朝代的"专制——奴性"熏陶、再辅以"家族主义血缘伦理"的强化，长年累月的积淀至今，已在遗传基因密码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即以强烈的群体主义为价值取向。当然生命的遗传密码都是可以修改（进化）的，我们不是宿命论者，凡是后天的社会实践都会生成新的"习得性遗传"（拉马克），打在旧有的基因之上，便会产生新的积淀而有所转变，可是涉及遗传特征的改变都是相当缓慢的，每一个生命有机体的自由活动时空都有着相当多的限定，为此需要经历许多代际的渐变才会最终发生嬗变，因为生物进化都是渐进的过程。故此，刘晓波作出了天才的论断："三百年殖民"方可改变中国，绝非狂人说疯话！

　　遗传赋予每个种族中的每个人以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禀性和气质。荣格说，文化的积淀体现在国民人格上。故而，凡是中国的人士，不管是中产阶级也好，平头百姓亦行，达官贵族也罢，都是同一民族中繁衍出来的普通一员，都是具有汉民族共同特征的遗传基因密码，携带上汉文化的各种意识形态，事先已经编制好了各种人文信息的程序密码，于是潜在而强有力地操纵着中国人肉身有机体的各项社会活动。

　　主体与客体之间交流与反馈，在历史长河流逝中积淀而成的心理定势，是人与环境共同协调共同积累的结果，其携带着的群体主义文化的遗传基因，即为集体无意识所操控的程序，稳定成为人格上的原型，它先天地指引人的认识和导向人的行动，使之具有较高概率意义的特定道德价值倾向性。当今世人已经看到了，即使国人的中产阶级（或其他阶级都一样）即使离开了本国故土，远走他乡到民主国家，亦会呈现出鲜明特征的中国人的群体主义人格来，即不甚关心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活。所以，远非可用纯粹客观的原因，如社会制度的约束使之"无法民主"——来作主观上的充分解释理由。

　　大文豪歌德指出："人们只能认识自己所爱的，爱，或激情越强烈越充沛，认识就越深刻越完整。"当一个民族的禀性为典型的群体主义，其所"爱"的社会生活当然是等级主义的纵向隶属形态，如热衷于物化的面子的攀比就是其表象的显现，远非是禀性的另一端，即基于个体意识的自由平等的民主生活。

　　现象学家M.舍勒对于道德意向的思索表明：只有当客观合意的爱的秩序已经得到认识，与人的意愿相关，并且由一种意愿提供给人，它才会成为规范"。因而，"对人而言，所谓事物的'本质'的'核心'始终在他的情性赖以维系处。凡是远离人的情性的东西。人始终觉得'似是而非'和'不在其位'。人的实际的伦理，即他的价值取舍之法则决定着他的世界观和他对世界的认识与思考的结构和内涵，同时决定着他对事物的献身意志或主宰意志。"（参阅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爱的秩序》上海三联书店，第740页及751~752页。）

　　因此，我们在此讨论某人或某个群体的行为选择，譬如，中产阶级是否热衷于民主政治，但若不深入于我们的国民人性之中去作探索，论证如浮萍，漂浮而无根。

　　正如当年鲁迅先生为自己的天真所困惑住的。鲁迅对青年的认识，起初也是幼稚地想当然的。他信奉"进化论"为恒定坐标，认为青年必胜于老年，但是事实告诉了鲁迅，远非如此单纯："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睱，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

　　背离"进化论"致使德性的退化，反映在当今，其显例是，"爱国主义"的愤青狂热是由中国年轻人支撑起来的，让我们瞧一番：《闪闪"红心"已超500万 三分之一MSN用户共诉爱国情》吧，（上海的东方网报道http://news.eastday.com/c/20080417/u1a3536672.html ），而不是中老年人！然而构成中产阶级主体的无疑正是年轻人，由此可推想：中产者中排斥外来的民主价值观的"爱国者"甚多甚多，因为这两者同时显现出的，必定有个大的交集。

　　在西方，"民主、自由、宪政"的精神都是奠基在"性本恶"之上，提倡"合理的利己主义"；相反，中国传统中儒家的"性本善"却有着深厚影响，其推崇"内圣外王"的"圣人道德"。故此，中产阶级人士尽管对于权贵的商业垄断而不满，对于官员的贪污腐败而厌恶，对于太子党的豪富而愤恨，对于市场不平等的竞争而怨言，但是内心却总是期盼着靠贤人来摆平不均；希冀有清官上任来烧他的三把火；渴望天下太平而过上小康大同生活；消极些的则钻进巫术之中避世一番，如修炼法轮大法功夫之类。总之，极少有从自己做起、从当下做起，培植民主精神，试图拯救社会的。

　　生存中锤炼出来的奴性

　　除了国民性的群体人格因素，当然还有客观方面的外部环境问题。

　　中产者并非天生的，他们之所以成为了中等财产阶层中的一员，必定经历了一番社会实践的历程，为此自身不得不染上浓厚的本土价值观，用作家柏杨的话来说，须在文化酱缸中腌制过一番。因为，提供给予中国人成长的社会环境是典型的"关系型"的，即国人生存于此种社会环境，想混出名堂，做人做事务须都得处理好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当他在"搞关系"的时候，就须与长官保持高度一致，为得到首肯，须时时端渡长官的心思。同时还得走下层的群众路线，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无产阶级打成一片，媚俗于普罗大众的趣味，不能彰显自己个性的价值观来。

　　你想成为中产者吗？就得时时磨练自己，处处压抑住书生习气，泯灭掉智者的良知、磨掉个性意识的"菱角"，操行不可告示于人的潜规则，以使自己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总之，在中国不能容忍有中产阶级自身特有的价值观。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人数上还只是相当少数，现今的情景大约占22%，1，而且，名义说是为"中等"，其实无论在经济上抑或文化教育上都属于较为上等的水准，亦即较为"冒尖"的阶层，由此则反而处于社会交往中的劣势地位。须知：中国的国粹乃"以众欺寡"，"枪打出头鸟"，所以中国人的处世之道总是少数服从多数——以合群为圭臬。这样，使得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行为举止上，处处受掣肘于人数占据多数的、受教育程度相对低下的人群。而教育低下人群的秉性、知识和价值观体系，无疑地是以传统中国式的趋向，即"专制——奴性"的范式，因为他们所能接受到的人文信息相对狭窄得多，绝大地是从本土的社会实践中亲身经历，也只能是群体主义的价值理念。

　　再次，中国中产阶级的特点，大多数都是打工族，基本靠薪俸为生，他们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资产、也没有权力和机会可作股份化的投资于自己所服务的单位，以使自己立足于有所发言的权力。中国的劳动法制明显是软弱欠缺的，它并不为打工族的中产阶级白领们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也就是说，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并不是相应地处于社会的中游，他们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其只能以依附的人格来生存，使得与普罗大众一样，同处低下的社会地位。

　　更因，国人的事业进展，往往伴随着人脉"关系"的扩张，两者成正相关展开，于是形成了"俱分进化"2现象。即，事业之人在成就物质财富的同时，往往也为社会人伦秩序的无序化，即为降低正义等级作出了"贡献"，如同一个热力学封闭系统中的物体在作功的同时必然会"增熵"的效应一样，即增加了该系统的混乱程度。增熵效应所对应于社会学、伦理学层面的现象是，社会整体善性的下降。在本文的主题上，可以说，"增熵"即降低了社会的民主诉求。

　　我们知道，民主政治的本质是少数服从多数。就这样，正是这个要求前提下，势必产生悖论：你想要民主吗？那么就得尽力吸引大众来参与，为此不得不以群体主义价值为诱惑而发生价值偏转，也就是，即使你采取了民主的形式，也会在实质内容上采取民粹主义的价值观念，如仇富情结，均等财富等等，最终导致难以推行民主的实质内容，顶多也会使得西方式的民主价值观变形扭曲。

　　在人伦亲缘浓厚的中国环境之中，国人所特别热衷的事情就是面子观的大攀比。毕竟在大多数的场合，中产阶级人士是在与社会下层的人士打交道，为此，以"五十步笑百步"的气概笑傲下层人士，这也可相当的满足了，而绝不会想到去挑战上层的政治权威，尽管不满足于社会政治的不合理现状，但更多地，是希冀颠覆等级，取而代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道出了中国下层人士的肺腑心声，而不是去追求平等发展，更不会嗜妄体制变革。

　　现今国内媒体大量报道说，大城市里的白领也好，中产也好，普遍地生存、工作、精神压力太大。承受不了压力的人纷纷返乡、或退出大城市生活。为什么处于社会中上游的白领中产者会比普通的低下者承受更大的压力？在我看来，这主要是物质化的面子攀比竞争在上述人群中被放大的缘故。因为大城市中白领大都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的事业发展前景远比低教育人群来得广阔深远，为此作期盼而想象的热情当然会高涨，攀比也就膨胀起来了。攀比热情突显的是等级价值观，而民主政治所依赖于平等的价值观。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做人的程式，当一个吃足了"苦头"的人士，奋斗了若干年之后终于翻身得了解放，当上了中产等级，至少能在多数场合，爬在了多数人群之上时候，"狼与羊"的位置顿即互换，那时候他的身上所携带的遗传密码就会发出强烈的行动指令：成为"人上人"，开始作威作福吧！就如中国旧时女人缠足代代相传那样，有关缠足的基因密码得以持续拷贝下去，绝不会发生"基因突变"：如乔治。华盛顿那样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理想而放弃皇帝宝座做自己的表率。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中国普通百姓愿意为民主中国的前程做出自己的贡献乎？这个问题等价于如下一个：一个人能自提头发脱离地面吗？

　　再从个人素质来说，由正义缺失所凸显出来的人缘主义"关系"之术，是凭借于专事形而下的特殊主义的自私自利，靠的是低知识性（如荣登中国富豪榜者，大都为资本游戏中的"大地主"而已，即出自知识含量低下的房地产业）的势利术禀赋，如"厚黑学"、"城府"之类的功夫，从而排斥掉普适化的高尚德行。依据舍勒的价值类型学划分可以分析出3，人际亲缘之"关系"，就是那种颇具排斥性的、与他人共享程度极低的低级下等的价值类型。当一个靠"关系"而成功的中产者，不仅与当政者牵涉上千丝万缕的利益，而且其人文素质必定下降了若干等级，这恰与民主的理念施善于社会的公德是背道而驰的。

　　沙滩上难盖大楼

　　民主精神标示着一个社会的政治建构运行在高级层次上的状态。对于民主缺乏热情现象则表现为人的高级德行——主体自主性的阙如。

　　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者，即大多数国民的人文素质教育水平，是极重要的因素，需要达到相当的水准，这水准绝不是简单地以学历的多寡高低来衡量的，古希腊社会里根本没有学历的概念，但是那里的自由民们的参政议政意识已经相当的浓厚。可是蒙昧主义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到了近世更是由于左倾思潮妖魔泛滥不已，反文化、反智化尤甚，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地位特别低下，这当然会牵累到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地位相对低下，二者属近似性质的问题，尽管左倾势力在退潮。低下的地位又使得主体的活动积极性大为降低，并使人的德性降低。

　　群体主义是属于开化程度低下的文明意识，是建立在以血缘为纽带的社群共同体（Gemeinschaft）上，而不是建立在以利益交换基础上的公民互助社会（Gesellschaft）。"群体主义"只是显示其社群内个体软弱无力，才需要相互依赖而已（卢梭），内部绝非是一团和气的"和谐社会"，中国的群体主义代表儒家趋向于等级森严的差序社会格局，而非平等的权利和人格尊严，用儒家思想的天下秩序来表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天然地导向专制型政治体制。道家虽有个体意识，但趋向于消极的自我肉体保存，绝不参与社会共建之旅而推动社会进步发展。总之，中国传统思想中难以寻找出社会大善的有效途径。

　　民主的事业是一项高级形态的社会活动，高级的社会形态需要有相应的高级德性，即自主的高级意识。因为人的一切有意识的外在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支配下进行的。用中国教科书中的套话说，社会意识应与社会存在相适应。

　　现实生活中，中国人的做人境界正是"适应环境"，那么，"适应"之中可否有超越于"环境"的德行？答曰：中国人所热衷的"适应"是认同于即成事实而不是拯救世界，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楷模。如此的适应，则使得本土社会具有"超稳定结构"（金观涛）

　　拯救世界需有超越于现世的宗教意识，中国道德能担负重任吗？人类理性若缺少了终极关怀，道德的份量则显得肤浅，霍克海默尔表示：世俗的原因归结不出道德的根底。人的有限性表明，人若只依靠人性自身的力量，利益冲突时候只会照顾自己，惟有借助于神明影响力的"爱"的造化，方能得救人类全体。

　　"美德在灵魂中地位崇高，在现实才会处处可见。自由在每个人的灵魂中居何位置，在现实中就居何位置。灵魂中有自由，现实中就有自由。所以，不仅要问自由在现实的政治秩序中有什么位置，而且要问自由在灵魂中的价值序列有什么位置。这意味着，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秩序的改造与重建，在本质上是灵魂中价值秩序的调整与重组。这两种秩序是高度互动的，它们并不完全同步，可是又不能彼此分离。由此可见，灵魂与灵魂不朽的信念是有政治意涵的。"4

　　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关心民主生活，是基于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社会是个自组织的系统，我们为了便于探讨本题，不妨把社会系统大致可看成由富人、中产和穷人这三方的成员组成。按系统论观点，系统内各个要素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并在功能上联系着，互为交流而牵涉成一体。如同生物的进化，社会要形成一个主体性增强的善性氛围，是个渐进的过程而决非一蹴而就；反之，若社会中的全体成员作为交互的主客体，已经协同化（synergism）于运用各自低层次德行的生存智慧于其中，并已经处于这种平衡态的稳定结构，则表明了经久历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至此，除非有外来的"能量"和"信息"强力干涉"内政"，系统内部即使有任何扰动都会得以衰落下去，最终复归于平衡态。犹如一个陀螺旋转着，即使受到片刻的打击扰动，偏
离了原有的运转轨道，也会很快复原。

　　在中国搞民主事业，无疑需要有崇高的献身精神，起码需要奉献，但是既然已经协同化于一个相当自私自利、毫无宗教意识的氛围里，崇高的献身怎么萌发呢？

　　中国的现况是，底层的群众尽管对严重的贫富差距产生了强烈的愤懑，但却容易把情绪发泄向中产阶层。因为中产者在政治上的地位软弱，使得底层人士认为是可"欺侮"的，尤其会准对传统性极强的国营企业内的脑力劳动者。而这种情景恰为上层统治者所默认，因为中国统治法术的灵魂在于，寄希望于下层的各方力量在自相牵制、拼斗中抵消掉。如此则使得人们始终处于低级德性场景之中相互"协同"，难以升华精神品位，推进民主政治。

　　譬如，按西方的理解，在西方的近代历史中，中产阶级等同于市民阶级。如果这样来衡量中国的中产阶级，那么上海的原住市民在早一个世纪前就具备了中产阶级的资格。资料充分表明，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里，本地的居民已经享有高度的自治了，5然而这般"海派"素质的上海市民被中国其余地区的民众所看好吗？否也！"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余秋雨：《上海人》）余的文章尽管出笼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但即使到了今天，人们只要上网搜索，尽可发现，辱骂、丑化上海人的话语比比皆是，在一个言论绝对不自由的国度里，辱骂一个特定的地域群体-上海人的自由却是相当地高。这就说明了，中国的民众普遍不能接受具有一定的西洋化了的上海市民精神，然后在这样一个"民粹主义"精神的名义下，可以名正言�
��地对待上海人及上海的市民精神进行一番"民主集中制"！那么我们今天怎能期盼：具有一定西式文化素养的中产阶级白领阶层人士为中式社会中的普罗大众叫好呢？

　　由此可以理解：倘若我们社会中的有个别知识人士，自以为学富五车，以为多懂得了些大众所不懂得的道理，于是鼓起道德勇气率先打破既成协同的均势稳态，大声呼唤民主精神的话，则必将面临着种种有形和无形的社会压力，陷于"无物之阵"（鲁迅语），也许会遇到的是诸如"一式点头、微笑"（鲁迅）。须知，压力往往首先不是来自于上层，而是下层的平民百姓，被视之为书呆子似的发疯！以致于后来会思忖并反悔：还是以合群于大众为上策，随大流、和稀泥倒是可以确保安稳渡日子。

　　因为我们民族缺乏那种对于精神性高贵事物的憧憬、对于理想事物的远景期盼。若用黑格尔的话来表达，则悲观得多了："对于精神性事务，中国人一概是远离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真正具有民主意识的人士在当今中国社会之中，只能是人数很少的一部分，他们可称之为社会良心的文化人士，简称"文人"，当然是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他们的个人财产未必能及上中等程度，即使"达标"中产的也只是其中少数，这是因为，当人生境界当上升至高级的精神层面而具有鲜明的人文意识时候，知识者内在的良心必定与集权体制的规范相冲突，此外还与中国社会十分世俗化的市场运作机制相背离，在逆境中成才致富当然是难免其难。学者萧功秦说："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往往与个人所属集团的利益没有直接关联，而与他们所自觉承担的道德使命感有关。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更具有激进的理想主义的倾向性。"（萧功秦：《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可是这样一些
人士对于今天中国民主前程的影响力相当之小。这并非如萧功秦所说："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具有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情结"。

　　我以为，这是由于普遍的绝对的精神当处身于粗俗低级的物欲场景，使得高级形态的精神欲善自身，势必会造成中间环节的脱节而发展中断。我们考察中国环境里的人文型知识分子的功用，不妨参照亚里士多德制定的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等级链体系来阐述之。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认为，一切事物的本质是由质料和形式二者组合而成。质料是潜在的形式，而形式是实现了的质料。低一级的事物是高一级的事物的质料，反之则是形式，低一级的事物又是更低一级事物的形式。"更低的质料——（形式）质料——形式（质料）——更高的形式"，由此构成了一个等级序列。从质料到形式的目的论发展是渐进的过程，高等级事物之所以发展成为高级别的，乃因其高等级的形式因（精神性）偏多些，亦即它相对于其他所有等级存在物而言，距离宇宙的绝对精神要靠近些，因此，高等级事物其所携带的原初性质料因就相应地要少了些，反之亦然6，那么高等级事物在一旦直接（倘若中介和缓冲带的缺省）对付粗陋的低等级价值物的原初周遭场景，高级价值物通常就是个弱者，力量会差于低等级的，因�
�它的专长不在于此。依据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原理，生命的"形式"多了，"质料"势必要减少。从事哲学人类学的舍勒指出：事物的存在，"从根本上来说，低级的是强大的，最高级则是孱弱的。"（舍勒：《人在宇宙中的位置》） 较高级存在之状况如同"美"："其娇媚柔弱，易受损害，也是既短暂又罕见。"舍勒的同行尼古拉。哈特曼对此赞同道："较高级的存在和价值范畴天生就是较孱弱的。"中国也有妙语："虎落平阳被犬欺，龙遇浅水遭虾戏。"

　　由此来观照当今中国，一个长期受僵化了的制度与规则所支配、一个没有被超越性的宗教终极关怀浸润的、一个缺乏精神自主性的民族，就是无法理解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理念和民主精神。因为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价值观差距甚远，而中间的沟通环节却是匮乏奇缺，以作承上启下的功能。

　　社会进步只能渐进

　　现代西方社会学的主流受进化论影响，认为社会的进步是渐进的历程，并非靠经济极速增长就会自然而然地迅即带来社会上层建筑的变革，即使产生出相当数量的拥有中等资产的阶层群体来，亦是难以肩负重任，使推动政治变革，也许是一个捧不起的阿斗，被政治鼓动家牵住鼻子走的牛犊，被煽动起愤青的狂热来，让外人大跌眼镜。对于一个传统深厚、巨大人口的中国尤其如此。

　　现代社会是以物质文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运转体系，生存于其中能够奋斗成为中等收入程度的人们，绝大多数是从事物质生产或为其配套的流通、服务领域的。他们的现实处境是：同事们大都为收入和教育程度低于中等程度的，但是在人数上往往居压倒性优势。那么可想而知，这种工作环境必定都是非常传统中国式的，也就是说，通常是一个个"专制型"的小型社会，不管其是官营的，还是民营的7，除非是来自西方人投资的企业，当然在东部沿海地区市场经济发展良好的地带，或者是高科技的企业，那么专制状况会相应地减弱些。

　　中国的专制社会呈现为纵向隶属关系的金字塔型结构，生存于其中的人们，不管处于何等层级，是何种人员规模的小组，通常都为"主——奴"根性的人格结构，除非有受过西学影响的自身极强的个性和执著的意志。我们不妨比喻，将社会中的各个层次的组织机构视作为一块磁性材料中的不同规模程度的构建，每一块构建都与其他构建及总体形成了全息同构的"磁性"，即"主——奴"极性（物理学上标记为：N-S，社会学上则是M-S：master-slave）对应，"单位"是作为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单元正在被人们所认识，它是一个包含着几乎所有的专制信息密码的细胞。

　　假如没有外部的更加强盛的磁力场干预，则中国社会的本身就是一个"永磁体"，即能够保持着十分长久的"磁性"——主奴根性。

　　美国纽约法拉盛

　　修改稿于201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