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31日 星期一

曹建海:房价回落将发生在2012年

  刚刚从香港、新加坡访问回来,看到了一些媒体开始炒作我的房价40-50%跌幅观点。在没有时间条件的情况下,这些判断很容易理解为今年底或明年初发生。这些宣传与其说是炒作我的观点,不如说是一种不怀好意的嘲笑。

  请注意我在2009年4月的观点:中国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在两年后有40-50%的回落空间。后来,我将时间定在了2012年。这个观点在中信出版社的《向高房价宣战》一书中进行了集中阐述,并在一些重要媒体和我的博客发表。令我疑惑的是,一些人如卞洪登、石述思等,曾经当面嘲笑我预测2009年房价将大跌40-50%的观点。这些人显然过于浮躁了,他们拿不出哪怕一分钟的时间,仔细看看我的原文。

  关于本次调控的文件"新国十条",主要亮点在于两点:一是对房地产的重新认识,否定了其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地位,而更加强调房地产在社会稳定和民生方面的作用;二是提出了不合理需求的概念,并提出运用差别信贷政策和税收政策进行抑制。信贷政策我们已经看到,而税收政策则迟迟没有消息,令人焦急。显示在欧洲债务危机的条件下,包括强大的地方政府、建设部、国土部、众多开发商等既得利益集团代表,再次利用经济恢复基础不稳等借口,竭力阻止可能出台的深圳、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最终,在深圳、重庆,既得利益集团取得了胜利,而上海市实施细则迟迟没有揭开。一旦揭开,则可以判定下半年宏观调控的格调。

  个人观察,上海出台房产税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如果出台说明中国还有救。加息实际上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公众利益的重新分配,让既得利益集团吐出利益的可能性也很小。土地增值税2006年就提出,这次同样会不了了之。在缺乏进一步严厉政策的条件,房地产交易营业税制度、差别化房贷制度、通胀预期、地方政府虚情假意的保障房计划等四个因素,将成为影响下半年房价走势的决定力量。

  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下半年房价将呈小幅回落的走势;当然如果意外地出现报复性反弹,则可能促使已有分歧的高层,尽快推出房产税这一长期制度——这显然不是炒楼客、开发商愿意看到的局面,谨小慎微将成为他们在下半年行事的主要风格。

  一旦下半年回落的走势确实,以投机为主导的房市的卖盘压力将越来越大,引起2011年房价更大幅度的下跌,直至在2012年,相对于2010年高点,全国城镇出现大约40-50%的回落,一线城市可能超过60%.由此派生出的银行破产、房地产商和炒楼客破产、股市大跌等现象,这些实际上表现为房地产泡沫的崩溃局面。

  我之所以坚持在2012年会出现房地产崩盘,根本在于不看好中国经济,更不相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数据。在我看来,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有二:一是受政府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拉动的粗放经济,当然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出资主要依赖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二是通过征地拆迁等强力措施,由地方政府为土地重新标价,以及为达成土地升值而引起的以圈地为主要手段的各类园区建设,这些土地升值和基于圈地目的的投资活动,在国家统计局有意低估CPI水平的情况下,产生了明显的土地升值可以创造GDP的奇异现象,而宽松货币政策是这种"统计性经济增长"的关键支持。

  除了愈演愈烈、势如破竹的卖盘压力,两个因素可能保证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一是暴力拆迁引起的社会动乱;二是农产暴涨引起的社会危机。

  在上述经济"增长"下,中国居民收入将进一步分化,由受剧烈压迫的底层引起的社会动乱在所难免。突出表现在为急于还债日益暴躁的地方政府,采取了暴力的方式掠夺被拆迁城乡居民,必然引起大规模群体性抗争事件,并可能在短期内传染到全国各地多个地区,这可能促使恐惧的中央迅速出台房产税以取代土地财政,而房产税可谓刺破房地产泡沫的一个利器。

  目前,农产品价格暴涨趋势已经显现,未来1年左右将出现蔬菜-猪肉-粮食的迅速传递,收购价格过低的中央储备量库,可能面临收不上粮食的窘境,粮食价格暴涨不可避免。如果比较黄金和粮食,也许我们更应看重粮食,在蔬菜价格高过粮食且蔬菜价格不可能回落的扭曲价格体系下,粮食价格必然存在强烈的价格回归的要求,国家发改委进行的任何调控都将无济于事。

  好笑的是,国家最近开始收拾利用养生热迅速火爆的食疗"专家"、实际上的下岗工人张悟本先生。大致可以确定,是张悟本的"养生理论"直接推高了绿豆价格。但是即使没有张悟本,绿豆价格早晚可以涨3倍;政府即使封杀了张悟本,绿豆的价格也降不下来。同样道理,已经涨上来的农产品、药材都降不下来。事实上,通货膨胀政策,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宽松货币政策,才是农产品价格暴涨的根本推手!如果农民学会了廉价储藏技术,比如用塑料真空包装技术储存粮食而不是卖给国家粮食储备机构,相信粮食价格将迅速翻番,而国家有关部门根本无从处置任何人和机构,他们应该处罚的是人民银行官员,或者是掌控人民银行官员的更高层领导人。

  一旦爆发农产品危机,不管国家统计局如何粉饰CPI指数,中国政权将面临最严重的挑战。唯一的办法是收缩坚定不移的以掠夺公众财富为目的的通货膨胀政策,这势必带来房地产泡沫的彻底破灭。不过与房地产泡沫破灭相比,保住政权应该是首要的,而房地产注定成为高层"舍车保帅"的牺牲品,这种牺牲对于中国高层、对于全国绝大多数城乡居民而言,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有人问过我,如果上述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还会在2012年破灭吗?我的回答是可能拖后一年,在2013年破灭。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已经失去了耐心,政府的"绥靖"政策,很难拖过2013年。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305cc0100ie6a.html

2010年5月29日 星期六

胡星斗:反思富士康——开展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建议

  富士康系列自杀案震惊全国,我们建议:

  一、鉴于企业和地方政府以"个别事件"、"心理问题"为由回避责任、有的死者家属对死亡原因存在严重的分歧、富士康前员工披露富士康涉嫌属于"黑社会式企业",为了澄清事实,寻求真相,我们建议中央政府组织独立调查团,对富士康进行全面的调查,对全国人民公布一个权威的公正的调查结果,以此来提高中央政府的威信和公信力。

  二、吸取富士康的教训,在全国开展一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也促使富士康转变成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典范。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由联合国倡导之后,对内保障职工权益、对外保护环境和消费者利益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风靡全球。它表明传统的市场经济正在转变成人道的市场经济,经济人的自利主义正在转变成自利与利他的结合。目前的中国,一些地方广泛存在着血汗工厂,以富士康为教训,中国正需要开展一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以此表明政府保护劳工人权、改善中国企业在世界上的形象的决心。

  三、从富士康事件,追问政府及监管部门的监督职责,促进对于过分重视GDP、财政收入、招商引资的官员政绩制度的改革,在全社会开展一场资本与劳动的讨论,促使各级政府在保护资本与保护劳动之间保持平衡,而不是经常站在资本家的一边。

  四、政府进一步采取减免税及其他优惠的政策,加大政府和企业的技术投入力度,促进产业升级,改变中国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国际打工仔地位、中国绝大多数企业无品牌无技术无自己的销售渠道、低利润低劳动保障低经济人权的尴尬处境,逐步将中国提升为世界名牌工厂、世界研究院。

  也许富士康事件意味着中国充当世界加工厂、世界代工厂甚至世界血汗工厂的时代行将结束。

  2010-5-27

盛建锋:说说许知远批评韩寒

  这不是评论,因为我没资格。只可惜许多和我一样没资格的人,吐沫星子乱飞。

  我只想说出自己的想法。或许有人看到,或许中的或许,还有人赞同。

  到现在,韩寒的成名作品,我是只闻其名,未见其文。我对韩寒的喜欢是逐渐的。郑渊洁的儿子不去学校,大概缘于他爸爸很棒的自编教材,是被动的。而韩寒是主动的。试问,有多少人能像他这样?

  成名容易,守名难。这些年来,韩寒不仅成功守住了名,而且变得更加有名。他凭的是什么?通过我这些年的了解,我觉得他凭得是类似黄渤的"软坚持"。他没有成为受金钱奴役的作家,他没有放弃尖刻而又合法的批评,他没有在名气面前忘记自己。

  美国人很难理解韩寒的话语,在美国,韩寒这样的人铁定不会有这么高的人气。但这却发生在中国,印证中美差异的同时,迫使我们探究背后的原因。许知远就是其中一位。

  许知远与韩寒不同,不光是教育背景不同(许是北大名校毕业),还有做学问方式的不同。许知远行走中国,用自己的双脚感受中国,用自己的双眼从历史中纵贯地剖析中国。他的每个字都很重。他希望用自己厚重的文字唤醒那些被横切过、被扭曲过的心灵。正如同他在房间里打伞,身影让人觉得凄凉。

  韩寒则不然。他开着赛车,说着"怪话",柔弱的样子让人有欺负他的冲动,但就是这样,他有了无数支持者和崇拜者。不要说许知远不平衡,我也觉得奇怪。

  于是,许知远把目光从韩寒身上移到他说的"庸众"身上。一大撮人就这样被扫到了一个簸箕里面。我想,没人乐意被说成无能。窃以为,这世上根本不存在无能的人,每个人都有其价值和潜能。英语不是有句话叫做每条狗都有它的一天么?我们每个人也有属于自己的一天。这样挑战实际情况有点不够明智,也略显挑战者的孤傲。

  我其实理解许知远这么做的原因。他认为拯救人心必须要靠实实在在的启蒙,去启蒙别人之前,自己必须博古通今、胸怀天下。韩寒做得不是不好,而是不够严肃。亦或在许看来,韩寒这么"闹"不是专业人士所为。

  兄弟一定要相残吗?文人一定要相轻吗?其实许、韩二人做的事情是殊途同归,各有其妙。有人耕耘,有人营销,相得益彰,岂不美哉?!

  所以,许知远这么批评韩寒,欠妥。但大家为此内讧,不值。

路平:中国房地产市场也要讲 “市盈率”

  "市盈率",是股市里的常见词,指的是股票的交易价格与该股票的每股收益之比。一般来说,在市盈率15倍左右买入股票,被认为是价值投资的保险范畴。在股市中,只要在信息公开、监管有效、上市公司没有作假的前提下,以15倍市盈率甚至更低的价格持有股票(并非短期)的话,很少有输钱的可能。那些在股市里的所谓"股神",其实他们的投资体会往往很简单,就是坚持市盈率,坚持了价值投资的理念。

  自从有了市盈率,股市就有了向心力的基点,股市的潮起潮落也就有了内在的规律性。当股市疯狂暴涨到6100多点,市场平均市盈率达六、七十倍,价值高估,盈利透支时,就必会引起"崩盘",向15倍左右市盈率价值回归;反之,股市连连暴跌,惨不忍睹,极度恐慌,许多大盘股连10倍市盈率都守不住的时候,投资价值凸显,又会促使市场神奇地返身向上。这说明市盈率对股市具有整体性的指导意义,是衡量投资价值和投资风险的重要指标。

  市盈率虽然不是股市中的唯一指标,它的运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制约,但是市盈率毕竟已经成为股市里最简单、最实用的工具,而且也最深入人心。那么已经市场化了的中国楼市,是否也应当有个类似的比较科学和实用的评估标准呢?

  一、"房价收入比"就是楼市的市盈率

  "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的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一般公认的以6-7倍为宜。

  举个例子。一个年轻三口之家,夫妇俩人年收入合计为12万,如果他们买了总价180万的商品房(90平米、每平米2万),那么房子总价和他们的收入比就是15倍。也就是说这个家庭不吃不喝,把15年的收入全部砸在了住房消费上。假如他们购房时向银行贷了款,那么加上房贷利息的负担,这个家庭就成了至少20年以上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的"房奴",同时基本上也再无可能有其他的消费欲望和能力了。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就是高房价,也说明房价收入比是衡量房价合理性的"尺子"。

  房子主要是供人居住的,其基本属性是消费品,兼具一定的投资价值。一个国家制定发展房地产业的施政目的,就是保障民生的住房需求。而让老百姓以正常合理的房价收入比买到合适的住房,不仅能够维护房地产市场的长期稳定和健康,而且也能反过来有效地拉动其它消费领域,促进内需的良性循环。所以,房价收入比正是楼市的"市盈率",是楼市的稳定器。

  如今,中国的高房价、楼市的高泡沫化不仅是民生、民怨的焦点,且引起全球的关注。民众的呼声如此强烈,说明脱缰野马般的高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房价收入比的正常范畴,说明我国房地产基本功能已被严重扭曲,房屋的基本属性被彻底异化,如果再不加以重视和反思,再不予以纠正和调控,总有一天会导致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严重后果。房价的失控,往往是政策的失准和失当所致。

  房价收入比并不是绝对的、固定不变的。由于我国地域广大,东、中、西部,南方和北方,城市的一二三线,经济的发展水平不同,人们的收入水平也就有差异,因此各地区的房价收入比也会有所不同。要计算房价收入比,首先是要把"收入"准确统计出来。而怎样采集对象、测算符合国情,符合地区性区别的收入数据的方法,则需要由人大在广泛征集民意的基础上来制订,以保证统计数据的客观性和严肃性,不能由某个人、某些利益部门拍脑袋说了算。房价收入比的统计要受到指导和监督,与股市的市盈率要求上市公司诚实守信,严禁弄虚作假是一样的道理。

  前几年,曾经有有识之士提出房价收入比用以调控合理房价的概念,但立即遭到地产大佬任志强之流的群起而攻之。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房价收入比的概念打到了既得利益者们的痛处,而且也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即凡是房地产商们反对的,我们就应该拥护。

  二、政府管理和调控楼市要以房价收入比为价值中枢

  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健康、稳定的吗?在房价高涨的今天,除了房地产商和既得利益者,恐怕没人会做肯定地回答。在国家颁发的房地产市场治理、调控的所有政策法规里,谈及高房价,要么是"不合理",要么是"过热",再要么是"上涨过快"等这些个让人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的模糊词语,从来也没有指明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价格来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正常生活。于是乎,国四条、国五条、国六条、国八条、国十条、"新"国十条……,人们实在搞不清到底还要发多少个"国N条",但见中国的房价伴随着这"条"那"条"而轮番上涨,政府忙得不亦乐乎,百姓却是越来越担忧,辛苦挣钱却越来越买不起房。

  5月上旬,住建部副部长齐骥谈到楼市时说,"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主要原因是供求矛盾突出,其中不合理的需求占了比较大的比重"。这代表了政府对高房价问题的基本判断,却是恰恰迎合了任志强们的胃口。然而应该指出,这也正是政府在我国房地产市场管理和调控中疲于奔命的关键。

  在房价跳跃飞涨的时候,我们确实看到人们风起云涌般地涌向售楼处,"日光盘"(即当天开盘当天售罄)现象俯拾皆是,难道这真的说明国人的"旺盛需求"了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如今没房的抢着要买房,买了房的盼着房价涨得一天一个样,即便是那些申请"经适房"的对象,当他们以接近成本的价格得到了配售的经适房后,也是立刻希望房价不断上涨。有了房子就会升值,已经成为所有国人的思维定式,人们似乎不再记得房屋有居住的使用价值,"让房子生钱"是民心所向。这种虚假、异化了的"繁荣"景象,只能证明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里根本没有所谓的 "刚性需求",全是大大小小的盼着房价突飞猛进,盼着房产膨胀升值的投机者。如以这样的"供求矛盾"作为决策的基本判断,那他不是被 "忽悠"了,就是本�
��的短视。

  解决供求矛盾、求大于供的最佳办法,是增加供给。政府应对房价"上涨过快"的举措,是大量建造经适房,可这实在是隔靴搔痒。能够有资格配售经适房的对象,可以说是当今社会收入低、几近 "贫困"的群体。他们的住房是"蜗居"或者"危棚简屋",却根本无力通过市场化买房改善居住条件,因此经适房政策含有既解决他们的居住困难,也带有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意义。但显然这部分人群与楼市"供求矛盾"、"刚性需求"完全不搭界,因为他们以往从来就没有、也不会加入汹涌澎湃的购房大军。那么,大量建造经适房与缓解"供求矛盾"、"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之间能看出什么因果关系呢?

  "供求矛盾"仅仅是中国高房价的表象。以供求关系来解释高房价的成因,看似非常的"市场化",内因则是没有把握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值中枢,没有以房价收入比作为管理和调控楼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没有找到在错综复杂的房地产领域实现事半功倍、长治久安的关键。

  三、银行是中国楼市走向健康的"牛鼻子"

  一直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房屋贷款是中国的银行贷款业务中最优良、最安全的品种。这话实在是可笑至极。君不见,如今我们的银行,一套普通商品房,你开价50万,它就贷给你35万;你开价100万,它就贷款70万;你再开价200万,它问也不问,放贷140万。请看这样的银行,说轻了是个"傻冒",说重了就是个"蠢货"了。

  银行房贷之所以"优良"和"安全",是建立在房价正在不断上涨,也必须不断上涨的基础上的,房价越涨,银行贷款就越"安全",因为人们愿意为他打工做"房奴",要是中国的房价真的回归到让老百姓"买得起"的价位,必会引发"断供"潮,那么我们的银行可能也要改行做房地产生意了。有些开发商面对楼市调控,反而扬言"房价再涨20年",任志强能说出"只为富人造房",他们之所以敢屡屡大放厥词,不能说他们太嚣张,或许他们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土地财政、高价推地,是因为开发商不惧价高而争做"地王";开发商之所以敢于高价拿地,是因为可以转嫁到房价上去;购房者之所以敢高价购房投机,是因为可以利用银行贷款来实现"以小博大"。市场经济中泡沫的产生和疯狂,往往都是产业链终端的疯狂和失衡所引起的。有银行这么傻的"主儿"在背后撑着,谁还相信这房价能真正降下来呢?

  在经济生活里,借贷是常有的事。要得到贷款购房,一般以抵押或者担保。我们的银行放贷多采用房屋抵押。那么抵押的房产是否值这个价,换言之,搞清房产究竟该值什么价,就显得尤其重要。而房价收入比正是评估房产是否值当,衡量房屋贷款风险程度的有效办法。

  这里还是以本文第一节所举为例。假设,这对小夫妇的年收入12万,正好是当地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的平均水平的话,那么按房价收入比计,180万的房子实际价值仅70-80万,80万以上全是炒作的泡沫。如果他们向银行贷款,目前我们的银行就会以180万为基数放贷达126万以上。很明显,此时银行已经把房价中的泡沫和下跌的风险拉到了自己身上。反过来说,如果银行以房价收入比作为贷款数额的基数,那么该夫妇俩仅能得到贷款50-55万。如此,即便180万的房价发生腰斩甚至跌进80万,这笔贷款的抗风险系数依然很高,不仅不会亏本,也不怕贷款人断供,始终处于主动的安全的地位。

  以房价收入比作为银行放贷的基础,能从房产链的终端发挥平抑和稳定房价,抑制大起大落的连锁效应,主导房地产市场健康而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失去了靠土地财政高价推地的欲望,开发商也不敢高价拿地高价卖房,投机客和炒房者更没有那么多的资金炒高房价。所以,房价收入比具有四两拨千斤的"牛鼻子"功效,是使中国楼市真正走上良性发展的根本之策,是不可能出现高房价问题并且屡屡失控的局面的。

  由此,只要我们的政府依然以"供求矛盾"来评估高房价的成因,只要我们的银行依然没有把房价收入比作为房贷的基本依据,只要楼市的"市盈率"观念依然被忽视和排斥,那么中国的高房价弊端就没有解决的希望,中国的楼市也就永无宁日。

  2010年5月24日

廖祖笙:扭曲的国格、党格和人格

国格、党格和人格,究其实质,就是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的总和,
在国家、政党和自然人身上的庄严凸显。中共国鲜有国格、党格和人格可 言,其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的总和多为负数,严重扭曲之下难有其自身的格调之美。

扭曲的中国国格

一党独大之下的中国早已沦为中共国。国家成了中共的绑架对象,宛若中共手中之面团,"唯我独大党"想把这国家捏成怎样就捏成怎样,何 来国格可言?国家尊严是国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劫持的祖国,已没有国家尊严可言。

中共凌驾于国家之上,国家即沦为中共的附庸,在国家意志的表现和执行中,国家意志往往被中共意志所替代。这国家貌似存在的价值,更多 的在于被"伟光正"任意揉捏,并成为权贵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联欢的"天上人间"。

掠夺成性的中共实质是权贵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在民怨沸腾、民不聊生中,中共也知道已踏上了穷途末路,益发破罐子破摔,这些年 来给中国带来的是整体道德滑波。道德传承产生严重断层的中共国,国格已完全扭曲。

国家正气荡然无存是有目共睹的现实。大量冤民在中共治下走投无路,胡燕、杨海涵、陈绪兴等人被逼无奈,踏出国门,这段时间一直在联合 国总部鸣冤,揭露中共当局的吃人本性,中共国无动于衷,国格沦丧竟到了这般地步。

韩国"天安"号事件发生后,与北韩本来只保持有限外交关系的加拿大毅然宣布与朝鲜断绝外交关系。反观中共国,不但从无类似国格的提 升,反而经常以重金向流氓小国买欢,在有些外侮面前也一再丧权辱国,毫无国格可言。

扭曲的中共党格

大陆彼岸的台湾,国民党在李登辉手上扯掉了专制的裹脚布,汇入浩浩汤汤的民主潮流,自觉参与政党之间的竞争,在人民的筛选中而今再度 挺立在台湾。这不但让国民党有了党格的提升,也让该党的政党生命之树,得以常青。

而中共穷途末路仍一厢情愿叫嚷"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用不堪一驳的强盗逻辑继续负隅顽抗,试图永无止境绑架国家、军警和人民。杀 人、整人、抢人等恶性事件在中共治下不断发生,无德无能的中共"领导"出了什么?

尝到奴役国人甜头的中共,要保有赖在台上的尊严,不惜牺牲全民尊严,把所谓的"新中国"赤裸裸演变成了新型的奴隶社会。靠杀人、掠 夺和政治诈骗起家的中共,"革命"的价值所在,竟是盗用民主的名义消灭中国的民主。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这是中共在野说的。中共的党格是扭曲的,其扭曲所在,首先就表现在把一个政党的政治宣言当作儿戏,出尔反 尔,在野说一套,在位做一套,愚弄得多少人当年信以为真,不惜为之抛头颅、洒热血。

中共党格的扭曲所在还表现于不自重。它这61年来的执政地位,说到底就是抢来的、骗来的。在这段漫长的血泪过程中,中国人民从未邀请 或是推选中共来奴役自己,中共有何资格自认是国人的天然主宰,这般"唯我独大"着?

扭曲的党官人格

有扭曲的中共党格,便也有了扭曲的党官人格。中共的所谓"组织",在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下,已俨然成了一个名利场。能混入这个"组 织",并能牺牲人格和良知,以换取人脉关系上的某种平衡,便也意味着名利滚滚而来。

于是中共党官的人格,不少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扭曲。在"闻达于诸侯"之前,某些党官往往是"吃得苦中苦"的人,是擅长于在方方面面进行 自我伪装的人,而一旦官场发迹,便原形毕露小人得志的作派,在百姓面前尤其骄横。

专制冻土上劣币驱逐良币成为通行的规则,在这个荒唐体制内部的男女,不易保有健美的人格。在体制内部要想有一个好的前程,首先就要 "听党的话",并让人性服从于党性,因此不少党官人性不要了,装作还要党性的样子。

惯性使然,让不少"公仆"不知不觉失去了自我,渐渐成为"双面人"。在单位,在台上,有些"公仆"说的和做的是一套,在家里,在台 下,这些"公仆"显露的则是另一种嘴脸。扭曲的党官人格,演绎的是一种扭曲的人生。

京城"情为民所系"的党官千里迢迢"访贫问苦",对京城之内的万般惨象却视若无睹,对声声哀告的冤民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已全无为官的 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可言。他们表面风光,但人格有问题,令国人唾弃并深恶痛绝。

写于2010年5月28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杀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遥法外第1413天!遇 害学生的尸检报告和相关照片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公然剥夺!)

廖祖笙:同时自杀的还有共产党

富士康公司出现"自杀传染效应",跳楼自杀和割腕自杀的员工现已飚升到了13人。与此同时,选择了自杀的还有中国共产党。所不同的 是,有人选择了在"活不好"、"死不起的非人间得到快速解脱,而中共选择了慢性自杀。

在"被自杀"不断发生的"伟光正"治下,富士康公司撒手西去的13名员工,追本溯源同样是"被自杀",逼着他们最终走上了绝路的,是 整个儿有病的社会管理体系。在异常黑暗的时代,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中共的殉葬品。

富士康何以出现"自杀传染效应"?员工们若对公司的管理方式或待遇不满,大可选择离开,而没必要自杀。可在名企工作尚且陷入绝望,走 出名企就意味着能找到活路吗?率土之滨,莫非共土,大江南北何处是不吃人的净土?

在这个吃人的时代,富士康公司出现"自杀传染效应",只是中共当局吃人的冰山一角。早在2005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蔡焯基就 透露,中国的抑郁症患者超过2600万,自杀和自杀未遂的人群中抑郁症患者占了50%-70%。

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申不了冤、就业不易等等大山高耸,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治下,中国百姓普遍存在巨大的 生存压力,累死累活在人世间走一遭不过是服了一趟苦役,有人抑郁或自杀不足为奇。

中国百姓面临了怎样的生存情景人所共知,但再多的血泪现实也换不来嗜血成性的中共当局一段起码的柔肠。披着中共花马褂的权贵集团和既 得利益集团狼狈为奸,在自绝于人民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中共早已选择了慢性自杀。

对中共种种不仁不智的做法,海内外谴责如潮,可中共"死猪不怕滚水烫",对任何形式的谴责和反对一概用"不要脸"来应对,一如既往把 残暴和无耻当"执政",国家机器也几乎陷入全面瘫痪……这折射着中共的去意已决。

一场变相掠夺在中国全面铺开多年,走在慢性自杀路上的中共不断将掠夺所得用于在国际社会装大款,在动辄几百亿地进行金钱外交,在频频 几千亿地用于各种政治演出,唯独拿不出一点钱来,确实化解百姓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行将就木的中共在各种表述中其言善则善矣,可就是光说不练,横竖是选择了慢性 自杀,知道积怨如山,积重难返,无力回天,索性就"中南海的鸟叫得又响又好听"。

破罐子破摔的中共自作孽不可活,饮鸠止渴的同时,还恨不得能拉上全中国的百姓作垫背,在有意无意地制造着各种各样的人间绝望。越是这 样,中国百姓越是要百般坚忍地活着,活着就意味着希望,活着就能看到中共的垮台。

已遥在天国的13名富士康公司员工,没有像其他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中国人那样,默默把仇恨和希望收藏在心里,忍受着魔兽奴役的同时,也 围观着魔兽的慢性自杀,他们先我们而去了,没能看到光明的到来。愿他们在天国安息!

写于2010年5月29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杀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遥法外第1414天!遇 害学生的尸检报告和相关照片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公然剥夺!)

廖祖笙谷歌博客:http://liaozusheng.blogspot.com/
廖祖笙博讯博客:http://boxun.com/hero/liaozusheng/

2010年5月28日 星期五

钱文军: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粉饰历史

  网络时代,中国的文化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草根族多少有了些说话的机会。于是,我们瞧见一些新成语问世,例如"兆山羡鬼",例如"秋雨含泪"。如今似乎又可以归纳一个"宁华论史",盖因《北京日报》社长梅宁华5月24日发表在其"理论周刊"上的奇文:《对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进程的思考》,副题为"兼论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早两天,21日,该文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为题,展示于网络,浏览了一下,此类陈词滥调早就见识得多了,没当回事。不料它换了顶帽子出现在官媒上,尤其是继那位口无遮拦的历史教师袁腾飞遭封杀之后,与其说是在论史,不如说是在释放某种信号吓唬人,可能更恰当。

  文章开宗明义:"是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从历史主流中吸取经验教训,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制造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退回唯心史观——这些根本的原则性问题是不能被颠倒和搅乱的,否则就会从根本上搞乱社会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动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立足和发展的思想根基。"这是内心虚弱者的哀鸣,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它"立足和发展的思想根基"倘若能"动摇",那一定是这个"思想根基"本身虚弱所致。美英等国说什么的都有,列宁早就预言其"垂死",老毛更是不知多少次信誓旦旦要"埋葬"它,结果呢?

  "宁华论史"首个似是而非的论点是:"百年中国的巨大变化真正可以称得上是'翻天覆地'。这是任何人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存在,也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结论。"请问:百年日本是否"翻天覆地"?亚洲、欧洲、非洲,除了北朝鲜、古巴、索马里等少数地方,地球上还剩几个地区没有"翻天覆地"的?这是历史潮流,不客气地说是美国佬引领的历史潮流所带来的变化,不是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吗?与"中国发展道路"无关!若不是毛老爷子把中国拉回锁国独裁的旧路上折腾那几十年,中国早就"翻天覆地"了,何待"改革开放"?台湾、韩国不是更早就"翻天覆地"了么?"唯物史观"说是美国援助,可所谓老毛"奠定了工业基础",却不折不扣靠的是赫鲁晓夫援建的156项!新加坡、香港并无美援,不是也成"四小龙�
��了么?所谓"唯物史观"其实不过撒起谎来理直气壮,例如"苏修逼债"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三年自然灾害"更是无稽之谈。

  而所谓"改革开放",如邓公所承认的,也就是对欧美开放,网开一面地归顺世界大潮,才取得如作者所吹嘘的那些成就。作者此论点的隐蔽之处在于:它给人造成"举世混浊唯我独清"之错误印象,仿佛这百年来地球人都在黑暗中,只有"中国发展道路"在放射光芒。文章往下,充斥着雷同论调,这种论调反反复复高唱了半个多世纪,言者不厌其烦,闻者不胜其烦,乐此不疲者皆戈培尔弟子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如此,作者所谓:"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极端倾向,其要害就在于颠覆历史观,否定已有的历史结论,歪曲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恰恰是自我写照,却自鸣得意地指责他人。比如:"否定和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有人鼓吹所谓'告别革命'论,否定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歪曲成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否定和掩盖其本质和主流;更有甚者,随意丑化革命领袖和先贤烈士。"作者之意很清晰,除了他所认同的观点之外,任何别的见解均属无稽之谈!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历史虚无主义"!应该说,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否则迟早被革命

  所谓"颠覆历史观",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何止历史观,还要"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莫过"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谁敢对你们钦定的"历史结论"哼半个不字,就属大逆不道?至于"歪曲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那更是毛氏家奴的看家本领,就连戈培尔博士也甘拜下风的。根本无需多说,请问:"亩产十三万斤稻谷"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还是不知羞耻的谎言?至今没有任何官家文书表示过意见。古今中外还没有谁吹过如此大牛皮的,中华民族也从未如此丢人,到今天仍装傻,还有脸骂人?

  至于"掩盖历史真相"者,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人比你们更得心应手,简直可以这样说:没几个历史真相没被你们掩盖。只举一例,试问:"肃AB团"杀了多少红军将士?其中有几个是真"AB团"?享受纳税人血汗钱的历史学家与机构多了去了,如果大半个世纪还搞不清,你们实在蠢得没法收拾,不如散伙回家自谋生路;如果搞清了却不公布,"掩盖历史真相"这顶帽子还是自己戴着合适。

  辛亥以来百年,中国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抗日战争。每当我从电视里瞧见比如俄罗斯纪念反法西斯胜利N周年庆典,就发现我们的元首总显得尴尬。号称作战最久,号称"十四年抗战";决战次数最多;牺牲最大;结果最没底气。毛说过:"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关于抗战的纪念就是地道战、地雷战还有《小兵张嘎》,怎么神气得起来?威震全球的"第三次长沙大捷",不许说;驻印军、远征军的战绩,不许说;《铁血昆仑关》不许放映;《血战台儿庄》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状。只剩下毛大校那个"我爷爷领导抗日战争"的笑话到处传播。扯什么"掩盖历史真相",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说白了,这一百年中国的历史,本来就是一本烂账!胡适先生三十年代总结过,辛亥革命所导致,唯有"思想大解放"可取。其后,中国基本上就是两个外国势力扶持起来的党恶斗,即使日寇大举入侵也没停止过,有啥可吹的呢?斗到最后,乡下流氓打败城市流氓,那一点"思想大解放"也烟消云散,回归到前清都自叹弗如的专制境地。"宁华论史"称:"为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成就,编造和夸大所谓'人祸',杜撰出毫无根据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那么,请公布真实的历史资料啊!不是反对"掩盖历史真相"么?何以戒备森严?仅据已查实的数据,新中国三十年所造成的人权灾难,百分之百的人祸,已经足以"称霸世界"、超越古今,无论权势怎样刻意掩饰,连你们自己也欺骗不了的。

  作者唠叨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早就成为历史垃圾了,即使今日中国那些高调呼唤者,其内心深处也明白得很!高唱它的目的在于维护既得利益!就在"宁华论史"上网之次日,世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在1%的家庭掌控41.4%的财富;全国总工会4月发布的一个调研显示,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 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其余数据不赘述。

  这说明,当今中国,"以人为本"只是幻象,官僚阶级已成持续与民争利的群体!社会的隐形分裂已经十分严重,不时冒出些"突发事件"如砍杀学童,温总理也承认有"深层次的原因",大的归类极其简单:"不公"二字而已!坚持"中国特色"纯属噱头,哪来的"中国特色"?充其量不过老毛从苏联批发回来的玩意,换了个包装的"山寨版"罢了!坚持它的全部意义就在"利益"二字之上,多捞一天是一天,多捞一点是一点。

  很可笑的是,"宁华论史"居然还捡起当年那套"为人民"的幌子招摇。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倘若还相信"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就太荒唐了!即便是习近平先生也早就放话说革命党要向执政党转变了,宁华先生不记得了?继续高谈阔论什么革命党的故事,难道不觉得太迂腐了么?不客气地说,倘若今日中共仍处在领着农民造反的境地,必从者寥寥,那种"用小车推出来"的盛况绝不会再现。试想,1944年秋冬老毛趁着日寇"一号作战"得手,急派王震率数千兵马挺进湘赣,本以为老根据地必定如鱼得水,结果是根本无法立足只得且战且退逃回北方。无他,湘赣两省皆领教足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盛典,农民也不肯轻易上当了。

  人类文明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唯一的缘由便是大多数人不傻。人间正道只能是是"还权于民",而不是打着"N个代表"旗号继续垄断。只有"还权于民"才是避免社会恶性分裂之唯一良策。"中国特色"已经经历两千多年了,它除了导致官逼民反乃至改朝换代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今日之"举国体制",繁荣是表象,囊里已经烂透了,说"无官不贪"并非捕风捉影的夸张。我笃信执政高层反腐倡廉的决心无以伦比,就连大清皇帝也知道不反腐必垮台的道理,遑论中共这些睿智的领导人?问题在于体制。没有一个贪官原本是坏蛋,他们都是体制逼良为娼使之变坏的,例如刚宣判未几的文强。这个体制只可能提拔善于逢迎者,这才有王兆山之流"将无耻进行到底"的决心,何况中国文化人自古不乏此类善钻营的蛆虫。

  "宁华论史"并非偶然,能爬上"社长"职位之前提就是不能有独立的人格,又怎能爬出权势需要的格子呢?我坦白地说:守望继承的权益是靠不住的,那个虚幻的"伟光正"迟早会还其本来面目。倒不如"放下包袱开动机器",顺应世界潮流、历史潮流那才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前景。既然蒋经国先生都明白"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的道理,难道"伟光正"如此之久的群体就转不过弯来?守着继承下来的一亩三分地,做着"解放全人类"的旧梦,除了头破血流不会有别的结果。

  我还在上小学时老师就教过:"真理越辩越明"。可生活中的见识恰恰相反,真理害怕辩论,据说越辩会越糊涂,所以无数中国人罹难于文字狱。"历史的真相"大概也如此吧?老毛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敢杀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王申酉、李九莲等等。如今梅宁华先生要"旗帜鲜明"地"黑手高悬霸王鞭"了,鲁迅所谓"叭儿狗比它的主子更严厉",又一次被"宁华论史"所证明。我们无妨给他一个答复: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粉饰历史!

2010年5月27日 星期四

冉云飞:富士康跳楼事件之我见

  近半年来,富士康公司员工连续发生十二起跳楼事件,这是令人痛心的悲剧。一个社会眼看学校儿童被杀,公司员工丧身,抗议者自焚,作为同胞我们却束手无策,没有比这个更令人不可言说的心理煎熬了。这种挫败感和无力感的加剧,就是孙立平所说的中国社会正在溃败的典型特征。

  事实上,富士康接二连三的跳楼或丧身或致残事件,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这里面原因相当复杂,但整个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底层弱势者无力感加剧,生活无望,对未来没有理性预期,缺少幸福感和自我归宿感,的确是许多民众选择轻生的原因。既然活着猪狗不如,活着是一种奴役和监禁,没有尊严和自由,连基本温饱尚不能保障,那么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给自杀者产生了一个心理模仿效果的糟糕环境。

  中国人没有信仰,连佛教的来世也没有人相信了,所以强力集团尽情的作恶,弱者在抵抗不过时自杀率节节攀升。没有信仰,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但我们国内官方掌控的宗教却成为论证其意识形态正确的工具,或者成为与官方的利益合谋者,很多宗教人士之不堪,更基于普通百姓。于富士康事件,我们应换这样一只眼睛来看。于是一种无所依归的失重感,一种遍布全社会的不信任感,使得所有的人因怀疑而麻木,因麻木而冷漠,因冷漠而无所施救,使得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和互助伦理彻底沦陷。信任体系和互助伦理沦陷,当然这个社会的各种问题纷至踏来。

  没有宗教信仰,又没有民主自由的制度保障我们的幸福及权利,那么民众怎么办?向中国传统要活命的资源吗?说实在的,中国的活命哲学或者苟活哲学,的确源远流长,这也是好死不如懒活着的理论基础。但现在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地知晓自己权利,对世界的了解也不是完全封闭的古人可比,故在无力反抗时,便以殒命结束作为一种解脱和控诉。我遍读中国传统诸子百家经典,他们有一些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点:向后看(至德之世、小国寡民、大同社会、三代社会),但他们的经典里却没有未来。说明国人由于制度之害带来的恐惧和没有理性预期,早已成为中国人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当今中国社会加剧了这一切。这就像一辆车只有后视镜,却没有前灯(远灯),在白天(即相对承平清明之时)尚可,但到了充满许多未知数的夜晚
,一辆车却没有前灯,让开车人和行车人都没有理性预期乃至惶惶不可终日是必然的。

  由于制度缺陷使所有人没有理性预期,加上没有信仰,于是庸俗实用主义、犬儒主义,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也与我无关的思想,甚嚣尘上。大家都走在互相伤害的"康庄大道"上,这就是我证明的中国是个互害社会。强势集团加紧剥夺,为了攥紧自己的利益,丝毫没有向要良性改革的迹象。不特如此,还利用制度之病,挑起民众之间的互斗互害,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牧民效果。像富士康跳楼事件这种事,若是在工会和行业协会发达、企业责任拥有较多社会责任的国家,加上拥有信仰之自由,那当然是不可能如此接二连三发生的。虽然世界第三大电信法国电信近两年自杀人的也不少,但究其原因,恐怕和我们社会的问题并不相同。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讲,最重要的是保障民众的人权,而要保障人权,必须改革目下这种非常糟糕的制度,舍
此别无他途。

  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若不从根子上来解决问题,那么自杀、自焚乃至屠童的事情,绝不会有停止的一天,富士康的悲剧将会进一步蔓延,到时社会向更加不可收拾的方向,这就是整个中国人的悲剧了。

  2010年5月27日8:36分于成都

  来源:https://ranyunfei.com/2010/05/1352.htm

王晓阳:中国走向繁荣走向对立?

  ——缓和官民对立,挽救政治生态

  30年来,中国经济在进步,这是必须承认的;但是,30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态却在一天天恶化。这是很让人沮丧的。

  对内,是官民对立情绪的恶化。对外,则是与国际社会日趋对立。本文主要谈前者。

  这是一个疯狂的社会。官僚们丧心病狂地贪污、腐化,这个不用多说了;而草民呢,也不闲着,寻找一切机会能弄就弄一点,弄不来就报复社会。比如,某个企业老总就跟我感叹,现在的人呀,心眼坏透了,我们那些员工,经常故意不关灯不关水龙头,成心害你。

  我们的国家何以堕落至此?

  官僚的堕落,是因为体制问题。一个恶的体制,会让好人当了官也变坏,无人幸免。

  草民的堕落,是因为心态。看到贪官的都那么风光、放肆,草民的心态已经彻底坏掉。他们无力改变体制,于是就从自己能入手的地方,能偷就偷点,能破坏就破坏一点,寻求心理平衡。

  我一再鼓吹1980年代是黄金年代,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全国上下都看到希望。其实在1980年代,中国社会的各种弊病比现在严重,比如,民营企业在那时候受到的打压,远远超过现在;那时候各种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远比现在荒唐;那时候也没有互联网,百姓想表达自己的意见,那才叫一个难。

  为什么会落到这样地步?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改革开放30年,后期的方向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改革开放前期,小平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赢得了民心;改革开放后期,税制改革,导致政府富裕、国民贫穷。

  2,高房价吞噬了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导致百姓怨声载道。官员一方面拼命抬高房价,一方面强拆民居导致百姓流离失所。

  3,中国加入WTO后,依靠"廉价出卖劳动力、廉价出卖矿产资源、放任环境破坏"这3大法宝,导致中国经济出现虚假繁荣。虚假的"GDP增长",导致中国政府和百姓陷入莫名其妙的"成功喜悦"中。人均GDP排在世界100位以后、民生投入占GDP比重为全世界最低的国家,居然在意淫"大国崛起"、"中国可以说不"。我们完全丧失了1980年代初的"危机意识",这样的中国,没有任何希望。

  我没有从任何当权者那里看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候"的意识。他们依旧在假装有信心,假装歌舞升平。其实他们心里比谁都明白,当前的中国,已经进入死胡同。

  想走出这个死胡同,也不是不可能,就看当局准备如何应对了。我认为可以从"缓和官民对立"入手。

  政府应当虚心接受民众监督;对互联网采取宽容而非打压的举措,让百姓有个宣泄情绪的出口……

  各级官员尽快由民众选举而出。如果选举出的是个贪官,那民众就得反思自己的责任,并在下一次选举中予以纠错。

  大家都知道,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仅仅是最不坏的一种体制。民主具有自我纠错功能。

  不要以为让民众选举官员,是给民众的恩赐。其一,这是上帝赋予的权利。其二,民众在获得选举权的同时,其实也挑起了责任。

  本来,我认为,政府如果向向全社会承诺降低税收、降低房价,就可以缓冲当前的官民对立。但是,我们想一想,政府官员的权力并非来自民众授权,凭啥要为民众考虑降低税收、降低房价这些问题?要知道,官员正是高税收、高房价的最大受益者呀。

  问题的解决,最终又回到了那个古老的话题:选举。一点都不新鲜,也没有什么中国特色。而是最基本的社会科学常识。老早我们就意识到了没有政治改革的中国,瘸着腿,必然走不远。可是,为什么就一直不敢出来直面这个问题呢?

  躲是躲不过去的。当今中国,已经是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阵营,全面对立,形势到了如此程度,还能躲到什么时候?杨+杀了6个警察却引来众多网民喝彩,还不够让人震惊的吗?老百姓愤愤诅咒说"挨个枪毙没有一个冤枉的"还不够让你们害怕吗?

  我愿意相信我党的科学发展观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妙招。

  我们期待着党中央的英明决策。

2010年5月26日 星期三

王晓阳:中国与苏东“改革模式之争”为何没人提了?

  ——改革开放30年了,为何百姓日子如此艰难?

  20年前,许多人都在争论中国与苏联东欧的改革,"中国模式"与"苏东模式"究竟哪一个更好?"中国模式"是"先改经济,后改政治",或者说"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苏东模式"是"先改政治,后改经济"。

  当时争论很热烈,而现在,大家应该发现:已经完全没有人争论这个问题了,因为结论已经很明显了。中央集权下的经济改革,与民主政治后的经济改革,会有多么大的区别,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小平同志一句"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曾经鼓励了几代人,现在,我们似乎该回顾一下这场伟大的改革了。

  以前说起日本以及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这亚洲四小龙,总有一种说法:他们利用二战后的国际分工,在二三十年内迅速发展,所以老百姓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四小龙富裕起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我们可以承接一些国际分工、产业梯度转移。我们果然就成了世界工厂。

  可是,这一晃,咱中国也改革开放30年了,为什么老百姓却依然陷在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悲惨境地呢?难道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是假的,我们并没有创造出足够的财富?

  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创造出了巨大财富。尽管那种增长被我称为依靠低价出卖矿产资源、大肆破坏环境取得的,是断了子孙后代的生路,可是,至少我们这几代人应该享受那些血染的财富呀。那些财富到底哪里去了?

  第1部分:10%送给友邦

  香港骗子郎咸平、阮次山等人用大陆骗子30年前的陈旧招数散布谣言说:财富都被西方人掠夺走了,真的是这样的吗?

  的确,中国有相当一部分财富贡献给西方了。但,这一次,不是人家西方用枪炮抢去的,是中国人哭着喊着送过去的。

  中国人出卖宝贵的矿产资源,获得了许多外汇。这些外汇没有用来改善百姓生活,而是以国债的形式存到了美国。

  假如美国让美元贬值,那么,我们的外汇储备就跟着贬值。所以,我一直不明白,某些傻瓜在国内担心人民币贬值(发一贴5毛钱,本来能买一个馒头,贬值后只能买半个),在国外担心美元贬值(为党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操心)——如此自虐,肯定能得到满足,因为总有一个结果能让他感受到自虐的快感。

  假如更狠一点,美国人印刷一堆纸币来给我们,那么,这些纸币就把我们存在美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抵消了(幸亏美国人笨,他们不知道要这么干)。

  这些外汇储备输送到美国,改善了美国人民的福利,美国人民十分感谢中国("感谢国家")。而对于中国,这些外汇储备增加政府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百姓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咱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不心疼这些外汇储备了。我们要问:还有其他大量财富被什么人占据了?

  第2部分:65%被政府占据

  首先,是政府收取了太高的税收(功劳簿上头一名,朱先生的分税制改革功不可没),将改革开放的成果占去了大半。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税收最高的国家,有人说是世界第2高。总之,中国的税收,不是冠军,就是亚军。(个人所得税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有关部门拼命渲染"税收是劫富济贫"的时候,总是用个人所得税作为例子。其实是无论贫富,一网打尽。)

  收取了这么多税,用在什么地方了?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公务人员,拥有世界上最贵的收费公路,大部分的百姓缺乏医疗保障(公务员除外)、从幼儿园、中小学一直到大学的教育都收取高昂费用……刚在推特上看到一番对话:中国人民为什么勤劳?答:因为他们除了养活自己,还要养活一大群骑在他们头上的畜生。

  我们交的税,没有用在民生上,却都用在"集中力量办大事"上面了。只说是大事,至于是好事还是坏事,大家自己判断吧——每年公款吃喝3000亿元、公款养车3000亿元、公款旅游3000亿元、备受争议的三峡大坝、备受争议的南水北调、在全世界建什么孔子学院、世界上最昂贵最豪华的奥运会、世界上最昂贵最豪华的世博会(SB会)……

  第3部分:20%被贪官掠夺

  好,就算有一部分财富孝敬了美帝国主义,有一部分财富被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了,那总有一部分财富漏都百姓手中吧。呵呵,还没有轮到百姓,因为接下来,贪官该上场了。

  中国畸形的国家体制,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最赞成改革开放的,当然是那些官僚呀),导致掌握权利的人掠夺了大量的财富。民间人士若想挣大钱,必须与官僚勾结,否则你根本无法赚钱。于是,中国1%的人群占据了全体国民 44%的财富。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

  此刻,再次思考小平同志"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小平同志太英明了,确实是只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

  第4部分:5%漏给百姓,再用高房价收上去

  好了,经过税收、美帝国主义、贪官这3层剥削,总有一些财富会漏一点到民间吧?哄猪还得费点儿糠呢。是的,是有一些。所以,百姓不用饿肚子了,甚至可以买得起电视、开得起汽车了。

  难道我们30年改革开放,就让百姓得到这么一点吗?

  有人说:还有房子呀。现在许多中国人要按房产说起来,都是百万富翁级别。貌似如此。现在,看上去,几乎人人都是百万富翁,因为你的房子几年间"增值"了10倍。虽然你一生的收入,就交代给这几块砖头几袋水泥了,好歹咱号称百万富翁了。

  可是,几块砖头几袋水泥就是百万家产,这种"增值"对普通百姓有用吗?除了居住,一点用都没有。你100万买的房子,就算现在1亿元卖出去了,有什么用呢?假如移民走了,那是财富符号变现了;假如你不移民,你卖完房子总得买,那你还得把那1亿花出去。除非你这个亿万富翁睡到马路上去。

  听说现在不准随便抓"盲流"了,你可以去睡到大街上。睡在大街上好呀,可以仰望星空了,这两年不是流行仰望星空吗?一边仰望星空,一边思考:中国的财富都哪里去了?依靠低福利、高消耗模式推动的GDP连年狂涨,为什么没有让中国人过上幸福的日子呢?真纳闷呀。

  由于篇幅原因,我就不再说苏东改革的结果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丰厚的成果,可以写成一本厚书了)。其实,也不用查,只要留心就会发现,现在的CCAV已经不再攻击苏东改革了,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攻击了。

  那些砖家呢?叫兽呢?他们不是一向喜欢凑论文篇数的吗?《"中国模式"与"苏东模式"比较研究》,多好的题目呀,他们怎么不研究了呢?

  来源:http://wangxiaoyang2009.blog.sohu.com/152441506.html

2010年5月25日 星期二

杨恒均:自杀的孩子们为什么不逃离富士康?

  富士康发生N连跳——之所以用"N"字代替,是因为不知道完成短文的时候,这个N字是否又跳了——引起网民强烈关注,矛头与火力也逐渐集中到富士康身上。我想,富士康难辞其咎,跑不了的。但我更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20刚刚出头的孩子们轻生自杀?

  匆匆浏览了一些网络文章,觉得大家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又都经不起推敲,例如最多的几种说法包括富士康用加班、劳动强度以及令人压抑的企业文化等等把员工逼得跳楼自杀……

  如果这些原因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怪罪富士康了。原因非常简单:富士康只是一个企业,哪怕真如外界传说的,存在血汗工厂和残酷剥削,可他毕竟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大企业,既没有发生绑架、强迫他人进去工作的事件,也没有像一些传销公司那样,把年轻人锁在房间里限制自由,结果不得不翻窗逃离,跳楼身亡……

  我们甚至可以站在富士康的立场,理直气壮地反问批评者一句:我们只是来去自由的企业啊,我们如何逼死员工?你高兴可以来,不高兴可以走啊,为什么用这种方法从窗户跳出去?是不是我们的待遇太好,使得那些无法承受工作压力的年轻人不愿意离开,或者觉得离开我们就没有前途,感觉绝望,就去自杀?

  这个假设的问题你能回答吗?富士康自己显然无法回答,否则,他绝对不会找高僧去帮他驱邪。我今天试图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但我想从其它的地方与其他的问题入手。从我常常去做经济和社会调查的东莞与新塘入手。在那里做调研时,我有两个比较强烈的感受。

  第一个感受是朝气蓬勃的私营老板与看不到前途的打工仔的强烈对比。我在广东接触到不少勤劳聪明的私营老板,其中部分来自内地。和内地相比,这里的经商环境好,市场成熟,私营企业发达,寻租空间少,如果不涉足垄断企业,当地政府还会适当扶持你。所以,基本上都能赚钱,比在内地强多了。

  可我同时接触到的却是那些同样来自内地的打工仔打工妹。老板们都知道他们的价钱,不会给多一分钱,而他们又没有任何保护与集体行动。虽然拼死拼活也能够赚到几百、一千甚至两千的工资,但他们付出的却是超时、超强的劳动。很多打工妹说,在这里,生活的目标只有一个:工作。而工作,却只是为了活着。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国家"和"社会"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就拿我经常去的新塘来(号称全世界的牛仔生产基地),你到了这里,会被这个小镇的繁华迷惑住:街道上运送牛仔服装的车辆一辆接一辆,老板的奔驰和宝马到处都是,豪华酒店里谈生意的老板和伺候老板的小姐们络绎不绝,只要你细心一点,还能注意到繁华阴影下匆匆赶路的打工仔与打工妹,他们虽然占这里的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却仿佛只是这个地方的过客,是这个地方繁荣昌盛的点缀。在这里,你找不到他们的位置……

  这里充满了活力,可却总让你感觉到这活力是畸形的。按说,这里比内地更加符合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标准:"国家"功能大面积地退出了经济领域,或者可以说,在经济领域,"国家"减少了干预,还给民众一个社会空间。可是,这空间却让你感觉不到一个完整"社会"的存在……

  "国家"为这些绝望的孩子们做了什么?

  我们不妨这样问一下,是什么东西让那些并没有失去自由的孩子在一个让他们厌倦得选择死亡的企业门前自杀?他们都才是20左右的孩子,为什么不逃离富士康?收起行囊,背起包袱,就可以离开啊?难道这些孩子眼里除了富士康,就只有绝望与死亡?请问:国家在哪里?社会又在何处?

  1949年后的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或者说国家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国家就是社会。当时,国家用两个东西把国民限制得死死的:单位和户口。而遭到这两个东西伤害最深的就是农民:户口像锁链一样把他们绑在居住地,可是却又没有"单位"照顾他们的福利,给他们发粮票。结果,每当灾难降临(例如1959年),首当其冲甚至活活饿死的几乎都是农民……

  1976年改革开放后,"单位"和"户口"有点改革,控制有所松动,单位不再是束缚你的工具,有能力的人可以换"单位"了,好的"单位"还是你的福利保障。户口制度虽然没变,你却不必老死在户口地,农民们终于可以进城去出卖苦力了。但户口仍然是锁住他们的锁链,只不过从以前紧紧锁住他们的脚镣,现在变成了一条更松更长的铁链,始终牢牢地牵制着他们,又仿佛深深打在他们脸上的烙印。而这个时候,就连户口,也成了城市居民特别是发达地区的一种身份象征与福利保障……

  改革前,抓得紧紧的时候,国家无力照顾农民,改革后,他们唯一所做的是给农民打工的自由,却依然无法或者不愿顾及他们。如果你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那些20岁左右的打工的孩子,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群,户口地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所在地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只要他们不犯罪,公安不会抓你,你可以自由出卖劳力,可以自由地生活,甚至可以自由地去饿死去自杀——他们眼中唯一剩下的竟然就是一些私人企业、老板。那是他们的唯一希望,也是把他们唯一的绝望……

  写到这里,有人可能要说,这难道不正是现代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都有的现象?不错,从现象来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可惜本质却完全不同。这涉及到国家和国民的关系问题。

  每一次看到国家有大事发生,群情激动的都是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爱国如痴如醉,让人看得感动。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别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一下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肯尼迪总统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最有资格说这句话的,竟然是今天中国的打工仔与打工妹。

  在中国的改革以"下岗"的方式彻底消除了自己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后,享受了自由的农民们,纷纷奔向打工之路。他们的勤劳、聪明和好用让无数 "中国制造"的产品、西装革履的领导人以及腰缠万贯的老板们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和以前的"工人阶级"相比,他们价廉物美,没有任何住房和福利补助,他们几乎不给目前崛起的国家制造任何麻烦——修奥运建世博,他们召之即来;等到辛辛苦苦建设好后,等到这些东西成了国家的象征的时候,他们挥之即去……他们病了自己去解决,没钱看病,自己去悄悄等死;失去了工作,几乎没有任何救济;这让他们宁肯加班加点不要命的工作,而我们的国家也就在他们的勤劳中繁荣昌盛起来……

  也许到了我们应该弱弱问一句的时候:国家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也许,我们可更学术一些地提问:哪些事应该是国民为国家做的?哪些事又必须是国家为其国民做的?就我所知道,这些打工仔和打工妹的工作条件,精神状态和心理因素都处于极差的地步,在没有任何保障和退路的情况下,你给他一个超过两千一个月的工作,然后你可以让他们干任何事,只把他们弄得崩溃……这不是富士康一个公司的问题,在有打工人群聚居的地区广泛存在。

  我们首先应该问一下国家的责任,国家应该保护那些孩子的。富士康们只是雇佣他们工作,如果一个强大国家的国民眼里看不到国家,没有了社会,只有一个公司的时候,那个以赚钱为目的的公司可以轻松剥夺他们的生活、人格甚至生命……而当孩子们对一个本来可以随便离开的公司绝望到自杀的时候,说明他们早就不对这个国家,以及我们的社会还抱有一丝的信心与希望!

  我们的"社会"又在哪里?

  然而,国家不是无所不能的,更不应该是"无所不在"的。1949年后的前三十年,中国的灾难就出在那个"无所不能"的国家无处不在,把社会挤压得名存实亡,而且,这个"国家"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又做了很多。

  后来三十年的改革,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职能大大减弱,所以,才有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可是,国家功能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消退,本来应该伴随国家的功能在社会其他领域的消退,只有这样,逐渐成长与成熟起来的"社会"才能肩负起以前由国家越俎代庖的职能,照顾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

  这恰恰是我们偏执的改革留下的祸根。按说在南方地区,目前从经济结构上说,比改革开放以前以及大多内地地区都要合理得多,甚至有些地方表面上已经接近西方国家了,可是,我却在那里看到了一些畸形的发展:"国家"部分撤走了,"社会"却根本没有形成。这样,这里就形成了一些有钱人独占的"私社会":老板就以他们的"天上人间"夜总会、山珍海味的餐厅与纸醉金迷的桑拿按摩作为自己的"社会",数量大得多的打工族倒反而成了服务他们的陪衬与点缀,我们不禁要问:社会大多成员的社会又在哪里?

  社会取代国家,公民利用社会参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基层治理;另外一条就是民众基于不同的利益、爱好而结成的组织、社团,包括NGO、工会与行业工会等。在以前的中国,这些本来属于公民社会层面的事情,都被国家大包大揽了。后来,国家退出了,基层治理基本上只服务于权贵与投资者,"国家"也在社会经济领域放宽了控制,可是——

  国家却不肯在社会更多的领域放松控制,还公民一个健全的"社会",这个社会并不是要和"国家"分庭抗礼,而是相辅相成,又自成一体。西方的"社会"一直大于"国家",在中国倒好,"国家"还是老大,可这个"老大"却不肯也不能做自己该做的(例如保护这些孩子免遭企业残害,给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反而死死限制社会健康发展,不肯还给公民和社会应有的权益,包括健康的公民社会里公民用来自保和互相照顾的言论自由、出版与结社的自由。

  你能想象吗,在西方一些国家,甚至连流浪汉和乞丐都有自己的"舆论阵地",有的甚至办有不定期杂志,来维护"族群"的利益,可总数接近两个亿的中国打工一族,不但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工会组织,也没有一本代言他们的杂志和报纸。甚至更有甚者,有些NGO要去关心这些农民工,竟然被当地"国家"执法部门以维护稳定为名粗暴干涉。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就拿沿海地区来说,各地政府引进资金,扶持企业,发展经济,加上大小老板基本上都有一些共识,可是唯一没有组织起来,可以向老板讨价还价,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的就是总数高达两个亿的打工群体。国家给了他们"自由",但只是给他们打工,甚至被奴役的自由,富士康只是冰山一角,更严重的问题还有。

  就算是最伪善和虚伪的人,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这批廉价劳动力的勤劳与好用,如果这些劳动者像西方社会里的那样,动不动就要求自己的权益,要求分享大蛋糕,要求提高待遇,中国经济可能还真没有如此"繁荣",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国的劳动者也获得了应得的权益,"国家"将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有钱和牛逼,动不动就办出世界第一的奥运会与世博会……

  可是,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吧?还要牺牲几代孩子才能让我们明白,"国家"并不是建立起来专供国民去热爱与伺候的,被国民建立并被供养的国家,也应该起到照顾国民尤其是孩子的义务与责任。

  如果国家不愿意出手做它该做的,那么至少应该放手——松开紧紧扼住社会咽喉的手,让公民们自己去建设一个社会,一个公民的社会……

  2010/5/20

薛涌:来自天堂的声音

  富士康职工"九连跳"地自杀,震动了中国。有些媒体曾约我写些评论,我一直无从下笔。毕竟,我离开中国已经十六年了。我需要的不是发言,而是学习:我在不停地读有关富士康的报道,了解那里的职工生活在什么样的境况中。

  然而,最近的一个不幸,改变了我的想法,让我拿起笔来。

  我们的一位朋友去世了,才刚过五十,丢下两个孩子和丈夫。她在九十年代初来中国教英文,是我妻子的老师,后来嫁给了现在这位中国丈夫。接到死讯后,妻子马上给她丈夫打了电话,询问了她去世前后状况,挂断电话久久不能平静,就一五一十地对我讲起来。

  她丈夫说:那天守候在她遗体旁,眼看就要去火化了,内心难受到了极点。但是,此刻突然听到妻子来自天堂的声音:"亲爱的,你为什么这么难受?我在这里跳舞呢。我非常快乐!你也要快乐地生活,照顾好孩子,心灵要满怀着爱,想着给予…."他听到爱妻的声音,一下子精神振作起来,马上把孩子们也叫来,一家三口围着遗体跳起舞来….

  俗话说,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种心灵感应的事情之所以能发生,两人必须有共同的价值才行。是什么滋养了他们"爱和给予"这样的价值呢?以我们对他们有限的了解,还无力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她临去世前的一些事情,倒是给我们一些启发。

  她得的是癌症,进入不治期后,医院就让她回家了。生命的最后阶段,痛苦异常。需要丈夫全天伺候。但是,丈夫是一家唯一有收入的人,有两个孩子要养,根本不可能辞职。他一年就二十天休假,最后全用完了。怎么办?结果,同事们纷纷捐假期,让他在家送妻子走好。最后,捐的假期也用完了。老板私下对他说:"你不必来上班了。在家里的计算机上,每周只要帮助我们作二十个小时的事情就可以了。其他你就不要操心了。"

  这就是在一个所谓"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事情,而且就发生在半个世纪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中,发生在企业纷纷裁人、失业率高达10%的时刻。再看看富士康,职工犯一点小错误就要惩处,有时一回身就发现质量检查员站在身后盯着自己、回到宿舍和室友彼此不交流,人人如同作贼般地生活。当生活失去了意义时,活着的价值有在哪里呢?

  我们的朋友去了。她的躯体消失了,但她生命的意义并没有消失。他丈夫和孩子每天都能听到她的声音。生前他丈夫曾经对她说,看着她忍受着这么大的痛苦,实在是太难受了。她却乐观地说:"肉体上的痛苦我们是无法选择的。但是,在精神上我们可以选择。我并没有选择忍受。"

  这是值得我们所有活着的人回味的话。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是无法选择的。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相貌,甚至经常不能选择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能选择自己怎么活着。这是我们这位故去的朋友在生活最后时刻给予她的家人和整个世界的精神。如果我们选择接受的话,这种精神就会改变我们的生活。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f00ef40100jnep.html

2010年5月23日 星期日

胡星斗:建议对农民的权利被剥夺状况进行违宪审查

  全国人大常委会:我建议对农民的权利被剥夺状况进行违宪审查,以促使各级政府和整个社会关注和保障农民的权利。

  中国农民的权利已经被完全剥夺,农民不但成为弱势群体,而且成为地地道道的无权阶级。

  中国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土地不能资本化,不能成为农民的财富。集体土地也没有开发建设权,只有让土地被征收,成为"国有土地", 地方政府从中挣足了,才能开发建设。农民也没有完整的土地产权,土地不能转为非农用途,土地以及宅基地随时可能被征收,农民住房一般也没有产权证。

  中国农民没有金融权,农村成为正规金融的真空。由于金融的政府垄断,农民无法融资,无法创业,新农村建设只能止于形象工程。在农村设点的邮政储蓄银行每年从农村吸血,吸走6000亿元以上的储蓄,只储不贷,资金用于城市建设。

  中国农民几乎没有财政分享权,农村的基础设施大多靠农民集资修建,甚至小水电站建好后皆被电网公司无偿没收。不像印度的农村,政府负责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电力免费使用。

  中国农民没有组织权、集体谈判权,不能组织农会;尽管邓小平曾经许诺让农民组织农会,但后来又不了了之。农民不能集体谈判,因此,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农民受尽龙头企业、资本家的剥削,个人无法与资本家讨价还价。因为没有农会,农产品不能集体种植、集体对外营销,所以,农产品价格上不去,农产品质量安全也难以保证。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如在台湾,农产品以农会商标对外销售,统一生产,统一科技服务,农产品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可以倒查到农户、生产者。农民都十分爱惜农会品牌。

  中国农民没有农业生产资料(农机、化肥、杀虫剂、薄膜、种子等)的经营权,地方政府打着保护农业生产、保障农业生产资料质量安全的旗号,实际上控制了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经营。由于生产资料的官方垄断或有官方背景的人的垄断,缺乏竞争,也就使得农业生产的成本居高不下,从事农业生产最多只能填饱肚子。即使农产品涨价,农民获得的利益不到涨价的15%,大多数利益为流通环节、粮食储备公司等攫取(南方周末:谁在粮价上涨中获益,2006-12-22);政府的绝对多数农业补贴也是补给了化肥厂、粮食公司等企业,这些企业既坐拥垄断之利,又享受国家补贴,政府则可借此宣称对于农业的重视——每年高达数千亿的农业投入和补贴。

  而在台湾地区,农民自办生产资料超市,一切农产品和涉农交易免税,这样,保障了农业生产资料的低价格,从而保障了农民利益。

  中国大陆的农民没有真正的迁徙自由权,没有与城里人享有相同待遇、相同社会保障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农民无论在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都沦为被剥夺者,不但要义务交粮或低价交粮,而且进城后不能享有教育、医疗等同城待遇和社会保障,农村人只配享有低劣的义务教育和姗姗来迟的低层次的有别于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户籍制度人为地制造了隔离和栅栏,不仅农村人进城受尽歧视,城里人也不允许到农村购房、置业、创业,人为地限制农村土地的使用价值,限制农民致富,以此来保障地方政府的征地收入,同时让购房人拥挤在城市,抬高城市的房价。

  中国农民没有真正的选举权。哪个官员、人大代表是农民选举产生的?谁能为农民说话?农民能够选择谁?罢免谁?

  在先进国家,农民的人数虽然很少,但是谁也不敢忽视农民,相反,他们要极力讨好农村选民,以至于美欧日的农民的收入大概有一半来源于政府的补贴。

  美国的补贴占农业产值的47%,按照WTO的规定中国的农业补贴可以达到产值8.5%,但实际上补到农民头上的不会超过2%.

  可是,赵本山的小品中说:"哪个国家的农民拿着补贴种粮食?中国,只有中国!"不知声称代表中国农民的赵本山是无知还是故意溜须拍马、混淆是非。

  中国农民也没有话语权,基本上没有参与管理权,甚至也没有申冤权。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都是各级政府所有,是官家的喉舌;农民的话谁听?农民的心声谁理会?农民的愿望谁在乎?集体经济组织也大多是村干部说了算,农民如果有冤情上访,经常会遭到迫害,甚至被劳教、被判刑或被送进精神病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显然,目前中国农民的权利被剥夺的处境违反了宪法。因此,我在此呼吁全国人大勇敢地担负起捍卫宪法尊严、进行违宪审查的重任,按照《监督法》督促各级政府尊重宪法、落实宪法,纠正一切违反宪法的错误行为。

  进行违宪审查将极大地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土地产权、金融权、财政分享权、组织权、集体谈判权、生产资料经营权、迁徙自由权、平等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权利,以及选举权、话语权、参与管理权、申冤权。通过保障农民的这些权利,将从根本上改善农村民生、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建设新农村的目标。

  如果不致力于保障农民的民权,那么所谓的改善民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表面功夫,甚至可能沦为官场作秀或者欺人之谈。

  敬请全国人大以苍生为念,研究本建议,启动违宪审查,以便切实解决民生为盼。

  此致,

  敬礼

  胡星斗

  2010-5-8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胡星斗:中国房地产真相

  中国的房地产业堪称是劣等市场经济的代表。劣等市场经济是欺诈、寻租活动猖獗、通过权力、裙带关系配置资源的伪劣市场经济,而中国的房地产业正是伪劣市场经济结出的"硕果"。

  中国的房地产对GDP的直接贡献率,2006年就高达10.74%,间接贡献率11.50%,综合贡献率超过20%,怪不得地方政府视房地产为命根,无论GDP政绩、财政收入,还是个人贪腐,都出自房地产。譬如杭州市一年卖地一千多亿,而它的地方财政收入仅520亿。另外,据2009年全国工商联报告《我国房价何以居高不下——房地产开发的总费用支出一半流向政府》中显示:9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是,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比例为49.42%,上海达到64.5%,也就是说房价的一半以上成了地方政府的收入。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学者成思危说:为了行贿,开发商必须把利润打到30%,实际上他们自己的利润只有15%,而腐败额占到房价的15%(法制晚报,2009.4.24)。房地产实行的是长流程管理,从立项、规划到验收、销售许可共有100多个环节,全部掌握在官员手中,每个环节至少要花10几万元。通过改变土地用途、提高容积率、允许土地延期开发、批准贷款等,官员皆获得巨额的好处。

  房地产业也成为官员洗钱的主要渠道,贪腐的黑钱大多进入了房地产。譬如在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殷国元拥有30套房,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夫妇拥有24套房,浦东外高桥规划建设处处长陶建国拥有29套房。这些都是落马的官员,只是冰山的一角。

  官员和富人动辄拥有几十套住房,而普通百姓则不可避免地成为房奴。

  合理的房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世界银行的标准是5:1,联合国制定的标准是3:1,现实中,美国是3:1,日本是4:1,发达国家最高的是悉尼8.5:1,纽约7.9:1,伦敦6.9:1,首尔7.7:1,东京7.9:1,新加坡5:1,而中国20~30:1,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甚至达到40:1以上。

  国际上廉租房一般要覆盖15~20%的人口,发达国家覆盖30~40%人口。新加坡86%(另一数据为84%)的国民住在组屋(经济适用房)中,香港公屋(廉租房)解决了30%以上人口的住房问题。美国住宅法规定,低收入者只需要支付25%的租金,余下的部分由政府付。加拿大规定,低收入居住者只需要支付租金的25~30%.而中国的经济适用房仅占总住房面积的6%,廉租房的覆盖人口不及5%,历年完成的保障性住房不及各地政府承诺的一半,如2009年承诺60多万亩保障性住房用地,而实际上只有30万亩。就连这么一点点保障性住房过去还大多为富人、公务员所侵占,北京的经济适用房住户50%以上用于出租(法制晚报,2007.2.12)。对于骗购经济适用房,2010年4月住建部《关于加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对骗购、可能获得上百万利益的惩罚也仅仅是取
消5年内再次申购的资格,而在香港骗取公屋(廉租房)却会被判刑,如85岁的某退休大法官因骗取公屋而入狱11个月。

  由于贫富不均、居民投资渠道少、房地产税制不合理等原因,当前我国70%以上的购房者是投机需求,60%靠贷款炒房,这样不仅大大地抬高了房价,加重了房奴的负担,而且更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国际上住房空置率的警戒线为15%,而中国为30~40%,有钱人的房子空着,而普通百姓望房兴叹,这样的社会怎么和谐?据报道,中国拥有5套以上住房的人超过200万人,前不久,深圳一个人出于对国家调控房市的恐惧,一下子抛售了680套房子。

  某些房屋开发商的不仁不义更加剧了平民百姓的痛苦。虽然开发商的名义利润率只有15%,但因为他们的自有资金很少,绝大部分靠贷款,所以他们的实际利润率在100%以上。另外,开发商通过改变容积率、囤地惜售等办法,又攫取了大量的利益。目前,全国房地产开发商囤地面积约10亿平方米,足够两三年开发,而每年开发商完成的土地开发面积仅及应开发面积的40%,这进一步加剧了房屋供给的紧张。

  据报道,目前开发商偷逃税总额达到11亿元,但是却没有一个开发商因此而被判刑。国税总局调查显示,在偷漏税案件中,房地产业占90%,山东的专项税收检查发现,80%的房地产企业偷漏税,在北京欠税企业的所欠税金80%是房地产企业欠税。

  面对如此的房地产劣迹,应当如何进行房地产业的改革呢?

  首先,应当加强供给,实现供地方式的多元化。不能仅仅只是地方政府征地、供地一条路,而应当允许集体土地进入建设市场。集体土地如果没有开发建设权,只能让土地被征收,成为"国有土地",地方政府从中挣足了,才能开发建设,这不仅造就了腐败,减少了住房供应,牺牲了城市购房者的利益,而且因为土地不能资本化,不能成为农民的财富,所以也牺牲了农民的利益。目前,政府禁止农村集体土地的直接入市、禁止城市居民到农村购买住房,其实是政府要垄断利益。在这场垄断供应者与数百万个集体土地供应者、开发商与城市购房者的利益博弈中,难道后者永远要成为输家?

  其次,应当改革政绩制度、财税体制。官员的政绩不能看GDP、财政收入,而应看民生指标,如住房自有率、家庭负债率、义务教育普及率、人均寿命等。应大幅减少房地产税费,如果税费占房价的比例从50~60%下降一半,房价也将下跌30%左右。现有的涉及房地产的50~60项税费中,城建税、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应合并,蓝图审查费、规划设计费、预算审核费、施工合同鉴证费、工程造价咨询审核费、管线综合竣工图设计费、质量监督费、防雷检验费、防震检测费、绿化费、墙改费、施工放线费、人防费、文物勘探费、土壤氡气检测费、室内空气检测费、政府价格调整基金、劳务咨询费、职工培训费、安全施工措施费、散装水泥推广费、预售许可证服务费、房屋面积界定费、房价审查服务费、电力委托费等皆应取消。应当按照宪�
��国家的做法,禁止在法定的税收之外,添加任何费用;税收则只有议会可以决定,任何政府部门无权确定税种和税率。

  政府如果减少房地产的税费,其收入减少,怎么保障地方政府的运转呢?一要改革财税体制,使得财权与事权相配,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二是出台住房保有环节的税种,如物业税、财产税、房产税、保有税,对于家庭的第一套住房免税。发达国家的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主要是不动产保有税,如美国地产税,旧金山每年收房价的1.9%.对于第二套住房,我们还可以开征消费税、所得税、空置税等。三是地方政府应当精兵简政,裁减冗员和机构,压缩三公消费,减少财政浪费。

  其三,国家出台住房保障法,加大保障性住房的覆盖面,严厉打击房地产领域的腐败。经济学家认为,廉租房的供应每增加5%,房价将下跌3~4%.中国应立法确定每年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比例、投入比例,强化问责制度,加强法律的执行,增加经济适用房、特别是廉租房、平租房的供应,确立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的退出机制。居民只要超过了准入条件,便应当立即退出保障性住房。对于官员寻租、入股房地产公司、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提高容积率、囤地囤房、中途捂盘、偷漏税等腐败、违法、违规行为,以及骗取保障性住房等行为应当予以刑法制裁。

  2010-5-9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镰刀斧头的特色

镰刀斧头的特色

"墨索里尼总是对的"
在天朝上国,这句话还真成了格言了
房价上涨是对的,政府囤地也是对的,政府强制迁那对的是一塌糊涂
也许真是对的
每天你一看新闻,还真以为是到了美国
美国时不时的上演一下"校园枪击案"
我天朝最近也和世界接轨了
而且还果真有大国风范,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当然这也符合我国的国情
我天朝上国,不做则已,以做就要做到世界第一
我们可以举全国之力去争夺奥运金牌,尽管还有无数学校连个操场都没有
我们可以一免就免掉友邦几十亿的贷款,尽管还有母亲为了给儿子省点路费钱,宁可步行十几天回家
我们可以发费几千亿来办世上最好的SB会,建设世上最好的会馆,但一地震,我们的学校全塌了
为了子民能和谐生活,我们毫不犹豫的把害群之马Google一脚给踢滚了
为了子民能安居乐业,我们连菜刀都实名制了
我们建起了坚不可摧的fire great wall,来阻挡帝国主义不死的亡我之心
我们把那一小撮冥顽不灵者送进精神病院了
我们为逝去的同胞降半旗致哀
――看我们多仁慈
天空中高高飘扬的是镰刀斧头
天空中振聋发聩的是以民为本
于是臣民们有了榜样,臣民们纷纷拿起了镰刀斧头
于是国殇日越来越多
于是升半旗的日子越来越多
与其天天升半旗,不如把旗直接降下来算了

吴俊楠:论思想专制政策

  曾几何时,我也是一位执迷不悟的狂热分子,然冷静下来细想,才发现许多令我们"汹涌澎湃"的东西,深入思考竟然通篇一塌糊涂。但对于全国以亿计的人民来说,真正认识到问题所在的不过是极少数。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的政治地位,就是依靠这种实则洗脑的思想专制政策来实现的。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国家的全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就是站在洗脑的头阵。因为这个名字较长,如果重复多次,就显得绕口,所以除了在极为正式的时候,我们一般不会称其全名,而简称之"中国"――也就是说"中国"这个词,既可以指代仅有60多年历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泛指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

  须知,形式逻辑学尤其注重概念之间的区分,所以一般一个名词,只会出现一个定义。同时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定义,在我们的不经意之间,自然会发生"撞车"。

  在如今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文章,或是演讲、标语、口号中,几乎篇篇都存在这个偷换概念的问题。一会"炎黄子孙",一会"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然后一会"中央红军",一会"改革开放"……总而言之,"中国"所指代的东西不停地在变,于是,就自然而然地给人民灌输这样一个错误逻辑:"中华民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行文简便,以下均称之为'新中国'),即"中国共产党":"爱我中华"就间接等同于"热爱中国共产党"。反过来说,批评中共,就是背叛祖国,就是缺乏民族情怀……

  举一个实际例子,以下是我从网络上随手摘抄一位中小学生的文章:"祖国是我们共同的母亲,她不仅孕育了五千年悠久的文化,更养育了数以亿计的中华儿女,我们炎黄子孙敬她、赞她,更愿意为她献出自己全部的青春和生命,这一切都源于对祖国深沉的爱。爱国是一种崇高的感情,它是一个民族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它不仅有着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它更是一种纽带,将亿万民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情感,超越了时空,深深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可以看到,在第一句中,"……我们炎黄子孙敬她、赞她,更愿意为她献出自己全部的青春和生命……",这里,用到了一个"炎黄子孙",说明开头的"祖国"指的是"中华民族",根据第二句的"民族最珍贵的财富",也不难看出该句所说的"爱国"也是爱"中华民族"。而末句"它更是一种纽带,将亿万民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情感,超越了时空,深深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所谓"亿万民众",当然指的又是新中国目前13亿的公民。

  他"爱国"到底是在爱什么?我们不知道。总之就是"中华民族"和"新中国"之间显得毫无区别地混用,这里在引用一篇作文:

  "沧海桑田,物换星移,今天我们已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但时势的变迁、世局的变幻,丝毫没有降低爱国主义精神的宝贵价值。全球化使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可能给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固有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特色带来冲击;各国经济在相互融合中也有竞争;世界安全局势不容乐观,霸权主义有增无减,这些都告诉我们,面对风险和挑战,我们仍然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历史赋予当代中国人的使命,就是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进而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建设祖国,需要付出我们的智慧和力量,需要付出一点一滴的长期不懈的努力,而激励我们为祖国付出的动力源泉,是我们对祖国的热爱,是我们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的深挚情感和强烈认同,是亿万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追求。有了对祖国母亲深沉而诚挚的爱,我们就乐于为她奋斗,甘于为她奉献,不惜为她牺牲。

  泰山耸立,黄河滔滔,昆仑巍峨,长江浩荡。意气风发、信心百倍的中国人民将聚集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冲破任何艰难险阻,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勇前进。"

  这篇作文也存在完全相同的问题,第一段指的是"新中国",二三段则是两者并存混用。再看:

  "我想呼吁所有人将一切的语言、情绪转化成行动,来支持我们伟大的祖国,来宏扬一下我们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爱国主义已经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了,也是密不可分的。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要贯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我们的祖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国家。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在这块土地上劳动和生活,各族人民相互团结,相互学习,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共同开发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涌现出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艺家和艺术家。中华文明不仅对东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为整个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从来不在侵略者面前低头,有着酷爱自由、追求进步、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光荣传统。对外来侵略者无比痛恨,
对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无比鄙视,对爱国志士无比崇敬,这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的民族性格。"

  在此不像第一篇一般具体分析,请读者自己思考发现问题。在这么多文章的攻势下,中华民族和新中国之间的区别已经无存了。那么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呢?这是最重要的环节,这也是一篇演讲稿的选段:

  "我们的祖国在近代曾经长期遭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和欺凌。许多爱国志士和全国各族人民为了救亡图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和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这种斗争从失败转向胜利的历史性标志。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指出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团结、吸引一切爱国者共同奋斗。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付出了最大的牺牲,作出了最大的贡献,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中国共产党人,是最坚定、最彻底的爱国者。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最高风范。"

  这里除了上面所说的概念偷换外,还存在一个最大的代换,即将"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下称'中共')进行挂钩。这篇文章说得这么多,实则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扩写。但是实则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证明"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所以爱共产党,就是爱新中国"。

  除之,还有几种相对常用的洗脑方式,我们经常听到"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这样语气的话来,在政治教材、领导讲话、新闻报道中见得最多。但这哪里是指导人民,哪里是学术探究,简直就是上帝在向一群虞诚的信徒说话。按宗教的说法,只有上帝的话才是绝对正确而需要人"坚定不移地"执行的;世界的一切都是决定于上帝,上帝希望是什么理由就是什么理由,所以不需要理由。还有就是"扣帽子",指的是像文革时"左派"、"右派"那种给人戴着不舒服的帽子。在给"信徒"下指示的同时,往往附上一个"要有政治觉悟,"实际上只是"文革"时的"帽子"改装换面而已。假若那位对"上帝"不忠,对这句指示提出质疑,还没待你说出口,就已经被扣上一个"政治觉悟低"的帽子了。在新闻媒体等政府喉舌的"引导"下,
还在宣传"反动"文章对思想的毒害。大肆宣扬某人看了"反动"宣传后"执迷不悟"云云。于是人民还对少数的观点"不敢越雷池一步",好像扫一眼就会破坏你的"崇高"思想。从小到大,政治课本都教导我们"热爱中国共产党",并将其视为"优良的道德情操",就连《中学生守则》的第一条都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尽管我国实行的是一党专政,其他民主参政党派都不过是"花瓶政党",仅是用于证明中共的"民主"、"非独裁"而已。但中共无论怎么样,都仅仅是一个政党。热爱某个政党,只能是个人信仰问题,与道德品质毫无任何关系。在中国,实际上是在将中共提升到一个类似于宗教的地位。在西方,国家主义已被历史证明为腐朽不堪的了,而中共的这种手段,不过是一个粗糙的翻版而已。

  如果您没有发现其漏洞百出,那么证明您已经被中共洗脑了,而且洗得十分彻底。在说白了,你已经成为了中共统治下的愚民,因为愚民政策的最高境界绝不是通过"不使学"这样的方法来使民众"无知无欲",要想这样控制人民实际是不可能的,文化下移的趋势,是任何一个政权的统治阶级都无法阻抗的。而是通过教育,将错误的思想一步步诱导到人的思维深处。

  效果是很明显的,你认为中共的决策中有错误的地方,或者就是指出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大声地指出来。身边哪怕是小孩子都会指着你说:"哦,你不爱国。"可见,影响之深,毒害之深。我倒还听过有这样一种更奇怪的:"我怀疑你是信法轮功的吧!"我对这种回答就显得更加奇怪了。且不言对这种中共一直打压的"邪教"或邪教的看法,毕竟没有具体研究过,我认为是没有发表看法的资格的,但这种将批评中共与法轮功划等号,多多少少也与国家强大的宣传机器有关。全国大多数人民普遍对中共的决策都深信不疑,以至于有识之士指出了问题,他们也立刻提高警惕,还没有认真阅读,看了下标题就给它定性为"坏书"。根本就不去理性地思考,反害怕被"洗脑",这样怎么能够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些异端观点,并吸收其正确之处呢?
当然,这就是中共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从新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比"文化大革命"十年更悲惨的往事了。平反后,我们再次反思其原因时,一般都完全将责任归为"四人帮"作乱。仅仅四个人能把一个庞大的新中国糟蹋成什么样?这是站不住脚的。关键在于,这次的动乱不如历史上的国家机器镇压人民这么简单,它是有很强的群众基础的,尤其是在初期的时候。为什么?同样是被洗脑的缘故。

  文革时期,大字报、革命歌曲、口号、样板戏……通通都是感性认识,也就是用感性几乎完全地取代了理性。所以就将其作为理性加入了逻辑的推理之中。假定你就出身在"文革"期间,你会听人说话的那一天起,你就听到了"文革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第二天不这样说了,又换成另外的说法,但还是赞扬文革的。结果一直听到长大,你就不懂得再去想想"文革"为什么好,只是成为机器任人摆布,最终的群众基础就是这样导致的。这种的效果之强,现在在举一个虚构的寓言式例子:

  A是一个正常,一天B对他说:"你是一个精神病人。"

  A听了很生气,但还是问:"凭什么这样说?"

  "因为你就是不正常。"

  "能举出一个说服我的例子吗?"

  "没必要,因为精神病人永远认为自己是正常的。"

  A一开始肯定还不以为然,但后来人见A都告诉他是一个精神病人,他就开始怀疑自己:"我真是一个精神病人吗?"后来说的人越来越多了,他就坚信自己是精神病人,最后他顶不住压力,真的成一个精神病人了。

  不管这种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但我们隐约可以感受到那些对A的说话者才是真正的精神病人。这个故事没有别的意义,只是用于证明这种毫无理由的语言是多么可怕。中共就是将这种毫无逻辑的话,日日说,月月说,直到说成真理。

  那么,开始所举的这些"爱国主义文章"到底允不允许存在?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要关系到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之间的关系。那些像那些歌曲、诗歌、文学,其实都属于感性认识。你写一篇风花雪月的文章,不小心弄错了几个政治概念,其实是无伤大雅的,毕竟你不是在写学术论文。感性认识的艺术,仅仅表达了作者的感情。好像爱国,它就是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的大好河山的赞美,理性不理性是另外一回事,写得不切实际一点,也不关大体。按原本专门挑别人这种不理性是很无聊的。如果真的要求艺术的高度理性的话,那么阎维文唱的《说句心里话》里面的歌词"有国才有家",我可以批判它,因为存在国家不过几千年,但自然形态的家却早就存在了。"你(五星红旗)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我可以批判它缺乏基本的人本思想。
但这实际没有什么意义,而且前一个例子还有断章取义之嫌,因为从歌词整体意思而言,这句话应该指的是"有了富强的祖国,才有美好和谐的家",虽然不是绝对的,能举出不少反例,但还是可以算成立的。在举一个例子,我想表达热爱自己的祖国,我可以说:"我爱你祖国,包括你的缺点!"(记忆中是出自国外一个很著名的诗人之口,但目前已难以查证了)"包括你的缺点",这显然是一种不理性的认识,但是却是允许的。在如"我为什么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因为我是中国人!"事实上,"因为自己的中国人,所以就应热爱中国",这明显也是有错误的逻辑推论,但从感性认识上,却是允许的。我们不是批判感性,而是批判为了自身以及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将感性任意扩大的行为。

  最重要的一点是,像这种为中共洗脑的"爱国主义文章",大多都并不出于中共之手。而且像中共中央宣传部一类发表的文章,也绝不会把这种这种错误的观点摆得十分鲜明,以避免成为日后中共洗脑的罪证。但始终都是又暗示存在的,其实,如果把错误的观点很鲜明的摆在文章上,恐怕效果不大。但往往是将错误的观点隐含起来,不经十分复杂的推敲,是很难看出来的。这种文章就会被读者认同,并深深映入脑中。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的洗脑原因,其最大的源头还是我们人民自己写的文章中。中共很聪明,假若真要把所谓的"爱国主义"狂轰滥炸,仅仅依靠几个宣传部,几乎是不可能的,组织将会过于庞大,反而会将底子暴露出去。所以就将写文章作为"政治任务"下放到底层。总之,你在中共的统治下,就不能不写,只要你要上学,
就得写,你想考试作文取个好分数,就得写;你想获奖,就得写,到了参加工作,或许还得写,甚至还和自己的前途扣在一起。实际中共的阴谋可想而知,先自己洗脑一部分人的脑,或许有的人认清了,因为前途等关系,还是自愿被洗脑的。然后将他们变成自己更强大的宣传机器,再去洗别人或者下一代的脑子然后又成为了中共的宣传机器,也就一代代都被中共统治下去了,实际上与科幻片中的僵尸差不多。但这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待到以后假如人民认识到了问题,向中共问责的时候,中共还可以说,都是那些理论学习不深的人洗了你们的脑子,他们的言论并不能代表我中共的立场。一句话,很容易就将自己的责任推托掉。

  对于这种行为,要批判肯定是必然的,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人民不是政党、政府或说统治阶级的孩子,人民对于除国家机密外的政府日常都有知情权以及监督权。所以,这种愚民形式的洗脑已被证明是腐朽的。当然,在此批判这种思想专制政策,决不是批判爱国、爱民族。因为这其实是人类而言最自然的感情,像民族归属感,是极为正常的。好像你在国外,好不容易见到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你是否感到亲切感,这个不是通过"洗脑"才存在的,而是在社会发展的中,所逐步形成的一种理念,自然不值得批判。我们要爱国这也是有原因的。其根本就在于,这是我们的人民自己的,而不是少数的"他们"的。就是因为新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其最终权力是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才值得我们去热爱。假若我不是生在新中国,而是在秦帝国
,我是不可能会爱我的祖国的,因为这是秦皇一个人的天下,我凭什么要为他去热爱他的东西?事实证明,这也是成立的。封建社会数千年,再加上之前的奴隶社会就更长了,征兵通通要抓壮丁,而且战斗力一般都不是很强。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不用抓都有人,而且战斗力都算是不错的。其根本就在于目标是建立一个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也是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在奋斗,所以才有那样的奇迹。

  所以,爱国,爱民族没有错,关键还是在于真正的爱国,理性的爱国,被新极权主义者操纵着的爱国,是我们永远不愿意看到的。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觉醒的时候了,已不在是甘愿洗脑的时候了,因为这种洗脑已经成为了中国在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遥遥路途中,严重的阻碍,不采取措施阻止,我社会之发展进步,恐怕会变得迟缓甚至倒退。

张三一言:支持温家宝还是反对温家宝?

  张三一言

  [一]

  今天对温家宝作终极好坏判定是危险的,但是对温家宝作现时判断可否?

  可以,但是不会有一致定论。现实温家宝和胡锦涛以及其它政治局常委、委员相比,相对而言比较好。我之所以说他比较好,是因为人们从他那里得到的实际和感情的利益、人们对他的良好的感受都多於其他头目。

  [二]

  现时还不是对温家宝作政治判断的时候;确定他是好人坏人是很危险的。

  倘若没有出现政治大对决,温家宝面目可能永远就是好坏难分。倘若出现政治大对决,因为我们现在根本不能预测那时的各种动力和因素互动,更不知道温家宝内在善恶能量如何,所以,到时温家宝是好人是坏人都有可能。就是说,现在只是未知数;对未知数作判定是危险的。

  [三]

  那么现时自由派,公共知识份子可以不可以善於利用有限的舆论空间,帮助温家宝这样的温和的政治力量兴起,或者扩大影响力,给顽固的恶势力一种否定和打击呢?我认为可以。理由如下。

  中国大陆现时是利益分殊的社会,共产党也已经不可能是铁板一块,所以,在他们间有公开分歧,或表现有差别时,实行"支一派打一派"是必要和可行的,且会有效的。现在选择有限度的、有条件的支温不妨一试。限度是指只是支持温的某种作为,不是拥护温家宝,不是奉温家宝当民运领袖。条件是你善意多人权多少民主多少,我就支持多少。你重视民间力量多少,与民间对话诚意多少,我就支持你多少。

  支持温家宝的最大理由,或者说是期望:制造共产党分裂,最低限度是造成共产党一党两(多)派。民主由之演变出来。这是一条民主可能之路,所以值得提倡。

  [四]

  有一极之重要的事实是,温家宝对民主、人权和普世价值的公开肯定。这一点值得自由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公共知识分子,独立人士对他作正面肯定的评价。面对温家宝这种少有的、难能可贵的表现,对他作出决绝反对的表现,不合情理。产党六十年前曾经庄严地发出过《历史的先声》──民主的先声,结果是民主的绝迹的经验教训,有人要求以此为戒;要求不要对温家宝评价上重蹈覆辙。我认为这个告诫是有道理的。共产党的民主先声变成民主坟场的教训是:一是,当时的民主人士不是支持共产党,而是拥护共产党。二是,当时的民主力量、民主派没有或不能建立自己独立力量,自愿成为共产党附庸──八个民主花瓶党。如果今天人们接受了这个历史教训,我相信不会重蹈正史覆辙。

  [五]

  温家宝的表现,加上设想中的体制外支持,能不能改变共产党?我的答案是现时和可见的将来,不可能。但是,我同样相信,人们的努力可以增加改变共产党的因素、力量,即为改变共产党创造条件。

  [六]

  现时褒温贬胡有天时地利人和之效。

  多得互联网和人们权利意识觉醒,现时是体制外有了一定的话语空间。这话语空间主流是倾向於褒温的。更难得的是体制内"宣传阵地"局部出现了"民间化"空间的迹象,而这"民间化"体制内传媒也是奉温的。民间民情或国外舆论均倾向於温。如果自由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公共知识分子,独立人士若能在这样局势下强化褒温贬胡,是会有实效的。即使没有实效,也不会有多大害处。所以不妨在这方面试试。

  [七]

  我已经表明应支持(不是拥护)温家宝的一些难能可贵的作为。但是,我同样认为反温家宝同样的重要。因为温的某些难能可贵的好表现就反对别人反对,没有道理。反对者有其坚实理据,无论如何,温家宝都是一个共产党罪恶机器中的一个主要部件。温家宝这个部件无法改变共产党这部罪恶机器的运转,既然无法改变共产党之恶,那么在恶中作些善的表演只能是起麻醉作用,引导人们去作不切实际的幻想。

  从策略来说,只有支持或只有反对都不合理正确,都没有益没有建设性。只有同时存在这两极和其中间状态才是好事。单就从民主前景来说,若只有其中任何一派,不论是温家宝最后成败,其结果都很可能会让走向歪路──因为不论成派都是独存一派、一派独大,这种政治现实,走向新的专制比走向民主机会要大得多。

  基於同样理由,现在对所有共产党大大小小头目,到底应该多宽容一点,还是多苛求一些,就不应该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或答案;而是应该两者并存,两方面都有人去主张提倡和去做。

  [八]

  共产党好人多还是坏人多?

  可有无数答案,端由对好坏的界定而异。当你以人性中的对家庭亲情的观点观之,应该有99%是好人;当你以人性中对权力的追求和运用的观点观之,可以难得一个好人。温家宝可作共产党权力机器运作中比较具人之善性的人。

  [九]

  对共产党中的权力者作好人判定,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预期上的:在形势压迫下降低他们放权下台的阻力,增大他们放权下台的可能性。愿望善良。但有两个困难。一是,共产党政权是自定,也是其党本性决定,是不愿、不可、不能下台的。你创造良好下台条件给共产党,你一厢情愿的善意,共产党不但不从来不会感谢你,还会把你视作要推翻它的革命派同一东西;都是政权的颠覆者,都是敌人。这已经有无数事实证明了的:无敌人论者旗手刘晓波严判11年只是一个名例而已。这是判定共产党是好人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你把一个绝不放权让权的共产党当好人,它的效果是不对共产党施力压力──好人对好人是不会产生压力的。有压力还不能迫它实行民主化的放权、让权,你不对它施压力,只能起到维护它一党专政的作用。这和好人主张给共产党创造自愿放权的善良目的正好背道而驰。

  20100510

郁申树: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迎接世博会的上海行

  「推荐者按」郁申树(笔名)是侨居爱尔兰的医生兼作家,祖籍中国上海。我和郁兄网交一年有余,其人视野开阔,为人真诚坦率,言论中立客观,深具普世情怀,堪称海外华人之精品。在爱尔兰期间,笔者曾与郁兄一晤,折服于郁兄及家人的良好修养。今读郁兄随笔,深感文如其人: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家乡的热爱、对同胞的关爱。但愿诸位看官也能从中感受到作者的善意与关切。——毕研韬

  在世博会前回沪探亲

  中国人自古安土重迁,一旦万不得已被迫离乡背井,思乡就成了难解的百结愁肠,无数诗人写了流传千古的怀乡曲,那缠绵悱恻隽永缭绕的意绪,牵引着历代游子跟着一唱三叹,潸然衣湿。

  词人韦庄写过脍炙人口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初读「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时,未及深究,只觉得此句意趣迥异语意暧昧,不知这是词人遥对弥漫着战乱的故乡的哀叹。近日,返回上海省亲,面对面目全非的世态人情,百感交集之际,豁然明白了韦庄的词意,终于体验了一千多年前词人的痛苦和难以言尽的复杂心境。

  我在上海迎接世博会的时日回去。此前,知道我准备回国的亲友都建议:「何不再晚一点,顺便看看世博会!」我理解他们的美意,对在上海开的四年一度的世博会也并无成见,但我反感中国官方举全国之力操办世博会,就像两年前的奥运,单纯的体育竞技成了宣扬国威的政治宣传运动,这次展示各国经济科技文化的世博会,也成了渲染夸耀大上海的道具,我不想赶热闹为这种张扬捧场。

  一切为了世博会的上海

  我不为世博会捧场,但此时此刻,只要走进上海,世博会就来为你「捧场」。从浦东机场到浦西的市区家中,一路尽是「欢迎」我的各种宣传世博会的标语横幅。开上高速公路,但见沿途两边所有楼房的屋顶和外墙都粉刷一新,有些老式房子破旧不堪,但外墙上腐烂的青砖都涂上了靛青色,砖与砖之间还画上了醒目的黑色(砖缝)线,看上去犹如舞台上的布景。我熟悉政府这套面子工程,并不感到惊讶,同行的女儿不解了,好奇地问,为什么做这种毫无实用价值的事?接我回家的亲戚说为了上海的形象,特别是世博会外国来宾多,要让他们对上海留下好印象。读高中的女儿不以为然,她说上海根本没必要这么介意外国人,有兴趣来看世博会的外国人,也不会那么在意与世博会无关的民居好坏。

  这次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市民们在感受「美好」前先得忍受各种折磨。我住在虹口区,按上海的俗话,离浦东世博会场馆「远开八只脚」,但住宅小区前马路的路面有点凹凸,有关部门派人赶在世博会前铲平修复。这下好,我本来就受困于时差难以入眠,掘路机打机关枪似地不停地开挖,「嘟、嘟、嘟」,「嘣、嘣、嘣」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让你根本没法安睡,持续了一个礼拜。我问家人,居民们为何不提意见,家人说政府号召「一切为了世博会」!得,我也只能为世博会牺牲应有的安宁。

  更有甚者,小区内的甬道上铺着花砖,有些路段质量不过关,几年后砖面起翘。本来请人修葺整平即可,但政府的小区管理部门(过去称里委会)却花钱换另一种花砖。原来管理部门有盈余资金,通过搞工程就有名目从中渔利了,这也是中国的GDP永远能够「保八」的秘诀。

  不过,小区管理部门还算小打小闹,上海政府为举办世博会的花费那才叫大手笔。在中央支持下上海掀起新一轮建设热潮,大举兴建或扩建地铁、隧道、公路,那劲头是另一种模式的大跃进,许多项目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过度开发建设。有学者指出,为举办世博会,上海寅吃卯粮花费了两千亿人民币,把以后几年的钱都用光了。

  陷于疯狂的房价中不自知

  为建造世博会场馆,上海少不了大拆大建,住宅大楼也随之一片又一片拔地而起,在全国高企的房价中上海借势拔得头筹。

  亲友中的不少人不是买房就是换了新居,他们得知我回国,免不了请我去见识参观。一位晚辈半年前花四百万买下一套房子,现在出手可以卖到四百五十万,转眼间可获暴利令他陶醉。他开车带我去看房子。他的房子在最新款式的一幢高楼里,他向我展示房间装潢时更加自得:「这房子怎么样?」他在等我的夸奖。是的,非常好!毫不夸张的说,里面的装修都是五星级的。我说:「不是不错,而是超豪华,与你的房子相比,我在国外住的房子只能算「茅屋」。」晚辈惋惜地说:「你在外二十多年不是白辛苦了?要是你不出国,也可以住上这样的房子了!」我说:「也许是的,但我一点也不后悔,何况,我虽然住那样的「茅屋」,但我的软件比你这五星级好!」晚辈:「房子的软件?」我说:「是的,比如说自来水,我「茅屋」里的水龙
头打开就可以喝,而且水还带点甜味,你「五星级」房子里的水可以喝么?」他这才语塞了。我补充说:「还有更软的看不见的软件──空气,你看窗外,罩在你们高楼上的是什么,那迷迷蒙蒙非云非雾浓厚的废气,你们每天在污染的大气中呼吸而不知?房子再漂亮不过是个空壳子,水和空气才是人生命的源泉!」

  晚辈被我说懵了。

  遮天蔽日的污染

  每次下飞机,我首先感到的异样是上海的天空。

  为净化世博会环境上海已迁走了不少工厂企业,但污染程度没见多大改善。即使大晴天,你也不能看清一个囫囵光亮的太阳,白昼如此,夜晚更加不堪。因为倒不过时差,我在上海期间几乎每天半夜醒来,又久久难以入眠,那时,我就撩开窗帘仰望夜空,但见重重氤氲湿气蒙住夜幕,二十多天里,即使晴天,也没见过月亮和星星。蓦然想起,几年前温总理写过一首诗《仰望星空》,后来还被谱成了歌曲。其中写到:「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无论这首诗是在边陲荒野看着星月写下,还是在污染不亚于上海的北京中南海里闭门造车,都属于浪漫主义的,作为现实主义的一国总理应该想一想,怎样才
能让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市民看到「寥廓而深邃的星空」,而不是纸上谈兵矫情抒怀。

  至于上海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从海外回国的人大凡可以检测,我女儿期待回国尽兴唱「卡拉OK」,不料到上海的第二天就犯咽喉炎,嗓子哑了,别说唱歌,说话都不行,可见上海污浊的空气带着高浓度的病菌和化学杂质。

  哪里得到安全食品?

  保证食品安全也是世博会的一个誓言,我在上海期间并没这样的感受。

  小时候,咬着大饼油条去上学是何等美味惬意,出于怀旧和习惯,每次回国,最想吃的早餐就是大饼油条加咸豆浆,但家人说,因为摊主用地沟油炸油条,上海人很少吃油条了,做大饼油条的摊位也愈来愈少,现在要吃得去正宗的点心店饭店。

  一天早上,我和家人一起去菜场,亲眼见识了地沟油。果然,偌大的菜市场只有一个大饼油条摊位,买的人寥寥无几,都是卖菜的农民。我走近油锅看,那油深黑沉沉的,恰如像铺马路的柏油,这样的油炸出来的油条只能赶跑上海人。

  事实上,地沟油是看得见的恶心,更多的食品危害是看不见,也让你难以判断。比如,好几个肉摊,只有一家的品牌是经过国家鉴定的,质量有保证,价格高出三分之一甚至一倍。

  肉类还还能分出优劣,蔬菜就难以识别了。虽然政府规定蔬菜施农药后三天才能上市,但无人监管个体菜贩子,违规现象极为普遍,茭白之类用漂白粉浸泡已是常规,买回来的蔬菜都要反复浸泡冲洗才能入锅。

  蔬菜肉类如此,油盐酱醋也无法让人放心,人们一般选择比较可靠的品牌。近来食盐尤其成为问题,市场上出现的不是工业盐就是过量加碘的盐。一次,我去医药公司买药,竟然见人排队抢购什么,奇怪,难道药也有紧俏的需要排队买?上去一打听,才知原来是买健康盐。  尽管上海人对食品毫无信心充满警觉,但长期吃防不胜防的伪劣食品度日,感觉也难免迟钝。一次,全家一起吃一种「优质」长寿面,咀嚼到最后我和女儿都吃出带药性的苦味。面粉里加滑石粉早已曝光,面中的怪味是否来之于此不敢断言,奇怪的是其它人没有这样的味觉。

  毫无治安保障的生活

  食品问题再多还是隐性的,市民一边发牢骚一边忍气吞声地吃下去,社会治安的恶化才是更紧迫的大患,它时刻威胁着人们的正常生活。

  如今家家户户装有铁门,一楼、二楼的居民还在窗外安上监牢样的铁栅栏,但这些防护并不能减少各种恶性犯罪。前不久,我家楼下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一时大意,让送米上门的人进门酿成大祸,来人把她捆绑住,把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逃之夭夭。老太身子没受伤害,却吓掉半条命,从此瘫倒了。

  一次我和亲戚在饭店聚餐,表弟迟到了近一小时,他抱歉说因为停在楼下的助动车被人偷窃了!过后他又戏剧性地找回了车子,讲起这次经过简直就是一部惊险片。

  表弟的助动车失窃后,本来想去报案,但一位有过类似经历的同事赶紧劝阻他说,一旦报案,你的车就完了,再也找不回来了!因为公安把失窃的车号公布在网上,偷窃者知道无法再倒卖,就会拆毁车子卖零件。同事熟稔地告诉表弟如此这般赎回车子。

  表弟按同事的指点去找某摆摊的老妇,他告诉老妇想寻找失窃的车子,老妇唤来一个小伙子,小伙子问了表弟的车号,然后用手机和人联系,确定仓库里有表弟的车子。小伙子说,想赎回车子就得支付三千人民币,也就是原价的四分之一,表弟权衡了一下只得答应下来。

  次日,表弟带上现金按约去另一个地点,他在那里上了一辆小车,为防他记住地址,车子带着他大马路小通道绕好几个圈子,最后进入一个仓库样的地方,里面放满了偷窃来的车子。表弟付了钱拿了车子再由他们绕圈子送出来,那经历跟电影里的黑社会故事一模一样。  我问表弟,这样的「敲诈游戏」近乎半公开,难道警察不知道?表弟说,连警察失窃车子都是按这个路子赎回来,不过价格比我们便宜!

  要不是表弟亲历的事,我不会相信事件的真实性。呜呼!霓虹灯下歌舞升平的大上海,又是全国治安最好的大城市,黑道竟然如此横行!老百姓到哪里去找安全感!

  警察的另一种威力

  治理黑道无能的警察,管治正道却十分得力,监控良知人士更是无微不至。这次,我本想借回国之际学一点气功。早年,上海各大小公园天一亮就有人练各种气功。这次,去复兴公园、人民公园、虹口公园,竟然找不到一个练功处。仔细探问才知,自从镇压法轮功后,连带着所有的练功团体都列入禁忌,公园等公共场所已不允许集体练功了。

  不仅集体练功犯忌,只要出现人群聚集的事,总能引起警察的特别关注。人民公园有一个「婚介角」,那里每天聚集着好多人,都是为子女找媳妇女婿的父母,就是这样一群人警察见了也如临大敌,便衣们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地看顾着他们。

  对普通民众尚且如此,对所谓的敏感人物更是不遗余力了。我去看望冯正虎,和他约好了在外见面的时间,不料,到了那天早上他出不来。原来那天王力雄到上海,冯正虎被派出所的警察约谈了一天。真是难以理喻,王力雄不过是一介文人,大概来上海作学术交流的,冯正虎也不过一介学人,即使两人见面能出什么大事?弄得如此草木皆兵,真是无事生非!

  临近世博会,特警队开始在街上巡逻,他们全都用「宝马」武装,反正用的民脂民膏,想怎么招摇就怎么招摇,纳税人看着也只能干瞪眼。同时,各地警察和派出所也开始世博会前的「清场」。一天半夜两点,我们小区对面的一家「洗脚店」突然出现骚乱,原来警察突袭店家,抓走了全部洗脚妹,关闭了店门。我对家人说,现在到处是这类「洗脚店」,早该清理了。家人说,什么清理?抓进去罚个一万、两万又给放出来了,对面这家店被关过几次了。果然,我经过不远处另一家类似的店,就见几个女子穿着透明的薄衫几乎半裸地坐在里面等客,根本没人管。警察竟然用这种方式创收。这是怎样的一个上海?

  时光在钟声中倒流

  外滩几年前刚进行过改建,这次为了世博会再次扩建。三月二十八日,外滩重新开放,新筑的黄浦江堤岸还举行了迎世博大型文艺晚会,世博会的序幕正式拉开了。

  几天后的晚上,我去外滩,徜徉在加宽的堤岸,不由感慨,外滩是上海永远的脸面。那一刻,浦江两岸灯火交相辉映,迎接世博会的大上海着实光鲜可人。然而,时值八点,就在我准备离开时,海关楼上亚洲第一大钟的钟声敲响了,敲出来的竟然是《东方红》,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身子本能的一激灵。

  恰遇早春倒寒流的时日,乐曲比刺骨的冷风更深地扎伤了我,时光真是倒流了,我仿佛回到一九六六年。那年八月,一直以《威斯敏斯特》曲报时的大钟改播《东方红》,文革期间大钟一度停播。改革开放的一九八六年国庆前夕,大钟恢复敲击,也恢复用《威斯敏斯特》曲报时,然而一九九七年大钟又返回到《东方红》。

  大钟选曲的变迁告诉我们,时下的上海或者说中国处于怎样的时代。以城市建设和人们的物质生活而言(不提为之付出的破坏自然毁灭资源的代价),上海确实已不是以前的上海,但就精神文明和政治生活而论,上海仍没走出毛泽东时代,上海人仍没能成为堂堂正正的公民。

  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走出时,决没想到二十年后会出现这样一个上海,我不太在乎的东西发展得「超常」好,而我期待和渴望的东西──自由的气息──比当年还稀薄;离文明世界人人享有的民主人权比当年更遥远。

  离别上海时,我不由伤感地默念:「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原载《争鸣》2010年第五期

2010年5月21日 星期五

雷志华:命之不存,教育焉附

  ——有了安全,才有资格谈素质教育

  23日早晨,福建南平一名疑患精神病男子在南平实验小学校门口挥刀乱捅,至少造成小学生8人死亡。据悉,凶手是一名被辞退的社区诊所医生,疑似精神病患者。(3月23日新华网)

  转瞬之间,八名活蹦乱跳的小学生便倒在了春日的血泊里,令人扼腕叹息。现在,独生子女众多,八人的夭亡遗留给他们家人一生的刺痛。依循固有思维,校园留给人们的印象往往是阳光、青春、笑脸……实际情况如何呢,恐怕不容乐观。在我国,每年因为各种意外事故伤亡的中小学生多达数万名。我们不知道,并不代表没有发生。

  国内媒体常常热衷于报道外国的校园血案,尤其是美国的校园枪击案。一俟有枪击事件发生,报纸网络上立马铺天盖地大肆渲染。一会深挖凶手的性格种族,一会又多情地替美国人反思一次枪支管理漏洞。继而,很多人内心里会生发出一种莫名的优越感,有可能还要长吁短叹一番:这美国究竟怎么了,哪来那么多校园惨案啊!言下之意,我们的校园还是安全的,我们的学生相较美国学生更加安全。

  我国的校园事故,新闻媒体某些时候会迫于压力不予报道,民众自然无从知晓。学校一旦出事,教育行政部门甚至当地政府都脱不了干系。因此,很多事故往往被人为地屏蔽了。平心而论,社会对学生安全的关注度远超以前,但往往表现在事后,很少把工作在平时做实做细。福建的这次惨案,行凶者是一名疑似精神病患者。血案激发了人们内心的护犊之情,大家纷纷出谋划策。有网友建言道:"必须加强学校的保安力量,必要时让警察入驻。"还有人高屋建瓴地从精神病人收治制度、公共危机处置方面加以条分缕析……

  我不能说这些话是废话,但至少大而无当。姑且不论实际操作性如何,光是时间上就拖不起。难道在建章立制、付诸实践之前,学生的生命就能够危如累卵?显然不能。当务之急,我们不妨"就事论事",看看此件血案能够带给我们哪些教训。很明显,行凶者之所以选择小学生下手就是为了方便自己泄一己私愤。如果说行凶者是精神病,那整个社会更应该反思。因为一名精神病患者都懂得"见机行事",而正常人却不知道加强防范。据悉,幸好有门卫途径此地,在多人的协助下方才制服行凶者。死伤本已惨重,如果没有这个幸好,不知这起血腥事件还会如何扩大。单就这件事来看,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血的启示。

  学校尤其是小学必须建立常规的巡防机制,将安全工作纳入学校及主管部门的工作考核指标。从新闻中可知,血案发生在早上七时二十分左右,正值入校高峰。这时候,如果有一位门卫或老师站在校门不远的地方值班,情况肯定大不一样。学校没有惊天动地之事,但就是这一个个小的细节构成了工作的全部,必须件件挂心。总而言之,校园安全工作是一项非常繁琐但又不容忽视的工作,必须置于首位。如今,素质教育、生命化课堂诸类的口号喧嚣震天,好不热闹。可是,如果连学生的性命都保不住,我们又何来脸面奢谈这些璀璨图景呢?

  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0-03/23/content_13228862.htm

  作者QQ:87656889

谢盛友:西方人希望什么?

  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伊朗等违反或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不在美国政府承诺不使用核武器的对象国之列。伊朗方面认为,奥巴马上述言论意在威胁伊朗,暗示可能对后者动用核武器。奥巴马认为,如果恐怖分子得到核材料或核武器,那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单一安全威胁。核安全峰会闭幕,中国仍对伊朗采取"双轨"策略,北京在制裁伊朗问题上没有改变以往的态度,胡锦涛并没有给予奥巴马希望得到的支持。

  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希望什么?

  西方人希望有一个对手,如果没有对手,西方人反而感到恐惧和忧虑。冷战结束了,美国人正在寻找对手。我们应该承认,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在那里,人民享受自由,也珍惜自由,我们应该明白,美国的自由需要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如果美国没有外部强大的敌人,美国就很难维持内部的和平。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没有外部敌人,美国人只好在自己内部找自己人成为自己的敌人。

  "我们应该怎么办?"

  1920年1月,韦伯在慕尼黑市政厅会议室与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 1880 - 1936)辩论:"博士,您提出的最终归宿是在何处呢?您的论述中说到,中国就是处在一种被文明化所倦怠了的那种后期阶段。但是即使这样的话,中国军阀们是以战争来自杀,而处在青年阶段的德国文化中的那些和中国的军阀们处于相类似的地位的一些阁下们,保全了自己的生命后,却写起了战争回忆录。总之,中国人的观点,在我的眼中是站在高于人类的巅峰的立场上,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

  韦伯夫人介绍当时的辩论时说:"韦伯的批评非常小心,尽量使用最有风度的批评语言。他对别人不同于自己的思想的尊重,使他的批评能为人所接受。……斯宾格勒在自己的思想框架逐渐被人驳倒的时候,倒依然能保持绅士风度,尚能自我控制。不过辩论者发现,对斯宾格勒基本论点的看法,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

  年轻的听众个个被辩论者丰富的知识所淹没,但没有人找到答案,都留下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

  二十世纪的历史证实了两位思想家的预言,西方一分为二:自由资本主义体制(英法等);专制独裁体制(共产主义苏俄和纳粹德国)。

  西方人,尤其是德国人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Umrisse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Band 1: Wien 1918, Band 2: München 1922) ,没有中国人读时那么兴奋,他们更多的是带有忧患意识,或者说《西方的没落》让他们进一步"沉醉"于忧患意识中。德意志的历史本来就是一部忧患意识的历史。

  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 -2008)是斯宾格勒的一个"病人",服药病治疗好后,他当医生给美国开药方,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却没有提出多少新颖独到的理论观点,他的解释基本上是在炒斯宾格勒的冷饭。但是,因为有亨廷顿,西方人逐渐认识到,东方(尤其中国)不是那么野蛮和蒙昧,西方人更加认识到,文明就是挑战,西方人更加明白,懂得挑战更要懂得应战,失去挑战的文明,不能应战的文明都会衰落。

  西方人认识到,但是奥巴马不承认,战后核武器的扩散正是美国的霸权主义造成的。美国把自己与联合国、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导致核扩散屡禁不止。所以,某些恐怖分子也在扬言,他们需要核武器或生化武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攻击美国。

  如果套用韦伯的话,那就是美国自己培养了自己的杀手,美国将来如果真的以核武来自杀,谁来写回忆录呢?

  写于2010年4月15日,德国

“死婴”火化前哇哇大哭


杨支柱按:过于强调计划生育优生优育,使优生观念的作用越出准父母律己的范围,成为堕胎的依据,无论是强制堕胎还是自愿堕胎,类似本案这样的悲剧就不可避免。这样的悲剧多了,人们的心肠就硬了,大规模杀童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人,人啊,你听到了这哭声吗?

     来源:新民晚报・新民网 2010年05月14日01:17




殡仪馆称看到婴儿还会哭,医院说早已死,该婴儿未火化待处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我们正准备处理‘死婴’时,突然听到婴儿哇哇大哭。”前日下午,佛山市南海区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发现刚运回的“死婴”没死,立即将其送回南海官窑医院。医院称“婴儿没死是传言”,医生多次证实就是死婴。

昨日下午,婴儿死后再次送回殡仪馆,没有立即火化,依然保存在冰柜内,等待处理。

婴儿送回医院有没抢救?

前日下午2时35分许,佛山南海殡仪馆从南海官窑医院运回一个“死婴”,工作人员正要将“死婴”进行处理时,安静的屋内突然出来几声婴儿叫声,把在场的工作人员吓一跳,“太可怕了,我们打开塑料袋,一个男婴装在一个纸盒里,婴儿脐带还没有剪断,刚生下来没多久。他满身是血,嘴里还塞了一块纱布。”

该工作人员说,当时冷藏房内有四五个人,随后其他的人闻讯后,也围了过来。他们将婴儿抱起,用一块布接着,并给他盖上了小被子,

“我们把他嘴上的纱布弄出来后,他感到很舒服,还打哈欠。从表面上看,这个婴儿还很健康,后来公司领导跟医院沟通,将婴儿送回了医院。”

佛山南海殡仪馆工作人员说,可他们将婴儿送回医院后,医院并没有抢救,婴儿就放在走廊里。

官窑医院医务科主任刘三红称,殡仪馆的人怀疑婴儿还有生命迹象,将婴儿送回医院。医院便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检查,观察一小时后,确认婴儿没有心跳没有呼吸,已经死亡。

律师:不抢救是过失杀人

广东华安联合律师所资深律师丁一元认为,不管是婚生还是非婚生,流产还是正常产下,只要生下来是个“活体”,都有生命的权利。不管婴儿有没有先天性疾病,缺陷,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任何都不能剥夺其生命的权利。

“如果婴儿嘴上确实塞有纱布,导致婴儿死亡,医院方便有犯‘故意杀人罪’的嫌疑。而如果医院发现婴儿没死,又不去抢救,导致婴儿死亡,就是‘过失杀人罪’。”丁律师说。

南海殡仪馆:那是“流产物”不能称为婴儿

昨日上午10时30分许,记者来到南海殡仪馆,副馆长潘先生证实了发现“活体”事件。但他却表示,运回了的是“流产物”(潘副馆长解释,是流产出来的胎儿,不是正常出生的婴儿。婴儿不满7个月,还不到月数,不能称为婴儿)。前日中午12时15分,殡仪馆的车到达官窑医院,回来后发现袋子在动,工作人员按常规检查后,发现了“流产物”还在动,于是让派专人将“流产物”送回医院,“我们都是监控的”。

潘副馆长表示,他们每天处理的胎盘和“流产物”很多,“流产物”都是医院定的,殡仪馆接到电话就去医院运回。一般去取“死婴”时,袋子上会表明婴儿父母的姓名,而“流产物”没有,只会标明个数,前日从官窑医院只接回1个“流产物”。

潘副馆长说,“我个人估计是医院用药过低,引产后,胎儿没有死,婴儿在医院发生了什么,你们去问医院”。

官窑医院:确认婴儿死亡“没死”是传言

在南海殡仪馆潘副馆长的联系下,昨日下午2时30分,记者来到官窑医院,该医院医务科主任刘三红代表医院通报此事。刘三红不知道“流产物”是什么,他一再坚持婴儿是死婴。

据刘三红介绍,婴儿母亲是湖南人,怀孕期间曾接受彩超检查,发现其腹中胎儿患先天性心脏病。孕妇患有重度妊娠高血压综合症,再加之其他原因,孕妇欲将胎儿引产。他们到上级医院检查也是同样的结果,家属同意引产。5月12日凌晨零时,该妇女引产下一死婴。医生观察几个小时后,确定婴儿无心跳呼吸,于是转送到太平间,当日早上7时通知了殡仪馆。刘三红表示,所为婴儿“会哭、会动”都是“传言”。婴儿在母体停经35周,具体有多大不好说,但婴儿在宫内发育不良。

殡仪馆封口:有人问起一概说不知道

昨日中午,记者到官窑医院时,发现南海殡仪馆的车停在太平间门口,一名穿殡仪馆工作服的男子手中拿着一只黑色塑料袋,但却表示不知道“死婴事件”。昨日傍晚,殡仪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说,昨日下午2时许,婴儿又被运回了殡仪馆,婴儿并没有做什么处理,只是外面多套了个黑色袋子,此时婴儿不能再动了。

该工作人员表示,领导通知所有员工,如果有人问起死婴,一概说“不知道”。通常情况下,死婴拉到殡仪馆后,立即会进行火化,但这个死婴殡仪馆不敢乱动,依然保存在冰柜内,等待处理。

    http://news.sohu.com/20100514/n272110280.s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a02d240100itd9.html


廖祖笙:草民抢房遵循天然正义法则

《南都周刊》来自宁安市的报道说,杨明柱、张金保的家被强迁,政府将地皮卖给开发商建商品楼。杨明柱等人闯入建成的楼盘,占领了4套房子,称:"强拆我的房子,他们搞的是突然袭击,抢他房子,我也不会提前打招呼。"

杨明柱的逻辑是:"这叫啥,这叫'流氓对强盗',你强拆了我的房子,就得还我房子,你不给,我就抢,抢了再和你理论。"其子杨海山从网上下载了抗战歌曲,通过喇叭,对着广场晨练的人群,每天都要高声唱上个把小时。

张金保抢到房子后,在里面一住就是两年多,与他一起锁在房间内的,是十几个煤气罐。警方劝其搬走,他说:"要我出去也行,我出去以后,这栋楼就没了。"因为反强拆并强抢开发商的房子,杨明柱等成了当地的"名人"。

这一纠纷在"钉子户"和发展商之间进行,但究其实质,却是中国官民之间所进行的又一次生死较量。无所谓官商之间的勾肩搭背,也就无所谓生生不息的血腥强拆。杨明柱、张金保的拼死抗争,表明的是对衙门行为的不认可。

在血腥强拆中,"卖地政府"和房地产商扮演的是利益共同体的角色,政府抢百姓的房子,近年已经不算是新闻。杨明柱、张金保的"抢房",遵循的是天然正义法则――我的房子让强盗抢走了,我有权理直气壮把房子抢回来。

这片专制丛林几十年来沿用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丛林中的兔子急了还咬人,更何况是家园被变相掠夺了的国人?既然你有强暴的特权,那么国人也就有反强暴的天然权利。律法一旦失效,天然正义法则就会随之成为替补。

官民关系说到底也就是管理和被管理、服务和被服务间的关系。当一个社会管理体系在从事社会管理的过程中,不断出现显失公平的状况时,社会成员必然会本能表现出不服从管理,于是有了官民之间的对立,甚至是生死较量。

杨明柱、张金保等人为了捍卫自己的私有物权,以一般人想不到或是不敢想的方式,与变相掠夺民财的不法行为进行着殊死的博弈,以"流氓对强盗"的方式自我实现着公平正义,已是让当地政府、法院和开发商为之焦头烂额。

诚然,在所谓的"法治国家",有人可以谴责杨明柱、张金保们在"胡闹",可以指斥其不在法治框架和所谓的"正常渠道"内行事。当某天终于痛在了你心上,你就会蓦然惊觉,上上下下蛇鼠一窝,那样做无非是在空耗余生。

执政党公然变身成了一个流氓党,也就有了国人所面对的这样一潭烂泥。中共号称有几千万的党员,可实际上已然亡党。这些年来,有多少"公仆"真在管事?中共已被一群行尸走肉和既得利益者所掌控,他们在拿疯狂赌横行。

国人的斑斑血泪,长期以来被中共当局以各种无耻的方式遮蔽。国内"权威"传媒日复一日有一朵朵的喇叭花在盛开;五毛党作为一种最廉价的劳动力,被当局大量使用着……但这能掩盖得了什么呢?当局的"吃相"人尽皆知。

杨海山对广场晨练的人群每天播放抗战歌曲,是抬举了法西斯主义的新变种。而今以公权为依托的匪类,比当年的日寇还要来得凶狂。多少百姓的祖传家园,在硝烟弥漫中尚且能保留下来,可在这场无尽的掠夺中,却化为废墟。

官逼民反,自古皆然。升斗小民面对强盗行径,遵循天然正义法则,将生死置之度外,忍无可忍"抢房",乃被逼上粱山。老人和妇孺纷纷加入官民激烈的冲突,这种态势与日俱增,一幅官民生死较量的画卷,在中国惨烈展开。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中共治下如此匪夷所思,大江南北气断声吞,天怒人怨,中共已无政治前程可言,社会大变革随时可能会到来。披着共党花马褂的行尸走肉和既得利益者,不久的将来会受到正义的审判。

写于2010年5月21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杀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遥法外第1406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和相关照片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公然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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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0日 星期四

廖祖笙:可悲“出国上访将成新途径”

自由亚洲电台日前有消息说,上海世博开幕以来,访民屡被当局拘捕、软禁,甚至判处劳教。中国冤民大同盟主席沈婷表示,访民遭遇体现中国信访制度已陷瘫痪,一旦访民对信访制度失去信心,出国上访将成为维权的新途径。

"信访制度已陷瘫痪"只是表征之一。当负屈衔冤的百姓为伸张正义非但不见阳光普照,反而乌云压顶,得遭受被拘捕、被软禁、被劳教、被精神病等等形式的迫害时,说明这个国家的公共权力和司法机制已近乎陷入全线瘫痪。

多么可悲的"出国上访将成新途径"!这"新途径"的可悲之处在于,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事实上已彻底沦陷,这个国家不再是中国黎民百姓的国家,这儿已经没人主持公平、正义,中国蜕变成了强盗和既得利益者的乐土。

那些油头粉面的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容忍这种非人间一般悲惨的现象连年存在,并且在各种表述中把冤民完全当作透明物,说明他们在默许、纵容治下杀人、整人、抢人……他们和匪帮已是同类,他们在公然率兽食人。

中共用暴力手段篡权,只要中共的执政仍非民选结果,其执政就不具有合法性,而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只不过是强盗的传人。"出国上访将成新途径",该让国人悲从中来,中国人应该想想:中国怎么就落到了这田地?

"出国上访将成新途径"的可悲之处,还在于国格沦丧。世博难民胡燕在联合国上访,"只要求上海市政府按照法律给我补偿";泱泱大国,冤民在国内竟会找不到说理处,得到海外中文网上去鸣冤……中国还有什么国格可言?

"出国上访将成新途径",无非是在国际社会羞辱了这个寡廉鲜耻的匪帮,并向全人类揭露着他们的罪恶。他们早已无耻得无以复加,若还真要那么一点点脸面,中国社会又何至于会这么个状况,访民又何至于要去联合国上访?

当残暴和无耻成了摧毁人类文明、国家尊严、司法尊严、社会尊严的一种利器,并且所向披靡,完全不受遏制时,全人类都该为此感到可悲和羞愧。这说明这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还处在麻木和自私的状态,否则专制不敢这等妄为。

不是"一旦访民对信访制度失去信心"。作为被劫持者,中国人太熟悉绑匪的"吃相",不但普遍对信访制度没信心,对只会拿个大喇叭天天说自己"伟光正"的那混蛋,也早没信心。冤民们上访,只是在进行可悲可泣的抗争。

中国社会目前所呈现的百孔千疮和百弊丛生,只是一种社会大变革之前,所显现的前兆和铺垫。当一个高压锅所承受的高压突破了极限时,锅中的蒸汽就会即刻全部喷出。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在血泪中孕育,随时可能会来临。

奴隶主容不得奴隶们抗争,不断用各种残暴和无耻的行径封堵抗争空间,要奴隶们甘于成为被奴役的对象。但国人不甘为奴,于是"出国上访将成新途径"便随之伴生。可悲可泣的抗争里,写下了中国人不甘为奴的历史性悲壮。

写于2010年5月13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杀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遥法外第1398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和相关照片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天下公然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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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三:温总理的诗作《仰望星空》

  这年头诗人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了,尤其是在中国这个日益充满了欺诈、虚伪、谎言、暴力之物欲横流的世界。但反观我们的温总理近年来在许多不同场合的表现或说是"作秀",却给人一种挟"政治秀色",仰万人注目之"诗人风采",努力塑造一个中国诗界新人的形象。

  以前多是听说温总理又在哪儿或给谁谁们朗诵了一首中国古典诗词之类的新闻,这次却是说温总理亲撰的一首诗作《仰望星空》,日前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正式确定为该校校歌。不才自知愚钝,过去只知在官场中饱偿沉浮之苦的前北京市市长孟学农曾写过一首抒怀诗叫做《心在哪里安放?》,未识咱们的温总理正经也是一位具有非凡潜质的诗人,实在是甚感惭愧。赶紧上网搜来温总的大作一看究竟,不看不知道,一看才知晓,"星空"真伟大,民生忒渺小。

  纵观温总大作的字里行间,我嗅不到一丝对中国现实民生的忧虑与关心,看不到一字对中国现实政治急需改革的迫切之感。我不知道温总心中向往的"星空"指的是什么?是虚无飘渺、无根无际的共产主义政治理想?还是画饼充饥、指鹿为马的政治谎言?尽管他给这个所谓的"星空"糊上了许多美丽的遮羞布,如"庄严而圣洁"、"凛然的正义"、"自由而宁静"以及"壮丽而光辉"等等,却丝毫掩盖不了现今中国社会中种种丑恶的罪行、腐败的案例、荒唐的政绩、掺水的数字、血染的GDP和越来越悬殊的贫富差距。

  在温总理向往的星空中,有他"苦苦地求索、追随的真理。用他诗人般的语言形容,这真理"是那样寥廓而深邃且无穷"。且不说这个真理是否真的存在?如果有的话,请温总理给我们解释一下,自打他03年当上国务院总理算起好歹也有些年头了,在他领导的国务院治理下,中国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究竟给广大老百姓带来了多少真正的实惠和福利?在缩小国内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上,做出了什么实质性的改进和措施?在解决重大国计民生的问题上,如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多少他诗中所谓的"凛然的正义"和他那"让心灵栖息、依偎博大的胸怀"以及能让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们"燃起希望的烈焰"?

  举个简单色例子,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为什么说要达到4%而不是更高或更低呢?皆因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世界平均水平是5%左右。一些发达国家超过10%,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5%、6%.根据中国当时的发展水平和速度,高了咱也达不到,太低则无法自圆其特色社会主义之说,另外,怎么这也得给自己留点儿将来万一不行时的余地,故此才定出了代表发展中国家最低水平的宏伟目标。在中国传统迷信说法中,4和死是谐音,就连人们选车牌、选手机号码时都尽量避开4这个数字。果不其然,这个颇不吉利、带有死相的4%,在2000年底时真的未能实现。

  2000年时家宝同志还是个副总理,工作能力还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咱也不能把责任全都归之与他。可到了2006年,此时家宝早已升官至温总理了。适逢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又一次提出,"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今年已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就目前状况来看,仍然"达标"无望,于是"达标"的时间又被《纲要》推到了2012年。借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起草专题组成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日的话说,2012年实现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尚有难度"。也就是说,即使到了2012年也不能一定实现那个在世界平均水平中看起来并不太高的4%.

  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真的就那么高不可攀吗?否!上述那位储研究员说了,影响目标的实现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其中有一重要原因就是"公共财政在公款消费的消耗过高。我们国家每年公共财政的盘子就那么大,而用在公务招待、公车消费、公款出国等方面的公款消费多年来不断膨胀,所以用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就只能一再地减少和压缩。说到这儿,我想请教一下温总理,每年中国政府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在公款消费、支出方面到底花费了多少钱?别老拿什么比上一年或前两年减少了百分之多少来糊弄老百姓。你作为一国之总理、大管家,心里有数吗?能给咱老百姓一个实实在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交代吗?

  如果中国真的是一个法制国家、法治社会,按不少人的说法,2000年教育经费占GDP比例未能"达标",严格说来已经违反了《教育法》,但未见有关部门和人员为此承担责任。同样,200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是具有刚性法律效力的指导性文件,如果今年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不能"达标",严格说来也属违法,但似乎仍然不会有部门和人员为此承担责任。

  如果说,一个4%的数字就让温总理难以回答、不好回答的话,那么中国越来越让老百姓难以承受的高房价,则是家宝同志更难以面对众多父老乡亲的一个"两难选择"的问题了。

  查看一下国内房价不断上涨的历史你会发现,房价真正涨价的风头始于2003年。而这年也是家宝同志正式登上总理宝座的一年。一份名为"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中央文件,打着把房地产业作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投资增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政治幌子,把1998年国发23号文件中要为90%城市家庭建立住宅保障制度这个重大国策,变成了"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的所谓全面市场化住房制度,把占城镇居民60%以上的中等收入家庭购房推向了市场。从而建立起由开发商垄断的住房建设和消费体制,再辅以政府的土地财政以及银行推波助澜的垃圾房贷。在这种政府、开发商、银行三位一体、压榨中国百姓钱包的合谋下,打造出开发商一手遮天的�
�中国特色的楼市奇观。由此带来的是房价越来越高、老百姓买房越来越难和越来越多的"房奴"。

  虽说政府在后来民众怨声载道的怒骂中,也假模假样地搞了一些所谓的"调控",但都是隔靴搔痒、避实就虚、虎头蛇尾的样子货罢了。即使是到了现在,中国经济已明显被所谓"房地产支柱产业"绑架之时,温总理对此也不敢说一句得罪那些利益集团的话,只能说一句"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这样不太着调的政治言辞。请问温总理,从去年春天到今年三月,一年中北京的房价翻了将近一番,连六环外的房价都突破了万元大关。北京的房价都涨成这样了,您还跟我们侃什么"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言外之意是不是说北京这房价还得往上涨,只不过是不能涨得"过快"罢了。当然,您肯定是用不着买房,也不用去租房,更不用操心每月必须按时还房贷这类烦心的事儿。中南海里舒舒服服、宽宽敞敞住着,闲下来沿湖边散散步,
得空翻翻唐诗宋词,再找出几句下回能在哪儿朗诵的诗词警句什么的。本人居京生活有大半辈子了,还真没看出你离京城普通百姓的距离有多近,所以你才能故作矫情地"仰望"一个跟老百姓生活挨不着边儿的"星空"。

  说到星空,我想起了10年前一篇文章《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世纪之交的回望》,作者叫何清涟是名经济学家。在文中作者以问答的方式,跳出了纯经济学的观察视角,从回归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传统出发,提出了经过自己的大脑思索之后产生的一些问题和看法。

  例如,何先生在文中提及的瑞典经济学家岗纳·谬尔达尔,就是一位颇具人类关怀精神经济学家,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此人曾告诫研究经济学的人一定要注意社会变迁过程中主要因子相互作用的影响,将具有社会科学本质的经济学的视野落实于现实社会中。他尤为注重分配的研究,指出生产和分配二者不能割裂开来,二者之间的关系好比汽车的前轮和后轮一样,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只讲生产,不讲分配的经济学,不能叫做完整的经济学。对比时下的中国现状,何先生写道:┉┉改革变动最大的还是生产体系,而不是分配制度,分配制度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分配。

  而1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政府才煞有介事地提到了"收入分配"这个名词。原因何在?皆因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重要因素。这不,前两天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在接受中工网采访时就说了,当前备受关注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键在于提高工人待遇。另据全国总工会近期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张部长根据自己掌握的数据告诉记者,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尽管后来几天那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同志对此作了不同的解说,认为因统计口径发生变化而导致"劳动报酬占比被低估"。但他最后也也不得不承认以下这个事实,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仍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应当引起重视。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导致收入差距拉大,是由分配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才爆发了一系列由劳动关系矛盾引发的群体性极端事件,如"通钢事件"以及部分地区"出租车停运事件",其重要原因就是普通职工的收入水平低、福利待遇差。据前两年的不完全统计,因收入分配和保险福利问题引发的劳动纠纷占劳动纠纷的65%以上,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国内的所谓"经济学家"一抓一大把,其中不乏诸多"御用"专家。这么多年来课没少讲,坛没少上,名没少争,钱没少拿。唯独没见他们在有关分配制度的改善上为老百姓献计献策,多说上几句。也别埋怨人家评选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时想不起大陆这些这个家、那个家们,因为这些家伙压根儿就缺乏或说是不具备那种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关怀精神。就连何清涟这位追求心灵自由、坚持说真话的学者,不也被迫远走异国他乡、不为当局所待见吗?

  相比温总理那虚无飘渺的"星空",在何先生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的"星空"中,她看见的是中国社会中种种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弊端,如不公正的分配制度,传统文化的断裂,环境生态系统的巨大破坏,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的道德伦理沦丧等等。还有她对历经政治磨难的深刻反思,对特殊利益集团的痛恨以及对"源于制度的社会结构性腐败"的抨击。这也是她,一个时时叩问生命尊严,处处呼吁社会良心的经济学家对未来的世纪眺望。直到今天,她仍然在遥远的国度仰望着祖国的"星空"。

  2010年5月18日于北京

廖祖笙:流氓统治下一地鸡毛

无德无能的中国共产党公然变身成了流氓党,治下一地鸡毛。法新社昨天报道说,佛山南海区一名妇女日前被砍伤后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死亡。南海区一名20岁的谢姓男子在上星期天手持菜刀砍伤6名年轻女子,其后坠楼身亡。

这是什么世道啊。每天拿着大喇叭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那个混帐东西,竟将中国逼进了这般境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类似血案不断发生。章文先生在《九常委应集体谢罪》中,罗列了这样一串血淋淋的数字――

"3月23日清晨,福建南平市男子郑民生,在南平实验小学门口杀死8名、重伤5名小学生。

4月12日16时30分左右,广西合浦县西镇小学门前约400米处发生凶杀事件,2名死者中一名为8岁小学生,另一名为老年女性。5名伤者包括:两名小学生、一名未入学小孩和一对中年夫妇。

4月28日下午15时,广东湛江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发生行凶事件,一男子持刀砍伤15名学生和一名为保护学生而与歹徒搏斗的老师。

4月29日上午9时40分,江苏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发生恶性伤人事件,一名男子持刀冲入幼儿园,砍伤32人,包括29名幼儿、2名教师、1名保安。官方的消息称,其中5人伤势较重,危重2人,但并无人员死亡。

4月30日7点40分,山东潍坊一男子骑摩托车携带铁锤、汽油,强行闯入尚庄小学,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然后点燃汽油自焚。王永来被当场烧死,5名受伤学生目前无生命危险。

5月12日上午8时左右,陕西省南郑县林场村一幼儿园发生一起砍伤儿童事件,已造成7人死亡,20多人受伤。"

这串血淋淋的数字,足以让每一个稍有知觉的中国人感到窒息。校园血案频发,中共当局首先想到的是大量占用警察资源,往痛处姑且贴块膏药,可"校园安全上升到国家高度"的大戏才开唱几天,佛山南海又发生了这样的事。

流氓党治下一地鸡毛,人人自危的时代已来临。不要以为大祸未降临到你头上,你就还是安全的,危险就在你身边。我在南海定居多年,南平与我现在的居住地是隔壁地区,杀害我孩子的狂徒在党国公然包庇下迄今逍遥法外……

你无法想像这类"无厘头"的血案会在民主国家不断发生。正因为中共劫持国家、军警和人民,并且公然变身成了一个流氓党,肆无忌惮摧毁着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法治精神、道德传承,中国社会才会有鸡飞狗跳、一地鸡毛。

以血腥手段和政治诈骗抢得江山蒙得江山的中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假仁假义至今,流氓本性已暴露无遗:"公有"和"国有"的背后是党有,法治体系形同虚设,舆论监督几近于无,掠夺民财剥肤及髓,践踏民权穷凶极恶……

在这种流氓党治下,中国社会怎能不是一地鸡毛?深圳女访民赵国莉的血泪历程很能说明问题:赵国莉寄望法律,法律不能给她公道;赵国莉寄望信访,上访使她雪上加霜;赵国莉寄望"梦中情人胡锦涛",胡锦涛形同僵尸……

掠夺成性的中共当局把百姓普遍逼入生存绝境,以人为方式给国人造成生存高压。当国人负屈衔冤时,又上上下下蛇鼠一窝,层层腐烂层层包庇。一个个被逼入了人生死角的国人,在这样的一地鸡毛中,又如何能一一保有理性?

把仇恨的砍刀挥向无辜妇孺的血案在如此频密地发生,这里面无疑挥洒着肇事者的绝望和疯狂,其间也存在着巨大的问号:是谁让他们走向了绝望和疯狂?倘使共产党不把残暴和无耻当"执政",这个国家会落到今天这田地吗?

中国共产党公然变身成为流氓党,这个变身的过程,暴露的正是该党首先就已陷入绝望和疯狂。一度拿手的欺骗在互联网时代不灵了,对国人已是骗不下去了,"维稳"也已疲态尽显,于是连伪装都不要了,干脆就破罐子破摔。

有绝望和疯狂的流氓党像横行海中的乌贼般,把触须伸向全国,也就有了绝望和疯狂的国民在毁灭自己的同时,也毁灭他人,把个人的苦痛扩大到了全社会,给世间留下罪恶的同时也留下功德,教会世人更真切看清中国的苦难。

一个来之不易的政党把中国一度杀得血雨腥风、血流成河,苦心经营几十年,结果变身成了一个流氓党,把中国"治理"得这般一地鸡毛,赖在台上何益?胡锦涛若无力改良中共,那么你还能在全党面前说两个字,那就是――

解散!

写于2010年5月19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杀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遥法外第1404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和相关照片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公然剥夺!)

廖祖笙谷歌博客:http://liaozusheng.blogspot.com/
廖祖笙博讯博客:http://boxun.com/hero/liaozusheng/

2010年5月17日 星期一

于立生:袁腾飞“错误言论”与钱穆“洪杨之乱”

  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一段讲课视频日前被公布到网上,引发争论。海淀区政府官方网站"群众事务呼叫中心"栏目公布群众来信,表示希望"管管历史老师袁腾飞"。海淀区教委会对袁腾飞事件进行了调查,学校已对袁腾飞责令检查、警诫谈话、批评教育。(5月15日《华商报》)

  "投诉信"中指袁腾飞看历史"是唯心主义的、更是反动的、有害的。是否定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历史……""有关部门、上级单位是否对此人缺乏应有的监管?党组织是否缺乏对此人的党性教育?……我不明白他如此否定……中国教育制度……对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发展我国社会有什么好处?""……作为一个党员,是否没有起码的党性……";但袁腾飞所讲也不过只一家之言,既不可能人人认同也未必求人人认同;而既有人所见不合,也完全当以说理的方式进行驳斥,所谓"理不辩不明"。拿梁启超先生话说即:"所见不合,则相辩诘……受之者从不以为忤……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限定在学术争论范畴之内;又岂当动辄上纲上线,扣上顶"
没有党性"或者什么什么的帽子即吁请公权力出手"棒杀"?!学术争论自有学术争论的规范、标准,其旨即在辨真伪,明是非;而若动辄以"党性"或者什么什么标准绳之,岂不是将只有利害,而无是非?

  这不禁令人想起抗战中,钱穆先生《国史大纲》著成,按当时规定,书籍著作须经重庆中央某处审查,《国史大纲》送审后被认为:"'太平天国'是革命行为,钱穆却以'洪杨之乱'称之,应予改正";而钱先生不以为然——"洪秀全自居为'天弟',所至之处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称"凡本书指示需改定语,可由审查处径加改定。原著作人当保存原稿,俟抗战事定,再公之国人,以待国人之公评。";而审查处看了钱先生信,居然最后同意原稿印行,是不是多少也显出几分开明?!

  同样的,吕思勉先生《白话本国史》中替秦桧翻案,上世纪30年代也曾被《救国日报》告上法庭;而上海地方法院判决书云:"吕思勉根据《宋史·本纪》、《金史》、《文献通考》、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以褒秦桧而贬岳飞等,其持论固属不当,无怪人多指摘……但……既系个人研究历史之评论与见解,以法律而言,不构成出版法之罪……"

  若以"武器的批判"替换"批判的武器",动辄因言获咎,则非但不能以理使人心服;岂不是将令"万马齐喑"?又何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而达致学术之昌明?!

  来源:红网

季兆斌:2025,中国将成“楚门的世界”?

  ——许允仁论中国特色新极权主义的九大特征

  中国在创造出经济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世界前20大经济中唯一的现代非民主政体。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急剧增长,全世界都在越来越迫切地问这么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是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的本质特征呢?

  一直关注极权主义研究的许允仁教授,继《平庸的专制》一文,对主导当前中国政局的新极权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表现作了精到的现象学描述之后,在最近的文章《从党对意识形态的操控看"楚门的世界"的构成》中,又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的提炼和概括。

  许允仁认为新极权主义的"新",主要体现在极权主义终于找到了和私有制、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相结合的新形式。不管和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相比,还是二战时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相比,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都显得更为"成熟",这种"成熟"主要体现在它对极权政治的本质,和一种极权权力是如何构成的,有着更为自觉和清晰的认识。

  中国特色新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被许允仁概括为以下九个方面:

  "一、它认识到不是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而是党对一切社会存在的不受约束的控制,才是自己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存在的本质特征;

  二、它不承认党的行为须受到任何先天法理的约束,致力于通过在一切社会细胞中建立党组织的方式来实现党的全面统治;

  三、它的统治行为着眼于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大程度的操控,而不再是非理性地仇恨敌人和从肉体上消灭敌人;

  四、它的统治意志主要是向内针对自己的人民,而不是向外扩张的;

  五、它的统治目的是掠夺性的功利主义和自欺的理想主义的某种奇异的混合,它的功利主义体现在统治集团对人民财产的榨取,它的理想主义是通过党的领袖的英明指引和党的干部的艰苦奋斗,将所有人纳入一个具有统一目标的,科学的社会发展计划之中;

  六、它的意识形态的故事,从解放全人类,建设共产主义,变成了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七、它将通过警察手段操控人们的外部行为,和通过意识形态管理操控人们的内在信念结合起来,并将后者看作是负作用更小,更为理想的统治手段;

  八、就像向外扩张的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完成了以"闪电战"为象征的军事技术的创新那样,统治意志向内的它,完成了以"防火墙"为象征的信息控制技术的创新;

  九、它将能够完全封闭人民的一切信息接受渠道,能够以一种超现实的方式,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人民的意义世界,看作是自己统治艺术的最高境界。"

  许允仁以美国电影《The Trumen Show》为象征,认为这九大特征综合起来看,就是新极权主义者希望像一个超级导演一样,通过完全操控人民的生活,来构建一个"楚门的世界"。

  许允仁提到《楚门的世界》,让我想起了另一个著名的反极权主义的英国影片《V怪客》(V for Vendetta)。通过这个影片,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政治史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极权制度的英国人,对自己可能被极权制度奴役处于怎样的恐惧之中,英国人想像在2038年的时候,由于反恐而激起的激进的保守主义思潮,最后将英国带进一种可怕的极权政治之中。

  对比一下,现代以来,中国人和英国人的截然不同的政治想象是一件很有启发的事情。新文化运动之后,深受极权政治荼毒的中国人不断地想象着,一个自由民主和彻底解放的时代马上就会来临,结果,带着这种想象,不断地从一种极权制度跌进另一种极权制度;相反,创立了第一个宪政国家,在最危险的政治环境中始终坚守自由价值的英国人,则从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到《V怪客》,不断想象着,在一个不远的将来,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将会沦于一种极权权力之手。

  只有深知人性的弱点,深知每个人多么容易地受到极权权力的诱惑,而成为极权权力的操控对象后又多么容易屈服,才会恐惧地认识到极权政治离我们永远只有一步之遥,而只有这种基于恐惧的警醒,才会使我们产生出每时每刻自觉抵制极权主义的意志和力量。

  然而,在我看来,由于英国人毕竟没有亲身经历过极权社会,因此,在《V怪客》中,对未来极权制度的特征,和它如何产生的方式,都基本上滞留在对二战时的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的认知上,而没有能够理解和把握极权主义在我们时代的新形式。

  在影片中,元首的形象完全是希特勒的丑化了的漫画像,极权主义者就像迫害犹太人那样迫害同性恋者,使用的迫害方法也依然只是肉刑和枪决。我们不难想像,假如生活中的新极权主义领袖以电影中的元首的面目出现,那么,他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同,从而获得其政治能量了。另外,迫害同性恋,也并非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同性恋者只要不反对极权政治,极权权力完全可以允许它存在。

  就如许允仁在文中所概括的那样,如何来"构建党对全体人民从外在行为到内在思想的无微不至的制度化的操控", 才是新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且,由于这种操控违反了人的本性,会遭到人们的本能的反抗,所以,"只有在将被操控者的痛感降到最低的程度", 将被操控者的反抗本能降到最低程度,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因此,极权政治的最有效的日常统治方式,并非像影片中显示的那样,是通过自己制造"国会纵火案", 再来实施军管,而是"通过在一切社会细胞中建立党组织的方式"来实施党对全体人民的行为和思想的全面操控。假如在每一个媒体,每一个学校,每一个企业;在每一个连队和每一支警队;在每一个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中都建立了党组织,那么,粗暴的军管还有什么必要?

  确实,出于对失去自由的恐惧,英国人对未来极权政治可能以什么方式降临充满了奇思异想。但是,即便是充满想象力的英国人也没有想到,是通过在流浪拾荒人员中也要建立党组织,通过建立防火墙,通过请"喝茶"和建立"五毛党"这样的看似平常的润物细无声的操控手段的实施,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极权社会开始生成了。

  最近,看到厚泽老在临终前提出了研究"中国模式"本质的思想课题,我觉得许允仁对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新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的概括,正是从这个政权和基本人权的关系的角度,对所谓"中国模式"的政治本质的揭示。许允仁揭示的"中国特色新极权主义"的九大特征,可以看作是对朱厚泽先生提出的思想课题的一种富有启发的回应。

  厚泽先生曾经说过:由于我们这样的老人的存在,使你们抱有某种希望,其实我们自己知道,这样的希望并不存在。厚泽先生的最令人尊敬的品格之一,就是在这个充满了肤浅和自欺的乐观主义的时代,依然抱有一种清醒和高贵的绝望。

  在许允仁的文中,同样可以感受到这种绝望,和人们纷纷预测宪政民主政治降临的时间表截然相反,在《从党对意识形态的操控看"楚门的世界"的构成》一文中,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想象,在他看来,基于目前中国的政治现状,和党的勤奋的学习能力,用不着等到2038年,到2025年,全体中国人就会生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中,"将会在一块多网合一的高技术的电视屏幕之前",被那时的当权者的倾情表演,"感动得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在许文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中国,无数的力量有意无意地推动着整个社会快速地奔向一个"楚门的世界",而真的能清醒地阻止中国走向极权社会的政治力量则显得如此地微不足道。

  2010年5月15日于慎思斋

谢盛友:如果中国统治世界

  如果中国统治世界,将用什么模式,中国是什么模式,中国有模式吗?

  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去年推出《当中国统治世界时》(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中指出,中国除了有悠长历史和伟大发明外,她的历史发展与西方国家有显着不同;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后,版图分裂成许多国家,但中国则相反,她逐步统一全国。如果说,过去二百年来,欧洲式的观点操纵了世界历史,那么,今后百年将轮到中国了。她提供世界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她强调统一多于分裂;强调"文明国家"多于"民族国家":"朝贡体制"好过"现代化体制";对于"种族",中国的见解具其特色。

  雅克反对西方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他指出,欧美一些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他们一厢情愿地以为,中国无论是自然进展或必然发展,最终会遵从西方的范例。雅克认为,中国不会沿袭西方的现代化规划,屈从西方标准。他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求同存异。"他在书中指出,中国非主流的发展模式,正是一个成功例子。她将会接替西方国家在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

  西方一直将中国的崛起当作是一种经济历程,雅克认为大错特错。他指出,文化影响和经济影响一样重要,但是,西方国家却不愿意提起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相信,中国最终和西方同化,实施西方的政体、采用西方的法律条文,成为西式社会。

  雅克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对自己的文化中心地位充满自信;她会为"现代化"国家重新下定义。如果说,英国曾是海上霸主、美国是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将成为文化霸主。

  英国资深媒体人,《观察家报》专栏作家赫顿(Will Hutton)曾与英国同行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就中国崛起及"中国模式"话题展开书面辩论。他认为中国必须建立民主机制才能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他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机制之间的联动纽带是现代化的保证,而中国虽具备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架构,但往往有名无实。

  赫顿认为,民主机制不仅仅是指选举,还包括支撑、辅助选举制度的机制和条件,比如法治、新闻自由、公正的警察、监管等执法系统、预警机制、可信可靠的统计数据。单单最后一项,具有不受操控或者无法被操控的统计数据,如果要成为现实,对中国来说就是迈进一大步。所以,毫无疑问,中国首先需要这些民主机制,然后,它的最终需要建立百姓对当政者问责的制度。

  "中国版"的民主进程当然是非常中国化的,跟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都不同。这个进程是中国人开创和推动的。北京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不管是支持、推动民主还是维护极权阻挠民主进程;而且它无论如何都将包含儒家和法家传统元素。就像美国或者韩国的民主化过程都独具本国特色,道理一样。

  但是,必须看到不同国家版本的民主进程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大家都采用的一些程序。这点很重要。这些程序要求政府廉洁、诚信、道德操守高尚,要求有问责机制、透明机制。当一个社会结构和肌理变得很复杂,就必须有这些机制和程序才能正常运作。你不可能对13亿人采取微观控制,如果硬要微观控制,经济就很难增长。

  中国需要向多党制方向发展,但那是个最终状态。欧洲也是到了文艺复兴以后才出现民主。这是个过程。以英国为例,我们在17 世纪有了法治,到18世纪初我们建立了宪法保障的权力制衡机制,但那是由贵族掌控的。1760年代我们有了新闻自由,120年以后每个男性公民都拥有选举权。1920年代妇女才获得选举权。所以,民主化是一个过程。

  赫顿不认为中国一步就能跨入民主。但是,通往民主的道路上还是有一些站点,比如司法独立和法治,权力的制衡机制,新闻自由,这些都是搭建民主大厦所需的组件。你不能指望中国二、三十年后一个冲刺就实现民主了,民主所需的机制和要素是几十年几十年慢慢积累起来的。邓小平说中国实现民主需要50年,赫顿认为可能要150年。但绝对会有那一天。

  中国代表了人类的五分之一,它的经济世界排名第三,它是世界头号出口国,外汇储备2万亿美元,还有一支2百万人的军队。所以,它是个强国,这毫无疑问。但是,它的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它离科技创新前沿相距甚远,也没有值得一提的跨国企业,跨国银行。从很多方面来说,它是个在一块大陆上的29个贫困经济和4个自治区的组合。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不应该被视为威胁。中国既大又小,既发达又贫穷。这就是中国模棱两可和矛盾之处。这种模棱两可在你我有生之年都不会消失。

  在中国持不同政见仍将需要勇气,而且不会是愉快的经历。北京仍然采用高压手段对待反对者,比如不经控罪和法庭审理就把人关进监狱,即便开庭审理,举证过程往往受到操纵。但是,西方的历史表明,所有值得珍惜的东西都是付出血和泪的代价的,比如选举权,宗教信仰自由,等等。所以,赫顿认为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都是一些非常勇敢的人,他们为正义事业而战。但赫顿不会对他们发誓说情况将很快发生好转。赫顿也不认为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少。赫顿觉得在中国出现重大变化前,持不同政见者会越来越多。

  英国政治哲学家格雷(John Gray)在《新政治家》杂志发表文章,同意雅克的论点:"对于任何发展中的国家都不能摆脱西方模式的说法,令我们难以认清当前世界重组的局势。"格雷说,当中国逐渐强大,她会愈加肯定其古代文明延续下来的价值观;她会在历史中寻觅智慧,以创造出一种现代化的新模式。

  国内一位传播学者给我写信,说《圣经》究竟是什么?基督徒将其视为宗教经典,无神论者则视其为"精神鸦片"。耶和华和耶稣建立威信、宣扬教义的过程与当今政客的政治营销何其相似。《圣经》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上帝打击异教徒、"收买"追随者的各种手段。所以,从实用主义角度说,《圣经》及其故事是当今各类野心家的"葵花宝典",堪与《史记》《资治通鉴》等媲美。

  我给他回复说,作为传播学者,我多少认同你的观点,但是,《圣经》使人认识自己的罪,在这方面,作为基督徒,我跟你的认识完全不一样。西方政府并不否认,它们就是用基督思想来治理国家,奥巴马就职手按《圣经》宣誓,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阿登纳73岁任总理,他们靠的就是基督和民主思想。

  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哪怕是金融危机,也取得增长8.7%的好成绩。中国学者认为,这就是"中国模式"在显示威力。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内涵是什么?

  我承认,中国的经济是高速发展,我相信,如果不再犯违反常识的大错误,中国还会有二三十年的比较快速的发展时期。但是,背后支撑"中国模式"的价值和力量是什么?中国人到到底用什么治理国家?用孔子,那么国家主席就职时宣誓为什么不手按《论语》?用道教,为什么不手按《道德经》?用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手按《共产主义宣言》?

  六十年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学苏联,搞计划经济。后三十年也是跌跌碰碰,"摸石头过河"。说到底,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全球经济板块的移动,若"中国模式"没有一个背后支撑架,就不可能成为模式。

  西方国家现在是在走下坡路,但是它们以有神论为基础,建构一个兼容并包的自由制度,焕发创造活力,因为创造的源头在自由的制度。至于如何运用和运用哪些资源,只要有自由的制度作保障,让学者、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自己去选择。所以,西方现在走下坡路,也是在一个稳定的模式下、在一个稳定的框架下慢慢地下坡。

  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确博大精深,但是,中国人能不能从孔子老子自身的力量中培植出自由民主的制度,并孕育出独立的知识分子?若不能,"中国模式"是没有思想支柱的,还是在那里"摸石头过河"。

  原载台湾《旺报》,原题目:中国有模式吗?

  谢盛友/欧洲《European Chinese News》出版人

2010年5月15日 星期六

茅于轼:莫把人口欠债当成人口红利

  ——兼谈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

  我国由于实行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降低了家庭的负担。从全社会来看,人口结构中婴幼儿的比例在减少,劳动人口的比例在上升。于是出现了所谓的"人口红利"。劳动力年龄(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从1964年的56%,上升到1982,1990,2000 的62%,67%,70%.2008年达到了73%.劳动力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增加,同时是没有劳动力的婴幼儿和老人的比例减少相配合的(因为总数必须是100%)。婴幼儿和老人是没有生产能力,只有消费需要的一个群体,这部分的人口减少,就是降低了社会的人口负担。全社会劳动者比重提高,无劳动力的人口比重降低。全社会感觉轻松,这就是人口红利的来源。以数量表示的人口负担状况是所谓的"人口抚养比",就是没有劳动力的人口(0-14岁的人口加上65岁以上的人口)与劳动力人口之比。这个比�
��经从八十年代的65%左右,降低到2008年的37%.所以现在的社会在人口结构上是最轻松的时代。有些学者甚至计算出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说明我们的GDP的增长中,不完全是投入要素的增加和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也有人口结构变化的原因。在国际比较中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几乎超出一切国家。这也和人口结构中劳动力的比例高有关。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是有道理的。

  我想提出商榷的是,这部分的利益,将来是要偿还的。所以它不能成为真正的红利,实际上是一笔借债。从家庭的角度看,三代人实行一个孩子的政策,结果就是四-二-一的家庭人口结构。第三代的一个孩子上面面对一双父母,这对父母又各自面对上面的一双祖父母。当孩子长大成人时,由于人口的寿命延长,祖父母还活着,他们的年龄可能是六十到八十岁。在他们去世之前的二三十年中,需要生活,需要医疗,这些负担统统要由唯一的第三代承担。这时候社会的人口结构,由红利型转变成还债型,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降低,而婴幼儿,特别是老年人的比例大大地上升。人口的抚养比将大大升高。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将来是要偿还的。因此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红利,而是一笔借债。由于大家都把现在的人口结构对GDP的影响,称之为人口�
��利,产生了广泛的误解。所以纠正这种误解,正确面对现实,对将来的不利的人口结构有所准备,十分迫切应该将人口红利改称为人口负债。

  实行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产生了人口红利。但当这个阶段过去以后就变成了人口还债。这笔债务是要由我们的子孙后代偿还的。如果限制生育的政策长期不改变,社会将面临人口收缩和急速的老龄化。这样的局面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这将是一个严重缺乏劳动力的社会,人民的生活将极大地降低。所以我们应该及早回到一个正常的人口状态,既没有人口红利也没有人口负债的状态。这就是妇女的生育率大体上保持可持续的状态,平均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而不是只生一个。这是当前我国人口政策最紧迫的问题。从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将是一个极度困难的任务。因为富起来的百姓都不愿意多生小孩,妇女的生育率都低于2.1,人口都在缓慢地下降。像日本,台湾等人口密度很高的地方都采取了鼓励生育的国家政策,更不用说澳大利亚那
些人口密度低的国家,可是并不见效,百姓还是不愿意多生孩子。我国的上海同样出现了这种趋势。这一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实行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小孩的政策,是因为人口的增加过快。二十年前,中国每年新增人口约为1700万左右,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的总人口。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大地减缓。虽然现在的总人口数比三十年前增加了37%,但是每年新增人口的绝对数在不断降低,现在已经降低到600万左右。以人口的年增长率计,三十年前的增长率约为1.3%,现在已降为0.5%,比美国的人口增长率还低。如果这一趋势保持下去,到2021年前后中国的人口将达到峰值,人口的增加值降低到零。再往后人口总数将从增加变为减少。

  以1991年至2008年的人口增加数为依据,推导出未来的人口增长趋势。可以看出,过去的人口增长有规律地在减缓。有一点上下波动,这是因为三年灾荒人口大幅度减少,以后又有超高的生育率所导致的。按照这个规律,到2021年时人口不再增加。在未来的13年中,每年人口的增加数从600万降低到零,平均每年增加约300万人。这十三年中的总增加量只不过三千九百万人。2008年的人口数是13.28亿,所以中国人口的最高值不过13.7亿。不可能像外界所传说的那样14亿,甚至15亿。这里唯一可能引起争论的是官方统计的人口数是否可靠。今年又要进行人口普查,也许能给这个问题进一步的回答。

  中国的人口问题的特征早已从增长过快变成人口结构中抚养比超低,我们过着负担轻松的好日子。但是这样的日子很快将过去,反弹成为4-2-1家庭结构的老龄化社会。附带说一句,中国人口结构中另外一个也许更严重的问题是性别比失调。2008年年龄在1-4岁的孩子中男性人数比女性人数的比例是1.23,5-9岁中这个比例为1.21,10-14岁的为1.16.在这长达15年的时间段中,男人中有20%的人找不着对象,一辈子不可能结婚。这将是一个空前严重的社会问题。男女比例失调也与计划生育有关。中国家庭都喜欢男孩,因而溺女婴经常发生,还有产前检查发现是女孩的就引产打掉。这造成现在性别比失调的严重问题。在一些特殊的县城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性别比就很正常。

  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不是增长过快,而是老龄化。事实上我国的老龄化已经不可避免。如何应对即将来到的老龄化社会?从个人的角度看问题和从全社会的角度看问题,结论是不同的。从个人看,只要在年轻时储蓄,老年时就有恃无恐。但是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个人储蓄未必能够解决老龄化问题。这里涉及到现在如何借钱给将来,或者现在如何问将来借钱的问题。前面提到的人口欠债,就是现在问将来借钱的一个例子。现在大家日子过得很舒服,将来子孙后代要还债。搞清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认清一个事实:当代人的消费都是由当代人的生产提供的,不是由前人的储蓄提供的。当代人吃的粮食是由当代人生产的,不是几十年前的祖先储蓄在米缸里的。更不用说当代人需要的医疗,教育等,也都是当代人提供的。所以解
决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不是简单增加储蓄所能解决的。要思考当代人如何能把钱借给未来的人。现在这一代人生活苦一点,将来的人活得容易一点。也包括如何避免问将来的人借钱。现在的人活得容易一点,但是苦了将来的人。比如通过破坏环境来发展经济,将来被破坏了的环境是要治理的,这笔钱要由将来的人承担的,因此就变成问将来借钱的一件事。

  当代人储蓄,必定有另外一个当代人借钱。不可能只有储蓄而没有借钱,而且借钱的人必定也是当代人,不是未来的人。如果这个借钱的当代人把钱用于购买家电,汽车,或婚丧嫁娶,花掉了,这样的一借一贷,对将来没有任何帮助。如果借钱的人是企业家,把钱用于发展生产,增加了将来的生产能力,这样的借贷可能缓解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但是还要符合一个条件,即这种生产力所需要的劳动力比较少,要比现在工厂中劳动力和资本的比例低。否则照样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开动机器。

  保护环境可以避免问将来借钱,减轻下一代的负担。类似地维护好一切设施,保持它们的良好状态,也可以减轻下一代的负担。房屋,道路,桥梁,机器,都需要经常的维护,不能实行"小车不倒只管推"的寅吃卯粮政策。人的健康的维护同样是有利于减轻下一代负担的办法,特别是保护老年人的健康,它们的医疗服务是老龄化社会的一个突出负担。减少它们的疾病,能显著地减轻老龄化社会的负担。

  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缓解子孙后代的负担。我们用我们的储蓄建设地铁,机场,高速公路和铁路等。我们的子孙后代出生时,基础设施已经建好,他们可以坐享其成,不必再用自己的储蓄去建设这些设施。他们所要负担的只是设备的维护和运作。类似地住房等方面的投资也起类似的作用。但是建筑的质量必须能经受住几十年上百年的折旧消耗。从这方面看,中国的建筑质量普遍较差。我们很难看到有几百年历史的建筑,而在欧洲就有许多老建筑。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建起来的建筑能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是值得怀疑的。

  更重要的是知识的积累,我们的子孙后代利用我们所获得的知识,能够生活的更好。哥伦布用87个人的船队横渡大西洋,现代妇女一个人就能横渡太平洋。这就是知识造成的差别。教育也能起类似的作用。还有看不见的制度的改进也能改善子孙后代的生活。比如世界和平的保证,消除武器竞赛和战争威胁,可以大大地减轻人类的经济负担。应对气候变暖的成本远不及战争开支的损失。但是愚蠢的行为也会增加社会的成本,比如恐怖主义大大增加了社会的安全成本。将钱借给外国也是一个把钱借给将来的方法。现在我们把节约下来的钱借给外国人,等将来他们还钱的时候,我们的子孙拿到我们现在的储蓄。条件是外国没有老龄化的问题,否则他们还想把钱借给我们呢。

  总之,应对老龄化社会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及早采取有效措施。不可听天由命,坐等老龄化的来临。(编辑:陆思同)

  来源:茅于轼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maoyush

茅于轼: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中国据说是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特别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独裁统治,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是值得大家羡慕的。和俄国,日本,东欧,拉美比,更不用说和非洲国家比,我们都比他们强。在生活的提高上,在政治的进步上,在国际地位的上升上,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是叫人瞠目结舌的。三十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
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似乎中国社会很快就要崩溃。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的领导人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开幕,人大开会,北京就成了警察国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使我们想起在中学读历史时,异族统治的元朝有过类似的规定。政府这样的恐惧感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大清。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成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感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看成缓解民怨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一百公里,每天都有几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大陆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大陆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大陆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大陆,东西之间自然条件非常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大陆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
��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

  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政府官员化公为私,钱权交易,引起大众的怨恨。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他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的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八十多位。印尼,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的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
�社会中。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在中国,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政府有最多最强的武力,黑社会有武力,力气大的人有武力。弱小的人就很难活了。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不讲理,政府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主要因为大家相信共产党是讲理的。国民党几百万大军溃败了,原因是道理讲不过共产党。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共产党不大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从孙志刚案件的揭发过程中充分看出官官相护,牺牲正义的丑态。以后又有周正毅案,郑恩宠案,躲猫猫案,一系列的事情说明政府不能主持正义。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百分之十。法院明显偏袒政府。司法的公正完全没有保障。法院和检察部门还有权不受理百姓的诉讼或检举。更有甚者,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政府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茬,罚他们的款,甚至抓他们的人,给他们判刑。百姓诉诸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邪恶当道的黑暗之中。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说假话,就要反对说真话的人。说真话的人就得冒风险
。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忽然政府改说真话了,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难辨。社会没有了是非的区分。更由于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只好封锁舆论,把说真话的人抓起来,给他们判刑,社会进一步陷入黑暗,民怨一步步在上升。百姓没有武力,希望政府能够讲理。甚至用自焚来要求。但政府不予理睬。事情搞到这个地步,百姓只有用武力抗暴。所以每有群体事件百姓就翻警车,烧警车,甚至烧公安局,烧县政府。中国的百姓越来越倾向于暴力,这不是百姓的本性。百姓没有武力,他们希望讲理。只有面对一个不讲理的政府才会走上暴力之路。两方面都已经养成了不讲理,比武力的规则。这个国家越来越难治理了。其根源就是政府自以为有武力,不讲理。这样一个社会恐怕很难长久,必须赶紧找出办�
�,改变现状。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政府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所以有巨大的,法术无边的宣传部门。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可是一旦党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矛盾的时候,破绽就显露出来了。所以一位干部不小心问记者,你是代表党说话还是代表百姓说话。证明二者的立场是不同的。立场不同渊源于利益冲突。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同。要想帮助党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
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可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说明当局不这样看。政府在进一步限制百姓讲理的渠道,堵塞正义的发挥,企图一手遮天,用武力控制社会的方向和步伐。即使武力能够见效于一时,事物终究要回归到正义上来。因为百姓相信正义,不愿臣服于武力。当今最相信武力的国家恐怕是北朝鲜了,武装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可是这个国家也是被认为是最不稳定的国家。不要再迷信武力了。

  中国号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不讲道理凭武力解决问题。不光是毛泽东迷信武力,中国有这个传统,中国从来就没有"共和"过,有的只是打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秀才碰着兵,有理讲不清。到现在,党的总书记必须兼任军委主席,要管军队,因为最后不是靠讲理,还是靠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
�专门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最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定板。

  中国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手里又有武力,所以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这一倾向慢慢变成了习惯,也用到了对外关系中。凭着手里有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财大气粗,敢于说粗话。国际社会中讲理,用的标准是普世价值,是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尽管各国的文化,历史,传统,文字,语言都不相同,但是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普世价值。可我们不认这一套,我们有自己的标准。或者用我们自己建立的逻辑来解释这些概念。慢慢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另类,处处跟别的国家发生摩擦。在国内,动用专政力量确实是无敌的,立马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在国际上,这样发展下去最后会怎样,确实叫人担心。

  百姓是没有武装的(有些国家的百姓可以拥有武装,如美国,百姓可以持枪对付政府),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国家的领导人或政府也希望稳定,于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讲理。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当谈不拢的时候就用专政机关抓人判刑,甚至开枪成为最后的手段。可见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通过讲理一定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
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政府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社会回到了起点。

  的确,两派人谈判未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必须有最后的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往往两派相持不下,那就由投票解决。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来源:茅于轼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maoyush

2010年5月12日 星期三

贺承业:小城往事

  茶馆的回忆

  手术后快满一月了没有饮过茶,今日得闲,泡上一杯清茶,浮想联翩:记得曾读过一位台胞的回忆文字说,回忆四川的没有不说到四川的茶馆的,特别是抗日战争时作为大后方抗战中心的四川,我的家乡阆中也是四川闻名的古城,小时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城乡街市无不有茶馆,虽大小不等,简繁有别:有当闹市的,有当要冲的,有临大街的,有居水边的,但格局大同小异,规矩都是一样,还是明清时代传下来的古风,几文钱(后为几角钱,几元钱,再后为五分钱)一碗茶,可以坐上一天,还有人不断地冲上开水呢!读过老舍先生的《茶馆》就有体会,小小的茶馆就是当时的大社会的缩影,人生百态、社会万象都可以在这里体验到。阆中当时全城几乎处处都有茶馆:知名大街有如'别有天'、'庆丰馆'、'太平寺'、'四牌楼'
、'保宁茶社'……;寺庙与风景区也有,大小乡场、码头也有;有作交易的,有会朋友的,有见面的,有寻机会的,有见仇家的,有务工的,有说理的,有听书的,有休闲的,有干活的,有闹事的,有打尖的,……,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儿时常在茶馆玩耍,后来上学了,只是走茶馆外过过。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热闹了百年的茶馆也伴随着民间社会的一步步萎缩与消失而萎缩与消失,外出求学到了重庆,也有一样的濒临衰退的茶馆,人们忙于革命、读书、大跃进,到冷落的茶馆去坐的,不是被认为游手好闲就是被视为前朝遗老遗少。后来因错划而回了家乡,自谋生计时,为了找活干,又不得不常到茶馆,干活累了,也是到茶馆来坐坐,结账分钱也是在茶馆,那时(上世纪六十年代)阆中还有几个茶馆,也算可以维系,我总难以忘记这
些茶馆的生动情景与一个个工人师父们的形像:有当年我学徙于的阆中修缮合作社的宋文星、毛文泉、赵世玺、陈开发、何朝发、陈兆勋、田得一、陈国富、朱华礼、刘兴元……,有建筑社的吕维成、……何苟皮,有丝绸厂的倪辅臣、有知名老木匠吴岳仙,……,这些人文化不高,甚至有没上过学堂,但对都快乐好学、手艺求精、敬业、义气、直爽、乐于助人,在与我日后处于知识分子群中的人相比是大有不同啊!我永远怀念他们。工人下工后坐坐茶馆也就习以为常了,使我难以忘记的还有苍溪东街茶馆、苍溪冬青茶旅店、苍溪五龙茶旅店、阆中文成茶馆、阆中东兴茶馆、阆中博树茶馆,阆中河溪茶馆、阆中老观茶馆、……,我就爱那临水边,吊脚楼式的,靠窗的坐位,光线好,空气也好,下工后在那一躺,舒服极了,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至于初到一地,有个茶馆,坐下来歇个脚,饮口水,那更是爽呀!我难忘这段生活,我难忘这段人生。现在闹市的茶馆被更能赚钱的商家取代,换成了高级茶楼,低收入者消费不起;休闲的大小茶馆,也为麻将所占领,即使可以泡上一碗茶坐坐,不仅价高、服务跟不上,主要是没有了那个格调与气氛,作为民间社会反映的茶馆已进入了历史,取代它的也许就是更加开放的民间互联网吧。

  阆中丝妹

  一部生动的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近代中国的社会进步无不首先表现为妇女的进步与解放上。我的家乡阆中是一个文明古城,至今仍较完整地保存有明清古城风貌,明清以来阆中妇女在社会的进步与变革中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清末民初在妇女的放脚与读书运动中,阆中就有了女学堂(我祖父贺伯韩就与肖择庚共创女学堂呢);这个遗风传下来,民国初年更有妇女了手工劳动的作坊与机房,至今还有'机房街'(我老家就住此街)之名呢。抗日战争前后,实业救国兴起,就更有了蚕桑与缫丝业的快速兴起与发展,有了近代化的在省内也是知名的蚕种场(我五姑妈早年川大学蚕桑的就多次到此工作过呢),更有那丝厂林立:现在还可以在城内找到当年的闫家丝厂、张家丝厂、赵家丝厂、洪泰丝厂……的地址,这给阆中的妇女开辟了一个大显
身手的好机遇,到解放前夕已有了相当的基础。

  1949年冬阆中和平解放后,新中国初建,一切都焕然一新,一切都欣欣向荣,阆中的蚕桑与缫丝业更是成了阆中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急先锋,组建了丝业公司与现代化的缫丝厂,一步一步修建了厂房,安装了当时已是先进的机器设备,光厂区就占据了半个县城:高高的烟囱伸入云天,成了古城的新貌;响亮的汽笛响彻城郊,作了全城的时钟;蚕茧漂香了这个块远古的沃土;笑声充填了这个解放刚的县城;最美的是招进厂的年青的女工们,她们大多来至农家,文化不高,不少进厂时还大字不识呢,她们的工作是相当辛苦:在高温高湿的车间里不间断地来回忙碌八个小时,她们的双手汤得层层脱皮,夏日在40度的高温下操作,她们却不怕苦、不嫌累,她们勤劳坚强,她们满身都带着蚕茧的香味;可她们正当青春年少,含苞待放,红扑扑的脸蛋,
透露出农家女的淳朴与天真;洁白的工装,展示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阶级的骄傲;上千工人,每天三班倒,还没有脱农田味的说笑与打闹声,嘻嘻哈哈地走在街上分外显眼,这就是当时被子称为'阆中丝妹'的一代女工。

  是她们用自己的青春与热血,用坚苦平凡的日夜操劳,用女性的善良、坚持与温柔支持了阆中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在艰难的岁月里,在大饥荒的年月中,她们没有下马,没有懈怠,给国家创造了外汇,给阆中带来了荣光,她们之中有上北京见过领袖的劳动模范,她们的产品远销世界五大洲,可她们皆为凡人之家妇,她们的另一半有着各式各样的职业与阶层,她们的收入却是家庭的支柱,那时她们的工资也高(几乎与老中学教师相近,比县级、科局级干部高),她们养活了全城一半以上的人口;她们给阆中的社会进步开创了新篇章,给阆中的现代化、工业化开了个头,从那时起,阆中有了现代工业,有了汽车,有了三班倒,有了劳保,有了工人福利,有了妇女卫生,有了妇女解放,……,她们奠定了阆中现代工业的萌芽与基础。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历次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动荡与不安中,她们又总以农家女人传统的道德与忠贞的爱,以女性特有的善美与温柔,维护着一个个家庭和邻里——这些社会稳定的细胞。在那长时间的、连续不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对社会的浩劫中,虽然没有幸免的角落,但是相对而言,比起那些知识分子与准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机关、事业、学校等地)完全沦为成政治动物的来说,在工农中要好得多,至少她仍能保持些许人性,特别是妇女与家庭中,总还有一丝丝母性存在;就靠这点母性,使她们为家、为亲、为友、也为阆中操劳了一生,她们关怀着几代人:照顾了老人、丈夫、亲朋,养育了儿女与孙儿。她们许多是我的亲友也曾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我的邻居,她们默默无闻地走过了这一段路,认为是天经地
义的事,从不提起,也永难忘记啊!斗转星移,时过境迁,阆中的蚕桑与缫丝业发展的顶盛时期已成为了历史,在经济转型的大潮中又是她们付出了沉重的牺牲与代价,阆中丝妹们当年的辛劳与光彩早已被现实抛弃,只她只活期在人们的良心之中,她们以"阆中的'野麦岭'"记入了阆中发展的历史,她们至今还有不少健在的在为儿孙操心着呢!我这篇短文她们多数是看不到了,但对她们的儿孙们却有能读到它的,也算是一份怀念吧!

  十个女工的一些故事

  上世纪50年代初,某县城一新组的国营缫丝厂,有上千新招进厂的缫丝女工,她们大多来至城市与农村贫苦人家,没有文化,不少进厂时还大字不识呢,她们的工作是相当辛苦:在高温高湿的车间里不间断地来回忙碌八个小时,她们的双手汤得层层脱皮,夏日在40度的高温下操作,她们却不怕苦、不嫌累,她们勤劳坚强,她们满身都带着蚕茧的香味;可她们正当青春年少,含苞待放,红扑扑的脸蛋,透露出农家女的淳朴与天真;洁白的工装,展示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阶级的骄傲;上千工人,每天三班倒,还没有脱农田味的说笑与打闹声,嘻嘻哈哈地走在街上分外显眼,这就是当时被子称为'丝妹'的一代女工。她们的婚姻、家庭与人生的故事千千万万,是讲也讲不完的,这里只讲讲当年全厂出了名的'十姐妹'的家庭与命运小故事以略�
�一斑(这些人物纯属虚构,请读者不要对号入座)。

  1,张大妈,人们都叫她'张妈'、'张书记',她大名叫张桂兰。胖胖地,年龄较大,约生于1925年,解放前就给资本家作童工,嫁个丈夫是船工,33年红军过境时参加了地下党,因此她也跟着送过情报,后来丈夫因醉酒误事脱离了党,再后来病死,她一直带着一儿一女守寡,50年入厂,并入了党,成了党小组长,人们都叫她为'张书记',为人宽厚仁慈,1960年退休后在街道上又当过居委会主任,她大字不识,文化革命中当过工宣队长,到一所学校任过革委会主任,红了一时。儿子后在渡船上当船工,女子进了厂作女工。

  2,李二姨,人们也叫她'二娘'、'胡妈'(夫家姓胡),她大名叫李素芬。个子高瘦,比张妈小两岁,嫁个丈夫胡兵,当过国民党的兵,后做小生意,犯了点小事,公安派出所就宣布他为坏分子,他常与李吵嘴打架,闹过数次离婚,后来又只好在一起过,她1960年退休。有一个女儿,下乡当知青时,又被乡干部坏了,后来有数次不幸的婚姻,最后才顶替进厂了。

  3,赵三姐,很少有人当面叫她'三姐',都称她为'书记',本名叫赵兴芳。生于1930年,20岁入厂,算是年龄较大的了,漂亮能干。她在解放前夕与当时一个国民党连级警官王某结婚,王因和平解放而参加起义,后来安排在县警务中队,后参加了志愿军赴朝作战任过连长,立过战功。她入厂后。政治上进步快,入团又入党,还当上了干部。王转业回来后,对于数次就业安置都不愿去,只在家中等着好工作,哪知暗中就有交待,形势日变,拖久了就什么也不安排了,只在街道上服务。而赵当上了书记之官,便提出与王离婚。王又坚持不同意离,表面上王是军人,法院不好硬判,于是就长期拖了下来,两人只好分居,赵又找关系调到地区厂去了,王就只得带着一个小孩长期独过,以作临时工维持生计,文化大革命时作为暗管分子,境遇难�
�,越是如此,越是坚持不离婚。两人与家庭就这样拖过了几十年,到退休前夕才办了离婚手续,但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没过几年就先后走了。

  4,刘四姐,人们也叫她'四姐'、'四姨',大名叫刘秀贞。生于1934年,从小生母早逝。其父作小生意,解放前当过甲长。16岁入厂。经人介绍与当时一个商业部门的干部结婚,此人年龄较大,原配在乡下病逝,但他身高体壮,精力旺盛,相比之下刘却娇柔盈弱,加之三班倒工作辛苦,故有了三个小孩后又多次小产,结扎后,常犯腹膜炎,常休病假,每次病假不到一月,便得去上工,否则便作工会开支就大大降低了收入。更有她的生父在文革中因胆小怕查怕斗,便服毒自杀,自然落下个"畏罪"之罪名,再加上文革中大孩子又犯事被劳教,这给刘更带来无形的压力,夫妻也常吵吵闹闹过了几十年。

  5,邵五姐,人们常叫她'五姐'、'五妹',大名叫邵淑华。温柔善良,不多言语。与四姐同年,只小月份。小时在农村老家曾给人做过童养媳,后进城入了厂,新婚姻法使她解除了童养媳之患,后嫁给了一个供销社的干部,三反五反时此人又因小事而下放,当了农民,已有了大小三个孩子的她,只好拖了下来,后来男人就回家做家务、带小孩,只不过长期以来男人没有城市户口与口粮,还得常下乡去应付几天,分点东西回来。就这样来回过了数十年。79年退下来,为的是一个女儿顶替进厂,还有两个男孩子上山下乡时当知青走了,后一个在文革中死于武斗,另一个进了街道工厂。

  6,王六姐,姐妹们叫她 '六妹',本名叫王秀云,比五姐小一岁多,身体原很壮实。她生父母没有正式工作,父亲干零活,母亲作家务,还有一小弟,要靠她供养。嫁了个是丈夫李军又是民警,当然是好,也有了小孩,可好景不长,原来李只是临时人员,在压缩中,下放到一县办小厂,后该厂又下马,只好回来作零工。全家九口,就靠她这点固定收入。这时她们已有了两男两女。好不容易盼到了其弟外出当了工人,只松了口气,弟又结婚安家,不久弟媳又死于车祸。两个女儿,一个病逝,一个进了厂,两个儿子,一个因犯小偷被劳教,另一个也只好外出打工走了,后王的父母先后过世,丈夫李军也死了,但进厂的女儿又因女婿早逝丢下一双外孙儿,需由外婆照料,依赖着重她这点不多的退休金,还得外出去当保姆以增加收入,老年也�
��病了,还操心着外孙女的就业。

  7,陈七妹,姐妹们也叫她 '七妹',本名叫陈桂华,1936年的,个子不高。清秀可人,当时隐瞒年龄进厂时才14岁。丈夫原是法院的律师,五七年突然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走了,丢下两个小孩由桂华一人拉大,还得常常去探望丈夫,问候公婆,送点吃穿用的。陈有个弟弟,在农村参加抗美援朝后只说是牺牲了,后来才知道是被俘后转去了日本,因而家庭也受连累,好不容易,到了丈夫的右派改正后,弟弟又从日本回国探亲后便有了一点海外关系,于是安排其丈夫当了一个政协委员,总算出了头,但岁月已逝、年华不再加之老年多病矣。一个孩子顶替进了厂,另一个后来也考上了个大专。

  8,罗八妹,姐妹们常叫她 '八妹',名叫罗玉群,37年的,52年进厂,矮胖矮胖地不算漂亮。丈夫原是转业在农村供销社当干部,后因一点经济问题加上犯男女作风问题而开除回家。同时戴有坏分子帽子,罗玉群养着一大家八口人(公公、婆婆、小姑,丈夫,三个儿女),丈夫的男女作风问题总也改不了,还得受着四类份子之家的贱民的苦难。后一个孩子顶替进了厂。

  9,朱九妹,人们叫她为 '九妹',名叫朱大秀,与八妹同岁同年进厂。丈夫原是抗美援朝转业军人,回来作了泥瓦工,挣不了多少钱,有两个女孩,一个男孩。生活本也过得去的,可丈夫就是有点不大愿出工,也没有多少技术,还嗜酒如命,活也不大好找。常是每月过得等不及发工资之日。后一个孩子顶替进了厂。

  10,徐么妹,人们叫她为 '十妹'、'全妹',名叫徐秀菊,生于39年,53年才入厂的,十姐妹中数她最小,也数她命运最好,嫁了个是丈夫是现役军官,虽然公婆凶点,但夫妻关系好,即使多年分居也常有探亲假期,只带了一个小男孩,请她妹进城来带,经济过得去,后丈夫转业到某地人武部门工作,她也随着调走了。

  这些顶替进厂的孩子们,后来在工厂倒闭后,只一次性地得了点买断工龄的钱,自谋工作,一时找不到工作,还得靠老人们那不多的退休金维持时日。

贺承业:‘右’字人生

  在社会政治上常用'左'、'右'二字来分别表示或形容不同的政治立场或态度,前者代表革命、前进或激进派别,后者则代表保守、落后派别,这种用法早已成为中外惯例。到了上个世纪的天朝时代,圣主为了加速推行其'形左实右'的一惯做法,全面实行专制复辟,把'右'字封给一切他认为与此有不同意见的人,以示侮辱。从此这两个字的政治含义在天朝就颠倒使用了,这也算天朝特色之一吧;也从此,'右'字就成为一个侮辱、不吉祥、倒霉的贬义之词在天朝流行起来,其最重者莫过于戴上'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帽子(细分起来还有极右分子、右派分子、中右分子)这就有近百万人士,此外还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分子、

  暗中甄别的右字人物,细分还有党内的、党外的、民主党派的,政协的等等,还有他们的家属、亲友等,这沾上'右'字的人物总计就数千万之多矣。沾上了'右'字就注定倒霉终身。仅管有成文的摘帽,可摘帽后还是'摘帽右派',因为'帽子是随时可以又重新给你戴上的',即使中央发布了'改正错划',总还可以叫'改正右派',再不然总还称为'前右派人员',不知道可不可以称呼"前右派人员总理",总之这个'右'字就是那么如影随形地伴随终身,辱你终是身!就是死了也叫'已死右派'!

  这'右'字在我天朝虽是作不吉祥、倒霉的贬义之词用以侮辱人使用,但它与常用的如强盗、土匪、恶霸、凶神、恶煞……有所不同,对这些常见的称呼坏人之词,人们明白并习惯其坏之处自会加以痛恨的,但对'右'字人们并不明白为什么就是坏字?何坏之有?常识告诉我们,左与右只是方向之区分而已;记得读过一个故事,记述说当年把右派下放到农家去改造时,农民并不知道什么叫右派,一时半会也讲不清楚,由于口音不同,农民们听为是'油派',问"为什么油派就是坏呀?",只好理解为"总是偷了油吧";不知其坏,也就达不到要人们痛恨他,进而终身羞辱他!——这个圣上内心的目标,要让人们痛恨'右',还真得费一翻工夫: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就用断章取义、偷天换日,不惜陷害;可是在工农中就不好讲了,就只好
反复唱道:"右派右派,是个妖怪……"谎言唱它千遍也就成理论了,一个办法就是广泛而持久使用此字以辱人、贬人。

  由于长久使用也就有了这沾上 '右'字的人生,这是一个并不是坏人(甚至还是大好人),而必须对人、对已、对家人、对亲友、对社会时时刻刻作'坏人状态'生存、过着羞辱的人生。这可是一个不易的人生啊!

  要言说这样的动态人生,必须从两个坐标面上来讲,纵的是时间阶段,政治风向不断变化,时间不同境遇也随之不同;横的是面对不同的人群,有家人、有亲友、有同学、有同事、有陌生人、有知识分子、有工农人民、有街坊邻里;不同时间下不同的人,这就一言难尽了。

  一,当右派,稀里糊涂。首先是当染上'右'字上身时,这可是身不由己,防不胜防,其他犯事还有个事实过程,染上这个字可不需什么事实与过程,只要某领导有心而又有机会就行;什么是右派还没有弄明白,就定你是右派,还要你承认。划右派时,不仅没有明确右派的含义,也没有明确规定右派的标准与程序,是到以划了许多右派之后。才公布了一个可以随意解读的'六条标准',正式文件说二十一年后的改正式也是按当年的'六条标准'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是错划了的,真创政治乱搞之世界纪录了!这样稀里糊涂地搞,虽然以后难以让群众一听名称就能产生痛恨,但那是后话,对此时而言却正好让你在迷蒙中就范。待就范后再一步步升级成为敌人,而且打拉兼施,名称与花层出不穷,总之让你离不开这个'右'字,一但
染上此字,如染上毒瘾那般就终身受用了,毒瘾还可戒除,而这却不能,罪犯尚有刑期,而'右'字是没有刑期的。因为这是圣命刺下的金印啊。见我写过一篇短文《御赐之名》(《往事微痕》29期)。

  二,扮敌人,其情何堪?明明是左派,(正因如此,才)要让你当右派;明明是坚决的革命战士,却要你当敌人。决心要你当敌人,还要作一个听话的敌人,还要与时俱进地终身做下去。做戏就要做得像,说你什么你就得是什么,在行为与肉体上备受折磨苦难与屈辱自难以尽述,这在《往事微痕》的各期上已有大量生动的记录,这篇短文就暂不详说,只从心理创痛上讲,这常常就要违心地认账:说你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就得承认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还要交待事实,而事实又正是按党和社会主义号召与要求提了意见,这怎么说呢?更有甚者,如类似'章罗联盟'之类的许多无中生有的结论,也得要你承认并交待。只是承认,说声'我认了'还不行,还要态度老实地甘心受辱,还要自取其辱并无怨无悔!这是大大地违心与违实之事。
这世上最难做的事莫过于违心与违实,一时违心与违实尚可,要你终身违心与违实就难,一事违心与违实也偶有,可事事违心与违实就难,面对大众可以做戏,面对亲人做戏就更难。不是敌人硬要自已承认是敌人,还要交待事实,还要上纲上线批判,这本身就很难了,还要经常结合现实需要去这样做戏就实在不容易了!这是伤心之痛啊,俗话说:人怕伤心,树怕削皮呀!现在读到当年许多大右派前辈那时公开发表的'认罪'、'检讨'之类的文字时,在感到荒唐之同时,更觉其不容易,我总是在想:此后他们是怎样在渡日啊!古人云;士可杀而不可辱,现在不仅是外加其辱,还要其自辱,其情何堪?其毒甚矣!

  三,亲友前,无言面对。前面讲到面对大众可以做戏,面对亲人做戏就难。大众不知其详也就让它去当戏看吧,可是如何面对自己的亲人呢?他们有的是看着自己长大的亲人与乡里,有的是同窗数年的好友,唯一的选择就是'不面对',尽量回避不见面,纵是不得已见了面,也只有'无言',我在57年被划右后只身一人服从处理到重庆四十二中学接受工作考查二年(当初宣布时说是两年,后来就不认账了,就是无限期了)就下定决心没有见任何亲友与熟人,也从不通信(只有一次例外,就是我二弟专程来看过我一次),一直坚持到63年被组织上强行骗回原籍。陌生的人听介绍说此人是右派,如何如何反动,一听也就过了,对其是否真坏与可恨无需去深究,知道反右运动内情者更是讳莫如深,不知其详的也不多问,大多数避而远之,至于�
�友是了解根底的,从内心深处是不认其反动与坏的。当局无法用谎言以骗之,于是便用权力,用血统论与诛连法,软硬兼施,大力推行划清界限。我生于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父辈改行从学徙到开小店47年置了几分薄田土改时划为工商业兼地主成分。父亲在副食商店当营业员有历史反革命份子帽子,母亲为家庭妇女。兄弟姐妹七人,我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三弟一妹,大多生存于机关文教等政治敏感之地,是永远要大讲政治的,为了自保,也有为了当官,亲人们对我都是划清界限,尽力避之,实在来不及躲时,正常的称呼也难以出口,我也自知其妙,自知其趣。家人们有什么喜事庆典聚会(如婚嫁、晏会)自不能参加,而有什么倒霉事(如历史反革命去逝、为落实房产发还上法庭、继承地主成份)就只是我该承担(这情形从摘帽右派一直延续�
�改正右派时期);在一个大家庭中,这也是各兄弟姐妹争荣谋私之大好机遇,个中受辱琐事,家长里短就不细说(见我的回忆录《岁月留痕》《往事微痕》29期),这一代历史形成自不待言,可还秧及几代"病梅"(此语引自冰眉文《往》43期),下一代基本上就没有了来往,比路人还冷漠。我是亲历了这一切的!政治造就了六亲一不认,政治离间了人世间千古亲情、友情、爱情,也就是让人性倒退为兽性。人性泯灭是何其可悲的伤痛啊!常见划右后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对于尚没有婚恋的大龄青年右派来说,长期的贱民身份使其婚恋就更加难以言说了,我写过一篇短文《春殇》简要记述了几则这方面的悲剧。我的晚婚虽也有单位同事与领导光临,但却连亲父母也回避之,是何等的悲情啊(见《往事微痕》29期)

  四,摘帽后,空喜一场。好不容易历经长达五年多时间的种种磨难,(见我的回忆录《岁月留痕》《往事微痕》29期)终于盼到了62年底组织上宣布给我摘帽了,这是数年来组织上对我的教导与许诺,给我们设定的争取目标,也就是我二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期盼,同时中央也明文规定摘帽后就不再视为右派分子了。当时我在大宝山农场劳动,宣布摘帽后,一切照旧,依然如故劳作,什么事也没有,不理不问,就拖到63年8月才突然通知我回学校(重庆四十二中学),然后强行要我退职压缩回原籍阆中。原来这是一场大大的空欢喜,原来'中央也明文规定摘帽后就不再视为右派分子了'是一个大大的谎言,'不再视为右派分子'还可以当右派分子再作处理,这就是'摘帽右派'吧!面对如此的无端处理,我虽不敢据理力争,但总可以据理力谌�
�贵问:我问为什么无端处理人?答曰不是处理是压缩城市人口。我说我是正式教师编制不在压缩之列,答曰这是组织动员。我说退职需本人同意,我没有同意,答曰这是组织决定。我同时书面向重庆市委与市区教育局反映,自然是没有回答。四十二中党支部不给我安排住房,我无处可住,以此要我听话,立即回阆中。我说我已离阆中县城老家十多年了,从无联系,回去没有工作,没有土地,生活无着。回答说组织上已与阆中方面联系好了,一切有组织安排,一定做到负责到底并派人送我回去。于是派党员谌续贵送我回到阆中,63年8月1日到县安置办报到后,我说重庆方面说已与阆中联系好了由阆中安排工作,阆中的人说具体安排我不知道要等负责人菜某回来才知,要我等几天。就这样谌续贵叫我等待安置,他便完成了任务走了,从此也再不
发那曾经发了六年多我辛苦劳动而赖以维持生计的每月26元5角的生活费了,也就是只做不说的开除公职了!我三天后去县安置办问时,回答说我们没有工作安排,也从没有答应过安排。如此处理,当然引起我极大愤慨,我立即数次找重庆四十二中及其上级,后来又派重庆四十二中教导主任姜渭浜专程来阆中联系安置,来了几天,临走时叫我等待通知,此后再也没有任何安置通知了。我又多次向重庆、四川省上与中央有关部门反映,均无回答,唯一收到一次重庆市教育局回答竟无中生有说数次工作安置我没有接受,说我无理取闹,我愤怒将此信原件退回,我决不接受这种无中生有的指责,我多次写信反驳与反映,甚至数度向毛主席写信,这此信多达百余件。时间长达数年,文革中清队时,让我进县革委学习班,要我交待写信一事,说我是翻�
�,隔离审查了半年多,调查了我发的八十多封信(原来我的不少反映信,在阆中邮局就扣压下了,根本没有发走),结论是;尚无反动言论,没有再处分我。从那时起,我没有了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只有靠出卖劳力渡日,长达十五年,一直到时89年底改右时,才恢复工作。

  五,受骗了,疑窦渐生。以上讲到我受的一场大骗,在此之前我对党是绝对地虔诚与忠心,即使仅因为我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在会上发言提了意见,从来也与资产阶级无关,而一夜之间便把我从一个共青团支书就打为资产阶级右派份子,二十一年后又说这是错划了,真把人当猴耍。可当时我确实是安心接受处分,接受工作考查两年,而走向分配的重庆四十二中,此后一切听话,努力,竟还交了入党申请书呢!可到头来摘帽后还受到如此这般的无理处置,向哪里反映都毫无结果,到今天(我不断反映了五十多年)也还没有一个回答。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崇拜敬仰的神圣的党,竟会是说话不算数,当初给我谈话教导我,口口声声说是冶病救人,挽救我,怎么就如此不问一切而开除呢?要公开开除就公开讲吧,为什么竟用欺骗的办法,用
谎言来哄我就范呢?这还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吗?如果说只是个别地方组织或个人所为?为什么向上级反映也不理呢?为什么反映到最高处也不理呢?不仅不回答,而且在我问急了后,竟来信无中生有地说"对你几次安排工作,你都不接受!"说我无理取闹。这是党的作风吗?这是我心目中的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吗?我的疑窦渐生了,我对党的信仰渐渐起了疑惑。也可能只是地方组织吧,给中央的反映不是中央收不到吗?不过这地方组织现象也太一致、普遍化了吧?

  六,文革终,思考开始。史无前例席卷神州大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当时作为一名靠出卖劳力为生的工人,虽又苦又累,但却溶洽自在,更好的是与意识形态部门关系少,只是累了看个热闹,开始时对伟大领的深谋远虑虽不知道,但却深信绝对是造福中华的大计,是坚决听话、拥护的。特别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提得又准又好!可是,事实并不如是,形势却一日数次地急变,批这批那,从读语录、红海洋到带像章、表忠心个人崇拜达到高峰。当时听到一个笑话说,在表忠心的热潮中,有一个老农把藏匿了多年的当年为庆祝宣统登基绣的一面忠字龙旗拿出来见了天日,得到了出奇的叫好。这使人不禁打了一个寒颤:真是帝王登基么?后来越搞越乱,党内不少老革命均被打倒,真不知是怎么回事了。待意想不到的副统帅出走
,批林批孔批周公,邓三起三落,一直到打倒四人帮才思考起来:原来决不只是地方,问题的根子在中央。原来竟是极左口号下实行的极右,革命大旗下掩盖着一个封建体制啊!巴金老人的回忆录说得好:他原以为高老太爷早已打倒,他的书都过时了,现在才知道,打倒高老太爷还任重道远呢!

  七,改错划,远未了结。打倒四人帮结束了文革,拨乱反正,自然想到了对五七之事应当有个了结与说法,这是意料中之事。没有意料到的是:来得这么突然,办得这么快;更没有想到的是用了这么一个十分巧妙而又狡猾的'改正错划':用'改正'二字就明显不是'平反',就轻描淡写地多,平反是反错了,而改正只是划错了,同是错,错的大小就不同了,纠的力度与办法自然也就不一样吧,何况这一个错字,还可以解读为全错、半错;大错、小错;多错、少错;……,错字后面还有一个'划',这不是什么根本上的错,只是'划'错了而已,多么轻松愉快地错呀!……,这给后来坚持对改正不补分文工资留下了空间,且改正后仍有'改正右派'一语可呼,是多么灵活方便。改正时是只作当时用人时之迅速安置使用,突出一为我所用
之'用'字,并不需明确当年的是非,就更谈不上追究任何责任了。这正是政策设计高明之处。人们深感这个虽未公开说出口的"改正右派"一语,它就体现在不少日常的使用选择与小鞋上,使你提出时还无法开口,同时也有不少改正后入党做官,个别高至国领导人,但那正是样版与宣传之品,占当年百万右派之极少数也。这巧妙之做法虽又骗过了国人,但骗不了世界,虽骗得了一时,但骗不了历史,稍稍一问,就发现仍然是一本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理论起来时,就只有使用'封杀'与'遗忘'了。这才使今天这个完全符合宪法与法律的'原右派人员'办的《往事微痕》竟长期处于半地下状态。不过,时代在前进,历史也在前进,更重要的是世界在前进,防民之口如防川。

  八,到晚年,似有所悟。掩饰总只是一时的,随着时间的过去,世事变迁,两岸互通,国共对话,档案解密,"还原真像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真像渐渐浮出水面,终于渐有所悟:原来这两个都是前苏共式的政党,数十年的争斗与战争,都用革命的花言巧语欺骗与收买民众为其工具、为其卖命、为其送死!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国内夺权斗争,都未跳出"打天下,坐江山"的老路,在这场斗争中前一个虽败下阵来,但也未全败;后一个虽获大胜,但也不算全胜。在争取民心时用尽了民主、自由为口号,掌权后就变了,这时,千百万'右'字的无端受难者,就充作了建立党国体制的祭品。历史就是这么绕着圈艰难地前行!要从根本上走出误区,在于解决这个党国体制问题:就是要认真实行民主,保障人权,实现宪政;具体做法是现行宪
法先要能得到实行,建全民主与法制。

  2010年五一节

黄章晋:朝鲜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每到节假日临近,我总会想,这次得要去看看朝鲜了,万一再看不着这个国家该多后悔。

  几年前,一位日本同行邀我见识北京一家朝鲜餐厅,其间,他不断表白自己是个强烈反对Koizumi(小泉)的"好日本人",衷心希望朝日友好,宴席散场,他又很在行地向及时表示对朝鲜歌舞的热爱,于是,一班人马盛装为我们两三个人热情表演。我很尊敬这位同行的职业水准,但他夸张地赞美朝鲜,为他们鼓掌喝彩作沉醉状,让我满心觉得,他其实是在残忍地欣赏他眼中的野蛮和愚昧表演,——这个世界的怪胎国家惟有朝鲜,谁知道它明天是否还存在,不装傻充愣鼓励他们没完没了地表演,哪里还有机会再看到这样的猴戏。也许是我太过敏感,我无法与他一同津津有味:中国与朝鲜,实在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无论是文明人为迎合野蛮人的自尊而故作欣赏之态,还是文明人在觉醒了的野蛮人诉说自己的苦难时礼貌的悲悯,我都会有�
�自在的联想。

  朝鲜,总能带给我这种复杂的情感。

  当21世纪的太阳金正日乘坐专列跨过鸭绿江大桥时,我正在丹东一家酒店早早起来,等着组团一起过境。虽然google earth上有大批狂热的"邪恶轴心研究者",把朝鲜看得比中国、伊朗还重,朝鲜三千里江山的每一寸都被他们细细标注过,但下载插件在空中研读,还是无法替代被限制了的实地亲眼一睹,是好奇,还是小心翼翼地证实一下自己的判断,甚至是怀旧?一言难尽。

  看多了渲染朝鲜贫困的中国人,若想到朝鲜满足一下贫寒乍富的优越感,多少会有一定的失望。朝鲜不是当年完全封闭的中国,至少对外部世界的商品是开放的,——除了韩国制造,而且朝鲜远不像当年的中国对国民装束有无数愚蠢的禁则,所以,能被你看到的朝鲜人,穿着打扮并不明显比中国人落伍。在新义州的领袖事迹纪念馆前的广场,我们碰到一对新人,他们的装扮丝毫不逊于中国新人,在公园再次碰到他们时,他们的家人各个手持相机、DV,由于这对新郎会流利汉语的新人与我们总是如此巧合,我甚至起了疑心:如果下次有朋友们再碰到他们结婚,请代问一声好。

  中国各种新奇的商品,朝鲜也有,事实上因为开工不足,朝鲜很大一部分商品就是中国制造的,只是多少以及什么人拥有的问题。朝鲜的对外半开放,甚至使其制作的动画片,也比中国的更得迪斯尼精髓,远不似"喜洋洋与灰太狼"那么弱智。

  赞美朝鲜是个平等社会的人,恐怕也会失望,如果心细的话。朝鲜贫富分化可能远比中国严重。朝鲜大街上空空荡荡,只有两种车,一种是破破烂烂的车,甚至平壤都有木炭车,一种是媲美山西煤老板的高档车。与中国游客保持密切接触的朝鲜人,穿得不差,长得不差,除了没有胖子,与中国人差别不大,但透过玻璃,你总有机会看到那些接触不到的普通人。尤其是在远离宏伟建筑的郊区和农村,所有人都长得与社会主义国家宣传画上红光满面身材粗壮喜气洋洋的公民形象完全相反。

  60年不同的社会制度试验,朝鲜南北变成了两个种族,韩国人平均身高与南欧相近,而朝鲜人则可算世界身材最袖珍的民族。当然,社会主义制度也会在穷国本土制造出身材明显区别的两个种族。刚到北京的头两年,我惊讶地发现,比我年长一辈的北京大院子弟多有着惊人的身高,这种差别在朝鲜更明显。这次正逢着朝鲜征兵时节,从外地汇集来的新兵,看上去都像发育不全的小学生。

  而新义州本部幼儿园的孩子们,享受的师资和教育条件中国普通幼儿园根本无法相比的,他们是朝鲜未来的主人翁。每个教室窗口望进去,老师谆谆诱导孩子的动人场景,拍下来都是一幅阳光希望温馨健康向上的宣传画。孩子们的表演,更非中国幼儿园可比,这里的每一个儿童都有着比林妙可还要林妙可的懂事乖巧天真烂漫可爱。有几出极为精彩成功的节目,我不知道该不该与周围的同胞一样热烈鼓掌,我知道他们是真的喜欢那些孩子的表演,但我无端地想起与那位日本同行在朝鲜餐厅的情形,我只觉得我鼓掌不鼓掌都是一种残忍。万分激动地歌唱金正日将军,与歌唱我们是祖国幸福的花朵,有很大区别么?

  毫无疑问,这个曾跨过鸭绿江来表演的幼儿园,把我们同行的人给震住了,如果当年日本北海道的农民允许到中国的蓝天幼儿园、史家胡同小学、北京一〇一中学参拜学习,肯定也会被伟大领袖领导下的中国震住。

  只是我们在离开幼儿园时,未曾料想接待方委婉地认为游客们赠送的礼品不够,大家一时陷入尴尬,导游亲切提示下,我先捐出一百,好歹凑齐三百元,这才宾主尽欢。——去朝鲜的朋友们切记,别以为朝鲜穷,出发前那些小商小贩向你们兜售的文具之类礼品就可以随便打发,你们参观的其实是蓝天幼儿园、史家胡同小学,想象一下,接受你们礼物的人,长大后不少人会像他们的中国同行一样,成为领导人、国企老总、专家学者。

  当然,就如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都是红色子弟一样,1989年在平壤街头贴出大字报猖狂攻击伟大领袖的,也是朝鲜的红色高干子弟,甚至他们观念转变历程都与中国同行惊人相似,都是受不该读的书的影响:中国同志是读到了内部发行的西方反动名著,而朝鲜同志则是读到了内部发行的马恩原著。

  更当然的是,如果有一天朝鲜南北统一,他们肯定是最怀念"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朝鲜的人,甚至朝鲜普通人也会怀念过去是"主体"主人翁的种种美好,因为对统一后的朝鲜人来说,肯定是另一种"事大主义",这个"大"就是今日的韩国。朝鲜人过去的一切,无疑都将随着制度被否定而被否定,个人的记忆和价值只在用于否定和批判过去时才有意义。而对个体存在价值的否定,无疑是对一个人最大的否定,即使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能拥有天壤之别的生存环境改观。被同胞集体加以同情和歧视——这是无法避免的——都是精神上难以忍受的伤害。今天,韩国汉拿院的许多"逃北者"才几年时间就开始怀念起朝鲜,虽然他们绝不愿也不敢回。朝鲜南北60年制度分野造就的心灵鸿沟,肯定需要远比60年更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填平。就一个�
�族分离的悲剧而言,或许史上未有甚过朝鲜者。

  真的,内心里我经常也会像孔庆东一样深沉地热爱着朝鲜,希望朝鲜这个人类制度实验室能永久存续。这与不少中国专门研究朝鲜的专家们立场相同,理由和动机不同。对他们来说,强调朝鲜对中国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朝鲜必须永久存在,那是关系到饭碗和课题经费的问题,虽然人们喜欢强调,朝鲜是隔开美国人的战略缓冲,但朝鲜战争之前,朝鲜半岛的美国人,连军事顾问、外交官加平头百姓,总数只有几百。有中国某些专家在,即使朝鲜再"悍然",中国也会支持朝鲜活下去。

  其实,朝鲜让很多中国人不满的"悍然"举动,想一想我们的过去,真没有什么更过分的地方。比如,我们的领导人前脚刚走,朝鲜就立即一个大鞭炮,造成像是与中国商量好的效果,当年赫鲁晓夫秘密访华,中国让他公开走,他那边前脚走,这边就万炮轰金门,美国人真以为赫鲁晓夫访华就是商量打金门的。当年蒙在鼓里的赫鲁晓夫受了不白之冤,但今天,至少没有人相信中国会支持朝鲜在家里不断添置"大杀器"。

  到了朝鲜的普通中国人很少还会热爱她,我同行的人里,颇有不少一听到"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说辞,就会热切怀念"尤其是"之前美好岁月的人,然而,与陪伴的朝鲜同志混熟后,中国同志就迅速放肆起来,先是强忍着优越感以无限同情的姿态过问朝鲜人民的疾苦,接下来,再以过来人的身份谆谆教导朝鲜同志"还是得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咋整哈"。我之希望朝鲜永存,理由狭隘残忍而自私,我不希望有一天中国又遭遇任何一个歪瓜劣枣的家伙都可以来教育你的命运。

  话说回来,我同伴中"修正主义者"热心肠的发作,见多识广的朝鲜同志会用"我们当然非常欢迎中国同志来投资"来巧妙地应对,通常,幼稚的"修正主义者"会欣慰地连连点头,那就好那就好,你看,朝鲜也要改革开放了。三十年过去,修正主义者们大都忘了,改革开放原本意味着逐渐削弱对全社会的强力控制,在中国,当时是靠清算文革、平反冤假错案唤起的凝聚力,来替代被大幅削弱的强力控制,不认错、不释放善意,稍一松绑只会导致整个社会在迅速释放的不满中瓦解,在青年大将金正云同志即将冉冉升起的朝鲜,如何具备这种可能?

  朝鲜需要中国投资倒是真的。明年是金日成主席百年诞辰的大庆,要花很多钱,而且金正日同志允诺要在平壤兴建10万套住宅充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此外,尹浩镇同志为制造核武器的全球采购也要花很多钱。但朝鲜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换汇,军火、毒品、超级美元这些拳头产品的销路,因帝国主义封锁受很大影响。不但添置计划面临巨大财政缺口,就是社会正常运转也极为困难。

  当年的中国都渐渐难以为继,而朝鲜不像中国是闭关锁国的社会主义,她是经互会大家庭的一员,苏东剧变断后,朝鲜由于幅员所限无法转变为自给自足经济体,八十年代以来陷入每况愈下的经济困境。虽然,日本在朝鲜留下的工业体系北方远超过南方,纯农业国的韩国到了1970年代初才赶上朝鲜,但今天一个步入发达国家之列,一个步入世界最贫困国家之列。

  路过的朝鲜烟囱很少有冒烟的,企业开工率可以想见,而路边晃过的农田,虽已垦到马路边,但劳作的社员多懒洋洋拄着红旗磨洋工。据朝鲜导游说,今春的寒冷天气对春耕影响极大,谁知道朝鲜是否又将迎来一个饥荒年份。不过,在饥荒会教给人生存技能。当年苏联在1921-1923年和1932-1933年两次大饥荒后,活下来的人已习得了应对饥荒的经验,所以1946-1947年的第三次大饥荒死亡人数少了很多。饥荒不仅会教会老百姓许多知识,也能教会政府许多东西,中国在三年大饥荒后,出台了缩小独立核算单位、允许一定程度的"三自一包"甚至允许退出公社的"调整",同时默许了黑市调节作用,朝鲜同样在大饥荒之后出台了一系列与中国几乎相同、但却被外界认为是"改革"的新政策。这些年来,朝鲜黑市和地下经济的逐渐发育,使朝鲜人大都
拥有了饥荒之年自己养活自己的技能和门路。

  当然,朝鲜面临的问题是,无法像当年中国一样,在挺过大饥荒后,又可以逐渐往回"调整"、斗私批修,缺粮即意味着缺少往回调整的本钱。尤为严重的是,一个正牌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掌控的工农业单位生产严重不足,相对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地下经济和黑市在多年默许下俨然已过份发达,权贵阶层与普通人的财富差距,早已不是按等级分配资源的产物,而是靠权力肆无忌惮市场抽头的产物。

  朝鲜远比中国当年更糟糕的形势,只好祭出中国没用过的狠招:国家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要收回游离于国家掌控的越来越多的民间财富,除了通过币值改革让老百姓手上的钞票变成废纸,别无他法。

  当然,仅靠币值改革是不行的,而且你不能每隔一两年就改一次,何况它还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反弹,所以,在工厂农村上缴产品和利润越来越难和这种方式越来越低效时,领袖若想集聚社会资源,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还得开辟更直接的途径,比如各级领导的提拔与上缴忠诚金的多少联系起来,则正常财政系统之外又别开新源。类似的,"先军政治"下,军队可以直接到工厂和农庄收缴所需产品,这种简单明快的霹雳手段也是中国没用过的。

  所以,如果中国人投资,则意味着招商成功的领导有了一笔预备役的忠诚金。

  不过,朝鲜虽然穷,但依然有值得在中国人面前骄傲的地方,我们美丽的朝鲜导游几乎每两个小时就会对比性地介绍一次朝鲜的制度优越性:和你们中国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不同,我们朝鲜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免费的义务教育,我们每个朝鲜人都有免费的医疗服务。朝鲜不仅是义务教育的年头长,而且全民受教育水平也远高于中国。当然,朝鲜的医疗服务制度,只是比中国的现在优越,但并不比过去的中国更优越,在中国医院只有四环素、链霉素、青霉素,开一片阿司匹林还要走后门层层领导批字的时代,中国公民也能享受全民免费的医疗。今天的朝鲜与当年中国不同点在于,好药不需要开后门,送一点东西,医生就会告诉你附近某个华侨家里可以买到中国产的好药。

  当然,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人人平等,只是有一些人更平等而已。那位在本部幼儿园长大、向我热情介绍朝鲜医疗制度的导游,另一位认真想了一下才对我的同事回答说她的父亲是个医生、但不小心愉快自豪地透露她父亲隔几个月就去一次中国的导游,就是属于更平等的那一部分人。我完全相信,与她们同属更平等出身的同学,在将来统一的朝鲜,一定会有人写下《客观评论朝鲜时代的医疗卫生体系》、《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个纲,纲举目张》之类的文章,热情讴歌赞美朝鲜的全民医疗制度,就像他们在中国的更平等的同志一样,这个国家曾给他们免费提供的,远不只是四环素、链霉素、青霉素。朝鲜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一弹一星"的卓越成就,与他们的自豪骄傲联系得最为紧密。

  我愿意理解这将来的一切。

  去朝鲜前,一口气又把下载的10多部关于朝鲜的纪录片看了一遍,甚至把韩国电影《抉择》再看了一遍。这部正面描写在韩国被判重刑的北方政治犯在狱中顽强抗争的电影,虽然你会觉得狱中斗争方式与中国过去同题材片子如出一辙,但比之中国电影的浪漫化加工,该片极为写实的表达方式,将这种监狱中的残酷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是我近年看过的影片中最令人窒息的。片中人物时刻忍受着逼仄囚室的压抑、渴望亲人渴望自由的煎熬、狱卒的折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居然靠着互相鼓励和牢固的信念理想,几十年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抉择》传递的痛感乃在电影之外。因为在我看,这部片子中描述的人最残酷的命运并不是忍受漫长的牢狱生涯,而是在忍受了漫长的牢狱生涯后,竟然获得自由,愿这些活下来的英雄,幸福地永远不知道真相。

  来源:魔鬼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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