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栋:另类美国人对美国经济的忧虑

　　根据美国的权威机构认证，美国这次经济危机从2007年底开始，至今已经超过一年半时间。许多经济学家根据二战以来美国经济危机的数据，算出美国经济危机的平均下跌周期大约一年半。结合这两个数据，美国经济现在应当已经开始复苏。美国中央银行行长(美联储主席) 伯南克也出来讲，他已经看到了美国经济复苏的绿笋 (Green Shoots) .基于这些论据，美国及世界股市从今年三月以来都有巨幅反弹。

　　美国股市从今年三月的低点反弹应当是当时大家恐慌抛售股票的结果，而美国的经济可能远没有复苏。虽然美国许多主流媒体现在都在唱经济正在复苏或者即将复苏的高调，但我也看到另类美国人对美国经济的忧虑。中国人讲，兼听则明，所以我在这里编译、归纳了一些对美国经济比较悲观的论点，供大家参考。

　　最近看到过一张漫画，画上的老人讲：绿笋？！ 那可能是因为最近下雨比较多的缘故。如果你认为那样的漫画过于肤浅的话，那么让我们看看对美国经济持忧虑态度的相关观点。

　　观点一：过度财经杠杆化以后，修补资产负债表需要时间。大家都知道，无论个人还是公司，大家都有一个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资产(Assets) 减去债务(Liabilities)，就是净资产(Equity).资产除以净资产的倍数，就是财经杠杆倍数。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从政府到个人都过度使用了财经杠杆，以致绝大部分美国人都过度消费，负债累累。2008年以来，因为去杠杆化的影响，很多人的财富都大缩水，甚至资不抵债。要重新积累净资产，需要一个漫长的储蓄过程，并且财富储蓄积累远没有资产增值来得快。想想以前房屋增值十万块的速度和现在要从工资中省下十万块钱的难度，大家就会明白修补资产负债表需要时间。即使以现在5%的收入储蓄率，要把房屋和股票投资方面的巨大损失弥补回来，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观点二：在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经济难以很快恢复。美国经济中，个人消费占国民总产值的70%左右。美国经济复苏，必须依赖美国消费者的钱包。不幸的是，在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没有工作的人没钱消费；担心工作不稳的人又不敢消费。在这种经济情况下，美国储蓄率上升对美国经济的短期复苏起的是反作用。美国政府现在的各种经济刺激政策，主要是为了打破这种怪圈。

　　同时，美国老百姓遭遇这次沉重经济打击以后，以往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会有所收敛。所以美国经济要恢复到过去几年的蓬勃发展的景象，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功夫。美国债券方面的最大基金管理公司(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总裁比尔-格若斯(Bill Gross)最近就提出了美国经济发展新正常(New Normal)状态：高储蓄、低消费、低回报和慢增长。这种新正常状态或许可能会持续一、二十年。

　　观点三：根据美国社会发展周期，美国经济一时难以复苏。如果你认为以上观点过于悲观的话，那么你会发现基于美国社会发展周期的结论则更加恐怖。根据康德拉季耶夫波(Kondratieff Wave) 理论，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威廉-斯特劳斯和尼尔-豪 (William Strauss and Neil Howe)则把K波理论定量化，把美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周期的年份都确定下来。

　　根据斯特劳斯和豪的计算，美国社会危机的大周期是八十年左右。今年是美国建国233周年。美国的独立战争发生在1775年至1783年；八十年后，是美国的内战(1861-1865)；再过八十年，是二战(1939-1945).从二战到现在，又快八十年了。而二战前的经济危机，则从1929年开始，至今刚好八十年……斯特劳斯和豪又把每个大周期分成四个不同的阶段。最近这八十年的四个阶段包括：美国的集体化发展(American High，1946-1964)； 美国的个人主义觉醒(Awakening，1964-1984)；美国的个人主义主导 (Unraveling，1984-2005？)；美国社会危机(Crisis，next 20 years).

　　斯特劳斯和豪的书(The Fourth Turning)在1997年出版，如果我们假定现在的经济危机真是第四阶段开始的话，那么这一阶段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美国人调侃统计学就象比基尼(Bikinis)：露出来的部分是吸引人的，但是盖住的部分却是至关重要的(Statistics like Bikinis，what they reveal are interesting；what they conceal are critical).严谨的统计理论和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尚且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和结论，统计方法再用到社会学上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就可想而知。

　　我的个人观点：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我们当然期望中美两国能以战略夥伴关系共同发展和进步。同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美国这次经济危机是非常严重的，是大萧条时期以来的任何其它经济危机都无可比拟的。在这样的经济危机情况下，人们必须降低生活水准和对未来的预期。可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们在生活水准下降时，往往会有一肚子怨愤。而这种怨愤，难免不会导致社会动荡。

　　社会一旦动荡，安全就是第一位的。人权的最根本一条，就是生存权。没有人愿意在有生之年经历社会动荡，但在人生得意时作些最坏打算或许也有点现实意义。

夏河年:出了嫁的女儿遇家暴，娘家咋办？

　　果敢是中国嫁出去的女儿，中国是娘家，缅甸是婆家，平时拌拌嘴、摔摔碗，娘家管不着，但如果女儿遭遇严重的家庭暴力，娘家应该出面保护女儿的人身安全，首先是奉劝亲家，促其停止家庭暴力，作为娘家人，动不动就说离婚也是不智，若无果，则要挺身而出，不使女儿受到进一步的伤害。

　　果敢的战事并非简单的缅甸内政，理由有三：１、果敢的人和地历史上属于中国，无论后来被以什么方式划归到缅甸，都不可能当这种关系不曾存在。中国承认果敢是缅甸领土，但缅甸也不能否认果敢和中国的血脉关系；２、果敢和中国现在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双方的人员往来和经济关系很密切，甚至连主要货币和电话区号都是中国的，中国被动波及，就产生了参与解决的合法性；３、周边安定是中国和平发展之必需，而果敢动乱不可能不祸及中国，数以万计的难民逃到中国境内，政府军绕道中国领土追击同盟军，"误炸"已经造成中国境内一死多伤。

　　缅甸政府对果敢大动干戈，反毒只是借口，事实上彭家声是果敢全面禁毒第一人。缅军之所以这时候动手，果敢内讧是诱饵，毕竟一国领土上有一支不归中央政府指挥的军队谁也不舒服，一旦机会来了，缅政府就不惜撕毁和平协定，不剿不快。另一方面，中国奉行中缅友好战略和竭力避战也是缅军得以下最后的决心，缅政府知道，中国一定不会参与战事。中国的谨慎当然是正确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周边国家类似果敢那样的关系不少，为了和睦，中国政府向来是力劝那些曾经的中国人克制言行。在类似的问题上，中国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中国数十年没有打过仗已经是众所周知，缅甸政府也知道中国现在仍然不愿意和任何人开战，更不想和友好国家开战。

　　为了周边的稳定，中国应该谨慎再谨慎，但是，如果是任何情况下都无动于衷，则客观上会出现边境不稳的局面，甚至会在缅甸境内爆发全面的内战。果敢军队只是"叛军"中相对较弱者，一旦那些不听政府支配的"叛军"联合起来，以缅政府军不强的实力，和同盟军打成拉锯战是很有可能的，首府老街缅军有能力占领，但广大的农村地区，只要彭家声派人炸毁清水河上的桥梁，政府军的进攻必然受阻。到那时，我们这个邻国将陷于战火中，而战火不可避免地会延烧到中国境内，从而损害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倘若内战持久化，缅甸本已衰微的国力将进一步削弱，为外敌入侵打开了方便之门，令中国周边形势继续恶化。我们暂时还不能确切地知道，缅军动武，究竟有否美印背景，如果有，局部战争就具有了战略意义，中国不得不防。

　　有人说中国应该出兵，扯！中国非常希望铺设一条通过缅甸的石油管道，从而绕过狭窄的可能在未来某一天被人掐脖子的马六甲海峡，缅甸政府也没有与中国交恶的意思，至少现在没有，华人在整个缅甸总还是少数民族，中缅友好战略不应该轻易改变。须知，中国曾经罕见地对联合国关于缅甸的决议投了反对票。再有，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周边类似的情况较多，贸然出兵，打赢肯定不是问题，但由此引发的后遗效应却不得不考虑。相对于那些国家，中国太大了，国家实力也不是一个层次。

　　左右都为难，只有取中。一方面，督促缅甸政府停止军事行动，重新回归谈判桌，要含蓄地告知缅甸政府，军事行动正在损害两国的友好关系，中缅友好大局需双方共同珍惜，凡是危及中国边境安定的，都是中国坚决反对的。作为谈话的底气，中国应该在边境大量部署武警部队，此举一方面告知缅方，我们承认果敢在法理上属于缅甸，另一方面，缅方也知道，边防武警是有能力在边境附近作战的，维护国内秩序是武装警察部队的职责所在，既然缅政府军多次进入中国境内，武警部队在边境线附近的两侧展开行动就在情理之中，做了初一的不能指责做初二的。

　　中国当前的策略是一方面外交部持续"关注"，在行动上则对进入中国境内的交战双方的人捉了放，放了捉，从战事白日化看，这样做的效果不是很好，应该修改为：对入境的彭家声部快捉快放临走时送"盘缠"，对追至中国境内的政府军扣押至军事行动结束，来一个扣一个，来两个扣一双，即有效促停战，又不至于两国撕破脸皮。这种动作的伸缩性很大，能够有效应对形势的变化。拿扣留说，时间长短放多放少，以及"盘缠"的内容，都是可以随时变化的，你荷枪实弹的军人未经允许进入中国领土，中国就有了足够的行动自由度。还有一点要注意：不轻启战端，但也不保证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介入战事。底牌被人看透了就不是好事，南海诸国和印度，是因为摸准了中国不会动刀动枪的脉，陈水扁之所以不敢在任内宣布独立，是因为看不透中央政府的底牌，任你再狂妄，特战部队空降至总桶府逮人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对中缅双方都有利的局面是：果敢法理上属于缅甸，感情上依托中国。这也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考量。忘记历史是背叛，对现实视而不见是自欺欺人。为此，中国应该在战事结束后，强化与果敢等邦的经济联系，使那些华人聚居地成为缅甸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缅甸经济生活之不可或缺。嫁出去的女不是泼出去的水，更何况还有很多在果敢的中国合法投资商。不为反毒，不为反独，果敢人也没有从事恐怖袭击，军事行动已经危害了边境地区的和平环境，中国到了站出来强行终止军事清剿的时候了。

刘以栋:了解美国的影子银行

　　不知什么缘故，美国人喜欢用"影子"这个词。当年老布什竞选总统时，就曾被人说成是影子。更有好事之徒打出"布什在哪里？"的广告，影射布什默默无闻、乏善可陈。共和党竞选团队也不含糊，立刻打出"布什在家里，跟老婆孩子在一起！"，隐含民主党前总统肯尼迪的生活作风问题。现在看来共和党的广告不是没有道理，接替老布什的克林顿就是一位风流总统。

　　在美国的金融系统里面，也有一个庞大的影子银行系统(Shadow Banking System).根据美国现任财政部长盖特纳2008年(时为美联储纽约分行行长)的估计，在2007年初，美国影子银行系统的总资产大约6.5万亿美元，而当时美国五大银行的总资产大约六万亿美元，美国所有银行的总资产大约10万亿美元。美国影子银行的规模有多大，大家从这几个数字就可以作出判断。

　　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要跟银行打交道，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却不一定会跟影子银行有太多的接触。常规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必须接受银行监督机构的管辖；而影子银行却是多种多样的。它不接受储户存款，所以也不受银行监督机构管辖，属于自由山寨。

　　倒掉的贝尔斯登和 雷曼兄弟都属于美国的影子银行系统，现在在风雨之中摇摇欲坠的CIT也是影子银行系统中的一员。其它如对冲基金(Hedge Funds)，结构性投资工具 (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 SIV)，金钱管道(Conduits)，单线保险公司(Monoline Insurance Companies， such as Ambac and MBIA)，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s)等，都属于影子银行系统中的一部分。中国的地下钱庄、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也应当属于影子银行的范畴。

　　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听说过的影子银行有：通用电气资本(GE Capital)，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和现在威胁要宣布破产保护的CIT.通用电气资本红火的时候，其盈利一度达到通用电气总公司盈利的一半左右，当时我们就曾讨论过通用电气应当算制造公司还是金融公司。

　　影子银行系统的最大特点是，它们不依赖储户存款，而是通过发行长期(Such as Securitized bonds)或者短期债券(Such as Asset Backed Commercial Paper， ABCP)来融资。而许多退休金管理公司，各种各样的基金会，为了追求更高的回报，也愿意给影子银行系统提供资金来源。

　　影子银行和常规银行也不是严格区分的。去年倒下的华盛顿互惠集团(Washington Mutual Corp)和泛美集团(Countrywide Corp)都是常规银行和影子银行的混合体。高盛、摩根斯坦利和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以前都属于标准的影子银行，现在摇身一变，都成了"银行"。

　　金融危机以来，影子银行的资产缩水，人们担心它们可能有借无还，所以不愿再给它们提供资金来源，所以就产生了影子银行的生存危机。值得一提的是，中投公司最近又追加了在黑石(BlackStone)和摩根斯坦利两家公司的投资。投资回报如何，大家有目共睹。

　　与影子银行不同，常规银行有储户的存款，其利息现在几乎是零，而政府又提高了存款保险额度(从十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降低了以市值定价(Mark to Market)的要求，这样给银行一个机会，让银行通过自己以后的盈利，慢慢把贷款里的坏帐黑洞补上。

　　影子银行得不到政府的惠顾，所以就面临破产的威胁。许多房屋按揭贷款公司已经破产，五大投资银行去掉了三个，剩下的两个投资银行也正式转变成普通银行。高盛最近盈利回升，很大一个因素是竞争对手消失的缘故。

　　很难一概而论影子银行是好是坏。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影子银行系统在这次资产泡沫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从经济复苏的角度，没有了影子银行的帮助，经济复苏会慢许多。美国人讲，成功是大家的，失败却无人愿意承担责任(Success has many fathers， while failure is an orphan)，应当是对影子银行的最佳注释。

茅国雄:商品房预售——制度性显失公平

　　民法、合同法都有显失公平一说，指的是交易中的一方凭借强势地位、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普通人难以掌握的复杂的专业知识，使另一方无从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所幸民法、合同法至少在纸面上为弱势的一方提供了事后的救济之道：向司法机关请求予以撤销。但这只是假设公权力超然作壁上观、先让交易双方博弈的情形。如果公权力旗帜鲜明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前事先介入、在立法上就明助强势一方一把呢， 不就一下子釜底抽薪地把 "显失公平"的司法救济给废了？

　　商品房预售制度就是主流法理学所谓立法不平等的经典之作。"商品房预售"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归属于"房地产转让"一节；可见"商品房预售"究其本质是一种房地产转让行为（当然还可分为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本文不予展开）。《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如此定义："房地产转让，是指房地产权利人通过买卖、赠与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将其房地产转移给他人的行为。" 某市《房地产转让办法》中是这样定义的："本办法所称的房地产转让，是指房地产权利人将其依法拥有的房地产转移给他人的行为。房地产转让人应当是依法登记取得房地产权证书的房地产权利人"；并进而设置了房地产转让的消极条件："未依法登记取得房地产权证书的不得转让"。 法条制定的不可谓不严密，然而制定者立马就在自己制定的严密制度上戳了个天大的窟窿：商品房预售—在商品房尚未竣工验收、开发商尚未取得房地产权证书的情形下就允许其销售（转让）在建的半成品。以规范房地产转让为宗旨的法规，却将房地产转让的最主要方式以"商品房预售"的伪装给排除在外，这就是立法上的显失公平。这种立法上的显失公平容易让人顿生疑窦：商品房预售制度会不会是收受了巨额土地出让金后的"大鱼"对"小鱼"的默许和纵容？

　　以上是从法条层面上对商品房预售制度的分析。说白了，就是立法者自相矛盾地允许房地产开发商向公众销售在建的半成品，或者说，公权力旗帜鲜明地帮助开发商解决了令其寝食难安的一大棘手难题——融资；而开发商的提前获利是以消费者承担巨大的风险为代价的 . 这种风险包括交房不能的风险（ 如上海的莲花河畔景苑之类的"烂尾楼"）、延期交房的风险、以次充好的风险（质量瑕疵）、"短斤缺两"的风险（除少数几个城市外，法律至今听任开发商用普通消费者难以掌握的"建筑面积"销售，而不是用"地毯面积"- 套内净面积销售）等等，这些诸多风险的制度性"渊源"盖出于显失公平的商品房预售。所以，当开发商将一本拒绝消费者提出任何修改、补充的"商品房预售合同"摊到你面前时，你只有束手就擒的无力感而无从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更别指望民法、合同法上的"显失公平"条款有可能在事后来拉你一把，因为商品房预售是由法律为其"保驾护航"的。

　　如果说房改发轫之初，政府在住房民生上历年所欠甚巨，又差钱，推出"养鳄计划"—商品房预售制度，尚可理解的话；那么， 经过近20年的精心饲养，一池浑水，巨鳄成群，在财富榜之首频频称王之时仍不去触动商品房预售制度，不但令人费解而且太失民望了！

　　作者邮箱：maoguoxiong(at)gmail.com

刘以栋:简述普通年金

　　因为去年股市暴跌，所以许多人对股票投资失去信心。我有一些朋友问我是否应当买年金 (Annuity).我不做年金方面的工作，而年金的种类又很多，所以我想在这里借助房屋按揭来简单介绍一下普通年金的基本特点，期望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有待有关专家批评和指正。

　　年金很复杂，而推销年金的人有意无意间又经常忽略了许多细节，所以年金方面的客户怨声很大，以致美国政府网站上有专门关于年金的提示。

　　虽然大部分人在生活中都不接触年金，但我想大家对房屋按揭都不陌生。所以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房屋按揭的基本特点。

　　如果你从银行贷款40万美元买房，三十年房屋按揭利率6%，那么你每月房屋按揭应当是2386美元。这里我使用了微软EXCEL里的PMT函数，没有自己去推导等比级数有限项求和公式。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验证一下。当然，大家也可以用许多网站上的按揭计算器算一下结果。

　　年金的现金流刚好与房屋按揭相反。你买年金时，你先付一笔钱给保险公司，然后保险公司每月再付钱给你。虽然年金原则上跟房屋按揭很相似，但年金的结构却比房屋按揭复杂得多。

　　第一，年金期限的不确定性。房屋按揭有三十年的，有十五年的，除非你提前付清，房屋按揭期限是确定的。许多年金允诺在你活着时一直给你付钱，但问题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多少岁。虽然也有固定期限的年金，但在固定时间内不确定因素还是存在的。有些年金可以给客户提供一些保险功能，但这些额外的条款一般都会另外收费，或者通过减少每月的付给变相收费。

　　第二，年金利率的误区。如果你今年四十岁，男性，用一万块钱买年金，网上报价是每月收入51元。根据保险公司的理论，年金的利率是6.12%(51*12/10000).如果用EXCEL里的PMT函数，假定你活到80岁，那么存款利率在5.43%时，每月付出可达51元。这里的利率差异在于，保险公司的每月付出里，除了利息以外，还有一部分是本金。当然，如果你能活到150岁，那么这两个利率会很相近。

　　根据年金的以上特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衡量买年金的优缺点。买年金的优点，推销年金的人一般都会告诉你，譬如，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一生无忧，延期付税，不会象股市那样本利无归等……

　　买年金的缺点，因为各人的情况不同，所以是因人而异。首先是信用风险，保险公司不能破产，否则一切都免谈。正因为这一点，美国政府对保险公司监管很严，同时一般不让保险公司破产。看看美国政府在保险公司AIG上面花了多少钱。

　　美国人对年金最大的反感是退出收费(Surrender Charge).买年金的钱一旦缴出，如果再想反悔，一般就要缴很大一笔费用。这种费用在买年金五至七年后或许会免缴，各个保险公司一般有自己的规定。

　　我个人认为，年金的主要缺点是通货膨胀风险。如果物价不长或者下跌，那么年金提供的稳定现金流确实可以起到安定生活的作用。但是，如果发生通货膨胀，特别是生活必须品方面的通货膨胀，那么年金提供的稳定现金流就起不到水涨船高的作用。当然，也有保通货膨胀的年金，但相应的每月收入会低许多，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

　　你是否应当买年金？先去找个相面先生看看你能否长寿，再静下心来想想以后三十年是否会发生通货膨胀。是的，这些都是很难确定的事，所以是否该买年金也没有标准答案。

陈丹青: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

　　1976年秋初，我以知青身份有幸被西藏自治区"美术摄影办公室"——文革期间各省唯一的美术机构——借去画画，同行者另有南京艺术学院老师陈德曦和王孟奇。9月1日到拉萨，我们落宿幸福东路12号二楼，短暂的高原适应后，天天散在街头画速写。

　　9月9日午后，我们正收拾画具，负责安排活动的"美影办"主任屠思华上楼进屋，并不看着我们，说："这样子，下午不出去了。四点钟电台有重要广播。"旋即离开。

　　我们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静。那么，是毛主席死了。

　　活在1976年的人明白那是怎样一种感觉，那是怎样的一年。元月周恩来殁，仲夏是朱德的死，"人心惶惶"，不准确，那年，人心是在默然等待，暗暗地猜……拉萨阳光猛烈，我记得屋里的静，三个人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孪，只怕瘁不及防，笑出来——"那一瞬间，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这样描写阿卡谛维奇偷情后被妻子发现的一瞬。不合时宜的表情！文革翌年家里接到一封报丧的信，是父亲有位老同学干校瘁死，我先拆看了，递给父亲时，也曾忽然发笑，其时14岁——1976年我满23岁，已知事关重大，然而9月9日下午我们竭力抑制的正是托尔斯泰捕捉的那种笑，虽则理由大异，但何其危险：笑是可怕的证据，门虽关着，三个彼此信赖的人，可是一笑之后怎样收场？说什么？说什么都不宜。

　　确凿的经验无法确凿描写，我确凿记得那天下午怎样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时心生恐惧。四点钟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哀乐、回放，那些年城乡遍布高音喇叭。几天后，拉萨广场庞大的葬礼，万人默哀，所有警报气笛齐声鸣响。今年，汶川地震再度全国举丧，我伫立街头，从风中肃然辩听远近四外的机械哀鸣，想起三十二年前。三十二年后，此刻我斗胆写出当年的真实，就是：我们等待最高领袖逝世的这一天，等很久了。

　　此后我不再目击千百人颠扑号叫的壮观。葬礼中陆续有人昏倒，被抬出行列。那年十月我画成的大油画便是一组痛哭的脸。这万民痛哭的理由，是大悲痛、大忧患、大解脱，或者，仅只因为恐惧，因恐惧而趁势放声一哭。我确知人民哀伤，我同样确信，那时，许多人，包括中南海诸公，都在暗暗等待终结的一刻，只是没人知道此后中国将会上演什么剧情……当我混在挤挤挨挨的葬礼行列中用力低垂头颅，周围数百人的号哭一阵阵如爆炸般轰鸣，怎么办？那些年我为种种理由感伤泣涕，可现在只剩几个人便轮到我上前鞠躬，眼中还是没有泪，怎么办，我绝非无动于衷，但此刻必须痛哭！疯狂搜索悲酸的记忆，忽然想起"美影办"资料中一幅老照片，是当纳粹占领巴黎，有位街头观看的法国绅士被屈辱扭歪胖脸，老泪溢出……一阵眼热，下腭趁势抽搐，几秒种后，我成功地哭起来。

　　演员。罗勃??狄??尼罗曾主演一位嗜好歌剧的黑帮教父，他的手下潜入剧场悄声通知：警长已被击杀。正为咏叹调感动而泪流满面的狄??尼罗在哭的抽搐中，裂嘴笑了，同时继续痛哭。我又曾读到于是之的自白，他说，每当在《茶馆》第三幕规定情境流下泪来，他就心中默念："没演砸、没演砸"。我岂是演员，大葬礼那天的急不择泪绝对不是表演、不是假装，当然，诸位，我也不是真的在哭：哭毛泽东。

　　这篇文字被指定从1969年到1979年，描述"七十年代"。其实，1976年9月9日之后，在中国，"七十年代"已告终结。此后数年，全国上下的百般骚动不过是为八十年代开始了种种铺垫和预演。

　　人忆述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其实难。记忆是内心的"视像"，封存无为；回想，则近于"思考"，不安分，试图有为了；一旦转成文字，被人读，就有要人相信的意思了。

　　我爱读各种回忆文字，然而苛求。近年读过的最平实的回忆文字竟是上下卷《吴法宪回忆录》，一五一十，充满细节——那不是在回忆，而是如获罪的共产党人，"老实交代"——譬如他被逮捕的场景若不写出，谁能想象呢：先是他与黄、李、邱几位被带进人民大会堂，一排藤椅，每把腾椅后站一位"彪形大汉"，不久周恩来、叶剑英等老总鱼贯进入，宣布停止各人职务："给你们每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反省。"此下吴法宪写道：

　　周恩来又对我说"你把空军搞成这个样子，你不要出问题啊，会给出路的。"我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杀……周恩来说："你去吧"，然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和我紧紧握手，让杨俊生把我带了下去。

　　这一幕哪像是现代政治？帮派才如此处理人事，地点在国家殿堂："紧紧握手"！然后吴法宪开始了不断变更地点的漫长囚禁。

　　党政人物的回忆，千般机密，牵动亿万人，而亿万人浑然不知。1971林彪事败，我正从江西回沪，赖着，混着，忽一日，与数百名无业青年被居委会叫到静安区体育馆聆听传达。气氛先已蹊跷，文件又短，念完，静默良久，居委会头目带领鼓掌，全场这才渐次响起由疏而密的集体掌声。散场后我们路过街头某处宣传橱窗，群相围看一副未及撤除的图片：那是江青上一年为林副主席拍摄的彩色照片，罕见地露出统帅的秃顶，逆光，神情专注，捧着毛选。

　　那年月没有任何电影海报或商业广告，所有公开的图片都是党政首脑。众人凑近细看，一声不响，然而那一刻人心的幡然突变，尤甚于几年后毛的死亡：毛总会死的，可谁曾想林彪谋乱，且是这种死法。后来内部传阅飞机在蒙古失事的黑白照片，人民赫然目睹统帅被烧焦的头颅和肉体，形同煤炭——那是林彪在公众记忆中的最后图像。

　　我是依赖"观看"的动物。倘若不给我"看见"，记忆失去依凭。景物，人事，如今七十年代的生活遗迹几乎消逝尽净，到处变样了。标志性宏大建筑如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都还在，"四五"、"六四"全在这里发生，但周围新楼阻断了完整的七十年代景观——"祖国大地"也被大肆猥亵、践踏、整容了，除非是我落户的穷乡僻壤，荒山溪流不值钱，总不至拆毁吧。常听说老知青结队回到曾经流放的省区，我知道，非得哪天沿着昔年的山径一程一程走回去，站在山脚、村口，这才可能給我的眼睛找回"七十年代"。

　　那十年有限的电影、图画，无一给予七十年代的日常真实，直到九十年代初终于看了那部文革中被声讨的意大利记录片《中国》。导演，老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尼， 2004年被请到中国，重申自己当年的委曲。我也现在明白，为什么西方左翼尊敬欣赏红色中国，可是他们来过，走了，在中国的生存者，是我们——我盯着看，很久难以接受这就是记忆中的七十年代，但每一影像对我说，承认吧，你就在这如蚁的人流中。灰色的人流。到处空旷贫瘠，城市，乡村，因为荒败，居然尚称洁净，简直优美。在北方一座村落中，镜头所及，村民争相走避，同时回看镜头。我找不到词语形容那眼神，因久在国外，九十年代我亦不免习染了他者的目光，凝视这幅员辽阔的前现代国家——我的前半生——片尾，一群乡村小学生在操场上列成方阵玩跑步接力赛，大太阳照着，贫穷而顽强，如我落户的荒山中那些石粒和野果般粗韧。

　　这一幕，确曾捕捉了整代人的无知与生命力。《中国》是我迄今所见唯一逼真记录七十年代的影像：一位外国人的作品。

　　七十年代被指令观看的大量官方记录片，倒也留存部分真实：毛、林、周，江青，红卫兵，批斗会，誓师大会，还有庞大的党代会……影像比文字无情，无情才能真实：年代久远，这些电影不再能够行使党政宣传而俨然转成历史的证据，而时间改变同一影像，改变人。四十多年前瞧着天安门广场千万人仰望领袖，欢呼雀跃——1966年，中国的七十年代其实从那时开始——我们，十几岁的孩子，以为理所当然。如今平静目睹这光天白日的疯狂，我们长大了。人需要年龄。现在我瞧着周恩来的脸，这才读出他的表情，明白他虽笑着，心中何其警策而焦虑。黎明曙色中，当身穿军装的毛泽东被团团簇拥走下金水桥，断然步入沸腾的广场人群，这一刻，镜头摇晃模糊，我也能读到这个曾叫做毛润之的人——仅仅作为一个人——正怀抱心中的绝决和庞大阴谋，决定挥霍亿万人性，闯开这历史的弥天大祸。

　　镜头没有偏见，但当年我们读不懂，如同盲人。

　　印象最深是外事记录片，那是七十年代绝无仅有目睹外国人的机会。各国首脑照例被周恩来陪伴着进入那间书房，毛摊在他的沙发上，困难地转侧脸面，收蓄口水。自幼及长，我们年年月月在所有图像中愈万次看这张脸，他是唯一的明星，超级明星——很久以后，我们也才知道扶持他的女子名叫张玉凤——但这类电影一律关闭领袖与宾客的对话，只有配音解说，还有音乐，与七十年代猛烈叫嚣的革命音乐不同，这种配乐亲和、优美，我喜欢听，至今没有文献告诉我音乐作者是谁。

　　在电影院的黑暗中我总会闪过一念：他还要活多久？

　　进到那间书房的国家元首都死了：戴高乐、尼克松、铁托、金日成……布托死于绞刑，齐奥赛斯库被好几条枪扫射毙命，马柯斯暗杀政敌后，携夫人流亡夏威夷，客死异邦。那年，八亿人民从电影屏幕目击毛在寓所的过道中与客人拍照时，捉起马柯斯夫人的手，俯嘴亲吻。夫人身边的公子典型七十年代西方装扮：蓄长发，穿着腰身紧窄领口夸张的白衬衫，虽然他是亚洲人，但那是我文革记忆中与我同龄的外国少年。

　　我仍留存着七十年代的中山装，因为件数少，终年穿着，洗到发白。如今男人们学会穿西装了，偶然看见零星来自乡镇的老人、穷汉、乞丐，一身中山装，辗转尘埃，甚至还戴着那时的干部帽，破旧不堪。我曾在哈佛大学听赵元任女儿说，海外华侨最是记得1972年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美国电视播出乔冠华率团走下飞机，一律黑色中山装："好精神啊，那真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京城好几处豪华餐馆雇来导引宾客车位的英俊青年，寒夜风中，倒是个个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那已成了仆伇和下人的体面。

　　除非县干部，七十年代的乡民装束大致仍是民国款式的遗风：文革初大串联，上海街头走过成群的北方红卫兵，来自鲁、冀、晋、豫，黑粗布棉袄，圆口棉鞋；江南农夫则如鲁迅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中那样穿着传统短褂，农妇们一身青布衫裤，蓝围裙，入冬，个个裹着绣满彩花的头巾；赣南山民是如清末图画中的耕夫，粗布短打，元宝领、盘扣、窄袖，只是溃烂污浊，不成形状——现在成衣批量倾销，电视中瞧见汶川震区乡下孩子的衣装，个个无异于城里人，而九十年代从江西乡下走出的女孩吕燕，早已被法国人捧为著名时装模特了。

　　那时的成衣业十分有限，仅在大城市。七十年代上海人的夏装经已流行"的确凉"，春秋衣料大致是卡其布与混纺织品，冬衣，则包括棉毛衫、羊毛衫，绒衣出现高领——深秋风寒，在坡地或谷场，农家老少围拢来，显然从未见过细密编织的绒衣，他们轮番抚摸，喃喃地说："多软，多暖和！这么好的东西！"山民们甚至连鞋袜也没有，为了御寒，不过是单衣外再穿一件同样破烂的单衣，拦腰捆着草绳，双手擎一枚小炉，炉中是温热的灰烬。我不记得哪位山民穿过中山装，也不记得在农家见过像样的棉被，多半絮花累累，经年的破烂，不辨颜色。

　　我所在宁都县是老红区，村中有老农见过项英和瞿秋白。四次反围剿战事均在县内的深山老林："林子密得瞧不到天啊，老虎，野猪，"老人们回忆："大跃进，老树全砍了，现在连个獐子都找不见。"三十年代他们也这般赤贫么？很久后我才读到在苏维埃地区发生什么：数万人被认作"AB"团成员，在我落户的区域被砍杀，被活埋。1934年，成千上万赣南红区的壮丁跟随长征，一路死伤，活着走到延安的人有于都县农民黄永胜，还有兴国县人吴法宪。

　　贫贱、暴力，已成遗传：从三十年代的苏维埃到五十年代土改，再到文革事起，除了批斗，游村，便是毒打。村长张万策那张脸，畜生般野蛮而温顺，对我说，文革时他被公社派来的土红卫兵吊在屋梁上彻夜痛打，不给吃饭，不给喝水。我们惊讶，贫农干部被吊打？张老叔叫道："是啊！革命嘛！"随即解开腰上的布条，缠绕双手，作出被吊打的姿势，同时朗声暴笑。

　　歇晌了，也是万策老叔，重重叹一口气，绽开惨笑，狰狞而善良："你看，解放前给地主做，三餐干饭，尽吃，现在谁都吃不饱啊！"他环顾村人，快乐地吼道：是不是啊？！

　　我在赣南山中的第一年即学会吃辣，剧烈的辣。农忙时节，田间的饭菜是每人带一小瓶炝熟的辣椒，拌着粗盐，连同密集的辣椒仔，狼吞虎咽。知青的农事多是失败的，直到我离开那里，仍然只会栽种空心菜。空心菜不必照看，自会蔓延，饲料是我们自己的尿，提着尿桶在溪边兑了水，然后撒向菜园——不知是为年轻还是饥饿，我们似乎每时每刻低头觅食，仿佛猪狗。赣南沙土适合种植山芋和花生，收获时，每个人掰断连根带泥的果实，大口啃着，生吃，满嘴辛涩的甘甜。邻家的猫被狗咬断一只耳朵，横在墙角，翌日死了。不记得谁剥了皮，由我拎着去小溪冲洗。溪流清澈湍急，一只剥了皮的猫，脑袋、爪子已被斩去……忽然我撒手，眼瞧血肉模糊的小兽尸出没清波，漂浮着，旋即被飞速奔临的草狗叼上溪岸，迟来的狗们，一拥而上。

　　仲夏抢收与冬末春节，一年两次，村民得以饱餐。呜呼！我至今不再尝到那来自泥土的鲜美：新割的稻米、池里的活鱼、才从菜园割取的菜蔬——洗过，碧青，热锅水沸，炉膛山柴爆响，烈焰熊熊——还有，清晨宰杀的猪！那猪，没命嘶叫，我亲眼瞧着几条壮汉怎样拦截，怎样对准喉头一刀刺入、退出，鲜血如注。当全猪被滚水冲刷过，昂然倒挂，庖丁解牛也便如此吧：屠夫，一位沉默的中年人，温柔体贴，只轻轻一刀，缓缓顺下来，晶莹热烫的心、肝、腰、肠，蒙着如炊烟般青蓝的透明的膜，成堆坠落。当着围观的男女老少，屠夫于是一刀一刀分解、取出，秤和案板，就在边上。

　　后来读到文革初年广西大肆杀人的记载：河滩边，死者的心肝、眼珠、脑，也被这样一件件割取，给守候的村民夺了去，回家煮食，以为治病——绍兴城的人血馒头还算斯文的，此事怎样秉告鲁迅？而我在村中听说的往事，是当鲁迅在世的年代：临村有位壮汉的父亲，小地主，红军撤走，他成了寻仇的人。村民在七十年代仍然啧啧惊叹他的体魄与彪焊：怎样喝退左右，徒手杀猪，徒手杀人，那办法，是握紧仇家的双腿，高高拎起，使对方倒悬的脑袋对准山石，频频顿挫，连连撞击，直到死。

　　他的儿子三十多岁了，没人愿意嫁给他，因他的父亲是被枪毙的反革命。他常在山腰发呆，女人走过他便解开裤档，远远笑着，笑意粗野而妩媚，活像周润发。

　　在七十年代的幸福记忆中，我看见自己混入上海小菜场排队行列，春节前夕，彻夜守候。天没亮，每个菜场布满黑压压骚动嘈杂的市民，曙色初露，人声鼎沸。排队！那是六七十年代的终年记忆。春节前知青大抵回城，无业，无事，我在队伍中享受无比的温馨，傍晚菜市加班销售，拉出电线，点亮灯，尤其动人。我愿几小时排队，寻看路过的漂亮女孩，欣然绝望，默认自己是户口迁出上海的人。

　　一年一度，家家户户会在春节领到特许的食品票证，人群盯着菜场案板冰冻的整猪、鸡鸭、黄鱼、乌贼……开秤了，队伍纠结形同暴动：鸡鸭总有大小，每户一份，没选择，凶悍的男女奋勇抢夺，声嘶力竭："我操你的老娘啊、操你阿妹！"同一句咒骂，强者声色俱厉，失败者叫来是悠扬婉转，仿佛哭丧……花生、蜜饯、瓜子、黄澄澄的豆芽，件件是一年分配一次，我记得豆芽每人半斤，四分钱。自领到票证，家人无数次从抽屉深处取出，清点，商量，然后深藏，当轮到付钱的一刻，四分钱票据被一把撕去——再等明年。

　　食品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暗中买卖。人民不远千里万里捎带腊肉、咸鱼、菜干、糖果，和各种土产，火车上，被绑缚的公鸡忽然在人堆里啼叫司晨……我转去江苏插队时，每次回沪背几十斤大米，因江苏不限制糙米大米的购粮比例，而上海限制。到七十年代，城市居民常年使用食品副食品票证已历二十年，亲友赠送粮油票，等于钞票——顺便一说，除了特权阶层，七十年代全中国没有富人。有限的工薪差异不是如今的贫富差别：六十年代末文革事起，全国资本家除了招致迫害的阶级标签，家产资产一律被没收冻结了。

　　亿万农民无票无证，口粮仍被严格限定。虽然史书记载历朝历代的灾荒饥馑，口粮限制仍是千年未有的记忆。我每月口粮二十九斤，当被省出版社借去画政治宣传画，必须暂借粮票，然后择时坐长途车一整天回县城，再翻山越岭走到本村，以稻谷秤满数月的口粮。粮库的大锁被榔噹打开，我记得会计的手与秤陀怎样颤抖，记得村里派送的挑夫，我跟在后面，到得公社，眼看那份谷子流泄无声，没入公社粮站的巨大谷堆。挑夫的酬劳是一块钱，农民难见现钞，欢喜接过，浑身大汗陪我到粮管所转换粮票，清点后仔细端详，递给我。我给他叫一斤米饭、一盘猪血、一碗波菜猪肝汤——顷刻尽净。

　　1975年当我流窜到苏北二度插队，再次面对当地村官的无奈：他们在田里商量，争吵，拖延，用力吐唾，每个脚趾缝涌出江北松软的泥，走上田埂，不看我，狠狠喝令会计批发口粮。我又被领到粮库，出来时，村民老小站成一圈，瞧着这个据说是知青的外地人，分食全村的口粮。

　　上海老家早已拆毁。如今要拍摄石库门弄堂的最后影像，须得撞见临近街区的断墙残壁。我穿行其间，有时一惊，依稀认出这是哪位老同学在七十年代的家。

　　每间陋室人去楼空，屋顶掀开，一地烂家当。这非人的居所并非命该被毁，只因万千私房从五十年代被充公、被改制，承受几代不具产权的住户，繁衍、膨胀、溃烂，丧尽尊严。我在瓦砾堆中几次踩到屋主的家庭照片，污损蒙尘，凝着微光：黑白照片大致摄于五十到七十年代，民国的爹妈和他们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依隈着，红领巾、红宝书，幸福而愚昧；彩色照片始于八十年代迄今，同一家人，大的大了，老的老了，口红、烫发，廉价的西装与时装，更其愚昧而幸福。

　　三五上年纪的人在废墟间踯躅，显然是老住户，看去与我同龄，那么七十年代正当年轻，就近上学玩耍，及长，务工务农，八十年代成家立业，直到拆迁。平庸的悲剧悲喜莫辨，被驱逐的补偿是他们远在郊外的新公寓。三十多年前当我们爬上屋顶伫立风中，猖狂而茫然，谁曾想连绵弄堂万瓦鳞毗，有一天会成废墟，更不曾想老来有住进公寓的命——煤气，冰箱、彩电、冷热水，抽水马桶，七十年代的民居完全没有这些，因为没有，事事理所当然：洗刷年夜饭后的油腻锅碗，用冰凉的水；冬日清晨抖瑟瑟升燃煤球炉，看炉火逐渐变蓝；挨家挨户的马桶等候粪车时，娘姨们和车夫打情骂俏……很久很久没用双手自己洗衣，一件件穿过竹杆，晾出去。移居纽约的母亲至今不肯放弃手洗的积习，只不必与邻里等候同一个水槽。

　　前现代生活并非地狱，时或简直天堂。没电视，但五十年代全国的小朋友从无线电聆听慈蔼的孙敬修老爷爷（七十年代他消失了）；贫家没有收音机，但隔壁弄堂的板车夫大叔常在家门口给大家讲桃园三结义，声若洪钟（七十年代谁敢当众讲古）。今日街巷不再有望之无边的乘凉人群，人人裎膀露腿，无耻而坦然。不过革命少女当街熟睡，深宵时分被人剪开瀣裤的遭遇，时有所闻，肇事者的下场当然是逮捕枪毙。

　　文革初，芸芸弄堂一夜间沦为惨剧的舞台：这里那里的人家，门窗洞开，昼夜抄家，邻里屛息谛听：呵斥、咆哮、嚎哭、抗辩，沉重的家当连续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殴打的声响惊心动魄。几乎每天听闻谁家有人失踪或自杀：上吊、割腕、开煤气……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顶，爬着，寻到羞辱她的那一户顶层，跳下去。活着的罪人低头走过，身首凝着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对门那位穿旗袍的母亲当众发疯，声若游丝，缓缓移步，缓缓煽动展开的双臂，一脸令人惊怵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见残存的七十年代民居，我知道每个门洞后有过什么故事。记忆是该捣毁，如今京沪的神奇，是除了我党恩赐的伧俗繁华，看过去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

　　历史在原来发生的地方消失了。我心里时常望见七十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灯时分，熄灭希望的家家户户被十五或二十支光灯泡照亮，团坐吃饭，温馨而凄凉。六十年代末的暴乱已告缓和，七十年代仿佛一张被轮番痛打的脸，宁静了，渐有活色。公园店铺熙熙攘攘，爱俏的男女偷偷裁减衣装，电影院停业多年后开始放映几部革命电影，阁楼或天井传出小提琴声，不事声张的体育比赛恢复了，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时髦——1971年林彪事变后的莫大事变，是翌年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美帝国主义长驱直入。我小学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锦江饭店，"上海公报"即在那里签署，沿途所有住户因此招致严厉监管，包括晾晒的衣裤不得移出窗外。外宾被指定经过的街市一时货品充盈，春节才供应的全猪全鸡密匝匝堆出来，通体冰霜，只给看，不卖，美国人一走，当夜撤回——今岁京城举办奥运会的全套把戏早在36年前精彩预演，只是琳琅道具可比那时阔气太多了。

　　统治，监管，如今的招数与七十年代相比，各有胜擅。父亲，戴帽右派，文革十年每年春节不许出门，于是大年初一将自行车扛到楼上，拆一地，细细擦拭——五类分子总算废除了，现在被各地官员层层扣押者是前仆后继的上访人员，再就是管不胜管的盲流人口，数千万。前几年坐火车北上，尾端两节车厢挤挤挨挨坐满民工，据说没有暂住证，集体遣返，年纪最小的十三四岁，看守的武警也是农村孩子脸——九十年代上海黄蜀芹执导连续剧《孽债》，一开头便是横七竖八挤满乘客的昏暗车厢，几位被知青遗弃的小孩混票上车，北上寻亲，被查出，逮起来。镜头移出窗外，黑夜，车声隆隆，呼啸转弯：这一刻，我猛然撞见常年流离的七十年代。

　　现在车站送旅人，站台空寂。1992年从纽约初次回国，若有所失：车窗改成封闭式，送者廖廖，每一车门下站着女列车员。这就对了，但于老知青却是记忆的错位：七十年代站台送别永远是在列车无声启动的刹那，人群轰然暴哭，无数手臂扯紧又掰开，同时吵闹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乐……电影可能是火车生涯的最佳叙述，除了画面，车轮的密集音响才是记忆的神助：阔别神州十一载，那年回国头一次坐火车，清晨六点我被列车播音吵醒：杂音喧嚣的起始乐"东方红"，接着是播音员傲慢的诵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势虚张，和过去一样，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调给我近乎刺痛的亲切：不是记忆，而是感官，我发现自己仍是七十年代的人质。

　　七十年代的记忆被火车贯穿：文革十年，亿万人民不准迁徙，没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证明，除非政治或商业性质的差旅，被准予在"祖国大地"往来南北的群体，是上千万知青：被赋予光荣的革命身份，却没有户口和单位的人。那时我在深山徒然羡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车混票，出得山来，路近省城一眼望见铁轨，思家之念汹涌难抑。筹划票钱是父母的大笔预算，贫家儿数年回不得家。赣州，宁都，地方知青也得下乡，也想回家。与我同村熬着一对赣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什么事故，哥哥暗中筹划离开，没钱，决定一路帮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着行李疾步过村，远远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办法走啊！"同时泪流满面——赣南山区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砖砌凉亭，予人歇息，墙上残留红军时代直到文革的标语。我久在山中学会长途跋涉，走啊走，人会平静坚毅。荒径草长，蛇！惊人地美丽，瞳仁与我对视刹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声，遗下一窝蠕动的小蛇。

　　七十年代没有国道，没有立交桥，没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车，没有任何人拥有私家车，火车、公车、大卡车、拖拉机，全部属于国家（直到八十年代，汽车司机还曾是民女的最佳求偶对象）。军人，囚犯，中南海的人，是七十年代另三类被严格保密的移动群体：多年后，我从境外书刊获知毛在七十年代的数度出行：忽然起意备车，忽然中途改道，忽然在车厢逐一招见当地省官——"你们要对我说实话"，这位伟大的谎言家威胁并恳求他的属下——这些属下有吉普专车，不过与今日玩高尔夫球的省官们的进口车，不可比了。

　　七十年代有飞机的故事吗，现在首都机场仍然保留周恩来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机场。那时几乎没有民用航空业，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1976

　　辽阔、贫荒、昏沉，七十年代远未梦见日后中国的路途，1949年后的政治变局从未如此密集，接踵而来，以持续阻断的形态联结七十年代——

　　1969年，分送各省农村的大规模遣散，启动了，世称"干校"，名单中囊括当时全国重要的文人和艺术家。上山下乡号令经已发布一年，数百万老三届初高中生以半数比例发配边省，我所属69届的遣送比例，则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定为百分之百。

　　1970年，我与数万名初中生被发配赣南、皖北、云南、黑龙江，三月注销户口，四月初塞满一系列专程火车，喧哗哭叫，离开上海。

　　1971年，当毛主席将他的专列停靠南昌郊外约来省委书记进车厢秘谈时，我在当年他和红军盘据的深山学会砍柴做饭，认定此生将永远落户农村。九月，林彪事败。

　　1972年初，我从蚊帐收听到美国人来了，局势缓和，五月，由江青作主恢复歌舞表演和全国美展。

　　1973年，各省出版业渐次恢复，我有幸被江西省出版社借调绘制连环画，走出山沟，去到南昌。同年，中央美院两位才子：描绘《开国大典》的内控右派董希文，描绘土地改革，来自延安的革命画家王式廓，盛年夭折。

　　1974年我被告知仍须回乡务农，邓小平被安排去井冈山做革命"怀旧"之旅，意谓复职在即，年底，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斗胆宣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那年我混票赴京，为观看全国美展。首都空旷宁静，古意苍苍，正是意大利人被允许入境拍摄《中国》期间。

　　1975年邓小平施政展开，其中包括有限放宽并调整下放人员政策，我的私人变动是转赴江北落户，趋近上海，南京就在长江对岸。

　　1976年元月周恩来死，三月邓小平下台，四月，南京北京相继爆发庞大骚动——我目击金陵城数十万工人借周恩来之死游行抗议，一路花圈高及树顶，浩浩荡荡——入夏是唐山地震。九月，毛主席逝世，乃有本文开始的一幕。不久华国锋上台，十月，四人帮就捕。

　　1977年我回到江北，不久全国恢复高考。四五天安门运动被中央适时正名，历年积欠累累冤案的平凡昭雪，闪现希望：毛终于走了，为文革时期乃至上溯1957年反右运动数百万旧案的一举重议，在是年中央文件中显露契机。

　　1978年秋，北上就学。深秋，西单民主墙贴出第一份民间政论，并呼吁邓小平复出。冬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宣布告别政治运动。年底，中美正式建交。

　　1979年春，中越开战，西单墙被封。文革末期临刑时被切断喉管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忽然成为是年被隆重宣扬的人物，中国美术馆为之举办专展，纪念活动随即被抑制，相关连环画禁止出版。秋初，北京《星星》在野艺术团伙亮相受阻，上街游行。

　　这是一份被重复无数次的大事记，倒退三十多年，其中每件私事，无不仰赖国事的松紧与宽严，攸关亿万人的命运：命运就是公章——平反、出狱、回城、复职、退赔私产、准予高考、作品开禁……工人的奖金、农民的集市，终告合法，半合法半地下的琐屑事物，包括用稀有盒式磁带辗转录制邓丽君的歌声……离散的人团圆了，到处是追悼会和骨灰安葬仪式（刘少奇平反大会迟至1980年），控诉、涕泣、失态、过度惊喜、卑怯的感激——总之，一切的一切取决于公章和准许盖章的命令。农场朋友曾描述这等传奇：场部抽屉锁着公章，如玉壐，万难启用。1977年允许回城的国家指令下达了，为一拨拨申请人分别盖章，不胜烦，场部用一根长长的橡皮筋栓住图章，吊起来，大门洞开，四乡来人随时进入，一把扯下，自行盖章，盖妥了，命运的皮筋随即弹回原位。

　　自1976年底到1979年期间，虽然各省旧案的审断仍将案犯执行枪决，其中许多怨鬼稍后便属革命英雄。然而那时国家陶醉其间的总情绪可以概括为获颁大赦令，而党的语言甚至将1976年喻为1949年以来的"第二次解放"——若非严厉的讽刺，显然这是全党共识：当年拯救人民的大救星必须陨灭、身死，这才换来二次大解放——"解放后"的成年人个个扬眉吐气，悲从中来。久违的文艺名流陆续出台，苍老、衰败，动辄哭笑，引吭高歌，近于疯颠——我们的好总理啊！你在哪里——扮演白毛女的老区歌手王昆同志在演唱中几度哽咽，收音机长时间录播她的泣不成声，还有超长的不断被自己打断的感言。

　　1978年，华尔兹舞曲带动第二次解放感带来的集体晕旋，在场地中央狂舞的男女全部五十岁上下，我辈不会跳，对这一延安时期和建国初年流行的西洋舞蹈，惟贴墙围观。第一学期的课外记忆是终日寻看内部上映的西方电影——凡事略微开禁，中国人的活力火速窜升：文革末期各省已闷着偷看若干"内部电影"——第一次目击全裸女子的彩色电影是墨西哥片，我的裤档登时鼓起；卓别林《城市之光》笑得是肠胃抽筋，我强忍绞痛，以全部体能继续狂笑。

　　那年最庄严的单项记忆是中央电视台首播李德伦指挥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虽然早就偷听古典音乐，但中国人玩弄的西洋弓弦在我错觉中似乎只为《沙家浜》伴奏——非常好听——此刻这些弓弦在中国奏响原本发自它的语言。不久，傅聪与小泽征尔被郑重请到，以亚洲脸作为视觉过渡，在七十年代初开国门面对西方时，可谓入情入理，我接连三场混在红塔礼堂聆听排练《第九交响乐》，当"四海之内皆兄弟"排山倒海唱起来，忽然我想起赣南的村民与荒山。

　　那时，贝多芬已逝世150多年——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太多剧情，很久以后才知道，才了解：当我在山溪冲洗那只无头死猫，巴黎五月学潮、美国嘻皮士运动、伍斯达克露天摇滚乐大会、安迪??沃霍遇刺、毕加索逝世、萨特全瞎……这些人事均在1970年前后发生，柯波拉的《现代启示录》、斯柯西斯的《出租车司机》、帕索里尼的《天方夜谭》、彼得·鲁奇的《1900年》等经典电影均摄于七十年代。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山岛由纪夫、川端康成……长串的名单，他们，都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我不想描述七十年代我与知识和艺术的可怜纠缠，当我后来去到域外，总算明白自己几乎是野蛮人。因此1978年上学后的发现值得一说：原来京城文革期间竟有诗人团伙、地下艺术家，以及早就试图谋反或治国的少年匹夫。至今的相关传说，最集中，最传奇，几乎获得唯一的叙述与被叙述者，是北京群体。他们在七十年代的流传书单，江南闻所未闻：《麦田的守望者》、《二十四条军规》，还包括猫王与约翰·伦农的唱片……首都文艺高干子弟可能是这个圈子的背景甚至核心，乱世聚散，他们是共和国第一拨青苗，也是头一代忤逆的人，他们和父辈一样，天生渴望事功，天生不安分，诚哉居江湖之远而思庙堂之高，看来儒与我党的混合基因，不绝如缕——在几位老高中生的文革回忆中，他们研读内部刊行的西方政治、历史与经济译作，年纪青青，七十年代即以国务院的眼光思路，在边村油灯下摆弄未知的国家棋局了。

　　而当时代转亮，有人活着看到以上一切，然而怀抱纯净的绝望，熄灭了：1976年12月，穆旦写出七十年代无可替代的诗作，《冬》，翌年二月死去。此刻，我不知该接引他的哪一句："但如今，突然面对坟墓"， 还是"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我默念，不像读诗，而是面对死者的遗物：放回1976年，心情全出，那是七十年代极深处的真实，以性命承受这真实感，并非我辈，而是上一代人。

　　诸位：倘若我们当年不是十七八岁，而是身为父辈或祖父辈的老人，该怎样讲述七十年代？会不会愿意讲述？

　　在各种文革回忆文字中，我留心受难者的年龄和死去的年份。淹灭的平民算不清，没人说，广西河滩被分食的冤鬼，就有老人在——却说拿天下的一代，1970年前后，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相继恨恨而死，火葬时不具名姓，惟有编号。问题不在寿数，而是：有谁在七十年代进入晚年么？那是老来遭遇的大劫、地狱、没顶之灾，且无可逃遁。穆旦，还有不及活到1976年的顾准，当他们在七十年代写着诗与文，正是我们现在的年龄：现在，七十年代早已退远，我们苦尽甘来，但对于穆旦顾准，那十年是迎面而来的深渊：并非死亡，而是覆灭，"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

　　冯友兰，梁漱溟、胡风、周扬、沈从文、巴金……不少高寿的人物活下来，经落实政策，有人敬，有人伺候，坐在京城哪个院子或公寓深处，但看晚岁照片，给很深很深的绝望堵着，吐不出，咽不下，郁结为神色，显然难以消化七十年代的巨恶与毁劫；他们过去各自守护的主义、志业，似乎无助于七十年代给予的大绝望。严厉整人从无笑脸的周扬，晚年词汇总算出现"人道"，这迟来的良知，等同空话，令我厌恶，其实和以上几位曾在他鄙视与掌控范围的人相比，他的文革遭遇更坏：秦城监狱蹲了九年。

　　"这世界会好吗？"在生命终点， 梁淑溟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双目，如是说。

　　如今回来分羹的海龟人士有福了。悬想四五十年代自英美苏联回来报效祖国的前辈，除非会弄核子飞弹之类，老舍，傅雷，即选择自我了断，不肯熬到七十年代。我现在知道他们在外面黄油面包吃过，回来是什么意思，什么感觉，他们真的爱国家。我辈的品学怎与前代比呢，他们中有人便这样收场了。

　　穆旦还参加过抗日远征军，并曾留学美国。

　　比穆旦辈小一代的中年人，七十年代晚期大约四十多岁吧，留得一命，固然重拾尊严，得享晚年，但我记得1966年文革风动，父亲日常答非所问，心事重重。他在病榻向我口授书信，其中一句："今年四十岁了，一事无成"说这话时，文革才刚开始——诸事有成的中年人遭遇七十年代，也无非虎被犬欺。中央美院教授候一民先生，仪表非凡，学生时期即地下党员，文革初被侮辱痛殴时年仅三十多岁，几乎死，而父兄俱死。1978年初见我，他端详片刻，说：你们可没给耽误啊！

　　是的。1976年后的中年长辈与悲观和时间展开持续博弈，或委身才学之外的去处。但那种奋然豁达，在深处，仍出于七十年代无可挽回的失败感——上一册《八十年代》叫来我辈谈论，这本书的叙述者仍是我们，这是一种权利么？七十年代的苦雨殃及所有人，若是人人痛说，本书不过滴水。要寻求别种辈份的叙述，却也为难：晚生的七十年代印象，模糊不确，中南海几代主事者则大不情愿，他们苦心给政权换一付面孔，即巴望甩脱七十年代的阴霾——以七十年代揣想毛周一辈，那是无尽凄惨，临了个个不得欢颜：从南昌井冈山一路铁血，那是他们的最后岁月了，幸有邓小平收拾整合，遂有后来。他曾以七十高龄徒步登攀黄山，可是请邓公谈谈七十年代，怕也沉默吧。1973年我听南昌郊区来人说，亲见邓小平镇日在被迫蛰居的院子里负手踱步，团团转，小孩跨墙朝他扔石子，他只停下望望，不吱声，继续走。

　　欧美人谈起七十年代，至今神旺：不论文艺、哲学、越战，还是民权、金融、科技，那是战后资本主义阵营重建信念、开拓价值的好时光，是人家进入二次现代化的响亮时代；日本干干净净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湾九十年代初组织文人议述的七十年代专题，读来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们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阳光灿烂"么？不是说不像，而是如今叙述七十年代的人即当年失学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眼中，四出耍闹的青春戏，竟可以是天堂。

　　谈论七十年代就是谈论文革。我们迄今尚未获致追究文革的堂堂共识，尤难找到准确的语言——西方反刍历史的思想工具，嫌太丰富：譬如汉娜·艾伦特剖析纳粹文化，头头是道，以赛亚·伯林痛陈民粹主义的百般迷障，尤其深广——他对艾伦特不以为然——在海德格尔、马丁·瓦尔泽、君特·格拉斯那里，同一历史公案持续展开强劲的道德纬度，紧张而饱满……然而西方的训诫总难契入我们的痛感，更与中国七十年代的灾相与祸源，大有所隔。我读《古拉格群岛》和奥斯维辛的故事，无话可说，然而劳改营和焚尸工程，毕竟呈现为一种人类罪恶的"行政架构"和"专业景观"，足使后人的指控有根有据，揭示历史脉迹的所以然。如此看看，中国人的浑浑噩噩若无其事，简直亿万活神仙。

　　而纳粹与前苏联的罪孽在西方无论如何是定了性了，那是反省与锐变的大前提——旧时代的帐目远未结清，簇新的时代改头换面，出发上路了：这伟大的民族真会"向前看"，而至今毛的大肖像和大寝陵停在首都心脏，供人瞻拜……中国人的不治而愈，不愈而活，耿介如西洋人，弄不懂的，类似的历史修辞，他们没有。而中国修辞的古老历史，及这修辞所能涵括的人文与道德，自先秦到民国，经五四开裂溃散，也还残破苟延至于五六十年代初，进入七十年代，行至终点。

　　此后，种种"底线"的大规模丧失过程，于焉开始，直到现在。现在，这民族的万般活力与事功，已令世界瞠目，这倒是幸赖七十年代的大教训，然而，图强求变的活力与国家的元气，不是一回事——此番便是这样的将七十年代匆匆表过，淹在书肆里，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及上溯四十年代之前的岁月人事，如何打发？那都是历史的坏帐滥帐糊涂帐，不追究前因的前因、后果的后果，我们活该世代幼稚——实在说，七十年代的人质无分年龄，那十年的癌细胞早经内化为众人的心理与生理结构，深藏而细腻，并抓住每一种理由，对内心说：忘却七十年代。

　　不是么？有关文革的讲述久已在芸芸多数那里，大悖时宜，我听说近有高端学术论坛中的少壮豪杰，西装领带，当面申斥在场人士省思文革的发言。难怪，这类国家主义逻辑，早经根植于将历史活埋的七十年代。

　　朝露，翠岭，鹧鸪声从深壑间歇传来，灯油尽了，熄灭前，火苗忽然那么一亮，轻轻炸响，还有，雨后暴涨的山溪——在私人记忆中，我从未停止怀念七十年代。除了以上污浊纷乱的描述，假如我有过最为优美的内心体验，是在那十年。什么能替代一个人在少年时分的所见所感？村头的溪蜿蜒出山了，汇入两条宁都县境的清流，单是名字就那么好听：琴江与梅江，"秋来江水绿如兰"。

　　刻划常态时期的种种恶，容易，讲述罪孽时代的片刻欢悦，很难，而且不宜。流落的滋味，容我直说，另有田园诗意，而自强的过程总会被解作浪漫。吃苦受罪的最佳时段是在青少年时代，倘若争气，日后赔得起，看得开。回顾七十年代的艰难是在个人经历与政治事件、青春细节与国家剧情，两相重叠，难分难解——这篇长稿的命题不是私人履历，而是"七十年代"。

　　截止目前，我仍未打算回去赣南或苏北兀自怀旧。好在是十六七岁上遭遇流放，不懂事，仅有命运的触觉。七十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终于拿青春没奈何。幸亏年轻！这题目，是为我辈侥幸，也为那时代无数被吞没的人。

　　本文转自《七十年代》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主编：北岛 李陀

　　陈丹青，画家，著有《退步集》 《退步集续编》

周克成:中国社保把穷人给害惨了

　　我那篇题为《中国百姓收入一半交给政府》的文章发表后，引来不少读者的质疑与批评。我感谢这些读者的关注与批评，但我要指出，他们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对我的第一点批评，是说我对社保不了解，把社保缴纳基数弄错了。首先我得承认，我那篇文章确实说得笼统，没有详细罗列不同的社保项目基数、不同城市、不同工作单位以及不同企业职工在社保缴纳基数上的不同。我这里可以重新做个更加详细的介绍，但这将清楚有力地证明我上一篇文章的说法并没有什么错误，无论是政策理解上的还是"会计"上的。

　　（一）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就这两项而言，不同身份的人执行不同的缴费基数。假如你是非城镇户口，那么，单位可能以"上年度本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按照这个标准，2009年北京市的非城镇户口职工可以以800元的基数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如果你是城镇户口，那缴纳基数会有上限和下限。如果你的工资收入正好在这"上限、下限"之间，那通常就等于你上一年度的基本工资。以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底薪6000元的朋友"为例，他的养老保险缴纳基数就是6000元。如果他有午餐补助、交通补助等每月固定收入的话，这些补助也可能纳入缴纳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

　　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缴纳基数的上限是所在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以北京为例，北京市2008年的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726元，那么2009年社保缴费基数上限则为11178元。下限是所在城市"上一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0％"，按照这个比例，2009年北京的缴费基金下限是1490元。

　　（二）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

　　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在缴费基数上，只有一点与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有区别。那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城镇户口，都同样是按照一定的基数缴纳的，通常是以你个人上一年度的底薪为缴费基数。如果你收入太高或太低，那么就会受到缴费基数上限或下限的约束。

　　（三）生育保险。

　　在北京，只有户口是北京的或者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员工才缴纳生育保险。在各地生育保险政策不尽相同。但我目前暂时没有其他城市更可靠的资料可供参考。应该指出，生育保险是各种社保中，缴纳比例较低的一种。

　　（四）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的缴纳基数有两种标准算法。一种是以个人的收入为基数，假如你的底薪是6000元，午餐补助是400元，交通补助是400元，那么你的个人基数就是6800元减去你个人部分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纳金。

　　另一种，那通常是效益比较好的公司才能执行的标准了。那就是不管你的工资收入多少，都是以你所在城市规定的最高上限为基数缴纳。北京市自2009年7月1日起，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是11178元。如果你按这个基数缴纳，那么你每个月缴纳的公积金金额就达到2682元人民币（公司和个人加在一起的缴纳比例是24%）。

　　网友对我的第二点批评，是说"把公司缴纳部分也算了进去"。正如你在上面看到的，我并没有把公司部分和个人部分区分开来，你可能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我要告诉你，实际上，不管从表面上看，公司、个人缴纳的比例分别是多少，不管在账面上看，是从公司财务中直接缴纳，还是从你的工资收入中缴纳，那笔被政府拿走的钱钱都是你的！

　　当公司在政府强制规定下，必须得为你缴纳一些社保费用，那这笔钱就得列入它的人工成本。

　　这将影响到你能从公司拿到多少工资。假如你的劳动力对一家公司而言，一个月值8000块钱，那这家公司就不可能花1万块钱雇佣你。假如政府以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为借口，要你所在公司增加一笔开支，那你的公司就得从他给你的价格评估中减掉这一笔。

　　本来，这家公司是愿意把8000块钱交到你手中的，但当他不得不在社保方面帮你交3000块钱，那么你每个月能拿到手的就断然不会到8000块，就断然不会超过5000块钱。因为公司可不会干亏本生意。如果有那么一家公司竟然这么干了，那他就会因为愚蠢而在竞争中被淘汰。

　　所以，你一定不要抱有幻想，不要以为政府的这些社保规定增加了你的福利，不要以为你从这些规定中得到了什么好处。恰好相反，这规定让你每个月拿到的钱实实在在地减少了。记住！员工福利增加永远不是政府规定的结果，而是自己的生产力得到提高的结果。

　　网友对我的第三点批评，是说"交上去的钱还是自己的，并不是给了政府"。对此，我有如下回应：

　　第一，现在的养老保险，政府是左手收钱，右手花钱——发给了目前吃养老保险的人。我不说这些人该不该吃养老保险，但我要说，我们交纳的养老保险确实已经被政府花出去了。

　　政府也许有如下打算：等几十年后我们老了，他们可以继续向下一代收钱，用来偿还我们。但是，在老龄化必定日益严重的未来，还有那么多年轻人缴纳养老金吗？他们负担得起吗？如果他们负担不起，政府从哪里拿钱来还我们？通过通货膨胀？若如是，那就只是印花纸骗百姓了，因为通过制造通胀支付社保，等于用明天已经贬值的钱还今天的帐。

　　第二，现在老百姓交上去的钱，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不管是哪个项目的，都是由政府支配的。这笔钱，由政府决定由谁来管理，由政府决定如何投资，由政府决定百姓如何支取。请问，这到底是政府的钱还是百姓的钱？如果是百姓的钱，那怎么任由政府挥霍支配？那老百姓怎么毫无发言权？所以，千万别以为这还是你的钱！看着政府高兴还你多少是多少罢了。

　　第三，就是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经说得清楚的，不管怎么说，只要政府把这笔钱拿走了，那眼下老百姓能花的钱就实实在在的减少了。现在的老百姓，不能用这笔钱来吃饭、买衣服、读书、结婚、孝顺父母，无论这些事情对百姓而言多么重要多么紧迫，都是没用的，他们不能动用这笔钱。

　　网友对我的第四点批评，是说"百姓交钱购买的是政府的服务，不能单纯看交了多少钱。"这种观点似是而非。我的回应很简单：

　　必须注意，所有的这些社保、税收项目，都是强制的！并不是说你想不交就不交。既然是强制的，何来"交易"之说？如果我用枪指着你的头，让你用一千块买我一个苹果，你能说这是一种买卖吗？我告诉你，这是一种抢劫。

　　小结：老百姓被社保制度害惨了

　　回应完读者最普遍的质疑，我要问各位网友一个问题，从如上社保规定中，您还看到了什么？有什么讽刺的地方吗？有什么让人心凉的地方吗？有的，那就是，在各项社保基金缴纳基数的"下限"规定下，某些穷人，将不得不被迫缴纳更高比例的社保。

　　以北京市2009年养老保险缴纳基数的下限1490元为例，那些城镇户口的人，由于不能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的基数缴纳养老保险，那么，即使他们的工资收入只在最低工资标准线上，那也得以1490元的基数标准缴纳养老保险。缴纳基数高于实际收入，等于变相提高缴纳比例。就是说，有些人，现在都活得不够好，就要把更大比例的钱留到明天去花了。而明天却又显得那么遥远，那么虚无缥缈。可政府还说这是为他们好。

　　所以，我不得不说，有些穷人，真是被这社保制度给害惨了。自己的日子都没过好，就被迫交出一笔钱，高薪供养一帮公务员，让他们骑在自己的头上作威作福，让他们对自己指手画脚，让他们趾高气扬地装扮好人。末了，我们还真一点办法都没有，到时候要拿回自己的养老金或公积金什么的，恐怕还得低声下气陪尽笑脸来回折腾奔波才能拿回那么一点。唉，该死的制度，真是把穷人给害惨了。

　　来源：铅笔经济研究社

周克成:中国百姓收入一半交给政府

　　每个月看着手中的工资单，当眼睛移到"个人所得税"这一项时，你是不是感到一阵心疼？那可是一笔不小的钱，要你辛辛苦苦工作好几天才能赚到的钱。但这笔钱你必须得交给政府。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更坏的消息。那就是这个"个人所得税"其实只是你每个月交给政府的收入中的其中一小部分。更大的猫腻隐藏在所谓的"五险一金"当中，隐藏在你在其它场合林林总总的消费行为中。如果把所有这些都算上，你会发现，你每个月有一半的收入都交给了政府。假如你每个月工作22天，那么，有11天，起码有11天，你是在为政府打工。

　　"五险一金"中，"五险"分别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一金"指住房公积金。让我们以2009年的北京为例，把这些项目逐项累加，看你每个月要交给政府多少钱。

　　养老保险28%，其中公司缴纳职工收入的20%，个人缴纳8%.

　　医疗保险12%，其中公司缴纳职工收入的10%，个人缴纳2%.

　　失业保险1.2%，其中公司缴纳职工收入的1%，个人缴纳0.2%.

　　工伤保险0.3%，其中公司缴纳职工收入的0.3%，个人不用缴纳。

　　生育保险0.8%，其中公司缴纳职工收入的0.8%，个人不用缴纳。

　　住房公积金24%，其中公司缴纳职工收入的12%，个人缴纳12%.

　　这些项目累加下来，是你每个交给政府的钱达到你工资收入的66.3%！这是多大的一笔钱呢？看看你的工资单，然后拿出计算机算一下就知道了。以我一位底薪为6000元的朋友为例，假如他的社保缴纳基数以底薪为准（实际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不同的公司按不同的基数执行。） ，那他每个月要通过"五险一金"交给政府的钱就多达3978元。

　　这位底薪6000的朋友需缴纳多少个人所得税呢？原则上，6000元收入减去你缴纳社保部分的"个人部分"，再减去2000元免征额，再加上你的加班费、奖金、午餐补贴之类的，再乘以15%（或者20%、30%、40%等等，最高45%.），就是他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总而言之，个税、"五险一金"两项相加，这位工薪阶层的朋友每个月要交给政府的钱超过4000元。

　　不要以为这就是全部。你每天努力工作，在钱拿到手之前政府已经抽走了相当一部分。但钱到你手中，当你要把它花出去的时候，也随时随地要重新给政府交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给政府交的这笔钱，一般都是在购物、享受服务的过程中，由商家代劳，所以我们往往察觉不到。而实际上，这笔钱还是我们掏的。

　　由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出品的《2008公民税权手册》，罗列出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缴纳的一些税收金额：

　　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

　　你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多少，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

　　每瓶3元的啤酒包含大约0.44元的增值税、0.12元的消费税和0.06元的城建税。

　　如果你吸烟，每包烟8元，其中大约4.70元是消费税、增值税和城建税。

　　你去理发店理发，费用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

　　你花100元买了一件衣服，其中包含14.53元的增值税和1.45元的城建税。

　　如果花100元买一瓶化妆品，其中除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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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再罗列了。如果要列出全部税收项目的话，那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因为中国的税种实在太繁多复杂了。但仅仅这些，就足以告诉我们，税收真的是无处不在。而我们的收入，真的已经有太多太多太多（我想说一万个"太多"）流到了政府手中。

　　当然，你可以和我争辩说，就那"五险一金"而言，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钱会回到我们手中的。但是，你真的这么有把握吗？你真以为过几十年后你还能拿回自己的养老金吗？就算能拿回来一些，那时候的钱会有今天的购买力吗？

　　退一万步说了，就算能百分百拿回，拿回的钱毫不贬值，那也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今天我们的收入，确确实实有一半以上被政府拿走了。而只要被他们拿走了，眼下我们能花的钱就实实在在的减少了。这一点，谁都无法否认。

　　来源：铅笔经济研究社

苏小和:人民需要ＮＧＯ

　　当我看见8月12日的《中国青年报》说，"80％左右的抗震救灾捐款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我还是忍不住大吃一惊，虽然此前我深深地知道，我们的政府已经是一个近似于无限，一切都想大包大揽的大政府。

　　是的，从现在开始，我能够想象这高达760亿元的善款将牢牢锁在政府财政的钱柜之中，这些善款从离开政府的钱柜，再到达灾民的手上，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流程。首先将有大量的底层官吏捧着申请文书，去求见那些握有审批大权的高官，其次，这些高官向来脸色冷峻，办事刻板，他们坐在庭院深深之处，不会轻易把资金拨给任何一个对他们不恭不敬的人。这无数的申请和批复之间，究竟会不会发生请客送礼、迎来送往的故事，只有官员们自己知道。

　　这样的画面，显然不是那些捐款人的初衷。想起地震迸发的那一时刻，多少人心急火燎地从口袋里掏出钱来，捐款的地点甚至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他们希望自己的这一份爱心能够尽快抵达灾区，能够尽快变成灾民的一件衣服、一袋药品、一碗面条或者是一栋简易的能够暂时遮风避雨的房子。

　　是的，从现在开始，我能够想象，当更多的人们听到自己捐出的钱竟然流进了政府财政专户，他们捐赠的热情将会大减。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有些政府部门，一如既往的门难进、脸难看，他们的动作太拖沓了。况且，人们显然更加无法理解为什么捐款最终又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谁都知道，如今的政府是一个财大气粗的政府，庞大的外汇储备，年年攀高的财政收入，既然政府事事统揽，又何必在乎人们汇拢起来的一点善款呢？即使没有人们的捐款，事实上政府也有足够财力抗震救灾，重建家园！

　　惟一的解释，恐怕就是只有政府才能将这些善款用好。所以，民政部的官员王振耀站出来说话了："公众把资金捐给慈善组织，但最后还是由政府来执行项目，这是个很现实的体制问题"。

　　王先生振振有辞说出的这些理由，在稍有眼光的人看来，是典型的常识稀缺。

　　慈善，或者公益，必须由政府来组织来执行么？

　　什么是慈善？我所了解的慈善，它的英文单词是charity，原意是基督之爱，普世之爱，或者是博爱，行动上表现为以宽厚仁慈之心乐善好施。每个人的心中就隐藏着上帝之爱，这种爱不会因为政府的干预而减少，也不会因为政府的干预就越位。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是人类社会必须恪守的第一分工原则。

　　什么是公益？我所了解的公益（philanthropy），更是具有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含义，它的拉丁字根是"爱人类"，引申为促进人类福祉的行为，较慈善社会性更强，覆盖面更广，更侧重长远目标和效果。例如，在东南亚海啸中，香港市民或者团体自发捐助受灾地区，就是慈善行为，但由非政府组织来组织化、经常化，并设立进一步探究灾害根源的项目和机构，制定各种计划，这类的捐赠就发展成为公益事业了。

　　换句话说，慈善或者公益事业，天生就应该由NGO组织来进行具体运作，政府参与进来，是对经济学分工的一种漠视，至于由政府全面控制慈善和公益事业，更是对造物主的一种僭越。政府是什么？政府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基于长远的发展目标，本应该是公共领域的管理者。在一个常态社会范式下，政府行为从来就与慈善和公益无关。而且，由于政府工作人员都是一些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必然要考量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此，常态下的政府认定两条基本原则：政府必须接受透明的监督，政府无权参与到与经济利益无关的非营利NGO事业之中。一旦政府拒绝常识，贸然参与到慈善和公益事业中，必然导致市场分工模糊、政府成本高企、管理出现空缺、公民社会滞后等一系列问题。

　　此情此景，让人难过。每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其实都应该知道，你们是有限的，你们必然要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斤斤计较自己的私人利益，你们更不可能面面俱到，把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细节都抓在手心里。总有一些地方被你们忽略，总有一些事物被你们放纵。因为你们是人，你们不过是人。

　　我不确定民政部的王振耀先生是不知道这些常识，还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他所有的言说，其实都指向一个敏感问题，那就是社会稳定。我们的政府有一些条件反射般的小错误，总以为NGO组织一旦做大，必然消解政府管理，导致社会出现多中心的无序状态。而事实上，按照先发国家的经验看，非政府组织刚好是政府和社会之间不可或缺的缓冲地带。所以，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我们其实都需要NGO，这是一种常识，就像我们需要阳光、空气和水。

　　本文节选自南都周刊344期

黄慕春:知识及知识分子的末路？

　　除了现今大的氛围，即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趋于功利的趋势，还有两种倾向造成的恶劣影响，对于真正的学术是个致命伤。

　　一种是学术御用。由于现今中国的御用学者太多，很多人与事的评骘，知与识的解析，社会问题人生问题世界问题的大而化之，笼而统之，几乎到了歪曲至极的地步，本来他们用心倒是好的，为了让我们信，可是由于那个老少咸宜的故事：狼来的多了，于是人们大多就侧目而视起来。因此，不说还好，越描越黑。

　　这话不是没有根据的谰言，小的时候常听政治老师说，香港是个腐朽的城市，台湾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资本主义已经临近腐朽不堪的阶段，遍地都是托拉斯，好比如今的肯德基，垄断以后就是通货膨胀，必然遵循萧条……等四阶段，还有那脑海里狂奔的活蹦乱跳的牛马们填满了一九二九年所有的沟壑，总之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不能入鲁缟了。所以这些牲畜要被意识形态的快刀通通宰杀，挂在失业救济者永远够不着的高高在上的位置，让它腐烂或者腐败。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暗无天日，尽管它总是灯火通明地布满了人性贪婪的陷阱；芝加哥每一偏僻的街头都有一个强盗潜伏着，比阿里还要健硕，比泰森还要凶狠，弓着身子，猫着腰，眼眶里溢出的激情火焰，能让整个美利坚都显得猥琐。他等着你去上钩然后上贡，多半还有一把亮晃晃的匕首，即使你躲过这劫，还没有从体无完肤身心俱损的状态恢复，还没有走出那条街道，又有一个冒充国民警卫队的白人小子（三K党员）拦住你的去路，因为你是黄色皮肤，与曼德拉同属种族歧视的对象，他们的橡胶棒就是为了专对你们专政而配置的，人手一根，就像遍地殷红的红灯区那些糜烂者缓解压抑的象征性图腾……

　　一种是学术无用。因为什么知识都要与现实结合才能发挥他的威力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外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是永恒的真理。好比刘邦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儒冠都要用来盛溺，所以儒学等于放屁。特别是在那大鸣大放的大时代，知识分子不是脊梁，是房梁，唯一的功效就是支撑意识形态这种上层建筑，被憋得简直透不过气来，当然知识也不是培根所谓的力量了，是食粮，是苟延残喘的氧气瓶，是卖身求荣的遮羞布，是石头唱的一首歌，简称"石一歌"。改革开放后，这种无用的毛病就更加显露了，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握手术刀不如持杀猪刀，特别在我们这两年，与其整天冥思苦想讨论思想的难产，宁可咬紧牙关手攒肚罗学习王石搞房地产，与其把头脑作为批判的工具，不如把身体作为发泄的阳具，谁耐烦皓首穷经到眼冒金星，何如顺手牵羊贪天之功以为己有，做学术上的流星，甚至灾星。我们要把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反过来，我们不求传诸久远，只求我们的事业显赫一时……

　　不管御用还是无用。在这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总之所谓的知识分子纯粹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妆点，大学整一个喧嚣与骚动，好比猪鼻子插大葱。教授个个道貌岸然，一副仙风道骨的气象，白天上讲坛忽悠别人的同时忽悠自己，晚上忙着出卖"自己"的"课题"同时出卖自己的灵魂——如果他们有。每年的高中报考率逐年递减，每年的职业技术培训如雨后春笋，崛起于神州大地每一个不再需要"知"与"识"的角落。人们对于知识早已厌倦了。需要把自己像一个炮弹投射出去，不需要多远，远离自身就行，因为对于自身的体重，他们也厌倦了。厌倦吞噬一切，包括吞噬的欲望。是啊，打开电视，慵懒无力的，不是选美就是选秀，不是潜伏就是设伏，犹如搞统战，要捕获所有人的不假思索不耐思索的心，感官吗，情色吗，冲动乎，激情乎，都不是，知识的厌倦。要不就是几个不痛不痒的经济学家与装模作样的时事评论员在那里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一副民胞物与的假相，仿佛纠正我们的偏见一样纠心——纠正我们的心不让它乱动，或者揪心。偶尔也冒出杨阿姨陈姐姐这样的知性老丫头，仿佛是为了让我们不再变得狭隘，以为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只有骚首弄姿的芙蓉姐姐与装疯卖傻的杨二车娜姆，犹如一本烂账，要进行一个平衡收支的手势。这个手势绝不触及内心，它是一个没有明天的手势。

　　走出家门，一头头机动怪兽在你的身边呼来唤去，一个个精神贵族弓腰驼背地握着没有方向的方向盘，弯来拐去，无比充实的身驱犹如自己的心肠纹丝不动，屁股生了根般意志坚定。他们紧咬牙关，晲视众生，高傲地穿梭于一群群草根与屁民中间，那是嗡嗡飞鸣的苍蝇如蠕动的爬虫做成一副对比鲜明的绝佳背景，挥之不去，映衬得自己底气十足，连虚幻飘渺的斑马线都无法阻遏这种向着成功的路上风驰电掣的意气风发……

　　这种厌倦是无孔不入的，是的，有时自命知识分子的也厌倦起来。无论国学西学，存在或是虚无，犹如当年梁遇春先生所谓：天下事讲来讲去讲到彻底时正同没有讲一样，只有知道讲出来是没有意义的人才会讲那么多话，又讲得那么好。Mon-taigneVoltaire，Pascal，Hume说了许多的话，却是全没有结论，也全因为他们心里是雪亮的，晓得万千种话一灯青，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所以他们会那样滔滔不绝，头头是道。天下许多事情都是翻筋斗，未翻之前是这么站着，既翻之后还是这么站着，然而中间却有这么一个筋斗！

　　周作人不是也有一种衰颓悲观的论调吗？他说好的东西都写在书上了，从来没有实现过；坏的东西从来没有写，（慕春按：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地写，要做些掩饰）却在现实社会比比皆是。

　　钱钟书也在那篇婉而多讽的《论教训》里说过，他很奇怪天下何以有这么多人，自告奋勇来做人类的义务导师，天天发表文章教训人类。还令钱先生非常奇怪的是，有这许多人教训人类，何以人类并未改善。还变本加厉揶揄道，人爱教训别人好比医生希望病人有病，"配了苦药水，好讨辣价钱；救人的命正是救他自己的命……于是从人生责任说到批评家态度，写成一篇篇的露天传道式文字，反正文章虽不值钱，纸墨也并不费钱……"

　　其实这三位都是读书种子，本是平日里手不释卷、在学海里遨游到不可救药的人。正因为书读得太多，见识又与众不同，且对人性的深邃持着一种审视考察的态度。所以书虽然读得多，却并不迂腐，也不想让我们这些后来者迂，比如梁氏其实是叫我们不要太执着，凡事要像蒙田帕斯卡与休谟这些哲人一样，秉着一种宽容与怀疑的态度，不要轻易妄下结论，像如今某些自以为是的妄人一样，读了几本书，思想就已经很成熟，又从来不喜欢反省自己，于是抓起半截就跑，还以为天下的真理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不可一世得很；告诫我们应该去灵活地看待并应对我们这个非常复杂与变幻的人生及其现象。剩下两位呢？不过是让我们切记不要做那空洞思想的传声筒罢了，就像当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有我们的无产阶级物理学一样，用说教代替辨析，用叫嚣代替讲理，用强权做成真理，用整齐划一的死气沉沉的停滞来取代学术思想活泼泼的与时俱进。同时，也是对那些用知识来为某种特殊目的（多半不可告人）服务的政论家与正论家的鄙夷。

　　张东荪在《思想与社会》里说过"说到理性又不可忘却我在上面所述的那些弊病，一是把知识为游戏，其结果必致学问变为装饰品。一是把活的理智变为死的宗教信条。"所以他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知识是因为有苦痛而始逼迫出来去求解决的。所以唯有真正解决痛苦（不论是一部分抑是全部）的方足为真知识。至于那说得连篇累牍，天花乱坠的，而于实际毫不起任何作用，则决不是可宝贵的知识。"

　　看来我们这些自命是知识分子也不可妄自菲薄，我们说不准还任重道远呢？那么知识分子到底有用没用呢？知识是否已经走到了它的末路呢？我觉得还是引个比较有权威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了，他是不是回答了以及是否正确，还需要你们自己来做判断。

　　"欧洲战争和它所带来的独裁统治，使许多人低估了各种形式的权力，只有军事的权力和政府的权力除外。这是一种目光短浅而且没有历史根据的看法。假如要我说出4个较之任何其他人都更有权力的人，我提出的名单是：释迦牟尼和基督、毕达哥拉斯和伽利略。这4个人中没有一个曾得到政府的支持，直到他的宣传已获得极大成功之后。这4个人中没有一个能对人类生活产生像现在这样大的影响，假如权力是他的主要目的。这四个人没有一个曾谋求那种能奴役他人的权力，而是追求那种能使人自由的权力——就前两人而言，他们指出如何克制那些会导致争斗的欲望，从而战胜奴役与征服；就后两人而言，他们指出控制自然力量的途径。最终统治人的不是暴力，而是那种人的智慧，他们求助于人类的共同欲望——求幸福的欲望、求内外和平的欲望、求了解这个我们自己无法选择而又不得不生活在上面的世界的欲望。"（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罗素著《走向幸福》"第十七章权力的伦理学"第367——368页编译 王雨 陈基发）

谢盛友:斯大林的政治遗产

　　斯大林对二十世纪的苏联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中国，斯大林强占中国的唐努乌梁海、整个黑瞎子岛、迫使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等，对中国造成极大的伤害。

　　70年的今天（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双方秘密划分势力范围，其中包括瓜分波兰。条约缔结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施用武力、侵犯或攻击行为。缔约一方如与第三国交战，另一缔约国不得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缔约双方决不参加任何直接、间接反对另一缔约国的任何国家集团。条约有效期为10年。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只是一个双方的缓兵之计。苏联方面深知坚决反共的纳粹德国迟早会撕毁和约。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进入战备状态，将大批战略目标从欧洲部分运往大后方，为之后的苏德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谁会意料到，1939年9月1日，德国竟然入侵波兰，而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红军则以保护波兰东部的白俄罗斯人及乌克兰人为借口，入侵波兰东部，占据了维斯瓦河以东的半个波兰。其后苏联向芬兰提出领土交换的要求，被芬兰拒绝，斯大林在1939年11月30日动用了红军四十多万人进攻芬兰，展开冬季战争，被芬军顽强抵抗，最后芬兰被逼割让卡累利阿等地来换取和平。1940年间，苏联吞并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又强逼罗马尼亚割让比萨拉比亚。

　　在前苏联的国家和地区，很多人把斯大林当作在二战中战胜纳粹德国的伟大领袖。但是，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的格里市，其政治遗产引起很大的争议。斯大林的铜像至今仍然伫立在格里市中心，那里却有一群年轻人呼吁撤走铜像。格里市还有一条"斯大林街"，有一个斯大林博物馆，多年来，该市市民对斯大林遗产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

　　去年俄国和格鲁吉亚发生冲突时，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派军队占领格鲁吉亚领土，格里市民反而认为，这是当年斯大林恶性的延续。目前，在冲突发生一周年之际，有将近一百名格里市民加入了反斯大林铜像运动。也有很多共产党人怀念斯大林，认为斯大林比如今俄国政府的任何领导人都伟大，因为斯大林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在斯大林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工作。

　　显然，很多人仍然怀念斯大林的统治，为什么？值得我们后人玩味。

杨恒均: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万元户到亿万富翁

　　我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报纸媒体上常常有发家致富的事迹，他们是在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指引下最先抓到老鼠的"好猫"，俗称"万元户"。这些人有靠摆摊发家的，有靠搞运输发财的，更多的是靠小工厂发迹，我和周围的人一样，对这些万元户是充满了佩服和向往的。

　　那时可能早就有了靠不正常手段发财致富的人，但在资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代，至少我们看到的"万元户"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中的一员。虽然这种印象被八十年代后期不断爆出的贪污腐败案破坏了，但总体感觉"邪不压正"，总觉得大多数致富的人还是靠自己的双手。

　　可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老百姓的心理发生了变化。进入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这种变化就越来越显著了。最先意识到这种变化的还是"富翁"们自己，他们开始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了。整个九十年代，中国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诞生新富翁，百万富翁取代"万元户"用了十年时间，而千万富翁取代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取代千万富翁则越来越短，甚至给人一夜之间，易如反掌了。

　　这种看上去越来越容易的致富，渐渐疏远了普通老百姓，也让他们知道了"致富"与自己越来越无缘了。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你可以摆个小摊，起早贪黑，靠出卖自己的脑力和劳力赚钱，那么，进入新世纪后，你要想大富大贵，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出卖了。而这时，最容易致富和换钱的就是公权力、整个国家的道德底线，还有良心。

　　这个时候，民众依然渴望致富，但对于普通民众，靠勤劳和智慧致富几乎比买彩票中奖还要难。对于大多数人，致富变成了幻想。而仇富则成了天经地义的。

　　我不知道西方或者整个世界，从万元户到亿万富翁经历了多长时间，对于中国，也就是十几二十年。这个变化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不可以理解的反而是整个社会对致富和富翁们的态度。

　　现在常常听到有人说，中国人有"仇富"心理，我不知道说这话的人是多大岁数，但从他们的心理年纪来判断，一定是"80后"，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就一点也不仇富——当大家看到你的财富如何得来，当知道你如何致富的时候，他们对富人充满了敬意和向往。

　　茅于轼老师为富人说话为啥受到攻击？

　　改革开放后的发家致富是从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开始的。可以这样说，小平当时提出"白猫黑猫"理论是有其不可替代的进步意义。中国人被管死，国家被管死的的时间太长了，老百姓发财致富的主观愿望与能动性被压抑得太久。在百废待兴的时候，小平的号召在民间起到比任何政策都有效的作用。当时，能炒瓜子的就去炒瓜子，能蹬三轮的就去骑三轮，会种水果的不再种粮食……每个人的都找到了自己最有利可图的发财资本，可问题也同时就出现了，这一"不管白猫黑猫"理论也很快渗透到党政机关，国家干部也开始加入致富的行列，要不管白猫黑猫地去抓老鼠了，于是倒卖批文、划地圈地、收受贿赂等等都应运而生。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种黑白不分的"猫理论"与时俱进，更上一层楼了，我们毫无保留地引进了资本主义那一套市场经济，却把另外一套用来调节和限制市场经济的民主机制（特别是监督机制）摒弃在外。

　　国家和民族的道德底线被拍卖，底线一再被突破；公权力都被投入到自由市场待价而沽，其他发达国家长期形成的对市场经济的制约的游戏规则被我们拒绝，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游戏规则。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普通中国人眼里，"富翁"不再是一个"阶层"，而是一个"阶级"，已经越来越接近于文革中以出身来划分的那种"阶级"——是天生带来的，或者命中注定的。

　　近日香港有媒体刊登了统计数据，宣称中国大陆91%的富翁是高干子弟或者和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裙带关系，我对于这种精确到个位数的统计持怀疑态度，可当我和大陆朋友提到这一数据时，他们都认为这个统计是靠谱的。而且更让人寒心的是他们都会加上一句：其实不用统计我们都知道，这是常识！

　　一个"常识"的形成并深入人心竟然只用了短短十几二十年，当发财致富不再是普通民众可以望其项背，当富翁是一生出来就被注定了的时候，仇富变成了理所当然，于是要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老先生成了众矢之的。

　　茅老可能至今也没有搞懂他为什么受到攻击，颇感委屈，他老人家不清楚的是，他和攻击他的人都没有错，他们在两个语境中对话，一个在讲经济，一个在说政治。当茅老从社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出发，为"富人说话"的时候，那些攻击他的人却在宣告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发财致富不再是经济问题，也不再是是社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经常听到有识之士摇头叹气，为社会上的仇富风气担忧，认为这样下去对中国发展不利，可他们倒是很少去担心那个造成仇富的社会现实——造成仇富的社会现实，正在对大多数的老百姓不利。

　　穷人的心理不正常吗？

　　当今中国的富翁比30和20年前要多得多了，可媒体报道却少之又少。到现在为止，如果还有媒体和电视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推出一个典型富翁，那无异于是对那个富翁的公开预审。富翁们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好像做了亏心事似的，不再张扬。可民众的仇富却在与日俱增，直到上个星期，一群工人殴打一位私企经理致死，我看到的竟然是一片"痛快之声"。其实这一现象早就出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有一个大陆的富翁被抓起来，民众几乎是一边倒地欢呼雀跃。

　　我不同意中国人有仇富情节这个说法，除了上面举的这个例子外，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我的观察，中国人对于国富民弱是可以容忍的。在过往观察国际问题时，我常常注意到一个现象，虽然中国人均GDP在全世界排名要到一百位以后，属于发展中国家中比较穷的，但中国政府却是一个富有的政府，国家公务员用公费出国的比例可能也是全世界各国中最高的，一个稍微有点级别的领导人出国就大摆排场，国家领导人更是财大气粗，在国际上大摆面子……

　　这种现象如果放在其他国家，民众早就不满到要上街游行了，毕竟一个国家所有的钱都是从老百姓那里得来的。国家花的钱都是大家的，政府花多了，用到老百姓身上的自然就少了。可受到几十年特殊教育的中国人就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国家有面子，强大了，是好事，即便老百姓穷点，少分点钱，也值得。中国人不管多穷，即便勒紧裤腰带，也不会让国家没有"面子"。这样的老百姓在世界上已经成为稀有品种了，主掌这样国家的政府，应该为此感谢苍天。

　　中国的精英和国外的观察家们早就清楚如下的现象：中国强大了，老百姓平均的生活水平却并不高。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GDP比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速度多了几倍，可中国工薪阶层的工资增长速度却比人家慢很多。要知道，日本经济大发展的时候，他们的工资增长水平比美国的快了70%.

　　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都被"国家"拿走了，老百姓就算继续勒紧裤腰带，也不会仇富或者口出怨言的，问题在于，随着资讯的发达，互联网的成长和媒体的开放，普通百姓越来越看清楚，改革开放的红利都被一小撮"富翁"和权贵占为己有了，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还往往打着"国家"的牌子。大家不妨看看各地征地、拆迁，本来是一个你情我愿的商业行为，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下，用市场规律可以搞定的，可是各地都出动了维护国家政权的警察来对付弱势。这是最典型的拿"国家"来帮助富人发财致富的例子。

　　中国人"不患寡，只患不均"，这个"不均"的并不完全是说的"平均"，而更多地是包含了公正、公平与合理。老百姓为什么一看到有富翁被逮捕就咬牙切齿，甚至认为每抓一个都该杀？因为让富人们致富的游戏规则本身就是违反了国家法律和老百姓心里朴素的价值观的，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被民众监督的权贵市场经济，很多富人致富之路也就是权钱勾结的犯罪之路。

　　富人的出路在哪里？

　　如果问中国富人的出路在哪里这个问题，一定有恶搞的朋友说，当然是国外。这话一点不假，我想，中国当今的富人们即便没有外国护照，没有把孩子送到海外，那么也一定转移了可以供几代人享受的资产到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即便一些新富们，也一定在积极打算"走出去"。

　　其实，资本的原始积累，有哪一个毛孔是那么干净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富人积累财富的过程并不比世界其他国家的要邪恶和凶残。问题在于，那些曾经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已经走出了困境，而我们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在扩大，仇富情绪在扩张。更糟糕的是，稍微懂得一点历史，看过几本书的人都清楚，我们至今放着河上的桥不走，还在小河沟里摸着石头过河。也难怪，从官员到富翁，到普通老百姓，心里几乎都感觉到，这样故意摸来摸去，总有人要淹死的。所以，能够转移，就转移吧。应了路易十五的话：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过往的社会变革大体可以归结为两条路子，民众自下而上的革命，以及有精英主导的变革。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由民众的革命推动的，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可惜，被农民起义推动的中国，要说进步，实在乏善可陈。

　　可见要想社会有一个良性互动，应该是上下一起动，政治、财富和知识精英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就拿中国目前来说，在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精英和富翁们应该反思一下，如何明确致富的游戏规则，如何用良性的互动推动社会进步，从而也让他们已经获得的财富合法化，让今后所有致富的行为合法化，否则，他们除了转移资产到国外的这条出路，就是等着中纪委半夜来敲门，或者更坏的结果，等到老百姓来收回自己应得的那份。

　　学界有两种理论，一种认为应该在民主化之后或者同时来分配社会财富（私有化），这样才能保证公平和公正。这种情况发生在苏联东欧那里，所以，社会变革虽然出现一些问题，但大体上却比较平稳；另外一派认为不妨让富人们能捞多少就捞多少，如果可能的话，把国家都变成私人财产的也在所不惜，希望寄托在捞到钱的富人和权贵身上——当他们把国家瓜分完了，把大家的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了，哇塞，私有制不就形成了？！

　　第一个理论听上去很美，问题在于在中国经过了三十年的"财富再分配"后，那样做的基础已经没有了。第二个理论听上去不美，但如果能够真实行起来，前景却一样很美。问题在于，中国的富人和权贵会听你的吗？他们是否知道"适可而止"的道理？在自己的财产达到某一个界限的时候，突然良心发现，突然要从"带头致富"到"共同富裕"？他们能否改弦易辙，抛弃旧的邪恶的致富规则，而重新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在香港的一点感受：路在何方？

　　我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在香港开会，而香港却是一个贫富差距并不小的地区，可我没有在香港感受到弥漫中国大陆的那种仇富情绪。就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注意到开会所在地的香港理工大学，置身在校园的时候，四周一望，几乎所有的楼房上都是香港富翁的名字。原来这些发财了的香港富人，不忘回馈社会，对慈善和教育事业多有捐出。

　　我很感叹，大陆的教授谈起这个问题，他们说，大陆大学的楼房也越来越多以富翁的名字命名啊。我问他们是什么富翁，他们开口说出了一串名字，我一听，又是我熟悉的港澳台富人的名字，大陆富翁的几乎没有。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当然主要的是大陆富人们钱的来路不正，自然不能高调，否则投入教育事业，"包养"一个教学楼，就会成为别人质疑的对象。于是，和港澳台以及国外一些富翁们争着"包养"大学楼相反，中国大陆富翁们投入大笔的钱包养年轻的女大学生，包养二奶。

　　还有一个原因，港澳台地区和西方国家的富翁们很清楚，他们能够致富，除了自己的勤劳、智慧和机遇之外，和社会认同的致富游戏规则分不开，没有公平公正和合法的游戏规则，富裕起来的不一定是他们，于是当他们富裕了，很多时候想到的是回馈社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国的富人们对公益和教育事业兴趣不大，但对于投资于政府官员和权贵，却积极热衷。他们很清楚，让他们致富的是官员，于是他们要回馈的不是社会而是官员。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每一个富翁落入法网，就能够牵扯出一长串贪官污吏；而每抓一个贪官污吏，又都能够顺藤摸瓜逮捕一大溜"包养"他们的富翁。权钱交易到了如此猖獗的地步，以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严肃地警告年轻官员，不要沦为富翁们的"家奴"。

　　普通民众都怀有一个善良的愿望，期待权贵和借助体制先富起来的人也许会慢慢变得善良一些，更有责任一些吧，愿意制定一些大家都能够受益，都能够看到希望的游戏规则，可没有想到，一些富人继续帮凶，甚至主动作恶。把公仆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家奴，随后，他们和自己的"家奴"一起，把国家的主人变成了为他们服务的"公仆"。

　　一个富人再怎么剥削人，甚至花钱去道德败坏，他损害的只是他的雇员和少数愿意被他玩弄的女人，可当这些无良的富人学会了权钱交易的时候，当他们用那些肮脏的钱和官员一起同流合污，继续坑害老百姓的时候，他们污染的是整个国家，损害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普通民众。中国的仇富，也许更多的是出于这些原因吧？

　　杨恒均 2009-8-4

何继业:谁是胡士泰？

　　再次在报纸上看到力拓和中钢协剪不断理还乱的是是非非，不免想起了胡士泰；根据有关资料介绍，胡士泰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飘洋过海去了澳大利亚留学，后获得绿卡，加入力拓公司后回到了中国任上海办事处总经理，现因官方指控的罪名被逮捕；据此，我们初步知道了胡士泰原来是一个澳洲商人华裔买办，由于报主心切，涉嫌盗窃中国企业商业秘密而在押。

　　本文不想去讨论该案件的犯罪构成和刑罚理论，也不想关心胡士泰案最终的判决结果，本文只是联想一下胡士泰现象的成因和给我们提供的思考；海外兵团反客为主反戈一击已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外国企业使用商业贿赂来换取商业利益早成众所周知的常态，为什么才华横溢的中国青年俊杰会去心甘情愿为外国人效劳？为什么中国某些大型国企负责人经常主动损公肥私？为什么谈判桌子上我们国企大老总们常常一败如水？为什么我国地方各级的统计数字经不起考验？为什么上面善意的政策到了下面就常常面目全非？一句话，我们的体制出了大问题……。

　　遥想八十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大学生是真正的万里挑一的天之骄子，"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著名的口号就是发源于这两所大学；可是后来逐渐地，北大清华开始变化了，最明显的变化是哥儿俩都不约而同地变成了美英澳加的留学预备部与外语培训班，特别是进入九十年，顶尖青年才俊成为西方国家从中国进口的最大宗商品，而许多国人至今还在执迷不悟，我们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只会哀叹："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高中文理不能分科、学术造假有增无减、学生不尊重老师、政治思想工作不到位" 等等，殊不知我们近年来的许多所作所为都是自命不凡与自欺欺人。

　　2001年开始的教育体制改革更是莫明其妙，上上下下疲于奔命的结果是"扎紧了篱笆却放进了野狗"，毫无怜悯地将祖国花朵们的"二老逼疯"，教育体制改革经过一个大圈圈的蜻蜓点水后又回到了起点，难道教育官僚们是真不明白问题的根源吗？愈或是在避重就轻甚至故意不作为，试想一下"满眼尽是假大空"的社会能够振兴民族和留住人才？

　　假设胡士泰当初留在国内就业，假如胡士泰有幸经过组织选拔成为一个领导，在现行体制中将会是什么状态呢？可以肯定，不是昏官就是贪官，至于当一个清官，除非他的职位足够高，否则他的乌纱帽是戴不了几天的；因此说，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武大郎太多，更不幸的是许多人才选拔政策竟是武大郎们一手刨制的，所以人才在中国没有出头之日，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

　　现在的中国，不仅仅的孔雀东南飞，麻雀也纷纷东南飞，贪官污吏们的不义之财最大藏匿地就在"爱国"人士们愤愤不平的美英澳加，贪官污吏的家眷们在这些国家局部地区物以类聚，一度形成了二奶村与小三镇；中国的人均收入世界倒数，而奢侈品中国人购买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多么奇特的中国元素啊！贪官污吏和爱国愤青也不是天生而就的，这里肯定有适合腐败和愚昧生长的土壤空气，其他什么地方能够大规模制造出这种旷世奇观呢？

　　"得民心者得天下"，二十一世纪的天下无疑就是整个地球，西方在不远的将来能否得到整个世界？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大伙即使心里有数，但是口里都不愿说，其实，国土面积与人口数量不是关键，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才是问题的根本，从这点看，我们几近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那些既当不了孔雀，又鄙视麻雀的人该何去何从呢？生意兴隆的北京新东方和各地青少年英语补习班就是现实的最好注释，美好的希望和愿望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总是要遗留给下一代去完成的。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脯，天下归心"，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历史车轮最终是要滚滚向前；胡士泰们请手下留情，你闪闪发光的军刀下肯定会有无辜受难的工农大众，孔雀麻雀们也请积德行善一路走好，不要忘记普天下无依无靠的姐妹兄弟……。

　　注：欢迎<中国报道周刊>的订户登陆本人博客转载本人博文，网址： http://hexun.com/hejiye/

刘俊君:中国是专制还是民主取决于传媒的争夺

　　中国是民主或还是专制，争夺的其实就是一个，即信息传媒。信息其实就是文字或图案，通过视觉传输到大脑，形成思维，而控制了文字与图案的传播就是控制了思维。为什么现在农村里还有很多地方写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很简单，控制文字。所以说传媒是很重要的。整个世界几乎整个文明都是图案支撑，文字从一方面来说，也是图案，但这说远了。人类之所以会进步皆在于文字，或说人类之所以会退步，也皆在于文字。试想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哪种语言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人们没有了交流。是否与石器时代的野蛮人一样。

　　专制和民主其实只是一种制度，而制度的选择则取决于文字的倾向性。文字倾向民主则民主，倾向与专制则专制。这也就是现政府想尽办法控制传媒通道的原因。文字本没有罪过，罪的是文字代表着一种思想。而这思想是与制度的思想相左的。其实民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民主又叫民众当家做主。一看，本是不错的东西啊！可试想民众的意识如果是一个意识的话，仍可理解为民主。一个思想的全国人民西方叫做暴政。因为极端的例子如法西斯德国和日本。这又扯远了，因为继续说下去一定会说到无政府主义，极端自由之类的。

　　再说回来，谁控制文字谁就控制世界。思想的形式必定需要通过文字来表达和形成。但没有谁能控制文字，只有历史。但可以控制传媒通道。这也就是中国专制派与自由民主派反复争夺的一个焦点。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传媒通道一直落在专制派手中，且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这也就是中国终究始终处在专制派之手的一个原因。所谓专制不专制，不是说专制有什么不好，只是看专制是否适应于时代。如果是乱世，我认为专制是最好不过的制度。若完全乱套的年代，我认为独裁还好一些。

　　又说远了，现政府一直控制。像美国传媒大亨默多克说的，"我掌握传媒，让这世界哭，这世界就哭，让这世界笑，这世界就笑"。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看看过去的中国就知道了。可是时代变了，自改革开放后，什么都开放了。有话说得好："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性开放"。开玩笑罗！但反映的是过去统得很死的思想变了，而这首先必定是文字变了。只有文字变了才有思想的转变。文字的转变改写了人们脑中一概的文字概念，于是中国发展了。

　　但发展就出现新问题了，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中央关于这个问题争得很厉害，害怕是对于社会主义的背叛，害怕一旦资本主义起来了，社会主义将不复存在，害怕资本主义夺权，害怕无法走到明天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等等。这就涉及到两种制度，即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的专制和独裁。但资本主义也有专制独裁的，看往哪个方面发展。

　　今天的中国是两种制度的纠合体，专制的本身与自由民主的冲突。而主要是制度使然，即社会矛盾。民主自由只是个代名词，贫富差距是最大的根源。而主要的是高喊社会主义和昨天实行社会主义的掌权人已变成了中国最大的资本主义。贫富矛盾事实上是平民与掌权人以及与权沾边的权贵的差距矛盾。这是中国最大的矛盾。而这里面中国政府即中国共产党一直死控制着传媒，因为一旦让民众知道中央私底下干的肮脏事。我想人民会像苏联人民反感分配制给高级官僚带来的生活待遇，虽然不是用钱来表示。但我想中国人会更加愤怒，因为中国变得更有危险性。即自下而上的反抗，中间的关键就是文字。文字代表思想，每个人都是由思想控制的。思想一旦改变，且成为一个思想，或叫暴政，或就叫革命。

　　还是那句话，谁控制文字谁就控制世界。但没人能控制文字，于是控制传媒通道。民主自由派与中国专制派争夺的便是这至关重要的传媒通道。电视，报纸，书籍皆被统死。唯独网络。虽然政府的手伸得很长。但网络以惊人的速度更新。且信息产品一代换一代。政府的技术只有不断更新，但仍无法最终控制。这也是中国维权运动越来越有影响的原因。

　　中国民主自由派以及越来越多有良知的人正在通过一言一行在影响网络。虽然千辛万苦，但我想一定会成功的。却是苦战，血的争夺战。

　　在讨论争夺传媒这一关键性战斗中，我认为钱最重要。虽然曾经我是如此排斥他，因为自己太过理想，回想起来真的太白痴了，可现在却是如此的爱他，因为没钱，没饭吃，没衣穿。连上个网都会受约束。而钱多了，不光吃住没问题，还可自己开网站，创报刊，通过文字影响别人的思想，传播人性的价值。所谓兜里有钱好办事，我还是很爱钱的。

　　对了，就写到这了。

巩胜利:云南大法官怎玩国际游戏？

　　据中国官方第一平面媒体《人民日报》8月6日刊文："由于缺乏交流和对话的平台，法官与律师之间一直以来都有一层隔膜，有人戏称法官与律师之间隔着一道"隔离带"。今年年初以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法官协会与省律师协会就开始酝酿《共同宣言》，并就宣言内容进行了多次沟通。8月4日正式发表的这篇不足千字的所谓《宣言》，被云南司法界人士誉为'云南法制史上的里程碑'。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吕召认为，不久前发生在该市澄江县的'法官铐律师事件'应该是《宣言》出台的催化剂"。这是在中国云南发生"法官铐律师"之后，面对全球、中国舆论界、社会各界，云南省法律界做出的反应。

　　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吕召对"法官铐律师事件"发生在自己的辖区感到遗憾："作为一个法官，我能够体会到法官的艰难。基层法院人员少、案件多、压力大，有些案件解决不好，领导不满意，社会也不满意，从而对我们法官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建立起法官与律师间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关系。法官不要有特权思想，律师也应该尊重法官。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把各自工作搞好，把法治社会推向前进。"他又说："云南省高院今起建立举报制度，邀请律师进行监督。只要发生法官介绍律师办案的情况，一经查实，即清除出法官队伍。"

　　云南《共同宣言》认为：吸取"法官铐律师"教训，云南省法官协会与律师协会发表自律宣言。法官与律师，别"隔膜"，也别"勾兑"；云南省高院"请律师监督"，法官介绍办案将被"清除"。身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高院大法官、《共同宣言》炮制者许前飞则更是"以党政代法律"、无不政治煽情的用"风雨同舟、殊途同归、荣辱与共"来表述了中国特色的法官与律师的特别关系，但这种关系与全球所有"法制国家"法律根源悖论，与所有"法制国家"的法律本源相克。这种认识与解读，与国际及所有"法制国家"法律绝对相悖。国家法律就是公正解决大自然间人与人的一切"矛与盾"，使人类间所有的矛与盾化解而不再冲突。

　　（1）、毫无疑问："法官铐律师"玩了中国60法律的最经典悲哀，预示着中国法律还根本没有上路。云南省"法官铐律师"事件，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60年中国什么《法律》之有？若真有，怎么会将与"犯罪"根源无关的律师绳之法律之下？"法律"是谁的法律？法官权力到底有没有边？是一人之上？是一国之上？还是法院院长、公安局长、检察长之上？60年了，中国何年何月、还要多久才能取得这个国家"法律"的有效建树？！

　　（2）、8月7日，中国国家新华网08：13：13时"新华图片2"刊出了《英首相"布朗"被推上"断头台"》的超级新闻（见下图），但60年中国本身、至今又何尝有过这样的在位"领导人"的新闻报道？中国"法律"60年亦然，何时不是一个"人治国家"来形成大自然的天然生态环境？！建树"大自然"般的国家生态环境，中国60年越来越尖端突兀、越来越没有法律的"大自然"。中国新华社主要"榜眼"中刊出了"布朗"上"断头台"的图片，60年中国能刊出一张这样鞭打吏治的乡长、县长、市长、省长……上"断头台"吗？——这显示了"法制国家"与社会一种势不可挡、公正与法律、自由的公共力量，就消磨了"突发事件"的国家内耗，社会人心的众望所归，国家民心所向，国富民强，法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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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全球21世纪初期及未来而言：在当今全球、所有的"法制国家"，法官即不是一味的维护"国家利益"、也不是维护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见中国现行《宪法》序言)，而是维护所有、这个国家的"法律游戏规则"的公正、公平的国家"法律秩序"。任何一个党派、一个国家都没有法律之上的所谓"国家利益"。公正、正义，是一切国家法律存在的源头所在。法官与律师绝不可能"风雨同舟、殊途同归、荣辱与共"，这是所有国家法律设置法官、律师的功能所在..

　　此国家与彼国家的利益怎么可以"风雨同舟"？但此国家与彼国家的利益却可以公正、有游戏规则的去裁判。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涉嫌4亿元贪污案（见2008年10月29日08：31 时《深圳特区报》同题报道），能与这个国家、所有法律、律师们"殊途同归"？前广东省司法界横行20多年的"泰斗"陈绍基、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以及王元化、许宗衡、于幼军、陈良宇等等等怎么能与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公民们去"风雨同舟、殊途同归、荣辱与共"？

　　(4)又以2009年8月上旬、中国轮胎业代表团赴美国紧急"反特保"、游说美国政府不要对中国轮胎业采取"特别措施"而与中国签约的美国律师司布纳（David Spooner）为例，做为一名地道的美国人、美国律师他就是为中国轮胎产业界的利益而奋斗（见2009年8月6日《21世纪经济报道》头版报道《72小时火线交锋轮胎业七巨头赴美紧急"反特保"》，作者熊敏）。若是美国律师与美国法院、美国政府等也是按"风雨同舟、殊途同归、荣辱与共"的此"法理"去断案，那么中国所有产业、财富还会有出头之日那一天吗？而全球的法律、法官唯一的道德与工作底线就是"依法办案，公正为天"；而全球律师存在的必要就是制衡国家法律与公民的罪与非罪、犯法与没犯法。律师存在的环境是：以法律为依据来最大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法官与律师，应该成为"大自然"中，不是猫（执法者）与老鼠（指罪犯）的生态环境关系，却当然是"独立法律"办案、维护当事人的最大利益，以国家法律的游戏规则来受委托的保护"当事人"最大的"金钱、利益"和"公民权益"。

　　（5）讲"风雨同舟、殊途同归、荣辱与共"是"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暴露中国法律界的严重虚脱、无知与法律的相悖，说明这些法官、大法官根本就不懂国家的法律。这就难怪怨"法制中国"、不是法制国家60年不达的的一切原因。"风雨同舟、殊途同归、荣辱与共"作为一个国家国策党略完全可以，但是做为维护国家法律——游戏规则的法官与律师的"关系"，请问：不管是法官、还是律师，他能是一介堂堂的政客人物来担当吗？需要专业的国内外法律专业知识吗？还能主持国内、国际，国与国、中国人与外国人等一切法律判案的当然"公正"吗？在国际法制社会，法官与律师的地位相同的，是受到整个社会崇高尊重的，但法官绝不是政客，更不仅仅是一己本国、国家利益的"卫道士"。所有法官要尊崇的是：在国家利益与公民利益之间寻求裁判的最大公正。所有中国的法官、法律制定者们，是因循守旧、继续玩"计划经济"那一套党政一言九鼎、那一统的天下的法律不公游戏，还是为中国崛起、与世界各国融合、争取更多更大的国际空间而公正法律？

　　若是中国的法官、大法官都以"风雨同舟、殊途同归、荣辱与共"来玩中国与世界各国去玩WTO、市场经济地位、制裁与反制裁、垄断与反垄断、所有的贸易、财富争端的国际游戏，那么中国60年、100年、永远也走不出"话语权"的国际、全球的谷底。中国走向"法制国家"之路60年才刚刚启步，中国不需要治人，更不需要人治，却需要真正的法制，也只有"法制中国"才能够防止中国60年来的个人或行政、人治"权力"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凌驾于法律之上伤害其他更多人、包括中国走向世界的他国公民、它国家的利益，才能够通中国、通向全球各国。"法制国家"是中国唯一的选择，尽管60年中国还远未如意，但中国别无选择，这个大中国和这个正走向全球的中国只能用"法制国家"的游戏规则来通达各个国家、来融通全世界。——60年了，一个国家用人治去治于人，国难当头，永无宁日！

　　【特别回放】

　　2009年7月10日，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人民法院一名法官因律师拒绝在庭审笔录上签字，把律师用手铐铐在法院大院内的篮球架上长达40多分钟，发生了举国60年不曾有过的"法官拷律师"事件。7月14日，当事法官被撤销庭长职务，同时被清除出法官队伍（见中国媒体7月15—16日全国报道）。

　　8月4日下午，云南省法官协会与云南省律师协会首次召开常务理事联席会，并联合发表《共同宣言》称，法官与律师同为法律人，同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成员。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法官与律师的共同使命。双方携手宣告要消除彼此间的隔膜，增进相互理解，建立良性、健康的互动关系，让公正的理念薪火相传。云南省法官与律师的《共同宣言》标榜：相互尊重、相互协作、相互独立、相互制约是法官与律师共同奉行的原则，公正、文明、诚信、廉洁是法官与律师共同遵守的职业操守。法官与律师要加强互动沟通，建立稳定、畅通、有效的交流平台，健全相应的制度、规则与程序，理顺、规范法官与律师之间的正当交往，严格遵守回避制度，不办"人情案"、"金钱案"、"关系案"，共同维护司法的纯洁性，共同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而外，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BBS和上网链接。若有任何见解、疑问、版权使用等问题请通过Gvv21(at)hotmail.com与作者联系。）

黄慕春:鲁迅与胡适

　　我喜欢胡适的平易从容，但我更喜欢鲁迅的孤独勇毅。

　　胡适要的是民主，这没错，他喜欢解决问题胜于提倡主义，这也很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孤立隔壁王小二"一样，都是些口号。口号是什么？口号就是主义的表面化、庸俗化最后演成阿Q的精神胜利化。用杜威或者詹姆斯徒弟的理解：它不实用。

　　这就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怎么来的呢？从唯物与唯心的对立来，从一元或者多元的争辩来，从无神论与有神论的信仰危机来？但是实用主义告诉我们，一切都应该从经验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当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的时候，满目疮痍的中国让他发现了"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于是他用民主与科学作为武器来"捉鬼"，企盼五鬼灭亡之期，就是中国复兴之日。

　　詹姆斯在《多元的宇宙》里说过："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个术语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两者之间意味深长的差别来说，经验主义是指用部分解释整体的这种习惯，而理性主义是指用整体来解释部分的这种习惯。"前者比较审慎，而后者比较专断。但是詹姆斯还告诉我们"在像哲学这样的一种学科里，不和人性的原野联系起来，而且只按行规的传统来思考，确实是致命的。"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一种哲学表示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性格，因而宇宙的一切定义只是诸多人类性格对于宇宙经过深思熟虑而采取的反应。"所以，"唯物论的哲学和唯灵论（即唯心）的哲学是两个敌对的类型。这两个类型引起下列结果：唯物论这样解释世界以致把人的灵魂当作是留在世界上的外来过客，而唯灵论（比唯心涵义更广）则坚持与本质亲切而有人性的东西必定围绕残忍的兽性，而且是兽性的基础。"（商务印书馆《多元的世界》作者威廉詹姆斯 译者吴棠）

　　所以，詹姆斯所谓带着实用主义色彩的"人本主义"可以用他要点的第一条简单概括为：一个经验，不论是知觉的或者是概念的，要成为真的，必须与实在相符。（商务印书馆《实用主义》作者威廉詹姆斯 译者陈羽纶 孙瑞禾）

　　而这就是我能想到的胡适实用主义的来源，他所有其他的思想（民主，科学等等）都是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唯有这一点"经验必须与实在相符"才是他们思想的特质，或者说，整个实用主义的特质。

　　这个特质就是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时至今日，这五鬼可在，可曾被胡适这个富于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现代钟馗捉去？

　　他们还在，不管是他不负责任的中国大陆，或者他也有点影响的台湾，或者就拿他深受启发的美国，这些鬼尽管没有以前那么猖狂了，但是有些鬼还在，比如说疾病，最早源自非洲的艾滋病就是1981年通过美国的血友病人向世界辐射开来的，当然在民主社会的贫富差距要比专制国家小得多，像贫穷在美国基本上不成问题，疾病呢？也不能因为艾滋这个特例而否定他整个医疗体系的功绩，愚昧程度当然更是不在话下，比起我们的几亿文盲，或者读过书的半文盲，或者自命很能读书不能独立思考的高级文盲，他们要优越得多。当然对科学的过度迷信也是愚昧的一种高级形式。贪污呢？这个根本就无须考虑，除了预算不能公开的国家，贪污只存在一些零星的孤例，好比文献学的孤证，不能对整体学说发出侵蚀肌体的腐化，不足为病。剩下来的只有扰乱了，如果你把黑人的街舞当作一种扰乱，又或者上课的不守纪律但能独立思考当作一种扰乱，那么他们还未能尽善尽美，不过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如果我们希望他们都是一潭死水，"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

　　但是在我看来，胡适还有一些不足，这个最大的不足还需要鲁迅为他补足。

　　什么呢？重团体而轻个人。

　　站在这个角度，鲁迅比他深刻得多。如果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可以导致类似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与偏执，但是温和而理性的个人主义不但是个人幸福的源泉，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民主的源泉。

　　相对于团体，个人主义更是"第一性"的。一个盛行温和的个人主义，一个把理智的（我是指独立思考）个人主义摆在中庸位置的国家，一定会最终走向民主。但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国家，除了集权以外，还有民主的可能，更有平庸化的可能与趋势。比如美国，就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我们说他多样性，意思是他们崇尚个人，我们说他统一，就是他们用法律这根准绳把这种多样性的个人合理的、规范的、有效的纳入到集体健康的统一中。

　　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走得更远。物质的充足与身体的健康是幸福人生的前提，但不是全部。因为要想让一个社会充满活力与富有创造精神，就必须要走得更远。

　　为什么一个社会非要充满活力与富有创造精神呢？物质充足与身体健康不正是生活的目的吗？

　　不然，如果没有活力与创造精神，一个社会就会走向停滞，精神就会萎堕，如果没有活力与创造精神，人生就不会有根本的幸福，一切就会慢慢地被厌倦吞噬，这个问题上至总统下至清道夫都要面对，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

　　怎样要一个社会富于活力与创造精神呢？成为一个异议，并拿出一个理由。

　　所以，让我们先来考察鲁迅的思想。

　　除了他的几封书信，还有几本学说著作，也许还有些古体诗，基本上算是领略过他的《全集》吧，其实我认为要懂鲁迅，对他的全部文学作品（我指《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与论战文章（我指他所有的杂文）读过就行了，就是错，也不会偏颇得很厉害。同时我还要说，精深的辨析与繁密的考订（如当今某些"吃鲁迅饭"的）当然是走进你心灵深处的审慎办法，但如果要了解他的精神实质，而不是非要成为新一代的经院学者与御用专家，读完我所说的那些，应该可以说话了。

　　那么鲁迅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这个特点是如何形成的？根据在哪里？

　　我觉得鲁迅最大的特点是他的"个人主义"，而这个主义的形成至少有两个原因：一，当时中国内忧外患麻木不仁的背景。这是属于社会历史层面。二，他家庭的变故烙刻下的永恒创伤。这是属于个人心理的层面。

　　大家都知道，鲁迅的祖父卷入了科举丑闻，导致他的家道败落，这对他的家族影响很大。另外一个就是他父亲的病，让他饱尝了世态炎凉，老实说江浙虽是读书之乡，但国民性除了一些特殊时刻从来未见大气，所以当一个小孩子突然目睹家道从兴盛到没落的变故时，敏感的心将受到怎样的打击。后来鲁迅放弃传统读书世家的优越而去学"开矿"，去"学医"，实际上是选择一种介于传统读书人清高与市井师爷鄙俗之间的中间路线。但这个路线也可说因祸得福，因为他所有的关于科学与哲学方面所谓"新思想"，都是在这条路上走出来的。一方面他从易卜生的戏剧、叔本华尼采的书上，从嵇康等特立独行的人的命运里看到群体与专制对个人的限制甚至伤害，但另一方面，到日本留学接受的新思想又开阔了他的眼界，让他在绝对的个人孤独之外，还看到一个民族走向强大的必要与充足条件。因此，他陷入了不自知的矛盾，一方面他崇尚个人，极为推崇尼采，鼓吹对陈旧文化的挑战"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对近代文明的抨击（"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及其对未来生活之展望（"然其为将来新思想之眹兆，亦新生活之先驱"），他赞赏尼采"张大个人之人格"，"尊个性扬精神"，（转引于台湾学者陈鼓应《悲剧哲学家尼采》"增订新版序"三联版 所引鲁迅文字见其《文化偏至论》），一方面他又对达尔文的阐释者赫胥黎的"物竟天择"、二道贩子暜列汉洛夫的"马列主义"抱有极大的期待。前者是纯从个人自强着眼，后两者则关乎整个民族的昌盛。因为他深深知道，尽管他对民族的劣根性从来持贬抑的态度（这正是他批判传统的动因），对群体意识从来抱着一种审视与怀疑态度。但是他也深深知道，没有整个民族的复兴。再伟大的个人主义也难以在一个衰颓的国土立足。所以，他呼唤国民素质的提高，这从他的《呐喊》与《彷徨》等小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批判吃人礼教，他批判封建科举，但是即使这样他内心深处还是对群体意识抱着深深的怀疑。像《孤独者》、《药》等小说篇目以及他的散文诗《野草》我们就可细心地发现，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孤独的人，他的全部文学作品就是他的自述。他在进行没有创造的创造，他从来不善于虚构什么（包括《故事新编》也是旧瓶盛新酒），但他创造了一种重新看待生活的认识。而这，就是从事创造。他融入群体的欲望总会与他强烈的安特莱夫情结发生拉锯般的隐微冲突。他的《朝花夕拾》表层看是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向往，实际上也是他的孤独感的一种回溯式投射。

　　但是国内的许多研究者对于这一点要么水平不够，要么视而不见。像孙玉石对《野草》的研究据说有了一些突破，但是我从孙郁舒芜包括钱理群这些专家那里从来看不到对之大张旗鼓的强调与讨论。偏偏美国学者孙隆基的那两篇《"世纪末"的鲁迅》以及《是否该被"吃"掉？——鲁迅承担政治的难局》（见广西师大2004年5月第1版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却与我多年的朦胧臆想不谋而合，他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系统地梳理了鲁迅一生的思想轨迹，并用许多相当有说服力的论据作为证明。比如说"1936年冯雪峰为《鲁迅短篇小说集》捷克译本写序，涉及鲁迅所受的外国影响，冯基于政治考量强调写实主义对鲁迅的影响，特别是当时左派奉为大师的托尔斯泰和高尔基，鲁迅看过初稿后把他们两个名字涂掉，说："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倒是安德烈夫（安特莱夫）有些影响。'"

　　为什么他们总是回避鲁迅的个人主义倾向呢？包括他的文学作品里的象征意识，谁都知道是基于政治考量，因为个人主义是专制最大的敌人，一个人是民主分子，但未必是个人主义，但一个人抱着绝对独立的个人立场，他就比"一团和气"的民主走得更远，他超越了民主而走向独创，走向精神的自主，那么他就拥有比一团和气更具超凡意义的价值。

　　举个简单例子，从文学上我们就可看到，凡是倾向于绝对个人立场的人，基本上都是天才：像波德莱尔、爱伦坡、安特莱夫、萨德、卡萨诺瓦等等就是很鲜明的例子，哲学上则有斯宾诺莎、尼采、叔本华等人，

　　何以故？我的见解是凡是比较个人的人，都是孤独的，一方面因为高瞻远瞩而孤独，一方面孤独而更为眼光宏阔与众不同，这就超越了平庸的社会之平庸，

　　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永远是专制的敌人民主的同志，但同时民主不能够避免庸俗与市侩，但绝对独立的个人主义就能够避免（只要它推而广之），而且由此形成的和而不同的群体将更具有创造性，因为一个有可能产生喽啰的制度就需要个人的独立与自主去针砭。历史上许多高瞻远瞩的哲学家比如斯宾诺莎（见《政治学》)与尼采《见其全部著作）都是拥护贵族政体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站在普世立场民主当然是好选择，但如站在创造精神一边，民主未必比推而广之的个人主义（我知道有点二律背反，我知道）占优。老实说这个世界最优秀的东西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专利。当然，我并非漠视大众要来一个"精神贵族"，其实我也知道我的想法有些理想色彩过浓。但什么好的思想不带一些理想色彩呢？（雨果说过，你说诗人是在云端里，可闪电不也是在云端里。）除了功利思想所有的思想都是需要把它悬为一个"鹄的"，来高山仰止不坠青云之志的。

　　现在我可以大略总结了。胡适的民主我们要追求，但鲁迅的个人情调我们也要葆有。说实话两者也是可以协调一致的，在凡是涉及到大多数的公众利益的时候，个人服从群体，要民主；但是在有关私人而并不损害他人的选择中，在对真理的探索与追求中，我们简直要绝对的个人，特立独行到不给庸俗鄙陋一丁点的机会。

　　所以，我们既要胡适，也更需要鲁迅。我知道要想真正地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这一点，还有一些具体操作上的困难，比如当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兵役制度与个体放任的协调，就是一个难题。但难题不等于就是死结。需要我们开动脑筋来群策群力。

　　一个伟人说得好，对于一个具有开创性思想的人物，他有权提出问题而不负责解答。我没有那么自大，因为我只说自己的话，而且也许还不太时髦，也就是落伍得很，有没人愿意听，我是抱着放任自流的态度的。尽管另一方面我也抱着很殷切的期待。

　　（限于篇幅，有些问题没有详尽展开，有些材料也没有过多的征引。但我的意思应该说的很清楚了，这一点希望有识之士予以原宥与包容。）

叶檀:用什么取代经济适用房？

　　完善任何一项公共产品体系，一要减少复杂的中间环节，提高效率；二要尽可能地满足多层次被保障者的需求。对于权力寻租屡禁不绝的社会尤其应该兼顾公平与效率。

　　经济适用房因为既不公平也无效率饱受质疑，从民间到操作层面的官员，齐发反对之声。8月20日，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副主任黄信敬表示，广州市政府有意向要多建廉租房、少建经济适用房；8月21日，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李元在京提出，经济适用房应该只租不售；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常务理事、厦门规划局局长赵燕菁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明确表示，经济适用房的制度设计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制度本身就会让操作层面出问题。基本上是不可持续的。只有住建部官员力挺经济适用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侯淅珉表示，经济适用房仍是现阶段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有效方式，今年经适房建设仍将按计划进行。

　　把所有的反对者一棒子打为开发商的走狗属于思维幼稚病。我们要看到经济适用房的弊端，并且提出能够替代经济适用房的更高效的保障办法。

　　经济适用房的弊端无需多说，既混淆了公开产品与商品的界限，开企了寻租之门，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建立监管体系，经济适用房的存在充当了民众攻击寻租与腐败的天然靶子。经济适用房本质上是房地产市场的双轨制，是孕育倒爷的天然温床，在司法并不完全独立、权力与市场界限不清之时，试图依靠监管解决经济适用房解决寻租，是缘木求鱼。

　　有更好的办法提升保障型住房的效率。

　　最重要的是大力建设廉租住房，廉租房不拥有产权不存在住宅转让的资本收益，可以极大地约束寻租空间。到现实为止，我们看到的是经济适用房领域层出不穷的寻租案例，而很少在廉租房领域看到相关案例，原因很简单，寻租成本不低而收益不高，廉租房没有产权出租困难，寻租者知难而退。

　　同时，廉租房建设比经济适用房制度成本低，从批地、资金划拨、建设到分配，条分缕析，非常清楚。以今年上半年数据为例，去年12月，国办131号文件要求各地从实际情况出发，要增加经济适用房供给。具体建设规模为2009年到2011年全国每年新增130万套经济适用房。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消息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新开工经济适用房3388万平方米、48万套，约占全年指标的37%.但今年上半年全国已开工建设廉租房105万套，占今年建设计划的59%.当然，廉租房建设加大有中央资金下拨加快的因素，这更加可以看出只要解决了资金出处，廉租房的推进速度快于经济适用房。

　　简洁的行政能力是种美德。廉租住房就是如此，支出可以列入政府预算，由于刨除地价只有建安成本，每年的预算大致可以框定，不必像经济适用房一样复杂无比，政府列入预算却不能明确预算，大笔公共支出没有到应该保障的人头上。

　　廉租住房最大的障碍还是资金，如果连廉租房都无法满足如何满足经济适用房？如厦门规划局局长所说，保障房存在的最大瓶颈是地方政府资金不足，由于不能在市场流通，银行不给保障房提供贷款。所以在福建除了厦门市，其他城市保障房的规模都很小。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政府给予定向补贴解决，补贴金额在政府与低收入者可以接受的中值范围内。政府的补贴直接到了低收入者手中，不必经过几个部门，被刮走一层地皮。

　　对于上下不靠的夹心层则有两个解决办法：或者建立不同租金水准的廉租住房，低收入根据本市中低收入的住房支出平均值核定租金，如此一来，中低收入者可以入住租金较高的保障性住房，而低收入者则入住低租金住房，享受政府更多的补贴，当然住房条件也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一个小套住房40平米就能够让一家人过上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另一种办法建立政府与个人共有产权住房，政府占60%而个人占40%，夹心层可以解决住房困难，但不能截留主要的房地产资本性收益，一旦入住者收入增加购买产权，则需要补齐土地差价与税费，如此一来，先富起来的夹心层也为廉租房的低收入群体作出了贡献，同时还可以获得40%的已有产权的收益，实现共赢。

　　扶贫济困需得法，提供高效率的公共产品必然附之以简洁优美的行政能力，类似于经济适用房这样复杂、寻租不断的产品，还是避开的好。建立更多的无产权或者低产权保障型住房，是对中低收入阶层最大的关爱，也是最大的民生关怀。

　　注：经济适用房写到此处暂告一段落，分析、操作手法在此。至于有人非要用经济适用房当作遮盖建设部门的行政无能，另说。

　　财经专栏作家职责在提出问题，有必要的话提出解决方案。

　　在其位谋其政。

　　一些批评者特别聪明，老说你那么聪明，亮出方法啊，否则别写。对不起，这种说法等于把政府的专业决策者当猪头，剥夺了大众思考的乐趣，也让中国的一切反思文字无处存身。思想暴力，莫此为甚。

　　至于有人指责为开发商说话，恐怕是被洗脑了。我不至于用一篇文章断送自己的未来信誉。真正有所图的人，必定有特定的利益指向，睁大眼睛看清楚并不难。

老歌:为什么我们要像狗一样的出国？

　　文章写的有点迟。前几天，一位清华学生发表了他对出国的热切渴望并详列理由，受到追捧回应。俺一度也想写上那么一篇，来谈谈大学生为啥要抢着出国。笔者目前在国内工作，北大读完本科后从业两年。

　　中国大学生历来是关注焦点，任何新闻，只要和大学生扯上了，都是热门。前段日子，有个记者叫陈杰人，一度成为知名人物，他也没做啥大事，就是披露了武汉女大学生"陪聊"的事情。几乎是同一时期，卫生部副部长宣称中国有六百万以上的妓女，关心的人却寥寥无几。

　　大学生，在中国历来被视为纯洁、真诚的象征。仿佛人一进了大学，就高尚富贵起来，与众不同了。大学生卖肉，大学生行骗，大学生贪污腐败，女大学生傍大款，女大学生卖淫，个个都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主角换个身份大伙就视而不见。

　　大学生如今热衷出国，众人皆知。在中国，有出国权的人并不多。年轻人里，除高官富翁的子女，只有理工科大学生——往往还是成绩比较优秀的那种，才有出国的机会。那么多高官的子女，就算留在国内，也是要风有风，要雨得雨。可他们依然义无反顾的出国。大学生又如何？每年大学里出国的，都是成绩最优秀的那批，往往争offer争得头破血流。大学生出国可不容易，苦背GRE，花流水般的钱上新东方，多半还得租房子、等 offer、过签证，得历经九九八十一难，随时会有被拒的危险。就这么恶劣的竞争环境，这批本可在国内混得不错的人，依然削尖了脑袋出国，而且数量越来越多。

　　俺的大学记忆里，有这么件事儿。大三冬天的日子，托福报名。那时候，托福考试可不像现在那么灵活，一到报名日，就是人满为患，赶上一次报名，非得漏夜排队不可。俺和几个哥们拿着小凳子和报纸，在附近一个报名点旁边守夜。从零点，在寒风中一直等到东方泛起鱼肚白，终于等到人家上班了。因为队伍太长，几百个人混乱不堪，专门拨出了警力来维持队伍。警察花了半个小时，把这几百人的队伍整好了。怎么整的呢？用脚。看看谁没站好，就狠狠地用脚踢他的大腿和小腿，直到把他踢到队伍里为止。几百个学生，清华的、北大的、北外的……凡你能想起的最牛气的学校中的自尊心最高，恃才而傲眼高于顶不可一世的最牛的学生，就咬着牙齿，在那里默默忍受几个警察喝斥、脚踹的社会主义教育。

　　这是为了离开这个国度所付出的代价之一。

　　中国人对北大学生和清华学生有个最大的误判，他们以为，北大学生和清华学生是不同的。例如北大是理想主义的，清华是实用主义的。北大学生是反抗型的，清华学生是乖乖型的。北大学生是自由化的，清华学生是爱政府的。北大学生是个人主义的，清华学生是国家主义的……其实，在出国问题上，北大和清华学生是完全一致的，不含糊的。唯一的不同是：北大学生一边骂这个社会，一边出国，而清华学生一边赞扬这个社会，一边出国，然后他们之间的绝大多数读Ph.D.，找工作，入美国籍，定居。

　　俺在清华也有几个好友，97年，清华有个响亮的口号，叫"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句话琅琅上口，有气势，清华小伙很爱喊，直到他们出国为止。俺在清华的朋友，在美国建立了庞大的同学会，留在中国倒显得孤零零了。

　　中国知识分子最是忍让。他们秉承了中国人吃苦耐劳，小富即安，嫁鸡随鸡，百忍成精的优良传统，院士王选转述领导人的话说：中国知识分子价廉物美。两千块钱的工资，就可以随意使唤。中国知识分子安于现状，能够忍贫受饥。适应能力比蟑螂更强，在金星上也能生存。近期报导的陆步轩，从一个北大中文系高材生，适应成一个卖肉屠夫，这样的生活现状也没有让他成为土匪或是人肉炸弹。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善于忍受，只要一点点尊重，一点点慰籍，一点点利益，他们就可以在中国呆下去。可还是呆不下去。

　　中国对待知识的态度很奇特。比如说，一个工人，每个小时可以生产出十元的产品。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改良了机器、流程、管理，于是一个工人每个小时可以生产出一百元的产品。那么这多出来的九十元算是谁的功劳呢？西方人对此争论不休，有些人说，工人产出的是十元，工程师的价值当然是九十元；有些人说，工人也提高了效率和劳动强度应该得五十元，工程师五十元比较公平。但中国人会说：我们工人的产量增加了，感谢领导们对工人的指导，对工程师的培养与栽培。这九十元是领导的功劳，剩下的十元，请尊敬的工人同志和尊敬的工程师同志平分吧。

　　以史为鉴之五十年代：华罗庚——建国来待遇最好的理论数学家。

　　华罗庚算是那个时代混得最不错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天分极高，不到二十岁就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后从事数论研究。二十六岁成为剑桥大学访问学者。中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形势最恶劣时回国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中日战争结束后，受聘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共和国成立后，五零年，放弃国外的优越待遇回国。议定好的年薪是八百斤小米，当然后来没有全给。这位已发表过两百多篇论文和专著的数学家在新中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由于华罗庚对政治不感兴趣，所以在文革中没有受太大冲击。虽然他被拉进了政协，但实际上没有对政治发表过只言片语。

　　在196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在党代会上发表了《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该报告中，他指称74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占159名政协常委会委员的47%。建筑学家梁思成、生物学家童弟周、桥梁专家茅以升相继被打倒。

　　但华罗庚却幸免于难。在数学家群体当中，他是最风光的一个，他是中国数学界的泰斗，中科院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很聪明，用一个在理论数学上毫无学术价值的"优选法"，来证明自己"贴近工农"，并在文革时期赴全国十八个省份讲演做专题报告，而其它的数学家此时大多在牛棚里度过余生。

　　这个当时在全国算是最走运的一个数学家华罗庚，生活是怎样的呢？五零年以后，他再也没有能发表出有份量的成果。是条件不够好吗？从纵向比，抗日时期，他在西南联大，物资极度紧张，住在猪圈旁边，他依然可硕果累累。可五零年以后，生活条件好转，可他却出不了成果了。从横向比，被他指责为"贪图享乐不回国"的同龄人，大数学家陈省身，在国外屡屡突破，一举获得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沃尔夫奖，退休后衣锦还乡到南开大学享福去了。

　　华罗庚五零年，毅然放弃优异待遇回国时，发表热情洋溢的爱国宣言："良园虽好，却非久居之地"，影响了一代海外学人。十年后，他黯然对夫人说："我想自杀。"消息传出，又影响了一代海外学人。

　　他没有精力再搞研究，因为他的同事处心积虑地揭发他，批判他。他二十年的手稿被红卫兵抄家后付之一炬。他放弃了自己喜爱的数论研究，放弃了自己的天赋，去搞应用数学和爱国主义教育。

　　统筹法让他摆脱了"脱离群众、脱离工农"的口诛笔伐，使他获得全国巡回演讲的殊荣。可他自己知道这东西的生命力，文革以后，再也没有人用。

　　他在海外的名声为他赢得了待遇，因为他是统战对象，是模范表率，所以要照顾他。可是其它人就不是了。他的儿子，一家四口人，住十四平方米屋子。他最得意的徒弟陈景润，四人住七平方米一间的宿舍。清华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迟群不断关心他的生活，陈景润成名之后，迟群不遗余力地动员他积极展开批判华罗庚的工作。

　　华罗庚的优选法在辽宁省做成果展示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对这位天才数学家高屋建瓴地指出："优选法的'最优'是不可能存在的，最优这一提法不科学，不符合马列主义，最多只能称为较优。"于是华罗庚只好带领他的弟子们连夜加班，将展示板里的"最优"统统改成了"较优"。

　　这就是在国内待遇最好的数学家的遭遇。

　　以史为鉴之七十年代：袁隆平——建国以来贡献最大的农学家。

　　八十年代之前的二十年里，中国人是在饥饿中度过的。最有名的三年饥荒，按现在俺手头搜集的全国仅17个省的统计资料，加起来就饿死了2100万，预计全国的统计数字应该在2700-3000万之间。不过，俺认为统计数字肯定有问题，算少了。三千万是啥概念？全国一共有七十多万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队大约 1000人，正常年份，每个生产队每年死亡10-15人，饥荒三年，每年死亡25-30人，全国就会多死三千万人。可俺那地头，老一辈的记忆里，死得可比这惨多了，所以俺认为三千万这个数字，肯定是少了。饥饿的不仅仅是那三年，整整二十年，俺老家的人就没有吃饱过。

　　据老一辈说，真正重新吃饱饭，是在七十年代末，以前的稻子是高高的，风一吹就倒，换了矮水稻以后，粮食真是翻了出来。报纸上曾引述农民的话说："我们吃饱饭，靠的是两'平'。邓小平和袁隆平。"袁隆平的水稻南优2号，比以前的水稻单产增产20%，于1973年研究成功，1976年开始推广。八十年代，国际组织给他的奖项多得像米粒一样。中国有九亿农民，他一个人，相当于干了两亿农民的活。有人预估，他的种子共创造效益5600亿美元。假设其中分零头给他，那么他的资产就会大致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587亿美元相当。

　　那么袁隆平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截至1998年，袁隆平的月工资是1600元。

　　由于他做人老实本分，1953年被分配到偏远落后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农校教书。在那里，才华横溢的袁隆平的职称一直没有提升，工资一直原地踏步，房子依旧窄小阴暗，向上爬的机会被他那些会拍领导马屁的同事抢走了。他唯一的幸运是研究水稻。这是大伙吃饭用的东西，属于文革中保护品种，他住的又偏远，灾难没降临到他头上。

　　文革中他也被人整过，罪名是毛泽东制定了农业八字办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他却偏偏认为要加一个"时"字。加上整天摆弄那些别人看不懂的瓶瓶罐罐，于是被打成反革命。

　　文革中，他培养水稻的罐子被红卫兵们砸碎，辛苦培育的品种被他们扔到井里，不得不中断研究三年。遭到批斗和毒打。而如今，他的工作又被新的挺毛派红卫兵们，恬不知耻地称作"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有些干脆说是"毛泽东领导下的成就"。

　　各位出国的老兄，听说过把受害人说成是自己的成就的吗？就像张志新，被辽宁党政班子割了喉管枪决。平反以后，辽宁省官员也声称"张志新同志的伟大精神是辽宁的光荣"。看看美国，政府给企业提供那么好的发展环境，可你有听说过美国把Intel奔腾芯片叫做"克林顿时代的伟大成就之一"的吗？1979年，美国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惊叹中国的水稻成就，向中国农业部的官员咨询杂交水稻的发明人是谁，他要签约用高价向发明人申请专利使用权。对此，中国种子公司官员义正言辞地回答说，这个发明专利权属中国国家拥有。农业部种子公司就是代表国家享有这一权利的唯一代表。要探讨杂交水稻技术转让问题，无须再找"别人 "。

　　1980年，圆环种子公司向中国种子公司支付当时可谓是天价的20万美元首期专利转让费，袁隆平一分未得。为配合本次专利转让活动，袁隆平以专家身份出访美国做了四个月的技术指导。回国后，他所得的工资数千美元，被农业部悉数收缴，然后重新发给他每天20元人民币的出国补贴。1981年，国家科委、农委重奖杂交水稻发明人10万元奖金。但单位转手分下来以后，袁隆平仅得5000元。

　　2003年，袁隆平在几十年多次创造奇迹以后，正式宣布由于研究经费匮乏，他的研究所的最新成果无法试产，将与美国公司合作。

　　这就是国内贡献最大的农学研究员的故事。

　　以史为鉴之九十年代：大学生——离上流社会最近的人。

　　九十年代，不需要从个体身上截取例子。因为九十年代，俺们已经懂事，这不是历史，是在俺们身边发生的现实。

　　中国的下等人是谁自然不必多说。要工作，他们到城市会被驱赶和盘剥；要开公司，他们没有启动费用；要从政更是痴心妄想，现在买个官比开个公司难多了。唯一改换身份的出路是上学，如果子女碰巧有天资、能考试，那么就是一个希望。俺就出身这样一个家庭，城市的朋友，都不明白，为啥有些农民，付不起孩子上学的钱，会自杀。上不起学，打工去不就行了吗？事情不是这样，考上大学，不仅仅意味着更好的机会，它意味着跳出了老鼠的儿子要打洞，一代代的农民，一代代的受苦的循环。近几年的教育高收费，将这条路也渐渐堵塞。在俺念的北大计算机系，97级本科有一半农民子弟，而01级本科生，已经基本没有农民成份了。

　　但上大学，并不意味着进入中产阶级或是上流社会，特别是在扔个砖头都可以砸倒几个博士的时代，大学生的价值越来越小。在国内，摆在大学生面前的出路，一条比一条难走。唯一越走越宽的道路就是傍大款，因为有钱人越来越多。傍大款这个词，现在已经不流行了，流行的是做小秘和包二奶，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博大精神，与时俱进的风格。但这条路毕竟只有少数人可走，绝大多数还得工作，就算读研暂缓几年，工作还是免不了的，总不能读书读到死吧。

　　今年回了一趟北京，真是在招聘会上开眼了。俺也算是有一定阅历的家伙了，可从来没见过这么拥挤、这么多大学生红着眼睛左冲右突的招聘会。这几年经济增长得很快。可别的国家经济增长，伴随的是股市行情飚红，就业机会遍地都是，低收入群体得到更好保障。可中国的经济增长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这钱都到哪去了呢？招聘会结束了，几天以后，消息下来了，本科生三四千，研究生四五千，博士生六七千，像狗一样的找工作虽然和像狗一样的出国有所相似，可一个卖得贱，一个则卖得贵些。现在有些人觉得中国的经济环境很好啊，他们的理由是：经济环境不好，外资怎么刷刷地就进来了呢？这还用废话吗？像垃圾袋一样便宜的大学生劳动力，没有法律保障的工作时间，法官不是腐败的就是向着资本家的，还不让工人自己组织工会。这个大中国，不摆明了是外国资本家天堂中的天堂么？可俺们，迈向上流社会的大学生们，环顾四方的时候，又发现自己是在哪里呢？以上是俺要说的话，但愿对已经出国和想出国和不想出国的大学生们有用。

巩胜利:中国“话语权”何衰？

　　中国至今60年了。60年中国为什么在今日世界长期、一直以来被国际社会批评、甚至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也一直处于大国弱"语"的国家地位？除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一党执政始终被长期病垢之外，还有就是中国国家的"话语权"与执政党的"话语权"产生了一致的严重悖论。就国际社会、当今世界而言，从来没有过哪一个党、将这个党的意志覆盖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先例，于是中国的国家利益、甚至个人崇拜（特指中国1980年及未实施"市场经济"改革之前）、政党的意志却往往执意要取得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这不免成为国际社会发声"话语权"的悖论者。

　　要讲60年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为什么一直都未成为主流？为什么60年中国总是在在世界上长期被批评？60年中国到底是否可以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下、不悖论西方及绝大多数国家的环境下实现平等对话？中国是否可以建构属于自己的国际"话语权"政治体系和理论架构来解释中国与西方沟通的内政外交？中国的理论是否会为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和媒体接受？60年中国"话语权"，甚至从来都未在国际社会"说话算数"过、倍受各世界国批评、甚至长期被病垢，这根源主要分三个阶段来说：这（一）是、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大会投票，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大会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这段时期是中国"个人崇拜"盛行时期，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即是有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又有周恩来"外交天才"，但中国根本没有任何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可言，因为"个人意志""阶级斗争"等的中国与国际社会根本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这个时期中国在全球的"话语权"成了全球各国的"孤家寡人"、孤掌难鸣、独夫天下。

　　一个60年历史不争的事实是：一旦毛泽东、周恩来式"话语权"越强大，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就可能越来越渺小，以至于中国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国际"话语权"。因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8页，1939年9月16日《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永远与今日绝对多数非"社会主义"国家相悖离，中国历史上的达赖、法轮功、热比亚、"六四"、"闹事者""群体事件"等等等永远都是"敌对势力"而无法调和。

　　第（二）阶段是21世纪到来前这段时期，中国处于"改革开放"30年之际。这段期间，国际社会发生了源头的重要变化："两个超级大国"被分解，欧盟27国成为一个接替前苏联的最大"经济实体"，德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最强大的一个国家，中国开始崛起，中国国家的财富进入前"十大"国家之例，但中国国民的财富依然在全球190多个国家中、处于100位前后水平。之所以在中国建国的50年前后，中国依然没有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是因为中国在国内大肆"政者说话"、"以党代政"，在健全的国际社会则推行"党性外交"，那么国际社会就当然抛弃了中国几乎所有的"话语权"。

　　当然，在20世纪末、这段时期，中国的"话语权"发出了明显的改善"声音"，但在全球重大事件中，中国的"话语权"依然微乎其微，在国际社会中甚至一直淹没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13亿中国人的"话语权"。

　　这（三）是21世界前期到未来，到2009年，中国国家财富进入全球"三甲国家"（美日中）之列，中国在未来将是全球霸主能与美国一争高下的唯一国家，但中国的"话语权"依然与国家在国际的地位相完全悖离。有国际著名问题学家形象的论述说：未来中国在世界"盛宴"中是一个绝对不可缺的"主人"，这个"主人"只能赴宴、在座、参加所有的"宴席"，但这个"主人"却不能主持"宴会"、提议吃什么"菜"、决定到哪里主办"宴会"等等，中国成了世界国家盛宴中绝对不可缺的"主人"，这个"主人"又是绝对不可能做主的"主人"。就连未来G20中，中国的"话语权"也只有20分之一，这20分之一且是G20中所有国家体制所悖论者。这就是说，有可能在中国实施的国策，而在G20中都完全无法实施、甚至永远冲突！

　　这又是为什么？又为什么是中国是"主人"又绝对做不了主？首先，中国到目前依然不是一个"法制、民主"（中国《宪法》中规定要建设一个"法制、民主"的国家，见中国《宪法》第5条和《宪法》"序言"）的国家，最起码中国与全球大多数主要国家的制度相左，若实施中国的"话语权"，那么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之间、国民之间，就要发生根源的冲突。再者、中国逐渐强大后，有关中国"话语权"的全球性战略实施必须分为二步走：（a）第一步是、先进入全球、国际体制"游戏规则"制定的各个领域，来适应逐渐长大、发展；(b)第二步是、进入国际"游戏规则"、立稳了阵脚之后，再来逐步实施制定、改变国际"游戏规则"。若是中国强大了，一上来就大谈改变国际"游戏规则"，那么中国的进入国际社会就成了众矢之的。这三、中国必须学会与国际社会平等、平和的对话，任何国家的"话"都可以听，千万不要"以党代政""个人意志"——这是中国60年"大国弱语"的国际根源所在，国际游戏规则环境，永远盛不下"以党代政"的任何"话语权"可能，任何时期、任何主要国家都不可能这样通行国际"话语权"。

　　21世纪未来，随着中国财富的在全球范围内崛起，为中国"话语权"的说话算数，展示了无与伦比的空间和世界，但"法制中国"的落实才是中国在国际"话语权"最有力的保障和最根源的国民支撑。以中国对朝鲜一直以来的国际"话语权"为例，一味的讲求"制衡"某个超级大国、顾及小兄弟及党的利益，在全球各国的国际"话语权"表达中却怎么不一直失道寡众、失去声音？再以拉萨"3·14事件"为例，竟然一周之内没有任何"声音"，除了官方的"真相"——"王婆卖瓜"之外，全球只有一种"声音"，何其古今中外天下之怪？历史一翻就是60多年，这又怎么能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世界各国、整体中国长期无助、尖端的国际"话语权"地位和声音？

　　据8月5日《广州日报》载文：山东昌乐县城关街办东南村6名村民在论坛上发帖《悬赏五百万征清官除村霸》，帖子称，经过半年的清账和查证，发现以村支书卞长智为首的村官们侵占集体资金和财产5000多万元的犯罪事实，他们称希望"征清官 除村霸"，谁能帮助他们讨回5000万集体资产，愿意提供500万悬赏。且这6人举报都留下了举报人的具体姓名和具体电话，这6人中刘锡禄77岁、赵世儒68岁、张子亮66岁、刘培义72岁、张志纯66岁、赵修德66岁（照片为证），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6名已经年过六旬的老人不顾一切实名举报呢？一个村是这样、一个乡是这样、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又能能怎样？权力不由人民说了算，一个国内"发声"铺天盖地，国际"发声"没有的国度，一个13亿人口的第一大国家，怎样才能实现真正在全球、国际社会的"国强民富"、"法制国家"、掷地有声的说话算数？

　　中国60年了、刹那即过，一个人开始走向它生命剩下的1/3或更短的终点……然而60年中国太值得反思、建树，生存环境与大自然悖论的太多太多，从即日起学者开辟"回眸60年"新论，敬请各界期待、反馈、交流。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而外，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BBS和上网链接。若有任何见解、疑问、版权使用等问题请通过Gvv21(at)hotmail.com与作者联系。）

许知远:我们这一代

　　一

　　从京沈高速公路的豆各庄出口下来，车拐进一条引水渠旁的林荫道，再右转就进村了。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郊区村落，主街上满是小商铺，从山西刀削面到手机、杂货店、还有提供从剃头到按摩所有服务的美发店，劣质的蓝底或红底的喷绘广告一个接一个、毫无章法的连成了一片。路面上尽是尘土，车过时扬起一片，让人无处可躲。

　　这丝毫不妨碍路边的人们从容不迫的吃下盘中的炒面，再心满意足的点上一支烟。他们有的青春年少、有的已近老年，都赤裸上身，肌肤黝黑。他们不是本村居民，是不远处那排在建的高楼富力又一城的工人。正是中午，他们享受着暂时的放松，抽烟、喝茶、与安徽老板娘无伤大雅的调笑几句。街对面美发店的姑娘斜坐在门前，专心打毛衣，右腿压在左腿上，有节奏的颤动着，红凉鞋若即若离的挂在腾空的右脚上。

　　倘若不算那排在建的住宅楼，北京市看守所是豆各庄最庞大的建筑群了。院墙与铁门隐藏了它的规模，只能看到两幢办公楼，大约六、七层高。透过接待室的后窗，我模糊的看到一幢二层板房，灰色、简陋，不知是否被关押人员所住，也不知这样的板房有几幢。

　　在网络上流传的说法是，许志永就关押在此。他不是我第一个被捕的朋友，却可能是第一个让我清晰的意识到"被捕"这种感觉的朋友。

　　7月23日的夜晚，我们一起在北大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晚餐上，他似乎保持了一贯的乐观与信心，似乎9天前税务部门对公盟的突然造访和近乎疯狂的惩罚措施，一点都没让他心灰意冷。谁都清楚这是一次以经济为名义进行的压迫。

　　我们的国家似乎总是充斥着这重重荒诞。它分明已然道德崩溃、冲突不停，到处却都在大谈和谐社会；宪法保证每个人的言论自由，但是法律也惩罚所有可以被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你说不清哪句话一不小心就可能颠覆掉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的一些官员公然四处寻找处女，色情服务无处不在，它却声称要用一款软件来保护那些上网的少年免受黄色内容的伤害……

　　而许志永和他的同志，对社会满怀责任与深情，想通过自己的法律知识去帮助困境中的陌生人，以减少这个社会的不公，给那些悲观无力者希望。但他们想成立这样一家民间机构时，却因没有政府部门愿意出面担任主管单位，而不能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它不得不注册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公司"以求生存。

　　专制政权总是以消除社会力量为首要任务，它不容许人们因相同志向与兴趣结合在一起，它可能分散权力中心的权威。当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力量都被清除时，它就是一个极权社会，国家力量无处不在，从你的工资单到卧室，政治权力无处不在，在情书中引用毛主席语录的年代不正如此吗？极权体制通过恐惧和欺骗造就孤立无援、丧失独立思考的个体，他们又是一场场荒诞的群众悲剧的材料。而三十年的改革之后，我们看到了市场力量的迅速兴起，却没看到社会力量的成熟。只有在一个健康而强大的市民社会才能去培育多元的价值观，让人们既抵制强大的政治力量，又防止仅仅沦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使每个人成为健康的公民。当权者了解这些，登记一家非赢利公益组织，要比登记一家公司要困难得多。这其中的含义一目了然——我允许你赚钱，其他不要管得太多。

　　但许志永和他的同志想管得多一些，因为我们早已生活在一个扭曲的社会之中。在他们不懈的努力背后，是一个新的中国的形成：经济进步不再能给全社会带来普遍福利，财富差距迅速扩大；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达成了新的联盟，使得垄断利益集团出现，普通人的机会不仅减少，而且利益经常受到侵害；金钱催生了政治权力的扩张，造就了一个扭曲的经济结构；扭曲的经济结构带来了环境和生态的破坏，也践踏了道德伦理，造就了更多的受害人群……于是，在中国这台庞大的经济机器轰然向前时，很多人跌落在车轮之下、被碾过，但他们的叫喊声却经常被轰鸣声所淹没。

　　这些跌落的人群，只能在家中叹息，拥挤在上访村里徒牢等待希望，举着申冤的牌子默默的站在法院、检察院乃至中央电视台门前。媒体很难给予他们空间，它们不仅被意识形态控制，也加入了娱乐化的潮流；社会精英很少关注他们的存在，精英们要大谈中国的全球领导力、经济增长率，弱者们不过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牺牲；官僚机构当然更不会有兴趣，这个政权建立的最基本哲学就是漠视人的尊严，人是工具、是材料，它曾经的国家主席都曾如此惨死，何况这些普通人；至于广阔的公众，他们看到身边的不幸者会有多么不幸，所以要拼命向上爬升，以获取少许的安全感……这样的社会充满不公、黑暗，因此尤其渴望正义与良知。

　　公盟旗下几十名律师几乎全部免费为不同的群体提供法律咨询，并以各种方式普及法律常识。从推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到为邓玉娇案的辩护，再到为受到三聚氰胺奶粉影响的家庭，公盟像是过去六年中国法治进程的某种缩影，一群青年人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帮助普通人获得基本的权利和尊严。他们很少用口号和理论来表明姿态，而是用一个个具体的行动，推动公民权利的增长，为充满绝望和嘲讽的公共空间中增加希望。他们也从未放弃任何一个改善社会的机会，包括体制内。自从2003年当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以外，许志永就不断运用新的身份，揭露种种问题。在三个月前的一次演讲所提到的，他们寻求的是团结、共识、参与、奉献，他们要通过点点努力，来改变中国长久以来恶劣的政治生态。一些时刻，他们成功了，另一些时刻，则失败了。他们当然也开罪不少当权者与利益集团——当他们为受害者寻求公正时，特权者的特权也因此减少了。

　　在7月23日的夜晚，他试图还在猜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困境。在意识形态死亡之后，党与政府早已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当他们的利益受损时，都会毫不留情的动用手中的权力资源。

　　即使在分析这一切时，志永仍旧保持着一贯的乐观。我记得两年前的一次交谈，那时他意气风发，相信2008年的奥运会将给中国带来一次巨大变革机会。当全世界都盯着北京时，政治权力将有所收敛，而不同民间组织都该利用良机，拓展公民社会的空间。那之前，一系列事件都表明，经由互联网的聚合与传播效应，弱势者可能与强势者进行大卫与歌利亚的战争，而且胜负未定。

　　那如今呢？两年以来，我看到的是政府权力借由巨大国家事件的增长，大地震、奥运会，还有金融危机，似乎每次挑战都必须借由国家权力的扩张才能应对。赈灾只有是政府出面，死亡的名单是国家的秘密，奥运会的一切都只能由国家承担，最富有的是中央企业，连年轻人都意识到了公务员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工作。那些自以为有性格的网民，轻易的汇聚成"爱国主义"的洪流。而社会力量，则困难重重，身份不清、财政吃紧、经常处于被收编的边缘。

　　但志永在困境之中看到的是希望。他为上访者提供法律援助，为毒奶粉的父母索赔，探访京城的黑监狱，他挨过打、被粗暴的拘留过，全因他试图为一群已经受难却失语的人群寻找公正。或许他在这一系列个人际遇中，感觉得到人们对正义与良知的巨大渴望。这种渴望让他温暖和坚定。

　　那天晚上，我们在蓟门桥分手。我记得他离去前说得最后几句话中一句是："最坏的结果是抓我坐牢，这也没什么。"不过，我没把这话太当真。我想他们会对普通维权律师施以重手，但对许志永这位得到普遍关注的人物，会用更谨慎的方式。何况志永的方式是温和的，在一次讲演中他不强调，他们的方式不是批评——尽管批评很重要，也不是改良，当然更不会是对抗，而是建设。更何况，他还是一名区人大代表，如果要逮捕他，是要区人大通过的……

　　但不到一周之后，就传来了相反的消息。7月29日的清晨5点，小区的保安看到他被四五个人带走，不知去向……

　　二

　　大约6年前，在北京在豆各庄更远的东郊的一间公寓里，余杰和我玩笑式的讲起了他这些年被跟踪、审查和经历。我们相识于1997年的北大，他比我年长3级，但不同系。我记得第一次读到他油印出的文集《明天》时内心难耐的激动——思想的热忱、批判的锐气、宽阔的视野、全都混杂在少年意气中了——而这不正是我期望北大校园中本应有却几乎没有的气质吗？

　　我们成了朋友。比起文章中尖锐，生活中的余杰善良、任性、小小的虚荣、喜欢回锅肉、要命的单相思一位长腿姑娘。在我们相识一年后，一位出版商发现了那些油印的文集，然后突然之间，他在大学中、在青年里、在社会精英中，他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距离天安门的那场悲剧将近10年了，这也是思想上沉闷和过度谨慎的10年，但一个年轻人跳出来，用他几乎显然带着稚气的口吻表达他对文化、社会、政治的看法，他的勇气和热情感染了所有人。余杰显得既年轻又古老，他才25岁，但是他采用的方式又是中国人最熟知的——写文章、谈论思想、引起争论、刺激人们思考。他是个启蒙者，尽管思维有时过分单调。

　　他接下来的轨迹不再那么顺利。他的严厉批评态度，让校方难安，或许也让更多的保守者不适，2000年他毕业后，发现原本接收他的单位拒绝接受他。他成了一名独立作家。他依旧引起争议，忘记了是2000年还是2001年，他在一份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借由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两位捷克作家的态度，余杰试图剖析1990年代的文化心理——我们太聪明了，而缺乏严肃的道德立场。

　　似乎每一次公开讨论，都是一种价值观覆没前的最后顽抗。在1993年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之后，人文精神被弃如敝履；而这次关于智慧和立场讨论之后，立场的最后防线也溃败了。

　　随着名声的提升、交往圈子的扩大、还有他在海外媒体上撰写的文章，余杰逐渐的被划到另一个群落——异议作家。紧接着，他的书无法继续在国内出版，国内的媒体禁止刊发他的文章，再接着他成为了一名基督徒……

　　我们的关系日渐疏远。这既是因为离开大学之后，我们各自有了不同的生活轨道。或许也是因为在潜意识里，我觉得他的方式太过简单。一个新时代到了，那么多无穷的新事务，过分的道德判断，显得既单薄又粗暴。

　　一个新的时代真的到了。互联网热潮在1999年席卷了中国，是比尔？盖茨、斯蒂夫？乔布斯、丁磊、张朝阳，而不是罗素、卡夫卡、鲁迅或是李敖，成为了新的偶像人物，是资本与技术，而不是书籍与思想，成为时代精神的载体。

　　我先是在互联网公司，然后进入了一家新兴的报纸。这份报纸要报道的是中国融入全球的进程，跨国资本如何改造中国的面貌，技术如何冲破被禁锢的社会，市场化如何摧毁了计划体制，民营企业家怎样成为时代的英雄……总之，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去他妈的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道德立场问题，它们陈腐不堪了。我们有了苹果电脑和Google、出国旅行、充沛的工作机会与性爱；也可以大谈硅谷精神与摇滚精神的相似之处，评论"9？11"与美国外交政策，偶尔还引用一下詹姆斯？乔伊斯；我们心安理得说，告别革命吧，中国需要的是渐进，放弃批评吧，我们要的是建设性，强调道德是愚蠢的，因为它通往灾难；我们聪明、时髦、以为无所不知、或许还挺酷……我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代。

　　三

　　两年前认识许志永时，我对他身上散发出的活力和强烈的正义感折服，它既让我钦佩也让我不安。我当然了解这个广阔的中国，有着无数的个人悲剧，倘若你在中国的县城与乡村旅行，你会有一种扑面的窒息感，它不在于人的内在悲剧性，而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和制度性的伤害。但是许志永却决定将这些私人愤慨转化成行动。和余杰一样，他也生于1973年，他的出生地似乎决定了他未来的道路——河南民权县。

　　我们因一个青年组织而相识。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中国的成功者，投资银行家、出版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艺术家，他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参与者也受益者。许志永谈论则是另一个世界，上访者、无奈的父母亲、被判冤狱的人——一个被侮辱和损害的世界。对于这个世界，我们曾长久的转过头去，假装他们的不存在。我们无节制的崇拜成功者，不追问他们为何成功，不愿为失败者少许停留，不去理解他们的困境。但正因这种忽略和回避，这个黑暗的世界日渐扩大了，最终它可能会影响到、吞噬掉每个人。让我们问问现实吧：我们的心肝在哪里？

　　或许也因为许志永的被捕，余杰的形象再度浮现出来，我开始觉得他的那些愤怒和呐喊，或许失之片面，仍对这个社会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如许志永这样温和的建设者，都要面临如此残酷的对待，那么这个国家蕴涵的巨大黑暗力量，是必须被不断检讨和纠正的。

　　一些曾经被我淡忘的书籍和人物再度进入的脑海中。奥威尔的《1984》，还有马丁？尼姆勒的那著名的诗句：

　　开始他们抓共产党员，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后来他们来抓犹太人，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抓工会会员，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他们又来抓天主教徒，

　　我没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

　　最后他们冲我来了，

　　已经没有人可以替我说话了。

　　六年前，我热情洋溢的写过一篇文章，谈论我们出生在1970年代的一代人的使命和希望。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给我们带来的自由和力量，我们可能因此将中国引入一个新的舞台。如今，希望犹在，那种浅薄的乐观却迅速的消退。倘若我们这一代不能直面这个国家深层的困境，用肤浅的时髦来转移我们对这种内在困境的理解和改善，那么我们只能被证明是轻飘飘的一代。让我们从互联网和消费主义营造的小世界中走出来，去迎接这个真实的社会。像所有社会的转型期一样，今天的中国面临着艰苦的工作，这一代与未来几代人，要将我们的热忱与精力投入到一场构建一个值得生活的好社会的过程。我们需要揭露黑暗的新闻记者、富有正义感的律师、有社会良知的商人、愿意推动变革的官员、值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他们恪守类似的准则，对未来有着相似的憧憬，他们用积极的思考与行动，来取代消极的嘲讽，用具体而细微的行动取代了空洞的呐喊，富有激情却足够冷静。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自私怯懦，不会有许志永的勇敢。我们也没有能力去面对强大的官僚组织。但你能够努力成为一个社会中富有建设的一员。去拒绝身边的谎言，做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去签名，表明你的立场；你成不了维权律师，却可以为这些组织捐款、提供别的帮助；你可以在你的报纸上，为这些社会的不公提供更多的版面，而不仅仅是无聊的娱乐消息；你可以和身边的人结伴旅行，真心的理解这个国家的现状；你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起free internet campaign，去抵制那该死的防火墙；你可以在你创办的公司，强调自尊和公平的文化，而不是那些拙劣的市场规则；去做一个好医生，让你的病人感到人道；你可以在餐桌上对自己的朋友说，我们别谈论股票和房价了，我们来谈论一本书，我们不要再说房祖名了，来说说许志永他们做的事；去放弃那些自我原谅——我也没有办法……相信个人的力量，你会想影响周围的人，然后这种影响会扩散开，友爱、同情、公正、正直，这些美好的东西，会逐渐浮现而出……

　　亦见：《我们的进步年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件edmund.z.xu(at)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

郎咸平:摧毁日本经济的力量正在逼近中国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近日在博客发表了《是什么彻底摧毁了日本经济？》，文中对日本经济遭受金融战争过程的描述，竟然跟中国经济走势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让人不免担忧中国也可能正在面临着类似的威胁。以下是结合中国经济现状对原文的比较。

　　"日本收购美国"

　　郎咸平在博客中讲到，日本在上世纪60、70年代，透过汽车、家电等等的出口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当时日本的GDP排在世界第二名，仅仅次于美国。在美国开始的金融战之前，日本拥有2850亿美元的美国直接资产与证券资产，控制了超过14%的美国银行业的资产，购买了美国30%-40%的美国国债，还不停大手笔购买美国的房地产，让美国人惊呼："日本收购美国！"当时，美国檀香山市市长甚至说"檀香山市快变了东京的一个区了"！美国人也自我解嘲说"说不定什么时候日本人买走了我们的自由女神像"！

　　中国赶超美日

　　如今的中国经济发展也相当瞩目，中国制造早已全球闻名，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出口虽然受到重创，但在"比谁降得慢"的情况下，WTO仍然预测中国今年将取代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另外，从社科院专家到统计局副局长，都预测说中国经济总量将在今明两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至于超越美国的时间表，经济学家也已经订出来了——2020年。而在购买美元资产上面，中国也同样堪称大手笔。中国持有8000亿美元美国国债，持续居全球首位，当然还不包括中国购买的"两房"等美国企业的美元债券。

　　不过，美国的金融站长就像一个核子弹一样彻底摧毁了日本经济。日本的《金融战败》一书的作者吉川元忠说日本金融战失败的损失和二战战败的损失是一样的，这个战争是透过三步。

　　第一步：让日元升值

　　1985年9月，美、德、英、法、日五国在纽约的广场酒店签署了《广场协议》，这个协议的意思是日本这些年的出口对美国等国家有严重的贸易顺差，所以必须要让日币升值才能缓解贸易的失衡。这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游戏。日本政府在协议上签了字之后等于向全世界报告，日币要升值了。因此，大量热钱流入日本购买日元。两年之内日币升值一倍。到了这一步日本的出口制造业差不多瘫痪了，面临极度严重的亏损。

　　相似点

　　中国虽然没有签署类似的《广场协议》，但美国从来没有放弃劝说让升值人民币，美国的经济学家一直在说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美国每次经济对话，也必定会有督促人民币升值这个老话题。而反观现实，人民币汇改四年以来已经累计升值21%.持续升值的人民币产生的副作用已经在出口行业显现，去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的出口行业已经遭受重创，大量企业倒闭，出口今年上半年对GDP增长的贡献为负。

　　第二步：让日本调低利率

　　日本出口制造业在出口遇到极大困难之后面临的必然选择就是希望能透过炒股炒楼能赚一点钱回来。美国政府透过各种力量迫使日本调低利率，从而造成了流动性泛滥，其结果就是股市泡沫、楼市泡沫、通货膨胀，这一切就是美国想要的。对此，而日本政府全面误判，他们认为当前的目标就是要大量基础投资建设，保持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美国对这方面表示是非常的支持。当时的前川报告中计划提列430万亿日元，在未来的十年当中陆续投入基础建设。如此一来，日本的大量的社会资源被吸纳到基础建设上来，使得日本私人投资大幅减少。而这一切是美国在背后推波助澜，美国的官员、学者都在国际媒体上面不断的称赞日本人做的好，称日本会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因此日本各大制造业、银行手中拥有了大量的股票、大量的房地产。

　　相似点

　　从郎咸平对日本经济的描述来看，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当年的日本何其相似。在实体经济尚未复苏的形势下，大量的制造业资金涌入股市和楼市淘金，这可以从温州炒房团近期的活动以及最近国企大量买地造成地王频出的现象，就可以看出端倪。而中国虽然没有大幅调低利率，却通过银行放水7.4万亿，同样导致了流动性泛滥的恶果，结果，中国股市飙涨75%成为全球第二大，国内主要城市的平均房价今年涨幅已达到20%，过分充裕的流动性带动通胀预期升温，并为银行体系的坏账埋下巨大风险。类似的是，中国目前也是在靠大量基础投资建设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5%，增速为近5年来最高，但大量的投资都在集中在基础建设，民间投资实在是根本没有有效启动。同样，美国现在也在一直称赞中国，说中国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会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等等。连IMF都发表报告，猛赞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果断，刺激经济得力。

　　第三步：利用股指期权

　　至于第三个摧毁日本经济的武器，郎咸平讲到是股指期权。在1989年的时候，美国发明了一种新的工具叫做股指认沽期权，当时由摩根士丹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开始阻击日本。他们说日本保险公司开赌局，美国人进来赌，不管胜负，进入赌场就交门票，日本人同意了。他们的赌的是一年之后的日经指数，日本人认为日经指数不会跌，因此日本人开了无数的赌局。到了1989年的12月29号，日本指数到了前所未有的38915点，从这个时候美国人开始引爆"原子弹"。由高盛带头阻击日本，高盛通过丹麦政府去卖赌单，使得赌单更有价值。整个赌局越做越大，日本人不知道签了多少赌单，全世界都参与进来。美国在阻击日经指数之后，日本人才明白原来股票是可以跌的。股市开始崩盘了，楼市开始崩盘了，日本楼市持续十几年下跌，现在的日本以美国马首是瞻，因为吃了第二颗原子弹。

　　相似点

　　而在中国股市上，一直都不缺少国外热钱的踪影。2007年的时候，有大量热钱涌入中国股市淘金，由于中国股市只能做多不能做空的特殊机制，当时就有分析指出，境外热钱流入推高股指，使得中国股市高烧不断，最后一路飙涨到6000多点。今年3月股市稍有回暖，热钱马上就通过换汇、虚假合同等各种途径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有研究认为，热钱近3个月来以每天11亿美元的速度大举流入内地。由此可见，股市楼市暴涨后面的另一个力量就是境外资金。

　　总结语

　　郎咸平警告说，你觉的美国会放弃领导世界的权利吗？我在担心美国会重蹈狙击一个牛气冲天的日本的覆辙！郎咸平的观点不是危言耸听，对比一下当年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可以发现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美国很可能让中国为金融危机埋单，中国一定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应对才是。

　　来源：　凤凰财经

毕研韬:悖境中的中国传媒

　　中国传媒正在有序和无序中艰难地探索着。中国民间对官方传媒的不满已经公开化，官方管制传媒的传统模式已经失效。值得庆幸的是，政府反复高调宣示保障新闻自由。

　　中国传媒压力激增

　　中国传媒面临的舆论压力激增，而且越来越公开化。2009年1月和3月，凌沧洲等人发表了《抵制央视，拒绝洗脑》和《再见！宣传与谎言》两封公开信，谴责中国的"喉舌们"。这些启迪民智、鼓舞人心的号角，刺破了新闻界与学术界沉闷的氛围。

　　2月9日（元宵节）央视新楼发生大火后，有网民调侃说，"做人不能太CCTV啦！否则，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此类黑色幽默反映出央视不得人心。"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张国勇、宋春丽等高调评议"央视大火"，赢得民间齐声喝彩。

　　除了混淆新闻与宣传、顽固坚持洗脑政策，中国媒体人的专业素养下降更让媒体饱受诟病。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部分媒体和新闻人为了私利而放弃专业操守，甚至敲诈勒索。在中国煤炭大省山西，假记者遍地行，连街头小贩都敢说自己是记者。每有矿难，真记者和假记者一起排队领"封口费"。

　　2008年7月14日，河北省张家口市李家洼煤矿发生特别重大事故，造成35人死亡、1人受伤。事后矿主买通了记者与某些政府官员，瞒报事故达2个月之久。类似事件在中国屡见不鲜，最典型的是三鹿毒奶粉事件中部分中国媒体的恶行。

　　早在2008年7月就有记者获得了可靠信息，却因媒体"自律"未能公开报道。在记者简光洲点名报道"三鹿"前，其他媒体都只用"某品牌"代替。有毒产品曝光后，三鹿公司通过投放广告，要求媒体不报道，同时网站搜索删除负面消息，阻止公众获取信息。

　　由此可见，中国的部分媒体和新闻人已经沦为危害公众利益的帮凶。中国民间流传的"防火，防盗，防记者"并非空穴来风。正如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所说，"从前的记者主要受政府领导层监控，现在记者最大的威胁，往往是大商家。"

　　传统管制宣告无效

　　中国传统的新闻管制手段就是选择性传递对官方有利的信息，而严格控制不利的信息传播。一句话，完全混淆了新闻与宣传。其结果之一就是官方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持续下降。2008年我们在某省的调查表明，47.4%的受访者对当地媒体评价一般，26.3%的受访者对当地媒体不满意。2009年我对129人的访谈显示，根本不相信中国官方媒体的占17.8%，半信半疑的高达47.3%，基本相信和完全相信者仅占34.9%.

　　分析表明，从事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与实践的受访者对中国官方传媒的评价低于平均水平。换句话说，"业内人士"最不信任传媒。调查还显示，经常与亲朋好友谈论时政的受访者对传媒的评价较低。社会交往已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闻媒体的正面影响力，社会上已经形成质疑官方媒体的舆论氛围。

　　传播学上的"期望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s Theory）说，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总是带着期望。当期望被违背时，人们对信息本身的注意力就会下降，而对导致此违背现象的原因格外关注。受众对媒体越失望，对限制媒体的各种因素就越不满。传播学者把这种社会心理现象称为"唤起"（arousal）。

　　根据"相互依赖理论"（Theory of Interdependency），人们在社会互动中总是寻求最大投资收益率。由于互动各方拥有的"权力"不同，社会互动以不同的交换模式进行。根据

　　John Thibaut和Harold Kerry的理论，受众希望从传媒中获得客观、多元、可靠的消息。当意识到他们现有的"权力"无法提升传媒表现时，受众很可能会选择远离中国传媒而转向非常规信息系统（境外传媒或小道消息）。

　　这种媒体生态容易催生出三种现象。一是"破网"软件受欢迎。目前，国内的很多民间意见领袖都能自由登陆境外新闻网站。二是"回旋镖效应"。中国人向境外媒体和组织"投诉"中国，加深了西方人"中国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印象，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国政府改善其国际形象的努力。三是"草泥马"现象。当"河蟹""烧饼"等密码语言在网络上流行时，管治者的形象已经受到伤害，政府的信息管制事实上已经失败。

　　不仅如此，中国的民间意见领袖们还将官方媒体的新闻宣传与社会现实进行比对，并将中共现行的新闻政策与其在野时（未执政）时的政治主张进行对照，巧妙地批判中国现行的新闻管制政策，揭露官方媒体的恶行。

　　中国传媒难以突围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视察时提出了舆论引导的五点建议，其中提到"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温家宝总理强调要以"开放、开放、再开放"的态度对待境外记者。这说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已经初步意识到了中国媒体政策存在偏差。

　　经历了3.14拉萨骚乱和北京奥运会后，中国政府已决定推行国家公关战略，争夺国际话语权。但笔者以为，如果中国的新闻制度和新闻理念不能与时俱进，"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得不到切实保障，中国传媒仍难以突围。

　　事实上，中国新闻体制改革尚未进入政策议程。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说明，国际压力无法改变中国新闻体制。而国内呼声则无法有效上达：官方渠道不会如实上报传媒现状和民间呼声，民间要求因缺乏可靠的"传输带"(transmission belts)而大多存活于社会层面。

　　体制内的学者们还在努力维护现行新闻制度，据说"上网实名制"就是某传播学者的建议。从宪政、人权高度的政策倡导让当局十分警惕，而新闻与传播学界尚不具备倡导重构政治传播系统的胆识或能力。中国的新闻体制改革之路依然崎岖漫长。

　　为适应剧变中的传媒生态，中国已决定建立"中国电视新闻直播联盟"和国家网络电视台，CCTV《新闻联播》也将首次建立正式完整的评价体系。中国政府正试图通过自救措施提升对国内外舆论的影响力。事实上，中国新闻界、学术界早已开始了相关理论探索，《青年记者》杂志就经常发表一些颇有见地的分析与建议。

　　中国政府还亟需建立"政治正确和技术正确同等重要"的理念。无论是管理层面还是业务层面，过度强调"政治正确"而忽视"技术正确"的做法害党误国。2008年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只有爱国热情是无力改善中国形象的。中国必须重用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

　　（原载[香港]《传媒透视》2009年第5期）

刘士辉:我被广州市司法局非法剥夺了律师执业资格

　　这是一个奇迹层出不穷的时代，没想到这种奇迹今天就像公主的绣球一样抛落到了我的头上：我被广州市司法局以法外的下三滥手段剥夺了律师执业资格！

　　2009年8月12日上午11点12分，正在东莞办案、前去劳教所会见当事人的我突然接到我们律师所主任发来的短信："刘律师，今接司法局通知又请我们两个饮茶，时间下午两点整，刘处恭候俺两大驾。"应当说，像这样司法局领导约谈的通知以前至少已经接到五次了，无非是因为一些个人的政治信仰或者是案件的"敏感"问题，都是一地鸡毛。接到短信后，我给主任回复：我因在东莞会见，下午还要去当地法院立案，可否改日前往？

　　因为这段时间我正在跟北京搞公益的刘德军先生接洽联络李蕊蕊案件的委托问题（其后一两天，李蕊蕊已给我出具了正式委托手续），所以我当时给刘德军发了一封短信："刘先生：广州市司法局现在又给我戴紧箍咒了。今天又通知我和我们所主任去司法局接受谈话，这已经是第六次了。这次的主题是什么不得而知，但我分析与郭飞雄案有关。"（我的意思是在李蕊蕊案件上要低调，没想到刘德军把这条短信内容发上了网，还成了博讯二条——这里丝毫没有责怪朋友的意思）我所以在短信里说可能与郭飞雄案件有关，是因为此前配合我到梅州监狱会见郭飞雄（本名杨茂东）的李传忠律师已经被广州市司法局领导谈过话了，声言什么"跨所办案"。我当时分析：李律师并不是杨茂东委托的律师，仅仅是配合我会见而已，这个事情如果说有可以指摘的地方，那也应该直接找我，而不应该苛责李律师（李律师说：他做了二十几年律师，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被司法局找谈话的情况）。司法局如此动作看来是先包抄外围，然后再来解决我这个"老大难"。不管怎么样，我在杨茂东案件的办理过程中，不敢说十全十美，但是我认为完全经得住任何法律的考验，哪怕你拿着放大镜来看——我心里很坦然。没想到，我在短信里想的太简单了，广州市司法局岂止是"戴紧箍咒"，而且还要"断其喉尽其肉"，直取我的律师执业资格！这是后话。

　　从东莞回来以后，我在静等着改期前往司法局的通知，但是等了两天没有动静。8月14日（周五）12点51分，我接到主任的短信："刘律师，务必请周六下午到所聊一下，事情十分严重。"严重能严重到哪里去呢？我又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虽然心里知道可能有事情要发生，但是也没有想到是被"开"的事情。尽管三个月前，司法局的刘壁华处长（以下简称"刘处"）已经给我们所主任下达了"炒了"我的指令，但当时在"惜才"的我们所主任的据理力争和善意保护之下，并没有真正实施。

　　真是祸不单行。8月15日去办公室过堂之前，我接到我老家妹妹的电话。劈头就说："安全部门在监控你，你知道吗？喀喇沁旗公安局的警察曾经找过二哥。"（后来得知，就是今年2月17日因为08宪章与我电话访谈过的那位国保警察）。尽管我心里明镜般坦然，但是我没有办法消除我家人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与生俱来的恐惧，这种恐惧已经被深深地植入了基因！接下来就是我姐姐、妹妹无休止的责骂……看来是南北夹击啊。

　　我在沮丧中跨进了办公室。主任已经在此等候，除了我们律师所主任，还有另外一个合伙人。他们两位向我告知了广州市司法局"开"我的决定，主要是因为与杨茂东案件有关的前前后后的一些情况以及我发在网上的文章等。下面的标题是他们向我转述的8月12日下午本所主任在广州市司法局接受"谈话"的大致内容：

　　主任本来在8月12日上午向司法局即时说明了我在外面办案回不来的理由，问可否改日。司法局说不可以，情况紧急，那就你一个人先来。与主任谈话的是广州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的刘处和另一个副处长。刘处向我们所主任宣布了"开"我的决定，并且甩出了"你是保留刘士辉还是保全律师所"的杀手锏！双方为此口水战了两三个小时，但是最后胳膊扭不过大腿。"开"我的原因是：

　　表面原因是会见杨茂东专用介绍信上的两个律师名字不是同一个律师所的，是为"跨所办案"。6月24日，按照官方会见杨茂东须经过监狱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要求，我向广东省监狱管理局提交了成套的会见资料。当时配合会见的律师本来是本所的肖律师，因为十几天未批，等到7月6日广东省监狱管理局批准会见的时候，肖律师正在从云南赶回广州的路上，而且次日还有庭要开。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临时更换了李传忠律师配合我会见，省狱管局也同意。在办手续的时候，广东省监狱管理局狱政管理处的刘姓处长让我重新更换了一张律师会见专用介绍信，上面本来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是刘处长要求我将李律师的名字也加上去，我就当着他的面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上了李律师的所名和名字。第二天，也就是7月7日，在梅州监狱经过了资料审核和杨茂东签字后第二道向省狱管局的报批程序后，我和李律师终于见到了杨茂东。这本来是拿着放大镜放大一万倍也未必算问题的问题，但是在广州市司法局看来，就成了所谓的"跨所办案"问题。

　　这种说法当然纯属鸡蛋里面挑骨头。因为：其一，广东省监狱管理局规定会见所谓"A类重点罪犯"须经过其批准，本来就是在违法设定律师会见的前置审批程序（按照法律规定，除了涉密案件，律师会见当事人不需要经过任何部门的批准，杨茂东案件当然不属于涉密案件），本人已对此提起行政诉讼。也就是说，向省狱管局的会见申请本来就是多余的；其二，7月6日向省狱管局申请批准时，是狱政管理处的刘处长指令我把李律师的名字加上去的，而且我是在刘处长的眼皮底下加上去的；其三，该会见申请已经过了省狱管局的批准和梅州监狱的通过，作为一个已获批准的行政审批事项（不管其合法与否），退一步讲，即便行政相对人的申请材料有什么瑕疵，也不应该让行政相对人来担责；其四，在会见的司法实务中，本来不需要两个律师共同会见，不要说在监狱服刑的已决犯，就是还未定性的看守所里的未决犯，也只要一个律师会见就OK了。两个律师会见杨茂东本来就是有关方面为了拖延阻挠会见而额外要求的。

　　这是水面的表层原因，还有水下的实质性原因：

　　第一，网上举报梅州监狱命案。7月7日，我终于在梅州监狱见到我的当事人杨茂东后，杨向我说出了自己在6月19日受到同监犯殴打的实情（称有录像），并展示了身体上的多处伤痕，指出受到殴打的原因是因为自己举报梅州监狱4427328号狱警（会见时就贴身站在杨的左身后）致死人命犯罪，死者是个法轮功（？），同监犯系受到该狱警的指使而为。一下子捅了马蜂窝，马蜂们狂飞乱蛰也就不难理解。当时在负责监视会见的狱内侦查科李广辉警官的严词喝令之下，会见被野蛮终止。后来，针对杨茂东的被殴打和杨茂东举报的人命犯罪，我代理杨茂东在7月14日向广东省检察院进行了网上实名举报；迟迟不见动静后，我于7月27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了书面实名举报（至今均无结果）。

　　考虑到杨茂东本身"A类重点罪犯"（和"政治犯"是不是同义语我不得而知，梅州监狱狱内侦查科的赖科长说"A类重点罪犯"的定义是"国家秘密"）的特殊性，以及死者的法轮功身份，我担心这个举报恐怕是个无用功。出于这种担心（但愿我的"担心"纯粹是杞人忧天），我随后以《梅州监狱打死人，我代杨茂东举报"躲猫猫"》为题将该事传上了网。

　　说到举报，您不要以为发生了命案或者严重暴力犯罪，只要一经举报就立即云开雾散，青天得见，冤案得雪；如果您这样认为，那就说明您太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了。五年以前，同样是我代理当事人举报了一宗把人打成植物人的职务犯罪案件，至今这个案件还被蒙在鼓里。而我则斩获了一张涉嫌"妨害作证罪"的刑事拘留证，尽管我最后没有被刑事拘留，但是这张拘留证至今还在某公安分局的案卷里睡大觉！这个案件我后来虽然成功地申请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抗诉，但是我除了收获了一张刑事拘留证、一句死亡威胁和对于司法的终生绝望外，我一无所获。据我所知，这个案件后来不了了之。以我的经验，对于举报人命犯罪这种具有高度人身对抗性、类似于高空踩钢丝的"险活"，特别是被举报对象手里握有公权力的，如果不及时将真相公之于众，那举报不但会无功而返，而且简直就是飞蛾扑火！事实上，今天的杨茂东和我同样面临这样的险境，所不同的是，这个事情已经见光！而命案的见光，破坏了盛世的"和谐"，恼怒即由此而生。

　　第二，我对梅州监狱和广东省监狱管理局提起了行政诉讼。广东省监狱管理局是广东省司法厅属下的职能部门，与广州市司法局平级，该诉讼让上级恼怒、让平级惺惺相惜，也就在所难免。特别是该诉讼涉及有关部门长达33天拖延阻挠会见、会见中野蛮终止会见、终止的原因是一宗人命案的横空出世，以及让有关方面尴尬万分的会见"A类重点罪犯"须经过批准的那个见不得光的红头文件。

　　第三，接受外媒采访。确切地说，自从杨茂东案件接手以来，确实接受了一些外媒的采访。但是，一则，法律并没有规定律师不得接受外媒的采访；再则，我对于外媒并不是来者不拒，还是坚持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充分考虑了有关部门的感受。比如：我至少曾经三次婉拒了法轮系媒体"希望之声"和"新唐人电视台"的采访要求；三则，接受外媒采访也是满足海内外所有关注杨茂东命运的人们知情权的一个必经通道，如若不然，我就是一个不称职的律师！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有限度地接受了外媒的采访，没想到竟成为一条"罪状"！

　　第四，我发在网上的文章触碰"敏感"。刘处拿出一沓子打印材料，指称太过"敏感"。"敏感"这个词在中国人的词典里，绝对是个逾越不得的"雷池"。但是我总觉得，中国的宪法里面载明"依法治国"，而不是依"敏感"治国，"敏感"一词至今还没有被请进法律里面，还是一个不入流的东西，所以没有必要敬畏如神！当"敏感"禁忌与我的宪法权利中的言论自由相抵触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才是"法律之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五，我在会见杨茂东时没有与其谈非法经营的案情。我就奇了怪了！你们在找借口的时候，难道就不能经一经脑吗？他们允许我谈吗？前后总共不过15分钟的时间，真正谈话的时间也就七八分钟，电话被切断了五六次，大多数案情是靠隔着玻璃"喊"出来的，以至最后被强行终止，这样的堪称"史上最艰难"的一次会见，你让我怎么谈非法经营的案情？再者，我与杨茂东不是没有谈非法经营的案情，而是实实在在地谈了，只不过一带而过。当时杨茂东说："鉴于资料繁多，我一下子讲不出那么多，你可以直接向莫少平律师（杨前任律师）获取案卷，然后写辩护词。"还有，我和杨茂东谈什么，不谈什么，完全是我们自治的范畴，"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也已经写入律师法，四五个警察如临大敌地在场监视并录音录像本来就是违法的。

　　第六，声称7月19日野渡、唐荆陵等8人在白云山上穿文化衫也许是我策划的。这就更加荒唐，法律界人士应该知道"无罪推定"的常识，这8个人中没有我，我也没有那样的号召力，怎么就毫无根据地 "也许"起来了呢？盖因5月12日我在岗顶地铁站穿了一件"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的文化衫被限制人身自由3小时，随后写了一篇东西传上网。这事他们是知道的，并且是一次谈话的主题。你演了一个茄子，以后所有紫色的角色都要找上你。这让我看到了一千年后的翻版"莫须有"！

　　主任特别告诉我，刘处也同样到司法厅接受了五六次谈话（跟对我的谈话次数还是对应的），看来刘处也是迫不得已，"开"的决策也未必在广州市司法局。在这样一种制度下，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

　　"开"是一种通俗的说法，意即开除，相当于"炒"。实际操作做法全国如出一辙、了无新意：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向律师所在的律师所施压，迫使其与该律师解约，解约后，该律师就再也找不到可以接收其执业的下家律师所，任你跑断腿磨破嘴。当然，从法律上来说，我有权利开办个人律师所，而且我个人也早已符合开办个人律师所的法定条件。但是，连在他人律师所执业、在人屋檐下，他们都不放心，都要必欲拔之除之开之，你个人开办律师所，他们怎么可能放心呢？怎么可能通过司法厅（局）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权力总阀门呢？所以，又回到了那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所有专制社会的共同特征。

　　在《律师法》中，对律师的处罚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停止执业3个月到一年、吊销律师执业证书共五种。吊销执业证是律师法定处罚种类中最严厉的一种，针对诸如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行贿，泄露国家秘密等最严重的违法情形；而且对律师吊销执业证书，只有省级司法行政主管部门才有这个权力，作为市一级的广州市司法局是没有这个权力的。对律师的处罚，起码要经历主管部门调查取证、决定处罚种类、受处罚律师陈述申辩、书面答辩、重大事项申请听证、处罚决定书正式送达、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直至提起行政诉讼（两审）等处罚程序和救济渠道。这个程序那就太繁冗了。但是通常用来"修理"、"调理"律师的"开"，那就简单多了。虽然比不上纳粹集中营把成群结队的犹太人赶进焚尸炉、然后从烟囱里冒出去来得简单，但是该"开"没有形成一个字的文件，没有盖上一枚公章，没有一个人对此事负责，没有一个程序可以救济，没有你知道一丝一毫，这个事情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搞定了。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于无声处听惊雷啊！

　　我将荣升"律师后"，我不知道这是我的不幸，还是律师行业的不幸？抑或是中国法治的不幸？反正我知道，这次事件又创造了一项新的历史纪录；我对于文中的任何个人都没有成见，但是我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刻进历史！

　　作者电子邮件：lawyerliu13527892095(at)gmail.com

　　（刘士辉于2009年8月19日  电话13826275888）

沙叶新:见过腐败的，没见过这么腐败的

　　作者的话：这篇文章是我政治文化系列的第四篇，准备近三年，今年6月动笔，历时三个月，直至9月1号写出初稿，然后分发给10位朋友征求意见。最近才得空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大力削减篇幅，将初稿的2万2千字，删减为现在的1万6千字。原有的框架和主要观点保留原样，未作改动。只是在结尾处加入了朋友的两点看法，在此表示谢意。

　　一、盛世，还是乱局？

　　在公元2004年以前，每年的10月 18日，对重庆市万州区而言，都是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日子。多少年来，千年古城的每年这一天，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月不居，水波不兴。可到了 2004年的10月18日，不一样了，这座风光旖旎的江城，风云突变，龙吟虎啸，爆发了一场震惊全省的事变。这天下午1时许，「棒棒」（挑夫）余继奎途经太白路，不料肩上的扁担碰到背后的一位妇女曾庆容，曾庆容随即上前打了余继奎一记耳光，继而其夫胡宗权又夺过扁担连续殴打余继奎的双腿，意在断了这个挑夫的生路。路人实在看不下去，劝其莫打。但胡桀骜不驯，说："我是房地局的局长，打死他也不过赔20万！"周围群众一听胡是局长，且出此狂言，就如火星溅入汽油桶，立即烈焰冲天，将胡、曾夫妇团团围在众人的怒火中，一时交通为之阻塞。

　　不久，警方到场。警员只简单盘问了"局长"夫妇几句，未给说法，未予公断，就强行驱散民众，将"局长"夫妇保护性地带上警车，绝尘而去。民众认为这是官官相护，愈加愤怒。于是人群越聚越多，外电报道约有三四万人，一拥而去包围区政府大楼，高呼口号，示威抗议，要求交出打人凶手，给予严惩。警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在慌乱之中，立即组成人墙，阻止人群冲击政府。示威民众用砖头瓦块砸向政府大楼，并且推倒和焚烧数辆警车。事态甚为严重。万州区委领导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前线指挥部，启动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公安部门随即抽调大批警员，保护党政机关及重要场所。稍后，重庆市委书记以及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的万州区委书记也分别接令火速赶至万州。

　　当晚，万州区常务副区长发表电视讲话，承诺一定查明真相、严惩肇事者。入夜，当局开始清场，数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装，驱散大楼前和广场上的人群，事态逐渐得以平息。

　　官方媒体对此事件只作低调报道，并称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对官方的统计，民众早会折算，有道是："报道好事，要打对折听；报道坏事，要加十倍算。"如果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何必动用"数千防暴警察"？以至当地警力不足，还紧急从周边县市调派军警？如果积聚的民众只有"千余人"，怎会定性为"突发性大规模群体事件"？

　　但凡国内出现大小民变和骚乱，当局都说民众"不明真相"。上一世纪后30年，在天安门广场出现的两次震惊世界的政治大动乱，也说广大群众"不明真相"。可毛泽东谆谆教导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怎么一出现群体动乱，群众就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盲"？其实民众是心知肚明，只是当局在掩盖真相，掩盖"官民冲突"的真相，害怕民变所透露的国不泰民不安会有损"盛世"形象。

　　万州民变闹得如此之大，起因则甚小，路人无意相碰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全国任何一个人口比较密集的城镇，每时每刻都会发生；而且绝大部分都无需民警调解，便会自行平息。可是万州的这样的小事何以会演变为非动用数千军警才得以平息的民变呢？主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胡宗权他自称是"房地局长"，是"官"！于是平时郁结于胸的对"官"的愤懑就爆发了！最可笑的是胡宗权并非房地局长，据警方调查宣称，他只是房地局下面的一个水果市场管理员，而且还是个临时的。这真是讽刺喜剧！如果当初他不假冒局长，绝不会酿成后来那么大的乱子！可他偏偏假冒了，终于使得由此所引发的乱子已不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而变为深刻的官民冲突；包围政府、焚烧警车所发泄的也已不再是对胡宗权这一个"官员"的愤怒，而是对整个官僚阶层的仇恨了！

　　天下未乱蜀先乱。在万州民变之后，同年十月底，四川汉源也发生了因政府修建电站，淹没农田，而克扣赔款，补偿不公所引发的十几万人的大规模骚乱。在这此以后，全国各地越来越乱，势头也越来越猛。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说，中国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也从73万增加到307万。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指出：十年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6倍多。特点是：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各个领域，行为方式激烈，而且组织化倾向明显。这么多、这么大、这么广泛、这么激烈的乱子，大多数是因为政府机构或官商勾结侵害民众利益，尤其是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移民安置等问题上更为突出。

　　2001年12月下旬，我被友人拉去参加由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作家和报人所组成的江西"红土地采风团"。数天来，经南昌、叶坪、瑞金等"红色根据地"，一路接受"红色"教育，感慨良多。最后来到赣州。28日下午，我在赣州古城外，见有很多小摊，便与一书摊的摊主聊天，我说："你下岗了？"他马上说："什么下岗？失业！"我说："生意好吗？"他说："好什么！这个地方能有什么生意？城里不让摆，见到就没收，只好到城外摆；城外还缴税，一个摊位两块钱，共产党税多，都给贪官发奖金了！"他还说他有一邻居也失业，去年年终家中穷得只有咸菜，没法过年，就全家上吊了。此时另一摊主愤愤的插话说："现在就缺陈胜吴广了！"

　　我一听大为震惊，虽然这句话在此以前也听过，但都是听别人转述，而转述者也是听别人所说；这次我却是亲耳听到，是在 "红色根据地"听到，是在数十年前出过共产党所领导陈胜吴广（红军）的地方听到；而且是面对面地听很可能是未来的陈胜吴广中的一员亲口所说，这对我的震撼是巨大的，长久的；每当想起"现在就缺陈胜吴广"这句话，我就感慨万千，惴惴不安，因为我绝不希望中国再出现陈胜吴广，绝不希望再以暴易暴，那是时代的倒退，那是民族的浩劫，那是历史恶的循环而不是善的更迭！

　　我不知道中国的官员是否也曾像我一样亲耳听到民众亲口说出的这句话；如果听到，他们作何感想？他们是否知道中国官员在民众中的整体形象？他们是否知道如今官民之间的关系何等紧张？

　　是什么致使官民关系如此剑拔弩张？

　　原因当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经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败！是官员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穷凶极恶的腐败！

　　二、见过腐败的，没见过这么腐败的！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国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还是听听中国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还有一句民谚，也很经典，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这两个"经典"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党报社评、学者高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 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忆！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兴许人们会追问：还有更大的吗？

　　当今中国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国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确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集团化

　　中国的腐败在20世纪的后50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时的腐败分子只是一锅饭里的一粒老鼠屎，一堵墙上的一块"豆腐砖"；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十年，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上一世纪末的陈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后共有 200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党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如此的大改组，大换血，史无前例！人们说，下一个该是哪个省市呢？

　　2、部门化

　　腐败的集团化是以地区划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县委，主要是指党的系统的腐败。但中国从来党政不分，党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职务，所以在一个大的腐败集团里，是不以部门为界的，一定会牵连到各个部门。而且一个地区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出现腐败，才有可能出现腐败集团。

　　而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单列论述，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也许最为严重。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1997年至今，计有江苏省原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省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因腐败纷纷倒台。至于市县一级腐败的交通局长，就更不计其数了。今年7月12日，安徽省的原交通厅厅长王兴尧也因贪污倒台了。明年还有跟进的吗？难说！

　　最不可思议的是河南省竟然三任交通厅长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像接龙似地前"腐"后继。按理说，在同一个部门里，前任翻车，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会重蹈覆辙，谁知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规则"，连续出现"交通事故"，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一个比一个更贪！

　　共产党的组织部门本应是最守党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则是"倒腾干部，发财致富。"到了本世纪，凡是腐败的组织部门统统成了"官帽批发商"。

　　1996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韩希鹏在担任颍东区委书记及市委组织部长的6年间，总共卖出23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出售一顶。收受钱物75次达90多万元。韩希鹏把家当成了"顶戴花翎"门市部。他说1998年春节，往市机关大院行贿送礼的车子有几百辆，往他家买官送礼也多得要排队。

　　今年落马的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曾化100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干脆让市委大院当成"乌纱帽批发公司"，各种官帽均按含权量大小论价出售，总共收受2000万元。如今，卖官人的乌纱帽给摘了，可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有一个官帽买主，至今还照常上班，还照常赖在科长的交椅上。他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说得还理直气壮，真让你哭笑不得！

　　最为疯狂的应是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全国各地领导让自己司机当官的其实并不少，上海就有！

　　组织部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和集团腐败，它已是制度性腐败，已是剧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败。

　　3、市场化

　　腐败有市场，不是指腐败在当今中国有孳生的空间，而是指腐败有买方，有卖方，有交易，有核算，有价格，有行情，有讨价，有还价，有投资，有回报，有行规，有利润，已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因此腐败市场就必然按市场规律办事，讲究供求关系、经济核算，彻底的市场化。市场化了的腐败，当然也注重价格，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有约定俗成价码。这在商业腐败中，毫不足奇，可如今连根本不是商业的部门如教育部门也因为贿赂的价格杠杆作用而成为商业，成为了学店。

　　学校在采购教学图书和教学器材时，都有回扣，明扣的金额一般占到图书码洋（定价）的15%到25%，暗扣则占到20%以上。如果学校直接从出版社进书，回扣率甚至高达50%~55%！再如招生，据报道，考生报考某音乐学院，如果想被录取，非得给主考教授12万，还决不二价！这就是当今一些学店里的教授的铜臭面孔。

　　医药行业的腐败最常见的是购销药品器材的回扣和医生收取病员的红包。采购人员可以从药品供应商中按一定的百分比索取回扣，医生也可从给病人开出的药方中按药价多少提成。这都有明码实价。至于医生收取病家的红包大小，则主要按医生的级别划分。某三级乙等医院，开个一般的刀，主任医生的红包2万，副主任医生的红包1万，主治医生医生至少8千。此外还要给麻醉师、给护士长数额不等的红包。如果开大刀，如脑外科，那红包的价码更高。

　　建筑行业中的大项——住房以及教育、医疗都关乎民生大计，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这三者理应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政府有责任让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学生有其校。如果住房、教育、医疗全部市场化而且是腐败的市场化，那腐败的巨大成本必然会转嫁到百姓头上，尽管都以冠冕堂皇的改革为名，但百姓却不堪重负，难怪说："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

　　组织部门腐败的市场化也极为突出，2006年5月，一个自称"在郴州官场打拼近二十年还是个小科长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网上"把中外媒体还没有揭露的有关郴州官场黑幕爆爆料，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些线索。"他说：

　　在郴州，县处级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花大价钱买的官。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这些肥缺也都是送钱买的官。根据这几年郴州官场家喻户晓的买官卖官的市场行情，我们可以把李大伦（市委书记）、宋甲武（副书记）和曾锦春（纪委书记）三人合伙批发"乌纱帽"的市场价格归纳如下：

　　县委书记— 200万；县委副书记－60万；县长－12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县纪检委书记－50万；县委常委－40万；县公安局长－150 万；县检察长－20万；县委办主任－30万；县政府办主任－20万；北湖区（苏仙区）书记－15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书记－60万；北湖区（苏仙区）区长－10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区长－40万；郴州市公安局长－200万；郴州市政法委书记－200万；郴州各个局长：50万（按15个局算）：750万。

　　根据李大伦身边的人透露，每项乌纱帽的批发收入一般是按照下面的比例进行分配：

　　李大伦占50%；曾锦春占30%；宋甲武占20%.

　　真触目惊心！

　　卖官者一定是贪官，买官者也一定会变为贪官；买官者一旦权到手，一定会以数倍的利润赚回他们买官的投资，使得官场全然成为市场，买进卖出，卖出买进，越买越贪，越卖越贪，恶性循环，往复不已。

　　当一个政党的干部和一个政府的官员可以随意收买和出售时，它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如果腐败市场化了，那就实际上不非法了，而是半合法化了，半公开化了，这离崩溃更不远了！

　　4、黑帮化

　　腐败的黑帮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统的"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以及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的黑道手段。司法人员和盗贼本是猫鼠关系，可一旦司法人员涉"黑"，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成为黑道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极为可怕！

　　司法系统的黑帮化最常见的是司法干部和偷、赌、毒、娼等领域的黑帮人员共同作案，坐地分赃。

　　偷——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150多名干警中，有三分之一警员在候车大厅执勤时，收取小偷的"入场费"和"保护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交费之后，小偷即可放心大胆地在候车大厅扒窃旅客财物。如所偷财物折款在千元以上，还要向警察按比例另外交纳"烤火费"。一些警察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时汇钱，有的警察仅此一项就聚敛百万元。

　　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会头目张凤祥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查封，于是他电邀原省公安厅纪检委纠风办的徐某亲临该市为之说情。次日徐某当张之面给当地公安局主要领导打电话，打通关节。3天后，张凤祥在该市勃利县的又一家赌场得以顺利开张。更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12月，徐某还为这个黑社会头目、赌场老板办理了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证，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亲了。

　　毒——湖南省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可他却是永州黑恶势力团伙的后台老板。这一黑恶团伙，私藏枪支，贩卖毒品。王石宾主管禁毒，却参与贩毒。这一黑恶势力放高利贷，王石宾也直接放贷，数额高达4500万元，被称为永州"地下银行行长"，他光宝马、奔驰等豪华车辆就有 16台！永州市一政法干部说："王石宾是一个双面人，在台上做扫黑除恶的报告，俨然是正义的化身；下了台在背地里，却完全是'鬼'，是黑帮老大。"

　　娼——今年济宁市信访局一干部，在市中区公安局莫名其妙地坠楼而死，由此暴露了一个黑幕：原来济宁市反扒大队的全部经费竟是抓嫖、抓娼、抓偷的罚款。其实很多县、乡两级的公安，除了工资由财政划拔，其余经费则自筹自支。卖淫嫖娼罚款很重，一般的行情是五千/人。有的地方治安大队对协警也实行奖励，举报一个嫖客，妓女奖励500元。正是这种利益驱动，导致各地公安热衷"扫黄"，工作的重点就是抓嫖。某市一反扒机动队队长杨某仅2004年罚款一项就进账20 万，2005年则高达50多万。一些地方的警员还勾结发廊小姐，"蹲守放鹰"，设套诱嫖，获取罚款。更有甚者，一些恶警，如民谣所说："脱下裤子嫖娼，拉起裤子扫黄"。为何"黄"久扫不止？嫖客和妓女都是这些警察的衣食父母，把黄扫掉了，叫他们去哪里拿奖金？叫他们到哪儿去白嫖！

　　今年是为"打黑除恶"年，中央当局督办的重点为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截至６月中旬，最高检察院直接督办了黑恶势力"保护伞"12件16人。如：湖南新化县原公安局副局长伍福全、广东四会市原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安徽亳州市原打击黑恶团伙专案组的副组长浅玉祥、锦州葫芦岛地区原公安局副局长朱良、湖南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山西霍州市原公安局原副局长杨国宏。

　　奇怪的是为什么上述6例案件，腐败的怎么都是公安局副局长或专案组副组长，都是副职？连2001年10月被判处死缓的李纪周也是副职，公安部副部长！今年3月还有一个大案，江西省广昌县案犯谭志雄因绑架人质，勒索巨款，在受到围捕时饮弹自尽，他是该县的公安局原副局长，也是副职！

　　一年尚未到，这么多公安局副局长和副专案组长纷纷倒台，正局长和正组长都干什么去了？需知：腐败的黑帮化会促使权力内部变异，形成极有封闭性的帮会规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致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部很难相互检举揭发，即便偶然失手，也会迅速化解。所以不得不问：局长是一班之长，是正统帅，你们最亲密的战友副统帅出事，你们有没有察觉？察觉了有没有揭发？你们是负责公安的，连自己身边都不安，怎能"公安"？如果不做一点交代，人们有理由怀疑你们可能是你们副手的"保护伞"，是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的"保护伞"，不是吗？

　　腐败不可怕，怕的是腐败黑帮化。

　　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权力一旦发黑，那天下就黑了，就暗无天日了……

　　三、贪官的品性低下、肮脏！

　　贪污为了什么？贪污就是为了腐化！贪官几乎无一不在酒池肉林里餍足吃喝玩乐，在纸醉金迷中消受声色犬马。因为靠的是权势，无所畏惧；用的是黑钱，无需成本，所以骄奢无以复加，淫辟登峰造极，人格低下到最底线！

　　吃。如河北贪官李真所言，至少4000元一席，这还是几年前的规格。如今早已不是大吃大喝，而是猛吃猛喝：一顿饭，不上万，面子太难看。鸡鸭鱼肉赶下台，乌龟王八爬上来；生猛海鲜不新鲜，少了鱼翅没档次。而今万元一席大菜也成小菜一碟，视为最低消费，南方的一席黄金宴价格高达99999元，某些地区甚至还从日本引进"女体盛"，那更是吓人的天价！食色性也，日本的"女体盛"使得"食色"二者合为一体，既大饱口福，又大饱眼福；既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又美其名和日本国际接轨。商家的生意经和官家的政治口号，也合而为一，相得益彰。

　　中国人素来好吃，贪官更是老饕，所以贪官少有不脑满肠肥的，都是吃的。那便便的大腹，老百姓不叫"啤酒肚"，干脆称之为"腐化肚"。大官吃，已经不是新闻；小官也吃，穷地方的小官更吃。越吃越穷，越穷越吃。银川同兴县，我是去过的，此地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富裕，可自1998年以来，该县邮政局在当地鸿雁宾馆定点欠账请吃招待，打下白条1932张，装满15个牛皮袋，拖欠金额26万元。

　　那稍稍富裕的一些地方呢？也照样吃，也照样能吃穷。据新华网报道，陕西干县王村镇大王村原是咸阳市命名的"小康村"，近年来村干部吃喝挥霍，举凡村中婚丧嫁娶、小孩满月、老人寿诞、新房落成无一不大吃，大王村的干部成了吃的"大王"，就这么吃、吃、吃、吃……8年间村干部集体吃了1999次，2000年的7月29日这一天竟吃了6顿。这八年就硬是把一个 "小康村"吃空了！整个中国尚未到达"小康"水平，如果全国贪官张开大口也像大王村这样吃法，也迟早会把中国吃空！

　　喝。民谚说："贪官不怕喝酒难，万杯千盏只等闲。"贪官们喝的是什么酒呢？外国名酒轩尼诗、人头马，中国名酒茅台、五粮液，在贪官的眼中也已等闲视之，行贿者进贡的这些中外名酒和其他高档补品在贪官家中已堆积如山，成了超市。在某饭局上，一位原是贪官的秘书与我邻座，我问他的前领导喝的最昂贵的酒是不是路易十四。此秘书说："你土了吧？他们现在最喜欢喝饮料。""可乐、雪碧、桔子汁？""不，天然饮料。""什么天然饮料？""你真的不懂？""真的不懂！""人奶！" "啊！""而且不要瓶装的，要原装的，要新鲜的，要现吸的……""真的？""我说你土得掉渣了吧！"我苦思：是我土得掉渣了，还是整个社会烂成污泥了？

　　玩。玩什么？老百姓说："玩山玩水，玩出国游；玩赌玩车，玩保龄球。"其实贪官们早就与时俱进，不玩保龄球，而是玩高尔夫了。原云南省长，大贪官李嘉廷就说过："我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网球、打高尔夫。"有一民间传说：甲贪官老婆问乙贪官老婆："这高尔夫是啥玩意儿？""高尔夫就是提高你丈夫" "提高个啥呀？""品味呗！""啥品味哟，不就是打洞嘛，晚上打洞，咋白天还要打洞呢？"民间讽刺的不是高尔夫球，讽刺的是贪官。高尔夫如今风行全国官场，连村官也学时髦，赤着膊，戴草帽，挖个洞，拿着竹竿把球往洞里打。上有所好呀！

　　赌。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王增提出，中国每年约有6000亿元人民币流向港、澳、越南、老挝及俄罗斯等地的赌场和赛马场。1998年2月至1999年6月间，沈阳原市长大贪官马向东，到香港、澳门等地豪赌十余次，将400多万人民币挥霍殆尽。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原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蔡豪文，挪用公款300多万元人民币到境外赌博，也是挥霍一空。这只是随手所举的两个例子。一业内人士分析：华人一年输在赌场的钱约1600亿人民币，其中至少30％——500多亿人民币是大陆官员（当然是贪官）输掉的赌资。500多亿呀，这些都是真正的"人民币"——"人民的币"呀，是亿万工农大众、知识分子以辛勤的汗水、以诚实的劳动挣出来的钱，可都被贪官污吏侵吞了、掠夺了！

　　色。贪官大多是色鬼淫棍，他们什么都不强，就是性欲最强。记得两年前就有报道说，80%的贪官有情妇，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又有人指出95％以上的贪官都有"情妇"，上升了5个百分点了。

　　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金维芝，号称金陵"奶王"，既是奶业集团的"奶王"，也是"包二奶"的"奶王"。他说："像我这样级别（副厅级）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 海南省临高县在原县委书记吴光华的带动下，当地一些领导干部公开包养小蜜，并公然带在身边出入酒席和公众场所，以致在当地的官场纷纷以没蜜为耻，以多蜜为荣，相互攀比炫耀。原云南省长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也证实官场的情色风之盛，她说："我跟李嘉廷一起出去玩，看到不少领导干部都带女人来，那些女人大多像我一样是情妇，大家一起吃喝玩乐习以为常了，没有什么回避和尴尬的意思"。

　　《扬子晚报》报道，江苏省供销社原主任周秀德，自1989年至2001年，任职12年，贪污近千万，在这12年里，他记下14本"性日记"，详尽记录他与上百个女人的性事：女人姓名、通奸的时间地点以及自己的性感受等等，应有尽有，绘"性"绘色。每年还进行"年终总结"，统计当年通奸的人次。更离奇和恶心的是海南省纺工厅原副厅长李庆普，迹近变态，竟在保险柜里 "珍藏"他嫖过的236个妓女的阴毛……

　　"审丑"多了，不但会"审丑疲劳"，还会恶心。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抖落这些贪官的丑恶事，实在是因为两性关系最能呈现一个人道德水准。以上种种案例无一不凸显中国贪官的人品低下，灵魂肮脏。如果说"十官九贪"有所夸大，那说"十贪九色"可以定论。老百姓早就说贪官除"工资基本不用"之外，还有一条就是"老婆基本不动"，可见"中国贪官的特色"就是"特别好色"！

　　最难容忍的、也最荒唐的是一些贪官竟然利用手中之权，安插自己的姘妇、小蜜当官。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绩溪县县长时，泡上一20岁女子。他对她说："小乖乖，你年轻又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一把手。"不久，他的这位"小乖乖"果然当上乡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湖北省原荆门市市委书记焦俊贤，他的情妇陈丽原是"三陪女"。焦书记指令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为这位"床上培养"的"干部苗子"，伪造正式党员、正科级干部、大学本科学历等假档案，于是"三陪女"就成了该市开发区的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这简直是天下奇！

　　千万不要以为贪官栽培姘妇仅是小城镇或地县级的把戏，以为他们如此荒唐是因为天高皇帝远，才如此大胆。其实离开"皇帝"并不远的省部级或直辖市的大贪官也如此。以前有过一个内部规定，当官当到了一定级别，只要政治上对"皇帝"忠诚，这些事情都可以不予追究；除非在政治斗争中落马，这些丑事才会当作炮弹抛出来。

　　外国的官员也好色，外国的贪官也有情妇，但他们把公权力和私生活分的很清，尤其是民主国家，万万不敢滥用手中权力为情人谋私利，绝不敢给她们安排一官半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但他却有三个情人——两任女秘书和一位挪威公主。但是罗斯福始终未提拔她们当个市委书记或人大主任，克林顿也没有把莱温斯基从"拉链门"安插到部长衙门，去当个什么部长。只有中国才有这类奇事！

　　说到此处，需要为"情人"正名。男女之间相互有情，才可称之为"情人"。说中国贪官有情人，那是对"情人"一词的玷污。中国的贪官只有"二奶"、"小蜜"、"姘头"、"性伴"。他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感情上的，他们只是一方以金钱和地位，一方以美貌和肉体进行的赤裸交易。他们只是"性侣"，不是"情侣"。如果真的有情，试问：他们双方，不论哪方败露，有谁为对方"殉情"的？"二奶"没有，"二爷" 也没有为包养他的女贪官殉情的，都没有。他们只会立即摆脱干系，相互揭发。他们连中国古代的某些嫖客和妓女都不如，更不要说和钱谦益、柳如是，和冒辟疆、董小宛这些古代的情男、情女相比了！

　　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79年我和两个朋友创作了《假如我是真的》，这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权的话剧。也可能以前的戏剧都是歌功颂德的，而这部却是首次揭露疮疤的，所以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中央还为此在北京专门召开创作座谈会。其实此剧是根据上海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件编写的，揭露的仅是干部要求掉换大一点的房子，要把在外地的子女调回上海之类的小事，结果被认为是给共产党抹黑，遭到禁演。

　　事实上谁也不能给共产党抹黑；能够给共产党抹黑的，只有共产党自己。25年过去了，共产党虽然有能力禁止这出戏，但却禁止不住越演越烈的特权和腐败。

　　1985年，没想到我也当了官，当了正处级干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上任伊始，我便提出我不分管最有实权的人事和财务，只管艺术。我还告诫自己：清清白白地上台，不带污点地下台。没想到我诚惶诚恐地干了四年，还要我再干四年。不干不行，逼着你干，没办法，于是印了张名片，上面特地写明："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主席、某某顾问、某某教授、某某理事——都是挂名的。"以昭示我继续当院长的被迫。八年干下来，真担心在众人皆醉的官场里，我是否还能保持清醒；真真担心再这么干下去，我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变成贪官。于是我再次辞职，终于获准。有人说我傻，说我再干下去，有好处，会升官。我说："尚憎驽恋栈，肯羡鹤乘车？"这八年，我虽然做错过一些事，得罪过一些人，但让我欣慰的是，我没收过一份礼，没贪过一分钱，谢天谢地！不过，如果再干下去，尤其是干到现在，那就很难说了……人是会变的，包括我。

　　正因为我写过《假如我是真的》这出戏，而且被禁，所以我很早就比较关注中国的吏治状况，说得好听一点是关注党风廉政建设。正因为我当过八年官，而且并不恋栈，所以我对中国的官场就有比较感性的认识，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力不胜任的我有勇气、才使得忧国如家的我有责任来写这篇《"腐败"文化》。

　　在前面三章，我"野心勃勃"地试图勾勒当代中国的腐败全景。"勾勒"之后才深感我的不自量力。这个"力"还包括"想象力"。因为当代中国的腐败，是全社会的，是各方面的，是极疯狂的，是无底线的，是难理喻的，是超想象的；当代中国的腐败，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因为没有人具有这样超凡的想象力。如今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会给阿姨送红包，你能想象得到吗？在当代中国，在机关、在银行、在军队、在课堂、在法庭、在病房、在超市、在菜场、在大街、在小巷……24小时，任何角落，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腐败。腐败就在你眼前，腐败就在你身旁，腐败就在你不会怀疑之处，腐败也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腐败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了行为准则，成为了生活方式，成为了政治制度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可以侵蚀精神生命、影响民族性格的一种"文化"！

　　面对如此严重的腐败，光靠花拳绣腿是绝对打不倒的。须知，中国的官员太会做表面文章。中央不是要反腐吗？好呀，合肥市包河区委书记便带领100多位科级党员干部到包公祠接受廉政"教育"，在包公像前宣誓，要"廉洁奉公、防腐拒变"。真亏想的出！

　　扬州市呢？要廉政吗？好呀，他们就在寸土黄金的市中心重金建造"廉政广场"，占地数千平方米，以"清恪"命名，取"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之意，以此来表示他们拒腐的决心。造个广场表决心，有用吗？

　　江都市另有一招，为了"把家庭建成一个反腐倡廉的坚强堡垒"，他们让全市1000多名主要官员的夫人在家里经常"审问"丈夫几个问题："在外吃喝时，是否属于违纪吃请；带回高档礼品时，来源是否正当；拿回大额现金时，是否不义之财；深夜未归时，是否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把当官的丈夫当孩子呀！

　　长沙市也闻风而动，在全市开展"廉政歌曲进歌厅"活动，市纪委不但向各政府部门发放"廉政歌曲"光碟，还向全市一些歌厅、舞厅、KTV等演艺场所免费赠送，让全市大树荣辱观，大唱正气歌。这真的是表演了！

　　更搞笑的是，一些地区甚至还号召购买或免费发放"廉政台历"、"反腐扑克"，以及"永不沾牌不沾锅"，"手莫伸牌保险柜"……唉，多少人假反腐之名搞这些低智商、高笑料的事情呀！可我笑不出，我觉得可悲。

　　中央政府为了反腐制定和颁布了无数个文件、指示、条例、规定，甚至连吃请只能四菜一汤、男领导不可用女秘书这样的细微末节都规定了，但都给各个地方政府"演艺化"了，不问作用，只问作秀。这也说明中央的种种文件、条例也确实作用不大。

　　学习"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有无作用呢？对贪官而言，毫无作用！中国的贪官都是两面人，巧言令色，口是心非。东北贪官沈阳原市长慕绥新，在位时的口头禅是："千好万好不如人民说好，金奖银奖不如人民夸奖！"好像在唱他家乡的二人转。重庆贪官原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也极擅言辞，他说："要发扬草鞋精神，做一个草鞋公仆。为了更多百姓不穿草鞋，过上好日子，我宁愿自己永远地穿草鞋……"真不愧是宣传部长！广西原省长成克杰当年说："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有脱贫，我是经常晚上睡不好觉哇！"当年还真的有人为他的这句话感动流泪。这些贪官在做报告、在表态时，在他们这些豪言壮语和煽情台词中，毫无例外地都有 "三个代表"、"先进性"等流行用语充斥其中，他们可以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也不错地熟练地加以引用，加以发挥，以示他们自己就代表着先进，绝不会腐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在今年7月13日担任宝山区副区长，25日又"当选"为区长，在他的施政演说中就当令及时地出现了如今最时新的政治口号 ——"八耻八荣"了。可他8月22日上午还在宝山区主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下午就因自己的"耻"而被"双规"。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是对政治思想工作、学习"三个代表""八耻八荣"的嘲弄。嘲弄者为谁？是这些贪官们！

　　为什么用了几十年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法宝如今不灵了？这是因为共产党发生了变化，从革命党转向了执政党。革命年代，需要忠诚无私、需要铁的纪律、需要统一意志、需要洗脑教化。那时的意识形态确实可以发挥"团结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如今是执政党了，需要科学执政、需要民主执政、需要依法执政。科学、民主、法律的作用大大超过意识形态。以前需要思想原则，如今需要办事规则；以前需要上下服从，如今需要相互合作；以前需要牺牲自己，如今需要公私两利；以前是理想维系着党员队伍，如今是利益才能使党员聚合。明乎此，就可以知道"三个代表"和"八耻八荣"对这些贪官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了。

　　窃以为，反腐之所以越反越腐，一是在于打击力度不力，重拳出击不重。何谓力？深入入虎穴谓之力；何谓重？击中要害谓之重。以前虽然也查处了许多大案要案，但大多是狼窝，并非虎穴。虎穴在何处？上海！

　　上海在中国的政治地图上绝对是半壁江山，加上它特殊的背景和文革的历史，真是举足轻重。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贡献甚巨，但奇怪的是，上海的官场好像洁净无比。全国各地不时爆出大案，揪出巨贪，唯独上海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好像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拒腐蚀永不沾的清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全国的江河都发臭，黄浦江能干净吗？可信吗？其实中央也不相信，三年前，中央就曾派大员来查过，查出周正毅这一大案，但盖子刚揭开，即捂住。这么大一个案子，好像只有周一人单独作案，没后台，没同案，结果，周只判三年，便敷衍过去。最不可思议的是与此案有关的原告律师郑恩宠，也判了三年，好像各打五十板，打了个平手。其实是在包庇，更是在示威，传达出的信息是：上海是我们的地盘，你们谁也别想动！

　　等了三年，闻道上海父老，常北望，翠葆霓旌，终于等到了中央空降天兵200多人，深入上海虎穴来了。朝野震惊，世界瞩目。不到两个月，从社保局长祝均一直到宝山区长秦裕，已有数位官员被锁定调查，而且三年前的周正毅一案，又被遭遇不公的拆迁户重新提起，纷纷上访。观察家们议论，认为北京再次下定决心要揭上海的盖子了。但结局尚不得知，还需看最后的较量。

　　上海是一个虎穴，还有一个更大的虎穴是政治局。有人吓一跳，说我胆敢怀疑政治局？我说，为何不能怀疑政治局？他说，这种话你怎么能说？我说，为什么不能说？闻一多有首诗："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如果一句话能点起反腐的正义之火，即便我身陷火海，祸及自身，也在所不惜。中国总要有人说话，哪怕五千年都没有说破，如今也要说；如果不说，谁能猜得透火山的缄默？如果火山一旦爆发，那就不是我一人之祸，而是国家之祸，是民族之祸，是苍生之祸！

　　中央领导，中央文件早已表明任何一级的领导人如有问题，公民都有权利举报，被举报者都必须接受调查。胡锦涛总书记自己也说，反腐监督可以从他开始。况且这么多年来，对政治局某些成员的举报一直不断。中央应该有个说明，有个回答。遗憾的是至今还没个交代。

　　要做到真正的彻底的反腐败，仅仅依靠中央纪委的重拳出击还是不行，那是钦差大臣的做法，是青天大老爷的遗绪，它执行的是非公正的、非透明的、非合法程序的法外之法，而且各级纪委还要接受同一级别的党委领导，并无独立性。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下，对付贪赃枉法者，也只能暂时用这"善"的"非法"来对付贪官们的 "恶"的"非法"，这是目前万不得已的暂行之法。虽然这样也能反出一些腐败分子，但是绝不可能彻底；而最大的腐败分子，不但不会反，还会因妥协而加以保护！

　　当今的腐败根源是制度腐败，在这高腐的制度之下，不腐败也难，从这个角度说，腐败分子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正因为不腐败也难，大家都腐败，所以很多地方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败。

　　腐败是这个政权的执政基础。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其实是自欺欺人，以"腐"治国才是实情。当腐败的程度能让各级官员满意而又不让百姓太不满意时，便是这个政权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如果这个理想状态、这个平衡被打破，就将危及政权本身，这才有了所谓的"反腐"。所以在极权体制下的"反腐"，并非要 "根治腐败"，只是要把腐败控制在广大民众尚能够忍受的程度。

　　要真正的反腐，根本之法，真不在于打击力度的大小，而在于改变极权体制，在于：开创民主政治，实施宪政大法，三权逐步分立，保障公民权利，实行言论自由，开放报禁网禁，民主选拔官吏，"主人"监督"公仆"……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的反腐，也才不至于陷于这样一种权力斗争的怪圈：总是当今的天子，揪出前朝的奸臣；下一任天子，也依然如此，始终逃不出这可怕的周期率。而且贪官们被揪出之后，毫无申诉权利，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人民看到只是贪官们态度极好的认罪书，看不到他们真正的辩护词。这都给以后留下隐患：我上台，我整你；他上台，他整我，很难真正整出铁案，不是权力之争，便是丢卒保车。若不进行已经迫不及待的政治体制改革，别说反腐，就是建立和谐社会也可能是心虽好却办不成的空话。

　　以上这些道理在当今世界，在信息时代，早已是一般常识，根本不必再费唇舌去解说，不必再著书立说去论证。这也是早被民主和进步国家认同并在实行着的普适法则。我相信当今的中央领导并非不懂，也许因为积重难返，需要时间；也许担心混乱，需要时机；也许考虑利弊取舍，举棋不定；也许意见尚未统一，党内纷争。凡此种种，致使至一时尚无法开创新政。只要坚持开创，可以等待；如果拒绝开创，将是灾难。因为拒绝民主政治，不但会孳生腐败，而且拒绝民主的本身就是一种腐败——政治腐败。当今中国因腐败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真的不希望非要腐败到烂掉了，才有变化，那将是又一次浩劫！我突然想到赣州城外关于陈胜吴广的对话……

　　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