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31日 星期五

宋石男:你现在是尘肺三期,你高兴吗?

  昨天央视采访开胸验肺的张海超,记者问:有了这样一个证明书,证明你现在是尘肺3期,也是特事特办的方式,拿到了这个你非常想要一个证明,你现在心里高兴吗?

  什么是特事特办?姗姗来迟甚至至今没有到来的公平,原来是政府特事特办的送温暖?高兴吗?你得了尘肺三期,你他妈的高兴吗?

  这个记者的问话,其实动机很明确,无非希望得到张海超"感谢政府感谢党"的回答。但是,很好,张海超没有这么说。这位表达流畅、思维清晰,为了个人权利而不惜冒生命危险的汉子,心中雪亮。

  记者再次问出傻逼问题:你觉得自己赢了吗?张海超回答得很好,也很感人:我赢了,赢的是自己应享的权利,但也输了,输了自己的精力,时间,甚至生命。

  记者不忘煽情,提到张海超无力送去读幼儿园的女儿,张终于没有忍住,流下眼泪。这时,记者问出了第三个傻逼问题:你预计什么时候能重新送她上幼儿园?张无言,记者又问了一遍。张说,等走司法程序索赔之后,如果我还有劳动能力,还能挣钱,就送她去。

  在快结束时,记者问出了最后一个傻逼问题:是什么让你这么固执地讨说法?固执一词刚说出口,她也觉得不妥,换成了坚持。张海超很平静地回答,不讨说法,只有等死。

  整个采访中,张的表现非常好,思维相当清晰,表达能力也很强。而记者却始终保持一种假同情、真宣传的调子,将央视骨子里的虚伪、冷血与傲慢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她自己完全没有觉察到。虚伪、冷血与傲慢,已经借由央视这头庞大的体制怪兽的日常运行,深深地浸入了她的肺腑。所以,当她问出"你高兴吗?"、"为什么这么固执"等蠢话时,是她也是央视的肺腑之言。

  最后,我想说点题外话。

  昨天,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卓琳老师不幸因病去世,享年93岁。不幸因病去世云云,是官媒的套话。我对这种不幸没什么兴趣,我更关心的,是另外一种不幸: 全国每年有10万年龄在55岁以上的老人自杀,每年的老年自杀者中,农村占自杀总数的94%.

  在这94%自杀的老年中,有多少是因为职业病又得不到救治而只好弃世的"老张海超","老尘肺三期"呢?

  张海超生于1981年,他还年轻,对未来充满希望。如果他生于1951年呢?他还会如此执著地为自己讨要说法吗?或者说,他还有生命力去熬过开胸验肺的残忍,为自己迎来一线曙光吗?

  长太息以掩涕,何以为蒸黎?

谢盛友:国民共两岸联席会议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向新当选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拍发贺电,马英九也回电致谢,但双方电文都避开了马英九的中华民国总统身份。胡锦涛在这份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贺电中,以"先生"作为对马英九的称呼。胡锦涛简短的贺电除了祝贺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外,还说期望国共两党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为两岸同胞谋福祉,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马英九在回复的电文中则感谢胡锦涛的祝贺,并说四年来经过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当前两岸关系已在"九二共识"基础上,走上和平发展,稳定共荣的大道。马英九还说,今后双方须顺应民意,继续在"正视现实,建立互信,搁置争议,共创双赢"原则下不断努力,以巩固海峡和平,重建区域稳定,促进两岸持续发展与繁荣。

  北京拍发这样的贺电一直都仅在党对党的层次上,避开祝贺者与被祝贺者同时也具有的国家主席与总统的身份。在国共两党都表示将继续通过政党平台推动两岸关系的同时,此前执政八年的民进党则担心北京将通过此一方式进一步弱化台湾主权。民进党在执政时期即反对这种党对党的两岸交往模式,并加强调两岸应以政府与政府间的平等地位进行对等交往。

  近日国共两党共同欢迎民进党参加国共论坛,两名民进党资深党员(民进党前立委许荣淑与前农委会主委范振宗)据说未被批准而前往湖南,却备受礼遇,被安排在第一排参加论坛。但民进党党部因此开除了上述两人的党籍。

  根据台湾《远见》杂志于7月中旬做的一份两岸关系的民调,其中有两个民意趋向值得我们关注:

  一、你认为马英九和胡锦涛,有必要或没有必要建立直接沟通管道?有必要与还算必要为58%,没有必要27%,不知道及未答15%。

  二、你认为民进党如果要维护台湾民众利益,有必要或没有必要与北京进行接触和交流?有必要与还算有必要64%,没有必要22%,不知道及未答15.

  从以上两项数据显示,台湾民众绝大多数支持或期许国民党、民进党与北京当局进行沟通、交流,尤其有超过六成民众对民进党与北京交流持正面态度,主流民意已经非常清楚,民进党人有同样的想法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到台湾访问,曾在港台媒体建议,国民党、民进党、共产党应该在新加坡或香港联合举行中国问题两岸联席会议。今天我仍然觉得有这个必要。在中国问题这个问题上,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不能绕过民进党。很可惜的是,民进党并没有与时具进,仍然视"台独意识"为自己的肚脐眼,整天只看自己的肚脐眼。现任民进党领导人给大陆人的印象是:"凡是北京拥护的,我就反对;凡是北京反对的,我就拥护。"这种肚脐眼主义者,能走多远?

  实话实说,共产党这次做得很漂亮,撇开"统战"手腕不谈,共产党的"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就是很聪明的说法。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日前在湖南长沙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和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等两岸各界人士近千人出席,贾庆林强调"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

  范振宗在民进党内也算是大佬,客家籍的大佬,而许荣淑当过民进党中常委。国共论坛,之前国民党也邀请了民进党去。民进党都不去,所以共产党也希望说,除了国民党也有其他党派人士来,所以国民党就跟共产党讲,你们自己邀,我邀了不来嘛,他(民进党)不去嘛。共产党这次邀到了范振宗和许荣淑。

  根据上述民意,台湾大多数民众,包括某些民进党人在内,的确觉得两岸的交流、沟通对民进党是必要的,对台湾是必要的。

  国民共两岸联席会议的主要障碍不在共产党,也不在国民党,主要在于民进党。民进党若不反省自己,抛弃自己的"台独意识"肚脐眼,将来的日子很难过,路子越来越狭窄,因为两岸的交流,只有从民间慢慢地发展到官方、从政党慢慢地发展到政府,"秧歌舞"式前进,才是稳妥的办法。

  如何为两岸同胞谋福祉?笔者认为,整体中国的前途在于,由国民党来看住共产党,由民进党来看住国民党,让彼此都不至于走得太远走得太快,这才是整体中国人的福气。果真将来某日中国统一,国民共就是自然的"多党制"。

  写于2009年7月27日

马宇:四万亿能给中国留下什么

  "金融危机之后,似乎是谁赤字大,谁对世界的贡献就大,就可以多花外汇买点IMF的投票权;哪个政府危机干预的力度大,哪个政府就富有责任感,就可以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拥戴"

  由美国引发的此次金融危机,普遍的观点是削弱了美国的地位,包括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话语权,在国际经济、金融、贸易、投资中的地位下降,美元更是直接受损,一币独大地位动摇,欧元甚至人民币的地位都在上升。危机给各国造成的影响,自然也都认为以始作俑者美国为甚,似乎预示美老大气数将尽;中国则坐收渔利(虽然咱们也受伤了,但现在不是还7.1%么),后面更该我们收拾局面了——人民币国际化呼之欲出,中国在国际上空前活跃,"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已看到了一丝希望。

  果真如此吗?

  我没有那么乐观,刚好相反,我更加悲观。此次危机,更加显示出美国的灵活、战略与前瞻。

  当然,我也并非真的以为,美国人格林斯潘甚至更高层,在放任次贷发展的时候,目的就是为了给中国做套;我没长千里眼顺风耳,美国人怎么在白宫、国会山密谋我不清楚;我也没有那么蠢,或是病态被迫害狂,一根筋地臆想美国人怎么时时惦着害我们。但最起码,美国是顺势而为,通过应对金融危机,既解决了自己的问题(金融甚至制造业),又打击了竞争对手,包括欧盟(欧元),当然更包括中国。

  不经历这么一次震荡、调整乃至改革,美国的金融业是否能保持健康?美元的地位是不是不可避免地在削弱?美国控制全球政治经济事务的能力是不是在下降?美国的凝聚力是不是在减弱而离心力在增强?

  而危机后你再看,美国人是不是在这些方面都变得更强了?这次危机是不是使得全球更加依赖美国和美元?掰着指头数吧,可预见的将来,谁能跟美国叫板?是美国盟友的欧盟,还是美国名为伙伴实为对手的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在国际组织中,在各项事务中,从控制力到话语权,从体系框架到规则制定,美国人失控了吗?即使我们一厢情愿地想,恐怕也没有那么乐观。

  从美国国内来说,它的金融业以及制造业会不会更具竞争力?看看通用汽车的处理就很有意味。若在平时,通用基本无解,尾大不掉,强行处置反而可能引发诸多后遗症。但借着危机实施破产,政府介入,顺理成章地解决了从经营到劳工等诸多问题,没有产生新的劳工问题,国内国际不但没有反对反而一片理解与同情。重组后的通用能否再成世界第一不好说,但起码竞争力会比以前更强。哈,那时候,其竞争对手连美国政府涉嫌补贴通用违反世贸规则都不好意思提出来。

  再看我们。我们是不是借机解决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解决不了的问题呢?现实图景是:大敌当前,全力保增长!措施是扩大财政、信贷投入,政府操控、国企主导。美国人的积极财政,是搞新能源、剥离企业包袱、处置企业问题,而我们的积极财政,是政府砸钱投资,居然还有可能20%砸进了股市楼市。

  今年我们的财政赤字可能达到9500亿元。据专家说,这不足为虑,因为离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还有距离(3%?4%?哈哈),我们甚至还有3000亿元的可用赤字余地。唉,实在不知该如何评论。不管理论上怎么说,也不管国际上怎么样,我坚决反对在目前这种国情、体制下玩赤字财政——且不说我们使用效益、赤字成本等问题,就以我们的体制承受能力来说,也不宜大搞赤字财政。

  有人会说,美国人长期大发国债,也玩赤字财政,不也过得好好的吗?可美国有办法控制和解决赤字问题,里根布什赤字了,花兄克林顿觉得不好就给抹掉了;小布什要打仗要反恐需要钱,奥巴马要应对危机需要钱,再来点赤字也无妨。换句话说,美国的赤字都在它的控制范围内,可在一定时期内解决燃眉之急而又不会伤害内在经济和长远发展——别忘了有国会在给它把着呢,哪一届总统都想多花钱,可是不是确有必要寅吃卯粮还得国会说了算。而那往往是反对党把持着,它不想多留点钱而不是个债务窟窿等他们的总统上台花?起码还买个好人缘呢,而那好人缘是可以化为选票决定这些政客们的前途的。

  再者说,美国人的赤字还有全世界帮它扛,不都说吗,全世界借钱给美国人花,我们能做到吗?我们买了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还只能乞求美国人"保证我们的资产安全"(不安全你还买干嘛?买了再让人承诺还不是空口白话于事无补?)。我们若有本事,就该让美国人买我们的国债,让他们天天担心去。可我们不行,我们只能卖给中国人。问题在于,我们的经济,以及人们的信心,对于赤字到底有多大的承受力?!

  我不是专家,我想即使那些所谓的专家大概也算不出来中国到底能承受多大的赤字规模。所谓的国际标准多半都是扯淡,根本不适应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虽然我挺恶心"国情"这种无处不在、无时不对的恰当理由,但这里却还是不得不用它)。我只知道,我们对于经济的信心其实挺脆弱的,受不得风吹草动。

  1980年代,里根玩了个"战略防御计划"(星球大战计划是也),除了催生了信息产业的突破,让美国抢回了差点被日本人夺去的科技制高点,还逼着前苏联走上了军备竞赛之路,导致或者加速了前苏联的崩溃。现在,美国人是不能再跟中国搞军备竞赛了,中国不上这个当,一个陷阱还能绊死俩大国吗,中国军费增长再快也有个限度。但美国人也看出了中国的体制弱点,好大喜功啊,计划经济啊,所以拉着我们玩经济竞争。

  本来,经济竞争是好事情,往往是双赢。与战争的零和游戏或赢家通吃不一样,经济竞争一般不会有绝对的失败者,最可能是赢家多得些输家少得点,否则这游戏就进行不下去了。但问题在于,美国拉中国参与的这次竞争,表现得虽然是经济层面的,但却有两个跟一般经济竞争不一样的要点:

  一是竞争参与的主体不一样。不是两国的个体,不是两国的企业,而是两国的政府。若论个人,论企业(国企不算),中国是不怕的,我们整体实力上是有差距,但竞争下来,我们会得到我们应得的那些利益。看看我们这些年的对美贸易就很清楚——我们还没使全力呢,还时不时地给自己设绊下套,美国人都已经受不了了。但美国人这次跟我们比政府:危机啦,你看我这个老牌市场经济都政府亲自上阵了,都积极财政了,你们还不更有理由、更有条件这么做?于是,他搞了 7000亿美元,我们搞了4万亿人民币。全世界都对我们大加赞扬。

  此中的关键在于,美国政府知道他的钱该怎么花,他也很清楚我们会怎么花,效果?当然也在美国人意料之中。借这次危机,借积极财政,奥巴马把"新能源战略"玩到里根星球大战的水平,再引发一次技术突破、诞生一个新的产业,我也不会吃惊。而我们的4万亿会留下什么呢?

  二是竞争的内容不一样。美国人不跟我们在贸易、投资领域竞争,甚至也不跟我们比产业、比技术——前面也说了,若是比这些,即使我们暂时争不过,也总能带动我们往上走,从而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可他们不,他们跟我们比"赤字",比有形的手。似乎是谁赤字大,谁对世界的贡献就大,就可以多花外汇买点 IMF的投票权;哪个政府危机干预的力度大,哪个政府就富有责任感,就可以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拥戴,就像G20峰会给我们透露的信息一样。而这样的竞争,中国毫无胜机;其后果也与经济竞争迥异,而与铁血竞争(战争)类似,失败方不但得不到收益,反将受到深重伤害。

  作为中国人,我惟有企望这不是真的。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来源:南方周末

陶显芳:未来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方向是山寨化

  最近,"山寨"一词在网上引起了非常多人的关注,就连在两会期间还有政协委员提议封杀山寨机,可见"山寨"一词不只是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而是已经引起部分人产生恐慌。最新有人提出封杀"山寨"的,还不是封杀山寨机,而是要封杀敢与中央电视台叫板的山寨春晚,即:由草根参加的山寨版春节晚会,它通过互联网通信与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同步演播。

  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一元化概念的中国国民,对于主体或主流之外的东西都会存在排斥的心理,甚至还要想把它消灭在萌芽之中。不管人们怎样对"山寨"起定义,"山寨"一词肯定与主流格格不入,按照那些人的习惯,山寨春晚或者山寨机这些属于非主流的东西,都是应该被消灭在萌芽之中的,因此,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议封杀山寨机的提议并不足奇。而奇怪的是,有人提出要封杀的东西,不但没被封杀住,反而兴旺了起来。

  我认为,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一出生就是合法的,历朝皇帝那个不是"土匪"出身,但他却代表了某个时代的进步。随着未来山寨品牌的兴起,山寨品牌将成为未来民营企业的发展方向,我们必须不断地把山寨品牌从这种非法环境中脱身变成合法,并成为民营企业生存的文化环境。实际上世界首富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就是从山寨出身的,他们开始生产的产品根本就没有标准的概念,只要老百姓愿意要,他们就愿意做。现在WINDOWS产品已经成为微软的一面旗帜。

  什么标准?实际上标准就是国家或一些大公司实行市场垄断的工具,那些国营企业不干正经事,但对标准特别青睐就是这回事,每年国家还要大量拨款给这些企业搞标准制定和标准化建设,这些标准基本上都是用来卡别人的。现在产品更新换代那么快,谁还会等他们的标准出来后再生产产品?

  标准的制定应该是先由企业制定,由发明专利技术或掌握专利技术的企业先把专利技术转化成产品,然后制定一个企业标准,到其他企业跟进生产同一类型产品时,为了便于监督管理,同行企业再坐在一起商讨制定一个行业标准,而后再由行业标准申请成为国家或地区标准,最后申请国际标准。

  在这些标准中一般是,企业标准的技术性能或质量水平要高于行业标准,行业标准要高于国家标准,国家标准又高于国际标准,这是世界上技术标准产生和制定过程的常识。在国外,这些技术标准全部都是由企业和协会组织来制定的,政府一般只监督执行。而我们国家基本上都是由政府部门来制定,企业基本无权过问,只是最后公布执行时,企业才可以咨询。

  中国第一个打破国家政府部门垄断标准的是生产VCD的企业,如:CVCD和SVCD的标准都是生产VCD的企业坐在一起制定的技术标准,因为,国营企业基本上没有参与CVCD和SVCD产品的研制,所以政府部门基本上也没有参加CVCD和SVCD行业标准的制定,当然最后也没有产生国家的CVCD和SVCD技术标准。但不能说民营企业生产的CVCD和SVCD产品没有标准可执行,实际上CVCD和SVCD标准是两大VCD阵营在进行技术之争产生的结果,虽然标准无法统一,但最后产品还是互相兼容的。

  对于如何看待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议封杀山寨机,我的看法是,首先大家不要误认为山寨就是作假,做山寨产品的企业也要遵守职业道德,有国际标准的就要往国际标准靠,没有国际标准,但有国家标准的就要往国家标准靠,如果两种标准都没有的,企业可以自己制定标准,即企业标准,并送给技术监督部门存档作为法律依据,并附在产品说明书之中,这叫质量承诺书,自己说到,就要做到,不能缺斤少两。当然,那些安全标准全世界基本上都是通用的,不需要企业另外再制定,只需要强制执行就可以了。

  其它很多技术性能方面的标准,可全由企业来做主。但问题是,现在中国的很多企业真的也是在做假,这也需要制定法律来打击这些行骗行为,如果真的达到欧洲人的道德规范,不满意就换,作假就要赔偿精神损失,这样,才有可能把企业引导走上正道。

  2009-7-28

2009年7月28日 星期二

颜昌海:老朽的体制,成为贪官的温床

  7月22日,经湖南省纪委有关部门证实,湖南省农业厅党组书记、厅长程海波涉嫌严重违纪,于7月21日被有关部门带走,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虽然程海波现年已经57岁,但曾几何时,他却是湖南省最年轻的副厅级官员。

  程海波,1952年12月生,湖南岳阳人,大学学历,197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9月开始参加工作。1983年8月任岳阳地区行署副专员。其时31岁。1995年9月至1998年2月,任岳阳市委副书记。1998年2月至2006年3月,任常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和市委书记。2006年4月至目前,任湖南省农业厅党组书记、厅长。

  31岁担任地区行署副专员(副厅级)的程海波,有人称他是有一定家庭背景,另有人说他有相当学历,"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师专学历和公社党委书记经历的程海波颇得领导的赏识";但"家庭背景说"没有得到相关证据支持,也没有找出他"大学学历"的相关学校。

  7月22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来到位于长沙市教育街66号的湖南省农业厅办公大楼。办公室负责人说,目前,程海波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主要问题涉嫌经济问题,"他的老婆、弟弟、儿子长期打着他的'招牌'在外面从事经营活动。"湖南省纪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证实说,程海波在任常德市委书记期间与金钻广场的开发商李家祥关系密切。根据金健米业(股票代码:600127)的公开资料显示,常德金钻广场原是金健米业旗下控股子公司金健置业2001年开始经营的项目,金健置业注册资本1.5亿元,其中金健米业出资1.2亿元、持80%股权,李家祥所控股的长沙祥泰实业出资3000万元、持20%股权,2003年8月,金健米业在金钻广场即将竣工之际且未有任何增值情况下将其股权以1.2亿元出售给李家祥。总投资超过6亿元的金钻广场为李家祥带来了巨额收益。常德市政府有关官员说,李家祥以及金健米业前任董事长梁宋模等人已被湖南省相关部门控制或接受调查。据了解,被称为常德商业"龙头"的金钻广场,从建设初期就受到了常德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常德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一篇题为"常德,美丽的国际花园城市"文章中写道,"修建金钻广场,其具体方案是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的,甚至广场上的电灯怎样安装,怎样选型,怎样定位,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都到现场与专家商议后敲定。"

  湖南省纪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金钻广场的开发商李家祥,在接受调查时将程海波'带'了出来。"

  2005年9月,就党政干部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程海波曾引用一句俗语说,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头脑里"扎紧"一道防腐拒变的"篱笆"。可是,他自己却成了一头贪得无厌的狼;其根源是,中国官场,就不存在所谓篱笆,不仅野狗出入自由,豺狼虎豹更是横行无忌,且大部分都受不到制裁。比如深圳市有一次抓了10个贪官,却只法办了5个,另外的代之以党纪政纪处分;更有甚者,内地一个地级市的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亲口告诉笔者,某个法院内抓了4个贪官,审理之下他们供出了24个贪官,吓得市委书记立刻叫停、"内部消化"。以此推之,国内有多少程海波不被"调查"?!

  其实,官员都是人,并不是从小就是豺狼虎豹;之所以成为豺狼虎豹,是老朽的体制纵容和熏陶的。程海波从湖南省最年轻的副厅级官员,在官场滚打数十年,终于变成千夫所指的大贪官,就是很好的说明。

  最近,29岁的周森锋"当选"为湖北省宜城市市长,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市长,也成了网络上议论的焦点:贫苦的家庭背景,下属为其撑伞,涉嫌论文抄袭,抽价格不菲的香烟。网民们用显微镜和放大镜在观察着这位年轻的官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笔者对这位中国最年轻的市长,曾呼吁民众给予最大的宽容,唯一的理由就是其"贫苦的家庭背景";在"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中国官场传统中,笔者对平民出身的官员从来都怀有祝福的心情。但是,这并不代表笔者不对"中国最年轻的市长"的质疑;笔者更害怕他辜负自己的祝福,将来成为贪官中的一员。

  周森锋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市长,原因大致有四:一,周是"清华硕士毕业生",被当地当人才引进了;二,引进的人才定级起点高,副处级,锻炼了几年,升为正处级;如果考取公务员,定级起点一般是副科级;三,经中共组织部门大力推荐,市人大"全票通过"周的任命;四,虽政绩平平,但努力工作;虽有些毛病,但无大的过失或违纪。周森锋在宜城市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以"全票当选"市长的信息,至少可引发以下信息:首先,周森锋当选市长是在无争议、无竞争、无差额、无悬念的状态下进行的,与其说是当选市长,不如说是被任命为市长,虽然形式上经过了"选举"。其次,党的意志和决定,使周森锋顺利"当选"为市长,这是不容置疑的实质和现实,只是披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的外衣。假如有一天,党发现周森锋有贪腐行为或有违背党的利益和纪律的言行,决定罢免他,宜城市人代会也会"全票通过"罢免决议案的。

  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长任免制度。结论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同级和上一级的中共党委书记是你能否担任市长的关键。孔繁森和王宝森,都是这种体制和制度下的产物。

  有评论认为,对29岁的周森锋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市长,应更多地反思"周森锋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第一、官本位的产物。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表明,经济发达地区的官本位意识相对较弱,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官本位意识相对较强。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用官位作诱饵吸引人才,然而,人才囿于官本位的桎梏,一般难以施展才干。以周森锋为例,如果只为当官,四平八稳,唯上唯书,则平步青云;如果想有所作为,观念越新,创意越多,干劲越大,越容易与当地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发生冲突和碰撞,孤掌难鸣,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失败离场。第二、公务员制度上的缺陷。在目前大学生就业难、考公务员难上难的大环境下,周森锋反常规的迅速快捷方式上位,可遇不可求,缺乏透明度,缺乏公平竞争,缺乏制度化。第三、形式主义的结晶。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越来越充满形式主义的色彩;选拔各级官员有着不同的年龄、党派、性别、文化程度等限制,有时甚至到了近乎刻板的地步。形式主义的官员选拔制度,造成了竞争的不公平或职务垄断,有的人被刻意培养,有的人只是陪衬。形式主义的官员选拔制度,势必造成干实事的官员越来越少,弄虚作假的官员越来越多,科学发展观就越来越难落实和实施。

  古今中外,官员的产生,只有三种途径,一是靠暴力自立为王、为官,统治百姓;二是上级政府和权力机构委任,统治百姓的权柄来自现有的政权;三是在民主政体下,依靠法定程序民选。正常的国家,靠暴力自立为王、为官来统治百姓的官员,已经越来越少,世界上,现在的官员产生,大多依靠委任和民选。民选,可选优汰劣,助长清廉;委派,则良莠不齐,贪渎横行。在官员的产生方式中,民选无疑是先进的制度,委派则成为老旧、腐朽的体制。

  中国的官员诞生,至今还停留在委任、委派的体制中;虽然有选举,但众所周知,这种选举是障眼法,因为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是官选的。仅仅从这一点就可以断定,中国的体制就不是民主政体,虽然官方总是自吹自擂"人民民主",其实是"官主人民"而已。

  为了替自己辩护,官方及其御用文人总是说,民主不分国家和地域,但是分国情,分步骤,分进程;象泰国那样,中国乱不起;象美国那样,中国玩不起,因为西方的民主,是有钱人说了算。可他们不自问,中国的民主呢?却是有权人和有钱人相互勾结,沆瀣一气说了算。平民老百姓就是"屁民",可以忽略不计。

  在民主政体的社会中,老百姓拍着自己选的官员肩膀说:好好按老百姓意见干,否则明年让你滚蛋!而在中国,则是大官拍着中官肩膀、中官拍着小官的肩膀说:好好听我的话,按我的旨意干,并要经常送礼和溜须拍马,否则明年就让你完蛋!

  在民主政体的社会中,所有行政主官,包括从乡长、县长直至总统,都是经过半年到一年竞选、百姓评议投票产生,罢免可随时由百姓投票、民选的议会、独立的司法来决定。中国的各级官员,则是由党内组织部门决定,而组织则是党委一把手决定;各级人大,也只不过是领导意志的举手机器。官员罢免,也是上级党委一把手提议,由少数人的"组织"决定。

  为了替自己辩护,官方及其御用文人还以美国为例,说美国的民主就是失败的民主制度,其最大失败就失败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因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致使美国的政客必须依附于利益集团,并为其所驱使,政府的大政方针的制定,均受制国内利益集团,因而频频出现政策重大失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是美国政客,乃至于政府围绕"利益集团"转的祸根,政府成了利益集团的傀儡。美国政府从不以维护绝大多数民众利益为己任,因此在世界范围内,目前只有中国大陆的民主体制是最先进,也是最合理的制度。

  任何政客都必须依附于利益集团,并为其所驱使,中国也不例外。不同的是,美国公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选择,而中国公民则没有选择的权利。至少,中国人目前还在为这种基本权利而抗争。美国人的选票可以因政策重大失误对政府说"不",但中国人只能一切都说"好",因为中国人没有说"不"的权利和自由。最好的自由和权利,也不过是在文字中发发没有用的牢骚,而不被"跨省追捕";但这得看当权者的高兴不高兴,若不高兴,立即就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分子,关进牢房。

  美国的民主政体,当然开始也不是完全民主,只有白人男性有这种权利;但至少,在白人男性这个圈子里实行了权利的平等。后来经过美国公民的抗争,现在不分种族、性别都拥有了这种权利,使得美国成为世界最强盛的国家。美国的民主政体,已经在河上架起了一道桥梁,很多国家直接从桥上过河,也很快地变得强盛起来,比如西欧和日本;但中国却非要在河里摸着石头过河不可,"在艰难曲折中探索并保持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

  在这种摸索中,中国虽然经济有所发展,但资源和环境破坏殆尽,贪官横行,民怨沸腾。即使开始是年轻有为的官员,在最后也不得不成为千夫所指的贪官。

发表评论请点下面原文链接 : http://www.china-week.com/html/5204.htm

2009年7月27日 星期一

颜昌海:明星大腕抛弃中国籍与石首官员“秋后算帐”

  中国著名影星巩俐、李连杰先后取得新加坡国籍,中国网民对此反应强烈。一段时间里,外国媒体报道纷纷报道的中国网民愤怒。

  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国大陆的网民的反应非常强烈。……有些网民斥责说,巩俐之流加入外国国籍,却在挣中国人的钱,是极其可耻的行为,更有甚者直斥他们不爱国、卖国贼云云。"英国《泰晤士报》网络版报道说:"中国最著名的电影明星之一巩俐决定取得新加坡国籍,引发了网上许多激烈的民族主义者的义愤,说她是叛徒,祖国的耻辱。":"不过,有少数人对巩俐的决定表示理解,指出这种演员在中国面对压力,并且隐晦地批评在这个共产党国家里对生活的各种限制,'尤其是对艺术家'的限制。"英国《独立报》报道说:"愤怒的网民说,巩俐背叛了她的中国根。一个网评在新浪网上写道:"她在中国挣足了钱,对不对?可现在变成外国人了!我们干嘛要让她挣钱,然后再把钱带走了呢?'另一个人抱怨说:"我对她很失望。为什么富人和名人都想改变国籍呢?"

  《泰晤士报》网络版报道,"一个网民说:"为什么大家不问问,人家为什么要移民?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中国人入了美国国籍。怎么没看见美国人入中国国籍啊?'":"有一个作家说,许多批评巩俐的人,'只要有机会',会向飞蛾扑火一样步她的后尘。'同胞们,你们在这儿信口开河的时候,你真能说你爱你的国家吗?扪心自问一下,你不是飞蛾吗?'"

  中国非主流媒介对这个议题也有相当的报道和评论。新民网报道指出,"加入外国国籍的分别有:加入美国国籍的陈凯歌、陈红夫妇、李连杰、宁静、陈冲、蒋雯丽、顾长卫和王姬;加入加拿大国籍的蒋大为、徐帆、陈明;加入英国国籍的张铁林;加入德国国籍的韦唯;加入瑞士国籍的斯琴高娃;加入日本国籍的许晴;加入新西兰籍的苏瑾;和加入泰国国籍的胡兵。"很显然,这些明星加入的国籍绝大多数属于中国意识形态最反感的西方国家。

  中新网报道说,"在评论中,批评、讽刺甚至谩骂李连杰等的声音出现一面倒局势,大部分认为'儿不怨母丑,狗不怨家贫',这些明星不应改国籍。难得出现的几句中肯评论,诸如'入外籍怎么了?他又不是叛国'等也淹没在茫茫口水中,至于支持李连杰的声音,更是少之又少。"中新网说,"中新网开展的一项'如何看待巨星纷纷加入外国籍'的调查结果初步出炉,截至目前,四成网友表示不理解,近三成对这些加入外国籍的明星们投'理解'票,其余三成选择'矛盾'和'无所谓'。"

  新华社英文报道说,"腾讯网上的调查发现,在目前为止的6580个接受调查的人当中,42.4%的人表示,这是巩俐的个人选择;30.3%的人表示不关心;27.3的人说她此举'不爱国'。"新华社引述《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人们不满的真正原因是,人们认为,比起普通人来说,名人改换国籍比普通人容易多了,而且可以享受新国籍带来的好处和权利。"

  对于这种所谓的"好处和权利",新浪网的一篇文章举出一例:"中国人去发达国家都必须经过签证这一关。即使是李连杰这样的国际明星,要出国也必须和普通公民一样去外国驻华使馆办签证,一样要接受签证官怀疑的目光。长期生活在海外或者经常出国的人,有一个能去发达国家免签的国籍,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本来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残酷的现实是,李连杰等明星们最终只是用自己的成功,换取了一本外国护照,这无疑是一种悲哀。"

  中新网说,"明星为什么愿意把户口迁到香港以及发达的欧美国家呢?最本质的原因,还是对自身有利,这也是人类'趋利避害'本性的一种体现。"舜网时评的一篇评论道:"2006年美国人口资料局发表的一份全球移民趋势调查称,每年有300万人从发展中国家移居到发达国家,其中中国每年净移出56万人,居世界第一。"

  一些中国网民显然不能容忍少数明星弃多数大众而去的做法。一个网民在人民网上写道:"是不是祖国太'丑'、太'穷'了,留不下李连杰这个'明星'?……你们这是在嫌弃'母亲',是在嫌母'丑',嫌家'贫'。……绝大多数儿女们都能理解'父母'的苦衷,体谅'父母'的难处,而你们却不能,……非要置'父母'于尴尬境地……"。

  对于中国网民的愤怒,《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分析说,"一个个'精英'排着队领了别国的身份证,却少见别国的'精英'排队来领中国的身份证,这让我们的心态尤其显得'脆弱'起来。试想一下,若好莱坞的史泰龙、施瓦辛格、斯皮尔伯格中的哪一个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我们的舆论将是怎样的亢奋?":"应该看到的是,……这是一种很现实的利益取舍……。如果国籍本身不会有阻碍自由发展的羁绊,或许对他们也没有太大的诱惑力。……一个生命力旺盛的社会,是应该有能力靠权利保障、迁徙自由、机会均等、社会福利等多种手段来吸纳更多的人才与仁财的。……我们依然会对明星们加入他国国籍而大动肝火,与其说这是一种国民心态不健康的表现,毋宁说培植健康心态的社会现实土壤还有待完善。"

  新浪网的文章说,"在那些明星们改变国籍的背后,是他们背离的祖国还不完全尽如人意,出入其他国家还会受到这样和那样的限制。只有祖国的居住环境、社会和谐和经济发达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如果大家都有能力选择自由迁徙,并最终以利益衡量之后毅然地选择'留在我的祖国',到那时,明星们的国籍问题,也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了。"舜网时评的评论说:"从像巩俐、严歌苓、周洁茹等等名人、大腕的移居来说,这其间是不是有着某种共同的原因?比如政治环境不好,虽然他们不一定就从政,但是,官僚文化统治下的国家很难以让他们的事业走向巅峰,于是,他们选择了离开这片'是非之地'。"

  新浪网的文章则说,"好在李连杰加入的不是美国国籍,这多少还给愤青们留了那么一点可怜的面子。"

  其实,上述明星大腕抛弃中国籍的议论早已消停了。笔者之所以重新提起,缘于石首官员对治下民众的"秋后算帐"。两件事情似乎风牛马不相及,其实紧密相关。

  6月17日,湖北石首市23岁厨师涂远高从永隆大酒店堕落身亡,民众怀疑事发的酒店有官方和黑社会背景,从次日起连日和政府发生抢尸争夺战,聚集的民众数量一度达到7万人。最后,经协商家属得到8万元赔款,其中市政府从财政中包办其中3.5万。近日,轰动全国的湖北石首事件又有新进展,案中被指跳楼自杀导致身亡的厨师涂远高,其家属在和政府签署免责协议后,先后有10多名亲属遭公安带走调查,至今5名亲属遭刑拘。

  在6月导致数万人上街抗议,当局出动大批武警镇压、并一度在当地实行断网的石首骚乱事件,案中死者家属尽管在同意遗体火化前,和由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代表的政府一方签署协议书,当中政府承诺家属对事件免责,但在最近死者17名家属先后被警方带走调查,5人被刑拘。死者家属不满当局"秋后算帐",近日已授权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宣东律师向当局交涉。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家属和市政府代表签署的《关于6.17事件与死者家属有关事项的协议书》,分别由市善后协调领导小组负责人和死者家属代表双方在6月24日签字。协议书称,"死者家属在'6.17'整个事件过程中所发生的非组织、参与打砸抢烧的其他行为(如拉横幅、买东西的行为),市政法机关免予处理……若死者家属未参与永隆大酒店纵火则不负担责任。"协议生效时间在6月25日5时前,家属自行火化尸体后方开始。

  在家属依政府要求,在指定时间前将尸体火化后,不到两日,死者的堂侄率先遭警方带走4日接受调查。市镇领导列出8名家属名单,市公安局即派人将8人带走。被拘者均系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家属质疑政府没有履行"免责"协议上的承诺,曾向有份签字的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郭子信问责,得到的回覆是"我们是不愿追究你们的责任,但法律会追究你们的责任。"他又说,协议是对"非组织、参与打砸抢夺其他行为不追究",但没有说对"有组织"等行为不追究。曾经参与过杨佳案的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假如打砸抢构成犯罪事实,而当局还和家属签署免责条款,即是党大于法,违反法律。同时,政府事后的行为也会对当局的公信力造成损害。

  石首事件不见官员问责,却见死者家属和民众刑拘。这事件发生在7月12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之后。该规定明确对滥用职权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等七种情形,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众所周知:石首事件起因是一起普通的非正常死亡案。面对诸多疑问,当地政府现场处置没能及时以合适的方式解释沟通,以至引发大规模群体性冲突。其更深层次的内因,是当地群众对地方治安不满长期积郁的结果。按理说,石首官员应痛定思痛,深刻反省,善待事件中个体的某些违法行为。可首官员不仅不反省,不问责,反而变本加厉秋后算账。

  有评论说,石首事件的起因只不过是星星之火,如果当地政府反应及时、处理得当、态度恳诚,这一火星完全可以早被"掐灭"。但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在当地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方归于平静,教训不可谓不惨痛。然而,正当大家以为石首市政府会痛定思痛,整饬吏治、化解矛盾以取信于民,避免悲剧再度发生之际,突然传出死者家属被秋后算账的消息,这不能不让人愤怒。

  其实,评论家完全没有必要愤怒,因为在当今官场,这种欺骗民众的行为,几乎可以看成常态,根本就愤怒不过来。"哀莫大于心死",说的就是针对这种常态。如今看来,当初的免责协议是当地政府的一种诱骗策略。为了达到平息事态的目的,便不择手段,欺、骗、哄、瞒。但缓过神来,就撕毁协议,不兑现承诺,还强词夺理、振振有辞,从来就是当局的面孔。当局的拿手好戏,一旦出事,有两大招式,一是推给境外"敌对势力"的煽动,二是推给"不明真相"的群众;总之,"敌人"是恶毒的,群众是愚昧的,惟独自己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因此,武力镇压是必要的,秋后算帐是必然的。

  有人说,从免责协议到秋后算账,这种裸奔式的权力报复,证验了权力的作伪与无耻。一个说话不算话的政府必然赢不到人民的信任,一个愚弄老百姓的政府根本无公信力可言,一个不愿自我净化却善于权力报复的政府则会将政府形象透支殆尽,将民意撕裂。

  在这种现实环境下,公民们有什么选择?公民们也会"秋后算帐"。

  精英们选择逃离。因此,明星大腕抛弃中国籍,尽管他们比一般的老百姓得到了当局施舍的太多好处,可这是不保险、不长久的;惹不起,他们有躲得起的能力和资源。在对当局丧失信心的情况下,他们用脚作出了抉择,"秋后算帐"的方式是堂堂皇皇地"叛国投敌"。

  而普通的民众怎么办?除了逆来顺受,就只有等待下一次的事件爆发,"秋后算帐"的方式是用自己的血泪和屈辱与公权力抗争。也许,在这种相互算帐的博羿中,能推动中国的进步;只是,代价太巨大、也太沉重。

  而在这种相互算帐过程里,那些什么"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无聊、虚伪甚至无耻的说教,显得多么无赖。因为无论美的或丑的任何母亲,都不会如此欺骗、奴役自己的儿女;而中国人从前或者当狗成了习惯,但如今却越来越多的,在追求当人。

颜昌海:新疆七五事件的反思

  日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吴仕民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是成功的,促进了各民族团结、平等、和谐。"德国《新苏黎世报》驻北京记者详细报道了吴仕民介绍的中国民族政策后写道:"但是,科学性的调查和人们的亲身经历一再表明,在人民富康、医疗卫生和宗教自由等核心问题上,许多维吾尔人和藏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例如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讲授经济学的维吾尔族教授土赫提并没有任何极端主义或分裂主义的言论,他只是指出,如果不认真对待失业和就业不足的问题,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在新疆有失败的危险。六月初,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南疆维吾尔人的失业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失业率之一。他原则上并不反对农民工,但汉族劳动力大量移入新疆很成问题,因为这会加大差别,使局势更为紧张。当时,土赫提在北京批评了新疆区主席努尔·白克力,指责他没有水平,不关心维吾尔穷人的处境,没有落实保护维吾尔人的政策。"

  《新苏黎世报》引用最近出版的《中国季刊》上舒士特的文章,谈到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另外一些问题,"在新疆,维吾尔人的平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一些医疗卫生的重要指数都比汉人差。舒士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情况表明,他们的教育、就业和收入、也就是他们的生活状况与汉人相比还有差距。维吾尔人的自治和宗教自由实际上受很大限制。例如,自治地区的行政第一把手虽然大多是少数民族成员,但在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几乎总是党的书记说了算,而书记大多是汉人。在行政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少数民族成员必须是党员,这样,他们就不能从事宗教活动,民众对他们的信任也打了折扣。在新疆,不允许少年进入清真寺,宗教课也有很大限制。"《新苏黎世报》指出,吴仕民"承认经济危机加重了新疆的失业问题、新疆不属于中国的发达地区,但他不愿正视其它问题的存在";但"如果北京能公开讨论这些存在的问题,并坚决贯彻其在设计形式上其实相当进步的少数民族政策,而不是粗暴地封住批评人士的嘴,那么出现民族紧张局势的可能性看来就会变得很小。"

  鲍文德(Gardner Bovingdon)是美国印地安那大学新疆问题专家。他曾于1994年到2002年间前往新疆进行了总共两年的实地考察,采访了160余名当地人,用维语与维族人交谈,用汉语与汉族人交谈。他所研究的主题之一是:新疆零星出现的暴力事件,究竟是如中国政府所说是少数极端分子所为,还是如一些专家所提出的那样,基于民间广泛的不满情绪。日前鲍文德接受了德国之声采访中认为,他觉得最突出的问题是,西方新闻机构跟中国新闻机构的看法不一样,即示威者是不是一开始就有暴力的现象;而且中国政府不愿意让西方的记者把这一点弄清楚。但说开始的时候还是以和平的方式来示威,也没有足够的证据。

  针对新疆以前也零星发生的一些暴力事件,提出了一个问题:像这种零星发生的暴力事件,究竟是如中国政府所说的那样是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还是源自于民间广泛的一种不满情绪;他的结论是后者。他认为,首先是法律上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跟实际上的自治不一样,差得太远;认为当地的维吾尔族还包括很多的哈萨克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当中没有什么自治可谈。其次,新疆的经济虽然有很明显很突出的发展,但是大部分的利润好像分配到汉族的口袋里;第三是所谓的宗教政策,中国共产党依然是无神论者的党,所以对于宗教活动、甚至于宗教信仰有一种不舒服的态度;他们所用的措施,可以说有点太过分了。最后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汉族移民问题,50年代初,共产党让很多的汉族移民到新疆,他们号召知识青年去支边,就是支援边疆、来建设新疆,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改变当地的所谓的民族比例;邓小平上台以后,就是从改革开放开始,则不通过这种号召或者强迫人到新疆。

  维吾尔族对汉族移民的不满,从50年代就开始,可政府一直不不理他们的抱怨。但这个问题不只很敏感,而且很微妙,因为新疆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谁也没有资格说不让汉族移民到那边。但不少维吾尔族跟政府、跟共产党看法不同,问题就在这里。

  一些网民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不是不好,而是太好了。现在应该实行更严厉的民族政策。鲍文德认为,基本上应该承认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新疆民众的政治诉求,如果要以科学的态度、以科学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就很明显,谈到疆独问题、东突问题的时候说,大部分维吾尔人不想要独立,他们还是愿意作为中国的公民。一直认为让新疆独立是唯一解决所谓新疆问题的办法的人,是极少数。如果中国政府持续以镇压的态度,以比较硬的态度来针对维吾尔族的示威的话,那这个比例会越来越高。

  新疆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包括认同、移民、恐怖组织等很多面向。但恐怖组织在新疆内的影响可能等于零,因为大部分的维吾尔族,虽然信仰伊斯兰教,但从来不是像中东那样有一些真正的宗教极端分子;大部分的维吾尔族虽然信仰伊斯兰教,但从来不觉得最理想的国家制度就是政教合一。

  英国BBC文章认为,现在某些人在讲述一个臆想的事实,即7.5事件是和平示威者被镇压后将怒火转嫁给汉人、政府袖手旁观造成的惨剧。且不说一个无组织无预谋的骚乱几个小时就在大范围内造成上百人死亡,上千人受伤,在技术上有无可能性,即使真的是无预谋的骚乱,用石头和棍棒剥夺了一百多人的生命,也是令人毛骨悚然。海外有人一句"做了专制政府的替罪羊",似乎这样的暴行就有了合法性的外衣。须知手段和目的同等重要,为了自己的诉求,便置他人的性命于不顾,这样的诉求,又有何意义。倘若真的是"维族民众与专制政府之矛盾",我们看到的应该是象其它群体事件一般,对政府和专制机关的冲击。而攻击无辜群众,还真是绝无仅有。

  事件发展到此地步,各方的反应也无太多新意。政府还是一如既往的指责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西方还是拿人权和民主说事儿,热比娅等还是做出受迫害妄想症的姿态,西方媒体还是想方设法迎合自己的听众,挖掘些符合听众口味的"事实"。总之屁股决定脑袋,让人承认自己错了是最难的。也许各方说的都是事实,但只挑了符合自己利益的事实去说。

  维汉关系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维护维族的合理利益。看了利益多方的各说各话之后,还是印证了世上没有救世主,只能自己拯救自己。维汉关系中汉族虽然是强势一方,但维族自己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不过,首先暴力手段不会是出路。靠攻击无辜者来达成诉求不会解决问题,因为这已经沦丧了人性的底线。其次也不要以为民族独立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各方利益未能协调就匆匆独立,然后陷入内乱的例子比比皆是;同族相残不会比异族心慈手软。三是靠西方对中国政府施压也行不通。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最终还是为了本国的利益服务。维族的利益并不关乎西方的根本利益,若真到了触及中国政府底牌的时候,西方也不会冒牺牲本国公民生命的风险和中国撕破脸皮开干。四是不要寄希望于西方的道德水准,道德在利益面前太脆弱。五是海外流亡集团是靠不住的;流亡海外的人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个人的基本利益诉求,再让他们为民族利益献身就要看他们是否有此崇高的理想和道德。虽然也不乏崇高的殉道者,但更多的是用人民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还有就是得势之后的堕落。

  这些都靠不住之后,靠得住的也只能是自己了。面对强势文化的入侵和本民族文化的式微,这种不安全感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改变环境是不可能的,能改变的只能是自己。其实中日韩东方文化的式微和西方文化的强势,也成为近两百年来的大趋势。在经历了痛苦的蜕变和磨难后,也许现在中日韩总算有了点找到自己位置的感觉,这可能是维族需要思考的出路。

  中国政府可能也有很多地方需要反思。首先便是政府的民族政策,就是以忍换和,处处被动;此次事件被认为是境外分离主义势力操纵,但如此容易便能操纵,就不能说民族之间没有隔阂。承认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政府是诚心诚意建设新疆,但若政府以对待汉族民众的简单粗暴和空洞口号对待少数民族,这些努力的效果会很让人怀疑。

  西方的民主制度发展了这么久,大部分政府都是比较负责的政府,但很不幸,他们只是对本国的人民,主要是选民负责。所以制度虽然先进,堪为世界各国的楷模,但指望他们真心真意的来帮中国解决问题也是不现实的。

  美国多维社报道,新疆乌鲁木齐骚乱告一段落,但骚乱背后的冲突尚未化解,未来新疆该如何走上一条和谐道路,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总部位在美国华府的维吾尔美国人协会秘书长阿里木?塞依托夫对多维社说,维人一方面推动各国政府和地方组织对议题的重视,一方面希望与中国政府进行真诚的对话。

  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吴仕民表示,此骚乱不是民族关系问题,是"三股势力"策划和制造的,与宗教无关,中国不会因为某一个事件便放弃民族政策。但塞依托夫认为,中国在这次骚乱的后续做法,首先,应该真正让世界人民了解7.5事件的真相,是真正的真相,不是中国政府至今为止所说的真相。"他们应该曝光那些录像带,今年奥运时他们在乌鲁木齐市所有的地方都装有录像机,所以他们应该把所有的录像带放出来,还有多少人被抓、多少人被打死、怎么死的,都必需让世界人民了解。"

  对于这次的骚乱,塞依托夫指出,并非因为维汉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而引发的,外界普遍指向的民族冲突,实际上是中国的报道,让人理解为是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

  身在同样拥有许多少数民族的美国,塞依托夫比较了中国和美国的情况。其实在中国,不论是少数民族问题或是多数民族问题,都是中国政府的专制问题。假如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一样是个民主国家,尊重所有民族的人权,平等看待所有民族,事情肯定会朝正面发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依明巴海日前表示,新疆决定加快反分裂法地方立法,反对分裂分子、打击恐怖暴力犯罪;该区主席白克立也指出,热比娅为暴力恐怖案的主谋。塞依托夫对多维社说,他们希望能跟中国共产党真诚的举行对话。只是,塞依托夫指出,现在中国政府将他们魔鬼化、当成是恐怖主义份子,使得双方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

  新疆7.5事件后,大部分西方国家和穆斯林国家都在新疆骚乱问题上保持低调,明显不同于去年西藏抗议骚乱时对中国的批评态度。但有两个例外,即土耳其和伊斯兰激进组织。

  英国BBC伊斯兰事务分析员哈迪认为,土耳其同新疆维吾尔人在文化、宗教和语言方面关系密切。在土耳其一直有维吾尔游说组织活动。维吾尔独立运动头目艾沙金生前一直在土耳其定居,他死后伊斯坦布尔当局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公园以示纪念。"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新疆骚乱后对中国人发出恐怖威胁。

  但哈迪分析,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宗旨是针对犹太人,他们的敌人是犹太人和以色列,以及支持他们的美国和欧洲。到目前为止,中国不符合这个标准,没有被他们当作敌人。实际上中国更可能被反以色列伊斯兰组织和国家当作潜在的盟友,许多穆斯林国家和政府都十分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发展政治和外交,经济和贸易方面的联系。对于陷入孤立的国家,如伊朗,更是如此。伊朗面对国际制裁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对他们就特别重要。在伊朗,西方的商业利益撤出,通常是中国商人填补了上述真空。

  哈迪认为吾尔分离主义超出中国边界、进而成为国际伊斯兰运动的可能性并不大。目前能够证明新疆维吾尔人同外部穆斯林的明显的联系就是在阿富汗的训练营,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维吾人被美国关押在关塔那摩基地的原因。在哈迪看来,维吾尔人的不满主要是针对中国政府,所他们不可能加入国际激进的伊斯兰运动,加入针对美国和欧洲发动的攻击。

2009年7月26日 星期日

毕研韬:影响中国形象的三大要素

  一般认为,影响传播效果的核心要素是传播者(编码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接受者(解码者),而传播策略就体现在对上述要素的选择与组合中。无可否认,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中外长期博弈的历史产物。大致说来,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三大要素是:中国的国内发展状况、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既有认知与态度,以及中国的对外传播能力。

  一、中国自身的发展状况

  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中国国内发展状况在国际社会形成的镜像。虽然这种镜像是社会构建的产品,但它毕竟是中国自身现状的投射。常言道,身正不怕影子斜。在信息化时代,"国际反华势力"不可能永远颠倒黑白,因为"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长期欺骗一部分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是举世瞩目的。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国民的生活水平都有显著提高。正因为如此,2008年海外中国留学生才拍案而起,全力捍卫中国的国际形象。法国《欧洲时报》时事撰稿人宋鲁郑先生认为,中国的强大是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核心要素之一。

  但我们必须同时承认国内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由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西方学者高度关注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举措。从实战角度考量,介绍中国政府校正自身问题的意愿与举措,比一味宣传已经取得的成就,更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大众传媒、社会交往和亲身经历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三种主要渠道。三者之间互相补充、彼此印证、互为参照。对于大众化议题,如果大众传媒的报道与其他渠道传播的信息相抵触,传媒的公信力就会受到质疑。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中外人员交流规模日益扩大。社会学者苟天来博士相信,这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大有裨益。

  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既有认知

  传播学者发现,人们接受还是拒绝一个文本主要取决于文本信息与受众既有认知的吻合程度。人们倾向于接触、理解和记忆与自己的既有观点相吻合的信息,而那些不被受众欣赏的信息常被斥为宣传乃至谎言。

  在西方,批评中国的信息很容易获得认可,而敢于公正报道中国的媒体和记者则被贴上"为中国工作"的标签。对此,苟天来博士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对方以何种态度传播有关中国的信息。宋鲁郑甚至认为,西方社会是否需要中国,是决定中国国际形象正面与否的首要因素。

  科学已经证实,任何社会信息系统都是过滤网。某些对中国媒体强烈不满的国人更容易相信,西方媒体是客观公正的。自己的葡萄酸,就认为别人的葡萄甜。殊不知,这是天大的误区。西方政客公开承认,如今的大多数战争是通过传媒进行的。西方学者从不讳言,当两个国家处于交战状态时,两国的媒体也往往处于交战状态。

  当某国与中国的利益冲突加剧时,该国舆论就会向中国施压。同时,一个国家的公共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因此说,改善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有利于该国国家利益的实现。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从1999年起就设立了负责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竭力改善其国际形象。

  从经济利益考量,西方媒体不敢贸然对抗公众的基本认知。顾客是上帝。因此,西方社会关于中国的"知识库"(即"共同知识")发挥着过滤和导航的作用:那些与其"知识库"相吻合的信息更容易被接受。所以,传播学高度重视对目标受众的研究,传播策略的制定必须是基于科学的受众研究的。

  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既有认知有所差异。《香港电台》新媒体拓展部副总监、《传媒透视》杂志执行编辑张玲玲女士的分析表明,香港市民特别在意中国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所以传播学强调,针对不同的目标受众,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策略都应有所调整。中国对外传播的科学化水平与精细化程度都亟待提升。

  三、中国的对外传播能力

  大致说来,中国的对外传播科学化程度不高、策略性亟待提高,大众传媒的公信度极低。

  确立积极的信息公开政策。笔者曾将媒介策略分为"被动"、"主动"和"超主动"三类。"被动"的媒介策略只是消极应对舆论压力和媒介质询,"主动"的媒介策略则积极满足媒介的需要,而"超主动"的媒介策略更是试图引导媒介需求并巧妙满足它。依笔者的分析,中国的媒介策略尚界于"被动"和"主动"之间。

  构建立体多元的对外传播体系。除了国家、国际组织和"超国家机构"外,准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日益凸现,公共外交、舆论外交的功能不容忽视。中国留法学生李洹曾在法国巴黎万人集会上演讲,呼吁"支持北京奥运"。他事后总结说,"国家对外传播是根本,民间是主力,海外华人华侨及留学生是先锋,西方正直的学者是同盟"。

  提升中国媒体的公信度。公信力低下是中国媒体的最大内伤,其主要原因是混淆了新闻与宣传。中国必须清除极左新闻观的流毒,扩大新闻媒体的"运行空间"。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媒体不是宣传部,也不是外交部。中国媒体的职能是及时"客观"地反映事态全貌,而绝非是"维护"国家利益。虽然很多数人对此难以理解和接受,但这是提升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的唯一出路。

  在舆论作业上,技术正确和政治正确同等重要。爱国不仅需要热情,还需要智慧。我们必须从"国家能力"的高度探索媒体的战略价值,努力提升中国设置国际议题、影响国际认知的能力。那种认为只要国力提升就可无视国际舆论的极端思想,害党误国。就连美国都在运用超越"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巧实力",难道中国现在比美国还强大吗?

  接受香港中方媒体的教训。笔者曾数次调查香港"左派"媒体的影响力。目前,那些具有中国政府背景的香港媒体依然不被香港市民接受,对香港舆论的影响微乎其微。香港电台张玲玲女士分析说,这些媒体的主要问题是报道视角不够全面平衡。"亲政府"媒体的通病是混淆新闻与宣传。

  20世纪五十年代,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曾严厉批评香港的中方报纸:"不要你们在香港办党报!"廖承志同志要求:我们在香港的报纸"不要搞党报左报,老摆一张红面孔、一副'爱国主义'的架子";在香港"不能照搬国内三百六十天突出政治,板起面孔教训人,把报纸办成教科书,把你们自己扮成训导主任。"

  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的对外媒体丝毫没有接受香港中资媒体的教训,我们的对外报道仍然不被当地民众(包括华侨)喜闻乐见。为改善国际形象、争夺国际话语权,中国已启动国际公关战略,并将花费450亿人民币加强对外宣传。我的看法是,如果中国的新闻制度和新闻理念不能与时俱进,450亿人民币就会成为令人痛心的高额学费,甚至成为历史笑料。

  认识宣传的危害。新闻与宣传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美国传播学者迈克尔·斯普劳尔说,宣传是"暗中行事。它劝服人们,看上去却好似没有这么做。"美国心理战专家理查德·克罗斯曼更为坦率:上乘的宣传看起来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应该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

  为帮助公民识别与抵制宣传、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西方社会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了面向大众的反宣传启蒙运动。今天,西方某些中小学教材中还有识别宣传、抵制宣传的内容。在这样的国际语境下,中国官方媒体坚持宣传立场无异于自取其辱。只有回归新闻、远离宣传,中国的新闻媒体才有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

  日本"中华思想研究会"会长许万领先生建议,中国的对外媒体既要多介绍"正面的、积极的、发展的消息",也不要刻意回避黑暗面。许先生建议,中国政府应从战略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系统性。许先生还特别提到了几部曾获国际大奖的中国电影对中国国际形象的负面作用。显然,中国的对外传播尚缺乏系统科学的战略指引。

  四、美国专家的建议

  至于如何提升中国的对外传播水平,美国堂纳德·W·雷诺玆新闻研究院科研副主任兼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高级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孙志刚博士(Kenneth Fleming)建议,中国政府应改变传播理念,注重双向交流和传播效果。孙志刚博士提出了如下具体建议:

  1. 注重受众研究,深入研究目标受众的特征(包括信息接收习惯)。有些传统媒体的宣传模式虽然适合中国国情,但不能直接搬来用于海外宣传。

  2. 要想获得有效的海外宣传,中国必须制订明确、具体、可测量的目标。每次传播作业都必须服务于特定目标,而且事后必须评估其有效性。

  3. 制定有效的媒介策略,选择组合最佳媒体手段。这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受众分析之上,必须服务于特定的传播目标。

  4. 在对外传播中运用实证研究手段。如今的传播决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分析之上,传播效果的评估也不能是空洞的感觉或蜻蜓点水式的调研。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

毕研韬:谁来挽救中国形象?

  为改善国际形象、争夺国际话语权,中国已启动国际公关战略,其措施包括:中央电视台增加外语频道、《环球时报》发行英文版、鼓励出版传媒企业开拓境外市场、拟仿效半岛电视台成立"中国版CNN"。中国中央政府将花费450亿人民币加强海外宣传。

  这些举措集中于传媒领域,所以有媒体称之为中国"大外宣"战略,甚至有人宣称中国正在构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宣传大格局。作为传播学者,笔者曾两次在欧洲研修,一直在呼吁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但对于中国政府的上述举措,我的看法是,这除了浪费国家巨额资金、肥了某些国营媒体外,对国家形象的改善不会有多大帮助,甚至是徒增笑料而已。

  中国的确需要强力争夺国际话语权,但目前中国某些国家级媒体的炒作动机值得怀疑。就目前中国的媒介生态而言,这些媒体争夺国家投资的努力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中国的新闻制度和新闻理念不能与时俱进,这450亿人民币的投资很可能成为令人痛心的高额学费,成为贻笑大方的历史笑料。

  中国媒体的"内伤"是公信力太低,其主要原因是混淆了新闻与宣传。要提升在国内外的公信力,中国必须清算列宁新闻观的负面影响,必须给与新闻媒体更大的独立性。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媒体不是宣传部,也不是外交部。中国媒体的职能是及时"客观"地反映事态全貌,而绝非是"维护"国家利益。虽然很多数人对此难以理解,也无法接受,但这是中国媒体的唯一出路。

  如果中国媒体现状持续下去,中国的媒体就只能是国家的传声筒,在国际社会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将无从谈起。中国的决策者们至今没有意识到,在舆论作业上,技术正确和政治正确同等重要。爱国不仅需要热情,还需要智慧。中国只有有效提升对国际认知的影响力度,中国的国际形象才会得到有效改善。过度强调"国际反华势力"是一种虚妄,而无视其存在同样是一种虚妄。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任何媒体组织本质上都只能是一种信息过滤系统;当今时代,新闻媒体已经成为国际博弈的重要战略武器之一。但这并非意味着,新闻媒体只能充当战术工具,因为那将是一条不归路,最终也将丧失其战略武器的价值。我们必须从"国家能力"的高度审视媒体的国际价值,努力提升中国设置国际议题、影响国际认知的能力。

  对于目前中国的国际公关战略,据说有政府官员透露,"钱并不是问题"。但问题是,在国际舆论界,"不差钱"就够了吗?凤凰博客颜昌海说,"如果不尊重媒体的传播规律,不考虑受众的需求心理,……,不和国际传播体系接轨,虽然中国政府'不差钱',但即使投入10个450亿元,也只能是自娱自乐,到时候回头一看,钱打了水漂,而中国的国际软实力照例无力。"

  我突然想起了"皇帝的新装"。目前中国的国家公关战略是那件"皇帝的新装"吗?中国的某些媒体大亨和媒体专家们就是那些不敢或不能说出真相的大臣吗?而谁是那个敢于说出真相的孩子呢?一声天真的童言能引起世人的反省吗?无论如何,这些纯真善良的"孩子们"可是中国"大外宣"的救星啊。

  作者系中国内地传播学者

林云海:判胡斌无危害公共安全,天理不容!

  官方的模拟动画告诉我们,撞飞受害人时,胡斌的车不可能行驶在模拟动画假设的正常车道上,因为不符合物理学原理:受害人落地前的运动方向与双黄线成45度角,落地后的运动方向成了与双黄线平行,有点物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那不可能。

  根据物理学原理,如果中途没有外力改变运动方向,受害人落地前与落地后的运动方向应该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受害人落地后的运动方向是与双黄线平行,落地前的运动方向也应该是与双黄线平行,而能让受害人落地前的运动方向与双黄线平行,胡斌的车只能是在逆向行驶时撞飞受害人。官方的模拟动画没显示有外力中途改变受害人的运动方向,等于是排除了胡斌的车在正常车道上撞飞受害人的可能,完全可以作为胡斌当时正在逆向行驶的铁证!

  行人过没有红绿灯的人行横道,安全的做法是未到中线时,头向左侧,关注左边来车,到了中线,再改为头向右侧,关注右边来车。可以想像,未过双黄线的受害人谭卓当时正向左侧着头关注左边的来车,他万万没想到还没过双黄线就会有车从右边朝自己猛冲过来,本来是安全的做法,竟然成了死亡陷阱!

  车辆逆向行驶令行人原本安全的做法成了行人的死亡陷阱,而车辆严重超速也让行人横道本身成了行人的死亡陷阱,因为有人行横道即意味着车辆有限速,行人是相信自己能避开速度不快的来车才放心走人行横道过马路的,严重超速的车辆毫无疑问会成为信赖人行横道的行人的噩梦。胡斌在马路上玩飙车,与同伴互相追逐,等于是给行人安设了两大死亡陷阱,而受害人谭卓就是非常无辜地成了这两大死亡陷阱的牺牲品,如果这样还不叫危害公共安全,还有天理吗?

  胡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至受害人谭卓惨死,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法可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附:

  杭州交警公布5-7交通肇事案模拟3D动画 http://6.cn/watch/11220502.html

  注:请大家留意模拟动画中受害人谭卓在落地前后运动方向的改变,落地前是与双黄线成45度角,落地后成了与双黄线平行,按物理学原理,那根本不可能。

  2009年7月26日

周廷军:疆独藏独的历史根源

  这两年来,新疆、西藏·暴乱事件频发,让全国人民对这两个美丽的地方产生了些许恐惧。误解很多,极端的仇恨和轻蔑言行也见诸网络和现实,继而对这两个地方产生了厌恶和排斥。从大局和整体看,这种观念着实不对。

  其实,新疆西藏的问题并不奇怪,早在清朝年间,一股分裂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经过近代的培育,到了新中国时期终于发芽、成长起来。此话怎讲?这要从清朝的统治方略说起。

  客观讲,清朝对中国的领地和文化的发展传承做出了很大贡献。看看明朝后期的中国地图,再看看现在,你就能感受到那些"塞外"的宝地都是清帝国征战回来的,即使除却慈禧当朝给沙俄割了去的和外蒙古独立以后部分,这片疆土也比明朝大三分之一强。再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保证了大清267年零7个多月的统治。

  清朝的领袖们自有一套治理庞大帝国的方略,代代相传。一座长城,一个高原可以把这个帝国划分为几个部分——东北,蒙古,新疆,西藏,明朝本土(汉族聚集区),分而治之。

  东北是满清的祖地,自然享受皇家待遇,只由皇亲国戚管理,也是大清帝国的后台保障。

  对于彪悍善战、一直让汉人头痛的蒙古地区则采取联姻策略——把公主嫁给可汗。历届蒙古王的继承人基本都是在紫禁城里长大的,这些蒙古王长大后回到蒙古草原,对姥姥家自然十分亲近,所以蒙古地区对中央政权的认可一直很高,和中原人士融合较好。后来也少有滋事。

  对于帝国文明的真正主人汉族人,清朝采用科举制管理。一方面,给汉人出人头地、大展拳脚、光宗耀祖的舞台和机会,一方面用儒家思想灌输汉人效忠皇室的信念。这是大清统治中国的基础。

  对于地理条件恶劣、地广人稀、鞭长莫及的西藏则采取"藏人治藏,高度自治"的管理办法。承认达赖和班禅在西藏的至高地位,给予他们统治合法性。也就是只要藏人承认中央政权,藏区事务中央不会过多干涉,自己选领导人,中央认可一下即可。这个办法简便易行,既尊重藏人既有社会现状又维护了国家统一。

  以上可以看出,清朝对广大地区民族基本上是平等看待的,但有一个特例,就是新疆。维吾尔人不同的长相,特别的宗教,曾经的叛乱,和祖上的一点前仇等原因,要清朝的皇帝对它极不喜欢,把其将为帝国的"二等民族"。大力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分化政策,清朝的法律明确规定"回民犯罪,加等科罪","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正是清朝残酷的民族压迫种下了"疆独"的种子,加之军阀和国民党变本加厉,以及建国后的一些不恰当措施,导致新疆无论上层和普通百姓都留有沉痛的记忆,一时难以弥合。疆独分子只要联合曾经的新疆贵族后裔,鼓吹一些曾经的痛苦记忆,再加上社会转型出现的两极分化带来的不适,总会有些人会头脑发热一腔怒火对汉人对中央的。

  如果说,新疆是压迫和分化导致了长期的隔阂和敌视,那藏独又怎么解释呢?藏独是共产党解放农奴造成的。

  原来的西藏是宗教领袖和贵族把持的,普通百姓只能活在他们的思想和身份阴影之下。共产党一去,把和尚和贵族们世代相传的家产一并拿去,一一分给了奴隶和平民,还要他们有和农奴主们同样的地位和权利,西藏的统治者们不仇视党才怪呢!所以说,奴隶主和达赖闹独立是早晚的事,除非那些人都死绝了。

  然而,同为西藏领袖,班禅为何如此拥护中央?那是因为有段特殊的历史。历史上,达赖和班禅有过节,在谁是西藏的真正领袖方面存在纷争,最终达赖获胜,班禅被赶出西藏,滞留青海。是党把十世班禅迎回西藏,此是大恩。所以,在班禅的信徒地区国旗和毛主席像很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谓的境内外"三股势力"为什么总能一呼就有人应,不是没有理由和根据的。历史上的一个小动作在后来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也给我们在处理问题时提供了一点借鉴和思考。处理民族和地区问题不能只是鼠目寸光,揪住一点小事不放。应该搞清楚来龙去脉,有的放矢。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还表明,镇压和封锁消息是最低效和后患无穷的低能处理方式。这点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社会的进步,但还不够。现在是法治社会,请相关领导和有关部门切勿用行政思维和权威口吻直接给事件定性、直接扬言如何惩罚报复。既然有法在那儿,就让法说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和官员也不该是例外,他们也不该用主观意识代替法律裁决。我想,如果是在这样的框架和程序内解决问题,标尺放在那,人人可见,不管处理方式多么严厉,反对派也没什么借口,国外反华势力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制造耸人听闻之言,制造更大的混乱。

  作者博客:iblogu.blogcn.com

2009年7月24日 星期五

肖彬:中国可以调整对朝外交策略

  朝鲜当局在领导人换届时所采取的对外政策,的确令韩人,日人,美人汗颜。想必中国也是在这一系列行动下感觉进退维谷,只留得秦发言人一个劲的用"反对战争,和平谈判"的外交辞令敷衍媒体以掩盖中方的无奈。

  笔者认为,作为曾经的铁血同盟到如今已经失去了对朝鲜半岛的绝大多数影响力,只剩下"地缘政治"、"历史惯性"和"经济援助"等三个方面所带来的微弱影响力。这三个方面的影响力促使中国搞了个六方会谈,而会谈地点往往选在中国也是这点影响力的一个体现。

  首先,一般而言,国际关系很难逃脱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是朝鲜面临韩美日军事力量的大后方;但对朝鲜政府而言,他们深知这与其说成是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还不如说是朝鲜对中国的影响力。前者的影响力因为后者的影响力太大而显得极其孱弱。中国之于朝鲜的确是战略后方,这在军事地理学的角度是毋庸置疑的,朝鲜战争已经说明了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战争再次打响,中国政府和社会绝不会再为金氏政权拿起枪来。

  这里简要的说明下理由:1、数十年前,中国政府与其说保护朝鲜还不如说是保卫刚成立的新中国,而现在就算全朝鲜统一也不会给中国带来太大的战争压力;2、如今朝鲜政府是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而数十年前却只是站在北约领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面,中国政府作为红色政权,有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站在一起,拿起枪来还是有立场和底气的;3、中国社会现在普遍反感集权统治,即使中国政府决策层也不会认可世袭的朝鲜有什么值得称兄道弟的情由;4.中国没有力量再拿起枪来(不要曲解和生气,不仅是军事力量而且是道义力量以及作为非正义的勇气),况且我们国土四周值得战争的地方太多了。

  朝政府也深知中国的这一底线,一旦开战,金氏一定会被推翻,那损失最大的是谁呢——中国。这种地缘政治所带来的微弱影响力是平壤绑架北京所给出来的政治假象。金深知北京的愿望——保持朝鲜半岛分裂的现状,借此钳制韩国在东北的真正崛起,日本在远东的威胁,美国五角大楼直接开展对付中国工作前,先必须拂去的额头上停靠的苍蝇。那么金氏虽然明知中国不希望朝鲜有核武器,但北京在天亮后,发现朝鲜有核武器也不是一件太坏的让人寝室难安的事情。朝鲜的想法是只要他们不投降,不亡国,永远可以向大后方要这要那的。

  其次,作为历史上的鲜血同盟迫使中国政府在思量朝鲜利益的时候不免有种"友谊的感觉",笔者把这种感觉称为"历史的惯性"这种感觉的来源有三:1,先辈们用鲜血的确换来曾经的友谊;2,相同的红色背景及历史;3,近邻及历史文化关联性。但更让北京强化这种感觉的原因是国际上所认可中国政府所感受到的感觉(也就是承认这些历史惯性因素,特别是朝鲜战争给国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种认同是中国对朝微弱影响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构成因素,国际上的认可表明朝鲜问题不能离开中国的态度,而中国政府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下更加强化和认真对待这种"友谊的感觉"。

  笔者给友谊加上引号,是要表达这种感觉是种幻觉,它的根基是不牢靠的,经不起推敲的。为什么这么说,试问:1.朝当局在国内对民众的教育是淡化中国的支援(这在网路上有很多相关资料),我们先辈流的鲜血换来的友谊只停留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只停留在我们单方面美好的期待以及我们曾经的荣耀(打赢了美帝国);2.红色背景也只是当时的历史产物,中国已经走上了有特色的道路,并且走得还蛮好,早就背离了没有特色的、贫穷的、社会主义;3.近邻的确是近邻,历史文化传承也没错。但试想,在地缘、历史、文化方面,朝鲜是离中国近,还是离韩国近呢。毫无疑问,统一的朝鲜给国际的感觉绝对优于中国影响下的分裂的朝鲜半岛。只是现在不存在统一的朝鲜太大的可能性,所以会给国际上如此的错觉,一旦开战,国际上就不会再认可中朝的"友谊"了。

  最后,中国基于上述地缘政治、历史惯性及部分人道主义因素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也是这个影响力的组成部分,但这个影响力可能会给国人非常重要的感觉,但笔者认为中国每年的援助实际上对朝鲜而言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力,因为朝当局知道自己的位置和中国外交政策思路,知道中国一定会给他们想要的这些东西,因为中国既想保住地缘政治的平衡又想保住这种历史惯性。一旦知道了中国肯定会给的话,虽然多少可能会随中国政府判断朝鲜是否听话有一定浮动,那么我们的作为提供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反而弱化了。笔者认为这也是我们比较进退两难的地方,也是我们不得不听朝鲜话的原因,这是无耻的绑架行为。

  值得欣慰的是,上述三个因素还是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力,试看,六方会谈的成功举行给国人的感觉是多么威风,仿佛又回到了数十年前,我们令人尊敬的彭爷爷在板门店谈判时的情景。一度被认为是国际上对中国大国地位的一种认可,是中国外交的一次胜利。但当朝鲜单方面宣布六方会谈永远结束的时候,中国方面一定有出局的感觉,外交部门也一定很失落和为难,在中国社会层面也是相当愤怒的,我们的满腔热情、和平意愿为什么被践踏,我们为什么用大量援助去换取被朝鲜绑架和玩弄。我们为什么还要强调与不珍视友谊的国家的友谊?我们为什么要容忍一颗核炸弹在如此之近的距离(决不能忽视朝鲜将核武器投入中国的可能性)?

  笔者也曾有上述的激愤,甚至想中国为什么不放弃朝鲜,甚至是帮助朝鲜人民结束独裁,这是多么正义的事情呀。但问题的关键是笔者是中国人,就必须站在中国的角度看问题,这个时候不能正义凛然似的站在朝鲜人民的立场上。基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一个分裂的朝鲜半岛,一个有一定军事威胁能力的朝鲜,一个独裁的金氏政权是中国的利益所在。前两点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可以牵制日美韩在东亚的力量存在(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最后一点也至关重要,只有独裁的政权才可以不顾国人的利益,才可以不顾统一给朝鲜民族带来的生机和希望,才可以鼓动对日美仇恨,而这都是中国的利益所在。

  国与国之间,有的只是利益,所以我们有一百个放弃朝鲜的理由却没有放弃朝鲜的原因是我们有一万个保卫朝鲜的理由,笑……北京深知一旦开战,就等于中国在国家安全及利益上的失败,因为朝鲜没有打赢或打和的可能性,中国也没有再出手的可能性。那么朝鲜及中国的最佳策略就是保持静止的朝鲜局势。笔者估计,金氏政权近来的行动的确如一些专家所分析的那样是为了政权交接,为了在金正日尚能给予三子以指导的时日,在朝鲜军队中树立三子的权威,这个权威的树立有这样一个过程:金三子是直接介入甚至是主导近来的所有行动,让他通过这些惊天动地的行动获得荣耀和权力去执掌后金正日时代。这个行动是遵从"挑战美国、日本,威胁韩国,无视中国"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在国内社会和军界是可以获得无上的荣耀的。有如下几点原因:1.美国、日本长期被国内舆论宣传仇恨,是朝鲜民族最大的敌人,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挑战美日同盟,可以体现金三子的勇气和智慧。2.中国是最大且最强的邻国,无论先进还是历史上。金正日教导金三子无视中国实际上是告诉他,中国中看不中用,可以为援为绑架而不能为盟。同时表明向国内表明金氏政权无须北京的支持,体现了金氏家族的统治力量。

  针对如今的状况,笔者认为有两点非常不确定的因素,第一、朝鲜是不会开战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是为了接班所导演的大戏,但朝鲜政权是否把握的住这个度;第二、美国政府的解决朝核问题的决心有多大。

  中国要做的的确如秦发言人所讲的"反对战争,和平谈判",只不过这样的外交辞令不容易让人兴奋却容易生气。但北京方面一定非常关心这两点不确定因素,现在,中国政府已提前出局了,但为了我们的利益,又不得不关注这些不确定因素。感到进退两难的地方是,仅仅只能关注,却不能施加影响力。这个时候中国政府该怎么办,笔者觉得必须调整对朝外交政策思路,而且是全盘调整。

  如何去调整呢?在深入这个问题的之前,不得不提出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谁在主导现今这个局势?笔者这里可以给出一个判断。这场大戏的导演绝不仅是金正日一人,他没有这个胆识,虽然媒体一再把他刻画成一个狠角色,为了让三子掌权虽然是大戏的根本原因,但有必要采取如此的极端的且很可能引火烧身的行为吗?

  那鼓励金正日如此做法的到底是谁,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此次危机,谁的表态最少,除了中国,朝鲜覆灭还会对谁造成安全上的影响。说到这里,答案就出来了,笔者认为此次事件的影子大脑是白宫(不是美国的白宫)的普金。俄罗斯政府对此次危机所表现出来的超脱是和其安理会常任领事国、世界大国、六方会谈的参与方的身份所不相符的。躲在幕后的导演很可能是普金。笔者分析:既然国际上关于中国是对朝鲜最有影响力的判断是不可靠的,现今,还能对朝鲜政局施加有力影响的只有俄罗斯政府。为什么这样说:金氏独裁政权在国际上,甚至是连国内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它所表现出了的强硬和蛮横都是外强中干的表现,它要生存的话就不得不找到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已分析过,这样的力量不可能来自中国。不难发现,俄朝关系不但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没有相互的芥蒂,这点与中朝关系不同,中国之于朝鲜有着明确的地缘政治需要,这个需要是强于俄罗斯之于朝鲜的地缘政治需要,通俗的说,即使朝鲜覆灭,给俄罗斯不会带来太大的威胁,而中国却会因为统一的韩国以及消除了东亚最后障碍的美日军事同盟而在感觉压力陡增。朝鲜政府正是凭借这一点绑架中国政府,但却绑架不了俄政府,俄在朝的共同利益很明显是针对美日军事存在,虽然俄罗斯并不惧怕美日同盟,但正如俄罗斯在北约东扩的问题上深感被打压生存空间,如果在远东失去了朝鲜,会产生和原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一样的效果,都是战略地缘空间的丧失。最起码如果朝覆灭,美日韩军事同盟进行演习的假想敌就会是俄罗斯。(当然也包括中国)

  正是基于上述的理解,笔者认为此次朝核危机是普金和金正日共同导演的一场大戏,当然他们有着各自打算(莫斯科方面估计是想给美日在远东造成更大的威胁——一个有核的朝鲜,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总所周知,莫斯科的核武战略是把核武器作为一种积极的攻击武器,这与中国的防守策略不同,但是面对美国,俄的这种积极的核武策略所带来的效果仅停留在策略上的优势,却并不能产生太大的效果,可以看到独联体国家依旧在背弃俄罗斯、北约依旧在东扩。但是扶植一个有核的并敢于使用的朝鲜可以作为俄的核武战略的一个重要补充和延伸)。即使这个推断是错误的,笔者还是相信平壤会把每一步要采取的行动提前知会莫斯科,并取得莫斯科的默许,这样他们才敢肆无忌惮的挑战美日韩,并把中国踢出局。

  回到之前所探讨的全盘调整对朝政策,已分析过,目前的对朝政策思路只会把中国送上朝鲜的门让其绑架,白白浪费我们的经济资源,换来的只是平壤口头上的友谊和实际上的愚弄。那么现今的对朝政策思路的弊端在哪里,又该如何调整?

  第一、我们太过于真诚。中国外交深受儒家影响,总是以"仁者"的方式在国际关系上处事,但由于现今的国际关系不是春秋时的国际关系(你不完全过河,我不出兵打你)而是马基雅维利式的强调"永远的利益"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就不难发现仁者到头来总是吃大小亏,却很难讨好处。可以看看,近一点的,我们的领导人对于欧洲诸国如何仁义,而他们的领导人在中国的西藏新疆的领土问题和反恐问题上的态度却是如此让人心寒。远一点的,我们周爷爷和邓爷爷对印度越南够仁义了吧,换来了是什么结果——中国军人在越南收拾战场时,握着敌人的枪哭,为什么啊,因为这些枪都是我们以前援助给他们的。再远一点的,朝鲜战争换来的友谊就是现在金正日把北京踢出局。所以我们对朝外交政策第一要务就是摒弃这种仁义价值观,只根据利益所在去判断问题,不做冤大头。

  第二、纷争中我们太过于超脱的态度。中国政府的不结盟政策是为了避免军备竞赛安心搞国民经济,这个出发点是好的,而且这种超脱很符合我们儒家的中庸传统和道家的出世态度,这两种精神都在数千年来根植于士大夫的思想中。可是这样的外交只能是君子之交(如水),而前面说过国际关系是没有君子这一中国式的说道。譬如中美关系,美国国内是明确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的,不论是经济还是军事。他们的指导思想很务实,明确指向现在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利益争执。而我们的外交思路却是想和他们交朋友。这种超脱的外交策略不是很负责任且太具随意性更没考虑到外交的第一原则是国家的利益从而显得没有智慧。不过令人兴奋的是,中国外交对巴基斯坦的思路却没有这种超脱的存在,我们积极的援助巴基斯坦,把它成功变成了中国在南亚的铁杆盟友,在近来,巴局势动荡,经济萧条,中国政府果断的给予了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正是摈弃了这种超脱,我们赢得了真正的朋友。在对朝关系上,我们的外交思路就要逊色的多超脱的很,朝鲜和巴基斯坦的重要性一致,可是从外交动作上,却看不出那种中国对朝鲜事实上的迫切需要,仿佛中国政府果真有着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而统一朝鲜半岛的美好愿望。可以理解这是想把中国的宽广胸怀传达给国际社会。但这又何掩耳盗铃有什么区别呢,谁不知道中国的利益所在,而这种态度反而给朝鲜一种不信任的感觉,所以像朝核危机这样的事情,金正日会选择踢中国出局。

  第三、缺乏外交技巧。这一点很关键,试想,经援没有我们多的俄罗斯为什么话事权却高于中国。上面说过是因为朝鲜于中国而言更重要,但更深入去想一想,虽然中国放弃朝鲜的代价太大,但反过来朝鲜的代价是什么——灭亡,这样一比,到底谁更应该害怕,理应是朝鲜,。既然已经明确了中国不会再为朝鲜而采取与美日韩直接对抗的策略,这一点中朝双方都明白,同样中方也明白朝鲜的重要性,那么中国关心的就不应该是"朝鲜政权的安危问题",而是如何控制"朝鲜半岛的均势平衡"。这两种思路有什么不同?可以这样说,两个不同的出发点将直接导致中国影响力的强弱。

  现今外交思路是保住平壤政权(也就是前者),我们看"保住"这个行为,就体现了北京对于平壤的迫切需要,这给金正日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北京会做出除直接战争援助的任何援助行为。就仿佛是北京老子生了一个平壤儿子,这个儿子就等着老子买房买车,由于在远东就这一个男丁,老子就不得不把这个儿子供得像老爷子一样。这样的话,不但父子权利关系颠倒,而且还搞出了个管不了的不孝子。

  但如果我们采取后一种思路,即控制朝鲜半岛的均势平衡作为政策思路的起点,那么在朝鲜国内,北京只需要关心,金氏的独裁是否可以维持下去,而不发生民主革命,如果今年收成不好,而且不好到一定程度,且要金氏明确发出信号,北京才可以进行一定有限量的经济援助,这个限度要把握的恰当,宜少不宜多。这样在不好的年份或是其他方面的援助不足的情况下帮助金氏维持国内独裁政权,但又不能给予太多。在对韩日军事威胁上的援助,只须确保目前的朝鲜火炮优势和战略导弹优势。这种策略就如北京老子没有生儿子,只是在远东认养一个儿子,无须太过关心,养子也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往往克己复礼,容易知足,而且知道自己的一切来自老子的帮助,必将尊重老子的权利和话事权。

  上述三个方面的外交思路调整如果到位,笔者估计,北京对于平壤的影响力必将重建。而我们利用这个影响力可以控制这个半岛的均势平衡,确保任何不确定因素的发生都在可控的范围内,确保金氏父子能在北京的控制下进行合理强硬的外交和高压的对内统治。

巩胜利:中国剑指“特别提款权”意欲为何?

  2009年6月26日,中国央行第一次发布首份雄心勃勃的《2009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以跨越中国60年的建国长河,直指中国货币"掌门人"周小川先去第一提出"超主权货币"之后、再次在全球范围内以中国国家官方金融方略、纲要正式提出了特别提款权(SDR)方略。如果,在2009年3月末周掌门是第一次、试探式、以个人观点提出了一个学术全球不曾有过的尖端话题,而现在就是将这种"个人行为"要升格为金融、货币的中国国家方略可能。

  2009年3月末,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第2次G20召开前夜,提出SDR、超主权货币第一出笼,在国际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2009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基本上延续了周小川个人此前的建议和看法。这有一个重要的信号:未来中国金融高层很可能会持之以恒、为这种"特别提款权""超主权货币"而一直奋斗下去、一直到这种非国家货币的出生……

  中国央行的2009年度报告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过度依赖少数国家信用的单一货币,加剧了国际社会风险扩散和危机传导的可能。未来避免某一国家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需要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超越国家主权、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这就是中国2009年开始极力主张的"超主权货币"。

  尽管中国官方的这份报告对国际社会没有任何指导或实践的意义,但中国现在的金融最高层还是建议:由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增强国际社会应对更多国家参与金融危机、维护国际"公共"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IMF还应特别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金融政策以及主要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督。中国主张,国际货币由世界各国来共同承担,而不是仅仅美元一国来主导全球。

  中国央行这份报告,中国第一次坚定、象制定国策那样希望改革国际金融组织体系,来增加新兴市场和开始崛起那些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由原来没有"话语权",到开始主张"话语权",再到未来可能获得"话语权"——"国际金融组织应改善监督,保证对所有成员的公平、公正。"从2009年开始,中国将前赴后继的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降低对现有少数储备货币的过度依赖,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使中元能与美元、欧元一样,获得未来世界的那些应该有的市场份额、国际空间。

  此外,中国央行还将继续积极推进灵活多样的区域金融与中元的合作,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的作用。现今的中国金融"最高统帅"认为,在未来世界,除了有美元、欧元,在全球化之中,还当然有中元(既人民币的称为。注:凡本学者所有文章中,人民币被称为"中元",是与美元、欧元、日元、加元等等所有国际货币同等待遇的一种国家货币)的一席之地。

  据知,2008年间的中国,按IMF"特别提款权"分额算下来,却只有份额不足12亿美元的国际权益,这对于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13亿多人口来说,仅仅是个零又零的零头,对中国走向国际社会、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崛起非常不适应,甚至永远也难有出头之日……那么,中国为主张"特别提款权""超主权货币"、将年复一年、永不停歇的进行下去 ……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而外,一切任何形式的转载、摘编、BBS和上网链接。若有任何见解、疑问、版权使用等问题请通过Gvv21(at)hotmail.com与作者联系。)

2009年7月23日 星期四

林云海:含泪劝告巴东当局,别再做邓玉娇的新闻了

  继6月25做了一个"邓玉娇依居家中"的头条新闻,7月16日巴东网又做了一个"访治病中的邓玉娇"的头条新闻,显见巴东当局对于正确舆论导向还是很重视的,并不是妄自菲薄的屁民认为的那样根本不在乎刁民们说什么。不过,巴东毕竟是小地方,做新闻的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要唱响"巴东乐,不思外"的主旋律对巴东喉舌来说难度太高了,勉强为之只会弄巧反拙。

  20天长了8斤肉,好恐怖

  6月25做的新闻,说"自一审宣判后,邓玉娇就一直住在爷爷家里","准备近期陪邓玉娇到医院进行检查、治疗",7月16日做的新闻,说治病中的邓玉娇"以前只有90斤,来这里治疗后体重增加了8斤",按时间推算,邓玉娇最多就接受了20天的住院治疗,20天长8斤肉,平均每天长4两肉,恐怖吧?有网友说邓玉娇越长越丑,之前觉得可能是网友的错觉,现在看来不是没可能的,一个原本身材正常的女孩子拼命长肉,能不是越长越丑吗?

  开工厂当老板只是小儿科,好雷人

  看7月16日做的新闻怎么说的。

  "你这样喜欢刺绣,等病好了,你就开个土家刺绣工厂,自己当老板。"记者对玉娇说。

  "当老板啊,那我还真要想一想啊。"记者看到玉娇的眼睛里充满着热望和激情。

  从上可知,开工厂当老板不是邓玉娇自己想到的,而是巴东网记者把它作为一个建议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很弱智的建议,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该知道,就算邓玉娇真的"以前从未学过刺绣",真的只学了没几天就"颇有点专业水准",表明她真的有相当的刺绣天分,那也只能说明她适合当一名优秀的刺绣工人,跟她能不能开工厂当老板完全是两码事。巴东网记者不会真的弱智,很显然,为了堵住刁民们的口,巴东网记者不惜扮弱智,让开工厂当老板成小儿科了——刁民们不是这个说要破格招生,那个说要高薪聘用吗,谁稀罕啊,人家邓玉娇现在是会刺绣的专业人才了,要开工厂自己当老板了呢!

  "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特指刁民勿扰,好牛逼

  6月25做的新闻,邓玉娇对巴东网的记者说"有时间再来玩",7月16日做的新闻也说"见到我们,邓玉娇一脸的微笑",这两个例子都说明邓玉娇对巴东网的记者是欢迎的,并不觉得他们打扰了她的平静生活,那么很显然,在7月16日做的新闻里,邓玉娇说的"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应是特指刁民勿扰。凡是爱搞异地监督的,爱认死理,死掐不放的,爱恶意推测,恶意评论的,爱充英雄的,爱挖墙脚的,无论是记者还是学者,艺术家还是企业家,无业游民还是劳动人民,都是刁民,我们的邓玉娇都不要见你们,谁硬要自讨没趣,象屠夫,王荔蕻7月上旬的"巴东行"那样被耍得团团转就是下场!

  一句"还是家乡好"伤了好多人的心,好过分

  人们普遍认为,邓玉娇今天能过上一天长4两肉的"幸福生活",完全是各地热心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7月16日做的新闻,邓玉娇一句"还是家乡好"就把各地热心人士的努力全盘否定了。说家乡好,自然少不了家乡警察好,家乡精神病院好,家乡政府好,家乡律师好,家乡法院好,家乡媒体好,家乡爷爷好,什么外地记者,什么外地网民,什么外地律师,什么邓玉娇后援团,全成了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不过,我们不应该怪邓玉娇,她的处境不容许她自由表达,更不容许她自由获取外面的信息。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好密实

  7月16日做的"访治病中的邓玉娇"的标题新闻,从头看到尾,用放大镜看,都看不出邓玉娇是在哪间医院接受治疗,甚至看不出那是间什么类型的医院,邓玉娇又是在治的什么病,这保密工夫做得真可谓滴水不漏。看这新闻,感觉邓玉娇象是个捅了马蜂窝的反恐英雄,需要深藏起来以免遭恐怖分子报复,然而我就不明白了,要真相,要尊严,要自由的刁民就那么可怕吗,竟至于要象防恐怖分子一样防他们?喜欢生杀予夺,喜欢捂着盖着,喜欢报喜不报忧的巴东当局就那么可爱吗,竟至于可以放心让他们把邓玉娇深藏起来?

  巴东网7月16日做的新闻不但没收到"巴东乐,不思外"的宣传效果,反而证实了刁民们之前的猜测:邓玉娇被秘密关押——美其名曰"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不能离开巴东——美其名曰"还是家乡好",服用可疑药物——美其名曰"治疗"。说实在,巴东当局太沉不住气了,老牧同志不是说了吗,就算把人摆在刁民面前,刁民也会怀疑是假扮的,所以巴东当局根本没必要通过做新闻来回应刁民们的无理质疑,新闻做得越多,刁民越多话说,徒然授人以柄,还不如只做不说,沉默是金,只要保密工作做得好,刁民拿不出邓玉娇遭迫害,受虐待的证据,怕他们什么?就算刁民真闹得凶了,也自会有"造谣"、"诽谤"、"恶意评论"、"泄露国家机密"、"非法聚众"、"非法闹事"、"危害公共安全"、"偏执性精神病"等和谐大法对付他们,巴东当局急什么?

  谨在此含泪劝告巴东当局,别再做邓玉娇的新闻了,你们越做邓玉娇的新闻,刁民们就越嚣张,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2009年7月21日

刘俊君:再论日本

  几年前写过一篇《中国人应放下仇恨》,结果骂我的人不知多少,难以计算,只知道有很多。那时看见骂我的时候,心里特不舒服,后来好很多了,也想回骂,可骂我的人太多了。从小就知,双拳难敌四手,我是骂不赢的,于是就夹起尾巴做人。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是因为如此多人骂我,我就不得有自己原来那份见解和思想了。我仍疾呼:"中国人应理智的对待仇恨"。但恐怕马上会陷入汪洋的叫声之中听不见了,人家不是骂我,而是非理智的声音太大了。

  《中国人应放下仇恨》,列举了中国人很多毛病,而且弱肉强食,国弱必被欺的道理。再加上那时一时单纯以为仇恨只会带来仇恨,不如放下的一种空有的单纯思想。现在看来都是一厢情愿的。但我仍要说中国人有许多毛病,爱内斗,湖南人,四川人懒惰。爱搞分裂主义,不团结,另外国弱必被欺,弱肉强食的道理是一定的。而中国人,很多人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或说"明白",也是很浅显的,其实心里不明白。

  骂人先正己,就是在骂别人的同时,先看清自己身上有无太多缺点,有什么缺点。像我们在为人处事的时候,你去骂别人,哪些方面不对,先看一下自己有无此类毛病,这样才好开口。你本是嫖客,对方也是嫖客,你好意思骂吗?只是因为对方嫖了你的老婆或你的女儿,你才骂,原来自己却也是个嫖客,本根同源而已。那你就去把对方老婆,女儿嫖了不就可以了吗?中国现在很多人这种心态,网上一点击,大多如此,比如攻入东京,男的杀掉,女的强奸不就如此吗?骂人先正己,为人处事能做到,上升到国家概念就做不到了。可能是想,凡事有政府兜着,不关自己什么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可见中国人每人都有高深的处世哲学,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还是那句话,骂人先正己。中国人应理智的对待仇恨。中国人能理智的对待仇恨吗?我想很难,因为中国人从来都只是看到别人身上缺点的人,而甚少能看到优点,更不能看到自身的缺点和优点,不能把别人身上缺点优点与自己身上缺点优点作为对比反照的人便不是一个理性的人。他的眼光会受自己所不能看见的狭隘和局限的影响而偏颇,便不是一个理性的人。那在对于日本人的问题上就会出现因不能反观理性而破口大骂存在的现象。写到这,有人会说了,能正确反观自己的人,能做到如此的人岂不都是圣人了吗?民间有句话说:"我不是圣人,做不到那么多"。的确,中国人很多不是圣人,我想日本,美国,德国,无论哪个国家的人都不全是圣人,但要往好的方面去做,如此才能对国家对民族有利。

  其实国人如此仇恨日本与政府引导有很大关系,在05年前全国爆发反日大游行之前,打开电视一看,几乎清一色都是共产党优秀党员死在日本人屠刀之下,死之前都千篇一律的喊一遍"中国共产党万岁"。好像死在日本屠刀下的有很多共产党,而且都是一个妈生的。还有很多平民百姓死在日本屠刀下,掀起民族仇恨。这与中国制度有关系,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统一色旗帜。但中国不像欧,美等国。贫富对立的矛盾可以通过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宣泄掉情绪。中国是不允许游行,示威的。连聚会这样的活动上了一定的人数都会受到限制。贫富对立压抑的矛盾只有通过"外敌"日本的仇恨吸引掉,转移国内内部矛盾,只是没想到会发生05年的事情。现在再看各电视,间谍片大大取代了抗日片,国内民族矛盾也逐渐平息了许多。

  写到此,就可以上升到一定的概念了,上升到国家的概念,这当然与我们普通人没有关系了,我也是偶尔看过刘亚洲将军的一篇文章才思考这个问题。即与日本建立战略联盟,我想很多人就会骂我和阻止我了。但我要说的是,这是国家战略。古代打仗,尚强之时,能借外力借外力,能多大削弱对方保存自己就这样做。我不是制定国家战略的人,因为我没这本事。可今天的世界,美国最强,中国虽发展迅速,但仍不及美国,可美国奈何不了中国,因为世界还有其他许多大国,美国照看不过来。而在今天,这些个大国都在拼命的发展自己。多极世界已经来临。而中国连日,台,菲律宾之间都出不去,更不用说去争霸世界,展大国之风。我捡刘亚洲一口痰,与日本联盟。则中日之合力足可与美国平分太平洋,而与日对抗,互挖墙角,则中日都会沦为二流国家,且一定是二流国家。所以实力与未来以及拥有民族骄傲的力量来看,中与日联盟或说合作,前景巨大。

  但话又说回来,日本人我确实也很看不惯,我也不是什么文明人,我就是一地痞流氓。日本A带我看过,说真的,我自以为已经很无赖了,想不到日本人那恶心的动作我想但凡看过日本毛带的人都与我一个感觉,以后看韩国的吧!日本的性文化,我实在不敢恭维。

  有人肯定说,你说了这么多,历史的事就盖过去了,我想说,中国人都是伟大的,中国人都是善良的,历史的事情永远记得。过去我写过文章叫放下仇恨,今天写个文章也不是说就叫拿起仇恨。我只是说时代变了,我们要用新的眼光和视角来看待日本,看待历史。包括过去留下的伤痛。至于仇恨,因为痛才有仇,不是先有仇后有痛,所以我们不要相信政府宣传的那一套,那是先有恨后有仇,很空洞,不是我们最终的情感。

2009年7月22日 星期三

叶康乐:警惕美国破罐子破摔

  无论是在六十年前,还是在三十年前,美国的灭亡中华之心都没有现在这么强烈过。

  为什么我敢作出这样的断言?我这是有逻辑基础的。

  世界上的万事都有因必有果,在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种下大豆,却长出西瓜的事例;同样,也没有出现一头老鼠生下了猫。

  猫,生下的必然是猫,老鼠,生下的必然是老鼠。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家的老鼠居然生了只猫,那个人如果不是疯子的话,就是骗子。

  那么,中国究竟干了什么,让美国人日夜寻思要灭亡中国呢?

  原因很多,但目前看来,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美国欠了中国天文数字的巨额债务,这个债务是如此之重,对美国来说,是难以负荷的。中国外汇贮备2万多亿,大部分是美元资产,主体是美国国债,超过7000多亿。这两万多亿的外汇贮备,可理解为是美国人向中国人借钱打出的白条。如果一下子要还得话,美国这个国家都要破产了。显然,美国人是不会还得,因为实在是还不出了。因为美国不单单只欠中国,它还欠着全世界。

  2008年10月13日中央台就报道由于美国国家债务日益增加,位于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国债钟位的数字近日已经不够用了,这叫"国债钟撑破事件"。至此美国国债超过10.2万亿(注意这还是2008年的数字,随着奥巴马出台刺激经济计划,美国国债正急剧上升)加上美国政府其他欠债四五万亿,平摊下来,美国家庭平均负债10多万美元。

  美国人即使把整个美国卖了,也还不上这笔钱。所以,对美国来说,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老子不还钱了!

  美国不还钱,本就是它的战略。美国的战略就是消耗全世界的物资,以供己用。如果你让美国把这笔钱全还上,岂非让美国人白花了这么多年的心思?美国自20世纪以来一直在打战,主要战役有一战,二战,越南战争,朝鲜战争,科索沃战争,两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冷战以及反恐战。美国人打了这么多年的战争,抛下尸首上百万具,当然,被它杀死的恐怕要以千万亿万计了。美国人这样不计血本的干,其目的无非就是想占有全世界的资源以供自己消耗,如果到头来这笔帐美国人照样要还上,那美国人岂非要气炸?

  所以,不还账,免费吃喝本就是美国的战略。

  如果读者认同我这个逻辑,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美国怎样才能做到不还钱?

  我们先来看看在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之前,哪个国家是美国的原最大债主?

  是日本!

  1993年,中国外汇储备仅210亿美元,到2008年底、2009年初,外汇储备高达19500亿美元。16年增长近93倍。而在2008年以前,日本始终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至今拥有美国国债6000多亿,官方外汇贮备1万多亿,日本民间还有外汇贮备3万多亿。总体而言,美国欠日本的最多,中国其次,两者相加,占了美国外债的50%左右。

  那么,美国人欠了日本人这么多的钱,美国人会还的吗?当然不用还了,因为日本人本就被美国人以隐蔽的方式占领着,不能算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美国人欠着全世界这么多钱,它可从不曾考虑过要还钱,唯一让它烦恼的就是中国了,怎样才让中国也像日本一样变成附庸国,从此赖掉几万亿的欠债?

  我考虑了一下,美国要赖掉这天文数字的欠债,可以有三种方式:

  一是把中国变成日本一样的附庸国,失去国防权与外交权。令中国再也不敢向美国要回这笔钱。

  二是分裂中国,把中国肢解——既然中国都不在了,钱当然也就不用还了。即使有后来的政府继承了中国的名字,陷于内战的中国也没心思更没实力敢于要回美国人的这笔巨额欠债。

  三是与中国开战,一旦美国人找个什么借口与中国打战的话,作为交战国,自然这笔钱也不用还了。

  以上三种方法,恐怕对美国人来说,分裂中国是最容易实施的选择。因为要同中国开战的话,美国只怕自身也要灰飞烟灭了!如果要把中国变成附庸国,这个方法对美国人来说,难度也很大,中国凭什么乖乖地要成为美国的附庸国, 就凭那批吃里爬外的汉奸就够了吗?恐怕不够。所以,对美国人来说,发动台独,疆独,藏独是最好的选择了,即使投入几千亿美元发动针对中国的分裂运动,与要归还中国几万亿美元比较,美国人还是赚大了。

  所以,对中国人来说,当前这个世界的最大敌人就是美国了。这是由当前的利益格局注定的。中国已经钻进了美国的圈套,只要期待英明的中国领导层,带领中国人走出这一圈套。

  天佑中华!

  附录:

  关于外汇贮备的一个经典比喻:

  中国固然是美国的第一大"债主",美国同样是"中国制造"的第一大买主。就象吃饭不给钱,中国就是饭馆店主,美国就是签单的顾客,店主一分钱都没收到,还在炫耀顾客欠他多少钱,这都二到什么程度了?

  二:关于我为何要写这篇文章

  我们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总有个观念,总以为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因此,无论如何,要为我们的国家出谋划策,为国分忧是我们的使命。

  一四川地震志愿者所言,为本人认同。

  三:航母太多了的美国与没航母的中国

  不久前,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上任以来首次访华。媒体称,盖特纳此次中国之行扮演的是一个推销员的角色:向中国兜售的,是近来急剧膨胀起来的美国国债。《纽约时报》就说,中国是否愿意继续购买美国国债,是盖特纳此行的"心头大事"。

  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中国一跃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截止2009年3月,中国所持美国国债总额高达7679亿美元,(如今最新的数据显示已经是8千多亿美元)占美国可流通国债余额的13.5%.这些巨额的美债资产,面临美元贬值、债券价格和收益率下跌带来的双重损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由于中国的财力支持,正是中国不断地购买美债与美元,美国才能有财力把它的航空母舰游弋在这个世界的每一片海域上。也因此,这么"富裕"的中国才会穷的造不出一只航空母舰。

  作者电子邮箱yklleeyelingjun(at)163.com

陶显芳:中国电子产品的主流正在从正规品牌向山寨品牌转化

  自从2008年由草根参加的山寨版春节晚会通过网络与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同步演播以来,"山寨"这个词很快就像春风一样吹遍中国大地,并参透到各个领域。不用过多解释,大家都心知肚明,"山寨"这个词是什么的意思,我认为,"山寨"这个词就是,今天的"小人物"也敢向"大人物"叫板的意思。

  在电子行业,以前很多不出名的小企业,他们生产的产品一直都是默默无闻,现在被带上"山寨"这个高帽之后,也自豪了起来。他们并不是盲目自豪,而是面对未来,他们正充满信心。你看,被人们冠上山寨之名的手机,现在已经占了半边江山;还有山寨网本,也在开始向正牌笔记本电脑厂商的产品叫板。

  估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电子产品的主流将会从正规品牌向山寨品牌转化,因为目前电子产品的市场已经出现饱和,在买方市场上,老百姓对产品越来越挑刺,客户对产品的选择越来越趋于个性化,名品牌产品对用户的吸引力日趋下降,而大企业对于个性化产品生产越来越没有优势,因为大企业,从产品研发立项到产品出厂,整个生产管理线路很长,生产计划需要层层审批,这种生产方式只适用于生产批量大,市场寿命周期长的耐用产品;而个性化产品,一般生产批量都比较小,产品的寿命周期也很短,只有那些,一个人拍板就可以决定公司命运的小企业才能适应这种生产方式。

  另外,由于产业链的分工越来越细,产品质量已经普遍提高,使个性化产品的生产变得更加容易和简单;以及消费者的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他们对产品选择的理性以及主观性也日趋成熟,使他们在选择产品时,不会再迷信名牌,也不会再迷信产品广告。

  特别是,近年来,在新兴的技术市场上还诞生出一大批技术开发公司,他们对市场的敏感度远远要比大公司高,他们最清楚老百姓目前需要的是什么,并立刻做出市场反应。高度细致的社会分工,已经把产品流程中的三个基本环节,即:技术开发和产品生产以及产品销售,由原来一个企业全部包揽的三大业务,现在,已经被三个独立法人的公司进行分离;搞技术开发的公司专门搞技术开发,搞产品生产的公司专门搞产品生产,代理商则专门搞产品销售。这种灵活的经营机制,使大企业越来越失去优势。如果,你到深圳华强电子市场游览一下,几百万种琳琅满目的电子产品,几乎都是一些小企业生产的。

  几年前,什么企业生产什么产品,都需要经过政府部门批准,先由企业向政府相关部门申报产品生产项目,再经政府部门派专家审查合格后才能生产,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产品就不能生产,有些产品就算你能生产,但还需要政府部门发生产许可证,如手机产品就是这样。国家采取这种方法管理的目的,一方面是保证产品质量,不符合生产条件的企业或质量达不到国家技术标准的产品,不允许生产;另一方面是保护国有企业的利益,因为,国有企业在技术和规模上都占有绝对优势。

  但是,由于现在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非常短,很难等到国家技术标准出台,很多电子产品还没有等到国家技术标准出台,其生命周期很快就要过去,这使得政府部门对产品质量的管理很难到位,因为企业不知道采用什么样的标准进行生产,政府技术监督部门也不知道采用什么样的标准进行抽查和检测。

  在这种情况之下,在短短的几年内,各种功能的技术开发和设计公司、整机生产企业和元器件配套企业应运而生,原来,只有大企业才能生产的产品,现在逐渐被化整为零的山寨企业所取代。例如,目前山寨手机的产量已经超过正牌企业生产手机的数量;还有山寨笔记本电脑,山寨网本(网络笔记本电脑)的产量也将很快超过正牌笔记本电脑的产量。除此之外,平板电视和汽车都出现了山寨版本。

  产品山寨化一定是未来中国企业发展的方向。2006年,我在广东省信息产业厅举办的广东省未来信息产业发展的技术讨论会上就提出,政府不好管或管不好的事,最好不要管,如果管了,不但管不好,还会有人要犯错误。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所以,这两年,广东省民营企业发展这么快,也得益与政府部门没有对这些山寨企业进行管、卡、压。

  其实,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美国微软公司,就是走山寨的道路发展起来的。微软的老板比尔盖茨说过:微软公司生产的产品不是别人想象的高新技术产品,微软生产的这些产品都是很多人都能做,但别人不愿意做,我才去做的,微软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老百姓喜欢他们的产品。微软公司开始生产产品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标准,只要老百姓喜欢他们的东西,他们就做,WINDOWS95刚推出市场的时候,就发现有2000多个错误,他同样照卖,其中给用户赠送补丁就是微软公司的最大发明。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很多加工企业经营困难是因为缺乏核心技术,我并不认可这种观点。比如,我上面谈到的技术开发、产品生产、产品销售这三个环节,你说谁,最拥有核心技术?是否因为搞技术开发的最拥有核心技术,他就最赚钱?我看不是。在这三个环节中,应该是,谁最有定价权,谁就最赚钱,一般都是搞产品销售的最有定价权,所以他最赚钱。我在《为什么卖IC不如卖杂货?》一文中对此就作了很详细的分析。不过,也不是永远都是这样,有时候因产品滞销和积压,产品销售也会损失惨重。

  另外,根据摩尔定律,半导体产品的技术性能,每隔18个月就会翻一番,既然,英特尔的CPU技术已经世界领先,并且技术性能每隔18个月就提高一个层次,但为什么他每年还都要降价。原因就是定价权还不完全掌握在英特尔手中,而是掌握在消费者手中,或掌握在搞销售的人手中。

  再如,中国生产的皮鞋才几十块钱一双,但国外生产的皮鞋可卖到几百块钱一双;我们现在先不谈皮鞋的质量对比问题,如果中国生产的皮鞋质量与外国的一样,也都卖几百块钱一双,你要不要?如果中国人的口袋中只有100元钱,他会去买几百块钱一双的皮鞋吗?之所以中国生产的皮鞋才几十块钱一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的消费水平不高,所以卖不出高价钱。这就是说,产品的定价权最终还是由消费者来决定,商人只能从价格与产品的生产成本差值中赚取利润,这是一个价值链的问题,现在中国的老百姓只能生活在价值链的最低端,所以山寨品牌的产品才是中国老百姓最喜欢的产品。

  最近,中国政府为了解决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电子产品出口滑坡的问题,而组织家电下乡,这对解决目前电子产品出口企业的暂时困难有一定的帮助,但从长远来说,这种帮助对家电企业的发展还是属于杯水车薪。中国家电企业面对的最大困难不是家电该不该下乡,而是因为内需不足,才被迫下乡。因为老百姓没钱消费,所以企业只能生产技术等次很低的产品(下乡产品)来供老百姓消费;这样将会造致国内电子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低,使得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相比,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这相当于慢性自杀。

  但我还是相信未来几年,在中国的山寨企业中,一定会涌出一批知名企业。

  2009-7-18

2009年7月20日 星期一

林云海:恐怖,邓玉娇20天长了8斤肉

  继6月25做了一个"邓玉娇依居家中"的头条新闻,7月16日巴东网又做了一个"访治病中的邓玉娇"的头条新闻,显见巴东当局对于正确舆论导向还是很重视的,并不是妄自菲薄的屁民认为的那样根本不在乎刁民们说什么。不过,巴东毕竟是小地方,做新闻的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要唱响"巴东乐,不思外"的主旋律对巴东喉舌来说难度太高了,勉强为之只会弄巧反拙。

  20天长了8斤肉

  6月25做的新闻,说"自一审宣判后,邓玉娇就一直住在爷爷家里","准备近期陪邓玉娇到医院进行检查、治疗",7月16日做的新闻,说治病中的邓玉娇"以前只有90斤,来这里治疗后体重增加了8斤",按时间推算,邓玉娇最多就接受了20天的住院治疗,20天长8斤肉,平均每天长4两肉,恐怖吧?有网友说邓玉娇越长越丑,之前觉得可能是网友的错觉,现在看来不是没有可能的,一个原本身材正常的女孩子拼命长肉,能不是越长越丑吗?

  开工厂当老板只是小儿科

  看7月16日做的新闻怎么说的。

  "你这样喜欢刺绣,等病好了,你就开个土家刺绣工厂,自己当老板。"记者对玉娇说。

  "当老板啊,那我还真要想一想啊。"记者看到玉娇的眼睛里充满着热望和激情。

  拜托,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该知道,就算邓玉娇真的"以前从未学过刺绣",真的只学了没几天就"颇有点专业水准",表明她真的有相当的刺绣天分,那也只能说明她适合当一名优秀的刺绣工人,跟她能不能开工厂当老板完全是两码事,是不是?很显然,为了堵住刁民的口,开工厂当老板成小儿科了——刁民们不是这个说要破格招生,那个说要高薪聘用吗,谁稀罕啊,人家邓玉娇现在是会刺绣的专业人才了,要开工厂自己当老板了呢!

  "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特指刁民勿扰

  6月25做的新闻,邓玉娇对巴东网的记者说"有时间再来玩",7月16日做的新闻也说"见到我们,邓玉娇一脸的微笑",这两个例子都说明邓玉娇对巴东网的记者是欢迎的,并不觉得他们打扰了她的平静生活,那么很显然,在7月16日做的新闻里,邓玉娇说的"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应是特指刁民勿扰。凡是爱搞异地监督的,爱认死理,死掐不放的,爱恶意推测,恶意评论的,爱充英雄的,爱挖墙脚的,无论是记者还是学者,艺术家还是企业家,无业游民还是劳动人民,都是刁民,我们的邓玉娇都不要见你们,谁硬要自讨没趣,象屠夫,王荔蕻7月上旬的"巴东行"那样被耍得团团转就是下场!

  一句"还是家乡好"伤了好多人的心

  人们普遍认为,邓玉娇今天能过上一天长4两肉的"幸福生活",完全是各地热心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7月16日做的新闻,邓玉娇一句"还是家乡好"就把各地热心人士的努力全盘否定了。说家乡好,自然少不了家乡警察好,家乡精神病院好,家乡政府好,家乡律师好,家乡法院好,家乡媒体好,家乡爷爷好,什么外地记者,什么外地网民,什么外地律师,什么邓玉娇后援团,全成了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不过,我们不应该怪邓玉娇,她的处境不容许她自由表达,更不容许她自由获取外面的信息。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7月16日做的"访治病中的邓玉娇"的标题新闻,从头看到尾,用放大镜看,都看不出邓玉娇是在哪间医院接受治疗,甚至看不出那是间什么类型的医院,邓玉娇又是在治什么病,这保密工夫做得真可谓滴水不漏。看这新闻,感觉邓玉娇象是个捅了马蜂窝的反恐英雄,需要深藏起来以免遭恐怖分子报复,然而我就不明白了,要真相,要尊严,要自由的刁民就那么可怕吗,竟至于要象防恐怖分子一样防他们?喜欢生杀予夺,喜欢捂着盖着,喜欢报喜不报忧的巴东当局就那么可爱吗,竟至于可以放心让他们把邓玉娇藏起来?

  巴东网7月16日做的新闻不但没收到"巴东乐,不思外"的宣传效果,反而证实了刁民们之前的猜测:邓玉娇被秘密关押——美其名曰"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不能离开巴东——美其名曰"还是家乡好",服用可疑药物——美其名曰"治疗"。说实在,巴东当局太沉不住气了,老牧同志不是说了吗,就算把人摆在刁民面前,刁民也会怀疑是假扮的,所以巴东当局根本没必要通过做新闻来回应刁民们的无理质疑,新闻做得越多,刁民越多话说,徒然授人以柄,还不如只做不说,沉默是金,只要保密工作做得好,刁民拿不出邓玉娇遭迫害,受虐待的证据,怕他们什么?就算刁民真闹得凶了,也自会有"造谣"、"诽谤"、"恶意评论"、"泄露国家机密"、"非法聚众"、"非法闹事"、"危害公共安全"、"偏执性精神病"等和谐大法对付他们,巴东当局急什么?

  2009年7月20日

张化桥:房地产价格还可能大涨

  中国目前的房地产价格已经很高,从三个角度来看都是如此。一是跟历史水平比,二是跟人民收入比,三是跟其他国家比。很多人对此均有论述,我基本同意,在此不拟重复。

  可是,我同时也认为,在未来三、五年,房地产价格还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这篇文章讲的是"会不会涨"的问题(一个冷静的判断), 而不是"该不该涨"的问题。本人穷苦出身,虽然现已解决了温饱问题(本人在国内没有购置任何物业),但我的父母和兄弟姊妹都在湖北农村或小镇上挣扎,所以请政治觉悟太高的读者们不要指责我"代表某某利益集团"。我谁也不代表。

  我于1994年到香港工作,现在15年有余。香港绝大多数的房子基本没有涨价,或者打回了原形。虽然山顶和半山的豪宅平均价格高于15年前,可涨幅不大。香港绝大多数的房子在1997年前出现过大涨,可是从1997年起一直跌到2003年,现在又基本涨回到15年前的水平。

  关于这种奇怪的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我有个偷懒的解释。在1997年以前的二、三十年,香港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一直以双位数复合增长。在80年代,这个增长率更高达20-25%(颇像大陆现在和过去二、三十年)。可是,从1997年以来,香港货币供应量的增速跌到10%上下,在2002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率。近几年,该增长率也只是单位数而已。

  从短期来看,用货币供应量来预测房价和地价的变动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很多其它变量也会起作用。可是,从中长期来看,货币供应量一定是最重要的变量。这很奇怪吗?弗里德曼早就告诉过我们。

  货币供应量是什么?流通中现金加上银行存款额。这不就是购买力或支付能力吗?换个角度来看,货币供应量是由货币需求来决定的(或推动的),或者说,两者互为因果。因此,货币供应量的涨跌反映的是货币需求的涨跌(即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加上股市运转对货币的的需求和其它方面对货币的需求包括投机需求)。在通常情况下,货币供应量与实体经济的兴衰是一致的。这好像是大实话,大白话,可是很多人在分析问题时容易忘掉这一点。

  从1985年以来,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大约以高达22%的复合年率增长了24年,所以高通货膨胀也不奇怪。现在,工业产能的过剩以及工业产能可以在瞬间内无穷扩张的能力使得普通工业品价格只能跑输整体通货膨胀率,而赢家是农矿产品,能源,基础设施,营销通路,高尔夫球场,森林,土地,水源,新鲜空气等等。

  不错,中国的城市里有很多空房子,房价也已超过了广大人民的收入水平。而这两个因素并不能阻止房价的继续快速上升。而政府的打压以及各种税收(土地增值税、交易税、物业税等等)也无能为力。对此,很多人很气愤,责怪开发商,炒房团以及官商勾结。这真是打错了靶子。

  中国住房现在确实存在着结构性的过剩。但这反映的是建筑质量问题、配套问题(水、电、气等)、交通问题以及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不是总体过剩的问题。

  我的两段式结论:因为经济疲软和巨大的失业大军,我认为未来三、五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会比较松弛;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仍将以双位数复合增长(现在20%左右),也因为此,房价地价还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当然,低利率也会推波助澜。对此,我在上次的文章中已经有详细的论述: 请看"今明两年全球大牛市的可能性"(财经网, 2009-06-15).

  另外,目前20-30%的首期付款比率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向西方国家的5-10%靠拢。中国的房价跟收入相比显得很高,但如果考虑到储蓄的因素,这个比例就不显得那么离谱。在未来五年到十年,北京和上海的高档住宅完全有可能超过香港豪宅的绝对价格。该不该?我不知道;会不会?会的。

  目前这种极高的货币供币供应量增长必然伴随着极高的名义收入增长, 特别是在国有企业, 垄断行业和政府部门。过去30年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大家不要用现在的收入与未来的高房价相比,而要用未来的高收入与未来的高房价相比。当然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将会更加严重。

  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中央银行会不会过度地紧缩货币政策,从而导致房价地价大跌? 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 但是经济的疲软和失业大军的存在必然限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回旋余地。本次全球经济危机充分展示了各国中央银行的形象: 他们好像挥舞着手枪的警察, "你胆敢再往前一步, 我就开枪了!" 可是你不理他, 你继续往前走, 他只好不断往后退, 最后他只好把枪丢掉。看看欧美各国的中央银行吧! 金融海啸一来, 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 把几个世纪所奉行的关于通货膨胀,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国有企业低效率的教条全部丢到了窗外。

  本文所述观点是作者个人的看法,不代表瑞银投资银行。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c88c400100ebcz.html

2009年7月19日 星期日

李颂:信访专业,政治作秀

  辽宁省沈阳大学设立信访专业,支持者与反对者均大有人在,前者当然是大谈设立信访专业的必要性和信访工作的重要性,而后者自然是对此提出质疑。

  暂且抛开这个话题,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没有沈阳市委书记的提议,那么沈阳大学绝对不会敢为天下先,第一个在全国设立信访专业。因此可以说设立此专业的原因,政治上的因素是最主要的。

  辽宁省教育厅批复同意沈阳大学2009年招收35名信访专业学生,无论这批学生毕业时的就业率如何,都是开了一个很坏的口子。因为如果基于政治上的考虑,沈阳市在4年之后妥善安排这35名学生,是一个不大的问题。而这个口子坏就坏在高等教育机构抛弃自身所应该秉持的原则,而附和政治上的需要。

  说到信访专业的设立,就不得不提及为人诟病的信访制度。

  近年来,对于信访的争议不绝于耳,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学者认为信访干扰了正常的司法活动;也有人为"信访办"只是"信转办"而抱怨。确实,信访虽然越发引起公众的注意,但信访制度确实是存在很大缺陷的。理论上讲,我国各级司法机构完整,各级党委和政府内部也设置了纪检、监察部门,体系完备,层次分明。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怎么会出现广大人民群众诉冤无门的情况呢?然而,情况还是出现了,并且有着越发严重的趋势,因此信访办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民众嘴边的几个主要政府部门之一。说到此处,也就非常清晰了,信访部门本身就体现了我国政治体制的缺陷,它试图缝补这个缺陷,但越是缝补缺陷越明显。

  不少地方的信访大厅门庭若市,而当地的司法机构却冷清许多,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反差。如沈阳市群众上访量达到每年16万人次,这个数字太可怕了,因为沈阳毕竟只是一个城市。当然,群众的出发点朴素而实际,他们去信访大厅而不去司法机构,自然是因为信访机构更可能处理自己的问题。这样一来,司法机构就被"挂"了起来,这是与法治精神相悖的非正常现象。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司法机构(各级法院、检察院)管辖的范围涵盖所有刑事、民事、行政三大部分,没有非常明显的死角或漏洞,但实际情况却是法律"管不了"的事情太多了。

  严格来说,"信访专业"这个提法是不正确的,该专业(或者说该方向)准确的名字是"法学(信访方向)。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信访的出现已经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尊严,而地方高校设立的所谓信访专业却要挂在法学专业的名下,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信访专业的定位过窄,不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单单为某个政府部门在公立大学设立专业,也有悖于高等教育的宗旨。从沈阳大学为信访专业计划开设的课程看,只是在传统的法学专业基础上,删除几门如国外法制史等与信访毫无关联的课程,增设信访学概论、公共管理学、实用心理学等几门业务课程,所谓的信访专业只不过是法学专业+信访课程培训的结合体,技术含量并不高,也难谈新颖。所以沈阳大学设立信访专业,反倒不如定期为沈阳或其他地区的信访局培训新录用的大学生,仅仅几门课程而已。

  一个学校设立信访专业,其社会影响并不算太大,至多就是三四十名学生的就业问题。但如果其他高校纷纷效仿,各地信访专业迅速冒出,那么就极有可能产生一连串的问题。虽然学校设立了这个专业,但学校根本不能保证学生毕业后成为公务员,就更不用说保证从事信访工作了。几年之后,出现"信访专业的学生去信访"的一幕不无可能。

  希望沈阳大学的信访专业成为全国唯一,将不良影响降到最低。这时心中想到一个念头:设立信访专业,反倒不如设立城管专业(专门培养城管员,而非已经存在的的城市规划管理专业),以缓解目前常见的城管员暴力执法现象。

  (北京大学法学院  电子信箱:lisongpku(at)gmail.com

时寒冰:开发商的狂欢是民众的不幸

  ——高房价将制约中国经济复苏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从2008年的低迷中迅速回暖。统计显示,今年1-6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3410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1.7%;商品房销售额15800亿元,同比增长53.0%.有些开发商近期为上半年的骄人业绩大摆庆功宴,奖金论袋子装,明星找最红的请,一次花费上亿元。

  开发商的庆功宴,是建立在民众痛苦基础之上的。2009年以来,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连续四个月上涨。其中,3月份环比上涨了0.2%,4月份环比上涨0.4%,5月份环比上涨0.6%,上涨速度明显在加快。

  具体到地方,房价涨幅更为惊人。

  北京房地产交易管理网资料统计显示,北京6月商品房住宅成交均价为每平米13302元,比今年1月份上涨了2864元,涨幅为27%.广州楼市涨得更猛。5月份,75%的楼盘价格已经回到2007年水平。其中,高端市场,短短三个月上涨23.6%.

  房价上涨,意味着民众为了买房,不得不承受更大的成本——当然,这不仅仅是民众所承受的成本,同时,也是中国经济不得不承受的巨大成本。

  尽管开发商百般遮掩其暴利真相,但是,相关细节还是清晰地把真相表露出来。着名的闵行区"莲花河畔景苑"楼盘,据报道,其销售累计合同均价为每平方米14297元的楼盘,地价仅为604元/平方米,仅占到目前房价的4.2%,即使加上建筑成本,开发商所获利润也是以倍计算的。近日又有媒体披露,销售价格在8000-9000元/平方米的恒大御景半岛,楼面地价不过450元/平方米。开发商总是喜欢把过去低价拿的地,"折算"成现在的高地价核算成本,给人一种房地产开发企业微利的印象,这种移花接木之术实在太蹩脚了点。

  那么,这些年来,民众为高房价,为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暴利(前者卖房后者卖地)付出了多大代价呢?2000年至今,最保守的估计也超过10万亿元!比两个4万亿救市计划还要多。倘若这些资金不被既得利益集团掠夺,中国的内需何以长期萎靡不振?

  可想而知,当这些巨额利润集中在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手中的时候,对民众购买力的蚕食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内需屡拉不起,中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远远小于发达国家,也与此有关。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拉动和中国消费能力的下降。

  与其他商品不同的是,住房是一种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特殊商品,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住房都是与政府的公共政策密切相关的。政府必须建造足够多的保障性住房,减轻民众的负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也平抑房价。

  而在中国,政府作为土地的唯一供应者,享受着高度垄断下的土地增值收益;开发商作为住房的垄断性供应者,操控着房价的运行。因此,中国的住房市场是高度垄断下的畸形的机制,房价根本没有任何市场调节的土壤或者条件。那些极端的市场主义者或者因一点蝇头小利被收买了的论者,拼命鼓吹的商品房市场化成果和所谓取消经济适用房的论调,有意或无意中当了既得利益集团残害民众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根基的帮凶!

  像中国这样,在房地产供应体系中,开发商一手遮天的情况,在世界上是极其罕见的。因为,在发达国家,开发商供应住房在整个住房供应体系中所占比例,一般都在25%左右,而保障性住房或者带有保障性特征的住房,则占比非常高。比如,美国含有保障性质的住房,占了整个住房供应体系的80%(此数据引自马光远博士的研究)。再比如,新加坡政府规定,占住户总数3%的富人由开发商提供住宅,收取很高的土地出让金,入住后收取高额物业税,而对占住户总数80%的中低收入者提供由政府控制户型和房价的房屋。同时,对占住户总数8.5%的困难户供应由政府补贴的60-70平方米的房屋,对占住户总数8.5%的特困户租给42平方米左右的房屋,每月仅收十几新元房租。新加坡设计的这种住房体系,既很好地解决了国民的住房问题,也能有效避免房价的失控——其实,在这种大背景下,商品房的涨跌已经无关大局。

  房价领先实体经济,在快速高涨声中复苏,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我们至今未能找到新的增长点,民众的收入增长缓慢,加之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的消费能力是受到制约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慌心理去买房,其实是在快速消耗仅有的存量财富,这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对房价构成推动力,但长远呢?

  而且,许多炒房者买房既不是为了自住,也不是为了出租房屋,而是为了赚取差价,一旦对房价上涨的预期淡薄下去,而对房价即将深幅调整的预期上升,这些作为投机品存在的住房,就会被人汹涌地抛向市场,从而,使房价走向另一个极端。

  房价高涨,成为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及腐败官员的盛宴,他们欢天喜地地豪饮着人民的鲜血。开发商这个最著名的皮包商群体,这个整天游手好闲的群体,在这场赤裸裸的掠夺者,大获全胜,并成为这个社会的富者、尊者。财富分配机制的畸形与可耻,已经沦丧若此。我想问的是,一味沉浸在推高房价所营造的血腥的掠夺氛围中不能自拔,将把这个民族引向何处?高房价对中国经济的复苏,必然造成羁绊,而这种羁绊在当下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信贷资金的汹涌注入,为房价制造了一个新的泡沫,一旦泡沫破灭,中国的房价又将走向何方?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有关部门至少应该多关注一下。

2009年7月18日 星期六

李涛:给韩卢先生的回复

  韩先生您好:首先要感谢韩先生对《新疆是个好地方》拙字给予的关注,并且是很深的的解析,我真的很是,受宠若惊,谢谢韩先生!

  先生对我是否驴友的推论相当准确,我是,真的是,我经常对自己说的是,"要用自己的生命阐释大自然的美丽"我爱攀岩,潜水,在高高山顶,深深的海里,只有在哪里我觉得才能够涤荡我内心的污秽。

  谢谢先生给予我历史常识的指正,是我对某些资料有误判,谢谢您及时的指出!

  我对民主,自由,平等,权利非常看重,我把它们视为最珍贵的,所以,对朋友,孩子,家人,员工,我从来不敢尝试去入侵这些,因为我相信只有他们获得了这些,他们才会享受到真正的生活,所以请韩先生相信,我在这方面一定是对自己,有很严格要求。

  我与先生您对此次事情都有不同解读,我们也各有自己的理念,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您的崇敬之心,因为我从先生的文字与语句中,可以感受到先生的治学严谨,所以我愿意与先生讨论一切问题。

  和谐的生活另我们每个人都是心向往之的,我和先生一样,希望我们的生活里处处都有人文的关怀,处处都有很高的民主气息,可是看来有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所希望就可以有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都有腐败,两个社会的腐败程度不一样,但是这不影响我们对民主社会的向往,正如我觉得美国,瑞典等国的民族政策一样。

  我与先生同样生活在这个国家里,"享受"着同样的体制,不同的是,先生是研究历史的,我是一个商人,我们的视角不同,生活经历不同,受教育不同,世界观更加不同,所以造成我们对很多事件的认识不同,我们看每件发生的事情,都是会带个人的情愫在里面,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国家的领袖,我们只需说事件,而不是考虑多方面的国家因素在里面或者是多样的国家利益,我想我说的意思先生是明白的,国家利益与我们个人利益我想是同理吧!简单的讲,我和先生正在房间谈天论道忽然就有人奇袭你我,先生与我做如何打算呢?另:我在家里过好好的日子,成天有人在我的屋外吵闹这要打我,或者是要分裂我的家,你说我会怎么办呢?换着我的脾气,我肯定打将出去,要他们好看了,不然恶人不除天理难容!自家有丑事情是应该坚决的,及时的清理,这个我也不反对,也不反对家里有民主气息,也不反对家里应该平等,但是这并不代表,任何事情我都可以隐忍,所以我想先生明白了我的意思。

  "不是每段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我知道在民主道路上有很多很多的人,鲜血都染到了民主纪念碑上了,我从来都是相信这些鲜红的血不会白白流掉,不会,一定不会,这些鲜血一直在激醒着准备一起风雨兼程共同走下去的人,可是这并不代表这那些为了自己私欲想怎么样,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人,拿这"民主"来说事!如过是假的,不正确的,那我想了关于我此前讲的强硬的决心和技术手段还是有必要的。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真的,请相信我这句话,我是有深切的体会,西安的维族同胞很多,很多一些是干这偷窃不成变成抢人的"工作",抓了放,放了抓,我的朋友是安保志愿者,说他们自己打他们的同胞,逼迫他们偷窃,吸毒,女性还要把身体供他们享乐,很多很年轻的女孩子,得了很严重的女性疾病,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每一个民族的人民,都有好坏之分,事件也有好坏这分,是不是呢先生?我想到我很尊崇的一位先生季羡林,讲过一段话,我理解的意思是,在事件没有充分定性的时候,那就以我为本,这样在事件过去以后,你不会后悔!

  此文也是我一家之语,希望先生给予更加多的指正,兼听则明呢!

  另:先生推荐的书我一直下载不到,先生可否给一个附件,让我下载呢?谢谢!

  写于西安

胡泳:不能再以诽谤罪限制网民发言

  福州市马尾区公安局近日拘禁郭宝锋等数名网友,被拘网友的律师说,他们因在网络上发布或转发"惨遭八人轮奸致死"的"严晓玲案"帖子而被拘留,警方给出的理由是"涉嫌诽谤罪";当律师要求与被拘当事人会面时,警方以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新快报》7月17日报道).

  这些拘捕我们听上去极为熟悉,它们和王帅案、吴保全案等一起,构成了一个长长名单的一部分,这个名单也就是因在网上揭露基层政府作为而被公权力机构抓捕或判刑的博客和网友的名单。众多类似案件的基本要素有两个:一是普通民众借由网络手段、以文字或视频在流行的网络论坛或博客上揭露和传播地方不公正的那种热切性,二是某些地方政府在遭受质疑和批评之后,把诽谤罪作为公权打击私权的武器,从而企图限制人们网络表达的那种成瘾性。

  此次在马尾被拘的多名网友,警方都没有指出诽谤的主体是谁。而据《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必须注意的是,此条规定放在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当中。也就是说,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这一犯罪侵犯的对象,必须是公民而不是企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组织的名誉。这就表明,诽谤案一般是自诉案,由受害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才能受理;只有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诽谤案,才由公安机关动用公权力来追究刑事责任。

  在有关"严晓玲案"的帖子中,有个别公安和检察院的领导被点名,难道仅仅因为他们的职位,就可以联系到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吗?况且,在帖子出现后第二天,福州市有关部门就已作出澄清,否认了帖子当中的说法。就算帖子的发布者和转发者对有关部门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那并不一定就是应该动用国家强制力处罚的违法或犯罪行为。如果把对于公职人员公权行为的评判以诽谤罪入刑,其结果必然是,任何人都不敢对公权实施监督,公民言论自由的崇高价值也无法得到保障。

  言论自由天然包含了说错话的自由,尤其是质疑权力的自由。这就要求公共官员面对批评甚至夸大事实的捏造时,不能动辄以诽谤为由主张名誉权和隐私权,更不能以国家暴力机器来满足个人的私利。而一个又一个因发送短信、网络发帖获罪的案件,却多次显示一些地方长官借助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资源,习惯性地把一切对于为政的批评当做对个人形象的破坏来打击,甚至不惜顶着挟私报复的恶名钳制言论,由此制造了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和舆论环境。

  在马尾的事情当中,不仅诽谤再次成为一个包罗万象、模糊不清的罪名,而且,有关部门还祭出一个新的法宝,即以"国家秘密"来回应网友和记者欲了解真相的努力。将"诽谤"地方官员个人之事当做公诉案件来侦办,已是一错,把公众和律师对这样的公诉案件的了解与调查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彻底堵死,更是错上加错。难道手握公权力,就可以随意以"诽谤"和"国家秘密"钳民之口吗?我们无从解释有关方面的逻辑,只能认为,他们的霸道,源自于他们自认为本身就代表了法律与行政的权威,把监督与批评都视做对这样的权威的损害。如果此种可怕的逻辑蔓延开来,基层政治就会毒瘤丛生。

  作为网民,不仅应该享有宪法第35条所保护的言论自由,还可以依据第41条,对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拥有批评建议乃至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不容随意剥夺的。如同凯迪网络的一位网友所说:"作为网民,在过去、现在抑或将来我们关注很多事,很多人,很多现象,我们会发原创帖,也会转载一些帖子。作为公众,我们有权利质疑,包括对当事人、对警方,太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真相,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你可以解释,你可以质证,但是你不可以执法犯法,民事诉讼的'诽谤'你动用了公权变成刑事公诉,谁给你的权力?谁是被诽谤主体?如果关注是一种罪,那么我们每个人都罪无可赦。"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09年7月17日 星期五

毕研韬:提升中国形象的三大法门

  中国的国际形象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整体认知,但未必是中国的真实镜像。大致说来,提升中国形象有三大法门。虽然路径和主体不尽相同,但三者相辅相成、殊途同归。

  1. 促进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国家实力持续增长,对内和谐发展、对外和平发展,这是改善中国形象的大前提。脱离了这个主因,即使戈培尔再世,也难以塑造出稳定而美好的国家形象。当然,酒香也怕巷子深。中国应主动向全世界介绍真实的中国,而不再刻意回避问题和不足。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发展进步是举世瞩目的。但毋庸讳言,目前中国仍面临诸多挑战。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发展极不平衡,各个阶层不能同步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当中国政府试图通过纵向比较强调进步时,民间舆论则通过横向比较凸显不足。

  中国的公民意识迅速觉醒,公共空间逐步扩大,而这恰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遗憾的是,当局的管治理念不能与时俱进,对现代传播理论知之甚少,宣传治国的传统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当官方信息不断受到公众质疑时,社会共识的构建已经十分困难了。

  二、更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我国社会学者苟天来强调,更新国际社会关于中国的知识库(即公共知识)是改善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途径。传播学家发现,受众接受还是拒绝一个文本,主要取决于其既有认知与态度。人们倾向于接触、理解、记忆与其既有观点相吻合的信息。

  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人们总是以自己的"生活世界"为基石与外界进行意义协商。这个意义协商的过程就是传播者构建"现实"、更新"生活世界"的过程。"生活世界"是在传播过程中逐步改造、完善的。新的"生活世界"又成为未来传播活动的基石和参照。

  意义协调理论认为,协调赋予讯息以意义。协调必须建立在特定的资源和规则之上。如果传者之间资源和规则不能兼容,协调就陷入危机。当西方社会以不同的资源和规则解读中国的民族与宗教时,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误读和争执也就不可避免。

  意义呈现出不同的等级。高层次的意义制约低层次的意义,而低层次的意义反过来也影响高层次的意义。中国要以最小成本最大限度地影响国际社会的认知,就必须选择性接触某些西方媒体、学者、政客、智库,以其为中介来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中国的对外传播水平就体现在对传播诸要素的选择与组合上。

  国家能力包括任何一种足以用来影响其他行为主体行为的物质力量、才能或品质。战略专家们特别强调通过影响目标国家对形势的认识、判断来获得更大的国家利益。有美国学者甚至撰文称,当美国支持的某目标国家的独立思想者达到一定比例时,该国的舆论就会朝着美国预期的方向发展。中美之间国际传播理论与水平的悬殊由此可见。

  3. 提升对外传播能力

  对外传播是高度专业的舆论控制过程,需要决策者、管理者和实施者具备出色的专业素养。美国政府从1999年起就设立了负责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而他们都是传播领域的翘楚。中国的对外传播亟需先进传播理论的指导,"摸着势头过河"的传统观念害党误国。

  中国当局还没有意识到,从传播目标的确立、目标受众的研究、传播策略的制订、传播计划的实施,到传播效果的评估,自始至终都是高度的专业运作。在传播领域,政治正确和技术正确同等重要。没有技术正确,政治正确就无从保障,甚至会戕害自身形象和国家利益。

  从事对外传播必须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熟悉目标国家的受众心理。美国堂纳德·W·雷诺玆新闻研究院孙志刚博士(Kenneth Fleming)指出,某些传统宣传模式即使适合中国国情,也不可用于海外宣传。对象变了,内容和策略就要调整。

  在信息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信道是新闻媒体。一般而言,传媒的公信力与其传播效果成正比。遗憾的是,中国媒体的最大内伤就是公信力太低。要提高媒体公信力,就必须扩大媒体的运行空间,让媒体从宣传回归新闻,争取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

  中国必须建立多元化的对外传播体系。中国总以国家之力对抗国际非政府组织。中国必须改变这种政府单打独斗的落后局面。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曾说,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让媒体说话,让网民说话,让民间组织说话,这是提升中国形象的阳光大道。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近日说,"新闻宣传好比做菜,材料再好,佐料再全,厨艺不好,做出来的东西大家不愿意吃,勉强吃下去,也会倒胃口。"笔者认为,薄熙来的"厨艺论"同样适于对外传播。但是这些正见如何才能进入决策过程呢?新闻媒体责无旁贷。

  (本文摘要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16日评论版)

田奇庄:“两税”顶格重罚,公盟命悬一线

  7月14日,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分别向公盟下达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认为公盟偷税总计248244元,拟处以五倍罚款。地税拟处罚30多万元,国税拟追缴18万多元所得税并处93万多元罚款,两局拟罚款总额142万多元。两局同时告知,公盟有陈述、申辩、要求召开听证会的权利。

  公盟成立于2003年,是由学者、律师共同发起,以推进民主法治,服务社会为宗旨的公益组织。公盟成立五年多来,所作所为世人有目共睹。

  按照宪法规定,这样一个纯粹的民间公益团体,本应在民政部门注册为社团组织。可是,在中国特色的环境中,公盟不得不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为民营企业。

  公盟的生存全靠社会各界捐助。成为企业后,于是公盟必须从有限的捐助中拿出一部分缴纳税款,这使得公盟本来就很窘迫的财务捉襟见肘。

  身为法律研究机构,公盟当然知道依法纳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而自成立后一直遵纪守法,照章纳税。

  这一次,仅仅由于公盟工作人员对一个连续项目的资金入账、结账理解与"两税"不一样,尚未申报纳税(当然,也有可能存在工作失误),即被"两税"处以顶格重罚,我们认为这极不公平。

  对于一个完全依赖赞助,没有一点经济收入的公益组织,142万元罚款意味着什么,恐怕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那么,公盟究竟做了什么事,使得"两税"如此大动干戈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公盟五年来走过的历程:

  2003年许志永、滕彪等三位北大博士提起孙志刚案违宪审查;发起了推动基层人大代表预选程序。

  2004年,参与起草并向全国人大递交了宪法人权条款的修订建议;关注河南爱滋病村"关爱之家"孤儿院被政府强制关闭事件;为《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和主编程益中辩护;参与代理承德四公民五次死刑案;对北京动物园搬迁的合法性组织研讨会提出质疑。

  2005年,进行中国信访制度的研究;推行人大代表接待日;人大制度研究;撰写《中国人权发展报告2005》。

  2006年,完成《2005年中国人权报告》;关注北京出租车提价和管理体制改革;完成中国信访问题研究报告;关注2006年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直选;关注打工子弟受教育权;撰写修改《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的立法建议。

  2007年,帮助黑砖窑受害人提起行政诉讼;关注中关村拆迁案;开展各类公民参与活动;

  2008年,公盟为援助毒奶粉的受害者,组建了律师援助团提公益诉讼;发起了北京律师协会直选活动,促进行业协会民主选举。

  进入2009年,公盟发表了西藏314事件的成因调查;发起了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活动,向多个地方政府提出了三公消费、财政收支的信息申请;举办了法律知识培训班,传播了维权、选举中的法律知识;为邓玉娇、黑监狱受害者、上访者提供援助;召开了居委会选举、绿坝、精神病等多个研讨会;在重大问题上公开发表法律意见,引导舆论走向理性发展的轨道。

  以上就是公盟同仁、志愿者以及支持者们五年多来所做的主要事项。

  面对着苍天热土,面对着亿万同胞,面对着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面对着试图置公盟于死地的个别人,我们郑重宣告:

  公盟无私。公盟成立以来,所立项目都出于公共利益,所做事项都为追求公平公正。有些事情我们可能做的不够好,但我们敢说,我们没有牟取私利。

  公盟无敌。公盟过去所做的事情可能得罪过一些人,我们也受过来自不同方面的打击。但公盟没有敌人,也不把任何人当成敌人对待。

  公盟无怨。我们经历过许多挫折,即使面对"两税"办理公盟专案的人,我们也没有怨言。我们所遭遇的,就是现实需要我们承受的,我们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公盟无悔。我们选择人生的道路,就准备接受荆棘坎坷的考验,无论什么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行的决心。

  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太多苦难,经不起再折腾了。如今中国大陆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凸现,利益冲突升级,群体危机事件层出不穷。如今政治环境,迫切需要公盟这样具有公信力、影响力社会组织,发出理性的声音,调解矛盾,抑制事态情绪化发展,促成制度化进步,实现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恳请北京"两税"机关本着对社会负责,对自己良心负责的态度,恪守职业道德,依法办事,对公盟从轻发落,让公盟生存下来。

2009年7月16日 星期四

郝新民:驳《林云海: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侵略者喜欢搞大屠杀》

  刚刚看到林云海的《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侵略者喜欢搞大屠杀》一文,文中含沙射影,透出的观点总结一下就是,为这次7.5事件的暴徒叫屈,抹黑政府此次平叛行为。对于这种颠倒黑白,为恐怖分子放烟雾弹的行为,我不得不发文驳斥。

  其一,从事发日到现在为止,新疆并没有出现所谓政府军实施的大屠杀。迄今为止的伤亡数字,包括CNN, BBC,路透等外媒都没有异议,因为从6号开始,他们就进驻乌市,我看也只有大纪元,世维会 这种机构和组织才会发出所谓针对维族屠杀的"天文数字"。7.5事件是由一撮维族人挑起的,蓄意针对平民,主要是汉人的暴力恐怖事件,我的家人就在事发的重灾区。这个事件中,平民遭受了无辜伤亡和极大的心理恐惧,直到现在还没有消除。

  其二,政府的此次平叛行为,完全建立在国家安全的基础之上,是理直气壮的正义行为。新疆的地缘重要性不需再说,中国的任何一个政府,不管他来自哪个政党,代表什么主义,背后是什么精英集团控制,维护国家安全是其合法性的底线。虽然我们的政府很多时候会比较渲染自己本来应尽的责任为其功绩,但不管怎样,总是作为了。

  其三, 历史从来不乏各种解读,但文革式,阴谋论的解读,是粗糙,武断,经不起推敲的。就林所说的历代大屠杀,我们都知道汉人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都是民族冲突的受害者,而其不断吸收,同化异族的方式非但没有削弱自己,反而不断融入新成员,新文化,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本身的发展历程正是民族融合,和平发展的典型。

  最后,我想,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公民,可以以事实为依据挑战政府权威,却不可无端造谣,不可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对立面。

  2009年7月14日

叶檀:实体经济支撑多久?多则两年,少则一年

  现在的股市,就是王亚伟操盘,冒着巨大的风险在ST股的刀口上舔血。王亚伟能够舔到血却不挨刀,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神功。市场人士大都清楚,这样的神功意味着什么。

  对下半年经济有以下几个基本判断。

  宏观经济数据继续向上。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预计,今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超过7%,可能超过7.5%,而第三、第四季度则可能达到8%和9%,把今年第一、二季度的信贷增长加上时滞,第三、四季度达到8%以上的GDP增长并不奇怪。考虑到6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上升,无论是中国物流与采购经理人联合会还是里昂证券的数据,都显示制造业处于复苏期,投资与信贷已经发生了效果。

  继续维持房地产泡沫。维持房地产泡沫一可以吸引民间投资,二可以拉动居民消费,三可以维持地方财政,四可以拉动相关行业。如果房地产泡沫崩溃,别的不说,银行系统会率先崩溃。因为中国企业贷款以房地产的抵押贷款为主,一旦抵押品崩溃,银行会剩下一地坏帐,如果说次级债造成了美国银行业巨大的风险敞口,房地产就是中国银行业的最大风险敞口,数额大约在上万亿元人民币之巨。我们一直在说中国央行缺少独立的货币发行政策,在信贷过程中,他们也跟着土地估价走,滑到哪儿是哪儿。土地是信贷的润滑剂,没有房地产市场,我们无法创造出如此多之的信贷。

  千万百计拉动消费。在降税刺激楼市与车市、家电下乡之后,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在城市实行,但拉动家电消费比房地产困难得多,因为家电等产品不具备消费与投资的双重功能,由于对本地财政拉动作用不大,一些地方政府兴趣缺乏。为了防通胀,股市与楼市启动;为了享受税收红利,中产阶级集中在一定阶段内大规模换车,汽车消费在强大的刺激下提前释放;由于贫富差距大,中国消费品集中在高档品,或者奢侈品领域。

  大规模放贷、资产品价格上涨救了企业,大型国有企业、房地产企业、股权投资企业最受益。2008年10月29日,富力股价曾一度跌至2.3元,而2009年6月,富力股价最高已上涨至超过18元。最困难的2008年初,富力负债比率高达140%,总资产负债率达到76.6%.但2009年前4个月,富力地产已有80亿元的现金流入,财务压力已经得到缓解。现在房地产业已经不存在现金流断裂问题,而那些依靠股权投资的企业,今年的帐面上也将非常好看。在中小板IPO投石问路之后,大型企业将源源不断上市,起到消化股指泡沫和支撑国有企业的双重功能。在中国建筑等IPO之后,不要忘了农业银行甚至国家开发银行等巨无霸,这些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恐怕会吓人一大跳,除了上市没有其他解救之道。

  不可能减税,反而可能隐性增税,一些地方的预征税已经显现出迹象。6月24日,根据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披露的数据,今年1至5月,全国财政收入27108.67亿元,同比下降6.7%;而与此同时,全国财政支出22496.98亿元,同比增长27.8%。根据分析,增加的收入主要是土地收入。政府财政的收支缺口之大,远远在财政部的估计之上——财政部的官员估计,2008年的非正式债务可能超过4万亿元,即占去年GDP的16.5%.这是一个较为保守的估计,地方政府隐形债务,加上社会保障欠帐,加上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远超这数据。即使政府意识到要涵养税源,在实际行动中是加强征收。

  不可能加息。大规模的信贷与低息想辅相承,我国目前已经实际负利率,如果增加贷款利率,受益于大规模信贷的政府项目与大型企业就会难以支撑。据初步估算,高达30多万亿的贷款会立即让实体经济陷入巨大的成本压力中——每加一个点,成本增加3000亿元。为了保证银行的存贷差,为了保证大型企业不增加还贷压力,央行有可能降低存款利率,取之于民用之于银行、企业与消费,如果贷款利率增加,意味着宏观政策会有根本逆转。

  从以上几条来看,股市与楼市起到了枢纽作用,这不是投资者的非理性造成的结果,而是政策有意推动的结果。虽然股市与楼市已经危乎高哉,但除非实体经济能够企稳,谁也不知道目前的市场会亢奋到什么时候。

  如果继续在高位维持下去,而实体经济不能恢复,市场就会产生雪崩效应。此轮大规模信贷其实是政府信用的贴现,政府信用支撑了30万亿,股市与楼市不可能替代政府信用,这两个市场已进入并发症阶段。实体经济能支撑多久?多则两年,少则一年。

李颂:政策催生了“错误”

  假冒少数民族的重庆高考状元何川洋被北大拒绝录取,使得这个年轻人经历了大喜之后,不得不面对一次失落。虽然不至于大悲,虽然还有可能被香港高校录取,但何川洋极有可能终生与北大无缘了。

  这是他自己的错吗?至少不全是。目前的高考制度,缺陷多多、漏洞多多,所以何川洋钻了十分少数民族加分的空子,与考场舞弊、泄露考题等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甚至不足挂齿的。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参加高考的少数民族考生,一直实行在原始总分的基础上增加十分的政策。笔者一直怀疑这项政策的公平性,因为绝大多数少数民族考生与汉族考生在同一个环境下生活、学习,根本没有任何差距。凭空加上十分,这是不是对汉族考生的不公平?笔者见到的因为这十分加分而失败或成功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尽管国家的制度尚存不足之处,但就全世界范围而言有一点是做得最好的:民族问题,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的政策问题。不但没有一点歧视少数民族的迹象,反而在各处给予照顾。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又成为对汉族的一种变相歧视。少数民族在我国的比例虽然不高,但从总量上看,却有九千多万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其整体影响并不小。因此取消对少数民族考生的加分政策,实行公平竞争是很有必要的。

  与仅仅十分的加分相比,高考在各省之间的不公平性就更大了。不少省市掌握着最优秀的教育资源,拥有最优秀的培养质量,而高考录取分数线却比其他人口大省低五十分、甚至一百分——如北京的各批次高考录取分数线均比山东低一百分左右。如果说对少数民族加分的政策尚存商榷的话,那么这种整个地区不公平的现象就绝无道理了。即使存在地区差异,那么录取分数低的地区也应是边远、相对贫困的省份,而不应是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等省市。某些上述地方的中学也打起了这方面的注意,以可以在当地参加高考为由,招收其他省市的学生,收取高额的借读费用,可谓浑水摸鱼,捞上一把。而这个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因为各省市的高考逐步实行自主命题,可比性就降低很多,不公平也就被掩盖于深处了。

  考场舞弊事关考生的人品,而假冒少数民族、跨省考试与之不同,因为政策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从这个角度讲,假冒少数民族、跨省考试也可以看做是对不公平政策的一种抗争。只是何川洋这次发挥的太太超常,玩大了。

  (北京大学法学院    李颂    电子信箱:lisongpku(at)gmail.com

于时语:新疆动乱和伊朗动乱的对比

  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爆发的大规模暴力动乱,是明显的民族冲突,加上境外"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势力的卷入。对北京而言,这一突发内政危机的严重程度,可以与新近伊朗总统选举引发的内部政治动乱相比。

  这不仅因为伊朗和中国都是围绕里海和中亚油气资源的新一轮国际大博弈的主要当事国,也因为两国都是国际泛突厥主义的重点目标。泛突厥主义对"疆独"运动的作用,已经尽人皆知。

  这两场动乱,首先造成伊朗和中国的国际形象或曰"面子"的重大损失,特别是胡锦涛主席因此提前从意大利回国,错过G8峰会和与奥巴马会面的机会。这种节骨眼上的突发动乱,也是有境外组织策划的旁证。

  一般人也许会以为长期被西方朝野"妖魔化"的伊朗政府,并不十分在意其国际形象,殊不知近年来伊朗在波斯湾和大中东地区隐隐约约的"区域霸权",很大程度上来自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在穆斯林世界的道德权威。新近的总统选举争议和暴力动乱,显著削弱了伊朗的这一"软力量"。

  国际外交地位的损失

  其次是两国国际和外交地位的实质损失。伊朗失去了原先铁板一块的对外形象,而暴露出从政权精英到基层社会的深刻内部分歧。在围绕伊朗核计划的国际对峙中,这不能不削弱德黑兰抗衡欧美和以色列的底气和还价空间。

  对北京而言,继去年奥运前夕的拉萨和藏区动乱,新疆动乱再次显示在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和不断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后面,是边疆地区分离主义这一软肋。特别是欧美报道无不强调新疆是中国主要的油气和其他资源宝库,揭示疆独和藏独会继续成为外部势力在新一轮大博弈中"四两拨千斤"的工具。

  然而新疆动乱和伊朗动乱也展示一个重大区别:新疆动乱的主因是民族冲突,而伊朗动乱却基本上只是政治矛盾。

  多年前,笔者自信在华语媒体中第一个详尽分析泛突厥主义的来龙去脉,同时指出了伊朗面临的生存威胁:约三分之一伊朗人口属突厥语,绝大多数为阿塞拜疆族,如果泛突厥主义大行其道,则伊朗会国将不国。1990年代初,泛突厥主义干将Elcibey统治阿塞拜疆共和国时,便任用土耳其公民为政府官员,公开号召推翻伊朗政权,并吞伊朗的阿塞拜疆族地区。

  但是在新近的伊朗选举动乱中,却几乎完全看不到这样的民族矛盾。虽然主要反对派候选人穆萨维曾想利用他的阿塞拜疆族身份拉拢同族选票,据《华盛顿邮报》,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民调却显示伊朗阿族以二比一的多数支持现任总统内贾德。

  伊朗如何能够化解远比新疆严重的泛突主义威胁?宗教号召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伊朗社会对阿塞拜疆族的全面开放和容纳,阿族在政治和文化上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因之认同伊朗。百多年来伊朗社会上层领袖中阿族人士比比皆是,除了穆萨维,连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哈孟尼)也是阿族。

  缺乏真正的容纳参与

  今天北京少数民族政策的最大败笔,便是除了花瓶式点缀,缺乏真正的社会容纳和参与。其实不必远比伊朗,中国历史和现在也有不少良性例子。例如日本制造的满洲国无法得到满族的认同,便是因为即便有清末民初的排满,满族还是在文化和政治上彻底融入了中国社会。我曾指出北京不必过虑中国朝鲜族的离心倾向,理由也是他们是在文化和经济领域内最成功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比例据说甚至超过了汉族。

  要化解藏独和疆独问题,增加国家认同,最终的答案也是社会容纳和参与。从藏传佛教在汉地的流行到丝绸古道,其实有大量的文化、宗教和历史资源可资利用。遗憾的是北京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曾经花费大力编制汉满蒙回藏《五体清文鉴》的清廷,当时连以状元、榜眼、探花高中一甲的翰林院修撰和编修们都免不了学习满蒙等少数民族文字。今天却从不见中国在沿海省区中小学聘请藏族和维族老师开设藏语和维吾尔语课程。民族隔阂有增无减,北京僵化短视的民族政策难辞其咎。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来源:《联合早报》

2009年7月14日 星期二

林云海: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侵略者喜欢搞大屠杀

  为什么侵略者明明已经把人征服了,还喜欢搞大屠杀?现在我明白了,原来大屠杀对侵略者来说有极其重要的统治意义,征服只是一时的,只有经过大屠杀的洗礼,侵略者的天下才能长治久安。

  侵略者不差人

  当年满州侵略者就算完全杀光了扬州人,也不会缺人,中国的人多的是,他们会欢天喜地移民扬州,成为新的扬州人。当年蒙古侵略者就算真的杀光了汉人,也不会缺人,世界的人多的是,他们会欢天喜地移民中国,成为新的中国人。现在有些人特欣赏元朝的人口国际化,真是让人无语,他们没意识到,正是这个人口国际化让蒙古侵略者有恃无恐,不介意杀光汉人,后来是有个智者提出异议,认为汉人作为奴隶品质优良,杀光了太可惜,才让汉人免了被灭族。

  中国的汉人皇帝侵略本族人时喜欢屠杀本族人,侵略外族人时喜欢屠杀外族人,同样不愁地方会缺了人。

  大屠杀能令原住民迅速变成少数族群

  大屠杀后,一方面原住民锐减(死的死,跑的跑),另一方面新移民又大量移入,原住民占当地人口比例迅速下降,变成少数族群,新移民后来居上,常常以主人家自居,原住民反而成为异类,遭歧视。

  大屠杀能保证50年出不了一个反革命

  有点反抗迹象的原住民都被杀光了,剩下来的就算没跑掉,也早被吓破了胆,不但自己吓破了胆,还会把自己的恐惧传给子孙,以免子孙稍有不慎招来杀身之祸。对侵略者的这种恐惧至少能控制残留的原住民两三代人,两三代后,恐怖淡忘了,仇恨也淡忘了。

  大屠杀能铺下以民制民的康庄大道

  大屠杀后,侵略者是一等公民,新移民因为分了一杯羹,与侵略者算是一条船上的人,成为二等公民,而原住民则沦为三等公民,受歧视,被排挤。侵略者高高在上,原住民要报复也只能报复身边的新移民,报复不到侵略者头上,侵略者安全得很。侵略者作为一等公民,自然与新移民也有矛盾,有时候矛盾还很尖锐,对此,侵略者可以很方便地转移矛盾,他们可以通过制订一些偏颇的政策,在原住民与新移民之间酝酿矛盾冲突,并可以通过搞一些小动作随时引发冲突,而一旦原住民与新移民爆发激烈冲突,侵略者就可以通过简单的舆论导向,让新移民心甘情愿地背靠侵略者,这时候,新移民与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可以忽略不计了,该大讲紧密团结在XXX周围,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了,被仇恨冲晕了头脑的原住民陷入人民海洋之中,成了"军民团结如一人"的理想祭品。

  所以良心这东西很重要,有良心的人,才会仇恨屠杀本身,誓要惩罚一切屠杀的制造者,而不管自己是不是受害人,或受害人的后代,甚至不管自己算不算屠杀的既得利益者,而敌视屠杀的制造者又算不算"以怨报德"。只有有良心的人多了,热衷屠杀的人才会成过街老鼠,侵略者才不能通过制造屠杀得享天下,我们的历史也才能跳出朝代循环的宿命。

  2009年7月14日

颜昌海:中国要前进,就必须与前苏联彻底决裂

  新疆暴乱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民族自治制度本身就是问题,若真正实行起来,很容易助长分裂主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前两年就提出这种观点。今年2月号的《领导者》双月刊中,马戎又发表了文章《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进一步阐明他的见解。马戎认为,目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采用了苏联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先后识别出56个民族,政府为每个国民都确定了"民族成分",使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人口边界清晰化,并且实行了以民族整体为对象的各项优惠政策,强化了各民族民众的"民族意识",这就催生和助长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和独立思潮。马戎建议中国应该学美国学印度。美国和印度也是多民族国家,但是人家不搞什么"民族自治"那一套,他们强调的是国家宪法和国民的公民权,而把种族、族群之间的差异主要视为文化差异,不认为也不允许各族群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权利。

  马戎的观点在知识界已经产生影响。例如,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就发表文章《西藏问题有解吗?》,在民族自治的问题上的观点就和马戎很类似。李大同也认为,中国搞的民族自治这一套是跟苏联学的,"只不过大一统的历史传统没有让'区'变成'国'罢了。这种突出、强化民族差异的做法,可说是今天所有民族问题的根源"。在李大同看来,搞民族自治等于自挖陷阱,因为它逻辑上就包含着民族独立。这是和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格格不入的。李大同的结论是,"也许,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根本就是错的,至少已经被证明是没有出路的。值得认真研究的是美国的做法"。

  南京大学退休教授、现任职澳门大学的汪应果教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说,一年多以前,当西藏拉萨发生骚乱时,他就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只有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指出了中国长期推行的民族政策的理论错误,但政治家显然不屑看我们小民的意见,于是一年后,相同的悲剧重演,只是地点换了新疆。7月5日,新疆地区发生维族殴打、杀戮、焚烧汉人的骚乱。维族人一直在广大汉人的心目中形象相当美好,被认为是中华民族中长得最美丽的族群之一,这一来,形象大打折扣。

  汪应果教授指出,发生这样的事,固然有很多客观因素,但归根到底,不能不反思我们长期执行的所谓"民族政策"是否从理论上就有错误。在《中国只有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文章里,他从美国的经验里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长期从前苏联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所谓"民族自治制度"是不正确的,原因是我们把"族群"或"族裔"错当成了"民族",于是自找麻烦,种下今日之苦果。

  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叫"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在基本理论上犯了知识性错误,沿用前苏联的概念,结果造成许许多多不必要的问题,埋下了借所谓"民族问题"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隐患,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是我们的前车之鉴。现在的56个民族应称之为"种族"或"族裔"、"族群",他们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一口锅里轮饭勺,理应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因此过多地强调"族群差别"是不对的。

  "民族"与"种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英语里nation具有"民族"、"国家"两个解释,说明同一个国家就是同一个民族的意思。在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内,各族裔的历史趋势应该是:加速融合的过程,就像美国那样,是大熔炉。在美国黑人与白人的矛盾很深,但黑人不是"民族",统称"黑人";同样,中国人移民美国就不称"中华民族"了,统称"华人"、"华裔"。中国也应如此办理,统称"汉人"、"藏人"、"蒙人"等等,这里不存在民族矛盾,只有族群差别。这就跟平时说的"上海人"、"北京人"、"江苏人"、"客家人"等等是一样的。

  中国必须加强大熔炉的力度,坚决搞大同。中国"民族委"是否该考虑换个名字?所谓"少数民族"政策是否有重新审视的必要?表面上看是两个概念的混淆,实际上是认识出了问题,它造成的错误是:民族自治政府种下祸根。一、概念混淆的结果,是成立了许许多多的"民族自治政府",这一来不是缩小族群的差异,而是扩大甚至是把差异从此凝固化、永久化。因为"Nation"又有"国家"的含义,于是就为所谓的"民族"分裂分子提供了"独立建国"的理论基础。二、在民族自治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有"56个民族",这又是一个不科学的提法,又是一个分隔族群反对族群融合的提法,我不知道"民族委"以什么标准来划分"民族"?以血统吗?那么请问"汉族"难道是一个血统吗?所谓"汉族"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它跟比较单纯血统的"维族""哈族"等等不是一个概念,它们概念的内涵不在一个层次上。三、一个国家都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族群融合是他的大趋势,这是顺历史潮流而动。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正是因为各族群的大融合,才造就了这个民族总体上基因较好、智商较高的优势。现在人为地分隔族群,简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四、秦始皇纵有万般罪恶,但他的"书同文",保证了中华民族不像欧洲那样分裂成几百个公国,使欧洲人民饱受几个世纪的战争之苦。这里一码归一码,功过要分清。而今天的"民族自治政府"则种下了中国日久分裂成56个国家的祸根。

  汪应果教授的头发就是自来卷,他母亲、孩子、旁系亲属的后代统统是自来卷,以致几家人的后代几乎不约而同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别人都说我们像外国人?"他的回答是:"说不定我们的祖先有哪个小伙子唱着'胡姬貌如花,当户笑春风,'看上了一个'当垆胡姬'也未可知。没准我们的老祖宗就是一个维族姑娘。"今天的汉族可说是早已融合了几十个上百个不同的血统了。

  鉴于以上几点,中国必须重新认识、重新调整"族裔政策",汪应果教授的建议是:一、重新对全民族进行一次"民族"与"族裔"的知识教育,把理论搞清楚,统一思想。二、撤销各级"民族自治政府",各族群没有独立的政府权力,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公务员的队伍,参与政府管理,各族裔权利平等。这就像美国的赵小兰、骆家辉一样,他们没有华人的政府。这就为日后扫清了分裂的隐患。三、对少数族裔集聚的地区,进行经济上、开发项目上的倾斜,发展他们的经济,让他们渐渐跟上汉人的发展步伐,渐渐富起来,但取消其他比汉人高一等的待遇。少数族裔必须认同"归化",就像美国、澳洲等发达国家一样,必须向主流族群归化认同,必须学中国话,否则不能享有中国公民待遇。四、鼓励并支持少数族群保留自身文化传统,但同时推进各族群婚姻大融合,推进各族群进入人口较少的地区,搞大移民,大混合。五、学习当年王胡子王震将军的做法,让少数族群中的某些人又敬又畏。

  汪应果教授认为,对此次打砸抢坏头头坚决杀无赦,对罪行较轻的能不杀就不杀,但要进行终身管制,一律分散移民至汉族地区,进行消化瓦解。这方面可学美国警察的做法,对有轻微偷窃的人,警察每晚必上门天天教育。只要坚持这样做下去,中国的所谓"民族问题"可大定矣。

  但我们应该看到,所谓民族自治,并非中共的发明创造,也并非全部照搬苏联斯大林的产物。类似的制度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例如唐宋时的羁糜制度,中央王朝在各少数民族首领辖地设置羁糜州,册封原少数民族首领任都督或刺史,并世袭罔替。中央王朝只要求他们向朝廷称臣进贡,并不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也不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一书里解说:清帝国是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这种二元体制是有清一朝独自发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在这种体制下,西藏是高度自治的。至于到了民国时期,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20条明文规定:"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

  美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然而美国和中国不同。美国是移民国家。在美国,作为原住民族的印地安人有自己的保留区。印地安人保留区是相对独立,高度自治的。在西藏的藏人当然是原住民族。即便套用美国的例子,他们也应该享有自治权。事实上,对原住民族实行自治制度的国家很多,例如加拿大、新西兰、丹麦、瑞典,等等。

  在中国,汉人占90%以上,汉文化占绝对优势。因此在中国,少数民族面临着极其巨大的被汉化的可能性。民族与民族不一样。有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差异小,有的差异大;有的少数民族比较容易和汉人同化,有的很不容易。另外,和汉人同化也有两种情况,有主动同化,有被动同化。满族人当年入主中原,统治汉人近三百年,满人是主动汉化的。藏人则不然,藏人主要是被动汉化的问题。由于藏人和汉人差异比较大,在坚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上又特别顽强,因此他们对被动汉化就更较为抵触排拒,要求自治乃至独立的呼声就特别高。如果同意藏人自治,藏人多半会愿意留在中国,如果不同意他们自治,那就等于把他们往独立的方向推。

  2007年,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该宣言第3条、第4条、第5条都肯定了原住民族的自决权,说"原住民族行使其自决权时,在涉及其内部和地方事务的事项上,以及在如何筹集经费以行使自治职能的问题上,享有自主权或自治权":"原住民族有权维护和加强其特有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机构,同时保留根据自己意愿全面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权利"。因此,在中国,民族自治制度不应该一概取消。相反,至少在很多地方,民族自治制度应该真正落实。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时候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内照搬苏联,确实是中国目前所发生的一切弊端的根源。邓小平实施开放改革后,在经济体制上屏弃苏联的模式,使得中国经济腾飞、国力大增。但政治体制仍然承袭前苏联的框架,几乎没有根本的改变。中国实施民族自治的举措,也绝大部分与苏联体制有关,当然难以实现真正的民族自治。

  苏联覆亡,其本身证明它的体制是反动的、逆历史潮流的、腐朽的、应该被抛弃的。中国许多人现在用借口反对全盘西化的理由,继续为苏联在中国的体制张目,顽抗历史进步的潮流;还有很多人将宣扬和追求西方民主政体的人们,贬斥为"西奴"。可是,他们自己却是厚颜无耻的"苏奴",是阻碍中国发展和前进的历史绊脚石。

  新疆暴乱,血淋淋的事实再一次警告中国,必须尽快进行深度政治体制改革,彻底和苏联决裂!只有民主宪政的中国,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强盛。

2009年7月13日 星期一

林云海:邓玉娇被秘密关押,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由屠夫、王荔蕻日前带回来的信息显示,邓玉娇正被秘密关押:在巴东邓正兰家的时候,扮演爷爷角色的邓正兰告诉屠夫、王荔蕻他们,"现在邓玉娇在武汉住院治病","医疗费、生活费都由县里出,并且邓玉娇妈妈陪护的费用都由县里出",而当屠夫、王荔蕻赶往武汉,找到那间医院时,医院负责人却说,"我们医院没有住过叫邓玉娇的病人",这时候屠夫给邓玉娇的继父、爷爷家打电话,给县委、县ZF打电话,全都支吾其词。另,在巴东的时候,屠夫、王荔蕻他们的行动有便衣监视。毫无疑问,邓玉娇目前既无行动自由,又下落不明,探访者受监视,以防她被找到,这是典型的秘密关押。

  对邓玉娇被秘密关押的处境,我们只能象鲁迅说的那样,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当局,这种时候,对当局作任何善意的评论,或善意的推测,都是对邓玉娇极不负责任的。对当局的所作所为,我们就说它是有组织、有预谋、有后台的绑架,咋啦?我们惟有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当局,才能迫使当局改变捂着盖着的做法,去掉专制家长的作派,转而努力使事情透明化,正常化,因为,当且仅当我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当局的时候,十三亿国民才是十三亿个力量,而不再是十三亿个屁。小小一个巴东当局,能承受得了十三亿个屁,能承受得了十三亿人的压力吗?当越来越多的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当局时,当局自会唯恐透明度不够不能取信于民,自会唯恐手脚不够干净而犯众怒,不需要我们提醒,当局自然知道应该怎样做,当局并不缺少脑子,他们缺的是良心,而我们就是要迫使他们按良心办事,马上释放邓玉娇,并惩办对邓玉娇的自由和安全构成威胁的犯罪分子。

  有一群冷血的智者,他们一早就预言了今天的结果,他们为自己有先见之明沾沾自喜,他们的粉丝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他们相当满意今天的结果,看有谁对结果不满意,不肯善罢甘休的,他们及其粉丝一概斥为不懂事,甚至群起而攻。但这些冷血的智者及其粉丝忘了一个常识,但凡有良心的预言家都不会希望自己那些负面的预言真的应验,他们之所以要作负面的预言,不是为了卖弄聪明,也不是为了让大家认命,恰恰相反,他们是希望大家能群策群力,挑战命运,走出宿命,他们不迷信什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什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他们相信,只要足够努力,就一定能得到不一样的结局,一个比预料中的结果好得多的结局。

  有一群脑残的愤青,他们喋喋不休地说邓玉娇现在很好,说她现在的生活是她自己选择的,没有强制成分的,她现在有政府关怀,有公安、国安保护,小日子过得不知有多温馨宁静,大家与其一天到晚打着关心的旗号骚扰她的生活,有时间不如多关心关心其他弱势群体吧。在这些脑残的愤青口中,邓玉娇都快成享受特权的达官贵人了,对此,我不想跟他们争辩什么,我只想问他们,如果他们也被秘密关押,他们会希望外面的人说类似的话吗?

  还有一群既冷血又脑残的鹰犬,他们竟说邓玉娇案不是强奸未遂,而是嫖娼未遂,让我们用口水淹死他们!

  法院把人交给邓爷爷,邓爷爷又把人交给领导,领导又把人交给精神病院,最后是"民意领袖"现身说法,让屁民们相信,黑社会虽黑,还是挺可亲的,这事就算和谐了,但是,有良知的人们,你们接受这样的和谐吗?

  2009年7月13日

  附:点评《巴东行》——关心邓玉娇近况的人看过来

  《巴东行》原文水分太多,在这里浓缩了一下,要看原文可以到王荔蕻的博客去看。

  《巴东行》

  一直关注邓玉娇,所以当屠夫邀请一起去看邓玉娇的时候,欣然同行。

  一行几人,我,屠夫,染香,凯迪的人,7月4日下午去到邓爷爷家。

  邓玉娇爷爷说,宣判以后,我们家里写了申请书,申请去看病。县里研究了以后,同意去看病。(评:有病要写申请,经县里同意,才能看病,超级雷人!)现在邓玉娇在武汉住院治病。医疗费、生活费都由县里出,并且邓玉娇妈妈陪护的费用都由县里出。给家里解决了大问题了,我们也很感谢ZF.(评:太幸福了,除了说感谢ZF,还能说什么?)

  我的印象是,邓爷爷应该是一个善良的老人。(评:这么轻信啊,欠耍!)

  邓爷爷拨通了邓玉娇的电话,屠夫一直在问邓玉娇在哪家医院住院,邓玉娇表示不方便说。屠夫反复说,屠夫哥哥只是想看看你,看见了你全国网民就放心了。邓玉娇说,医院也不会允许会见的。屠夫说我会跟医院沟通的。邓玉娇说了一个医院名。(评:以邓玉娇的处境,很怀疑她能不能确定自己在哪里,那个医院名字很可能是人家骗她的。)

  离开邓爷爷家,回到宾馆,在大堂见到一个若无其事举着手机拍我们面部的便衣。(评:这便衣是怎么来的?是一直有便衣监视可疑人员,还是邓爷爷家及时通风报信?)

  晚餐是全体和这位警官一起吃的。(评:希望是AA制,如不然,鉴于这位警察同志正在执行监视任务,他无论是请吃,还是被请吃,都有腐败嫌疑哦。)

  比较踌躇的是要不要去看邓玉娇?凯迪的人经过请示老总说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传达凯迪希望邓玉娇去他们那学习和工作的讯息)。(评:见到邓爷爷,任务就完成了,无语。)

  我们呢?我觉得我是代表北京四、五个后援团去的,没有见到人,心里始终放不下。决定还是跟屠夫一起去武汉。

  7月6日星期一,我们到了武汉某精神病医院。找到了主管的医院党委办。主任来了,说经查,我们医院没有住过叫邓玉娇的病人。在那里屠夫又给邓玉娇的继父、爷爷家打电话,给县委、县ZF打电话,都支吾其词。无奈,只好离开医院。(评:知道被耍了吧,前面还说邓爷爷应该是一个善良的老人,真是傻到家了!)

  回到"7天连锁酒店",屠夫继续给县委办公室打电话,给所有能想起来的地方打电话。还给那个跟我们共进晚餐的警官打电话。说我们没有恶意,我们希望这件事情能够透明。(评:希望事情透明就是最大的恶意!)

  那位警官答应反映一下,回电话。没有回话,再打,就关机了。

  尽了所有的力了。

  没有见到邓玉娇。(评:巴东人民与试图骚扰邓玉娇的一干刁民斗智斗勇,取得阶段性胜利。)

张辉:对新疆七五重大惨案的公民声明

  2009年7月5日傍晚,上万维吾尔族人在乌鲁木齐市政府前抗议,要求政府公正处理先前发生的广东韶关"维汉冲突"事件,不料局势迅速失控,很快演变成一场血腥屠杀。根据当局公布,此次重大惨案已导致184人死亡,1080人受伤,数百辆汽车被毁或被焚烧,可谓震惊。我们对新疆最近的局势表示极大的担忧,对此次惨案中发生在无辜居民身上的暴力行经予以强烈谴责,对此次惨案中造成的所有维汉伤亡同胞表示深切哀悼和慰问,并表明我们的立场和要求:

  一,此次重大惨案发生后,中国政府组织了国内外媒体对事件进行了采访,对死伤的各族群同胞积极安排赔偿,为避免事态的继续扩大创造了先机。但是我们要求政府当局迅速调查此次重大惨案的全部细节,并公布所有调查结果。鉴于国内外各界对此次重大惨案有众多质疑,我们建议不设任何障碍地允许国内外媒体进行报道,不设任何障碍地允许成立国内独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同时我们建议邀请国际人权组织对此次重大惨案进行独立调查,以正视听。

  二,政府在社会治理结构中起着主导作用,任何重大社会冲突发生都有政府的相应责任。我们认为,酿成此次重大惨案,负责新疆事务的主要党政官员责无旁贷,我们要求追究相关人员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新疆族群众多,族群矛盾突出,为什么不在促成各族群人民和睦方面多下功夫?为什么对此事件的发生没有任何预警和预案?为什么在处理此事件的过程中没有妥善避免事态的扩大化?

  三,我们要求中央政府依照文明世界的价值标准确立分裂势力、恐怖势力、极端势力的定义,并以此修正相关法律条款,避免地方政府借打击"三股势力"之名,行伤害各族群利益之实。坚决摒弃在定义"三股势力"和制定相关法律时的"颠覆"、"煽动颠覆"、"卖国"等专制主义思维。真正建立法治在全体国民及国际社会中的尊严和权威地位。

  四,我们要求中央政府、新疆当局和相关部门彻底检讨和修正长期以来采用的处理社会矛盾的方针和政策,尤其是处理族群冲突的方针和政策。我们建议以公民权利为基点完善法治,将族群矛盾引入法治轨道,而不致法治问题误入政治轨道,以此扭转中国社会官民冲突的局面,并彻底扭转少数族群与政府长期对立、与其他族群不能和睦相处的局面。

  五,应充分尊重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各项宪法权利,包括言论、信仰、集会、游行示威以及其他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权利,为民间社会和少数族群开辟合法表达诉求的通道,为社会冲突打开减压筏,并开拓政治上的缓冲地带,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抗议事件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和损失。

  六,为解决社会稳定、族群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问题,中国政府应开放政治。我们认为,解决中国族群冲突的前提是平等公民权,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保证各族群同胞平等的公民权利,保证各族群同胞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保证各族群同胞通过参选公职服务族群和国家的权利,以此逐渐确立各族群同胞的中华向心力和国家认同感,才能为国家的稳定和谐奠定塌实的根基。

  七,为解决社会稳定、族群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问题,中国政府 应开放经济。我们认为,解决中国族群冲突的重点真正实现地方自治,调整地方自治的权限,在此前提下依靠市场配置经济资源,杜绝权力对少数族群地区经济资源的强制性占有和垄断。只有这样,各地区和各族群的土地、矿产和能源资源才能有效地为各地区和各族群同胞带来属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只有这样,各地区、各族群同胞和全体国民的生存尊严和民生幸福才能得到根本保障。

  八,为解决社会稳定、族群团结和国家统一问题,中国政府应开放信仰、思想和言论。我们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族群和地域差异众多的社会,不应以一种信仰去规范其他信仰,不应以一种思想去指导其他思想,而应尊重各族群各地区国民的信仰自由,容纳不同的思想和言论,发挥他们的思想创造力,以此确立各族群同胞同处一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感。

  九,国家的分裂来源于人心的分裂,人心的分裂必然有制度的背景。不只是新疆和西藏的问题,也不只是国内少数族群的问题,全体国民之间因不公平政策造成的分裂以及多数国民与政府的分裂都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中国社会随时会被这种分裂推向秩序的塌陷和发展的停滞,随时会进入巨大的灾难旋涡而难以自拔。

  十,各族群和各地区的利益就是自由中华的利益,包括各少数族群和各地区的全体国民应共同努力,当以反对专制的精神反对国家的分裂。我们当以上天赋予的全部智慧和力量奋勇前行,冲破笼罩在所有国民心中恐惧与仇恨的网罗,尽享上天赋予的自由和权利,才能相互消解族群冲突和族群仇恨,我们当以中华一员生活在自由的国度中。

  最后我们认为,此次发生在新疆的族群冲突有长期深刻的历史背景,其中包括军阀混战的背景,包括共产国际染指中国谋图新疆分裂的背景,也包括1949年以后长期实行错误"少数民族政策"的背景,解决中国的族群问题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课题,任重而道远,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借鉴文明世界解决族群问题的既得经验,取消长期以来实行的官方民族识别政策,民族识别和民族划分本质上是一种族群隔离制度,它使各族群国民在认同感和归属感上与其他族群产生隔离,是一种取自苏联的罪恶制度。把民族做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梦想做各族人民的大救星,这是任何独裁者都梦想的,但美梦终会破碎,应该坚信:只有公民才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只有公民社会才是人类的未来出路。

  二,平等公民权,取消不合时宜的民族优抚政策,对少数族群实行的优抚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族群歧视政策。一个公民,不论他是什么族群,都不是一党一派的战利品,不需要象对待战俘一样去"优抚"。我们需要的是平等公民权,并对弱势公民进行扶助,但扶助弱势公民和实行民族"优抚"政策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要求:落实宪法公民权利保护条款,实行法治,不分族群、肤色和性别地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保障他们在中华大地上自由生活和管理社会的权利。

  三,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扩大地方自治权限,在中华宪政框架下真正实行地方自治,激发地方的创造力,主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配置各地区资源,保障各地区和各族群人民能够享有属于自己的基本利益。

  四,改革落后于文明世界已久的户籍制度,促进和鼓励各地区和各族群人民的自由迁徙和自由融合,应该让各地区和各族群人民认识到他们不仅属于他们所生活的区域,而且属于泱泱中华,应该让他们认识到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都是他们安全又自由的家。

  2009-7-12

  作者单位:德先生研究所

2009年7月12日 星期日

韩卢:与李涛君讨论新疆七五事件

  李涛君:你好。在中国新闻报道周刊拜读《新疆是个好地方》,本在非常时期,议论新疆问题有被跨省追捕之嫌;胡适先生曾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小子心有戚戚焉,故斗胆直抒胸臆,愿和李涛君论之,以解惑也,如下:

  李涛君言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知晓新疆,此和我相同,记得该杂志评中国最美地方,曾数次提及新疆,从此论之,李涛君似乎算户外发烧友(网络上称驴友), 不知推论是否准确?记得论坛上说喜欢户外的人,必喜欢大自然和生命,概因人生短暂,而大自然和生命却永恒吧,此说算一家之言吧,希望能得到李涛君认可。

  诚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不是新疆的风光,而是现在提及新疆,必然提及到敏感的7.5事件以及围绕该事件所发生的事情,但看李涛君今日之文,却令我生疑,不得不小心翼翼求证足下:

  李涛君言"我们的政府在民族政策上向来是扭曲的,我知道的美国,瑞典等等都是多民族国家,为什么人家都是人人平等,不论种族,信仰,宗教,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此说深得小子之心,今日新疆问题,表面看是民族政策的问题,是执行民族政策的问题, 但李涛君提出了以较为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美国、瑞典来做对照,我是否能沿着此逻辑推理,恰是美国、瑞典解决了人人平等、不论种族、信仰、宗教的问题,才获得了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如果是,那么今日新疆问题是不是也该是解决人人平等,不论种族、信仰和宗教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我以为对此李涛君该无疑义。

  既然李涛君是按此思路思考新疆问题,我不明白的是何以在下文中有360度的转弯,得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结论,李涛君接着言"世维会,在我看到的资料中,他们有自己的国旗,国歌,选出来的所谓国家领导人,已经形成自己的明确政治主张,生成了自己的精神领袖,并且分工明确,这就形成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态势了"。 首先,对于现在事情发生,是否真如官方新闻播报,有幕后黑手操作,小子先存怀疑,不是小子多疑,而是在新闻为一家之言,还频频封锁网络传播,且并没有出示有力证据下,无法令人信服,而且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类似官方公布真相,但民间不明真相的此类事情在60年来比比皆是,想必李涛君并不陌生;其次,假定官 方公布的真相是,那么是不是我们还该追问,如果如李涛君所思考的,解决了人人平等,不论种族、信仰、宗教的问题,那黑手又有何能量操作这起事件?或者小子不懂政治,但公道自在人心。另外,李涛君要问我,那事件真相究竟如何?我只能说,我现在知道的真相是在7.5事件中,有156个人失去了生命,在生命消失 面前,所谓的政治是微不足道的,我在此事情上只能提倡:无论维族汉族,在乌市和三千里外的韶关,所留的血是鲜红的,无论什么立场,在现在,请站在人道的立场。或许这样说算书生意气,但我以为起码是不明真相下的底线。

  李涛君还言:"所以所有现在发生事情,不是我们现在喊两句口号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必须要有强硬的技术手段与坚定的处理决 心才可以,这是历代君王明白的道理,一个不历经磨难的国家与民族,无法长久的崛起,要让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还有后几代的人,多一些痛苦的人生经历,我们,他们才会更加珍惜眼前的即得利益。

  现在,就是现在,不是我们自己想和諧就可以和諧的了!

  我生活的年代的国家管理者为什么没有一点强硬的行动呢?

  快,就在现在,行动吧!"

  看到此段,尤令小子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必须要有强硬的技术手段与坚定的处理决 心,想必 是指国家机器的暴力,再加上点想象力,李涛君是否就是指用武力的手段对待幕后黑手,如果是,在现代政治高度上,国家有权动用国家机器对付分裂国家的行为,但在7.5事件中使用,这是否能推导出实现李涛君所提倡的解决了人人平等,不论种族、信仰、宗教的问题的道路,则大有疑问。或者,李涛君想说的是因为国家没有强硬的技术手段和坚定的处理决心导致了7.5事件的发生,那么从世维还未成立前到现在,在新疆,政府一直没有使用强硬的手段和坚定的处理决心吗?但事实却告诉你我,新疆自911事件以来,政府所提倡的就是"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方针,严厉打击"三股势力",严密防范和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活动,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观察现在中国各地区的政府做法,这样的技术手段是否还不够强硬?这样的决心是否还不够坚定?如果在李涛君眼里这还不算强硬的技术手段和坚定的处理决心,小子真想象不出是何等手段和决心。同时我不得不问李涛君,为何在此非常高压下还发生了7.5事件,难道李涛君所提出的我们的政府在民族政策上向来是扭曲的就是指手段不够强硬,决心不够坚定?我非常疑惑,一个国家如果在民族政策上是手段强硬决心坚定是不是真的能使一个国家实现人人平等、不论种族、信仰、宗教。 对暴力的迷信,尤其是对国家机器暴力的信仰绝对和实现人人平等、不论种族、信仰宗教的理想差之千里,何以李涛君一边举起实现人人平等,不论种族、信仰、宗教的旗帜,一边又亮出手段强硬决心坚定的匕首,这二者即无法用理智来推理,也无法从感情来接受。而在新疆过去发生的事实反过来却能证明,政府正是一面提倡 实现人人平等、不论种族、信仰、宗教的民族自治政策,一面使用的是手段强硬决心坚定的暴力机器,才造成了今天新疆现在的局面,这只能证明所谓人人平等、不论种族、信仰、宗教的自治民族政策是虚假的,并不是李涛君和我所希望的那样所实现的民族和睦。而且,我不得不郑重提醒你的是,你支持的一个政府用你说的强 硬手段和坚强决心来对付一个人口少数的民族,告诉你是为了实现人人平等,不论种族、信仰、宗教,本身就是极其荒谬的;那么可以肯定,它也会对一个人口多数的民族这样做!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马丁牧师在华盛顿犹太人纪念碑上的话,这曾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我以为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更是需要牢记,你以为呢?

  李涛君,也许历史上真是如你说的那样:一个不历经磨难的国家与民族,无法长久的崛起,问题是从 我们学的历史来看,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是不是还算不上历经了磨难?远的不说,从1949年起,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难道遭受的磨难还少吗?单就个人而言,有 多少人最宝贵的生命和自由已经献给了这个国家和民族,这个国家今天算还是不算崛起呢?如果算,这个国家和民族是需要以牺牲个人生命以及自由为代价,那么这样的崛起又有什么意义?如果不算,那么是不是还要继续牺牲个人生命与自由为代价,如果这个人是你,你会答应吗?

  李涛君你继续说的要让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还有后几代的人,多一些痛苦的人生经历,我们,他 们才会更加珍惜眼前的即得利益。我 不知道你现在的生活状况,你和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有限,如果有一种生活模式是天天听见枪炮声、提心吊胆的操心下一顿的着落何在,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倒在血泊中 ,而这一切仅是为了实现你所说的珍惜眼前的既得利益;而另外人生是这样的,比如上了理想的学校、找了满意的工作、和心爱的人结婚、生育健康的孩子子、再加 上享受美味、美景、阅读、思考、自由的表达。我想你会选择的是后一种而不是前一种。这不是什么大道理,而是基本的生活常识。我不明白的是,是什么样的经历使你认为痛苦的人生经历是满足的人生,幸福的人生?即使你选择的是前一种,你也不能代替别人或者你的后代选择,一个人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更是如是。

  李涛君,我和你一样,生活在这块土地并且热爱着这块土地,新疆也是其中之一。从我个人经历而言,我也被宏大的爱国主义所感染和沉醉,但目睹着20年来这块 土地上多发生的"神迹",我不得不怀疑你我在这个体制下所学到的远大理想,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被教授的是如何爱党、爱国家、爱政府、爱人民,爱共产主义;偏偏没有教授我们如何爱自己、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爱朋友。

  是的,我想当你看见7.5事件的照片和视频时,你会愤怒,这是自然的感情;那你是否想过,当一个维族人看见韶关视频时他会平静吗?我不为任何施暴者辩解,我反对暴力,无论是7.5事件中的暴力还是韶关事件中的暴力,我更反对国家机器的暴力,因为在暴力事件的恶夺去了个人的生命,有任何理由都无法原谅,无论作恶者是维族还是汉族;那些逝去的生命中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中的一个,就象你说的离你很远,但我想尊重每个人的生命是做人的良知;而后面国家机器的暴力,作 恶的对象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5.7事件,就是希望能从我们现在获得的真相中,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思索这场人道主义悲剧发生的蛛丝马 迹,目的是为了不让它再次发生。正如你在文中所提倡的"我知道的美国,瑞典等等都是多民族国家,为什么人家都是人人平等,不论种族,信仰,宗教,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今日新疆的问题,不是维族和汉族那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在这块土地上所有民族的问题。悲哀的是,直到此刻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所听到的只有幕后黑手和稳定两个声音,政府中没有人对156个生命的逝去表示哀悼。

  最后,请允许我指出,你在文中对新疆的历史描述不符合历史的一些地方,新疆的名字不是从唐朝开始有的,现在可以找的倒的证据是从清朝开始改西域为新疆;还有就是独立为东突厥斯坦的原因非常复杂,有民族的渊源,也有历史上苏联的关联,还有种族的起源以及宗教的原因,你说的那个原因不在此列,这是我记忆中资 料,如果你觉得不正确,请斧正。

  李涛君,我非常赞同你说的只有人人平等、不分种族、信仰、宗教的思路来思考今日7.5事件,也希望你能沿着这个思路一直走下去,也许涉及到以前形成的经验和习惯,希望你能坚持,痛苦的真相比虚幻的和谐更能使你我清醒。

  最后,推荐你看关于新疆的一本书《你的西域,我的东土》。

乔新生:中国大学是如何堕落的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位教授辞去系主任的职务,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波澜。新闻媒体记者朋友纷纷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就此事件作出评点。我难以推辞,只好略陈固陋。

  最庞大最浪费的教育组织

  首先,中国大学的组织架构是如何浪费资源的。不了解中国大学的人,很难想像中国的大学是一个机构庞杂的官僚组织。在大学既有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也有学校的行政组织。这些组织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大学校一级的组织──学院一级的组织──系一级的组织──教研室一级的组织。大学日常运作的程序是这样的:学校开会之后,传达到学院;学院的负责人开会后,传达到系负责人,系负责人开会后,传达给教研室,教研室主任再传达给教师。在现代互联网络条件下,一个小小的通知,往往要经过层层传递,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延误,都可能会导致教师接收不到信息。可以这样说,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普通教师是最没有权利,也最没有发言权的职工。学校的绝大多数资源,都耗费在这些组织机构里面。从教研室、系办公室、学院的办公室到学校办公室,都有专门的行政管理人员,他们不仅耗费教育拨款,而且更主要的是,会层层加重教师的负担。

  大学是按照行政级别分配资源的。学校的负责人除了有专车、办公室和服务人员之外,还有特别的出差费用和电话费用;学院的负责人除了不配备专车之外,办公室和服务人员以及出差费用、电话费用样样齐全;在许多大学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都有专门的电话通讯补贴。假如学校有数十个院级单位,上百个教研室,那么,仅仅办公费用和电话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这样的组织架构下,根本谈不上效率,普通教师的辛苦所得,几乎都耗费在这些机构及其负责人的身上。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世界上最庞大也是最浪费的教育组织。

  现在许多年轻教师不安心学术研究,一心向上爬。究其原因就在於,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中,只有获取一官半职,才有可能得到资源,包括教学和科研资源。普通教师要想完成教学工作量和科研工作量,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这是中国教育界的普遍现象,也是许多青年教师希望在大学担任领导职务的根本原因。

  资源分配学校领导说了算

  其次,大学的资源掌握在各级官员的手中,级别越高,获取的资源就越多。不同的大学实行不同的财务管理制度,但是,资源的层层分配体制却大体相同。据笔者了解,大学的经费来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学生的学费、政府的拨款、学校的经营性收入。这些资源被称作基本资源。在分配的过程中,完全由校一级领导说了算。学校领导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向不同学院分配不同的资源,其理由往往冠冕堂皇。譬如,支持学科建设、申报博士点、申报硕士点、资助年轻教师、申报国家重点课题、扶持核心刊物、奖励优秀教师、增加重点专业等等。学校的领导可以颁发各种文件,寻找各种藉口使用资金。不用问,这些资源通过各种方式向各级领导倾斜,普通教师只有在极力迎合领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享用这些资源。令人感到好笑的是,一些学校的领导认为这种寻找理由制定红头文件的做法,过於复杂,於是设置各种校级或者院一级的课题,直接以课题费的方式,将这些款项拨给自己或者自己的学生,然后由自己使用。

  可以这样说,在大学资源的配置方面,学校完全可以自定规则、自行操作。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大学的领导出手阔绰。他们可以采用各种手段把学校的经费据为己有。少数学校领导干部,把自己的黑手伸向学校的基本建设,贪污受贿获取钜额资金。这样做十分愚蠢,只要行贿人员告发,那么,学校的领导就会被送进监狱。事实上,近些年来大学负责人锒铛入狱,绝大多数是在学校基础建设方面贪污受贿而被人揭发的。现在许多大学领导早已意识到,制定各种教学科研奖励制度,可以公开获得钜额的资金,根本不值得与建筑承包商同流合污。现在大学领导中绝大多数都是重大课题的负责人,他们拥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科研资金,这些人整天在国内外飞来飞去,打著学术交流的幌子,游山玩水。

  官僚体制层层盘剥

  到了学院这一级,很少有经营性收入。但是,学院可以开办培训班,收取合作单位的学费,用於支付自己豪华的旅游费用。现在,大学学院的领导,如果没有公费出国访问,简直就是另类动物,绝大多数学院领导,把出国访问作为自己的日常工作。当然啦,他们出国访问的费用,就是办公费用或者申请的课题费用。

  到了系主任这一级,可支配的资源相对较少,但并非没有油水可捞。且不说在申报各种课题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即使在教学安排环节,也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把许多费用相对较高的课程,放在自己的名下。根据笔者所知,仅办公费用、学科建设费用、研究生培养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全由系主任决定。系主任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将这些费用报销处理,只要给出一个理由,这些资金都可以化为己有。

  教研室在学校是最基本的官僚单位,教研室主任享受电话津贴,并且可以安排课程。教研室主任不一定是学科带头人,但肯定是惟命是从的人。表面上看教研室主任忙忙碌碌,但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最基层的单位负责人,他们可以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最大限度地获取好处。

  可怜学校的普通教师,成为学校的弱势群体。由於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往往都兼任教师,占有教师的编制,所以,扣除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教师,那些不担任任何职务的教师才是学校最辛苦的大多数。过去笔者总以为,系主任承上启下,不可能有更多的权力,但现在看来,在这样一个官僚体制内,层层盘剥,只要担任领导职务,都可以占有一定的资源。

  神圣学府沦为商业机构

  第三,由於学校实行后勤社会化管理,学校早已沦为商业机构。中国的大学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产物──一方面对外反对教育产业化,可是另一方面,在学校内部却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学校的后勤实行企业化管理,各种设施都要付费使用。大学的后勤集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它们不仅可以利用国家划拨的土地从事各种经营性活动,包括开办商店、书店、餐馆食堂等,而且可以从日常教学活动中收取费用,可以这样说,学生的一举一动都是后勤集团获取利润的来源。不仅如此,学校的各个部门也从事经营性活动,譬如,研究生部本来是负责研究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可是,研究生部可以通过合作办学的方式,收取各种费用。各个学院也可以通过举办培训班或者社会合作办学等形式赚取外快。这些收入既不纳入教育管理预算,也不需要向教师公开,只要各单位的领导作出分配决定,就可以进入个人的腰包之中。

  莘莘学子成了赚钱对象

  现在很多人抱怨中国大学费用太高,其实他们不知道,看得见的费用是有限的,看不见的费用却是惊人的。大学生进入校门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学校赚钱的对象。大学赚取的这些费用,很少用在普通教师的身上,学校的各级官僚之间相互进行利益输送,相当多学校负责人成为百万富翁。

  分析中国大学的种种弊病,让人感到切齿痛恨。十年寒窗苦读的学生,在这样的组织机构逐渐沉沦。中国大学的悲剧就在於,大学的校长和书记由上级任命,他们颐指气使,享受优厚的福利待遇,可是,却把学校当作官僚体制经营。不少学校的负责人拉帮结派,普通教师只能忍气吞声。现在许多学校的领导对外公开反对官僚主义,但是在学校内部,他们比官僚主义更加官僚主义。学校的普通教师要想与校领导联系,必须通过层层关口,学校的领导高高在上,很难顾及教师的实际问题。人们很难理解,在这样一个日渐透明的社会,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封建堡垒?人们也无法想像,在学生分配日益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学校还会叠床架屋,不断地消耗著学生的学费?

  大学自治早已是社会共识

  大学自治早已成为社会共识。中国的大学之所以成为官僚组织,就是因为中国的教育管理者,希望大学成为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他们就可以安插领导干部,作为政治酬佣,也可以通过强化管理,从而压缩学校的自由空气。现在一些大学早已不是学术的殿堂,而是官僚政客相互勾心斗角的试验场。大学教师要想放下自己平静的书桌,必须俯首称臣,否则,大学负责人会寻找各种藉口,将其扫地出门。

  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越来越多,可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越来越差,各种学术泡沫不断泛起,毕业生的就业率越来越低。面对此情此景,教育主管当局难道还不应该深刻反思,尽快改弦更张吗?

  (本文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争鸣杂志 2009年07月01日

2009年7月11日 星期六

林志佳: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失败——“政治高于公正”

  7月5日,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爆发了种族暴动。此次事件是6月26日,广东韶关内一玩具工厂的维吾尔族员工与当地汉族员工冲突事件的延续。中国中央把事件的责任归咎于热比娅。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维吾尔族与汉族和中央政权之间若没有长期的矛盾,相信任何人也没有能力煽动出规模如此之大的暴动。

  首先,中国政府在处理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方面就有许多需要改善之处。中国政府对维族所信仰的回教的习俗就有诸多的限制。比如说,回教徒最重要的斋戒活动就受到政府的反对,政府干部,党员,甚至是官校的学生都被禁止参加斋戒。而由于中共是个无神论政权,党员和政府官员都不允许参加宗教活动,以回教徒为主的维族参政的机会就少了很多。

  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并没有给维吾尔族带来太大的经济利益。特别当维族将自己的经济窘态拿之与汉族的富裕对比时,其反差自然会让维族对汉族累计更多的怨恨。但汉族对于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也并是很不满意的。无论是在高考,大学学位还是就业,中国政府都给予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少数民族许多的特别待遇。

  种族问题极为复杂,并不是说若在某一方面亏待了某族群,却在另一方面给予特别待遇已作为补偿就能解决的。这样的政策往往只会两边都不讨好,并使到各族群之间的矛盾根尖锐。汪洋在处理6月26日的族群冲突事件上,就如同中国少数族群政策一般的两面不讨好。事件发生后,汪洋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探望维族伤者,并誓言将缉捕闹事和"散播谣言"的汉人。不两天,果然就有汉人因散播维族人强奸了汉族妇女的谣言而被逮捕了。

  "政治高于公正"的错误信息

  汪洋到医院时,族群冲突事件的始末还没弄清楚,汪洋却已经认定必须找个汉人来负责。这样的处理方式乍看之下,这似乎是对少数民族的怀柔政策,但实际上却像两个组群都传达了错误的信息。首先,这向维吾尔族表明中国政府害怕少数民族闹事,所以急于安抚。而对汉人而言,这又被视为一种少数民族的特权,汉族自然也会迁怒于维族。而最重要的是对双方都传达了"政治高于公正"的错误信息。

  韶关事件发生于6月26日凌晨,距离"七·五"暴动有一星期的时间。而在这一星期之中,新疆的地方政府事前居然没收到任何消息。去年西藏的"三·一四"事件也同样让地方政府措手不及。这二起事件所折射出的是,中国政府的基层工作失败了。基层组织是宗族和谐的第一防线,往往能在问题没闹大以前就先把问题解决。如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而当局连一点风声也没收到,可见如果不是基层组织不存在,就是有关当局已经和基层脱节了。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汪应果:中国必须摈弃前苏联的民族政策

  7月5日,新疆地区发生维族殴打、杀戮、焚烧汉人的骚乱。维族人一直在广大汉人的心目中形象相当美好,被认为是中华民族中长得最美丽的族群之一,这一来,形象大打折扣了。

  发生这样的事,固然有很多客观因素,但归根到底,不能不反思我们长期执行的所谓"民族政策"是否从理论上就有错误。

  一年多以前,当西藏拉萨发生骚乱时,我就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只有一个民族——中华民族》,就指出了中国长期推行的民族政策的理论错误,但政治家显然不屑看我们小民的意见,于是一年后,相同的悲剧重演,只是地点换了新疆。

  在那篇文章里,我从美国的经验里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长期从前苏联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所谓"民族自治制度"是不正确的,原因是我们把"族群"或"族裔"(race)错当成了"民族"(Nation),于是自找麻烦,种下今日之苦果。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把原先的文章再发一遍:

  必须加强大熔炉力度

  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国只有一个民族(英语是Nation)叫"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在基本理论上犯了知识性错误,沿用前苏联的概念,结果造成许许多多不必要的问题,埋下了借所谓"民族问题"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隐患,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现在的56个民族应称之为"种族"或"族裔"、"族群"(英语是Race),他们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一口锅里轮饭勺,理应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因此过多地强调"族群差别"是不对的。

  "民族"(nation)与"种族"(race)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英语里nation具有"民族"、"国家"两个解释,说明同一个国家就是同一个民族的意思。

  在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内,各族裔的历史趋势应该是:加速融合的过程,就像美国那样,是大熔炉。在美国黑人与白人的矛盾很深,但黑人不是"民族",统称"黑人";同样,中国人移民美国就不称"中华民族"了,统称"华人"、"华裔"。中国也应如此办理,统称"汉人"、"藏人"、"蒙人"等等,这里不存在民族矛盾,只有族群差别。这就跟平时说的"上海人"、"北京人"、"江苏人"、"客家人"等等是一样的。

  中国必须加强大熔炉的力度,坚决搞大同。

  中国"民族委"是否该考虑换个名字?所谓"少数民族"政策是否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表面上看是两个概念的混淆,实际上是认识出了问题,它造成的错误是:

  民族自治政府种下祸根

  一、概念混淆的结果,是成立了许许多多的"民族自治政府",这一来不是缩小族群的差异,而是扩大甚至是把差异从此凝固化、永久化。因为"Nation"又有"国家"的含义,于是就为所谓的"民族"分裂分子提供了"独立建国"的理论基础。

  二、在民族自治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有"56个民族",这又是一个不科学的提法,又是一个分隔族群反对族群融合的提法,我不知道"民族委"以什么标准来划分"民族"?以血统吗?那么请问"汉族"难道是一个血统吗?所谓"汉族"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它跟比较单纯血统的"维族""哈族"等等不是一个概念,它们概念的内涵不在一个层次上。

  笔者本人头发就是自来卷,笔者的母亲、孩子、旁系亲属的后代统统是自来卷,以致几家人的后代(包括重孙女)不久前几乎不约而同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妈妈,我们有外国人的血统吗?""为什么别人都说我们像外国人?"但我们是"汉族"。

  我的回答是:"说不定我们的祖先有哪个小伙子唱着'胡姬貌如花,当户笑春风,'看上了一个'当垆胡姬'也未可知。没准我们的老祖宗就是一个维族姑娘。"今天的汉族可说是早已融合了几十个上百个不同的血统了。

  再说,所谓"56个",那么澳门葡萄牙人的后代、香港英国人的后代有的加入了中国籍,为什么不算进去?

  三、一个国家都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族群融合是他的大趋势,这是顺历史潮流而动。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正是因为各族群的大融合,才造就了这个民族总体上基因较好、智商较高的优势。现在人为地分隔族群,简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四、秦始皇纵有万般罪恶,但他的"书同文",保证了中华民族不像欧洲那样分裂成几百个公国,使欧洲人民饱受几个世纪的战争之苦。这里一码归一码,功过要分清。而今天的"民族自治政府"则种下了中国日久分裂成56个国家的祸根。

  调整"族裔政策"

  鉴于以上几点,中国必须重新认识、重新调整"族裔政策",我的建议是:

  一、重新对全民族进行一次"民族"与"族裔"的知识教育,把理论搞清楚,统一思想。

  二、撤销各级"民族自治政府",各族群没有独立的政府权力,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公务员的队伍,参与政府管理,各族裔权利平等。这就像美国的赵小兰、骆家辉一样,他们没有华人的政府。这就为日后扫清了分裂的隐患。

  三、对少数族裔集聚的地区,进行经济上、开发项目上的倾斜,发展他们的经济,让他们渐渐跟上汉人的发展步伐,渐渐富起来,但取消其他比汉人高一等的待遇。少数族裔必须认同"归化",就像美国、澳洲等发达国家一样,必须向主流族群归化认同,必须学中国话,否则不能享有中国公民待遇。

  四、鼓励并支持少数族群保留自身文化传统,但同时推进各族群婚姻大融合,推进各族群进入人口较少的地区,搞大移民,大混合。

  五、学习当年王胡子王震将军的做法,让少数族群中的某些人又敬又畏。

  对此次打砸抢坏头头坚决杀无赦,对罪行较轻的能不杀就不杀,但要进行终身管制,一律分散移民至汉族地区,进行消化瓦解。这方面可学美国警察的做法,对有轻微偷窃的人,警察每晚必上门天天教育。

  只要坚持这样做下去,中国的所谓"民族问题"可大定矣。

  作者是南京大学退休教授,现在澳门大学任教

2009年7月10日 星期五

李涛:新疆是个好地方

  这几天工作原因特别忙,关注新闻的时间少,等我静下心来,好好看新闻的时候,今天已经是7月8号了,离7月5号已经三天了,说说关于此次事件是我现在压抑不了的心情与想法,我是汉族人,我生活在内地,离新疆那个地方,真的感觉很遥远,我对新疆这个地方开始心向往之的时候,是从我好朋友口中,还有《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中获得,那里的天很蓝,有好吃的食物,更加有热情的当地主人,很想去,也曾计划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去,他是新疆人,是汉人,有塞外人的绝对豪气,我很喜欢与他一起交谈饮酒。

  新疆不是古就有的地名,新疆这个名字的解释应该是新的疆图的意思,也就是唐朝这个国家,入侵成功就把他化为自己的疆土了,根据我掌握的资料,至少在唐朝以前那个地方不称谓新疆,在唐朝前期那个时代我们的国界应该在甘肃河西走廊玉门那里,出了关就是东突厥人的国家了,这个在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里有记载,这个也不是什么国家机密,中国从民国以前历来就是一个动态边界的国家,这个原因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这和我们历代王朝的兴衰有极大的原因,这也是造成现在边界争端的原因之一。

  很早很早以前,大概是在汉代,称西域三十六国,那里人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文化等等,称自己是东突厥人,非常强悍的黄白混血人种,经常侵入到内地,唐代的时候终于在当时领导强硬行动下,把西域三十六国收拢了,可是一个民族不是战败了,他就会承认你的政权,这也就是他们现在为什么要成立什么东突厥斯坦国的原因之一了。

  我们的政府在民族政策上向来是扭曲的,我知道的美国,瑞典等等都是多民族国家,为什么人家都是人人平等,不论种族,信仰,宗教,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世维会,在我看到的资料中,他们有自己的国旗,国歌,选出来的所谓国家领导人,已经形成自己的明确政治主张,生成了自己的精神领袖,并且分工明确,这就形成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态势了,所以所有现在发生事情,不是我们现在喊两句口号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必须要有强硬的技术手段与坚定的处理决心才可以,这是历代君王明白的道理,一个不历经磨难的国家与民族,无法长久的崛起,要让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还有后几代的人,多一些痛苦的人生经历,我们,他们才会更加珍惜眼前的即得利益。

  现在,就是现在,不是我们自己想和谐就可以和谐的了!

  我生活的年代的国家管理者为什么没有一点强硬的行动呢?

  快,就在现在,行动吧!

  作者电子邮件:litao666666(at)gmail.com

叶檀:中国“买国货令”硬伤

  日前,中国九部委联合发文,要求在中国政府采购中"国货优先",这使得不想陷入贸易保护主义陷阱的中国,却沾染了"自己挖坑自己跳"的嫌疑。

  6月15日,大陆媒体刊出《九部委联合发文:4万亿刺激方案优先买国货》披露,5月26日,国家发改委同工信部、监察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商务部、国务院法制办八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对工程建设招投标监管工作进行了统一部署;6月4日,九部委联合发文要求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监管。

  无力的辩解

  这"不合时宜"的"买国货令"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群起指责。5月末,全球领先的风力涡轮发电机制造商维斯塔斯、苏司兰和通用电气,参与中国逾50亿欧元的25台风力涡轮发电机订单竞争,结果在第一轮竞标结束后都遭淘汰。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发表评论称:"中国政府似乎有意将外国供应商排除在其4万亿元人民币财政刺激方案下的合同之外。"

  欧盟执委会发言人表示,欧盟正在研究中国的规定是否违反了WTO规则。世界银行也表示,中国的优先买国货条款,违反了保护主义的政策。世行驻华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惊讶地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出口国,在采购上设置限制,只会得不偿失。

  中方的辩解摆脱了意识形态的争论,看上去言之有据,实则掩盖了问题的本质。

  国家发改委强调,政府此举不是贸易保护,而是消除对内歧视,"目前在装备制造业招标采购活动中,通过设置歧视性条件违法限制国产设备使用的做法比较突出,在一些领域还相当严重",这些做法明显违反相关法规,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予以制止。发改委官员甚至举出装备制造业等具体行业,以证明对内歧视的存在。但发改委没有强调此举符合国际惯例,符合中国已有的法律。

  6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回答现场提问时表现则较得体。他表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颁布这样一个文件是为了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符合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也符合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中国政府采取一揽子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措施之前几年,《采购法》就已经颁布实施了。

  外交部以中国法律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指责非常明智,但这个应对来得太晚。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否认尊重法律的重要性,既然中国政府有《采购法》,所需要做的就是由司法部门对不守法的行为作出裁决,而不是由九部委共同发令,以行政命令压制行政歧视,因为这会让国际社会以为中国此举不是法律的产物,而是行政系统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尊重规则甚于广撒订单

  外企对中国在4万亿投资中优先采购本国商品属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指责,离商务部长陈德铭率企业代表与政府官员在欧洲采购了130亿美元之后不久,此后接近破产的东方航空公司还宣布大量采购空客飞机。但这种做法并未消泯国际社会的指责,一来强硬的行政命令抵销了尊重法律的诠释,二来得到中国订单的欧洲医药企业、飞机制造企业对中国大唱赞歌,无法堵住没有得到订单的机械制造企业的嘴。这说明制度的公平与守法的意识和行为比撒糖果式的订单,更具说服力。

  要强调的是,彻底消除政府与企业采购行为中的对内歧视行为,必须消除对内歧视的土壤。

  首先在产品质量上要得到保障。应该承认,由于在装备制造等领域,国产产品质量与国际大公司产品相比存在差距,某些"对内歧视"基于产品质量的信用。因此,发改委在禁止对内歧视的同时,有必要建立产品质量信用担保机制,或者对劣质产品生产商实施严厉的赔偿机制,以防止某些有关系的不良企业将"山寨产品"卖出天价。国内产品价格优势与质量过关相结合,才能获得有信用有良心的招标者的青睐。

  其次,对政府采购进行严格的成本核算。某些大型项目采购者以为4万亿在手,气壮如牛,利用公款跑遍世界各地考察"产品质量",将积极财政的公帑当作公费旅游与消费的大好时机。对此,政府不仅有必要进行成本考核,对大型项目分步划拨资金实行第三方托管,还要对项目实施市场化操作,将招标等权力分解到各个讲究成本效益考核的企业中去,以避免大规模的行政浪费。

  斥责外企忘恩负义、得陇望蜀,指斥境外媒体对中国包藏祸心无济于事,关键是要以规则分清贸易保护主义与保护本国企业的界限,以对内对外一视同仁的公平法律环境,塑造废除贸易保护主义和投机主义的堂皇形象。

  (作者系著名财经评论员)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19期 总第332期

李颂:不愿提起的惨剧

  虽然不愿提起,但还是发生了。

  7月5日傍晚至次日凌晨发生在乌市的那一幕,令亿万国人为之揪心。百余条生命,千余名伤者,一个城市的满目疮痍……不知这是不是民族分裂分子所谓的"要出点大事"。的确,事不小,丧尽天良。此刻,不再去想邓玉娇、涂远高的生生死死;也不再去过问周森锋、逯军的是是非非。所有的注意力都聚焦于一点:新疆,更精确一点:乌鲁木齐。

  热比娅,正是这个所谓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遥控指挥,才造成了7·5惨剧的发生。这个曾经的新疆女首富,曾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这使得我内心怀有深深的遗憾:为什么当初没有秘密处决热比娅?在监狱制造一起正常的非正常死亡并非难事。然而2005年热比娅被保外就医至美国并从此走上了民族分裂的道路。现在衡量一下,目前7·5事件所造成的国际影响远比秘密处决热比娅的影响要大得多。无奈错失良机,以致后患无穷。

  与去年的西藏事件如出一辙,鼓吹独立、制造分裂的极端分子又是拿平民开刀,数十名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在背街巷道被残忍杀害。面对暴徒的破坏活动,军警保持了克制。但这会不会使暴徒产生错觉,认为拿他们没办法?而虽然军警极其冷静,但还是被外电极力扭曲,如"中共开枪镇压"、"死亡人员大部分为枪伤"等。现在看来,虽然没有开枪,但在国际上的影响却是等同于开枪的,因为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很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严重打砸抢的暴力分子,不必摆事实讲道理,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最受用的。

  此次事件已经逮捕一千多名犯罪分子,对这些人的处置,新疆地方领导称会依法进行。但关键是这样的暴力犯罪取证非常困难,如果依法进行,必有太多的漏网之鱼,亦使受难者死不瞑目。暴徒身负几命,却因证据不足而判处短短几年有期徒刑的情况难免不会出现,这就变成了对他们的变相纵容。人生观在青少年时期已基本形成,过轻的刑罚不会改变他们分裂国家、制造事端的企图。所以,对于真正的民族分裂分子,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秘密处决,一定不要再留有像热比娅这样的后患。依法进行,等同于对牛弹琴,毫无用处,因为至今还没有看到多少这类分子改邪归正的范例。

  客观上讲,中国的国际形象并不佳,这主要是由于西方媒体的恶意渲染,本是无中生有的很多事情也能够在CNN、BBC的大力包装下"绘声绘色"。上文也已提及,此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本来已经非常克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要背上黑锅,留下"镇压"的恶名。既然专政要背,法治也要背,何不来一次专政?这并非煽动民族对立,实际上维族的绝大多数群众都感觉不到在受压迫——因为压迫根本不存在,少数民族反而享有较汉族更多的权利,我们针对的是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

  希望逝者安息,伤者康健,边疆早日恢复安定的局面。只是下次再碰到分裂活动,多用枪炮说话吧。

  (北京大学法学院    李颂    100871    电子信箱:lisongpku(at)gmail.com

纪赟:中国新疆地区暴乱的原因与对策

  在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经济问题一直是应该重点加以解决的。我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敌人,始终是贫富分化问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即使发展再快,最后必将是以动乱和大破坏来加以结局。

  中国应该借鉴美国以及新加坡等的成功经验,要以民族大熔炉的政策(Melting Pot policy)来取代民族自治政策。强化华人(Chinese)概念而不是某一单独民族概念。

  这两天新疆地区的暴乱,以及造成的巨大的人员伤亡,联想到去年西藏发生的流血冲突,感觉实在是太让人痛心。然而仅仅痛心是没有用的,现在已经到了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首先要说明一下中国大陆目前的民族政策,其核心就是"民族确认与民族自治"。说实话,如果不是一个像我这样在中国大陆生活了三十来年的人,外国人是很难能体会在中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所能享受到的好处。在我幼年时,物资还异常匮乏,而我的一位姓杨的同学,据说他是回民,所以每到过年时,就有普通汉民没有的牛羊肉、芝麻油等副食品的供应。这几乎让每一个汉族人都觉得非常羡慕。

  而且,我知道他家里是完全和普通汉族人没有任何区别的,甚至包括吃猪肉等等一般回民的禁忌。以后,开始上大学了,才知道,原来少数民族上大学也是有分数照顾的。直到我读硕士时,那一年的全国统考的英语及格线是55分,而如果你是少数民族,那只需要50分。前几天大陆刚刚又爆出了丑闻,重庆的高考状元将自己的民族由汉族改成了少数民族。

  另外,一个社会一般来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中国,如果你是少数民族,和汉人犯了同样的罪,你完全可以获得更宽厚的处罚。因为在大陆法律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对待少数民族要实行"两少一宽"的政策。什么叫"两少一宽"呢?无非就是对少数民族的犯罪人实行"少捕少杀",并且在"在处理上一般从宽"。所以,整个大陆在九十年代以后内地出现的大量新疆籍犯罪集团的问题,内地的司法机关几乎都束手无策。由于政策的原因,不少地方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犯罪的纵容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种事情,我想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因为在中国,你如果是少数民族,是可以享受到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好处的。

  民族政策的误区

  但是,即使是这样,得到的实际效果却并不好。中国境外总会指责中共当局歧视少数民族,中共当局更是自感冤枉到了极点。少数民族尤其像藏族和维族固然是不买账,而一般汉族的普通民众也是牢骚满腹。觉得自己和少数民族一比,纯粹成了二等公民。在这所有的族群之中,竟然没有一家感到满意,真是奇怪到了极点。所以,无论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什么,它绝对是一个有问题的政策。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根源还在于中国的民族政策本身就是一个误区。中国的民族政策其实完全是照搬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策。关键就是我上面讲的"民族确认与民族自治"。其实在中国,强调"民族"(Nation),并同时强调"民族自决"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以前有人问我"汉族到底是个什么民族"?说实话,我用了几乎好几个小时才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因为对这个问题,你不能仅从血缘上考虑,而要从文化来加以把握。

  其实,一般有过出国经验的人都知道,出国时填你的民族,我们决不会写"Han(汉)"而只是写"Chinese(华人)"。像我提到的那位回民同学,他自己的爸爸是汉人,妈妈是回民,他自己填表时填的是回族(不能不说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后来又娶了一位汉族的女子,而他的孩子,据我所知,到现在填表时还是填回族。像这种情况,再强调他的民族,又还有多少意义呢?而且,最致命的一个问题在于,前苏联诸多加盟共和国,一遇风吹草动,就纷纷独立出去,这种民族自治造成的分裂局面殷鉴不远,难道中国还想重蹈覆辙吗?

  但是有人可能要问了,同样是民族自治地区,为什么只有新疆和西藏闹独立呢?这是因为这两地除了民族问题以外,还有宗教冲突,另外还有一个潜在的矛盾就是贫富分化问题。看看中国最近几年的"群体性事件"也是层出不穷,其中一个主导因素也是因为贫富、官民之间的对立。而到了新疆地区,这些问题都被民族和宗教问题掩盖掉了而已。

  应取消过度倾斜的政策

  那么解决之道在哪里呢?首先,要重新考量民族政策中不合时宜的地方。不能再"人为地扩大民族问题",比如说应考虑逐步取消不平等的过度倾斜的民族政策。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借鉴美国以及新加坡等的成功经验,要以民族大熔炉的政策(Melting Pot policy)来取代民族自治政策。强化华人(Chinese)概念而不是某一单独民族概念,否则,一旦有了社会动乱或者其他问题,即使现在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等也难保不出现独立的趋势,前苏联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其次,要正视并解决民族矛盾之外的其他矛盾,比如宗教上的矛盾。这一点在西藏问题上尤甚,中国政府在以前,比如文革期间是有欠账的。而在现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对无神论的推崇和宗教的防范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将之过度强化到全体国民的意志之上。当然,对于以宗教为工具来分裂国家,自然已经超出了可以容忍的限度。

  另外,在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经济问题一直是应该重点加以解决的。我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敌人,始终是贫富分化问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即使发展再快,最后必将是以动乱和大破坏来加以结局。而以新疆为例,南疆这些维族聚居地就一直比较落后,贫富差距、汉维之间的差距也大。而这些经济上的赤贫者,是最容易被煽动而参与暴乱的人。解决了他们的贫困问题,就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同样的道理是要加强赤贫地区的教育问题,除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外,可以考虑再延长三年。多建一所学校所花的钱,总比少建一所监狱对一个社会的贡献要大一些。而这两点,不仅对新疆适用,对中国其他内陆地区也同样适用。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的民族政策已然实行多年。现在要想改变,又谈何容易。再加这几年整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割裂与对抗已是愈演愈烈,作为一名海外华人,思之真是不胜伤感。

  作者祖籍中国安徽,专业为佛教文献学,现为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9年7月8日 星期三

司徒北辰:中国社会缺乏减压阀

  截至目前,新疆当局反应迅速,包括警力出动速度,事后对网络通讯管制,和对消息的主动披露等。中央几大媒体对乌市骚乱的报道让人耳目一新,西方媒体引用之后的传播效果对中国有利的。

  显然从中央政府层面,已经部分汲取去年拉萨事件的教训。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疆府全面对外媒开放,可以随时前往报道;遗憾地是,内地媒体大多收到禁令,对内歧视政策依然有效,但上有对策,下有对策,有抱负的新闻界同仁应当不会缺席。从新媒体引用角度,官方利用FACEBOOK、MSN、TWITTER、YOUTUBE等西方人普遍采访的传播方式仍然略显不够。

  广东韶关事件发生后,中央到地方针对新疆所作的预案确实着力下了一番功夫。如前文所言,真正解决民族问题的长远之道,需要综合治理,多管齐下,尤其是通过民间力量着手,解决民族融合问题。这是世界性难题,中国若妥善解决,也将是为国际社会作出的创造性贡献。只有当新疆孩子在内地能够接受教育,安居乐业后,也再不被当作小偷看,东突势力的话语权才会大大缩小。

  想提醒业界同行的是,可以从现在就跟踪采访海外驻京记者对此新闻的处理,包括他们报道角度、采访对象、材料选择和关注频率等,尤其是把他们在去年314事件中的表现做一对比,将是极好的深度报道素材。至于了解外国使馆的应对方案,实际上也不无必要,长远看都将促进当局改善国际形象传播。另外,从政府角度,切忌把热比娅塑造为第二个达赖喇嘛,那样将弄巧成拙,不利于东突问题的长久解决。

  至于法国媒体是否会出现如类似去年的舆论炒作,有关人士的判断是几率不大,一则中法关系改善的大背景在先,法国政府正有求于中国。业内人士众所周知,法国媒体"独立性"并非如国人想象,法国政府可能会对相关媒体的幕后财团事先警告,不允许出现毒化中法关系的现象再度大规模出现。实际上去年4月份以后,法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再歇斯底里,大概他们也知道搞过了头。尤其今年中国已无举办奥运的压力,放手对付西方反华势力比以往更加游刃有余。

  二则法国记者已经进入夏季休假期,或者由实习生顶替正式记者上岗,人手问题将导致报道力度大规模缩水。从作为关心时事的海外华人或者留学生角度,仍然可以监督此次西方媒体的表现,可以通过媒体网站留言、读者来信等方式,督促西方媒体进行客观公正报道,比如提醒他们可能忽略的事实,讲述自己在新疆的见闻,需要的时候可以参加辩论等等。在此基础上,进行民族政策、社会治安或者信息自由等主题讨论将不无价值。

  等韶关械斗彻底平息以后,相关政府官员或者研究学者肯定会总结教训上报领导,但他们能否明确指出此类群体性事件或者民族矛盾的正确解决方法?依据以往经验,情况并不乐观——虽然韶关的确比石首反应快许多,事发当天即公布相关信息,也推出了四项后续措施。但充其量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手段,并非根本解决之道

  从目前所能搜索到的事件起因看,当地人对传闻中的维族员工偷盗、抢劫和强奸(调戏?)屡有不满,认为厂方与警方多有纵容,当天再次因为强奸未遂谣言引爆事端。警方后来虽证明强奸并非属实,但已经导致大规模械斗发生。包括广东当局领导人汪洋探望维族伤者的讲话,也被解读为偏袒少数民族利益。

  其实没人不理解政府维护稳定和民族团结的用心,但对当前民族政策的质疑恐怕不在少数。宗教和民族向来是令各国政府头痛的的敏感话题,中国更是没有讨论此问题的公共舆论空间,但鸵鸟般回避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需要付出的社会成本将进一步扩大。但这里讨论的重点不是所谓积极歧视的中国民族政策问题。

  社会稳定需要的几个要素中,秩序、法治、透明度和咨讯公开等缺一不可。在韶关事件中可以看到当地人与维族员工的积怨已深。相信有些是外来工与当地社会面临的普遍矛盾,有些则是生活习惯、语言交流、民族文化不同带来的冲突。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似乎困难不大,包括重建当地秩序,保障信息畅通等,只要当地政府加大工作力度,都不难维持一时稳定。但从社会长远进步角度讲,则涉及执政当局改变管理社会的思维模式。

  依法国经验观之,即使一个有浓厚国家主义传统的国家,也仍然有可能促成公民社会的建立。公民社会的重要特征便是社会上存在大量团体对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利益进行调和。协会和工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1901年法国协会法公布以后,法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得以蓬勃发展,改变了以前"国家-公民"的二元社会结构,日益成为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力量。

  甚至在法国外交和对外推广法国软实力中居功至伟。尽管仍存在种种不尽如人意,应当指出中国的公共空间正在不断扩大之中,但从政府角度,引导力度和管理手段远远不足,甚至有意无意的仍然在阻止公民社会组织的形成建立。这样的逻辑导致的结果就是灭火器的建设远重于减压阀,后果可想而知。

  假如韶关这家玩具厂存在有力的工会,能够协调员工之间,员工和厂方,员工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假如当地存在一个关注维族人融入当地生活的协会,能够关心他们的娱乐、文化、精神甚至性欲;假如存在相关的民间教育和法律组织,平时进行普法宣传,能及时化解不理性行为。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并不妨碍此类组织的建立,只是相关政府部门出于传统思维习惯,并不鼓励它们的产生。相反还曾见到过广东取缔外来工协会的报道。另外,有组织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社会活动家没有产生之前,也不可能导致公民社会组织的自然而然的成立。

  正如汪洋所说,东部地区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招聘员工,是东部地区响应中央号召,先富帮后富、促进东西部地区共同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那么韶关事件应当被当作一个极好的反面案例,当局应该深刻反思,拿出决心和勇气解决市民之间和官民之间的互动问题,真正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

  (作者系旅居法国的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