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31日 星期六

马前卒:世界从来不简单,历史何尝会温柔?

  ——2008世界危机之不负责胡扯(不讨论,不吵架,不认真,全是乱写)

  听到经济危机的风声,抄起电话打探消息,全国各地的同学朋友反馈过来的信息都很不妙,中国哀鸿遍野。先说苏州,苏州一向是中国修路修的最疯狂的地区,总共8000多平方公里,内地两个县大小的地方,过去每年公路投资都以百亿计算。这还只是公路投资,更大头的市政路桥不在其内。我在苏州时,经常有市县政府搞一个几百平方公里的开发区,征地后让设计单位进去打网格修路,一级公路间距修到4公里,你说要修多少路?我这样的设计员天天拼死拼活、加班画图也忙不完。如今再打电话给原来的同事,电话里一片乒乓球声,都在大厅里锻炼身体,说是3个月来只做了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实施的项目方案。从邯郸来个同行,说是那边建筑设计院已经全部关门。上周去宝鸡,陕汽上半年每月8000辆卡车供不应求,如今一个月生产2000辆不到;就这样,比起已经被迫放假停工的上海大众、株洲机车厂还要好一些。更惨的是钢铁行业,半薪休假停产都做不到,直接大裁员。更多的企业连裁员的机会都没有,资金链断裂只能倒闭。甚至倒闭都算不得最惨。不少已经被供货商拆了的企业,在政府统计中居然还是营业状态,看来好多老板在看到未来的当晚已经跑路,注销手续都不敢办。企业都这么惨,政府还坚持说没有返乡民工潮。我是守法公民,不能打政府的嘴巴,可我昨天在候车室里把钱包掉地上,低头捡钱包的时候发现:凳子底下全是白色染料桶——民工最喜欢用的旅行包代用品。惨白一片,和股民的脸一样,不知道温总可曾如此低头看过。朋友从杭州发来消息,萧山工业区一般小姐的收费跌了1/3,据说服务态度也大大提高,依我看是因为男人们没了私房钱,需求大跌;但如果你相信人民政府,认定女工们确实没有返乡回家的话,这事也可以理解为供应过剩,这社会问题还真是复杂啊。对了,河北老家那边有几个同学刚凑钱买了车给铁矿跑运输,我借这里给他们道声节哀;陕西有几个朋友在钢材价格大跌前中了一个钢厂房的施工标(包料),我打算去吃他们一顿海鲜,分享一下他们的喜悦,结果……老板宁赔定金也不盖新厂房了。

  裁员风声四起,退休年龄要推后,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自然要捂紧自己的钱袋子,即便这样,钱袋子还是越来越瘪。过去房价高涨时买不起房,如今房价跌了,发现自己还是不敢买,猪肉的情况也是一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古人真是有远见。据说商品房空置已经有2亿平方米,若是按100平方米一户人家算,起码可以解决2百万户、近千万人的住房问题。天天上班,我都要路过老城区,那里成千上万的市民还靠公用厕所与自来水站生活,边走边想这2亿平米的房子白白地在风雨中折旧,真是造孽。今年还有一个骇人的数字,上半年钢产量2.63亿吨,已经差不多等于欧洲、北美、前苏联地区之和,如果不经济危机的话,钢产量差点看6亿吨。过去总说赶英超美,这下可好了,欧洲、苏联、美国绑一起都不是对手,可我们还是没房子住。要知道,即便在8度设防烈度区,普通高层民用建筑每平方米用钢量也绝不会超过80公斤!一边是房子空置,钢铁产能压缩,求客户赊账买都没人要;另一方面企业减薪,工资不断下调,打工者们只能压缩房租开支,从小房子搬到更小的房子。在几个打工者集中地区,上半年房价已经停滞,大伙买涨不买跌,宁租不买,结果二手房租金倒有上涨,真是雪上加霜!穷人需要改善生活却买不起东西,富人有钱又有商品,可惜卖不动。所以,不用怀疑,经济危机真的来了。

  危机肆虐全球,席卷中国,该怨谁呢?从中国人的角度看,70%的外贸依存度,出口完蛋了,经济肯定要跨。可出口为什么完蛋呢?归根结底是美国人买不起。美国人为啥买不起?又要追溯到次贷危机,个人破产了,贷款都还不起了,如何买你的东西?投资公司都破产了,如何给企业拿钱雇人?于是矛头指向没良心的金融界,玩包装游戏,把一堆垃圾贷款包装成大有潜力的金融产品,最后拉上整个世界买单。可反过来一想,就算没有黑心金融家又如何?那群美国佬早就要靠贷款买你的东西了,如果没贷款的话,岂非头几年就没购买力了?如此看来,黑心金融家固然不是好东西,可问题归根结底还不在他们,在于美国老百姓没钱。美国是第一强国,老百姓为啥没购买力?其实这是个很自然的结果,从80年代开始,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美国工人的收入其实一直在下降,几十年降下来,老百姓买不起东西了。当然,美国有钱人的收入越来越高,拉着平均收入一起往上走,可穷人赚1块要花1块,富人赚1亿也就花1000万。平均收入增加不能解决购买力不足的问题。但退一步讲,中国自己造的出6亿吨钢,美国人不买了,难道不能给我们的老百姓盖房子、造汽车吗?显然不能,盖好的房子还有2亿平方米卖不掉呢?新盖谁买?看来问题也不能全怪美国人,自己也要检讨检讨。

  中国和美国都出了一样的毛病,就该去找找共性了。话说这几年有人说中美是邪恶轴心,一起高增长,一起扩军,一起排挤其他国家。其实中国和美国矛盾不少,远谈不上联合轴心的程度,但共同特征还是有的,就是走彻底的市场经济道路,和欧洲、独联体那些老惦记福利社会的国家划清界限。市场经济讲利润,利润是怎么来的?单对一个企业而言,利润=商品售价-工资-其他成本(如果从整个产业链来看,其实"其他成本"一项可以省掉),利润+其他成本=商品售价-工资。只要大多数企业盈利,指望自己企业的工资买下全部商品断无可能。如果大多数企业或至少一半的企业亏损呢(利润为负)?人家老板又不傻,不会赚钱还不会关门吗?当然,鞋厂工人不会拿全部工资买鞋,建筑工人不会拿全部收入买房子,但由于这个等式适用于所有企业,最终工资之和是买不掉全部商品的,必须指望全部利润加入购买才行。可惜还是前面说那个道理,穷人赚1块要花1块,富人赚1亿也就花1000万,老板们的消费倾向永远低于穷人,于是就有了经济危机。

  怎么办?首先我们可以指望老板花光他的利润,这样等式就平衡了。可惜这样的老板只会让同行窃喜。你花光利润,我用利润扩大再生产,你消费上档次,我用利润搞开发,不吃掉你的市场份额才怪。于是乎,以奢侈浪费为增加购买力大业做共享的老板成了败家子,正式加入高消费倾向群体——穷光蛋的行列。好在投资也是需求,老板拿出利润建工厂,搞技术升级,归根结底钱还是用来雇人,自己不雇,供应商也要雇。老板们不当败家子,当大老板还是喜欢的。于是眼前的需求不足被投资所弥补。可投资本质上是扩大生产能力,而且一样要靠利润来支持。投资带来的生产能力增量部分归于资本,结果不仅商品总价-工资的差额上了一个台阶,商品总价/工资的比值也上了一个台阶。在新的台阶上,工资买不完商品的问题依旧,比例更加可怕,只能寄希望于下一轮投资提供需求。一轮轮的循环下去,需求缺口一次次被投资弥补,系统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一旦稍有风吹草动,比如某个投资主体在新一轮的缺口前稍有犹豫,立刻就是滔天大祸,而且比经济过热来的还迅速。下山比上山容易,经济的事也一样,开一个厂子需要征地、买机器、调试、培训……那一步都要时间。关一个厂子可利索的多,万一资不抵债,跑路只需要买张机票的时间,或者直接算算楼的高度就用自由落体定律了。一个购买力小缺口必然会造成更多的商品无法形成利润、更多的投资被削减,几个下坡循环下来,经济雪崩就形成了。崩到什么时候?天知道。下坡循环是自身的催化剂,没有市场以外的东西来托住的话,生产能力的高山恐怕要崩成小沙堆,小到大伙在大萧条中藏下的那一点可怜的家底能盖住沙堆为止。

  当然,我们还有政府,政府可以在利润中收一部分税,然后转化为购买力,政府可以向富人收税转移支付给穷人,减缓这个危机。最不济,大雪崩的时候也可以出来印钞票,把灭顶之灾变成淹脖子的小问题。可问题是这个地球没有世界政府,经济上行时你从利润里分钱,强迫提高工资,企业肯定要受影响。你多收税,多转移支付,别的国家不一定搞啊;你有劳动法,有工会,世界上有地方没有啊。人家的企业能榨出最大利润来投入下一轮竞争,你的企业就得死,不想死就把企业往没劳动法的地方搬。搬来搬去,那些搞原教旨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就成了邪恶轴心。政府收税多了,如果不配上高关税的话,白白为他国提供购买力。关税提的太高,人家有报复,形成贸易战,购买力还是完蛋,结果是大家一起死。不打贸易战也行,希特勒就有办法,过剩生产力全用来造大炮,造大炮的欠账可以让战败国来还,当然,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最后输了。

  说来说去,越说越觉得自己象邪教祭司。一样喜欢说灾难,一样喜欢说灾难躲不开,一样喜欢说灾难去了还要回来。1999年之前也有那么一拨人,絮絮叨叨地说大灾难。最后1999年除了大使馆被炸就没大事,那些神棍就消停了很多。我呢?在瞎子也能看到经济危机的时候出来,当事后诸葛亮,貌似也差不多。不过1999年还有个沃勒斯坦,他这么说"看看最近30年,我们看到了什么?1、世界体系的两极化显著扩大,2、发达国家内部两极化显著扩大,那些干得不错的从来没这么得意过,这是事实,但贫困地区的贫困也在升级。"最后,他还有一句乌鸦嘴的话:"这张清单留给你去算"。经济危机就是清算的时候。

  拉了名人当后盾,似乎我能多点底气,但好象还是不对。按这个逻辑,这个世界岂非离不开经济危机了?而且一来就是灭顶之灾,怎么大伙是头一回见呢?不光大伙没见过,大伙的爹娘也没见过。一次萧条就上纲上线地批判整个市场经济,肯定是老马这个极左分子又再忽悠人,想趁经济危机拉几个同党。还是一事一议好,把黑心金融家,或是阿拉伯腐败的石油亲王拉出来,诛了这些球贼,萧条立止,天下必安。领导和专家不早有教诲吗?:"改革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现阶段最大的隐患是有人借经济危机的机会反对市场经济"。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这经济危机的历史可比各位的爹娘长多了。早在1825年,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没收尾,世界就容不下这些新式企业的过剩商品了,经济危机在英国爆发,10多年后又来了一场更大的。从这以后,危机十来年一次。哪次危机都伴随着10%或更多的经济收缩,然后再配上或大或小的几场战争。各位可能觉得也没什么,不就是生产停滞几年吗?有啥子可怕的,你老说什么灭顶之灾,英国、德国、美国今天不是好好的吗?我们中国高速发展这么多年了,停几年有什么大不了的?恢复增长再赶上去就是了。这让我想起来一个家乡的老笑话,说是一个懒媳妇,到婆家不想干活,偏生那公婆还特勤勉,以身作则,媳妇无从偷懒。媳妇只得天天暗自祈祷"多少来点病……千万别要命"。看起来经济危机就象是这常来但不要命的小病。犯不上为它操太大的心。

  从懒媳妇的角度看,小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从整个家的角度来看,壮劳力下地干活回来没人做饭就是大麻烦。视角不同,对问题的评价也不同。如果你从英国的视角看,经济危机没什么大不了,无非是不列颠需要稍微扩张一下市场空间。比如1836年那次经济危机对于英国来说是小小停滞,海军得去东方弄点购买力,对中国可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端——鸦片战争!购买力和生产能力的差异是对封闭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如果外部购买力能弥补这个缺口,那你本国差异再大也不要紧。所以,只要工业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还有其他的文明,那么,一切危机都可以通过扩大殖民范围,增强对殖民地的经济入侵来解决。至于卖鸦片还是卖布料,那是小问题。当然,如果外部购买力补不上窟窿,那就坏了,内忧外患一起来,哪个强国也撑不住。1895年,英国有90万吨战舰,差不多是法国的2倍,美国的3倍,俄国的4倍,直属领地包括世界1/5的土地,1/4的人口,经济附庸国也不止10个。光罗德斯一个人在非洲抢到的领土就相当于本土3倍。可罗德斯回国一看,这扩张还远远不够哇!"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一片狂叫'面包,面包!'的喊声.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看到的情景,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为了使联合王国4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英国尚且这么想,你让其他国家怎么办?

  还好,世界够大,大到几个列强能够抢上差不多一个世纪。印度和中国本来都是农业大国兼手工业大国,1800年时,制造业总产值一个占世界1/3,一个占1/5,手工业者都是几千万的水平。19世纪,这两个大国都在炮舰政策下投降。割地赔款乃至亡国暂且不论,仅从购买力角度来说,印度完全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中国只剩下把关税定到5%的权利,别国对你设多高的关税却属于内政。这么100年下来,中国1900年制造业占世界产值只有6%,50年后还要继续跌到4%;印度更惨,仅剩1.7%.这可不光因为欧美工业发达,经济增长快,把你的比例相对降低了;按绝对值计算,1900年中国制造业也才1800年的一半,还亏的中国这期间起码涨了1亿人口!到最后,中国和印度乃至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只有两个作用——提供资源、提供购买力,出现的经济萎缩、社会动荡只能自己承担。靠从这些殖民地提供购买力,英国和其他国家才勉强解决了生产过剩问题,把经济危机这个癌症变成了感冒。

  世界还是不够大,20世纪初,全世界能提供多余购买力的地方已经基本被瓜分完毕,已经成为经济殖民地的国家也被压榨的差不多了。再压下去就只好崩溃,人民不堪忍受,穷则思变要造反!土耳其和中国,在第三世界中一个最强,一个最大,但还是架不住这上百年的盘剥,通货越来越少,经济越来越不稳定,最后旧体制只能一跨了之。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革了苏丹的命,1911年武昌新军推倒了大清帝国。西方从此没办法从第三世界弄到更多的购买力——不是不够狠,而是实在没有了,甚至越来越少。于是列强只好互相打主意,离的近的就惦记灭了对方的生产能力,离的远的就琢磨抢你的殖民地。世界大战很赶趟地在1914年开打。英国和德国各自拉上一群帮手pk,美国快快乐乐地发战争财,等双方消耗差不多了进来参战,渔翁得利。俄国工业最烂,屡战屡败,工人士兵实在受不了这个疯狂的世界,干脆把沙皇推翻,拥护列宁搞社会主义,这里按下不提。

  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掉了1600万人,主要是工业国的潜在劳动力,同时糟蹋了法国北部和东欧的工业区,算是减轻了一点生产过剩。可日本美国趁机闷声发大财,迅速扩张产能,结果战后立刻就又是一场经济危机。好在战后重建是躲不过的需求,美国出钱借给各国搞建设,勉强混了不到10年。1929年立刻又是死去活来,经济跌个1/3一点不稀奇,1/5的人口失业也是寻常事情。整个30年代,除了搞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德国日本,列强经济都是半死不活。美国最发达,生产过剩也最严重,因此最惨,工业直接跌了5成,退到19世纪水平还止不住,眼看不是解体就是工人起义。好在出了个罗斯福,下意识地搞凯恩斯主义,拿国家订货制造需求,把失业人口都雇起来,有没有利润暂时不去管他,到底为美国提供了点救命的购买力。美国也从死到临头的状态转回来,和欧洲一样半死不活地等打仗。

  英美法老牌强国半死不活,德国日本搞法西斯,用军备吸收过剩生产力,倒是蒸蒸日上,实力对比逐渐倾向于新兴强国。可惜军备吃不得、穿不得,积攒起来还会过时,也不能直接变成利润兑现,压在手上也着急,必须找地方用掉,二战毫不意外地开场。德国先吞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然后大口吃波兰。英法一忍再忍,忍无可忍,怕的是再忍下去就没小弟跟着混了,只能出手,结果法国被励精图治的德国灭了,英国被赶回本土。这时日本早就不老实,鲸吞蚕食地在东亚占地盘,眼看要独吞中国这块公用殖民地,逼的英美断它贸易,这一断就断出了个珍珠港。德国海军不行,庞大的陆军不用是浪费,打完西欧就就打苏联。德国偷袭非常成功,头几个星期成百万的歼灭苏联兵,希特勒以为会象上次大战那样,三下五除二打垮俄国。没想到这些年全世界大危机,唯有俄罗斯搞共产主义,所有产品归全体劳动者所有,不存在剩余产品,结果生产力大发展,已是世界第二工业国。虽然丢了一少半工业和人口,苏联剩下的部分依然强大且强悍,和德国打了个旗鼓相当,43年已经开始反推,45年就推到了柏林。

  二战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见风使舵的意大利半途反水,德国日本一败涂地,英国法国胜利却蚀了血本,只有美国得意,正式当上世界霸主。按旧时的规矩,这霸主就该号令天下,占最好的资源,最肥的殖民地。其他国家的企业只能捡剩下的,还要向老大开放市场。老规矩自然有老结果,美国真要这么干,那下次经济危机还是十几年就来。不过,这一回,世界上多了个苏联。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就在了,可那时的苏联是一片战争废墟,经济也就沙俄的1/3,军事上勉强能自卫,出国作战连波兰也打不过。有它没它一个样,头几年连参加国联的资格都没有。二战之后,苏联虽然比不上美国,但已经是法国德国没法比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军事上也是苏联推掉了轴心国陆军主力;资源上人家要嘛有嘛;到了49年,苏联也有了原子弹,谁也不敢单靠武力打苏联的主意了。

  对于战后列强来说,苏联的几万辆坦克固然吓人,但更吓人的是苏联的建立过程。本来沙俄也算世界一霸,只是因为工业社会崩溃,无产阶级起来冒险造反,一夜之间就废了帝制,一年后连资本主义制度都废了。无产阶级真的做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苏联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成功的工人政权,所以无产阶级造反最多是一时混乱,苏联政权稳固下来之后,各国无产阶级可以有样学样。要是美国真的独霸全球剩余购买力,不给其他工业国一点活路,那各国无产阶级很可能揭竿而起,从内部毁灭资本主义。

  美国没那么傻。罗斯福已经整合了资本主义,美国不再是随便哪个大资本家就能养上一团精兵的美国,不再是黑手党抢地盘可以出动空军轰炸的美国,不是某个资本家可以单打独斗的美国,也不是那个陆军常备军和矿警不相上下的美国。现在的美国企业头上有一个全盘考虑的政府,而不是一个懒散的更夫。为了应付一个更加残酷的世界,全世界资本家和经理必须在美国的秩序下联合起来,通过强力的国家政权进行统治。为了避免后院起火,自己的势力范围瞬间变成共产主义恶魔的新基地,美国总统必须从大处着眼,扔掉一些老规矩。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从苏联建立的过程看,教训有两条:一是不能让工业社会随便崩溃,即便那是你的潜在对手,二是不能把工人榨的太狠,必须让他们过上象人的日子。在解放军打过长江后,还得加上第三条——在殖民地也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为了不让其他工业化国家崩溃,美国大方地扶植日本德国,援助法国英国复兴,具体说来就是又给钱又开放市场,还允许你自己保护自己的产业。无产阶级起义的威胁迫使二战后的列强纷纷改良,让工人集体谈判工资,政府多收税,搞政府采购,搞福利社会。中国和苏联的领土从太平洋延伸到东欧,美国就得反过来给殖民地输血,即便那边的统治者是李承晚或蒋介石那样任人宰割的废物。这样,美国积攒起来的财富回流其他国家,工业社会向穷人分享了财富,殖民地也得到了各种援助。《九阴真经》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补有余"资本主义被苏联逼的练《九阴真经》,居然就真的经脉逆转,起死回生。即便世界上开发不出新殖民地,也不用再靠世界大战来解决问题了。一直到苏联解体,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也有经济危机,但即便和石油危机赶到一起,也不会象大萧条那样要死要活。

  再说苏联,苏联经济其实没什么了不起,无非就是地大物博、重工业优先和建立了一个没有购买力限制的经济体制。地大物博在资源上无求于人;重工业优先可以快速扩张生产力,还能增强军备;没有购买力限制正好让前两个特点肆意发挥。二战前资本主义国家各自为战,以邻为壑,还动不动就自我毁灭,所以苏联单靠这三点就足以笑傲江湖。战后美国一统武林,还给小弟们定了规矩,也能稳定发展,一群老牌强国的底子可不是沙俄那半吊子工业国能比。等到苏联初期的锐气磨钝了,发现自己三板斧砍过了没新招,西方却从苏联偷学了不少本事。已经形成发展惯性的苏联只能重复粗放式经营,玩命开采资源、上重工业,造坦克。虽然军事上一时不输,基础却逐渐薄了,增长率也不断下降。顶到80年代,虽然苏联已经能赶上大半个美国,单光比经济的话,日本却也能顶大半个苏联,更别说还有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自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官僚们一直靠经济增长来证明苏联制度的优越性,等到初期的锐气磨钝,相对实力越来越差,就应了那句台词"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不光老百姓人心不稳,官僚们自己也开始犯嘀咕,91年崩盘看似忽然,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剩下一个中国,底子更差,起点更低,靠55年从苏联拿到了一笔空前绝后的技术援助,加上共产党凝聚力空前,到70年代也小有成就,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80年代之后,中国看着周围半圈被美国罩着的小国,发现它们靠西方投资,靠从欧美拿劳务分包过的也不错,要比高楼大厦,自己连尼日利亚都不如。邓小平赶快画了一个圈,号召大伙扔了自己原来那点小买卖,也去混打工,至于人家是否能容下中国这个超级打工皇帝,一心打工会有什么结果,那就是21世纪的事情了,管那么多干什么。

  话说那资本是个记吃不记打的玩意。苏联解体、中国改革,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再没人给左派撑腰了,这资本就越来越往老路上走。资本的天性是竞争,除了共同的敌人,啥也不能让资本团结起来。冷战几十年,美国带出来的小弟羽翼丰满,开始独立门户,日本说什么要收购美国,欧盟搞了个欧元和美元对抗,美国没了1945年号令天下的位置。孔子说"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自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 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道"和红色帝国一齐消失,资本主义毫不犹豫地走向生产过剩。前面说过,从苏联走下坡路开始,按购买力计算,美国老百姓连着30年工资往下跌,利润率持续上升,技术开发日新月异,把涉嫌赤化的欧洲日本挤兑的靠边站。无论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还是西欧的福利资本主义都混不下去,日本进入衰退10年,然后欧洲日本都要改革增效,压工资、开除无能员工、减少休假和福利,好和美国企业一争高下。购买力缺口的问题谁也不去管。

  这时侯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工业向第三世界转移。其实苏联在的时侯就有这事,可那时侯中国自成一体,印度半边屁股坐在苏联的凳子上,非洲东南亚遍地都是苏联或中国支持的游击队,只好在韩国、台湾、拉丁美洲玩这一套。拉丁美洲的劳动力纪律不够,四小龙之流又太小,转移就不太明显。等到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各地中苏附庸势力消亡,一下子有二三十亿人口拥入打工队伍,配上资本无限追求利润的大气候,产业转移就时髦了。让要价低的工人干活肯定增强竞争力,只是欧洲少了一个年薪2万欧元的工作,中国多了一个月薪1000的工人,全球购买力会打滚地下降。中国本来有自己的一小摊,现在扔了来打工,工业纪律和技术水平绝非其他打工者可比,劳动力价格便宜量又足,大老板们就把工业一窝蜂地扎进中国。结果……我们就有了6亿吨钢的产能,有了世界第一大港口,江南水乡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工业区,还有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过剩生产力。按老规矩,苏联解体之后十来年,就该有总清算的大危机了。不过,世纪之交还有一件事情来凑趣,就是造就了无数宅男的计算机革命。个人计算机性能两三年一翻番,价格还一路走低,单片机、数控机床也越来越便宜,越来越普及。这次革命推出来的电脑干复杂劳动比人还差不少,干简单劳动已经充分胜任,而且还可以让廉价的劳动力经简单训练就干原来技工才能干的活。这迫使老板想方设法也要挤出钱来更新设备,不更新就要落伍,这更新设备的投资就是需求。这么一混,又是七八年。时光流逝,岁月如梭,眼看着老马就要到奔三张,大危机终于不耐烦了,一脚踢开门就来到了2008年。

  2008-1929=79年,差不多是一个人的生命周期。现在的社会里已经很少有人记得1929年之后发生了什么,能完整回忆1914-1945年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没有人能用直观的记忆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占领了整个地球之后,如果没有一个共产主义政权来搅局,生产过剩会带来什么?老马还不到三张,头发还能盖住脑袋,凭回忆说不个啥,但翻翻历史书,上一回这种状态带给大伙两次世界大战,还有一个粗糙的共产主义政权。这次呢?还是不知道。

  1922年是大萧条的预演,欧美经历了一次小型经济危机。那年,意大利穷人发动罢工,占据工厂,还想夺取政权。有钱人和王室一片慌乱;中产阶级又惊又怒,惊的是穷棒子要造反,怒的是居然自己也快成穷棒子了,赶快跟着墨索里尼混法西斯。10月份,墨索里尼带着4万黑衫军进军罗马,军队和政府默许了他们的行动。10月31号,国王授权议会支持率6%的墨索里尼组阁,对付穷棒子们,保卫国家!墨索里尼回头就解散了社会党。2008年,泰国农民不知好歹,居然敢于让他信的妹夫上台,眼看这个不知好歹的颂猜又要拿企业的合法财富去农民中收买人心。泰国中产阶级忍无可忍,起而拯之,游行有军队护送,占据机场有贵族慰问。终于在12月2号让宪法法院开了窍,搞清了选举舞弊案。颂猜下台,5年不得参政,政党被解散。阿披实被召来组阁,高呼国王英明。

  历史事件头一遭出现是悲剧,第二回是闹剧。但上次的悲剧实在太厉害,拉上了1亿人陪葬,所以,闹剧也要当心。何况今天的中国遍地是悲剧兼闹剧呢?

  悲剧和闹剧都是我们人类自己演的,每个演员都以为自己将在剧本的下一页成为主角,因此个个倾情投入。既然是主角,就不能光是抢钱抢粮抢娘们,再黄再暴力的片子也得有句台词煽情,给自己的行为划出个道道来,经济危机这幕大戏也一样。老板和经理说利润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不追求自有人追求,没理由我减利润为别人增加购买力。工人们当然想加工资,但新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业社会与贫民窟中涌出来,再强有力的工会也得步步后退,何况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根本没有工会。当工资停在养家糊口的水平上,商品却象流水一般从生产线上滚落,经济危机也就快到了。这时,专门卖台词的经济学家说,莫慌莫慌,别听老马那个家伙危言耸听,没了消费还有投资。这年头货币又不是50两一锭的大银元宝,企业没有好项目投资,纸币也不会死在保险柜里,自然会到银行去生息。银行拿了钱也不可能干给利息,还是要拿出来投资,投资最后变成工资也是消费,怎么会买不光商品呢?

  按经济人假设,确实每一分钱都不会闲下来,不是消费便是投资。钱从投资者流到消费者,再从消费者流回投资者,才有经济的发展,银行和股市就是让钱流起来的渠道。水是往低处流的,因为必须有高差克服渠道的摩擦力,水才会流起来。这世界上显然没有一整圈都是下坡的渠道。要想让水绕圈流,必须在环形渠道上设置水泵,把一路下坡的水重新提到高处才行。经济的情况也差不多,在消费这一块,老百姓不得不把工资全拿去养家糊口,消费的"摩擦力"不大;但渠道的其他各段都有相当的"摩擦力"。投资有风险,经济信息交流有成本,只有明确的利润预期才能提供驱动力,让企业背上风险和成本这些"摩擦力"前进。利润预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体现,比如股息、直接的销售收入、有价证券增值等等,但归根结底,利润必须来自千千万万人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我们人类对财富的定义不是钢锭,不是矿井,不是厂房,不是坦克和导弹,而是超级市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是自家宽敞明亮的房子。只有普通老百姓买房子,买商品,利润才能最终落实。可是由于普通老百姓不占有所有财富,大部分生产力不得不被拿去投资,才能维系经济运行。一轮轮循环下来,老百姓的财富吃光喝光,有钱人的投资越滚越大,总的投资率就自然地往上走,大部分生产力生产的是工业物资而不是最终商品。按说这投资率高是好事,说明人类制造财富的能力提升快,人类今天少消费,过几年可以消费的更多,唯一的问题是,未来谁来消费?经济越高涨,对未来的预期越高,工业物资/最终产品的比例越离谱。这些工业物资要想被承认为财富,就必须在下一轮投资中体现为被普通人买掉的商品,否则就只能进入再下一轮、下两轮……乃至无穷的将来投资。按理想化的经济学分析,在一轮轮的循环中实现从物资到财富的跳跃,这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好比秦始皇设计的制度,"一世二世以至万世"。可惜世界并没有那么简单。

  老马是搞土木工程的,当年上课有个概念叫"压杆失稳",说的是当杆件太长的时侯,承载力急剧下降的现象。按常识理解,一个均匀柱体能承受的压力和截面积成正比,截面积×10,能承受的力也×10,截面积÷10,能承受的力也变成1/10,这不需要学材料力学也能理解。但是如果从柱体顶端传来的力不是正好通过柱体的轴线,那么柱体不仅要受竖向压力,也要抵抗一个弯矩。有弯矩,柱体就有变形,就要沿着弯矩的方向有一点弯曲。如果柱体又短又粗,象个水桶,这点弯曲微乎其微,压力还是沿着柱体从顶端传到基础。但是,当柱体越来越长,或者截面积越来越小,木柱变成了木棍,进一步变成长筷子,这时小弯矩本身带来的弯曲在杆体中段就很明显了。杆件的明显弯曲会使压力的作用线进一步偏离轴线、增加弯矩,弯矩再带来更大的弯曲,几经循环,小弯矩变成大弯矩,简单的截面积受压问题就转化为杆体受弯问题。对于杆体来说,用弯矩掰断远比用压力压缩容易的多,掰断或压断一根筷子或铅笔很容易,但如果把筷子截断成很短的一截,那么它足以承受整个人的身体重量。因此一旦受压的构件长度和截面积之比达到一定程度,承压能力就必须乘以一个小于一的参数。对于筷子这样的受压杆件,这个参数甚至可能是0.1或更小。当庞大的工业物资生产必须以很低的消费品购买作为预期利润来源时,经济就象一根越伸越长的受压长杆。按理想化的理论计算,只要压力不变,受压长杆伸多长都不会断;同样按理论推导,无论分配比例如何,总有足够的投资吃掉所有商品。但只要随机性一捣乱,长杆的抗压能力就必须打折,经济运行也怕扰动。就像长杆一旦弯曲,就会越来越弯,直到被弯矩折断一样;如果经济总量大而消费面小,经济一旦因为某个负面小问题出现问题,就会导致消费和投资减少,然后引发雪崩般的连锁反应。很显然,减少投资规避风险很容易,增加投资追逐更多的利润需要时间,所以不能指望积极的扰动可以平衡消极的扰动。

  在长杆失稳的时侯,如果及时地有一只手把弯曲扶正,那么稳定还可以再持续一段时间,直到再次有扰动出现。在经济中也有类似的手,比如说在需求出现较小缺口的时侯,政府实施温和的通货膨胀,或是通过宣传等手段,让消费者把积蓄拿出来消费。但这样副作用很大,过犹不及。通货膨胀向来是把双刃剑,伤人伤己,平民花光积蓄会明显降低个人抗波动能力,增加社会风险,资本主义下的调控很难控制幅度。何况,调控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平民得到的分配比例低到一定程度之后,不断相对缩小的消费能力不得不承担将越来越大的投资实现为利润的任务,虽然不是不可能,但调控经济的成本和难度都不断加大。这时的政府需要频繁地变换经济政策,才能维持脆弱的供需平衡和投资信心,职能就从守夜人变成了杂技演员。让杂技演员同时抛3个球不落地很容易,4个球或许还将就,10个球就要碰运气了;如果同时抛20个球,虽然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不是没有做到的可能,但从概率的角度来看就必然失败;同时抛100个球?那从物理学上来说也不可能了。或许一两个格林斯潘式的人物可以维持较长时间的微妙平衡,但毕竟天才不常有。在这一轮经济高涨中,分配比例越来越失衡,调控的难度也越来越离谱,早晚会超出任何天才的能力。

  说到这里,大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一个问题——老马居然根本不提扰动从哪里来?凭什么你要给柱子一个偏心压力?凭什么你要给经济捣乱?难道是左派故意与人民为敌?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充分说明了工程问题和理想化设计的区别。工程上没有理想化的构件,也没有理想化的荷载。柱顶传来的压力不可能正好沿着中轴线压下来,柱体本身也不可能是非常均匀、标准的柱体。所以,顶上传来的压力总有那么一点横向分量。当计算一个构件的强度时,你首先要把随机扰动和构件本身的误差考虑进去,而不是问:"扰动和误差从何而来?"。扰动和误差是现实世界的常态,必然存在;现在不存在,将来也必然要出现。经济扰动有促进发展的,比如计算机革命或其他能产生大量设备更新需求的技术进步,也有压制发展的,比如政治动荡和贸易冲突,技术停滞乃至一个小经理贪污。这种扰动的分布是随机的,从强度上来分类,多半也会符合正态分布,超出可调控范围的负面扰动早晚会出现。因此一个在理论上可以运行,但不能够抵抗扰动的体系早晚会遇到麻烦。收入分配出了问题并不一定100%的立刻带来经济崩溃,一个分配非常畸形的经济体系完全可能因为暂时扰动较少、调控对路而保持发展,甚至高速发展,但经济风险会在这一过程中一步步增加,最后无可避免地进入经济危机。可能缓解这一问题的只有外部市场或革命压力。所以说,格林斯潘真是聪明人,知道人力不能抗天道,及时顺天而行,退休后管他洪水滔天!

  大危机的解释多种多样,老马的解释不过其中一说。而且说来说去,老马还是回避了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拿个"高风险"的概率解释来搪塞。真正的教授们可不会这么说含糊话,一个个旁征博引,理直气壮。这个说贷款风险控制不合理,那个说政府管制太多压制了企业活力,欧美的教授说中国血汗工厂太过分,张五常说新《劳动法》破坏了市场规则。这种场面一点都不新鲜,1929年之后,对大萧条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有人说,是苏俄抛售木材,打击了木材产地的商品需求;有人说,加拿大粮食大丰收,造成美国粮价恐慌性下跌,压制了农民购买力;有人说英国人邪恶地提高利率,提高了投资成本;还有人说美国银行都是独立营业,稍微挤兑就要破产。反正总归是哪里出了点岔子,经济学家有义务把这岔子指出来,提醒人类下次别犯。有此能耐深入剖析经济的人就去当了教授,老马这种废柴看不清世界,点不出具体问题所在,只能在网上灌水,搞点回避问题的懒汉理论。还好,灌水之余,老马还能找到几个重量级人物作同党,头一个就是达尔文。

  达尔文本是个学医修道皆不成的宅男,22岁那年随海军出海5年,回国刚宅了一年,就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两下一凑,就凑出个进化论。从马尔萨斯那里,达尔文认识到的生物数量有指数化增长的趋势,早晚会使自然界的能量乃至空间都短缺,因此就有了生存竞争,大部分生物在产生下一代前就被淘汰了。从海外考察的经历中,达尔文发现一方面生物的下一代很象自己的父母,会继承绝大多数特征;另一方面又不完全象自己的父母,会有一些变异。很显然,当环境变化时,那些适应环境的变异生物有更多的机会免于淘汰,把变异传给下一代。产生有利变异的生物在一代代的增殖中积累自己的优势,逐步地把自己的亲戚的生存空间占领过来,最终形成新的物种。就此,达尔文作出伟大的推断——物种在变化,在被环境塑造。根据达尔文的理论,你可以不知道动物为什么要长毛发,但你依然可以推断:两极的生物多半皮厚毛长;同理,沙漠里的生物一般来说储存水的能力都比较强。反过来说,你也可以通过观察生物的性状来确定它的来路乃至成因,比如说,变色龙这东西肯定来自一个色彩变化丰富的环境,而北极的熊除非有一身白色掩护色,绝对不可能捉到猎物。这样,所有生物的所有特征的成因都可以归结为2点:始祖的特征和环境的变迁,人类自己也不例外,上帝就这样失去了造人、造生物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魏源翻译《物种起源》,总结下来,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字。这八个字不关心生物如何变异,不关心生物如传递变异,不关心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环境,也是一个回避问题的懒汉理论。达尔文只是抓住了一点——只要出现适应环境的变异,自然选择和环境压力就会让这一变异获得巨大的遗传优势。所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虽然达尔文不知道世界上有基因这种东西,不知道娶表妹为妻会为后代造成隐患,但他依然成为现代生物学的开山鼻祖。1900年,在达尔文躺到牛顿旁边18年之后,失传几十年的孟德尔遗传学被重新整理出来,达尔文的理论得以在细节上被阐述;又过了半个世纪,DNA的复制机制被人发现,达尔文的理论终于有了依托。但在这之前,基于进化论的生物学已经根深叶茂,为好几代人类效力了。

  在达尔文那个时代,生物学是个难以量化的学科。限于技术水平,实验也提供不了多少有意义的结论。但达尔文忽略那些具体的变化细节,直接从大处着眼,讨论发展趋势,一下子就压过了那个时代的博物学家和神学家。直到今天,经济学、社会学的发展水平可能还不如达尔文时代的生物学。生物学家可以解剖兔子,经济学家却不能把国家拆开分析;生物学家可以拿豆子作遗传实验,经济学家却不可能拿100亿美元去股市实践。所以说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象博物学家,主要工作是对已经发生的细节进行记录和阐述,预测未来则非他们所长。要说这记录和整理资料的工作也很重要,但如果不承认经济学在这个时代的局限性,不向达尔文学习,非要依据不完善、缺乏量化的细节反过来指导全局,结果只能是各弹各的调。赶上谁运气好,碰上了一次预测准确就时髦几年,过几年风向转了就到垃圾堆里蜇伏一段时间,等风向再转回来。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上纲上线,把自由市场或是什么制度神圣化,连观测事实都不用,直接扯什么自然规律是天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譬如那个开古董店的张五常。这连博物学家都算不上,直接上神学了。

  再打个比方,隔壁一个台球桌上有一个台球,有人拿着杆子随机乱捅,捅了一下问你台球在哪?你肯定说不知道,一定要你说,你只能要求他告诉你怎么捅的球,捅的角度如何,然后勉强猜一猜。如果他推着桌子晃了一小时再问你台球在哪?你可以毫不犹豫的说"在洞里!"。这不是因为你掌握信息多了,只是因为你知道球进了洞就出不来。当经济这个台球被扔到球桌上乱晃时,你一样可以忽略晃球桌那个家伙有多大力气,直接考虑台球是不是掉到萧条洞里就不会再被捅出来就成。

  话题越扯越远,其实罗嗦了这么多,老马的意思就是教大伙偷懒。世界太复杂,复杂到我们现在没法从底部细节构建一个万能体系,那么就不妨大大方方地承认我们的无能,把细节的事情留给概率论去做。别硬啃那些你不可能啃下来的东西。趋势比细节更重要。

  说过了达尔文,再说另一个懒汉——马克思,老马有幸和他同宗。不光同宗,老马还是人家的徒孙,前面约莫扯了万把字,其中倒有9000字是从人家的政治经济学里抄来的,不认人家做祖师的话,就只能算剽窃了。通过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吃人不吐骨头,就想研究研究资本主义的前生后世,没想到一动手,发现这历史学的复杂程度比起生物学来毫不吃亏,作实验的难度比经济学只大不小。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马克思纵然是天纵奇才,也没法用一个脑袋装下那么多历史细节,于是就习惯性地想偷懒,把眼光往上一个层次看。这一看就开窍了,原来这历史也是个竞争体系,什么文化、制度、宗教、教育,都是依附于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都要消耗经济资源养活自己,都要消耗经济资源去扩张或抵御其他上层建筑的扩张。这么一竞争,用不了几代人,人类喜欢什么制度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样的制度能在竞争中胜利,还能长期维持下去。

  比如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从采集游猎、刀耕火种的部族时代到建立文明的定居农业时代就不是很hi,很有可能伴随着失去自由、被奴役、被虐杀等待遇,甚至健康程度和预期寿命都会下降。但是,和游猎时代相比,定居农业文明能制造更多的人口(尽管不是快乐的人口),能产生剩余产品(尽管都被上层建筑吸收了),可以养活专职的军队和教士,肯定在竞争中节节胜利,最终把游猎部落都赶到深山老林里面去。近点的例子可以看非洲,一群农牧部族本来划地而界,生活谈不上快乐平静,也会经常打来打去,但起码大多数人还有个安生日子过。忽然海岸上来了一群白人,拿着刀剑火器换奴隶,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这下可就热闹了,没准哪个小酋长先动了心思,抢先捉了一群邻居送到港口,换了火枪回来,立刻势力大涨,可以捉更多的奴隶去卖。这就立刻构成了一个新的上层建筑,有用火枪的捕猎队,有论证被抓的人有罪的祭司,有总结捕猎经验的长老,这些上层建筑的吃穿完全可以让被征服的部落提供,原来从农牧业中收取剩余产品的制度就这么被替代了。只要有这么一个先例,这个酋长(没准因为脑袋灵活,已经是国王了)的盟友和敌人肯定都坐立不安。有的酋长多少有点良心,不肯靠卖奴隶立国,那他和他的子民早晚去当奴隶;有的酋长脑袋也够灵活,也加入奴隶换军火的行列,虽然未必就能避免当奴隶,但起码自保能力有了提升。经过这么一个竞争—淘汰的过程,奴隶-军火-掠夺制就取代了原来的部族政治,整个西非沿海的黑人从此进入一种互相敌视的状态,总体的经济水平没有提高,每年却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捉去当奴隶,显然日子是越过越差了。自从白人开始买奴隶那天起,黑人接下来几百年的命运已经注定,你不能指望所有西非的黑人弟兄能靠绝对的团结一致来避免这个命运,这就是残酷的历史竞争规律。哪一种制度能在竞争中胜利和制度中的个人选择无关,你不选择合适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就通过淘汰赛另找合适的代理人。马克思把这种现象总结成另一个懒人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

  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是少数人占据了太多的财富,为啥会这样呢?这也不是某个人选择的问题,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几千年来人类一向如此,自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平民劳作的产品除去供养自己和一家老小,多少能有点剩余。这些剩余要是留在老百姓手里,肯定能改善生活。但如果哪个文明真的如此"仁慈",那显然就养不起官员、士兵和教士了,缺乏这些上层建筑的文明在其他文明面前就是待宰的羔羊。如果说哪个文明想征收一部分剩余产品,把另一部分留在平民那里进行投资,扩大在生产,希望他们能产出更多的剩余产品,那也是一样碰壁。农业社会的技术停滞,土地有限,不会因为生活的少许改善就能提高今后的土地出产。所以从长期来看,成功的文明都是那些征收全部剩余产品,用来供养上层建筑的文明。当然也不能过分,征收的比例不能大于剩余产品,否则就是涸泽而渔。

  前两年曾看到一本书,作者认为对于大部分人类来说,文明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一种"大型病原体",这个比喻非常恰当。病原体的特征是什么?能传染,要利用你体内的资源进行复制,还要利用人类进行传播。因此病原体首先要和你的生命争夺资源,但又不能干的太过分,很容易让人病死。因为它自己没有腿,不会种地,必须依托于人类移动和获取资源,把人快速弄死不利于它的进一步传播。最初进入人类社会的病原体可能多种多样,但几千年发展下来,能一直伴随人类社会的病原体是那些轻微致病,但又不致命的病原体,如果病的症状恰好能加速它的传播,那就再好不过了。鼻炎菌,感冒病毒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例子,它们在人类之间传染,寄生于我们的呼吸道,得了感冒或鼻炎的人不会死掉,只是有打喷嚏、咳嗽的症状,不断地把一部分后代释放到空气中,继续感染别人。国家、宗教、文化等"大型病原体"的最初形态也可能千奇百怪,许多国家是蛮族随意设计的,好多宗教根本就是精神病人的作品,但经过无数随机事件的变异,在社会竞争压力下,最终他们都有类似的特征。都得从平民手中拿走(或抢或骗)剩余产品,又要保证平民的基本生存资源。把剩余产品集中起来之后,官员、贵族、教士们肯定要奢侈消费,但同时也要把大部分剩余产品用于保卫这个结构,或者向外扩张。谁也敌不过历史规律。资本主义也一样,只是资本主义一方面要向少数人聚敛剩余产品,一方面要通过最终消费品的出售来体现这个财富,所以总要被经济危机骚扰。

  历史上制度那么多种,唯有资本主义要为这过剩的生产力发愁,可到了2008年,往四周一看,笑到最后的竟然是这个总闹危机的资本主义,为啥?这又得让老马翻老账。刚才说了,工业革命前的老百姓就是得到剩余产品,也没法用这笔投资提高产量。因为技术水平、可耕土地和能开发的水利资源在那里摆着,亩产几百斤顶天了。再投资,多打的粮食还赶不上多出工吃的粮食,属于白折腾。既然粮食不能连续增产,那就别指望多供养不种地的手工业者、商人,其他经济部门也不能乱增长,否则早晚出乱子,所以整个经济都停滞。马克思说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是有哪个文明老琢磨拿不多的剩余产品去投资,去追求更多的财富,运气好时可能会有一两个好年头,但终究是要碰壁的。经济上碰壁浪费了资源,也浪费了保卫自己、维护稳定的机会,于是这种离经叛道的文明被淘汰出局,换上一个务实的乖宝宝。直到1500年前后,欧洲人借着几百年的扩张势头,找到了联系绕旧大陆的航线,还在西边找到了"新"大陆。一下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空间。几十个国家在这种局面前又竞争了3百年,最后竞争出一个适应扩张的上层建筑。具体说来就是统治集团收到剩余产品不是用来吃吃喝喝,维持原状,而是用来进一步投资,期望有更高的利润,英国就是其中的头牌。

  农业经济和帆船商业原来就有,新航路和新土地的开辟也不是头一回,欧洲1500年这一次无非是搞得比较大而已。到了1850年,新土地上已经也有了农业文明,新航线也不是什么秘密,按说这一轮折腾就该结束了,世界重回稳定的农业时代。结果技术进步累积了上千年,居然在19世纪初累积出一个工业革命,从此蒸汽机里的煤块能够替代人的肌肉干活,经济基础一下子发生了根本变化。只要地底下的石油和煤炭还能继续挖,经济就有无穷的上升空间。工业时代竞争更残酷,有了工业,不光经济上台阶,军事实力也能疯长,于是不整天琢磨提高工业能力的文明只能退场,新建的社会也必须搞工业。这时侯全世界只有一个资本主义文明最能和工业相结合,自然处处是资本主义,家家要搞工业经济,搞得好不好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再往后……就到了老马前面忽悠的世界大战,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次总危机。

  马克思讲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说从人类刀耕火种进入文明,一直到日不落帝国扬威七海,这几千年的历史既非上帝设计,也不是人类定做,而是一部不请自来的戏剧。人人都在这剧里当演员,但导演偏偏不是人类,而是一个冷酷的唯物主义历史规律。这个导演是一个穿着西装、正襟危坐的老头子,对台上的演员一点也不喜欢,好在也不讨厌。他只是一板一眼地督促大伙按照剧本把戏往下演。演员幸福还是痛苦与他无关。以往的演员都入戏,觉得自己演得好就能修改剧本,马克思偏偏说你越入戏就越被那个老头子玩。而且他还对导演很不满意——剧本不在手里,老子睡觉怎么能踏实呢?这幕戏的结局是皆大欢喜还是天崩地裂,或者群魔乱舞,全凭你一个人说了算,这演员不就成奴隶了吗?不成,演员得反抗,得把未来抓在手里,不然下地狱都不知道坐几路车去的。有了这个打算,马克思再回头一看这些演员,有的是资本家,正站在舞台中央当主角,呼风唤雨,显然不会和导演作对;有的是过气贵族,上一幕的主角,衣着华贵,总是埋怨自己不够入戏,所以丢了主角位置,正积极准备再夺男一号呢,也不行。舞台边缘有大批无产阶级龙套演员,明显工资低,待遇差,却全靠他们支撑气氛,一下子就被马克思看中了。马克思立刻着手组织这批龙套演员闹革命,号召大伙烧了那本几千年的老剧本,现在这些主角要是敢挡路就一概推倒。马克思为龙套们许诺了光辉灿烂的未来,说大家可以自己写一部更精彩的剧本——共产主义!

张辉:邓式改革三十周年和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邓式改革30年来,以严重的社会分化为特征的经济腾飞是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现象,公民权利的初步成长、公民社会的初步培育、以及公民遭受压制是另一重要现象。本人曾先后写过"努力走向公民社会之一、之二和之三,对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路径进行初步的个人探索。现在,适逢"邓式改革"30周年的举国纪念时期,我就公民社会道路继续进行研究,写作这篇论文,当作系列文章的之四。

  以下分五个标题,对邓式改革和中国公民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分析。一,邓式改革与公民社会初萌,二,邓式改革与人权和公民权利,三,邓式改革与民间组织,四,邓式改革与社会治理结构变化,五,邓式改革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第一个问题,邓式改革与公民社会初萌

  今年是邓式改革30年,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取得重大进步的30年,其间的经验和教训不仅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对世界也是非常重要的。随着邓式改革的先期深入和后期停滞,改革已经造就了既得利益者和不得利益者,中国的权贵阶层已经基本形成,对邓式改革政策的评价只能说邓式改革是"百分之百的成绩"和"百分之百的失误",而用中共传统的"三七开"方法或"四六开"方法总结邓式改革已经不合适宜了。30年来,人们不仅看到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看到了还有很多远未解决原来存在问题,同时也认识到邓式改革中出现新问题并不是"马体西用"的邓式改革所能够解决的。

  刮风下雨,不仅是自然现象,在象征意义上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中国的邓式改革三十年,也是风风雨雨的三十年。邓式改革有未能解决的问题和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新有旧,长期积累下来,已经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重大威胁,如果这些问题处理失当将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在邓式改革的经验与教训面前,中国已经被引领到一个不得不重新选择道路的的十字路口,因此,在邓式改革30周年的时候,人们不仅要纪念它,也要祭奠它。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趋同过程中,都有相同的趋势,就是走向公民社会。这种趋势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将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重要。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科学发展、是不是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和谐社会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中国的和谐世界战略构想能否取得进展,这些问题都要放眼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大势和世界大潮去进行宏观的洞察。在回顾邓式改革30年风雨历程的时候,既要看到它对公民社会发展的积累,也要看到它对公民社会发展的阻碍,以期"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中国今后的道路选择提供有益的支撑。

  全世界都在讲公民社会,西方在讲,东方在在讲,连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在今年都说美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公民社会。那么,何谓公民社会?

  人权,是以两大国际人权公约为核心的各种国际人权公约普遍认可的人权,只要有了这样的人权,就是一个个有尊严的人;人权在社会交往中,就具体化为公民权,那些因为有人权而而具有公民尊严的人构成了社会,这个社会就叫公民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宪法》第三十五条为核心的中国式权利法案如果能够真正落实,那么中国人民就有基本的公民权利,就可以称呼每一个中国人为公民,那么,中国就可以被称为基本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这是公民社会的第一个含义。

  在公民社会的宪政框架之下,每一个公民,从总统到公司职员,再到街头乞丐,都具有平等的公民权和公民人格;并且,所有的法人公民,从政府到政党,再到  各种社会团体和企业,都和每一个普通公民一样具有平等的公民权和公民人格,不存在这个组织必然高于那个组织的局面,也不存在一个党天然地高于社会的局面;个人公民之间,法人公民之间,个人公民和法人公民之间,都有权力出现,这些权力是从公民权利中合法出让出来的,它们用于社会的公共管理,于是,从前叫"统治"的东西,现在就叫"治理";在公民社会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只有公民权力和职务的不同,没有公民地位的不同,这也有点类似于共产党人常说的话。这是公民社会的第二个含义。

  那些个人公民和法人公民为数众多,在公民社会中"微不足道"的,他们要想行驶自己的权利和权力,就需要组织起来,产生社会动员力,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参与到公民社会的社会治理中去。于是在公民社会里,自主的、成熟的、有社会责任心的并有独立利益诉求的各种政党和非政府组织数量充裕,形成公民社会社会治理的一个显著的外在特征。这是公民社会的第三个含义。

  这里先谈三个最重要的含义,当然,公民社会还有更多的含义。但是可以确定,公民社会首先是能够以法治来保证个人自由的民主社会,公民社会的权利单元必须是公民,同时,它的权力单元也是公民。当公民有了权利和权力的时候,他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才能是理所当然。

  全世界都在走向公民社会,这是人性的要求,这是自由的要求,这是历史大势,谁也改变不了。在走向公民社会的道路上,美欧式国家先行了百步,它们已经初步成为半成熟的公民社会;有更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只走了半步,还在犹豫不定,还在四顾找路;北朝鲜和古巴一类的完全独裁国家根本就还没有迈步,似乎不知道当今世界有这样一条道路。

  目前的中国还是党高于一切,领导一切,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党权依然在压制民权,虽经30年邓式改革,专制的形式有所改变,专制的基础有所松动,但党权代替民权的现状依然如故。宪法中关于民权条款虽然冠冕堂皇,但都不具备实际操作的意义,而关于党权的内容只在序言中,却有超越所有宪法条文的权威。因为如此一个情况,中国公民社会的发端与发展受到强权的压制与阻碍,正处于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而相当多的中国学者们关于公民社会的研究也只好蜷缩在"NGO(非赢利非政府组织)"研究领域,不敢迈雷池一步。

  毛泽东统治的时代是登峰造极的君权时代,只是穿上了党权的外衣,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状况属于糟糕透顶,连国家主席都没公民权,其他公民就不用说了。这种登峰造极的极权统治到了邓小平时代有所变化,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状况虽然有所反复,但是一直在反复中逐渐好转。比如现在如果在饭前酒后议论时政不会担心别人去告密了;再比如,人们相互谈话时辱骂党政领导人通常也不会被镣铐加身了;再比如,在刚刚进入邓小平时代的时候还有人因为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被判处死刑,但现在就好多了,异议人士叫得再凶,通常也是遭到生存打压,至多监禁几年而已,没有了生命之虞。这样的进步虽然说有点惨淡,但毕竟也是进步。当人们为这样的进步欢呼的同时,已经说明公民权利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初萌,但人们也应该时刻铭记,这样的进步与现代公民权利概念还相差甚远。

  30年来,中共当局每年都抗议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状况说三道四,不承认有任何人权和公民权问题的存在,但每年都重复一个陈词滥调,意思是说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状况已经有了十足的改观。这些声明里实际上都隐含着难圆其说的矛盾和无奈,党权压制公民权,党国压制民国,这样的状况毕竟没有改变,一个茁壮成长的公民社会毕竟还没有登陆东亚这个古国。但是,我们要善于迎接它,哪怕如飓风忽来。

  中国,在改变的东西正在悄悄改变,没有改变的东西始终没有改变。如果说邓式改革的30年来,中国在人权和公民权状况绝对倒退了,那就有失公允。但是,在邓小平对中国进行改革的同时,世界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相对整个世界的脚步来说,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状况并没有改善多少,也就是说和现代世界的差距并没有缩小,而是拉大了。做一个公民,我们尚未做好,在走向公民社会的道路中,我们肩负深沉,任重而道远。

  第二个问题,邓式改革与人权和公民权利

  公民,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从其产生来看,公民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和民主政治紧密相连的。在历史上,最早的具有制度性的民主政治,出现在古希腊的雅典和古罗马的城邦时期。欧洲中世纪时期,奴隶制的民主共和形式消失了,公民的概念也就不再使用。西方的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公民的概念被重新提出,各国宪法普遍地使用了公民的概念。从其性质上来看,公民具有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两个方面。公民的自然属性反映出公民首先是基于自然生理规律出生和存在的生命体。公民的法律属性是指公民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以一个国家的成员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应由国家法律加以规定。

  公民社会是美好的,但是公民社会是以公民权利的伸张为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也是一个公民构成的国家,应该是一个美好的公民国家。但是,有法律未必有法治,有宪法未必有宪政。中国大陆有没有公民?一些激进的朋友说没有公民,只有臣民、草民、愚民和暴民。其实,在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确实是缺少公民社会的迹象和特征,1958以前,有人权和公民权的就是中共的核心人物和部分民国遗老;然后到1966年之间,有人权和公民权的只有中共的核心人物了;再然后到1976年之间,有人权和公民权的就只剩下毛泽东一个人了;随着邓小平改革的启动和深入,有人权和公民权的人群范围又在逐步扩大…………

  在邓式改革的过程中,人权和公民权先是从毛泽东的遗体上恢复到中共部分核心人物身上;然后又逐渐扩散到中共部分政治精英身上;再然后随着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的推出,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逐渐由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共同分享,并垄断起来。目前的中国大陆以农民为最边缘,以城市为核心,城市又以党政人员为核心,党政人员又以中共中央为核心,中共中央又以9人政治局为核心,9人政治局又以1人为核心。中国的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以这些各层次的权力核心为躯干进行附着,并与分享其不同份额人权和公民权。当然,越到核心,所分享到的人权和公民权越多。

  距离中共内层核心距离越遥远的人群和阶层分享到的人权和公民权越少,这样一来,中国大陆不仅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精英形成了利益上的权贵阶层,而且人人权和公民权方面也形成了一个权贵阶层。这些权贵阶层压制在各层次的草根阶层之上,自以为中国人权和公民权状况很好,甚至宣称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状况好过美国5倍,而其实呢,是他们自己的人权和公民权状况好过西方5倍而已。用一种非制度化和非明文化的手段分割中国大陆十几亿人群,由精英垄断宪法所赋予的人权和公民权,更多的人被边缘化,形成中国的草根阶层,这就是邓式改革后中国大陆的权利分布,也是人权和公民权的现状。

  首先,财产权是公民权的一个最基本的内容,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具有维护自己私有财产不被侵犯的权利,这里的私有财产应该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是,这个权利从前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具有,邓式改革后就成了精英权贵阶层共同分享,而普通民众则缺少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邓式改革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财富迅速在少数人手里集中,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财富,也没有足够的保护自己财富的权利。城市工商业经过邓式改革,一部分产权还保留在官府手中,更多的则以各种手段和方式转移到精英权贵手中;农村经过邓式改革仅仅是解决了温饱问题,农业看不到出路,农村也看不到出路,农民更看不到出路,大多数农民除了体力、少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并没有更多的财富,和秦始皇以来的2000年并无实质的区别。所谓的中国大陆公民,绝大部分人最主要的财富就是房子,但是他们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房子,却连房子下的土地都不是自己的,从理论上和法理上来说,他们的房子住上几十年以后,将不属于自己。绝大多数中国公民的财富随时都有被精英权贵阶层依仗国家机器剥夺的危险,这种危险每一天都在降临在不同的中国公民身上。非法征地和非法拆迁,当然还有"合法征地"和"合法拆迁",等等,这些事情每一天都在制造血泪,就是因为中国公民没有足够的保护自己财产的权利,他们缺少基本的公民权。

  其次,思想信仰权和表达权是公民权的一个重要部分,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该具有思想的权利,都有选择不同信仰的权利,并且应该具有思想表达和信仰表达的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罢工、游行和示威,这些都是表达的权利。没有表达的权利,真相就是空的,思想信仰权就是空的,但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民恰恰就生活在谎言之中,他们的表达权恰恰就是空的。人们根本没有收看美国CNN的权利,却鼓噪人们去抵制CNN,这是毫无道理的愚民政策;媒体遭受核心权力的垄断,与核心利益相背的思想和言论一概不许表达,不仅章诒和等人的言论遭到封杀,连邓力群的言论也遭到封杀,而邓力群其人却是当初中共总书记的候选人之一;工厂被权贵剥夺了,不许工人表达,土地被权贵剥夺了,不许农民表达,房子被拆了,不许居民表达,孩子在地震中因为豆腐渣工程砸死了,不许家长表达愤怒,只许人家表达感恩,等等,这些人算哪国公民?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北京为此开辟了几个公园专供游行示威,但是最终结果很"和谐",也很可悲,喏大中国居然一片莺歌燕舞,没有一例游行示威事件,难道中国就"和谐"到任何不同表达都没有的程度?显然不是,事实上那些想去游行示威的人都被控制起来了。2008年的中国还发生了很多事情,天灾加人祸,我们的观念被抵制,我们的产品被抵制,我们的出国留学人员也遭到抵制,当我们质疑外界媒体对我们进行"不公正报道"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扪心自问,在自己的国家都无法获得真相,我们凭什么去苛责别人?连话都不许说"错"的国家值得世界尊重吗?没有真相,我们都在经历超乎想象的荒唐和无耻,但我们依然开不了眼。可悲!

  再次,选举权,包括代议权和全民公决权,这是公民权的核心部分,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该具有选举权,每个人都可以去投票,每个人都可以做为候选人去参加竞选,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但是,绝大多数大陆中国人没有参加过自由自主的选举,他们没有选举过自己的县长、市长和省长,更没有选举过自己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少数参加过选举的人大多是距离权力核心比较近的党政人员,况且他们也不是在参加自由自主的选举,而是投票内容和投票方式早就被领导打了招呼;更为要害的是,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候选人都是提前内定好了的,行政长官由中共各级党委事先决定,人大代表主要由中共各级组织部事先决定,政协委员主要由中共各级统战部事先决定,其他人和组织如果"乱来",一概按照"非组织活动"进行弹压;中国大陆的独立候选人本来就寥寥无几,但他们的下场大多都非常惨淡,姚立法先生因竞选人大代表长期遭到监视和骚扰,孙文广先生因竞选人大代表长期被当局当做异议分子和危险分子对待,张树斌先生因"预谋"竞选国家主席遭到劝阻和监视,陕西还有一位先生先期因"私自"参与竞选被查到"污点"劳动教养了三年,当然,这样的例子很多,不再一一赘述。西方人曾经提出过,不选举,不代议,就不纳税,因为没有选举就不是公民。我们老大中国,有几个人是真正的公民?

  然后,结社权、组党权、社会治理参与权,这是公民权的实质内容,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应该具有相互联系的权利,应该具有在联系中自主组织起来的权利,应该具有组织起来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但是,中国人民不具有自由自主组织社团和政党的权利,因为中共宪法规定一切都必须在中共的领导之下,那么,中国大陆就只能允许中共和中共所能容许的几个政党存在;那么,中国大陆的一切组织都只能在中共所能掌控的范围内存在,虽然也有一些假惺惺的"民间组织",但都不外乎中共的监视视野。为什么允许共产党人组党,而不允许别的公民组党?这在常识上都说不过去嘛!难以自圆其说的东西必然是强词夺理。众所周知,1998年,有很多异议人士企图成立中国民主党,到当局的管理部门递交名单进行依法登记,却被按图索骥抓了个遍;**功之所以遭到严酷镇压,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的半组织化程度使当局感到难以控制,然后立刻就由"众星捧月"状态变成了"过街老鼠"状态;其后,在中国大陆,一切公民自主组织化的趋势都被严格扼杀在萌芽状态,于是,异议人士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正常交往遭到了更加严酷的监视和干扰,甚至很多人变相地失去了行动自由;最近,北京一部分律师公开声明,北京90%的律师没有参加过律师协会的组织和选举工作,要求修改律师协会章程,并重新选举,也遭到了当局严厉的批评,并被指责为一群"不明真相"的律师,请问:在中国,如果律师都成了糊涂人,那还有明白人吗?公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共同表达利益和意愿,才能参加对权贵的集体谈判,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中国公民有几个能自由自主地组织起来?

  没有公民权利的公民是匪夷所思的,没有公民的公民社会是匪夷所思的,没有公民组织的公民社会也是匪夷所思的。做一个公民,我们尚未做好,在走向公民社会的道路中,我们肩负深沉,任重而道远。

  第三个问题,邓式改革与民间组织

  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虽然经历了数百年来的迅速发展,以至全球化特征急遽显现,但是,财富积累和资讯渠道依然有限,公民个人全面发展的水平也依然有限,那么,公民做为个人,其表达能力就必然是有限的,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也必然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公民权利即便在法理上非常充分,但是如果公民独自行使公民权利,社会发展状况尚不具备完全条件。在如此情况下,公民要想尽可能多地行使法理上的公民权利就必须相互联系,并组织起来,通过组织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以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争取更多的个人自由,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

  组织起来的权利是公民形成社会的权利,有了这样一个权利,才会出现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公民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才能形成公民社会。单个的公民只有组织起来, 才具有社会的意义。如果没有权利自由地组织起来,那公民就必然成了草民,因为"公民"这个概念就是一个社会概念。

  2008年5月12日,中国发生了一场举世罕见的大地震,财毁人亡,损失惨烈。大地震发生后,当局全力以赴,民间也积极介入,一切都为生命让路,当局成为救灾主力,而民间力量也自发地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很多民间组织与志愿者也在第一时间动员起来,短期内就集中了上千个民间组织的成员以及上万名志愿者。各路大军涌向灾区,或进入灾区探寻生还者,或协助指挥交通,或照顾伤残灾民。但纷沓而至的民间组织与志愿者使当局猝不及防,在协调各方救灾力量方面当局立显局促之态。于是,救灾史上极其荒唐的一幕出现了,一方面是千百万难民几个星期没人救助,另一方面是大批民间组织和志愿者被当局劝阻,四川省当局曾要求不要前往灾区。当然,冠冕堂皇的理由总是有的:比如,道路狭窄,志愿者的车辆大量涌入,使救灾交通更加混乱,志愿者的饮食供应给灾区平添了许多负担,等等。当然,有一些民间组织在救灾过程中不按照当局的统一安排而自行活动,遭到了一定的打压,也有一些志愿者私自披露灾区里不该被披露的情况,而遭到拘捕。这是另外的话。

  在突如其来的事件面前,长期被压抑的民间力量突然爆发,这些民间力量表面上是积极参与救灾,潜意识里或者明确的意识里还有透露出一种要求,就是要求参与社会治理,要求对当局进行公民监督。但是,当局固有的意识形态本性未泯,又受到体制内顽固势力阻挠和传统规则的束缚,对纯粹的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始终保持"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当局没有勇气也没有技巧去驾御这些突然涌现的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因为民间组织和志愿者是"潘多拉魔盒里"暗藏的"公民权利妖魔".所以,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在灾区的遭遇就是要么屈从,要么接受招安,要么被打压,这和目前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是相一致的。

  邓式改革30年来,面对外部世界的人权和公民权诘问,总是习惯于用"中国特色"来搪塞。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哪里都有地大物博现象,哪里都有人口众多的现象,哪里都有历史积淀沉重的事实,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特色"的表象,本身并不能算是中国特色,真正的"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党天下"特色。因为是"党天下",所以,脱离中共的政党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同样,脱离中共的任何社团组织也都是不允许存在的。根据中共的《结社法》,要成立一个公民组织,就要经过民政机关的批准,而不是按照世界通例进行备案,这是其一;要想成立一个公民组织,必须要有一个先在的合法机构的领导,这个先在的机构当然是党政部门,而党政部门必然要接受中共的一元化领导,这是其二。

  据民政部的最新统计,截止2007 年6 月底, 全国各类民间组织为35.7 万个, 其中社会团体19.4 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6.2 万个; 基金会1193 个。据清华大学民间组织研究所的估计则在200 万至270 万之间。官方的统计和研究机构的统计差别如此之大,原因主要就是社团登记批准的门槛过高,一些民间兴趣性社团因为主动回避参与政治诉求,而不被当局打压,于是就选择了不参加登记批准。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在"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之外,中国目前至少存在着以下10 类"法外"民间组织:(1)工商注册的非营利组织;(2)城市社区基层组织;(3)单位挂靠社团;(4)农村社区发展组织;(5) 农民经济合作组织;(6)农村社区的其他公益或互助组织;(7)海外在华资助组织(8)海外在华项目组织;(9)海外在华商会、行业协会; (10)宗教社团。

  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相对于外部世界,我们太落后了。日本平均400人、美国平均不到200人、英国平均100人就拥有一个民间组织,而中国平均4000人才有一个民间组织,即使将未获得法律合法性的草根组织也纳入,也平均约2000人一个才拥有一个民间组织。2005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达2,600亿美元,占GDP的2.1%,人均捐款833美元;而中国同期慈善团体接受社会捐赠资金28.9亿元人民币,仅占GDP的0.015%,人均捐款仅2元人民币。横向比较来看,我们能看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的民间组织处在快速生长但仍相当不足的阶段,另一方面,这些民间组织几乎都不是自由自主的,而是遭受权力挟持的。

  表面上看,邓式改革30年来的民间组织蓬勃发展,各种协会、学会、笔会,等等,遍地开花,但其实无不尽入中共"囊中".即便以上10类"法外"民间组织,表面上看是没有去登记批准,但几乎都不是"自行"成立的,都在中共的领导之下,是在一种政治潜规则下进行"合法"生存。专制体制下,"合法"与"法外"的根本区别是对统治者的态度,屈从了,就什么都"合法".如果有人幼稚地看见一些"法外"组织的存在,就去自行成立和公民权利有关组织,那就等着当局给你好脸色看吧!邓式改革是当局主导型改革,其目标之一是以国家的繁荣来提升当局的合法性。因此,民间组织并非是完全独立于当局之外并与当局平等博弈的公民社会性质的民间组织,而是在当局的掌控之内。对当局而言,既需要民间组织作为一种辅助力量来提供公共物品,又要努力削弱民间组织的对抗性以维护政局的稳定。

  中国的民间组织是典型的当局主导型民间组织,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而其中,官性是主要的,民性是次要的。它们都还不能准确地被称为民间组织,但是,为了和党政机关进行名称上的区分,也只能这样称呼了。中国的民间组织绝大多数由当局创建,并受当局的主导,尤其是那些经过合法登记的有重要影响的民间组织,如各种行业组织、同业组织、研究团体、利益团体等。虽然中共党政部门力图增大民间组织的自主性,屡屡发布文件,规定党政权力部门现职领导人不得担任各种民间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领导职务,但是当局对民间组织的主导始终是中国公民社会的显著特点。

  正在形成之中的中国民间组织正在形成之中,具有某些过渡性特征。与西方国家的民间组织相比,中国的民间组织还很不成熟,民间组织的一些典型特征如自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等还不十分明显。中国绝大多数民间组织,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成长起来的,无论其结构还是功能都还没有定型。民间组织的这种过渡性,是与整个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轨时期这种宏观背景相一致的,是社会转轨过程在民间组织中的具体体现。如果说民间组织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与社会的强势力量形成平衡,以保护普通公民的权利,那么弱势群体的自主组织显然应该是更加活跃的,但目前民间组织在弱势代言上表现力较弱,不足以赋权公民。

  从中国民间组织自身来看,良莠难分、管理失范、方向不明,"合法"与"非法"并存、与当局合作的与抵制的并存、体制内的与体制外的并存、营利的与非营利的并存、有形的与无形的并存。这些问题都与当局对民间组织的控制和选择性培育有关,其结果必然导致中国民间组织的畸形发育。确实有一些党政官员对民间组织至今仍缺乏正确认识,他们或者还没有看到相对独立的民间组织正在中国迅速崛起,或者认为民间组织是西方的"舶来品",或者把民间组织看成是抵制或对抗当局的异己力量,或者看到民间组织在苏东剧变和东欧"颜色革命"中的反政府作用而感到十分害怕,或者把民间组织简单地当作是政府部门的附属单位。同时,也有一些公民因为没有接受良好的公民教育,认识不到民间组织对维护自身权益的必要性,出于传统恐惧而拒绝参与任何民间组织和非政府活动。公民的政治参与和集体行动是体现公民参与更为核心的方面。公民社会指数研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如果问一个人是不是参加过给报社写信、在请愿书签名、参加抗议示威游行等活动,大部分会回答:"没有参加过",同时很多人会非常紧张地解释,自己是一个良民,怎么会干那种事情?

  尽管民间组织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它们甚至经常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表现出一种负面的影响,然而,必须承认,它们对于中国也是一支积极的力量,起码对公民权利的唤醒有暗示作用,并为今后公民社会的继续发展积累有益的经验。大多数民间组织都有着与党政部门合作的强烈愿望,同时它们也有维护公民利益的天然倾向。中国目前的民间组织对于当局而言恰如一把双刃剑,当局的政策和行为得当,就容易赢得民间组织更多合作;反之,民间组织与当局的合作就很困难,甚至会走到当局的对立面。同时还必须看到,中国目前的民间组织对中国人民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中国目前的民间组织的"官性"十足,所以,当公民个人不善于利用民间组织的时候,中国民间组织就容易"进化"为被当局伤害公民的帮凶;而当公民个人善于运用民间组织的时候,民间组织则容易"退化"为公民的有益助手。

  关于民间组织的相关法律、政策较长时间以来一直广受争议,却迟迟并未改变。究其根源,法律、政策的规定其实只是一种表现形式问题,问题的本质是现有的"党天下"制度是否足以容纳公民的自由权利。如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愈渐遇到的制度困境一样,民间组织的发展说到底也面对着政治架构的开放度问题。可以看到,宪法规定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各种公民权利,都是目前政府审批和法律严格限制的领域。那么,当局为什么担心公民自由,比如结社权利呢?因为担心引起社会不稳定,一方面担心社会冲突引发群体暴动,另一方面担心出现政治组织引发颜色革命。对于前者,社会秩序其实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公民自由比较充分、民间组织发达的国家,协调秩序与自由的方法就是法治。例如,游行是公民权利,但是践踏草坪可能是违法的,打砸抢肯定是违法的;公民结社是自由的,但是行骗、贪污公共资源,任何人都是不行的,社团也同样不行。

  一党独大,众小相随,一大并众小,这就是中国民间组织的现状。概括中国民间组织的特征,可以用四句话来形容:数量在增加,总量尚不够;总量在增加,质量尚不够;收费在增加,服务尚不够:"官性"在增加,"民性"尚不够。

  第四个问题,邓式改革与社会治理结构变化

  人类有史以来的文明大多数都是"统治"带来的文明,社会管理在更多的时候,是以"统治"为特征,因为人类有史以来的社会大多数都是统治者和管理者压制一切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没有公民,只有草民、臣民、子民、愚民和刁民,在现代专制社会里,他们又叫人民群众,或者叫"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适当的时候,他们也叫"眼睛雪亮的人民群众".

  但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文明除了臣民社会,还有一种社会形态,叫做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里,公民是有权利的,他们依不同的文明程度,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去。古希腊的公民社会虽然把奴隶和战俘排除在外,但毕竟有过很长时间的公民社会,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走向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里,社会管理在更多的时候淡化了统治色彩,而以治理为特征。治理,古已有之,人们的理论总是滞后。

  关于治理,各国学者有不同的论述。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并在该报告中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事实上,治理意味着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管理者、建设者和反对者中既包含有公共机构,也有私人机构。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构建起一个不同以往的全新的公共管理平台,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形成以政府和民间都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结构,是政治领域也是社会各领域改革的重要课题。说得明白点,治理就是在承认所有成员都有"共同生存"的权利的前提下,所有成员之间通过参与和互动找出保证所有成员共同生存的方法,如果借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说法,治理就是共有、共治、共享,这就是现代治理的基本含义。

  治理是对单一管理否定,是在承认不同主体共存的基础上的共同协调,是共和精神的另一种语言表述。毫无疑问,"党天下"的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之前,社会没有多元化之前,社会的治理特征是不可能大量存在的,更多的只能是统治,只能是"党国"力量对整个社会的全面覆盖,其实这正是治理和统治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现代治理是和公民社会成长相辅相成的。

  中国,邓式改革30年来,已经进行了一些制度变革,而且随时都面临着更深刻的制度变革,制度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社会管理方式从统治向治理的转型。这种转型不论是否出于当局的自愿,它每一天都在积累着,迫近着。是官进民退,还是民进官退,这是统治向治理转型的外在现象和实质内容。这个问题说白了,就是把中国大陆的统治者关在笼子里,用宪政进行驯服,以促使被压抑的公民权利继续伸张,直至各方利益达到基本的平衡,从而实现起码的社会公正。也就是说,正面临的中国治理改进主要表现在当局的缩权和民间组织成长方面,当然,无论是哪一方面,都会对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是有所促进的。

  公共选择理论将政府视为一个"经济人",认为政府制定和实施政策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专制政府和权贵政府更加符合这一理论。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政府,都以稳固政权作为第一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会运用多种手段,但其中以发展经济改善大众福利水平无疑是最持久有效的手段之一。邓式改革开启之后,大陆当局一直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而国外经验和中国实践也表明,放松管制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但放松管制的限度在于不危及政权的稳定。于是,大陆当局在力所不及的时候,也选择性地培育一些半官半民的民间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于是就出现了以"党天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萌芽。

  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专制政府必然会根据各类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服务的种类对它们实施分类控制,中国大陆当局由于奠基于"党天下"基础之上,使这种"控制愿望"成为可能。当局的强势地位使之可以有选择地培育民间组织,而非赋予民间组织以同等发展的机会。于是,哪些人能够分享权力,能够行使公民权利,能够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这不是人们自己说了算,而是由当局说了算。在专制体制下,根据政治风险和社会经济效益之间的交叉关系,当局将民间组织分为四类:1、高风险高收益,如工会;2、高风险低收益,如异议团体和政党组织;3、低风险高收益,如商会和基金会;4、低风险低收益,如草根NGO和兴趣组织。在这四类民间组织中,商会无疑是当局的首要培育对象,而且,也只有配合当局的商会才是当局的培育目标,当然,其他民间组织只要和当局配合,当局也会把它当作亲儿子,而不会当做干儿子来迫害。是亲儿子,还是干儿子,这是问题的要害。

  邓式改革30年来,在各类民间组织中,商会发展最为显著。从数量上看,截止2005年底,全国各级行业性社会团体和商会已达53000余个,超过专业性、学术性、联合性社团而成为我国第一大类社团。与工会、妇联和共青团这些还在中共体制内的组织相比,商会有着相对的民间性和自主性;与草根组织和异议团体相比,商会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合法性。但是,当局的选择性培育使商会获得更多的合法性的同时,并没有使商会产生更高程度的自主能力,也没有使商会产生更多的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商会成了当局的附庸,有时候甚至成了帮凶,它们扮演了一个多数情况下遭受公民鄙夷的"二政府"角色。商会如此,承受当局眷顾的协会、学会和基金会,等等,无不如此。

  因为"二政府"的本色,这些年来,大多数民营企业在分享各种商会和协会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也都遭受来自他们的不法侵犯。民间组织成了当局和官僚收拢民间财富的中介,有点类似于为地主收租子的"狗腿子".比如,私营工商业协会号称是最大的民间组织之一,很善于和权力配合,它们每年强行收取会费成了弱小企业的一个重要负担;再比如,私营企业工会,每年强行收取的会费,也是民营企业的一个重要负担;又比如,最近暴露出来的消息,说北京律师协会每年收取的会费就有好几千万之巨。当然,批发各种各样的牌子进行收费,里面猫腻就更多了,一块"诚信企业"的牌子值很多钱,年年批发。这些钱不交行吗?根据我的经历,不交是不行的,如果不交,正常营业的手续当局不给年检,或者当局会用别的法子折腾的。收来的费用那里去了呢?当然一部分是被协会和当局瓜分了,另一部分是被协会和官僚瓜分了,有钱大家一起抢,这是公开的秘密。

  当局的选择性培育使商会成为一个强势的民间组织,但商会又是一个自利性的。因此,在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中,商会的组织化和强势地位使之有能力侵犯自己成员的利益,同时也会使之侵犯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组织价格同盟,侵犯雇员权利,损害公共利益,这一切都是人们对中国特色的民间组织稍有希望之后又产生了极端厌恶情绪。商会将自己与当局的关系定位为一种合作关系或补充关系,而非一种博弈关系。商会的负责人大多声称自己是协助当局工作,更多的是期望获得当局的理解和支持。当然了,人们也早已看到他们协助当局多,协助会员少,协助公民更少。

  不过,也应当客观地看到,大量民间组织促进民主政治,推动经济发展,有利社会团结的例子,希望工程、春蕾计划、幸福工程、微笑列车、新长城计划等众多公益项目,里面都有民间组织的活跃的身影。他们通过积极反映民众诉求,动员社会资源向农村和偏远地区流动,向贫困群体流动,以帮助那些最困难的人获得生存和学习发展的机会。在社会倡导方面,民间环保组织走在前列,自然之友、地球村等民间组织在保护生态环境、建设节约型社会等领域,积极倡导新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作用显著。近年来,社区维权、集体建房运动、参与式公益等公民的集体行动越来越频繁,形式也越来越成熟,公民有序的治理参与受到社会各方积极关注。

  公民的治理参与和集体行动是体现公民权利更为核心的方面,也是社会管理由统治转化为治理的重要内容。一个理想形态的公民社会是政府与社会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和平共处、互相制约、互相妥协,多者互为一体,实现动态均衡发展。只有社会组织之间的全面而均衡的发展,才能形成一个完整而健全的公民社会。建设民主政治,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民间组织发展,这已是共识。但社会组织能否全面、均衡并健康地发展,关键在于制度。有一种制度能够容忍公民权利的伸张,能够容忍各种社会力量(包括反对力量)的在社会治理中积极作用,这种制度能够实现社会治理的良性循环;还有一种制度,就是"家天下"和"党天下"的专制制度,它惧怕公民权利的伸张,惧怕社会组织超越专制的动员力,这种制度只能在统治的更替中恶性循环。中国的管理事物,如果要从统治到治理进行转型,别的办法没有,只能是破除一党专制,实现以公民政治为基础的多党政治。

  第五个问题,邓式改革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邓式改革30年来,从整体上说,粗略地经历了改革的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完成了一个类似自然气候的完整循环。1984年之前,算是欣欣向荣的春天,除了极少数"反革命",似乎一切都被改革激发了活力,到处都在孕育着希望;1984年-1989年,算是烈日炎炎的夏天,似乎一切都在燃烧,物价在燃烧,投资在燃烧,官倒和贪污也在燃烧;1989年-2002年,算是硕果累累的秋天,虽然有一些人多收了三五斗,但大多数人都能安心消费自己斗里的粮食,似乎盛世已经来了,但寒气已经开始浸染人们的生活了;2002年-2008年,算是寒风袭人的冬天,一切大的改革措施都停滞了,好象是动物去冬眠了,不敢出来,只怕冻死,同时,一个围绕党政核心运转的既得利益者阶层形成了,更多的人堕入了失望之中,形成了不得利益者阶层。

  有什么样的利益需要,就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改革模式。在我的语言模式里,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叫邓式改革,因为它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党内精英启动的,一开始别人根本不能参与改革政策的制定,而后来则是由权贵集团来共同参与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作为中国政治结构中最有力甚至是唯一的政治投票者,官僚权贵集团选择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这样的一场改革,根本不具备现代社会治理的意义,它完全把广大公民屏蔽在改革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之外,而最终也必然把广大公民的利益屏蔽在改革之外。这也是改革在"党天下"进行的必然的起因与后果。

  以党政核心为核心的官僚权贵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始终是中国改革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一点不仅决定了中国改革的路径,也决定了邓式改革的分配及其后果。不论初衷多么美好,不论口号多么激扬,一党专制的政治模式所造就的邓式改革必然以政府利益为形象包装,达到官僚权贵利益最大化的实质后果。而邓式改革至今的贫富分化现状也正好能够证明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少数人已经在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悄地利用权力掌握了整个国家的大多数财富。当GDP在快速发展,并被当局津津乐道的时候,一个残酷的事实是,GDP的1/4供养着99%的人口,而GDP的1/3的GDP却被仅仅1%的人口所占有,500个党家族所垄断的财富早已超越了中外历史上的吸血鬼。既得利益者阶层已经把不得利益者阶层远远抛在社会发展的后面。

  从毛泽东的"党天下"到邓小平的"党天下",以前主要被用来分配社会等级的政治权力,现在变成了分配社会财富,"党天下"本身并没有多少改变。所以,有人说:"在中国,没有分配,只有分赃".邓式改革经过30年的漫长跋涉,改革正在沦为少数人的分赃活动。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赃结构之外的庞大人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抛离于游戏之外,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被改革的游戏淘汰出局。权力核心外围聚集的大多数人,原来以为小康真的快来了,现在却又突然发现,自己还是在为温饱而努力。大学生们找不到工作,失业工人在领取"低保",拆迁户在寻找住处,农民……。于是,当局发言人就敢说:生存权,饿过才知道人权。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中国人民永远都会为温饱而挣扎,永远都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权和公民权。

  在官僚权贵经济以消耗性速度向前疾驰的并赢得阵阵掌声的时候,它的另外一面则可能是:末路狂奔,因为经济的畸形发展已经从各方面悄悄撕裂了这个国家。对改革后果的不满情绪在大部分人中间迅速蔓延,虽然他们经常能够表达出来的并不是反对改革,也不是变革改革路线。但是很显然,人们对改革的感受与理解趋于现实和复杂。在中国GDP完美保持前30年增长姿态的同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发散性的方式开始蔓延。严重的失业、让人气馁的贫富分化、完全失控的腐败、农民的绝对贫困化如此等等,都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阴影。邓小平启动改革的时候说过,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可以宣布:改革完蛋了,必须对改革进行改革。

  作为一个亲历过长期落后的中国老人,邓小平对经济增长有着超乎寻常的迫切心情,与其他价值相比,经济增长在邓小平那里是一个重要价值,同时,作为一个信念执着共产党老人,维护中共的统治在邓小平那里又是一个重要价值。在邓看来,只要能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只要能维持中共的长期统治,其他都不重要。公民权利,党政分家,政治改革,这些都要为他的两个重要价值让步。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邓小平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彻底断绝了用政治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念头。说白了,这还是延续中国几千年来的"牧民"思想,用一些极端异议人士的话来说,当局根本就不是为人服务,而是在喂猪。而今日中国摆在人们面前的事实也正是这样,拆除那些遮蔽我们目光的时代景观,将互联网、私人汽车、豪华别墅和高速公路等时代标志从我们眼前挪开的时候,一个旧式的官僚王朝就会赫然出现在眼前。

  邓式改革改革已经失败了,它造就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分裂,经济权利分裂了,文化权利分裂了,政治权利分裂了,分裂的结果就是一个占有财富众多的权贵集团,他们在继续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压榨人数众多的草根阶级。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内消除,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加以改良,在于目前的这种制度是不是本身就是制造社会问题的根源。少数人制度性地占据的权利超越多数人,这都是由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不均衡引起的,说到底就是政治制度问题。制度,政治体制不变革,已经不行了。

  培育具有充分权利和责任意识的公民,几乎从来就不是中共当局的事情,相反,公民权利和民间组织经常被视为对政治垄断的一种威胁。但不幸的是,这种公民权利和组织恰恰是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基础。

  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值得再次强调,经过邓式改革后的中共本身,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政党,虽然它的党员数量庞大,但几乎没人信仰共产主义了,它的任何政策制定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中共,已经成了一个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包装的权贵政党,这个党的核心本身就是权贵核心。当一个政党被权贵集团绑架的时候,它的政治理想就死了,当一个制度被权贵集团绑架的时候,它的活力和改革动力就没有了。这就是2002年以来,中共的邓式改革没有推出任何重大举措的根本原因,邓式改革到了这一步,权贵利益大到不能再大,草根利益小到不能再小,一旦推出新的重大改革举措,就必然会影响到权贵集团的利益。在这样的条件下,指望中共通过进一步改革来提升公民权利并扩张公民社会,已经是非常危险了。

  邓式改革30年后,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僵化的舞台,在这个既定的制度舞台上,中共领袖可能已经做到最好了,尽管我的一些文字中不乏对他们的尖锐讥讽,但我依然承认,他们也只能这样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们无力改变这个舞台本身。他们只能在这个体制中,尽可能的利用这个体制所赋予他们的全部资源,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不至于突然减速和停摆。江泽民、李鹏、朱溶基、胡锦涛和温家宝,等等,新一代领导人越来越浓厚的技术官僚色彩。一个不断制造社会问题的制度正在不由分说地剥夺中共领导人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改革的方向盘已经易手。2008年,中共领导人就想演戏一样到处去"救火",从他们疲于奔命的状态就可以想见了,缰绳已经不在他们手中。他们在前台表演,后台的权贵集团操纵着中国的走向,并形成一种貌似不可更改的惯性。

  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亲民秀"和"救火秀"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喝彩,但是,如果企图用领袖们个人的全局视野以及卓越能力,来解决中国大陆复杂的利益冲突,这绝对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制度的效力比领袖的奇禀异赋要可靠得多。问题还不止于此,中国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这个谁都知道了,问题是怎么去改变这个制度。邓式改革在早期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量已经成为几代理想主义者的灰色记忆,被尘封于历史的角落之中,生锈、发霉。改革死了,中国人民将何去何从?

  问题到了这里,人们就会发生另一个疑问,这个制度糟糕到如此程度,难道就能维持下去,难道不会立刻垮台吗?本人今年夏天路过南京的时候,拜访了一位老友,他是前中共体制内的官员,现已退休。和他聊到局势的时候,他说:目前的当局是历史上最反动的统治者;他又说:他只做理论研究,并不急于鼓动更换这个最反动的统治者,因为社会发生变革以后,他的财政退休金可能会失去保证。这一次谈话结束后,我深深地意识到了一个政权的稳定,并不象当初中共灌输给我的那样,是依靠最广大的群众的支持,当权贵集团本身能够团结稳定以后,这个政权就有可能得到一定的稳定。连最鄙视这个政权的人都不愿意更换这个政权,这就是人性之恶面的力量,这就是利益的力量,这就是权贵的力量,也就是学界所说的惯性的力量。

  但是,越僵化的体制,越容易出现不可预测的变局,越独裁的政权,越难以琢磨其后果。乌龟壳子捂得越紧,缺口有时候也越容易出现,现在的体制只要打开一点缺口,它就完蛋了,这一点,很多明智人士都能看得出来。权贵之所以能形成利益集团,就是因为他们相互产生联系,但这些联系也会发生变化。利益既然会使他们凝聚在一起,也就会使他们分化,并产生争夺。而这时候,他们谁也无从在中国政治舞台独自表演,于是,就要依靠民间的反对派,就要从民间的反对派里汲取新的血液,于是,社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的时候,就是以宪政为前提的公民社会来临的时候。权贵集团是这样,中共当然也是这样。

  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不能指望统治者良心发现,也不能指望"稳定"前行,必须依靠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其中反对派的振作是最重要的和最关键的。中国的变局有一种可能是政变,有一种可能是街头运动中反对派取得政权,还有一种可能是反对派振作以后与当局形成妥协,从而开辟走向公民社会的道路。说一千,道一万,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反对派通过某种方式振作,这个太重要了。在反对派振作起来之前,大陆政局很难有大的变动的,即便政局发生了变动,但制度本身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扭转。苏东巨变,里面就有成熟的反对派成熟在先。反对派振作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你自己不振作,没人会找你对话,这就是政治。

  独裁在坚持,反对也应该坚持,这里面就凸显了反对派的责任。独裁坚持到一定程度,随着危机的逐步降临,它总有一天顶不住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甚至自然灾害带来的危机,它都有可能顶不住。既然独裁当局随时都有可能顶不住压力,所以目前应该做的是压力的积累,以使反对派更加成熟。在后极权时代,反对派表面上是少数派,其实随时都有可能转化成多数派,现代愤青一类人,不管谁能占领主流表达渠道,他们都觉得有道理。所以反对派没什么理亏的,应该挺起腰板,振作起来,通过自我的振作和强大促使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时刻准备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邓式改革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对的历史,它最初表现为中共体制内改革派对保守派的持续反对,没有这些反对,根本不会有什么改革。现在,经过改革后的权贵化进程,中共体制内部的意识形态派别已经淡化,不管什么派都成了维护共同利益的一个大的权贵派,也就是权贵集团。如果说未来中国的制度变革还要从反对开始,那么,反对就应该是从每一个想做公民的人开始,反对就应该从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开始。人们应该记住,这不是一个公民社会,如果你想做一个公民,那你就要从反对开始。人们应该记住,只有争取到反对的权利,参与建设才是可行的责任。

  2008年,中国人民多灾多难。西藏抗议事件证明了我们民族大团结的和谐宣传是虚假的;汶川大地震证明了中国民间社会有崛起的积极愿望;瓮安起义证明了这个政权在民间的合法性已经丧失了很多;毒奶粉事件证明了权贵集团的专制统治不仅妨碍到异议人士的生活,而且已经危害到平常人的生活;奥运会的举办证明了专制体制做一件大事必须对民众进行全面防范;那么这时候,一个历史的机会可能就快来临了。历史的机会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可能,机会之所以是机会,正是因为它千载难逢。现在,历史已经把机会交给了中国的反对派。现代政治更多地表现为表达冲突和表达较量,选择屈从和暴力都不是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捷径,那么,以非暴力为特征的反对派,就任重而道远了。

  以反对的精神,走建设的道路,做一个光荣的反对派。如果你自己身体力行地去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那你就是一个反对派;如果你要唤醒别人去做一个现代公民,那你就是一个反对派。爱护这个国家,就要先爱护自己,先关注自己的人权和公民权,勇敢地向一切危害我们自己的势力表示我们应有的反对;爱护这个国家就要爱护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公民,向危害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发展的一切势力表示我们的应有的反对。

  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中华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希望我们的祖国能够尽快实现社会的和平转型,并且能够非常安全地实现和平转型。我们都应该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做一个有权利也能尽到责任的公民,做一个因为有人权而有尊严的人。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尊严,我们的祖国才是有尊严的。

谢盛友:中国人为什么蹲着?

  坐卧站躺,中国人和欧洲人没有什么区别。"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意思就是站着要像松那样挺拔,坐着要像座钟那样端正,行走要像风那样快而有力。

  为什么欧洲人不懂得蹲。中国人城内乡下干什么的,都有蹲着的。摆摊买卖,蹲着;谈古论今,蹲着;下棋聊天,蹲着;切菜做饭,蹲着;找工等人,蹲着。

  所谓蹲着,就是像猴子坐着的样子,猴子坐着屁股着地,而人蹲着屁股不着地。

  我不知道,你所在国家的人是否蹲着,是否懂得蹲着,是否有蹲功,我只知道德国人不会蹲着,欧洲人好像没有什么蹲功。蹲着,中国人一大特色?未必!我儿子在德国出生长大,我们会蹲,懂蹲,可他没有一点点的蹲功。德国没有"蹲"的环境。

  一蹲,因为穷。贫穷落后,在家或在外缺少就坐的条件,直接坐地上又会弄脏衣服,只好委曲蹲着了。人蹲着时间久了,就成为自然,自然以后就成为习惯,成为习惯了以后就很难改。我岳父山东人,他很有蹲功,哪怕改革开放后,家居条件好了,有沙发,看他高兴时蹲着,不高兴时也是蹲着。不高兴时蹲着皱眉头;高兴时蹲在沙发上吃面条。蹲着是否比坐着舒服,很难说,因为舒服或束缚,都是个人的主观感觉,别人无法替你感觉。

  还是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在南宁参加与德国金属公司的引进设备谈判,当时的项目领导人冶炼室主任老杨和我(因为我是翻译)住在星级宾馆,其他的同事级别不够,所以住在招待所。每天早上老杨起床第一件事是到招待所如厕。

  老杨:"小谢,我要到招待所办公事,坐便拉不出来,一定要蹲便。"

  "你是办私事,如厕说成办公事的典故来源于王怀庆。"我跟老杨说北洋将军王怀庆的故事。王怀庆生平喜好马桶,常坐在马桶上办公,人称"马桶将军"。

  南方海南岛人也很有蹲功,谁都是在外头蹲着干活,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父老乡亲个个喜欢蹲着,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今天他们家里还没有一张工作台。淘米,蹲着;煮饭,蹲着;切菜,蹲着。哪怕是现在过年,堂哥还是用竹匾放在地上,在竹匾上放着砧板,在砧板放着鸡,然后蹲着切鸡。

  二蹲,因为懒。在家乡干活时,懒汉经常没事就偷懒,不在田地里干活,往往到田埂上蹲着,拿着一把锄头蹲着,装成干活的样子。人蹲久了就会变懒惰,因为蹲久了猛地站起来,便会感头晕眼黑,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大脑暂时贫血造成的。当人蹲着时,腰和腿都是曲折的,血液不能上下畅通。如果此时猛地站起来,血液便快速往下流去,造成上身局部缺血,但脑子和眼睛对氧气和养料的要求特别严格,来不得半点松懈,短暂的供应不足,也会使它们的工作发生故障,因而会有眼前发黑、天旋地转的感觉。如果本身身体就虚弱,情况会更严重些。所以,人们蹲着的时候觉得舒服,好不容易蹲下来,干脆蹲久一点,久而久之,人慢慢地变成懒惰汉。人蹲着就是屈服现实条件,固步自封,逼迫自己被动,不喜欢改革创新,不求进步。

  蹲其实是被动的忍耐。中国人的忍耐力没有变。忍耐 (endure)是指"把感情按住不让表现。"忍耐是文化与环境的结果,是我们中国人心理状态的一部分。我们中国人口稠密,经济有压力,迫使中国人无盘旋的余地,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家族,过去四世同堂,一大群人朝夕相处,不忍耐,行否?!所以,中国人的相互容忍是世世代代训练出来的。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远超过西方人。忍让不同于忍耐。忍让包涵某种程度上权利的让与,忍让包括客观的容忍和主观的退让。所以,我认为,忍让就是西方人讲的宽容。宽容,在英语里叫 tolerance,在德语里叫 Toleranz.它源自拉丁语的 tolerare,原来是"忍受或忍耐"的意思, 但更广的意义 是"养育、承受和保护"。

  蹲唯一一个好处就是某些医生的说法。据说蹲着如厕对便秘、痔疮、大肠憩室以及泌尿器官都有好处。有些医生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要多蹲少坐,那将是对自己各个脏器最好的锻炼。蹲着,使腹部、腿部、臀部得到最大限度的挤压,可以减少脂肪赘肉;蹲比坐更能消耗热量,可以有效减肥;人在蹲着时,心肺血流相对充分,从而减少冠心病、肺气肿的发生率、高血压的发病率。在蹲的状态下,膈肌上抬,站起来横膈下降,加大胸腔和肺的活动范围,肺活量因此增加。更有专家认为,女性长寿是蹲着如厕。人类在探索长寿的奥秘时,发现长寿总是青睐女性,这与女性比男性更多地采用蹲位有关。以如厕方式为例,女人比男人每天多蹲12分钟。女性平时的家务劳动也多为蹲姿。

  三蹲,因为散。所谓散就是任意随便。人一旦懒惰以后,就有闲工夫,闲人无所事事,待业等工作,站着累了,蹲起来;游玩累了就蹲下去。

  四蹲,因为漫。所谓漫就是不守纪律。蹲就是穷懒闲散的标志,所以蹲功不是功,蹲姿上不了大雅之堂。据说华人在新加坡,你不可以在比较繁华的街头蹲着,否则警察会把你带走。因为英国白人在自己的国度里完全没有蹲的现象,他们要求世人都应该和他们一样,不能蹲着,否则就是没素质。

  我研究中国人为什么不排队的同时,想到蹲。好友周匀之(前星岛日报总编)说:"中国人在美国排队,在欧洲排队,到香港也排队,但中国人在中国就不排队了。"

  我认为,老老实实排队,依序前进,是了不起的法治文明。

  正好相反,中国人在美国不蹲着,在欧洲不蹲着,到香港新加坡也不蹲着,但中国人在中国就蹲着。

  蹲着,为什么呢?

  写于2009年1月29日,德国班贝克

2009年1月30日 星期五

茅于轼: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

  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并不是均匀地分配给每一个人的。20年以来,由于各人能力、机遇、努力的不同,也由于各人接近权力的程度不同,不知不觉之中社会结构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主导着社会演变方向,支配各种资源的人与20年前相比已整个地换了一批。也许我们每个人回想一下自己,看看邻居以及亲朋好友中的变化,能更真切地体会这种变化的真实性。

  这个不声不响的变化还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它将导致什么后果,这是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在关心的。社会学家将这个问题称之为社会分层,然而研究社会分层的目的何在,依什么标准来划分分层,这些标准有没有统计资料可供操作,各有各的说法,并无统一的认识,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没有什么突破。从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研究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是看资源是受什么支配的,是由市场支配还是由权力支配。研究社会分层的目的是了解公平和效率的状态,寻找同时可以改进公平又有利于效率的措施。社会分层划分的标准要从分配资源的途径入手,了解消费、投资这两大项最终产品的去向中有多少百分比是通过市场分配的,有多少是通过市场以外的渠道,即权力渠道分配的,特别是个人收入的分布状况以及其中通过市场得到所占的比例和通过权力得来所占的比例。

  在计划经济时代,从表面上看大部分消费品仍通过市场交换(要用钱去买),但人们用来购买消费品的收入却并无一个劳动市场来提供,而是由计划渠道决定。各个级别的工资数只有国务院才有权决定;某人应该定在哪个级别上由单位领导说了算,至于投资更不是老百姓的事,所以那时的资源基本上是由权力支配的。社会分层就分为有权阶层和无权阶层。

  在进入建设市场经济的时代之后,越来越多的资源由市场支配,于是社会分层又分为有资本阶层和无资本阶层,但按权力分配资源的规则没有停止起作用。两种分配方式还在争夺地盘,但即使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仍有相当大一部分资源是由权力分配的,这部分主要是政府开支。

  人类社会的存在必须依靠物质消费。在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形成了人们控制和支配资源的规则。所有权的确立是支配资源最基本的规则。依所有制划分有公有制社会和私有制社会。当然,纯粹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并不存在,但以公有制为主还是以私有制为主却是界限分明的。在公有制社会中,资源按权力的大小来支配,所以人们竞争获取权力,于是产生了官本位,连和尚也有处级科级之分。由于权力的供应有限,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领导,因而权力的竞争带有排它性,这种竞争给社会带来的利益和成本抵消之后往往为负,这就是内耗。当然也可能为正,如果竞争的规则能挑选出好的掌权人来支配资源。

  在私有制社会中资源的配置由市场所形成的价格决定。价格是一种客观的信息,是由众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形成的,没有人能垄断价格。然而价格的背后是谁拥有用于支付价格的金钱的所有权,于是在市场制度中人们转而追求金钱,所不同的是金钱或财富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不像权力的供应有限且具有排它性。经济学证明了竞争性的市场制度能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结果是市场制度促使社会财富空前的增长,同时将人们分成了富人和穷人,有资本阶层和无资本阶层。

  社会分层,无论按权力或按金钱,都认为是有害的。其实我们不可能设想一个不分层的社会,因为社会分层实际上是对资源的控制,不分层的社会是一个无控制、无规则的社会,它根本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社会的公共事务必须有权威方面出现管理,这就会出现有权阶层。即使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承认警察是必要的,一旦有了警察就必须有税务局,它从百姓那里征税以维持警察,于是政府就出现了。同样地,即使是最激进的社会主义分子也不敢提出绝对平均主义的主张,因为一个失掉了激励机制的社会,是没有前进动力的,所以有资无资的社会分层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

  这正是使人们困惑的地方。我们既讨厌社会分层现象,又不能没有这种分层,我们究竟要解释的是什么呢?

  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要回顾市场制度的运营原则,这个原则很简单,即地位平等的交易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对各自拥有的商品或服务进行交换。我们所厌恶的社会现象正是破坏了这个原则,譬如,交换双方由于权力不等,在交易时不具备平等的地位,换言之,交易依赖于权力。例如某些买卖只许一定的人士做,普通人不得进入,又如某些商品指定必须从某一厂家采购,或者对某些商品排斥他们进入市场,或者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禁止某些商品的使用等等。我并不否认,以上种种限制有不少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注意,一旦由于任何一种理由让权力进入了市场,权力就可以与金钱交换,这是一切市场出毛病的起始点。

  社会分层为有权和无权,又分层为有资和无资,这都不可怕,甚至还是必要的,可怕的是把权力运用到市场中去,用来和金钱相交换,其结果是有钱的人变得有势,有权的人变得有钱。有钱人的势并非是公共管理的需要,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公共管理的才能;有权人的钱并不是在市场上通过平等自愿的交换赚来的,而是用公众赋予的管理权去交换得来的。所以我们要防止的是有钱的人有势和有权的人借权弄钱。

  可是事实上这两点很难做到,权和钱的勾结是任何一个使用货币的社会中极难防范的事。政治家竞选需要大笔开销,穷人根本不可能去竞选;一个富人犯了罪可以花钱请精明的律师为他辩护,有罪可以变无罪,这些都是权钱勾结,可是又是合理合法的,更不用说,一切政府管市场的地方都有贪污的机会存在,可是政府又不能不管市场,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说权钱的勾结是极难防范的。

  但是一个清醒的政府应当随时警惕,防止各种方式的权钱勾结。禁止有偿新闻,肃清收费评奖,不许择校收费,杜绝买卖文化,以及最近国务院发布的禁止对经济型小轿车在交通规则上的歧视,都有利于防止权钱勾结。但剩下的问题还很多很多,值得在每一项政策出台以前以及对已经出台的政策都要仔细想一想,这样做是否会给权钱勾结钻了空子。一个清醒的政府要盯住有钱人,不让他置身于法律之外(美国的九家大公司,如微软,IBM不断官司缠身,他们不可能逃脱法律之网的监督).如果政府傍大款,社会的正义必将处于危险之中。

易富贤:计划生育真的不能叫停吗?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系著名性解放、同性恋学家李银河教授最近在博客里的一篇文章《计划生育可以叫停吗?》里驳斥了我的观点,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我只好陪答几句。

  李银河说:"我不是搞人口学的,但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过村落中的生育文化,我感到这个人的言论太危险了,万一影响到决策者的思维,真的停止计划生育,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都不实行的政策,难道能是什么好政策?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是并没有"带来巨大的灾难",偏偏中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李银河说:"首先,他所引用的所有人口发展变化模式——从一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将妇女的生育数从五六个降到两个,到取消计划生育,到拼命鼓励生育大家也不愿意生——全都发生在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台湾、香港。在城市生活中,生育文化与农村有很大不同。城市人要孩子的主要考虑是养育孩子的成本,所以很容易就接受了计划生育,并且让他多生都不干。可是农村人口在中国现在还占大半,在农村,生孩子的动力可比城市多多了:当劳动力,养老(有的地方这是农村人养老的唯一办法),发展家族势力(谁家男孩多谁家能成为村里大户的潜力大),必须生个男孩继承香火,否则是不孝(就为这个能生了五个女儿还接着等男孩,虽然按他本意也许一共要两三个孩子就不想要了)。从具体的功利的动机到抽象的宗教意义上的动机一应俱全。要不计划生育怎么会被乡村干部称为"天下第一难"呢?村里多少人为超生交成千上万的罚款,跟他们的收入完全不成比例,有多少人为超生被罚走了家里的电器直到最后一件家具,有的连房子都被人拆了,也还是要生、生、生。"

  李银河认为中国发展水平不高,因此不能与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比。但是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国2008年社会发展综合水平相当于日本1967年、香港1980年、台湾1988年、新加坡1988年、韩国1988年、巴西2005年、泰国2007年的水平。这些地区当年生育率都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泰国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差不多,城市化水平还不如中国,泰国农业人口比例还占49%,而中国只占43%了,但是没有计划生育的泰国生育率已经只有1.6了,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李银河知道城市由于生育成本高,不愿意生孩子。但是却不知道农民生育成本更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1.8比1左右,但是现在却达到6:1.而教育、医疗成本却与城市无异。城市养不起孩子,农村反而更能养得起孩子?李银河既把农民不当人,又把农民当超人。

  另外,目前农村劳动力仍然占43%,但是主要是五六十岁的农民,很少有育龄人口了。2006年国务院进行的一项全国抽样调查显示,74%的行政村认为,本村3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外出打工,几乎已没有青年劳动力可以再继续向外转移。就是说农村育龄人口大多进城了,这些人生育愿望是非常低的。其实在1960年代,中国妇女平均生育6个孩子的时候,很多城市居民不过生育2、3个;现在中国农村的经济情况总体来说远比当时的城市居民好,并且农村育龄人口大多到城市打工,没有时间和精力养育孩子,而养育孩子的条件还不如当初的城市居民(大多数连产假都没有,夫妻分居、在城市没有根据地,孩子入学有困难)。

  国家计生委自己的调查资料《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可见不光是城市人口不愿生孩子,农村人口同样不愿生孩子。

  就像当年在英国人口急剧增长的时期,32岁的未婚小伙子马尔萨斯,出于对性的憧憬,于1798年发表了他那令人沮丧的名作《人口原理》:他认为人们对性愉悦的永不满足的欲望造成人口呈几何增长,人口将不断增长,一直达到人类食物供应的极限为止,大多数人注定要过饥寒交迫的生活。

  同样,没有生育(不知是生理原因还是心理原因)的李银河可能出于对生育的仇视或恐惧(这种心态可能类似古代的太监,而与目前充满爱心的真正不孕症患者截然相反),臆想着农民会一直生、生、生。

  李银河教授坐惯了办公室,对农村还停留在1974年的印象之中。她说:"其次,作者也估计到一旦取消计划生育会发生生育率反弹。他说'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我觉得这种担心大有必要。我还清楚记得,1974年我在山西的一个小山村插队,那时候刚刚开始宣传计划生育,此前大家都是能生多少生多少的。我姑姑,一个善良的老农民,一生生过五男五女,只活下来三个女儿。一旦取消计划生育,就像是撤消了禁赛令,家家户户又都上了赛道,看谁跑得快,生得多。"

  1974年的时候中国妇女平均生育4.17个孩子,当时巴西、泰国妇女平均生育接近5个左右孩子,而印度妇女平均生育5.5个左右孩子,但是没有"禁赛令"的巴西(由于保存完整的生育文化,在同等发展水平下,南美的生育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现在的生育率已经稍低于更替水平,而泰国生育率只有1.6,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十几年的印度现在生育率也降低到2.7左右了。这些地区都没有"看谁跑得快,生得多。"

  而中华文化圈由于生育文化的缺失,是最不爱生孩子的群体(新加坡华人生育率不到马来人的一半,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华人生育率也远比其他民族要低),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区就是中华文化圈地区。而中国的生育文化还遭到几十年计划生育宣传的摧残,目前农民生育意愿只有1.78了,一旦取消计划生育,真的"就像是撤消了禁赛令,家家户户又都上了赛道,看谁跑得快,生得多"?

  伊朗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当今世界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在1989年开始鼓励(不是强制)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生育率从1990年的5.3迅速降低到1995年的2.9,2000年的2.2,2006年的1.7.2005年新总统内贾德反对"两个孩子就够了"的政策,改为鼓励生育,但2007年生育率又只有1.7左右。伊朗如此顽强的穆斯林生育文化在计划生育(还只是提倡二胎)就已经弱不经风,中国的情况可想而知。停止计划生育后伊朗没有出现生育率反弹,中国还会出现生育率反弹?

  李银河说:"我觉得为了当超级大国的同样目标,也许我们将人口控制在3亿或者最多不超过4亿就行了,因为苏联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人口都没超过3亿。我们如果按照中国的资源状况定一个人口4亿的目标,那么计划生育就不是危险的使中国衰落的政策,就不必叫停,也不必鼓励生育。"

  李银河的这个观点与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的完全一致。我已经多次驳斥了李小平的观点。牛能健康地从100公斤长到400公斤,但大象从5吨降低到1吨肯定会死亡。我不知道李银河如何将中国人口降低到4亿。2005年中国人口中1970年后出生的7亿,1978年后出生的5亿,1988年后出生的3亿。2005年之后一个孩子都不生的话,今后平均寿命为76岁的话,中国人口也要到2046年、2054年、2064年才能分别降低到7亿、5亿、3亿,但那个时候最年轻的妇女也已经有41岁、49岁、59岁了,基本都丧失生育能力了,几十年后中华民族灭绝。将人口按照人口结构成比例降低下来的唯一方法就是屠杀。难道李银河要将13亿人口屠杀掉9亿?幸亏李银河不掌权,一旦掌权,说不定真这么干,因为她连人伦(婚姻的价值、生育的价值)都否定了,哪里还指望她有人性?

  李银河说:"那年干部下来宣传计划生育,我亲耳听村里一位外号"大洋马"说话大大咧咧的老婆子在街上嚷嚷:这共产党管天管地咋还管起老婆们(村里妇女说起自己爱用这个词)生娃了!听她的语气就像有人在管别人拉屎放屁一样荒唐可笑。"

  李银河说:"我是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但是作为自由主义,她的水平却还赶不上1974年年老村老婆子。

  李银河在《生育与村落文化》前言中说:"近二十年来,对农民生育行为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这种政策对农民来说是严厉的,然而对它我没话可说。试想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到了像中国这样人口密集资源相对缺少的程度,除了选择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就是选择饿殍遍地,暴力横行,幸存者坐等联合国的救济。在这个方面,实在不能存任何一点幻想,故而今天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乃是一种不得已,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另一方面,农民这种身份就会产生渴望多生育的价值观,在近期内指望人家放弃这种价值观是不现实的。所以实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在总体上是合理的。既然是合理的,就不会行不通,不管它是不是强制的。"

  由于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世界平均"意义不大,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中国绝对算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均资源也不错",中国"资源短缺"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中国人均资源远远比日本、韩国、以及很多欧洲国家(如英国、德国、意大利)要多。都依照资源丰富的美国标准,那么全世界人口应该从现在的65亿减少到10-20亿,日本人口应该从现在1.275亿减少到2、3千万。但人均资源远远超过美国的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的社会发展水平却反而不如美国,这些地区的人均住房面积甚至还不如中国。因为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就是因为她是人口最多的发达国家(也是世界第三大人口大国)。中国人均GDP还赶不上一些非洲国家,但是综合国力却排名世界第四。阿根廷面积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在国际上神气的是印度而不是阿根廷。

  李银河、何清涟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学者",讲自由的时候,只要求她们自己的自由(包括同性恋自由、性解放自由、一夜情自由),而对农民只能专政。生育权都要剥夺,还有什么不可以剥夺?不能因为李银河、何清涟而否定自由主义。但自由主义如果不愿同流合污,就需要清理门户了,就需要澄清什么才叫真正的自由主义了。

  李银河对我有意见还不仅仅因为人口问题,还因为我多年来一直反对她的性解放和同性恋观点。李教授这次借着人口问题将她多年的怨气发泄出来。李银河研究的社会学应该叫史前社会学,不能叫当代社会学。李教授提倡性解放、同性恋,但是人类数百万年历史99%的时间是性解放,什么花招都玩遍了(有些花招估计李银河连想都想不到),但是人口发展不起来,文明也发展不起来,99%的部落都灭绝了。数千年前,各民族才意识到性解放的危害,先后不约而同地建立起类似的人伦体系(没有建立起人伦体系的部落都先后灭绝了),通过婚姻将性关进笼子,人口在不断增加,才开始了人类文明。李银河自以为水平很高(有人还认为她应该评上社科院学部委员),其实非常肤浅,不过是回到人类文明之前的原始人类时代。

  巴比伦文明、罗马文明因为性解放等原因,人口减少,最终灭亡。近代由于性解放思潮的兴起等原因,发达国家不孕症发病率和单身率急剧上升,生育意愿不断下降,1960年代之后生育率急剧下降,现在欧洲生育率平均只有1.4左右了,远远低于他们的世代更替水平2.1(中国应该在2.3以上),导致人口无法持续发展,经济也难以持续发展。只有美国在1980年代由于右派、保守派势力的加强,提倡回归家庭,重新将性关进了婚姻的笼子,才逆转了生育率下降的势头,生育率恢复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人均收入与欧洲也拉开了差距,目前比欧洲多1/3了。李银河却认为"西方右派有一些观念是非常反动的,比如小布什就坚决反对同性恋婚姻,从本质上讲,这和伊朗处死同性恋的政策,其实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

  从小父亲就告诫我 "要谦虚,不要骄傲",但是看到中国社科院顶级社会学家李银河(有人认为李银河达到评社科院学部委员的水平)、顶级经济学家程恩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认为"老龄化社会是好事情,最好早点到来","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还只是这种水平,我尽管努力克制着,但还是谦虚不起来。广大网友们,请原谅我的张狂,我是被逼的!

  作者网名:中山水寒

李银河:计划生育可以叫停吗?

  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在美国上学或教书的人写的,标题是《停止计划生育,鼓励生育已刻不容缓》,文章中用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的人口模式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如果不停止计划生育,在2020年人口将不会达到预期的13.5亿,而是降低到11亿,影响中国的大国地位。

  我不是搞人口学的,但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过村落中的生育文化,我感到这个人的言论太危险了,万一影响到决策者的思维,真的停止计划生育,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这个观点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

  首先,他所引用的所有人口发展变化模式——从一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将妇女的生育数从五六个降到两个,到取消计划生育,到拼命鼓励生育大家也不愿意生——全都发生在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台湾、香港。

  在城市生活中,生育文化与农村有很大不同。城市人要孩子的主要考虑是养育孩子的成本,所以很容易就接受了计划生育,并且让他多生都不干。可是农村人口在中国现在还占大半,在农村,生孩子的动力可比城市多多了:当劳动力,养老(有的地方这是农村人养老的唯一办法),发展家族势力(谁家男孩多谁家能成为村里大户的潜力大),必须生个男孩继承香火,否则是不孝(就为这个能生了五个女儿还接着等男孩,虽然按他本意也许一共要两三个孩子就不想要了)。从具体的功利的动机到抽象的宗教意义上的动机一应俱全。要不计划生育怎么会被乡村干部称为"天下第一难"呢?村里多少人为超生交成千上万的罚款,跟他们的收入完全不成比例,有多少人为超生被罚走了家里的电器直到最后一件家具,有的连房子都被人拆了,也还是要生、生、生。

  这位作者,你身在美国,人也变了美国人吗?讨论问题不像个中国人,倒像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连美国人中的汉学家都赶不上。

  其次,作者也估计到一旦取消计划生育会发生生育率反弹。他说"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我觉得这种担心大有必要。

  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在农村人以家为单位的生育竞赛中硬生生地吹了一声停赛哨,每家到了两个都给我打住,这样农村人才另外找点生活内容,打打牌啦,看看电视啦,既然不让赛就不赛呗,大家都忍着点算了,要不然咱们非得看看到底谁更棒,谁能生养的孩子多,因为生孩子养孩子是咱们最主要的生活目的呀。

  我还清楚记得,1974年我在山西的一个小山村插队,那时候刚刚开始宣传计划生育,此前大家都是能生多少生多少的。我姑姑,一个善良的老农民,一生生过五男五女,只活下来三个女儿,其中还有一个是呆傻。按说姑姑的遗传不该这么差,她的一个女儿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系。村里那年出生的孩子有七八个是呆傻的,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仔细询问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年村里搞土改,全村人围一圈开地主富农的批斗会,批斗完直接用锄头一下把脑袋劈碎。那些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的妇女哪见过这阵仗,没把孩子生成怪物只生下呆傻人就算不错了。有点走题了,言归正传,那年干部下来宣传计划生育,我亲耳听村里一位外号"大洋马"说话大大咧咧的老婆子在街上嚷嚷:这共产党管天管地咋还管起老婆们(村里妇女说起自己爱用这个词)生娃了!听她的语气就像有人在管别人拉屎放屁一样荒唐可笑。

  一旦取消计划生育,就像是撤消了禁赛令,家家户户又都上了赛道,看谁跑得快,生得多。当然正如作者所说,好多人都做了绝育手术,不见得个个都去做输卵管复通术,即使做成功的比例也不高,但是农村还有大量没做绝育的人呀,这个反弹不是作者说的"谈何容易"而是一下给你弹出几个亿(时间长一点就能做到)。这个反弹的力道有多大不用找其他数据来推算,就看广东大款肯为超生出多少罚款就够了,据说现在已经有愿意出几十万的了。

  再次,我觉得文章作者在一个基本思路上错了。他说,在16世纪英国人口不到法国四分之一,现在英国人后裔超过2亿,就"主导世界政治格局超过两个世纪";500年前苏联地区只有600万人,现在有近3亿才成了超级大国。总之,就是人多才能成超级大国,才能主导世界。这就奠定了这篇文章立论的基础:中国的人口如果不继续增长,如果不能达到更替水平,如果有一天下降,中国就当不了超级大国,中国就衰落了,所以计划生育很危险,应当鼓励中国人拼命生,至少要保持更替水平,如果能在世界人口中占到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人家就不能小看咱们,咱们就能成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了。

  我跟他的思路有点不同:我觉得为了当超级大国的同样目标,也许我们将人口控制在3亿或者最多不超过4亿就行了,因为苏联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人口都没超过3亿。印度人口有10亿了吧(我记不清)还是在贫困线上挣扎,也没成超级大国。超级大国不仅靠人口,还要靠科学技术的掌握,靠制度的先进。我们如果按照中国的资源状况定一个人口4亿的目标,那么计划生育就不是危险的使中国衰落的政策,就不必叫停,也不必鼓励生育。

  文章还提出了鼓励生育的一个最荒谬的理由:为了拉动内需,说一旦人口减少内需会萎缩。先生,20亿人每人每年消费1000元跟10亿人每人每年消费2000元,内需量是一样的。我们应当让现存的贫困人口活得更像人样,而不是再弄出几亿人来拉动内需,这不是明摆着的?莫非你脑子真的进水了?

2009年1月29日 星期四

杨恒均:从奥巴马当选看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一个非洲的小国——大概也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的肯利亚全国放假一天,庆祝一个遥远的国家——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强大也最富有的美国选出了一个新的总统。听上去很熟悉,但别误会了,这不是香港或者澳大利亚这些前英国殖民地为英国女王生日放假庆祝,或者为英国女王登基大典举行喜庆活动,这是完全自发自愿的,不是卑躬屈膝而是趾高气扬的。——因为那个最强大国家的总统的先辈就是从这个村庄走出去的,可能还是非法移民……

  在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的24小时里,我追踪了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让我吃惊让我感动。在日本,这个仍然有美国驻军(被一些日本人认定是仍然被美军"占领")的国家,竟然出现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连美国人看上去都好像太阳从西边出了;在德国,民众情绪激动,媒体举行的模拟投票中,德国人竟然都"投票"给奥巴马;在香港,当地市民和美国公民一起庆祝;在澳洲,那些没有美国投票权的澳洲白人和棕色人竟然喜极而泣;在南亚,特别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那些皮肤看上去和奥巴马差不多的有色人种沾沾自喜,当然还有非洲和东南亚,很多地方出现弹冠相庆的当地人……

  这种阵势连美国媒体也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一个美国媒体甚至自豪地说奥巴马是"世界总统".世界总统有些夸张,但一个国家选出了一个总统,竟然让全世界如此激动,好像没有出现过,自然也是美国开国以来的头一遭。虽然在奥巴马当选那一天我已经写文分析了他当选的历史意义,但我也想不到全世界都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有一点可以肯定,奥巴马当选的这一天,是美国和世界民众流泪最多的一天。

  于是,我那写小说的脑袋又胡思乱想了,我又开始构思小说:……这美国简直比三鹿奶粉还要毒呀,就在它面对两场打不赢也撤不出的战争、就在它遭遇一个世界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大海啸、就在它在国际上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讨厌、就在它的国际地位江河而下再折腾下去据说就要被"崛起"的中国取而代之的关键时刻,突出奇招,把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推了上来,这一招,犹如"九阴白骨爪""打狗棒法""降龙十八掌""蛤蟆功""一阳指"一样威力无穷,立即化解各种攻势和危机于无形……

  于是,伊拉克撤不撤军不是问题了,估计伊拉克人会邀请美军留下了,因为美国人不是要来推广民主自由理念吗?求之不得呀,黑人奴隶的孩子也可以当总统,会有哪个国家的民众不欢迎?本拉登最伤心了,因为他用来勾引恐怖分子对付美国的最有力说教之一就是打垮这个白人控制的西方世界,现在他只好独自在地洞里黯然垂泪,有可能到死不见日光了——因为现在坐在白人至上的西方权力最高宝座上的那个人的皮肤比他的要黑得多;再说美国的经济危机吧,美国当权者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危机爆发到一定程度,最穷的那部分人(主要是黑人啦)开始不稳定,开始闹事,搞得社会不和谐,大家现在看一下,在黑人总统领导下,那些黑人闹事的可能性是不是少了许多?再说说那个要取而代之的新崛起的国家,看看那些被你从国内赶出来的遍布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再看看国内被贪官污吏们弄得民不聊生的级别很低的民众,就算把美国的钱全部送给你,你好意思说出"取而代之"这种话!

  甚至连中国的小愤青都沉默了,他们只能怨天尤人:我老妈为什么不把我生在美国呢?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当美国总统,最后把美国摧毁,为中国报仇!于是,我给我那位专门办美国移民和留学的朋友公司的新广告是这样写的:赶快移民,到美国生孩子吧,你的孩子在47年后有机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民选的华人美国总统!

  美国人,狡猾的狡猾!这个时候,他们选出一个黑人总统,实在是高明得很呀。就在全世界包括它亲密的战友欧洲都对它深怀不满的时候,美国人竟然选出了一个在当选的第一天就凝聚了世界各国很多很多民众的黑人总统!

  可奥巴马毕竟不是世界总统,从现在开始,他会带领美国人民面对经济危机,会继续在世界各地推广美国自己的产品和理念,会继续和不同的国家斤斤计较甚至仗势欺人。——我们也不指望他真能对中国像对美国一样好,这是痴人说梦;因为奥巴马毕竟是美国人的总统,不是世界的总统,更不是中国的总统。

  然而,全世界都如痴如醉,他们心里都明白,奥巴马不是世界总统,是他们的总统,但他们心里却同样明白,今夜,当他被选为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就是世界的奥巴马!

  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民众欢呼和激动的是什么?是美国又要耀武扬威?是美国的经济有救了?是美国要从伊拉克撤军了?是黑人总统要把美国的钱拿到非洲去救济?是奥巴马要对亚洲人民友好了?……

  不是,都不是!那些和美国没有多少关系的各种肤色的人们欢呼雀跃的理由只有一个,那也是奥巴马当选的理由和意义,那是一种理念,一种深植于美国,却在世界很多国家仍然被怀疑、被摒除甚至被打击的理念——一种核心价值观!奥巴马的胜出是这种核心价值的胜利。作为总统的奥巴马很可能毫无作为甚至让人失望,然而,他上台所彰显的这种核心价值观,将会继续引领美国在人类正确的大道上奋进,并激励世界各民族争先恐后朝着正确的方向奔走。

  什么理念有这么厉害?难道比美国的武器大炮,比美国的高楼和美元还厉害?

  让我们看看奥巴马在获胜感言中说的一句话: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证明,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者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

  是的,在这个时候,在全世界都在把目光集中在这位"世界的奥巴马"身上的时候,他说出的是这样一句话,他欢呼的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和美国人民的核心价值。可见,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想要崛起的国家,必须拥有比武器和财富更加有力、更能牵引这个民族走向光明未来的核心价值观,才能克服一个又一个艰难困苦,才能不屈不饶地走向未来,才能真正和谐,才能崛起!

  到现在为止,可能没有人不同意这样一个看法,中国人现在发展经济,有了一些钱,而且人民也鼓足了劲头,然而,我们却是一个没有核心价值观或者说核心价值观混乱到迷失的程度。于是,我们国家从上到下的有为之士都在为重建核心价值观忙碌。有的人在马克主义理论里寻找核心价值观,有的人要回到两千年孔子那里探求,有的人要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找出可以填补十三亿人空虚精神的蛛丝马迹,有人要根据当今的实际情况搞出一个与时俱进的随时可以用发文件的方式更改和补充核心价值观,有人……

  还是让我回到奥巴马所说的核心价值观吧——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我在听他演讲的时候就有些犹豫、有些纳闷、有些不解,我想问,奥巴马,美国的这些核心价值观是在两百年前建立并逐渐完善的,可你忘记了,两百年前,你的祖先在美国只能是奴隶呀?不,仅仅在四十前,你的黑人同胞还是被歧视的族群,那你提到美国的建国理念难道不是有点讽刺?

  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核心价值观的设立。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确实是从221年前开国那时就建立起来的,从《独立宣言》到《宪法》,内容基本上定了下来,后来一直没有变动,就是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和民主等。可是,两百年了,如果仅仅拿一项美国黑人受歧视到事实来说事,美国几乎从来没有完全实行核心价值观。那么当初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核心价值观?

  这就涉及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讨论和设立核心价值观时的眼光。因为这些年,我们国家从上到下都意识到我们这个13亿国民党国家最缺的正是核心价值观,而且从上到下,都在热火朝天的要研究出一套"核心价值观".问题在于,我们很多人在说到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往往鼠目寸光,有些眼睛盯住当权派,以为搞出一个让上面满意,又能够忽悠大众的玩意就可以了。即便只能维持一届统治者的任期,也没有关系,反正会"辩证法"和整天"实事求是"的中国人会不停的"与时俱进",不停修改——何其可笑!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深植民族之心的价值理念,也是一种长期追随和追求的理想,他不是一种随机应变,更不是谁上台就搞一套的什么五讲四美、几个代表之类的。我们国家的问题不在于没有核心价值观,而在于过去上百年来,每上来一个统治者就搞一套他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从阶级斗争到白猫黑猫,到XXX,不但没有培养出民众的核心价值观,还把民众心中残留的那一些优秀的核心价值观念驱逐殆尽(例如我们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告诉我们说:孩子,不是你的东西千万不要拿!可是阶级斗争理论成为核心价值观的时候,不是你的你就要拿,不拿就是"犯罪"!当今,贪官污吏也一直在拿不是他们的东西,我们还不得不称呼他们为"领导")。

  那么从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当200年前的美国人在建立那些核心价值观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清楚,他们没有完全遵守,也不能完全实现,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当时的经济落后(应该比现在的中国落后很多吧),民众和统治者自己的观念也并没有立即更新过来,我们看到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然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由于美国人始终坚守那个核心价值观,我们同样看到,不管多少艰难曲折,还是有些弯路,他们都在朝正确的方向行进,直到今天,当美国出现了一个黑人总统,全世界都有些震惊的时候,美国人却平淡的说,黑人总统一定会出现的,只是时间问题,这是我们国家和民众的价值观注定了的。

  这给我们当今的中国人在探求核心价值观时具有巨大启发意义。我们中国人不是傻瓜,我们知道世界上什么东西是好的,我们也清楚知道被人类几千年历史证明了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我强调一点,这也是被中国几千年非民主制度反证了的)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

  可是中国人(少部分?)也许聪明过头了,他们在眼盯住这个目标的时候,常常会说一些类似的话:那不实际,那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条件——于是乎,我们当权者又立即推出了一套符合实际的东西,什么白猫黑猫理论。我不反对当时提出的"白猫黑猫"理论,可是当你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你忘记了,这已经被作为价值观灌输给全中国人民,甚至灌输给了一代又一代学校的孩子,于是乎,短短几十年下来,中国确实经济发展了,可是,看看部分中国人,一个个都好像失去了人性的"猫",见到老鼠就不知廉耻的往上冲……

  当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制定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必须站得高看得远,一定要冲破利益集团的控制,一定要制定出符合人类大方向的价值观,不能迎合统治者,不能为了毫无原则的和谐,为了强权维持下的没有平等和尊严的和谐!

  能够产生出一个黑人总统的那种核心价值观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当今世界上两百多个国家,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拥抱了那种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另外三分之一国家,除了少数的如北朝鲜和古巴之外,也在追寻这种核心价值观的道路上艰难的跋涉,然而,不管多么艰难,哪怕逆流不断,但历史的大方向无法逆转。再过十年、二十年和四十年,我们将看到各民族为了本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会拥抱自由、人权、民主和法制的核心价值的。

  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会也不应该在这个关键时刻选择错误的方向。事实上,这也是有一定共识的,我不相信,当今世界上,还有人抗拒人权、自由和民主这些核心价值理念,没有。然而却有些人总是想方设法把自己的私货,把自己的私利融合到这些人类伟大的理念中。为了保持绝对的权力,为了他们的子孙继续享受没有监督的财富和权力,他们要在核心价值观上控制民众,于是他们搞出的不伦不类的核心价值观:在民主的前面加上他们的"特色",在自由的前面戴上镣铐,在法制的上面放一个超越法制的太上皇,在机会前面加上的分明是"不平等"……

  这样的"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就是我:我永远是你的核心,永远保持绝对的统治你和剥夺你财富的权力!

  这样行不通的,会车毁人亡的!我们说重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是由中国民众亲自参与共建,达到共识的那些核心价值,不是某些专家学者在利益集团的资助下搞出一套用来顺服和束缚民众思想以及保住他们这个"核心"的核心价值观。

  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吸收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精华以及吸收世界先进文明精华的,应该包括那些把奥巴马选上总统,让世界民众激动的"民主、自由、机会"等普世价值。也许在现阶段,由于我们的国力和民众的生活、文化水平还不能充分实现这些核心价值观,但必须旗帜鲜明的推出它们,让它们成为指引我们这个古老的(迷失了方向的)民族迈向未来的明灯,让它成为我们不屈不饶的理想,牵引我们的追求,随时调整我们奋进的方向!

  重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不是某些专家学者的事,不是某些利益集团的事,更不是某届政府和党派团体的事,这是关系到你我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和国度的事,关系到中华民族是否能够真正崛起,我们的国家是否能够真正和谐的每一个人的大事!

  让我们一起重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吧!

  杨恒均2008-11-7

佘开晓:另类解读胡总《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讲话》

  去年12月18日,胡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发表大会讲话。说真话,对于这类报告,我很少用心去听或去看。都是一些陈词滥调,满纸空话、套话。近几天来,看到很多一些关于胡总书话讲话正面的解读。所以,我也就通过上网查阅,浮光掠影看了一遍。通篇下来,没有看出什么新意。但是,我还是有所发现。

  一、看出中国的奴性文化

  在任何官方公报或大会讲话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重要思想为指导",这次也不例外。这是一种典型中国传统奴性文化。社会一直动态前进发展。任何伟人,无法预测未来的局势发展,就是在他领导的阶段,政策失误也会频繁出现。百年之后,还有什么值得让人指导。这种奴性文化,不仅反映在官上,也反映民间。不是听说,某人与某高级领导握手后,竟然十几天不洗手;还有听说,汶川地震,得到温总慰问,有人写诗赞颂做鬼也幸福的说法吧!所以说,中国社会要从一个"臣民结构"转变到"公民结构"社会来,首先打破这种奴性文化。

  二、看出"忽悠"中国人民的籍口

  胡总讲到"新中国成立10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建立富强民主文民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我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也有这样说法"中国到2000年,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达到小康水平。"现在还要等到40年,40年,我想胡总早已去见马克思,我们这些人,没死也都老朽了,40年,对于我们来说,只能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邓小平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让我们连时间概念都模糊了。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你去实现这几年间施政纲领,上台期间能带给我们的承诺。40年以后的事,会有40年以后领导人去负责。

  三、看出腐败蔓延的理论依据

  胡总讲到"我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明显提高"。这是一句典型自欺欺人的话。目前中国大面积腐败的局面民间是怎样说:"如果一个一个来抓,肯定有冤枉;如果一个隔一个来抓,绝对有漏网的"。这种党内监督模式,说得再好听,也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中国哪一个腐败案子不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到最后只能捂着,否则揭出来是臭不可闻。民进党那样被国民党虎视眈眈盯着,陈水扁竟然还是那样大手笔的腐败。共产党有什么理论说服人民大众,他们与国民党和民进党在个人贪腐上有什么不一样?因此,胡总这次讲话,给那些腐败或潜在腐败份子吃了一颗定心丸。

  四、看出09年将是一个折腾的年份

  胡总讲过"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走改弦易帜的邪路"。从中看出,越强调的问题,说明越存在的事实。08年,无形中看出两股风影响政府的航向,一是有相当一部份有识之士要走民主宪政之路,二是有一部份官员想走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闭关自守之路。这两条路线都有一定民意基础。中国历代都是借着人民的名义,过着欺诈人民的生活。古代有"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说法;现有"人民当家作主"的说法。这种说法再好听,没人把它当回事。人们需要解决目前所出现的问题。中国目前的问题是什么?一是既没有办法完全走上依法治国的这条路,也没有谁有毛泽东那种个人威性走回人治的道路。09年,又是矛盾积累触发点最多一年,社会各种群体事件将会比08年频繁发生,法依法维权事件在08年之后,也一定让政府没办法从容应对。因此,09年将是一个折腾的年份。

  最后,我总结一个,总总迹象表明,社会对胡总抱有政治民主改革的路是失望的。实际上,社会和谐是强势向弱势的妥协一种手段。社会是多元化,力量的转化也是谁意想不到,向对方妥协,实际上为自身选择一条后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我愿意让它永远成为中国的历史。

  佘开晓写于2009年1月13日

孔保罗:大学生就业问题是拉动内需、化解金融危机的一张王牌

  大学生就业问题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严峻的基本问题,但同时也是上拉动内需、彻底化解金融危机的一张王牌,它可以使GPD至少增长两个百分点,而且是绿色GDP的增长。

  1. 预支工资给大学生可以立即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中国目前对大学生所采取的保障是沿袭西方的模式。可以预言:如果继续采用这一模式,大学生的生活与就业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西方社会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知道今天也没有彻底解决就是无需置疑的证明)。但如果突破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樊篱,让大学生以未来的收入实施自我就业保障(为了理解和叙述的方便,我们称之为大学生就业直通车),则可以立即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大学生就业及其保障问题。所谓大学生就业直通车也就是:

  1. 社会保障体系按照就业市场的工资标准预支未来的工资给大学生(包括高等教育和各种职业教育),一直到他们毕业、找到工作为止(或毕业之后十二个月);

  2. 学生毕业、找到工作,形成还款能力后,再逐步偿还所预支的工资及其全部利息;

  3. 如果发生意外导致工作能力的丧失,可以豁免;如果找到工作之后又失去了,可以暂缓偿还,直到找到新的工作、形成还款能力之后再继续偿还。

  大学生就业直通车不仅可以从根本上立即彻底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更可以从根本上立即改变学生及其家庭目前的收入状况。所以它完全符合学生及其家庭的根本利益。

  2. 大学生真的找不到工作吗?

  或许会有人对预支工资给大学生质疑,因为大学生毕业之后不一定可以找到工作。不错,如果大学生在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则预支工资给大学生将会引起灾难。不过这还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大学生永远找不到工作,而不是暂时找不到工作。可是所谓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都是暂时的,而不是永远的,除非发生意外,导致工作能力的丧失。

  为什么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不是永久性的,而仅仅是暂时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就业机会总量是无限的,人类社会实际上并不缺少就业机会。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原因非常简单:大学生需要一份适合的工作,而并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要找到适合的工作,就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这一过程因种种原因而长短不一。如果寻找适合工作的过程比较长——人们不能及时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就会产生找不到工作的问题,也就产生了找不到工作的假象。所以找不到工作是一个认识误区。从长远来看,任何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不会找不到工作。除非因意外而丧失工作能力(不过这样的现象比例并不会很高,而对于这些不幸的社会成员,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再从实际上来看,当我们对大学生的就业情况进行实际考察,可以发现,就业率与时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毕业时间越久,就业率也就越高(见下图)。但到了次年,新大学生毕业,又会产生类似的问题。所以从实际调查上也可以看出,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仅仅是暂时的现象,而不是永久性现象。

  您的浏览器可能不支持显示此图像。

  由于找不到工作是暂时的,因此预支工资给大学生,让他们以未来的收入自我就业保障,是可行的——它可以彻底解决大学生找不到暂时工作的问题。

  3. 大学生赖帐怎么办?

  那么大学生预支工资之后不偿还怎么办?在中国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社会没有信用体系,因此预支工资和贷款给大学生是不现实的,现在国家助学贷款有很多学生不还贷就是证明。其实这也是一种认识误区。瑞士银行的诚信是世界上公认比较好的,可它不也有赖掉二次大战时期犹太人的存款记录吗?美国的花旗银行诚信也是较高的,可是它赖掉中国人存款的事情也不少见。可见担心中国广大民众没有诚信是没有必要的。另外一方面,赖帐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1. 没有能力偿还,因此不得不赖帐(中国着名的白毛女故事中其父亲杨白劳的赖帐就是这种性质的赖帐);

  2. 具有偿还能力,但是为了牟取非份的利益而赖帐,瑞士银行赖犹太人的帐就是属于这种性质。

  就后者而言,它的成立必须具备以下的条件:

  1. 可以赖掉不应该赖掉帐;

  2. 赖帐不至于导致更大的损失。

  如果赖帐会给自己带来更大大损失,则任何人都不会在有能力偿还的情况下赖帐。可见赖帐不赖帐并不是一个诚信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不需要赖帐和能否赖掉帐的问题。

  社会保障体系预支工资给大学生,则上述赖帐的基础和条件都不存在。

  1. 任何社会保障体系都是由一个收费体系和一个付费体系组成的系统,这一系统可以也完全应该覆盖每一个社会成员,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离开社会保障体系,因为任何社会成员都离不开社会保障体系的保障——可以离开社会保障的社会成员也无需社会保障体系的保障。

  2. 如果大学生赖帐,社会保障体系的追索成本极低。

  更为重要的是,大学生还款是在找到工作之后逐步还贷,如果发生意外导致工作能力丧失则可以豁免,因此大学生没有必要赖帐。所以预支工资给大学生,并不会出现赖帐的情况。

  那么是不是会出现坏账?比如说大学生出现意外。不可否认,出现意外导致工作能力丧失的现象会出现,但它发生的概率非常低。按照联合国伤残人士的统计标准和数据计算,残疾人通常不会超过人口总数的5%.而社会保障体系预支工资给大学生,就无需再向大学生提供救济——无需再提供低保和医疗费用救济,这就可以节约大量的费用。其节约的费用远远大于大学生因意外而导致的坏账。

  4. 预支工资给大学生是拉动内需的一张王牌

  预支工资给大学生,将会导致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消费革命——

  1. 它不是用目前的存款来消费(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学生也没有储蓄),而是用未来的工资实施其教育、医疗及就业费用的自我保障——是一种超前消费。

  2. 数量巨大。预支工资给大学生可以大幅度拉动内需。目前中国高等院校的学生人数约为三千万(如果再将各类职业学校的学生也计算在内,则数量更为惊人);假设大学生毕业三年之后的平均标准工资为2000元(学生可以每月可以预支2000的工资),则每年至少可以带来7200亿人民币的超前消费。如果再加上其它各类职业学校的学生也计算在内,则数量应该不会低于10000亿人民币。

  3. 自然合理。这种超前消费是建立在教育与医疗及就业保障基础上的,是必需的和完全合理的自然消费,不会产生刺激经济不当而引起的风险。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多次出现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规模过大高速增长现象,它破坏了国民经济部门间、环节间的平衡和协调,造成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但大学生学费及预支工资所带来的超前消费,尽管数量巨大,却不会造成经济过热,这是刺激经济带动内需增长所难以兼顾的。

  4. 预支工资给大学生所带来的超前消费却长期的,只要开始,年年都会重复(其数量或许有所变化,但是不会中断)。因此这种超前消费是永不枯竭的。

  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大学生就业、教育以及医疗都有了非常可靠的保障,民众为子女读大学的储蓄就没有必要了,这必定会使他们敢于用当前的储蓄来消费。我们估计,这种消费至少会占目前储蓄总额的10%到20%,也就是说在两万亿到四万亿人民币之间。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数量——它对内需的增长也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

  所以我们估计,预支工资给大学生,至少可以使中国经济有两个百分点的增长,而且这种增长是绿色GDP的增长,是可持续的和非常稳定的。

  5. 预支工资给大学生不需要政府出资

  社会保障体系预支工资给大学生,不存在资金问题,也无需政府出资。因为大学生是预支工资,这些预支的工资及其利息会全部偿还。因此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也应该向金融信贷体系贷款,而这种贷款是金融信贷体系求之不得的最佳贷款。

  首先,这种贷款数量极其巨大,而银行的工作量极小。更为重要的是,对银行而言,这种贷款不存在任何风险——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机构可以在信用上超过社会保障体系。

  第二,目前中国金融信贷体系的资金流动面临着难以突破的困境——至少超过45万亿人民币的资金没有稳妥的流动出路,这不仅造成巨大浪费,更严重制约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贷款给社会保障体系,就可以使数十万亿资金突破流动困境。

  可见,预支工资给大学生,可以通过向金融信贷体系贷款来解决资金问题。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互助循环保障,在这一互助循环保障模式下,大学生的暂时性困难得到了全面解决,社会保障体系本身难以承受的沉重救济负担也可以得到根本化解,金融信贷体系的流动资金困境也可以得到安全突破。

  6. 大学生就业问题:中国社会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预支工资给大学生必定会受到大学生及其家庭乃至学校、金融信贷机构的欢迎,更可以彻底化解大学生就业问题,解决中国社会保障建设的资金困难,因此它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益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中国政府应该紧急抓住这一机遇,尽快开展试点。

  本文系笔者《关于就业、教育及医疗自我保障模式的哲学原理及其实施模式》第十四章的部分内容。

  本文曾发布于《第一财经》2009-1-15日,可惜的是删掉了很多,以上文章则为未删节的完全版。

  2009-1-28于悉尼

2009年1月28日 星期三

黄佶:中国左派和右派——请摆脱偏执和幼稚

  摘要: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应该从"只谈主义"中跳出来,多谈具体的问题,否则政府和民众都会对左右派的辩论失去兴趣。左派不会赞同用坏的计划来搞计划经济,右派也不会反对国民经济有一定的计划性,那么正确的辩题不应该是"计划经济是好还是坏",而是哪些产业应该有计划,如何制定好的、科学的计划。辩论中应该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接受别人正确的观点。片面、极端、偏执、顽固,都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学会独立思考,既不盲从官方,也不盲从西方。

  友人向我推荐"徐景安与杨帆对话:左派与右派的分歧在哪里?"一文。徐景安是右的,杨帆是左的(虽然很多左派认为他不够左)。读该文后发现: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些分歧本来是不应该存在的,而且两派之间有着不少共同点。

  例如杨帆支持计划经济,他的理由是:计划经济是三种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中最好的一种,计划经济给改革开放积累了物质基础。

  徐景安虽然是右派,但为中国的计划经济再加了两条优点:计划经济建立了工业化的完备体系;搞了两弹一星的军事工业,保障了国家安全。

  那么徐景安为什么要反对计划经济呢,他用自己过去在国家计委参与制定计划的亲身经历,说明制定计划时的种种不科学,"订计划根本不调查社会需求,是拿计算尺拉出来的"。(笔者本人也听有关官员说过当年制定计划时的种种拍脑袋行为。)

  对此杨帆没有否认,想必他也无法否认,他只是回答:"盲目投资,市场经济更加厉害。"的确如此,为了减少市场的盲目性,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宏观调控,有各种严格、细致的计划。

  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失败,不是因为计划经济本身,而是因为制定的计划不好、不科学,或很多产业无法预测市场需求,因而无法制定出好的、科学的计划;而中国的两弹一星能够在计划经济时代成功,是因为两弹一星工程有一个好的、科学的计划作为一切工作的基础。

  显然,左派们不会赞同用坏的计划来搞计划经济,右派也不会反对国民经济有一定的计划性,至少不会反对在某些领域或产业应该有一定的计划性。因此,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不应该就"计划经济"这个单一的大概念争论其好坏,而应该辩论:

  1,具体哪些领域或产业应该有计划,哪些不应该有计划,或政府只需要提出宽松的指导性规划就足够了;

  2,政府应该如何制定一个好的、科学的计划;

  3,过去哪些计划是好的、科学的,而哪些是不好的、不科学的,其经验教训是什么,今后如何避免;

  4,政府部门制定的计划是不是科学合理?如果不是,应该做哪些修改;

  5,通过什么方式使一个好的计划能够得到好的执行,得到好的、预期的结果,使用行政手段,还是用经济手段,如减少税收或发放补贴;等等等等。

  如果左派永远以计划经济中的成功部分来捍卫计划经济,而右派永远以坏的计划导致计划经济失败来否认计划经济,那么左右两派的争论就永远不会有结果。这种"公只说有利于公的例,婆只说有利于婆的例"式的辩论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支持发展汽车的人以汽车提高效率为理由,而反对发展汽车的人以大量车祸和空气污染为理由,那么他们谁也无法战胜对方,他们的争论永远不会有结果。实际上,支持者并不否认存在车祸和污染,反对者自己出门时也不会拒绝坐汽车而坚持步行或骑自行车。因此,正确的论题应该是"如何减少车祸和污染",而不是"汽车是好还是坏"。只有这样,社会和民众才能从知识分子那里得到有建设性的思想,知识分子才对社会和民众有价值。

  左右两派应该从"只谈主义"中跳出来,多谈具体的问题。否则政府和民众都会对他们的辩论失去兴趣。有读者在评论徐杨对话时说:"我认为:先不要打旗子、谈理论。就我们所处社会,先找出主要问题,大家研究、提出解决方案,追根朔源一个一个、一步一步加以解决,才能取得真进步、大进步。"这些话很值得左右两派深思。

  从左派和右派关于"计划经济"的争论,还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的一个误区:一件事物是好是坏,一定要争论出一个非此即彼的结论,然后希望最高统治者按照自己指引的道路走。左派希望中国政府改变方向,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而右派坚决反对,希望中国政府继续搞市场经济,并且使市场化更彻底。

  中国人热衷于寻找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然后让掌权者来执行这条路线。如果在实践中发现这条路线有问题,就重新展开大规模的争论,寻找新的"正确路线",再来"折腾"一番。在民主社会,应该换一种做法:不同利益、不同观点的人相互交流,相互妥协,最后得出一个折中的方案;然后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偏左了,就向右调整一点;偏右了,就向左调整一点。在成熟的民主国家里,"折腾"的次数比较少、或规模比较小,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胡总书记日前说"不折腾"。不排除他有这样的意思:不要再在基本路线上玩虚的,而应该通过不断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来使中国比较平稳地向前发展。

  中国有左右两派,对中国的问题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是好事情。但两派的辩论不应该停留在理论学术层面。如果哪天中国的左右两派不只是在网上和纸上对抽象而空洞的理论问题进行辩论,而是在媒介上对具体问题进行辩论,提出有可操作性的建议,或投身参与具体的事情,例如左派们积极为工人农民维权,帮助他们打官司,而右派们积极推动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推动政府减免中小企业的税收,那么中国离开民主政治就不远了。如果更进一步,左右派能够在党的会议上、在人大或政协的会议上对具体的问题进行辩论,并通过表决,形成党或政府的决策,形成国家法律、国家意志,那么中国民主政治的雏形就出现了。

  左右两派久辩不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死不认错"。

  徐景安指出计划经济中制定的计划不科学,有盲目性。杨帆的回击是:"盲目投资,市场经济更加厉害。"既然杨帆无法否认计划经济没有解决好盲目性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不继续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不探讨一下如何使计划经济消除盲目性、完善起来呢?指出市场经济也有盲目性,就能够使计划经济的盲目性自动消失吗?市场经济有盲目性,计划经济就可以有盲目性了?

  这种辩论逻辑就好象:有人批评张三乱扔垃圾,张三回嘴说:"李四还随地吐痰呢!"难道李四随地吐痰,你张三乱扔垃圾就不是错了?

  左右派之间的辩论不是大学生辩论赛,不能为了自己一派的胜利而辩。辩论的目的应该是发现真理,接近真理。自己错了,就应该承认错了;对方对了,就应该承认对方对了。左右两派的辩论也许会关系到中国未来走什么道路,千万不能为了个人的颜面而把中国引向歧途。

  杨帆指出,虽然中国的劳动力很便宜,但美国拒绝中国劳动力流动到美国去,这是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相矛盾的。他批评中国右派"帮美国攻击中国不开放不自由,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劳动力也不开放。"

  徐景安无法反驳,就强调是美国不让中国劳工过去,要杨帆找美国去理论,而不要批评中国右派。

  实际上,杨帆是用这个例子说明美国人自己并不完全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来做。只有符合美国利益时,美国才搞自由主义,在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方面,它就不搞自由主义了。美国在资本、技术和品牌等方面占有优势,它就鼓吹资本和市场的全球化;在劳动力价格方面没有优势,它就闭口不谈"生产要素应该全球自由流通"了。杨帆是以此提醒中国右派,不要盲目地、无条件地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要头脑清醒。

  面对杨帆说的客观事实,徐景安知道自己无法反驳,但死不认错,而是金蝉脱壳,不再谈经济学了,偷换概念,叫杨帆去找美国理论,把"美国自己是不是完全遵循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个命题偷换成了"美国为什么采取从严从紧的移民政策?"

  看了这些例子,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左右两派的辩论旷日持久却没有产生多少积极的意义。

  实际上,杨帆指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在"民主、自由、人权"方面也是这样,美国搞不搞这些东西,取决于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1970年代,和中国结盟能够抗衡苏联,有利于美国的利益,美国就不管中国有没有民主自由和人权,照样和中国结盟。卢旺达没有石油,于是在发生种族灭绝时,美欧都按兵不动;而伊拉克有石油,虽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没有确切的线索,但美国人仍然"热情"地去"解放"伊拉克人民(帮助伊拉克人民摆脱萨达姆的统治实际上只是一个副产品。乌干达前独裁者阿明也杀政敌、吃政敌的肉,却不见美国去解放乌干达人民。阿明的军队比萨达姆的弱得多,解放乌干达人民不知道要容易多少倍)。

  中国的确应该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权,但我们要认识到,美国支持别人搞这些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符合的,就支持,就帮忙;不符合,就袖手旁观,任凭其自生自灭。对于美国来说,它心目中真正的普世价值是"美国利益最大化":能够增进美国利益的事情,就有价值,反之则没有价值。

  左右派的争论还反映出他们的偏执或意气用事。中国现在有很多严重的问题。左派一口咬定是"资本"造成的,右派则一口咬定是"权力"造成的。

  但是,美国的市场化程度比中国高得多,资本更加泛滥,但没有出现煤矿工人因安全事故而大量死亡的事情;中国的毛时代,搞的是彻底的计划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但并没有出现政府霸占农民土地、农民无地可耕的事情。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资本"或"权力"单独一个因素所造成的,而是这两个因素共同造成的,资本与权力勾结,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利用资本和权力相结合后的巨大力量,侵占民众的利益,而中国目前尚没有力量能够对其进行制约。

  左派要求停止市场经济,恢复计划经济,即消灭资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中国将会出现另一个严重问题:经济停滞,物资匮乏;其副产品将是严厉的政治管制和单调贫乏的文化生活。

  右派的主张则正好相反,要求政府减少管制,给资本和外国投资者以更大的自由,并在政治上迅速实现民主政治。但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外国投资者不是白求恩,资本家是要为自己谋利益的,放松对他们的制约,或根本不制约他们,恰恰是中国目前很多问题的根源;而突变型的民主改革会在中国引发严重的政治动荡。

  实际上,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要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消灭资本或放纵资本都是不行的。中国现在要做的是:1,制约官员的权力;2,切断资本和权力之间的联盟;3,完善对资本的规范;4,扶植中国民间资本的发展;5,警惕外国大资本对中国的入侵和控制;……

  左右两派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治观点,不顾基本的客观事实,不进行客观的分析,而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愿意把自己的观点和对方正确的意见相融合。片面、极端、偏执、顽固背后的共同点是幼稚。

  左右派之间的辩论,还反映出中国不少知识分子缺乏最基本的人性立场。徐景安说:"剥夺农民带来困难时期,饿死了3600万人。"杨帆答道:"这个数(字)没有根据。"

  多年来,左右两派在1960年代初饿死多少人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但是左派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饿死三千万人,而是饿死一千万,是不是就没事了?

  实际上,人为原因导致饿死人,本身就是大错误,即使饿死一个人,也是错误;退一万步说,即使没有人饿死,但如果人为因素导致大量人吃不饱、营养不良,中华民族整整一代人身体孱弱,也是一个严重错误。在1960年代的大饥荒问题上,应该争论的不是饿死多少人的问题,而是有没有人为因素在里面、如何吸取教训、避免类似灾难再次发生的问题。

  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仅仅是建立并运作一个民主制度的问题,还必须建设作为基础的政治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学会独立思考,既不盲从官方,也不盲从西方。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学会"愿赌服输":发现自己错了就应该勇敢承认。更应该从心灵深处建立起"以人为本"的思想,认识到政治和经济只是为人的幸福服务的工具。

  有一个读者留言说:"先左右一致要求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共同的地方就要一起推动,不同的地方大家继续坚持,都不能说服就由人民来决定。"我也认为左右两派应该采取这种"求同存异"、"能做的先一起做起来"的态度。只有这样,左右两派才会成为中国进步的推动力,而不是逐渐被边缘化。

  2009年1月26日

胡星斗:抵制毛邪教,反思人祸教训

  鼓吹毛邪教的基地"乌有之乡"终于露出了其鼓吹邪教、反对改革、蛊惑人民的真实面目。中国开放三十年了,还有这样一帮愚民,欲回到文革,开历史倒车,真让人啼笑皆非,深感中国数千年皇权专制的伟力。请读奇文:

  乌有之乡倡议:缅怀毛主席日常化!

  毛主席诞辰11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网友纷纷集会缅怀毛主席。有鉴于此,我们倡议,将缅怀毛主席的活动日常化!

  凡是热爱毛主席、崇拜毛主席的各地网友,只要凑够9人以上,建议每半个月聚会一次,地点可以在会议室,也可以在家,也可以在操场、公园,也可以野外。每次聚会可以安排9项仪程:

  1、到场时,相互握手,相互祝福:"主席保佑!";

  2、齐唱国际歌,三段都要唱,放声地,壮严地;

  3、念一段毛主席语录,主持人负责解释这段语录与当前形势、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4、放一段录音或录像,或读一篇文章:有关文革和改革;

  5、结合语录、录音、录像、文章,各自谈心得体会。特别是有勇气忏悔,反省自己过去对毛主席的误解。

  6、交流当前工作与生活的体会,交流困难、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增强信心和力量。逐渐形成在思想上相互关心,在生活上相互帮助的友爱氛围。

  7、表演唱,自选曲目,赞美毛主席和中国革命的歌;诗朗颂,毛主席的诗,或赞美毛主席的诗。

  8、齐唱东方红,三段都要唱,放声地,深情地;

  9、告别,共同呼喊:"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

  日常生活中,我们倡议可以力所能及地做到以下各点:

  1、在左前胸佩带毛主席像章;春夏秋冬,婚丧嫁娶,劳动开会,除晚上睡觉时间,一切时间、一切地点、一切场合,都要自豪地佩带毛主席像章。遇到有人询问,就是我们做解释、争取工作的好时机。许多司机已经自发挂起了毛主席,保佑他们行车安全。要争取每一辆车挂毛主席像。佩带毛主席像后,要注意主动让座,帮助孤寡老人,模范遵守社会秩序。

  2、在京的,每年清明节,9月9日、12月26日,集体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a)  瞻仰前,先到国旗下集合,面向国旗和天安门前的毛主席像,唱国际歌,标准如常;

  b) 瞻仰时,集体准备一束鲜花或花蓝,挂上最想对毛主席说的话,放到毛主席塑像前;

  c) 瞻仰后,在正阳门下集合,齐唱东方红,标准如常;

  d) 瞻仰结束,选定一个恰当地点,进行例行的第2至6项;

  不在京的,如附近有毛主席塑像或烈士陵园的,参照在京瞻仰遗容的办法进行;

  3、如附近有毛主席塑像的,应负责清洗塑像上的污物,保持塑像的清洁;经常在塑像前摆放一束鲜花;如附近没有毛主席塑像的,应设法争取当地政府、企业、街道、村委会新修毛主席塑像,或者动员普通群众集资修建。

  4、凡电视台播放有关毛主席纪录片的时间,事先相互告知,有条件的,优先共同收看,讨论体会;亦可在家收看,争取家人的转变;

  5、凡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上播放、刊登内容或文章,辱骂、歪曲毛主席形象的,一定要打电话或写信给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表达我们的抗议,让群众的声音震慑媒体。

  6、凡在互联网上看到辱骂、歪曲、妖魔化毛主席文章的,一定要回骂他们。有写作能力的,要停下手头的事情,反驳他们,哪怕是三言两语。要学会利用现成的拥毛文章、书籍、观点去反驳那些他们。要认清楚,汉奸、买办、卖国贼、腐败势力毕竟是少数,多数人都是被他们洗了脑,受了他们所操纵的舆论控制。

  7、有手机的,应当利用节假日问候机会,发送与毛泽东思想相关的短信。

  8、利用节假日,结伴徒步行走,或骑自行车旅行,实践毛主席"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同时,深入农村、山区,既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又了解了社会现状,民心人情。

  9、争取写出自己认识毛主席的心路历程,到网上到处张贴。也要有勇气告诉周围的普通人。首先畅开自己的心扉,才有可能找到朋友和同志。不要怕别人嘲笑!要有自信。该受嘲笑的,正是嘲笑者。

  10、看到打动自己的文章,听到打动自己的录音或录像,要勇于向周围人传播,争取更多的人佩带上毛主席像章。更勇敢的,还可以穿印有毛主席头像或为人民服务字样的T恤衫。

  11、春节到来,选购毛主席的挂历、年画、贺年卡,有条件的还可以送亲友。

  12、平时,争取能到公园或操场齐唱红歌,注意吸引普通公众参加。有条件的朋友,利用自己主持会议或仪式的机会,让各地党的会议都唱齐国际歌三段。在唱东方红的场合,唱齐东方红三段。

  乌有之乡敬议

  2008年1月5日

  不要以为这只是几个秀才的沽名钓誉,要知道"乌有之乡"如今是中国影响最大的崇毛、反改革、要为文革、四人帮平反的集团,其网站上铺天盖地的是反改革的言论,没有见过他们发表一篇正面阐述改革开放的文章。

  诚然,现在的中国,大家都有言论自由,应当允许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鼓吹个人崇拜的社会运动,已经走到了反人类、反人民的邪教道路上,我们不得不予以揭露和抨击。他们也忘了:在毛时代,他们有这样的言论自由吗?或许,他们当年作为红卫兵小将曾经"火"了一把,自由了一回,所以直到现在他们对批斗、抄家的自由还是魂牵梦绕,但是,那是圣旨下的自由、毛式"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自由,自由完了,不就抓的抓、杀的杀,剩下的赶到农村,以免在城市闹事吗?

  现在的极左派势力已经相当猖狂了,魏巍在《一位革命老人对未来的几点思考》一文中鼓吹新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和篡党夺权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毛新宇在《表扬张宏良、刘永佶,炮打官僚党》一文中主张"对当权派给予彻底否定、猛烈抨击、全面揭露"。"所有思考中国问题的人,求同存异,联合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迫使腐败无能的当权派退却,是乃当务之急。"http://www.dajun.com.cn/wenji080101.htm.可见,乌有之乡绝非孤立,动机远非单纯,他们旨在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坚持改革开放的现政权。

  极左派所崇拜的毛邪教教主是怎样为害中国的呢?难道极左派们忘记了,还想再来一遍吗?

  1、苏区大肃反(参考高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AB团"的历史考察》等):30年代正当满怀崇高理想的共产党人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在湘赣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却发生了数次消灭自己人的大"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至少有数万人被屠杀。毛泽东当时是总前委领导,始终处于大肃反的组织者地位。毛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反布尔什维克)团分子,甚至超过1/4.

  事发的起因是毛泽东反对李立三中央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战略方针。这在中共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不少争议,出现了"骂前委对抗中央"的言论以及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毛泽东认为这就是"AB团"的进攻。

  打AB团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敢于直批毛泽东的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对其权威的挑战。结果,最先被逮捕的就是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等120余人,以后逐渐株连达到4400到5200人之间,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打成了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毛泽东在给上海党中央的信中说,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的管辖下,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

  老红军萧克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裏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就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被捕的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当红军中曾经反对毛的人肃清得差不多了,毛泽东便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1930年12月3日,毛泽东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时毛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对毛有所不满的人。毛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12月5日,李韶九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8人。从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捕人、审讯。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12月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终于酿成了揭竿另立的富田事变。

  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曾经说:"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好安安稳稳地当皇帝"。

  项英、任弼时等人都认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帮派主义,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当时中央派来的三人团之一的顾作霖,严词斥责毛泽东:"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

  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反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江西肃反后来又扩展到其他红区。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半数以上被杀害,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会民主党分子"1670人,其中700余人被处决。红四军主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仅倪志亮、王树声幸免,余皆被杀;仅30团被杀的干部就有500人之多。白雀园大屠杀,杀不过来自己的"同志",就用机枪扫。

  薄一波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共产党员多得多。

  1935年,遵义会议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但是毛泽东反客为主、反臣为君,篡党夺权长达十年,直到1945年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

  2、朝鲜战争:在冷战的情况下,美国为了与苏联抗衡,避免毛泽东倒向苏联,一开始极力拉拢即将夺取政权的毛。内战之初,美国就停止了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宋美龄赴美求援空手而归;国民党政权撤出南京,苏联大使馆跟着跑,唯独美国大使馆不动,美外交人员留在炮火连天的南京要"与中共接触";蒋介石逃到台湾,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国民党是"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允许共产党军队进攻台湾;美台之间连续9个月断绝了所有的往来,毛泽东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美国发表声明,支持新中国加入联合国;英国开始了与中国的建交谈判,美国还提出以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换取与毛建交(见《作家文摘》)。可是抱着极左思维、一心想倒向苏联的毛泽东却说:"不要急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政治是不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就这样,毛泽东错过了一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机会。不但如此,此时的斯大林、毛泽东还怂恿金日成率先发动了"解放"朝鲜半岛的朝鲜战争。但随着美军的介入,北朝鲜败回三八线。斯大林于是又怂恿毛泽东与美军作战,想以此削弱苏联的东方强国——中国,并阻止中国统一的大业。斯大林假装许诺为毛的军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武器装备。果然,毛泽东上当了、决定参与朝鲜战争。本来,中共政治局开会,由于大多数人反对出兵朝鲜,毛泽东一度作罢,可是,后来,毛与彭德怀一席话后,未经政治局讨论,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而斯大林此时却表示不提供空中支援了。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其劣势的装备参战了,牺牲30多万人、后期供给被美军切断而饿死冻死30多万,总共死亡70多万人(见《远东朝鲜战争》),而美军才阵亡5万4千2百46人。不仅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而且朝鲜战争至少造成了两大极其严重的长期后果:一是美国改变了其防守范围绕过台湾的战略,开始阻止两岸统一。朝鲜战争之后,美台更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可以说毛泽东保了朝鲜,丢了台湾。照理说,稍微有战略头脑的人和有民主决策机制的政权都会先解决自己的内政(台湾)问题,然后去管别人的事(反对出兵朝鲜的林彪、聂荣臻等人就是如此的主张),可是毛泽东说:"别人有困难,我们不管,于心不忍啊!"毛的好斗和轻率性格完全蒙蔽了他的战略头脑。二是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封锁,致使中国30年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搞"超英赶美"的大跃进、窝里斗的文化大革命。

  朝鲜战争中,美军抓获中国战俘2万余人,其中14000人去了台湾,6673人在经历绝食等"斗争"后终于返回大陆。一开始,毛泽东鲜花迎接,后来,全部战俘打成了"投敌叛徒",被开除出党,大部分被折磨致死。

  3、文字狱:封建社会文字狱密布,朱元璋杀了数万读书人,雍正、乾隆制造了无数的文字狱,死者延颈相望。可是,与毛泽东的文字狱相比,古代统治者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

  第一文字狱胡风案:胡风因写《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被毛泽东说成是"反革命意见书",共牵连2100多人,许多人被整死,如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被活活打死。胡风被抓10年后才被判刑14年,刑满后又不释放,他上书要求释放,结果被判无期徒刑。

  第二文字狱《刘志丹》小说案: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成歌颂刘志丹的小说,结果被毛泽东说成"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副总理习仲勋被打成"彭(彭德怀)、高(高岗)、习反党联盟",12000人受到迫害,许多人丧命。连习仲勋吃过8次饭的饭馆经理也被诬为"习仲勋的交通员"而被捕,株连烤鸭店、湖南饭店等50几户,逮捕10多人,打死6人。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被害死,一机部副部长白坚被斗致死,湖南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专政队沉河,活活淹死,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打死,连为李建彤带过路的陕北贫农王悦贤、刘景华也被打死。

  除了"文网",毛泽东同时还给中国人民布下了户籍制度、票证制度、劳动教养制度、劳改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政府垄断资源制度(公有制)、计划经济、管控型社会的天罗地网。

  4、反右运动:毛泽东以其自夸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号召老百姓给党"提意见",人们不知是计,畅所欲言,结果一共揪出55万右派分子(加上没有戴右派帽子的右派,为180万人)。按毛泽东的话说:右派分子其实就是反革命!可怜,一个阴谋造成了多少个家破人亡!自此,毛泽东的斗争矛头从"阶级敌人"转向了人民内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又有300多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5、大跃进与大饥荒:毛泽东于1958年南宁会议上批判"反冒进",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责对浮夸风持怀疑批评的人举的是"白旗",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毛提出要"插红旗,拔白旗"。于是,大江南北竞相吹牛,"放卫星"。更要命的是,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全民大炼钢铁,满腔热情的农民把锄头、铁锹、秤砣、锅等都扔进土炉里"炼钢",炼钢炉满山遍野,炉火通宵不息。当年本来粮食丰收在望,可9000万人上山炼钢,农民让粮食烂在了地里,无人收割。彭德怀急了,以诗疾呼:"青壮炼钢去,锄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与人民鼓与呼。"果不其然,大跃进、大炼钢造成了大饥荒。据当时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中国人口减少了2000万。若加上每年本应增加新生人口一二千万,所以,实际的饿死人口在4000万左右(最新的专家研究报告:死亡4120万。杨继绳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7600万人)。也就是说,三年饥荒的死亡人数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牺牲、被屠杀、饿死的人口总数的2倍,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了四百五十颗广岛原子弹。连历史上从未饿死人的天府之国四川也饿死了八百万人(杨继绳书中确认超过一千万人)。这是毛泽东对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参见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等)

  至今一些人不仅不思悔过,反而信口雌黄,把三年饥荒说成是"自然灾害"(对这么大的中国来说,局部的自然灾害没有哪一年断过,但事实是,学者们考证的结论也是,那三年中根本没有大的全局性的自然灾害。其实,毛泽东一辈子最擅长弄虚作假。根据《炎黄春秋》、《百年潮》杂志的报道,《沁园春·雪》是胡乔木原创,毛改动四个字"原驰腊象",就据为己有),甚至乌有之乡的极左学者声称饿死人是捏造的,这是对几千万死去的同胞的极大侮辱,是对中国人民的高度蔑视。

  据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一百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明知道大面积饿死人, 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的全国征粮库存额度。

  另据报道,大跃进中,河南省委浮夸的粮食产量为实际数字的几倍。省委硬说农民有粮不交。为追逼粮食,仅信阳地区就逮捕和拘留12000多人,其中703人被打死在拘留所或狱中。后来,信阳地区饿死100多万人,其中息县饿死10万人,村庄减少639个。可省委书记吴芝圃因批判彭德怀有功,易地做官,被毛泽东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而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因如实讲出大跃进中的问题而被打成反党集团。

  1959年,中国竟然出口粮食400多万吨,足够2000万人吃一年。可是,毛泽东为了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也顾不上国人饿死了。毛泽东甚至说:"人总是要死的,孔夫子不死的话还在怀仁堂与我们一起开会呢"。随之大笑。

  王稼祥建议在国内困难的情况下减少外援,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毛严厉批判,指责为"修正主义"。

  中国在60、70年代共援助阿尔巴尼亚100亿元,该国仅200万人,相当于每家获得中国援助2万多元,而当时中国国内几乎没有万元户,除毛泽东总共违规违法获稿费570万元外(当时全国仅他一人有权获稿费,见后)。

  另外,邓小平曾经告诉李光耀,中国援助越南200亿美元。援助红色高棉10亿美元。朝鲜战争中国支付了63亿元费用和560吨物质。另据在日本出版的对朝文件披露: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向北朝鲜总共提供了超过8000亿人民币的援助,相当于现在的一二十万亿元。

  大饥荒后,召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因刘少奇要立碑纪念饥荒中死去的人民,还说"喊万岁是封建意识"(毛泽东在1950年的国庆口号中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在党的"八大"时根据彭德怀的提议、刘少奇第一个表态支持,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对刘怀恨在心。江青后来称: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七千人大会的恶气。

  7、"四清"运动:造成死亡77560人,挨整532万多人。

  8、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等被迫害致死。1967年8月28日,毛泽东下令开枪,打死"反革命"游行群众101人。大兴县杀"四类分子"325人,22户被杀绝。湖南道县农村纷纷组成"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随意处决人,红色大屠杀致死上万人丧命。屠杀的手段有:刀砍、铳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用火活活熏死,还采用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种种手段,惨不忍睹。文革中,冀东案迫害8万4千人,死亡2955人;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案致死14000人;内蒙古人民党案致死11622人。广西武斗死亡10万多人,广西武宣县、隆安县、大兴县、上林县、武鸣县、蒲北县、灵山县、贵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煮吃"反革命分子"心、肝、肉的吃人事件。叶剑英曾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汉学家麦诺教授估计,非正常死亡773万人),上亿人受迫害。

  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罪名的占总数的71%。

  然而,一切的罪恶都被推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头上。他们成了替罪羊。"五人帮"的罪魁祸首可以逍遥法外,不被批判,仍然是极左派爱戴的"伟人"。

  可是江青说了实话:"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我们应当重新认识毛泽东。

  毛泽东是腐败的不择手段的独裁者:彭德怀曾斥责毛"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团是在"选妃子"。毛泽东对女性见异思迁,道德堕落无人出其右——在夫人杨开慧身陷囹圄时,他与贺子珍合欢;在贺子珍赴苏联养病期间,他与江青同居;在与江青结婚时,他与许多女性"暗渡陈仓"。

  毛每次外出,坐专列,警察、军队数千人保护他,一切人、一切车辆皆服从其特权——让路。毛每次外出要花费上百万元。毛去苏联访问,也用专机把木板床运去(毛的朴素只是他的农民习惯而已。当要花很多钱维持他的"朴素"时,他毫不犹豫地折腾)。即使三年饥荒时期,全国到处都在为毛建豪华别墅。除各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古今中外少有。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

  有些别墅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6月毛回韶山时,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1962年才竣工,耗资1亿2仟万元(那时30元可以够一家人糊口)。有人计算,如果毛泽东用建别墅的钱去买粮赈灾,可供湖南饿死的248万饥民吃一年。

  还是在全国到处都饿死人的时候,毛命令把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一一八会议室」,里面的装璜、家具、陈设、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而且,中南海的春藕斋也被重新粉饰装修,成为毛的专用舞厅。在饿殍遍野时,毛居然把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可谓莺歌燕舞。

  《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记载:三年饥荒期间毛泽东的菜谱(被宣传为饥荒时期"不吃肉"):1961 年4 月26 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了西菜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其中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60 年代初,工作人员为毛制作的鸡类西菜有: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60 年代初毛泽东吃过的猪肉类西菜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泽东吃过的西菜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党史文苑》载:据汪东兴回忆,1967年10月,毛亲自查了自己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相当于现在的三个亿左右),毛是当时中国的首富。而毛的文章却大多为胡乔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写("毛选"中的文章90%以上是秘书们所写),《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不是毛的作品,只是冠以毛的名字发表或成为毛的讲话稿,稿费全部归毛。1964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革稿酬制度的请示报告》——废除了印数稿费的制度,只采用字数稿酬,后来全国报刊、出版以及任何创作又取消了稿费制度,全国唯有毛泽东一个人享受特权在拿稿费,而且是按印数稿费拿。毛的著作大多不是人民自己掏腰包购买,而是国家、单位花钱购买,发给人民,结果每个家庭都不止拥有一套两套。著作不断地再版,声称"手不沾钱"的毛泽东不断地违规拿钱。

  毛的钱是怎样花的呢?据王彬彬的《为批评正名》叙述:毛的稿费收入首先是用于贴补生活之用。毛泽东每月工资404.8元,江青330 元,他们的收入是当时中国普通工人收入的十倍。但远不够他们开销,于是每年从稿费中拿出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万)用于个人生活,结果毛还被宣传为"艰苦朴素,粗茶淡饭"。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了张玉凤,又给了护士吴某2.5万元,给了汪东兴4万元,但没有见过毛拿自己的稿费去做公益事业或者救贫济困——即使是对曾经养育过、乃至成就过他的伟业的"福地"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等长期以来相当贫穷的地区,"伟大领袖"也没有掏过腰包。

  毛泽东不但没有感激过贫穷的乡亲,而且多次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叫好。比如日本首相田中访华,田中为日本侵华口头道歉,毛却说:"我们还要感谢日本呢。没有日本的侵略,也就没有我们的胜利"。

  毛泽东晚年曾经多次提出自己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毛远新或王洪文。可见,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毛家天下的班子已经形成,幸亏毛岸英早死了,否则他就是中国的金正日。

  毛泽东创造了中国五大纪录:近代史上国土版图最小的记录(为倒向苏联,毛正式割让了外蒙);非正常死亡最高的记录(共死亡6000万人以上);GDP占世界份额最小的记录(文革结束时中国GDP占世界1.8%,而清末民初占世界6%);国民生活水平排名世界倒数的记录;控制人民精神、思想和私人生活最严密的记录。

  看看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是怎样反思毛泽东的:林彪在日记中写道:"主先臣后","主倡臣和","终生不犯错误之法……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叶群记录的林彪讲话还有:"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林彪正是按照这些原则投毛之所好的。

  所谓林彪整人,只是对毛泽东想整的人说了几句狠话而已,如对罗瑞卿、贺龙。罗瑞卿因为窃听器的事而被毛欲置之死地,贺龙因为长期不愿奉承毛而被毛怀疑——贺龙家里从来不挂毛泽东的像;全国学毛选时,贺龙却说"应当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站在门口,10分钟就走了;有一次,运动会上高奏《东方红》,贺龙起身就走;毛泽东摆家宴过生日,贺龙称身体不好没去,可是却在家里打扑克;批判刘、邓,贺龙不发言,毛泽东逼他发言,贺龙却说:"我上不了纲哟"。因此,毛泽东怀疑贺龙是另外一个彭德怀,必欲除之,让人揭发他"二月兵变"、想当主席。

  林公开大批彭德怀,私下里却说彭的"万言书是对的,就是急了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毛吹成"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但私下里却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林彪个性清高,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个敢顶撞毛主席。林彪反对出兵朝鲜,拒绝率兵入朝;反对大跃进,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推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林彪竟把毛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

  毛泽东强迫林彪做接班人,但林彪或许是因为身体不好,他是寡欲的,他多次声明不当国家主席;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却把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叶剑英。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仅一次在住地召见过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约20分钟,谈的仅仅是防止苏联对北京的突然袭击;黄永胜当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过他两次,林彪从未单独接见过吴法宪,对李作鹏也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一次,丘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面见林彪的机会。林彪甚至在文革数年也没有对军委办事组下达过象样的命令。可就是这样一些零散的人,被毛泽东捏造为"林彪反革命集团"。

  原来,林彪与"四人帮"等毛泽东的走狗水火不容。林彪集团的人都是受到毛泽东、四人帮的残酷打击而投靠林彪的。黄永胜直到1980年出庭受审时还大骂江青"大流氓!大坏蛋!"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等人皆是受尽批斗凌辱,后来被林彪暗中保护了起来。林彪他们称江青为"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 林彪多次当众大骂江青,还说要"毙了她";一次,陈伯达想辞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可林彪劝他:"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只是因为江是毛的夫人,林彪又要让叶群与江青套关系。1971年,林在苏州大哭一场,提出要"清君侧",搞掉张春桥等几个奸佞,搞掉"三蛇",架空毛,实施"新政","新政第一条就是:中止文革,搞民富国强。"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林彪与毛泽东最大的矛盾是在起草中共九大报告中。毛让林彪主持起草该报告,林彪、陈伯达起草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所以应当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应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搞"民富国强。"陈伯达也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看了报告初稿以后大怒,决定另起炉灶,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政治报告。张、姚起草的报告由林彪在大会上宣读,当时林彪面色铁青,肺都要气炸了。念完报告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都念错了。"林彪说:"多念错一点才好呢!"

  据最近开禁的《林彪工作札记》:林对毛"文革"中的阴谋了如指掌,如林彪札记中记载: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六四年是排斥毛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毛泽东)授权眼镜蛇(张春桥)、婆娘(江青)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

  九大之后,毛决心除掉林(毛最终逼死林彪,出于三大原因:林彪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思想与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严重冲突,为了自己身后不被否定,毛必须在打倒刘少奇之后乘胜追击,打倒林彪,甚至后来试图打倒周恩来;当初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秘令林彪坐镇中央军委,为他掌握军队,结果军委办事组都是林彪的人;毛认为批判张春桥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推动的,当时以林彪为代表的"枪杆子"与以张春桥为代表的"笔杆子"水火不容),林多次求见毛而不得,林彪甚至为此大哭了一场。一次,江青让林彪到钓鱼台,林以为毛要接见,匆匆赶去,结果只是跟江青照了相,没有见到毛泽东,林彪气愤填膺。毛始终不给林彪任何解释的机会。庐山会议上,本来是康生首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林彪从未提出,而且多次表态:如果设立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我林彪绝对不当。但毛泽东要借机打倒林彪,他跑到南方大肆进行非组织活动,到处声称:有人想分裂中央,想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逼迫林彪出逃,林彪不想认罪,认罪了必然是刘少奇、彭德怀的下场。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以上均见林彪秘书的回忆录)中央本可以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当时全国的飞机都禁止升空,唯独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毛泽东还十分潇洒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其实,毛胸有成竹,飞机上早就安了定时炸弹。

  文革中,一份批判文革的信——《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传到林彪处,林听讲后一言不发,但随后又把信要了去,说"再看看",可见,这封信引起了林彪的共鸣。林彪曾说:"文化大革命,要变成'武化'大革命喽!"林彪儿子林立果等人在《571工程纪要》中写道:"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以上参见〈毛家湾记实〉,中央党史出版社)

  毛泽东祸国殃民几十年,把陈独秀创立的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理念的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一度引向了歧途,其教训是深刻的、悲惨的,也是多方面的。

  教训之一:天堂与地狱——天堂与地狱是可以辨证转换的,人民急于进入天堂,必然堕入地狱;当人们兴高采烈奔赴乌托邦后,才发现这里是炼狱;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叫他疯狂。

  教训之二:目标与手段——中国文化往往把目标与手段分离,只要目标是崇高的,手段可以是卑鄙的,"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中国人容忍暴力,崇尚阴谋主义;毛泽东为了建立理想社会,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专政与镇压。现在我们认识到:目标的合理性与手段的合法性必须统一。

  教训之三:人治与法治——中国文化是人治文化,毛泽东继承了人治的传统,声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砸烂公检法,批评资产阶级法权,推崇法家的重刑主义,只把法律作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手段;宪法不能保护国家主席,更不能保护普通民众;毛泽东摈弃法治,等于让中国与现代文明分道扬镳、背道而驰。

  教训之四:革命与改良——清末新政进行了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改革,1978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也是成功的,但是100多年来,中国的大部分时间盛行激进主义与暴力革命,和平年代也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结果欲速而不达,酿成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重大人祸。事实说明,激进与革命只是社会的临时态,渐进与改良或改革才是社会的常态。

  教训之五:主权与人权——古代中国没有国家主权观念,近代以来则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泛滥成灾,似乎只要祭起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旗,卑鄙的可以瞬间转变为崇高的,非法的可以转变为合法的,反动的可以转变为进步的。毛泽东也正是高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旗,进行闭关锁国、暴力专政、肆意侵犯人权的。现在我们明白:只有保护人权,才会有真正的人民主权;只有尊重人格,才会有国格。

  教训之六:人民与敌人——为了实行独裁,消灭异己,进行阶级斗争,毛泽东制造出大规模的敌人;他不需要经过选举或者任何法定的程序,就能声称代表国民,是"人民公仆",然后消灭另一部分国民。人民,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教训之七:国有与私有——毛泽东以建立国有、消灭私有为己任;名义上"国有"是全体人民所有,实际上是官员控制国民的工具,是专制政治的基础,是"通往奴役之路";只有资源、财富归民间所有,才能够建立起民主社会;国有必然造成官本位和特权,造成严重的权力掠夺与剥削。

  教训之八: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对数以百万计的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进行管制是建立在信息对称(官员能够全面了解企业、消费者、经济各部门的所有信息)、官员的智能无限的基础上的,由于这一基础不可能存在,所以计划经济必然是低效率的,而且,计划经济成为毛泽东控制整个社会、控制每个国民的经济基础;而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民有的基础上的,它与民主政治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

  教训之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弄成了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把资本主义看作万恶之源,但是实际上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才是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潮流的,宪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可以与资本主义有效互补。

  教训之十: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一味地宣称集体主义,强制集体化,反而会导致损公肥私、怠工懒政的道德堕落,整个社会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崇尚个人主义,保护个人权利,反而会形成"自由人的联合",走向新的集体主义,如北欧国家。

  教训之十一:道德之国与无德之国——不以法治国,而片面地以德治国、以领袖的思想治国,最终会成为无德之国,道德终究只是阴谋与暴力的遮羞布;如果假设统治者、官员是人性本善、是明君、好官、君子,不需要对之进行权力制约、制度监督,那么君子终将变成小人,君子国终将成为小人国。相反,先假设统治者、官员人性本恶、可能做坏事,必须对之制约、监督,那么小人才能变成君子。

  教训之十二:宗教神与人间神——西方人崇拜上帝,认为人都是犯有原罪的、存在缺点的,不能崇拜任何个人;而中国文化中没有上帝的位置,往往在世俗中寻找救世主与人间神,毛泽东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大搞个人崇拜。汉民族也是基本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天不怕地不怕,不相信神的监督、上帝的惩罚,因此做事不择手段。中国人缺少除了世俗利益之外的纯粹信仰。

  乌有之乡的极左派们利用改革开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创立毛邪教,欲再次掀起全民的个人崇拜运动,把独裁者美化为人间神。清醒的中国人啊,必须予以强烈的谴责和抵制!

  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没有对毛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革造成的,毛泽东以其计划经济体制、资源垄断体制、话语垄断体制、文字狱体制、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证制度、等级供给与保障制度、劳改制度、劳教制度、领袖崇拜及黑箱治国方式等把人民都变成了他的奴隶,而今中国的特权、腐败、两极分化、弱势群体、道德沦丧无一不是其产物,只不过,计划经济时期这些问题被压制或者通过毛的运动被整肃,而市场经济时期问题被放大了而已。市场经济时期不可能再以运动的方式整肃腐败,而只能通过法治、制度来解决,这也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社会进步。

  我们主张公平、正义、共富的"好的改革",主张宪政社会主义的中派,支持政府的既反极右、也反极左的立场;我们反对维护特权、进行掠夺、贫富分化的"坏的改革",同时我们反对复辟倒退、复活毛邪教、将现政府描绘成"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极左思潮。

  2009-1-7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胡星斗:可以崇拜毛但不能搞邪教

  现在很多评论者不看原文。我从来没有说过崇毛就是邪教,而是崇毛邪乎化才是邪教。在如今的开放社会、自由社会中,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也可以发表崇拜毛泽东的言论,这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我不会抨击,我指责的是崇毛邪教化、崇毛贬邓、为文革平反、为四人帮平反、开历史的倒车等思潮。大家读读乌有之乡的倡议,它是不是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的翻版?是不是邪教化?

  乌有之乡倡议:缅怀毛主席日常化!

  毛主席诞辰11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网友纷纷集会缅怀毛主席。有鉴于此,我们倡议,将缅怀毛主席的活动日常化!

  凡是热爱毛主席、崇拜毛主席的各地网友,只要凑够9人以上,建议每半个月聚会一次,地点可以在会议室,也可以在家,也可以在操场、公园,也可以野外。每次聚会可以安排9项仪程:

  1、到场时,相互握手,相互祝福:"主席保佑!";

  2、齐唱国际歌,三段都要唱,放声地,壮严地;

  3、念一段毛主席语录,主持人负责解释这段语录与当前形势、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4、放一段录音或录像,或读一篇文章:有关文革和改革;

  5、结合语录、录音、录像、文章,各自谈心得体会。特别是有勇气忏悔,反省自己过去对毛主席的误解。

  6、交流当前工作与生活的体会,交流困难、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增强信心和力量。逐渐形成在思想上相互关心,在生活上相互帮助的友爱氛围。

  7、表演唱,自选曲目,赞美毛主席和中国革命的歌;诗朗颂,毛主席的诗,或赞美毛主席的诗。

  8、齐唱东方红,三段都要唱,放声地,深情地;

  9、告别,共同呼喊:"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

  日常生活中,我们倡议可以力所能及地做到以下各点:

  1、在左前胸佩带毛主席像章;春夏秋冬,婚丧嫁娶,劳动开会,除晚上睡觉时间,一切时间、一切地点、一切场合,都要自豪地佩带毛主席像章。遇到有人询问,就是我们做解释、争取工作的好时机。许多司机已经自发挂起了毛主席,保佑他们行车安全。要争取每一辆车挂毛主席像。佩带毛主席像后,要注意主动让座,帮助孤寡老人,模范遵守社会秩序。

  2、在京的,每年清明节,9月9日、12月26日,集体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a)  瞻仰前,先到国旗下集合,面向国旗和天安门前的毛主席像,唱国际歌,标准如常;

  b) 瞻仰时,集体准备一束鲜花或花蓝,挂上最想对毛主席说的话,放到毛主席塑像前;

  c) 瞻仰后,在正阳门下集合,齐唱东方红,标准如常;

  d) 瞻仰结束,选定一个恰当地点,进行例行的第2至6项;

  不在京的,如附近有毛主席塑像或烈士陵园的,参照在京瞻仰遗容的办法进行;

  3、如附近有毛主席塑像的,应负责清洗塑像上的污物,保持塑像的清洁;经常在塑像前摆放一束鲜花;如附近没有毛主席塑像的,应设法争取当地政府、企业、街道、村委会新修毛主席塑像,或者动员普通群众集资修建。

  4、凡电视台播放有关毛主席纪录片的时间,事先相互告知,有条件的,优先共同收看,讨论体会;亦可在家收看,争取家人的转变;

  5、凡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上播放、刊登内容或文章,辱骂、歪曲毛主席形象的,一定要打电话或写信给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表达我们的抗议,让群众的声音震慑媒体。

  6、凡在互联网上看到辱骂、歪曲、妖魔化毛主席文章的,一定要回骂他们。有写作能力的,要停下手头的事情,反驳他们,哪怕是三言两语。要学会利用现成的拥毛文章、书籍、观点去反驳那些他们。要认清楚,汉奸、买办、卖国贼、腐败势力毕竟是少数,多数人都是被他们洗了脑,受了他们所操纵的舆论控制。

  7、有手机的,应当利用节假日问候机会,发送与毛泽东思想相关的短信。

  8、利用节假日,结伴徒步行走,或骑自行车旅行,实践毛主席"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同时,深入农村、山区,既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又了解了社会现状,民心人情。

  9、争取写出自己认识毛主席的心路历程,到网上到处张贴。也要有勇气告诉周围的普通人。首先畅开自己的心扉,才有可能找到朋友和同志。不要怕别人嘲笑!要有自信。该受嘲笑的,正是嘲笑者。

  10、看到打动自己的文章,听到打动自己的录音或录像,要勇于向周围人传播,争取更多的人佩带上毛主席像章。更勇敢的,还可以穿印有毛主席头像或为人民服务字样的T恤衫。

  11、春节到来,选购毛主席的挂历、年画、贺年卡,有条件的还可以送亲友。

  12、平时,争取能到公园或操场齐唱红歌,注意吸引普通公众参加。有条件的朋友,利用自己主持会议或仪式的机会,让各地党的会议都唱齐国际歌三段。在唱东方红的场合,唱齐东方红三段。

  乌有之乡敬议2008年1月5日

  乌有之乡是不是搞邪教了,安宜生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乌有之乡倡议的要害是鼓吹邪教

  ——读胡星斗《反思人祸教训》

  安宜生

  胡星斗的文章在多家网站发表和个人博客转载,文章是一篇,内容是一样的,但标题稍有不同:"五柳村"的标题是:《不要忘记人祸教训——胡星斗评乌有之乡的倡议》,天益网的标题是《反思人祸教训》。"大风网"的标题是《抵制毛邪教,反思人祸教训》,胡星斗自己的网站"价值中国"的标题为:《反思左祸教训,支持政府改革》。几个标题大同小异,各有千秋。我认为最能打中"乌有之乡"的所谓《缅怀毛主席日常化的倡议》的要害的,是《抵制毛邪教,反思人祸教训》。之所以这样说,因为胡星斗在这篇文章中的独到的而又十分精辟的见解,就是指出了"乌有之乡"这个倡议的邪教性质。

  文章的第一句就说:"'乌有之乡'终于露出了其鼓吹邪教、反对改革、蛊惑人民的真实面目。"第一段最后一句为:"请欣赏乌有之乡创立邪教的奇文。"胡文总结毛泽东祸国殃民的教训共有12条。其 教训之十二:"宗教神与人间神——西方人崇拜上帝,认为人都是犯有原罪的、存在缺点的,不能崇拜任何个人;而中国文化中没有上帝的位置,往往在世俗中寻找救世主与人间神,毛泽东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大搞个人崇拜。汉民族也是基本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天不怕地不怕,不相信神的监督、上帝的惩罚,因此做事不择手段。中国人缺少除了世俗利益之外的纯粹信仰。乌有之乡的极左派们利用改革开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创立毛邪教,欲再次掀起全民的个人崇拜运动,把独裁者美化为人间神。清醒的中国人啊,必须予以强烈的谴责和抵制!"全文最后一段为:"我们主张公平、正义、共富的'好的改革',主张宪政社会主义的中派,支持政府的既反极右、也反极左的立场;我们反对维护特权、进行掠夺、贫富分化的'坏的改革',同时我们反对复辟倒退、创立邪教、将现政权描绘成'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极左思潮。"文章始终揪住乌有之乡的妄图创立邪教的尾巴,而全篇文章则是以"抵制创建邪教"为"文眼"来组织材料的。

  自从政府取缔XXX之后,"邪教"这个词儿已广为人知。什么是"邪教"?为什么说《乌有之乡倡议》在鼓吹邪教?我认为主要是要看它的5个方面:⑴是不是"活人教主崇拜"?世界性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士兰教的教主释迦牟尼、耶稣、默罕默德都是历史上千年以上的人物(曾有其人,但后来是神化了的),其宗教经千年演化已定型。而邪教都是"新兴"的,而其教主常常是活人。例如XXX至今还没有死,而这次以及近年来不断被"乌有之乡"等网站奉为教主并把他神灵化的毛泽东,虽说已逝世三十多年,但确实也曾是活人。活人教主崇拜是邪教的最本质的特征。这个教主虽说是活人,或者曾经是活人,但是被神灵化以后就不再是一个原来的真人,而是成为被虚拟化了的至高无上的活神仙。XXX自称是释迦牟尼转世,伟大领袖也被称为"大救星".他们不同于凡人之处,就在于只有崇高,没有卑鄙;只有伟大,没有渺小;只有大公无私,没有自私自利;只有光明磊落,没有阴谋诡计。这实际上是人们把自己的祈求和愿望注入到他们所崇拜对象的身上,让他变成神,因而也就不再是他原来的那个真实的人。胡星斗文章用很大的篇幅来说明真实的毛泽东是怎样的一个人,都是有据可查的。我认为毛泽东是个有大本事曾立过大功勋的英雄或伟人,但并不是洁白无瑕的圣人,更不是神仙,相反,他的阴险、残暴、狠毒、狡诈也超过常人。

  邪教的第二个特征是极端的排他性。由教主崇拜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异己者的残酷迫害。为了抬高教主的地位和威望,他们常常"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教主是红太阳,被他们认定为异端的则是臭狗屎。在"文革"中,他们发明了许多污辱人的名称:什么"牛鬼蛇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特务"、"工贼"、"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帽子满天飞,而近年来一些极左分子又增加了"汉奸"、"买办"、"卖国贼"、"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等帽子随意乱套到别人头上。"文革"在他们给别人加以罪名中,有一种"恶毒攻击罪".常常是神经过敏、无中生有,随意捏造的,致使许多人蒙受冤枉受到迫害。所造成的伤害,不仅是被诬陷者本人,而且是波及到下一代、下两代和亲朋好友。

  邪教的第三个特征是反政府。传统宗教一般和现政权的关系是相安无事的,但邪教却是很不安份的。他们从不满现实,发展为要推翻当政的现政府。XXX从一个炼气功的组织,发展为反政府的非法组织,已被政府取缔。"乌有之乡"自诩为"中国主要的非主流政治、经济学网站,鼓励各种思想的自由表达,特别鼓励新思想的探索。"而实际上现在也正在走一条危险的反政府之路。正如胡星斗文章所指出的:"'乌有之乡'如今是中国影响最大的崇毛、反改革,要为文革、四人帮平反的集团,其网站上铺天盖地的是反改革的言论,没有见过一篇正面阐述改革开放的文章。"乌有之乡的这种反政府本性完全是传承了毛泽东"造反有理"的理论和实践,他们崇拜毛泽东,不单是因为他是开国元勋,而且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号召要造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要反潮流,要夺权。今天乌有之乡之所以反改革,就是要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最后夺回他们失去的政权。

  邪教的第四个特征是反人性、反人道,漠视人的生命。XXX在这方面的事例我们就不说了。毛泽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跃进以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没有人性的所作所为,乌有之乡不仅不谴责、不反对,而且是推崇备至,大加赞颂,还要想发动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这不仅是糊涂,更是反动。他们就是要开历史倒车,要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回到比旧社会还要黑暗的人间地狱之中。

  邪教的第五个特征是制定了比宗教仪式还要繁琐的各种规矩,对信众洗脑,进行严密的思想控制。"乌有之乡"这次提出的"缅怀毛主席日常化的倡议",它包罗万象,细密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使我们想起了"文革"期间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一日三餐之前虔诚地望着毛主席像,口中默默地祷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以及什么"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走,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其目的,就是要人们失去理性,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痴迷的状态。

  亿万民众对毛泽东狂热的崇拜,是"文革"中明显地具有强烈的宗教性的文化现象。它是在毛泽东担任最高的领导职务、实行独裁统治的条件下强行推动的。而现时乌有之乡的鼓吹新的个人崇拜,则是肇始于民间,它实际上是在鬼神迷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约在1989年初,首先在广东流行起毛泽东热,据说是公路上三辆车相撞,其中有两辆严重受损,车内乘客全部死亡;而挂有毛泽东像的那辆车则完好无损,车内无一人伤亡。还有传说是因为佩戴了毛主席像章在车祸中安然无恙的。于是毛泽东就成了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毛泽东像片、毛泽东像章就成了护身符。乌有之乡这份"倡议书"很明显地是为了迎合群众的迷信思想而提出的。

  乌有之乡网站在发出这份所谓《缅怀毛主席日常化的倡议》时"谦逊"地称此倡议书为"征求意见稿".既是征求意见,那么我们也就坦率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希望你们考虑;你们不同意也可以,但是有一点,要请你们注意,希望你们要文明一点,不许骂人,更不许用脏话骂人,不许写恫吓性的留言。

  读者来信:

  华夏已非文革日,共和百诞尤可期。乌有之乡邪教梦,不值星斗一顿批。

  近六十年的教训说明邪教是中国的主要危害,反对邪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当其冲的任务。乌有之乡网站很霸道,也很邪门。

  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就是缺少包容心,对于异己必除之而后快,不然不会有延续至今的专制主义大行其道。连一句话也容不下的国家和民族,走在世界里又有多少威信?如果这个社会哪一天可以自由谈论反毛和崇毛而不受统治者干预,且人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对待与此相关的不同观点的时候,那也许可以算着中国人的一个伟大进步。那个时代,也可能才是毛时代终结的时候,也才可能是中国步入现代文明的时代。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块极易产生邪教的土壤。从东汉末年张角的黄巾军到元朝末年朱元璋的明教,从白莲教到太平天国再到义和团,每次发生大的社会动乱,都会冒出一个或数个蛊惑人心的宗教团体,这些团体组织严密、纪律严明,靠精神麻醉控制党徒,在一个时期内啸聚迅速、一呼百应,极具破坏力,常常被野心家当成获取利益甚至是改朝换代的工具。即使到了现代,还处处可找到邪教的痕迹。暂且不说前些年政府严厉打击的那些骗人钱财的邪教组织,就连屡禁不绝的传销组织,无不带有邪教的神秘色彩。邪教,在中国是一朵永开不败的奇葩,只不过在各个时代披上不同的外衣罢了。

黄鹤昇:黑格尔,何许人也?

  ——为谢盛友、谢选骏的争论而写

  黑格尔,何许人也?中国家户喻晓的辩证法大师?马列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来源者?德国十八世纪的古典哲学家?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究竟是何许人?在哲学界,稍有点哲学良知的人是耻谈黑格尔的。他是个哲学骗子,哗众取宠的思想贩卖者。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黑格尔,这个名字究竟代表着什么?马克思死灵魂的骷髅骨架而已!

  黑格尔,这个低能的哲学家。这是德国人亲口说的。与他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就敏锐地看到这一点:在当时,康德的理性批判哲学已风靡整个欧洲学界,康德指出理性的局限性已成为一个哲学常识。而黑格尔,不顾这个哲学常识,搞出个什么"绝对"哲学来。这不是哲学界的笑话么?十几年以后,人们才从这个骗子的梦幻中苏醒过来,觉得叔本华说的是真理。叔本华在他的《论充足根据律的四重根》一文说,人们认识的因果律,一个原因一个原因地推理下去,根本就没有尽头,就是说,找不到世界源头的最后因子,哪来绝对?黑格尔的绝对哲学根本是在胡扯。叔本华说黑格尔主义"除了空洞、虚伪、令人作呕的蠢话之外别无所有!然而,这个见风使舵的哲学贩子一生是多么辉煌!几个唯利是图的人只不过抢先吹捧了这种玩意儿,便立即得到无数个无知的蠢蛋的喝彩声——这种喝彩声不断地回荡,扩大——好不热闹!一个智力平庸的书生,一个普通的骗子一下就成为卓绝的哲学家!"(《叔本华文集。悲观论集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319页。)

  就拿黑格尔那句名言来说吧:"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年7月第2版,43页。)黑格尔是不承认"恶"是现实的东西的;他还认定有"客观思想""理性思维的无限性"。可见他的"现实"与"理性"互相折腾的辩证法是怎么一回事了。无怪乎叔本华说"只有象黑格尔这种完全厚颜无耻、满嘴胡说八道的拙劣骗子才敢于迈出这最后一步。"(《叔本华文集。悲观论集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393页。)

  一个连哲学常识都罔顾的人,能称得上哲学家吗?

  韦卓民、牟宗三,中国有卓见的思想家,他们认为康德的哲学超过黑格尔的哲学,是黑格尔远远不能抵及的。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前人超过后人,说明后人低能、庸才而已!

  黑格尔的哲学,是从费希特那里来的。费氏"自我"与"非我"的辩证,成就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当今的马列辩证法家所钟情的"否定之否定",也是费希特的哲学专利,并非黑格尔所创造。

  黑格尔,他只不过是一个二三流的哲学家,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一个跟随二三流哲学家走的人,顶多也不过是个四五流的家伙。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称不上哲学的。后来的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在他的《哲学史教程》(又译《西洋哲学史》)长达八百多页的书中,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占不到半页纸,唯物辩证法提都没提。可见他们德国人也不把唯物辩证法当回事。马列在唯物大前提已经错置的情况下进行辩证,能辩证出什么结果呢?中国实施马教几十年已做了鲜明的注脚。

  黑格尔,他是马列唯物辩证法的祖师爷!从孙子的作为看他的老爷,你就知道黑格尔是什么人了。黑格尔要为树立德意志的绝对精神而写,马克思要为解放全人类而写,这种哲学的狂妄,就足以证明他们哲学的欺骗性。

  黑格尔,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意味着中国人的哲学趣味降低了。他使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平面上,没有立体感!他使中国人巧言令色、浅薄无知、狂妄自大,一切以幻相辩证为能事。中国学界以懂黑格尔为荣,实在是中国的国耻!

  黑格尔哲学,意味着中国文化哲学的灾难!

  是我们误读了黑格尔,还是黑格尔误导了我们?

刘革学:解决热点问题是对有关部门和地方的严峻考验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会议上强调:要下大力量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往往就是热点问题、难点问题,有的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形象,甚至危机社会稳定、政治安定、国家发展、民族未来。

  除了住房、教育、医疗问题积累多年,被称为新三座大山,社会治安也是一大问题,时间更久。最近,又有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受到社会和舆论的空前广泛的关注,例如春运问题、公路乱收费问题。如何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央领导的批示,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执政职责的要求,也是对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严峻考验。是否为人民服务,是否践行三个代表,是否落实科学发展观,都在是否解决这些热点问题、如何解决这些热点问题中得到体现和检验。

  我曾经写过一文:《三座大山,都是腐败惹的祸》,我也敢断言,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一定是有关职能部门、地方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什么是以人为本?一方面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为主人、为根本出发点;一方面是事情办得怎么样,为人民服务怎么样,关键在人,关键在有关部门,关键在领导。毛主席早就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关键问题就在干部。确定路线的也是人,执行路线的也是人,事在人为,所以,为什么出现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是否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如何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人,得其人则兴,失其人则亡。什么人当政,什么人执政,既需要实施正确的政治制度,选贤与能,也需要有有效的监督、监察、考核、奖惩制度,让符合人民和国家利益和要求的人负责,让悖逆人民和国家利益和要求的人让贤,造成损害的要负相应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

  现在那么多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既有客观的原因,更要从职能部门、地方政府的主观方面找原因,很多问题不是不能解决,而是不愿解决,甚至有关的职能部门、地方政府就是问题的制造者,潘多拉的盒子就是他们打开的,新三座大山如是,多数社会问题如是。

  例如,春运问题,就是如此,铁路垄断集团前些年操纵权力机关和舆论,强行实施春运车票涨价,并引发带动汽车航空等随之涨价,是春运涨价的始作俑者。但是,这样做不但未能减轻春运压力,还搞得天怒人怨。现在,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一票难求的"功臣"就是铁路自身,票贩子票源充足,群众排队几天几夜却买不到票,要以两三倍的价格从票贩子手里买票,而大量的票都是从内部流失的。据说,票贩子的大哥大每年收入几百万,多少年来已经形成组织化违法犯罪集团。铁路系统的人,只有有工作证,坐火车都是免费的,稍有级别的都是软卧,铁道部发言人称自己春运也难买票是骗鬼呢!

  以春运要挟党和政府,争取铁路建设资金,也许是更大的阴谋,因为不管是什么建设工程,其中的利益巨大,工程腐败也是比比皆是,公路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这些年,铁路、公路投入巨大,铁道部给各省市分配,拉拢人心,收买选票,自成一体,尾大不掉。这次铁老大不承认错误却道歉,还是遮遮掩掩,不愿面对自己内部的问题,不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这个春运难题恐怕还要难下去。

  当然,春运难是个交通问题,也不光是铁老大一家的问题,公路方面的问题也是一大原因。中国的公路交通是世界上最腐败、最黑暗、最昂贵的,车辆收费多、乱、重,收费公路里程世界第一,收费站数量世界第一,收费人员世界第一,收费数额世界第一,由于乱收费、乱罚款,运输成本极高,物流成本高达10%以上,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中远途旅行人们之所以首选铁路,是因为公路运输成本太高、价格太高,自己有车也不能开。铁路停止春运涨价了,公路还在涨价,航空运输大多数群众也享受不起,千军万马去挤铁路,铁路又伙同票贩子拦路抢钱,老百姓怨声载道。要解决春运问题,首先要整顿铁路作风,同时也要整顿公路乃至整个交通系统的作风,要打击取缔穿便衣的车匪路霸,更要打击取缔穿制服的车匪路霸,他们更可怕、更可恨!

  天津、上海、重庆等地的城市通行费就是一个顶风作案、知错不改的典型。2002、2004、2008年国家有关通知、条例一再强调取消越权出台、平均摊派、强制收取的车辆公路乱收费,并要求立即取消,他们却拖延至今,甚至燃油税实行了,仍然收取,不仅对本地车辆收,对北京、河北、山东等外地来津车辆也都收取(中央领导的车是否收?不得而知,我想他们不敢),所以激起群众义愤,媒体特别是《中国青年报》、CCTV、新华网、人民网等具有较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感的中央媒体近日纷纷给予报道批评,网上和坊间更是民怨沸腾,骂声不绝,大家相约拒交,准备买车的要上北京牌照,因为北京一直没有这个不伦不类的通行费。

  而天津有关方面的态度也十分顽固,竟然由市建委、公路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要"依法"继续收取,并威胁、强迫车主乖乖去交。同时,他们用于权力、金钱,封锁本地媒体,删除有关报道和跟帖,组织枪手上网为虎作伥,混淆视听,甚至映射指责新华社、CCTV等中央媒体及其记者。见过霸道的,没见过这么霸道的;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见过愚蠢的,没见过这么愚蠢的;见过对抗法律对抗中央对抗人民的,没见过这么牛的;见过疯狂的官员,没见过如此疯狂的!但是,大家也有理由暗暗高兴,因为有句箴言:上帝欲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魔鬼虽然疯狂,但逃脱不了下地狱的归宿。一切悖逆人民和国家利益、违背时代和社会进步潮流的东西,不管它多么疯狂,多么顽固,终究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笔者身在天津,也为官场中人,同时也是市民,也是车主,我为天津有这样的部门和这样的干部感到羞愧,我相信天津大多数干部很好,基层干部很好,人民群众很好,知法守法通情达理,和谐、稳定也是主流,但个别部门、个别干部的做法、作风确实不敢恭维。

  这种局面下,不仅对上级主管领导是一个考验,考验其政治敏感性、执政能力,考验其党性、人性,而且对人大、纪检监察部门、反贪部门、审计部门、舆论监督部门也是一大考验。对于侵害群众利益、影响地区乃至国家形象和发展的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敢于指出其违法违纪性质,提出弹劾,进行调查、审计,进行报道、批评,传达党和国家的声音,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许多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背后都是垄断得利、不当得利甚至贪污受贿,例如天津每年十多亿、累计80亿的通行费到底用到了哪里,"管理费"占多大比例,在中央电视台记者问及时,主管部门的领导竟说:"这个问题嘛……不好细说……"讳莫如深,黑幕重重!到底多少还了贷款,多少用作公款消费,多少进了个人的口袋,多少给了情人小蜜,鬼才知道!不能说,不愿说,说了不利于"和谐稳定"。取消乱收费,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群众,有利于政令统一,有利于社会和谐、公平、正义,但是,不利于既得利益、腐败集团,所以,困难重重!

  毛主席教导我们: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对于这些垃圾、灰尘,由于他们摆在庙堂之上,掌握公权利器,老百姓现在还没有真正掌握弹劾、罢免、惩罚他们的权力,而那些代表人民掌握这种权力的机关,例如人大、纪检监察、反贪、审计、舆论监督等部门,就要替天行道,为民解难,执行法令,伸张正义。当然,上级党委和政府更是责无旁贷,要不护短,不遮丑,勇于面对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像有的部门、有的部门保护、掩护甚至庇护自己的部下,那样是万万要不得得,只会受其连累,甚至沆瀣一气,丧失民心,最终也必然丧失自己的价值和地位。

  现在,舆论监督力度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可喜的、宝贵的进步。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民主的觉醒,全国网民已经超过3亿,网络作为新媒体和民情民意传输渠道、民主技术工具,发挥了巨大作用。有责任感、正义感、政治意识、法律意识的媒体也越来越多,中央媒体较少受到部门利益、地方实力的左右,在舆论监督发明发挥了较好作用,地方媒体监督本地受限,就进行异地新闻监督。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的传声筒,是沟通民情、反映民意的直通车,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热点问题的一大推手,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加速器。

  任何人,任何势力,不落实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不顺应民意,都应受到舆论的监督和批评,如果不能有一个虚心接受、痛改前非的态度,恐怕只会激化和加剧矛盾,到头来害人害己,对人民、对国家造成不好影响,他们及他们所在的利益集团也终究会受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2009年1月19日,于天津

刘革学:通行费也成了老婆的内衣?

  天津、上海、重庆、兰州等地在养路费废止之后,仍坚持收取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附件费,名称不一,性质相同,都属于顶峰作案,对抗和叫板中央。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同志痛心地说过:国家有的政策出不了中南海。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收费被称为政府还贷费、城市通行费、道桥费、中环费等名称,群众通常称之为通行费,都是地方政府,确切地说是地方交通主管部门自行制定出台的乱收费,借助公权法器,行一己之私,强行收取,平均摊派,暗箱操作,黑幕重重。2002年国务院治理道路乱收费的通知、2004年的《公路法》及2008年底发改委关于实行燃油附加费的通知都明确禁止越权出台、强行收取、平均摊派的车辆收费,通行费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群众质疑与骂声之下逆势而为好几年,实行燃油税了,还执迷不悟,厚着脸皮、大着胆子、顶着党纪国法和民怨沸腾强行收取,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中国青年报、新华网、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网、北方网等有良心、有责任感、有政治敏锐性的媒体纷纷报道和揭露通行费,各大网络论坛上更是群情激奋,骂声一片,可是,对于这些,我们有关部门的有关官员是如何回应的呢?党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天津交通部门养路费政绩处官员时,问到每年十几亿巨额通行费如何使用、管理费占多大时,该主管官员竟支支吾吾地回答说:"这个……这个不好细说……"

  哈哈,原来,通行费也成了老婆的内衣!

  记得不久前面对公众对房地产暴利的指责,要求公布房地产成本时,京城某房地产大佬回答说:这个不可能,房地产的成本就像老婆的内衣,不可能拿出来示人。引起更多、更大的质疑和指责。而广大车主交上的动辄十亿计的巨额收费,在某些人那里也成了老婆的内衣,不愿拿出来示人,更加令人气愤。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法规规定,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向社会公开,天津每年十几亿元的巨额通行费到底流向哪里,公众特别是广大缴费的车主有权追问,政府也有义务公布和回答。面对社会追问,拒不公开,只能说明其中存在不可告人的秘密。

  在还贷的名义下,以人民政府的名义,收取人民的巨额金钱,到底花到了那里,怎么就不能细说?心里没有鬼,有什么好怕的呢?2007年死于非命的天津原政协主席、市委副书记宋平顺一直是主管政法的,包括公安局、交管局,天津出台还贷收费是在2003年,当时宋还在位,据说交管部门中大量收入流向宋的情妇,到底多少,也没有公开说法。按照坊间传说的宋平顺贪污上亿的说法,这每年十几亿元的收入可以早就十几个宋平顺,这么多年早就多少?宋生前死后的那些宋平顺又是谁?也是也是如同通行费一样,不能细说,也是老婆的内衣——不能说?

  十几亿元,好贵的内衣!到底穿在谁的老婆的身上?征稽处?交通局?市政府?不得而知,反正不是车主的老婆,广大车主被迫拿钱娶来的老婆连同内衣都不知被谁在享用。而且,现在看来,享用的人显然不止一个老婆,不止一件内衣!

  不能细说,其实是不愿细说,心有苦衷,有口难言啊。但是,你不说,不等于老百姓不说,你装糊涂,不等于老百姓都糊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上级领导乃至中央也不会放任如此局面持续下去,影响民声、民心,也违背民主,更不利于和谐、稳定、公平、公正,不符合中国和世界进步的时代潮流。识时务者为俊杰,顺潮流者成英雄,希望有关部门、有关领导特别是高层关注过问此事,他们不说,你们来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这到底是谁的老婆?谁的内衣?

2009年1月26日 星期一

时寒冰:减税是经济复苏的最重要前提

  次贷危机在以惊人的速度恶化,从浑然不觉到如梦初醒,这个过程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已完成。

  全球各国都在拯救经济,而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拯救经济的措施当中,清一色地都包括减税。从英国到美国,从澳大利亚到韩国,从法国到德国,莫不如此。

  奥巴马在当选之初就承诺,针对中产阶级和中型企业采取减税政策。1月15日,美国众议院民主党将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细则对外公布,8250亿美元的振兴经济方案中包含2750亿美元的减税金额。该计划规定,每一位儿童的父母都能获得政府返还的1000美元的儿童抵税额。同时,通过个人抵税500美元来降低大多数工人的纳税金额。在企业减税方面,该计划将允许今年出现亏损的公司获得早至2003年的退税。

  减税为什么被作为拯救经济的必选项?减税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途径,这种方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居民与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既有利于鼓励企业投资,也有利于刺激民众消费,扩大内需,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居民和企业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

  在个人、企业和政府三大主体当中,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财富分配向个人和企业倾斜,是效率最高的配置形态,在每一次成功抵御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减税都功不可没,其效果受到经济学界的公认。

  但是,由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局限,我们的有关官员对减税的认识比较片面和肤浅。日前,财政部有官员表示:今年财政部将陷入严重的两难局面,在财政减收、支出增加的前提下,再给企业减税已经非常困难了。媒体引述的原话是:"2009年不能再提减税了,减税是个馊主意。"理由是,减税只能减轻企业的负担,扩大企业的生产,但是如果在经济危机、居民最终消费能力不能提高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的生产能力只能转化成库存,而不是变成刺激经济增长的力量。此时减税并不能扩大内需,而如果不减税而是把这部分税收用于财政支出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作用会更好。

  这种认识不仅片面而且极其愚蠢。

  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将证明,不减税才是个馊主意!

  对企业减税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提高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而企业投资可以扩大就业,有了就业就会产生出内需。要知道,在经济危机中,任何国家最头痛的问题都是失业率上升。在对企业减税的同时,也应对居民减税,对居民减税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消费意愿,使居民的消费与企业的生产形成对接,当这种对接完成,就能形成良性循环:居民的消费消化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而,促进企业提高生产积极性。否则,在经济危机中,企业的销售额和利润率本来就在下降,如果不实行减税,企业不愿意投资,不愿意生产,失业率上升,老百姓更没有钱消费,这将导致企业的产品大量积压,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如此,就形成了可怕的恶性循环。

  不减税正是为形成恶性循环创造条件。

  更可怕、更危险的是,不仅不减税,反而反其道而行。2008年上半年,我国的税收收入是GDP增速的三倍!另外,在中央推出4万亿的救市计划以后,地方政府很快就推出了18万亿的救市计划,如此庞大的救市计划怎么完成?自1980年以来,中国财政除1985年有25亿元的账面结余外,其余年份全部都是赤字。各级政府为了完成项目投资计划,就有可能增加企业和居民的税费负担。

  笔者的担忧正在变成现实。

  比如,在中国开始实行燃油税以后,各地纷纷出台了"变通"措施,增加新的收费项目:有的地方推出了"贷款道路建设费",有的地方则征收"道路通行费",使得居民的出行成本和企业的运输成本大大提高。类似的这种做法比较普遍。笔者接触的几位企业家,有的因此收缩了规模,有的干脆关掉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冬眠",可想而知的是,企业的投资和生产积极性正因为税费负担的加重而大幅度降低。

  近代,发达国家的财政普遍是"以支定收",而中国则是"以收定支","收"的越多,"支"的越多,因此,各级政府都积极在"收"上做文章。我们国家的税制在设计时,考虑到税收实际征收率不高的因素,实行"宽打窄收"即名义税负高和实际税负低的征税机制,在不提高税率、不增加税种的同时,只要提高征收水平,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就会大幅增加。这正是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可以轻易在增税方面做文章的根源。但是,经济发展规律是不可违逆的,在减税被公认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最有效选择的情况下,决策者应该顺势而为,拿出决心和勇气,通过减税鼓励企业投资、增加就业机会、刺激居民消费,否则,后患无穷,经济复苏的微弱希望将被一点点葬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