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杀六人"确实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值得关注。再恶劣的事件，在中国人的心中也会慢慢平息，但这件事有这么些人一直在搅动余波。幸好事实让这些人只能喊口号一般生拉硬般一些诽议，没抓住什么实质，不然岂不是要翻云覆雨。
那六个警察就是鱼肉百姓之徒？ 我在闸北火车站地区，因为骑着二手自行车。被闸北警方盘问过无数次，车都扣过。我是否应该做一回某些人眼中的"英雄"，也来一番手起刀落的连击？杨佳伏法，"英雄"也要看作懦弱，比较起来我根本懦弱得无地自存了。
整体事件看过去，网上芸芸众生瞧过去，中国民主之路越来越望不到了。无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中国人还是这帮中国人，思想都是外壳，心魄才是内核。
如他居然无视或有意歪曲，将国内大中城市房价高启的原因总结为"网络愤青们往往把房价高的原因归咎于有人买了二套以上的房屋。"而"网络言论的主力是青年大学生或青年白领，他们急于买房，又属于最接近、最有希望买房的人，于是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切只希望把房价降下来"。他还抨击所谓"网络愤青"中的言论领袖"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政府，要求居民只能拥有一套房，要求政府建经济适用房"。
试问童先生，中国的房价之所以"据高不下"的原因，你到底清楚不清楚？明白不明白？你是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言之有据呢？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为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信口雌黄呢？高高再上的房价降下来，降到大多数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价格，对中国这样一个已经是"贫富悬殊"达到相当程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有什么不好吗？有什么妨碍"和谐社会"的不妥之处吗？不是碍着你什么"痛处"了吧？或是影响你的"帐外收入"了吧？但愿不是！
你口口声声称："中国正处在中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中，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这样一些城市型政府和城乡差别不大的国家和地区的住房政策都不适用于中国。要想解决好中国人的住房问题，关键字只有四个：权利自由"。真的是这样吗？难道只有让那些黑了心的开发商，把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挣的不多的钱都塞进他们钱包的"住房政策"才是适用于中国的政策吗？我想你肯定是有房住而且不缺大房子住，要不你公开说说你住的房子是个什么样的房子？可以吗？不过上述话中倒有一句话说得还在理儿："要想解决好中国人的住房问题，关键字只有四个：权利自由"。当然，这个"权利自由"要看是谁的"权利"，谁的"自由"才行。中国的住房建设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是该还给广大民众早应享有的"权利自由"了。那就是享有一套买得起或租得起房子的权利和能在政府公共政策中拥有一席发言权的自由。
童先生说现在是"愤青绑架了我们的住房政策"，姑且不论"愤青"的叫法是否有理，但"愤青"们真有那么大的能量和作用吗？他们是有钱呢？还是有势呢？如果有钱，犯不着当什么"愤青"，如果有势的话，更用不着在网上发什么"愤"了。既无钱又无势的他们要是真能把我们的住房政策给绑架了，大概我们的各级政府早就"民主"得不得了了。倒是前一阵听到过"房地产开发商绑架了政府"的说法，由此才造成了中国房价越来越高的畸形房地产市场。那时，怎没见你童大评论员出来为买不起房的老百姓说句公道话呀？现在政府刚说要改变一下政策失误造成的不利局面，切实改善一下老百姓的民生状态时，你就义正词严地站出来说话了，而且还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受害者――想买房却买不起房的老百姓。其实你童先生，才真正属于你自己所说的"不用头脑去思考，而是用屁股指挥脑袋"的那类人。不是吗？
童先生告诉我们："不强制，保障市场最大的自由，就是社会最大的文明最大的福利保障"。对，但不全对。市场的自由，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部分。保障我们每个公民生来就应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人身的，精神上的，生活、学习、工作中的权利，才是人类文明社会最大的福音和福利。
童先生又告诉我们："一个人30岁以前不愤青，他的心灵有病；30岁以后还只是愤青，他的头脑有病"。错！问世间愤为"何物"？人又为何而"愤"？过去有句老话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拔刀相助是一种愤怒，拍案而起也是一种愤怒，同是愤怒，皆因事不平，社会不公。如今讲究法制社会了，遇见不平事，不能拔刀也得让人说说话，表达一下心中的愤怒、愤慨吧！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真的的是那么"和谐"了，那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还号召大家创造、构建什么"和谐"社会呢？对于政府及执政党的失误、过错，每个公民都应有一种"愤"的义务和责任，都应该有表达自己意见、看法和批评的权利。就像鲁迅先生一样，一生至死都对邪恶、黑暗以及落后、反动势力保持了无畏的、决不妥协的愤怒批判之情。你能说鲁迅先生是个"愤青"、"愤中"甚至"愤老"吗？对不符合民意的事情表达出我们的愤怒并提出我们的要求，没有年龄上的区别，只有正确与错误的区分。在这一点上，我看有病的不是别的什么人，恐怕正是童先生自己，而且还病得不轻。
前天在北京晚报上看到苏文洋先生写的一篇经济评论，大意为"世界是凹的中国房价是凸的"。不知童先生看过后会作何感想？仅就房价而言，在苏先生眼中：一片哭跌之声。放眼望去，四处惨绿之色。当然，"万绿丛中一点红"，这个"红"就是中国的房价。而针对所谓官方的一份《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房地产市场研究报告》中透露出的乐观观点，即房价越涨，认为"负担不起"的居民比例反而下降了。苏先生作出了自己的结论：如果不是报告人的精神出了毛病，我大概该去精神病院好好自查了。我想，尊敬的童大焕先生如果有苏先生自知之明的万分之一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去医院好好查查了？晚安！
2008年11月26日于北京
我亲历了这次四川大地震，老人们都感到即使我们遇难了，也算活了大半辈子，最为痛惜的是那些遇难的孩子，他们还刚开始人生，还是含苞待放的花蕾啊！一棵大树，即使全部砍掉，只要根在，日后也会再发，可对一株幼苗，若是折断，则难再生，怎么不痛心啊！当年成年人被划为右派只是毁了他的半生，而这些学生被划为右派后则毁了他的全生；仅管在二十余年后同样的改正，可改正时前者大多有原职、级得以恢复，而后者却只能是把四十多岁的人当作初参加工作的青工；这人间之婚恋，除去情之外，要的更是现实的生活，所以自古就有门当户对一说，现代更是等价交换，可这贱民之身份，自然就难找对像了，何况这又是一个赶青春之活，而划右派则是一个看不到头的无期徒刑，在交换的砝码上，其资本仅为负值，手拿负值之钞还能在市场上购物吗？只能望洋兴叹徒让青春空渡！所以说，毁掉了后半生还有前半生的正常生活，而毁掉了前半生时这后半生也就烙上了阴影，就只能称为"残生"；毁掉了事业，经晚年的努力尚可弥补些许，可是毁掉了青春，则是无法再来，他们成了被阉割了青春的一代人，就像受过宫刑的阉人，古代宫刑毁掉的是动物的"性的能力"，而现代宫刑消灭的却是人间的"爱的感知"，前者只施于男人，而后者却男女都可施；一样的宫刑，一样的以灭绝人性而记入史册，后者则其毒更甚。
当年被划的那一批在校读书的学生右派，当时都正是16-25岁之间的男女青年，他们的生活还来不及开始就被网入深渊，他们不解政治之凶残，他们不谙社会之黑暗，他们无论怎么挣扎、哭喊，也无济于事，由于他们年青，除了遭受所有右派那些苦难外，他们还得承受因"青年"而来的特殊的心灵折磨以至终生，这是无法改正的，青春是无法再回来的！这个话题，真是难以言说：划右时他们大多还来不及恋爱、结婚，正当恋爱的季节，这时入了另册，就与恋爱绝缘了：他们的人生之爱被中断于萌芽（甚至是还来不及萌芽的的憧憬）之中，他们的人间之情被扼杀于燥动的母腹之内，这是何等的人世之悲伤啊！此后数十年虽也在人间行走，可他们是既不敢恨，也不敢爱；他们不敢去爱他人，也更不敢去接受他人的爱！流行了上千年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他们来说也不适用了！这还是人间吗？这还算是人生吗？这一划就是长达二十多年，到改正错划时，多是40岁以上的中年，青春早已永去。
我所知道的同学、校友与同事中，这类情形比比皆是，历历在目：个别已婚的在划右之后也多是妻离子散，如贵州都匀的姜××，川师的周××，……，有的后来到改正后也没有再嫁娶，而是孤身终老；有不少是在改造的折磨下还是童子就死了的（如同学廖××，王××），而大多数未婚男女则是作为非正常的大龄青年渡过了二十多个没有春的岁月，七千多个没有家的长夜，到四十多岁才能有个家，虽也多为再婚组合，有的又反复离异（如我的几位四川、重庆的同学Qi、Da等，还有与后来两处的同事Za，Zh，Ho等），这大龄婚恋的现实、再婚结合的多事与右派家庭环境都是"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其中琐碎难以尽说，何况还属于隐私呢……，更有不少人是从此独身到老（如后来同在一城工作的校友Zu），其中有一位同学Qi曾悲叹曰：我们真是"断子绝孙"啊！听后令人暗泣，对女青年来说，就更有别样的少女之悲心……；像我这样幸运，能遇到爱上摘帽右派的女孩总是少数，但我在此前的十年大龄青年生活，在我的回忆录《岁月留痕》中的专章（第四章"苦难的大龄青年"）记述自不待言了，就是后来我们认识结合之艰辛，也如电影中一付对联所说的："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生活之困苦，社会之白眼，街妇的绕舌……连我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划清界限了的，真一言难尽（第五章"艰辛的中年"……我永远对不起我的妻儿，对于他们因我而受的株连与困苦……）；比我好一点的如同学张××与女友李××划右后也坚持不散，在陕北结婚，可婚后的白眼与艰苦也是少不了的。……
下面再记名几件真实小事以见一斑：
1，何坏之有？：西师一右派学生，后到四川某县中学改造，文革前就因与一女学生恋爱而加划为"坏份子"，备受批斗不已……，请问，何坏之有？
2，棒打鸳鸯：西师数学系58级乙班曾xx， 鸣放时一言未发，运动后期(58年)凑任务，以曾说过"没吃饱"等为由，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与其恋爱几年的女友，被迫划清界限，洒泪分手。迄今曾年过七旬仍孤家寡人，终老一生。会拉二胡，经常拉出当年的一首主旋律歌曲中的唱词 ："自己的婚姻为啥不能作主，自己的爱人为啥被迫嫁别人……"的哀调。
3，摧人泪下：胡xx，高师之翘楚(叶乃膺教授评语)，学业优异。运动中在劫难逃。划右后历经折磨，后派去合州县工作，所教班连年高考列专区第一，声望甚高。62年从西师下放来了一位青年未婚女教师，二人同教一门课，相互切磋，朝夕相处，渐生情愫，拟申请结婚(当时女方已有孕).这时领导找去谈话，说是你一个共青团员是不准与一个摘帽右派恋爱、结婚的。现在你只能把胎儿做掉，与他断绝关系。否则，你将受到严厉的处分。立即，组织上一纸调令将胡某调到一个偏僻山区学校去了，(同时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据称这已算从轻处理了)，……后来听人说，分别时他们悲愤地唱着电影<<天仙配>>的片尾悲歌："不怕天规重重活拆散，我与你天上人间心一条"，15年后，由于两人大概都卓有成绩，二人竟在全省的一个教学研究会上不期而遇，相见之下，抱头痛哭……。
4，断子绝孙：西师一右派学生Qi，分到重庆某县重点中学，教学认真负责，小有名气，师生爱载，后评为特级教师，但却婚姻不顺，失去了恋爱季节，初婚时已是改右后的四十多岁，女方为一小厂之职工，其前夫因罪入狱留有子女无人供养才嫁给他，婚后一直虐待Qi，并拒绝生育，有胎即堕，前夫出狱后，又与前夫勾通，Qi不堪其虐，闹了多年后，方与之离婚，此时Qi已老矣，私下常与友人叹曰："断子绝孙矣！…"，于去年（72岁）病逝；
5，壮汉之死： 文革时住我家对面的赵××（男，未婚），是某地质队下放回来的青年摘帽右派，为一壮汉，以做临工为生，劳动之余，同院小孩常爱与他玩，忽一日，院内一妇女王×指责说赵玩耍中有猥亵她的女孩（约4-5岁）之小动作，小街的治安主任蔡××（实乃一文盲村妇，隐匿了曾加入一惯道之历史，嫁进城来，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混入运动，专司整人之女混混也）没有任何调查询问，立即召开对赵的就地批斗会，会上悍妇蔡竟突然上前，把赵从所跪的板凳上一耳光打翻下地，赵不堪其辱，会后便悄声投嘉陵江自尽，堂堂七尺男儿竟这样无声地死于一悍妇之辱，改右时原单位专门来人慰问其老母，其状甚为悲痛，街坊无不感慨……，天理安在？
按大英百科全书的世界通行的解释，"右派份子"是指 "当时在中国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民主的人"，这些是被中共认为是敌人。表面上说不用法律手段而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处置（实际是任意作非法处置），并列为"地、富、反、坏、右"的五类份子，加以专政、改造。这是一个倒霉的名字，谁也不想要它，不过百姓们从实际中也有不少人认知是"右派并非坏人"，朋友、熟人们当面是决不称呼它的，只中说"曾举了右手"，或用右手示意一下，或只轻声说一个"右"字，我在这样的屈辱中埋头渡过了艰辛的五年，党决定对其"改造"好了的于以"摘帽，不再视为右派份子"，于1962年未宣布摘了我的右派帽子，我当了五年（21岁26岁）右派份子。
此后我满以为真的"不再视为右派份子"了，可却还是被称为"摘帽右派"，其处境不仅没有丝毫改善，反而借压缩之名，竟用欺骗之法把我骗回原籍令其自谋生计，这使我感同身受，原来这"摘帽右派"仍是"右派"啊！不过按老百姓中实感"右派并非坏人"的人越来越多，我也于1966年遇到了爱上我这个"摘帽右派"的姑娘，并结婚生子，她还说"下辈子你如果还当右派，我们娘儿仨还愿意跟着你！"（这是最为动人的情话）。在历经长达二十一年的折磨后，于1978年冬党又决定：这些人的绝大部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都是被"错划"，他们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应给以"改正"，我也属于错划之列，结束了我又当了十六年的（26岁到43岁） "摘帽右派"。
恢复了工作，又做了教师，当年的难友们都戏称为"五七同胞"、"五七同学"、"五七友人"、"五七难友"、"五七进士"、"丁酉进士"……就是避开这个不祥的"右"字，既然党也公开决定并一一发文，认定为"错划"，就是说原就不是"右派份子"，是划错了的，这改正后，便与"右派"无关了（正如乘火车时上错了车箱，本是8号车葙的，却上了6号车葙，这时，只要离开6号车葙回到了8号车葙后，便与曾上错了的6号车葙无关了），可这时在官方的意识下又称为"改正右派"，仍叫你离不开"右派"二字，总是要留个羞辱给你，因为这总是一个需要保留并不断制造对立面以供打击与批判用来维持其统治的制度，所以口头上说是改正，其实是没有认真认错下的不得已之为，所以也就没有相应的道歉与赔偿，这样就是在事实上认同了这"改正右派"之说，就这样不明不白（官方禁止，民间却私议）过了近三十年（从43岁到如今七十多岁）的"改正右派"的日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像的大量揭开，人们认识到了当年的"右派份子"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先知先觉，（大量的即使是错划了的右派，也是当时多有接近右派之言行，并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坚持中，是多么的不易与坚强，这叫难能可贵），今天的许多有益的言论与举措都比当年的"右派"还"右"，这"右派"二字又成了光荣之语了，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回忆他父亲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希望右派这两个字永远保留下去，它永远属于章伯钧，属于我最亲爱的爸爸。"（这是在得知当局仅仅为了使运动正确一说存在，必须保留几个右派不改，其中又必须有大右派，于是决定对章伯钧不改之后写的），更有大量颂扬右派的文字在海内外广为传播。
当年官方用这二字意在羞辱，妻子用这两个字意在深爱，而今民间用这二字却意在褒扬了，近日（2008年3月4日）张耀杰在《博克中国》上发《我所尊敬的右派老人》一文中，竟列上了我的名字，使我又公开成了"右派老人"而被"尊敬"，五十多年了，已是风烛残年之人，仍摆不脱这"右派"二字！一辈子也甩不掉这有关这"御赐"之"右派"二字，真有趣。
既然你们早已清楚地知道罪恶不会带来丁点的惩罚，既然谎言是唯一的方式可能延缓死亡，既然在这片荒原上永远长不出正义的草来，那就再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真正阻挡住你了。想通过"合法的渠道"与最高人民法院要"事实真相"，谈"公平与正义"，那是与虎谋皮令人耻笑。今天有谁能够说出，国家与贼有何区别，如果说公检法是婊子，那是对卖身服务行业的污蔑。
你拥有全部的权力和财富，河流山脉，拥有这块土地上可以看得到摸得着一切，一切的光荣和欢乐都属于你，你不会郁闷的。为了百年千年天荒地老的宏图大业的长治久安，痛快地抓，痛快的杀吧，不要再告诉人们你释放了多少西藏人，不要再说分赃大了点，几万个亿就 "一定要有透明的民主程序"。还有谁会相信废话。在这里除了十恶不赦的权力，剩下的皆是傻逼，这是一个关于共和国的完整的版本。
杀吧，不要用正义的名义，那是在羞辱一切。没有一个政权会在意它将会被轻蔑地记住。
来源：艾未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aiweiwei
十一期间从天津返京，去天津站南售票厅买票，3号下午四点多去的，被告知晚上八点多有到丰台的，无座，问有无城际票，窗口回答说5号的都没有了，问为何城际都没有票，窗口不予解答。后来看到站外有到京的汽车，就去退票，30多个窗口，仅一个退票，退票的人排起了长队。看看其它售票窗口，买票排队的长度也就退票排队的三分之一，怎么就不能再开一个退票口，方便旅客退票呢？想想每年黄金周和春运期间铁老大的丑恶表现，不仅让人心中愤怒。
其实这只是两个小小的例子，我们付出财力之后得到低品质服务的情况，比比皆是。我们的电信、银行、航空、电力、邮政和石油石化企业，这些垄断巨头给我们提供的，是质次而价高的服务。世界上双向收费的电信服务估计也就中国有；银行ATM出错多出的钱，你取走会被判无期，当然从ATM取出假钱银行是没任何责任的；电力企业员工的工资从来都是令人羡慕的，虽然可能不是人家的服务值不值那个价要另说；邮政的邮寄慢且贵，最奇怪的你自己根据估值多少，另外交费以便物品寄丢后给你相应的赔付，这相当于告诉你可能物品会被寄丢，不另交费就没有任何赔付。石化双熊历来就是只涨价不降价的主儿，另外还可以从国家领取大红包，以补助他们的亏损，虽然二者掠取财富，速度胜过强盗剪径而风险低于官员放屁。我们的税负世界最高，而得到的公共服务却世界最差，普通老百姓跟公家打交道，谁没有"衙门深似海"的痛苦体会呢，谁没有领教过官员的傲慢和白眼呢？
最近一年我们国家可谓天灾不断，先是南方百年一遇的雪灾，再是洪水和汶川大地震。可是我们受的伤害远不止这些，近期的毒奶粉风波，殃及数万名儿童和他们的家庭，一万多名儿童因而住院。在这期间我们看到了许多丑陋的表演。官员们先是堵塞媒体舆论，被曝光后推给下属，自己则继续伟大光荣正确。而企业则将责任推给弱势的奶农。而这离问题奶粉造成的大头婴儿事件才短短4年啊？是谁让我们付出了，却得到了这样低品质的东西？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就像矿难，发生过一次灾难，临时管制一段，然后有时更大的灾难发生。迄今已有多少丑闻和危机？什么时候我们的食品才能安全？当然了，我们还是有优良的食品的，特供啊！
我们的食品、卫生医疗、公共产品服务甚至各种商品等，已经以质次价高傲视全球。当你喝着含三聚氰胺的牛奶，吃着苏丹红鸭蛋，吃着洗衣粉油条，在餐馆吃着地沟油炒的菜，吃着陈化粮米饭，吃着硫磺熏白的馒头……当你要开刀必须先向主刀医生塞红包，否则可能有什么器械留在了腹腔内，或者看个感冒就要付出万儿八千，万一得了什么绝症就要面对天文数字的手术费从而基本听天由命，临时急病却因手头没钱被拒诊从而可能一命呜呼……当你受了冤屈要叫天不应，入地无门，上访又被驻京办抓到小黑屋，当你拿着二千一月的平均工资，却要面对均价五六千的商品房，从而不得不花费租房时，你不得不感叹中国从来不乏奇迹，因为在这样低品质产品横行的社会里，能活下来就是个奇迹！！！
要说中国人能活下来，还真的归功于我们悠久的传统，中国普通百姓，历来受执政者的残酷盘剥，但又总是在艰难的生活中顽强生存。正是我们传统的韧劲支撑着我们活在当下，并认为活在盛世。我认为我们国民总体的生活水准，在世界上历来是偏下的，最多也就南方发达地区偏上一些。仅看看东西方餐具的差别，就可看出高下。西方餐具多为金属制作，而我们多用瓷器或竹木。显然西方的餐具更贵，使用也品质更高。看中华历史，几千年的帝国体制，始终是跳不出治乱循环的怪圈，这个直接导致了我们近代的落后和诸多耻辱。历朝历代都是最初最高领导能够励精图治，政治清明，从而百姓能安居乐业，仓廪实衣饰暖则为盛世；然后就是领导层腐化堕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再立新朝，然后又一轮治乱循环开始。当政者多为读书人，以精英自命，不事稼穑，却掌握了各种暴力机关，生杀予多一念间，更何况多吃多占？生产者多为生斗小民，命若草芥，从事农林牧渔手工，势单力薄，又被君臣父子的封建道德愚弄，但求温饱，能忍则忍。除非是被挤压得超过了生存底线，才反上梁山。故有史以来我们一个老大帝国，少数人奢侈享乐，多数人饥寒交迫，当政者少怜民惜民之心，生产者多挣扎求存之念，一个庞大的人口集团，以总体品质较低的生活水准苟存。
自共和国立国以来，但见集权，未见共和。想当年毛泽东面对黄炎培提问时，意气风发的给以"窑洞对"，今天看来几近儿戏。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舵手带领下的航船，险些倾覆，幸好还是有头脑清醒的改变了航向，人民过了段温饱日子。但是，好日子不长久，如今又前景不妙，搞不好会使卅年改革成果毁于一旦。自胡温新政以来，初期轰轰烈烈，百姓叫好不断，似乎前景一片光明，但现在我却想起了李隆基。
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品质能高点呢？
四个多月来，为案件真相和司法程序的纷争，也开始慢慢地趋于沉寂。
对这起惨案的发生，仅追究杨佳的法律责任是不够的，还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有人驳斥我说，法院判决和裁定均认定执法有据，没有殴打过杨佳，还能追究谁的责任呢？
杨佳遭盘查后，经过了长达九个月的投诉，始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是杨佳胡搅蛮缠不作让步吗？肯定不是的，杨佳一直没有上门去纠缠过，只是用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作了投诉。
杨佳和王静梅都说，要"说法"不是为了要钱，而是要一个书面"回执"，即处理此事的书面说法。
杨佳也是一个"访民"，他向上海公安机关投诉过，也向公安部作了投诉。他的投诉，最后还是回到"原地"，转给了被投诉单位——芷江派出所来处理。可想而知，能得到合理、公正的结果吗？把投诉下转，明显违反了《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对此，我写过一篇《用信访规定，看警方处理杨佳的投诉》进行质疑。
由杨佳袭警案引发了王静梅"失踪"事件。如今失踪四个多月的王静梅现身了，莫明其妙地入院，又不明不白地出院，她被变相控制四个多月，也不见哪个部门给一个说法。
一个单身母亲，因为儿子的案件受到株连，被送到安康医院接受长达四个多月强制治疗。在家属报了失踪案后，竟还蒙骗"自行离开了派出所"。
王静梅到底有没有精神病，医院没有给家属诊断证明书，也没有给相关治疗病历。如果王静梅没有精神病，那送她去接受强制治疗，不是在变相限制人身自由？不是在变相控制证人吗？
尽管杨佳案还有很多疑点没有解开，还有诸多司法程序问题无法纠正，但这起可以载入中国司法史的案件，最后还是草草地结案了。
案件已了结，是不是该问责了呢？
虽然难以追究相关官员法律责任，但行政责任他们总该承担吧？如果不对相关官员问责，也是对不起死去的六个无辜警察。
作者：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
来源：刘晓原博客
警察是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实现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 警察是维护社会秩序重要力量。 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是警察力量在社会管理活动中职能的具体体现，是国家维护社会安定，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的重要手段。警察针对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违法、犯罪人员予以严厉打击和制裁，目的就是为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面貌及工作、生活环境，从而进一步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没有人民警察，我们的国家将不成为国家，我们的人民就没有安居乐业，更谈不上和谐发展。袭警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损害的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理应受到严惩。
诚然，警察之中，是有那么些害群之马。但是，一些人极端地将警界中个别败类的所作所为扩大到整个警察群体，或者说是无知，或者说是别有用心。接受舆论监督，无可厚非；但是，那么多不恰当的误解，却让人感到委屈难受。现在许多民警在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时，往往孤立无援，且经常受到成十成百的人围攻，民警遭殴打侮辱，甚至伤残牺牲，犯罪分子更加甚嚣尘上，肆无忌惮。一些民警个人的普通民事纠纷动辄被肆意夸大，歪曲炒作，非搞垮搞臭而后快。导致许多民警工作起来缩手缩脚，心惊胆颤。这一现象，令人痛心。长此以往，无异自毁长城，让人民群众受害，犯罪分子嚣张；让亲者痛、仇者快。其实，绝大多数地方基层的警察有多艰苦，承受着多大的负荷，大家心里清楚。为了社会的安宁，为了法律的尊严，无怨无悔。警察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也有欢乐悲伤，也有妻室儿女，也要奉老伺幼，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公正是属于全社会的，在扫除个别警察败类的同时，也应当公正地评价、公正地对待整个警察队伍，中国警察绝大多数是善良正义的，他们付出血汗，奉献社会；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全社会都要尊重警察。尊重警察就是国家和人民，就是尊重社会、尊重我们本身。给警察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尊重，多一分爱护，他们才有力量和勇气完成国家和人民赋予他们的光荣使命；他们才能在沥风沫雨、放弃节日与亲人的团聚时无所忧虑，在面对黑社会恶势力的屠刀枪口时无所畏惧，在流血牺牲、抛下头颅时从容无悔！
来源：中国警察网 http://www.cpd.com.cn/gb/newscenter/2008-11/27/content_1057421.htm
昨晚有位在京的记者小朋友发来短信说，刚从杨佳家里出来，他妈说快要崩溃了，她说自己也郁闷到要崩溃。人是情感的动物，别人说他的家人将会忍着丧失亲人之痛，将会忍受死得不明不白的屈辱，就是我们这些仅仅要求杨佳的审判过程有一点像样子的公正程序的人，也受到巨大的挫折。虽然我们深知中国的黑暗，知道他们会怎么来颠倒黑白，但在目前这种积重难返，污吏横行的时代，理性的公民的力量是微弱的，或许只有像杨佳一样鱼死网破，才能求得一种释放与解脱。其实，这是整个社会的悲哀，也是整个社会为此买单而埋下了巨大的定时炸弹。我并不认为杨佳袭警（如果袭警是真实的，因为这一点现在都有疑问了）是对的，我认为如果袭警是事实，那么他应该承担他的罪责。但他的罪责，不能免除没有独立之权力的公检法在当今这个社会的罪责，更不能够免除直接办案人所承担的一系列责任，尤其是那些将杨佳母亲拘禁送进精神病院的公安，包括那些曲为官方辩解的律师。没有真相就没有公义，这是一次永远没有公义的死刑判决。如此明目张胆地不公，对程序正义和法律的公然践踏，却公行于中国社会，杨佳一案必为社会动荡，进一步之酵母，这是可以肯定的。我当然痛惜杨佳的冤死，死得不明不白，我更痛惜他之死增加了许多再也不相信中国法律的人，这才是整个社会向良性发展的障碍与悲哀。
至于"钱烈宪发言"，我不知是何时读上瘾的，只是觉得这个老几（川语，意为家伙、哥们儿）太有才了。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因为他运来许多"伟光正"们的不传之秘，经他妙手点化，便让你觉得"伟光正"的确是它的近亲"假丑恶"。再者，他又像中宣部的千次方，相当于中宣部的万世祖一样，将许多陋丑的东西，放大到更为可笑更为可鄙更为可耻的地步，让你一见莞尔不置。一方面做勤奋的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扒粪不辍；另一方面又岿然做起宣传机器的老祖宗来，且说"内部交流，供造谣用"，真可谓上下其手。有网友问莫之许兄，为何你的博客还在，而钱烈宪却被割了呢。莫之许兄幽幽答曰：事实比评论更可怕。诚哉斯言，真相是专制者的天敌。
老实说，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和宣传机器的老祖宗，都还不足以罄尽钱烈宪的精髓。前不久拿到他送我的新书《想像中的动物》，我才觉得他真是"想像中的动物"。一来我们至今没有见过面，如何的玉树临风，那是美女们感兴趣的。再者，我深感他转帖实在有十八般兵器，所谓眼观八路，耳听四方，简直像神物集合体，只能想像中得之。他耳目广泛，线人多多，和明朝的东西厂与今天的国保有一拚，给他报料的人络绎不绝。我想他的邮箱一定像当今的信访局，包龙图的开封府，喊冤鸣鼓的十分多，弄得他一天"要发炎"好多次。《想像中的动物》读了数篇，奇诡怪异，敏慧细腻，刺人脑皮，又可谓上下其手。多年前诗人钟鸣兄在其家中办《象罔》民刊，我助他小力，得以翻看博尔赫斯《想像中的动物》，所以深知他与古怪动物搞在一起的秘密通道。你可以不喜欢钟鸣兄随笔的古怪，但他自开一路，我想你就是再反对也得承认的。《山海经》、《博异志》、《酉阳杂俎》（似乎也有些卡内蒂《耳证人》的意味）之类稗官野史和史料笔记，当然是徐兄师承的对象，但我不知徐兄是否受博、钟二位的影响，但其间的精神之脉，似乎是有些路数可寻的。至于详情，待我读毕来向大家"发炎"。
我不是因果报应论者，也不会天真地认为行恶之人必遭惩罚，我甚至认为我们还要过许多年没有尊严暗昧难熬的日子。但我还是不无信心地认为，社会滚滚向前，文明虽经玷污，其光华却不可阻挡。杨佳其命不佳，其运堪悯，但将来我们返过来看此一事件时候，却也认为它不无记载中国司法耻辱史的意义。耻辱不可能必然导致我们这个国家质的改变，但也许杨佳一案只是群起反抗不公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案件在灾难众多的2008年，也有其特殊意义。杨佳不佳，好在钱烈宪还在发言，他那些充满睿智的"造谣活动"，使我们这个很少有真正幽默，只诞生大量冷嘲的专制国度的人们，充满悲不胜情、愤不胜怒的欢笑与诅咒，使我们不至于被那些"伟光正"的崇高言论弄得便秘。在此我谨祝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更加上下其手，让民众从下半身到上半身包括脑子都不再便秘。
2008年11月26日8：45分于成都
施工方：中铁集团
业主方：杭州地铁集团
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12天，杭州"11·15"地铁塌陷现场的挖掘作业正在进入最后阶段，而事故责任的最终结论，相比现场抢险，却更加难以收尾。
究竟谁该为冤死的21条冤魂负责？在人们等待结果时，未曾想到有关事故责任的争论突然爆发，终究酿成比事故本身更令人关注的一场舆论大战。
"顾全大局"的初衷
王梦恕承认，这样的结论确实有"把大事化小"的味道。"我说你不要把这个问题扩大，扩大对你们没好处。"
这场争论发生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和业主方杭州地铁集团之间。
"我是迫不得已，不得不站出来回应这事。"11月24日，在南京出差的王梦恕主动约见南方周末记者时说。
一开始，双方的合作还算愉快。王梦恕回忆，他并不曾想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
11月17日，王梦恕第一次勘察现场。作为中国地下工程权威，他很快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到现场一看，就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
王梦恕很快给熟识的杭州地铁集团董事长打了电话，"我说丁董事长，这个事，根本问题是你们的问题，但现在大家先不要说。"
王梦恕解释说，他如此表示纯粹是出于"好心"，站在业主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我说你不要把这个问题扩大，扩大对你们没好处。"
11月17日当天，王起草了有关事故原因的一份报告。王向南方周末记者转交的这份意见书草稿显示，在这份报告中，他分析了诸多原因，但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突发性自然事故"。
王梦恕承认，这样的结论确实有"把大事化小事"的味道，但他认为，这同样是出于好心，"我这样写的问题是，是从顾全大局角度出发，内部责任我们要追的，但对外差不多就行了。"
"顾全大局"的结论很快为施工方所接受。
11月17日，中铁四局杭州地铁一号线湘湖站项目部常务副经理梅小峰首次向媒体通报时，采用了王梦恕的观点，将之归结于特殊土质原因。面对媒体，他悔恨万分地说，这属于突变情况，之前真的是没有预料到。
但出乎意料的是，对于王梦恕伸出的橄榄枝，杭州市政府却并没有领情。
"他们没理解。"王梦恕说，"我现在是好心没好报。"
"不领情"的业主方
"压力太大了"，这么大的事谁也不敢瞒；施工方"就怕钱拿不到，以后再也不能在杭州中标"；王梦恕怒骂施工负责人，"你们太懦弱"，"将熊熊一窝"："你不仁我不义，一说实话，谁都跑不了"
事态的发展早非人力所能控制。事故援救展开的同时，问责也在同时进行。面对事故第二天即已2死19人失踪的巨大灾难，地方官员早已处处小心。
塌陷后第二天，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赵铁锤就先后赶到事故现场。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两位副总理李克强、张德江的分别批示，更是让大家感到此事的重量。"压力太大了。"杭州市一名官员感慨。这么大的事谁也不敢瞒，想瞒也瞒不住。杭州市政府决定采取与以往许多地方不同的舆论策略。
11月16日，在召开的地铁工地塌陷事故第一个专题会议上，杭州市委领导对外宣布，"在信息发布上，杭州必须承诺公开、透明、实事求是，不瞒报、不漏报失踪、伤亡人数。……杭州市委、市政府绝不允许出现瞒报、漏报或'私下处理'等现象"。
"不瞒报，就注定要有人对此负责。"这名官员评价说，从决定公开信息开始，对于王梦恕院士的"好心"，杭州市方面注定已"无福消受"。
矛盾由此产生，"我们既然认为自己没问题，当然就是施工方的责任了。"
王梦恕敏锐地观察到，本该和谐的风向开始慢慢转变。舆论的矛头很快被一边倒地"引导"向施工方面。
11月16日，先是赵铁锤怒批施工方负责人的画面在当地媒体反复播出。然后，杭州市党政机关的领导人也开始在多种场合表示了对施工方的谴责。
11月19日，杭州市委领导更是在杭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对责任单位、责任人的处置一定要到位，"必须杀一儆百，挥泪斩马谡"。
"没想到杭州方面，在专家的方案没拿出来以前，就说是施工单位的责任，说得很绝。"王梦恕说。
作为中铁隧道集团的副总工程师，王梦恕承认，施工方对这样的说法也颇有怨言，但却顾虑重重，不敢开口，"就怕钱拿不到，以后再也不能在杭州招标"。
对于施工方的做法，王梦恕觉得很是"怒其不争"，"我就给李长进、白中仁（均为施工方的领导）说，你们中铁太懦弱。你们也是副部级单位，你们这么搞怎么行。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他们不敢说，那就我来说。"王梦恕说，"你不仁我不义"，"我目的是给你开脱的，你非要把这事推给别人。那就只好实话实说了。一实话实说，谁都跑不了。"
责任到底是谁的？
中铁："地铁设计存在严重缺陷"，"施工单位按图施工，无明显失误"；杭州："设计尤其适用于地质环境条件恶劣的地区"；王梦恕："违背事实，混淆视听，干扰了现场施救和事故处置工作""我说这不对，你规划风险、设计风险怎么能都推到施工单位身上？应该是分摊，大家都有责任。"王梦恕说，他很快公开了自己的真实看法。
王梦恕随后以院士身份接受中央电视台电话采访，称"拍脑袋"、"图便宜"、"赶工期"、"领导意见替代科学决策"等因素是导致杭州地铁工地事故的问题所在。"首先是设计方面的先天不足。"王梦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当时一来看，就说方法没选对，违背了一般的设计规律。"
王梦恕解释说，江南的地质比较差，如杭州地铁这种开放式明挖的办法，最容易造成群死群伤。在地质很坏的情况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塌就一大片。更可怕的是，在湘湖站附近还有湖、河流和主干道，"完全不具备开放施工的条件"。
王梦恕说，按照地铁施工惯例，设计的时候一般要求是封闭的，从此次塌陷地的设计图分析，应该也是没有考虑通行问题，"我看它就仅有0.8米的防水墙，在本该放横撑的地方加了块钢板，显然没考虑到（开放施工）这个问题。"
"如果一开始设计通行的话，就必须要设计挡土墙，那样的设计方案就必然大不同。"王梦恕说，挡土墙起码得1.5到2米厚，同时还须每隔三四米打一个桩，"先做桩，桩上再做挡土墙，而且连续墙后面要有水平的腰梁，每隔3米还要有很多横撑。连续墙6米一个接头，每隔3米要有横撑。""未封闭施工的先天不足，长期下雨，再加上下水管渗漏，造成了一个滑动面。这个滑动面，在四车道的压力下，往坍塌处挤压。由于设计的是防水墙而非挡土墙，最后才发生了管涌现象。"王梦恕总结说，"如果没水，下雨小点，还能碰大运。但现在有动荷载，就不行。迟早会出问题。"
王梦恕的观点并不孤单。虽然不便公开出面，但中铁的声援一直在悄悄进行。
在百度"杭州地铁吧"中，充斥着替施工单位抱屈喊冤的声音，更有人替王梦恕打抱不平，"学术永远不是政治的对手，悲哀！"
从语气明显可判断出是中铁员工的人们，借用内部人士的话说，"杭州地铁设计单位北京城建设计研究总院19日内部会议已经承认设计方案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问题是地下连续墙设计埋入土体深度严重不足，不能有效抵御大量的车流活载以及土体遇水饱和度等，造成整体坍塌。施工单位按图施工，无明显失误。"
11月19日，一封以杭州地铁1号线湘湖站项目部常务副经理梅小峰名义写给央视主持人张泉灵的公开信在网络上迅速传开。
公开信否认了自己说过"责任在我们施工方"这句话，也从没表示过"责任在我们施工方"的任何意思。他"呼吁全国人民支持我维护我正当的合法权益，呼吁全国人民对部分媒体睁大眼睛，分清是非"。
但杭州市政府对这些说法予以坚决反驳。他们评价说，王梦恕院士的言论"违背事实，混淆视听，干扰了现场施救和事故处置工作"。
11月21日，杭州市官方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驻杭媒体负责人通气会。会上的内容，"一方面是希望各媒体今后报道时有配合的意思，另一主题就是猛批王梦恕。"参会人员说。
在业已被媒体公开的一份材料中，杭州方面针锋相对，措词严厉。他们反驳说，相关方案均通过国内知名专家的现场踏勘和深入论证，决不是"随便"的方案。"采用连续墙作为围护结构的明挖法，其最大的特点是围护结构施工容易、工艺成熟、支护刚度大，尤其适用于地质环境条件恶劣的地区。"
杭州方面并举例说，类似的办法，在上海、广州建设地铁时也取得过成功，"明挖法对环境的适应性是较强的，可有效避免城市中心区域的'大拆大建'。"
"你不仁我不义。你不讲道理，我就只好说实话了。"王梦恕回忆说，11月19日，他再度面对公众，就开始"客观全面地评价"了。
但王梦恕此时发现，他的发言突然不再权威，由于他出于"好心"宣布的突发性自然灾害事故说和他被公开的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身份，王梦恕业已成为网络上的众矢之的。
一家中央驻杭媒体在报道中直言不讳地抨击说，"事故现场的群众不理解了，明明地上早已摆着的大裂缝，怎么就被专家'忽悠'没了？"网民们顺藤摸瓜，还检索出"这位专家除了院士、教授的头衔，原来还是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和杭州地铁施工单位中铁四局属于同一家企业"。"在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学者，以院士、教授、博导等身份出面。但是一些'专家'还有另外的身份，或者是一些大财团、大企业的董事、顾问，或者就是某某咨询公司的老板，在行业中分享着巨大的利益蛋糕。这些'专家'的言论，有可能完全出于学术良心，也有可能并非如此，需要注意鉴别。"这篇报道分析说。
王梦恕认为，类似的报道，都是因为杭州市政府说理说不过他，刻意操纵的结果。"中铁的副总工就是一顾问性质。我是顾问，但我是客观讲话的。我也没包庇施工方。你说我说的哪些不对，咱可以谈，就事论事。说理说不过，拿身份说事。那不是无赖嘛。"王梦恕说。
为了表示自己的客观，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同样分析了施工方存在的问题。"市政府不懂，也不能怨他们。作为施工方，没把严重性说清楚，还在那施工，也有问题。""说实在的，他的施工流程有问题。开挖一段，大概15米左右，就需要马上做底板。但可惜的是，为了赶工期，底板没及时做。"
但这并非不能避免，"即使设计做得有问题，只要有经验，也能避免。"王梦恕举例说，他在南京曾有过成功的经验。在离玄武湖不远的一个地下通道，当时"挖了不到5米、深度不够，但已经快做完了"。他立即建议，"在开挖的时候，一次只做十米。不断加固底板。最终令工程得以顺利完成。"
另外，地铁施工特别要注意人少上，要机械化挖土。"下面扎钢筋的人要少，随时要注意观测。"而这次开挖得太大，面积大、人也多，"开挖六十多米、七十多人在下面"，这样的情况，最终才死了那么些人，"已算碰大运"。
但"根本问题还是在前面，公路一挪什么问题也没有"，王梦恕说。
从造价到工期，争吵全面升级
工程造价是否被一再压低？缩短一半的工期到底是谁的命令？施工方声称被"逼良为娼"，杭州则拿出了国家发改委审核肯定的指标。
争吵进一步升级。杭州方面承认，选择明挖法是因为其"造价相对经济"。
"暗挖的成本造价要贵30%，工期要慢近一倍。"王梦恕认为，除了经济原因，赶工期也是悲剧发生的罪魁之一。
"又想赶工期，又想成本低。我一看，就是因为你考虑省钱，不合理工期不合理造价。这样要防止也难。"王梦恕指责说。
王梦恕说，不合理工期、不合理造价的问题在全国很普遍。业内所有的人都知道。没有一个不说他是造价最低，"他就知道不断压价，而且选最低标"。
王举例说，像盾构区间的成本，现在3万元每米都有点不够，但杭州一些地方甚至不到3万一米，而在像比较合理的广州，就是4.5万。
"地铁最少也要在5亿每公里以上，其中机电设备，不能超过40%，土建不能少于3个亿。这个价钱还是10年前的，现在物价上涨，价钱还要更高。"
而在杭州，（出事的）车站是折返式车站，一个车站就将近900米。而在平时，250米的车站造价，少说要1.5亿元。"现在一个车站，差不多就占了所有费用。"
"施工单位有时也很无奈，他们不单是责任人，有时也是受害者。"王梦恕说，依照惯例，整个施工应以施工单位为主体，施工单位所提的方案建议应在建设方主持下由施工方监理方参加进行补充完善最后必须由施工单位认可。"因为施工单位懂行，业主单位不懂行，施工单位长期在现场，最了解情况。"但包括此次杭州在内的做法，恰恰与之相反，"是外行领导内行"。
王梦恕介绍说，根据中铁方面的介绍，施工单位说本来合同是3年建成，后来定的时候是2年。但结果2年的时间，由于拆迁遇到麻烦，进场时间又拖了半年，实际就是一年半时间。
"这叫逼良为娼。"王梦恕说，在此情况下，施工方只能加快进度。而低价的结果，找农民工也好，包出去，都成了正常的选择。
但杭州方面针锋相对，再次否认了相关指责。
他们认为自己的工期安排科学合理，不存在"3年半建成一条地铁线"的问题。杭州地铁1号线工期为5年，计划用3年时间洞通，两年时间轨通、电通、车通。"虽然湘湖车站的长度较一般地铁车站长，但只要施工组织合理，24个月左右的工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而对于造价，杭州市政府则澄清说，和想象的不同，地铁1号线是一条既有地下，又有高架和地面线，且以明挖为主的线路，22公里中，有6.2公里的高架线和0.5公里的地面线，而高架线的造价一般仅2亿-2.5亿元/公里。因此，杭州地铁1号线约4.6亿元/公里的造价是比较适宜的，国家发改委组织的可行性研究评估及初步设计审查也肯定了这一经济指标。
"工程费用是由施工单位自主报价，不存在压低费用问题。"
"推卸责任显然不是负责的态度。"王梦恕听闻这些批驳说，根据他从中铁的总工处所证实的说法是，施工方8月份就提出了问题，要求业主方封闭施工。但业主方一直置之不理，没有重视。
"他们有过资料，还有过传递资料的记录。这总是事实吧？"王梦恕说，"地下工程要求对施工反映的问题要迅速处理，绝不能拖。"对此，杭州方面又将作何解释？
11月25日，南方周末记者向杭州市官方核实该消息的真假时，遭到了拒绝。"此事再争已经没什么意思"，相关负责人解释的回应至少给这场争吵定了个性，"我们不希望继续沦落在口水仗中。"
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已致21人死亡的杭州地铁施工塌陷的事故责任结论，至今只淹没在纷飞的口水之中。
来源：南方网
杨佳死了，那个在2008年7月1日，孤身闯入上海公安闸北分局，单刀挑死6位、挑伤4位警察的孤胆汉子、北京男人，于2008年11月26日星期三，在上海被处决。一时之间，互联网上、哀声滔滔，长城内外，唯余叹息，大侠杨佳，从此别过这个红尘世界、花花人间。
自中国官方媒体7月1日报道了北京小伙杨佳孤身一人、单刀一柄杀入上海警局被擒获以来，海内外中文媒体、尤其是中文互联网上，引发了排山倒海的呼吁和声援，希望中国那个并非司法独立的司法，能够网开一面，给予杨佳一条活命，而给天下英雄一丝豪气、给这个民族一点骨气，也给目前当政的党派留一条未来的活路。
其实，绝大多数的呼吁者，也包括许许多多的中国执业律师，都很清楚，杨佳一案，死伤惨重，杨佳以命作陪，理应如此，但杨佳一案所反映出来的警民矛盾和对立，却是中国这个社会最黑暗的隐私；万千的呼吁留杨佳性命，更多的是让这个社会、这个政府能够感受到这个危机的存在，并努力改正，减缓危机和对立，促进社会的和谐。
4个多月来，国际媒体和中国的民间舆论，丝毫没有放松对于杨佳一案的关注，从案发之后引发的公众赞赏，推崇杨佳为当今时代的"大侠"，到一审因律师问题引发排山倒海的批判，以及二审期间百名民众在审判庭外的抗议，杨佳一案，成为21世纪之初最著名的奇案，史书上成为百年名案，当属必然。杨佳个人，成为百年不出的大侠，也属必然。
中华民族逆来顺受的缺点，已经成为丑陋的中国人最大的特点之一，从满清的"留发不留头"杀净汉人骨气开始，到孙中山前后投靠日本和苏联图霸中国，及至国共两党争霸中国、误杀无数青年，到共产党一党专政、三反五反，中国人、中华民族就是那权势屠刀下的鱼肉，任人宰割而无从抵抗。
八国联军一小队人马可以镇压中国一个县城，大日本皇军百名士兵，可以开展"万人大屠杀"，国际共产党一个中国支部，可以最终统御亿万人而为之所驱，这就是中国人，一个用生殖能力替代英雄气概的民族，一个忍气吞声、随遇而安的文化。
所幸，百年之后，我们有了一个血性的男儿、血色的浪漫、血腥的抗争，杨佳的拼命，是一场暴力的抵抗运动，是一个士刻忍孰不可忍、忍无可忍的个人权利抗争；杨佳的愤怒，其实也是天下百姓的愤怒，杨佳所受到的同情和垂怜，正表明了天下百姓的钦慕和敬仰。
杨佳伏法，是中国法制的胜利；大侠杨佳名传千古，却是中国民间社会的胜利。杨佳，一个穿越了红尘的传奇，一个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天下无双！
来源：万维读者网
本来，中国人就是功利的、浅薄的、冷酷的，现今的一切向钱看更把中国变成了只有（没有记忆，也没有思想）的"经济人"的畸形社会，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被实用和计算所主宰：没有了信信仰、理想与道德观念，有的只是现实的利益；没有了过去，也没有将来，有的只是今天，今日有酒今日醉啊！
没有了真正的友谊，没有了共同承担苦难的心心相印，有的只是共同消费享乐的哥们；没有不计功利的爱，只有互为工具的利用；大家通常只在餐桌上嘻嘻哈哈，酒足饭饱后就形同路人。
酒宴与卡拉OK成了人们交际的主要空间，休闲的公园与活动室里，处处只剩下了麻将桌，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变成了一种消谴，一种琐碎而甜得发腻的闲暇，友谊也像商品一样供人消费，历史早被尘封，甚至昔日的苦难也只是一种消费和闲暇的点缀，那些所谓的同学聚会和返乡寻根，至多是一种暴发户对自己贫乏过去的补偿，他们想衣锦还乡，他们想在老同学、老乡里光鲜一翻，是以加倍的炫耀向社会展示苦难的诱人美丽，一种类似丰乳霜的功能性装饰。
四川大地震震醒过的短暂的人性回归，很快就被权力的庆功宴所淹没，腐败变本加厉地膨胀开来；一边是贪婪的血盆大口，一边是苍白的灵魂。至于读书与做学问，那早就是无人问津的事，远不如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就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不如啊，大学早已失去了灵魂而沦为政治与金钱的附庸，科研也浸透了利益的得失，历史早就没有了，制假与腐败已浸透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一切还正在疯狂地运转下去呢！
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小产权房合法化铺平了道路。
不久前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不仅是承包土地的转让，这次会议还强调"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我认为，这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征程。这次土地改革的直接目标是实现农村土地的市场化、资本化、商品化、合作化，其间接目标是打破二元户籍、土地、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现代化的一元体制，当然包括建立一元的房地产体制。
二、小产权房的天然合法性。
小产权房是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打破垄断性歧视性房地产制度的结果，它有利于农民的土地开发自救，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长期以来，中国农民为工业化、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包括在改革开放之前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义务交粮等奉献了七千亿到八千亿元，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十万至二十万亿元；改革开放之后，农民由于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关系失调、政府人为地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土地被征收、农民工被盘剥等原因损失了数十万亿，据学者研究，仅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在1.9万元，2亿农民工，每年为国家贡献了近4万亿元。
中国城市的繁荣是以农村的萧条为代价的。人们常说，现在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帮助农村的时候了，而我说，不需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帮助农村，只要还农民平等权利就行了。为什么只有城市人可以进行房地产商业开发，农村人不行？为什么只能政府征地、然后把土地卖给开发商，而农民不能直接把土地卖给开发商、农民也不能对土地开发建设？符合了土地利用规划也不行？
这些只能说明，我们生活在不平等制度之中。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金融制度等等，太不平等了，制造了城乡鸿沟，制造了农民贫困。我呼吁中国应当开展平等权利运动，废除歧视制度，建立公平市场经济。
所幸的是，中国农民并没有被歧视性的制度所困死，他们就像当年小岗村冒死实行了承包制，现在他们搞起了小产权房以自救。
可是，这种自救被叫停，被说成"不合法"。
房地产大鳄任志强曾经说，小产权房违法，违法就应当全部炸掉；他说有了红绿灯，公民能够闯红灯吗，不能够闯，闯红灯者就要被处罚。这话听起来有道理，但是却存在两个方面的混淆是非：第一个方面，小产权房目前在中国只是处于法律灰色地带、模糊地带、模棱两可地带，并没有明确的禁止性法律。就算存在某些法规，说小产权房违法，不合法，也是不符合"恶法"、落后的法、歧视性的法、既得利益者自我制定、没有经过听证和全民讨论的法。中国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地突破恶法、旧法的过程。小岗村的农民当初是违法的，有的人认为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在当时也是违法的。第二个方面，红绿灯属于文明世界共同遵守的规则，和小产权房不一样，目前中国实行的二元户籍制度、二元土地制度本身就是违反现代文明规则的制度，当然应当突破。
小产权房的合法化才符合现代文明潮流，即打破城乡分治、二元隔离制度，走城乡一体化、城乡互动、城乡均衡的发展道路。如今在发达国家很多城市居民住在了乡村。城市化并不能够仅仅理解为农村人口到城市生活和择业，还应当包括很多的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甚至创业、投资，这是城乡人口互动交流的双向的过程。这样才能带动起农村的发展。
其实，既得利益者反对小产权房，是由于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任志强说小产权房就是"偷"，偷取了房地产大鳄的利益。而我说小产权房是正大光明地"拿"，拿回早该属于自己的被人霸占的利益。
小产权房如果合法化，农民得利，城市居民得利，城市房价可能下跌30~40%，但垄断的房地产大鳄以及与他们勾结的权贵集团会失去霸占的非法利益。
三、小产权房的现实合法性。
最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也说， 小产权房的产生是违法的，因为它违背了城乡土地规划利用的总体布局，也违反了关于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法律程序，所以它本身是不合法的。
但我认为，按照《宪法》："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次三中全会也确认了农村土地的转让。《物权法》中也删除了草稿中"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农村宅基地"的条款，说明法律已经为小产权房合法化预留了法律空间。法律没有限制宅基地只能卖给农村人，不能卖给城里人。
至于违反了"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法律程序"，可是小产权房并不是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呀，难道不能有农村建设用地，商品房一定要建在城市？《土地管理法》中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也就是说乡镇企业用地、乡村公共设施用地、村民住宅用地是可以不通过征地程序的，法律上也没有限制乡镇企业进行房地产开发。王卫国教授说过，以企业名义拥有土地以后的流转是合法的，这就为将来农民以企业或公司的形式在集体土地上开发小产权房找到了法律依据。
四、小产权房合法化可能产生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一）问题：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危及耕地安全。这是坚持小产权房不能合法化的最主要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我主张小产权房主要在宅基地、荒地、山地、林地上开发，不会影响耕地安全、粮食安全。山地、林地上开发也要经过审批，要符合规划。少数的小产权房在经过批准的由农用地转变而来的建设用地上开发。
总体上来说，土地市场化、资本化只要管理得好、规划得好，反而会增加耕地，"创造"和"新生"出大量的耕地，农民会保护爱惜耕地，开发利用荒地。而土地的产权不清、模糊所有、总体所有，才导致了土地的荒芜、浪费与肆意侵占。
（二）问题：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冲击现有的房地产市场，影响金融安全。潘石屹就曾宣称，小产权房和二手房可能成为楼市"大小非"，一旦"解禁"，会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但我认为，解禁后，房地产的价格固然下跌，银行的贷款固然会增加一点坏账率，但未来房地产的需求更加旺盛了，房地产开发的基础更加雄厚了，政府的税基也更加广阔了。
（三）问题：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减少地方政府的收入。这是地方政府最担心的，土地出让金会减少。解决办法有三：一是尽快出台不动产税，也就是所谓的物业税，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靠不动产税。二是出台法规，从小产权房的合法化收取一定的集体土地建设费，类似于国有土地出让金，但数额要小得多。三是改革分税体制、财税体制，调整收入分配机制，保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目前中央税收占58%，地方占42%，地方是四级政府，加起来才42%，太少，所以他们要征地获利。
（四）问题：小产权房合法化与现有的土地法律和政策相抵触。其实，对于宅基地、荒地、山地、林地上开发商品房，没有什么禁止性的法律，如果有规定，废除落后的规定就行；对于改变耕地的用途建设小产权房，则要经过审批、符合规划。《土地管理法》目前正在酝酿修改，《承包法》也要修改，还要出台《住宅法》，以使小产权房合法化，保障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商品房的购买、登记、流通、继承有章可循。
（五）问题：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导致大量的有钱人进入农村收购宅基地，农村将成为城市富人的乐园。
农民变卖宅基地必须有限定条件，必须他已有商品房、已迁出农村，所以不会出现大量的宅基地被收购的情况；同时，应当允许城市人到农村购买住房，投资创业，只有这样才能带动农村的发展。
像现在这样，实行城乡相互隔离的制度，农村人到城市受到种种歧视，享受不到国民待遇；城市人不能到农村购房创业，农村的幼儿园学校医院及基础设施都无法被带动起来，城市的高房价无法缓解，农村的投资缺乏、融资困境、基础设施落后无法解决。只有打破城乡隔离制度，形成城乡交流、良性互动，才能缓解城市居民的民生（住房、生活等）困境，有助于建设新农村，实现缩小城乡差距的目标。
（六）问题：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导致农村的无序开发和村干部的严重腐败。这种担心是由于对政府的规划能力、管理能力缺乏信心。美国乡村到处是别墅、漂亮的住宅，规划得井然有序，不像中国农村的住房杂乱无章，走到中国各地，见到的都是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住宅规划的混乱无序。以后，小产权房合法化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也要提高。不能因为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就阻止村民致富的道路。对于村干部从小产权房寻租，则还是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土地的开发利用、商品房的建设要经过村民大会，财务帐目及收支细节都要强行公开，接受监督，否则就应严厉查处。
2008-11-15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 http://www.huxingdou.com.cn
小泉毅否认"自己的"袭击行为与养老金记录有关，坦白交待"作案"动机："因为公共卫生中心曾经杀死了我的宠物，所以我很生气。" 对此，急于坐实小泉毅杀人的司马南同志老实不客气地全盘接受了，然而，日本的无论官方还是民众都认为这样的作案动机不合理，我们的司马南同志又一次热脸贴冷屁股。
司马南同志振振有词地质问："从34年前小狗被毙命，到今年小泉毅被迫行凶为宠物报仇，小泉毅从一个守法公民到一个犯罪嫌疑人，这中间给过你们多少补救的机会？事情的结果为何丝毫没有向好的方面发展？你们为什么'迫使'一个公民作出最坏的选择？"然而，面对如此掷地有声的质问，日本的无论官方还是民众除了沉默，还是沉默，倒不是因为我们的司马南同志的质问有多尖锐，而是人家觉得，不应该跟一个发高烧烧到神经错乱，错把犯罪嫌疑人跟犯罪真凶混为一谈，而跟守法公民对立起来的病人计较，那是一种礼貌的沉默！
我们的司马南同志之所以一再出丑，说到底是因为他根本不了解民主日本的国情。
司马南同志只知道，有人自首，警方就该如获至宝，却不知民主的日本，警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避嫌，要是让大家觉得警方有拿自首者当真凶办的嫌疑，那就难免会让大家怀疑所谓的自首是不是警方在自导自演了。
司马南同志只知道，哪怕犯罪嫌疑人矢口否认有作案动机，我们的无论官方还是民众也该热情主动地编派一个栽给他，却不知民主的日本，哪怕犯罪嫌疑人是投案自首，自己坦陈作案动机，无论官方还是民众还会质疑其合理性，推三阻四的，如果作案动机说不过去，甚至还会因此严重怀疑自首者是真凶的可能性，尽管自首者带上了貌似是作案工具的凶器为自己作证也白搭。
司马南同志只知道，哪怕犯罪嫌疑人表示对案情毫无印象，并强烈质疑凭什么说凶手就是自己，我们的无论官方还是民众也该想当然地认为那只是他的态度问题，却不知民主的日本，哪怕犯罪嫌疑人是投案自首，自己坦承作案经过，无论官方还是民众都决不会排除自首者是被幕后真凶收买，胁迫，操纵的可能性。
司马南同志只知道，只要犯罪嫌疑人大致可以完成作案任务，我们的无论官方还是民众就该承认他有完全的作案能力，却不知民主的日本，无论官方还是民众都不容许在细节上打马虎眼，只要发现有一个细节属于犯罪嫌疑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不管有多少别的所谓铁证，也不管犯罪嫌疑人是属于那种多么相信自己是真凶的自首者，这时候都不得不承认他没有作案能力，他不可能是凶手！
司马南同志只知道，犯罪嫌疑人忘了自己杀过人不足为奇，却不知民主的日本，无论官方还是民众都只会把自首者可能臆想自己是凶手当寻常事，那种诱导犯罪嫌疑人，让犯罪嫌疑人相信自己真的杀了人的行径，只能以荒唐、无耻、邪恶称之。
司马南同志气不过有人把犯罪嫌疑人定性为大侠，将大侠论者斥之为"反体制的价值取向"，却不知民主的日本，人们不是不欢迎"反体制的价值取向"的大侠，而是不会为了满足自己的大侠诉求而搞大侠推定。大侠推定等于是变相的有罪推定，给人家一个"大侠"的虚名，就以为能让有罪推定变得神圣，变得冠冕堂皇，那其实是很不道德的。
最后，司马南同志疯狂地攻击"不放弃，不抛弃；固执、执拗、偏执、执着"是所谓的"两不四执型"的病态人格，就更是对全体日本人的侮辱。司马南同志仇恨日本人的历史罪债，这完全可以理解，但仇恨日本人的较真就太不可思议了。日本人的较真难道不是最为全世界所称道的吗？司马南同志何以要用"较真较到拿生命赌气伤天而害理"来诋毁日本人的较真？很显然，我们的司马南同志已经有点丧心病狂了，他已经忘了，他自己的"反伪科学"凭的不就是较真吗？
何其幸啊，小泉毅是生在民主的日本，所以他没有被日本的司马南们直接从犯罪嫌疑人升级为犯罪真凶，没有被日本的司马南们直接剥夺守法公民的衔头，没有被日本的司马南们直接扣上"反体制的价值取向"的帽子，没有被日本的司马南们直接裁定为"较真较到拿生命赌气"，尽管他是自己"投案自首"，他本人决不会对日本的司马南们的言论有异议，但社会的公正，司法的公正仍然很好地保障着他的公民权，我们的司马南同志有一点说对了，这确实是制度问题！
2008年11月27日
因此，尽管连法庭也进不了的周正龙妻子罗大翠面对一审结果，公开发出"即使判一天也要上诉"的抗议（没有周正龙本人签字，她的这个意愿多半达不成），但周正龙"把所有责任都自己扛"的"英雄壮举"，倒更像是法庭上与律师、地方政府联合演出的一场双簧戏。
优秀的律师群体，是把社会冲突引入可控法律轨道的重要推动力量，法律也是公民权利的最后屏障。但是，如果当事人及其家属连最基本的聘请律师的权利都被剥夺，如果律师被迫或者主动与公权力结盟，那就意味着法律成为行政权力的奴仆，不仅公民权利将荡然无存，而且政府、律师、法院的公信力都将荡然无存。当这个社会信任基础崩溃，民众除了相信自己、相信非法治、非正常的力量，还能相信什么？
地方当局总想用"一切尽在掌握"的办法，既不愿意公开承担政府和官员责任，又妄想"速战速决"让百姓都得上健忘症。天下没有这样免费的午餐！人民是不会健忘的，如果政府、律师、法院的步调高度一致，人们对社会基本体制构架的信任基础就会坍塌。在信任崩溃面前，政府和公众，没有谁不是受害者。而始作俑者，又是谁呢？行政权力"一切尽在掌握"，其结果必然也成为"一切矛盾的焦点"。
在此过程中，律师虽然也是牺牲品，但是，律师群体有权利、有责任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通过有效的行动"清理门户"，保护自己。而在律协民主实现之前，律师们一样能够有所作为，通过各种方式，给不合格不称职的律师以压力。比如北京八家律师事务所的16位律师就曾联名请求对上海谢有明律师代理杨佳案件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紧急调查处理。
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是"社会"的一分子。即使在最恶劣的社会环境面前，行业的自净功能都必不可少，它是使自身和社会免于彻底沦陷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资深评论员
来源：珠江晚报
人类文明主要体现在人类的思想、意识、观念、追求的长期磨合，日久月累所沉积下来的传统、习俗与信仰，是以摆脫兽性、体现人性为其核心。它是数千年人类生活长期积累和沉淀下来的，中华民族与所有其它民族一样形成与发展了数千年，一次又一次与自然作抗争与磨合，一次又一次历经战乱、改朝换代与兽性抗争，渐渐形成的民风、民俗、道德与良知体现了人性的光辉的"天地良心""仁义温情""琴棋书画"等等在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中一直没有间断过，这就是几千年不断的民间的中华文明（我这里指的并不是什么孔孟儒学，有人以它作为中华文明之代表，这是不对的。我这里指的中华文明是指民间的民族的人类文明，它的核心是克服兽性、体现人性，当然它也有根深蒂固的缺陷、瑕疵与不足，这就需要通过与世界交流、引进与学习来溶合）。
1949年的改朝换代，与以往任何一次改朝换代不同，它真是彻底地改天换地，它打破了原有的一切传统，也撕裂了中华文明。开国之初不仅砸碎了所有的旧的国家机器，就连学校、宗教等文化设施也全部推倒重来的，就是几千年的汉字也改头换面，连民间堂屋里的神龛与宗祖牌、厨房里的灶神、山坡上的祖坟乃至家装、服饰、用品、习俗均在改变之列，连祖国的生日，也就从这年十月一日算起了。我生于1936年秋，正是全民抗日战争之年代，幼小即目睹国家民族之灾难，抗日烽火中民族精神的闪亮火光，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永恒的难忘，抗日战争胜利的兴奋使我对国家富强抱有强烈之期盼，可是紧接着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与民生之艰，1947-49年读初中时，更是热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共产党动员并许诺民众，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1945年9月毛泽东回答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1949年冬我的家乡（四川一个古老的县城）解放了，我们热烈地欢呼，热烈地拥护共产党！随之考入了全新的县城中学读高中，参与了捣碎城隍庙、清匪反霸与土改，亲见了运动中一次次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在原公园举行，有一次即枪毙了四十多个，真令人心大快，1951年我入了团，后来又当了校学生会主席。更为根本的是经过土改、一化三改造……等大搞群众运动从经济上把原有所有制彻底改变，不允许民间任何"私有"，到极端时连家中锅灶也不准私备。我家为工商业兼地主成份（那时还是按解放前的经济状况定成份的，后来才是以关系与意识形式态为借口由党组织认定），没收了土地、私改了资产，我是拍手称颂。1953年我考入了著名的一所师范学院数学系，更是兴奋不已，努力学习，一直任团支书。 1957年毕业前在大鸣大放中，我真诚地讲了题为"学会尊重人，把人当作人"之话，反右初我还是"班三头"进入领导圈子呢，可后来却划我为右派，开始我很想不通，在不讲理的高压之下也不得不服，在"党总不会有错的"的信念下接受了这一切，认为严格批判只为自己好，后处理为工作考查两年，到了重庆某中学，我认真努力改造，还交了入党申请书呢！不管是如何侮辱与艰苦，我都是努力拼命去完成，这个期间，我亲历了大跃进、打麻雀、大练钢铁、人民公社化等荒诞闹剧（我所在的学校就曾划入第一个城市人民公社——重庆七星岗人民公社），紧接着便是全国大饥荒，知名的解放碑和平餐厅也只能供应出代食品，从打杂、扫公厕、拉板车、种地、养猪、放牛、放鸭、孵蛋……到埋死尸，我都干过，后身患水肿到腹水数度住医院，亲见一个个死去，而我终于活过来了。
1962年摘了右派帽子，但却总是受到另眼"优待"，到1963年夏，更以花言巧语、假许诺等手法骗我回原籍，而实际则是无端除去公职清洗出去，让我自谋生计，对我的多次据实、据理反映（一直到"改右"后还多次反映），更以欺骗、不理加威吓对之，我也是经过长期交往才看穿这些无耻的做法，但还以为只是个别人所为，代表不了我心目中的光明的党。解放后更消灭了所有民间的一切组织与机制，断绝了一切民间关系（甚至血缘亲情）与交往，所有的人（包括少年儿童）都被纳入各种组织之中，都分出先进、后进或改造之差别：有层次地分为掌权者、执行者、极积份子、培养对象、先进群众、一般群众、落后群众、可教育争取之人、暗管份子、管制份子、劳教劳改人员，到监禁、枪杀，并通过各种政治运动时时调整着这些划分，用最严格的户籍制度与口粮管理把全国真变成了一个大铁笼，社会是铁一般地稳定，治安良好，堪称太平盛世。在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经过了思想改造、批这批那，过关交心到狠斗私字一闪念，消灭了一切异端。读书期间就目睹了老师们历经的思想改造过程，更见过大学教授们受辱，紧接着是旷日持久的"反右"运动（实际上都是左派，应叫"反左"运动），抛弃了国家、政府、法律乃至宪法等一切繁文缛节，开创了由D组织公开、直接定罪与处理公民的规矩，不仅背信弃义剪除了夺取政权时的一切盟友与同路人，封堵了言路，只许说好不许说不好，从此再也听不到任何杂音了，这就断绝了一个政权进步与纠错的渠道。更为可悲的是：从此，说真话的倒霉，说假话才能活命，信义在中华大地死亡，开创了一个大说假话的新时代。于是便确立了D的、永远领导的、永垂万世的、党指挥枪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于1963年秋被骗回原籍自谋生计，拜师学艺从头做起，当了十五年泥瓦匠，历经了穷困、生活艰辛、家族冷眼与社会的遗弃，也经从高楼跌落成重伤致残，亲见古城众多古迹、文物被毁，古庙的铁狮、封存起来的千年铁塔也被砸，连民居院落房脊上的"福"字，门窗上的花雕也未能幸免。我也目睹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上山下乡、四清、造反、夺权、大破四旧、天天读、红海洋、忠字舞、革委会、抄家、游街、示众、枪杀以至武斗，不少人无辜惨死到清队、批林批孔等等愚昧、疯狂、原始而野蛮的万般景象。在这以破字当头的动乱中，从另一方面看，我也见过了民众在"四大"中，对当权派的斗争的"造反有理"之光。我也就是因为曾向我们的大救星写过反映信，在清队中我也蹲了半年牛栅，增长了见识。在这大动乱期间，活不好找，只好外出下乡找活谋生，更有机会亲见民间底层生活：乡下农民一个全劳力一天工分竟只合人民币八分钱（只当一个平信邮资），吃的是胡豆叶啊！我在社会最穷困的生活中渡过了配给品的票证年代，过着缺吃少穿的日子，吃的是配份的高粱红署，没燃料就吃冷饭，穿的是日产尿素口袋改作的裤子，过年了，三十夜全家只有四分钱……。就这样疯狂了三十多年真使全民一无所有，实现了最为干净的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究竟画出了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那就是：建立了由D所认定的阶级成份，与阶级关系（它并非马克思原意的阶级划分），排斥了知识份子，不要知识与文化，使一些无赖、村妇、地痞、流氓、二流子，投机者、告密者、变色龙……有机会执掌大权（我目睹了大大小小的不少这类人掌权之趣事），"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就是：民间一无所有，连思想也不要有，人只是行尸走肉，只是D的驯服工具，知识与文化灭绝，物资奇缺，三千万人饿死，上千万人被打入另册成为牛鬼蛇神，知识精英连同宗教、艺人均被清除干净，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民族、国家、宪法、人大、政协、政府、法律乃至党章，都只是一个装饰，只有一个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帮派式代代传承的D还在，书记、政委就是各级最大最有权的也是唯一的官，真被当年大右派不幸而言中，实现了"党天下"，并在消灭了一切对手与异己之后还更为壮大！真是如歌中所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走到了尽头之后，才来一个"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初的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已经有了曙光初现的历史机遇，我也经过1978年改右到县城师范学校任教，感受了青年们渴求学习的热情，全民对未来的希望，我加入了民盟，开始在报刊上写点数学论文，评上了讲师（当时还是县团级待遇呢），又当了县政协委员，我爱人十七年前的受冤假案，虽经长期顶住压力的二百多次申诉，到惊动了知名的人大副委员长史良后，总算得到了平反，从中也领悟了D的法制、信访与领导之味道深长与一言难尽。这时期也有不少高校邀请我去任教，但一直是原处不放人，在多次交涉中我才第一次知道：即使不是党员，人事工作也须由党的组部门直管，同时获知确实有规定，所有大小组织、单位、部门其一把手必须由党员担任，不过我从无心当什么官，所以从不在意这条。后来又借到省上编写教材，也走了一些学校，1987年调到四川某教育学院，后升副教授、教授，期盼国家与教育能走向进步发达，政治能更加清明，可却突显出"官倒"与腐败，大学生们起来要求对话，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真想不到，法西斯的本性在八九枪声中显现，令世人震惊，这才体会到党管枪的绝妙！改革进入了异化。我所供职的学院，根本不谈任何学术甚至教研也没有，正直的、有责任心的教员们只能是个人尽其所能而为，左右不了领导，这完全是一所任人唯关系的走形式的学衙，一直到它的结束，无奈我也只好自己努力，1990年到国家某重点师大作国内访问学者进修，后又到省上编初中数学教材，参与了国内一些学术活动与外地讲学，走过了一些学校，也接触了不少同行，深感做学问之艰难，难就难在这个官本位子的体制上。后应聘于凉山大学，只有这一所民盟办的大学，还稍有一丝尊师重教的风气（可它不久便短命了）。1997年退休后，又各处应聘在讲台上站了四年，完全退下来之后，就只有旁观这个社会，可就是退休还有幸品尝了民众房屋被拆迁的整套无奈、无助的艰辛的维权全过程，过着退休后这弱势群体的清贫生活，只好"拾薪煮药挽颓顏"。 这几十年来常感：以前就连一个中小学校长，也得是学有所长的社会贤达，是有一定道德要求与民间知名度的，而现在一个不学无术、只要会吹拍、能紧跟的就是校长（甚至是高校）了，还要处处向教师们作指示呢！还有什么学术头衔呢。考试做假，学术腐败，文凭贬值成灾，学校早已失去了灵魂而成为官衙与黑店。至于甚么统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等，我也坐在一旁"听"过一些会议，最生动的不过是传达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名言："参政不许越位，议政不准添乱"了。我惊异：党组织可以越过人大、政府直接发行政性命令与决定，甚至公开规定由各级党的书记兼任大大主任，政法委凌驾于法律之上，党军取代了国家军队，党的经费也由全民无限制地供给，会议与选举从来是走走过场，只是贯彻领导意图之工具而已，宪法与党章更是一纸空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存废也由一人的最高指示说了就算数，且终身有效）。
这几十年来，也接触与知道了不少官场之事，作为小人物，自然见不到大官，只能见过一些小之又小的官，他们的作为平凡而细小，上不得报导，一般也不受处分，可是从他们的无耻、无奈、钻营、作威作福、谋私、贪婪、腐败的种种作为上也领略了什么是"先进"与"代表"，习惯忍受被领导设下的各式各样的小鞋，更看出了今日无官不贪的严重程度，在这个腐败大军中也有更多的人是被体制的潜规则所裹胁。当然也见到过不少的好的、有正义感的领导，但大多因而被排挤、难有实权而终，基本上就没有升迁，更有不少努力工作、堪称表率的党员，他们在党性原则下，常常只能是无言，也体验了更多的一切正直、认真说话、做事的人，总是受到冷遇、排挤、必须层层地服从贯彻这个可悲惨的社会规则，是体制在扭曲着人性。
几十年来我也参与了不少政治学习，也听了不少报告与许诺，作为公民参加了若干次民主选举｛在我的记忆与经历中我所遇的各种组织与场合下的各级、各种领导（包括小组长）无论优劣，无一不中上级派下来的｝，开会总是学习与传达，只有领导按坐次讲话，而我们总是受教育者，这一切都是做戏，是当不得真的，更兑不了现，这也就习惯了，更厌倦了。在意识形态方面，"破字当头"，旧道德彻底地破除了，愚民的口号、人为的假样板一个个被其种种作为而揭穿后，新的道德却建立不起来，"立"并没有"在其中"，倒是培养出了全民说谎、不讲诚信、一切向钱看出的社会大毒瘤，人性早已被成熟的制度所扭曲乃至消溶。是制度泯灭了文明，才导致腐败横行，经济畸形发展期，生态环境破怀，治安恶化，民生为艰，天灾人祸不断……，
用一贯使用的成功致胜的法宝——强权高压加谎言欺骗，在经济上虽放弃了公有制，一步步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但却成功地化公有为权贵者的私有，腐败是在反腐声中发展与壮大起来的，已到了不可收拾之境地。这些成功都是用欺骗民众，让民众忍受阵痛付出巨大的牺牲才换来的贫富分化与一个新兴权贵阶层的形成，广大百姓又一陷入新的生存困境，民生问题突显尖锐。在政治上，表面上停止了用阶级斗争等口号，但仍坚持着若干"基本原则"：说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行的是不准批评更无自我批评；说的是"既有民主，又有集中"，行的是只有集中而毫无民主；说的是"百花齐放"，行的是"只许我一花独放"；说的是"百家争鸣"，行的是主旋律独鸣；说的是"多党合作"，行的是一党统治；说的是"马列主义"，行的是法西斯主义.举目一望，处处都有人民二字：人民专政、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人民教育、人民警察、人民银行、人民币、人民……等等，运用高妙的代表理论，人民被党全权代表，实际是"党"字取代了这所有的"人民"二字，成了党的……一切。"中国人民站起来"终于是D取代了"人民"而"站起来"了！这后三十年的改革，不仅没有实质上的改变与进步，反而是与时俱进地强化这"党国体制"，在意识形态上过去使用的阶级与阶级斗争有关的口号虽不用了，但并没有认真彻底批判，同时设置了重重禁区封杀历史，不许讨论，更以其"理论"、"核心"、"代表"、"稳定"、"和谐"等口号加强了言论与新闻管制，强化了"保持一致"地"高度统一"。经济上的成功与发展使之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财大气粗的流氓暴发户，有意误导出一个全民向钱看的物欲横流的社会，软硬兼施地收买了知识阶层，这使政治上的保守更能成功。长期的一D独大，已根绝了任何民间力量的萌芽，成功地实现了一D 绑架中国，在国际上也用外汇与贸易收买各国政客，用大办豪华奥运来展示D威，真是"有钱能买鬼推磨"（洋鬼更爱钱也更会推磨，金钱外交一词就是这样来的）。人们也曾对四川大地震时所反映出的人性回归又寄予一线希望，可是短暂的幻想很快就在当局推诿人祸责任、"丧事当作喜事办"的庆功宴中破灭。准确地说现在就是一个成熟的、成功的权贵阶层集团绑架了中国，正在疯狂地前进！
回忆我这走过的这七十多年，前十年儿童与少年时期在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的统治下看见了它丢失大陸逃去台湾，接着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六十多年，这又分两段：前三十年是在毛××帝国下过了青年到中年，后三十年是在邓××帝国下从中年到老年，国民党政权到台湾后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近日两岸也出现了和解之曙光，中国究竟往何处去呢？
当初不知道这段台词到底经典在哪里，现在我知道了。
有关燃油税的消息，早已经铺天盖地。作为一个长期呼吁以燃油税替代养路费、过路费、过桥费等费用的人而言，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可是，我却高兴不起来。为什么？不仅央视记者这样问我，许多博友也在留言中表达这样的困惑。
我的回答是："我想娶媳妇，有关部门却送来一个人妖。"从现在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有关部门弄出来的燃油税，绝非我苦苦呼吁的燃油税，尽管他们也许"有了仁慈的心"，但也充其量只能是口口（此处删去两字）。
不是吗？
从已经披露出来的信息来看，所谓的燃油税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取消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六项收费，撤销政府还贷二级以下公路收费站点，实施燃油税费改革。我要说的是，发改委等部门闭门造车，做出来的燃油税根本不是公众期待中的燃油税，而是一个非人非妖的东西，按照唐僧的说法，就是人妖了（我可没有说有关部门也是人妖）。现在讲具体理由：
其一，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与水运客货运附加费，是附加收费，我查询了多个国家的燃油税，没有看到哪个国家把附加类的收费纳入到燃油税中（如果谁看到了请告诉我，我请他吃甜饼，并且，想蘸白糖蘸白糖，想蘸红糖蘸红糖）。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与水运客货运附加费本来就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早就应该取消了，如今，却把它们趁燃油税出台之机，合法性、永久化，是典型的"借壳上市"。
以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为例。计价管［1998］1104号《关于规范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增加公路建设资金的通知》是这样表述公路客货运附加费的："决定在清理整顿现行地方公路客货运输环节征收并用于公路建设方面各种收费的基础上，统一规范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同时适当提高公路客运附加费征收标准，以切实增加公路建设有效投入。"
显然，"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是"各种收费（包括乱收费）"的集合体，属于非人非妖的东西（我可没有说它是人妖）。
我们知道，我国的公路建设尤其高等级的公路建设，资金投入主要是政府财政投入、银行贷款和社会投入，而且，几乎全部的高速公路都是收费的，体现出来的是纯粹的经营性特点，而非公共产品的特点。说得再明白点，如果公路是收费的，就不应该征收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就好比开饭店，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无论租或建饭店都是必须的投资，你弄个"饭店建设费"向消费者征收，每天不被人揍得遍体鳞伤绝对是万幸。机场建设费同样如此。既然如此，客货运附加费的合理性及合法性都已经不复存在。
并且，根据规定，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作为公路建设基金，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国发［1996］29号）的规定，统一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全额用于公路建设，并按照财政部《关于养路费及公路建设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通知》（财工字［1996］300号）规定执行。严禁征收单位坐收坐支；不准用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修建楼堂馆所；不准用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弥补征管单位经营亏损。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严格控制各项开支，精简人员，杜绝浪费，严禁挪用，确保公路建设资金的投入。
但是，负责对公路客货运费使用监管的是"各级财政、交通主管部门"，很难起到监督作用，再说了，以现有体制，莫说预算外资金（公路客货运费属预算外部分）的管理，就是预算内资金的管理何曾让公众放心过？
综上，如果出台燃油税，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与水运客货运附加费必须取消，而不能纳入到燃油税中合法化和长久化。
其二，把"撤销政府还贷二级以下公路收费站点"作为实施燃油税费改革的前提，是有关部门在脱裤子放屁（这是只有达到人妖级别才会犯的错误），看起来是让利于民，实际上是大忽悠。
2004年8月18日国务院第61次常务会议通过，2004年9月13日国务院令第417号公布，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三）项明确规定："技术等级为二级以下（含二级）的公路不得收费。但是，在国家确定的中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的二级公路，其连续里程60公里以上的，经依法批准，可以收取车辆通行费。"
显然， "技术等级为二级以下（含二级）的公路不得收费"是法律早已经明确了的，收费的必须取消。即使是"中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的二级公路"，也必须符合"连续里程60公里以上"的条件，并且"经依法批准"，才"可以收取车辆通行费"。
而我国的收费公路，主要就是指的一级公路，不对一级公路停止收费，而弄一个取消二级以下（含二级）的公路收费作为出台燃油税的幌子——甚至还可能利用这一点提高燃油税税率，有关部门实在太有才了（我可没有说他们是人妖）。
其三，我国税种的设计，经常是重叠的，存在着重复征税。比如，我们国家还没有开征物业税，但是，我们国家开征的土地增值税，课税的依据是转让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附着物的增值额，也就是说，在征收该税种时，不仅要计算土地自然增值额，还要计算土地使用者个人开发所得的利润。这种征税方式与国际上通行的对土地和房屋合并征税非常接近，只是，我们所认为的土地价值是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而不是土地所有权价值。说得明白点，物业税与土地增值税本身有重叠部分。另外，中国现在开征的房产税不仅跟国际上通行的以价值征物业税的做法相同，甚至连征收周期都与物业税的特征都相吻合。
现在回归正题。我国虽然没有开征燃油税，但带有燃油税部分特征的燃油消费税早就捷足先登。根据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重新修订发布的《消费税暂行条例》，在成品油消费税中，含铅汽油征收消费税0.28元/升，无铅汽油0.20元/升，柴油0.10元/升。看起来不多，但累加起来一年也2000多亿元。如果开征燃油税，就不能对燃油消费税装糊涂，必须取消它。
其四，国际油价在2008年7月11日达到每桶147.27美元的最高价后，就一路下跌，已经跌去100美元！注意，是100美元的跌幅！而那些在国际油价上涨时声泪俱下、声情并茂地向有关部门诉苦，要求提价的既得利益集团，连影子也看不见了。国际油价暴跌，我国油价基本维持高位，时间每拖延一天，就是数亿元的利润，简直比抢劫来得都容易！在这个节骨眼上，传出的所谓燃油税传闻，在客观上起了烟雾弹的作用，它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为维持高油价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屏障。如此鬼魅的智慧，是人能想出来的吗？是妖能想出来的吗？那是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此处删去8字）
拨开迷雾，现在，最要紧的是降低油价！我国的油价早在2006年，实际上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同品质的包含燃油税的油价！而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30多倍（以2007年两国的人均GDP对比），一个中等美国家庭，包含燃油税的用油消耗，占其收入的1.5%，而我国，不包含燃油税的用油消费，占到中等家庭收入的1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在拉动内需的口号喊得震耳欲聋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却继续维持高油价，是在牺牲大局而照顾既得利益集团，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燃油税的目的在于促使人们节约，而非增加民众负担，更不是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其五，与美国不同，在我国道路通行成本中，过路费、过桥费占相当大的比例，这部分费用不纳入到燃油税中，等于我们的燃油税并非国际上通行的燃油税，是不彻底的燃油税。如果不纳入也可以，但必须大幅度削减收费公路，将公路的公共产品特性还给人民，而不是打着公共产品之名行掠夺之实。美国用燃油税支持的联邦公路信托基金负担了绝大多数州际高速公路的修建，全美9万公里高速公路中只有8000公里收费路段，事实上，美国的高速公路的英文名字就是Freeway（免费公路），如果燃油税与密密麻麻的收费公路共存，不仅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加大区域间的物流成本，也加大了民众的负担。而且，我国的许多收费公路收取的费用，已经数倍于建设成本，仍然坚持收费，不还路于民。以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为例，国家审计署于2008年2月27日发布的2006年18省市收费公路建设运营管理审计公告提到：由北京市交通局利用财政资金和部分银行贷款建设的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总投资11.6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7.65亿元，从1993年开始收费。但在收费3年多后，机场高速被转为上市公司在香港上市，同时重新核定30年收费期限。至2005年底已收费32亿元，估算剩余收费期内还将收费90亿元，这一金额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投资，审计署随后将其定性为"不合理，但不违法违规"。类似的这种情况的存在是典型的掠夺行为，像这类高速公路不停止违法的收费活动，人耶、妖耶、人妖耶？
其六，燃油税牵涉到民众的切身利益，无论党中央还是相关法律，早就要求，信息公开、决策民主，而现在，几个有关部门，悄悄地聚在一起研究燃油税，就有关细节讨价还价，民众对细节一无所知，更无权参与其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一个如此重要的决策，有关部门竟然搞得像偷情一般，公众什么都不知道，以至于谣言四起，不明事实真相的人（满大街都是不明事实真相的人）囤积成品油，打算在燃油税出台后捞一把，出租车等群体，更是惶恐不安。燃油税在这样诡秘的背景下出台，会公正吗？会科学吗？
再回到唐僧的那句台词，"人和妖精都是妈生的，不同的是，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那么，人妖是谁生的？有关部门可否毫不脸红地告诉我？
后记：最近，许多朋友问我，为何不写燃油税。我其实一直打算写，但精力和时间不允许。书写完后，就几乎要累倒，有时候坐着就能睡着。我深知自己的弱点，为了避免书中出现情绪化的宣泄，避免专业硬伤和对美国实际情况的误读，我请经济学家王福重（金融专业）、博士生导师曹建海（投资）、广元（美国，投资和实业）、周缨（美国，艺术）等近10位朋友通读全书，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仅王福重先生的建议，就达200多条，连极细微的不够全面和精确的表述、及情绪化的表述都一一列举出来，令我非常感动！同时，对事关美国部分的表述也更严谨一些。比如，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的一些还不起按揭的人不得不住进庇护所。此前我是引述国内媒体的说法，而根据周缨的建议统统改为"庇护所"。再加上出版社极其详细的建议，使得本书的修改和完善过程，又是一个创作过程。所以，时间一直非常忙碌。有些事情顾不上评论，亦请见谅。
另外，关于书名，出版社的朋友，看了我们的博友提出的建议，认为非常重要，他们经过开会讨论，决定将书名改为《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副标题）——中国怎么办？（主标题）》，因为书是以利益分析法为分析主线，剖析原因并提出对策的，以此为书名，他们认为更切合书的内容，也更符合博友们的建议。出版社同时要求我再补充两个章节，对企业和个人在次债危机时的投资选择作出具体建议。关于印量，出版社已决定首印1万2千本。
关于我不授予出版社海外版权问题，有几位非常亲近的朋友对我提出批评，认为这是狭隘的民族情绪，会制约我的思路。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我其实一直在竭力避免这一点，我请王福重等几位朋友帮助全文审阅书稿，也在避免这一点。生于这片土地，很多东西是植根于灵魂的。我会努力做到理性，抛砖引玉，促使大家深入思考，而不是肤浅的宣泄——这种宣泄对读者是不负责任的。书不仅应该可读性强，更应该扎实理性，有学术价值。我希望得到更多的批评。人身上都有很多毛病，需要一点点改正。我幸运的是，我有多位直言不讳的朋友，给我亲人才会给予的批评和建议，让我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并改正，感恩之情深怀于心！书出来我会请这些朋友聚一次（不吃甜饼）。
我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心！祝愿各位朋友和家人永远健康！平安！快乐！——暖之
于2008年11月25日
一点名词解释。"摇尾系统"来自柏杨历史，指跟在皇帝或权臣后面，用"忠诚"换取利益的官僚集团。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投资项目都能得到批准，最终能不能拿到中央政府的资金还要看能不能"跑部钱进"。拿不到央资，项目就没有希望。为什么呢？因为地方政府没钱。房地产市场，也就是地方政府的摇钱树，正在枯萎，而且形势的严重性已经让它们纷纷先斩后奏，开始绝望地营救楼市。
地方政府提出的项目有多少是真正能够改善民生，提振内需的呢？国务院提出的十项措施（"国十条"）其实有一些好的东西，或者说一些欠中国人民已久的东西，比如说第一条，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第二条，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第四条，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第五条，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第六条，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但是从已经披露的信息里面，我能看到的很少。上海的项目以公路和工业园为主；浙江省的项目以铁路为主；山东以铁路能源制造业为主；重庆以工业和基础建设为主……
当然，项目的审批权在发改委手里。发改委就是"跑部钱进"的"部"，其所在的北京三里河，宾馆酒店已经全部爆满。一场盛况空前的万官"跑部"运动业已展开。在各各都"很好很强大"的千万个项目里，发改委有没有能力选择合适的呢？我很怀疑。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里能做到这一点，苏联恐怕也不会倒。发改委有没有来自上峰的压力去选择合适的呢？没有。因为温家宝大人已经发话了，这次要"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快"和"重"摆在前面，"准"和"实"摆在其次。又快又重，就不可能又准又实。
"摇尾系统"如此用力地响应，温大人一定感到欣慰。但是如果温大人真的为天下民生着想，他也应该感到一丝忧虑和悲凉。忧虑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投资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恐怕只有浪费和更加严重的腐败。悲凉的是，当他呼吁提高农民收入，关心环境保护的时候，"摇尾系统"从来没有这么热血沸腾。
"摇尾系统"并不弱小，温大人小心被尾所摇！
写于2008-11-21
历史总是这样的无稽，很多时候我们嘲笑晋惠帝的时候，却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时代也同样遭受那个时代的待遇。发改委又出重大政策了：明年要给国民加薪。看到这个新闻，我笑了，在这个国家生活这么久，了解又一次盘剥牲口的阳谋出台了。大概是拿破仑猪觉得下面的动物吃饱喝足了，内心蠢蠢欲动，妨碍了它英明伟大的统治，于是出台一出阳谋，既显示自己的英明伟大，又让牲口们被生活逼迫得失去尊严，匍匐在它的脚下。
2008年上半年，拿破仑猪统计我们的人均薪水上涨了18%，90%的网民声称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后来才发现公务员加薪挟裹了大家一起过了一把薪水直升的瘾。2009年，发改委声言要给全国人民加薪，据我所知在深圳这样以出口为主的城市大多数企业都准备过冬的时候，减薪，节减成本，开源节流成为主流的时候，晋惠帝告诉我们，他准备给我们加薪，促进消费。晋惠帝从来没有给我发薪水，相反，我的1/3以上的薪水通过消费税等落入他（国家）的荷包。据统计局预言，这几年"我国"税收收入还会高速增长，也就是说我们还有机会为晋惠帝的奢侈贡献自己血汗。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读《阿房宫赋》，仿佛在照镜子，看我们这个强大的秦国发展轨迹。"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历史总是一遍一遍地重演，或者不久之后有人会为我们这个国家那些宏伟的建筑写下同样的词藻。当广大的农民工在昔日最忙的季节开始返乡的时候，没有人统计他们的失业状况。2009年，当然也没有人会给他们加薪。他们是处于这个国家最底层最弱势却是最为庞大的阶层，没有人关注他们的就业状况，他们从来没有在国家的统计数据里就业，何谈失业！当深圳提前出现退社保潮的时候，我们的精英人士给出小贴士：退保是不明智之举。当社保不能在这个国家流动，靠气力吃饭的农民工不退保难道将来在深圳买过万元每米的房子养老？当我们的院士呼吁征收呼吸税的时候，我不清楚他是那国的精英，估计在国务院特供食品的精心滋润下，脑袋已经变异到火星了，以为中国已经生活在22世纪。
曾经看过一个黑色幽默：我有10平米的居住面积，我的邻居有90平米，我们的人均居住面积50平米，后来我仍然只有10平米居住面积，邻居有190平米居住面积，我们人均居住面积成为100平米，社会大大地进步了。现在那些最弱势（30年的改革开放培养出来的）的阶层已经没地方出卖自己的劳力了，他们的收入从100块降低到0，而我们的特权阶层会严格按发改委的指示从900块涨到1200块，相信明年的统计数据出来，我们的人均收入又上涨20%.加薪之后，由于货币供应出现大规模增长，首先出现通货膨胀，同时由于基本生活用品市场的萎缩，按照经济规律，资本会向奢侈品制造转移，基本生活水准会进一步下降，农民工和中国大多数的所谓白领好容易用几年血汗换来的积蓄双重贬值，这或者就是最新有中国特色的幽默。
没有草根吃，为什么不喝肉粥呢？晋惠帝说这些话的时候，曾经一统三国的晋国陷入八王之乱，最后偏安一隅，苟延残喘。而我在这个时代看到同样的征倪，当城乡差距按2002年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说法已经达到1比6的时候，当听故乡的母亲说今年的种庄稼由于高成本而普遍折本，当众多农民在外面找不到工作机会纷纷返乡，而且由于短期内面向出口的制造业不可能再接纳如此之众的劳动大军，他们无所事事的时候，当我们伟大的发改委又下一剂猛药的时候，相信我们又会重演一遍历史了。
到了军事科学院以后跟我坐对桌的就是一位年轻的少校茅海建，他虽然比我年轻，但他是老兵，他当兵的时候就在东海舰队，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就到军事科学院，而我是一个新兵。他向我介绍，军事科学院是叶帅创建的，军事科学院里的宝贝就是叶帅当年积累保存的战争档案。茅海建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他没时间读解放军的战争档案，他建议我把这些东西好好地读一读。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借这些战争档案看，使我非常震惊，这些东西太好了。一边读着档案，一边向军事科学院的老同志请教，这些老研究员有两种成分，一种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老参谋，还有一种是建国后大将元帅的秘书，他们喜欢给我讲一些故事，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们党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教育群众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学的党史课等等；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历史，那是藏在我们的档案里，或是当事人口口相传的。我看到这些以后，就下了决心，不再搞历史地理了，改行做现代史、军事史。
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是1990年，他中风前的半年，他到中国科学院开院士增选会议。我跟他说起我在军事科学院看到的一些东西，谭先生非常激动，当时便站起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既然导师允许了，我就自己改了专业，在军事科学院一蹲15年。这期间主要写了三本关于解放战争的书，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写了一本长征后期毛泽东与张国焘斗争的书《北上》，三联编辑看了这些书以后希望我再拓展一些视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比较，然后再挖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于是我就写成了《中国的1948年》。写了这本书以后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有些东西也不可能放开来写，总是要在表述上比较婉转，内容上也是要有所保留。但是我还是希望，凡是在我书中提供给读者的都是真实的，真实到什么程度那要看社会发展和国家开放的情况，也许今后要不断的修订、补充。
我今天讲"1948背后的故事"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些误区，讲一些真实的历史。我们现在改革开放20多年，可以说在战争题材上也比较开放，但是不管怎么开放，给大家总是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曾经塑造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个是《亮剑》中的李云龙，这其实是文人写的军人，不是真正的解放军。如果解放军的将领都像石光荣和李云龙这样满口的粗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仗能打过国民党吗？国民党将领许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留过洋的，而且人家一开会的时候都是军装笔挺、将星闪耀，咱们解放军的干部开会有的蹲在凳子上，有的叼着烟袋，什么样的都有，这么土里土气的共军怎么能把国民党打的落花流水，这里必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战争，几乎没有一个服气的，像胡琏，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18师的师长，在华东战场几次跟粟裕较量，在淮海战场上只身逃脱。最后胡琏打胜的一仗就是金门。胡琏说共产党打仗是人海战术，前面一群老百姓拿着手榴弹往阵地上冲，我们能忍心开枪吗？我很负责任的对大家说，我查遍了解放战争的档案，可以说解决战争重要战役的档案我都看了，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战例解放军是这么打仗的。胡琏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解放军当时装备、服装肯定不如国民党军，有很多战士是装不上正规军装的，所以胡琏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另外，我对国民党没有那么深的成见，我还是能比较客观地看国民党的战争档案。看后我有一个感觉，蒋介石不像是我们书里描写的样子，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心胸狭隘。
我看了蒋介石的全集，尤其是跟共产党决战几年中他一系列的讲话、决策，我发现他的想法大多数都是对的。早在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守不住，于是让卫立煌把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撤到关内，应该说蒋介石当年的这个决策是对的——如果卫立煌把60万部队及早撤到关内来，那么解放战争要打多少年还说不定。第二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在卫立煌守不住的时候，蒋介石做傅作义的工作，让他放弃北平天津，把华北的50多万精兵撤到长江以南。结果傅作义也没有答应，如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那么我们的平津战役也找不到战机了，不能在黄河以北歼灭国民党军的主力，那我们国家说不定真要出现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局面。但是蒋介石两大决策都没执行，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国民党里面派系林立，各有各的盘算。卫立煌想，蒋介石一贯嫁祸于人，万一出现问题，他到时候把责任推给我我就完了。傅作义想，我本来是华北人，华北是我的天下，我到了江南我算什么？一个地方军政的长官怎能没有根基。蒋介石的种种决策都是因为下面的扯皮、推诿不得以实现，所以蒋介石才越来越着急上火。
蒋介石在战略上是有预见性的。在1949年2月蒋介石已经秘密命令上海和南京的官员把上海银行里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元转移到台湾，而且从那时候就开始修舟山机场，准备把国民党大批的官员、难民撤到台湾。解放军还没渡江之前蒋介石已经料到这一步了，所以他能从容不迫地把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运到台湾。但是蒋介石最终还是失败了，把大陆丢了。在过去我们把蒋介石的失败都说成是腐败——国民党腐败、不得人心，但是真正打仗的人、真正在战场上的人心里明白，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容不得双方有半点的犹豫，更别说腐败了，所以在战场上，无论是国共双方都是真刀真枪的较量。如果要说一次两次战役的成败或许有偶然因素，但是整个战争的失败是不会偶然的，还是有许多必然的因素。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各位读者解释的事情。
我们正规的历史里对毛泽东同志过去达到了歌颂和迷信的程度。我们的历史上写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国民党展开了较量，是不是说抗战一胜利共产党就想跟国民党争天下？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披露出来，尤其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有《毛泽东传》的出版，让这段历史基本上清楚了，没有疑问了。在抗战刚结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打算跟蒋介石争天下，而是希望在国民政府里拥有一席之地，因为抗战刚结束的时候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他是中国抗战的领袖。而且根据共产党当时的实力，虽然有了一亿人口的根据地、90万人的军队，但是相比国民党还是差得远，所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就是希望跟蒋介石谈出一个和平来。当时双十谈判协定规定给共产党提供几条，一个是华北五省的主席由共产党担任，另外全国军队缩编成100师，共产党可以占20师的配额。毛泽东对这个结果是相当满意的，回到延安跟胡乔木和中央负责人说，蒋介石并不反共。当时中共中央确实想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毛泽东曾一度想把首府从延安迁到淮阴，淮阴离南京比较近，去开会很方便。但是蒋介石积20年的反共经验，是绝对容不下共产党的，所以当双十协定要实施的时候国民党不断向共产党施加压力，并且派遣大军从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华北、东北扩张。
中共当时要跟蒋介石争夺内地是不容易的，但当时东北是一块空白，国共双方在那儿都没有基础，于是共产党就占着地利之先，十万大军挺进东北。这一下蒋介石非常着急，因为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蒋介石必然要占这块地方，所以蒋介石派了缅甸远征军最精锐的部队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开赴东北。解放军十万大军闯东北，林彪指挥的部队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哪个根据地的人都有，毛泽东指示林彪在四平跟蒋介石打一仗，要是把国民党打赢了你就得承认我在东北的合法性，要是打输了再说。国民党对四平这一战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1946年5月的四平保卫战也是林彪和杜聿明之间真刀真枪的第一战。我们的东北民主联军当时是各地的部队集合起来的，林彪当时到了那儿以后这个也不认识那个也不熟悉，可以说是仓促打了这一场正规战。国民党进东北的口号是"接收东北主权"，所以这些军队进去以后士气也是相当高，四平这一战林彪因为武器不行、兵源不行、指挥也不
协调，守了一个月最后败了，林彪当时是最难受的一段时间，兵败如山倒，退过松花江，就剩下哈尔滨、北满那一块地方。蒋介石四平这一仗打赢之后，下定决心非要消灭共产党不可了。
毛泽东跟国民党打还是不打，胡乔木说毛泽东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彻底决裂，打。但是打的赢打不赢，当时共产党的将领中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打赢国民党。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写了一封长篇报告，说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受了很大的伤害，不能马上支援我们，国民党现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又是那么强大，我们现在经过四平这一仗，要认识到以目前的实力不具备与国民党对抗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忍让、积蓄力量等待国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起来反攻。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高级将领的普遍思想。
毛泽东写了一个答复，他说报告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但是有一个缺点是对蒋介石的困难估计不足，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进步力量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我们如果坚决斗争，可能比退让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毛泽东这个指示发表在毛泽东的军事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上。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结论，蒋介石比共产党还困难，谁相信呢？结果事实证明蒋介石就是比毛泽东困难，毛泽东当时就是要占地盘、扩大根据地、扩大军队，但是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有好多事情要做。
第一是恢复沦陷区，伪军日本占了那么大的地区他要接收，要把一个一个城市的政权恢复起来，还要养活沦陷区的老百姓，还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日本的几百万军人和家属遣返回日本，国民政府要干的事情多了。所以毛泽东这个论断就是说不要光看到我们自己有困难，你要看到蒋介石比我们更困难，这就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解放战争在1946年7月正式揭开战幕，三年打下来，居然是国民党一败涂地。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但是我们说在战争表象的背后必定有一些条件，共产党能够做到的但是国民党做不到。这些条件是怎么转化的，为什么越来越有利于共产党，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呢？我看了解放军的战史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我觉得过去的结论都过于标语口号化，像国民党代表反动，我们代表正义；我们得人心，国民党不得人心；我们解放区是阳光灿烂，国民党是一片黑暗。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好好地研究。我从个人的研究中悟出来几条，共产党能够得天下、国民党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共产党之所以胜利，第一条就是共产党解放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的后退，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国民党处处受到牵制，有优势，但是无法集中兵力。为什么这么说？国民党每收复一个地方就有守土之责，比如占领沈阳、长春要留下一个军，占领张家口、鞍山得留下一个师，占领一个县城起码得留下一个连，国民党越前进、占的地方越多，八百万兵力就越分散，把部队都分散开了，越前进则可以集中的兵力、可以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越少。共产党则不同，毛泽东的原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所以丢多少地方他不在乎。像解放战争刚开始的头两个月，共产党丢了106个城市，像样的城市都丢光了，像延安、临沂、张家口、四平等等，大踏步地后退，但是共产党丢了那么多地方兵力损失了多少呢？没损失多少。他走了以后，老百姓可以就地掩蔽，该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国民党来了以后，他是政府，他也不能大屠杀，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兵力调来调去，在不利的时候就大踏步地后退，甚至后退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四平之战之后，杜聿明大举进攻，林彪带着军队全线退过松花江，国民党的军队到了松花江边上突然停止前进了，当时林彪做了最坏的打算，哈尔滨准备放弃了，他带着主力部队到北满的树林里打游击。但是杜聿明到了松花江边上不动了，蒋介石也很着急，为什么不前进？不是不想打，而是兵力不足。只有一个军过了松花江，那么大的地盘怎么打？所以他被迫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南满当时是肖华指挥的部队，国民党进攻的是刘玉章的52军，共产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一直退到安东，国民党军队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的部队从鸭绿江大桥上跑到北朝鲜去了。国民党军队过不去啊，他是政府军，要出国得有外交手续。大家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最后南满就剩临江县一个据点了，南满部队后方伤病员全都在北朝鲜，当时鸭绿江冻住了，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在北朝鲜境内往来自如，养好了伤、准备好武器再打过来。看着共产党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共产党这个办法国民党学的来吗？所以共产党在战争初期表现的相当的灵活，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能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但是国民党的行动就受到种种牵制。
过了一年，共产党能够反攻了，蒋介石集中起兵力来跟共产党决战还是不行，共产党想打哪儿打哪儿，蒋介石又处于被动状态，因为他的部队在全国散开了，哪个城市都要守，共产党就抓住蒋介石全盘散开的机会集中兵力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打。比如1948年3月粟裕打开封，本来粟裕是想在陇海线跟国民党进行决战，但是一看国民党摆开大军不好打，怎么办？找防守薄弱的地方打，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只有一个师的国民党军队保卫，粟裕避实就虚打开封，一个师怎么能挡得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相当于"军"），一下就打下来了。当时正好南京在开国民大会选总统，一听说开封被打下来了，河南的代表们连夜跑到总统府，有的下跪有的痛哭，非让蒋介石把开封收回来不可，蒋介石没办法，下令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5军把开封收回来。邱清泉本来在商丘摆好阵势等着粟裕，明明知道开封是一个空城，毫无价值，但是他也得执行命令把开封收了回来。然后国民党登报纸"国军收复开封"，其实粟裕绕到邱清泉的背后，又把区寿年兵团一口吃掉。与此同时陈赓打洛阳，洛阳守军也是一个师，而且这个师是学生兵，更守不住陈赓，陈赓把洛阳打开了，国民党赶紧叫18军从驻马店向洛阳增援，结果胡琏到了洛水边上，眼看着洛水涨水过不去，等胡琏过了洛水共产党又走了。国民党总是集中不起兵力、总是被动分散。1948年以后蒋介石终于醒过来了，组成重兵集团准备跟共产党进行决战，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当时共产党的优势已经形成了。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里把集中优势兵力列在第一条，蒋介石懂不懂集中优势兵力？当然懂，但是他作为一个国民政府受到太多条件的制约，他是心有余力不足。
共产党打天下的第二个绝招就是善于化敌为我，说白了就是改造俘虏兵，这是陈毅先发明的。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说是歼灭3.2万人，实际上打死的不到一万，俘虏74师8000多人，当时把74师的俘虏集合起来分俘虏，结果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都来抢74师的俘虏，因为74师士兵素质特别好，是模范师，受过非常正规的训练，每个士兵起码都有高小文化水平，解放军里的连长都不一定有高小的文化水平。74师8000多俘虏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里，陈毅说这些俘虏兵真顶用。1947年底陈毅从山东解放区到陕北见毛泽东，沿途路过晋绥军区，当时晋绥区的同志说华东野战军打仗打的好，请陈毅做报告，陈毅总结了一条经验，我们华东野战军为什么迅速壮大？就是会用俘虏兵。俘虏兵是好东西，战术素养非常好。我们要是招翻身农民当兵，得训练他打枪、扔手榴弹，然后才能打仗，俘虏兵来了就能用，而且在战争里表现相当不错。有一次打敌人一个据点，连长冲着机枪手说"打打打"，机枪手是一个俘虏兵，说"你让我往哪儿打"？连长说不知道。俘虏兵说怎么怎么打，连长说好，就这么打。陈毅讲，"你看，俘虏兵就是比我们的连长水平还高"。解放军过去缴获国民党的炮，当时主要是山炮，打仗时把山炮和步兵一块儿推到阵前，推到离前沿还有二百米、一百米的地方，人从炮筒里往前看目标，叫"直瞄"。被俘虏的国民党炮兵看着解放军的炮兵笑，说你们这是拿大炮拼刺刀。他们把炮拉到3000米外，算好射程，没有射不准的。这样的经验一推开，中央就下文件，以后各个部队凡是抓到国民党俘虏，除了重伤还有患传染病的，其他的一个不许放，统统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
我们可以算笔账，国民党、共产党一边5个人，把国民党军打了一个，就是5：4，可是如果把国民党的俘虏抓过来自己用了，就变成6：4.共产党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党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有本事。俘虏兵被俘虏之后先开会诉苦，进行阶级教育，国民党兵大多数也是穷人，于是老战士先上来诉苦，地主怎么压迫我，我们打天下为穷人翻身谋解放，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然后把俘虏兵下放到各个班，但是有一条，肯定这个班里老战士占多数，俘虏兵新战士占少数，班里不能歧视虐待俘虏兵，俘虏兵被叫做"解放战士"。行军的时候班长替他们扛枪，宿营的时候班长给烧洗脚水，从人的情感这方面来说特别容易感动俘虏兵。国民党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共产党的官不像官，班长、连长都来关怀战士，从感情上来说俘虏兵也容易被改造过来。
在立功方面，俘虏兵和解放军的老战士一视同仁，这样就大大激发了俘虏兵的积极性，打好了一样立功。当时刘伯承培养了一个战士王克勤，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机枪手，俘虏过来以后补充到部队里，很快立功升了班长，他特别会带兵，他带的兵不但会打仗，而且在作战中伤亡很少，刘伯承看中了这个人，表彰为二野的战斗英雄，后来王克勤在战争中牺牲了，刘伯承还特别的悲痛，王克勤就是国民党俘虏兵里一个优秀的代表。
到了1948年初，共产党熔化改造俘虏兵到什么程度？华野当时总结了经验，叫"即俘、即补、即战"，也就是上午俘虏，中午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下午就参加作战。国民党怎么也比不过共产党，国民党抓来壮丁以后整训，然后整编，然后上战场作战，这个周期最少大半年，刚打一仗就给共产党送了礼了。这个仗国民党越算越赔。74师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华东野战军歼灭，蒋介石非常伤心，保留74师的番号，在江南重新组建，最后组建成74军， 1948年10月74军拉上淮海战场，到1949年1月陈官庄之战74军再次被共产党消灭了。蒋介石辛辛苦苦训了一年，好不容易上战场了，几天就报销了。共产党用这种方式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源，在一年多之内就跟国民党的兵力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所以毛泽东说我军人力、物资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就是靠俘虏国民党的俘虏兵、缴获国民党的枪炮来壮大解放军。
当时战争打的相当残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粟裕的主力跟黄百韬兵团在碾庄打，这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打了将近有一个月，结果华野歼灭了黄百韬兵团7万多人，但是也付出了伤亡5万多人的代价。当时华野有一个连报了220人伤亡，一个连满编才120人，由于不断冲锋不断补充兵源，所以伤亡竟超过了满编的人数。粟裕在1949年3月给中共中央写淮海战役的总结，说1948年10月济南战役的俘虏兵到1949年1月打陈官庄时有的已经提升为副排长了。共产党这么大的伤亡，都是靠俘虏兵一拨一拨更换，国民党是打一个少一个，有出没进。这样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兵力对比变化能不快吗？
大家可能要提问题了，共产党能改造俘虏，国民党怎么不行呢？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的军事研讨会，他沉痛检讨74师失败的原因，说74师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失误就是用了共产党的俘虏兵。涟水战役中，74师把涟水打下来，当时守涟水的是华野六纵。六纵被张灵甫俘虏了300多人，张灵甫让共军的俘虏兵当辎重队，拉大炮、拉粮食，蒋介石说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绝对不可以信任共军的俘虏兵，张灵甫说不要紧，不是让他们当战斗部队，他不当回事。孟良崮战役之前，国民党军10个师一线推开向北走，张灵甫自己带的一个师突出了两天的路程，他把主力部队驻在孟良崮，重炮部队安排在山下的垛庄，陈毅、粟裕抓住张灵甫突前两天的战机，一下用六个纵队15万人包围了张灵甫的3万人，扑垛庄的正好是王必成的六纵，俘虏兵一看自己的部队来了，立刻哗变了，张灵甫的炮兵阵地乱套了，华野很轻易地把张灵甫的重炮阵地占领了，掉转炮口向孟良崮山上轰。这时候张灵甫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孟良崮是一座秃山，寸草不生，炮弹落地溅起的石头就能杀伤一片人。张灵甫最后坚持了三天，74师全军覆没了。陈毅、粟裕看到周边的国民党军围上来了，来不及打扫战场，连夜撤退。孟良崮地区的老乡说，战役打完之后三个月当地的老百姓不敢上山，漫山遍野都是尸首。蒋介石拿这个教训警告国民党，因此国民党用不了共产党办法。而共产党改造俘虏的经验每个野战军都有，抓住俘虏兵怎么办，抓住国民党军官怎么办，办法都是一套一套的。
化敌为我是共产党的一个绝招，共产党能做到什么程度？当年四野的后勤是最棒的，后来我就问四野的老同志，当时四野怎么有那么雄厚的后勤，有军医院，又有军工厂，还有军事院校。四野的老同志说，四野里面的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日本人，我听了大吃一惊。抗战结束时四野十万大军闯关东，没有带后方，没有带医院，而且八路军那时候也没有医疗设备。四平战役之后大量的军队撤到北满，撤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那么多的伤员没人治怎么办？四野政治部下了一个九九紧急指示，就地征招医务人员组建军医院。伪满时期东北医院中主要的医生、护士都是日本人。当时四野后勤部长指示干部去接收日本人的医院，把日本人的医生、护士强行征入解放军。当时找到哈尔滨最大一个医院，要名单，从名单里看哪个人是医生，哪个人是护士，然后到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里抓，从火车上向下拖。当时一共征了8000多医生、护士，这些医生、护士一开始是被逼来给解放军治病的，解放军一看怎么给我治病的都是日本人呢？最初在军医院里没有一个日本医生护士没有挨过伤兵打的，这些人忍气吞声。黄克诚一看不行，咱们得讲政策，这些医生护士只要肯为我们工作，不管他们思想是否进步都应该给予优待。共产党的干部吃高粱米，给日本的医生吃大米，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津贴，但是日本的医生护士按原来的待遇发工资，这样把日本的医生护士都争取过来了，后来这些日本医生护士跟着各个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除了医生护士之外，还有军工。东北野战军迅速发展成为百万大军，而且华东野战军也需要炮弹，怎么办呢？于是在东北办兵工厂。当时解放军最大的军工基地在大连，大连当时是苏军占领的，国民党去不了，所以解放军在那儿秘密发展军工厂。我们都读过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说在东北建立军工厂就是在大连的甘井子，当年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炮弹厂。吴运铎说他和吴屏周厂长实验炮弹，有一发没爆炸，他们俩跑过去看，往那儿一蹲炮弹爆炸了，吴屏周当场被炸死，吴运铎受重伤。后来我到实地采访，看了当地军工厂写的厂史，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太差，这是一场严重的安全事故。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土八路没有正规的金属加工技术，做的炮弹撞针有毛刺不光滑，所以拉不着。最后还是得用日本人，当时把在大连的日本军工技师集中起来，有的是制造火药的专家，有的是做炮弹壳的专家，还有冶炼的专家，把30多个日本专家集合起来构成了大连军工厂的技术骨干。另外，我们国家第一个航校，东北老航校，第一批王牌飞行员，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上将，都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而且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所以不能不说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厉害，能把日本人都教育成革命战士。
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国，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共产党用的日本人，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到了90年代，这些日本老兵陆续地回老部队探亲，总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给他们这些四野的日本老战士每个人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还要加一枚1955年授衔的时候发给营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重新发给他们。后来我采访这些日本老战士，他们都80多岁了，但是说起话还是40年代解放军的语言。对于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化敌为我的能量、作用是应该刮目相看的。
第三条，共产党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战争。一提起这个，大家马上就想到车轮滚滚，当时确实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我们正史上都说淮海战役"60万吃掉80万"，60万解放军吃掉80万国民党重兵集团，历史上可以这么说，但是账不能这么算。淮海战役是共产党以少胜多吗？根本不是，而是我们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战胜了国民党80万大军。国民党的将领18军军长杨伯涛在双堆集和黄维一块儿被俘，他被押下战场，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他看到解放军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治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他说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自己拿卡车拉辎重，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淮海战役先后动员的民工220万人次，加上60万共产党的正规军，你说比国民党的80万人数多了多少？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根本区别在于，国民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松散到什么程度呢？加入国民党很随便，可以集体入党；但是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的组织渗透到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没有一点空白，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党支部、村委会、民兵武委会、妇女救国会，最后还有儿童团，每一个村子里通过这五个组织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完全地控制起来，于是出民工都是组织上派的，而且各有分工。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民众力量组织起自己的战争机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支援前线的民工都超过了百万。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征兵。我们知道国民党主要是靠抓壮丁。有张照片是一个英国记者拍的，一个老头在国民党新兵里寻找自己的儿子。共产党这边都是骑马戴花、光荣参军，事实是否如此？后来我看了一些材料，感觉到人从本性上来说不愿意打仗的，农民更是如此。你看纪录片《人民的胜利》，说翻了身的东北农民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他们志愿参军保卫胜利果实，骑马戴花参军了。后来我想还是不对，农民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牲口，你叫他再去打仗，可能吗？从他个人来说是不会愿意的。后来看到一个材料，1948年初中共中央给东北局一个指示，要东北局在半年之内组建100个团的二线兵团补充东北野战军，因为林彪跟陈毅的情况不一样。在辽沈战役之前东北没有打过很大的仗，也没有俘虏过很多的国民党兵，所以毛泽东下令让林彪组织100个团的新兵，这100个团从哪儿来？从翻身农民中来。林彪当时下了一个指示，号召各地干部要当革命的兵贩子。怎么征兵？当时征兵的指标下到各县、各村，这个村里得征十几个兵，村支书、村长就把适龄青年叫到一起教育，这些青年都坐在炕上不说话、不表态，支书派人一个劲儿烧炕，炕上热的坐不住了，终于有一个跳了起来。好，这个算报名了，结果一个一个都跳起来了，就骑马戴花当兵去了。后来我看了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专门有一章"要当革命的兵贩子"，跟我写的一样，说明这不是假的。同样抓壮丁，为什么共产党的兵上战场敢打仗？解放军多打几个胜仗，这些新兵胆子就大了，就变成老兵了，人都是这样磨炼出来的。共产党在动员群众方面确实是有一套。
共产党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不光是参军，还有更狠的一招。我们都知道1948年上海的日子最不好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要粮食没粮食，要煤油没煤油，老百姓在银行前挤兑金圆券。不是蒋介石想让老百姓这样，最根本的问题是物资短缺，没有米、没有布，所以才涨价，所以奸商才囤积居奇。为什么缺？1948年初共产党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华北、江淮地区，国民党仅仅控制着长春、沈阳、北平、济南这样的大城市，这是什么含义？也就是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全被共产党控制了。解放区当时也知道国民党的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天天贬值，共产党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自然经济，不用货币。农民都是以物易物，拿粮食换鸡蛋，拿鸡蛋换煤油，抵制伪币进入解放区。共产党还规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开了几个清单，一个是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许进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进口的清单。什么东西许出口？古董、文物可以输向国民党统治区，那年头古董谁要啊？粮食、棉布不许出口。煤油、纸张、药品可以从国民党统治区输往解放区，因为解放区不生产这些东西。而不许进口的东西就多了，奢侈品解放区都不要。这样一下就把国统区捏死了，这才是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国民党大城市没有物资来源了还不涨价，还不恐慌？上海最后狼狈到家了，1949年1月蒋介石一下野，上海人就公推杜月笙给毛公写封信，请求用上海的工业品换开滦的煤炭，毛泽东照准，要维持上海，不能让上海崩溃。在蒋介石下野的几个月，上海和唐山的开滦对开轮船，把煤炭拉到上海维持上海人的生计。国民党还不垮？根本没有经济基础了。解放区控制了物资，而且共产党能够控制得如此严密。
共产党占了上海，上海商人又来劲了，不是物资短缺吗，我再涨价。结果陈云到了上海以后打经济上的淮海战役，知道上海的商人喜欢投机，陈云从东北、华北调运大量的粮食、布匹源源不断地往上海运，上海的商人一看大批的物资从公家运过来，敞开肚皮吃，没想到共产党用的是举国体制，用共产党那么大的解放区运那么多的物资进来供应上海，撑死这些商人。商人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把资金用完了，囤在仓库里等着涨价，但是共产党的布匹、粮食还是源源不断运进来，价格天天跌，跌到商人受不了的时候只好降价。共产党进上海之后给商人们一个下马威，叫他们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这不是政策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经济基础。共产党能够控制这些经济基础才能够打天下。
最后一条，共产党的情报、渗透、策反无孔不入。在战争年代，情报太重要了，谁有情报来源谁就能打胜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国民党输就输在组织太松散，既没有政审也没有档案，无论是什么政府机关、机要部门用人，只要朋友一介绍，那就进来吧。
所以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就利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机会往国民党里派了大量的地下党、情报人员，那会儿任务是长期潜伏，不到关键时刻不醒。毛泽东转战陕北，当时中央可以走，但是毛不走，毛主席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说胡宗南也要听毛主席的指挥。后来有人写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毛泽东在陕北坚持了一年多，其实毛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我参观毛的住处，最深的体会就是毛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前一段我到甘肃哈达铺，毛泽东住的房子有一条小路直通后山，有情况随时可以掩蔽。西柏坡毛主席住的房子离防空洞最近，只要飞机一来一下就能进防空洞。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在陕北呆着不走？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共产党有一个地下人员熊向晖，是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那还能有什么秘密？熊向晖在胡宗南进攻陕北之前就把作战计划通过情报网传到中共中央，所以中共中央对情况了如指掌，毛泽东就决定不走，转战陕北。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路线反其道而行之。胡宗南认为毛一定要过黄河，但是毛泽东却往西走，往安塞那边走，跟胡宗南兜圈子，为什么？这也是毛泽东算计好的。当时有这么几个条件，一个是黄土高原，那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缺水，由于大部队一定要找有水的地方宿营，所以胡宗南的部队一出动，今天走几十里地在哪儿宿营是可以算的出来的，也就是必须要找一个有水的村子宿营。毛泽东的小部队昼伏夜行，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飞机侦查，而且电台保持静默，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技侦侦查。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陕北老乡不会出叛徒，新区的老百姓闹不好就可能出叛徒，这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是经过充分的酝酿考虑才决定在陕北不走。
先说了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下面说说策反。越在关键时刻，共产党在国民党安插的钉子越是发生作用。当时共产党的情报策反系统有完整的组织，为首的是社会调查部，负责的是康生和李克农，下面分到各个野战军的政治部里有敌军工作部，是专门打入国民党的内线；还有城市工作部，专门在城里弄情报的；还有联络部，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送情报的。这三个组织非常严密。解放军最近编了两套大书《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工作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敌军工作史》。1946年3月莱芜战役，当时济南的王耀武让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与张灵甫南线配合要把陈毅、粟裕包围在沂蒙山区，结果陈毅、粟裕决定先打莱芜。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跟共产党有关系，他问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的联络员就说打起来你就临阵逃脱。韩练成这一跑不要紧，他的一个军就乱套了，李仙洲的三个军一下就都乱套了。陈毅他们的主力部队仅用一天时间就把国民党三个军五万多人全解决了。王耀武听说莱芜战役的消息以后大骂，他*的五万多人一天就完了，我就是放五万条猪也够共军抓一个礼拜的。到关键时刻给你搅乱了，尤其是在战场上，一点办法也没有。过了几年轮到王耀武本人，济南战役打王耀武，我军策反吴化文，吴化文不是王耀武的嫡系，王耀武让他守西线。王耀武在城里，让吴化文在城外，吴化文说这不是拿我当挡箭牌嘛。共产党策反吴化文的老婆，济南战役一打响，他在外围起义了，王耀武外线一下就是一个大缺口，还没有来得及补这个缺口，解放军就开始攻城了，很快就拿下了济南。还有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把守运河大路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是地下党，抗战时期就入党了，就是共产党埋在国民党里的钉子，到这个时候他们俩起义了，一下把运河大路让开了。粟裕后来给中央写报告，说战机就是四小时。如果何基沣、张克侠不起义，我们在运河耽误四小时，就没有包围黄百韬的战机了。
甚至在最高层，南京的国防部都有共产党的内线。共产党的情报厉害到什么程度？蒋介石还没撤退到台湾，我们的情报人员就已经到台湾了。当时最大的内线是国民党国防部办公厅的长官吴石。《老照片》公布过枪毙吴石前的一张照片。当时蒋介石到了台湾，国民党可以说是风雨飘摇，我们大量的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到台湾了。我看到的攻台准备的资料，一份是国民党军队驻防台湾一览表，还有一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台湾住址一览表，当年国民党已经准备再次逃跑了，而且这些情报人员有的都半公开了，做高官的工作，策动起义，结果朝鲜战争爆发，我们攻台的计划搁浅了。蒋介石反过手来抓共产党，当时中共台湾党的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了，供出200多人，吴石这些人都牺牲了。我们的技侦、破译密码也非常厉害。早在红军时期共产党就有本事破译国民党的密码。后来毛泽东对军委二局的同志非常感激，在西柏坡的时候与他们合影，照片让中军委二局的同志站在中间，表示毛泽东对他们的尊重。当时这些破译密码的专家勤奋到什么程度？国民党的密码技术上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规律，即按照汉字的古韵排列，天天变化，为了掌握古韵，总参二局有一个干部能把整本的《康熙字典》背下来；还有一个干部为了研究蒋介石国民党军电报，都是文言文的，他专门研究明清的尺牍。谁说共产党里没有人才？
战争是多方面的较量，但是总的结局是有它的必然性。我写《中国的1948年》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真正的史料，以后我会继续修订补充。看了这本书之后，有网友评论，这本书史料虽然细致，但是还有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的感觉。大家听了我的讲座之后，你们说说，我是应该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还是应该在青天白日旗下立正敬礼？
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凤凰网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中国人多于美国人"，决不是一句嘴上的空话，他用行动一次次证明过对中国的至爱。1926年，就在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夕，因为停泊在天津大沽口的日本军舰拒绝中国军队检查，引起交火，包括美国驻华公使在内的八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他和18位在华的传教士、教授联名写信给美国公使麦克默理，认为中国军队并非故意袭击外国军舰，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只会激发中国的排外情绪，美国参与这样的行动是不明智的，只会损害中美关系。他甚至亲临美国使馆抗议，当面指责并告诫美国公使。当时几乎所有北京的英文报纸都站在了另一边，但他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立场。
他办燕京大学也完全是为了中国人，燕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的个人努力之上，在这所大学，他把中国化和世界化奇妙地结合起来了，"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激励了所有燕大学子，成为他们生命的动力。他一生的事业主要也是通过这所大学体现出来，那是他"实现了的梦想"。他在燕大的成就要远超过美国驻华大使这个职位。燕大在大地上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它的死亡，它永存在历史温暖而感伤的记忆中。难怪闻一多在《最后一次讲演》中要深情地赞美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这段话在收入中学课本时恰好被删节了，所以并不广为人知。
此刻，当司徒雷登魂兮归来，我感到，比他的教育家、宗教家身份以及作为中美友好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世界公民，一个具有人类情怀的人，一个终生信仰并追求自由的人，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强烈地认为，人身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一条，我们所追求的绝大部分利益——即便不是全部的——就毫无意义。……与人们一起同具一种信仰，坚持自由是一切人的权利，相信一切人可以通过自由而得到发展，这个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创办的燕京大学就很好地显示了他的精神追求，其中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做到了什么，他明确地说，"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他为自己能把一生献给这一事业而骄傲。直到晚年晃荡在他脑际的还是燕大校园里的柳丝，他留下的遗愿，就是希望有一天把他的骨灰葬在燕园未名湖畔，与他的妻子一起。因20世纪后半叶政治风云的变幻，他的这个遗愿一直未了。
对于司徒雷登来说，最终能魂归杭州也许是一种小小的安慰，虽然与他的遗愿并不吻合。此外，他父母、弟弟的墓都在杭州西湖边的九里松，而他被葬在杭州北郊工业区附近的一处公墓，也不是没有遗憾。历史的有些页码翻过去就翻过去了，有些页码却是永远翻不过去的，他无疑是属于后一种页码的，历史的深处自有他的位置。同时，他也不是属于某一个国度的，他属于世界。从这两层意义来看，在地理上，他的骨灰安葬在哪里，美国还是中国，杭州还是北京，西湖还是半山，真的一点也不重要了。作为中国人，我只知道内心对他怀抱深深的敬意。
最低工资在国内不同地区各顾各的存在了好些年，为恐打草惊蛇，我不说。当时的最低工资低，一般没有影响力，而偶有比市场低薪略高的，没有谁执行。新劳动法的引进强化了最低工资的执行，而法定的「最低」，这些日子的升幅一般高于通胀率。新劳动法带来的反效果是明显的：今天，收入最低的工人失业的失业，回乡的回乡，而还有工作的工作时间是愈来愈少了。为什么到了今时今日，网上还有读者支持新劳动法呢？
我在经济学作出的比较重要的贡献，屈指算来近两掌之数。其中自己感到最满意的，行内不重视，可能因为与传统的分析格格不入吧。逻辑上我不可能错，而对真实世界的市场观察了数十年，认识与行内的朋友差别颇大。我是写了出来的，一九八三年以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公司的合约本质》）为题发表于《法律经济学报》，是该期的首篇。二十五年过去，该文大有名堂，可惜行家们到今天还看不到其中要点。
该文说的要点，是经济学课本及课本之外的有关分析，永远把生产要素（如劳力、土地等）的市场与产品市场分为两个市场，课本一律在两个不同的部分处理，是大错。以我之见，市场是权利交换的地方，扩大起来只一个，其中的合约安排千变万化，各各不同，而不同合约安排的选择，一般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后来我在其它文章补充：因为人的自私，或政府多加左右，提升交易费用的安排出现，可以是灾难。美国的金融合约安排是一例，中国的新劳动合同法也是一例。
我曾经提到一个尴尬例子。二十多年前被迫作评审，决定一个助理教授应否升级。见该教授专于产出函数研究，我问：「当你在街头让一个孩子替你擦皮鞋，擦好后给他一元。这一元是购买孩子的劳力呢？还是购买皮鞋给擦亮了？」他答不出来，不能升级。我也说过战后香港西湾河山头家家户户穿珠仔为生计的例子，拿开了中间人，劳力市场就是产品市场。在工厂见到的件工合约安排，略为复杂，但拆穿了跟穿珠仔没有两样。二战时在广西，每十天有「趁墟」之盛，农民带产品集中一处销售，既是产品市场，也是他们的劳力市场了。就是今天，周末到农村一行，在农地或路旁购买农作物，也是二市难分：基本上二者一也，分之蠢也。
既然二者一也，管一就是管二，管制劳动市场就是管制产品市场，法定最低工资就是法定物价管制。那些高举自由产品市场而又赞同最低工资的经济学者，是有点胡涂了。
离开了擦皮鞋或穿珠仔，合约的形式变化多，例如以时间算工资，或分花红，或算佣金，或送股票，或供食宿，或赐奖赏，或佃农分成……而又或者几项花式合并而为约。然而，无论怎样变，不管搞得如何复杂，皆可翻为件工合约的替代，穿珠仔之类也。从一方面看是雇用合约，是生产要素市场，从另一方面看是产品市场的替代，合约的形式有别，市场一也。
让我提出一个浅问题来考考读者吧。如果今天中国的劳动法规定最低工资是每天一千元人民币，严厉执行，失业会增加吗？答案是不一定。劳动市场可转用件工、或分红、或分成，等等其它合约处理。问题是政府约束一种合约的自由选择（这里指约束时工合约），市场选其它合约安排替代，一般会增加交易费用，而政府见工人一天赚不到他们意图的一千元，多半会左右其它替代合约。这样一来，雇主要迫着关门大吉，被雇的迫着回乡归故里，或到街头卖花生去。严格地说，行乞、犯案也是职业。
那所谓失业，是要有雇主及被雇的存在才出现的。失业主要是工业兴起的发明，工人被炒后一时间找不到其它雇主，自己无乡可归，一时间想不出卖花生之法，要再找雇主，找不到合意的，称为失业。炎黄子孙在地球存在了数千年，失业之声近二十年才听到。
为什么雇主与被雇于工业来得那样普及呢？两个原因。其一是分工合作，集中人手大量产出，每个成员分得的收入会远高于各自为战的产出方法。史密斯一七七六提出的造针工厂是好例子，虽然后来的实际经验证明史前辈远远低估了。其二是好些生产程序，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需要监管。这监管促成了劳工有奴隶性质的形象，剥削之声四起也。然而，多年的观察，知道说剥削工人的人没有一个做过厂。在市场的竞争下，剥削工人谈何容易哉？
这就带来上文提到的问题：为什么新劳动法为祸明确，网上还有读者支持此法呢？利益分子或颜面问题不论，答案是有些人见到某些地方，或某些企业，最低工资及劳动法例是明显地提升了就业工人的收入。这里的重点是租值的存在。最低工资及劳动法例由政府推出，更重要是跟着加进了工会，一个有租值的工厂或企业可以被蚕食而使工人的收入增加。租值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掌握得好不容易（见拙作《供应的行为》第二及第三章）。简单地说一句：租值是资源使用不受价格变动影响的那部分的资产价值。一家工厂大手投资购买了机械，转让出去不值钱的那种投资，工资被迫增加也要继续干下去，其租值是被蚕食了。一间因为苦干得法而打下名堂的企业，有值钱的注册商标，一间工厂研究有获，在发明及设计上拿得专利注册，等等，皆有租值，不是什么最低工资或新劳动法一推出就要关门的。他们有一段颇长的时日可以逆来顺受，但一旦遇到市场大为不景，租值全失，专利名牌就变得麻烦了。这是近今美国汽车行业的困境。庞大的租值被蚕食了数十年，几殆尽矣，怎还可以经得起金融市场的风风雨雨呢？
一般而言，蚕食企业的租值，是需要工会的协助才能成事，所以工会有工人的支持。工会操作的关键（先进之邦的工会，不是目前中国的），是阻碍工人自由参与竞争，因为工人自由竞争不容易蚕食企业的租值。
有幸有不幸，中国的最低工资与新劳动法是来得太早了。君不见，目前纷纷关门大吉的工厂，青一色是接单工业，没有什么租值可言，用不着什么工会对立老板就失踪了。这是不幸。幸者，是关门关得那么快，而又是那么多，其示范大有说服力，好叫有关当局知道容易中先进之邦的劳动法例之计。
可以阻碍工人自由竞争的工会今天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可能因为大有租值的企业目前在中国不多。新劳动法无疑鼓励蚕食租值的工会出现，但要等到中国的发展更上一层楼，大有租值的企业无数，这类工会才会藉新劳动法的存在而林立起来。真的吗？可能不会吧。聪明的老板会意识到只要新劳动法存在，有租值蚕食力的工会早晚会出现，不敢向增加租值的投资下注。
这就是北京的朋友要重视的一个关键问题。要搞经济转型这些日子说得多了，而所谓转型者，就是要鼓励增加租值的行业：研发科技、搞国际名牌，等等。有新劳动法的存在，企业租值上升，蚕食此值的工会随时出现，岂非血本无归乎？新劳动法来得那么早，一则是悲，一则似喜也。我这个老人家是怎样也笑不出来的。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定义，一个国家的GDP由四部分构成：消费（C）、企业和个人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X-M）。在欧美实体经济普遍陷入衰退的今天，指望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好比指望谢亚龙带领中国足球走向辉煌。政府支出虽然可以立竿见影，但它往往会向某些领域（如可能对环境带来较大伤害的基础设施建设）倾斜，对经济的刺激不够均衡；与此同时，政府支出大幅提高的时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容易滋生更多的腐败。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刺激经济增长的重点放到拉动消费和企业及个人投资上。换句话说，C和I比G更重要。而在这两者中，消费者敢于消费是投资人敢于投资的信心来源。所有的产品和服务（即便是那些面向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最终都是为了能够直接或间接给消费者带来价值。如果没有消费者消费能力和消费愿望的坚强支撑，在商业理性的驱动下投资人的投资心态和投资行为势必会趋于保守。
所以我认为，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大洋彼岸坏消息层出不穷的今天，帮助中国广大的消费者树立信心、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是我们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拉动内需的关键在于拉动消费，居民消费是效率最高、损耗最低的GDP引擎。
拉动消费，其实无非就是试图通过影响供给和需求这两条曲线来影响它们的交点。影响供给曲线的核心在于降低企业的供给成本，让它们觉得降价销售仍然有利可图；影响需求曲线的核心在于诱导消费者在花钱的时候觉得物有所值，同时相信自己兜里有钱。
具体来说，能够影响供给曲线的举措包括：
1. 对企业减免税收
2. 降低土地成本
3. 下调贷款利率
4. 实施更加宽松的投资审批政策
5. 支持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
6. 鼓励产业整合
能够影响需求曲线的举措包括：
1. 增加公务员工资
2. 降低个人所得税率和提高个税起征点
3. 下调存款利率
4. 依靠平准基金振兴股市，增强人们对于市场前景的信心
5. 对有偿贷能力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否则次贷危机的悲剧有可能在中国重演）购房、购车者提供更多的贷款支持
6. 大力发展消费者服务行业
7. 大力发展公共医疗和公共教育体系，鼓励高校设立全额奖学金制度。
拉动内需的核心在于拉动消费，而拉动消费的核心在于树立消费者和企业决策者对于未来的信心。在今天这样一个异常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让中国消费者树立信心、敢于把自己兜里的钱花出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仅需要政府有关方面的得力举措，也需要媒体的积极配合。我们应该相信，虽然冬天可能寒冷而漫长，但天终究塌不下来。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危机都有雨过天晴、拨云见日的时候，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唯一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在过去二十年间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已经拥有一定体量的中国经济很有可能成为拉动全球经济走出低谷的火车头，而我们中国13亿的消费者正是这个火车头的强大引擎。
当然，只靠我们消费者多吃两顿饭、多揉两次脚或者多看两场电影解决不了GDP的大问题。从根本上说，我们还是要通过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逐渐帮助消费者恢复在房地产、汽车、教育、旅游等领域进行大宗消费的愿望，提高他们消费时的心理舒适程度。
来源：王冉的Blog
最近，国家统计局为了给中共30年 "辉煌"神话背书，发表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并且宣扬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似乎今日中国真的是一派繁荣景象：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49530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在世界上的排名，由1978年居第10位，上升为第4位。2008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3061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4%. 2007年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4.8%，2008年上半年上涨7.9%，其中6月份比去年同期上涨7.1%，7月份只上涨6.3%，通货膨胀态势在趋缓。 据此，主流官媒一致宣称，从2003年至200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是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由此来证明由30年改革"辉煌"导因的业绩。本文为还原历史真相，就用真实的荧屏透视一下这30年"辉煌"背后的沉重代价和深重阴影。
（一）生态破坏、环境污染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官方一直贯彻邓小平"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经济高增长模式，走着一条长期靠透资国力，断子孙饭的，以输出生态资源的高消耗、高成本，高环境破坏为代价，来维持的粗放型、掠夺性的自杀式经济增长模式的道路。就在前年德国举行的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上，正当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提出质疑的同时，中国无锡太湖爆发了由"蓝藻"事件引发的水源危机与人心恐慌，并由此敲响了中国经济高增长模式的警钟。30年来，中国长江呈现污染不断加剧的态势，上游、中游、下游的城市，由"发展就是硬道理"导致的化工、造纸、冶金等重污染企业蜂拥而上，长江污染加剧的报告以及周边城市老百姓的反映接连不断。其实，受到水资源污染的又何只太湖？五大淡水湖的其它四湖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巢湖的污染也都已经非常严重，山东的微山湖基本已经废了，云南的滇池也都臭了……而在海河流域，更无原始意义上的水质，如今那里流动的多是污垢。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靠用水库蓄水，济南泉水几经干竭，青岛人喝的却是黄河水，河北的广大中小城市和农村靠的则是深层地下水，而这种地下水的补充非常困难，目前已经严重超采，人们喝的已是子孙的水了。发达国家在上百年逐步出现、分阶段解决的环境问题，而在我国30年改革"辉煌"如此短暂时间内进行掠夺式发展，就导致环境危机连连爆发。近些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可谓突飞猛进。此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380％，锌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这样的消耗速度，迅速耗尽了国内的资源。中国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到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靠国内资源来支撑今后的发展。从消费总量看，到2010年，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7％，铁矿石将达到57％，铜将达到70％，铝将达80％。如此"发展就是硬道理"之"辉煌"所导致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已达触目惊心的地步：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草场退化、森林资源危机、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我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我国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我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我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927万吨，烟尘排放量为1013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941万吨，人民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根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透露的数字，199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4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004年则达到了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10年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增长了20亿吨，年均增长率约为4%.而另有资料显示，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有人计算，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而根据世界银行按照目前发展趋势所做的预计，2020年中国仅燃煤污染一项导致的疾病，需付出的经济代价就高达3900亿美元，占当前国内生产总值的13％。其实，中共这30年以牺牲生态、环境、资源为代价的所谓"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就是试图借高经济增长，来维护道义上已无法自圆其说的制度合法性。
（二）国资流失、工人失业
中国30年改革，的确给经济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国民总收人为例，30年来，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到2007年的251481.2亿元，翻了巨大的69倍。然而，中国的工人阶级却并没有分享到改革成果。国家统计，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是21010元，而中小国企职工最高的也根本拿不到这个数，实际能拿到10000元的都非常少，特别商业国企职工年工资能收入有6000元就了不起了，受挫最重的商企，足有三分之二的职工下岗，工资大打折扣，如果把这批职工计算进去，年平均工资达不到2000元。而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大肆非正常流失到少数权贵、贪商腰包里，全国人大代表金志国曾经指出，"国有资产每天流失一个亿"。如此同时，大批工人失业、下岗，无产者沦为无饭者。而那些尚在岗的工人们，却要受改制后新生企业主的盘剥，工资低得难以为继。国有企业改为股份制后，企业经营者不仅持有股份，并实行年薪制，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职工的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由此可见，他们才是改革的受益者。目前，中国劳工群体同分散在全国各地农村中的广大农民一样，都处于当今社会最底层，饱受来自社会腐败，贪官污吏，杂捐苛税的贪婪性掠夺。面对自己随时有可能失去"饭碗"的生存威胁，他们与全国大多数劳动民众一样，亲身见证着执政者拒绝"政治改革"条件下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政策所导致的社会不公。现在公务员的工资是普通工人的4.5倍，政府还要假借各种名义给公务员不断涨工资，实行阳光计划后，他们又补贴了1万元多，而产业工人工资5年才涨了几十元。这是何等的社会不公啊！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实在《谈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2700万人。此外，还有停产、半停产企业职工实际上失去劳动岗位，有些企业还搞了内退、终止劳动合同、有偿买断工龄。能够就业或再就业的却逐年减少。" 日前，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有关负责人透露，全国今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导致超过2000万工人解聘。伴随着大量企业倒闭、停产、缩产，沿海地区以生态链条形式存在的产业群落也因此面临断裂的威胁，这将导致更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失业大军进一步扩大，弱势群体生活将进一步恶化。
（三）疯狂圈地、农民失田
中国30年"辉煌"改革以来，兴起了3波近似疯狂的圈地浪潮，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开发区、工业园，大学城等侵蚀了面积惊人的土地。而房地产业的贪婪性圈地运动，则更充满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掠夺性。 这些年来，中国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名，非法圈占违规批用土地，造成大量土地被少数企业垄断，大片耕地被乱占滥用，土地领域成为腐败重灾区。在这三波"圈地运动"过程中，一些地方采取"要地不要人"，甚至欺骗式、掠夺式的办法"毁农民的庄稼，扯农民的房子，挖农民的祖坟，占农民的耕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曾公开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万亿元的损失。"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显示， 2007年9月15日至2008年1月15日，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共清查三类土地违法案件3.17万件，涉及土地336.4万亩。其中，"以租代征"1.87万件，圈占土地0.15万件，"未批先用"1.15万件。据中国建设银行发布的数据， 2001年初至 2007 年5 月，开发商累计购置土地 22 亿平方米，但实际上仅开发了其中的12.96 亿平方米，有近 10 亿平方米的土地仍囤积在开发商的手中，足够供应全国市场5 年的开发量。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建设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每征用一亩耕地，就要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这就意味着中国"失田农民群体"，将从前些年4000万人剧增至 2030年的1.1亿人。此据《中国农业统计资料》平均测算，近三年来，每天平均大约有57个村落从中国大地上结束了它的历史生命。大陆颇具影响的报纸《南方周末》，曾经发表了题为《 "新圈地运动"后遗症──四川自贡高新区征地调查》一文，追述了自贡失地农民抗争事件的来龙去脉。8年前，自贡市大安区红旗乡等地近8千村民被政府集体征地。这 8千失地农民中，大多生活面临困境，很多人捡破烂度日。失地农民一直在上访抗争，但屡次遭遇当地公安部门的镇压。这反映了当今中国失地农民的普遍现实。
（四）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这30年来，民生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特别是中国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两极分化。对此国际有一个通用的衡量指标，即基尼系数，最小是0，表示所有人的收入都一样；最大是1，表示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中国从上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开始贫富差距加大，已经达到0．50以上，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两极分化警戒线。2004年8月17日，《光明日报》载文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 0.53或0.54. 此据中共中央党校2006年春季学期进修一班学员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指出，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相当不均，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中国目前低收入及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80％，中等收入者仅占 15％。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透露，中国已有百万富翁500万人，千万富翁14万人，亿万富翁数千人。50名富豪的财产，竟等于5000万农民的年收入总量。中国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超过8 万亿元。按照前几年劳动人事部统计局和工商管理局联合调查150万人得出的结论，占人口8.6%最富有的家庭占有全部金融资产的60.47%，而另外43.73%最贫困家庭只占有2.9% ，这两组人群的平均相差是103倍。可见，如果我们把资产这部分考虑进去，贫富差距就更明显了。以上数据无可置疑地充分说明：中国30年来，正在发生着"两极分化的两极分化"，在富裕阶层一方，超级富裕者和普通富裕者之间的财富鸿沟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的传统距离。眼下中国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的利益，更多地倾斜于少数富人与权贵的腰包，广大工农弱势群体的收入，被以市场化过剩的名义大规模地压低，出现了官商勾结的极度暴富和工农弱势群体过渡贫穷和被剥削状态。 在社会广大劳工群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他们甚至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不能维持。这其中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家庭生活难以为继；二是虽然收入超过最低工资线，但家人患病或遇灾害。这种绝对贫困家庭究竟有多少，政府从不公布数据，但我们可以从全国并不全面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2053万人分析估算，数据应是远远大于此的。这些家庭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承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的压迫。眼下，中国正处在一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中：一面是弱势群体深受住房、看病、上学新三座大山压迫，生活窘迫，无能为计；一面是中国高档购物中心过剩，被海外舆论称之为中国奢侈品市场在"爆炸"。据国际知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统计，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12%——比5年前增加了12倍；高盛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国。而在今年3月底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商务部副部长于广洲也做出类似的预测：到2014年中国将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有学者曾撰文称："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两极分化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的美国。"这就是说，当下中国的社会不公，连维护中共体制的学者都看不下眼了。
（五）官民对立、警民冲突
中国30年"辉煌"造成两极分化事实正在割据中国，导致国民整体情感焦灼与不安，社会贫富对立，官民对抗，警民冲突不断。眼下，伴随胡锦涛"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无直接利益冲突"新语话正在横扫中国大陆的大街小巷，标示着一种新崛起的社会现象，正在冲击中共的执政基础。此据公安部统计显示，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无直接利益冲突" 类的"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2005年中国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最近两年，群体性维权事件的复杂程度和政府处理难度都不断加大，已经被中共高层视为来自民间影响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此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中国前年发生群体事件7万多起。而去年仅1到9月，就发生群体事件17900起，可见其激增的势态。最近，仅举办北京奥运前后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有：贵州省瓮安县上万人与警方激烈冲突事件、上海公安遭冤民杨佳袭击造成六死五伤事件、广东惠州群体骚乱事件、云南孟连"7？19"官方开枪打死两人事件以及昆明连环爆炸多起恶性事件等。中国30年拒绝政治民主的跌足改革"辉煌"，已经导致了社会的严重不公，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官民对抗，警民冲突，加之现存社会整合机制已无法对社会结构的失衡、各种诉求变化做出及时反应，所以社会各群体、个人只能以非常规方式主张权利，表达诉求。
以上事实充分印证，中国30年拒绝政治民主之改革"辉煌"的沉重代价，就是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国资流失、工人失业，疯狂圈地、农民失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官民对立、警民冲突；就是以牺牲环境、能源与盘剥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为前提，来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路线做背书。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这30 年来，中国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追求GDP，为谋"发展"，从"消灭资本家"的一个极端，滑向媚资傍大款的另一个极端，以牺牲社会公平与正义为代价。政府的"政策屁股"，片面地坐在资方的立场上，因而拒绝工农成立自发组织，打压社会群体维权，使广大劳工群体失去了与资方平等谈判的资格，沦为资本市场上被任意宰割的羔羊，导致社会缺乏对资方贪婪发展的制衡力量。中国30年拒绝政治民主的市场化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没有建立起公平的竞争机制，社会腐败、权力不公导致资源非市场化垄断分配；加之官商勾结，利用改革名义，大发国有资产不义之财。不民主、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体系和政策，是中国当代社会走向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
中国跌足改革的30年，引进资本家剥削，但不引进独立工会约束；只要政府管治，不要公民社会对治。这便导致了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的紧密结合，并随着产权和经济体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过程，共同参与了社会利益的博弈，加快了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大肆鲸吞大众利益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得以联手通过合法名义修改游戏规则和不合法的掠夺手段来实现着私利和腐败。这就是今日中国官媒一致宣扬的《经典中国、辉煌三十年》的"历史真相"。
天地风起云涌，万物呼吸相应，新陈代谢，完全符合天道的规律，从来没有听说连这个也要收税。谁要收税，谁就是鄙视自然规律。人类排放二氧化碳破坏生态平衡吗？动物吸氧气排二氧化碳，而绿色植物吸二氧化碳排氧气，这就是生态平衡，院士怎么连光合作用的常识都不懂？假如动物也像植物一样吸二氧化碳排氧气，整个空气层就成了氧气层了，不小心就会爆炸。所以说，我们呼出二氧化碳就是保护生态，不但不能向我们收税，还要给我们报酬才对啊！
真正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温室效应的，不是老百姓，而是盲目追求虚假"鸡的皮"（GDP）的各级官员和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企业。蒋院士怎能把这些大人物混同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呢？普通居民和环境和谐相处了千万年，现在环境给污染、生态被破坏、蓝天被剥夺、碧水被换走，受害的是我们，按道理，是这些官员和企业应该赔偿我们的损失才对，怎么反过来要我们受害者买单呢？蒋院士不会是在"劫贫济富"吧？
"呼吸税"一旦被立法，蒋院士将成为人类大灾难的罪魁祸首。因为不纳税是违法行为，法院必定依法剥夺抗交"呼吸税"者呼吸的权利。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每月要纳100元左右的"呼吸税"，这不是要了他们的命？法官更为难：不执行，是不作为；要执行，难道就为了20元把一个大活人活活闷死？
作者单位：广东省 汕尾市 汕尾日报社
作者邮箱：gdwwr(at)sohu.com
其实，梳理一下30年改革的基本思路就会发现，征收呼吸税（或许还会再附加放屁税）是把民众作为改革对象的改革的必然结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废除补贴穷人的价格倒挂开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从取消罢工自由开始的。经过30年的改革，在剥夺了企业、资源、住房、医疗、教育、罢工等基本权利之后，剩下还没有被剥夺的，就只有呼吸放屁这些连动物都有的天然权利了，于是呼吸放屁也就自然成为下一轮深化改革的攻坚对象。虽然呼吸放屁也征税听上去不太优雅，但每年3千亿的巨大蛋糕毕竟太有诱惑力了，马克思曾经说有300%的利润资本就会拼命，现在为3千亿去打呼吸放屁的主意自然十分正常。只是呼吸放屁是人最后的权利，是上苍赋予人们最后的一点儿福利，在征收完呼吸税放屁税以后，也就彻底失去了改革发展的最后一点儿余地，继续深化改革的路子下一步将怎么走？将成为中国改革精英再杀开一条血路去勇敢探索的重大历史课题。
此时，电视里传来富人对实行退税减税政策的一片欢呼声，财政在为富人减税，银行在为富人减息，可是老百姓所面临的却是呼吸也要纳税！
附件：
《呼吸税之歌》
作者：李钟琴 转自：天涯社区
院士专家多鬼魅，出口能令世人畏。
老而不死是为贼，此语原来谓此辈。
蒋姓院士名有绪，建言应征呼吸税。
人人都是污染源，活着即是犯大罪。
每人月交二十元，一年半吊并不贵。
交钱才有好生态，喘气合法亦无愧。
此言一出举世惊，坊间网上如鼎沸。
恂恂良民亦茫然，不知今夕是何岁。
自古放屁不纳捐，而今喘气竟收费。
若嫌二氧化碳多，把人杀光最干脆。
可怜灾民居无所，夏无单衣冬无被。
闻道喘气要收钱，全家默默空垂泪。
如若抗税拒不交，以身试法罪加罪。
掐死勒死都应该，免得国家有累赘。
牛羊憋气鸡禁鸣，鸦雀无声犬不吠。
大雁争相海外飞，皆怕官府来征税。
神奇之国事神奇，桩桩件件绝人类。
屁民唯有振臂呼：万税万税万万税！
注：2008年11月19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森林城市论坛上，中科院院士蒋有绪呼吁，政府可以考虑对企业甚至排放二氧化碳的市民征收生态税。蒋有绪认为，居民生活在地球上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应该为节能减排付出代价，"可以考虑让市民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
第五届"中国森林城市论坛"报道：为期两天的第五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今天将在广州正式开幕。20多名广州市民将与来自国内城市的10名市长、包括两名工程院院士的18位知名国内外专家、港澳代表等600多名与会代表，将共同围绕"城市森林·生态文明"主题，进行深入探讨。
对真相的控制，是四九年后中国大陆官方所有社会治理和政治管制的头号任务。从各级政府部门对"机密文件"的滥用到基层居委会的大妈习惯打小报告；从"万人如海一身藏"的告密者到把支部建在村上（三人即可建一小组）；从繁华大都市到鄙野乡村，都用把人视为树桩的居民身份证，捆梆得非常死，即便你走到哪里，身上一定要佩带身份证这一"红字"，否则你便将寸步难行；从介绍信、票证的泛滥到如今的天网工程、金盾工程；从开动用纳税的钱办的洗脑传媒如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包括各级政府传媒，无不自我表扬到令人作呕的无耻地步，再到从小到大的教材的"颂圣"教育所进行无所不在的愚民，等等。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将民众视为潜在的敌人来防范，官方就是如此"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称极权统治以及他们治理社会的方法为"铁幕"呢？其原因就是对真相的剥夺。
为什么要剥夺真相呢？因为真相里面有很大的利益。为什么中国冤案和群体事件如此频密呢？那就是因为掩盖真相，从而剥夺了民众的利益。以今年为例，任何群体事件，以及杨佳个案，官方传媒无不以"小披露，大掩盖"来搅混水为能事。"小披露"就是披露于官方有用的情节，"大掩盖"就是对民众有利而对官方不利的东西，这种有着巨大选择性的披露，在这两天官方以发布群体事件消息的速度，来掩盖更多真相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外电已经透露官方想用速度来代替真相的阳谋，真相与速度之间有关系，但没有绝对联系。速度不等于真相，你播出的速度快，只能表明你的选择性更强。换言之，你只说于你有利的一面，没有经过任何深入的采访，尤其是新华社和官方传媒，从来不见百姓的发言，一有百姓的发言就是他们被欺骗，被人利用了，感到悲愤与羞愧。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欲盖弥彰的小伎俩，还自以为得计，真是小看你几十年愚民宣传，官方公信力的降低，以及民众对你愚民宣传所产生的"抗药性"了。
这个政府还相信他有公信力，还相信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这样的传媒有什么公信力，不是自欺就是自大，不是自我麻醉就是去了大势还充能人。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不论是网上五毛或者生活中五毛，都没有什么傲人的智慧，就是现在官方能写点像样子文章的人都没有。你看看现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社论，你可以看到官方连一个像样的写时评的人都没有了。你可能会说那个北晚的"文峰"，这样的水平，放在如今网络烽烟四起、思想起义的时代，他只能是献丑的大活宝。现在网民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对信息的掌握与分辨能力越来越高，他们在肉体起义前，已经在进行思想起义了。这种思想起义，官方还以为自己能控制，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且不说"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这本身就证明你掩盖真相的邪恶，就是"被少数坏人利用"这样使用频率一多，人们也会清醒地进行数学统计，为什么到处都充斥着"少数坏人"呢？这种自以为高明的玩"政治数学"的把戏，从毛泽东到现在，用得泛滥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民众产生了严重的"抗药性"，他们也许惧怕你手中用纳税人养的警察与军队，你以为他相信你的连篇鬼话吗？
在一个民众越来越聪明，权益意识越来越高涨的时代，我认为政府应该与时俱进，你也应该学会更加聪明。也就是说，官方应该放聪明一点，而不是老调重弹、故技滥施，徒让民众笑话官方的智商。政府和民众都聪明起来，懂得制订大家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懂得妥协、谈判、理性发声，懂得要共存而不是要独占，懂得要互助互生而不是你死我活。那种还充满阶级斗争的在野党生存策略，视民众为寇仇的做法，在信息越来越开放的今天，是一种没有胜利者的双输格局。"承认纸包不住火"这个常识，对于官方来说，就那么困难吗？难道要烽火四起、群体事件不断时候，才知道玩火自焚是个什么样的惨相吗？如果你真爱中国，共产党、官方请你们拿出你们真正的诚意出来，解决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很棘手的民意民生问题，难道硬要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弄得鱼死网破、满目疮痍才心甘吗？
2008年11月22日9：23分于成都
老百姓的消费欲很强，之所以内需不足，最根本一点是老百姓手里没钱，所以尽管一小撮人富可敌国，广大老百姓仍然恨不得一角钱掰开两半来使，因为那一小撮人再富也不会富到要让老百姓帮他们花钱的地步；所以尽管国家把拉动内需的歌唱得震天价响，广大老百姓仍然无动于衷，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过如果所谓的拉动内需是指拉动老百姓的内需，而不只是拉动一小撮人的内需，那么当下倒是有大多机会可以让老百姓有钱起来，就看国家是真情还是假意了。
第一个，把该赔的钱赔给老百姓
比如毒奶粉事件，受害者数以百万计，就算每个受害者只获赔一万，也有数以百亿计的金钱真正落到老百姓手里，然而遗憾的是，事件曝光至今两个多月，竟然还没有一宗索赔被立案，难道那些多年来靠直接赚取或间接收受黑心钱，积下偌大身家的既得利益者不该赔钱给老百姓吗？
又比如污染问题，有多少人因为"必要的代价"成为环境灾民，甚至生态难民？这些灾民难民难道不该从那些由"必要的代价"获得十足的好处的既得利益者那里获得必要的赔偿吗？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灾民难民得到最多的只是廉价的肯定：群众情绪很稳定！
再比如生产安全问题，有多少人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最后落得一身病痛，甚至伤残？有多少家庭因为亲人死于死亡陷阱而丧失主要劳动力？劳苦大众为那些直接或间接的既得利益者疲精竭力，把自己的健康，甚至家人的命都赔进去了，难道不该得到巨额赔偿吗？然而遗憾的是，劳苦大众得到赔偿之少只能表明他们是贱命一条！
第二个，把该付的钱付给老百姓
比如工资拖欠问题，年关将近，有多少工人是被拖欠了几个月工资的？打工给钱天经地义，就算老板倾家荡产也得付，是不是？就算老板实在拿不出钱，老板背后的既得利益者也该付，是不是？
又比如拆迁问题，你是要拆人家的房子，不是要拆自己的房子，你就该付得起人家要的价才能拆，是不是？不顾人家的抵死抗拒，硬是把人家的房子强拆了，你跟侵略者有什么两样？
再比如四川大地震，各地各国捐的善款，国家拨的救济款，都是灾民应得的，捐款之多，拨款之大，也应是充分考虑到灾民所需的，灾民应该不虞匮乏才是，然而令人揪心的是，现在听到最多的却是担心灾民在缺少衣物食物的窘况下如何度过严冬，那么灾民的救命钱被人中饱私囊的情况有多么触目惊心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个，把该还的钱还给老百姓
比如卖地，卖矿的钱本该是属于老百姓的，有多少通过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落进了奸官奸商的口袋里？坐拥宝山的老百姓本来可以通过开发资源脱贫致富的，现在倒好，宝没了，钱也没拿到，真正成了无产阶级！
又比如后浪追前浪的政绩工程，建了拆，拆了建的豆腐渣工程，它们既是腐败分子方便的洗钱工具，又是腐败分子眼中会给自己生金蛋的鸡，这洗的钱实际上都是通过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从老百姓手上抢来的，这生的金蛋实际上都是由一次又一次搜刮得来的民脂民膏凝聚成的，是不是该还给老百姓？
再比如所谓的全国体制，它本该是社会福利的别称，然而就因为多了这个别称，办义务教育没钱了，钱让科学精英名正言顺地拿了去搞神舟×号那些玩意了，发展大众体育没钱了，钱让体育精英名正言顺地拿了去搞金牌工程了，完善大众医疗卫生没钱了，钱让权力精英名正言顺地拿了去疗养贵体了，补贴低收入群体没钱了，钱让公仆名正言顺地拿了去花天酒地了，支助老人活动没钱了，钱让领导名正言顺地拿了去旅游度假了。都是老百姓的钱啊，不该还给老百姓吗？
第四个，把该老百姓赚的钱让老百姓赚
比如，现在国际的油价很低，而国内的垄断油价竟然比国际高50%，卖油卖到这个份上，还年年厚着面皮要补贴，要退税，这样的垄断企业是不是该属于汪洋同志口中的"落后企业"？如果由老百姓自己来赚这个钱，老百姓会让油价人升他升，人降他不降吗？需要年年要补贴，要退税吗？
又比如水果滞销问题，如果市面上的所谓果汁不是配出来的，而是用真材实料榨出来的，国内的水果生产会这么容易供大于求吗？就算出了柑蛆一类的事，会影响果汁生产厂家大量收购水果吗？因为假果汁，让果农果商少赚了多少钱？可以想像，那肯定是个天文数字！
再比如反腐败问题，有多少官场黑幕，司法黑幕，行业黑幕是"公开的秘密"？国家与其指望一群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关系户反腐，越反越腐，不如以提成的方式重赏那些眼睛雪亮，又敢于踢爆"公开的秘密"的群众，支持他们成为反腐专业户，说不定可以成就无数反腐万元户呢！
就目前来看，通过维护老百姓的正当权益完全可以让老百姓手里的钱多起来，而一旦老百姓有了钱，要拉动老百姓的内需自然不在话下，根本无需国家为之花一分钱，否则，别说砸四万亿，就算砸四万万亿，都不过是拉动一小撮人的内需，都不过是让老百姓不至于饿死，跟拉动老百姓的内需八杆子打不着！不过我很怀疑，如果真把该赔的钱赔给老百姓，把该付的钱付给老百姓，把该还的钱还给老百姓，把该老百姓赚的钱让老百姓赚，这国家也不会富得让全世界眼红了，大概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吧！
2008年11月18日
这天，雷锋同志在出外办案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情绪很不稳定的知情女群众，这位女群众对执法有据的警察同志表现出愤恨、不满、焦躁、争辩、纠缠、易怒，甚至过激言行等心理刺激反应。据雷锋同志多日来处理上访群众的经验，可以断定这位女群众是患有精神病，而且正在发作中，如果不马上收治，对病人损害极大。雷锋同志素有做好事不留名的美誉，所以他二话不说就把病人秘密送进了单位设的精神病院。当然，全部费用都是雷锋同志自己出的。
女群众在病院里一住就是一百三十多天，由于得到病院的悉心照顾，期间除了在一份由雷锋同志促成的律师委托书上签过字，也没有受到诸如亲戚，朋友等闲杂人的干扰，终于清醒认识到自己一直是有精神病，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这次幸亏遇上了好心的人民警察，不然现在她都不知道会疯成什么样子了！她问病院的同志，那位好心的人民警察是谁？病院的同志告诉她，那位好心的人民警察说他的名字叫"人民警察"。病院的同志还告诉她，那位好心的人民警察让她安心在这里治病，住院的费用已经全帮她付了，那个案子的事也全帮她处理好了。女群众想啊，我可能是遇到了传说中的雷锋同志了！
2008年精神病人很多，据权威部门研究发现，上访的有受害妄想，上网的有受限妄想，当官的有受捧妄想，全都是偏执性精神病的易发人群，2008年，有雷锋同志忙的了！
2008年11月17日
有一天这位小青年得知没有什么文化的邻居王老汉有一台电脑。这是王老汉的在外高就的儿子给他买的。晚上，这位小青年就把王老汉这台还没拆封的笔记本电脑偷走了。邻居们都知道他爱好电脑，于是就首先怀疑他。他承认王老汉的电脑是他拿走的，还援引阿Q的例子，说是"窃电脑"不是"偷电脑"。一些主持正义的邻居就要求他把这台电脑归还给王老汉，这个青年实在是舍不得。他想，怎么样才能不还这台电脑呢？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于是，他对那些邻居们说："我问你们几个问题。如果你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很满意，我就还王老汉电脑。如果你们回答不出来，或者我不满意，这台电脑我就先用着。"那些主持正义的人很想听听他究竟有哪些"歪理"，就对他说："那你问吧！"
这个青年第一个问题是，王老汉会用电脑吗？大家都知道他的文化水平很低，并回答道，"不会！"青年很得意，接着抛出了第二个问题：王老汉会珍惜这个电脑吗？答案很明显，王老汉不会用电脑，也就不知如何珍惜电脑。但是有人提出，王老汉可以学电脑啊！小青年心里早有准备，更加得意，跟着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们说他可以学，如果他学会了以后，沉溺于电脑怎么办？搞网恋怎么办？家庭破裂怎么办？如果电脑坏了，他不会修怎么办？如果用电脑不慎着了火，烧了房子，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怎么办？青年问的问题又快又多，邻居们一时语塞。于是，小青年反问到，"那，这个电脑我还用还吗？"他紧接着又机智地抛出了一个建议："为了保护电脑，为了让王老汉不受电脑伤害，这个电脑最好还是归我。王老伯如果想用的话，可以随时来用，我免掉他的电脑税。"大家听了，更加愕然！
上面这个故事，很类似于最近关于土地财产权问题的讨论。反对农民拥有土地的一方，正是用上面故事中小青年的手法来进行论证的。农民不珍惜土地怎么办？农民把土地卖了无家可归怎么办？农民用土地种鸦片怎么办？农民把土地送情妇怎么办？……
小青年能用上述理由霸占电脑吗？不能！国家能用上述理由霸占土地吗？更不能！电脑与土地等财产的正当归属是正义问题！使用与善待财产是效能问题！用效能问题来偷换正义问题是绝对无效的辩护。
在中国，目前土地全部被国家度为己有。可是，国家凭什么占有所有的土地，不允许私人有一寸土地？有人说，国家占有土地依据的是宪法。中国的宪法是执政党制定的。这部宪法规定土地属于执政党领导的国家所有，并完全由执政党来使用、支配。如果上面那位小青年在窃得电脑之后马上发布一个公报，说王老汉的电脑从此属于他，这样的公告有正当性吗？能凭此就改变电脑的归属吗？有人说，国家这样做是认为土地重要，重视土地。那位小青年"窃"王老汉的电脑，不也正是因为他认为电脑对他很重要，他也很珍视这台电脑吗？难道因为你珍视别人的东西，就能成为占据别人东西的正当理由吗？
还有人说，土地之所以要归国家，就是因为国家能够比农民更好地利用土地。这种看法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使用财产的技能不能决定财产的归属。不能因为小青年比王老汉善用电脑就可以占据这台电脑。第二，国家比农民善用土地。这是计划经济的看法。现在，计划经济已经被国家和执政党公开放弃。而且，国家让农民承包土地这一点本身就已经说明，农民比国家和政府官员更善用土地。
也有人说，土地向来归国家所有。这不是事实。中国土地的全面国有制是从1956年开始的。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土地国有的时间仅占百分之一。历史反表明，土地私有是常态，国家全部占有土地是暂时。
土地是谁的？这个答案就像回答故事中的电脑属谁一样毋庸置疑：土地，不是国家的，不是执政党的，而是每个中国公民的！
一百平米9万元，还不够买上海最贵楼盘的一个平米（大概是12万）。水落石出，冰冻三尺，中国沿海地带建立在出工加工业基础上的外向型经济的虚假繁荣，终于在樟木头这个地方率先露出了本来面目。遥想三十年前，冷战结束后，中国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和渐进改革的惯性，只能采取以增量带存量，以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改革战略。以经济特区为起点，老大中国以其惊人的体量、迫不急待的姿态和自残式的低要价，加入了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分工大体系。而今南柯梦一场，人去楼空，留下是满地鸡毛和900元一平米的楼价。
普通的商品可以流动，可以进出口，所以价格总体是趋于一致的。而房地产的价格，因为是"不动产"，在正常情况下，则是当地的经济、社会、人文、环境等各方面综合发展水平的一个写照。这个处于广州、深圳、香港、东莞等华南大中城市群的中心地带的经济重镇，莞深、广深、京九铁路在此交汇，三条高速公路贯穿全镇，号称"国家卫生镇"、"广东省文明村镇"和"中国麒麟之乡" ，怎么会一下子凋零到这个程度？
顾晓鸣老师在传习社的公益讲座上曾经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掠夺式发展和分享式发展的两种发展模式的不同结果。南美、北美的一个同样很边远很偏僻的地方，同时发现一个金矿。南美的矿主给工人100美元一个月，工人们仅够填饱肚子，维持一个最低的生活水平。七年、八年后，矿藏开采完毕，这个金矿就废弃了，成为一个鬼城。北美的矿主给工人1000美元一个月，工人有了消费力，金矿附近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典型的中产小镇，七年、八年后，矿藏开采完毕，大家很自然得发展起来了其他产业，继续建设这个小镇，直到小镇成为了大家美仑美奂的家园。
东莞是谁的家园？知情人告诉你，这种地方一般有三种人，一种是港台老板，一种是内地来的打工者（不可忽视的是庞大的性工作者队伍），最后一种是那些福从天降、无所事事、坐吃地租的本地人。无边无际的工业厂房、打工棚之间，点缀着装模作样的花园式住宅和星级酒店。老板和打工者，都不可能把这个地方当家园。说老实话，即使是在它的繁荣期，我对这种五星级酒店加打工棚组成的中国式繁荣的表面现象，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难道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发展？难道这是一种可以持续的发展模式？一种建立在背井离乡、谁都不把这个地方当家、"生活在别处"的发展模式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经济发展之于西方，是一种内生的现象，健康的公众意见表达机制使得他们能够尽量在在经济、社会、伦理、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中实现平衡。所以中国人出国，印象深刻的不是他们的大都市，而是他们美如图画的各种中产阶级社区和中小城市，还有农村。普通的劳动者，工作之余，打猎、钓鱼、上教堂、听音乐会、去图书馆，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享受自己的家园。而我们这里，在这种荒不择路、先赚了钱再说、不管白猫黑猫的机会主义发展战略下，除了少数几个大城市还能聚集到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还能产生一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外，多的却是这种迟早会榨掉最后一点使用价值，然后被无情地抛弃的樟木头式的城市。
其实，即使是这几个大城市，也在逐渐变成别人的家园。动辄上万、几万的房价，说明他们打开大门欢迎的是煤老板、铁矿石老板、港台老板、温州老板，而不是中产阶级。当然，如果没有文化、语言和护照的隔阂，这些老板更倾向与选择的是洛杉矶、多伦多和悉尼。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沿海大都市与内地之间的差距将回拉得越来越大，在一个更大规模上复制樟木头现象：大城市成为车水马龙的五星级酒店，内地成为垃圾遍地的厂房和工棚，所谓"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
樟木头的老板因为成本的低廉，像蝗虫一样集群而来，现在因为成本的提高，又像像蝗虫一样集群而去，留下一片焦黄干渴的大地。"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的结果是中国社会阶层、地域、城乡之间的断裂，不管是否民主政体，未来都将面临一种极复杂、极棘手的局面。这一轮外向型经济主导的经济增长，留下来不仅是环境成本、资源成本，最大是给中国未来政经改革埋下了难于估量的隐性成本。入不敷出，资不抵债之日，也许就是中国的权贵们又像蝗虫一种飞离这片灾难深重的大地的时候？
我给我的加拿大、美国来的老板班同学们讲这个逻辑的时候，他们耸然而惊，多半也是怕这帮蝗虫降临，把他们的家园也变成樟木头式的地方吧。上帝给我们的本来也是青山绿水，我们把它变成黄土高坡，还扯着嗓子唱，"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都是我的歌我的歌"。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
来源：思维的乐趣BLOG
百度的崛起，曾被视为数字时代的奇迹。但这奇迹其实没多少新意，无非主要借助非技术手段、非市场手段战胜对手，成就自己的江湖霸业。百度的胜出很大程度上是不公平竞争的结果，这是百度的原罪，注定其纵然体量巨大，却一直缺乏与巨大体量对应的道德人格；纵然不乏知名度，但一直缺乏美誉度，缺乏公信力。
如果说，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百度的这条崛起之路尚情有可原，那么崛起之后，百度无疑需要转型，需要重建自己的道德形象。但遗憾的是，百度始终无法挣脱路径依赖，以至所谓竞价排名成了百度的核心竞争力，久溺其中而不能自拔。
所谓竞价排名，无非是用人工干预改变搜索结果尤其是搜索排名，使之完全服务于自己的竞价目标。这样炮制出来的搜索结果尤其是搜索排名，当然是不真实的，不客观的，不公正的。它与奶业巨头用人为炮制的氮含量冒充蛋白质可说毫无二致，称它是电子三聚氰胺，一点不过分。
电子三聚氰胺立竿见影。你给的钱够多，什么样的丑闻都替你消音；但如果你胆敢不给钱，立马就会遭到恶意屏蔽。如此要挟之下，客户莫不听命，百度赚了个盆满钵满。但这种经济上的暴利，本质上不过是违反公序良俗的红利，本质上不过是对自身品牌的破坏性开采。它在快速催肥百度的同时，也让百度屡屡遭遇信任危机。三年前"大头娃娃"事件，一年前蕃茄花园事件，数月前三鹿奶粉事件，百度几乎无役不与。一直不能从丑闻中脱身，让百度付出了惨重的道德代价。
百度道德上的失足，固然有体制上的原因。但也不能据此推诿，百度营销模式折射的商业哲学尤须从头检讨。这种商业哲学很聪明，很精明，但就是缺乏智慧，缺乏对于宇宙关系的深刻体察。强势地位使他们很容易自我崇拜。什么真实，什么客观，什么公正，什么普遍的价值，他们统统不屑一顾。他们只相信自己，只相信自己的主观意志，于是迷信人工干预，以为人工干预真的无往不胜，可以搞定一切。
这无异于精神上的三聚氰胺。假如精神上的三聚氰胺没有浸入骨髓，那么纵然一度堕落，也还有救。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道德欠账造成精神压力，使自己始终处在良知的拷问中，有机会就要忏悔，就要赎罪，这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化史上并不鲜见。但是假如精神上的三聚氰胺已经浸透了骨髓，蔑视信仰，蔑视价值，蔑视人心，冷酷乃至冷血成了一种性格，堕落就不知伊于胡底了。
不能说百度已经到了这样极端的程度。但是显然，长期未能迷途知返这一事实本身，说明百度确实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又岂止是百度，不道德而能强大，或者说因为不道德而强大，不道德构成强大的必由之路，现实生活中的这个隐性逻辑，已经通过奶业的集体癫狂，通过某些垄断行业的不断坐大，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不作恶本来是对企业公民的最低要求，但作恶却是中国部分企业生存的前提，以至道德下行成了制胜秘诀，比诈术，踩底线，往往成了普遍现象，皆受其累却又乐此不疲。而这，才是最令人惊惧之处。
"企业家要有道德。"三鹿丑闻曝光后，痛心疾首的温家宝总理这样谆谆告诫。百度竞价黑幕再次印证，这忠告是何等必要。企业仅有体量上的巨大是不够的，必须完成道德上的即商业哲学上的提升。告别路径依赖，不以一己之利而过度干预自然演化，对自然演化抱有起码的敬畏，对公序良俗抱有起码的敬畏，对市场规律抱有起码的敬畏，相信自由竞争的力量、公平竞争的力量，这才是中国企业自我救赎的正途，也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正途。
来源：南方周末
两则报道中歹徒都没有枪，但持刀，可是并没有伤到警察。当然，警察鸣枪示警了，歹徒不听，而且还有反抗的行为。应该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不开枪，能够不使用一枪毙命只有警察单方面持有的手枪是最好的，哪怕为此负点伤，冒点险，也是应该的。因为人民养育警察就是为了让你制服歹徒的，你平时应该多练习格斗和制服歹徒的技能，你拿到人民的钱练习，应该是强制性的，否则，脱下你的警服，走人。如果说一名警察徒手制服了一个歹徒，或者使用不致命的武器伤了歹徒从而让歹徒无法继续行凶，那么我认为政府部门应该表扬这位警察，表扬他的勇敢、机智，鼓励警察们平时更勤奋的练兵保民。
当然，开枪也不是完全不行的，有时，警察的力量处于弱势，例如身体和人数远远弱于行凶的歹徒，或者那歹徒简直是疯狂了，要去伤害周围的民众，警察应该朝他们不致命的地方开枪，但也许打错了，把他们打死了。这都是属于警察同志的工作。只要在杀死歹徒后，进行严格的现场勘查和验尸检查（以确定当时是否必须开枪杀人），对开枪杀人的警察进行心理辅导，也就可以了。
但是，请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对这样杀死歹徒的警察进行公开表扬，并奖励10万元？那个歹徒根本不是持枪对峙，你使用远距离可以毙命的手枪，本身杀人后就应该接受严格调查。可你杀了人，竟然马上奖励了10万元！奖励他们勇敢地用手枪杀死了持刀的？还是让我们看到，上海杀警察案不会重演？握有枪杆子的人民警察比只能握住刀把子的人民要"勇敢"得多？
人民警察，随时拔出你们的手枪，杀吧。放心，你们是安全的，枪杆子只掌握在你们手里！
让人激动的四万亿横空出世。这次出国路过几个国家或地区，发现每个国家都在给民众发钱，台湾拟给每人派3600元红包；澳洲发得更厉害，特别是老人，这次竟然给老人每人发了相当于两万多人民币的澳元给他们修补牙齿。所以呀，我到澳洲时，打电话给老同志们，他们都支支吾吾，因为他们最近都在修补牙齿，我差一点笑掉了大牙。
回到大陆，就看到出笼了四万亿，哇塞，多牛呀，果然是富裕的大国。不过，这些钱都分掉了，不是给民众，都是给了大企业。朋友聚会时哀叹道，这些钱不知道有多少能够到民众口袋。另外一个朋友说，很多垄断部门一边"跑部钱进"，一边开始策划自己的亲戚朋友能够贪污腐败多少了。
我则开了一个玩笑：也好，民众也许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好处的，例如那些贪官污吏贪污了，不就要吃喝嫖赌，伺候他们吃喝赌的不都是民众？就算那些他们要去嫖的妓女，不也都是底层民众的女儿们！
我讲完了，大家却都笑不出，老子自讨没趣，想大哭一场！
今天新闻报道：公安部认为经济危机来了，社会治安有恶化的趋势。我想，人民警察，不用担心，你们可以从四万亿里多拿一点，可以用来奖励勇敢的击毙歹徒的警察，十万元杀一人，看那些"算个屁"民众谁还敢怎么样？
来源：杨恒均《老杨感悟》2008-11-19
半年多前，决定要抑制投资过热，全国人大举手通过；如今，方向突变，出手空前，我们没有听到来自最高权力机构的任何声音，哪怕是象征性的。
在大洋彼岸，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全球经济的巨无霸，美国，在严峻的形势下，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经历了几张纸到几百张纸的变化。它的议会里辩论激烈，全国辩论激烈，总统频频向全国人民发表谈话，竞选总统双方频频发表见解，普通纳税人充满警惕地盯着他们的政府。引起金融危机的华尔街则成了过街老鼠。
在地球的这一端，弱智的官员和专家们却莫名其妙地，带着恶意、至少带着看客的心态看着忙忙碌碌的华府，有人甚至认定中国做老大的机会到了眼前。
狂妄和无知是孪生弟兄。五十多年前，一直处在灾难中的中国，就在"世界老大"这个目标的指引下，在战火硝烟还在飘荡的背景下，直接将国家沿着战争的轨道开向既不知己又无法知彼、没有尽头的未来。当局或者说某个人无视国家处境的凶险，中国就这样被绑在疯狂的行军中，民众则在沿途杀伐的血腥中耗尽了和平的梦想。
是改革开放让那辆战车停了下来。在当局打开一小扇窗户之后，中国人开始了"生活"。将让后人回看今天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三十年后的今天，在GDP高速增长连年的时候，国内左右两派都对改革开放作出了强烈的否定，有一种声音还直接将今天的中国称为"后改革时代"。其中的原因，我想主要是出现了三个问题。
一是阶级分化严重。三十年改革开放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权贵集团，这个集团喊着比太平天国还动听的口号，脑袋里承袭着封建王公贵族"我们即国家"的意识，在最公的口号和最私的心驱使下，他们大口喝着国家人民的血。作为"肉食者"，居庙堂之上，他们并不以国家为他们的荣耀，他们喊着爱国主义，自己却"裸身"（为官为财）了。在全国，人们说最有权力的500个家庭统治着中国；在省、在市、在县，则可能存在着50个、10个、5个家庭控制一方的情况。同时，三十年艰难形成的中产阶级已在这些最有权力的人操纵下，一夜消失了大半。中国新的阶级分化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
二是以钱为核心，中国丧失了理想，中国的统治集团丧失了理想，全体中国人民丧失了理想。统治集团倾向于一种观点，那就是宣称自中山先生始，到延安时期"我党"尊崇的，建政后历次宪法中明确表达的，当局签署因而应视为认同的联合国公约中明确体认的人类所有核心价值观不是普世价值，连慈禧太后都认同的一些人类共识，他们都不承认。
三是中国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经济象狼奔豕突的金钱怪兽，一路向前，检视自身，却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建筑包工头，除了几个钱什么也没有。
这三个问题综合起来，就是文明在退化，方向模糊，持续发展无从谈起。还是那句话：在不能向世界输出价值观念前，中国无法成为大国。或者说，中国是个经济大国，却是一个文化乞儿。
当局无力改变这些问题。比如第一个问题，当局将发展的结果大头窃为己有，然后用这个钱来做点三农工作，提出工业要开始反哺农业了。但是，恰逢危机，你在4万亿"大手笔"中，在各级已紧急着手的2000亿国债项目中，你会找到百分之几的钱投向农村了呢（大家可以在各地发改委网站上看国债申报项目）？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好"消息，温总说，农民可以增收1000亿，每个农民100元！100元，用林书记的话说，算个P啊！农民的未来，在权贵们看来，也只能算个P.温总又说了，有一个好的医改方案，没有宣传好。天知道好不好？做一点善事大喊大叫，执行起来还要大打折扣，百姓好象对医改没敢太期待，何况还是黑箱子里的方案而已。但愿出笼时，网友们不会说好个P.
再比如第二个问题，我们除了真理部念紧箍咒，还能听到什么？郭老师有理想，相当和平的理想，不久前还被人怀疑与我党太近，现在都"进去"了。
至于第三个问题，就和危机有关了。为了让暴发户有点素质，前面说了，去年以来说了要压数量提质量，年初人大可是庄严表决了的。各地搞政绩顺带搞钱的头头脑脑和红色资本家们正抓狂呢，一场危机拯救了他们！而且，他们将采取的姿态可不象华尔街，虽然他们搞乱了中国的楼市，搞乱了中国的股市，搞乱了中国的经济，搞乱了中国人的头脑，他们的罪错甚华尔街百倍万倍，他们一直是趾高气昂的，何况这次，他们将是响应中央号召，拉动内需抗击风暴登陆中国的英雄！他们将无比风光地花这4万亿、6000亿美金，当然还有小小的2000亿国债。
回到本次"重拳出击"。在中国经济"地倾东南"已久的时候，当局作出过正确的然而显然迟滞的决定：开发大西北。在布局阶段已注定干着急的西北，几千个亿正如人们预想的，除了青藏铁路外，只落下了几个漂亮的城市和一批富起来的官员、红顶商人和红粉佳人。今次这4万亿，又将要制造出哪些以权为本富且裸的官、以钱为本贵且粗的商和以色为本富且势的女人？这是观察者共同的担忧。
环顾国内，急功近利不是冷下来而是持续升温、集聚在发改委衙门内外的各方，我没有看到素质的提升。那么，在短短的数月内要确定6000亿美元的投资，还要做到"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如何做到呢？这是观察者又一个共同的担忧。我所亲历的，是前些日子紧急申报2000亿国债资金项目。项目何来？来自各地发改委的"项目库"。其中有多少本来是被驳掉的，多少是压缩规模的，多少是将来才能老虎的，这次是统统"复活"，再加上二期、三期的名义，陡然增了规模！至于随后新编项目，多是草草编个项目简况，规模嘛，一言以蔽之：张开血盆大口，能张多大是多大！
我最担忧的，则是"政策"的出台过程。我不得不再说一遍"4000万亿，相当于6000亿美金"，本次金融海啸之后，美国之外最大的救市投入。如此重大的政策转向，没有辩论，没有人大的一纸文书，儿戏？
在强调程序重要性若干年之后，"最高层"全然不顾"最高权力机构"有无尴尬，全然不顾刚刚举起过的"森林般的手"。
也许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也许是及时的。在无良和无知的官员和专家们的误导下，作为大国总理，温家宝竟对来自彼岸的危机看得超级淡漠。也许他认真听了另一种声音；也许他知道，美国毕竟是这个世界的经济金融龙头，它可以容易地将危机的损失降到最小，或者直接说它会转嫁危机到全球经济体系。而所谓世界工厂的中国，因为融入并深刻依赖国际市场，如果在这个时候高卧并做老大的千秋大梦，最后受损失最大的会是中国。所以他在各个场合发表的相关言论不断升温，直至冷不丁地出来一个6000亿。
但是，必须要说，这是一个恶的先例。哪怕它是正义的，正确的。我为此担忧，加上前面二种担忧，我就不得不质疑。
至于与那个刚刚还以为打了分家弟弟全世界也奈何不了、没有想到报应如此之快的、这个世界最不可理喻的俄罗斯合作的担忧，不是本文要叙述的。只是忽然又一次感到，一个至少是幅员人口方面大国的中国，她的命怎么这样苦呢？她为什么总让爱她的人们有无尽的担忧呢？
首先要说的，是地球金融风暴之祸，单在金融那方面对中国为害不大，此乃一幸也。中国有钱，花得起四万亿而还可考虑减税，此乃二幸也。幸中之最幸者──我不反对的主要原因──是这次计划的大手推出，可不是走什么凯恩斯学派的路，而是把早就定下来要做的公共项目──主要是铁路与公路的兴建──早就算过而又有了工程设计的──提早及加速动工。早晚也要做，在目前的不利形势下提早及加速是正着。
看来又是炎黄子孙的发明，没有拜老外为师。奇怪，三十年来，凡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经济政策大都走对了路，凡是从西方进口的皆害人无数！是的，这些日子凡是见到北京的经济政策没有洋水成分，就安心一点。好了，赞完了，转谈一些复杂的问题吧。分点说较为清楚。
（一）中国二○○七的总国民收入是二十四万六千多亿，四万亿是百分之十六。分两年，每年的政府额外投资是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八。不明白为什么电视说会帮助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增加百分之一点五（另一说一点八）。应该高一点吧。这类投资的增加对国民收入的增加的决定，要看花的资金从何而来（中央出钱与发行债券会有不同的效果，这些分担目前尚未明确），要看失业的实际情况（工人回乡潮急升，不易估计），要看抽税是加还是减，要看物价的变动（通胀或通缩的速度），等等。这些之后还有一个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而时间上也有问号。
纵观现有的资料与目今的经济情况，我认为这庞大投资只促长国民收入增长率一点八是低估了。这也是说，如果今后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保八，那么没有四万亿这一着增长率有可能是负值，应验了老人家的不吉之言（见拙作《保零也艰难》）。不管怎样说，北京要尽可能分清楚额外四万亿的效应与没有这效应的经济状况，因为此「额外」也，是过渡性的，不能无止境的玩下去。继续下去会走上凯恩斯学派之路，惨过败家！目前，我不担心北京会那么蠢。有三点。一、中国的政府已经够大了。二、国营企业的不堪回首，北京不会那么快就忘记。三、提早及加速算好了要做的项目，让劳苦大众落手落脚养自己，远比福利政策高明（美国三十年代时派面包，福利也）。
（二）在十项措施中，我唯一清楚地反对的是廉租房。这也是进口货，不吉不利也。是从香港进口的思维吧。五十多年前香港为了应付难民涌至而大手建造廉租房，三十年后财政司彭励治悔不当初，找我谋求脱身之计。我建议把廉租房以廉价全部卖出，给住客优先购买权。彭老认为是妙着，但利益团体激烈反对，脱身无从也。廉租房问题多：分配谁可入住引起贪污；审查居民的收入转变吃力不讨好；维修保养麻烦兼头痛；加租必吵起来；治安不善，贩毒流行……我自己认为最不妥的，是把穷人集中在一起，对儿童的心理与成长有不良影响──虽然我教过几位出自廉租房的学生很不错。
（三）这次推出的四万亿额外加速，广东省格外夸张，显示着中央上头知道广东是工业重灾区。然而，广东的一些主事者却全力维护新劳动法，说新开的工厂比倒闭的多不少，又说倒闭的应该倒闭云云。这些话老人家听得天旋地转也。
（四）国内通缩之势已成，不利。这方面，北京出手四万亿，对通缩的治疗大吉大利。国际形势极为不妥，中国宁要通胀，切忌通缩。加速算好了要做的公共项目，防止通缩比央行以货币政策处理高明。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货币制度有不少问题，而就是先进如美国，以货币政策调控物价出现问题无数。不是说以政府花钱或抽税是调控物价的上选方法，而是这次刚好有项目可以提早及加速的方便，只这一次，用之有减除通缩的能耐，用了再算吧。见通胀回升太急就减慢四万亿工程的速度吧。
（五）四万亿对股市是有帮助的，因为不少工程要用上市公司从事。对房地产只有小助，因为出手四万亿只是过渡性，不会引起楼房购买潮。
（六）论到上述措施的成本，有利有不利。利者，是原料之价目前正在急跌，而工厂倒闭那么多，雇用劳工容易。不利者，是凡赶工或提早，成本一定增加。这是五十多年前老师艾智仁指出的产出成本定律。我无从估计前者的成本下降与后者的成本上升哪边会胜出，但在这个时刻推出四万亿是难得一遇的合时决策。
（七）国内有一个定律，是凡有政府工程，必有贪污（这定律可不是神州独有）。在管理与设计工程那方面，赶工肯定会增加问题。这些是中央上头的职责，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我只是多口说两句。
（八）最头痛的问题——我要留到好意头的「八」才提出（一笑）——是政府的大手加速项目肯定会扼杀了无数的半生不死的私营（即民营）工厂的生存机会！对工业而言，新劳动法是「一剑霜寒四十州」，四万亿的政府工程是补加一剑︰私营工业的成本增加无可避免。一般而言，如果政府能成功地挽救经济，新劳动法会顽固起来，挥之不去。但四万亿这一着多半会协助此新法的撤销。这是因为如果不撤销，在四万亿的推行下，工厂的倒闭潮会一浪接一浪地出现。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工业的发展是他们的米饭班主。
（九）中国今天有钱，花四万亿等于两年内完成十四个北京奥运项目。刚好有足够应做的项目可以提早及加速，是中国之幸。北京的朋友要饮水思源。他们今天有钱可花，在国际上吐气扬眉，主要是劳苦大众的血汗拼搏回来的结果︰血汗拼搏引进了外资，也把无数产品与高楼大厦制造及建立出来了。可歌可泣的故事说之不尽。这些令老人家肃然起敬的劳苦大众，因为人民币处理失当与新劳动法的左右，失业的失业，回乡的回乡，而整体来说他们的人均收入是明显地下降了。
少小时下象棋，喜欢走烈手炮。审时度势，北京选走烈手炮无可厚非。出手四万亿彷佛几着之后河头车二平六，守住六路。看似进可攻，退可守，其实是搏杀格！可不是吗？四子归边，有需要时中炮既可进四，也可平六，左马跳单蹄，随时兵九进一。这样的棋风大有可观，但着着皆险，北京的朋友要小心了。
平准基金能起到效果吗？有机构说能。如国泰君安说，只要成立3000亿的平准基金，就可能见效。希望如此，不过果真相信这种话，你就会成为搏傻游戏里最后的接棒者。
我们需要多大规模的平准基金？按照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经验，最高占当时股市总市值8.9%和前一年总成交额9.0%即可，而我国流通市值只有总市值的三分之一，目前成交额不到一年前的六分之一，预测3000亿左右即可，约占股市总市值和前一年总成交额的2.2%和1.58%.
正是这三分之一与六分之一透露了玄机。我国流通市值三分之一，只能说需要托底的还有低成本的三分之二，这些股份不流通并不说明威胁不存在，躲在幕后的威胁也是威胁。而六分之一，说明要恢复到原先的点位，平准基金必须补上六分之五的成交量。
平准基金还是先替下跌中石油和海通证券买单吧，其实质是替制度缺陷买单，如果不能担纲买单的冤大头，平准基金注定劳而无功。
平准基金要解决中石油H股估价过低与A股价差太大的的难题，否则A股不会有起色。11月5日，中石油上市一周年，损失市值5.4万亿元，下跌80%以上，套住所有投资者，拖累上证综指20几个百分点。中石油H股发行价1.27港元，A股发行价16.7元人民币，是H股的13倍，这还是承诺"低价"发行的结果。目前H股较A股折价50%，中石油的H股目前市价较A股折价50%，为了稳定股价，中石油接连采取回购战术，香港联交所的数据显示，10月24日至10月28日，中国石油在二级市场上一连回购了3800万股，耗资约8000万港元。截至10月28日，中国石油香港公司已回购约2.721亿股，约占已发行股本的5.617%，耗资至少达6亿港元。即便如此，也没能够稳定H股股价，A股价格当然不会有起色。而中国石油集团曾经在今年9月宣布将增持旗下子公司中国石油6000万股，当然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外围硝烟并未散去，A股的主心骨没有稳住。
平准基金是不是要继续花6亿港币到香港市场去替中石油托市，效果如何笔者暂且存疑，这笔钱首先充当了H股股东的解放军。
再说最近连累券商股一片惨淡的海通证券，这家券商有融资融券概念，有创新招牌，曾经与中信证券等一起成为券商股的上涨风向标，如今却成为看跌风向标。
海通证券的急跌再次印证了大小非能够谋杀股价这一事实。公开资料显示，海通证券最新流通股数为23385.92万股，而在11月和12月，海通证券将在年内增加35.18亿股，比现在的流通股数量增加15倍多。从本月21日起，海通证券流通股数量就将增加5.5倍。海通证券大跌之前，机构已经疯狂出货，50%左右改由散户持有，这在中国股市，就相当于判了某支股票的极刑。
11月6日海通证券12.86元的股价，相对于12月29日解禁的股改限售股份1元左右的成本，还存在巨大的赢利空间。导致的结果是每次反弹都成为投资者逃命机会，难道平准基金此时入市持有海通证券，填平巨大落差，稳定券商股？这难道不是充当了解救大小非的雷锋，以纳税人之钱慷大家之慨？再说，解救了海通证券大小非，那1.5万亿元人民币的大小非又该怎么办呢？考虑到大小非与大小限增量，考虑到扭转H股市场的国有股，中国的平准基金需要的不止是3000亿，起码要30000万，才能略有效果。
又有人举出大宗交易本月急速下降的例子，来证明大小非不可怕，这就像监管部门引证中登公司的数据证明大小非具有政治觉悟一样可笑，投资市场讲的是风险与赢利，而大小非的风险是既定的常量，不因为一时的多减、少减而有什么区别。
笔者从来赞成救市，政策市当然需要政策来救，但笔者同样反对慷纳税人之慨，将平准基金喂入原本就是既得利益阶层的狼嘴。要从大小非、大小限、全流通、上市流通比例、新股发行溢价等源头上来解决问题，才是正道。
一：利用处理垃圾信息，打压言论自由。在西方民主国家，这一点有法可依，可以最大限度地在处理垃圾信息和维护言论自由上找到一种平衡。而在言论不自由的中国，以处理信息垃圾的名义，自我阉割乃至主动迎合，成了一些互联网企业的生存之道。百度作为一个搜索引擎，在这方面不少劣迹，不劳遍举。谷狗在中国当然有屈服，但其涉及到敏感信能搜索到的程度，却显然比百度高很多倍。这说明百度的自我阉割，以屈从官方之意，才是他从中利用此点站领市场的因由之一。
二：打破信息特权，应该公平地使更多的搜索引擎良性竞争。我认为垃圾信息的出现，固然造成了民众搜索的成本，但视什么样的信息为垃圾信息，却应该是每个人自行的判断和选择，而不应该由一家公司或者所谓权威机构来替民众过滤。至少我是愿意增加时间搜索成本，能搜索到自己能看到的东西，而不是相反。事实上，你想看的东西，被他们以信息垃圾的名义处理后，你得翻墙到外网去了解，其时间成本也不比有众多垃圾信息的环境中了解起来更快。官方几十年来控制民众的思想，所利用的就是替民众屏蔽在他们看来是垃圾信息的东西，但他们看垃圾信息和独享真实的热情，比谁都高。看小众电影、看大参考、看黑皮书黄皮书灰皮书，以及看大字排的书籍，都是一种对信息占有的特权。
三：百度的市场份额有商业竞争排名的原因，也有在打压言论自由符合官方之意，带来的所谓的对公众利益有极大伤害的"安全营运"下，所赚的昧心钱。事实上，百度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公开向官方告知谷狗有"不良信息"，从而让官方对谷歌进行打压（谷歌自然也有它的问题，这是论题，改天谈），这既是一种不正当竞争，更是对民众了解真相的伤害。在此点上百度和官方形成一种对不同言论的屏蔽和打压，从而使得竞争者在提供诸多民众想了解的真相信息上，没有更多更好的特殊竞争力，让他这位政权的特别迎合者占了大便宜。换言之，百度所采取的乌龟向官方告发兔子跑得太快的办法，来迎合官方，整治同业，伤害广大在中国特别需要知道真相的民众。
四：百度不是公器，却用公器的面目大赚黑心钱。百度利用政治上对言论自由打压的迎合建立起来的"安全环境"，再加上商业上昧心的竞价排名方式，将一些赤裸裸的虚假广告混诸种真实的信息，渔目混珠，欺骗消费者，博得消费者的信任，从而与黑心企业联合起来大赚昧心钱。这就像一些报纸的软文混入正版新闻（虽然这新闻也有问题，值得另题讨论）中，充当新闻一样，使得广告有了一定意义不用证明的公正性可靠性。百度是普遍地利用软文来充当新闻的典型代表。既是软文充新闻，那么百度广告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有赏新闻。有赏新闻对新闻的公正性、真实性之害之巨，可谓有目共睹。而百度在这一点上的杰出代表说，就是它著名的就是一些大型企业屏蔽于它们不利的负面新闻这样的销售模式。三鹿奶粉产生的大量结石婴儿，百度在其间是不可抵赖的合谋。
五：成了不良企业的合谋者和保护伞。竞价排名的模式，就是谁给钱多，谁就排名靠前，谁的负面新闻就会少乃至无。这种模式就是把自己的利益赤裸裸地建立在损害消费者利益基础之上，替企业挡驾，替企业屏蔽不利于他们而有利于消费者的信息，其实就是不良企业的合谋者和保护伞。如果用犯罪关系来比拟，百度成了许多不良企业这种主犯的从犯，犯罪频率之高，令人瞠目。
六：私企且是私器，不是百度免责的理由。说百度是一家私企没有错，说百度是私器，不完全对。私企追逐利润最大化是它不竭的原动力，这也没有错，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边界在哪里？在不违法。但由于百度靠提供信息谋取它的利益，又使这私企有相当的特殊性。因为以提供海量的信息为赚钱的模式，就会包括垃圾信息、商业广告、新闻信息、诸多批评信息等，你如何分类，如何依法处理，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对言论自由的传播权利，恐怕百度不能免除此种追究。此种限制即令在完全公开竞争的情形下，也要考虑其作为赢利之中的公信力。世界上许多的新闻机构，都是赢利公司和组织，但我们不能说，你为了赢利，你是私企且是私器，你就应该免责。新闻报纸不是天然的公器，它是在同等竞争和法律保护范围内，在消费者用脚投票的情形下，被逼成为公器的。
七：我们要逼百度成为公器，否则就让它倒掉。有人会说，你凭什么权利对人家一个私企且是私器的东西，指手划脚？当然它有不成为公器的权利，不成为公器，就用脚投票，就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状告三鹿奶粉，你还要状告那些虚假广告的刊登者，以及屏蔽三鹿奶粉负面新闻的百度。各种虚假广告的受害者，应该联合起来状告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这样有利于百度成为一个相对真实的"公器"。成为公器并不难，一是将信息分类，绝不渔目混珠，即新闻、软文、广告等区别开来，让民众一看就明了，如同看报纸和电视一样。但软文和广告也要符合广告的真实性原则，此点没有条件可讲。竞价排名位置的价格，其价格应该公布，就像各传媒的广告价格单一样，这不仅是知情权，而且是税收和各方面经济信息监督的凭证。
八：李彦宏和牛根生的同质表演。当一个企业靠打民族牌来忽悠消费者的时候，那个企业从根子里面烂到为自己推脱责任了，所以李彦宏不像牛根生那样打民族牌。李彦宏毕竟是海龟，不同于牛根生这样的本土人士，但他们在忽悠消费者利益这一点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但海龟并没有天然的伦理底线和免责权，网上所传的李宏彦致百度使用者的公开信，可以说是个推脱责任的典型范本，没有看出他任何要解决此种诚信危机的诚实度来。有人说中央台不是好东西，央视当然不是好东西，我希望这些不是好东西的东西在法律范围内互相竞争，互相扒粪揭短，这就是信息多元化中消费者真正福音的来临。同时，这个政府也必须放开言论自由，不违背宪法和法律，使得互联网包括搜索引擎的竞争，乃至整个社会的竞争，都处于一种良性竞争当中，民众才能真正获益而非受害。
百度和现今中国不少不良企业一样，都是缺乏商业底线伦理和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它们巴不得将马恩的话改头换面：全世界的恶政府、坏企业联合起来，让愚民们永世不得翻身！
2008年11月19日8：55分于成都
希腊科学文明非常发达，希腊涌现了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阿基米德等大师。但先进的希腊却被落后的罗马所灭。罗马破坏性地继承希腊文明，在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城市规划与建筑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商业的发达，带来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城市文明。出现了最初的人本主义精神，"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非常普及，并且建立了共和政制。然后由于生育率低下，人口减少，被日耳曼蛮族灭亡灭亡，使得欧洲进入长达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经济大倒退、文化跌入低谷、人们的精神陷于愚昧和迷信之中。科学文明直到一千多年之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牛顿在物理、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才能才超过希腊的阿基米德。
一些考古学证据甚至怀疑存在史前文明，这些数十万、数百万年前的文明高度发达，但是却没有延续下来。这些表明文明并不总是向前发展的，有时候会突然倒退，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都难以恢复昔日的辉煌（比如近2千年后的牛顿时期才超越希腊的科学文明；中国至今没有恢复春秋时期的思想繁荣）。英国《新科学家》杂志2006年10月12日刊登文章，认为如果人类从地球上消失20万年后，将再也找不到人类曾在地球上生活过的痕迹，地球将会变回到史前蛮荒世界。另外一群原始人类（假如数量足够，并且也有足够的运气的话）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现在的文明程度。
几乎与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的同期，中国西晋朝也遭受五胡乱华。从永嘉五年（311年）开始，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趁机起兵作乱，开始了对汉人社会的大肆杀戮和抢劫，整个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互相混战的动荡时期。部分汉族于公元317年在江南建立东晋。但是南方也刚经历蛮族张昌之乱、杜弢之乱，人口也减少。东晋的版图狭小，湖南、湖北等很多地方还未开发，人烟稀少，其疆域只比三国时期的吴国稍微大一点，吴国人口只有两百多万。《通典》载464年南朝户口数是：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那么东晋建立的时候人口可能只有三百万左右。
留在北方的汉族也只有几百万。北方各族竞相残杀，人口减少（有些民族还几近灭绝），最后鲜卑族成为最大的赢家。鲜卑族地位高，从事军事，藐视农耕，结果在内讧中，人口减少；汉族地位低，从事农耕，有着顽强的生育文化，人口不断增加，重新获得人口优势，鲜卑皇帝北魏孝文帝不得不实行汉化政策。为了补充兵源上的不足，北方鲜卑政权不得不开始大量起用汉军，甚至把公主嫁给这些汉族地主势力以拉拢他们，这就为杨坚灭胡和隋唐的建立创造外部条件。加上南朝汉族政权的的主体汉族人口，隋唐的时候，汉族占有绝对多数，从而避免了"黑暗的中世纪"出现在中国。
中国人口众多，主要是生出来的，而不是同化来的。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表明：汉文化的扩散源于人口扩张而不是民族融合。这篇题为《遗传学证据支持汉文化的人口扩张模式》的论文在2004年9月16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
唐朝时期吐蕃（西藏）人口众多，非常强盛，当时苯教使得藏人勇而好斗，是唐朝的最大的威胁，唐朝只好采纳和亲政策。自七世纪后期起，西藏军队开始进攻中国唐朝的边疆地区。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实力下降，人口降低到1700万；西藏人口有800万，西藏军队曾经于公元763年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唐德宗采纳"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战略，使吐蕃四面受敌，吐蕃才无力大举攻唐。但是西藏后面喇嘛教兴起，大量人口出家为僧，人口减少，对中原政权不再构成威胁。2000年全国人口12.6亿，藏族人口541万。
萨满教不但使得蒙古剽悍，也使得人口增加较快，在元代鼎盛时期，蒙古族人口占中国人口比例曾接近1/10.但满清入关之后，为了保证北方退路的安全，对蒙古民族明拉拢实打压防范了两百年。重要手段就是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柔服蒙古的工具，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通过影响生育文化以减少蒙古民族的人口（乾隆帝认为："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通过物质刺激鼓励人们当喇嘛，喇嘛地位高，清政府在其《理藩院则例》中规定"喇嘛辖众者，令其治事如札萨克"，使掌权的喇嘛有了与旗长同等待遇和权力，上层喇嘛享有与蒙古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人们愿意当喇嘛（类似于现在的"少生奖"、"丁克奖"、"关爱女孩"）。为了尽快推广喇嘛教，不仅给喇嘛优厚待遇，而且清帝亲自从国库中拨出国帑修建寺庙。"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家有二子者以一子当喇嘛，有三子者以二子当喇嘛"，喇嘛人口甚至占到了总人口数的1/3.经顺治至乾隆一个半世纪（数千年一遇的全球人口快速增加时期）的优礼，藏传佛教的地位日崇，影响很大，其势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额鲁特整个蒙古地区，拥有寺庙千余座，僧侣数十万人。喇嘛教的盛行，使得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而不事社会生产和人类生产，严重限制了人口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其他民族人口快速增加几十倍的同时，蒙古族人口却不断减少。如鄂尔多斯地区，清初人口有40万，到清末下降到仅有8万左右。满清政府对蒙古族的"计划生育"使得现在蒙古族人口只占中国的1/220.
法国长期是欧洲政治格局的主导者，17世纪中期法国人口两千多万，中国清朝初年也只有两千多万（考虑隐匿人口，最多四五千万），但是由于法国后面采纳马尔萨斯理论控制人口，现在法国人口只有0.6亿，而中国却有13亿。随着人口比例的降低，法国也逐渐丧失了其在欧洲的传统霸主地位。而16世纪人口不到法国1/4的英国（人口400万），现在后裔人口（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地英裔人口）却超过2亿，主导世界政治格局超过两个世纪，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主导世界格局。500年前英语还只是欧洲一个落后地区400万人口的方言，现在成为世界语言。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感叹说，人口就是命运。
自唐朝以来，中国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位。19世纪初全球人口达到10亿时，中国人口有4亿，占全球40%左右。但是近代中国人口增长缓慢，占全球比例不断下降，20世纪初降低为25%，1950年降低到21.9%.解放后中国人口增长与世界保持同步，1980年中国人口仍占全球的22.4%.但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再度下降，2005年下降到19.3%，并且下降达到势头很难遏止。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也很难维持在15%.以人为本，是历史的共识，没有足够的人丁，何来兴旺？随着人口占全球比例的减少，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也将下降。如果拿中国与印度作对比，则中国人口的相对量减少得更快。1901年印度人口2.38亿，中国人口4.26亿；2005年印度人口是1901年的4.6倍（11亿），而中国人口只是1901年的2.95倍。现在中国每年出生女孩只有600万，印度却有1200万，意味着今后印度在人口再生产能力上是中国的两倍。考虑到中华生育文化破坏严重，而印度生育文化却相对保存的比较好，那么今后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可能不到印度的1/3.虽然中国目前比印度要富强，但是几十年之后中国将是有4亿老人的极端老化、人口不断萎缩的国家，而印度却朝气蓬勃，实力将远超中国。
人口政策是千年战略，政治制度是百年战略，经济政策是五年战略。人口政策失误后果不堪设想。不能贪图五年战略的政绩而误了千年大事。比如现在抬高房地产，发展一些超前的高消费，虽然能够刺激经济，有利于"五年战略"；但是却让老百姓养不起孩子，误了"千年战略"。"五年战略"的功臣，可能是"千年战略"的罪人。韩国、台湾、香港的低生育率很大程度是因为房地产等的畸形发展使得民生压力增大。中国于1990年开始生育率从2.2左右直线下降，降低到2000年的1.22，现在连生育意愿也只有1.73了，这很多程度是因为1990年代以来在分配制度、住房制度不断畸化以及教育、医疗等的产业化，使得老百姓的养育能力不断降低。
评价一个领导人历史政绩不同时代有不同标准。长期以来土地资源是最宝贵资源，开疆拓土的圣君、名将名垂青史；近代政治制度成为发展的瓶颈，制度改革者让世人敬仰。但今后最主要资源是人力资源本身，最大的问题是人口本身难以持续发展，要是能在人口问题上拨乱反正，将是功近而德远。
政绩标准要用面向未来的新标准，不要着眼于过去的老标准（东施效颦）。比如台湾、韩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依照几十年前的老标准算是成功的，但是这套制度却使得生育率降低到1.1，社会难以持续发展下去。
从政治角度看，相对来说拉夫桑贾尼算是伊朗比较开明的领导人，但是伊朗的生育率下降（现在只有1.7左右，预计还将继续下降）就是因为拉夫桑贾尼的"两个孩子就够了"的人口政策。一些伊朗有识之士认为拉夫桑贾尼总统的人口政策毁了伊朗的前途。当年铁托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开明派领导人，但是他的民族政策导致后面南斯拉夫的分裂。
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出现失误还有弥补的机会，人口问题的失误几代人也承受不了，中国有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现在学者和媒体似乎只关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忽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将危害几代中国人。
人口问题是一面镜子，最能反映出战略眼光！
作者简介：仓廪实（富）而知礼节（贤）。网名水寒、中山水寒。湖南洪江市人。1988-1999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获临床医学学士、药理学硕士、药理学博士学位。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2002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Scientist.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根本否定中国的计划生育，率先在海內外中文网络媒体掀起了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思潮，是民间计划生育政策讨论中影响最大者。文章整理成《大国空巢》一书，42万字， 可通过北京的银行邮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