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30日 星期三

周口店人:我们正在努力让世界讨厌我们

  恐怕历史上没有哪一届奥运火炬传递活动有今年的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动作这么大了,每到一个国家都要引起上万人的聚集,都会出现一定范围的"红色海洋",甚至引起了一些骚动,也引起了所在国人民的不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所有民主自由的发达国家面前的形象并不很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是很多臭名昭著的专制国家和政府的联盟,包括柬埔寨的布尔波特政权,阿尔巴尼亚的乔塞斯库政权,前苏联斯大林政权,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以及今天的北韩专制政权,这些政权的共同特征就是反民主,反自由,镇压人民,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动派(逆历史潮流而动);中国国民近年来出游海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给当地国民所留下的印象也并不太好,随地吐痰不讲卫生(有些宾馆的卫生间甚至用中文写着"不要蹲在马桶上"),不守秩序,大声喧哗,这些都时有报道。

  中国人,从政府到民众,必须在世界面前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让世界感觉中国是一个正在向民主和自由方向发展的国家,中国人也正在用世界现代文明的道德规范要求自己。在世界面前证明中国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国家,中国人也不是一个让人不舒服的群体。

  这些本应该利用举办北京奥运的契机来努力做到的,通过举办奥运,政府完全可以"因势利导"改变政府形象,从包括改善人权废弃反动愚民的网络金盾工程以及一系列的社会进步工作做起,让人民有自由获取各种信息、听取不同意见和声音的自由,让人民有自由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同时也引导民众讲文明守秩序,从爱家人做到爱他人,从爱自家的清洁卫生做到爱公共清洁卫生,从尊重自己说话的权利做到尊重他人说话的权利,从尊重本民族的文化开始做到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等等,我们本应有太多的值得做的工作要做。

  然而,我们却轻易地丧失了这个极好的机会,我们不仅没有利用好这次机会,相反我们却在节骨眼上,在世界面前又一次暴露了我们的野蛮和对民主社会游戏规则的无知。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厌中国,让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了北京奥运的不可爱。我们应该深刻地反思一下我们的所作所为了。如果一意孤行,对你,对我,对我们大家,对所有中国人没有好处。

  3.14西藏事件的处理,西藏政府领导人张庆黎应该撤职查办,他根本没有能力处理好藏民和汉民之间的民族关系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它所采用的一套管理模式基本上是文革思路(看看他所说的那套文革语言就让人不寒而栗),在3.14之前他动用武力镇压藏民对政府的不同意见是造成3.14事件的主要起因之一。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能留着他在领导岗位上贻害国家。应该让一个有能力处理好民族关系,让西藏人民安居乐业,心情舒畅的领导人来管理西藏才是。

  西藏事件我们在国内没有处理好,在国外引起了一些反应,民间两种意见都有,这在民主社会本属正常,作为一个民主政府,应该倾听种种不同的声音,在这些不同的声音中检讨自己的不足,改进工作,提高政府效率和形象,这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然而我们所作所为恰恰是背道而驰!我们的政府一面倒地支持甚至怂恿所谓的"爱国派",最重要的证据便是国内由政府控制的舆论千篇一律地站在"爱国派"的立场上,制造出一个所谓的"藏独"的稻草人,绝大多数人明明是希望中国政府给与西藏以自由,并没有要求西藏独立(只有极少数人,而且并没有什么市场),而我们的宣传机器却故意放大所谓的"藏独",以此激励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对相对理智或清醒的声音加以打击,由政府控制的人民网上对青岛留美的学生王千源的侮辱已经肆无忌惮,更有人还以违法的手段侮辱了王千源的家人,给王千源的家人造成了伤害,所有持不同声音的人包括王千源都被骂成了"汉奸",有人声称要杀了王同学,所有这些都让我看到了法西斯的影子。要知道法西斯主义就是在所谓爱国主义的破旗下发酵形成的,难道我们要展示给世界的真的是中国法西斯吗?

  我们不仅没有能够利用好这次改变形象的机会,相反我们又一次侮辱了我们自己。4月27日星期天,奥运火炬传到韩国首都首尔,我们的政府和国民又一次上演了丑剧。大批留学生集聚首尔,有人动手打伤了持不同政见的韩国人(请注意,持不同政见是他自己的权利,任何人无权干涉他的政治见解,这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常识,或许哪一天你也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你对他的尊重也可能是对你自己的尊重),造成了很恶劣的国际影响,现场有很多照片显示了留学生的施暴场面,现在世界各国都知道"中国人"的"暴行"了。

  据调查显示,中国的形象通过这次奥运火炬传递的活动,在各国民众的心目中大幅下降,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同时普遍下降。我们正在为CNN臭嘴卡弗蒂所说的辱华言论作脚注!据媒体调查,这次首尔的留学生集聚活动背后是中国驻韩大使馆、领事馆的操纵,中国当局应当立即召回驻韩大使和各领事馆领事,重新委任,消除4.27首尔事件的恶劣影响,以一个大国的风范向受伤的韩国民众道歉,获取国际社会的谅解。请不要一错再错,请不要彻底葬送中国的形象,不要一意孤行,弄到最后所有中国人在世界所有民主自由国家成为"不受欢迎的人"。那样岂不太可悲了?

  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bjz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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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朝大海:抵制是一场负和游戏

  最近CNN的评论员Jack Cafferty由于那段惊世骇俗的讲话成为了在千夫所指的对象,下面是他的原话:

  Well, I don't know if China is any different, but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certainly different. We're in hawk to the Chinese up to our eyeballs because of the war in Iraq, for one thing. They're holding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our paper. We also are running hundred of b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trade deficits with them, as we continue to import their junk with the lead paint on them and the poisoned pet food and export, you know, jobs to places where you can pay workers a dollar a month to turn out the stuff that we're buying from Wal-Mart. So I think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has certainly changed. I think they're basically the same bunch of goons and thugs they've been for the last 50 years.

  说实话,我也很鄙视这个家伙,但并不是因为他说中国人是"坏蛋和暴徒",而是再上面一句:"他们拥有几千亿美元的美元储备,并对我们保持上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因为我们不断地进口他们含铅油漆的垃圾和有毒的儿童食品,同时把工作机会让给中国人,那里你只要给工人们哪怕一美元的月薪,他们就愿意生产那些我们每天从沃尔码买来的东西。"

  正是这段话,让我比他辱骂我们中国人是"坏蛋和暴徒"更感到恶心,一个以贸易自由著称的美国的著名学者竟然对一个刚刚"入市"7年的国家的国民说出这么白痴的话,实在让我瞠目结舌。

  遗憾的是,如今在我们国家发生的轰轰烈烈的抵/制运动在我看来和卡弗蒂的言论同样愚蠢,因为,卡弗蒂和爱国愤青们都没有认识到:商品贸易是正和游戏,而诋毁或者抵/制别国的进口商品——是一场负和游戏。

  什么是"正和游戏"(positive sum game)?按照博弈论的解释就是:赢家所得要比输家所得要多,或者没有输家,结果为"双赢"或者"多赢";而"负和游戏"(negative sum game)则是博弈双方损失惨重,结果获胜一方虽然赢了,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谓没有赢家。

  在我看来,国际贸易是一场完美的"正和游戏"。学过《国际经济学》的人应该都知道"李嘉图模型"和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两个模型清楚的表面,只要存在比较优势或者要素禀赋差异,两个国家通过贸易就可以实现双赢,结果是两国的福利都增加了。而如果没有贸易,两国各自生产全部的商品,肯定会造成效率的损失和资源的浪费。

  试问卡弗蒂,如果没有中国的廉价产品,你们美国人可能从沃尔玛买到几美元的衣服、几十美元的彩电吗?如果没有中国帮你们揣着几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债券,次债危机你们扛的住吗?如果不是中国商品帮助美国实现了产业升级,你们美国现在还不到处是冒着黑烟的工厂,并不是中国工人抢了你们的工作机会,而是中国工人牺牲了自己给你们提供了更轻松、更健康的工作机会。所以,就凭这段话,我要鄙视你,强烈的鄙视你。

  说到这里,让我想到我最近在看的一本书《激荡三十年》,讲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变革历史,你们相信吗,在三十年前,贸易(或者通俗的说就是做买卖)是犯法的,罪名是"投机倒把",当时愚昧的政府认为这是一种不劳而获的行为,如果一个农民骑着自行车从这个村到另外一个村,而后座的筐里装了3只以上的鸡鸭,如被发现的话,就算是投机倒把,要被抓去批斗,甚至坐牢。甚至还有人因为"投机倒把"被枪毙!至于国际贸易,就更不要说了,估计那时候根本没有国家愿意卖东西给我们,就算有,我们也不一定买得起。

  所以,我深深感觉到贸易自由之可贵。这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这7年来中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实惠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通过出卖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大量资金,缩短了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去年国际贸易占GDP的份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60%,毫不夸张的说,是国际贸易这场 "正和游戏"把中国带入到经济大国的行列。

  可是如今,由于受到西方一小撮反华言论的刺激,我看到越来愈多的人加入到爱国愤青的行列,"经济民族主义"开始浮出水面,美元阴谋论、股市阴谋论、货币战争分明让我看到了和卡弗蒂同样的愚蠢,特别是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宏良(工作单位都有民族两字)不停鼓吹"西方阴谋论",视外资为洪水猛兽,拼命给自己的同行扣"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满口几十年前阶级斗争的词汇。在我看来,这种人实为"爱国贼"也!让这种人当大学教授,简直是误人子弟。

  爱国愤青们,问问你们的父辈就会知道,当看到商店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同时我们还能有这么多商品出口到外国,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如果我们因为法国人几句蠢话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不买他们的商品,也不和他们做生意,通过抵/制来惩罚对手,受害更深的肯定是我们自己。或许我们应该反过来学习美国人这样做:找法国人再多买100架空客飞机,然后给他们一堆反正也花不掉的美国票子。至于抵/制,这种"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负和游戏还是不要玩了……

  人渣说的对:我们要做敢于向全世界敞开胸怀的唐朝,而不是那个闭关锁国,实行海禁的明朝。

  作者电子邮件:hxzhoustar(a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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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忠:爱你的国家,先爱你的同胞

  过去几天,人们在是否应该抵制家乐福或法国货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有些人甚至因为意见不同而互相指责和辱骂。现在人们似乎已渐趋冷静,也许可以开始一种较为平静的讨论了。

  此次的争执折射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对某一重大议题存在不同看法,人们应该如何相互对待。人们到底是应该细致论证自己观点的合理性,并努力说服对方,还是应该动辄指责他人"愤青"、"卖国",以便为自己的观点增添"正当性"呢?

  中国有许多研究对外政策的专家,有些人甚至将其作为终身从事的工作。他们如此努力的目的之一,便是为制定合适的对外政策提出建议。这一事实本身就充分表明,对外政策的制定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到底何种政策是正确的,其答案并非一目了然或不言自明。对于外交政策、国内政策或各种社会问题,这一道理都同样适用。

  因此,人们很难排除出现以下情况:那些具有同样热烈的爱国情怀的人,在外交政策或国内政策的制定方面,存在截然不同的主张。此时,人们本可以通过沟通与讨论,比较和辨别各种观点的优劣,并最终弥合意见上的分歧。

  在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适当的公共决策程序,在不同的政策建议中进行选择。那些持少数意见的人仍可以继续坚持己见,并始终有机会利用事实的检验或通过对他人的说服,使自己的观点在今后成为多数意见。这样一来,在各种不同意见得以表达的同时,整个社会仍能保持沟通、友爱、团结与和谐。

  但是,在此次的抵制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上,很多人对持不同意见者,特别是持少数意见者,总是极尽辱骂和人身攻击之能事。这种做法的危害性极为严重,因为它既可能在不同的意见阵营之间制造难以弥合的分裂,也可能使一些错误的观点(如果它们碰巧是多数意见的话)长期得不到纠正。

  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在对外政策方面持相同意见的人,可能会在其他问题上——比如医疗改革——持有不同意见,并可能因此也发生分裂。同样,那些在对外政策和医疗改革方面意见相同的人,又可能在税收政策上存在分歧并因此相互攻击。依此类推,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保持一种容忍异见的氛围,人与人之间的攻击和分裂将无所不在,整个社会也必将日益"碎片化"。

  那些习惯对持不同观点的同胞进行人身攻击的人(即使他们的确真诚地热爱自己的国家),对国家的危害甚至比那些真正实施叛国投敌行为的人还要大。因为后者的危害往往是局部性的,并可以通过法律惩戒予以吓阻。而对于前者,尽管其最终后果是使整个国家变得冷漠、偏执、分裂和软弱,人们却往往无计可施。

  值得强调的是,在评价"容忍他人的不同意见"这一规则时,人们应特别注意其总体性的作用与价值,而不仅仅是该规则应用于一些具体情况时所引发的后果。这一规则的具体贯彻往往会显得对社会"弊大于利"。比如,那些反对抵制家乐福的意见表达,都是以"伤害许多人的感情"的方式,来实现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

  但是,在各种具体的个案中,如果总是为了顾及更多人的感受而否定个人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或使个人为这一自由付出过高的代价,其必然结果是,要么人们因持有不同意见而相互攻击甚或迫害,要么整个社会都屈从于某一特定观点而噤若寒蝉。这样的社会要么四分五裂、软弱无力,要么一潭死水、毫无生机。

  "容忍他人的不同意见"这一规则的总体性意义在于,它能够使所有的人对各种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知识的积累与更新;它能够便于人们不断追求真理,却无需因此而牺牲整个社会的团结与和谐。

  不同的中国人,在对外政策或其他重要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可能不是因为持一种意见的人,比持另一种意见的人更爱国,而仅仅是因为人们对实现国家利益的途径看法不一。那些真正的爱国者可能会承认,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胞进行辱骂和人身攻击,并不是促进国家利益的好办法。

  作者任教于华东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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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9日 星期二

十年砍柴:杜长平们这四年改正了什么?

  看到阜阳19名儿童感染肠道病毒死亡的报道,我立马想起四年前该市主管教育卫生的副市长杜长平女士一席话,"我不想去引咎辞职,我还想继续干下去,我想找到了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缺点是为了改正,是为了加强。"对着这起比四年前假奶粉还要惨的悲剧,我想问一句,杜长平和她的同事们,这四年改正了几何,加强了多少?在阜阳市政府网上,杜女士还赫然在副市长之列。

  2004年4月底被报道的那起假奶粉事件,引起多位儿童殒命,当地有关部门言之凿凿地站出来要吸取教训,也雷厉风行地秀了一把亡羊补牢。可仅仅四年,同一个地方发生剧情几乎重复的悲剧,而且政府在事情发生之初的"捂盖子"手法依旧,放出所谓的专家在该市媒体上辟谣。这类"辟谣"手法有什么作用?无非使事态更为严重罢了。

  联想到阜阳中院窝案发生后,行贿者依然端坐官位,不得不佩服这些特殊材料做成的官员,其心理承受力,钢铁不足喻其强,其彰显官威的脸皮,城墙不足喻其厚。

  面对阜阳这样的恶性事件,再用什么政治伦理、道德品质来评价当事官员,已经过于幼稚了。这些官员之所以在一场场舆论风暴中岿然不动,是所谓的舆论,所谓的民意,无法从根本上决定其官职的去留。稍微了解中国政治生态的人就应该明白,这些官员的选任、提拔和奖惩,是由一种号称"组织程序"的东西决定的,控制这个程序的,是某几个人甚至某一个人,他们和这些官员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共存关系,干草民何事?这种程序既不公开也不刚性,也就很难说得上公平公正。于是,恶性事件发生后,有关官员的处理,弹性就极大,和有司对舆论的态度有关系,也和当事官员在官场内的人脉及危机公关水平有关系,但最终取决于能控制那个程序的人。因此当事官员如何承担责任偶然性极大,在有些事件中,官员辞职或免职了,比如那位开车撞死人的当阳市女市长;在有些更恶劣的事件中,当事者却好官自为之。这没有一定之规,完全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当控制那个程序的人在乎舆论,舆论才有力量,如果人家修炼到油盐不进,根本不在乎舆论,那么舆论就一文不值。

  在明清时期,如果发生这种恶性事件,面对汹汹物议,当事官员早就辞职了,绝无继续干下去的勇气。明末那样政治腐败,一些高级别官员在言官指责其德才不堪为官时,没有证实之前都先辞职以示清白。王朝时期官员并不是民选,而是朝廷任命,为什么他们的抗压能力反不如今呢?一是多数由科考出身的官员,无论个人品德多么差劲,但必定受到文官集团共同职业伦理制约,这些伦理尽管有虚伪一面,但在公开层面无人敢挑战;二是他们对天道或者来世尚心存敬畏,比如今天北京大兴胡同是明清两代县衙所在地,至今墙壁上尚留一副对联:"阳世间伤天害理皆由己;阴司里古往今来放过谁。"以此来训诫过往的官吏。可这类特殊材料做成的官员,一旦无所畏惧,所谓的职业伦理天道来世都不足惧。那么,制度的设计更为重要。

  如果官员的选拔、监督和奖惩,没有一种符合现代文明规范的制度来调整,仍然由少数人或某个人控制组织程序,官员抗舆论压力的能力将会越来越强,更多的官员会形成对舆论的耐药性。只是急坏了路见不平却无计可施的公众,苦坏了其治下想苟全性命都困难的草民。

  来源: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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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警惕马英九

  惊闻马英九竟然选择台联党的赖幸媛(李登辉的嫡系)担任"陆委会主委",惊讶之后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两岸关系将走向何方?我们先看看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以来的种种表现:在报纸上登广告宣称"台独是国民党的选项";删除"国统纲领";推动"返联公投";大骂温家宝总理;宣称要抵制奥运会。如此种种,让本来对马英九抱有希望的人们心越来越凉。人们不禁要问:马英九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不由得想起了李登辉,这个在日据时代写血书要为日本鬼子卖命;日本投降后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共产党在台湾几乎被一网打尽后,又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竟然干到了国民党主席;当着国民党主席,却吃里扒外,帮着民进党上台。历史上也只有吴三桂才能与李登辉相媲美。诡异!真是诡异!!不仅仅是李登辉此人诡异,关键是培养李登辉的地方——台湾太诡异了!!!这个诡异的地方现今又培养出了一个"诡异大师"——马英九。

  马英九出身外省人,这是他的"原罪",为了"赎罪",他需要比本省人还"本土化"。就像斯大林,他是格鲁吉亚人,可他变本加厉地推行"大俄罗斯主义",毫不留情地迫害各少数民族,一个例子就是二战时他认为车臣人同情德国人,强迫迁移车臣人,当今车臣问题久拖不决与此有很大关系。

  陈水扁腐败无能,不过有时候我觉得阿扁像大陆的"卧底", 因为他的种种行为让台湾实力大大下降,人民怨声载道,与此同时大陆各种好处纷至沓来,阿扁也不管对台湾有利没利,一概拒绝,更是民怨沸腾。实际上,阿扁有利于祖国的早日统一。现在可好,马英九一当选,拼命地开支票,又是开放大陆来台观光,又是开放三通,又是大陆要撤对准台湾地导弹,又是什么外交休战,有谱的没谱的满天飞。有意思的是,大陆这边却并不回应。马英九及其幕僚也不想想,这些事是台湾一厢情愿就能解决的吗?

  大陆这边怀疑马英九想一面猛捞大陆的好处,一面拒绝统一,对马英九还在"听其言,观其行",看看马英九到底是什么货色。为了祖国的早日统一,还是那句话——"熊猫+导弹",可以给台湾人民更多的利益,但必须不断加强军事实力,如果真的把导弹都撤了,台湾就真的回不来了。

  也许当李登辉拿着马英九的手,说马英九是"新台湾人"时,我们就该意识到,第二个李登辉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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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中国经济为什么被俄罗斯迅速超越?

  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给俄罗斯的经济带来重创,然而,普京接掌政权后,俄罗斯的经济很快走出困境,朝着国富民富的目标大步前进,其发展变化令全世界惊叹更令中国汗颜。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二份极具震撼力的报告。第一份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第二份报告涉及中国,中国在2001年至2005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的人口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

  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 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9500至10000卢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间。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各地每一个季度都要调整一次"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每一季度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莫斯科去年第三季度,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为月5124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700元,北京市2006 年 7月1日起,基本生活费确定为每人每月448元,仅为莫斯科最低生活费标准的26%),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为5795卢布,退休人员3533卢布,儿童是4381卢布。与中国东北接壤的滨海边疆区去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最低生活费标准定为月4362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450元,与之接壤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现行居民最低生活费保障标准是1997年制订的,市区每人每月200元,阿城市、木兰县和延寿县为117元),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费指数为4687卢布,退休人员3383卢布,儿童4202卢布。

  由于"贫困线"的标准特别高,俄罗斯财政支出的最大一块,就用在医疗、教育、补贴、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上。以莫斯科市2007年预算儿童补贴项目为例,全市今年财政预算,用于有子女家庭社会支持款项总额360亿卢布(108亿人民币),生育二胎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所获一次性补助金额将增加4倍,从2000至1 万卢布不等;每个儿童的月津贴数额将增加1至1.5倍;多子女家庭的年度校服补贴从1000卢布增至5000卢布;因在家照顾3岁以下残障儿童而不能外出工作的父母将获得每月4500卢布(1300人民帀);抚养三岁以下儿童的大学生家庭每月的食品补贴将增加两倍,从550卢布增至1650卢布;为预防社会孤儿出现及发展家庭教育方式,发放给监护人用于抚养被监护人的资金数额将从4500卢布提高到6000卢布。可以这样说,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

  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制定的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都不容易了。俄罗斯财政部宣布,根据俄罗斯2007~2009年三年预算计划,未来三年间,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29400 美元。十五年转型,俄罗斯人民,真正地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百年之梦。去年10月 11日,普金访问德国,接受德国ARD电视台和《南德日报》的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我们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目前,俄罗斯有四千个电视台,四万多份报纸和杂志,其中半数以上与外国媒体合办。与许多国家不同的是,俄罗斯不打算对国际互联网进行监控。俄罗斯不打算重返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我们只是在探索一种适当的体制,既能保证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们享有管理国家及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利,同时还能使国家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

  第二份报告是世界银行于2007年12月1日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2001年至2005年,中国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由于世行专家尚未完整得到2004年以后的数据,研究仍在进行。有迹象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

  这个结果,彻底地颠覆了发展经济学家们所谓的"水涨船高"的理论。与腐败共生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极端的贫富差距,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一个实际收入减少的庞大群体。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世界银行说,中国的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贫穷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划定的穷困村庄,现在的贫困人口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而且已经蔓延到城市,各个发达地区和发达的城市都有。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基本上都有个人头费,生活都有所保障。贫困大多出现在农村地区。现在城市也出现了大批的贫困群体,并且城市的贫困群体比农村的贫困群体甚至还要难过。因为在城市的环境条件下,水、电、气、菜、米、油这些所有的东西统统都需要钱。一旦没有钱的话,比农村还要艰难。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比俄罗斯更早,时间更长,速度更快。但是,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反映在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生活素质却完全不同。1999年至2006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公职群体和工商业者的财富迅速积累。"老板"不再吃香,"下海"几乎绝迹,买官成为时尚,公务员成为最抢手的职业。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非公职人员工资滞涨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七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国家财政收入从1999 年1.5万亿增加到去年的5万亿元,而社会保障体系却近乎完全消失。成千上万中国人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压得喘不气过来。更有一个 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还在下降。

  世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Bert Hofman表示:"分析表明,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受到收入冲击的影响,因此只能依靠储蓄来维持消费"。令人忧心的是,他们微少的储蓄,能补贴维持多久?六年前1.5万亿的财政收入,建立不了社会保障体系,六年后,年5万亿的财政收入,仍然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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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宋教仁——为宪法流血第一人

  宋教仁只活了32岁,但在辛亥一代革命党人中,毫无疑问他是一颗巨星。少年时他在湖北读书萌生思想,参与组织华兴会,失败后亡命日本,他亲赴辽东,运动"马贼",策划武力革命,最后武昌起义也与他组织中部同盟会,推行"上中下三策"之"中策"关系最大。他提出的上策是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北为后援,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全国;中策是长江流域各省同时起事,设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为边境革命,或云南、或两广、或东北,在国外设立秘密机关,先占据边隅之地,徐图进取。在辛亥革命到来的前夜,他在上海主持《民立报》笔政,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大量光焰逼人之文,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无所不谈,笔锋犀利,学识远大,为世人钦服。他之所以比同时代许多他高出同时代的许多人物,是他的宪政思想,和实践这种思想的努力。

  宋教仁东渡日本时只有20来岁,在那里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宪政观念。仅据他1906年的日记记载,这一年他翻译的著作就有《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10来种。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等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他在日本对景梅九说过:"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见景梅九《罪案》)。

  在同盟会中没有其他人曾经象他那样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学习、翻译有关的著作,有人称他是民国蓝图的主要设计者,并不过分。

  责任内阁制是宋教仁一直坚持的政见。孙中山回国后,1911年12月26日晚上,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等在上海会商政府组织方案,宋主张内阁制,孙力持不可。他之所以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他自己后来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还有一层意思,史家陈旭麓认为他自己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他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性安排,由革命派掌握实际权力,排除旧官僚影响。他为自己没有领导武昌起义,使大权落入黎元洪之手悔恨不已,所以他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开辟新天地。对袁世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人,就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不至于脱离共和的轨道。袁已经取得了民国大总统的高位,那么,除了责任内阁制之外,还可以设计什么更有效的制度呢?从袁世凯当时的紧张来看,从民国的体制来看,一旦宋教

  仁的政党内阁组成,袁想在这样的制约之下走他的专制独裁之路是不可能的。

  责任内阁制必然是和政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宋教仁之所以致力于把同盟会从一个革命党改造成普通的政党,就是为了实现他的政党内阁主张。他认为,政党目的就是要贯彻主义与政纲,"政策不良,国民以建设政府为入手,建设政府全藉政党才识。" 他联合其他政党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通告海外书中,他不无得意地宣称"然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但对于政党政治,他是主张两党制的,他认为当时时势艰难,没有真正强大的政党作中流砥柱,不能挽回危局。各党虽然政见不同,但不应猜忌离间。他在改组国民党的宣言中就说政党宜两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也希望反对党发达,以致能旗鼓相当。要组织完善政府,必须有政党内阁。他希望国民党在选举中获胜,组成国民党内阁,是因为担心其他政党不能胜任,所以要国民党负起责任来。

  他的最成熟、最有价值的宪政思想主要包含在他生命最后一段日子里所作的演讲中。

  他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名为共和国,其实真正的共和政体还没有开始建设。并认为没有把民国建设好,"其责不在政府而在国民",国民党尤其有着极重要的责任,断无破坏之后就放任不管的理由。

  他认为政治的重心应该在国会,在国会里占有多数席位的政党可以组织政府,即政党内阁。他主张内阁制就是要造成议院政治,对这种议会民主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关于国会,他主张以一院制为合宜。如果采取两院制,参议院的组织比较成问题,他以为由地方议会选出,象是联邦制,不太合适。因此提出由公共团体(公法人)选出,既包括地方议会在内,又能代表各个阶级,与上院的性质完全符合。地方自治团体、商会(华侨商会)、工会、农会、学会、教会、大学堂等,都是公共团体,有公法上的人格,是各界特殊职业的人所组成,由他们选举产生上院,则各界都有代表,较为完善。

  1911年8月他发表《论都察院宜改为惩戒裁判所》一文中指出,立宪国的国家机关不能违背立宪政治的原则,议会是监督政府的机关,行使决议、质问、弹劾等权,司法机关是裁判机关,行使普通裁判权。中国特有的都察院来源于御史制度,权限与立法、司法机

  关有重复,所以他提出把它改为行政裁判所,行使一般的行政裁判权。

  他极力主张地方自治,提倡中央与地方分权,外交、军政、司法行政、国家财政、重要产业、国际商政、国营工程、实业、交通业,国立学校,归中。地方行政分两种:一类是地方官治行政:如民政、产业行政、教育行政。一类是地方自治行政:如地方交通业、卫生、地方财政、地方工程、地方实业、地方学校、地方慈善公益事业等。警政等属于国家委任地方的权力。他曾起草过一篇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的演讲稿,对此论述非常清晰、有条理。

  对于地方自治,他主张省长民选和省有列举立法权,反对道府制、观察使等腐败的官制。他认为共和国必须使民意由各方面发现,总统、国会都由国民选举产生,省长也应当由国民

  选举,才能完全发现民意。

  宋教仁生前还没有来得及公诸于世的《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是他的宪政思想一次比较系统的阐述,也是他留下的最后的精神遗产。他本准备到北京与本部议决后公布天下,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宋教仁未实现的施政纲领。他提出了对政体的五点主张和对政策的十点主张,提纲挈领,确实让人折服。

  关于政体:

  (一)主张单一国制,不同意联邦制。

  (二)主张责任内阁制。

  (三)主张省行政长官由民选制以进于委任制(这和他1913那月19日在上海发表的演说中主张省长民选不一样)

  (四)主张省为自治团体,有列举立法权,以保障地方的自治权。

  (五)主张宪法规定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其他国务员则由总理组织,不须国会同意。

  关于政策从整理军政、行政、财政到划分中央地方的行政、开发产业、振兴教育、民政、兴办国有交通业,乃至司法、外交,无不提出了他的纲领。

  宋教仁的宪政思想是明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以多党制、议会制和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民主制度。我们未必都认同他当年的思想,但他对自己所追求的思想的执著,他为自己的理想不惜献出生命的崇高精神,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政治责任感,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人格,这一切即使过了多少年都是有他不可磨灭的价值的。

  1912年冬天到1913年初春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他以代理理事长名义领导的国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宋教仁离开阔别10年的故乡湖南桃源,从长沙到武汉,沿长江东下,从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

  宋教仁此时却踌躇满志,准备着北上组阁,在湖南就讨论过准备组阁的计划。根据《临时约法》他到北京组织内阁是没法阻止的。他在1913年3月2日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其中有"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样的诗句。

  1913年3月20日,就在他动身北上时,上海火车站的黑枪击中了他,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撒手而去。二十年后,章太炎还认为"而宋之在政府,亦以副署权陵轹元首,终蒙杀身之祸"。

  谁是"宋案"真正的主使人?虽然还有不同的版本,有人怀疑是有意当总理的陈英士干的,甚至可能是孙中山授意的,当然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只是一种推测。有人认为是赵秉钧擅自干的,袁世凯并不知情。但,袁世凯毕竟是宋案的最大得益者,即使暗杀不是他明确授意,从赵秉钧、洪述祖到应夔丞等都是揣摩袁意所为,袁氏无论如何都难辞其咎。从"宋案"发生后袁的一系列举措看来,他也是脱不了干系的。后世想为袁开脱、辩解、翻案的人包括唐德刚"同情之理解"说都注定了徒劳无功。

  宋教仁一向重视宪法,1911年春天,他从上海赶到香港,参加黄花岗起义的准备工作,起草了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有厚厚三大本。熟悉他的《民立报》记者徐血儿曾见过,并称他十年潜心建设事业,所有主张都在这三巨册中,这是他宪政思想一次比较具体而完整的表述,可惜已经遗失,内容无从考查,我们只能从他留下的其他文献和政论、演讲中想见他当年的良苦用心。

  武昌起义发生后,他与黄兴同赴武汉,起草了《鄂州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对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很详尽,有21条之多,同时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基本结构。他还起草了七个官制草案,条分缕析,非常详细。他批评当时匆忙出台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人民权利义务毫不规定,行政官厅之分部则反载入,以制限其随时伸缩之便利。又如法律之提案权不明,大总统对于部长以下文官吏之任免权不具,皆其失处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出任法制院长,多数法律都出自他的手笔。中华民国第一部《临时约法》本来也叫他主持起草,但他认为最好由参议院组成起草委员会,提出草案,依法审议。最后颁布的《临时约法》包含了他的一些重要观点,本来在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他就极力主张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遭到强烈反对,未能通过。等到制定《临时约法》时为了制约袁世凯又匆忙把总统制改成了内阁制,第三十四条规定,总统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还有内阁的副署权等。这是典型的以人立法,只可惜小站练兵起家的拿枪杆子的袁世凯不会把什么宪法放在眼里。

  他在遭暗杀前,在演讲中多次讲到要"先定宪法,后举总统",这和袁世凯"先选总统"的主张针锋相对。他说:"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

  他认为"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都应该依据法理、事实,以极细密的心思研究,而且明确宪法应由国会制定宪法。

  而袁世凯想绕过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另外组织一个"制宪委员会"。这种分歧在当时的报纸上非常激烈。宪法之争,成为宋教仁被暗杀的重要诱因之一,称他是"为宪法流血第一人"也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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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我们的政府有多大?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朝廷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今天又是盛世中国,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或许,我们或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工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在1950年时,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1950年代实行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需要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历史上的中国政府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过。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它现代产业全球最发达,它也是世界警察,所以,它的政府职责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因此,美国政府的规模应该可以作为判断中国政府规模太大还是太小的参照系。

  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

  中国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历来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至1995年间的确是照此方向走。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和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不是中国人与别国不一样,而是人家在权力受民主制约下的分税制体系,搬到中国后,当然会走样,因为在中国的各级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民主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 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政府规模,我们的政府达到历史"最大" 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从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10.2%.图三给出三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 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

  政府作为最大的资产和土地所有者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是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GDP同样的速度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 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作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是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这种政府规模的确是乾隆政府、今天的美国政府所远不可比的。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的速度增值,亦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上、产业结构上、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谁会赢大头?

  美国家庭资产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即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政府不会与民争利,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 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国有制割断了从资产升值到内需增长的传导链。这也是为什么在私有制国家,经济增长给民间社会的家庭带来财富,而在国有制国家里,经济增长产生的资产财富升值主要由国家独享,给民间家庭带来的只有高一点的劳动收入,没有太多财富。所以,今天在中国,最大的贫富差距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而不是在多数国民之间。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呢?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 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国 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极低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在中国政府控制社会这么多收入、这么多资产财富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国民自己的。

  来源:2008年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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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8日 星期一

停云:铁道部长应该引咎辞职

  2008确实多灾多难,今晨又传来胶济铁路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66人死亡,246人受伤的消息。看着"和菜头"博客里那些幸存者劫后余生的庆幸,想着死难者家属的煎熬和痛苦,往MSN上放了一朵哀悼的红花。

  新闻里强调,"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立即赶赴现场组织指挥,要求全力救治受伤旅客;做好对事故列车旅客的安置工作;迅速组织救援,以最快速度恢复正常行车;开展事故调查,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这让我思索一个问题:如果国外发生这样的事情,铁道部(或交通部)长官该如何去就?其实,道理很明白。不管是铁路轨道失修导致事故(政府主官管理不善),还是操作人员技术不慎导致事故(依然是政府主官管理不善),甚至是有人故意破坏导致灾难(政府主官失察),帐最终都要算在铁道部主官的头上。

  同时,为了后续调查工作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进行――若主官仍在台上,调查的独立性会受到质疑――不管最终调查结果如何,铁道部长也应该避嫌挂冠。

  有人说,救灾工作总还需要指挥吧?这固然没有错。但在文官制度发达的国度,交通部长是政务官,具体工作会有副部长以下的事务官完成,救灾工作正如铁道部自己所说,应有紧急预案和常态准备,内阁部长的交替不至于影响救灾工作。

  更何况,这已经不是这条线路第一次出事故:就在今年1月23日,北京到青岛的动车组D59次(北京至青岛)运行至胶济线安丘昌邑下行线K129+861M处时,撞倒中铁十六局正在该处进行移动轨道施工的作业人员,造成18人死亡,9人受伤。这条线的事故为何如此频发?已经出事还不吸取教训,难道不值得质问吗?

  今年春天一场大雪中,铁道部官员已经表现不佳,随后该部发言人王勇平更敢指着广州市政协副主席的鼻子骂,引发公关形象危机。胶济铁路事故一出,这些事情都会被再度翻上台面,主官引咎辞职几已成惟一选项。

  但我在这里可以悲观地预测下:铁道部主官躲过风头后不仅可能没事,王勇平更可能站出来再次强调铁道部紧急预案部署得法,抢救工作迅速及时,此事最终又会演变成一场对铁道部的颂歌。

  为什么?问题出在中国的内阁长官选任机制安排上。简言之,民主制度下的内阁长官在出事后为何需要辞职?因为无论是总理或首相,均需对选民负责,或通过议会,或通过总统。无论哪种情况,辞职是最符合逻辑的选项。

  议会任命的总理或首相,一旦出这样的重大事故,会立即遭到议员质询。这是因为议员代表他选区的人民,选他上来的是人民,他的职责就是代表选民质疑政府的失职渎职。选民的生命受到了威胁,理应问责内阁。为了避免内阁整体倒台,总理或首相会逼迫他所延揽的某部长官立即引咎辞职,以和他个人的失职行为作及时切割,避免内阁整体形象受损。

  总统任命的政府首脑,同样要为总统及总统所在的政党负责。一旦他们不能和重大事故中的失职行为迅速切割,同样也会影响到总统和总统所在政党的下一次选举。总而言之,为了选举,无论事发部门的主官觉得有多么冤枉,引咎辞职几乎成为他的惟一选项。

  这也成为了一种常态,随便google下就能发现不少例子:1999年,印度发生导致400多人死亡的特大列车事故,铁道部长次日即宣告引咎辞职;2002年,埃及发生导致370多人死亡的特大列车事故,两天后交通部长和铁路管理局局长同时递交辞呈;2006年,黑山发生导致39人死亡、135人伤的重大列车事故,交通部长也立即引咎辞职……

  然而,在中国,情形要复杂得多。内阁名义上应该是对选民负责,但实际很大程度上却隔绝在民意表达之外。我们的人大代表代表民意,但强势的行政部门主官只在两会期间做个报告(有的连报告都不用做),根本看不到被议会随传随到,在国会大厦接受当众质询并汗流满面的尴尬相,自然认为自己是超脱于民意之外的。

  否则,你何以解释王勇平发言人的话?王勇平其实自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他难以理解铁道部是为选民服务的,他也难以理解政协副主席(广义的民意代表)的话在反应部分民意,他只知道自己要为部门利益说话,而且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为部门利益说话即使说错话也不会遭到追责,所以,他直指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不懂道上的规矩,也就逻辑圆满了。

  也正因为如此,尽管20多年前我们就有了引咎辞职的例子(林业部长杨钟因大兴安岭大火辞职,铁道部长丁关根因列车事故引咎辞职,更早还有渤海二号导致时任副总理的康世恩辞职),但这永远只是特例,而不可能成为一种常态。

  更糟糕的是,引咎辞职本来应该成为政治人物生涯的一个永恒污点,在民选政治中永远被另眼看待(这当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可能东山再起,而是说人们会对他有更苛刻的要求,因为你在人品或者管理能力上出过前科)。可在民意隔绝的中国,这些官员却频频在冷藏几年后即获起复,良可发人浩叹。

  政治体制改革,千头万绪。如何让内阁部门主官接受现有民意表达建制的人大常委会质询?这种质询又是否能够通过一个像C-SPAN那样的频道向公众现场直播,让部门主官了解他不仅是对总理、人大负责,更重要的是对镜头外千千万万的选民负责?这或许是可以迈出的重要一步。

  安息!66个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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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不怕中国政府,就怕中国网民

  针对中国民众在海内外举行多种形式的反法、反CNN、反达赖的活动,有些人认为这是官方在背后操纵的结果。这种说法显然是高估了中国政府开展舆论攻势的意识、策略和技巧。假若北京方面具备这些能力,它就完全可以自信地面对西方媒体的围攻,无需临时抱佛脚,寻求欧美公关公司出谋划策。

  在当局平息拉萨暴乱之后,中国政府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处于守势。外交部、公安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发言人纷纷出面发表讲话,试图澄清事实真相,揭露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反击西方政客的指责,但他们说话越多,外界就越是质疑,越不相信。

  原因何在?并非是他们所言所述都不是事实,而是外界对中国政府从来就缺乏足够的信任。这里面无疑有西方人一贯的歧视和偏见,但同时也有其他重要原因。从一个中立的媒体人的角度看,除了某些西方媒体的成见之外,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和西方媒体之间还存在着其他几个关键的信心障碍。

  先要改变对本国媒体态度

  其一,最近几十年以来,中国政府虽然以高度开放的态度向大批外国媒体敞开门户,但向媒体发布信息的模式基本上没有改变,透明度不高,公开性不够,诚实度也常常不能令人信服。这就使得西方媒体的思维惯性延续不止,甚至变得根深蒂固:凡是中国政府官员所说的话,它们都会本能地予以怀疑,不会轻易相信。

  说到底,这并非只是中国政府和西方媒体之间的问题,而是中国政府和本国媒体之间的问题。假若让中国自己的媒体拥有合理的编辑自主权和独立性,其信息、言论和权威性被民众广泛接受、认可和信赖,使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通快捷而顺畅,那么,西方媒体即使要制造虚假新闻,大概也不会有太多的歪门邪道可被它们利用。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去年向外国媒体承诺,在北京奥运会前后允许外国驻华记者在中国境内自由采访。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公关姿态,至少暂时能够赢得西方媒体的好感。但就本质而言,这种做法其实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是本末倒置。中国政府的开明和宽容,应该首先体现在对待本国媒体的政策上,而不是相反,否则就会使外国媒体更瞧不起中国媒体,而且也不可能帮助中国政府甩掉"压制新闻自由"的标签。对"家奴"的不信任、不宽容、不放手,这是中国官方在国际舆论攻防中一直被动挨打的症结所在。

  一言以蔽之,若要改变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态度,就必须首先改变政府对本国媒体的态度。或者也可以说,只有当本国媒体拥有适度的自主权和独立性时,中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才能不动声色地调动各种工具,无需动辄声色俱厉,无需花大量精力去和外国媒体进行无意义、无结果的周旋。

  话语体系与世界脱节

  其二,最近一些年来,中国政府在与外国媒体互动时,思维模式和互动方式都有很多改进,但与其他领域的开放程度和进步相比,差距依然十分明显。很多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大概都没有真正了解外国媒体的思考模式、运作方式以大众传媒的诸多微妙之处,因而无法用国际主流社会所能够接受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把政府的立场和观点有效地传播出去。

  撇开是非对错不谈,就说此次奥运政治化所引起的中西媒体对立,我们可以轻易地列举出中国各级政府在应对西方媒体时的明显不足,乃至不当,包括几十年一成不变的八股语言和表达方式。二十一世纪的某些中国官员,显然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政治语境中。遇到一些突发事件,那些具有暴力倾向的政治词汇和表达方式就会脱口而出,连中国人自己都会听得心里发毛。中国现在面对的不再只是温饱问题,而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高端问题,官员们的思维和语言必须跟得上社会文明的步伐。

  不妨再次强调指出,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与国际主流社会长期脱节,是阻碍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有效沟通和融洽相处的巨大屏障。很多官员不仅早已习惯了这种政治语境,而且只能在这种政治语境下生存,使得原本优秀的文化站不起来、走不出去。这是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必须着重强化的软肋。

  上面已经谈到,由于中国媒体没有足够的编辑自主权和独立性,中国在外交和舆论攻防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进一步地说,中国主流媒体的现状,既不符合崭新时代的国家利益需求,也不能有效地维护政府的威信。这一现实在此次拉萨暴乱事件之后暴露得很突出。

  政府控制了媒体,媒体就变成了政府的化身。中国媒体之所以缺乏真正的权威地位和公信力,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在关键时候,拥有千军万马的庞大新闻机构,所发出的声音和传播信息的效果,连一个异议人士都比不上。这是媒体管理体制不求新、不求变的必然结果。

  中国网络媒体以小搏大

  媒体是国家实力的重要部分,在西方发达国家更是配合国际战略、策应国际行为、追求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中国政府控制下的媒体当然更肩负着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任务,但由于政府不尊重媒体,干预太多,管得太死,甚至常常越俎代庖,结果就导致这些媒体变成了双脚被紧紧束缚的小脚丫环,无法发挥只有媒体才能起到的作用。

  如果上述结论还不能令人信服,那就看一下中国网络媒体的威力。准确地说,此次中西媒体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网络媒体与欧美传统媒体的对抗,并非是人们所说的中国官方媒体与西方媒体的对抗。那些高水平的网络文章、视频、网页和讨论,不仅凝聚了广泛的共识,释放了极大的号召能量,而且还把不可一世的某些西方媒体逼到墙角,使之转攻为守。试想想,若只是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这样的局面有可能出现吗?

  网络媒体之所以有威力,就在于每个人都有权利和机会平等参与;官方媒体之所以没有威力,就在于官方不肯放弃"领导一切"、"统管一切"的心态。CNN在发表"致歉"函时,声称其主持人不是批评中国人民,而是批评中国政府,其中最大原因,就是他们感受到了中国网民的威力,而没有感受到中国政府的威力。相比之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再三要求CNN真诚道歉却没有结果,这就足以说明问题的核心。不怕中国政府,就怕中国网民。这个现象值得中国官方认真思考。

  归根结底,所谓网民就是人民。中国与西方媒体和达赖之间的对抗,之所以能够赢得声势,反守为攻,最大的功劳不在官方和官方媒体,而在于包括网民在内的人民。他们自愿、自发和自由的言论,是政府应付外界压力的强大后盾。如果当局愿意承认这一点,那就应该用更好的技巧去引导网民,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所在,同时更要善待网民,给他们更多的信任、更多的宽容。

  来源:联合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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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金桂:中国的伪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个人对国家,对民族的深厚感情,它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骨血里。从根本上说,民族主义的指归是本民族的自我反思、完善、自强,最终实现民族的文明和强大。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起源于鸦片战后外敌入侵的强烈刺激。特定的历史原因,导致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内涵不同于西方独立国家对外侵略和对内自强的表征。防止外敌入侵和排外,以及反击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本国政府,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突出特征。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如下特征:

  动辄排外

  义和团运动是典型例子。从山东的中德矛盾扩展成见洋人就杀,导致外国入侵由以往一两个国家同时侵华,发展成八国联军同时入侵,外敌的空前强大,对国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损失自然更大,赔款数额和中国付出的政治、军事代价达到史无前例程度;杀了德国驻中国公使克林德,不仅违背基本国际公法,也使清政府付出了多余代价,并有屈辱的克林德碑之出现。类似义和团一样的运动,表明了中国人不怕死的决心,但这种方式并不能求得民族的强盛。

  动辄抵货

  抵制洋货无疑是打击外国侵略的有效手段,但当这种运动被赋予政治意义时,就必须考虑到策略问题和条约约束。中国对于洋货,想抵就抵。但这种抵制的积极作用却乏善可陈。某些时候,抵货运动还让中国付出过惨重代价:大革命时期,中国在南方的主要敌人是英国,在北方是日本。但中国人见洋货就抵,烧合法商户店铺,结果将保持中立的西方国家赶到敌人一边,使国民革命军付出更多代价,帝国主义以此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加速了他杀害工农的步伐,削弱了中国反帝发军阀的力量。

  民粹主义

  民众总是对的,政府总是软弱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已经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基调。七七事变后,为免于北平古都毁于炮火,张自忠奉命撤退,如果不是化了妆,在火车上会被上来搜索他的愤青打死。正是他自后一直被指责,故亲自赴前线捐命以洗雪清白。只有他死了,国人才可以饶了他,而不在乎丧失了一员抗敌虎将,真乃亲痛仇快之事。中国人的价值观是:只有扑火的才是精英。只要与敌人谈判的,寻求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都有汉奸卖国嫌疑。

  盲目自大

  中国人从鸦片战前的"天圆地方,中国在中央",到被八国联军打得彻底屈服,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跌落到低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人作了日本仆从,捡得个战胜国地位;同时,西方文明被血淋淋的欧洲战场所重创。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被打昏头的西方人间短暂兴起的东方文化热,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立时,从辜鸿铭到杜亚泉;从梁漱溟到学衡派,将中国文化的价值高扬到非理性地步,并有中国文化代替西方文化之说。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的结合,贯穿了中国现代历史。它在鼓励民族奋发图强的同时,也消解了中华民族对外问题上的理性和诚恳、谦虚,阻碍国家进步,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之敌。

  有实力的低调,没实力的自大,这已成为一条规则。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就被深刻打上了弱国自卑的烙印。直到现在,我们缺乏对自己的反思,对别人的谦虚。行为上不顾一切追求西方科学技术取得的物质文明,嘴巴上却丝毫不认输:中国一切都是好的,包括脓疮。拿不出实际行动,仅仅用打肿脸的方式,无益于国家和民族进步。

  来源:凯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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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寒冰:粮食危机来了!中国怎么办?

  在对诸如"石油危机"、"金融危机"耳熟能详的时代,粮食危机很多年没有人提起了,但是,粮食危机却真真切切地到来,而且,来的是那么的突然和凶猛。

  4月11日,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称,粮食骚乱已经在数个非洲国家、印尼、菲律宾以及海地等国家发生,如果全球粮食大国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抑制粮食价格,发展中国家最近出现的"粮食骚乱"有可能进一步蔓延。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37个国家面临粮食危机。这一警告与世行报告不谋而合。世界银行发布警告称,由于粮食和能源价格达到连续6年来的最高点,墨西哥、也门等33个国家可能面临"社会动荡"。这些国家有的是已经存在大量饥民,有的是因为粮价过高导致大量新的饥民出现。

  据统计,世界主要粮食价格自2005年来已上涨80%.今年3月,大米价格达到19年来最高,小麦价格创下28年来最高。仅今年头两个月,世界粮食价格就上涨了9%.与现实粮价更可怕的是各种因素对粮食进一步上涨预期的强化。

  第一,减产。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灾害性天气不断出现,导致整个世界农产品总产量在下降。

  第二,限制出口。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对粮食出口采取限制性措施。有的国家降低出口退税或加征出口关税,有的国家削减出口量,有的国家提高出口粮食价格(如印度将出口大米的最低价格大幅调高近五成),有的国家干脆直接停止粮食出口,这导致国际粮食贸易量迅速下降,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局势。

  第三,粮食库存减少。全球粮食储备已降到历史最低点。以大米为例,美国农业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大米库存量已跌至7520万吨,创下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仅为本世纪初的一半。

  第四,乙醇燃料。大量粮食用于制造乙醇燃料是导致粮价飞涨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预计2008年将耗费大约1.3亿吨玉米生产乙醇燃料,这相当于全美国玉米产量的一半。印度已有9个州和3个地区下令使用调和5%乙醇的汽油。菲律宾政府通过法案,计划用生物乙醇逐渐替代汽油作为交通运输燃料。泰国能源部也决定从2008年起,在销售的91号汽油中掺入10%乙醇。全球为了防止能源危机,却陷入了一个更大更危险的危机——粮食危机之中。

  第五,粮食生产成本的大幅提高。以化肥为例,近5年来,随着国际油价不断攀升,国际化肥价格已经上涨了近两倍,这直接导致了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

  在全球粮食减产的时候,中国非常幸运地实现了粮食连续四年丰收,供需基本平衡。但是,我国粮价同样经历了一个快速上涨的过程。国家统计局对全国200个农产品主产县集贸市场农产品价格的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1-2月份粮食价格继续维持上涨态势,其中大豆、玉米和小麦价格同比涨幅较大,分别为41.6%、14.4%和8.8%.主要原因是:

  其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房地产等行业急剧扩张,蚕食耕地,导致耕地面积减少。其二,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我国不断向工业领域转移农业资料,导致剪刀差(指在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中,工业品价格偏高,农产品价格偏低,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一个不合理的价格差距)扩大,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影响。在一些地方,农民纷纷进城打工,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迅速减少,在不少地方,农业生产落在了老弱妇孺身上,他们既无精力,又舍不得投入,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甚至出现了大面积的农田因无人耕种而荒芜的现象。

  因此,我国虽然没有遭遇粮食危机,但隐患并不少。尤其是去年,由于粮食价格大涨,一些粮库无视有关法规的规定,擅自出售储备粮以赚取差价,原本想着高价出售,等价格下跌再"补仓",但没有想到粮价一路上涨,使得一些粮库甚至发生了售空储备粮的情况。而有的粮库干脆就虚报储备粮,以骗取国家每吨74元的粮食保管费。因此,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指出:"有人向我反映,国家粮库存在虚报现象,至少有两个地方粮库是空的。下面到底存了多少粮食,建议国家好好查一查!"媒体调查的结果印证了袁隆平院士的担忧:有的粮库"去年秋天就已清仓了,没有一粒粮食"。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最大的粮食消费国,一旦缺粮后果不堪设想。目前世界粮食年贸易量仅为2亿吨,中国倘若大量缺粮根本无法通过国际市场达到满足。因此,在全球粮食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及时做好准备。

  首先,应该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这种扶持必须是具体的,且必须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唯有此,扶持性政策才能真正得到落实。

  长期以来,我国对工业的重视超过农业,由此,导致农业资源不断向工业转移,资本和劳动力也跟着撤离农业向工业领域转移,从而,造成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当中国2001年加入WTO的时候,我国的粮价普遍低于国际粮价,当时的朱镕基总理非常担忧入世对我国农业造成冲击。而在目前,中国的粮食价格是全世界最低的,国际市场小麦和大米的价格是中国的2到3倍。这正是农民利益为工业发展让步的结果。

  现在应尽快改变这一局面。最起码应该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2007年,是我国对农业补贴力度最大的一年,但种粮农民平均每亩地也只是得到27元补贴。与美欧诸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力度相比,可谓天壤之别。比如,英、法等国的农民每年可获得到5000美元的直接补贴——每位农民每年可获得补贴的上限为30万美元,美国每位农民每年可获得的补贴上限现在更是高达36万美元。去年12月,美国参议院又批准了一项高达2860亿美元的农业法案,对国内农业生产者提供补贴。除了加大直接补贴,我国还应加大可以间接让农民受益的补贴。比如,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企业减税,降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政府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培育并低价向农民提供良种等。

  其次,应积极推动农业集约化生产。在粮食危机日益逼近的今天,包产到户的传统经营模式所暴露出来的效率低下问题日益突出。倘若不尽快扭转,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粮食供应紧张状态可能加剧。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尽快在条件成熟地区推广集约化生产,发展现代化农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方法来增加粮食供应总量。目前,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具备了集约化生产的条件。比如,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一些地方出现地多人少甚至大量土地荒芜趋势,农村土地流转也呈现规模化、加速化、多样化的趋势,为农业生产向集约化、现代化过渡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事实上,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步入农业集约化生产阶段。

  政府还应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鼓励农民在农业生产方面加大投入。同时,还应该彻查粮食储备情况,对于虚报粮食储备量,或擅自抛售储备粮的行为应严厉处罚,以防止部分粮库空虚损害国家的粮食安全,造成粮价的剧烈波动。另外,还应该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控制粮食出口。由于我国粮价低于国际粮价,一些企业或个人未来牟取私利,疯狂出口粮食。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7年1至10月份,我国小麦出口量竟然是进口数量的23.46倍!这也是造成我国在粮食丰收的情况下价格扶摇直上的重要原因之一。

  全球性的粮食危机正在逼近中国,一旦中国粮食因自然灾害而减少,庞大的需求将把国际粮价推高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因此,尽快采取措施,全面预防、应对粮食危机,不仅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需要,也是展示对国际粮价稳定负责的大国形象的需要。

  写于2008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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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国家主义的阴魂

  几乎在任何条件下,爱国两个字,都有某种魔力。不管什么人,只要宣称自己是爱国的,马上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说什么,做什么,都理直气壮,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平时对着陌生人骂街,像泼妇一样,满口脏字,即便是在网上,多少还是有点顾忌,除非有一群人一起来。但是如果自以为自己爱国,而对方恰好在他们看来是不爱国,是汉奸,那么,怎么骂,似乎都充分合理,感觉他们在破口大骂的时候,那个痛快淋漓,那个放言无忌。同样,打人更是不能随便做的事,平时如果平白无故打人,向人扔东西,轻则遭到反击,重则被送到警察局,无论谁干这种事,都要掂量掂量。然而,在爱国的名义下,这种事还就是能做,而且没有什么障碍,据报,在昆明家乐福门前示威的一群年轻人,冲进出家乐福购物的市民叫骂,扔瓶子,居然没有人干涉。当然,爱国的人们,还可以砸,可以烧,可以宣称要把他们认为是汉奸的人,抓出来杀掉,剥皮抽筋,甚至奸淫他们的妻女。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某些人的爱国,怎么跟流氓如此接近,在爱国的大旗覆盖之下,什么恶心的事都可以做,而且做的坦然,一点都不脸红。爱国成了一种遮羞布,无论什么事,只要遮上爱国的旗帜,就等于是替天行道,一路畅通。

  奇怪的是,一般的老百姓,平常过日子,没招谁惹谁,碰上这种拉大旗做虎皮的,还真的就退避三舍,即便据理力争,也多少有点馁,好像天然就矮了人家半头,说出话来,都不那么理直气壮。

  民族主义在输入中国的时候,nationalism有人译为国家主义。奉行国家主义的人,主张国家至上,个人要完全服从国家,不能有个人意志,个人的自由,只能追求民族和国家的意志和自由。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一个国家主义的党,名曰青年党,虽然说,这个党从来没有当过家,执过政,解放后还被视为反动政党,但是,国家至上却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主张,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中国整个国家上下,几乎人人信服,甚至可以说有国家崇拜也不为过。

  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段,除了军人之外,中国只存在四种人,一种是国家干部,一种是国家工人,一种是国家农民,剩下的是四类分子,国家的公敌。国家干部最牛,其次是国家工人,而国家农民,是我这样叫的,实际上多少有点名不符实,因为国家不给工资。当年我在农场,我们比周围公社社员的唯一区别,就是我们发工资,一争吵起来,只要说,我们是国家工人,对方立马泄气。

  这种国家就是一切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国家的威势,却依然没有褪色。国家足球队,就是国脚,国家中央电视台的主播,就是国嘴,像点样的文物和人物,就是国宝,做个破工艺品,如果走关系被政府某人送给了外国人,就是国礼。虽然说车站门口拉客的,不总是叫"国营旅社"了,但国家公务员和国营大企业,在人们眼里,依旧威风不减,对大学毕业生,有着最大的吸引力。

  在我们很多人的心里,国家是大写的,而国民则是小写的。小到可有可无。最推崇国家的,恰是那些最卑微的国民。其实,当这些人的利益,被来自国家的强权所侵害时,他们也难受,也希望有人来为他们说话,但是,一碰到国家两个字,他们却马上跳起来,竭力弘扬国家的那个"大",殊不知,国家至上,国民至微,才是他们命运悲剧的根源。现代国家,主权在民,最卑微的国民,也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国家的奴仆。爱国,理所当然,是主人的权利和义务。

  来源:凯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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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7日 星期日

汤守道:《甲申三百年祭》漫谈

  1944年,明朝灭亡300周年。这一年,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说崇祯和李自成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

  这篇文章取材偏狭,观点陈旧,推理失据,逻辑混乱。在郭沫若的全部著作中,应属低下之品。文章发表以后,在重庆,在学术界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却得到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的青睐。毛泽东不但在大会小会上多次提到这篇文章,还指示延安的《解放日报》全文转载。随后,又把它作为整风文件印发给解放区的全体干部学习。当年,马、恩、列、斯的单篇著作都很少受到如此重视。显然,这篇文章的政治意义是远大于历史意义的。由于这篇文章并没有阐发什么政治理论和政治理念,因此,它的政治意义只能是参考性的或象征性的。

  《甲申三百年祭》全文近16000字。文章引用了《明史》、《明季北略》、《明亡述略》、《甲申传信录》、《烈皇小识》、《剿闯小史》、《芝龛记》等古籍中的有关记述6700多字,介绍了崇祯朝的社会状况,介绍了崇祯和大臣们在明朝灭亡前夕的一些活动,介绍了李自成武装由壮大到失败的简要过程。其中,考证和谈论李自成部将李岩、宋献策、刘宗敏等人的身世、性格和轶事的部分,占全文篇幅的70%,成了文章的重心。

  甲申年是中国改朝换代的一年,事件频仍,内容丰富,风云人物众多。以甲申为题做文章,照理,甲申年的大事件和对当年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人物,即使不面面俱到,也多少应该涉及的。但该文只写了两件事: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的败亡。只写了两个政治集团的人物:崇祯集团和李自成集团。当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真正的主角多尔衮,在文章中看不到踪影,连名字都没有提到。而当年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吴三桂、张献忠也只是顺便提到了名字,他们的事迹则被全部略去。好象这几个人与甲申年的改朝换代没有什么关系,好像甲申年根本就没有这些人的戏似的。实际上,影响当年中国政治格局的,并不只是崇祯和李自成两个人。多尔衮、吴三桂、张献忠等人的影响,绝对不容低估,更不能抹杀。没有多尔衮、吴三桂、张献忠等人,甲申的历史就要重写。郭沫若是一个历史学家,又是有名的作家,这样文不对题、喧宾夺主的错误,照理是不会犯的。但这个错误他恰恰就犯了,他为什么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很耐人寻味。

  甲申之后,有关崇祯和李自成的著述很多。这类著述郭沫若读了不少。《甲申三百年祭》引用了大量史料来介绍崇祯和李自成。但他展现给读者的崇祯和李自成的形象,却是很不完整、很不真实的。他引用的史料,美化和拔高了崇祯和李自成的形象。实际上,就在他所引用的《明史》、《明季北略》、《明亡述略》、《甲申传信录》、《烈皇小识》、《剿闯小史》、《芝龛记》中,就有不少对崇祯和李自成的负面的评价和描写,只是郭沫若没有采用而已。郭沫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无意的疏忽还是刻意的裁剪?也耐人寻味。

  《甲申三百年祭》中的一些说法,是很成问题的。郭沫若说:"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郭沫若的意思是,没有人会责骂崇祯,崇祯不但不会受到责骂,而且后人还很同情他。一个不受责骂,并且还得到人们同情的人,应该是一个好人,起码是一个没有做过坏事的人了。但是,崇祯果真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没有做过坏事的人吗?郭沫若自己没有给出证据来证明崇祯是个好人,但大量的史料证明,崇祯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昏君和暴君。崇祯从来没有做过什么真正的好事。有些好事,比如赈济灾民、减轻赋税等,他有权做,他可以做,但当大臣建议他做这些事时,他却断然拒绝。就在《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中,接下来郭沫若就说:"(崇祯)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就凭这几点,崇祯能不被责骂?能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崇祯的恶行,其实远不止此。崇祯冤枉好人、滥杀无辜、任用奸佞的事,《明史》中就有不少记载。崇祯在位十七年,撤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十四个兵部尚书(其中五个被杀,四个被治罪)。杀督师及总督十一人,杀巡抚十二人。他不学无术又自作聪明。他重奴才而轻人才。他在所有的部队里都安插太监,对部队指挥官进行监控。崇祯时期,宦官总人数达十万之众。崇祯最怕的不是外族的入侵而是本国本民族的人民起义。他任意妄为,残忍嗜杀、草菅人命。满清想要做的事情,崇祯几乎全都代做了。崇祯给自己开创了一个众叛亲离的结局。这样的昏君和暴君,会不被人责骂?会受到后人的同情?崇祯末年,马世奇当面对崇祯说:"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为什么?任何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不从贼难道从你崇祯?你崇祯比贼好在哪里?

  "很博得后人的同情"之说,纯属无稽之谈。所谓后人,不就是崇祯死后的世人吗?退一步说,即使确实有崇祯的孝子贤孙不责骂崇祯,同情崇祯,也不可能所有的后人都不责骂崇祯,都同情崇祯的。试想,被崇祯冤杀的文武大臣的后人,崇祯朝被活活饿死的老百姓的后人,给崇祯提合理的建议,不但不被采纳反而受到迫害的人的后人,会不责骂崇祯,会同情崇祯?顺便指出,郭沫若上面所引的那几句话,引得并不完整。这段文字出自《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流贼》,在"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的下面,接着还有这样几句:"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这几句说得很具体的话,郭沫若视若无睹,不予引用,不就是为了掩盖崇祯的丑恶形象吗?

  可见,郭沫若说的"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这句话,既没有道理,也不符合实际。

  郭沫若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句话的问题就更多了 ."种种的错误"到底是什么错误?是谁犯的错误?语焉不详,让人摸不着头脑。"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很让人费解。清朝的入主,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幸还是不幸,实在是不好说的。如果明朝灭亡之时,有一个比清朝更好的政府存在,并且那个政府完全有可能入主中国而因故没有入主,鬼使神差地被不该入主的清朝入主了,那么,清朝的入主就肯定是不幸的。但是,当时有比清朝更好的政府存在吗?没有。当时,有可能长期统治中国的政治势力有三个:崇祯的明朝政府、李自成的大顺政府、多尔衮的大清政府。但崇祯和李自成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的政府比清朝政府更腐朽、更黑暗、更可怕、更不得人心。事实证明,他们最后都被人民所抛弃,自取了灭亡。而正是他们的灭亡,给清朝入主创造了机会和条件。正是清朝的入主,结束了崇祯朝人相食、饿殍遍野的人间惨剧。郭沫若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实在是无从说起的。再说,清朝没有入主之前,中国人民难道就是有幸的?"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句话,也不像出自一个历史学家之口。中国人民的血泪,实际上潸流了几千年,并不是从清朝的入主开始的。郭沫若不说明朝统治时期中国人民的血泪,不说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人民的血泪,只说清朝入主以后"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好像清朝入主之前的血泪不是血泪,只有清朝入主以后的血泪才是血泪;好像清朝入主前和清朝灭亡后,中国人民过的是幸福生活,没有流过血泪。这显然是违背事实的,也是说不通的。清朝尽管也是封建专制王朝,清朝时期的中国老百姓尽管也饱受剥削和压迫,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清朝与明朝相比,清朝好歹还有一个康乾盛世,好歹收复过台湾,扩大过疆土。明朝干了些什么?

  崇祯和李自成,一个是实行专制统治的封建王朝的皇帝,一个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两个人是你死我活的对头、不共戴天的仇敌。面对这两个人,郭沫若的态度却不偏不倚,出奇地中立。他同情崇祯:"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他也同情李自成:"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他批评崇祯:"明朝统治之当得颠覆,崇祯帝实在不能说毫无责任"。"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 汲汲' 的' 要誉' 专家"。他也批评李自成:"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在对崇祯和李自成的评价上,郭沫若将他们等量齐观,不加区别,刻意回避政治评判和道德评判。在感情方面,也没有什么倾向性,完全是一副冷血动物的模样。在那个革命口号叫得震天响的年代,自称革命者的郭沫若,在文章中刻意隐瞒自己的革命立场和政治观点,出于什么目的?耐人寻味。

  但是,要说郭沫若完全没有倾向性又好像不对。《甲申三百年祭》中引用的好几段文字,郭沫若都用括号注明引自《明史·李自成传》。其实,《明史》中根本就没有《李自成传》这个篇名。所谓的《明史·李自成传》,实为《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流贼》。《明史》是清朝乾隆时期吏部尚书张廷玉奉旨负责编撰的。出于封建统治的正统观,《明史》一般都用"贼"这个词指称李自成,当然是有意要贬低他的。郭沫若大量引用《明史》中的资料,却极力避免用"贼"来指称李自成,而且不惜篡改《明史》中的篇名,显然是维护李自成的形象,对李自成好像有一份偏爱。

  郭沫若在文中有几段奇妙的推论:"假使李岩的谏言被采纳,先给其父子以高爵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 为红颜'而' 冲冠一怒'":"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李岩真有背叛的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假使没有外患,他(李自成)必然是成功了的"……过多的假使,让郭沫若遗憾万分。郭沫若这是自作多情,自寻烦恼。历史是不存在假设的。历史的必然大大超过历史的偶然。郭沫若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假使,只要一个就够:假使全天下的人都拥护李自成,李自成就成功了。问题是,这样的假设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史论中设置如此多的假使,也叫史论?何况,就算李自成成功了又怎么样呢?郭沫若没有继续推论下去。就在郭沫若所引用的所谓《明史·李自成传》中,有这么一段话:"自成为人高颧深頔,鸱目曷鼻。声如豺,性猜忍。日杀人斮足剖心为戏。所过,民皆保坞堡不下。"不难想象,在他的治下,老百姓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不知道郭沫若看到这句话时,当时是怎么想的?

  郭沫若说:"(李自成)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满清取明而代之,完全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第二个足以取代朱明政权的政治力量。种族的悲剧固然是悲剧,但这个悲剧决不是李自成个人悲剧的扩大而导致的。其实,种族之间的悲剧是悲剧,种族内部的悲剧同样是悲剧。在很多时候,种族内部的悲剧比种族之间的悲剧更惨烈、更残酷。朱明王朝统治中国的287年间,中国老百姓的遭遇,与外族统治时期相比,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郭沫若表达了一个很有趣的见解。他认为明朝的灭亡,与天灾有很大的关系。李自成的失败,与决策有很大的关系。郭沫若认为,如果那时候不发生天灾,崇祯就不一定亡国。如果决策不发生失误,李自成就不一定失败。按照郭沫若的逻辑,当时如果既不发生天灾,李自成也不发生失误,崇祯和李自成就都不会失败,都将成为胜利者。那就是说,在夺权与反夺权的你死我活的搏斗中,是可以出现"双赢"的结局的,水火是可以相容的,这是什么逻辑?

  《甲申三百年祭》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不是有真知灼见的评论文章,也不是富有文采的文学作品。不但如此,它还存在着不少瑕疵。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一个有名的作家,郭沫若为什么会写这么一篇文章?

  此文的发表也有颇多耐人寻味的地方。其中的一些细节,很值得推敲。据知情者披露,这篇文章,是郭沫若应《新华日报》委派的乔冠华、翦伯赞等人的请托而写的。乔冠华是有名的记者,翦伯赞是有名的历史学家,两个人都文名远扬。写一篇像《甲申三百年祭》这样的文章,实在是小菜一碟。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写,却兴师动众地请郭沫若写?该文脱稿后,郭沫若先请中共驻重庆的负责人董必武审阅。然后,特意选择3月19日,即崇祯自杀的日子,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分四期连载。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为什么要请一个非历史学家审阅?一个国民党政府高官的文章,为什么要请一个共产党高官审阅?选择崇祯自杀的日子发表这篇文章,用意又是什么?

  要解开这一系列的疑团,我们不能不简单了解一下郭沫若其人和此文写作的时代背景。

  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1926年7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中将副主任、代主任。12月,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教官。1927年3月,国民政府发生宁汉分裂,由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徐谦组成的武汉政府,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并对其通缉。在此期间,郭沫若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遭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的通缉。1927年7月郭沫若任任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当年8月,郭沫若参加朱德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起义部队总政治部主任(朱德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其时,陈独秀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八一起义后,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否退出了国民党,不详。195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67岁的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郭沫若随后在1959年元月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学习毛主席》一文,专谈自己入党后的感想。由此推测,郭沫若移居日本后,有可能被作了自动脱离共产党的处理。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受的是新华社的请托而不是指示,毛泽东在看了此文后致郭沫若信,称郭沫若先生而不是称同志,也可以认定共产党当时并不认为他是本党的党员)。1928年2月,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郭沫若移居日本,从此远离政界近10年。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回到国内。国民党没有算他的老帐,反而于1938年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0年11月又任命他为国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长期出入于国共两党之间,又长期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与两党的高层人物关系密切。郭沫若在文学、史学、考古学、金文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是政、学两界的两栖人物,名声显赫。1944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反攻阶段。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已经公布。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争夺国家领导权的问题,再次成为国共两党的头等大事。1944年中国的政治局面,与300年前的甲申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蒋介石的地位有点像崇祯,是正在台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但面临着内乱和外患,地位很不稳固。毛泽东的处境则有点像李自成,有部队,有地盘,有问鼎国家最高权力的实力和志向。虽然两党还没有公开兵戎相向,但争取人心、争夺人才的舆论战已经先期打响。当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虽然占有优势,但它实行的独裁统治不得人心,加之政治腐败,众叛亲离,政权摇摇欲坠。共产党的军事力量相对比较薄弱,但它反对封建、反对独裁,提倡自由、提倡民主的主张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其政权充满了活力与生机。两党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此时的国共两党,谁胜谁败还难见分晓。在这个时候,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郭沫若虽然加入过国民党和共产党,但当时却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在国民政府担任着高级职务。对郭沫若来说,国共两党,随便哪一个获胜,或随便哪一个失败,都不会对他构成致命的威胁,他都是可以接受的。而郭沫若在学、政两界享有的声望,使他成为国共两党都想争取的对象。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能得到郭沫若的公开支持,都会是舆论方面的一件好事。

  由此,我们不难明白,共产党为什么要委派乔冠华、翦伯赞等人去请他写一篇有关崇祯和李自成的文章;郭沫若为什么在写好之后要请董必武审阅;郭沫若在文章中为什么对崇祯和李自成不褒不贬、又褒又贬,各敬一炷香又各打五十大板;这篇疵点多多的文章,为什么《新华日报》刊出后,《解放日报》还要全文转载,大造声势,俨然把郭沫若当作自己人。

  《甲申三百年祭》的发表,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是郭沫若始料未及的。他既惶惶不安,又窃窃自喜。当然,喜的成分要多一点。他知道,到时候即使共产党成不了气候,天下还是国民党的,他也不必由于此文受到共产党的热炒而担忧。因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并不是一边倒的,何况你根本就从这篇文章中找不到任何影射什么人、影射什么党、影射什么事的字句。郭沫若完全可以全身而退。

  郭沫若很会逢场作戏,也喜欢逢场作戏。他曾经对陈明远说过:"做人有两种,一种叫逢场作戏,那样,很快就能成功,另一种,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毁掉":"北伐开始之後,我的地位渐渐高了,就免不了学会逢场作戏了":"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话,是有什麽谈什麽,我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可以说,《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典型的戏作。

  当时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是国民党党中央的所在地。共产党的机关报能在重庆出版发行,抨击蒋介石独裁专制和对国民党冷嘲热讽的文章,可以在那里公开发表,既说明了蒋介石政权的外强中干和不得人心,也说明了蒋介石对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还不敢公开抗拒,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不敢公然禁止。

  五年之后,顽固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实行独裁专制的蒋介石,仓皇逃离了大陆,在台湾度过了他的余生。郭沫若则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院副总理和科学院院长,登上了他人生辉煌的顶点。《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则留给了后人许多的思索。

  作者电子邮箱  zolotang(at)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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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国基:每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力追问南街村更多秘密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南街村曾经是一个充满红色神话的村子,一直以来,它对外宣称致富的秘诀是信仰毛泽东思想,愿意为建设共产主义而奋斗,村民们把村党委书记、同时是南街村集团董事长和临颍县委副书记的王宏斌称为"小毛主席",把他们的村子称为"毛主席共和国"。

  可是,今年以来众多媒体的调查却以事实告诉人们:南街村经济靠的是在权力的干预之下中国农业银行持续多年的政策贷款和12000多名月工资只有150元——300元的廉价的外来劳动力。更为残酷的是,南街村欠下中国农业银行16亿多元的贷款至今本息没有还过一分,它用贷款办起来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亏损,南街村早已资不抵债,而且一直宣称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南街村早已在2004年就悄然改为私有制,"小毛主席"王宏斌是最大的股东,其他11名村领导也都是股东,而村民们却都还蒙在鼓里。

  南街村鲜为人知的秘密是不是只有这些呢?

  在南街村神话的背后,还有令人喷饭的荒唐。

  1999年,在所有的村干部都反对的情况下,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王宏斌独断专行,拿出2000万元进行稍有一点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永远不可能成功的永动机研究,最后自然是请出八仙下凡也没有造出来。

  在南街村神话的背后,还有触目惊心的腐败。

  南街村的村官号称"二百五",说是每月只领250元工资。可是,2003年5月,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却发现了2000多万元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更让人震惊的是,在王金忠的追悼会上,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在南街村,实行的是"一人说了算"的绝对的一元化领导,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小毛主席"王宏斌的手里,只要是他想做的事,不论多少人反对,都是拦不住的,造永动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可是,村主任王金忠死后却发现有2000多万元现金、多本房产证和多个"二奶",村主任是王宏斌的手下,在南街村的地位肯定远在王宏斌之下,村主任尚且可以如此腐败,那么,作为南街村无人敢于挑战的至高无上的领导人王宏斌会不会有腐败呢?会有多大的腐败呢?

  绝对的权力必定产生绝对的腐败,王宏斌在南街村握有绝对的权力,难道权力在他这里就不会产生腐败了吗?

  如果王宏斌是绝对的清廉,那为什么他手下的村主任却会腐败得那样呢?

  如果王宏斌是绝对的清廉,那他手下的腐败暴露之后,拥有绝对权力的王宏斌为什么不作查处,而是相反地以"不开追悼会了"吓住那些企图吵要财产的"二奶"呢?

  王宏斌自称富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智慧",自称是个"政治人物",他考虑得更多的是"政治问题",曾经被一些不明真相的媒体大吹大捧的南街村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确是王宏斌政治运作的成功。那么,王宏斌又是以怎样的"政治智慧"让村主任王金忠的腐败问题无声无息了呢?

  南街村既然是集体所有制,那么,村主任贪污的钱就是村集体的钱,而不是村主任和王宏斌两个人的钱。如果村主任贪污的只是他和王宏斌两个人的钱,王宏斌不愿追究了,不愿查清了,那是王宏斌个人的事,别人无权干涉。可是,村主任贪污的分明是村集体的钱啊!作为村集体最高领导人的王宏斌为什么不查清这些钱是怎么来的,村主任为什么会有多本房产证,为什么能养多个"二奶",以给村民们一个明明白白的交待呢?

  如果王宏斌自己是清廉的,他又怎么会害怕查清呢?如果王宏斌自己是清廉的,他又怎么不会气愤填膺地要查清呢?

  如果王宏斌和其他村领导都没有腐败问题,他们又怎么不会要查清以证明村领导集体只是个别人存在腐败呢?

  南街村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16亿元贷款至今未还,而南街村现在又是资不抵债,在有充足贷款支持的时候,南街村的企业尚且多是亏损,今后南街村靠什么还清这16亿元贷款呢?

  南街村的贷款全部来自国有银行,据最近多家媒体报道,南街村已走到用普通大豆冒称航天种籽以骗钱的地步了,这样看来,南街村今后注定是无力还清国有银行的巨额贷款了,国有银行的钱来自全国人民,因此,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力追问南街村更多的事实真相,知道南街村更多的秘密。

  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

  (本文关于南街村的事实依据来源于《第一财经日报》、《中国新闻周刊》、《南方都市报》、《晨报周刊》、凤凰网、《凤凰周刊》、《联合早报》、《南方人物周刊》等众多媒体的相关报道,其中2008年2月26日《南方都市报》长达一万余字的特别报道《南街真相》和2008年4月11日《南方人物周刊》的《南街村神话破灭了》是本文写作的主要依据)

  作者电子信箱:heqin13467504309(a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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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填光:对西藏政策的反思

  3月中旬在拉萨和其他藏区发生的暴乱,以及最近在伦敦、巴黎和旧金山发生的扰乱奥运火炬传递的事件,给中国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上述事件发生后,我们看到的多是政府和人们对藏族扰乱分子的谴责,却很少听到对事件的起因进行反思和检讨的声音。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因为这种状况不利于民族的团结,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更谈不上和谐发展。

  很显然,3月14日在拉萨及随后在其他藏区发生的暴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政府果断地平息暴乱、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也是完全正确的。但这样的严重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呢?难道就"达赖集团背后策划"这么简单吗?人无完人,政府也一样。没有哪个政府不犯错误、没有失误。对过去的政策进行反思和检讨也是正常的,用不着羞羞答答或者死顶硬抗,更不能用新的错误去掩盖过去的失误。懂得反思、检讨甚至道歉也是进步的表现,这不仅不会丢面子,反而会赢得广大民众的尊重和信任。

  西藏事件(包括西藏问题)和不断发生的对北京奥运会的干扰活动对中国政府来说无疑是一种危机。但笔者认为它同时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处理的好可以极大地提升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并进一步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内政治的进步。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笔者认为中央政府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对拉萨暴乱事件的深层原因进行彻底调查和检讨。比如,我们对藏族同胞的信仰、文化和习俗是否充分尊重?让喇嘛们谴责他们的精神领袖是否合适?我们是不是过于强调奥运会之前的社会稳定而忽略了宽松的社会环境的重要性?此外,西藏事件对中国政府的形象造成极大的伤害,有关政府官员难道不应当承担责任?据报导,西藏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在藏期间实施强硬的极左政策,发表了很多伤害藏民族感情的言论,造成广大藏族同胞的极大反感,这样的官员如果继续留任肯定不利于西藏的社会稳定,也有损中国政府的形象。

  2. 尽快邀请达赖喇嘛到北京会谈。达赖喇嘛是藏族同胞的精神领袖,在国外(包括海外的华人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与"西藏青年大会"等激进组织相比,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更容易与中央政府沟通。利用达赖喇嘛的声誉和影响来稳定西藏局势有事半功倍之效,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如果邀请达赖喇嘛观摩奥运会,更能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

  3. 限制汉族同胞涌入藏区。藏族同胞有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大量汉族人的涌入无疑会干扰甚至破坏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尤其要限制汉族商人的进入。很多汉人的商店在国外一次又一次地被烧毁,为什么?因为他们违背了当地的经营传统和经营方式,引起了当地居民或同行的愤怒。这里的道理也一样。

  4. 允许藏族同胞进行和平的游行活动。允许和平、守法的游行示威活动也是国家开放、自信的表现。只要不是寻求西藏独立、不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游行示威活动应尽量得到满足。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一些基层官员由于担心头上的乌纱帽而过于强调社会稳定,而对哪怕是和平的示威活动也有过激的反应。这反而有可能引发更大的不满和骚乱。

  5. 让藏族同胞真正当家作主。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很多政府部门的一把手都是由汉族干部担任,有的汉族干部不懂得尊重藏族同胞的信仰和文化,极左思想严重,工作方式粗糙、生硬,造成很多的失误。这种情况需要彻底改变。另外,很多汉族民众百思不解:政府每年给西藏那么多的援助,使他们的生活有了很大提高,还给他们通了铁路,为什么他们不仅不心存感激反而举行抗议呢?!其实,这正是我们需要转变思维的地方。藏族同胞是有独特信仰的民族,他们不一定喜欢像我们一样把物质享受看得那么重要。我们需要充分地理解和尊重他们,才能做到和谐相处、社会稳定。

  笔者坚信,只要上面这些工作做好了,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就会更容易实现,北京奥运会也就更容易办成世界体育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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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6日 星期六

张化桥:重商主义之祸

  重商主义在中国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次给中国带来的损失之巨大,前所未有。

  中国人每天把一船又一船的物美价廉的商品运到外国,换回来大量美钞。这些美钞正在高速贬值。不夸张地说,五年贬了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这种贬值是没有尽头的。

  我们中国人喜欢算小账,讲勤俭,但是在算大账方面,比美国人还差得很远。美国政府每次用印钞票的办法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就等于把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手上持有的美元储备不断稀释、摊薄和贬值。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不仅可以向美国的民众征收"通货膨胀税",而且可以向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征收同样的税。我们中国人空谈"国家的经济主权",而这就是美国政府对那些持有美元作外汇储备的国家所行使的经济主权。

  如果中国人手上持有少量的美元,那么我们很容易抛售美元,逃避美国政府的"通货膨胀税"以及对我们所行使的"经济主权"。但是当我们手上持有1万亿美元或更多的外汇储备时,我们就只能服服帖帖就范。我们卖美元就会把美元的汇率打得更低,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乖乖地承担了为美元 "护盘"的角色。

  打个比方,如果某个庄家持有某股票的量很大,他想出货的话,这只股票可就惨了。他能不能在短期内把货出尽呢?当他出了三分之一的时候,这只股票可能就跌了一大半,他手上剩下的另外三分之二就出不去了,或者大大缩水了。

  我们的先人很明白印钞票的权利就是征税权这个道理,并且发明了一个词,叫"铸币税"。这是经济主权的最高象征。可是,今天的国人好像不懂这个道理。我们几十年来很喜欢吹嘘我们的外汇储备以这样那样的速度在增长,并且在世界上排第几名,如此之类。我想问,拱手向华盛顿交税,并且越交越多,有什么好吹嘘的呢?

  重商主义从来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派或思潮,它就像迷信一样,一直毒害着全世界,特别是亚洲人。究竟为什么亚洲人受害最深,我也不明白,不过你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世界上最愿意向华盛顿交纳"铸币税"的基本上都是亚洲人——日本、中国、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是不是因为我们亚洲人缺乏安全感,缺乏自信心,或者有传统的"岛民心态"?这可能有待社会学家去解答。

  我们搞招商引资,给予出口企业无数的优惠和奖励,而内销企业就没面子、没地位、没优惠;我们的土地和河流被严重污染,我们的民工兄弟在血汗工厂挣扎;我们从巴西和澳大利亚把矿石运来,把我们祖先留下来的黄土地变成黑土地——难道这些就是为了积累那些正在溶化和缩水的外汇储备吗?

  现在不少国人似乎明白了外汇储备堆积如山是个大麻烦。但解决方案呢?出国去买资产和买公司。可是闭关锁国许多年之后,有多少中国人对国际资本市场和资产市场有经验呢?多摔些跤,多交点学费没有关系。关键是要创造出一种政治制度和开放的心态,让所有中国人都把世界装在心中,而不是只考虑一个封闭的中国。只有这样,才能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熟悉国际大竞争的游戏规则,英雄豪杰才能涌现。

  我们现在的制度和重商主义的心态,使得我们大量的官员、博导、专家和董事长们除出国考察、旅游外,不敢出国门作生意,因为他们对外界太不了解,两眼一摸黑。很多人思考世界问题的方式之可笑,比"座山雕"和其他占山为王的土寨主开通不了多少。

  现在出国买资产和买公司还有另外一个麻烦:美元的贬值(以及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扩张)已经把巴西的矿山和澳大利亚的码头的价格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的美元储备可能买不了多少资产,它的购买力已经贬值了。

  十年前,我在汇丰银行当中国研究部主管。当时中国财政部发行美元的"扬基债券"。目的是增加外汇储备以及"创造一个中国主权债的持续收益率曲线"。但实际上,中国用高利率筹集来的美元又用来购买收益很低的美国国债。贫穷的中国为什么要补贴富有的美国?我搞不明白。在我看来,中国当时的外汇储备已经太多,不是太少。况且,当时虽然有亚洲金融危机的肆虐,但人民币具有升值压力,而不是贬值压力。在1995年-1999年四年间,我写了很多文章和报告讲这个道理。

  至于第二个理由,"创造中国主权债的持续收益率曲线"完全是外国投资银行的一些人怂恿中国财政部发行外债的一个牵强附会的理由。但财政部官员也很快利用了这个理由。其实是外国投资银行想作这一单生意,要赚这笔佣金,某些人想出国路演而已。虽然当时汇丰银行和高盛两家承销这笔"扬基债券",但我在研究报告中说了实话,并对记者发表谈话,反对这次扬基债券,称之为"双输"行为。第二天,香港的《南华早报》发表了我的"双输论",汇丰银行立即开除了我。我很愤怒,但至今认为这是我分析员生涯中最光荣的一个片断。

  亚洲金融危机的真正教训是政府腐败,外债太多,以及政府把汇率控制在不切实际的水平上。我们中国人却从中学到了错误的教训。我们错误地认为,为了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在中国重演,应该把国门紧闭,吊桥高挂,多出口,少进口,外汇储备越多越好,汇率放松有害,资本流动有害。今天,我们在外汇储备上的损失远远大于亚洲金融危机对泰国、印尼和韩国的重创。区别在于,我们的损失是暗伤和内伤,而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是"皮开肉绽"。

  重商主义在中国的病症很多,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出口是好事,进口是坏事;让外国人来中国做生意、开银行,就是牺牲国家利益;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谈判中,对进口施加任何限制都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人民币只能允许在国内流通,否则就容易导致另一个金融危机;让外国人来中国投资是对外国人的一种恩惠;他们赚钱就等于中国亏钱;中国永远不能让外国人随便炒A股,否则A股就要失控;中国人的消费需要政府来引导……

  我有一个梦:人民币成为自由的国际货币,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用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让我们也收他们的"铸币税",把他们变为中国"子民"。

  重商主义在中国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次给中国带来的损失之巨大,前所未有。如果中国不能尽快抛弃这种腐朽的"岛国经济思潮",那就太不幸了。

  作者为深圳控股有限公司首席营运官

  来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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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图:珠三角退房风波是房地产业巨变开始

  4月20日,有媒体刊发了题为《珠三角退房风波群起 百亿元炒楼资金深度套牢》的报道,其中提到,仅深圳炒房团成员2007年投入到深圳楼市的资金就超过百亿人民币,而眼下,这些资金几乎全部被深度套牢。据悉,一些楼盘价格已经下跌近50%.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4月14日发布的报告也显示,3月份,深圳市新建商品住房销售均价已经回落到去年4月的水平。

  作为实体经济晴雨表的股市也对房地产业的变化作出了最直观的反映。最近一段时间,地产股几乎陷入了自由落体状态。有媒体披露,近段时间众多持有地产股的基金都在卖出地产股,基本没有基金买入。基金如此一致的行动,也就不难解释地产股何以如此暴跌了。

  珠三角房价下跌绝非个别现象,地产股的集体暴跌也绝非偶然,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房地产业正在悄然发生着巨变。

  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地产界的几个知名巨头早已不约而同地发表了各自的预言。我们所知道的包括:王石的"拐点论"、任志强的"银行先死"论、冯仑的"卖儿卖女"论、潘石屹的"百日巨变"论……尽管房地产商仍在不停地就一些细节进行争吵,但是,他们对房地产业正在或即将面临的变化,观点却惊人的相似。如果向前追溯几年,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些房地产商在对于房价的乐观走势观点同样是那么惊人的一致。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

  无论媒体还是研究者,都没有房地产商自身更了解房地产业的走向与未来。从2005年开始,政府出于对房价持续上涨累积泡沫和伤害民生的担忧,开始着手调控房地产,但是,房价逆势上涨,在2007年达到极致。房价真的变得不可遏制了吗?一些地产商自信地表示,中国房价还有20年的黄金期。这种乐观已经到了盲目的地步。即使从绝对值上来看,目前中国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价,已经与美国每月公布的房屋销售均价非常接近。但是,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债危机,最终让决策层认识到了房地产泡沫的可怕———次债危机正是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必然结果。同时,通胀压力也开始让政府认识到房价持续上涨对物价带来的强大推动力。当政府把控制物价上涨作为第一个要解决的大问题时,对房地产的严厉调控就变得水到渠成。

  作为房地产界的领军人物,一向出言谨慎的王石发出"拐点"论时,还劝消费者"三四年之后再买房",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出于一种高度的自信,王石会发出这样的建议。王石并非一说了事,万科旗下的楼盘相继降价,随后,更清楚的迹象显现出来,之前嘲弄万科的地产商才忽然意识到,万科通过降价销售加快资金回笼步伐的做法,正是应对未来危机的捷径。

  2007年9月27日出台的"房贷新政",是政府从资金入手实施"关门"调控的第一步。今年1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是以打击囤积土地为核心的重拳。

  这两步看似平常的招数实则威力巨大,因为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2007年,出于对地价继续上涨的良好预期,一些房地产商已经囤积了大量土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房地产企业竞争力研究报告》披露,全国最大"地主"碧桂园,在2007年7月末的总土地储备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4500万平方米。倘若这股囤地风刹不住,仅土地升值给开发商带来的利润,就足以让开发商有足够的实力和耐心化解调控政策。因此,中央在密集出台政策时,不仅动用了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还动用了金融手段和行政问责手段,力度前所未有。

  一方面卡住资金口,一方面将权力与房产商剥离,这种调控终于产生了效果。从去年开始,政府规定土地使用证的取得要与土地出让金全额支付挂钩,不能分期支付土地出让金。这使得开发商的囤地成本大大增加。由于疯狂囤积土地,一些房地产商的资金显得捉襟见肘。据媒体报道,碧桂园目前的现金只有约95亿港元。这些资金显然不足以弥补其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巨大资金缺口,其囤积的土地10年也开发不完,遗憾的是,根据法律规定,土地两年不开发就将被无偿收回。

  由此,开发商不得不走王石的路子,降价销售房屋,加快资金回笼,但他们发现为时已晚。一些开发商开始转让土地,这导致了地价的急转直下。过去被开发商忽略的资金链断裂的巨大风险,因为房贷新政而显现出来。与此同时,炒房者的成本也因房贷新政大大上升,门槛也越抬越高。更令开发商忧心似焚的是,国务院在2008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指示要打击炒楼活动。这是中央政府首次以严厉的措辞,指责楼市炒家扰乱市场,助长楼市泡沫,加剧金融风险。这并非说说而已,国务院明确指令国家发改委牵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配合,采取措施,打击炒楼活动。

  炒房热降温,实际上意味着有效供应的增加,这对房价的抑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外部压力,促使房价回调;一方面是内部压力,促使房地产商不得不通过降价,加快资金的回笼以避免因资金链断裂而猝死。由此,一些开发商不得不通过自买自卖,制造供不应求的假象,以欺骗消费者,有的楼盘合同撤签率高达100%,可惜,这样做已经无法扭转大局。随着两年期的到来,政府将无偿回收部分土地,这些土地将来还会重新回到市场。而这需要的时间正好就是王石所说的三、四年再买房,这难道又是一个巧合?

  房地产行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行业,离不开资本市场和银行的支持,当资金收紧,房地产界必然要重新洗牌。无论王石的"拐点"论,还是潘石屹的"百日巨变",发出的其实是同一个预言。也许一两年后,我们再回头看看,就会发现,珠三角退房风波与地产股的大跌,原来都是房地产业巨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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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中苏琐事

  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觉得自己势单力薄,所以他非常重视跟中国的关系,特别是1954年10月那次来中国。原来苏联人的外交在传统上是侧重欧洲的,对亚洲向来不太重视,虽然中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但是并没有把它放到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195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中国人有个习惯,就是逢五逢十要大庆,那苏联本打算派谁来呢?米高扬。他们本来说由米高扬带个代表团去就行了,然后放几部中国电影,报纸上发几篇赞扬中国的文章,再在中国办一个农业技术展览就完了,这就算庆祝了。可是赫鲁晓夫说不行,说中国绝对是苏联最重要的盟友,只要跟中国的关系搞好,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就是坚不可摧的,所以他重新做了个方案,代表团由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带队,那都是党政第一把手啊,带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这是第一。第二,把旅顺港还给中国,这又是一大步。第三,把这个中长路还给中国。第四,增加五十个援华项目,增加15亿贷款,再帮助中国修两条铁路。一条是走蒙古的,从呼和浩特到外蒙古,然后新疆这边也帮助修一条铁路,等等。这当时是在苏联党内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很多人都不同意。我看这个俄国档案上有很多人的批示的,包括海军司令都说我们为什么要把旅顺港还给他们,我们好不容易才要回来?还有这个外交部副部长也是,批的都是"反对"、"反对"。后来赫鲁晓夫就四处做工作,一个一个人的找,最后总算是同意了。这就使毛特别高兴,当时这赫鲁晓夫是送了个大礼包给毛泽东啊。

  当然这里边也有不大愉快的地方,因为当时毛去莫斯科的时候有件挺刺激他的事情,就是这原子弹的事。斯大林请他看了个电影,这毛一看就觉得这原子弹的事情不得了啊,说咱们也得搞,但想搞却不知道怎么搞啊。正好赫鲁晓夫跟他谈话说,毛泽东同志您看我给您这么着,您还要什么?我还想要原子弹,毛说。这赫鲁晓夫一下就愣那了,他说你要那玩意儿干什么?我们有就够了,咱们都是一家人嘛,那个太费钱,中国现在不具备这个条件。毛就不高兴了,说你不给就算了,我们就不谈了。赫鲁晓夫觉得这惹不起啊,他就说您别生气,这么着,我们先给你们提供一台加速器、重水反应堆,帮助你们先从技术层面培养干部,这个事情慢慢来。赫鲁晓夫回去以后很不高兴,当时自然没说什么,但后来他回忆录里写了,说跟这个中国人打交道困难。这里头毛还诓了他一把,毛说那你们有什么困难?这赫鲁晓夫刚上台不久,还不大了解情况,就说我们别的没有,就是缺乏劳动力。毛说没问题啊,我给你一百万人。赫鲁晓夫当时还挺高兴,后来回去以后外交部跟他说,赫鲁晓夫同志这不行啊,原来东北那些地就是中国人的,你现在再弄一百万中国人去,回头他们要是不走,这地到底将来归谁啊?赫鲁晓夫说这事是有点唐突,这以后就不提了。中国这边呢,你现在看中国档案馆的记录,当时还真的就是全省招工啊,现在叫劳务输出,弄个几万人送去了。后来苏联人就说谢谢,这就够了,这十万人就足够了。当然这些都是枝节了,从大的方向上看双方关系还是开始红火起来的,你看54年以后从55年开始,这个苏联专家大规模的来华,那些援建项目基本上都是55年到57年建成的,所以这一时期是中苏系最好的时期。

  56年到57年这一段时期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不断上升的一段时期,因为赫鲁晓夫有几个方面他没法跟毛比,岁数两人就差一岁,但他们是两代人,毛和斯大林都算本党第一代领导人,赫鲁晓夫二十年代的时候才刚开始读马列著作,后来参军,而且从来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1950年才调到莫斯科当这个市委书记,此前一直在乌克兰搞点儿农业什么的,文化水平又不高。哪像毛,毛读了多少书啊,两人一谈话就显示出来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在处理问题上赫鲁晓夫也是很没主意,就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呢,赫鲁晓夫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包括苏联党内的情绪、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混乱。因为原来大家都把斯大林当个神,突然一天你说这些罪过全是他的,很多人都接受不了,跳楼自杀的都有。现在苏联档案都公布出来了,说在赫鲁晓夫做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时候,当场就有人晕过去了。后来开讨论会的时候,双方那个紧张啊,有跳楼自杀的,有当时就打起来的,后来都是警察去维持秩序,就是发生在苏共"二十大"开这个讨论会的时候。包括中国国内也是一片混乱,所以毛泽东出来收拾这个残局,发表"一论"那篇文章,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一下就把局面稳定了。他主要讲了一个道理,什么呢?就是你不要把斯大林说得那么坏,斯大林是有问题,但是主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主要讲的就是这个问题。确实在这个问题上呢毛泽东跟赫鲁晓夫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是这个并不等于中国当时就反对苏共"二十大"路线,因为你现在可以把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报告拿出来,和毛泽东的"十大关系"的报告一比较你就看出来了,完全是一致的,很多话都一样。从对外关系上采取和平共处的方针,双方也是完全一样的,你不要以为中国那时候就开始反对"三和"路线,没有的事。

  所以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是给中国打开了一个机会,在1956年2月之前,你看中苏来往的那个电报,中国还是把苏联当老师一样的看待,毛泽东给赫鲁晓夫写信、发电报那都是非常恭敬的,请求指示啦,您有什么意见啊等等,那会儿还是把苏联当做老大哥,但是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到了57年的时候,到了"波匈事件"的时候呢,这赫鲁晓夫就更没主意了,都是中国帮着处理,特别是周恩来跑东跑西啊,解决各种问题。这样子到了1957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就很高很高了,是超过了苏联。我看过很多材料上有啊,比如这个苏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考试,考博士,一个前提就是你得读过《矛盾论》和《实践论》。说要是《矛盾论》和《实践论》你都没读过,你就别报考哲学系了,没门儿!这个"一论" 发表的时候,《真理报》全文刊登是一抢而空,到"再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的时候就更不得了了,《真理报》加印了五十万份,苏共中央印了一百万份小册子发全党学习啊,就是在那会儿,苏联共产党要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来教育全党,包括那会儿的报告,你可以看现在外交部的那些档案,所以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超过赫鲁晓夫了。

  那时候苏联也的确是很依赖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57年10月的莫斯科会议。要知道这莫斯科会议是第一次世界共产党的盛会,64个共产党的第一把手全来了,全是党的总书记来开会,唯独毛泽东是受到特别的礼遇。别人所有人都住在列宁山,那有一溜的都是国宾馆的别墅,这赫鲁晓夫专门给毛泽东挑了住在克里姆林宫沙皇的卧室。汪东兴去打前战,赫鲁晓夫就一直陪着,说您看主席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汪东兴绕着克里姆林宫转了一圈看,不错,这地方很好,但是这床不行。赫鲁晓夫说,这是当年沙皇睡的床啊,非常富丽堂皇。汪说不,说毛泽东是多年作战有个习惯,他只睡木板床。赫说这莫斯科没木板床啊,汪就说那就赶快造吧。这还好办,就把这床抬走,嘎吱嘎吱钉了个木板床。说还有什么?还有的事就不大好解决了。怎么了?说这个毛泽东同志他就会蹲着上厕所,你们这马桶他用不惯。赫鲁晓夫说这就麻烦了,我们这没蹲坑啊。那赶紧想办法吧,最后人家俄国人还是想了个招,弄一堆砖头、沙子、水泥,把那马桶给盖起来了,中间留一窟窿。这些当然都是很细小的地方,但你能看出来那会儿赫鲁晓夫对毛真是恭敬有加,唯恐照顾不周。现在外交部档案登了好多事,来来往往的。赫鲁晓夫原计划在机场安排盛大的欢迎仪式,一直到克里姆林宫是夹道欢迎,毛就说,告诉他们我怕感冒,我不能坐敞篷车,让他们取消夹道欢迎,取消机场讲话,苏联方面就赶快把它们取消了。等到了会场,在座都是各国的第一把手,所有人都是站着念稿子,而且事先都得写好俄文稿,这个对东欧国家并不难,只有毛所有的讲话都是即席发言,没稿子。而且他也不站在那个讲演台上,他就在自己那个位置上,把凳子往后一拉,说我腿疼啊我在这讲了,这回所有人都得回过头来看他。这种事多了,包括在红场上检阅,下来以后群众围观,整个那热闹的场面,接见这个作家、工人代表什么的二百多人,别人都没有,只给毛泽东一人安排,他在莫斯科地位非常显赫。所以说57年的时候中苏关系走到了一个顶峰,包括这个赫鲁晓夫他一直讲,以后不要提以苏联为首了,至少也是以苏联中国为首。但毛说不行,说我们还差得很远,中国是个政治大国,是个人口大国,但在经济上还是很弱,将来还要靠你们,帝国主义打来还是要你们往前冲。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但就这意思。

  但57年也显露出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一些分歧,一方面呢是赫鲁晓夫内心不太高兴,虽然他对毛泽东很恭敬,特别地招待,但是毛有时候对赫鲁晓夫也的确不是很尊重。人家好歹也是一大国领袖啊,你想赫鲁晓夫见毛,毛就在卧室穿个睡衣,一大裤衩子。这赫鲁晓夫好歹人家也是一国家领袖啊,跟毛谈,谈着谈着,毛咚地跳游泳池里去了,赫鲁晓夫就只得在岸边跟着走,还说什么赫鲁晓夫同志你也下来吧,赫鲁晓夫说我不会游泳啊。这个就算都是共产党国家,大家都是兄弟,人也是一国家领导人啊。还有在莫斯科吃饭,大家一块吃饭,毛讲话不给人留面子。这赫鲁晓夫这人啊爱吹牛,在那吃饭吃着赫鲁晓夫高兴了,就说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指挥西南战线怎么怎么――其实他那会儿不是指挥,他是西南方面军的政委――然后他就讲那会怎样怎样,毛也不理他,就哗哗地吃。吃完了,在赫鲁晓夫讲的兴趣正浓的时候,他一放筷子,说赫鲁晓夫同志,我这饭都吃完了,你那南方的故事还没完啊?弄得赫鲁晓夫一大红脸。他的翻译,就李越然跟我说的,说我翻译完了赫鲁晓夫愣那了,他都不知道下边该说什么了。就这一类的事非常多,所以虽然说主要是因为政策上发生的分歧导致中苏同盟走向了分裂,但这赫鲁晓夫个人内心的不高兴也是一个缘由。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冷战史主任。本文为沈志华先生2008年3月22日在传习社的讲座 "中苏同盟的起源与分裂" 实录的节选,文稿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中国企业家》0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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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5日 星期五

董桄福:不抵制法货,不抵制美货,我们只抵制蠢货!

  今天早晨值得撰文纪念。

  收到一则短信。

  这是本年度迄今为止收到的最佳短信。在众多的"流氓短信"中如日东升,如月团圆,如春风又绿江南岸,熠熠生辉,鹤立鸡群,像一颗纯净度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钻石。

  其文曰——

  "我们不抵制法货,不抵制美货,我们只抵制蠢货。"

  晴天惊雷,心随意动。

  蠢货不动脑子,不睁眼睛,当然更没有思想。不抵制"蠢货"还抵制什么?!

  任何国家的任何产品,只要品质保障,都可以给人类生活带来某方面的助益。但是,"蠢货"就不一样了。无论出产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几乎都让智慧蒙羞,让良知沦丧,让做人的基本准则、权利、尊严受到伤害和挑战。

  不抵制"蠢货"又抵制什么?!

  最近,就抵制家乐福一事有两方面的感想:

  首先,抵制者被警察带走了。不要以为在自己的国家就可以行使权利,没有的事,你哪里有这种权利了?这是一种错觉。说我们处在人权最好的时期,这是逗你玩的。要是你在法国抵制,说不定还行。

  其次,"商务部就部分市民抵制家乐福表态":"该负责人说,家乐福1995年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在华雇佣4万多人,占全部员工的99%,年销售额近300亿元人民币,所销产品95%由中国制造。我们希望家乐福等外资企业要全力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这说明,抵制家乐福实际上是抵制自己。这些数字已经证明了抵制的都是中国货,那抵制者难道不是"蠢货"?

  更多理由,懒得说了。蠢货再说还是蠢;聪明的,自己会动用脖子上面的那个玩意儿。毕竟,聪明人知道,那不是西瓜,那可是脑袋,用来自己思想的器官。何必成为专制极权倾倒观念,煽动仇恨的垃圾桶!

  顾维钧是前前前前前外交界的"耆宿"。

  在一次国际舞会上,正在与美国小姐翩翩起舞的时候,小姐突然问他:

  "请问顾先生,您是喜欢中国小姐呢,还是美国小姐?"

  "不论是中国小姐,还是美国小姐,"顾维钧不慌不忙地说,"只要是喜欢我的,我都会喜欢她。"

  这是我喜欢的一段对话。

  结合这一次被无数短信,无数自以为"爱国"的五一抵制家乐福法货,六一抵制肯德基美货的朋友或者群发"粪青"的邀请。我在此一并回答了:

  我也与那则钻石短信一样,"不抵制法货,不抵制美货,我们只抵制蠢货。"

  2008年4月22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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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国基:对台海局势的预测——两岸必将和平统一

  马英九胜选和国民党重新执政台湾之后,台湾海峡将架起彩虹,两岸的中国人将由握手、对话和沟通而完全拥抱到一起,也就是说,两岸终将和平统一。

  海峡西岸瞄准台湾的导弹必将拆除,武力永远只能用来对付台独。马英九胜选和国民党重新执政台湾之后,两岸交流必将不断推进,台独势力必将不断萎缩,直至失去生存的空间。

  抛开历史恩怨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谁也不能否认,马英九和在台湾的国民党人都是爱国主义者,他们爱的祖国是包括台湾和大陆在内的全中国。

  马英九无疑是有大抱负、大中国情结和广阔国际视野的大政治家,他在个人操守上的优异表现,除了源于他本质的纯正之外,还源于他远大的政治抱负。以马英九的稳健,谦卑,清廉,务实,公道,正派,严于律己,乐于奉献,以卧薪尝胆之后重新夺回执政权的新国民党人的励精图治,精诚团结,马英九在2008年5月20日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很可能将执政两届共八年,马英九执政八年之后,很可能还是国民党执政台湾,国民党很可能在马英九执政八年之后还能连续执政八年。

  未来台湾经济的上升必定离不开大陆,大陆政局越稳定,经济越繁荣,对台湾的吸附力就越强,台独势力的空间就越小,而已有近60年正反两方面执政经验的现行大陆执政党是完全可以维护大陆政局的持续稳定和大陆经济的持续繁荣的。

  通过民主选举,掌握了台湾行政和立法大权的马英九和国民党,不论是从顺应两岸主流民意出发,还是从防止台独势力的反扑出发,都将积极推动两岸交流,与此同时,与时俱进的大陆现行执政党也将因应时势的变化,不断推进政治的民主化,两岸交流越多,大陆的民主化进程越快,统一的希望无疑就越大。

  只要两岸执政党都能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共同努力,求同存异,和平统一的进程就决不会像某些人所想像的那么长,大胆一点说,二三十年之后,甚至十多年之后,两岸和平统一是完全有可能的,即使慢一些,也不会像某些人所估计的那样还要50年,甚至要到50年之后。

  只有国家统一,才有民族强大。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完全统一的中国。中国近代史上,内乱、割据和分裂曾让人民吃尽了苦头,也给列强欺凌中国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方便。至今强国插手中国事务,扼住中国咽喉,就是因为海峡两岸还处于分裂状态,也可以反过来这样说,至今两岸还处于分裂状态,就是因为强国在其中作梗。但两岸同文同种,同宗同祖,血浓于水,最后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一定会让两岸排除强国干扰,真正拥抱到一起。

  只有互爱,才有地球的安宁。只有互爱,才有国家的强大。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必定是国内各民族互爱、和谐共处、互相融合的国家。在全球尚且日益融合、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企图以2008年作为最后的机会,挑起族群对立、煽动民族仇恨的台独、藏独、疆独等极端势力,最后必将失去生存的土壤。

  在21世纪,一个国内各民族团结友爱的中国,一个全面复兴的中国,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国,一个与世界普世价值完全融合的中国,必将光芒万丈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作者简介:汤国基,湖南省宁乡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特聘教授,已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各类作品共500余万字,出版著作12部,有作品被选入大学教材和新实验高中语文教材。

  作者电子信箱:tangguoji888(a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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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寒冰:失血的中国股市——一江“春水”向西流

  中国股市从10月16日创下6124.04点(沪指,下同)的历史高点后,就一路下跌,到4月3日,创下3271.29点的近段新低,下跌达到2852.75点,跌幅达到了46.58%.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沪深总市值快速蒸发了7.29万亿,平均每月蒸发超过1.2万亿。A股持续暴跌,不仅造成7万多亿财富蒸发,也导致无数股民深套其中。其中,仅中国石油A股,在11月5日上市以来就套牢资金近2000亿元,套牢股民超过180万人。此次股市大跌的影响,超过了中国股市上任何一次人造熊市。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实体经济连续数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社会形势稳定,且未发生重大自然灾难与重大政局变动的情况下,出现如此深幅的暴跌也是非常罕见的。

  那么,是谁制造了这次股市大跌?谁成为财富的掠夺者?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去年因提高印花税率引发的5·30大跌。在去年到5月之前,QFII大肆唱空中国股市。被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观点是:"A股泡沫太大,沪指有可能在今后3个月内跌破3000点":"目前A股散户持股比例已达65%-70%,高出成熟市场一倍,这是一个再明白不过的见顶信号。"有的外方研究机构直接呼吁政府"应采取措施阻止泡沫的进一步形成。"作为从成熟市场走出来的机构研究者,竟然如此露骨地呼吁政府干预股市,不能不令人震惊。

  QFII的呼吁最终影响了决策。印花税率从千分之一调整到千分之三,两倍的调整幅度,引起了股市的自由落体,A股仿佛在瞬间进入了末日世界,许多投资者忍痛砍仓。而事后的数据显示,QFII在此次大跌后蜂拥而入,结结实实地抄了一个大底。外资机构在A股估值偏高,无从下手的情况下,通过唱空制造利空,并通过对相关决策的影响,迫使A股走出了一波人造大跌势,达到了以更低成本建仓的目的。在完美地抄底之后,QFII又一路唱多。

  A股市场对QFII及热钱的巨大诱惑主要源于两点:一是建立在实体经济快速发展基础上的良好的成长性,这种成长性意味着暴利。从赚取利润的角度来看,仅此一条就足够了。二是政策市漏洞。对于强势者,对于那些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策的利益集团而言,漏洞越大,获取暴利的机会也越大,胜算的把握也越大。纵观当今世界,还有哪个市场具有如此之大的诱惑力?

  更大的问题在于,单个的外资机构甚至就可能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在A股牟取巨额暴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瑞银在中国石油中的作局。有报道指出:"站在48元之颠的中石油散户欲哭无泪,而瑞银集团却在香港那边快乐地数着挣来的大把钞票。有迹象显示,瑞银集团涉嫌通过以中石油A股承销商的身份,来操纵H股的股价获取暴利,而通过操纵H股,又影响到A股的定价以及上市后的股价,最后导致到1700亿资金被套在48元之颠。中国数以十万计的散户因此遭拖累。"

  在中石油上市后,瑞银一边抛售中石油,一边发布报告建议买入中石油。境外机构透过监管体系漏洞通过境内市场操纵牟取暴利的问题,在中国石油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市场的监管者竟然找不到问责的依据,甚至找不到调查的理由。监管体系落后的现状,给境外机构操纵A股市场牟取暴利大开方便之门。这势必然会对境外机构通过不法行为操纵中国股市牟取暴利带来更大的诱惑力。

  以A股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衍生品是热钱做空中国股市的另一动力。2006年9月5日,新加坡交易所正式推出以A股为标的的新华富时中国A50指数期货。2007年11月8日,全球首只通过做空中国股票市场来获利的ETF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这只以中国股票市场下跌获利的ETF,将双倍反向于新华富时中国25指数的日回报率。有评论指出:"一旦这只抛空中国股市获利的ETF产品在美国挂牌,将会引来大量的巨鳄闻腥而来,尤其是已经通过QFII在中国A股投资的大行。"

  这意味着,倘若热钱先在海外股指期货上做空,然后,等中国股市达到某一高位,存在内在调整要求的情况下做空A股,就可以达到双重获利的目的。一方面,在A股高位抛售股票套现,同时为暴跌后低价接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在以A为标的的股指期货产品中所下的卖单,将因A股的下跌而获取更大的暴利。因为期货本身所具有的"以小博大"的特点,就能发挥杠杆作用,将盈利和风险成倍放大。

  事实上,全球首只通过做空中国股票市场来获利的ETF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日期本身,就非常值得玩味。这只ETF产品是在2007年11月8日上市,而11月5日正是在中国石油刚刚登陆A股之后,中石油是A股第一大权重股,中石油每跌10%,大盘就要下跌200点,反之亦然。中国石油登陆A股意味着,做空股市者有了更强大的操纵中国股市的工具。因此,对于瑞银做空中国石油与海外通过做空中国股票市场来获利的ETF有无关系,不好下结论,但是,中国石油自登陆A股后,对于推动股市下跌所起到的作用却是有目共睹的。境外机构及热钱透过做空中国股市获取了丰厚暴利(通过唱多诱惑散户高位接单),由此同时,它们在股指期货上所获得的暴利恐怕更为丰厚。

  事后的数据显示,一些席位一直在疯狂抛售股票,且重点抛售对象集中在排名最靠前的几只权重股,打压中国股市的目的非常明显,操作手法非常坚决。

  如果说通过抛售股票砸盘是海外机构与热钱打压中国股市的直接手段,那么,通过提出庞大再融资计划及散步谣言等不法达到做空中国股市的目的无疑是间接手段,而这种手段更有效,能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对照A股走势,就会发现,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达到打压中国股市的目的。

  第一阶段,2007年11月5日,中国石油上市后,以瑞银为代表的外资机构疯狂抛售中国石油,带动大盘下跌。

  第二阶段,今年1月21日,多家媒体在首页重要位置刊登新闻:《中国平安或创A股史上最大再融资》,接近1600亿元的再融资规模导致股市暴跌。沪指当即从5200点狂泻,一口气跌倒4195.75点。事实上,在中国平安再融资消息传出之前,一些机构就已提前逃离。上证所授权发布的Topview数据显示:去年12月28日,超过330家机构持有中国平安约62.8%股权;但到大跌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1月18日,持股机构已缩减至225家!在这一过程中,散户手中的筹码却在逐步上升。

  第三阶段,在中国股市因新基金发行反弹,重上4600点,股市人气重新恢复的情况下,2月20日,市场突然传出浦发银行再融资400亿元的传闻(传闻随后得到了确认,只是金额略有出入),引发恐慌性抛盘,股市再次暴跌。浦发银行再融资计划传出之前,得到消息的机构同样提前就开始逃离。

  中国平安与浦发银行犹如在A股仍下了两颗原子弹,使得市场对于庞大再融资计划充满了恐惧,纷纷抛售股票,这导致股市陷于更惨烈的暴跌之中。一直到创下3271.29的新低,仍没有真正缓过气来。中国平安与浦发银行即使以后放弃再融资,其对股市的打压效果也已经顺利实现。而这两个上市公司背后都有外资背景。

  外资在中国操纵股市的行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如马丁居里有限公司(MCL)100%控股的马丁居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MCIM)和马丁居里公司(MCI)在2007年8月买入的南宁糖业的股票,已经超过了5%,但它既未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也未通知上市公司予以公告,同时,它还违反了《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是非常大胆的违规违法之举。我们要追问的是,监管部门为何有法不依?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日益走向开放,境外机构及热钱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式操纵中国股市以牟取暴利的行为将愈演愈烈,热钱到底进来了多少没有谁知道确切的数据,但在这几年新增的外汇储备无法由贸易顺差和FDI解释的部分大幅增加,无疑就是热钱悄悄涌入的最好证明。然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监管部门对这些外资无可奈何,相关制度也迟迟未能建立起来,即使已有法律规定的违法之举,亦轻易逃过惩处。这既为外资、热钱操纵中国股市提供了便利,也对热钱做空中国股市牟利产生了更强大的诱惑力。这必然导致严重后果:

  第一,导致国人财富被境外资金通过股市合法地掠夺。

  第二,导致中国相关定价权的丧失。

  第三,使得民众因亏损引发的愤懑情绪被引向政府——这同样是许多境外资金背后的势力所乐意看到的结局。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股市暴跌给投资者带来的精神压力和痛苦远远超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

  第四,造成中国股市基本功能的扭曲和丧失,使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丧失一个重要的基础。

  第五,导致中产阶层因财富的缩水而减少,难以形成稳定的消费力量与平衡力量,成为中国未来发展中的一大隐患。以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被公认为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这次股市大跌让许多中等收入者的资产严重缩水——他们是股市的参与主体,加之高房价对中等收入者的挤压,这个群体的人数将呈现减少趋势而非增长趋势。从长远来看,这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第六,股市只是境外机构及热钱展示实力的第一步,更大的隐患在金融领域,通过做空中国股市劫掠财富发展起来的外资力量,一旦在金融系统兴风作浪,就不仅仅是洗劫财富的问题,还可能危险到中国的金融安全,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现在应正视这些危害,尽快采取针对性措施。

  第一,监管层必须改变牛市时乱作为、过度作为,而熊市时又不作为的现状,认真肩负监管职责而不是指数的调控者——这本身就是监管角色的错位。第二,应尽快建立针对包括外资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的监管机制,严格执法,让违法者付出巨大成本。第三,应加强对包括股市账户在内的监管,防止热钱大批量进入中国股市加剧中国股市的波动,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

  来源:加拿大《枫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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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4日 星期四

薛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家乐福

  奥运会不会成为大国崛起的契机,却可以是大国崛起的橱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本来,日本获得了194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但因为侵略中国而被取消,该届奥运会也因为二战而终止。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的侵略国,在国际上全无面目。自己的国土被美军占领不说,连宪法都要人家给写的,并且根据"宪法第九条"而放弃了对外使用武力的主权。但是,日本人忍辱负重、埋头苦干,经过五十年代经济已经恢复。到了1964年时,全民走出政治纠纷,正在为"国民所得倍增"的计划而努力。这时由东京主办的奥运会,正好是日本向世界展现自己已经彻底放弃了军国主义、正在成为一个发达、繁荣、热爱和平的国家的机会。果然,这也正是国际社会在东京奥运会上看到的。日本经过一场痛苦的战争而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尊重,和东京奥运会有着重要的关系。毕竟,东京奥运会是第一届在非西方国家举办的奥运会。日本不仅向世界展示了自己具有西方发达国家所有的物质繁荣和组织能力,而且这个东方国家不会对西方和自己的邻居再构成威胁。果然,日本几乎在同时成为唯一非西方的发达国家,而且并没有和西方产生"文明冲突"。

  北京奥运会要学的,也应该是这种东京模式。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正在崛起为一个大国。中国的GDP,已经在世界第三、四位之间,并将很快超过日本,甚至超过美国。同时,因为中国一直声称自己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这样强劲的崛起,自然会对方不安。北京奥运会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橱窗:中国是个和平崛起的国家,是个求同存异的、包容的国家,是国际社会负责的成员。中国的崛起,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如果这正是世界从北京奥运会上看到的,那么奥运会将有助于世界接受中国,为中国的崛起创造机会。

  东京奥运会模式的优越之处,也被战后发展经济学所证实。战后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崛起,大致而言可分两种模式:一是自力更生模式,代表者有中国、印度、以及巴西等南美国家。这一模式的特点就是强调摆脱对外的依赖,通过产业保护发展民族工业,并立足于本国市场。另一则是有求于人的模式,代表者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等国家和地区。这一模式强调迅速进入世界体系,以国际市场为经济发展的基点。战后的经济发展证明,采取第二种模式的国家,经济发展大都比较成功。第一种模式则很快就丧失了后劲儿。乃至中国、印度已经放弃了第一种模式,正以第二种模式参与二十一世纪的竞争。

  这两种模式的不同命运的根源在于:第一种模式立足本国市场,而本国市场属于发展中经济,购买力有限,很快就会饱和,最终导致经济动力不足。另外,这种模式把民族产业收缩于国门之内,安于落后的现状,丧失了和发达国家的产品直接竞争的机会,水平也不能很快提升。第二种模式,则在两方面都有优势:即占了发达国家旺盛的购买力的便宜,又通过和最先进的产品竞争提高了自己的水平。

  不过,这两种模式,需要两种民族文化心态。第一种模式因为是自力更生,干什么只求自己痛快,谁也惹不得,民族主义精神非常强烈。第二种模式则到处求人,该弯腰时就弯腰,"和气生财",把别人接受自己当作发展的首要条件。东京奥运会办得井然有序,又谦卑平和,也和日本战后致力于第二种模式的发展战略有关。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从第一种模式转化为第二种模式。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毕竟在第一种模式中发展了将近三十年,有一套为这种模式所滋养的文化,并在这种文化中培养了一代人。连所谓八十年代后的一代,其实也是被第一种模式的文化所培养。同时,再加上近代受人欺辱的惨痛历史,民族自尊心格外脆弱。动不动就有一种受辱的感觉,动不动就要给人家"一点颜色看看"。这也正是抵制家乐福的爱国愤青们所鼓吹的。一句话,我们民族的心态,还套在第一种模式中不能自拔。如今网上流行的观点,还是什么西方不希望中国崛起、正在挖空心思地破坏中国的发展。殊不知,最近这四分之一世纪,中国正是搭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便车。中国不费一枪一弹,马六甲海峡畅通无阻,美国等发达经济的市场向我们敞开。中国是这个秩序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更不用说,象《华尔街日报》这样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和中国截然对立的右翼报纸,近年来不断在自由贸易上为中国说话,并为中国的领导人和企业领袖提供论坛。如果我们总是被受害者心态所征服,就看不到这些,一天到晚就会想着人家怎么欺负我们,或者怎样企图欺负我们,而看不到我们占的便宜,看不到我们从世界上得到的好处。

  如今离奥运会仅仅有两个多月,如果中国社会还是被抗议、谴责、抵制所占据,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问:中国将主办一个愤怒的奥运,还是平和、快乐的奥运?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是一个容不得别人、随时可能爆发、一心要付仇的国家,还是一个宽宏大量、谦虚平和、对人心怀感激、愿意把别人往好处想的国家?我们今天可以抵制家乐福。但不要忘记:中国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家乐福。中国GDP的1%,一度就在沃尔玛的货架子上摆着。世界各国的超级市场、连锁店,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连家乐福本身也主要是销售中国产品。如果这样闹下去,中国将向何处去?还回到自力更生的锁国时代吗?所以,新时代的中国人应该警惕,不要让那些爱国愤青搅了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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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CNN为啥不怕中国的抗议和抵制?

  对于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时的那种片面和偏激,我是早就领教过的。记得十几年前第一次到美国工作,为了尽快让英语听力过关,每天趴在电视机前看新闻实事或脱口秀节目。起初,由于熟悉新闻背景,完全能够听懂的几乎只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说实话,从美国新闻里看到报道中国的新闻和他们的评论,确实很让人不爽。

  即便在我自己把批评中国当作己任,自认通过批评自己的国家从而促使其进步就是最好的爱国的今天,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我心里还是很不舒服。有时真想找人教训他们一下,可是找谁呢?西方的新闻媒体好像没有主管单位,看看他们如何整天批评甚至攻击总统和政府就知道了。特别是美国的福克斯新闻(FOX)攻击起克林顿夫妇,简直可以用极尽侮辱之能事。

  但我也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在美国遭受到911袭击,以及美国先后出名阿富汗和伊拉克期间,美国的各大新闻媒体包括CNN等都显得非常爱国。这真让我迷糊了。因为那时我也对美国媒体有了一定的了解,确实知道这些媒体是享受充分独立和自由的,和政府没有什么关系,更不是什么上下级关系。那么他们怎么都那么爱国起来?好像是白宫统一安排了舆论导向似的。

  这个问题也就放下了,直到两个月前我到香港参加文学节,正好和前CNN驻北京首席记者芮贝卡(Rebecca Mackinnon)同台主持我的作品研讨会。芮贝卡父亲是汉学家,她自己说很流利的中文。她以前长期在CNN工作,从1992年到2001年在CNN驻北京站任首席记者。我最早见到她就是从电视屏幕上开始的。她目前在香港大学从事媒体教学工作。以她对CNN的了解,我想,我自然会为自己的问题找到最准确或者最接近真相的答案。

  在我们一起吃中饭时,我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说,一向对美国政府桀骜不驯的新闻媒体特别是CNN怎么一到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时就忽然爱起国来,弄得我不得不怀疑白宫有幕后黑手在操纵。我想,芮贝卡一向对美国的媒体拥有比较独立和公正的看法,对中国人民也持友好的态度,她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芮贝卡的回答证实了我的观察没有错。那段时间,CNN等美国大媒体确实"挺爱国的"。但她纠正我说,政府没有给压力,白宫更不敢干涉,也不会是因为CNN的老板是美国人这些原因,主要原因是有一双更加有力的无形的大手在操控。芮贝卡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向我解释。

  阿富汗战争期间,她曾经带一个(日裔)摄影师前往阿富汗前线,为CNN作现场报道。她说,作为一名记者,她自然知道该报道些什么。当时,阿富汗战争刚刚打响,很多阿富汗人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当时芮贝卡所在地方(名字我记不起)正是遭受战乱的阿富汗穷人逃乱的必经之地。芮贝卡看不断涌来的阿富汗难民在美国的炮火下不得不逃离家园,扶老携幼,有的妻离子散。于是,具有敏锐新闻头脑和人文关怀心的芮贝卡把这些难民的真实生活都一一拍摄下来,不停地发回美国CNN总部。

  就在芮贝卡以为找到了最好的新闻素材,干得正起劲时,来自CNN的指令下来了。指令要求芮贝卡少报道一些这些(难民)——这些被美国炮火赶离家园的难民潮对于美国那场反恐战争来说毕竟是负面的消息。CNN总部希望芮贝卡多报道一些来自阿富汗前线的能够激励美国人爱国心的新闻。CNN总部的理由很简单:观众不爱看那些难民,他们要看反恐的,爱国的。

  芮贝卡给我讲这件事后有些无奈,她说,现在你明白了,CNN为什么爱国了吧。不是政府让他们爱,更不是他们那些老板良心发现突然想爱国,而是因为当时美国观众 们在911后正在爱国的兴头上,不喜欢看那些"不爱国的"——如美国发动的战争造成的大量的难民。

  当时CNN的对手福克斯新闻(FOX news)狂热地支持布什政府(福克斯一直为难克林顿政府),赢得了很高的收视率,CNN处于明显的劣势。为了迎合美国主流的爱国激情,CNN不得不放下一些原本够料的新闻,而去报道能够激起美国人爱国热情的东西。

  芮贝卡后来离开了CNN,我想这也许就是原因之一,她对于那些超级的国际大媒体持一定的批评态度,认为他们往往为了收视率,为了广告,为了迎合主流人群而放弃一定的新闻原则。

  现在不妨把话题转到最近CNN主播卡弗蒂的辱华事件上,我想结合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和认识谈一些看法,与网友商榷。

  1)卡弗蒂的话是不是辱华?

  我一早就从网络上看到了卡氏的那段话,今天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核对了英文原文。从我自己的理解来判断,卡氏的讲话确实侮辱了中国人民,他可以说自己没有把话说清楚,那个"他们"可以指中国政府也可以指中国人民。然而,从话语的上下文来看,卡氏说他指责的是中国政府这件事有些牵强。所以,可以这样,卡氏的话是严重地辱华,而且带有种族主义的偏见。

  我们回过头来分析,卡氏为什么在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后辩称他是批评中国政府呢?原因很简单,按照西方媒体的标准,任何媒体和新闻人都有批评政府的权力,至于批评的是否有证据,是否正确,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媒体拥有批评甚至攻击政府的权力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在为自己辩解时,卡氏率先抛出了这一点。

  卡氏当时说了一长串的话,是关于贸易和"中国产品是垃圾"的。我认为说中国产品是垃圾并不构成辱华,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都是很便宜的,相对于欧洲进口的自然质量不高,而且也出现了一些安全问题(据说美国最近要公布中国产品安全问题调查),所以,一个新闻主播带着激动的情绪说"中国产品是垃圾"并不构成什么辱华事件,听说一些公司要起诉,没有这个必要。可是,这位卡氏话锋一转,就说到中国人身上,什么五十年来都是——

  这句话,无论按照中国标准,抑或是美国标准,都超越了一个新闻主播的底线,不单单是侮辱中国人,而且带有严重的种族歧视了。卡氏在这句侮辱的话语里虽然使用了一个时间概念("近五十年"),这也就成为他强调的他在攻击"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的依据。

  无论卡氏如何辩解,中国人这一次是有理由要求道歉的。问题在于:我们该使用什么方法对付CNN?

  2)CNN为什么对中国政府的抗议和愤怒的中国民众漫不经心?

  中国外交部连续三次提出严厉交涉,谴责并督促一个私人媒体CNN做出真心的道歉,中国大陆网络爱国者也大张旗鼓口诛笔伐,更有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特别是留学生举行了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真可谓众志成城。

  可是迄今为止,不但西方媒体鲜有报道,而且CNN也按兵不动。确实让人费解。然而,结合我上面的故事——CNN为何忽然爱国来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无论西方媒体如何标榜新闻自由,讲究职业道德,他们充其量还是一个赢利的跨国大公司,他们也有上帝——就是他们的观众,也就是暗中操控他们的那只无形的手。从某种意义上说,抛开自由民主等这些核心价值不表,西方媒体要供奉起来的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广大的西方观众。当然,这和他们崇尚民主自由并不一定矛盾,因为西方的绝大多数观众已经接受了民主自由的核心价值理念。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CNN的情况,它的上帝——观众在哪里?很显然,现在起来抗议他的中国人,几乎一个都不是他的观众。中国大陆民众根本不允许看CNN,CNN的收视率自然从来不把中国的观众统计在内。

  CNN的衣食父母,和控制它的那只巨大的手——观众几乎全部在中国大陆以外,那么,中国外交部目前连续三次提出抗议,中国民众群情激愤,在外面的观众——特别是西方的观众看来,又是什么情况?

  问题就出在这里。目前从中国大陆网络到中国外交部以及席卷全球华人圈的谴责和抗议CNN的活动,看在CNN的观众,特别是西方的观众眼里,对CNN不但没有损害,甚至正在直线提高它的收视率。我想,就这一点来说,CNN的高层也许此时正躲在阴暗角落里偷偷直乐。

  中国网民、外交部和全球留学生抗议CNN事件不但CNN本身鲜有报道,其他大的电视台如FOX和BBC等也很少报道,为什么?这当然有其他的原因在里面,但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能忽视。举例说,当FOX报道CNN遭到13亿中国人的抗议的时候,那么十有八九的正在观看FOX的观众会立即转台去看看CNN 到底出了啥事。而且,还有一个让我们难堪的现象就是,在目前西方人眼中,中国仍然是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记者动辄因言获罪。于是,头脑简单的西方人也就会以此反推:得罪这样一个国家,能够惹得没有新闻自由的13亿人愤怒的CNN,一定是我们西方为之自豪的新闻自由的榜样。此时不看,更待何时?

  我的分析当然不是全面的,只是就某一方面深入浅出。但是,我也并不是没有依据的。那么,这样分析下来,是不是说,我们中国人被一个电视台的主播侮辱了,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就要忍受?就要不了了之?

  那也未必,外交部发言人说得好: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3)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在我提一些建议前,我首先表明,外交部目前连续三次严重交涉,以及一些民众自发组织抗议,都是合法合情合理的。但是否还有更好的选择,或者说从长远来说,我们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又或者说,我们是否还有更见效的方法?这些都应该群策群力。

  我提几个看法:

  第一, CNN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媒体,它的触角伸到世界各个角落。可想而知,它在中国自然也有办事处,而且业务量也不会小。这就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如果它不配合我们的要求真诚道歉的话,我们把它赶出中国。那样对于一个世界性的大媒体,被赶出了有13亿人口的中国,自然是损失惨重的。可是,这种方法绝对不能用,因为这种方法在世界上造成的对中国政府形象的损害相比于我们赶走了一个私人媒体获得的尊严要大得多,得不偿失的事我们不能做。更何况今年是奥运年。

  第二, 按照我的分析,CNN之所以对中国外交部的抗议和民众的声讨置若罔闻、漫不经心,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但不影响它的收视率和经济收入(主要是广告),而且甚至有可能让它在西方获利。从这里我们看出来,就算如CNN这样的超级媒体,剥掉了冠冕堂皇的外衣(新闻自由等),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企业,一个追逐利润的公司,为老板和股东赚钱赢利是它的目标。那么,中国是否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我想还是有的,据我观察,CNN的大量广告来自中国大陆和华人世界,如果CNN不对辱华事件做出更真诚的道歉和处理,如果中国人够团结的话(真像愤青们说的那么团结的话),威胁CNN,停止所有来自中国大陆和华人世界的广告,将会对CNN造成巨大的打击。

  第三, 但那绝对不是致命的一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办法从本质上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说卡弗蒂是有名的大嘴巴,也是"臭嘴巴",他不但辱华,也侮辱过无数的人包括美国人,可是,我们即使通过抗争,让CNN解雇了他,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我们能够改变什么?我们能够改变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吗?能够保证不会有更多的卡弗蒂出现在西方人的电视台里?我们当然不能,西方媒体不可能因为一个不发达地区的一些侨民和留学生的抗议,就改变他们上百年来形成的新闻模式和理念。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方法倒是有,不过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很难。那就是从操控西方媒体的那只无形的大手入手——也是西方媒体的上帝——西方观众、西方民众入手。增加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把中国开放给西方普通民众。

  俗话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按说,西方媒体敢于屡次歪曲对中国的报道是有西方民众撑腰的,或者说有民众的基础。说到这里,有人也许就说了,西方民众不是通过西方媒体了解中国吗?那不是恶心循环?话是这样说,但却不尽然。因为在西方包括美国毕竟还是有新闻自由的。至少,如果你愿意,我们的中央电视台在全美国都可以收看得到,没有人会屏蔽你。这些年中国人在西方媒体投入的钱,明里的暗里的,不可谓不多,就拿中文报纸来说,基本上都能够越来越多地正面报道中国大陆,越来越多华人媒体转向,开始走上正确引导华人的舆论导向这条路。

  西方观众如果想看,中央电视台的英文节目也是完全可以看到的,但据说世界上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是我们的新闻联播,可在美国除了搞情报的以及那些和中国大陆做生意的华人外,很少有人会去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这并不是让我们值得骄傲的。中国大陆的朋友大多想看海外的新闻节目却看不到,而西方人可以看到中国的新闻节目却根本没有人愿意看。

  虽然说我们的新闻媒体具有中国特色,但不要忘记,新闻媒体本身就是从西方引进到中国的,我们虽然谴责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中国的新闻,但却不能把自己孤立于西方媒体之外。西方媒体在舆论监督,民意表达,以及报道真相上,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中国想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想从坐在电视机前的上帝——观众入手,彻底解决问题的话,还应该在自己的新闻媒体的改革上加大力度,学习西方媒体的积极一面。放弃一言堂,放弃只报喜不报忧的新闻模式,放弃把新闻当成喉舌,当成说教的工具——

  也许有人会问,你说的这些和我们面临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吗?当然有,也许不能立即解决问题,但却能够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我们中国一向是可以用大钱集中起来做大事的,可是,迄今为止,13亿人的大国怎么就无法弄出一两个国际性的媒体?在美国开办电视台和办办报纸都是绝对自由的,我们为什么办不起来?没有人看,为什么没有人看?如果我们拥有能够得到世界观众信任的媒体,就能够把更公正的中国介绍给世界。

  以上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在我们发现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存在偏见和偏激的时候,我们是否反省过,中国大陆的媒体是否对世界也存在严重的偏见和偏激?

  我已经不止一次说过,中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对世界的歪曲和偏激也是让人胆颤心惊的。要知道,我这里不是小看CNN,以我对他们的理解,他们那个辱华节目的收视率并不怎么样,而且,就算西方观众听见了他的辱华,也不会太介意,影响也很有限。而且美国观众有很多选择,甚至有权选择看你的中央电视台。

  但是,我们中国大陆的媒体就不同了,基本上是一个声音说话,所以,以前出现过关起门来,八亿人民激动兮兮,一个个磨拳擦掌准备解放全世界的奇观。现在当然好多了,但还远远不够。

  一个在自己的国家只能听到一种声音的,言论自由还有待发展的国家,且不要说在面对世界时会显得过于简单、易于愤怒,容易受伤,而且也是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民众真心地尊重的。

  还有一个事情不能不提,因为看到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特别是留学生涌上街头抗议西方媒体的对中国的偏见,我很高兴,因为对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但我们大家激动之余都不要忘记,西方民众了解中国不仅仅是通过那些西方媒体,而且更主要的是通过住居在他们 国家的华人华侨以及特别是中国留学生。

  说到这里,也该结束了,我只希望最后我们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也要问自己一句:除了这一次我站出来抗议西方的媒体歪曲报道中国、表达爱国之外,我平时在西方的一言一行和所作所为,是否能够让西方人看到一个和平、文明和尊重人权与普世价值的中华民族的身影?而且我再问一句:通过这次我们全球总动员来举行针对一个CNN的游行示威后,西方媒体也许会有所收敛,但那些媒体的上帝——西方民众到底会如何看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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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抵制欧洲产品等于抵制中国的崛起

  最近,网上民族主义汹汹,抵制欧洲产品的呼声排山倒海。乃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特别出面澄清:将认真维护与欧洲的关系。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如一地追求一个目标:政治是政治,贸易是贸易,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中国作为全球化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在西方国家也结纳了一些盟友。比如美国最有影响的保守派报纸《华尔街日报》,就非常了解美国经济和中国发展的共同利益。在最近几年内,该报虽然政治上不断批评中国,但在贸易上一直为中国进行辩护。从吴仪到中海油总裁,在关键时刻都在该报发表文章阐述中方的立场。这种跨国的、超越政治的自由贸易联盟,来之不易,而且在未来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但是,目前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崛起,对中国的海外市场构成严重挑战。美国今年的大选,民主党胜面甚大。从希拉里到奥巴马,都在竞选中不断挑战自由贸易体制,并不停地点中国的名字。甚至共和党选民也开始对自由贸易表示怀疑。在大选之后,要保持中美贸易关系的现状已经非常困难。

  欧洲在对华贸易上,虽然叫得没有美国响,但内部不满情绪非常严重。比如,人民币并没有对欧元形成对美元那样明显的升值,这对欧盟一直是个大问题。欧盟没有行动,主要还是因为各国之间利益不同、意见不统一。但随着对华贸易赤字的加大,共同行动的立场正在形成。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中国民众成功地抵制了欧洲货,那么就更加严重地加大了欧盟对华的贸易赤字。其实,具体数字还在其次。以现在中欧贸易的规模,象家乐福这类的企业受到些抵制,对中欧贸易的平衡很难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抵制欧货一旦成气候,中国就将在欧洲面临着强大的公共关系危机。欧盟就会面临日益强大的民众压力,要对从中国的进口产品采取实质性的贸易保护措施。在这个问题上本来四分五裂的欧盟,就可能团结起来。

  这样的贸易战一旦打起来,谁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呢?当然是中国。我们不妨从双方的贸易和工业结构上进行一番分析。中国向欧美等发达国家输出的,主要是廉价消费品,我不妨称之为"初级产品"。即使是这些产品,也多是顶着人家的牌子,是接受西方企业的外包。目前中国生产廉价消费品的优势,正在受到象越南等许多后起国家的挑战。西方并非没有能力甩掉中国而把外包甩给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而且,欧美的许多产品,早就外包给中国制造。中国人抵制的许多产品,实际上是中国劳动力的产品。这样的抵制,有时就是自家打自家人。更何况,欧美消费者要报复中国的抵制,操作起来非常简单:不管什么牌子的产品,只要看到商标上有个"中国制造",就算锁定了目标。在几年前中美外交危机之时,美国消费者就进行了这样的动员。幸好危机及时化解,才没有对中美贸易构成实质性危害。

  西方出口中国的产品,则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产品有两类:一类是如计算机之类的高档消费品,一类则是生产性的设备、部件,我称之为"二级产品"。固然,前者可能受到抵制,但是那些进口先进设备和部件,则是在消费市场上看不见的,很难抵制。比如,一个国产汽车中,可能就有大量法国的部件,甚至是用法国进口的设备生产的。你可以抵制法国车,但怎么抵制用法国设备生产的、带有法国零件的国产车?更有些先进设备,你不抵制人家也不卖,你还不得不进行游说要求对方政府进行技术出口解禁,何来抵制?

  以上的分析,不过说明了一个现实: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要依赖国际合作才能发展。中国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靠的是"初级产品"的生产。这种产品要保证质量、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就必须依赖进口的"二级产品"(即设备和关键部件)来生产。在中国还没有发展出替代"二级产品"的能力之时,抵制了"二级产品"的进口,只能降低我们产生"初级产品"的能力、打压"初级产品"的海外市场。如果"初级产品"不能在足够规模的海外市场上竞争、缺乏足够的利润,就将削弱生产这些产品的国内厂家设备投资、更新的动力,最终导致"二级产品"的研究开发不足,使中国在"二级产品"上永远有求于人。可见,抵制外国货的民族主义情绪,将在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关键时刻,进一步激化欧美和中国的贸易矛盾。一旦引发了贸易战,就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立竿见影的损害。

  最后我还有必要提醒读者一个历史教训:美国建国之初,年轻气盛,和英国一有矛盾就对之采取禁运,以为这样人家才知道尊重自己。没有想到,禁运了半天,住在伦敦的美国人什么感觉也没有,大英帝国的日子照样过;反而是美国,经济凋蔽,弗吉尼哑的烟草离开英国市场后变得一钱不值。历史证明:任何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必须积极寻求沟通而不是壁垒才能发展。自工业革命以来,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离开国际贸易体系而保持长期的繁荣。在这个意义上,抵制外国货,实际上就是抵制自由贸易,进而抵制中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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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3日 星期三

田奇庄:奥运火炬传递危机——神圣化惹的祸

  北京奥运火炬全球传递开始后麻烦不断,为了防止藏独及其它势力干扰破坏,保证活动顺利进行,相关组织者如临大敌,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由此引起了广泛争议。一项有趣的大众参与活动,由于组织者的神圣化,反而成了伤财惹气的麻烦事。

  奥运会本来是身体强健的人凑到一起比试身手的游戏。可是多年来,奥运会被注入了太多不相干乃至完全相悖的因素,已经变了味,奥运火炬传递神圣化就是其中之一。

  希腊女祭司们装神弄鬼搞个什么仪式,一把再普通不过的火就成了所谓奥运圣火,此火种就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不少人竟认为与此相关的一切属于国家民族尊严,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捍卫,窃以为大可不必。

  点燃火炬是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一个想法,传递火炬是德国人卡尔·迪姆主意,后来得到了其它奥委会委员的赞同,这项活动就保留了下来。个别人的一个念头变成了大家认可的行为,无非是吸引更多人关注并参与体育活动——仅此而已,哪有什么神圣可言。

  这次火炬传递由于藏独捣乱,搞得鸡飞狗跳,整个活动成了相关组织者的沉重负担。据说,已经有奥委会委员建议,今后不再搞火炬全球传递活动。其实,对于奥运会本身来说,点燃火炬,传递火炬都属可有可无。进而言之,如果能用其它方式保证增强国人体质,即使不参加、不举办奥运会也无所谓——不能让手段妨碍目的,更不能让手段取代目的。

  当然,中国既然选择了举办奥运会,就要尽可能搞好。把好事办好并不容易,把奥运会这个全球盛事办好更是天大的难题。什么叫好?不见得花钱多就好,也不见得仪式隆重,接待规格高才好,从根本上说,是参与者满意才算好。

  由此而论,全球火炬传递头一炮我们就没有打响。如果不能吸取教训改弦更张,奥运会正式开始后,定有更多麻烦。

  我认为,要想举办好这场活动,必须淡化奥运神圣色彩。藏独分子之所以处心积虑地干扰火炬传递,就是因为这一活动的神圣化——官方太在乎这件事。又是专机,又是护卫队,又是庄严仪式,又是高官隆重登场——不少方面远远超过了国家元首正式访问。

  官方越是搞得神乎其神,藏独分子越想抹黑。藏独分子人数很少,与欢迎者不成比例,双方根本不是对手,其捣乱乃是不值一提的插曲。只是由于我们神圣化之后的过度反应,使他们有了成就感,因而如同注射了兴奋剂一样逞强。

  客观现实是,海外存在着不少对中国政府不满的群体(消除敌意来日方长)。要想防止他们捣乱,最好的选择就是民间化,商业化,避免或减少官方参与,消除活动的神圣光环。或者更明智一些,公开拍卖火炬传递权,交给各国奥委会进行商业运作,参与者还能赚上一笔。如果呈现那样局面,藏独分子还有兴趣捣乱吗?

  那时如果还有反对势力捣乱,各国司法机关都不是吃素的,他们断然不会容忍外国势力破坏本国社会秩序。根本用不着我们火冒三丈,口诛笔伐。

  前不久杨恒均先生发表文章,谈了关于澳大利亚火炬传递的情况。那里的人们把活动当成了击鼓传花般的大游戏,有的市民抢过火炬自己拿着跑,有的市民甚至把火炬扔到了海里,有的人挡着路线,让火炬手绕道而行,官方和警察都以宽容对待。结果天没有因此塌下来,谁能说悉尼奥运会不成功。

  北京奥运会应是中国走向世界,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重要标志。要想成功举办,就有必要创造宽松环境,减少并消除神圣化、官方化,增进平民化,娱乐化。有些人把外国首脑是否出席当成大事,其实他们是否到来无关紧要,关键是各国出席者是否满意,而不是官方设计的神圣、尊严、荣誉指标是否得到了满足。

  三年前,笔者好友王一名先生在凯迪网络的说过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不要自我神圣",对此我深表赞同。神圣与专制如影随形,思想神圣、主义神圣、制度神圣、帝王神圣,领袖神圣市场广大,主子的神圣会传染给臣民,国人从来不乏神圣情结。

  神圣需要大众的痴迷,于是有了儒教的兴起,有了无休止的洗脑教育。个别人的神圣意味着大众的卑贱,为了防止卑贱者挑战,以神圣自居者不惜动用所有资源保护神圣,不惜牺牲众多生命维护神圣,这就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多灾多难。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诸多国人为诸如奥运火炬传递之类无足挂齿的事情闹得人仰马翻,却对中华民族唯一神圣的宝物屡被践踏亵渎视若无睹。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自己的最高利益只有宪法才能保护。也就是说,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最神圣,可是让我们静下心来数一数,从政党到政府,从法院到媒体,从高官到学者乃至老百姓,有多少人把宪法当回事!!!

  该神圣的不神圣,不该神圣的乱神圣。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新的千年,我们连最起码的价值取向都不能确立,难怪今天有诸多乱象。

  个人主页:www.zglnw.com

  附:爱国主义"名言"集萃:(转自其它网友)

  1、智者的思考是愚者的明灯

  2.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   ——托马斯.潘恩

  3.对祖国来说,没有比一切都满意的爱国者更可怕的敌人了。 ——涅克拉索夫

  4.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胡适

  5.人权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一个政 权如果关起门来都不能维护自己本国普通公民的权利,它有什么资格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这个国家的权利,它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  ——张思之

  6.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  ——安卜罗斯.皮尔斯

  7.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陈独秀

  8.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列宁

  9.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勃特兰.罗素

  10.爱国主义是超越于原则之上的对于不动产的一种专横的崇拜。——乔治.简.纳森

  11.除非你把爱国主义从人类中驱逐出去,否则你将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宁静的世界。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                 ——乔治.肖伯纳

  12.当爱国主义涉入认知领域时,是一个应该被扔出门外的混小子。 ——阿瑟.舒本华

  13.那些没有自尊的人仍然可以是爱国的,他们可以为少数牺牲多数。他们热爱他们坟墓的泥土,但他们对那种可以使他们的肉体生机勃勃的精神却毫无同情心。爱国主义是他们脑袋里的蛆。                      ——亨利.大卫.梭罗

  14.民族主义是我们的乱伦模式,是我们的偶像崇拜,是我们的疯狂。"爱国主义"是它的迷信崇拜。不必说,我所谓的 "爱国主义"态度将自己的国家置于人道之上,置于正义与真理的原则之上。  ——埃里克.弗罗姆

  15.爱国是窃国者的通行证,汉奸是爱国者的墓志铭。   ——明白人

  16.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塞缪尔.约翰逊

  17.印度民族的圣雄甘地说:"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印度人"。中华民族之魂鲁迅说得更好:"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对于那种"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的伪民族主义,这两句话应是最好的回答。   ——秦晖

  18. 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庄子

  19. "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   ——卢梭

  20.当智慧存在的时候,作为一种愚蠢的形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才会消失。   ——克里希那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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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人民打望大地上的事情

  冉按:最近这几天连续写了几篇谈"爱国"的文章,关于"爱国"这个六十年来被官方制造和利用的神话,以后我会继续慢慢地说。我发觉许多人对你批评官方贪渎的极权政治,他不一定支持你,但他会很理智而现实地看待,唯独批评"爱国"这块领地,似乎触及他自认为世俗生活中这块"干净"的领地。其实,极权之所以危害这么大,其原因就是利用圣化和神化"爱国"这样的东西,来有效地进行精神绑架与思想控制。过不久,我会写一篇叫《六十年来官方制造的十大神话》,其中就有被官方利用得遍体鳞伤的,以至人尽夫的"爱国"。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这两天《南方都市报.风尚周报》正在成都做一个关于读书的大专题,采访成都的读书人、藏书家、贩书者,他们说要给我做个专门的采访,关于谈读书的事,当然很高兴。其实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还是读书,最爱聊的还是读书。因为陆续在写《吴虞与他生活的民国时代》一书的书稿,同时也在为主编的《庄子二十讲》缮后,所以答应给《清华美术》苏滨兄的文章,一直到最近才完成。很久没写过画评了,想起常看《江苏画刊》的八、九十年代,真恍若前尘梦影。《人民打望大地上的事情》(分为"艺术教育与视觉消费"、"视觉消费的禁区"、"红色美术"、"城市景观"、"草根视觉消费"、"视觉垃圾"六部分)是我给苏滨兄写的一个长达万字的关于视觉消费的随笔,今天先刊一节"视觉垃圾"于此,全当为《清华美术》作个广告。2008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7:51分于成都

  1917当杜桑将小便池签上"R.MUTT"放进展厅的时候,是对当时传统的视觉欣赏习惯与步骤的颠覆,这种颠覆让架上绘画在视觉上不可一世的正宗地位受到强烈的挑战。虽然事到如今,架上绘画依旧有其不可替代的审美与视觉地位,但像原先那样固有的架上绘画的惟一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一去不复返,开创现代艺术给人之视觉带来的多元而全新的感受,是人之视觉消费的一次极大的开发与开放。

  当我们今天能看到五花八门的艺术门类、稀奇古怪的视觉方式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忘记杜桑曾经的胆大妄为,替艺术欣赏者带来的全新享受。但艺术发展到今天,其被圣化和神话的崇高性,已然淡出,那些要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说教就更是一种不得体的笑谈。艺术创作当然不是涂鸦,但涂鸦与艺术的界线,今天正受到严重的挑战。艺术创作的随意性,艺术种类如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的猎奇性,无不冲击着人们对艺术是个高雅东西的古老看法。这样的冲击,一方面给我们已经疲惫的眼神带来新的视觉冲击,但另一方面又创下了天量的垃圾,来污染我们的眼睛。垃圾与搞笑齐飞,涂鸦与艺术共舞,很多时候,人们已经丧失了对艺术评判尺度。如果说原先人们不懂艺术,对视觉创造还不在行,但比较承认艺术批评家在这城领地的权威性的话,今天,连艺术批评家身上的"皇帝的新装"也被普通老百姓嗤之以鼻,全数剥下,不耐烦他们的指手划手。一方面是不知道怎样去欣赏艺术与垃圾的区别,另一方面也把许多批评家的胡言乱语摁住,让他们像茶壶倒汤圆一样,闷在小范围内自言自语。

  我也不想偏袒我们人类自己,人类的确生产了许多垃圾——有对人类不耐烦的"人类"说,人类本身就是垃圾,这种杰出的"表达"先摁住不表——这与人类自身进化过程无关。按照达尔文的说法,我们是进化的,但生产垃圾的水平也在急速进化中,以至于当我看到一位外国人拍摄《风景》的纪录片,表现中国江浙一带触目惊心的电子垃圾场所的时候,我想到的竟然不是生活的难堪,而是我看到的被冠名为艺术的垃圾太多,眼睛已经不堪重负。视觉消费并不仅是你花钱看画展、看电影等,即便你不花钱,你也无时无刻不在视觉盛宴——这盛宴好不好吃,是另一回事——的包围之中,无所逃逸。你一打开电视,你一看报纸,繁多的商业广告蚊声如雷地袭击你,你要找个清净的地方都很难。但不管怎么样讲,我们也许可以在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这一点上"傲视"前贤,因为从平面的角度上看,我们接受的视觉信息,其数量之多,空前于古人。但这空前于古人的数量享受,不足以够成我们可以骄傲的必要而且是更不充分的条件,因为我们不能确知,米开朗基罗时代的意大利艺术欣赏者未必比我们今天更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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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望:办好自己的事未必爱国

  对于目前轰轰烈烈的抵制活动,舆论分析已经够多了,究竟谁是谁非,理性能否战胜情感,这不可能是舆论本身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必须提醒一点是,提醒或者呼吁要理性爱国,未必像有论者所认为的故作深沉或者摆出一副精英的模样。

  我们深知,爱国是一种朴素甚至是不加修饰的情感,这种情感可能就像你喜欢看姚明打篮球并因此喜欢美国休斯顿火箭队那样纯粹。没有人会去怀疑这种情感的真诚。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种真诚的情感可能带来的复杂问题,却是我们需要加以审慎考量甚至是警惕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历史从来就不乏经验和教训———当年全民砸锅大炼钢时,又有多少国人不是基于"赶英超美"的爱国真诚?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

  而在近日,各大媒体和网站纷纷转载一篇评论文章,该文章认为,做好本职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当前最大的爱国。

  中国一直就有"慎独"、"独善其身"的说法和传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可以让自己获得老板或者上司的认同和肯定,说不定可以因此涨点工资,同时,做一个有道德自律的公民,当然也不会给社会、国家添乱。那些贪官污吏,不做好本职工作,既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又祸国殃民"挖社会主义墙脚"、"给社会主义抹黑",那当然是很不爱国了。

  然而,对于每个个人而言,能否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与爱国与否是毫无关系的。办好自己的事情,是对自己负责或者对自己的家庭负责,正如我们不能说一个学生学习成绩好就爱国而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就不爱国一样。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是属于个人的私事。而在个人的私事之外,还有公共事务。有不少人,他(她)未必能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她)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做出出色的成就,比如说像现在活跃于环保领域的志愿者,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些人,比那些只把自己事情办好的人,更加地爱国。

  而对于掌握了公共权力的部门而言,能否做好本职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当然就可以以此来衡量它们是否爱国。毕竟,对公共权力部门而言,他们是否履行了对人民的承诺以及自己作为公权部门的职责,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了国家的整体形象。如果公权部门漠视权利、钳制自由、利用公权为某些个别人牟取私利,这很容易会被国际舆论认为是"流氓国家",自然是在给自己的国家形象抹黑。

  具体而言,从风起云涌的爱国热情来看,中国人未必如论者所担忧的对社会公共事务冷漠,如果每个中国民众都能把社会公共事务看作是"自己的事情"而要求并努力参与其中把它办好,公权部门应该感到十分庆幸和欣慰。

  当然,要使公众能够在参与公共事务过程中保持理性和有序并非是能一蹴而就的。比如说,昨天就有报道称在美国有5000多名华人举行了抗议集会,整个过程井然有序,结束后现场也没有留下一点垃圾。我相信这是长期习得的结果。这样的理性抗议不仅有利于抗议者诉求的有效表达,而且也展现了华人的风范。

  因此,对公权部门而言,他们应该从制度的层面去肯定并呵护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让公众在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过程中不断得到历练,而不能说今天有民众抵制家乐福就是爱国的表现,明天他们要抵制"血汗工厂"就认为他们只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来源: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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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2日 星期二

冉云飞:到处都是爱国主义的“破尸”

  有人以为爱国主义表演,是自今日始,其实在中国有很古老的传统。远的不说,自从共产党诞生后的爱国主义表演,就是一部洋洋大观的"破尸"(pose)史。比如1929年的中东铁路事件,苏联窃取中国的利益,昭彰天下,彼时共产党为了"爱国",要武装保卫苏联;抗战时期他们抗战甚少,却借机壮大自己,种鸦片作为财政收入,实为借机发国难财,但他们却很会装扮自己,到最后颠倒黑白,说自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1945底至1946年苏联在中国攫取的诸多利益,这一点老一辈的东北人绝对还有记忆(即他们说的长毛子之恶有甚于日本者),但共产党是非常欢迎苏联老大哥,他们是这样"爱国"的。至于四九年后的爱国"破尸"表演就更是多得不计其数,其要有利于他的党,他既可以视爱对方为爱国,如向苏联的一边倒,当然党的利益闹翻了,便视苏联为恶人。总之,在官方几十年的爱国"破尸"表演里,党派利益远远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甚或干脆就是用党派利用代替国家利益,而这样的代替通过愚民,从而达到混淆天下视听的效果。如视国共内战里的中共牺牲者为烈士,让全体纳税人供奉,这便是党派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但我们几十年的爱国教育基地,有几个不是官方党派利益的完全体现。至于那些真正为民族利益而战的抗战烈士,四九年后许多碑被毁掉,而像重庆的抗战纪念碑干脆改为"解放碑",同时将宣传抗战的书籍视为反动书籍大量销毁(请参看拙文《请看他们销毁的"反动"书籍》),此种篡改历史的做法,遍布四九年后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教科书,导致了许多对历史根本就不了解,或者是错误的了解。

  除了篡改历史,伪造他们需要的"爱国主义"外,还造假树立一批"爱国"主义人物,如刘文学、雷锋、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这三位是抗联合国援朝,所谓援朝其实就是援意识形态,援党派利益,而以国的名义去牺牲民众利益,现在沈志华、陈谦诸先生的研究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点)、赖宁等,不一而足。用这些党派利益人物,从小灌输学生爱国,实在爱党,正是在这样的愚弄下,爱国早已变成爱党的别称。在一个没有自由民主,没有言论开放,没有信息公开的铁幕国家,爱国主义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你只要稍微有思考的头脑,便不能理解。但就是这样胡乱愚弄的爱国主义,主宰人们的头脑,使得官方随时可以利用爱国主义愚民,并且从中有效地化解他们对民众造成的灾难而死不认错。不仅还死不认错,而且还用爱国主义来美化他们给民众造成的灾难。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的著名人物,尚且对爱国主义有很多批评,何况我们这个没有任何实质性制约,传媒完全统于官办的国家,爱国主义的灾难会多么深难。爱国主义的灾难在中国的频繁演出,相当于人道主义灾难在中国的频繁发生。

  反日游行上演过,大使馆被炸演出过,中美撞机表演过。我不是说对日本有看法不行,也不说大使馆该被炸,更不是说美国该来撞机,而是说每一次这样的"灾难",他们就会成功地煽动民族仇恨的情绪,而转移国民生视线,从而化解官方糟糕的执政危机,完成对党派利益的巩固,而不是从实质上推进民主自由进程,反而使社会有倒退之嫌。这一次的西藏问题和奥运问题,本来也是推动中国向民主自由社会前进的好时机,可是,官方不在民主自由、民生问题上努力,却又一次利用来压制西藏的自治诉求,以及民众对国内民生的注视,从而成功地在通货膨胀、经济滑坡、国内诸种利益博弈矛盾尖锐的时刻,混淆视听,完成新的一次金蝉脱壳。我不同意任何的暴力行为,所以控制住西藏局势是应该的,但应该完全公开真相,开放新闻言论自由,可是现在是进一步的清算抓人。同样,我认为抗议奥运火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却将其神化为"圣火",从而愚弄国人,一个火炬被抗议好像很失面子似的,让一帮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者歇斯底里,进而有人要去抵制家乐福(当然抵制可以学习如何游行、如何声张自己的权利,但我认为声张自己的权利不是去抵制家乐福),如此做法,近于饮鸩止渴,将来不仅共产党官方会为这样的积端民族主义情绪买单,整个社会当然包括民众也会付沉重的代价。极端的民族主义和不理智的爱国主义,是一副杀人八百,自损三千的毒药,但官方为了党派私利,为了度过自己不合法的统治危机,不惜一切,让被信息封闭愚弄的民众癫狂起来,从而达到他们转移国内民生视线的效果。

  有官方这样的利用极端民族主义和不理智的爱国主义,当然会有许多表演爱国主义"破尸"的人。举其荦荦大者。如护卫火炬的残疾人金晶,前几天是"爱国主义者"眼中的民族英雄,备受尊荣;过两天金晶反对抵制家乐福,同样又是这批"爱国主义者"就是极尽下流之能事的话来辱骂金晶,说她是汉奸是走狗,真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合肥家乐福门前,在成年人的号召及诱惑下,小学生也去抵制家乐福;昆明家乐福门口,有抵制者有反抵制者,抵制者用矿泉水打反对抵制者,一位老年人(有些人还以为表演"爱国主义"破尸的只有青年人呢,你看中共的愚民宣传多成功,有些人一辈子活得非常没有尊严,但就是看不穿官方这样的愚民把戏)还说要拍下这位汉奸的丑恶嘴脸传到网上;至于"王千原事件"中,王千源独立的表达自己对西藏题的看法(她的看法对与不对,你可以商议批评,但不能损害别人的言论自由),就定性她为汉奸,公布她的一系列隐私资料,威胁她及她家人的安全,甚至完全是官方喉舌的中央电视台也用非常暴力和侮辱性的词汇来谈论此事,真可谓无耻之尤,有这样的媒体你还好意思反CNN而不惭愧?我不同意CNN卡弗蒂评论中的种族主义腔调,但我认为他说六十年来中国产生大量的暴力之徒(官方讲暴力,讲愚弄,因此诞生暴力而愚昧的民众),这话一点都不假,我们许多人如果不昧良心都可以证明他所说的事实,只不过因为他是美国人是白人而已。至于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卡弗蒂的话侮辱所有中国人民,这又是他们惯用的滥用全称判断,即使只有我一个不觉得受侮辱,你也不能用全称判断。他话语中的优越感甚至不乏的种族歧视,是让人讨厌,但他所说的话中的确包含事实的因素。一个国家的外交部"义正词严"去反驳CNN挑拨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之类,本身就是色厉内荏的心虚表现,真正受民众爱戴的民选政府怕别人挑拨吗?我看中国的传媒侮辱美国的时候也不少,但为什么从来没看到美国外交部出来对中国的传媒"义正辞严"呢?这一切的爱国主义"破尸"表演,实在拙劣而可笑。官方不教民众如何平和理性地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他人的批评,却火上烧油,冀图一时转移危机,将来会自食其果。官方这样"教化"民众,怎能让不让全世界侧目而心惊?

  有朋友说,如果英雄与汉奸像金晶这样,好贴标签,那么中国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奇观,即有可能是一个由十四亿汉奸组成的国家,连那些贼喊捉贼的爱给别人贴汉奸标签的人,都不能幸免。这真是一幅旷世罕有的由爱国主义"破尸"表演而组成的滑稽图。

  2008年4月19日8:28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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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国“爱”死你了,你爱国否?

  有很多人认为爱国是无条件的,常用的是不伦的比喻:"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爱国看上去显得美好,却使某些人智商低下,连比喻都不会用了。母亲于人是惟一,国不是惟一,否则出国迁移自由就不会成为普世价值。除了像中国这样少数的专制国家外,在世界上自由迁徙并付诸行动,于很多人是件稀松平常的事,他们互相"叛国",各自融合。

  我再次强调,国与政府、党的不同那是自然的,但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形来说,只是一种尚未实现的应然状态。即国家被不是民选的政府、没有真正竞争对手的一党独裁给劫持了。即在中国你一不注意,党就从后门,就把你的爱国热情给代替乃至强奸了,因为党就是国。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个政府很不可爱,党更不可爱,由他们所承载的当下这个国的实体,实在是非常的不可爱。但这个政府、这个党不由你选,而且强奸你的意志,用爱国的大氅,来遮掩他们强夺民众利益的实质。

  香港作家陶杰针对大陆不惜钱财搞神六上天,官方营造欢欣鼓舞的气氛,却不为那些挣扎在饥饿乃至死亡边缘的民众,提供应有的帮助,曾经说过:一个满身脓疮的病人,穿了件时尚的内裤。我们现在连爱国的权利都没有(比如你要上街抵制家乐福并游行,这个权利恐怕不一定会配发给你),却在那里无端挺这个极权统治的国,爱国也成了满身脓疮的时尚内裤。不去医治你的脓疮,却拿起爱国内裤在那里炫耀,真是比这个国要"可爱"得多。我们真爱自己的国家,是要让自己人民过上幸福有尊严的日子,而不是那些虚幻不着边际的所谓爱国表演兼说教。

  一:国很不爱你,你爱国否?别跟我说基督精神,打了我左脸,再伸右脸去。基督是信仰,国是否爱你,涉及柴米油盐酱醋茶。更别跟我说,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中,那些被整的知识分子,被党妈妈整得一塌糊涂,还说党妈妈是为他好。国只知道你纳税,却不知道你还有福利,常四爷的话早就说了:我爱大清,可谁爱咱啊。

  二:国"爱"死了你,你爱国否?前苏联还驱逐所谓的像索尔仁尼琴一样的"寄生虫",但在中国你有随便被驱逐的自由吗?比如我的朋友老威,就是一非常牛逼的"寄生虫",他无数次申请被驱逐——申请出国,就是死活不让他出去,这个国真是"爱"死了,这样的"爱"你能爱得起这个国家来吗?官方执政六十年来,这个由共产党承载的国,"爱"死了几千万人,那些地下的冤魂以及尚存的家属,你让他们怎么去爱国?

  三:叛国者何其多耶?叛哪个国?几十年偷渡香港,偷渡海外的这些人中,有哪个是去卖国家机密而叛国的,他们都是小民百姓,甚感在这个"爱"死你的国家,无法生活,没有尊严,因此不惜用生命作最后的赌博,有少部分人成功了,大多数被自己的"国"给打死了,关押了,消灭掉,这个国真是"爱"死你了。看看前不久用多弗尔偷渡案拍成的电影《鬼佬》吧。用生命来偷渡,难道生命是韭菜吗,割了又生?为什么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美英帝国主义人民,不偷渡到中国来呢?

  四:国"爱"死你了,不让你出国,但执掌国柄的中共官员,却基本上都将他的子女送出国,甚至将他贪污腐败、搜刮的民脂民膏转移到国外。他们当然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去,用不着叛国。很多小民百姓思考的是,我们如何爱国,这当然值得尊重。但似乎从来没有多少人问过:共产党真爱中国吗?

  五:没有个体之爱的抽象之国是个什么东西?国家的要素是什么,是人民、土地、主权。再简单地说,是个每个人的个体利益都应该得到良好保障的利益共同体。可是,在我们这里,这一点近乎天方夜谭。四九年以来,官方就是用抽象之国,来忽悠民众的利益。所以才有逼着你非交不可的"爱国粮"、"爱国猪"。

  六:圣化爱国是为了什么?因为四九年后成功地用党作为国的灵魂,所以他们几十年来不停地用尽各种宣传机器,来圣化所谓的爱国行为。爱国知识分子、爱国猪、爱国粮等等,不一而足。却没有爱国共产党员一说,因为他们不用证明,共产党就是先天爱国的,因为党就是国。

  七:国"爱"死你了,爱到你没有权利去爱。最近有些朋友想去抵制家乐福,虽然我不同意这种做法,但我认为用这样的方式去爱国,也是他的权利。而且这种爱国方式,好像官方也很合拍,官方应该无条件支持才是。我想许多爱国者就是因为太相信官方是"爱国"的,来形成了一个内心"同构",才觉得自己坦荡光明,又符合官方的看法,因此组织人去合理抵制,但就是这样的"爱国"的举措,已被警察阻止(请用百度查看"憋屈的爱")。连爱国的权利都没有,你怎么去爱国?在我看来,应该先争取你爱国的权利,才能谈得上真正的爱国。

  八:爱国是否必选项目?无条件爱国在我看来是荒唐的,那么爱国是否是人生的必选项目,我可否不爱国?我既不恨也不爱,行不行?国尚且不爱,那么爱国主义,就更是扯淡。人之自由大于一个强迫的必选项目——爱国,这便是我对爱国的看法。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爱国绝非必选项目,很多人讨论的不是他爱不爱国,而是国爱不爱他,国不爱他,他要采取什么办法?

  八:不爱这个国家,可否依旧在这个国家?可以这样说,我是部分认同中国文化的,在利益上我也部分认同我所处的这个环境(从这两点来看我还是尚存些许爱意),但觉得国家几千年的专制统治,特别是我身处其间的这个极权政府的统治十分不可爱。无条件的爱国者就说,既然你不爱,为何不选择移民?我只想问的是,如果不移民,我不能待在这个国家吗?我完成我法律(尽管有些法律是恶法)上的义务(但爱国不是义务)如纳税等等,我就应该有权生活在这里,让我滚蛋,这是对我人权的侵犯。我要与这个"爱"死了很多人的极权政府耗下去,反对他们的做法,我知道也许我不会胜利,但喜欢并享受这种用非暴力的方式反对他们并争取自由的过程。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在共产党看来,这对他们"爱"死老百姓有很大的障碍,像这样的言论就会插上汉奸言论的标志,于是富兰克林这个美奸成汉奸们的精神导师。

  2008年4月18日9:05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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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寒枫:对时局的卑微祈祷

  因为最近的时局越来越混乱,越来越疯狂,反而觉得博客写无可写。一个做体育媒体的,就好好地做体育吧,做奥运吧。虽然,北京奥运无论用什么华丽诡异的词汇来描摹它,它都已经是处于最艰难的考验之中。

  这种沮丧,难以形容。原因是,我找不到是谁置它于死地的。我的愤怒没有对象,我的哀伤难以传递。我非左非右,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绝对不反对普京、布什式强权。我不认为奥运就应该是中国用来为自己庆典的工具,也绝不认为奥运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折腾和政治秀而毫无体育意义。因为,我是一个做体育媒体的,我用时时细分、夜夜警惕的心,提醒自己:体育的核心是竞技,体育的升华是普世价值观。这是一个民主社会,按照商业伦理生存的媒体,在追求价值最大化时,所必需遵循的法则。

  然而,现在已经几乎可以宣布,竞技,对于本届奥运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伟大的体育,必诞生于伟大的国家。且不论接下来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还有圣火在中国的漫长传递,还有奥运期间十几天的惊心动魄,这中间会不会发生任何出人意料、让人哀伤或愤怒的事情;就算一切太平,奥运竞技没有失败,我也无法开心。因为,我的国家正经受最大的考验。我梦中都在幻想太平盛世、高楼林立,人们开诚布公、锐意进取,国家诞生伟大的政治英雄和文化、经济、科学英雄。他们引领着这个国家的公民,意气昂扬地走在这平面的世界,将俄罗斯、印度、德国、日本甩在后面,和美国争雄。梦想着这个国家出现甘地、德兰修女、马丁·路德·金、约翰·列侬、亨利·卢斯、奥巴马、普京这样主宰当今、光耀千秋的英雄,梦想着这个国家诞生一篇演讲,人们读它热泪盈眶、奔走相告,梦想着人们能宽容过去、开放未来,梦想着人们能自由享受信息,国家领导人脸上再没有肃杀的寒气,梦想着我们的媒体,产生的价值能够按照美金和人民币的汇率,与世界顶级媒体等比。然而,现实告诉我,现在,这可能吗?

  为什么我们会成为全世界的敌人?难道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除我们以外,都是榆木脑袋、豺狼心胸、老鼠眼光,就专看着中国过不去?就要与中国为敌?中国,你有那么牛逼吗?为什么我们就要与全世界为敌?哪一次你扛到过最后?哪一次最后不是和解?哪一次不是人家既需要你而你也绝对离不开人家?当年,对面骂美帝苏修,转眼就派出总理风度翩翩地去机场迎接人家,你如何和你的人民交代,你如何让你的人民转弯?

  说实话,我反感民族主义情绪,但我绝不愿意谴责持此种情绪者,我通常都不喜欢用"愤青"这个词。因为,我认为人人生而有罪,但追究责任,民众绝不能排第一位,无论是今天对待国际,还是哪天可能的将怒火对向国内。这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任何一个人,如果得不到必要的完全信息,将不能作出相对独立和准确的判断;任何人如果从小就接受某种固定的教育,将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另一人,就是一个孩子,如果和狼生活十年,都会成为狼孩,何况是人与人之间,何况是权力、暴力对人的控制。阉割教育、封闭信息,是一切误解的根源。无论对内,还是对外。

  神州都在混乱,是什么事情呢?一是西藏骚乱问题,一是CNN等媒体报道问题,一是长平言论,一是火炬传递问题,一是CNN主持骂中国人。我们可以看到,刨除长平这个非常理性的观点,一边是西方媒体怒气冲冲声讨中国人权,一边是民众率先杀上一反CNN,再反长平,三反巴黎,四反家乐福,现在看来又要反到CNN上了,一边是政府部门发言人义正词严地跟在后边,你们看看,把我们老百姓都给惹急了,还不赶快反省。敢作敢为,是一个男人最起码的担当,何况是一个国家,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政府要表达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不自己直截了当地说?为什么总要自己可怜的人民先出头?

  世界的误解真的这么远?世界的矛盾真的这么大?CNN是根据自己的编辑需要进行了裁图,你可以说他别有用心,但就算如此,这样能说是"歪曲"吗?难道那张图是假的?就算是歪曲,难道就可以给他们定性是"反华媒体"?正如我们看到过,此前他们报道过那么多中国的发展,我们将如何解释啊?民众这么说情有可原,言论自由嘛,如果官方没有自己的理智,以后将怎么收场啊?退路在哪里啊?还有,这些媒体,你让他们自由、深入调查过新闻现场吗?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只要具备最浅薄新闻常识的人就知道,新闻不被允许在现场,将如何有准确的新闻?还有,他们那样做,CNN、BBC、图片报等等,我们听过他们的声音没有?采访过他们没有?为什么就不能派出一些记者,亲自到他们的总部或分部,调查他们的报道和立场?还有,为什么在埋怨别人造谣虚假时,为什么我们内部,就不可以允许一下各种报道、各种声音?动不动就自己一个官员出来,说什么证据表明、事实证明,都是从结论跳到结论,一个口子,一种声音,一种结论,稍有异音,则可能被查封,这么诡异的行事,让人家怎样彻底信服?火炬传递,人们愤怒于抢夺火炬,激动于弱女护卫、高唱国歌,然后要反对法国、封杀家乐福,然而我们想过没有,伦敦、巴黎、希腊还有旧金山,这里的政府又是花怎样的心血,要仔细控制,既不侵犯抗议的权利,又要捍卫火炬的神圣?他们必须做到,允许抗议,阻止侵犯,这样的界限,早不得玩不得,轻不得重不得,左不是右不是。想一想,如果火炬到了某地,四处戒严、鸦雀无声、毫无抗议、组织人群、热烈欢迎,这样是不是更可怕?你做得出来,他们做不出来啊。

  我也看过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你说他们没有偏见吗?没有怨气吗?很多有。看着这些,我总遗憾于相互的偏见和误解,总遗憾于这些记者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做事,中国偏见式意识形态当道,为什么你们也要一样?但总的来说,如有明显歪曲,总有人自由纠错;就算明显歪曲,和我们千篇一律的报道相比呢,就算当内参看,也是一个参考。还有一前提是,你骂人家歪曲、反华之前,得充分地让人家进来看啊。但有一条,如果他们批评中国,就一定意味着偏见和歪曲吗?绝不是的!人,良心总是有的,是非总是有的,黑白总是有的,如果你没有做好,还要别人做吹鼓手,岂非异想天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条新闻法则说,客观,就是意味着对任何一方都不批评。恰恰,更多的时候是,如果该批的不批,反而是不客观。

  这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春日,我祈祷:政府要慎重疏导民意。民意是双刃剑,既可能伤人也可能伤己。最好的政府是言论自由,无论民意如何,无论民意对内对外,都不会强制性疏导。做不到这一点,则切不可乱玩刀锋,引火上身。因为这样对自己一点好处没有。这些事情总会过去,那时候,愤怒将向何处去,须知,今天刚刚过4月15日。有消息反应,有公民想组织去家乐福抗议被阻止。鼓动民意已经是错误、危险,如果阻止合法抗议自由,则将会错上加错,险过剃头。提线木偶游戏没玩好,将一招错招招错。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每个成年公民和未成年人都有自尊,当他热血沸腾地反这反那,用这种特殊的言论自由,表达自己的"爱国",通过发言人的话语,似乎是被支持,一旦真要去家乐福抗议,却被告知不被允许,则情何以堪,则将会产生怎样的被欺骗感和羞辱感?尊严挫伤带来的愤怒,则向何处发泄?我不支持近来反这反那式的"爱国",也不赞成杀到家乐福门口的"爱国",然而,当看到十年砍柴转贴的一篇《憋屈的爱国》,如果民众真要去家乐福集体抗议而被禁止,我真为我们的公民,这种被揉来揉去、像个面团的命运而伤心。我祈祷,执政党危机公关的素质和手段,跟得上时代,受得住考验,对可怜民众的尊严有基本的体恤。

  这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春日,我祈祷:

  我们伟大的公民,参与政治、爱护国家、捍卫主见是好事;同样,言论自由,无论你们反CNN、反长平、反家乐福,这都是公民的个人自由,或许,这也是难得一见的自由,这样的自由,需要捍卫。但你们必须知道,当你想捍卫公民权利时,你的权利来得是否诡异?是否能永远持续?你是否充分了解到必要的信息?你是否有过对公民含义的思考?你是否是内心最理智的选择?如果是,你是否愿意为你的言行承担责任和代价?公民,如果你把自己当成公民,这是伟大的,但公民意味着责任、理智和知识。如果仅是简单的表态、冲动的情绪、片面的判断,这不是合格的公民。同时,我祈祷,永远捍卫公民的言论自由,而不是把他们当成狼犬丹尼一样,他们的怒火,可以吃人,但绝对被控制为,仅仅只能咬向既定的敌人。

  这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春日,我祈祷:

  我们的奥运价值观、公民价值观和国家价值观,将因磨砺和考验而更加清晰和坚定。民众和国家一起,能在风雨飘摇中仰望星空,一起成长而非互相恶化。我祈祷,我的祖国,能经受住考验,必将凤凰涅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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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渊:从西藏问题忧虑中国统一的未来

  最近西藏出了很大的事情,有人要独立,要脱离中国。于是有人问:西藏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想这是毋庸置疑的,是连达赖喇嘛也同意的事实,也是世界主要大国一致认可的;但西藏是不是永远'不可分割的领土'?却是值得我们忧虑的。外蒙古不曾经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吗?但是由于满清政府的不思进取,和一时振奋人心的 '驱除靼虏'的错误口号,沙俄、苏俄势力的乘虚离间,外蒙古脱离中国已经将近一百年了。

  事实上,今天不仅有'藏独'、'疆独'、'蒙独',还有'汉独'。李登辉、陈水扁不都是汉族吗?即便是那个台湾新出选的蓝色总统马英九,也声称独立是台湾人民的'选项',而且还预设了大陆政府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的先决条件。那么,为什么就不能说马英九是一个'准台独分子',或者是一只'比达赖喇嘛更阴险的披着羊皮的狼'呢?

  既然,台独不是民族问题,藏独也不可能完全是民族问题,这些问题是不能用'领土归属'的讨论来解决的,即如'西伯利亚是三百年前俄国强占去的',亦如'阿拉斯加是一百年前美国用钱买去的',于今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便'天安门广场是祖国的心脏',难道有主权的政府就可以在广场上为所欲为了?当前'诸独 '气焰嚣张,主要还在于中国的政治有问题,而这是有根据的。

  例如,四月二日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政治委员张庆黎讲了一席《同达赖斗争,否则"红旗落地人头搬家"》话。他说这场'平乱'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英明决策的结果,是中央赴藏工作组精心指导、参战部队英勇善战、广大干部顽强战斗、各族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只要西藏各族人民一心一意跟党走,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就一定能够把达赖集团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西藏一定会在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上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达赖集团虎视眈眈,磨刀霍霍,我们决不能高枕无忧,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否则,就要红旗落地,人头搬家,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付诸东流。'

  发表在官方的《西藏新闻网》上的这篇言必称'胡锦涛同志……坚强领导、英明决策'讲话的对敌斗争语境,与温家宝希望达赖喇嘛发挥影响安定西藏的温和措词适成反照。这位山东基层知识青年出身的'驻藏大臣'的治藏方针是什么呢?是恐吓西藏人民惟'一心一意跟党走',否则不仅'幸福生活付诸东流',而且' 就要……人头搬家'。这些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启用的'红旗、人头',或曰'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之类的狠毒词语,就是文革暴力和武斗恶果的源头,就是中国走到'崩溃的边缘'的起步。读了张庆黎说的这些久违了的隔世话,更有藏汉对立愈演愈烈的不良预感。

  说来,汉藏文化反差非常之大,吐蕃民族在公元六、七世纪兴起以后,一度四方征伐,而一旦皈依佛教以后,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内敛虔诚、顶礼膜拜,笃信轮回转世的,而且与外界无争民族。我们这个几千年世俗无神中原汉族,则是'宗教鸦片'和'成王败寇'肤浅教条的天然信徒。藏民族在雪域中物质匮乏却内在宁静,产生了许多思辨卓越的智者,因此蒙古人历来是服藏族而不甚服汉族的,自八思巴成为忽必烈的良师益友后,元朝十四位帝师统统都是藏族;而今世达赖在西方讲经,动辄听众千数、万数、十万数,乃至成为与教皇保罗齐名的世界级精神导师,西方人和蒙古人实在是同样地识货。

  藏族本分'卫藏'、'康巴'、'安多'三系,四川康巴藏族和甘青安多藏族的祖先是唐代以后'蕃化'了的西羌部落,他们自认与北方民族有血缘联系,故尔康巴与蒙古、突厥在藏语中同谓'霍尔',实质就是中原之谓北方民族的'胡儿'。而元蒙、满清两代都是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因此康巴历来有亲中央政府的心态。民国以后设西康省,金沙江以东归四川军阀刘文辉管治,也与康巴相安无事;而当初组建'西藏共产党'的要员也多出自康巴。

  然而,唐宋元明、满清民国都能'因俗而治'善处西藏,为什么独独毛泽东的共产党与它搞得水火不容呢?原因还并不在于 '共了富人的产',而在于共产党处处喜欢干预别人的精神生活,而且又偏偏特别仇视各种宗教;而藏族是一个精神高于物质,来世重于现世的人类群体,因此就与共产党特别格格不入了。

  五十年前,共产党首先在康巴地区推行'民主改革',而相当重要的改革矛头是针对寺院,因此激起一九五七、五八年间康巴暴乱。后来,一些起事失败的康巴聚集到拉萨,他们就是一九五九年西藏全面叛乱的主力。从此,在原本最亲汉亲中央的康巴藏族中,产生出了一批最激烈的藏独分子,这是共产党不可挽回的错误,也是撕裂藏汉两族的一个起头悲剧。

  近三十年前,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党内明智派对治藏错误有深刻的反省,而今天的共产党吸取教训了没有呢?请看张庆黎四月二日还说:'各级党政组织一定要把认清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作为前提,把统一党内和干部队伍思想作为关键,把做好基层群众工作作为基础,把强化青少年教育作为根本,把促进民族团结作为主题,把深化寺庙爱国主义教育作为重点,把加强社会管理作为保障,把加快发展和改善民生作为核心,不断夯实反分裂斗争和实现长治久安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筑牢反分裂斗争的钢铁长城,努力夺取反分裂斗争的全面胜利。'

  这些'前提—关键—基础—根本—主题—重点—保障—核心',都是笔杆子们的修辞,内容则大都不离枯燥的'教育'二字,实质则是'强化—促进—夯实— 筑牢'毫无效能却又是胡锦涛最爱的'意识形态管理'。其中'加快发展和改善民生',是要以经济手段解决民族问题,尽快把藏族纳入世俗汉化的生活;而'深化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则体现了胡锦涛处理宗教问题的左倾蛮干路线。

  本作者行笔至此,网上又传来四月二日四川甘孜出事,原由是政府强制推行新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但东谷寺的喇嘛们拒绝奉命谴责达赖喇嘛,于是军警逮捕了两名持有达赖喇嘛象的僧人;结果东谷寺近四百名喇嘛去当地政府示威,另有约四百位民众响应参加,官员同意晚间八时释放被捕者,僧民才散去;结果政府没有按时放人,僧民又重新聚集,军警则开火,据说有多人死亡,还说死者都是有名有姓的。

  笔者没有眼见为实的证据,但以张庆黎说的'深化寺庙爱国主义教育',甘孜东谷寺发生反抗教育,乃至发生'参战部队' 开枪滥杀事件,则是有线索可循的了,中国的边疆政治的确出了问题。之于北京的那些毫无创意的党首们,西藏是他们手中捏着的麻雀,台湾是他们可望不可及的树上的麻雀。我看他们是要雷厉风行地把手中的麻雀捏死,然后把树上的麻雀吓飞,做了真正的分裂祖国的民族罪人才心安理得。

  二○○八年四月四日

  附「西藏新闻网记者高玉洁、旦增」张庆黎:同达赖斗争否则"红旗落地人头搬家"

  四月二日上午,在平息拉萨市"三·一四"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西藏社会局势不断好转的重要时刻,自治区党委、政府再次召开全面深入扎实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高举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旗帜,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再接再厉,乘势而上,全面深入扎实地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确保夺取这场反分裂斗争的彻底胜利,确保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确保全面建设小康西藏各项事业顺利进行。

  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庆黎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传达了中央有关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主持会议。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武警总部副司令员霍毅、成都军区参谋长艾虎生、武警总部副参谋长牛志忠、全国妇联副主席巴桑及自治区领导张裔炯、郝鹏、董贵山、王增钵、巴桑顿珠、吴英杰、王宾宜、崔玉英、洛桑江村、白玛赤林、金书波、尹德明、公保扎西等出席会议。

  张庆黎在讲话中说,三月十四日,在境内外"藏独"分裂势力的策划煽动下,拉萨市发生了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人民群众和国家财产损失严重。这充分表明,我们同达赖集团的斗争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尖锐复杂时期。达赖集团终于撕下了"和平"、"非暴力"的面具,同我们面对面地展开激烈较量,成为影响西藏发展稳定的最大障碍和最现实的威胁。

  事件发生后,自治区党委、政府面对严峻斗争形势,坚决贯彻中央重要指示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迅速统一思想认识,形成统一高效的指挥系统;采取坚决果断措施,迅速平息事态;加强协同作战,形成强大战斗合力;广泛深入发动群众,打牢斗争基础;强化舆论引导,积极打好宣传主动仗,取得了这场斗争的阶段性重大胜利。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目前,拉萨局势趋于平稳,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英明决策的结果,是中央赴藏工作组精心指导、参战部队英勇善战、广大干部顽强战斗、各族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特别是西藏广大离退休老干部,和我们党长期风雨同舟、合作共事的党外领导干部以及宗教界爱国爱教人士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为维护西藏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充分说明,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引,有西藏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我们就没有战胜不了的风险,就没有打不垮的敌人。西藏的历史不容篡改,西藏的发展进步是任何反动势力也阻挡不了的。只要西藏各族人民一心一意跟党走,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就一定能够把达赖集团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西藏一定会在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上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张庆黎指出,面对开始好转的形势,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西藏的稳定基础还不够牢靠,一些事关稳定的关键性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西藏上下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央关于西藏稳定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在思想上毫不放松,行动上绝不松懈,切实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要深刻认识到这起事件是达赖集团蓄谋已久、长期准备、精心策划的又一次分裂活动,其根本目的就是搞"西藏独立"、分裂祖国;要深刻认识到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政治图谋没有一点改变,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要颠覆社会主义中国;要深刻认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性,决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时时加强戒备,处处严加防范,决不能让达赖集团的阴谋得逞;要深刻认识到我们的工作基础还比较薄弱,下决心做好强基固本的各项工作。这次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达赖集团虎视眈眈,磨刀霍霍,我们决不能高枕无忧,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否则,就要红旗落地,人头搬家,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付诸东流。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我们同达赖集团进行的渗透和反渗透、分裂和反分裂、颠覆和反颠覆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这场斗争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关系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社会稳定,关系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能不能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措施有力地开展这场斗争,是对各级党政组织和党政领导干部的严峻考验。

  张庆黎说,拉萨乃至西藏当前的局势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乘势而上,彻底平息事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已有成果。西藏各级党政组织一定要讲政治、顾大局,站在维护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全面深入扎实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在巩固西藏局势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尽快把社会秩序恢复到正常状态,确保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到之前以开放的形象、良好的环境迎接国内外游客。

  在工作要求上,要全面、深入、扎实,把各项工作往细里做、往深里做、往实里做、往前面推。一要保民生,尽快让群众恢复正常生活;二要保服务,尽快让群众方便无忧;三要保旅游,尽快让国内外游客进藏观光。

  张庆黎指出,西藏上下要集中开展党员教育活动,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工作,集中开展面向全体党员的"反对分裂、维护稳定、促进发展"主题教育活动,确保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要抓大头,下功夫抓好农牧区全体党员和各级干部的集中教育活动;抓重点,在机关、学校、企业、城市社区等单位有针对性地开展集中教育;

  抓班子,全面整顿和建设基层党组织;抓关键,切实做好群众工作,加强"三个离不开"的教育,不断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加强新旧西藏对比教育,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用事实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擦亮眼睛,看清楚达赖想干什么,看明白达赖都做了些什么,真正让群众懂得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的道理,不断打牢反对分裂的群众基础。

  张庆黎指出,发展和稳定始终是西藏的两件大事,没有稳定难以发展,没有发展难以有长久的稳定。我们必须坚持稳定和发展两手抓,做到两促进、两不误,绝不能让这次事件迟滞西藏发展进步的步伐。当前要突出抓好春季农牧业生产,迅速掀起春季农牧业生产高潮,为实现全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开好局;要狠抓项目落实,确保近期再有一批新的项目开工建设;要下大力气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生产经营,特别是要做好各种物资的供需协调;要全面抓好改革开放,努力在完善体制机制上取得新突破。总之,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管达赖集团如何变换手法,怎样破坏渗透,我们都能始终稳如泰山、坚如磐石。

  张庆黎强调,我们正处在非常时期、关键时刻。各地市、各部门党政一把手一定要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切实承担起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责任,切实把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措施和要求落到实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忠于职守,旗帜十分鲜明,立场十分坚定,经受住这场血与火的考验。对违犯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最后,张庆黎说,经历了这场浩劫的西藏人民,倍加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更加体会到民族大团结的重要。我们坚信,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无限宽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有无比温暖的祖国大家庭,有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人民子弟兵和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公安民警,有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同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我们一定能够粉碎达赖集团分裂祖国、搞乱西藏的阴谋,彻底夺取这场斗争的全面胜利,迎来西藏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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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1日 星期一

杨恒均:对悉尼华人组织起来保卫圣火的几点看法

  刚到澳大利亚就收到几封电子邮件和电话,原来是华人社区有组织号召悉尼华人于这个月24日前往首都堪培拉保护圣火的。朋友在电话里说,圣火把华人华侨的爱国热情激发了出来,报名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预期,我虽然刚刚从大陆过来,但这里很多华人华侨知道我,所以希望也加入,开车带上几个没有报上名的华人一起过去。报上名的有专车接送,提供免费的早餐和午餐。号召人在信中说,这个月24日,一些信仰组织、藏独和疆独将会组织阻扰火炬的抗议人群前往堪培拉。由于堪培拉华人人口较少,他们号召悉尼的华人华侨组织起来,前往支援。

  华人华侨的爱国热情给我很深的印象,然而,作为一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我却感到深深的忧虑。虽然知道在这个大家群情激奋的时候写出来,会招致攻击甚至辱骂,但如果不写出来,我会良心不安的。

  首先我谈一下对于阻扰奥运圣火传递的看法。利用奥运圣火显示自己的政治理念和诉求,不管作为中国人的我是否能够接受,在西方这些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合法的。但如果使用暴力等方式,例如冲击运动员,抢夺火炬,也许就触犯了当地的法律,那样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

  对于奥运火炬在伦敦、巴黎和三藩市受到的阻拦情况,我也都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了。作为一个现在身处自由国度的中国人,我想说的是,任何人都有权力在奥运圣火下表达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渴望与追求。

  然而,我也看到了一些让我不安的画面:

  第一,一些藏独和疆独打出了诸如"China free Tibet"的标语,要知道这句话里的China(中国)看在华人华侨眼里是有不同的意义的。也许那些打标语的藏人所指的是某个政权、某种制度,甚至某几个统治者,但你既然使用了"中国"这个词,也就让所有的华人华侨对号入座到他们心中的那个中国。

  而在这些华人华侨的心目中,"中国"往往不仅仅指某个政权,也具有模糊的象征意义,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华人华侨心中都有一个"中国"——过去的中国、当今的政权,甚至是心中想象出的未来的中国。在他们心中的那个中国是不可能侵略西藏的,那个中国是不能在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面前丢人现眼的。

  第二,既然藏独分子连他们精神领袖达达赖的话(不追求独立,只要求自治)也可以不听,而是公然要求独立的西藏,那么表明他们已经不再是中国人。对于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华人华侨,保护北京的奥运火炬不受外族侵犯与侮辱,好像也是天经地义和义正词严的。

  上面两个分析可以说为什么对奥运圣火的阻拦激起了绝大部分海外华人华侨心中的不满,从而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我也把上面的分析送给这几次阻扰奥运火炬的团体和个人。

  下面我想对组织起来,即将在本月24日进军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悉尼华人华侨说几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无论在民主的发源地英国,还是人权的故乡法国,抑或是现在民主制度的代表美国,又或者全世界移民的天堂澳大利亚,每一年都会发生不计其数的大大小小的游行示威,这是常态——想必生活在这些国家的华人华侨都看到了,也能够理解。但针对某个游行示威去组织另外一场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以表示对抗的做法则绝对不是任何民主制度下的常态,甚至可以说是违反了民主的游戏规则。

  虽然历史上也出现过反战和反对反战的游行等,但对于一个要表达意见的游行示威,生活在民主体制下的人们都知道:没有必要用煽情的语言去组织更大规模的对抗性质的游行和示威!

  举个例子,在上面提到的这些民主国家里,每一年都有好多起反政府或反对最高领导人(总统或者总理)的游行抗议活动,但大家也知道,这些国家领导人毕竟是多数人选举产生的,按说,任何时候都能够聚起更多的人群把反政府的游行示威压下去。但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却绝少出现过这种情况。

  再举一个例子,2000年奥运会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时,得到了绝大多数澳洲人包括当地华人华侨的支持,然而,在整个奥运会举办期间和前后,澳洲各地不断有一小部分人组织起来的针对奥运会的抗议示威活动,当时的情形华人华侨应该都看到了,那就是:支持奥运会的绝大多数澳洲人既没有组织对抗性质的游行,也没有使用过激的言辞,他们都以宽容和大度的态度静静地看着这些反对奥运的人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成熟的民主,每一个人都有表达意见的权利,绝不是多数人对少人的暴政。

  第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北京奥运圣火在西方国家传递的过程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种情况在中国人群里激起了强烈的爱国心和高昂的民族情绪,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不能正确认识,任由某种被激励起来的民族情绪膨胀的话,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中国大陆网友一边倒地谴责西方国家保护圣火不力以及把破坏奥运圣火的行为上纲上线已经引起我的忧虑,作为国际问题和国际情势分析学者,我不能不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一小部分阻扰圣火的藏独和疆独的行为激起广大的华人华侨的愤怒,引起无论从人数和规模上都远远超过藏独和疆独的华人华侨走上街头保卫圣火。但如果我们这些华人华侨的反抗议游行中出现了违背西方民主游戏规则的行为,则会起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大家必须记住:华人华侨在西方只不过是非常小部分的族群,西方绝大多数人的反弹随时会发生,那将不是华人华侨和北京政府愿意看到的结果!

  事实上,以我最新的调研显示,中国的这种高涨的民族情绪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弹。据一些美国研究机构的民调显示,圣火传递至今,西方主流社会的民意已经越来越倾向反对北京主办奥运。一项调查更显示:要求抵制北京奥运会的人数近日有大幅攀升的趋势。而让人最感惊奇的是,很多西方人的不满并非完全是因为那些阻挡奥运圣火传递的藏独引起,更多是针对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反弹——其中包括大规模组织华人华侨在伦敦、巴黎和旧金山游行示威,对人数明显处于弱势的疆独的一些过激行为等。

  我们大家都清楚:参加游行示威的华人华侨绝大部分已经拥有当地国家的国籍和永久居民身份(或绿卡),他们能够一呼百应,自由地结社、聚会,到这些所在国家任何一个地方(包括24日澳大利亚最神圣的国会山门前)挥舞五星红旗,并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人均收入还处于世界最落后之列的所谓崛起的大国侨民,而是因为你是所居国家的居民,在这里,任何人都充分享受自由和人权。

  这种针对一小部分游行示威人群而组织的大规模族群游行不可能不引起更大族群的关注,所以再次强调,请在任何游行中,保持和平姿态,绝对避免肢体冲突。藏独和疆独如果抢夺火炬,那是他们违犯当地法律,应该由警察处理。如果前往支援的华人华侨看不过去,以人多势众为支持,出现过激行为,一旦电视上出现以多凌弱的画面,那将有可能使得西方(澳洲)主流舆论以及主流民意急速转向,甚至不排除影响北京奥运会。这样就真正亲痛仇快了,请大家三思。

  第三,2008年奥运圣火虽然将在今年的8月8日点燃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但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认识到,奥运圣火是属于全世界的,它代表的是全世界的热爱和平的精神和为每一个民族都能够接受的一些普世价值,奥运圣火不属于某一个国家,更不会被打上某个国家特色的奥运圣火,也不应该成为一个国家宣示实力的工具!在圣火抵达北京前,已经在世界各地燃烧了一百年,中国人不必过于紧张这团早就照亮了世界大多数角落的火炬。当然,中国既然已经接下举办奥运会的火炬,既然要让圣火进入无论在经济技术还是社会发展都处于落后状态的中国,就应该以敞亮的胸怀接受它,办好奥运,把圣火传递下去。

  在这里,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北京以及北京住澳大利亚领事馆提个醒,按照国际法,海外大使馆和领事馆不得以任何方式卷入当地侨民针对所在国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目前以保卫圣火名义发起的活动不可能不引起所在国情报机关的监控,希望那些免费提供的车辆、免费的早餐和午餐都和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否则,不但损害当地华人华侨的利益,也必将损害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得不偿失。

  第四,特别提醒怀揣澳洲护照和拥有永久居留身份的澳洲华人华侨,当我们看到五星红旗在澳洲的政权的中心广场飘扬,当我们看到人山人海的华人华侨欢聚在圣火周围,当我们在那里高呼热爱中国的口号的时候,请你用那么一小会儿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现在站在哪一片国土上?这一切怎么都是怎么发生的?

  不错,是澳大利亚这个伟大国家让这些成为现实的,这是一块被圣火照亮过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不分族群,不分资产、地位,你可以去游行示威,可以自由表达反对或者支持奥运火炬,你甚至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巨大红旗插在他们国会山的门前,这一切在你看来,是不是比奥运火炬——只不过是一个象征体育游戏的火炬——要珍贵得多?!

  奥运火炬在传递中熄灭没有关系,可以重新点燃,但火炬代表的圣火精神则绝对不能被遗忘,在圣火照亮的土地上,公平、平等、自由和民主开花结果。在十三亿炎黄子孙中,上千万的华人华侨(包括澳洲悉尼的华人华侨)能够很幸运地率先生活在奥运圣火照耀过的大地上——

  我们享受到了自由、民主和人权,但最主要的是,我们也会以宽容的心让其他族群与个体与我们一样享受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不但是奥运圣火精神的一部分,也是大多华人华侨所在国家的立国之本和核心价值。

  2008-4-14 悉尼

  文章来源:天益网 http://www.tec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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