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日本的天价米教给了中国什么？

　　最近看了一则报道：曾在京沪引起轰动的日本天价大米将在广州上市，两种米售价分别高达198元/袋（2公斤）和188元/袋（2公斤）。日本官员称，去年首批大米的销售让他们大吃一惊，"第一是卖得快，第二是卖得贵（近日本国内3倍），第三是每袋198元的大米竟比每袋188元的更受欢迎"。

　　这则新闻还加进了记者的主观评论："即使国产大米做到了如日本官员所说的"优质水稻品种、苛刻生产工艺、不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每亩也只收获300多公斤"，真正"精耕细作，品质过硬"，价格也绝对卖不到99元/公斤。想想看，日本人多地少，主要是山地，可耕作农田零零星星，使用大型农业机械耕作根本别提，基本没有规模效益，加上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是老头老太，既没新知识又没体力，人力成本、生产成本不低，再加上长期以来的农业保护传统，即使在其国内，大米等主要农产品价格也是国际市场10倍有余，更何况运费、关税、宣传费以及众多公司的利润都在这些大米里。只可惜，天然劣势造成的高成本、高价格到了内地反而成了贵族气息。"

　　我在日本住过一年，妻子作日本研究，呆了两年，并在日本农家住过一段时期。我们见识过日本市场上各种食品高得荒谬的价格，比如两万多日元一个的西瓜等等。回到美国后，也习惯到日本店购买比美国市场的大米贵得多的日本米。再看看那些到哪里都比人家便宜一个档次的中国产品，不不禁感慨万端。日本米在中国上市卖出天价，固然和国内贫富分化严重、少数富裕阶层暴发户心态严重有关。但是中国的企业，切不可以此障目、丧失了向日本学习的宝贵一课。

　　日本是个高物价的国家。我刚从美国到了日本时，进超市购物总把日元价格换算成美元，结果吓得什么都不敢买。比如一根芹菜杆儿，竟卖到相当于一美元的程度，贵了四五倍，怎么下得了手！有一次妻子吩咐去买菜，我转了一圈竟空手回来，看到冰箱空空后才不得不再跑一趟。另外，在这种物价的压力下购物自然图便宜，开始时对我吸引力最大的是那些"国产"的标记。我们这些在中国长大的人都知道，"国产"的东西便宜。殊不知，同样是"国产"两个汉字，在中日涵义大为不同。在中国是便宜，在日本就是贵。日本无论什么只要沾上"国产"，似乎人家就有宰你的理由了。后来我和朋友开玩笑说，在日本超市，我唯一买得起的就是"美国牛肉"，虽然价格比美国本土贵些，但仅是"国产牛肉"的几分之一。

　　可见，日本的天价米，并不仅仅是中国的暴发户崇日的现象。在日本，"国产"的农产品以成倍的高价照样和美国货竞争。这也不是一个经济民族主义（即日本人喜欢买"爱国货"）的问题。事实上，由于日美贸易顺差过大引起的摩擦，日本首相号召国民买美国货，并自己带头，但还是没有用。我这个中国人，到了美国还是想日本的米，宁愿贵一点也要跑好远去买。日本"国产"的高价，确实有其独特的品质作为支撑。

　　所以，我们要认真学一下日本"国产"高价成功的经验。要知道，日本在二战中被美国打得心服口服，又被占领多年。在日本，美国人被视为统治者、上等人，美国货也炙手可热。我在美国开始学日语时，用的是六十年代头版的教材，新版后的会话仍然保留着一些那个时代的语言，比如"美国产品就是结实呀！"等等。但是，日本人正是在这种普遍崇美的文化中，建立的消费者对"国产"的信心。其成功的要诀，就是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在《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书中就谈过这一问题：一个民族要在经济上竞争，必须要奠定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信心。如果一味学习美国的生活方式，那么美国的企业自然最懂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服务，你只能不战先败。日本战后不管怎么崇拜美国，社会仍然维持着"日本式"的习惯，而自己的企业则最懂得为这种本国习惯提供服务，因而高价的"国产"能够击败廉价的"进口"。

　　发展中经济在和发达经济融合之初，因为自己的落后，对后者崇拜是人之常情。但是，当发展中经济渐渐追上来时，这种经济体中的文化自信就开始恢复，本土生活方式的感召力就与日俱增。日本"国产"业，正是不失时机地捕捉到这样的机会。本来，牛肉是明治维新后才引进的欧美食品，是日本人追"西化"时髦才开始吃的。但日本马上对之进行本土包装：给牛喝啤酒、按摸，创造奇特的肉质，结果牛肉成了日本特产。说日本"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是老头老太，既没新知识又没体力"，则更是无知。我妻子到日本农民家一住才知道：东京人住的是高层建筑中的"鸽子笼"，日本农民则住美国那样的巨大独居，一家往往两辆车，所不同的是这些房子中的设备，特别是厕所中的设备，比一般美国家庭要先进多了。农民确实是老头老太，但文化程度并不低。人家每周都有研究班，大家聚到一起交流最近的农业技术，哪个农民不是个小专家？不错，所有这一切，没有政府的保护和优惠是不可能的。日本的农产品卖得价格再高，没有政府补贴还是赔本买卖。但是，农民有这么好的条件，专心钻研，则确实为建立"国产"品牌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国四分之一的经济腾飞，使国民的文化信心提高了许多。现在国学热西学冷，就是一个证明。这也正是各行各业摆脱廉价模式、建立对"国产"品牌信心的机会。可惜，中国社会上上下下，过分"美国化"：人家开车我们也开车，人家修高速公路我们也修。暴发户们盖毫宅，也追求欧美风。这样克隆下去，"国产"的机会就会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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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的海:房地产——官员的双刃剑

　　为什么官员前仆后继栽倒在房地产界，其实不难理解。因为房地产开发对于官员来说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先看几个栽在房地产界官员的实例：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原副局长殷国元利用职务便利，为某房产老总江某分别以打招呼从速办理土地征用手续、指定转包工程、降低持股比例等方式，非法收入4000余万元，

　　2008年3月19日，大连晚报A6版报导，据司法机关介绍，过去5年中被查处的14名省部级高官中，有9名栽倒在房地产商之手。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王武龙、北京副市长刘志华均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的保护伞，成为房价必涨论的拥护者。重庆市渝中区副区长王政、副书记郑维、沙坪区副区长陈明三人，因收受房地产开发商巨额贿赂，分别被判处死缓和13年、10年有期徒刑。三名领导干部出卖手中权力，为房地产商谋取利益，受贿总额高达1100多万元。他们在为开发商调整容积率的申请进行审批时，没有告知广大业主，很少开听政会听取广大业主的意见，并分别通过提高容积率，改变土地用途，大肆权钱交易，最终落马。

　　以上所举实例，仅仅是官员栽倒房地产界这座冰山一角，栽倒在房地产界的官员堪称举不胜举，数不胜数，更甭说那些还没有暴露出来，或者说还没有被挖掘出来的官员，就不得而知了。而一个栽倒在房地产界的贪官索贿、受贿的赃款少则几千万，多则上亿元。给国家、给国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并且如此巨大损失均由纳税人为其埋单。

　　官员们为何如此这般钟情房地产界这把锋利的双刃剑，那是因为锋利的双刃能给官员带来至高无上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地方政府高官那么重视所辖地区城市建设，真的是为发展所谓的地方经济吗？难道对他们个人而言真的没有政治的、经济的益处吗？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对官员没有益处，官员决不会钟情于城建这一行业。换句话说，如果官员们从中捞不到政治资本以及巨额的经济利益，那么他们决不会迫不及待地大兴土木，大搞城市建设，甚至不怕被扣上破坏生态、资源、毁坏文物、抹杀城市特色等罪名。官员们为什么不注重民生呢，不重视信访呢，不重视医疗教育环境的改善呢，不重视扶贫帮困呢，因为这些都不属于中央考核官员政绩的指标，这些也不会给官员带来经济利益，所以官员不会问津于此。而大搞城市建设就不一样了，我们先来看所谓的积极一面，大搞城市建设，盖高楼、建大厦、修马路、架桥梁、凿隧道、拓广场、修高速等大兴土木工程，这些都属于官员的政绩，说白了就是往官员脸上贴金。而前几年，中央政府又是那么在意地方官员做的这些大手笔，并以此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地方官员能否得到上级领导赏识，能否在上级领导面前得宠，并因此青云直上，飞黄腾达，这要求地方官员能否要拿出一些能让上级领导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点极为重要，地方官员当然知道上级领导最想要的是什么，于是在各自的辖区里，大兴土木，大建快建，为了政绩，他们才不惜冒着破坏环境、破坏生态、破坏文物、破坏城市既有的品牌与特色的罪名。只要在其任内能够升迁他们可以什么也不管不顾，实际上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和国民的利益。再来看更加罪恶的一面，也是众所周知的，官员可以从城市建设中捞到巨额的经济利益，他们通过贪污、受贿、索贿、挪用公款等以得到梦寐以求的经济利益。这种对国家和国民利益的侵害比起他们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来说真可谓是大巫见了小巫。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最容易出问题从而落马的一定是主管城建、路桥等实权官员，这是不言而喻的。

　　而我国的政体及其制度，却一次又一次地打造官员极为喜欢的那把双刃利剑。哀乎？悲乎？痛乎？！

　　作者电子邮件：mcf200112(at)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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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封杀汤唯的替罪羊逻辑

　　"汤唯门风波"再次暴露了文化管制和文化发展间的尖锐矛盾。此案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板子究竟应该打在谁身上？色戒男主角梁朝伟露得比汤唯更加彻底，但毫发无损；导演李安应是此情色巨案的始作俑者，却没有关于制裁他的风声；作为投资商的美国焦点影业公司、香港安乐影业公司、在港中资企业银都机构电影公司和上影集团，都没有被制裁的迹象。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作为其中重要投资方的银都机构，恰恰就是广电总局遥控的驻港企业，而为该片提供许可证的上影集团，更是广电总局的分管机构，这个宣传情色的板子，首先应该打在广电总局自己身上——该局先是积极投资，继而又提供许可证，最后又放任其在中国各地上演，但结果却要道貌岸然地制裁一个弱小女演员。请问这究竟是怎样的管制逻辑？

　　这无非就是"替罪羊的逻辑"。当一种反对声音从高层或内部传来时，广电总局必须要对此作出反应，也即寻找一只用以替罪的羔羊。而选择羔羊的标准，必然是她（他）的弱小性、无反抗性和最低副作用性。汤唯不幸中选，并被送上意识形态祭坛，成为令人同情的牺牲品。汤唯本人引颈就戮，哀声低婉，更是触发了普遍的声援，当事人李安和梁朝伟都挺身执言，就连那些激烈的"持不同色见者"，都转而批评广电总局，为汤唯高调鸣冤。所有这些变化，完全出乎有关部门的意料。

　　假定电影主管者有一万个制裁汤唯的理由，那么封杀的对象应是影片，而非女演员所代言的广告，因为汤唯介入的旁氏化妆品广告，没有任何情色内容。《色戒》（事）未被禁演，而汤唯（人）却遭封杀，其演艺生涯面临重创，并牵累联合利华公司陷入品牌危机。所谓"对事不对人"之说，与事实截然相反。对此，文化部官员回答记者的质疑时称，"只要符合中国的广告管理的有关规定，我想这些都应当是被允许的。"此番言论，含蓄批评了广电总局的做法。

　　广电总局日前发出《广电总局关于重申电影审查标准的通知》，其中有关色情的第三条作了重大增补："夹杂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内容，展现淫乱、强奸、卖淫、嫖娼、性行为、性变态、同性恋、自慰等情节及男女性器官等其他隐秘部位；夹杂肮脏低俗的台词、歌曲、背景音乐及声音效果等"。尽管做了若干修订，打板子的标准究竟在哪里，依然语焉不详，根本无法成为科学管理的依据。导演冯小刚对此只能无奈地诘问："扣子解到第几粒才算色情？"

　　在中国文化史上，"色情"这个罪名，向来可以由管制者任意加戴。例如，接吻长期以来都被电影审查当局视为"色情"，因为它会玷污广大无产阶级观众的纯洁灵魂，这种清教徒式的管制，直到1980年代才被部分修正。邓丽君歌曲在80年代风行时，更是遭到严厉围剿，而罪名恰恰就是"色情"，因为它们充满"肮脏低俗的台词"和"下流的气声"。由此连带李谷一等内地歌手的抒情歌曲，都沦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色情罪"的界定，竟是如此宽泛，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

　　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大而无当的罪名，在经历了近60年的历史轮回之后，没有获得技术上的任何改进。以所谓"一脱成名"定罪，更是难以令人信服。渴望成名，何罪之有？而若是"一脱成名"有罪，那么究竟需要脱多少次，才能获得赦免？而要减少汤唯曝光率，又该减到多少次才算达标？

　　此前的"脱衣嫌疑犯"，女星包括范冰冰（苹果）、章子怡（艺伎回忆录）和郝蕾（颐和园）等，男星则有梁朝伟、佟大伟和梁家辉等，都未见广电总局出手制裁，而仅对汤唯一人痛施大板，显然违反了行政公正的原则。

　　此外，禁黄不禁暴，更暴露出文化管制的失衡。"电影审查标准"明文规定，严禁夹杂凶杀、暴力、恐怖、鬼怪、灵异等内容；有强烈刺激性的凶杀、血腥、暴力、吸毒、赌博等情节；有过度惊吓恐怖的画面、台词、背景音乐等，但今年来热播的影片《集结号》和《投名状》，以及银屏上的各类武打剧，都以暴力和血腥镜头著称，也未见广电总局虎颜动怒。对"色情"的管制日益严厉，而对影像暴力的管制却日益松懈，这难道不意味着管制逻辑、标准和手段的混乱么？

　　不仅如此，禁汤事件还引发了来自法律界的强烈非议。此举被认为是滥用公权，也就是以执法名义，公开侵犯个人权力，把公共政策变成伤害艺人的老鼠夹子。针对这种违宪行为，如果汤唯本人和广告商提起民事诉讼，向司法层面寻求公正，有关职能部门将陷于更加尴尬的处境。

　　广电总局的管理难度，在于它始终摆动于旧体制和新经济之间，被保守的意识形态势力和开放的文化市场所夹击。它言词闪烁，左支右绌，满含无法对外诉说的苦衷。而摆脱这种行政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告别旧的行政思维，改变模糊定性的传统，对所谓"色情"（暴力等）的定义，作科学细致的量化规定，找到那个划定"色情"与"健康"的"第N个扣子"，并且放弃陈旧的"计划时代"的文化管理模式，尽快推出电影分级制度，完成影视管理的现代化转型。尽管失去了广告代言的高额报酬，但这场充满戏剧性的献祭，要是能够反促文化体制的变革，羔羊汤唯便将永垂于青史。这不仅是汤唯本人的万幸，也是中国电影及其观众的福音。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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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居士:中美汇率交锋背后的政治本质

　　胡锦涛访问美国之前，中美之间的汇率问题成为了主要的交锋。胡锦涛访问美国之后，中共很快就放风"加速人民币汇率调整，加快人民币升值"。

　　很多人对中美之间争吵汇率问题均很奇怪，以为中美货币汇率问题是个经济问题。其实，中美汇率问题的本质仍然是政治问题。

　　数年前，中国为加入WTO与美国进行了十多年的谈判，但为人不知的事实是，两国真正谈判的问题不是贸易与各个行业的谈判，而是关于中国产业人权的谈判，具体说来就是"劳工权利与保护问题"。用中共的话语讲是："我们绝对不能在工会问题上放松一步"。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从表面上看，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焦点是中美贸易顺差太大。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已经超过了二千亿美元。贸易顺差的表面现象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高额的外汇储备。造成贸易顺差大和高外汇储备的根本原因原因是中国产品大量出口及中国产品廉价，中国的廉价产品挤垮了美国的制造企业，严重地威胁了美国百姓利益和国家利益。所以，从事情的本质上看，上面的中美货币汇率问题其实主要是中国产品廉价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又牵涉到了中国的政治问题。

　　或许，有些朋友会觉得：中美货币汇率怎么成为了政治问题？那么就让我们看看廉价商品又有什么政治含义。

　　按照经济理论，世界上每个产品的基本成本包含如下：1.材料成本；2.人工成本；3.环境保护成本；4.技术开发成本；5.管理成本；6.销售成本。

　　在这几项成本中，前四项成本，中国与美国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说材料成本，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你想挖煤或开铁矿，你都需要先买地，你不能到别人家中去开矿，这就是土地成本，也是最基本的投资成本。但在中国土地是公有制，理论上不能买卖。所以，你开矿，你不能买地，政府也不会卖给你土地。但在中国，你只要有权，你可以在任何人家中开矿挖采，你根本就不需要支付海外投资人均需要支付的土地成本。这样一来，中国的材料成本中就少了一项重要的成本，也是数额最大的成本――土地的成本。在中国开采资源，你只要支付开采费用就可以开矿，不需要支付土地费用。这就是中美之间产品中的成本差异之一。

　　在第二项的人工成本中，中国劳工没有独立工会，劳工工资和福利没有保护，更没有所谓的劳资谈判。所以，低工资和无福利是中国企业的一大特色，这样一来，人工成本就远低于世界各国。这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优惠政策"，更是中美产品成本差异的主要原因。

　　第三点是中国拥有大量的环境保护法规，但却从来没有执行过。在目前，投资中国的各类企业根本不需要支付环境保护费用，大量的企业虽然是污染严重的企业，但企业本身根本就没有清除污染的环抱设施，这样一来，企业产品成本又降低很多，在价格竞争上，中国产品又比美国产品胜出一筹。

　　另一中美之间争论严重的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产品成本中的技术开发费用。在美国，各个企业的产品开发费用几乎占据了产品成本的百分之五以上，这是个需要前期投入，风险极大的费用，也是每个企业为了维持发展和提高竞争力的主要措施。但在中国，无论是私人企业还有国有企业均无视知识产权，大量盗取海外技术，制造廉价产品出口海外，这一技术成本上的差异又成为中国廉价产品的一个竞争优势。

　　正是这四点优势，使得中国廉价产品畅销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可以抗衡。

　　中国廉价产品的优势，其实是由于中国政治制度和缺乏法制所造成的，这种制度和产品制造方式，对国内百姓来说是"卖血"，特别是对劳工的压榨和环境污染上的问题尤其如此。但对海外国家而言则是恶意倾销，是国家性的产品倾销和恶劣竞争。尽管廉价商品对于美国这个消费国家来说没有太多的坏处，但问题是，中国政治制度不变，可能会将经济赢利扩充军事，对美国和西方民主制度产生威胁，相对整个国家安全成本而言，显然未来面对军事强国中国要可能花费美国很多的开支。与其这样，不如尽快促进中国民主化，这是最小成本的国家安全。

　　人民币汇率问题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美国可以通过这个经济问题逼迫中国改变政治制度。

　　首先，反映正常的材料成本就首先要将土地私有化，可以自由流通买卖，这样才能真正的反映产品的真实成本。否则，你开矿的时候就没有土地成本，怎么能是和别人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明显的是制度上的不公平。所以，人民币汇率之争首先要解决土地私有化问题，是中国民主化的首要问题。

　　第二，要建立类似与西方的独立工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劳工价值。一旦独立工会建立了，独立农会也会建立，有了这些组织，劳工的权利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人权才能得到保证。

　　三是环保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只有中国的环境保护得到重视，未来的子孙才能有一个良好的生存条件，而知识产权问题解决之后，中国的产业才能重视知识和技术开发，中国的企业才能得到真正的核心技术，才能有真正的竞争力。

　　所以，从表面看，中美之间的货币汇率问题是经济问题。但实际上，它涉及到是中国政治上的最敏感问题，政治问题不解决，汇率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也不会让美国的满意。从这点上看，中美问题表面上交锋的经济，实质却是政治，是制度之争。而未来，中美关系只能是越来越难，没有解决中国的制度问题，谁也也不可能解决表面上的经济问题。美国对中美货币汇率问题会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中美之间也不可能存在所谓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美经济问题，本质上依旧是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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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居士:今日中国最需要的是公平优先

　　大约在中国即将加入WTO的前夕，我写了几篇关于WTO的文章，国内曾有人问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这么左倾？

　　其实，关于左右问题，在中国和美国是不同的，美国的右翼分子实际上指的是保守人士，而左翼往往是指的是思想开放的人士。在中国，右翼则指的是自由化的开放人士，正好与美国相反。但中美两国相同点则是，中国的右翼和美国的右翼都是推崇人性最大自由化的人士。

　　很多人对美国都有一个误解，这就是认为美国一直是右翼人士在掌权。其实真正了解美国历史和现实的人都会知道，美国左翼的民主党执政的时期远高过右翼的共和党。在知识界河文化界中，左翼是主流。

　　中国人的另一个误解是对欧洲国家的误解，认为欧洲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与美国一样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右翼人士在执掌权利。真正的欧洲实际上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它们实行的社会制度就根本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同，它们施行的社会制度是社会民主主义，执政时期最长的基本上都是社会民主党（工党）。它们的经济体制是社会市场经济，准确地讲时社会民主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而美国则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

　　1848年，马克斯和恩格斯共同写了"共产党宣言" ，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破身上的架锁，通过暴力革命，夺取资产阶级政权，赢得全世界，解放全人类。之后，欧洲各国纷纷成立工人协会和工会。1864年9月28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波兰的工人代表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人会议，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法国工人和无产者举行了"巴黎公社" 起义，高唱"国际歌" ，为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而进行的一次武装斗争，坚持了70天，最终轰轰烈的"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了。

　　由此，在"第一国际" 内有成员对"巴黎公社"起义和暴力革命的思路和理论进行反思和总结，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和理论，其中最主要的理论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斯坦。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到19世纪末近30几年间，欧洲工人组织纷纷成立工人政党，有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等。　　1889年在巴黎由各国工人政党联合召开第一次大会，成立第二国际即"社会主义国际""社会党国际"。现代社会民主主义从第二国际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的爱德华？伯恩斯坦在1896年开始发表修正主义观点开端。从1896年开始，伯恩斯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名在德国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共6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修正。1899年，伯恩斯坦将这些文章加以整理结集出版，书名为《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以伯恩斯坦提出修正主义观点为起始，围绕走暴力革命道路还是和平改良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其斗争策略是阶级斗争还是阶级调和，其手段是通过武装夺权还是靠选票来建立政权。如何对待这此问题，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逐渐分化为右，中，左三派，伯恩斯坦是右派，考斯基是中间派，列宁是左派。

　　1917年10月，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列宁、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发动十月武装革命，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出人意料地取得巨大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使左派的影响迅速扩大，力量迅速壮大，吸引了大批人加入。1919年3月，列宁领导成立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

　　至此，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完成了分家，现代社会民主主义与现代共产主义完全形成。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形成过程也可以看作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历史性转折。 　　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巴德？歌德斯堡举行特别党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就是著名的《歌德斯堡纲领》。《纲领》对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指导思想、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奋斗目标重新进行了定义、重新作出诠释。《歌德斯堡纲领》中社民党摒弃了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概念，继续推行社会福利计划，宣称社会民主党不再只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人民党"。德国社民党歌德斯堡党代会之后，其它欧洲各国社民党也相继召开了代表大会，作出了类似转变。这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二次历史性转变。这一次转变后，西方各国社民党完全纳入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框架之内，并且成为西方政坛上的两大主流政党之一。

　　至此，社民党的基本理论是：1.民主宪政，议会民主道路、2. 混合所有制：市场社会主义、3. 劳资合作、4. 福利制度。截至2004年2月，社会党国际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的联合体，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168个，其中有50多个成员党在约50个国家执政或参政，是当今世界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性政党联盟。

　　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为适应新的时代形势，社会民主党进行了新的改革。这就是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与工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理论提出后，受到欧洲各国社民党和大洋彼岸的美国民主党的热烈响应。这是社民党的第三次历史性转变。

　　或许有人会问：这与中国有关系吗？中国为什么不能学美国，而一定要学欧洲？　　　　或许我们从经济角度上看这个问题会更有意义。

　　人类自产生之后，所产生的经济模式就是一个极端的自由市场经济，尽管当时是以物换物，但它的模式是极端的自由市场经济。而且是个极为封闭的自由市场经济，即使是到了后期的货币时期也是如此。但这个阶段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财富就开始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特别是到了工业化阶段，资本主义开始实施，大量的财富快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无论是形式和理论都是鼓励把货币当作财富向少数成功人士手中大量集中，可是货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后，实体经济又会出现货币短缺和有效需求不足。这时候，社会就会因为贫富分化造成社会动荡。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两个世纪之前，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社会现状，美国在上世纪初期也是如此经历了这个阶段，目前的中国更始分毫不差地重复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这个混乱阶段。

　　面对这样的现状就没有办法了吗？当然不是，在这个时期，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现了。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要想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就应该搞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加大政府投资，扩大基建投资规模，产生滚动效应，实际上就是增加货币投放量以拉动 经济增长，扩大就业。

　　凯恩斯理论很快被世界上各国采用，无论是当时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还是美国，基本上都在不同的时期实行了凯恩斯理论，美国罗斯福新政，实际上就是凯恩斯理论的具体实践。

　　但是，政府借钱搞基础建设，在一定时期，范围和规模内是必须的，甚至是迫切需要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但若企图长期依靠这种方式拉动经 济增长，将会适得其反变宜为害。一是乘数效应的能量不够。因为在劳资分配悬殊或腐败严重的情况下，这些钱中的绝大部分转了一圈后又会沉淀到那些没有必要花 钱人的有钱人的口袋里，因此，投资拉动消费的期望值往往是被远远高估。

　　基础建设的最佳投资量有限。如果硬性超额长期投资，就会导致基础建设项目的规模、设计、技术的超前量太大，极易造成浪费；三是老百姓得不到直接实惠。老百 姓迫切关心的问题是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如就业和收入的稳定性、子女学费负担、家庭医疗保障、社会不公、社会治安等等问题。而政府借钱搞基础建设，与老百姓 的这些迫切需要有一段距离，更象是在帮助富人挣更多的钱。

　　当我们游览世界各地雄伟的古建筑时，我们可能并没有发现，这些雄伟古建筑兴建的时期基本上都是在所谓的"盛世"。都是在社会矛盾激烈，整个社会冲突激烈爆发的前夜。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这些当时政府建设的雄伟建筑都是采取不同类型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个王朝或政权覆灭的前奏。

　　政府用来投资的货币主要依赖发行国债和银行贷款来维持，但是基础建设投资，绝大多数属于公益性建设，很难得到经济回报，如果拉动宏观经济 增长的作用一旦减效或失效，新增的财政收入连国债和贷款利息，以及上年度的财政赤字都无法稀释掉，经济就会对财政赤字形成滚动性依赖，而财政增收无法弥补 的赤字国债最终都要通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量来弥补，这样一来，经济增长就会出现停滞，失业继续增加，而物价却会继续上涨，从而出现滞胀现象，如果这种现象 延连多年，政府的全面危机也就不太远了。例如，西方各国在战后的50-60年代，为了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刺激经济增长，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或称通货膨胀 政策），虽然对经济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进入60年代和70年代以后，由于增发货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越来越减弱，而对经济的消极影响渐渐上升，终于 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失业率上升，但物价依然上涨的滞胀局面。

　　改革二十年的中国逃出这个结局了吗？没有，至少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逃出。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逃避共产主义理论束缚，采取了不争论的态度，在政治体制没有改革的状态下，施行的几乎是极端的原始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之所以称之为极端的原始自由市场经济，是因为尽管当时计划经济仍占中国社会主流，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中国经济市场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几乎类同于人类社会发展之初的阶段。当时的中国，各种理论和口号都有，只要能发展经济，不管是否合法，是否合乎道德，只要能赚钱，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是积极支持。事实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就是在没有政治约束和法律约束状态下进行的一场混乱的原始自由经济发展过程。

　　而更巧合的是，当时西方国家在经历了凯恩斯理论之后出现了经济发展呆滞，一个解决现实经济发展问题的另一个经济大师佛里德曼出现了。这位大师强调的是自由意志主義經濟理论，提倡自由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其理论的重要实施者是美国伟大的总统里根，里根总统接手的是一个经济全面停滞十多年的美国，是一个深受凯恩斯理论之苦的美国。佛里德曼经济理论的出现和实施，一下酒为美国找到了出路，致使美国维持了连续二十年的经济繁荣，并使里根总统成为了最受美国民众爱戴的美国总统。

　　但非常不幸的是，经济大师佛里德曼有位中国弟子，这就是自称为影响了中国的张五常先生。他在无知者无畏的精神带领下，毫无道理的把佛里德曼大师带到了中国，并把佛里德曼经济理论介绍给了中国领导人。终于把中国又带到了一个深渊的边缘。

　　当时中国领导人对经济的研究和了解几乎是一无所知，无论是凯恩斯理论还是佛里德曼理论，相互与中国领导人的认知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他们认为，这两人都是国际经济大师，佛里德曼经济理论是美国总统里根施行经济政策基础，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理论。笔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与中国几位领导人谈到国际经济理论问题，非常可笑的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这样说：我们要学就学最先进的，采用就要采用最流行的经济理论，美国现在施行的最好的理论基础就是佛里德曼经济理论，我们就是要学他们，学最新的。

　　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为了应对市场疲软，克服有效需求不足，振兴内需，刺激经济发展。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逐步放弃佛里德曼经济理论，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国家借钱交由个别有能量的国家公务人员代表国家投资花钱，在中国政治全面腐败及政治部透明的状态下，这些新投资非常更容易地再次向少数富人手中迅速集中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已经实施了若干年，但是目前大多数行业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却日益严重，一些行业却出现投资过热产能严重过剩的现象，中国经济全面依赖对外出口，而自己本身内需不足，并且持续下降，经济严重滞胀，产业泡沫化，房地产和金融市场泡沫化，社会严重贫富分化。中国的经验再次证明，腐败或劳资分配悬殊是造成凯恩斯政策失效的真正原因。

　　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必须要有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配合才行，要实行凯恩斯理论，必须要有民主，自由，公平的司法制度。这就是为什么经济改革必须要有政治改革配套进行的理由。

　　中国出现的问题是新的问题吗？当然也不是，目前中国出现的经济问题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全部出现过，而且是几十年前就出现过。

　　美国人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已经认识到，既然有大量商品卖不出去，而许多中下收入的社会成员又非常需要这些商品，那么，就鼓励金融机构把富人的钱先借出去， 用消费信贷的办法借给中下收入的人先花起来，然后再让他们慢慢还，让经济链条先运转起来，让大家继续有钱可赚。这样，富人的闲暇货币就成了润滑剂，缺钱的 中下层社会成员也可以贷款买汽车买房子买生活必需品了，俨然成了中产阶级；中上等阶层成员收入可以继续增加，其名下的资产拥有量又开始迅速膨胀，虽然这些 资产的绝大多数是银行存折、股票和债权单据等毫无使用价值的帐单，但在心理上却让这些人获得了成就感。

　　消费信贷的基本原则是把富人占有的实物财富储藏在穷人手里，让大多数事实上的穷人成为名义上的中产阶级。因此大多数美国人一大学毕业就可以贷款买房买汽车，拥有不止一张可透支消费的信用卡，美国的中产阶级就这样被批量的生产出来。由于消费信贷的普遍推行，让整个社会增加出了庞大的有效需求，闲置的劳动力就相对容易的找到了就业机会，闲置的生产和服务资源就相对多的得到有效利用，社会 财富就相对多的被新就业的劳动力和重新开工的闲置资源共同生产出来。虽然大多数美国家庭在大多数时间内的净资产是负数，他们几乎终生都担负着巨大的还债压力，但是由于这些家庭提早就拥有了个人住房、汽车、旅游休假等实际的生活享受，因此，这些人就会对政府政策有认同感。

　　实际上，美国政府也是从教训中走过来的。政府出面借钱搞基础建设，一是乘数效应的能量不够；二是基础建设能容纳的投资量毕竟有限；三是老百姓得不到直接实 惠；四是基建行业外的其他行业受惠不明显；五是政府成为债务人，负担沉重。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逐渐被消费信贷所取代。而消费信贷 的优点却很多。一是拉动需求的作用立杆见影，如消费者上午从银行借出钱，下午就能看房购房；二是老百姓得实惠，如老百姓再也不用攒钱供孩子上大学了；三是 各行各业都能受益，经济全面增长；四是政府卸了担子，政府赤字能迅速缩减。

　　更重要的是，消费信贷是广大消费者自己借钱花钱，产品和服务的卖主也是价格透明服务透明的各行各业。而各行各业的业主和从业者绝大多数也不是富人，可能也 是消费信贷的支持对象，因此，这些业主和从业者不会把挣到手的钱储蓄起来或者滞留起来，而是继续购买实际商品和服务，或者是归还贷款。这就进一步地不间断 地维持着，甚至增大着市场需求。虽然消费信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分化导致需求不足这个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但是市场供需平衡的良性循环就此可以在一段相 当长的时间内得到维系。

　　但这一切的实施都有一个前提，这就是社会需要法律化，需要公平化，需要透明化。没有民主政治基础，消费信贷就会成为一个欺诈者的天堂。

　　事实上，我们在面临经济问题的时候，也采取了推动消费信贷的政策，但结果是，一位上海人，月收入六千人民币，但他却从银行中贷款了七百万人民币，购买了十余栋住宅。一位个人资产不足十万元人民币的哈尔滨人从银行贷款了五千万人民币，购买了数十辆轿车。当然，购买房子的人将上海的房地产炒成了超过日本东京，美国纽约的高房价，购买汽车的人在转卖了汽车之后成为了美国投资移民，既然已经移民美国了，银行的贷款也就无需归还了。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情，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美国方式的消费信贷不是万能的，在美国消费信贷中破产的人数也是惊人的，这些破产者就会成为新的贫民，同样是贫富分化中的贫困者。消费信贷主体没有被纳入到公益事业的范畴内。实施消费信贷的金融机构，是一些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单位，为了赚取利润最大化，各个机构会想方设法增加利润空间，直接加大消费信贷成本。劳资分配悬殊的情况无法得到根本改观。虽然消费信贷可以把穷人批量生产成中产阶级，但是如果劳资分配过分悬殊的局面不改观，两级分化继续无限加剧，导致货币以高额利润和高额收入方式大量漏出循 环，在富人身边大量沉淀起来，造成贷款消费透支消费的中产阶级在收入分配中处于绝对劣势，赚取不到足够的货币归还债务，那么消费信贷链条就会断裂。由于劳资分配悬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合理根本的解决，发放消费信贷的机构也要向消费者收取高额费用和利息，因此不用很长时间，货币又会以更大的规模积聚在 少数有钱人手里，导致大批借债者破产而无法继续借贷消费。因此，消费信贷拉动美国等国经济总规模增长的能量是有限度的。 　　面对这个问题，美国又总结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西方国家发现，即便是消费信贷可以把穷人批量生产成中产阶级，但是如果劳资分配过分悬殊的局面不改观，两级分化继续无限加剧，导致货币以高额利润和高额收 入方式大量漏出循环，在富人身边大量沉淀起来，造成贷款消费透支消费的中产阶级在收入分配中处于绝对劣势，赚取不到足够的货币归还债务，那么消费信贷链条 就会断裂，经济危机照样爆发。因此，西方国家一直试图用财产税，遗产税，所得税，消费税等等方式延迟贫富分化的程度、延缓着资金信用链条的提早断裂。这在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反过来看中国，当中国贫富分化严重到了今天的激烈状态之时，中国政府并没有更深入的解决问题，尽管今日的中国采取了杀鸡取卵的经济自杀式的税收政策，但它的税收是面对着企业主，而不是高收入的个人。对于中国富人而言，遗产税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个笑话，中国众多的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富人们从来没有砸自税收上排名前列，相反，在中国税收中占绝大部分的都是中下层收入者。之所以如此，还不是他们没有权势？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富人不把过高的收入和遗产拿出来捐献，就会被联邦政府用高额所得税和遗产税全部征走掉，因此， 与其说被政府强行征收掉而落个守财奴的恶名，还不如借花献佛捐献出去，留个美名。因此每当到了报税季，美国人就会忙着寻找出各种慈善捐献的发票，以寻求最 大的所得税退税额，美国的富人也在无奈中被迫拿出大量的资金建立各种慈善基金。但在中国，既然连遗产税都没有，富人们也不交财产税，所得税，那为什么还要进行慈善捐款呢？

　　税收固然是调节贫富分化，刺激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但另一个更重要的途径则是保障劳动者权益。工会在西方国家经济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200多年来，经过无数次工人运动的抗争，西方国家的工人才拥有了比较健全的工会组织，工会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与资方抗衡的力量，工人的工薪待遇和劳动环境也得到了逐步的提高和改善，如8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线等，基本都是工人运动抗争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货币分配的悬殊，也就减少了危机爆发的周期，也减轻了危机爆发的烈度。因此，工会运动在延缓市场经济矛盾全面爆发的过程中，起到了不断攻击市场经济自身的制度缺陷，不断刺激市场经济自身产生修复缺陷的新抗体，最终增强市场经济免疫力的效果。

　　因此，西方国家从早期资本主义初期的惧怕工人运动为洪水猛兽而极力防范和镇压，走到了目前维护人权，扶持工会形成与资方抗衡力量，借助工会力量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劳资均衡进而分配差距相对平缓的道路。

　　相对今日的中国，面对巨大的社会矛盾及因贫富分化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本应顺应社会发展，开放自由工会，积极寻找一条有效的均衡道路，让劳资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和解，共同解决财富分配问题。唯有如此，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共同富裕。

　　工会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好办法，但仅有工会是不够的。另一个解决办法是福利制度问题。英国、挪威、瑞典，在开始实行福利制度的时候都不拥有比中国目前更雄厚的物质基础。60年前的北欧国家是欧洲最贫穷的农业 国，老牌英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破了产，在1939-1955年英国也像中国一样曾实行过票证配给制，战后物质匮乏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中国50－60年代的水平还要差。这些国家 的民众之所以能够以实行从幼儿园到大学全部免学费，失业者可以普遍领取到失业救济，年老者能普遍领取到养老金，以及全民免费医疗服务的福利待遇，并不是因 为他们比中国富，而是主要基於一下几点：

　　一是指导思想的变化。二战后的西欧，政府首要振兴经济措施不是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而是致力建设福利社会，让底层百姓能够享受免费教育、医疗、失业救济等 人道主义服务，让每一位公民过上基本的有尊严的生活。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北欧实行社会变革，走一条既区别於苏联模式的「集权社会主义」，亦区别於美国 「放任资本主义」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其政策采取「社会福利主义」道路，就是国家为每个人提供最低的 「全面社会保障」。正是因为西欧和北欧政府诚心诚意地消灭贫困，社会上没有巨大的贫富悬殊，才为二战后经济迅速崛起和社会稳定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基础，而这个模式的基础路线是社会民主主义。

　　二是经济政策的变化。在经济基础并不十分雄厚的国家实行高福利政策，钱从哪里来？欧盟成员国中，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源於两者：雇主和雇员分别交纳的社 会保障税和政府的其他税收，前者平均占53%，后者平均占36%左右。也就是说高福利的钱主要来自高税收。瑞典的税收相当於人均GDP的57%，英国则是 40%，丹麦政府税收比重高至75%.在英国若年收入4万英镑以上者，需缴纳40%的所得税。

　　三是工会的长期努力。瑞典是全世界因劳资纠纷造成损失最低的 国家之一？？因为工会是瑞典重要的社会力量。据瑞典蓝领工会提供的数据，２０００年瑞典全国职工入会率为９１％，为世界上职工入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理论上，中国也可以模仿西北欧做法，通过高税收来推行高福利政策，让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老百姓都享受到免费医疗、免费就学和失业养老保障。而且在实践上，中国财政税收收入已经完全可以满足这些基本要求。例如，2006年，中国的GDP只有日本的一半，但税收总额已经超过了日本。众所周知的是，日本的福利制度远比美国要健全、并更好。既然日本可以在如此的情况下完成全民福利制度建设，做到教育、医疗、养老等政府安置，为什么中国就不可以实行呢？

　　中国的问题很简单，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腐败集团。在目前中国纸币制度环境下会遇到如下问题：　　谁来向腐败者徵税？腐败者往往都是掌握著大权的政府官员，在财产不登记不透明的情况下，税务部门根本无法向腐败者徵税。而腐败收入，也是整个社会创造出的总财富的一部份，并且 随著腐败现象的愈演愈烈，这部份黑色收入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大比重。如果这些巨额腐败收入不被杜绝，也不交税，更不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那麽中国永远也无法建立起福利社会。而利益集团由于自己本身已经无需福利制度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建立这些福利制度必然消减利益集团，特别是政府公务员系统的现有利益就会减少，这也必然会让这些利益集团阻碍中国的福利制度建立。

　　谁来堵塞偷逃税漏洞？在现行的纸币制度下，每个企业和每个公民都可以轻易拥有许多帐户，都可以轻易用化名或其他人的名字存取款，还可以手头持有大量现金， 每个人的收入来源很难查清，必然会造成偷漏税款行为的大量发生。

　　谁来支持高税收高福利政策？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低收入的广大普通工农民 众，利益受影响的是腐败官员、企业老板、大学教授等高收入群体。但中国目前的现实是广大普通工农民众 手中没有投票权，口上没有发言权，而腐败官员、企业老板、大学教授等高收入群体却对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即便是国家最高决策者本意想 推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也会因为制肘太多而难以如愿。　　为了避免货币通过腐败方式和偷逃税方式大量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而加剧宏观经济风险和社会不稳定，西方国家几乎普遍实行了财产申报与公开的制度，以及严格的 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法律制度。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建立了全国性的税务登记号码，即纳税人鉴别号码（美国采用全国性的社会保险号码）。登记号码的建立不仅方 便了税务机关进行登记管理，也为纳税人信息资料的计算机管理和进行税务审计奠定了基础。在纳税申报制度中，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在税法上都明确规定了纳税人必 须按期向税务机关提交纳税申报表及有关的财务报表。这些申报表不仅按税种制定，在某些税种中还要按不同的纳税人和不同纳税事项制定。以所得税的申报为例， 美国税法规定的涉及所得税的申报表多达25种；法国规定，公司企业在年度终了后的3个月内，必须向税务机关申报7种报表；德国规定，每年的5月31日前， 公司企业必须报出上年度的所得税申报表，逾期不报的，最高可处以税款12%的罚金。这些西方国家对税收申报的法律规定都是既详细又严厉。

　　在中国，并不是没有法律，相反，中国的基本法律是健全的，缺乏的不过是细则。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执法机构无法严格执行法律。法律在执行中成为了可以用金钱或权力换取或买卖的交易品。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可以执行的经济政策和国家政策就必然无法在中国合理、顺畅地执行。

　　在西方，有两个国家是非常明显的案例。一是美洲的墨西哥。这个国家无论是宪法还是具体的民法、经济法，刑法等，其法律制度完全是照搬美国。但同样的制度却制造出两个世界的国家。其原因就是墨西哥政府和执法机构无法严格执行法律，造成了社会无法按照既定的规则行事。同样在亚洲的菲律宾。这个国家是亚洲国家第一个完全按照美国经济模式建立起来的国家，但他与美国唯一的不同是，美国是民主政治，菲律宾是独裁政治。尽管他的经济制度是一流的，但由于政治制度是三流的。所以，他的国民以菲佣出口而自豪。

　　中国问题在那里，同样的问题在中国的身上。法律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传统市场经济遇到种种棘手问题而难以求解的时候，人们往往把对平等、对公正、对幸福的一切渴望几乎一骨脑地都寄托在了法律的身上，因此依法治国，建立法制社会的口号常常响彻在市场经济国家的上空。但是，法律是人制定的，也是由人来执行的，而人又都是有私欲的，因此由有私欲的 人制定和执行的法律本身就是很难作到公正的，尤其在纸币制度这个混沌的大环境下，富人阶层往往操纵无孔不入的纸币做蛀虫，把本应威严公正的法律之剑蛀咬的 千疮百孔。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要言论自由，允许各个不同团体和党派，相互监督，所有媒体都是自由的。用新闻自由和舆论自由来约束立法问题和执法问 题。

　　当民众有了代表自己的政党，有了可以讲话的自由，有了可以用选票表达的权利，这样的国家就健全。即使是制度上有任何偏差，但他都会在百姓的舆论和选票中修正过来。如果再实行小政府的模式。所谓的小政府，就是民间能够做的事尽量让民间做，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解除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资源充分地市场化、私有化。中国完全可以在短期内走出困境，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今日中国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

　　产业过剩是其一，产业过剩的结果是大量出口，产品出口的结果是大量的本土资源被贱卖，但百姓未能享受。同时大量的出口挤压海外工业国家的本土企业，形成产业反弹和抗议，同时大量的出口又换取大量的贸易顺差，在中国特定的汇率政策之下就会产生对内的货币贬值，对外货币升值。整个国家资产上涨，引来国际游资杀入掠夺经济成果，最终形成严重的经济泡沫及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引发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内需不足，缺乏福利制度保障的中国百姓，无法将手中的资本积累投资到消费市场，而储蓄过度，就会严重地引发产品过剩及资本过剩。资本过程会引发房地产及金融市场泡沫，产品过剩会引发更加恶劣的出口竞争及国际贸易战。

　　贫富分化的加剧及司法部公平更会导致全社会的治安混乱及全体国民道德上的混乱，而这个混乱将对二代人产生非常严重的思维和道德秩序的漠视，整个社会就会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进行道德重建和司法重建。

　　在缺乏道德和司法制度的国度里，贸然施行完全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否会取得最好的效果？还是先建立福利制度安置百姓，让百姓在没有生存恐慌的基础上进行自由发展，重新进行道德和司法重建。很显然，社会民主主义会使一条更适合中国现状的经济发展道路。更适合今日的中国需要。

　　在过去的江朱执政时代，中国执行的是效率优先的政策，这个完全以效率为第一的政策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原始资本主义，是野蛮的资本主义。无论是不公平的半遮半掩的私有化过程还是以出卖国家和百姓利益为主体的招商引资政策；无论是职工下岗还是教育、医疗、退休改革，这些政策完全是建立在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基础之上。正是这个政策才使得今日中国陷入社会困居，一个面临着全球包围的经济困居。而放弃政治改革又使得中国走向独裁政治，面临着全球敌对的政治困居。

　　今日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效率优先，而是公平优先。唯有在公平基础之上，中国才会有发展和稳定，才会有效率。目前中国缺乏的不是自由的资本主义，而是公平的社会民主主义。施行社会民主主义才是解救未来中国之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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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居士:政治、政府、交易、和谐

　　我对很多人讲过："政治是一种妥协，没有妥协就没有政治"。因为我的这句话，很多人说我市侩。我从来不反驳，因为我觉得这些人不懂得什么是政治。

　　美国的政治是很典型的西方政治。美国一个小镇，虽然里面只居住着数千人，平时大家和睦相处，但这个小镇也会分为两个不同阵营的政党，通常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每当选举的时候，这个小镇的各个政党就会开会，结果就选出了小镇里的政党领袖。小镇里的政党领袖通常都是能说会道之人，更多的可能是医生，律师之类的人物。有了小镇的政党领袖，然后几个小镇的政党领袖会汇集到一起开会，研究附近几个社区或小镇共同的问题，然后再推举出这个地区的政党领袖。通常的情况下，在大选之前，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会召开全国大会。不过，这些全国大会与中国不同，只要你自称是党员，你提前注册就可以参加，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你。当然，地区领袖们会提前注册，聚集在一起召开大佬会议。

　　美国的地区大佬很容易当。我有个朋友，是位华人。居住在华人不多的州。这位朋友自己经营着一家不大的公司，在当地也是默默无闻。偶然的机会，路过美国共和党在这个地区的党部，处于好奇就进去看了看。老美一看有人进来，特别高兴，就给他介绍情况，希望他加入共和党，并在选举中投共和党候选人一票。

　　这位朋友听了之后感觉不错，一高兴就当场宣布可以加入共和党。老美一听也很高兴，没想到刚开个头，还没有花功夫游说就拉了一位党员，太容易了。接着就问这位朋友是否愿意捐款支持当地的候选人？这位朋友听了就问："捐多少？"老美说："随便，十美元就很好了"。这位朋友一听才十美元，这也太小看华人了，当场表示："我捐二百美元吧"。老美一听高兴的不得了，于是就约这位朋友经常过来。

　　这位朋友自己经商，觉得当年在中国大陆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结果实被考验了多年也没加成，现在一下子成了美国共和党员，小布什的人了，怎么也得经常过来参加点党的活动。于是没事就去党部参加点义务劳动。去的久了，就与当地的共和党人熟悉起来，当然也就认识了当地共和党籍的议员之类的人物。

　　在美国的华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孩子的教育问题，特别是中文教育。通常的情况是当地的一些华人联合组建一个中文学校，聘请一些中文老师教子女的中文。恰巧这位老兄的两位孩子都在上中文学校，孩子上课，家长们久在学校做义工或聊天。因此，中文学校也往往是当地华人社交联系的重要场地。

　　某天，这位朋友在中文学校核家长们聊天，谈到学校的经费问题，这位朋友不经意地说，我们为什么不找当地政府要点经费呢？家长们当然想这样做，但问题是没有人懂如何处理。这位朋友自告奋勇地说，我认识议员，我去说说看。

　　于是，这位朋友就找了个机会和当地的共和党议员谈了这个问题，当地的议员表示需要了解情况，可以向当地市政府提议案争取经费。但了解情况需要听大家的意见，就问这位朋友能否召集华人一起开个会。这位朋友一听经费有门，别管成不成，但有希望就好，开个会还不是现成的？

　　到了周末，这位华人就在中文学校和大家讲了。大家一听很高兴，说，不就是开个会吗？别说是为咱们自己争取经费，就是平时咱们华人也没有个联欢的机会，咱们就当是联欢，通知大家一起聚会一次。顺便让咱们的孩子表演点艺术，让老美议员也看看中国孩子的艺术表演。

　　说起来这个小城也不过是七万多居民，华人只有五百来人。华人占全部人口连百分之一都不到。这个小城市里除去中文学校以外，只有一家不大的华人食品杂货店是大家聚居的地方。由于这里的华人少，华人的活动也很少。这位朋友大家商量好之后就印了两张通知，一份贴在了中文学校，另一份就贴在了华人的食品杂货店门口，过了半个月，这位朋友和老美议员就借在市图书馆召开了会议，没想到的是，这个城市的图书馆会议室只能容乃三百人，可是参加会议的人却来了四百多人。近百个华人小孩在图书馆门口又唱又跳，简直成了当地的嘉年华。老美议员一看，这么多华人来，吃惊不小。因为在美国人的观点上看，美国竞选开会，动员又动员，开会的时候能来二百人就已经不错了。平时看到这里的华人很少，怎么今天开会来这么多人？老美议员一下就对这位朋友另眼相看了。在老美议员的眼中，这位朋友的号召利太大了，简直是这个城市中的华人领袖。

　　老美议员一看来了这么多华人，怎么能不重视呢，果然很快就提出了议案。但在美国，提出议案并不意味着有钱，这个议案还需要议会批准并列入下一年度的预算方案。但对于华人而言，以前没有这笔钱，但现在有人提出了议案，有可能在明年列入预算，每个家庭就意味着省了近千美元的开支。

　　就在这个提案等待着议会审查的时候，这个州在竞选州长。当地共和党当然不会放弃对各个势力的游说和募捐。于是就找到了这位朋友，问能不能帮助募款并召开一个演讲会，让华人们投票支持共和党的竞选人。

　　这位朋友又在周末华人在中文学校送孩子上学同时聚会的时候向大家讲了募款聚会的事情。华人们一听很兴奋，上次活动没搞好，乱糟糟的。孩子们也没有表演好，这次聚会一定要准备好，图书馆会议室小，咱们得找个大点的地方，再说这次募款聚会还有州长候选人来演讲，万一选上了，这不是咱们华人又和美国州长牵上线了吗？再说，既然老美议员求咱们华人帮忙，人家又帮咱们提出了中文教育经费补充议案，咱再困难也得给老美议员一个面子。大家七嘴八舌一谈，很快就达成了共识。这次可不是没组织没纪律的自发活动了，几位热心的人主动负责起联络操办的事情，没工作的女人更是热心地东家跑、西家串，用她们自己的话说，这次可是有名正言顺的机会热闹热闹。

　　中国人最喜欢吃饭，可这个小城市太小了，整个城市没有一个餐厅可以百五十张桌子，没办法容纳五百人同时进餐。后来就有人出主意说，咱们找当地的高中商量一下，借用他们的操场，每个参加的家庭自己做两份菜，咱就在操场中进行。 　　二个月后，小城的华人们就在城市里的高中操场上举行了共和党选举募款会，整个小城的华人几乎全来了，由于有小孩子的表演，又在高中操场上进行，还有免费的中餐，一下就吸引了小城中不少老美和孩子参加，呼啦啦一下就来了一千多人。 　　州长竞选人一看这个场面非常的惊讶，连当地的老美议员都纳闷，这么这位中国人这么厉害，不光把华人召集来了，还召集了这么多老美。这不仅是华人领袖，而且是老美社区的领袖。这次对这位朋友不仅是另眼看待，简直是刮目相看了。

　　华人本来要面子，既然是州长候选人来，捐款也不能太少，大家约定每个成年人捐款一百美元，结果一下就捐了近三万美元。我的朋友一高兴就捐了四百美元，加上参加活动的老美的捐款，这次活动募集了四万多美元。州长候选人看着捐款人名几乎眼泪都激动地掉了小来，演讲之后乖乖地站在操场上和捐款人逐一握手照相留影。 　　华人圈子本来就小，这里的活动很快就被附近的几个小城的华人知道了。大家一想，他们能和州长候选人握手照相，又能从政府手中拿到中文教育经费，我们怎么就不能呢？花一百美元和州长候选人照了相，万一他当选了，有这张照片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回大陆都是炫耀的资本啊。于是大家一商量就推举代表向这位华人朋友取经，请他帮忙联系州长候选人去他们那里演讲。

　　州长候选人一听又有华人请他演讲为他募捐，感动的不断地流泪，有人要给他钱，还有选票支持他，他怎么能不同意呢？

　　果然，不久之后，一连在这个州的几个小城市召开了好几个募款演讲会，一下就募集了近百万美元的经费。我的这位朋友在这个州的共和党人眼里不仅是财神，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华人领袖。谁有这样大的本事能把全州的华人召集起来开会？而且只要他召集的会议，几乎都是当地华人全体出动。要是老美，能在当地召集了百分之十的人就已经是领袖了。

　　很快，这个州的共和党召开全州大会，我的这位朋友被推选成为了这个州的亚裔委员会主席。不久之后，全美共和党召开全国大会，这位朋友又被推举成为全美共和党亚裔委员会委员。今年三月，又被共和党推举进入白宫访问，小布什亲自招待表彰。

　　等我们见到这位朋友并夸奖他时，他还傻傻地笑着说：我就是遛个弯，买菜时顺便看新鲜，没想到就加入了共和党，总共捐了六百美元，我就当上了共和党中央委员。真没想到在美国当个执政党中央委员就这么容易。我跟我中国亲戚说我现在是美国执政党的亚裔领袖时，他们都骂我吹牛，根本就没人相信。他们说。就你这个傻瓜都能当上中央委员，那我们就都成小布什了。

　　我的朋友进入了美国政治圈才知道美国政治圈是非常规范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格步骤都是非常科学化的。例如，美国的各个政党为了选举成功，几乎对政党领袖提出的每一个议题或观点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这些分析不仅是看有多少比例的人支持，而且还会分析支持者的学历，年龄层，职业。以至竞选者在与这类人谈话的时候都要考虑言辞如何使用。

　　我的朋友进入了共和党大佬圈子，虽然是少数族裔领袖，但在政党会议中还是享受到了很多的快乐。他发现，原来政治并不是想象的如此高尚，而是如此的卑贱，与他做生意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在不断地讨价还价。各方势力用各自的优势相互交换，已达到各方用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的利益。

　　谈到政治，很多人将政治推举到了很高的地位，似乎普通百姓无缘政治，或没有资格去谈论政治。其实，在海外，所谓的政党就是Party.所谓的Party就是社交会。大家有着共同的兴趣聚集到一起谈论某些共同的话题。这本是一个最大众，最普通的事情，本身就是由最基本的百姓参与的事情，但到了中国竟然变成了高不可攀的事情。

　　政治本来就是维护自己得了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寻求团体的力量而组成的一个社交团体。　　同样是中国人，台湾的政治就很有趣，很多人笑话台湾的政治，整天吵来吵去，而且在国会还大打出手，这怎么是政治呢？难道未来中国的政治也会如此吗？

　　其实，台湾的政治很正常，打架固然不好，但在国会上个体打架总比在社会上进行群体战争要好狠多，没有这个理解就无法理解民主政治社会的基本道理。

　　以往，国民党是一党专政，结果国民党也成为了高不可攀的政党。民进党成立了，这个政党基本上是由草根组成的政党，党内派系众多。但他们的却赢得了两次台湾选举。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依赖的是民众的选票，党内先进行选举，然后依靠党员的意志、依靠党员选票推选出他们的政府候选人。

　　观察一个政党是否会成气候，我个人的观察是看其党内干部的年龄。国民党的干部平均年龄都是四十岁以上，但民进党的中层干部几乎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这两者相差十几岁，由此可见两党的思想和政策会有多少差别。

　　更有趣的是，国民党中以享有声誉的知识精英和商人为主，但民进党却以百姓和年轻知识分子为主。特别是民进党中年轻女孩很多，我所见到的很多民进党中层干部，大多数都是年轻的女孩。著名的台湾名嘴陈文茜女士年轻的时候就是民进党的宣传部长，而且是一位非常厉害，对民进党执政有着卓著贡献的女士，不过，当她步入中年之后，反而成为了更亲近国民党的人。而在民进党中类似当年陈文茜女士情况的年轻女孩还是很多。或许，这也是人生政治上的选择之一。但无论如何，台湾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在中国并不可怕，更不是高不可攀的东西，也是百姓生活的一部分，是关系到自己利益的事情，更是年轻人的事情。

　　政治本身是平民生活的一部分，不是高不可攀的事情，政治无关学历和贫富，它不过是百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和秩序而进行的团体讨教还价，进行各类交易和妥协的一个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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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立群:私欲熏心的当代中国文化现象

　　德国有一位研究中国的文化学者，怒斥当代中国文化的浮躁现象。他抱怨这些年来没有见到什么像样的中国文学作品，本人深有同感。从1968年上山下乡，作为知青被学校安排去北大荒支边，离开上海已经有四十年了。每次回上海探亲，我都会上福州路各家书店转上两圈，上报摊，买上几份文学期刊和杂志。令人遗憾的是，我在这些书店里想找到的专业书籍和值得一买的文学书籍越来越少，在各种文学期刊里，值得一读的文章，或小说也越来越少。在当代中国可能再也找不到像老舍，曹禺，巴金，鲁迅，矛盾等近代文学大家，更找不到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等和托尔斯泰，普希金，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等，中国古代和国际文学巨匠。有的大多是一些追随社会风潮，随波逐流，花拳绣腿的文化倒爷，文章拼接和包装推销的商贩，和那些敢呛，敢骂，敢耍，敢脱，敢写的下三路枪手水平的廉价速成产品。

　　当代中国还有没有在认真做学问的文化学者？还有没有能够尊重客观事实，认真采访报道的新闻工作者？还有没有能够静下心来观察社会，挖掘人生奥秘和自然本质，有文化深度的作家，剧作家和影视工作者？答案当然是有的，而且还应该有不少。中国出了不少优秀的影视节目和网络文章。优秀的电视节目，如凤凰卫视台陈晓楠的冷暖人生和曾子墨的社会能见度。这两个节目探访的都是一些社会死角，真正的小人物，节目制作人必须爬山涉水，深入到社会的底层，排除没有名人效应影响收视率和地方上的各种阻力和困难，相当不容易。每周一次的世纪大讲堂，胡一虎的一虎一席谈和窦文涛的文涛拍案也相当不错，开创了有大众参与的时政热门话题讨论和对社会上各种大案的追踪报道。凤凰卫视打破了国内新闻联播以往只搞事后转述报道的惯例，派出记者和央视记者合作深入灾区和战区作一线采访，和重大新闻的现场直播和跟踪报道，更是值得称道。

　　可能有人会说，凤凰卫视是在一国两制的香港，凤凰卫视的后台硬。这些节目若是在内地的电视台做得起来吗？内地的电视台即使做了类似的节目估计寿命也不会长。在内地媒体，懂得文化不多，只考虑政治正确的管事婆婆太多，节目制作人又善于随机应变，投其所好，再好的节目也会荒腔走板，或者胎死腹中了。也许有人还会说，即使凤凰卫视跑到内地做了这些"标新立异"的节目，也只是选择性地暴露了一些中国内地的阴暗面，对于解决问题于事无补。本人则认为，能够使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和死角的小人物引起社会的关注，就必然会产生解决问题的思考，起码是为解决民生问题走出了解和关心民生的第一步。

　　在中国内地，当然应该能够找得到很多像模像样的文化学者，遵守职业道德，能够深入社会底层，奔赴事发第一线，找出事情真相的记者，敬业，热情，充满创意的媒体工作者，和认真写作的作家和剧作家。否则怎么解释在内地的媒体工作者，为什么只要跳槽到了凤凰台就能大展拳脚，小麻雀就能变金凤凰？小花狗也能虎虎生威？看来在国内还是管事的婆婆管得太死，缺乏富有创意，灵活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媒体职业道德的自律准则，给这些才华洋溢的文化工作者放开手脚做事的机会太少。听说国内近年来也出了不少观众喜闻乐见的好节目，比如有关考古，探索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断代史等，为续上中华文明，找到她的根和主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只是许多节目在国外的能见度还是太低，央视的百家讲坛只有极少数在国外能够买到光盘，本人见得太少，不敢妄作评论，只得就此打住了。

　　然而，这些节目的热门程度和影响力，如果与 "裸照门"事件，"平面虎照"热抄，"色戒"话题，"最牛钉子户"的维权新闻报道等，轰动一时的热门话题和聚焦点相比，都黯然失色了。在媒体，尤其在网络中处处可见的，是前赴后继，压倒一切的掏金浪潮，来势汹汹的"恶搞"时尚，狗仔队式的新闻追踪，追求奢华的大场面，砸金大制作的轰动效应，充满诱惑的假，大，空报道，占据着主要的版面和亮点。各种浮躁的宣泄；经过精心包装，不择手段追逐名利的成功故事；假卫道士掀起的气势汹汹打假风潮；莫名其妙的复古风和遗老遗少们丑态百出的表演；一脱成名，一炮而红，灰姑娘嫁入豪门；狗仔队采集名人的花边新闻，充斥于各大媒体和网络，成为了媒体舆论的主流。是有形有色的追名逐利和无序的市场之手在搅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五光十色，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整个社会跟着浮动旋转起来。

　　为什么这些浮躁的喧哗，私欲熏心的炒作，情色男女的淫乐报道，会成了压倒一切的社会关注焦点和热门话题？可能的原因有三。其一是人心思变，民心可用，制造耸动新闻能吸引眼球，增加在媒体的曝光度，可助其快速成名，有利可图。其二是社会转型期的破旧立新，改革开放，经济起飞，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反思和重建，信仰危机，社会风气和道德底线的崩溃，提供了可炒作的模糊空间。其三是安全实惠，走偏门，玩下三路，打擦边球，不必直接冲撞当年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当前敏感的政治话题。这是许多婆婆懒得管，不愿管，特意留下的一块沼泽地，适合于打口水仗，泥水仗，泼粪，比臭，撒野起来施展得开。

　　既然整个社会已经被搅得浮动旋转了起来，许多事情也就见怪不怪了。文化学者按捺不住做学问的孤独和清寒，纷纷跑出了书斋，走上媒体随之起舞，推波助澜。有的更在借助媒体之力自抬身价，装腔作势，挤眉弄眼，信口开河，甚至公报私仇。研究工作者弄虚作假，使出浑身解数努力满足管事婆婆的一切需求，完成量化指标，争取晋升提职。记者一心追逐可以上得了头条的耸动新闻，狗仔化是必由之路。写作人如果只是为了成名获利，当然用身体写作，用乳房写作，翻弄妓女的躯体，捧出张爱玲的幽灵，什么好卖就写着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国际知名的导演可以假借艺术之名，大拍三级片，还能得到国内外中文主要媒体众口一致的好评。显而易见的是不择手段成名要早的冲动和巨大的商业利益在驱动，在继续营造私欲熏心的当代中国文化现象。

　　面对着声势浩大，五彩斑斓，暗藏玄机，一切受到权力制约，利益驱动的文化现象，众多文化工作者被弄得不知所措，迷失了方向，被推挤到了边缘和墙角。如果他们继续"顽固不化"，"不识时务"，不随之起舞，将面临被淘汰出局。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娱乐化，权钱交易形成了当代中国时髦的交际方式。文化事业成了有利可图的文化产业，金钱买卖的交易场所。你情我愿的潜规则远胜过文化的真实价值和重要性。许多很认真做的文化研究文章，专题报道，写的报告文学，文章，小说和剧本，可能因为交不出买路钱，或人际关系不佳，进入不了主流圈，或不合把头大腕的口味，被认为不合潮流，被怀疑播了，登了也没人会看，不挣钱，连正式发表的机会都不会给。

　　陈冠希的"艳照门"事件，陕西农民猎户周正龙的"虎照"造假风波，李安的"色戒"和张爱玲幽灵的炒作，孔子学院的全球开花，尊孔，颂经和跪拜之风又起，风韵犹存，伶牙俐齿"世上最牛钉子户"女主人吴苹的维权报道，等等新闻大事都被搞得有声有色，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说其特有，是因为如果脱离了当前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只需有负责管事的单位和多一些人知道有规范的处理途径，这些东西可能根本就炒作不起来，即使报道了也成不了新闻焦点和热门话题。

　　这些轰动一时的炒作是真的为了维护公民的"知情权"？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维护公民的"权益"？还是文化产业当家的和炒作者为了追求新闻卖点，提高知名度和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比较容易被接受的回答是兼而有之，因为维护形象正义和合法包装是舆论造势，挑动激情的基本功，至于名利的诉求是实实在在的背后计算，不言而喻的道理。

　　也许这是一种目的，手段和结果，三者错综复杂，互为因果的关系。至于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孰真孰假，并不重要，只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伪议题，只有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即成名和获利才是产生这种文化现象的核心和本质。否则为什么要避开解决问题的正常渠道，规避问题的实质，而采取这种文革式的大轰大嗡，群情激昂，跟着感觉走，只要有了行为正义的外壳，人人皆可一路追杀，谁也不必负责任的态度？也许只有一件一件地把它们剥离开来作一番深入分析和探讨，才能透过层层外表美丽包装的薄纱，看透其内在被利益所驱动的私欲熏心。

　　就以前三例为例，陈冠希的"艳照门"事件轰动一时，是因为陈冠希私自拍摄和拥有大批量的淫照，被人窃取公布于网络上所引发的。"艳照门"事件暴露了两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即陈冠希的滥交和他的私人癖好，和一些被塑造成玉女形象的女艺人背后真实的为人。"艳照门"事件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满足了许多人的一种偷窥，掳奇，先睹为快，幸灾乐祸的心态，尤其在青少年学生中产生了一种性教育和性道德的思想混乱。"艳照门"事件的报道，长时间占据了媒体的主要版面，成了新闻报道的焦点和卖点，"淫照"的登上媒体版面，涉及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淫照"被制成光碟，出现在贩卖的市场上。在处理"艳照门"事件的过程中，担任香港警局发言人的警官一再改口和司法判决上的混乱，显示了法律在网络文化蓬勃发展的今天没有同步跟上的困惑。

　　说到"艳照门"的法律责任，由于纯属陈冠希的私人癖好和收藏，被拍女艺人出于自愿，不存在偷拍和金钱交易，如果也不存在利用"淫照"来牟取经济利益和胁迫问题，到头来对当事人只能不了了之。对于窃取和上网张贴散发"淫照"的人来说，可能比较容易追究的是未经个人允许的窃取和散布之罪。上网张贴"淫照"的法律责任追究，恐怕要与媒体的"淫照"上版面等量处理，何况前者还不涉及经济利益，后者却有明显的牟利意图。如果对媒体无法量刑处理，对上网张贴散发"淫照"的个人也将无法名正言顺地深入追究。至于上网看过"淫照"的人数众多，法不责众，也无从追究。因此，此事件到头来很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回归到它原来的位置，最后逐渐被人们淡忘。此事的后果，只能由当事人为自己一时的孟浪和放荡行为付出代价了。

　　"艳照门"事件在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华人集聚地都掀不起大浪。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虽有报道，但人们听了看了也只是笑笑就过去了。即使在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也只是被人当作笑谈话题，一言带过，不会成为主要议题。唯有在中国的香港，台湾和大陆被炒作成如此压倒一切的重大事件，当然与以华文为主的文化道德背景有关，与社会转型期的功利主义占据了主要地位，造成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沦丧，普遍的偷窥欲望和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丑陋心态有关，也与媒体毫无公德心的恶意炒作，牟取利益有关。

　　"周老虎"造假风波，也成为了媒体聚焦，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一个重大话题。陕西农民猎户周正龙受了县里有关领导的鼓励，背了相机上山去找老虎。据他说还真碰到了老虎，冒了生命危险怕了两卷老虎照下山。他的一张"虎照"被县林业局贴上了网页，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和追踪报道，也引来了一大帮"卫道士们"群情激昂的打假浪潮。网上公开的一张虎照，被打成"平面虎照"，继而打成窃取挂历虎照，进一步要追究"周老虎"背后的造假黑手，县和省林业局的公信力和责任。一批又一批所谓的专家和权威学者出来推波助澜，反复论证确定造假。到家跟踪报道的记者吃住在周正龙家，耗尽了他因为拍了虎照，获得县政府的两万元奖金，却没有一个吃了口软的。"虎照"造假风波越闹越大。周正龙虽然始终没有改过口，但是挡不住气势汹汹的社会舆论，似乎"周老虎造假"已成了定案。

　　不过，靠舆论暴力和众口莫辩的强加，即使掐住了喉咙，堵上了周正龙的嘴，甚至把他打成了周老虎，此事还是不能定案。指控人的气急败坏，使用舆论暴力，反而证明了这些所谓的专家和权威学者，和"卫道士们"恐怕才是真正的假货。原因是尽管周正龙提供了拍照的确切地点，和所有的底片，但是活老虎会走，会跑，要他再拿出证据证明照片是真的却是强人所难。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不应该由周正龙提出证明"虎照"是真的，而必须由指控人，或起诉人拿出证据，证明周正龙拍的"虎照"是假的。不幸的是这些"卫道士们"尽管说得天花乱坠，信誓旦旦，却拿不出一点说得过去的证据。他们连用计算机拼合照片，必然会留下的最基本的拼合线，都无法证实，居然还在大言不惭地自称为"专家和权威学者"。

　　看来舆论暴力和众口莫辩的强加似乎还真的有效，连主持着"文涛拍案"的窦文涛也深信不疑。他在年终节目中一再用轻佻的口气，一口一个"周老虎"，毫不含糊地确定这是一起造假事件。不知道这张"虎照"如果是他的老板刘长乐碰巧拍下公布的，这位窦主持还会这么说吗？说起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陕西贫困山区的农民猎户周正龙当然无法与当着凤凰卫视总裁的刘长乐相比。然而就拍"虎照"而言，社会的公信力就不是由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决定的。常年生活在陕西贫困山区的农民猎户周正龙，上山寻找线索，跟踪拍到"虎照"的可能性远大于刘长乐，因此应该具有更大的公信力，只是窦文涛和那些打虎英雄们视而不见而已。

　　当然，这张"虎照"如果真的是刘长乐拍摄和公布的，其遭遇可能就会与周正龙完全不同了。窦文涛就会在他的节目中毕恭毕敬地大加颂扬。这些打假斗士在发动攻击前不得不掂量一下，他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付出多高的代价？因为刘长乐可不是周正龙，他有足够的财力和够高的社会地位，也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和自卫能力。他可以聘请大律师，会在法庭上把这些人的伪装剥个精光，露出原型。这些热衷于打"周老虎"的假卫道士们，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要比周正龙高。他们打的不就是既不会上网，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与他们打官司，可以被一脚踩在地下，可以被口水淹死的，贫困山区的农民猎户周正龙吗？这不正应了"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说法，因为他们知道不必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任何的代价。

　　这些假卫道士们打着公民的知情权为幌子，挥舞着科学的大棒，在媒体呼风唤雨，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打假浪潮。他们打了"周老虎"，借着余勇接着打向了中国的航天发射中心，居然举证中国航天工业局公布的月球卫星发回的月球照片也是假的。结果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他们这次可是踢到了铁板。要中国航天工业局证明，他们发布的月球照片是真的，当然也同样不容易，可是国家航天工业局的公信力却不容挑战。相反，如果这些打假英雄拿不出像样的证据来证明月球照片的造假，这些假卫道士们将不得不承担起法律的刑责。这些打假斗士发动攻击的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如果得不偿失，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当然只得草草收场了。周正龙拍的虎照登上了自然杂志，因为杂志编辑无法鉴定出"虎照"造假的证据，当然信其为真。只是他们在照片下加上了一句，即此照在中国被认为是平面虎照。因为他们实在搞不懂，在中国既然没有证据，怎么可以群情激昂地谴责这"虎照"有假，也没有人为此负起法律责任？这些打假英雄们总算扬名国际了。

　　一些假卫道士们凭着几张洋文凭和院士地位在中国到处"打假"，打了已经有好多年了。其中不少人可能已经忘了他们的专业，确实靠打假打出了名，成了社会"知名人士"。不知道是否可以提供一份代表了他们这些年丰功伟绩的打假罪证确凿的清单？否则有心人士恐怕要收集整理出一份，由他们借用国家公器，一手制造的冤假错案的清单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既然他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揭穿造假者搞"伪科学"危害社会的卑劣行为，为什么不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而要利用他们的权势和舆论造势，来扼杀，打击，用口水来淹没这些所谓的"伪科学"？

　　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授奖前，必须仔细聆听一份忠告。大致的意思是获奖者只代表在他的专业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并不代表在其他的专业领域也具有同样的学术权威地位。老话说隔行如隔山。现代科学分门别类相当细致，取得了博士学位只代表这位学子在某特定学科，特定专业，某特定方向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课程和研究课题。即使在同一个学科，同一个专业，转换了一个研究方向，起码也得补课，阅读大量参考文献才能进入课题研究，更别说跨行业，跨学科了。这些打假斗士这些年来却是在扮演着一些极不光彩的学霸和学阀角色，制造了博士和院士就是万事灵，百事通的假象。他们打着科学的旗号，靠着博士和院士的学术地位，无视法律，既当提控者，又当最终判官，横行无忌，无法无天，在祸害一方。如果脱离了中国当下的特定环境，这些靠旁门左道扬名立万的"打假斗士"在法制健全的国度恐怕早就官司缠身，倾家荡产，臭名远扬了，不可能成气候。

　　李安的"色戒"和张爱玲的幽灵也是中文媒体的一个重大炒作话题。李安以他好莱坞得奖华人导演的身份，拍下了张爱玲的同名小说"色戒"，其中包含了他自己在情色方面的追求和理解。这是李安精心打造的一部电影作品，是他自己的选择，本来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值得影评人探讨的是李安在情色方面追求和理解上的误区，张爱玲在她的同名小说"色戒"中对汉奸易先生的原型，抗战时期汪伪特工总部76号主任丁默村和刺客王佳芝的原型，抗日女特务郑苹如敌我关系的刻意误导，导演的技巧和演员的演技，和电影"色戒"的评级分类问题。

　　问题出在电影"色戒"的轰动造势和炒作，和华文媒体众口一致的"出格"好评。华人名导演李安拍的就一定是好电影？才女张爱玲写的就一定是好作品？这里面恐怕夹杂着太多的起哄式感情吹捧，包装造星，追星捧场，狐假虎威，无风起浪，刻意炒作，点石成金的商业运作手段。炒作妓女爱国，翻弄妓女的躯体可以成为热卖名作家。炒作张爱玲的幽灵，臆造出上一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和日伪时期旧上海的"繁华"和小资情调，可以当上教授和地方上的作协主席。李安扛着国际著名导演的大招牌，借着电影艺术的幌子，正赶上了这一波的炒作热潮。

　　然而，只要剥去各种包装和伪装，除去水面上的层层泡沫，原型的本来面目还是不可更改的。张爱玲为了实现她的成名要早，不惜委身于颇有权势的为日伪政权搞宣传的汉奸胡兰成，当起了包二奶的先行者。她从来就没有为抗日做过任何有意义的正经事，更谈不上关心民族大义和国家的兴亡。抗战胜利后，汉奸胡兰成成了丧家之犬被通缉，张爱玲也当然背负了汉奸文人的骂名。她断了与胡兰成的联系，出国逃避了身份的尴尬。直到1978年她写下了《色戒》，想借着王佳芝来自圆其说，用三十年来的美好臆想，给自己一个交代，也给自己的那段"爱情"一个交代。不过，她却为了掩饰自己肮脏的灵魂，十分无耻地编造了一个荒谬故事，猥亵了为抗日牺牲的民族英雄王佳芝的原型郑苹如。她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她小说《色戒》中的那个因为爱情至上，犯了错，值得原谅的王佳芝。

　　李安抓住的正是张爱玲的这种逃避现实，宣扬爱情至上可以掩盖一切丑陋的心态。他出色地运用了他的导演和拍摄技巧，采用夸张的变态性行为和写实的性交技巧来捕捉观众的眼球。李安试图用若痴，若醉的性爱，达到由除奸到生爱的感情转换，来弥补张爱玲小说中无法自圆其说的败笔。无论李安的导演和拍摄技巧有多高明，演员的表演才能有多出色，如果不带民族情绪，没有追星的盲目和鸵鸟心态，《色戒》本身就是一部色情三级片，这是一个毋容置疑的事实。《色戒》在美国和许多有电影分级制度的国家被毫无悬念地直接划为三级片，也无法以艺术片的名义进入许多国际电影节的评选活动，就是一个明确的证明。脱离了当前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色戒》在国外根本就炒作不起来。

　　在国内，打开电视机搜寻一下热门话题，翻阅报刊和网上的热点报道和评论，可以清楚看到这种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走进任何一家国内的书店，看一看，数一数，放在最显眼处的畅销书和热卖书籍是一些什么类型的书籍？然后走到四周边角，查看一下被冷落的又是一些什么书？再认真查找一下你心目中的优秀文学作品是否还占有一席之地，大致也可以看出这种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充分凸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彷徨和浮躁，法制概念的薄弱，社会伦理和道德的崩溃，文化人的堕落和沉沦，和新闻工作者的急功近利。

　　碰到当下功利社会，法制又没有跟上，社会的公德心有待重建的现实，贩卖古董和舶来品是这些所谓的文化学者的专利。介绍快速成名，迅速致富的诀窍，抓住人们望子成龙的渴求和有钱难买健康长寿的渴望，各种点石成金，指点迷津，促使转运的心灵，风水和成功秘诀书籍，五花八门的中小学生和高考辅导教材，推销各种养生之道，各种新药和各种保养，补养，美容，易容，留住青春的出版物，都成了文化人很有钱途，可以大做文章，发财致富的争夺制高点。当代的中国文化现象主要只是由这么一些私欲熏心，唯利是图，随风起舞，一哄而起，热热闹闹，相互转抄，互相复制，倒买倒卖，骗骗女人，哄哄孩子，吓吓老人，外表光鲜亮丽的速成产品和衍生物所构建的。凡事认不得真，只要冷静下来细读一下，细想一下，再考证和追查一下，各种问题就都来了。

　　经过这些年来十分轻率地一再否定之否定，中国人对祖宗的文化遗产，砸烂，烧掉，批臭，诋毁，或捡起来倒卖，争夺商机的多，用来深入学习和考虑文化重建的少。对外来的文化，不论其好坏，留学回来的往往连皮带核吞下，或夹带回来，用于做返销营生的多，真正消化吸收，为我所用的少。经过了这一百几十年，四，五代人的折腾，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民间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外来文化水土不服，也没有能够落地生根。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已经失去了自我，成了漂浮于水面的浮萍，几乎失去了根基，与大地只剩下了不多的根须相连。这些铺天盖地的出版物绝大多数是通过正常渠道出版的，多数还是官办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的。出版获益单位和个人是大致清楚的，具体的责任承担者是没有的。因为大家都在这么说，这么做，资料是相互交叉转抄，复制，重叠，来源模糊不清，打官司也是打不赢的。问题是怎么办？中国的社会文化能够老是这样被把玩，这样不着根基，老是像浮萍一样飘下去吗？我们将飘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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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歌者:走自己的路，也要听听别人怎么说

　　今天我想说的并不是什么做人处事的道理，这个标题所指，正是目前的西藏问题以及140天后的奥运会问题。

　　前些日子虽然听说了西藏闹事，也听说中央民族大学已经拉了警戒线，问了在民族大学的同学，说是学校里也有藏族同学闹事，出入校园也都要检查学生证了。但前两天上网时间严重不足，只好等到周末来多看看。

　　不过，我如果要百度"西藏"和"暴乱"这两个关键词，搜索出来的网页，点开以后，十之八九都是"内容已删除"之类的提示。所幸有"百度快照"这个东西的存在，勉强还能看到一些残留的报道。这不禁令我感到有些哭笑不得。因为分明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是明明白白承诺了"奥运前允许外国记者自由报道"的，但是在西藏发生暴乱之后，中国政府却干脆彻底地把记者全部清离了西藏，而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网络上的相关报道一一删除。

　　不得不说，这真是一步坏到不能在坏的坏棋。

　　封闭外国记者自由采访的路径，拒绝中立调查团进入西藏调查，拒绝与达赖会谈……中国政府似乎一向都喜欢用"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态度来面对国际舆论，或者说，为了面子问题，而不愿让某些问题暴露出来。殊不知，有时候越是包裹得严实，捂在下面的伤口越是容易化脓感染；反倒是暴露出来在阳光下面，风吹日晒，倒可能加速痊愈。

　　现在国际上的舆论已经有不少人倾向于认同西藏人的说法，并且一边倒的批评中国政府的"残酷镇压"，甚至已经有国外媒体宣称"不管中国政府怎么说，大家都不会相信的"。不得不说，这正是中国政府缺乏与国外媒体打交道的经验的表现。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西方没什么人相信中国政府的官方言论。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官方如何发表声明和公告，其实际效力都可以说非常轻微；不管官方接受多少采访，也几乎没有人会去相信。

　　这个现象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我们的政府已经习惯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处理方法。一般人也许可以对别人的怀疑和不信任无所谓，但是一国的政府却不可以。

　　香港明报日前评论说："逐记者离藏是一大败笔"。这是非常准确的观察。明报说，把记者全赶走了，"不但失去一个有力地反驳'鎮壓和平示威'的机会，反而倍添外界'关门打狗'的恶劣印象。"结果是什么呢？本来是藏人发起了骚乱。结果经西藏流亡人士一说，成中国血腥鎮壓"和平示威"。为什么呢？因为你害怕，不让全世界的记者自己来报导，只让人家采用你的报导。于是，你不可信。那么信谁呢？自然只有信西藏人的了。（摘自中国报道周刊网站评论）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这种时候如果不能正视现实，还是一味的压制，恐怕后果会不堪设想。因为无论北爱尔兰还是西班牙，世界各地的例子都在证明，恐怖主义正是在一种压制的环境下飞快生长壮大起来的。而且，中国首次主办奥运会，如果在西藏的这个问题，包括眼下的台湾问题等等一系列事件上处理失当，很可能不是为国际形象加分，反而还会损及中国的国际形象。眼下奥运会一天天临近，去年年底时有人曾经就胡紫薇事件发表评论，认为如果中国不学会怎么处理这些无预案突发紧急事件，那么中国的奥运会就会被各种混乱局面包围。现在看来，西藏、新疆还有台湾的事件，正是给了中国政府一个新的教训。

　　走自己的路，也要听听别人怎么说。

　　中国如果真地想要实现"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那么新闻报道的公正公开，各种重大社会事件的透明报道，就是需要得到重视和落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来的领导人都有些怕媒体。这一点至今没有任何的改变。出一点事，首先就控制媒体。但西藏这几天的事情已经证明，假如不利用强制力去控制媒体，世界上对中国的看法可能会完全不一样，也不至于只相信西藏人的话。

　　同时，中国政府不断指责达赖，声称是他策划了西藏的暴动，并且声称有充分证据，甚至连温家宝总理也是如此说的。但达赖不仅反复声明此事与他无关，而且在总理发言后还威胁藏族人如果不停止暴力，他就退隐，并且他还提出让中国代表前来和他对质。

　　道理越辩越明。且不论中国政府方面的指责依据是否确凿，就算真是达赖策划的，既然他已经主动提出对质，那何不与之进行谈判呢？而且，中国也完全可以恢复跟达赖代表的谈判，这能给平息藏区动乱增添很高的可能性，同时也可以恢复一些国际上对中国的好感。又何乐而不为呢？

　　老话说，"以柔克刚"。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的很多做法都是刚性为主的。在中国相对较弱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当中国日益强大起来之后，依然保持强势的态度，也就无怪乎西方会产生出"中国威胁论"这一说法了。很多人不能理解政府的"示弱"，很多时候政府也并不懂得如何"示弱"，要么过于强硬，要么过于妥协，或者该强硬时妥协了，而像现在这样需要一定的妥协和让步的时候，又表现得十分强硬。

　　"人民战争"这种词汇，一用即输："你死我活"这样的大标题，表露出来的依然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遗风。这只令人联想到了那个意识形态的年代，冷战的年代，中国咄咄逼人的年代。温总理引用了王安石的话说"祖宗不可法"，那么，我们拭目以待中国政府之后的处理好了。

　　期待中国政府在2008年打一套漂亮的太极拳出来，将中国在这一年中面临的各种重大考验一一化解。而且不是通过武力或是强硬的态度，而是通过绵里藏针的内政外交政策平和地进行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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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润雨:城管使我快要崩溃了

　　昨日凌晨浏览网易新闻时看到一则在2008-03-21发的图片新闻――《巡防员坐"霸王车"铐锁售票员2小时》，看后随即在空间里草撰了一篇小帖子－《狗娘养的》，写完后气愤得一直无法入眠，又喝了杯咖啡，然后又在电脑前浏览了众多网友愤怒的跟帖，不知不觉天就亮了，刚又把网页刷新了一遍，突然发现网易新闻版块又更新了该新闻，详尽介绍了该事件的经过，具体就不介绍了，附文后供查阅，大家可以浏览一下。更新后的文字介绍了女售票员是如何被拷的，以及拷该售票员的男子叫蒋军，是深圳市公安局反扒大队2个月前从保安公司聘用过来的，其所持有的"执勤乘车证"，发证单位为深圳市交通局运政监督分局和深圳市公安局公交分局，但其持有的证件却不是他本人的。我还是有疑问，"执勤乘车证"是个什么证件？难道可以免票乘车？这就很纳闷啊，我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法律来解释这样一种证件，我只知道我们纳税人已经在纳税养活这些执法机构以及人员了啊，他们的活动经费就是花的我们纳税人的钱，难道还要再无偿乘车？这没道理啊，再者，即使可以免票，但是深圳公安局应该和公交公司有协议或者协作办法，总不能拿着证一晃，就可以坐霸王车了啊，除非是在执行特殊任务，紧急征用该车辆，其他情况下警察也应该买票。不过，这事也正常，不知道多少客车司机经常遭遇这种情况，在路上猛不丁闪出一个穿制服戴大沿帽的来冲车招手，然后搭个顺风车，司机哪敢说别的，只要穿这身行头的，大概都有执法权，稍微惹它们不高兴，瞧着吧，遇到的麻烦比路上的收费站还多。据说兽医站的工作人员也穿制服戴大沿帽，我多次耳闻过一些专职阉猪的兽医站兽医（阉猪在我们这里称摘猪，就是把猪的睾丸摘掉，不犯陈冠希那样的错误，老老实实的长肉）也在路上蒙过司机，司机一看是蓝皂制服大沿帽，赶紧一脚刹车，嘎的一声就把车站那里。言归正传，这位坐霸王车的大哥为何拿着一张过期的而且是他人的证件还这么嚣张呢？这里有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公权力的膨胀以及人们的私权长期在公权利的阴影之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每每公民的私权遭遇具有强制力的公权力时，私权力根本无法得到保障。这位蒋军大哥心里很明白，他的身后是――深圳市公安局反扒大队，这样一种身份，也怪不得这位大哥这么嚣张了。我们期待深圳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对公众有个交代！

　　大概到了九点多，还是没有一点睡意，再次刷新网易新闻版块，要命，又一刺激网友神经的新闻发布了――《怀孕女摊贩与城管协管员冲突中手臂动脉被划断(图)》，刚刚还是反扒保安，这会城管又出来了，城管总是不会让公众寂寞，百度上关于城管这个关键词一千多万网页的海量内容让你半辈子都读不完。我简直要崩溃了，打昨天凌晨开始我的眼睛就没离开网易新闻，由拉萨３·１４事件到反扒保安，现在又出来个城管，简直使人十分的不舒服。城管与商贩的冲突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但是现在仍在继续。城管问题使人愤怒而又无奈，长期以来城管存在的问题仍然不能根治，这也和城管的诞生有关系，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根本就没有确定的法律地位，它们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吗？行政执法主体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是行政机关，它的成立必须获得有关机关的批准，一般是由国家权力机关或上级机关批准成立；二是已由法律或法规规定的行政执法主体；三是依法授权取得的行政执法主体。一位法律人士曾给我说，有一个商贩和城管打官司到法院都没办法立案，行政诉讼吧，它又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但又不是民事纠纷，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如果说有它的设立有依据的话大概也仅是《国发〔2002〕17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而在行政处罚法里只规定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一些原则，缺少与《行政处罚法》相配套的比较细化的城管执法法规及规定。再者就是管理体制问题，城管执法没有统一归口，省级和中央没有直接的主管部门，都是由地方政府直接管辖。还有一点就是，国务院有关文件明确要求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必须是公务员，《公务员法》也设置有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取得行政执法证资格。但现实问题是，目前大部分城管人员都是在社会上招募或者一些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的富裕人员组成的，人员良莠不齐，素质低下，就更别说是具有公务员身份了。

　　暂不说它的合法性了，其"执法"活动在一开始就充斥着暴力和野蛮的特点，纵使我们承认它是合法的，这样一种组织行使权力的过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严重侵犯公民生存权的现象，生存权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具有优先性，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前提，当国家公权力遇到公民私权利中的生存权时，生存权具有优先性，公权力应当在公民的生存权前止步。每个公民都具有选择自己职业及生活方式的自由。任何权力和组织都不能打着城市管理的旗号去肆意侵犯公民的生存权。说白了，就是得让人民吃上饭，维持最基本的生存，这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也是人性的需要。一些地方的城管总是打着"取缔无证流动商贩"的幌子肆意剥夺他们的谋生活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并是所有的商贩都必须办理证件才能够经营，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有四种情况不需要经过行政许可：当事人能自主决定的，市场能有效调节的，行业能自律解决的，事后能通过监督有效解决的。而遗憾的是，城管打着各种旗号来剥夺这些小商小贩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这在我们一个法制国家并且由上到下都在提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是十分令人心寒的。

　　我曾经去一个快餐点买茶蛋，这个早餐点是夫妻两个人经营的，很小的规模，两个煤球炉，一个烙油饼的锅，我去的时候正好是夫妻两个在商量如何办证的事情，男的说他们只能把生意做到早上八点以前，一到八点就立刻收摊，因为城管上班了，一旦迟走，营生的家什就有可能被没收，他们曾经被没收过许多家什，没有一件要回来。女人说，城管来的时候，她都不敢让自己的男人上去交涉，因为怕挨打，一开始的时候，她的男人曾经被打过几次耳光，后来她让男人躲起来，自己前去交涉，说不尽的好话。我了解到她的男人是下岗工人，很老实，做不来其他营生，她则没有工作，家里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指望这。我告诉她，如果需要，我可以帮她找律师，不要她的钱，她说没用，还是得托关系给城管通融一下，以后多照应，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天早上我看到两人因办证的事吵起了嘴，女人赌气坐在小马扎上，男人则紧张地喊女人赶紧收拾家什，城管要上班了，女人仍旧没动，我清楚地看到，那个沧桑的女人眼睛里已噙满了泪花。当时看了，心里很难受，一个女人，面对自己老实的男人，她只想活下去，能吃上饭，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而这都不能。面对这样一个默默地坐在那里，眼睛里满是委屈的泪水的女人，我真是愤怒到极点。（说这话，我还是有些自私，而她不是我的亲人，但是，那个满眼含满委屈泪水的女人我久久不能忘记，我有好久没有再看到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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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奇:小小的遗憾

　　全国两会已经闭幕有一个星期了。会议开得很成功，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众望所归，选出了国家领导人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通过传媒，笔者看了两会全过程，心情很振奋，代表委员们畅所欲言，充分地行使了自己的正当权利，但也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遗憾，憋了一个星期，不吐不快。

　　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选举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程序，包括中共中央向大会主席团推荐候选人、大会主席团向各代表团提交候选人名单，各代表团讨论确定正式候选人、投票选举等几个步骤。媒体上说， 经过计票，工作人员宣读了计票结果，各位领导高票当选。但这个详细的结果就是不出来。笔者翻遍各大报纸，都是用的新华社北京17日电或19日电的通稿，没有关于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四位副总理、五位国务委员，二十七位部长级人选的得票数。我在国内大报和门户网站上都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介绍。最后，我还是在凤凰网上或者个人的博客上才找到了这方面的消息，如果没有它，我至今也不知道，各位究竟得了多少反对票？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四位副总理中，反对票较少的是新任政治局常委李克强(10票)和连任的回良玉(11票)，前北京市长王岐山有23张反对票，而前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则有30张。国务委员中反对票最少的是国防部长梁光烈，只有4张，部委领导中反对票最少的则是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晶(2票)，其次为国家安全部长耿惠昌(3票)和民政部长李学举(3票). 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中，2946名全国人大代表出席投票，有4名连任部委主管有逾百张反对票，最多反对票的依次为教育部长周济(384票)、铁道部长刘志军(211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156票)以及从国家发改委主任调升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的马凯(117票)，远高于一般部长得到的数张至30馀张反对票。

　　主流传媒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政府网站、新华网、人民网、新浪、搜狐等为何就不能将上任官员的得票数一一刊登出来呢？非得我们到外面去找消息？总是在说要保证老百姓的知情权，打造阳光政府，怎么到了这个关键时候就忘了呢？我就是想不明白，如果刊登出来，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效果？就是教育部长周济成为这次选举的反对票票王，又能怎么样？仅仅说明，在教育领域存在一些问题而已。按前审计署署长李金华所言，审计署被财政部审查出问题，现在哪个单位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说一句的是，我看了凤凰网上的报道，也没什么，仅仅是知道了这么一回事，谁的反对票最多，谁的同意票最多 ，如此而已。我不相信，只有几十或者几百张的反对票就会把我们的官员打倒。如果官员真的脆弱到如此地步，那他或她也就不可能一身正气执政为民了。

　　票选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协商也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无论是哪种形式，最终都要将结果借助媒体及时地公开，以保证公民知情权的实现。相信随着民主进程的加快，这样小小的遗憾不久就会无影无踪了。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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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向浴火重生的国民党学习

　　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党，基本上与中国的二十世纪相始终，他们主持了某种意义上的双胞胎独裁政府。一个催生另一个，有一定的因果联系。当然国民党的独裁从来都没有中共这样的独裁，如此残酷如此大面积此时间久远，如此破坏中国固有文化中的好东西，从而导致民众从根子上对这个独裁政权无所不在的恐惧。国民党独裁在前，后来的共产党要独裁要血腥得更厉害，因为不信选票不信民意出政权，只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他对民众诸种权利的剥夺，用各种方法害死的中国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可谓中国有史以来之最。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四九年后的诸多运动，给民众带来的身份与财产的损失，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曾经说过，在一九八七年台湾开放党禁之前，存在于中国土地上的政党，无论是其大小、党员人数多寡、时间长短，都与青红帮和袍哥这样的黑社会组织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区别，只是换了更加洋盘更加西式的"党"的称呼而已。共产党这样严苛的组织，入党与退党之不自由，视党魁意见为绝对不可拂逆的最高准则的做法，都与黑社会组织的诸种组织型态，完全合拍。而国民党虽然比更共产党相对要人性要温和，但在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实现军队国家化之前，其苛酷只是比共产党小一些而已，其实质并无多大的变化。正如储安平所说，国民党执政，民主是多和少的问题，共产党执政是有和无的问题。前者不那么决绝，后者则实行绝对之控制。当然，如果只有这二党可供选择，我当然选择国民党，他毕竟有相对自由的空间。当然有第三者第四者乃至更为民主的多党轮替的制度，我是不选任何独裁统治哪怕是开明的独裁的。也就是说，二十世纪的中国在八七年以前，统治民众的都是变向的黑社会组织，和西方意义上的政党相去何止霄壤！在独裁政治理念的政府统治之下，你想要得获得一个尊严与幸福，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我是个有条件的温和统一论者，所以把台湾也包括在中国里面。但不赞成无条件之统一，更不赞成要烂就烂在锅里头的独裁之大一统）的事情正在起着微妙的变化。但不幸的是，大陆现今的政府依旧在延续其独裁治国理念，有幸的是，台湾经过二十年来的民主自由的试验，从蹒跚学步，到逐渐走上正轨，尤其今年的大选，从前那个独裁政府所依重的执政党国民党，重新获得票选上台的机会。让我们看到自由民主，对过去的仇怨，对过去历史重负的化解，对一个社会渐进重建和温和新生的伟大力量。国民党在八年前失去了治理台湾的权力，但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经过他们对自己执政观念的重建，从一个身背历史袍袱的独裁执政党，终于成为一个通过民选，重新获得执政权力的新生政党。这个新生政党的执政者当然与此前的执政是完全不同的理念，随时如履薄冰，受到多方的监督与制肘，做得不好，当然就可能被轮选下台。这也就是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为何在马英九获胜为什么饱含泪水，为什么说民意才是真正的力量的道理。

　　台湾大选当然有很多启示，也给当前台海局势带来了新的变数，但中共官方和大陆民众，也不可盲目乐观。如果中共不在制度上变革，不变独裁而为民主自由的国家，战还是和，都不足以真正带来台湾与大陆的统一，这一点，必须真正看清楚。像台湾人民这样经历过独裁之难，正在享受民主自由甘霖的民众，他不可能对一个独裁政权有真正的认同，这一点是统一论点者必须真正认识到的不可逾越的，必须解开的死穴。中共的民族政策和自治政策，都对台湾人民判断其政权实质，亲近与否，事关重大。前者如西藏，后者如港澳，官方坏作用的榜样力量太大了，他们本来就不相信一个几十年善于说谎，以夺民利为己任的政府，加上西藏、港澳这样的活样板，在资讯如引发达的民主自制度下，能做出更为符合理性的判断。这次台湾人选择国民党，并不仅是因为台独问题而害怕大陆官方的打压乃至战争，而是因为国民党一些执政理念和诉求，同时加上对民进党执政理念的失望与纠偏，从而选择了浴火重生的国民党。

　　在台湾大选给我们带来的众多启示中，我愿意单独列出以下几点来，来为至今仍旧不思进行民主自由之政改的大陆独裁政府借鉴。也许我要你借鉴是与虎谋皮，但我仍旧要说出来，让更多的民众知晓，让他们更知晓自己的权利如何受损，从而促进独裁向着温和理性、健康改良方面前进，这是中国民众之福。

　　一：一个黑社会意义上的政党，是如何转变成一个民众真正用选票来支持的现代政党。一个政党要有力量，来源于民众选票的支持，而不是来自压服民众。压服民众带来的是恐惧（而且这恐惧是双方的，因为执政者也恐惧），不是真正内心的支持。国民党给共产党做出了示范，从国民党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对民意的驯服，而不是趾高气扬。这一点对于一个有历史袍袱的政党，要想将来不被清算，要想平和过渡，要想不流血而为社会带来平稳的软着陆，尤其重要。

　　二：在现代文明政治滚滚大潮的今天，不要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相信民意才是政权的来源，这一点国民党也给共产党很多启示。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一种野蛮的丛林法则，不符合真正现代的文明政治，大陆执政者尤其抛弃此种观念。

　　三：要真正道歉，要痛彻反省，要正视历史上本党执政所犯的罪恶。这一点国民党也给了共产党很好的启示，马英九对国民党独裁执政时期给民众造成的灾难，在很多场合有道歉与反省，正是这样，国民党获得民众的谅解、同情与支持。也就是说，如果民主自由了，共产党如果像国民党一样改变，他也完全可以重新执政，但绝不是像现在这样与民争利的独裁执政。

　　四：执政党的谦卑与感恩，是来源于民意的真正强大。马英九获胜后，他却说的是感恩与谦卑，当然不敢耀武扬威，更不敢从此认为"现在是老子的天下了"，因为他处在的执政党位置，相当于拿来民众与在野党的火上烤，这绝不是件轻松的事。像共产党现在这样太子党横行，以为这是老子的天下的强横霸道，是不符合民主自由理念的。当然有人会说，正是共产党看到民主自由给他带来这么多不自由，所以他才决意要继续走独裁统治的道路，这种情形当然不是不可能，不过，这对民众对国家不是什么福音，就是对共产党自己也未必是什么福音。

　　五：民主自由是个训练过程，与素质高低与民族种别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人类所有的小孩都有个蹒跚学步的过程，那个时候他们都没有"素质"，也并非同属一个民族，但世界上所有小孩都通过蹒跚学步的过程，把路走好了。这个蹒跚走路的过程，他人不能代替。即人类发展到今天，在智力训练与人类认识上都有不少的进步，但人类中的每个人都还得从蹒跚学步开始，哪怕其中有些人事后被证明具有天赋，具有获得诺贝尔奖的能力，但依然不能越过一个蹒跚学步的过程。民主自由通过这样的训练与学步过程，逐渐变成我们的生活方式。台湾正在如此学步，正在走上正轨，那种以为中国人素质低，那种认为中国不适合搞民主的"国情论"可以休矣！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为民众计，现在是共产党该向国民党学习的时候了，否则共产党便是一个继续违逆民众意愿，同时危害国家民族的政党。

　　2008年3月28日9：02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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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显芳: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是中国政府的心病

　　十年前，当全国人民都为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长而鼓掌叫好时候，有谁会想到，十年之后的今天，当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1.5万亿美金（15282.49亿），排名世界第一的时候，巨大的外汇储备却引来了一场中国十几年来最大的通货膨胀。现在，还有谁还为中国外汇储备增多而鼓掌叫好呢？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信息，截止到2007年12月31日，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5282.49亿美金，正好是十年前（1999年）的十倍。如果这些外汇储备是通过自由兑换，中国人用人民币从美国人的手中换取美金，并且汇率永远保持不变，那么，中国人真的发大财了，以后，中国人就可以别的什么事情都不用干，只需开动人民币印钞机，8.3：1的美金就可以滚滚而来。所以，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中国人在做梦，想着这样的好事快点到来。

　　可惜现在这1.5万亿美金外汇储备，并不是通过用人民币自由兑换得来的，而是大部分通过出口商品换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用了非常多的物质财富与别人换到的是一堆纸片，而我们还把这些纸片当成至宝贮存在国外银行之中。

　　有些网友提出，这1.5万亿美金外汇储备并不一定全是靠出口商品换回来的，有一部分是外商带进来的。其实，不管外汇储备是通过商品出口赚来的，还是外商带进来的，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外商把外汇带进来换成人民币，然后用人民币跟我们买商品，他买了一件商品，在市场上就少一件，跟我们出口商品的结果基本上是一回事，除非我们再用外汇把商品买回来，否则，市场上同样也会出现通货膨胀。

　　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曾经说过，只会赚钱不算有本事，还要学会怎么花钱，这才算是有本事。他还说，赚来的不是钱，要花去的才是钱。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也提出过"金钱不是财富"的理论。

　　由此可知，中国政府贮存在外国银行中的1.5万亿美金也不能算是什么钱，因为它没有给中国人民创造价值，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反而给中国人民带来苦难。

　　其实正是这样，尽管我们国家现在这么阔绰，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却似乎与那些靠举债过日子的"穷国"——美国相差甚远。网上最流行的几句话："住房把你口袋掏空，教育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提前给你送终。"就是目前中国老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我们正好上了一种500多年前就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学理论——重商主义的当。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就曾经对重商主义进行过深刻的批判。恩格斯也曾对重商主义做过非常风趣的描述："各国彼此对立着，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妒忌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这是多么精彩的描述。

　　说穿了，重商主义就是国富民穷主义，中国政府为了平衡财务，必须要开动人民币印钞机，按8.3：1的比例大量印制人民币，用来归还那些出口商品的中国企业。

　　试想一下，如果按8.3：1的比例把1.5万亿美金兑换成人民币，需要开动印钞机印刷多少钞票，如果这些钞票在市场上进行流通，势必会产生通货膨胀，这就是这十几年来中国物价持续上涨的原因。因此，现在1.5万亿美金储备不但成为了中国政府的包袱，也是中国政府未来几年难以治愈的心病。

　　自从96年以来，中国政府就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大上政府投资项目，不断增加政府赤字。所谓的政府投资项目就是：三峡水库、青藏铁路、高速公路、政府大楼、国家大剧院、CCTV大厦、奥运工程等等大型工程项目；所谓的政府赤字，就是开动印钞机大量印制钞票。最可惜的是，这些政府工程大部份都与腐败工程接壤。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有赤字的年份近３０个。自１９８０年以来，除了１９８５年有２５亿元的账面结余外，其余年份都有赤字。２０００年为２５９８亿元；２００１年为２５９８亿元；２００２年为３０９６.８７亿元；２００３年为３１９７.６８亿元；２００４年为３１９１.７７亿元；２００５年为２９９９.５亿元；２００６年为２７４８.９６亿元；２００７年为２０００亿元。

　　但是，上面这些数字并没有包括15282.49亿美金外汇储备的对冲资金。如果把每年外汇储备的对冲资金与政府赤字全部加在一起，这个结果是很可怕的。因为，15282.49亿美金相当于12.68万亿人民币。如果把近几年来外汇储备的对冲资金以及政府赤字加在一起，相当于每年政府要开动印钞机印刷1.5万亿的新钞票，平均每人每年要承担1154元。

　　根据中国的人口资源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的就业人口大约为5.7亿人，即每两个人之中约有一个人参加工作，2004年中国的人平均工资为680元，这正是个税起征点为800元的理论根据。

　　由此可以算出，中国的人月平均收入为298元，年平均收入为3576元。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影响考虑进去，中国的人年平均收入只有2704元，每月平均收入为225元，缩水了24.4%，即：他们收入中的24.4%被政府以人头税的方式抽走了。根据概率分布分析，中国大约还有一半的人口，其月平均收入低于225元，你想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知道，通货膨胀实际上就是政府在收取人头税，这和收个人所得税产生的后果是不同的。个人所得税属于累进税，个人越富，税收也就越多；但这种人头税却不同，这种人头税正好相反，越穷的人，收税却越多。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通货膨胀主要是对市场上流通的钞票产生通货膨胀，即通货膨胀主要是对老百姓口袋中的钱产生通货膨胀，如果你今天口袋里有100元钱，由于通货膨胀，明天这100元就贬值为76元；而对那些富人，通货膨胀对他一点没有影响，反而对他还有利，他今天借你100元钱，由于通货膨胀的原因，明天他只需还你76元（请参看《再告诉一个中国CPI上涨的秘密》），因为，有钱人很会保存自己的财产，他会先把自己的钱全部转换成保值资产或物品，不但不会贬值，反而还会升值，而零用钱全部跟别人借，或跟银行借，自己消费的部分相对来说非常小。

　　由此可知，为什么在中国，富人与穷人的财富差别越来越大，并且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通货膨胀。

　　中国政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最好的办法就是抑制商品出口和加大货物进口。但抑制商品出口将会导致很多外向型企业面向倒闭，从而增大工人的失业率，并且GDP还会下降；而加大货物进口必然要放松外汇管制，这是中国政府的软肋，就像中国政府不愿意放松对中国公民的户口管制一样。

　　很多人想得很简单，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放宽外汇管制，让商人通过自由兑换，把美金换成人民币不就可以了。这种想法的确很好，如果人民币与外币能够自由兑换，中国政府不但可以白赚好几百亿元，并且每年通过发钞还可以再赚一笔。因为，一旦人民币成为硬通货，很多外国人的口袋中必然会沉淀一定数量的人民币，这些人民币就像每年都要留种子一样，这些种子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它与一张废纸没有多大区别。但是，放宽外汇管制将会引起很多企业或个人大量走私，以及很多贪官和私人将会进行资产转移。

　　企业走私一直存在，不过企业走私比较隐蔽，比如倒卖批文实际上就是走私，就是官商勾结在一起走私。90年前、后，是中国倒卖批文最严重的时期，什么设备以及生产线的批文都可以倒卖，大家比较熟识的有汽车、电视机显像管等。现在看起来好了一些，好像倒卖批文的现象少了，但政府审批的腐败事件却增多了。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相关报道，在新双轨制下政府官员每年的灰色收入高达46000亿。

　　未来几年，只要国家外汇管理的政策一松动，就会象九十年代初一样，国外大量的生产设备以及产品，就会通过倒卖批文和走私进来。你看这几年的汽车生产企业，不也是要经过国家相关部门审批才能引进吗？但在短短的几年内，中国就诞生了118家整车生产企业，进口汽车生产线370多条，数量几乎等于美、日、欧所有汽车厂家数之和，但是全国汽车的年产量还不及一家国外大汽车公司的产量，年产量达万辆以上的只有21家。

　　今年3月18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中外记者时指出："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坦言："由于政治体制的缺陷和财政体制的漏洞，中国的财政透明度至今都让人扑朔迷离。大面积的官场腐败现象与此都有直接关系，社会的公平正义遭到破坏也与此因果相连。从公开的数据看，07年的财政收入为5.1万亿元，而从其它渠道暴露的数据则是9万亿元，其中的巨大差额却不见踪影，不见说法，的确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试想，如果从现在起，中国政府完全放宽外汇管制，那么上述被贪官黑掉的3.9亿元人民币是不是更容易转移出国。还有，前些年中国海关经常收到一批又批无人领取的进口货物，他们都是以进口设备的形式进来的，待海关同意把外汇汇出之后，货物就再也没有人来领取，打开货柜箱一看，里面全部是电子垃圾。可见这些外汇走私商，何等猖狂。

　　根据《人民邮电报社》网站(2004-04-23 09：11：39)的报道："作为电子口岸建设的亲历者，曾燕珲对当时的背景记忆犹新。她说，1998年，我国走私骗汇现象非常严重，1天的外汇流失金额可高达2亿美元。1998年全年的外贸顺差是435亿美元，而外汇顺收仅有47.8亿美元，近400亿美元的外汇从非正常渠道流失。"

　　实际上，中国的外汇走私远远要比上述报道的严重很多，这里仅举几例说明。

　　2007年11月17日，深圳警方破获一起特大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案，捣毁了组织分工严密的"杜氏"地下钱庄，这个钱庄从2006年至2007年5月非法交易金额达43亿多元。

　　2002年4月5日电（记者张毅）深圳皇岗海关昨天上午从一出境旅客所携带的手提袋中及其身上查获巨额走私外币，折合人民币约400多万元。

　　2003年12月16日，大连海关驻机场办事处旅检现场的关员在对CA105（大连－香港）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在查验行李的过程中神色异常，经开箱查验，海关关员们发现包中4个黄色牛皮纸包内装有大量美元。经清点，每包为20万美元，总计80万美元。

　　深圳罗湖海关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好几起外汇走私出境案，还有，很多货物走私，实际上也是外汇走私，每年通过走私船把外汇偷渡出境的也不少。

　　有关专家认为，中国每年资本外逃在150-200亿美元之间，通过海关直接携带货币外逃的相对比例虽然不大，但外逃货币资本的绝对数字应该不少。比如香港破获的一桩跨境洗黑钱大案表明，一家专门从内地走私货币到香港的犯罪集团，用蚂蚁搬家的形式，每天走私人民币、美元、日元、港币等29种货币，再到香港兑换成港币，5年内涉案金额达500亿元。

　　由此可知，政府何尝不想早日开放外汇市场，但是中国的外汇市场开放之日，可能就是中国经济全面崩溃之时。前段时间，中国政府也曾对外汇管理稍微放松过，允许中国的企业到国外投资。结果怎么样，有些企业把钱带出去后根本就不是办什么企业，而是做资本运营买卖，说穿了，这种资本运营买卖，有资产转移的嫌疑。因为，钱一转出去，中国政府基本上就管不到他了，一旦有风吹草动，这些资产就会变相转移到外国人手中，你看连德国的飞机场也有人敢买，很多国外的大公司他们也敢买。最后政府只好发个75号文，赶紧收摊。

　　现在，虽然政府还没有放松对外汇管制，但仔细观察一下，那些有几亿身家的私人老板或其家属，是不是大部分已经拿到外国绿卡；还有那些贪官，是不是大部分已经拿到绿卡。实际上，现在什么样的绿卡到处都可以买得到，只要你有钱，就像买城市户口一样，你不找他，他也会来找你。如果一旦放松外汇管制，或者国内一有风吹动，那些贪官以及私人老板，就会快速进行资产转移。

　　当一个政府失信于民的时候，或者当政府不能永远保护私人财产安全的时候，谁不想把自己的资产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1991年，苏联经济改革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老百姓不愿意配合政府，而把有限的资产转移到国外。我想，现在很多中国的有钱人，当他什么时候读起《共产党宣言》中要打倒自己那部份内容的时候，他一定也会感到不寒而栗，他怎能不时刻想着要把自己的资产进行转移呢？这就是中国政府迟迟不敢放宽外汇管制的原因之一。

　　如果中国政府不放宽外汇管制，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是被捆绑起来的市场经济，这样，中国的外汇储备还得继续上升，中国的通货膨胀还得继续上涨，更严重的是，中国政府内部产生腐败的土壤不可能得到根除；而一旦政府对外汇管制突然松绑，中国经济将会产生激烈振荡，这就是中国政府一个难以治愈的心病。

　　不过，现在想把财产转移到安全地方的并不是普通中国公民，而是贪官、或者与贪官互相勾结的不法商人。目前，中国的经济很大部份已经被这些人进行控制。

　　作者电子邮件：t_xf(at)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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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桄福:奥运圣火，无神论，西藏问题

　　奥运圣火点燃了，并且开始传递，一个大国的梦想又开始随之燃烧，血液开始沸腾。

　　不就是一个火炬吗？哪里还不能点，为什么非得在雅典，在那片"神圣"的废墟上？又为什么非得让祭司举行种种繁复的仪式？

　　一个字，"圣"。

　　圣火当然不是一般的火，是承载了人类精神，梦想，寄托，期望的火。

　　火，本身就是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原动力出现的，更是先民心中的圣物。而火炬作为运动会的重要环节出现，也已经有2700多年的历史。传说古希腊的奥林匹亚山是众神的栖息之所，当地人为了纪念为人类盗得火种的火神普罗米修斯，每隔四年都要在祭台前举行一次祭祀仪式。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点燃圣火的仪式，起源于古希腊人类自上天盗取火种的神话，在奥林匹亚宙斯（Zeus）神前，按宗教的仪式在祭坛上点燃火种，然后持火炬跑遍各城邦，传达奥运会即将开始的讯息，各城邦必须休战，忘掉仇恨与战争，积极准备参加奥运会的竞技比赛，因此火炬象征着和平、光明、团结与友谊等意义。

　　自从奥运会举办以来，每次都不例外，要点燃传递普世认同的和平，团结，友谊的价值的火炬。也借助这样一个火炬传达人类精神世界的纯洁和敬仰。

　　很大程度上说，火炬是神圣的，基于信仰的理由，基于承认有万能的神存在的理由，基于宗教的理由才可以延续这样一个看似耗时费财的活动。

　　在神圣面前，在人类信仰面前，在圣洁的事物和仪式面前，任何耗费和繁复就变成必须。

　　也就是说，奥运圣火本来就是从神话起源的，神圣的价值在于承认"神"的存在。承认精神领域高于物质领域。

　　如果仅仅从物质——火种的角度，谁也没有必要不远千里万里传递那个一根火柴就可以获得的火种。

　　在任何拥有神灵（比如基督教上帝）信仰，宗教高度自由，且承认精神价值的国家，无论多么繁复的宗教取火仪式当然都相当正常。问题是，这一次奥运会在中国，在一个只信仰唯物主义，从来不承认"神灵"存在的国度，这个火炬的燃烧就有些尴尬。

　　虽然，古代中国一直是神传文化为根本，百姓民生的事情离不开"神"，贵为天子就位也是"奉天承运"。遗憾的是，来自外邦的马列主义成为中国思想的"指南针"以后，神传文化的血脉就割断了，文化大革命一役更是将所有的细枝末节也彻底清算，"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一切旧有的文化传承都变成"牛鬼蛇神"，变成必须破除的"四旧"，屠戮知识分子，烧庙拆堂，打家劫舍，毁文灭字……一句话，所有神圣的都被当作"迷信"解决掉了。

　　中国本土的神灵被剿灭了，剩下的惟一的神就是号称万万岁的领袖。

　　外来的宗教如何？绞杀同样十分血腥，基督教徒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最终全部被收归在世俗的"三自"教会麾下，耶稣在中国第二次遭受谋杀，没有上帝，只有代表执政者统管的教会。

　　这个危害并没有随着文革的远去终结，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已经彻底的被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的阶级论占据，整个唯物的结果就是全民疯狂的追求物质利益。

　　我们只剩下一个宗教：金钱拜物教。

　　任何有信仰的人依然被当作异端，对人权、自由的追求依然会被加上颠覆国家的罪名。

　　宪法虽然白纸黑字写着"信仰自由"，但事实上，信仰是不自由的，最近十年，有过多少对信仰迫害的惨祸，人所共知，不说也罢。

　　由于这个崇尚唯物的"主义"的戕害，执政者以为只要让物质生活有所提高，人民就该感恩戴德。事实上，作为人，并非完全靠粮食养活，精神、信仰的因素很多时候超越物质的需求。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个问题尤其突出。

　　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有自己独特的人类起源学说，而且历尽千年百载依然继承着自始祖开始的神传信仰。

　　就像现在的西藏问题。

　　藏民族是以藏传佛教为精神支柱的独特的民族，信仰在其生命中占有无比崇高的地位，看到那些一步一匍匐的朝圣者，可以深刻的领悟藏民内心中的精神境界。大部分的宗教人士都是生活上的苦行僧，追求的是精神的自由，对神职人员，活佛，喇嘛有父亲般的情结。

　　就因为那个高原承载了人类仅存的信仰的灵光，我们才把青藏高原作为心目中的圣地。不断想要去朝拜，领略雪域的精神。

　　在这样的民族中间，给予良好的经济支持和生活待遇远远不如给予足够的宗教和心灵的自由，信仰的自由。

　　作家王力雄先生写过，即便你给他们金玉美食，绫罗绸缎，但是每餐饭前都让他骂自己的父亲母亲，每次穿上新衣也骂父亲母亲。他会舒服吗？会感激吗？

　　如果不能深入领悟这样的道理，只是一厢情愿以经济建设来让人信服，这是不可能的。长此以往就会带来更多的矛盾。矛盾如果激化就会变成现在的西藏事件。

　　我们的政权希望所有人都信仰马克思，于是乎将一切崇尚神灵信仰的都打为异端邪说。并且出现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思想专制模式：强行转化。

　　信仰是可以这样转化的么？思想是可以这样改造的么？

　　如此改造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文革已经昭示了，还要延续多久？

　　从经济角度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文化的复兴问题。经济永远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部分，无法解决人类心灵中的种种困惑。

　　就像我们即将举办的奥运会，通过这样的活动赚钱是其中一个理由，不可否认。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奥运会的更大价值在于对一个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振兴。在于展示一个大国的精神风貌，向外彰显我们的大家风范。

　　也就是说，之所以腔调圣火的精神价值和神传来源，就在于强化这样一次运动会的高尚和纯粹。

　　现在，代表着精神价值和神传文化信仰的火炬已经开始传递，奥运会的准备工作也紧锣密鼓。但是，我们准备了多少精神性的东西，可以向全世界输送的价值观，来与这个"信仰"的火炬匹配，恐怕是值得整个民族尤其是民族执政者思考的问题。

　　即便酒店里放置一本圣经都成为要反复研讨的事情，我们还有多少精神的大餐让人感佩和向往？

　　如果没有精神性的东西，没有物质之外更高远的思想旗帜树立起来，以完全唯物的心接受完全精神的圣火，就会让人感到反讽，就会出现举行的活动与举办的目的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悖论。

　　就像引起西藏问题的根源本来就是一个悖论一样。

　　唯物主义剥离了事物的神圣价值，在唯物的人看来，物就是物，不可能有神灵附着其上。如此眼光看世界，任何眼前的东西都是"物化"的，都是所谓"科学"的。而物本身就是一种存在而已，不可能体现任何的高贵，所有的高贵都是人以更高远的精神价值赋予其上才完成的。

　　圣火不过是一个火炬，但是因为其神传的来源和深邃的象征，雅典的火就不再等同于别地的火。

　　奥运会也就是一次运动会，不同的只是参与的人范围更广，项目更多。但是赋予和平，团结，自由，友谊的精神内涵以后，这个运动会就变成无尚荣光的载体。

　　这个火炬的点燃是否意味着点燃了中国人心中的神圣和自由，点燃了唯物之外一种更加精神化的价值观，点燃了一个民族内心掩埋了多年的尊严呢？

　　2008年3月26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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呙中校:人口红利率先在广东敲响警钟

　　最近一则关于深圳外来工退保的新闻引起广泛关注。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何小平在两会期间对媒体说："去年深圳共有439.97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而退保人数竟然高达83万人。根据现行政策，企业为农民工代缴部分只能留在原地，这意味着一年里退保人就把八亿多元贡献给了地方社保。"何小平认为，养老保险跨地转移难,使这项惠民政策让农民工觉得是累赘。深圳关于外来工的社保政策一直广受非议，退保人数之高反映社保政策对外来工没有吸引力，不过这几年退保人数逐年增多，反映了中国经济一个重要趋势，那就是中国剩余劳动力开始转向短缺，持续近二十年的人口红利渐趋枯竭。

　　所谓"人口红利"，简单点说就是指劳动力丰沛，可以为经济成长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政府和企业的养老、医疗负担很轻，而储蓄、消费容易增加，对社会经济发展非常有利，因而被形象地视为对经济成长的一种"红利"。但是近年珠三角出现的民工短缺潮，反映中国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应"，除了少部分转移到长三角等地区之外，多数选择回老家生活，结婚生子。两三年前，有学者称，"中国今后十五年处于收取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广东正处在人口红利期"，但是现在的情况远没有那幺乐观。金心异在《广东十一问》中第一问就提出广东人口红利问题，引起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高度重视。汪洋说这些问题都要研究，给予回复。

　　如果按照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专家们预计广东的人口红利期机会窗在2037年关闭。不过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并不像其他地区那幺有规律，因此非常有可能出现人口红利期陷阱，也就是大量劳动力回潮造成劳工短缺，同时引起消费不足等问题。目前，广东经济发生的变化给我们敲响了中国人口红利陷阱的警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我国人口生育的高峰期，到九十年代这些人口就为中国经济提供大量剩余劳动力，而且也进入结婚生育阶段，住房消费等随之提升，促进了这十年来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大跃进式发展。然而随着这一代人的老去，新一代独生子女进入社会，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我的几个亲戚在广东打工十几年，现在都纷纷回家，或者务农（这几年粮棉价格大涨，种田比外出打工更划算），或者做生意，他们的子女刚成人，但是已经不像父辈那样吃苦耐劳了——不愿去工厂工作，宁愿在网吧、酒店打些杂工，自己挣钱自己花，反正还不需要赡养父母。我在想，上亿人涌向沿海的迁移景象是不是行将结束？

　　去年A股市场火爆时曾看到一份分析中国股市长期趋势的投行报告，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将是未来影响中国股市、楼市的重要因素，而这个时间点将在2010年左右。这与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基本一致。2007年3月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局局长伊曼纽尔·吉米内兹日前在北京表示，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将于2010年左右在中国消失。如果人口红利消失，那会呈现什幺景象呢？吉米内兹说，根据一些中国机构的研究，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２７％得益于"人口红利"。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成长会下降四分之一左右。假如劳动力出现严重不足，那幺经济成长下降幅度应该更大，尤其像广东这样高度依赖加工制造业的地区。正因为如此，广东现在对人口红利问题非常重视。

　　面对可能出现的人口红利陷阱，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尽快进行产业升级，转变经济成长模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广东很早就提出产业结构转型目标，但是成效似乎不显著，目前广东出现的中小企业倒闭潮，就反映出广东的转型困境——一方面需要转变发展模式，要淘汰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这类企业成批倒闭，给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带来冲击。广东经济发展相对全国来说具有超前性，一般来说较内地超前5年左右，广东目前的转型困境5年后也会在其他地区涌现，因此广东的人口红利警讯不可不重视。

　　除此之外，从更长远来说，20年后中国社会还将面临这一次人口红利消失的冲击——那就是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大量退保回家之后，20年后他们靠谁养老？一对独生子女夫妇要赡养4个老人，能否承受得了？这些老人把青春献给了沿海发达地区，却在内地养老，内地是否应该承担？可见，人口红利问题关系到中国长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广东能否在这个问题上探索成功，无疑是广东新一轮改革的重头戏。

　　来源：呙中校的博客 http://gzx1975.spaces.l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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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水明:西方媒体歪曲报道西藏拉萨事件是无知还是偏见

　　对于3月14日发生在中国拉萨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迄今为止，已有100多个国家政府表示，支持中方为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西藏稳定采取的行动，谴责暴力犯罪行径及其幕后策划者。这足以证明国际社会站在正义一边。公道自在人心。

　　西方许多媒体对"3·14"事件也予以密切关注，有些媒体进行了比较客观理性的报道，体现了新闻职业道德。但也有部分媒体并没有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它们的报道隐真示无，误导受众。

　　例如：3月17日，英国一家广播公司在其网站上推出题为"藏人描述持续骚乱"的报道，所配图片是西藏当地公安武警协助医护人员将受伤人员送进救护车的场景，图片说明却写道"在拉萨有很多军队"，似乎完全没有看到救护车上醒目的"急救"两个大字。

　　同一天，美国一家电视新闻网在其网站上刊登了一张图片，画面上有一辆军车和两名奔跑者，虽然说明写的是"藏人向军车投掷石块"，可图中却看不见类似场景。原来，这张最先由法新社发表的照片，画面中军车另一侧正有10余名暴徒在向军车投掷石块，只是这家网站在转载时将反映暴徒用石块猛砸军车的图像剪裁掉了。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的媒体还移花接木。18日，德国一家报纸网站将一张西藏公安武警解救被袭汉族人的照片说成是"在抓捕藏人"。有的把发生在别国的事情说成是在中国拉萨发生的。美国一家电视台网站刊登图片称，"中国军人将藏人抗议者拉上卡车"，可图片中出现的人物却是印度警察；德国一家电视台在报道中将早先尼泊尔警察抓捕藏人抗议者说成是"发生在西藏的新事件"。此外，在西方某些媒体的报道中，还充斥着"军事管制"、"藏人被杀数百人"等"妖魔化"中国的话语和字眼。

　　这些报道和言论，对拉萨"3·14"事件真相不仅置若罔闻，而且张冠李戴、颠倒黑白，把暴力犯罪描述成"和平示威"，把救助伤员说成是"逮捕平民"，把西藏地方政府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行动说成是"武力镇压"。试问，这些报道哪里还谈得上一丝一毫的客观、公正？与那些以亲身经历披露实情的西方游客相比，这些新闻媒体的职业良知和道德又到哪里去了？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事实是新闻的本源。任何虚构夸张、捕风捉影、凭空捏造都是新闻之大忌。翻开西方国家的新闻学著作，几乎每一本都要对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大书特书。一些对国际新闻拥有垄断权的西方强势媒体，更是喜欢标榜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客观公正的"，体现了"真正的新闻自由"。然而，西方某些媒体关于拉萨"3·14"事件的报道，却完全违背了客观公正的原则。这不由让人感到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

　　有句话说得好，"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看来，他们恐怕并非无知，而是偏见使他们有意无视真相，混淆视听。

　　作者是人民日报高级编辑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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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桄福:台湾民选——七大谎言的破灭和三大启示的烛照

　　台湾民主大选，蓝营大胜，宝岛的天空真正变成蓝色，可喜可贺！可感可思！！

　　这样一次千万民众参与的民主大选让一直被专制阵营奉为真理的七大谎言风雨飘摇，油尽灯枯：

　　第一大谎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专制夺权，执政和维护政权的核心宗旨，但是并非真理，只是一种霸道的反人道的谬论。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的民主选举都一再证明：民意可以出政权，选票可以出政权。美国、日本、法国等世界大国的总统轮替，几乎就是政党轮替的代名词，这些都是由选票决定的。这一次中国台湾大选，又是一次蓝绿政党轮替，国民党不是用枪杆子，也不是用政变，军变，民变的暴动模式取得大选制胜，靠的只是选票，是政见，是亲民……最终赢得人民的心。

　　时代不同了，用枪杆子越频繁，越会加快灭亡的速度。毕竟，枪杆子是武器，能杀人民，自然也能杀专制者。简单到只要调转一下枪口。或者自杀，或者他杀，不得人心以后总有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科学统计：无论任何国家，拿枪的比空手的更不安全。

　　第二大谎言：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难道你相信中国自古倡导性善理念不会贪污腐败么？事实上，现在的贪腐比任何国家可能更严重。所以人是会变的，上行则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些也是经典准则。所以，民主这个东东也不例外，大清王朝时代可能不知道民主，孙中山先生虽然带来了民主的概念，但是那时人心狭眼窄，还没有电视，也没有互联网，消息渠道不多，似乎也还不适合高民主，勉强搞了，又被专制夺权了。但是，现在呢？世界民主化运动都这么多年了，信息通道有如此发达。我们看也看会了……这次台湾大选无论从民众的理性，眼光，还是整个选举进程的安全顺利，都说明是一次成熟的民主政治的预演。可见中国人民的素质并不低，苦于没有机会，一旦有机会，甚至可以做得比欧美还好。身在台湾的中国人将这一次民选机会，发挥得比以往任何一次更加出色。不是说民中国人其实很能"民主"的么？！

　　第三大谎言：聚会游行就是聚众闹事。这一次台湾人民的投票率达到75%，近1300万人走向街头，走向投票站，没有出现安全问题。整个过程非常理性，虽然是政见不同，几乎算是敌对的两大阵营的巅峰对诀，就像古龙笔下的小李飞刀和金庸笔下的郭大侠对诀，各自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支持者，粉丝。"马"尾巴很长，达700多万人次："谢"瑶环也很响，让500多万选民抽风。但是依然没有发生大的安全事件。事实上，从一个月前开始，整个选战的过程都是不断的大规模集会，两大阵营的"首脑"分别到各地拜票，举办的都是万人活动，甚至是百万人聚会，也没有传出大规模的治安事件。这一切充分说明：聚会不一定就会出事，就会带来群体事件，就会危及安全。只有自身作恶多端，脆弱异常，神经敏感的时候，这种事才是可能的。而在如此盛大的造势拜票宣传集会中，政府做什么呢？加派几个人手保护双方候选人安全而已。并不是以"想要造势推翻我阿扁的统治，门都没有"的借口阻止镇压。因为，这是正常的人权，也是选举必须的步骤，是候选人走入公众视野的必须方式。阿扁虽然在这些紧要关头成立达阵公司，想要大量购买军火，可也不是用来对付大集会，大游行，和大选的。相反，不允许集会的结果是让人民的怨气无处发散，不断累积的结果就是大爆炸。有可能，比日本遭遇的原子弹更厉害。

　　第四大谎言：谎言说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谎言永远是谎言，假象就是假象，真理永远站在高处，冷静的审视着。之所以有时不出面，不是懒惰，不是失职，而是在试炼人心，分别善恶。即使真相迟到，只是暂时的，宇宙的不爽原则就是一切最终会水落石出。一切伪装只是人类的一场假面舞会。舞会结束，真相就露面了。民主选举让媒体大显身手，揭示一切谎言，还原事实真相。候选人的一切都要展示在广大民众面前，用简单的新闻封锁，异议打压，强化洗脑，重复谎言又怎能凑效？！

　　民主的好处就是可以让选民认真的检视候选人，那个想要代表人民做主的人。在这样的体制下，只要是谎言，重复一亿遍也不会成为真理。在专制政体下，可以通过种种谎言欺骗人民，但是，其实只是自我欺骗，时过境迁，自己也不信。历史会在人民真正做主以后还原真相。不过，那时到来的真相就换了一个角色，不仅仅是指正者，还会成为审判者。

　　第五大谎言：执政者永远伟大光荣正确。阿扁还没有下台就不断遭遇"倒扁风潮"，民进党无论如何想以"台独"转移目标，自身的贪腐，经济的衰退人民不会视而不见。即便贵为"总统"也总是官司缠身。马英九竞选的整个过程都因为特别费案要随时接受司法部门聆讯。不要相信谁永远伟大光荣正确。谁这样宣称恰恰可能是最卑鄙最无赖最错误最不正确。但是坦然面对，认真反省，人民也不是要寻找完美无缺的"神"来领导。所以，即便身在领导位置，不要自以为就是"神"，将人民信仰的神打倒了，封杀了，自己也无法取代神。既然身在人世，也就是肉身而已，谁都会犯错。不要死不认错，即便有起诉，有官司，只要勇于承担，勇于认错，人民还是会给予庄严的选票。

　　老虎假的就是假的，拿出诚意承认就好。城管打死人就是打死人，藏着噎着不见得就瞒得过。大雪灾难谁也不想，来了就坦然面对，没有必要逃避。公众知情越多，灾民得到的救助就会越及时越多，越是掩盖，猜测越多。西藏的问题出了就是出了，让媒体多去采访，揭示真相，是暴民的坚决打击，不是暴民的也不要嫁祸。

　　这个世界的最大的保密原则就是没有秘密。

　　最大的诚意就是敢于认错，承担责任。不完美不意味着不可信赖。自以为完美才会错上加错。

　　第六大谎言：有异议就是犯颠覆国家罪。台湾当然不是独立国家，只是大中国的一个省。但是一个省的气度却让政府不可批评的谎言破灭。我一直看央视四套的《海峡两岸》，没有一天不骂阿扁及其政府的，而且不仅自己骂，几乎每次节目都找两个台湾人一起骂，要么是时事评论员，要么是大学教授，要么是台北市议员……反正，就是骂。将阿扁及其政府骂得七窍生烟，八孔流血，上吐下泻，夜夜噩梦。但是，从来没有听说阿扁下令抓捕那几个评论员，主持人，议员，教授什么的。我们的主持人承认，之所以骂，之所以批评，是为了台湾更好。并非要颠覆台湾。即便明摆着那种骂是要颠覆阿扁，但是人家也不让军队出击，警察出面，行政院下令……没有，如果阿扁真做得不好，当然该骂，当然该下台，当然该颠覆。颠覆阿扁不是颠覆台湾。就像大选，谢长廷失败当然也不是台湾失败。相反，骂是为了台湾更好。颠覆阿扁就是要拯救台湾。这一次大选，终于将阿扁颠覆了，百姓却不悲伤，像过年一样高兴，因为，他们期待更好的日子。

　　可见，有异议并非要颠覆，不同意见不过是另一种想让国家更好的智慧。允许，容忍，甚至鼓励。

　　仇和不久前调任昆明市委书记，上任伊始就开新政动员，对媒体最大的要求是"要报道负面的"。只有敢说这些负面的，我们才知道该怎样改进。这是任何领导人应该具备的气度。更是执政者必备的气度。异议恰恰是一种可资借鉴的智慧。

　　第七大谎言：人大就是那几个代表人民的"官"大。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开票结束后说："什么最大？人民最大，人民手中的选票最大"。精彩，值得三击我掌。一直以来，我们都被灌输一个观念，忽而"大人"，忽而"大官"，忽而"高官"……当然最经典的就是"人大"，人大最大，人民代表大会最大，那几个被选上的代表最大，当权者最大，以至于我们全部变成小民。小声小气的说话上访，结果人家半路就堵住了。小心翼翼做事，还是经常惹大人不高兴。小葱小菜的生活，可是人家偏偏将物价大脚大手的弄高起来，以至于小鼻子小眼睛还要加上小肚鸡场，即便如此，还不能打小算盘，不能提小要求，不能表达小意见。真是小到家了。这次台湾民选让我们知道，原来他们的人民最大，"人大"的真正意思就是这样。我想，自以为还算是人民的人现在可以借助别人的宣言私下高兴一下。不过不能大声张扬，不能喝酒至说昏话的地步。在台湾人民最大，在我们的天空下，人大最大。

　　所以，应该思考。说是以民为主，却是人民最苦。说是人民最大，却是不能说话。这叫我们这些人民如何是好？

　　好了，中国台湾省的人民证明了，人民最大，选票最大。所以，关键是，要有一张拿在手上，可以决定让谁做自己的监护人的选票。

　　海峡对岸的一场民选除了将这七大谎言揭示出来以外，还有三大重要启示，简述如次：

　　第一大启示："独"不好。我们恨透了台独，老是想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但是人家台湾也骂我们"独"裁不好。看来有道理。带"独"字的都有问题。地球村时代了，合作、民主乃大势所趋。虽然总有人想要让黑夜延长，黎明其实也不是好惹的，因为代表规律，得到宇宙的支持和呵护。给每个人应有的尊严，权利，给每个人信仰的自由，选择的自由，选票的自由，让每个人都活得像人，是政府的责任。带着一帮愚民，即便自己多伟大多聪明，毕竟不光荣。如果比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都带"人民"来参赛，我们带"鱼民"，始终面子不够。

　　第二大启示：说错话做错事是要负责任的，而且主动承担比较好。谢长廷选战失败向选民鞠躬谢罪，主动承认是自己个人的失败，已经提出要辞去民进党主席职务。马英九阵营里那几个"踢馆"的也马上知道事情办错，主动辞职。那个骂马英九已故父亲的乌鸦嘴也知道不对，马上请辞。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人贵自知。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无论是说话不到位，办事不踏实，还是治国不得力，对人民有罪，都要承担。不要等到"双规"才无奈其何。

　　第三大启示：我们习惯将任何新出台的东西做"试点"。那么好极了，台湾省的民选为大中国的民主做了一个成功的示范。以前几届可能不太成熟，问题不少。这一次，显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没有哪一次，大陆人民对这一次的台湾选举给予的关注更多。虽然官方媒体无奈低调，但是民间，主要通过网络途径，众多的人民看到了民选的好处。好不兴奋，好不嫉妒，好不期待，好不热闹……但是记住，止于热闹，不闹。这就好！这个试点做得不错，是否也可以更大范围的推行，直到全中国？

　　其实，统一台湾，回归一统。就像一笔生意。通过这么多年的观察，核心只有一个，台湾不断敦促大陆加快民主进程，大陆不断呼唤台湾回归。人家想回来，公投未获通过也是民心所向。问题是，人家的民主制和我们的专制毕竟太大的不同，台湾人担心民主了一回，瘾还没有过够，回来再遭专制。所以，我们多想想民主。不会丢面子，反而体现真正的大国风度。大国要有大民主，而非大人主。再说，民主不是台湾的发明，这是世界的潮流。以专制换民主人家是不愿意的，但是以民主统民主，还不是一次公投的功夫。我们的广大民众也可以投票的时候，大家再来一个最重要的投票。"海峡两岸统一公投"，哇噢，小民主台湾回归大民主中国，傻子才不干，那时，起码百分之九十有效票通过。

　　经济会让海峡沟通、合作。民主能让沟壑填平、一统。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举世瞩目的大中国！

　　2008年3月2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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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从世界大变看中国通胀

　　今年二月份中国的通胀率高达八点七，不可谓不严重。新春雪灾当然有影响，但怎样扣除其严重性仍在。此「胀」也，早在半年前就令人担心。这是骤眼看。中国的通胀真的是严重吗？很难说。

　　是不容易解释的通胀现象。如果佛利民仍在，有我在旁提点「怪」处，一下子他也不容易说出道理来。人民币量的增长率无疑过高，但为什么央行出尽八宝也不能把通胀压下去呢？单是去年，国内银行的储备金率提升了十一次，破了世界纪录，而利息率则记不起加了多少次。这些不是上选的压制通胀的方法，但西方的经验，是这些方法历来生效。然而，这一轮的中国通胀，老生常谈的杀手锏不灵光！另一方面，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北京当局要压制通胀的决心：上述的两项货币政策大手下笔，其它宏观调控的措施五花八门。然而，中国的通胀我行我素！北京当局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还有另一个不容易理解的现象。目前人民币在国际上甚强，而强货币是不容易有通胀的。当然，如果让人民币大幅上升，到了某一点通胀必会终止。这样做愚不可及：日本昔日的经验是前车可鉴，何况今天的中国要面对印度、越南等廉价劳力地区的竞争。问题是，历史的经验说，只要币值强劲，不升值也不会有通胀。换言之，像人民币那样强劲而还有百分之八的通胀率，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我们要怎样解释目前中国的情况呢？

　　六十年代在芝大跟进当时吵得热闹的货币理论时，以佛老为首的芝加哥学派认为物价上升与通胀是两回事。他们认为通胀带来物价上升，但物价上升了不一定含意着通胀。佛老认为，通胀永远是货币的现象，必然牵涉到通胀预期（inflationary expectation）这个重要但在观察上难以捉摸的话题。这是说，一次过的物价上升，没有带来再上升的预期，不是通胀。话题不肤浅，这里不详述。

　　我认为目前中国的通胀，主要的一部分是物价上升，不算是通胀，所以除非央行转用一篮子物品与人民币挂钩，采用西方的货币政策不容易生效。另一方面，很头痛，物价的不断上升会引起通胀预期，不是通胀也会变为通胀了。

　　首先要重复说过几次的：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上升是好事。目前中国的通胀，绝大部分是农产品价格上升使然。想想吧，中国农民的劳动人口，十之七八转到工商业去，农产品相对非农产品的物价，怎可以不上升呢？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农地那么少，农产品之价不升农民的生活怎可以改进呢？关心农民的炎黄子孙，还是多花一块几毫购买农民的蔬菜，多花十元八块购买他们的猪肉吧。

　　细看中国农产品的价格上升，可不是那么简单。中国农民的生活急速改进，始于二○○○，农产品价格明显地上升，则起自二○○三。可能由中国带动，自二○○五年起，举世的农产品价格也在急升。我们农转工，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其它落后之邦也跟着农转工。以心为心，我们要向他们拍掌。如此一来，举世的农产品价格也因而急升了。严格来说是物价上升，不是通胀，虽然目前我无从估计，中国农产品的物价上升，多少是起于农转工，多少是起于人民币量的变动，也无从估计这上升有多少是因为农产品的进口价格急升而上升的。

　　今年二月，非农产品的物价只上升了百分之一点六。真的是上升了吗？还是下降了？相对价格当然是下降了，但我认为实质上也是下降了的。这是因为原料的价格，尤其是金属那方面，进口的，这些日子上升得非常快！这几年中国低下阶层的收入上升大有可观，在进口原料价格急升的情况下，非农产品的价格一年来只升了百分之一点六，反映着劳动的生产力也正在急升。从工业那方面看，中国不仅没有通胀，工人的生产力正在急升，抵消了一部分的原料升价，虽然最近的新劳动法是把这发展搞乱了。

　　上述是说，今天中国的通货膨胀，一个主要原因是昔日的落后之邦，正在一起农转工地发展起来。无疑是由中国带动，没有理由反对大家的生活一起好起来。这个发展无可避免地导致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而工业需要的原料，尤其是金属性的，这些年的价格上升以倍数计。

　　外来的物价大变对中国当然有影响，但更头痛是两个其它问题。其一是金价与油价上升得很不正常：前者达每盎司美元一千；后者达每桶美元一百一十。这样的升幅是不可以用农转工来解释的。有两个其它解释，你选哪一个？一、中东局势不稳，伊朗战争随时可发；二、举世出现了通胀预期，而这预期最明显是反映在金价与油价的变动上。不懂政治，但从报章读到的局势变动消息衡量，近来金价与油价的变动与中东局势无关。余下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大麻烦：通胀预期是地球性地出现了。有传染性，不少外资跑到中国来找避难所。

　　地球性的通胀预期何自起？起自美元急泻。这是第二个头痛问题。从一九五三到父亲的店子学做生意到今天，我没有见过美元跌得那么厉害。一九九一波斯湾之战后，美元一直强劲，举世争持美元，但五年前再攻伊拉克，这强势不再，跟着是倒转过来，弱势变得明显了。这其中美国的议员严重地做错了一件事：他们强迫人民币升值，人民币于是与美元脱钩，转钩一篮子货币。跟进人民币的国际汇率的朋友会知道，其后美元在那篮子的外币中的比重，逐步减低了。如果人民币继续单钩美元，美元不会跌到哪里去。如果人民币不钩美元，只钩其它，美元不知会跌到哪里去。如果局部钩美元，美元下跌，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但对其他主要货币却下降了，是给美元拉下去的。后者不是经济学，是小学生的算术课程吧。

　　美国的经济历来举足轻重。世界经济大变，伊拉克之战显然打不过。政治我不懂，但在物价调整后，每天算，今天伊战比昔日越战的费用高出一倍。我同意佛利民说的，攻伊是大错。不同意佛老，认为财政上美国负担得起。能否负担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费用或成本总要与利益比较一下。此比也，目前看，尤其是看美元与金、油价的走势，此战是输局。

　　如果美元继续下跌，美国的通胀急升是无可避免的。目前这通胀不明显，经济不景是原因。次按风暴当然不幸，但协助了美国债券还没有大跌。如果长期债券大跌，等于长线利率大升，联储局是无能为力的。昔日越战后的经验，岂不可鉴乎？这些可能的不幸我早就看到，但没有写出来。二○○六年五月十六日我还是发表了建议港元转钩人民币的文章，在同一天就给某评论骂了。不听老人言是要付代价的。今天我不建议港元转钩，因为时日有别，局限是转变了。

　　世界大变，中国稳定自己可以协助稳定世界——虽然比不上美国那样重要。央行要做的还是我提出过的三点。一、约束钞票的发行量，不要多管钞票之外的货币量；二、把人民币与一篮子物品挂钩，但要让这篮子的物价指数每年上升百分之三左右；三、解除汇管，把人民币放出去。这后者可以立刻舒缓人民币的上升压力，困难是一旦解除汇管，人民币的钞票发行量的上升率应该是多少，要眼观六路才知道。我的水晶球说，如果新劳动法不变，目前中国的外贸顺差会在一年内变为逆差。到那时才放人民币出去，与今天相比亏蚀甚巨。

　　是世界大变吗？还是世界大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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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国人为何不用国产手机

　　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在使用国产手机，除了质量等问题外，根结在于国产手机商的决策失误

　　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或者索爱，大多数人都在用这些品牌的手机。根据我多次演讲时的调查，国产手机目前已经接近有3000多个型号，可是使用者不足10%；国外品牌的手机型号加起来才300个，却占领了主要市场。

　　在手机日益普及化的今天，国产手机无法趁势而起，反而是国外手机席卷整个市场，确实值得研究。

　　数据显示，手机的高端、中端以及低端中，高端占市场份额18%，中端占68%，而低端占14%，所以市场份额最大的是中低端，加起来达到 82%.如果筹资100万来生产手机，正常思维就应该选择进入中低端市场。这看上去没有错，实际上，国产手机大部分是从中低端市场切入的。

　　但问题却恰恰出在这里，这个定位没有充分考虑到手机行业的本质。手机行业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市能。以感性诉求进入最高端市场积累市能，积累到充分的市能之后，向下席卷中低端市场。诺基亚是个典型的案例。与同行业相比，诺基亚手机的平均价格是最低的。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诺基亚可以通过感性的诉求把品牌带入到最高端，然后再向中低端席卷，因为真正赚钱的正是最有潜力的中低端市场。在印度、尼日利亚、中国等地，诺基亚恰是利用便宜的手机席卷了市场。所以并不是不做中低端，而是要在席卷市场之前，先进入最高端的市场而积累市能，不走这一步就直接切入中低端市场，会导致3000款手机的任一款都无法成为市场的主导者，这就是国产手机面临失败的原因。

　　也有国产手机希望打入高端的，比如在很多频道包括凤凰卫视在播放的橡果国际手机广告，以手机功能为切入点，希望透过功能打入比较高端的市场。可是，橡果国际不是三星、摩托罗拉，不是诺基亚。别人问你用的什么手机，你都不好意思说，这就是品牌没有一定积累的结果。使用手机不是在使用功能，而更看重这个品牌的市能。

　　而国外手机的广告几乎不谈功能。以摩托罗拉为例，前段时间推出了一个超薄型手机，找贝克汉姆做广告，整个广告片就是让人注意他长得如何帅、手机如何薄了。还有2007年LG热卖的"巧克力"，就是在讲"我爱你"，用甜蜜的巧克力和爱情拉住新一代年轻人的心。而不是像橡果国际一样在讲十几种功能样样好。

　　索爱也是，索尼爱立信之前分开做手机时都做得不够好，变成索爱后反而不错。他们的手机广告也简单，就是在强调随身听，因为索尼给人的最深印象便是如此。它为何不打高科技广告，也不强调爱立信是通信巨人呢？因为随身听推出的时候，恰好是现在40岁左右这代人谈恋爱的时候，如果在上大学，能牵着女朋友的小手，漫步在校园里，拿着随身听，一个人挂一个耳朵，很浪漫。所以能拥有一部随身听，追女孩子就容易多了。这些人现在都成了社会的精英分子。一旦打出随身听这三个字，会唤醒这些人的美好回忆。

　　所以，国外手机的广告大多在满足人们感性的诉求，几乎不谈功能。而且不会拿定位低端的手机做广告，都是从高端的手机切入，以感性诉求进入那18%的高端市场。

　　国产手机也有走高端路线的，比如TCL推出过一款3188，卖得还不错，最低4000元。当时还有人提出口号，说这是"要终结一个时代的手机"。可是，这款手机的高端路线不太对，是用贴黄金、钻石来拉高价格。所以后来被称为"香港太太的手机"，显得俗气。最后结果更不堪，由国家玉石中心检验，贴在上面的钻石原来两块钱一颗，这款手机价格应声而落。

　　所以，了解到行业本质是一回事，真正做到确实非常艰难，这才是国产手机不受欢迎的根本原因。

　　来源：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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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遏制公务员合谋犯罪

　　最新的十七大报告令人振奋，其中关于惩治腐败部分的内容昭示，中央政府打击贪腐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环境的决心绝无动摇。和谐社会确实是中国当下至关紧要的方向。可以预见的是，十七大之后，未来反腐败的进程还会继续，成果也会越来越大。例如，对上海社保案以及陈良宇案的追查，就在不断落实。很多海内外媒体记得，我去年9月12日接受采访时，发言直指要追究上海一把手的贪腐问题。到今天，我还是想说，司法处理陈良宇是民心所向，符合社会的利益。我很赞同中纪委副书记就此事接受记者采访时候提到的一句话，那就是：反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想提醒人们，中纪委副书记的访谈之中，还有另外一段话非常值得大家重视："那就是陈良宇严重违纪行为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很多做法都是披着合法外衣行违纪违法之实，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欺骗性和危害性。"

　　我想分析的一个上海市松江区政府贪腐公务员跨部门联手操作的抢夺案例，就是这种打着合法外衣而行违纪违法之实，我称之为合谋犯罪。这是一个直到今天还有很强的隐蔽性、欺骗性和危害性的典型例子。

　　由2002年5月起至今，在上海松江，一块涉及上千亩的土地引发了由外来投资者、国有企业、上海市松江区政府之间的利益纷争。事件主角北京庄胜集团在遭受了明夺暗抢合同土地开发权尽失之后，又遭到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官司。

　　我之所以关注此案，因为这又是一个罕见难得的土地腐败全过程尽显的案件。以往，公众常说起土地开发中的腐败，但是往往语焉不详，不知道到底真相如何。例如，官员私用公权力勾结恶商的事件层出不穷，但是，一般外人，也很难知道其中的蹊跷。所以，我在此呼吁，社会各方应共同注意这个社会为此付出巨大成本的案例，深入剖析，彻底明了贪腐官员非法获利的方式和操作手法。

　　本案之中，地方政府部分官员蓄意私用公权力，联手制造经济纠纷的烟雾，打着建设松江、维护松江地方利益的幌子，实质进行疯狂的土地瓜分、变现，涉及利益数以十亿元计算。松江区的副区长、道路建设集团负责人、工商局、公安局的部分公务员和市法院的部分法官构成这个腐败小集团的首脑。目前有关此案的数十份文件和资料足以帮助公众清楚看懂，上海土地开发的腐败规则是怎样地在陈良宇治下的上海大行其道的。

　　所以，我提醒社会，要高度重视公权力的跨部门联手私用贪腐这一危险的方式。该案的起初，是松江区部分行政部门的公务员联手，以他们把持的地方行政公权力介入作案，然后是司法部门部分不良分子在诉讼期间，以法律的名义为这些贪腐官员的利益共同体背书，庇护其作恶。而地方这样大动干戈不惜联手作案，其背后的主要获利者，往往是那些所谓有神秘背景恶劣商人，然后是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部分官员分享其收益。

　　多个部门的公务员挪用公权力协同作案，其危险之处在于，哪怕每个部门都是做一点小恶，但是叠加起来，就能形成极大的危害。对于受害者，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富人，还是大企业，都难以抗衡数个挪用来的红章所带来的杀伤力。当然，这种本来不该出现的杀伤力，最后损害的，是整个国家和社会。

　　我特别提醒中国社会：与其仇富，不如仇"腐"。因为，贪腐官僚的所有既得利益，一元一角，最后都会加在社会公众身上，换句话说，社会要为贪腐势力买单。而买单的最典型表现，就是各种生活必需成本的急剧上升。贪腐可怕吗？可怕。

　　但是大家要知道，贪腐之中最可怕的，就要数这种贪腐公务员联手挪用公权作案、再勾结司法权力为其行为作"合法"背书的方式对社会危害最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相比起单个人的贪腐情事，公务员的合谋犯罪，性质更为恶劣，因为这类裹挟行政、司法、工商以及警察权力的犯罪，基本上等于是形成一个地方独立王国，动摇国本。而且，这种合谋犯罪还有强烈的传染性，腐蚀干部。往往犯事之初，只是两三个部门数人涉及，到后来就牵连多个部门数十人，彻底腐蚀掉地方的公务员系统，瓜分掉的利益也是天文数字。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的恶果，就像这次的松江交通枢纽土地腐败案一样，几乎无可收拾。

　　鉴于贪腐之中，这类罪案层出不穷，这种时候，最应该采取的方式就是"以案明纪，以案说法"，由纪检监察部门深入调查解剖这个案件，解开其层层包装的合法外衣，明示社会，以此来遏制公务员合谋犯罪这类恶性事件的发生，这才是国家和社会的福祉。

　　来源：财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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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散人:戳穿湖南虎造假是民众监督的胜利

　　湖南又出华南虎的视频，本来还以为总要有些时日才能知道真假，没想到这么快的时间内就有了结果：是记者与马戏团联手作弊，把马戏团的老虎混充野生老虎。老实说，在陕西纸老虎事件还没有真正收尾之前就做这个，未免让人怀疑操作者的智商。作为一个媒体人，除了感觉自己的同行里有这样没有职业操守的人而遗憾以外，更多是遗憾于，自己的同行里居然还有这么蠢的人。

　　这个记者蠢固然是蠢，但湖南省林业厅还是值得赞扬的。固然这事与林业厅并无关系，林业厅只是尽自己的职责，但这个速度与表现出的透明度，还是大大出乎了意料之外。

　　相信除了湖南省林业厅这次超然的裁判者地位外，早些时候的纸老虎事件应当说功不可没。纸老虎事件最大的收益，远不是用大众监督的方式宣判一起造假事件那么简单，而是从此有可能确立了一种游戏的方式。

　　我们知道，某级政府机关造假的动力无非两种，一种是邀功请赏，一种是文过饰非。纸老虎无疑属于第一种。对于文过饰非的监督，由于有受害人存在，大众还有一种追究下去的动力。邀功请赏则未必，因为很难找到具体的受害人，甚至会有受益人——比如纸老虎蒙混过关的话，国家拨款、旅游发展等就会给当地带来收益。

　　而且由于原来的传播形式是从上到下的，邀功请赏的报道昙花一现之间，又没有具体的受害人，没有人会真的追究到底。即使有人想追究，也没有渠道，甚至连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都没有。

　　网络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舆论已经不是掌握在特定的人手中了，话语权已经开始真正的草根化。你可以不认账，我也可以一直对你进行追问。舆论的压力其实对于权力来说，只要不能形成足够的时间长度与力度，实际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网络正好实现了这一点，有足够的时间与足够的压力。

　　所以，两次华南虎事件从某种意义上完成了一次具有标志性的转换，标志着民间力量从这件事开始，真正形成了某种形式的威慑。有人可能说，当年孙志刚事件不也是促成了转变么？两者之不同就是在于，华南虎事件所表明的，是民众监督与舆论监督的深度与广度，开始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独立的、特殊的事件，变得监督的领域更广、监督的力度更大。

　　我曾经对纸老虎发表过评论云："应该有人把鉴定意见书结结实实的摔在这些人面前，然后逼迫他们必须为这个错误承担必要的责任。""明正典刑与背后打一黑枪之所以还有不同之处，也就是在此。不能正式的剥光其伪装，所有的处理就都是一团浆糊。""所以，必须要明确就是结论，一定要有信心，陪他们玩儿下去，只要出现一次就陪他们玩儿一次，直到他们不敢玩儿为止。"

　　这话言犹在耳，政府机构的速度与审慎就开始表现了。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要我说就是：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继续跟那些造假者玩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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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林:该给“湖南虎”的造假者记一功

　　湖南平江疑似华南虎录像事件已经有了结果。湖南林业厅24日上午表示该录像是平江电视台记者吴华伙同马戏团老板将驯养老虎运至野外拍摄的。造假的目的是为了出名。中国记协有关负责人表示，造假违反了新闻职业道德，相关部门将按规定根据造假情节和影响进行处理。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吴华竟然伙同他人故意制造假新闻，并且浪费了大量的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强烈的谴责和严厉的惩罚。不过，吴华的造假之举也有无意之中立下了大功——

　　首先，"湖南虎"检测出了一条"变色龙"。针对陕西"周老虎"事件，国家林业局新闻发言人曹清尧曾明确表示鉴定虎照的真假不在国家林业局的职责范围之内，并一直拒绝组织鉴定"周老虎"的真伪。然而，"湖南虎"事件刚一爆出，国家林业局就派专家赶赴湖南对录像进行了鉴定。一会儿"黑"，一会儿"白"，国家林业局的"变色"之快，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其次，"湖南虎"证明鉴定"纸老虎"并不难。从3月20日公布录像到24日公开结果，"湖南虎"只假了不到4天的时间就现出原形。从技术上讲，录像比照片更难证伪；更何况，录像中的老虎确实是一只活体的华南虎，而不是一只静止不动的纸老虎。尽管如此，有关部门也只用了三四天的时间就证明了它的假造。这充分说明，鉴定老虎的真假并不难，也不需要很长时间。然而，陕西"周老虎"面世已经半年有余，而有关部门至今也没有给出结果。

　　再者，"湖南虎"也告诉人们：人不能太无耻。石燕湖老板盛建华之所以承认将驯养的老虎运到野外拍摄之事，是因为专家利用GPS定位查出石燕湖有异常运输迹象——这是"湖南虎"调查取得突破的关键环节。不过，"异常运输迹象"只是一个疑点，并不能直接导出假造的结论。如果当事人一直守口如瓶，那么"湖南虎"可能永远都是疑案。但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没有取得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盛建华还是很快就承认了造假。他与吴华联手作假虽然很无耻，但却没有无耻到无赖的程度。然而，在铁的证据年画虎以及数家专业机构和权威人士的鉴定结论面前，"陕西虎"的几个当事人不仅一直信誓旦旦甚至"拿脑袋担保"，而且迟迟不把虎照拿去鉴定；不管舆论如何质疑和追问，他们只是装聋作哑或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活脱脱的一群无赖。

　　的确，"湖南虎"就像是一面镜子，它把"陕西虎"照得无地自容。因此，我们在批判和处罚"湖南虎"的同时，也应该本着"过是过，功是功"的原则为它的制造者记上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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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封杀汤唯的可怕后果

　　多年不看电影，到现在也没有看过沸沸扬扬、争议不断的《色·戒》，因此对此片好坏本人没有发言权。但是，该片女主角汤唯被封杀、广告被撤之后反映出的政府行政的逻辑和思维，却引起了我的关注和思考，因为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现在，问题的焦点其实不在《色·戒》的内容政治是否正确、是否有过于黄色的内容、是否应该封杀，而在于这部影片是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的，也就是说，其政治和"情色"标准达到了审查标准。如果没有发现影片生产者在送审过程中有作弊行为，如送审的是一个版本，实际放映的是另一版本，那么包括厂商、导演、演员等影片的生产者就无任何过错，无人应受任何惩罚。

　　平心而论，审查者也并非无所不知的圣人，在审查过程中也确可能出错，不该通过的通过了，可能事后才发现已通过审查的影片有种种问题不宜继续上映。这时，正确的作法是通过合法的程序查封该片。但唯一应当承担责任、受到某种惩处的是审查者，审查者应负失察之查，而不应当是送审者，更不应当封杀有关演员与此片无关的其他作品。

　　各种管理、审查、制订种种行业标准是政府行政相当主要的内容。只要送审者将自己的产品依程序送审，其中没有作弊行为，产品获得检查、审查者通过后，如果出现问题，此时应当承担责任的是审查者而不应是送审者。审查是种权力，同时也是责任。按照现代政治文明，有多大的权力，就应承担多大责任；不能只要权力，不要责任。先前通过《色·戒》，而现在又封杀演员汤唯，是典型的只要权力而不承担责任的做法，这种行政逻辑和思维，后患无穷。

　　审查通过之后的责任，仍由送审者承担，这种行政方式将使人无所适从，后果非常可怕。试想，如果一个工人按厂方标准完成了零件的生产，并通过了厂方的合格检验，但事后由于种种原因厂方突然提高质量标准，以前的零件成为废品，这时厂方却要工人承担责任、惩罚工人，并且要剋克扣工人工资奖金，有这种道理吗？工人能安心吗？如果食品工厂按照国家安全标准生产食品并通过查验上市，但因标准制定过低而影响了顾客健康，应承担责任的无疑应是标准制订、检查者，而不应是厂方……

　　我们其实是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标准""规定"之中，检查者公开种种标准、规定，既是让被审查者能按标准、规定生产产品、指导自己的行为，也是审查者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内在要求。如果我们的产品、行为符合政府公开的标准、规定，并获得了政府的审查、同意，但我们依然无法预料政府的最后决定，并且还要我们来承担政府审查、批准失误的责任，我们能有稳定感、安全感吗？政府能获得我们的信任吗？这是诚信政府应有的行为吗？社会的稳定来源于公民对政府和自己行为双方的合理预期，如果打破这种预期，公民就有无法可依、无所适从之感，必然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之所以现在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就是认识到不"依法"就无稳定，更谈不上繁荣发展。

　　如果说《色·戒》确有严重问题不宜公映，那么当初通过审查就是审查者的错误。而现在封杀汤唯，则是错上加错。封杀汤唯事小，政府公信力受损事大、不依法行政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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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显芳:再告诉你一个中国ＣＰＩ上涨的秘密

　　今天早上，我打开电视机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不经意地听到了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公布2008年2月份的CPI指数已经上涨到8.7%，创近12年来新高。其中，城市上涨8.5%，农村上涨9.2%；食品价格上涨23.3%，非食品价格上涨1.6%；消费品价格上涨10.9%，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0%.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1月份上涨2.6%.这个数字远远高出了一些经济权威专家的预期估计，例如：清华大学的有关专家预测，2008年4个季度CPI的涨幅分别为7.60%、7.68%、7.52%、6.54%.这并不奇怪，因为很多人都害怕被戴上唱衰中国的帽子。

　　我在网上也搜索了最近几个月来一些中国政府官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测报告，除了周小川大声喊，中行还要加息，还要加息以外；其他官员的发言全是忽悠中国老百姓的话。例如，发改委主任马凯声称：宏观调控失效论不属实，年内4.8%的CPI调控目标一定能实现。

　　试问，现在连CPI指数的最高点还没有看到，光靠周小川一个人喊银行加息，中国的CPI就可以降到4.8%以下了，好像是在说梦吧。

　　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通货膨胀？我想政府官员要比我们更清楚。一直以来政府把中国的GPD梦做得太完美了，不但忽悠了老百姓，还忽悠了自己。

　　很多人都以为CPI上涨是由猪肉提价引起的，去年猪肉在猪年成了中国物价上涨的指标。2007年5月，中国36个大中城市猪肉价格突然暴涨。北京大钟寺的猪肉批发价从4月的12.3元/千克涨到15.6元/千克，同比上涨38%.尽管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猪肉价格仍像股市一样，几度冲高但都没有回落。到了年底再次连续4周持续走高，有的省份肉价上涨超过200%，2007年年底，大钟寺猪肉批发价已经接近20元/千克。深圳的猪肉更贵，2007年年底，已经卖到接近40元/千克。

　　2008年，中国的猪肉以及其它食品的价格上涨得更厉害，政府官员坐不住了，再次出来进行解释，这是由于中国今年年初遇到大雪灾，造成一定的供应紧张，因此，价格上涨是暂时的。

　　他们当然认为是暂时的，因为，产生通货膨胀的前期准备时间太长了，很难有人看得出，中国哪一天会出现通货膨胀。但人们要知道，通货膨胀往往是人为地制造的，不过制造通货膨胀的人连自己也不知道，通货膨胀会在哪一天发生。通货膨胀是多方应力产生的结果，一旦发生了通货膨胀就很难收拾。

　　为什么会产生通货膨胀？我认为中国的这次通货膨胀与单纯的物价上升并不是一回事，这次通货膨胀完全是因为过量发行货币所致。

　　单纯的物价上涨一般是气候性的，或称有一定的偶然性，即当某种商品紧缺的时候，可能会引起价格上涨，但就平均而言价格是稳定的，因为，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后，必然也会引起另一种商品的价格下降，或者同一种商品待季节性价格上涨过后，价格必然会下降，因为老百姓手中钱的数目与商品的数目就平均而言是对应的。

　　根据有关资料，从1999年底到2007年底，我国发行的广义货币从12万多亿元增长到37.7万多亿元；各项贷款从9万多亿元增长到25万多亿元；外汇储备从1546.75亿美元增长到15282.49亿美元，正好增一长了10倍。而1999年与2007年的GDP总量分别为8.9677万亿与23.5万亿元，即货币发行量远远大于GDP的总量。因此，可以说，银行贷款和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使货币超量发行，是产生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我们知道，社会财富是有限的，财富不是靠政府发行货币创造出来的，正常的货币应该是代表国家创造出多少财富的标签，如果政府另外再多发行货币，货币就会贬值，相当于政府再额外向老百姓多收一次人头税。这也是政府最不乐意看到的结果，因为，货币贬值对低收入者会造成生活困难，当他们的忍耐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满情绪就会释放，可能会造成社会混乱。例如，2007年11月27日，东莞后街镇就发生过爱高电子厂几千工人，因不满工资待遇过低罢工上街示威游行事件。虽然诱发事件的原因可能很多，但工人生活水平低一定是其原因之一。

　　另外，大家不要以为是政府多发行货币就像马歇尔计划那样每个人都有一份，也不要以为只是政府把人民币存放在银行里给老百姓到银行取存款时供流通使用；这里所谓的发行货币是指政府利用自己的特权偷偷地向老百姓收取人头税，然后跟老百姓抢购东西。

　　如：建政府大楼，建国家剧院，建CCTV大厦、借奥运机会大兴土木建设，购买单价上千万元一辆的奥运概念车等等，这些都属于非生产性建设投资项目；当然，也有一些是属于生产性建设的项目投资，如：三峡电站、青藏铁路等建设，这些项目投资的钱很多都不是通过正常税收得来的，而是根据某领导的意见就可以进行银行拨款，这些拨款如果欠着，就叫做政府赤字，如果不想欠账，就干脆授权银行发行国债或开动印钞机印刷钞票，两种效果完全一样，只不过赤字是老百姓用来考核政府的经济指标，这个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并不一定适用。

　　如果政府发行货币是用来投资，建工厂，修水利，植树造林等，虽然在短期内也会产生通货膨胀，但它在短期内可以扩大就业，而将来便可成为财富增长的源泉，最终会抑制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单纯的物价上升不能说成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只有政府另外印钞票向老百姓抢购东西时出现的这种通货膨胀，才会令人恶心，或把其称之为恶性通货膨胀。即：通货膨胀式的抢购又可分为非生产性的和生产性的，非生产性质的通货膨胀对老百姓危害最大。

　　适当地制造一点通货膨胀对刺激经济增长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通货膨胀对贷款人有好处，即对企业有好处；而对存款人将会带来贬值的损失，这样，就会鼓励大家不要把长期不用的钱存在银行里，而应该用来投资，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收税多赚钱。

　　例如，你向银行借款100万元，年利率5%，一年后需向银行还100万元的本金和5万元的利息；假设物价一年上涨了10%，你所还的105万元的实际购买能力只有1050000/(1+10%) = 954545(元)，因此物价上涨后，你还给银行的本利实际价值反而减少了，而银行借出100万元实际只能收回95万元，反而遭受了损失。当然，银行并不会这么傻，他愿意做这种亏本生意吗？亏的只有是存钱户，存户从银行获取的利息远远不能补偿因通货膨胀对他造成的损失，并且还要向政府交利息税。

　　这就是为什么投资商，特别是房地产商，拼命想向银行贷款的道理。但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宁愿把17多万亿的救命钱存在银行里，让房地产商和证券商贷用，还有让政府把它转换成外汇存于国外银行之中。也就是说，通货膨胀不一定全是坏事，对一些人是坏事，而对另一部分人则是好事。

　　为什么17多万亿元是中国老百姓的救命钱，因为现在中国还没有基本的福利保障制度，而投资环境又很差，不敢自己开工厂办企业或买股票。如果买股票，几乎90%的股民都是要亏本的。所以政府也经常提醒你，买股票有风险，但是你还是要买，因为你不买股票存在银行中的钱同样要贬值。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目前上市的公司全部都是国营企业，国家对国营企业的政策是，企业资产存量不能变，只有增值部份才能是股民的。

　　这样，不管你花多少钱买股票，你都不可能买到国营企业的资产，你只能买到一个画饼，只有国营企业增值了你才有份。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国营企业才能增值，待到国营企业真的增值的时候，增值部份早已被管理者偷空了。你看，那么多国营企业的业绩报告，哪个是真的，还有哪个国营企业的老板年薪不是上百万。读者可以自己查一查，前些天深圳商报上还公开报道过好几个中央企业老板的年薪，都是过百万的；其中一个年薪118万元，但他还认为与国外比，他拿得还算是少了。还有那些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合资企业的老板年薪更高，最高年薪达2500万元。

　　一个国家要不要制造通货膨胀，或者通货膨胀的程度有多高，完全是由银行来控制的。很多人都以为，银行一定很有钱，实际上这种认为是错误的。其实，中国的银行本身并没有钱，相反，它还产生过好几万亿元的烂账，不过，这不能怪它，那是政府有意的。银行不但是一个赚钱的高手，并且它还是一个制造通货膨胀的优秀工具。为了解释清楚这个道理，我们先从银行赚钱的魔术说起。

　　设A把100元钱存进银行，银行再把100元贷给B，但B不可能把100元钱全部取走，一般只取走一小部份作为零用，比如说10元，而把剩余的90元仍旧存入银行；这样银行又可以把90元另外贷给C，同样，C只取走一小部份，比如说10元，而把剩余的80元仍旧存入银行；以此类推，银行就可以把余下的钱继续贷给D、E、F．．．，这样银行的存款就会像几何级数一样增加，100元钱存款就可以放大成好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因为，用户口袋中的钱与自己存在银行中的钱相比，总是小数。银行就是通过这种以一当百的数字游戏方式来赚钱的。

　　中国银行就是看到了中国老百姓存在银行中的17多万亿元救命钱很少用，所以他才敢大量地放贷。如果大家同时都到银行把自己的存款取出，银行将要立即倒闭。但中国的银行不用担心会倒闭，因为，中国银行拥有发钞票的权利，只要打个报告，让政府授权，他就可以开动印钞机，大量印制钞票。老百姓拿到新钞票后，就相当于同贷款商一起抢购东西，这样必然会引起物价上涨。所以，通货膨胀就是这样来的。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银行不但是一个"用不完的钱和还不清的债"的赚钱高手，同时它还是一个制造通货膨胀的优秀工具。因此有人说，抢银行不如开银行，开银行才是赚钱的最高境界。

　　大多数银行都是国家的，特别是中国的银行，因此，全国的经济几乎都被控制在银行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的几个商业银行，其中一部分的资产还是负的，相当于银行没有投资一分钱作为资本，而且还欠存户相当多的钱，这是因为很多国营厂的贷款到期后无法归还，长期挂在账上，最后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变成了银行的资产。

　　下面我们来分析最近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存在银行中的钱是可以放大的。如果老百姓17多万亿元的存款长时间不动，银行就可以把它放大成几百亿元来放贷，因此，银行再多发行37.7万亿货币几次，供贷款用也不会出问题。但实际上老百姓的17多万亿元的存款不可能是永远不动的；另外，还有很多国营企业一直存在亏损不能还贷，以及一些固定资产投资占用贷款的周期很长；因此，到底放大倍数是多少，应该也是个机密问题。

　　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银行工作者，这一方面的详细数据我们无法知道。不过我们通过观察分析还是可以找出很多原因。

　　原因之一，最近国家准备把四个商业银行上市卖掉，政府有意让股票价格上涨，暗地里通过银行和串通资金会，号召全国的老百姓参加炒股。在股票最低迷的时候，上市公司流通股的价值大约只有2万多亿，资产大约10万多亿元；到去年股票升到最高点的时候，流通股的价值一下子上升到9万多亿元，资产高达21.09万多亿元。那么，增加的7万多亿元资金肯定是老百姓从银行中取出来的钱，并且还有几万亿元的预备金，同样也是从银行中取出来的钱。

　　虽然这些钱的大多数还是留在银行里，但由于这些钱的流动性增大，银行也必须要预留足够的贮备金。也就是说，政府为了防止银行倒闭，必须授权银行开动印钞机印钱，从而使货币快速贬值。

　　另外，老百姓炒股，就是变相赌钱。我们知道，在赌场里的人，一般都不会把钞票当成钱来看待，无论是赢家或者输家，赌红了眼的赌徒，他们往往都会失去理智，都要比平时舍得花钱，从而增加了消费。同时，全民炒股还会使人心虚无缥缈，无心从事生产，使生产荒芜，造成供应紧张。

　　原因之二，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得越来越差，原来很多投资商都是把钱投到某一类企业，特别是加工型企业，当这些加工型企业赚钱变得越来越艰难以后，他们必然会把资产或资金转移，使流动资金去向不明，同样也会增加银行的贮备金，即：银行也要开动印钞机印钱。

　　例如，这几年来，东莞市倒闭的企业就有13000多家；深圳市光2005年就有14139企业已经逾期两年没有参加年检并被吊销营业执照，实际上这些企业早已倒闭。不单是东莞和深圳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温州出现这种情况比东莞、深圳更早；所以，很多人都把温州人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候鸟。你看，最早到国外开厂投资的是不是温州人，到山西炒煤的是不是温州人，到北京、上海炒房的是不是温州人。

　　这些企业倒闭以后，将有很大一部分热钱转移到房地行业，使房地产行业一下子变成最热门的行业。而房地产需要的流动资金更大，使银行预留的贮备金更多。同时，热钱更容易转换成消费，你想，哪些商家谈生意，不都是到高尔夫球俱乐部、高级酒楼、KTV包间等高级消费场所，吃喝玩乐。所以房地产的繁荣，同时也会带动服务行业的繁荣，使消费提高。

　　不过，房地产的繁荣必须要靠其它行业来带动，如果没有其它行业的支持，房地产业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它的繁荣也只能是昙花一现。2007年年底的时候，深圳就有超过30多家房地产公司倒闭，估计在中国的其它地方，房地产业的冬天也很快就要来临了。这意味着光有消费，没有其它产业支持的行业很快就要面临崩塌的灾难。

　　原因之三，自从2003年以后，我国的产品出口数量不断增大，外汇贮备不断增多，到2007年年底，我国的外汇贮备已经超过1.5亿美金，已占世界第一位，并且数目还要继续增长。政府为了填充1.5多万亿美元贸易顺差，必须大量发行国债或印制钞票补偿给这些出口企业，这相当于这些年来，单为填补贸易顺差这一项，政府就需发行十多万亿元的人民币。另一方面，中国大量出口商品也相当于是财富转移，最终会造成国内供应紧张。

　　根据《中国食品商务网》（2008-03-01 13：51：00）的报道：

　　自从21世纪开始，直至快速地迈向去年（2007年）以来，中国冷冻甜玉米的出口数量正在大幅度地增加，呈现出巨大的增长潜力。

　　在2007年里，中国冷冻甜玉米的出口总量，已经达到了32525吨；比其2006年的出口总量24210吨，增加34 %.

　　而在去年，上述这种产品的出口价值，甚至增长得更多，达到了1420万美元；比2006年970万美元的出口价值，增加了46 %.

　　可是，在2000年时，中国出口冷冻甜玉米的数量，总共才只有140吨，出口价值仅为177330美元。

　　在2000年——2007年期间，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经历了重大的变化。

　　早先，中国冷冻甜玉米的主要出口市场，一直只是销往日本而已。

　　而当今，韩国却已经成为中国冷冻甜玉米这种产品最大的消费国；韩国的进口总量，竟然已经占到中国出口总量的75 %.

　　到了2007年，中国向韩国出口冷冻甜玉米的数量，就已经达到了24550吨，比2006年的出口总量增加22 %；出口价值是850美元，而在2006年时的出口价值为650万美元。

　　中国的冷冻甜玉米，除了主要向韩国出口以外（占出口总量的75 %），其余的25 %产品，中国则销往53个其他国家和地区。

　　香港（特区），是中国内地第二大冷冻甜玉米的主要消费市场，进口的总量达1335吨，占出口总量的4 %；价值为967750美元。

　　去年（2007年）冷冻甜玉米的贸易总量，出现了最快速的增长（除了加拿大之外）。在数量和价值上，都比上一年增加了7倍之多。

　　而其他东南亚市场，也都已经成为中国获利的出口国。

　　在2007年，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的冷冻甜玉，增加数量颇为显著，总共达840吨，比2006年的进口总量足足增加了5倍；价值达617700美元，同比增加698 %.

　　与以往若干年对比，如今日本已经成为中国上述产品非常小的市场了，进口呈下滑的趋势。

　　在2007年，日本从中国进口冷冻甜玉米的数量，锐减到只有710吨，比2006年进口的960吨，下降25 %；价值为782 910美元，少于2006年的105万美元。然而，在2007年里，中国还开拓了其他一些小的出口市场，特别是那些在2年前，还没有从中国进口冷冻甜玉米记录的一些市场。

　　比如：俄国从中国进口冷冻甜玉米的总量达390吨，而埃及也进口了340吨，它们进口的数量，都比2006年分别增加了172 %和124 %.

　　鉴于上述这两个国家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因此中国的出口商们，都将会进一步去扩大这些市场的。——以上是《中国食品商务网》的报道。

　　你看了这个报道以后，不用我再解释，你将会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猪肉会提价？为什么中国的食品也会提价？

　　另外，中国大量商品出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变相为能源出口，因为中国商品的附加值很低。一些金属制品，其消耗能源的比例要占出口产品总成本的50%～70%，其余是劳动力的成本；电子产品也同样消耗很大的能源，如果不是政府对能源价格进行补贴，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大部份是亏损的。

　　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因此，中国出口商品越多，消耗的能源也越多，但赚到的只相当于搬运工所赚到的钱。

　　那么，在能源日趋紧张的今天，这种商品的大量出口和外汇大量贮备，是否还有价值。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中国国内的能源价格，煤在6年时间内上涨了3倍，石油和天然气在10内也上涨了3倍。根据凤凰台报道，2008年3月12日国际石油价格每桶已经超越110美金，仅用了一年时间国际石油价格就翻一番。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变成了扎扎实实的能源进口大国，每年消耗石油3.3亿吨以上，每年递增15%，而80%以上均需要进口。

　　试问，如果我们几年前不出口商品，让煤埋在地里，现在是不是更值钱；现在中国用以前出口赚到的外汇进口石油，还能买回我们原来出口能源的数量吗？那么中国的GDP增长到底有多大意义？外汇贮备是否越高越好？

　　如果认真算起账来，中国的外汇贮备已经被贬值了三倍，即现在中国的外汇贮备的价值，只相当于几年前价值的三分之一。因此，中国大量出口商品和正在继续增长的1.5多万亿美金的外汇贮备才是中国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可乐乎！可悲乎！

　　未来几年，中国出现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的外汇贮备还要继续增加，但中国的经济绝不会发生崩溃。因为中国银行永远不会倒闭，它会不停地开动印钞机给国营企业输血，只要政府愿意拿出一小部分新钞票来对社会最底层的居民进行生活补贴（但愿政府官员看到这篇文章后，能够这样做），以抵消通货膨胀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中国就不会产生动乱。不过，中国的GDP增长就不再是"一枝独秀"了，除非把印钞机生产的产值也统计进去。

　　那么，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中国政府想办法降低外汇贮备不就可以了吗？这个想法未免太天真。如果中国政府放松外汇管理，中国的企业将会大量进行走私；还有大批贪官以及私人将会把大量资产快速转移到国外。每年国家光进口关税，就会损失几千亿元，估计每年贪官和私人转移到国外的资产也会达到上千亿元。这种情况首先在苏联出现过，大量资产逃离差点让苏联的经济崩溃。如果减少出口，GDP将会出现负增长。因此，外汇贮备永远是中国政府的心病，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外汇贮备每天都在损失。

　　网上还有很多外国的评估机构认为中国的GDP实际增长率不到官方公布数字的一半，不知道这个是否是真的，或者他们真的是在唱衰中国，估计这个结论用不了等到明年就可以见分晓。

　　还有，通货膨胀对私有企业来说，可能是一次致命打击，那些没有拿到银行贷款的私有企业，在这次通货膨胀的风暴中一定会纷纷倒闭。这对于红色政权来说，制造一点通货膨胀无疑不是一个好方法，它是消灭私有企业的最好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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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秉光:曹操为何要对知识分子下毒手？

　　在东汉末年这样一个时局混乱、群雄逐鹿的动荡年代，曹操之所以能够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最终脱颖而出，统一中原，纵横朝野，把持政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实行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机制。
　　广泛地吸收和笼络文人名士，是曹操在用人机制上的一项重要举措，哪怕这个人曾经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体无完肤、一无是处。陈琳在那篇慷慨激愤、极富煽动力的讨曹檄文中，历数了曹操"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窃盗鼎司，倾覆重器"的种种罪行，怒斥了曹操的祖宗，甚至把曹操骂为"桀虏"和"人鬼"，可算是把曹操得罪透了。曹操看到这篇檄文时，不禁被陈琳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笔锋所震惊，当时虽然卧病在床，但还是忍不住一跃而起，连连称赞陈琳的文才绝佳。袁绍败亡后，陈琳被抓去见曹操，表示愿意归顺，曹操因"爱怜其才"，所以赦之不咎，命为从事，署为司空军师祭酒，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曹操在重用陈琳的同时，也经常与他在文学方面交流和探讨，对他的作品，曹操竟不能为之增减一字。
　　对于像陈琳这样的"仇人"，曹操都可以不计前嫌，为我所用。那么，对于手下其他声名远播的文人名士，曹操应该倍加珍惜，极力推崇才是。然而，曹操却表现出了让人惊讶的言行举动，先后辱祢衡、诛孔融、杀崔琰、灭杨修，上演了一场场侮辱、屠杀文人名士的惨剧，让人不可思议。
　　祢衡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作为一名文坛新秀，袮衡自恃其才，不知天高地厚，甚至目中无人，粪土一切，似乎带有一些狂悖型精神病症。尤其是在被孔融吹捧为"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宝"后，祢衡更加狂妄失常，甚至有了许都城内除"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馀子碌碌，莫足数也"的感觉。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位丝毫不懂政治的文学青年，竟然在曹操面前出言不逊，大放厥词，引起了曹操的强烈愤恨和不满。对付这样一个不识时务、自命清高、蔑视权贵的酸腐文人，曹操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办法，那就是通过"不命坐"、"令为鼓吏"和"不起身相送"等方式，在礼法上有意怠慢，在人格上极力羞辱。曹操并不是不想杀祢衡，只是想到祢衡不过是一个狂傻之徒，顶多会恶语中伤、胡说八道，不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再者自己霸业未成，如果杀掉祢衡就会冷了人心，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油然而生，何不借刘表之手除掉眼中钉、肉中刺，果然祢衡到了荆州后因出言不逊，结果被一介武夫黄祖砍下脑袋。曹操知道后得意地笑着说："腐儒舌剑，反自杀矣！"
　　与三国"愤青"祢衡不同的是，孔融不仅仅是文学家，更是一位政治家。作为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官高名远，众望所归，顺理成章的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代领袖。名士出身的孔融向来看不起曹操，丧失地盘来到许都后，孔融认为自己是在为汉献帝做事，而不是为曹操效劳，不买曹操的帐，这让大权在握的曹操觉得很窝火。孔融学问很大，但政治上不够成熟；勇气不小，但缺乏斗争经验；过于自信，以致于对时局经常错误估价。他与"高级俘虏"汉献帝来往过于亲密，甚至动不动就瞒着曹操上表，遭到了曹操的猜忌。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借机嘲讽和指责曹操。他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的比喻，来讽刺曹操把自己喜欢的甄氏让给儿子曹丕；用"肃慎氏不贡□矢，丁零盗苏武牛羊"的话语，来嘲弄曹操不值得大动干戈远征乌桓；用"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的怪论，来反对曹操禁酒等等，这让自以为是的曹操觉得很难堪。思想领域的不同和政治见解的分歧，以及孔融在大政方针上再三的公开与自己唱反调，使曹操心怀嫉恨，杀孔融的念头早已萌生。但由于北方局势还不稳定，加上孔融的名声远播，曹操不便对他怎样。到了建安十三年，北方局面已定，曹操在着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的前夕，为了排除内部干扰，便授意部下诬告孔融"欲规不轨"，又曾与祢衡"跌荡放言"，将孔融杀害弃市，两个儿子也未能幸免。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与祢衡和孔融相比，崔琰算不上是一个完全的文人，但他却代表着当时整个贵族集团，也代表着聚集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阶层。崔琰虽然表面上归顺曹操，但打心眼里不服，尤其是对曹操自封魏王这种僭越行为更是义愤填膺。对于经自己举荐却赞同曹操称王的门生杨训，崔琰忍无可忍，有话要说，索性以前辈的口气给杨训写了一封义正严词的书信，里面竟有"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的"反句"。曹操知道后，勃然大怒，于是将其关押。可崔琰在关押期间并不老实，竟然还"通宾客，门若市人"，与那些不肯降服的士大夫阶层搞反动聚会和非法活动，这是让曹操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想到崔琰平日里的阳奉阴违和关键时候的节外生枝，曹操杀心顿起，于是利用"文字狱"的方式除掉了这位爱出风头的名流。
　　不少人认为杨修是因为他的才华外露，被曹操出于嫉妒而杀害，其实不尽然。曹操不但欣赏杨修的才华，而且对其"委以钱粮重任"，早晚"多有教诲"。如果单纯的因为嫉妒，曹操决不会把这个多次扫自己面子的人留在身边近二十年。曹操之所以在死前的一年杀掉杨修，是因为杨修作为文人，已经深深地卷进了宫廷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杀掉杨修，不过是曹操为了身后接班人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种必要手段。在曹操比较欣赏的两个儿子中，杨修是站在曹植这一边的。他在为曹植能够继承王位的问题上，出谋划策，纠集势力，成为反对曹丕的政治共同体。不过曹植因为"华而不实"，并不被曹操喜欢。再者，杨修作为曹植的嫡系党羽，为其在谋取王位上出的一些馊注意，多次被曹操拆穿，是曹操对杨修由厌恶而逐渐起杀心的重要因素。为了保证自己死后权力的顺利交接，为了避免曹丕、曹植兄弟二人日后的明争暗斗，所以曹操随便找了个"泄密"和"扰乱军心"的理由，便果断的砍下了杨修的头颅，防患于未然。
　　曹操一方面实行"唯才是举"，吸收、笼络和重用知识分子，一方面又坚持"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用人原则。对于愿意臣服归顺于自己的文人，曹操可以给他们高官厚禄，可以与他们推心置腹，尊重爱护；可对于那些不肯服膺，不愿与自己合作，甚至别有用心的知识阶层精英，曹操却不惜背上屠杀知识分子的千古骂名，也要对他们下狠手、下毒手，这是他对文人惯用的一种统治手段。
　　曹操是位大文人，他重视文化，理解文化，更知道文人是不能随便杀的，但当他的政治统治受到知识分子的攻击和威胁时，文学家的曹操自然就会让位于政治家的曹操，只有通过政治手段，利用"铁血政策"，才能扫清口舌和文字障碍，实现"以曹代刘"的政治目的。对于曹操来说，杀掉几个不识时务的异己文人，是一项投资小、见效快的高压统治捷径，既能肃清耳根，又能杀一儆百，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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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明:跟《三国演义》较真儿，是否是哗众取宠？

　　近日，网络上掀起一股对《三国演义》重新评估的热潮，主推人、北京市海淀区新国语培训学校校长王泽钊声称，《三国演义》就是"杀人演义"，是一部"在思想上和文学上毫无价值的作品。""应该踢出四大名著"。他不仅不鼓励学生读，甚至反对学生阅读；学者陈明远也发文声援，直指《三国演义》胡言乱语、无聊调侃的"戏说"、"大话"。学者朱大可则认为，《三国演义》属于"流氓文学"，它里面某些内容带有"流氓色彩"。例如暴力、战争以及传统社会中的潜规则等，需要老师和家长引导阅读。

　　《三国演义》，即《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中国的第一部流传最广、影响最深、成就最高、气魄最大的章回体古典小说。他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同时，也因其为世界文学的宝库增添了灿烂的光彩而被列入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毛泽东说过："生子当如仲谋，交友如鲁达，信心如唐僧，读书就读四大名著。"研读中国四大名著，是浏览中国古典文学的智能之海，也是阅历中国传统人文、社会、伦理、历史、地理、民俗、心理、处事策略的知识之库。而如今，不知为何却成为了暴力与无聊的"流氓文学"。这究竟是正本清源还是危言耸听的哗众之举呢？

　　笔者以为，从一般人想不到的角度去说话去行为，往往能收到特别的效果。比如芙蓉姐姐说："我为人所不齿为，所以我出名并且红到现在"。不知道特级教师王泽钊当时和现在是什么样的想法。他说他不理解三国演义如何能"荒谬地列为四大名著之首"，他还说"不要再让这本书毒害青少年"。设若我们学蔡明小姐那样很天真地问一声：为什么呢？回答是因为《三国演义》一没有文学性，二没有思想性。我估计王回答这个问题时的声音很有可能会比张飞在当阳长坂坡的大喝更有气势。设若我们再问，《水浒》歌颂强盗土匪，《西游》怪神乱力，封建迷信，《红楼》诲淫诲盗，提倡早恋等等要不要读的话，这位王先生恐怕不会都要把其踢出四大名著吧？！

　　我们评价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能脱离其时代背景来看待问题，也不能对同类书不"一碗水端平"。王泽钊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已几近妖怪"。其实在《水浒》里面，也有洪太尉释放妖魔、公孙胜遣龙降妖等情节，更不要说《西游记》等名著，亦有信史依托却更奇幻了。而王泽钊所说的"《三国演义》被荒谬地列为四大名著之首，与巨著《红楼梦》同列，实在令人费解"。其实，每个文学作品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的。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一字不谬。（面面俱到，一字不谬的不是小说。是法令条文）24史、古代小说哪有一部不是在讲他说的"残暴的皇权"和"腐朽的忠孝仁义"的？就连唐诗宋词也不乏靡靡之音、歌颂战争人物的内容。从第一部小说《源氏物语》到最新的一部小说《哈里波特》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名著之所以为名著，是提高人的最高精神的升华。而不是去除掉所有人性的不完美……

　　所以，《三国演义》不但可以读，甚至很值得一读。毕竟，对一部名著的内容与思想有所了解不是什么坏事。当然，价值观还不明晰的中小学生，阅读时最好能够有人进行指导。其实，对于该怎么读《三国演义》，民间老话"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早已经含蓄地给出了提示。那就是，勿向《水浒》学暴力，不从《三国演义》学阴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第一次看这首《临江仙》是《演义》的主题曲就应该知道：三国如江水逝去，不可能在历史重演了。最后一句最绝，说了：多少事都是笑谈，没必要较真）

　　2008年3月22日于河南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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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庆云:城管伤人再次证明其没有存在价值

　　海峡都市报3月21日报道，昨日上午，在福州宁化支路，一场摊贩与宁化街道城管协管员的肢体冲突中，28岁的女摊贩谢昭萍左臂桡动脉被划断，这还可能让她失去腹中的胎儿。

　　10：30，记者赶到现场时，路口还残留着一摊血。谢昭萍的母亲陈月英坐在地上，上衣沾满血迹。之后，警车将与女摊贩起冲突的协管员崔文带走。义洲派出所民警介绍，在笔录中，双方共同认可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上午8点多，街道城管队员通知摊贩们离开道路，然而直至9：40许，这对母女还没有离开。城管协管员崔文上前劝阻，随后发生肢体冲突，在这个过程中，谢昭萍突然喊道："妈！我流血了！"没有人看清，女摊贩用来割香蕉的水果刀是怎么划伤谢昭萍的。从目前收集的证据看，民警还不能确定谁先拿起刀，又是谁划伤了谢昭萍的手腕，案件还需调查。

　　事发后，许多市民围观，据义洲派出所民警介绍，当时有个别群众情绪非常激动，警方只好将当事城管协管员崔文带到警车上，与群众隔开。

　　有人当即拨打120，省人民医院急救车把伤者送到医院。昨日下午，谢昭萍一直呆在手术室里，18时手术结束。医生告诉她的家人，手术中使用了麻药，伤者肚里4个月的胎儿可能因此致畸或致残。医生建议尽快做引产手术。

　　事发后，谢昭萍的兄长称，手术前，家里已预缴了4000元医疗费，城管方面没有来协商医疗补偿的事。而宁化街道办事处林副主任坚称，伤者入院时城管方面已经垫付了400元。昨夜22：45，城管方面派人送去了2000元医药费。

　　宁化街道林副主任说，崔文是街道临时招聘的人员，平时帮助城管中队队员整顿市容。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城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均表示，救人为先，等警方调查结论出来，有关责任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文来源：海峡都市报 作者：张伟 王浩志 黄郁含)

　　在中国的城市里屡次发生这样的城市管理人员伤害群众的事情，已经叫我们深入地思考城管的存废问题，这一问题，自从城管建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普遍存在。不要以为这是个案，也不要以为仅仅是伤人的小事情。如果记者们注意观察的话，相信在中国的城市了每天都会发生着类似的或者更加惨烈的事情。

　　中国的城管正在向一种无法无天靠近。他们的无法无天来源于他们的社会地位。我曾经在一次成人社团的公开演讲中说，谁是中国最猖狂而且叫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人？是那些离人民群众最近而有直接统治人民群众的人。他们的内心深处是一种狭隘闭塞的报复心理，是把上级的压制转化为对底层的剥削与蛮横，所以，你们再见了那些对最底层的民众吹胡子瞪眼的"统治者"应该给予同情。可以看看，是不是那些人对人民群众最坏，最蛮横不讲道理！这其实是一种畸形心理。这种心理在管理阶层普遍存在，而且越靠上的管理阶层这种心理越小，为人民服务的心思也越多一些。

　　城管无疑成为又一中国特色！

　　首先就是我们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要不是我们的城市能够暂时解决那么多没有饭吃的农民的衣食问题，他们怎么会冒着被伤害甚至死亡的危险来城市做起被城管管制的小生意呢！如果他们有错，那有错的首先是中国的城乡高度分化的体制。我们利用城管恶意驱逐惩罚这些谋生者是，"途有饿殍而不只发"，不仅不发，而且要捅上一刀！

　　与城管纠葛的城市小商贩是否有错？

　　笔者曾经也是一个热血青年，曾经深在大都市，调查走访过太多的小商贩，了解了太多的关于他们的事情，虽然现在身在一个交通与生活环境都极其闭塞的地方，但对这些事情，也是有过调查研究的。用毛泽东的话说，我进行过调查，所以不能不给我发言权！这些小商贩到底是给城市带来了坏处，还是真正的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呢？

　　记得有一次我在某大都市的某次干道上，有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哥，被一群城市管理人员围着殴打，并抢夺此哥的糖葫芦，路人指责，此些城管以公事为名敷衍。后笔者报警，并保留照片，等待此老哥起诉那些家伙，出院后此老哥来学校看我，只说了一句话，他还要卖他的糖葫芦，其他的什么也不想！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偌大的城市连一个卖糖葫芦的都容不下吗？

　　我们的城市人民容的小，是我们的霸道的城管容不小！那次事件之后，笔者问周围的居民，此商贩是否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方便之处，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商贩的坏！同时，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大妈说了这么一件事情，叫笔者深深地震撼：

　　以前，我们这里出门口就有一个菜市，买菜极其方便，后来有了城管，就叫他们赶紧搬离，说影响交通。实际上，他们的远离给我们带来的是更大的不方便。后来政府考虑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建立了一个小的市场，允许他们再次来原来的地方买菜，但收起费来。菜价也跟着涨上去了！附近的居民反而没有得到好处！我们问，政府是不是一个只会收钱的组织？

　　此来大娘的话虽然有些被智商高的人看得偏颇的地方，但或多或少也是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的吧！

　　城管殴打小商贩的一个理由就是他们污染环境，影响交通！

　　其实，一个城市环境的真正污染者又是谁？

　　真正影响一个城市的交通又是哪些人？

　　我看，这些社会最下层的人的到来，是对城市居民的贡献，虽然有时候他们的摊点稍微影响一些交通，但难道我们的城市只允许城市居民走，就不允许这些人用吗？其实，户口制度本身就存在问题呀！

　　甚至，我还要举一些学生的例子。一些学生也受到过城管的"虐待"。

　　在某些大的城市，大学生做家教很普遍。这些大学生在马路旁边站着举一张写有家教的纸也影响交通吗？非也。

　　可每每有城管来横加干预。他们那是一种变态的心理。底层统治的不求法制。

　　城管要看到的是所有的道路，除了汽车之外什么也没有的情状！可，我们城市土地从法律上说可是全民所有，我们的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做一些糊口的事情都要被殴打，被制裁，是什么道理？

　　这是一个法制社会的失败！是我们制度上的缺失。是人治下的暴力统治。

　　不如撤了城管，看我们的城市是否会混乱不堪！

　　我看，大抵不会，城市居民和所有的中国人会得到更好的生存空间！

　　虽然在醉酒中写就次文，但我马庆云等待着所有一直以来关心爱护我的"朋友"追究我的信口开河的责任。一直以来对我的文章挑茬的那些东东呀，你们怕不怕历史。我马庆云的有文章留下，历史可以证明谁是对得。仁义道德——衣冠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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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民主素质只有通过竞选才能提高

　　民众的民主素质只有通过竞选才能提高

　　北冥

　　一些认为中国民众的民主素质低下的人，总是觉得应该再等等，再等等，等到民众的素质提高了再实行民主，其实这种观念很令人怀疑其动机，比如在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就是通过要求呼吁民主来获取相当一部分的民心，与那个时候相比，难道现在中国人的素质还要更低吗？既然那时能够通过要求民主和让百姓用民主的方式来表达意愿，现在就更可以这样做。

　　但是，一直不让民众参与民主事务，那很有可能会让民众的民主素质下降到1949年前的水平之下去。我们知道，没有锻炼的机会，民众参与民主的能力就一定会衰退，就如同一个人总是躺在床上，最后一定会肌肉萎缩。提高民众的民主素质，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是让民众去实践。每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建立之初都是由乱到治的，没有现成的制度和现成的具有高素质的民众让统治者一蹴而就地实现民主。让民众选举自己的市长、自己的省长和自己的国家元首，绝不会选出汉奸卖国贼来，更不会选出窝囊废来。竞选制不仅锻炼民众的素质，更锻炼领导人的素质，经过竞选的人才真正知道人民需要什么，因为每一票都说明每个人的需要，都是切实具体的，没有一点异想天开的内容。经历了选举的失败的人和党派，才会切实感受到他们距离人民有多远的距离。

马英九当选，庶民的胜利

　　朱孝顶

　　坦率地说，我本人近年来不太关注政治！

　　马英九当选新一任“总统”的信息我还是第一时间就捕捉到了。感觉非常振奋，振奋之一，现代网络技术之发达，让我可以在最快时间内了解到我想要了解到的信息！这一点意义非常重大，数年前要获取这样的信息难度之大，也许数十年后才出生的后辈是不可能体味的！具体马英九当选获得具体的选票数，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但我没有兴趣去记住这个抽象的数据！我只知道马萧配与长昌配相比，领先了近二十个百分比！而且我也相信，对这个具体数据真正感兴趣的人也不会特别多，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知道一个结果，能够知道这个结果产生有一个明确而具体的程序，就已经足够了。如果台湾的选举本身没有确定的程序，没有确定的票数统计信息，相信绝大部分朋友会不满意的！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即使民主政治下，也不是所有人都对政治感兴趣！但作为台湾地区未来数年最高领导人的选举过程，普通民众是有知情权的，这种知情权与参与权不容剥夺！

　　振奋之二，马英九没有全票当选，对马英九不满的人大有人在！我关注的是，反对马英九的民众有了合法表达自己意愿的方式。马英九任台北市长至今，支持与反对同在，欣赏与厌恶同在。这个过程非常接近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即使最亲爱的夫妻之间，喜欢与厌恶始终同在！政治人物同样是人，就像马英九展现给大家的那样，他是一个个体长得很帅，身体素质也很好，笑容迷人！但马英九也有过各种丑闻，也有被台湾民众广泛认为比较软弱的一面！马英九之所以能够当选，还在于选民在两个具体的候选团队之间选择与平衡的结果。君不见，长昌配同样获得了四成以上的支持了吗，这四成的支持率，会让马英九当政期间必须予以重视的利益群体！

　　振奋之三，选举过程中有很多非常可贵但又可笑的地方。尤其是各种现场互动式的拉票活动，充分展现了竞选人的综合素质，又暴露了他们的各种缺点。不必为活动中的可笑之处而掩盖这些可笑之处背后的可贵。

　　近百年前李大钊先驱所作的《庶民的胜利》，在中国思想史与革命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今马英九当选，又意味着中华民族在民主政治道路上又走出了坚定一步！

这一次，国民党真正敬畏起权力来源

　　这一次，国民党真正敬畏起权力来源

　　王永章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日前出炉。作为一名大陆公民，我并不十分关注谁当选，我关注的是选举过程以及其中的某些细节。从投票前一天和投票当天的电视画面和今天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来看，有几个关键点刺激了我，让我感慨良多。

　　由于4年前投票日头一天响起被舆论认为影响了选举结果的枪声，所以，从21日起，我就等待类似戏剧性事件的发生。结果，直到投票结束也没出现。对此，我还有点“失望”，呵呵。现在看来，我的这种阴暗心理实在可笑。试想，多年来，反对派和舆论对执政当局各种贪腐行为的广揭深批，就像是为台湾民众打了预防针一样，他们心里早已拿定了谁执政对自己最有利的主意。所以，来自任何方面的暗示或突袭，再也不会影响他们的投票意向了。这种情况下，谁还会不识趣地玩什么新花样？台湾社会的这一变化，刺痛了我那有点幸灾乐祸的心理。

　　败选者向选民鞠躬致歉和向胜者电话祝贺，也刺激了我。印象中，台湾早已是一个“撕裂”的社会，官民积怨很深，朝野对立严重。一旦民进党被选民踢开后，执政方及其拥趸能够心悦诚服吗？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民进党选民很平静，谢苏二人也很有风度。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自己在过去8年中的表现，清楚自己的答卷无论怎样利用执政的优势加以掩盖和修饰，都逃不脱在野党和包括舆论在内的各种评判。制度设计已经由不得他们耍赖了，只好低头弯腰，承认失败，深刻反省。而致歉和祝贺也似乎已经表明，台湾社会的裂痕有希望弥合或正在弥合。

　　最刺激我的是马英九透露的一个数字。他说，他在过去一年由南至北，接触过50万台湾人，知道台湾人民心里想的是什么。从南方都市报刊出的2004、2008台湾选举蓝绿形势转换图（可能只是部分）来看，一个候选人，仅仅走完25个县市，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事。能够接触50万台湾人，说明马英九相当准确地倾听、了解和把握了民众的声音、愿望和需求，最后比对手多出200多万张选票，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没有在野的8年，一直高高在上的国民党，断然不会如此屈尊求教于民众。所以，“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应当是马英九对权力来源发自内心的敬畏之言。

　　刺激我的还有南方都市报对这一新闻的版面处理。头版整版就一个内容——马英九发表获胜感言的整幅照片。画面中，马英九头顶用契合蓝营标志色蓝色的8个主题大字：台湾选举 马英九胜。两段副题也用不同字号告诉读者轻重缓急的信息。从照片上看，马英九，这个曾经的帅哥，苍老了许多，他发黑的眼圈、鼻梁和疲态尽显的面庞，似乎印证了民主制度在台湾生长的艰难历程。但他感激兴奋的表情和高高举起的V字形手指，已经把一切定格在不言之中。整个版面设计既大气有巧妙，给人深刻印象。但愿这个经典版面带出的场景想象，不会永远只停留在中国人的脑海中。

顾则徐:弄不好“周老虎”，能弄好国家大典吗？

　　《三秦都市报》3月14日报道，在这次全国政协会议上，陕西的委员李晓东、王二虎、周一波、王西林联名提交提案，主张每年清明节黄帝陵祭祖活动由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共同主办，陕西省政府或国内各省轮流承办，国家主要领导人担当主祭，各省负责人率团、港澳台代表、海外各国华人代表共同参加祭祀，电视全球转播，把祭祀黄帝上升为国家级的大典。

　　几位委员的提案依据主要是认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几乎都曾经亲自或派人祭过黄帝陵。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无论是女真族执政的金国，蒙古族人当皇帝的元朝，汉族人做皇帝的明朝，满族人执政的清朝，都无一例外地以真诚和谦恭，隆重祭祀自己的祖先——轩辕黄帝。"但这一依据并不充分。历朝祭祀黄帝陵都只是偶或为之，断不是几位委员所主张的每年照例。如果从古代帝王偶或为之的祭祀活动来说，中国是很多的，最著名的当是祭祀泰山，那么，今天是否也每年照例来个泰山祭祀国典呢？

　　几位委员虽然主张由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共同主办，并认为可以由国内各省轮流承办，实际不过就是陕西自己承办。承办不是主办那样甚至可以简化到盖个章就算，承办是要做很具体事情的，其他各省如果要承办这国家大典，就必须要成立一个庞大的班子浩浩荡荡开到陕西去，同时还要专门拨付一笔巨额款项，各省人民不会答应，这根本就是难以做到的。因此，最后就是国家出钱或其他各省出钱，由陕西隆重地花去。几位陕西委员主张的落脚点，不过就在这里。

　　如果国家同意几位委员的主张，由国家和各省出钱举办一年一度的祭祀黄帝国家大典，陕西具体承办，也还有一个能不能相信陕西办好这大典的问题。从笔者一介小民来说，是不相信陕西能办好国家大典的。理由很简单：一个"周老虎"都弄不好，还能弄好国家大典？"周老虎"不过几张照片而已，乃是十分的小事，每年照例举行黄帝陵祭祀国家大典中国自古没有，乃是十分的大事，十分的小事都弄不好，十分的大事倒能弄好了？反正，笔者是无论如何建立不起什么信心的。

　　"周老虎"照片在中国已经到了孺子都知道是假的程度，但这样的问题在陕西一些部门那里，好象成了拿诺贝尔奖一样艰难的难题。在这次"两会"中，"周老虎"自然是媒体注目于陕西代表们的焦点，但一方面"周老虎"实在是个小事，被一些人希望不要变成"两会"的议题，另一方面在陕西的一些代表、委员们那里，又是个不得了的大事，惟恐避之不及。不论"周老虎"照片是真是假，"周老虎"连是大事、小事现在恐怕也已经弄不清楚了。凭着这样的稀里糊涂，会不会把国家大典也弄得稀里糊涂呢？

　　祭祀黄帝是个传统文化问题，那就说说传统文化，说说陕西地方的先人秦国的故事。秦国是在西周末东迁到今天陕西境内的，只是偏僻小国。秦国真正发达是从商鞅变法后开始的，商鞅变法的内容很多，但根本则在于一个"信"字。无信则没有秦国的发达，有了信才有了发达的秦国。商鞅变法的着手点是确立"信"，他在都城南门竖了一根几乎人人能扛得动的木头，布告人们谁抗了这根木头就给十两赏金，人们都不相信，只议论不动手，商鞅就把赏金提高到五十两，终于有一个人大着胆量去扛木头了，商鞅照付了五十两赏金，于是，秦国人就从这样一件小事上对变法有了"信"。

　　商鞅"南门立木"的故事大概一般的陕西人都知道。"南门立木"是大事还是小事呢？就"南门立木"来说，不过是一根木头加五十两赏金而已的区区小事，但其中"信"的原则却是关系到秦国能否兴盛的大事。同样，"周老虎"也不过几张照片的小事，是真是假的"信"却是关系到陕西改革开放的大事。由此可见，陕西的发展并不在于弄一个什么国家大典出来，而在于"南门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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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解决中国西藏问题的钥匙

　　表面看，西藏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是 1959年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与他的10余万追随者的问题。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西藏问题不在西藏境外，而是在西藏境内。如果问题仅仅是流亡藏人，对中国构不成威胁，境外举行再多的示威影响不到境内，即使是海外绝食自焚的激烈行为，又如何能打动可以为"稳定"在自己首都枪杀数百平民的政府？海外舆论往往如此劝告北京：不及早解决西藏问题，流亡藏人最终将会使用暴力。然而对于拥有世界最大军队的北京政权，这样的威胁对它无足挂齿。

　　让北京不能不重视的是境内的藏人。他们的人数是流亡藏人的几十倍，生活地域接近中国版图的四分之一。他们是情愿臣服，还是心存敌意？是甘当顺民，还是有一天会揭竿而起？这对北京才是真的西藏问题。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心的问题。正是由于担心境内藏人与海外藏人联合，北京才对流亡藏人有所顾忌。如果境内藏人真都像它说的那样"心向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大家庭"，它早就会视流亡藏人为无物，不当成问题了。同样，流亡藏人若是得不到境内藏人呼应，也早就会瓦解，失去国际舆论的支持，自生自灭而被历史遗忘。

　　北京当然最希望有这样的结局，这也是它对"六四"流亡的中国人所采取的策略——离间境内中国人与其的呼应——并取得了相当成功。然而对北京不幸的是西藏流亡者中存在着一个达赖喇嘛，他不是一个可以被丑化和遗忘的人，而是一个关系到全体藏人生命意义和人生追求的"菩萨"。世俗的实力、军队和政治手段在那样的菩萨面前，几乎无计可施。

　　为何人心与"发展"背反

　　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北京治藏的思路重点一直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提出衡量西藏工作好坏的标准是——"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1.目前在西藏执掌最高权力已近十年的自治区第一书记陈奎元，进一步概括为——"党中央国务院动员全国人民支援西藏，帮助西藏加快发展，扶持藏族人民脱贫致富，这是中国共产党最现实、最具体的民族政策"2.

　　近20年是北京在经济上给藏人最多好处的时期，1997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是1952年财政拨款的324倍，是1978年的7倍3.今日西藏凡花钱之事，来源几乎全在北京。离开北京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1997年北京给西藏自治区的财政拨款是33亿9776万元，西藏自己的财政收入是2亿9537万元，而西藏当年的支出是38亿1952万元4.如果没有北京给钱，西藏的赤字将是它自己收入的13倍。按照西藏自治区1997年人口数计算，北京给的钱平均到每个人为1410元。5而当年中国至少有5个省（甘肃、陕西、贵州、云南、青海）的农村人均收入低于这个数字。6也就是说，西藏人即使什么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比那几个省的几千万农民一年干到头要多。

　　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1985 年）和三十周年（1995年）时，北京当作礼物分别送了"四十三项工程"和"六十二项工程" 给西藏，总价值近50亿元，而且是指派中国内地的各省市为西藏施工。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北京还指派10个中国内地省市对西藏长期"对口支援"，无偿提供帮助。全中国只有西藏的农牧民免收农牧税。西藏城市虽有收税，但是收上的税全部留在西藏自用。北京给西藏的优惠政策经常让中国其他地区嫉妒不已。例如西藏的进口税曾经远低于其他地区的进口税（汽车在其他地区进口税率为100%，西藏为10%），西藏因此靠向其他地区卖进口批件就发了不少财。一大批西藏企业和老板当年就是利用这个政策完成原始积累的。

　　诸多优惠条件使西藏90年代平均年经济增长超过 10%，高于全国水平；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9.6%；农牧民纯收入年均增长9.3%（1991年－1997年）。7这不光是纸上数字，我今年（2000年）在西藏旅行，到处目睹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无论农村和城市，遍布新盖的民居。拉萨等城市更是变化惊人。从文化角度如何评价另说，以方便舒适论已可以和中国内地媲美。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方面，可以说今日西藏超过历史任何时期。西藏百姓对此也普遍承认。

　　然而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并没有如北京期望的那样获得西藏人心，反而藏人越来越向没有给过他们一分钱的达赖喇嘛靠近。虽然这些年已经很少发生80年代那种街头骚乱，西藏表面似乎平静，但是只要深入到藏人中间，他们的心在哪边却随时可以清楚地感知。去转经路上随人群走走，或是到寺庙朝拜人群中呆片刻，随时都能听到诵念"杰瓦丹增嘉措"、"杰瓦益西洛布"之声——那是藏族人对达赖喇嘛的尊称。祝福达赖喇嘛平安长寿是很多藏人每天必做的祈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中国当红歌星朱哲琴为她大获成功的歌曲"阿姐鼓"到拉萨大昭寺现场录制音响时，随机选录了一位藏人老妇的祈祷，直到唱碟已在全球发行，才被听出那也是祝福达赖喇嘛的祈祷词。在一些宗教日的群众场合，更有藏人不顾禁令集体为达赖喇嘛祝福。今日年轻藏人中最重的发誓是对达赖喇嘛发誓，而藏族儿童名字中有 "丹增"二字的近年剧增，也是因为这一世达赖喇嘛的名字是丹增嘉措。

　　无论什么事，只要是北京与达赖对立的，绝大多数藏人肯定支持达赖。对班禅之争，藏人普遍拒绝北京的班禅，只认可达赖的班禅。噶举派法王噶玛巴被北京作为 "统战对象"时，在藏人中间的威望远不及他投奔达赖喇嘛以后那样高。祈求噶玛巴护佑的祷词原来只在噶举派寺庙可见，噶玛巴流亡后则遍及藏地。现在几乎每个藏民家里都供奉噶玛巴照片。他由于与北京决裂而从一个教派领袖一跃成为各教派共同接受的领袖，并被藏人广泛地视为达赖喇嘛未来的接班人。

　　正如噶玛巴宁愿舍弃北京铺就的锦绣前程而去流亡一样，很多藏人也做出同样选择。陈奎元书记对此有这样的讲话：

　　"近些年来，多次发生干部、新闻工作者、知名演员、企业经理等人，叛国外逃。他们有的直接投入达赖集团，有的加入西方敌对势力的反华圈。有的人长期受到党和国家的精心培养，现在成了恶毒地反对国家统一、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华民族的分裂主义集团的骨干。"8

　　陈书记是全西藏掌握信息最充分的人，他如此讲，足以说明情况。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藏人冒着死亡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去印度投奔达赖喇嘛。中共的藏族官员（甚至包括高级军官）一退休立刻转经拜佛，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而那些从小被送到内地接受中共教育的藏族青年，往往成为民族情绪激烈的反对派。

　　一位藏族官员从五十年代初就一直是中共热情的追随者，连耕地时都在自家耕牛角上扎起五星红旗，每天把家中农奴集合起来宣讲革命，为此他得到一个"加米"（藏语：汉人）的外号。就是这样一个"加米"，现在被当局划入"民族情绪严重"之列受到批判。从"加米"到"民族情绪严重"，这一戏剧性的变化说明什么？其中一部分原因，我在《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一文中谈过，这里不再深入。可以肯定的是，那原因不是物质的和经济的，也决非是靠"发展"能够解决的。他的生活很不错，房子宽敞，设施现代，子女都属当今西藏的成功人士，可是一谈起政治方面的话题，他就表现得心情压抑，情绪激烈。

　　他告诫我，如果认为现在比"骚乱"时期稳定就错了，当年闹事的主要是僧侣和一些受煽动的青年，现在则是干部、知识分子、国家职工都成了反对派，目前的稳定只在表面，一旦有一天镇压不住，起来闹事的人肯定要比80年代多得多。

　　反达赖运动

　　为什么北京为西藏大笔地花钱，却得不到藏人的心？原因有多种，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北京与达赖喇嘛的敌对。达赖喇嘛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他代表的是维系西藏五百多年的达赖世系和达赖体制。在藏人的转世观念中，与一世达赖为敌，就等于与全部达赖世系为敌，也就成了与整个西藏宗教和西藏民族为敌。如此，再给钱能有什么效果呢？

　　80年代北京也曾想把达赖拉到自己一边，那时一直有一个"争取达赖集团和国外藏胞回归祖国"的工作项目（简称"争归"），并设立了专门机构。"争归"没取得实质进展，原因在于双方的差距实在太大。北京允诺给达赖的只是恢复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虚职，不允许他回西藏，也不允许他兼西藏的职务，9而达赖要求的则是整个"大西藏"在民主制度下实现"高度自治"，差距大到如此地步，也就没有了对话的基础，更不要说取得进展了。

　　为了打破僵局，达赖喇嘛的策略是借助西方对北京施加压力，期望以此迫使北京让步。他成功地实现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他自己也在那个过程中成为当今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另一方面，80年代末期拉萨出现街头抗议和骚乱，当局进行了流血镇压，并最终实行了长达419天的军事戒严。这些都导致了西方社会一边倒地站到了达赖喇嘛一边，"西藏问题"也成为西方国家经常用以批评北京的话题。然而这种压力没有换来北京让步，反而使它失去"争取"达赖的耐心，态度转向强硬。它不仅把达赖在国际上的活动认为是敌对行为，而且把西藏境内的闹事也归咎于达赖喇嘛。其藏事官员的说法是："自1987年9月27日以后拉萨发生的几十次大小骚乱，达赖不仅发表声明予以支持，而且出钱出人进行组织策划。可以说没有达赖的公然支持和策划就不可能出现在拉萨'打、砸、抢'的骚乱，就不可能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爆炸案。"10

　　事情搞到这种地步，北京才开始意识，它对西藏的"拨乱反正"结果使它陷入了一个怪圈：藏人是一个宗教民族→宗教性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无条件服从→ 达赖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领袖→同时他又是流亡在外的政治领袖。按照这个怪圈的逻辑，只要给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就必然对达赖顶礼膜拜，达赖以宗教领袖对藏人的精神影响力，就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人反对北京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转化为他的政治资源，这使北京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陈书记对此表述得非常清楚——"在精神领域为达赖留下一席之地，分裂主义在政治上就获得了广阔的空间，我们必然处处被动。"11这里所说的"精神"其实就是西藏宗教的代名词。

　　显然，重新禁绝西藏宗教已经没有可能，破这个怪圈只有从达赖本人着手。1994年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此治藏路线转为强硬，达赖被当作了"打蛇"必须先打的"蛇头"12.1995年达赖抢先认定班禅后，北京更是将其彻底视为敌人。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这样为达赖定性：

　　"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13

　　然而由于达赖喇嘛与西藏宗教不可分割的关系，反对达赖的运动必然不会只限于他个人，也不可能只限于政治，而一定会延伸到整个西藏宗教。例如要对达赖进行"揭批"，所有寺庙和多数藏人家却都供奉着达赖像，每天对其朝拜，如何"揭批"？于是便下令收缴和销毁达赖像。这样一个似乎只有古代社会才可能有的行为，却大张旗鼓地于1996年开始在整个西藏实施。最先的反抗来自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四百多名僧人高喊"西藏独立"砸毁了驻寺庙的警察机构；拉萨的色拉寺、哲蚌寺、大昭寺则以停止佛事活动，关闭寺属学校，反锁寺庙大门等行动进行抗议。

　　面对反抗，陈奎元书记这样思考："达赖集团渗透最严重、最广泛的场所是寺庙，这里是他们施展阴谋、隐蔽藏身的场所，也是他们的追随者最多的地方……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寺庙，就无法制止达赖集团乱藏祸国的阴谋，西藏势必国无宁日。"14他因此下决心将寺庙"从达赖的操纵下拖出来"15，具体所做就是对寺庙进行"清理整顿"。由党政官员和公安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寺庙，僧侣被要求人人过关，接受审查；众多当局不信任的僧侣被赶出寺庙16，遣送回乡，还有一些关进监狱；留下的僧侣则必须公开表态反对达赖；制定了限制寺庙活动的规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庙，限定寺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在寺庙以外不许宣传宗教等，甚至活佛转世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寺庙自主名存实亡，政府官员被安插进寺庙管理机构，任何决定都得通过他们。

　　运动的扩展没有到寺庙就为止，西藏所有的中共党员、干部和国家职工都被明文要求不许信仰宗教，还要把达赖当作敌人，每人家里除了严禁挂达赖像，还不允许设经堂佛龛，不许请僧侣念经，不许做佛事，不许挂宗教性标志，不许让子女去西藏流亡政府办的学校上学，违反者要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退休者扣发退休金，学生则不予升学。西藏自治区目前有6万多干部，9万多党员，15万职工，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藏族，加上他们的家属，总的算起来，受这些规定影响的藏人超过西藏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不少单位经常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闯进职工家检查。今年的萨噶达瓦节（藏人最重要的宗教节日），当局甚至要求各单位专门派人到宗教活动场所"蹲点"，监视有无本单位人员出现。还有一些限令到了可笑地步，如规定不许电视台出现经幡画面，结果西藏的电视记者和其他省赴藏记者一起采访时，外省记者专拍遍布民居上空的经幡显示西藏特色，西藏记者却要到处找拍不到经幡的角度。

　　对没有公职的老百姓，当局无法不允许他们参加宗教活动，但是以往西藏的宗教节日除了拜佛，人们还要玩林卡、会友、喝酒、打牌等，女人们则在那时展示自己的服装和首饰，而在今天的"宗教自由" 下，宗教活动场所重重设卡，密布警察和便衣，百姓匆匆做完佛事便马上离开。恐惧使节日的欢乐无影无踪，任何一点诸如醉酒打架之事都可能带来牢狱之灾。

　　总结当局的思路，在无法重新禁绝西藏宗教的今天，它试图做到的一是把西藏宗教分成两个部分，容忍一部分，禁止另一部分；二是把藏人分成两部分，容忍一部分人信教，禁止另一部分人信教。陈奎元书记说：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我们对宗教的基本要求……假如群众完全接受宗教的引导，那就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许多人会由于宗教信仰而被达赖引入分裂祖国、危害社会稳定的危险境地。"17

　　因此对宗教，他要禁止"与社会主义不相适应"的部分；同时藏人中凡是"拿工资"的，也一律不许信教——吃党的饭就得听党的话。然而宗教是一体的，经历了千百年构建，牵一发动全身，如何是一个自身难保的社会主义所能要求适应的？而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今日世界，又有什么手段能把一个民族再分化成对立的两端？尽管砸饭碗的威胁可以暂时吓住一些藏人，但是饭碗不是人心，人心却可能因为威吓离得更远。

　　况且，这种分割更像是权宜之计，陈奎元书记在各种场合讲话中所透露的"有神论与无神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不相容的"18、"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19、"宗教并不是正确的世界观"20、"要向宗教唯心主义争夺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等信息，对宗教信徒而言已无异于是对宗教的公开宣战。而西藏当局目前推动的"淡化宗教"，更被宗教信徒视为有计划、有系统的对宗教的消灭。对此，走马观花的旅游者看不到。形式上的宗教活动似乎都在正常进行，然而西藏宗教的命脉——被称为 "三宝"的佛、法、僧却都受到遏制和摧残。除了前面讲的"整顿寺庙"，西藏宗教界最担忧的是当局对讲经弘法的封杀。宗教失去哲学思想的传播，百姓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形式与迷信层面，无法了解宗教真谛，由此必将造成宗教衰微，还有奢靡之风的兴起与社会风气的败坏。同时，宗教界内部的理论研习与传承也无法正常进行，宗教仪轨或被取消或被限制规模，宗教学位的考试也已十几年不批准举行，目前西藏境内的僧人在宗教造诣上远远落后于国外。不满的宗教人士表示，表面上香火旺盛的寺院形同展览馆，而只让老百姓点灯磕头的宗教自由，作用只在于欺骗外国访问者21，还不如没有。

　　今日北京的治藏路线日趋强硬，"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成为所有行动的指南。然而"萌芽"无可衡量，"消灭"也就可以任意进行，则会成为苛政的温床。西藏现在表面稳定，人们甚至不再表达异议，却不说明问题已不存在。邓小平先生说过这样的至理名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如果人表达不满，说明他们认为能通过讲理解决问题，当人什么都不再表达时，则是认为已经无处讲理，唯一能被听懂的只剩暴力！

　　达赖喇嘛与西藏人心

　　在北京的无神论视野中，达赖一无军队，二无地盘，只是一个"穿着意大利古奇皮鞋，在世界上东奔西走，从事政治活动的老喇嘛"22.然而这世界不光仅仅有权力。权力只能管有形的事物，达赖喇嘛的根基是在宗教，恰恰对于宗教，权力是最无能为力的。历史舞台上权力转瞬即逝地轮换，宗教却经受千年风雨而屹立不倒。北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四十年未入西藏，为什么从没见过他的境内藏人仍然对他狂热崇拜和信仰？那并非是个人的作用，而是达赖在西藏宗教中的制度性地位。达赖是藏人心目中观世音菩萨的人世化身，是凝聚西藏宗教的核心，也是西藏政教历史的支点。没有达赖体制的存在，至今五百多年的西藏宗教就失去了架构，为佛教思想所滋养的西藏文化也无从谈起，所以对藏人而言，达赖体制绝对神圣，不容亵渎。

　　北京反对的虽然仅是流亡印度的这一世达赖，然而按照西藏宗教的转世之说，达赖喇嘛至今传承十四世，并非十四个人，而是同一个观世音菩萨的灵魂依附于不同的躯体，因此不能把这一世达赖和以前的达赖分开。北京如果坚持说它反对的仅是目前这一个"分裂祖国"的丹增嘉措，与前世诸达赖无关，就等于否定灵魂的轮回转世和佛教精神延续不灭的学说，也同样否定了藏传佛教的根本，因此它无论如何不能在宣称尊重藏传佛教的同时，又在反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问题上自圆其说。

　　佛教认为，生命在六道轮回中循环流转，是个不断经受痛苦的过程，下地狱等自不必说，即使是物质生活富足，也不能免除精神烦恼和生老病死之苦。唯一的解脱之道就是修炼成佛，方能脱离六道轮回的苦难，得以在极乐净土永享安乐——这正是藏人追求的人生终极意义与目标。而成佛之路最重要的就在于皈依上师。所谓上师指的是那些已修成佛者，但是他们为了普度众生，自愿放弃在佛界享受安乐，忍受往复转生之苦，屡返人世引导众生获得解脱。上师是信众与佛界之间的桥梁。按照藏人的说法："没有上师，就算所有的佛都对我们微笑也无法看到。"因此藏人的每日祈祷首要表达是皈依上师，接着才是皈依佛、法、僧。在西藏佛教中，上师的地位至高无上，除了佛陀释迦牟尼，藏人第二崇拜的就是上师。

　　上师依修行次第、成就以及传统地位分为不同等级。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又是全藏精神与世俗的领袖，等级最高，在传承上是所有上师的上师，得到所有教派的一致依从，因此追溯起来，达赖喇嘛就成为每一个信奉藏传佛教者（几乎是全体藏人）的根本上师。

　　在藏传佛教中，离开上师的教导是修不成佛的，将永无解脱地在痛苦中轮回，可想上师对藏人是多么宝贵；而在日常思想行为当中，对上师有任何身、口、意的不敬，就是犯了最大的罪，不但所学佛法和所行修炼前功尽弃，而且还要堕落地狱，可想这对藏人又是多么不可接受。他们有这样的戒条："宁可割掉舌头也不能批评自己的上师，因为上师代表着佛陀本身，诬蔑上师就是诬蔑佛陀"。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知道有没有可能在藏人中间打倒达赖，以及逼迫藏人对达赖进行攻击会引起何种反应了。

　　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恰扎？强巴赤列活佛当年是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平时对北京表现得绝对顺从，以至被有些藏人骂为"藏奸"。十世班禅去世后，北京放心地让他负责寻找班禅转世灵童。在这个关系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则的大事面前，他内心最效忠的是谁就考验出来了。他暗中把寻访灵童的每一步情况向达赖喇嘛汇报，最终使达赖喇嘛得以抢在中共之前确认班禅转世灵童。恼羞成怒的北京将他判了八年徒刑，但是他毫不后悔。他说："我是受了比丘戒，并由达赖喇嘛灌顶的。我必须服从灌顶上师的意志，否则是上不了天堂的。"23宗教信徒之所以是信徒，就是为了宗教献身。要他们把热爱世俗政党与政府放在宗教之上，那完全违背宗教的本质，反而是为了实现宗教目标牺牲自己，才是他们追求的光荣。

　　因此，北京指望通过打倒达赖破解西藏的怪圈是完全无法实现的目标，反而只能不断加剧藏人的仇恨。在"整顿寺庙"的过程中，很多僧侣宁愿被赶出寺庙也不按工作组的要求对达赖进行公开攻击，但他们必定把逼迫他们侮辱自己上师的力量视为魔鬼。有公职的藏人一般比僧侣容易屈服，因为他们的生活命脉掌握在当局手中。流行的说法是"今世靠共产党，来世靠达赖喇嘛"，但是他们无法平衡这种冲突，因为今世口打妄语，必将导致来世（甚至累世）的报应。从这个意义上，共产党给的工资等于是送他们下地狱的路费。在他们中间，普遍为此感到内心痛苦，而且转化成日益增多的恨意。倒是达赖喇嘛多次表示体谅境内藏人在被迫状态下对他进行的攻击，以减轻他们的内心压力，同时也更使他们心向达赖。

　　今日西藏寺庙虽然看不见公开悬挂的达赖像，但是僧侣们往往把达赖喇嘛的照片放进佛像所穿的衣服里，或者是用哈达包住放在佛龛之中。公开场合则到处是观世音像，那是达赖像的替代品，因为人人都知道观世音就是达赖喇嘛。至于在普通居民家，达赖喇嘛的照片仍然几乎家家都有。而达赖喇嘛讲话的录音带和录象带到处秘密流传，即使是在偏远的西藏农村，很多人也是每天听达兰萨拉的广播。

　　企图让人民"淡忘过去"或企图"淡化宗教"都属于古典思维。古代可以实现"淡忘"、"淡化" 是因为信息可以垄断封锁，今日却没有任何强权能够做到。仇恨如果得不到及早化解，就将被现代传媒不断地强化、流传，乃至扭曲，永不遗忘，即使一时被搁在了一边，只要一有机会，随时就可以铺天盖地，卷土重来。

　　今天，以再大的声势反对达赖，搞得再猛烈，再坚决，难道还能比得过文化大革命吗？想一想文革时西藏宗教被摧毁之彻底，看一看今日西藏宗教复兴之蓬勃，那样暴烈的革命都没将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崇拜铲除，眼下这些"清理整顿"、"开除公职"又能指望有什么效果呢？

　　中共人士对此不理解，陈奎元书记就抱怨："这些年，我们花在修缮寺庙的钱比花在修建各级党政办公设施上的钱还要多。在我区有些地方，寺庙比和平解放初期还多……宗教组织和人士也应当知恩报德，不应纵容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的名义为非作歹。"24然而人的本质在于精神，不是仅仅给予物质就可以满足的。北京把人权等同于"生存权"，错误就在这里；把"发展经济"当作民族政策是一个糟糕政策，道理也就在这里。民族政策的关键是心。物非心，物也不一定买得到心。"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其实一点也不值得奇怪。藏人对此这样说："他们（中国人）也许为我们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是最后一件却是要杀了我们。是否我们还要感谢他们，要对他们感恩戴德？"25那被说成"要杀了我们"的事，其实就是对西藏宗教的扼杀，因为藏人没有了宗教，也就等于没有了生命。

　　西藏问题不能再拖

　　北京目前似乎打算以时间解决问题，反正西藏在手，枪杆子在手，达赖兴不起大风浪；国际有求中国大市场，谁也不会真跟中国闹僵，因此尽可以不理达赖，靠时间把他拖到死，流亡藏人就会随之瓦解，西方社会也就失去可捧的明星，那时在西藏境内转世一个新达赖，再收拢西藏人心。同时在西藏推行世俗化，让藏人变成像汉人那样只关注经济，问题就会更少。

　　我们暂不谈这种思路在其他方面的问题，只考虑一个前提，把希望寄托给时间即使是可能的，至少也需要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领导力量保持几十年不变——即从现在到十四世达赖去世，再到北京选的下世达赖成人——才能获得成果，政治体制和领导力量一旦变化，则会导致这种拖延战略发生中断，前面的拖延也就前功尽弃。而这一前提恰恰是最为薄弱的。没有人相信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还能再延续几十年，中共的拒绝改革不会造成不变，只不过使变来得晚一些，同时也将来得更为突然和猛烈。当代社会的政治制度转型大都伴随民族冲突，这种冲突也必将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首要挑战。若是未来中国的转型具有爆炸或崩溃的性质，后果就可能更为严重，而西藏问题则会首当其冲。

　　按照当前行政区划，中国藏区（共1个自治区，10个自治州，2个自治县）面积225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领土近四分之一，西藏流亡政府所称的"大西藏"是 250万平方公里26，超过中国领土四分之一；历史上西藏是否属于中国目前没有定论，法理上有两可的可能；西藏问题堪称当今世界最为国际化的民族问题，西方世界几乎一边倒地站在达赖喇嘛一边；藏人被北京政权迫害已成大部分西方人的定见；联合国大会从1959年到1965年三次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都把西藏列入有自决权的范围。了解这几条，就应该意识到目前看似牢靠的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非没有风险，一旦时局改变，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在人权高于主权的西方价值观下，有肢解南斯拉夫的先例，西方世界转而支持西藏以自决方式实现与中国的分离不是没有可能。在国际社会眼中，达赖喇嘛比任何人都有资格代表西藏，他的要求在某种条件下就有可能成为合法性依据。虽然达赖喇嘛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西藏可以留在中国的意向，但至今没有形成法律性允诺，从而使他可以随时退回到西藏独立的立场，并且只要他把责任归于北京不作回应，其立场变化肯定得到西方民意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在中国保持强大与稳定的时候，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然而在社会发生政治剧变时，国家会变得十分虚弱。即使是社会未出现大动荡的俄罗斯，至今尚未摆脱困境。以目前中国对政治变革的回避，将来的震荡可能十分强烈，困难的时间也会更长。如果那时经济大幅度衰退，内地无心顾及西藏，驻藏军队和政权就会失去内地供给，官员和军人也会失去战斗意志，汉人则会鸟兽散离开西藏，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辛亥革命时期的西藏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因为上述情况那时都同样发生，结果是西藏实行"驱汉"，并且维持了长达40年时间的独立。

　　不要说中国内地的动荡持续数年，即使只有几个月时间，已经为那一刻做了 40年准备、有一个公认领袖和一个成熟政府的藏人就可能跨越通向独立的界限，抢在中国恢复秩序前实现木已成舟的局面。等到中国有力量重新分心对付西藏时，很可能发现它要面对的已经不仅是一个西藏，而是整个西方。那时刚刚稳定的中国虚弱不堪，不要说没有对付"多国部队"的军事力量，自身能否保持稳定和生存也许都要取决西方。今天中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步步深入，已经为那时埋下伏笔。只要经济命脉被西方掌握，根本无需兵戎相见，西方以经济手段就足以让中国俯首。1997年6月3日美国柏克莱市议会全票通过的议案——"制裁与中国占领下的西藏有商业往来的城市"，就已经展现了这种前景。以西方世界的西藏热和对达赖的一面倒，有一天为西藏问题而联合制裁中国，在我看来完全不是幻想。

　　对中国来讲西藏问题比新疆问题更严重，原因就在这里。西藏问题所具备的因素——历史上主权归属的不确定，国际化程度，西方社会的支持，成熟的流亡政府，为全体藏人共同膜拜并有全球号召力的领袖，汉人居民数量稀少，以及稳定主权的力量全部依赖内地资源——新疆问题并不齐备，程度也低。所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使西藏与实现独立之间相差的只剩一个机会——即中国自身出现内乱。而北京目前对政治改革的拒绝，等于正在为西藏准备着那个机会。

　　新疆问题引人注目的是暴烈倾向。在中国发生内乱时，新疆可能出现非常血腥的民族仇杀。但是新疆与中国分离，则是需要在西藏带动下才有可能。西藏问题将是中国民族问题的带头羊，西藏问题解决，其他民族问题随之解决，西藏问题不解决，其他民族问题也一定会随之爆发。

　　达赖喇嘛今年65 岁，在当今人类寿命标准和保健条件下，再活20年不是难事。而20年的时间，中国的政治转型几乎一定要来。考虑到这种时间关系，达赖喇嘛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西藏问题向什么方向发展，他的态度举足轻重，西藏的人心随他而走，人民遵奉他的意志，僧侣为他赴汤蹈火，流亡政府对他言听计从，国际社也会尊重他的意见，给他最大支持。如果把他推到敌对位置，使他对话无门，合作无路，心怀委屈，一旦社会转型的冲击波不期而至，就无法保证他不在时机诱惑和潮流裹挟下转向西藏独立的立场。那时各种促使西藏独立的因素就会在他的旗下最大程度地实现整合，形成合力，西藏脱离中国的可能性会因此大大增加。在这方面，他一个人的作用超过千百军队，他的老喇嘛之身有可能调动西方世界的无尽财富27，任何对他的小觑都将是极大错误，并且将付出重大代价。

　　反过来，如果现在能不失时机地回应达赖喇嘛，与他开展积极对话，平等谈判，及早就他表态接受的"西藏留在中国"之说形成法律文本，则可以使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彻底合法化，一举解决长期困扰的西藏问题。西藏主权存在争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这样一个符合国际准则的法律文本。28达赖喇嘛是国际公认的藏民族代表，由他签署这样的文本，会被视为藏民族自己的选择，可以成为杜绝西藏独立的最好保证；无论是藏人还是西方社会，从此没有理由再提西藏独立；历史上纠缠不清的争辩也只限于学术，政治上一笔勾销。而这样一个法律文本，惟有由十四世达赖喇嘛签署才能被世界认可，也惟有十四世达赖喇嘛才能让多数藏人同意接受。

　　为什么这样说？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十四世达赖喇嘛是在任上流亡，名副其实地担当过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因此拥有签署协议的充分合法性资格，这是一；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身份没有争议，因此被藏民族共同视为根本上师，他的意见也因此被藏人无条件服从，这是二。除了十四世达赖喇嘛，不会再有人同时具备这上述两个因素，即使是后任达赖喇嘛，也会因为没有担当过西藏世俗领导人而缺少相应权威。这一世达赖喇嘛去世后，如果西藏问题仍然僵持，几乎可以肯定会出现两个达赖。那时北京所立的达赖必定被藏人视为傀儡，从而失去上师资格，也得不到国际社会认可；境外的达赖也会因为处于争议之中，身份同样难以得到公认。而一旦根本上师的身份不明，无论由哪个达赖签署这样的文本，都会遭到很多反对。其他人就更没有可能。

　　目前藏人对西藏前途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尤其在流亡藏人中，反对留在中国、坚持西藏独立的比例更大。有一种说法是，在13万流亡藏人中只有一个人不主张西藏独立，就是达赖喇嘛本人。然而调查却显示，64.4%的流亡藏人表示在西藏前途问题上达赖喇嘛怎么说就怎么做。29西藏流亡议会于1997年通过法案，授权达赖喇嘛可以无需经过全民投票独自对西藏前途做出决定。30而我在国内藏区就此问题对各层次的藏人进行询问，最常听见的说法也是按照达赖喇嘛的决定办，所以我相信即使达赖喇嘛最终仍然要经过公决方式征求全体藏人意见，只要是他提出的方案，就一定能得到多数的赞成.

　　考虑到这一点，中国与十四世达赖喇嘛达成协议就更有意义，因为那除了是西藏领袖签署的协议，还能确保藏人公决的认可，而公决赋予的合法性是最高的，任何反对的声音从此都将失去立足基础。然而同样的方案，如果不是出自十四世达赖喇嘛，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没有了上师的权威，任何一个藏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批评的权利，结果必然是众说纷纭。面对争执不下的局面，能够服众的世俗裁决还得回到全民公决——尤其在未来中国实现民主化以后，然而那时的中国敢不敢同意藏人进行公决？没有达赖喇嘛在上，一旦公决被激进的民族情绪笼罩或是被以民主为名的政客煽动，投票结果很可能是赞成西藏独立的占多数，那时中国怎么办？

　　因此从中国的久远利益着想，北京明智的做法不是目前这种拖延，更不是把希望寄托于这一世达赖喇嘛的死亡，那恰恰是一种失策，而是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世并且健康的时机，对西藏问题着手解决，尽早争取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结果。时间的拖延不仅对达赖是不利的，对中国也一样不利，甚至更不利。不应该把达赖喇嘛仅当作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与敌人，他更是一把使西藏问题彻底解决的钥匙。当然，搞不好，这把可以打开大门的钥匙，也一样可以锁住大门。

　　并非"没有调和余地"

　　镇守西藏的陈奎元书记目前是中国反达赖运动第一线的总指挥，他的断言是："同达赖集团的斗争……事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31 正是在这种"不调和"的斗争哲学指导下，西藏的反达赖运动不断升级，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不调和"的斗争过程中，藏人的感情不断受到伤害，把藏人越推越远。陈书记与达赖的斗争，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要"剥掉达赖的宗教外衣"32，然而达赖既然是西藏宗教的核心，又怎么能够剥掉核心的外衣呢？实际上，只要达赖喇嘛一天不回到西藏，西藏百姓一天与其上师处于分离，西藏问题就不能算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如果北京打算等十四世达赖去世后另立一个达赖，也不会达到目的。达赖喇嘛已经宣布，如果他在流亡中去世，他的转世灵童不会出生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因为转世灵童的任务是继承前任事业，不可能是为了毁坏前任的工作。33北京当然可以不理睬这种说法，强行推出自己的达赖，然而按照西藏活佛转世的规则，前世活佛生前对转世的意愿和指示是确定其转世灵童最重要的根据。此世达赖已经把话说得如此明白，北京立的达赖肯定会被大多数藏人拒绝。那将不但实现不了北京的期望，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对抗。

　　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不在发展了多少经济，而在于是否能收服藏人之心。即使仅从治国谋略的角度出发，北京也应该重新审视目前的路线，以一个达赖喇嘛为敌，换来几百万藏人离心离德，到底是不是明智之举？作为坚持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尽可以把达赖看作一个肉胎凡身的政客，但是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就应该去设身处地理解西藏宗教，尊重藏族人民的情感。既然古代帝王都知道"攻心为上"，一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更不应当只会使用权力，而目前能够对五百万藏人起到最大作用的攻心，莫过于把对达赖喇嘛的斗争变为合作，在对话与协商中寻找一条双赢之路。何况，并非如陈书记所说"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国家里，宗教都不能带给人民实际的自由和幸福"34，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带给人类的幸福是难以胜数的，如果与达赖喇嘛实现和解，给西藏宗教自由发展的空间，受益的不仅是西藏，更多的可能还是早已处于信仰真空的汉地。

　　北京会说它给达赖打开过大门，是达赖自己的顽固不化使他失去了机会，但是我认为八十年代双方接触失败的原因不应归咎于达赖喇嘛。胡耀邦那时所开的条件仅仅是解决达赖喇嘛的个人"待遇"，却不是解决西藏问题。如果达赖喇嘛同意到北京当一个有职无权的副委员长，那只能被视为受降招安而不是合作。他已经为坚持西藏的要求流亡了几十年，身为西藏的灵魂和全体藏人的领袖，他除非是彻底丧失理智，否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那种侮辱性的施舍视为"机会"。

　　因此，与达赖喇嘛的合作不能只是针对他个人，而是要回应他关于西藏的主张，满足他要为西藏争取的利益。不过在这一点上，人们似乎已普遍丧失信心，北京与达赖之间好像找不到共同点，存在的只是截然相反的立场和不可弥合的差距，走进死胡同看起来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必然。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邓小平的话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达赖喇嘛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独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达赖喇嘛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独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达赖喇嘛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独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达赖喇嘛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专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独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专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独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不过我们至少已经看到，目前中国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分歧不在目标，只是在达到目标的手段。如果说目标的对立无法调和，手段的分歧却不应该非此即彼、势不两立，因为手段毕竟不是本质，可以商量，只要双方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手段的变通应该不是问题。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把问题集中在一点——那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既能避免"广场效应"又能体现民主理念的新型民主手段？从而可以"让中国人放心"的保有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同时中国也就没有理由不同意"大西藏的高度自治"，从而"让西藏人放心"的保持西藏独特文化的延续与发扬？

　　别的因素固然重重，但是在我看来，能不能找到这个手段应该是最终的关键。

　　2000年5月 初稿于拉萨

　　7月 定稿于北京

　　1 斯塔，《江泽民主席心系西藏人民》，中国西藏1998年3期。

　　2 陈奎元，1997年5月14日在西藏自治区人大、政协六届五次会议党员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3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99.

　　4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99.

　　5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1、99.

　　6 《1998年统计年鉴》，见中国统计信息网( http://www.stats.gov.cn/ ).

　　7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16.

　　8 陈奎元，1996年9月16日在西藏自治区全区干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9 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1981年7月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的谈话。见《西藏情况简介》，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1985年7月，页32.

　　10 安七一，《达赖的"中观道路"路在何方》，《中国西藏》1999年3期。

　　11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2 热地，1994年9月5日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四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3 李瑞环，，1995年11月10日在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14 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5 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6 按照达赖喇嘛提供的数字，从1996年至今有11409名僧尼被赶出寺院或宗教中心。（达赖喇嘛2000年3月10日在纪念"拉萨事件"41周年会上的讲话）。

　　17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8 陈奎元，1995年7月29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20 同上。

　　21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周锐鹏在西藏采访后，发表在该报1997年10月19日星期刊上一篇报道《西藏文化宗教遭灭绝了吗？》。其中写到："西藏没有宗教自由？但罗布林卡新宫开放着，让信徒自由进出，对此，一些英美记者深惑不解。44岁的藏族建筑工人多布吉一间屋一间屋的朝拜，我本以为，在场的官员会感到不自在，出乎意料，同行的外事办、旅游局官员对那些信徒的行为习以为常……一直到结束这趟西藏之行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西方一些人指控的藏文化被汉文化'吞没'的证据。"

　　22 2000年5月10日西藏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对达赖绝不能抱任幻想》引用国际传播媒体大王墨多克接受纽约《名利场》杂志采访时的话。墨多克被国际舆论批评是为进军中国大陆媒体市场而向北京讨好。

　　23 《西藏通讯》，1995年第6期，页26.

　　24 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25 茉莉，《和流亡藏人谈归乡——达兰萨拉人们的心里话》北京之春9811

　　26 见西藏流亡政府的网页http://www.tibet.com .

　　27 1997年12月9日《纽约时报》报导，1996年美国民众慈善捐款为1507亿美元（高于中国大陆当时的全部外汇储备），其中一半捐给了宗教事业。（引自曹长青）

　　28 1951年双方虽然签订过《十七条协议》，但一是合法性尚有争议，未被国际认可；二是1959年的拉萨事件和达赖出走，已经导致协议从双方角度同时作废。

　　29 曹长青，《北京为何拒绝达赖喇嘛？》

　　30 达赖，在1998年3月10日纪念"拉萨事件"39周年会上的讲话。

　　31 陈奎元，1995年7月29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2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33 达赖喇嘛，1997年5月25日在纽约对居美藏人的讲话。

　　34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35 1998年3月10日在纪念"拉萨事件"39周年会上的讲话。

　　36 台湾《中国时报》記者林照真，《独立路迢遥，流亡藏人最想'回家'》，1998.11.09.

　　37 达赖，在1998年3月10日纪念"拉萨事件"39周年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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