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中国股市的兽性冲动

　　上证指数2007年最高达6124点，从年中3000多点一度跳到6124点，股市的股价走势不能够脱离一个因素，就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卡恩斯讲的一句话，话意为兽性的冲动。

　　6124点，跟中石油的走势是一样，攀高，盘整。2007年11月之后，港股也好，内地A股也好，发生了一个极大的问题，那就是整个股市的心态产生重大变化——由于这种兽性冲动的心态变化，变成为不讲理智，并且更为观望的心态。

　　去年港股跟国内的股票走势极好，因此就有证券商、承销商基本上都是定价过高。以香港的阿里巴巴为例，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它的市盈率是96，香港股市的市盈率也不过30，阿里巴巴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卡恩斯在他伟大著作里面谈的"兽性的冲动"，是一个有意思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无法解释股票市场的心态，但是股票市场的心态基本可以用非理性的冲动来解释。除非你中了新股，赚了几倍，但只要是当天进入买中石油都被套牢，套牢原因正是非理性的冲动。

　　是中石油定价过高产生了这种现象。所谓定价，就是上市当天股民给予他的定价过高。为什么定价这么高？为什么第一天一开盘大家抢购，老百姓抢购，就是我们这个市场给予他这么高定价。

　　第二天开始大跌，原因就是这种冲动，在市场慢慢恢复理性以后，冲动表现出了这种形式，交易第一天股价开始大幅上升，大幅震荡，处于平衡，一定是这种形状，这种形状股票一出来，股市的整个心态就发生了变化。

　　被套牢过的股民会给后续股民一个严重警告，即投资的冲动应该停止了，投资者应用更理性的态度看整个股票的发行。从最近香港新股跌价情况来看，国内很多打新股的方式，在未来一定要谨慎。

　　在2007年还有一些其他的现象，非常值得社会大众关切，比如京沪铁路的问题。京沪铁路融资额超过2200亿，这2200亿应该如何出？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比如谁来出这笔钱，如何出这笔钱？

　　可以拿京沪高铁成立一个独立的公司，用高速铁路未来所能创造的现金流来做担保。这种项目独立出来，用现金流做担保投资，在数据上面叫项目融资。而过去的项目融资，很多是向银行借钱。如果项目融资改成在A股上市呢？

　　做IPO就是A股上市，每一个老百姓，不论有多少钱都可以去买高铁项目公司，筹集2200亿一点问题没有。我根本不认为政府该做融资，我甚至表明我的立场，我也不认为把一个好项目给民营企业家来做，我觉得一个好项目应给我们全体老百姓来做。

　　这是股票市场的灵魂，是股票市场的一个财富重分配的过程，美国的市场为什么这么好，因为他负担了财富重分配的过程，它让民营企业家退出股票市场，让小老百姓享受到积极成长的股市，那么今天又把民营企业家忽悠上来了。

　　这个时候政府不要牵扯，企业家不要牵扯，只要上市，小老百姓直接投资，甚至我们可以做得极端一点，不准机构投资，买一个股票要用自己账户去买，变成真正大众持股，直接上市由大众去买。

　　股票市场的融资，不是卖给任何团体，不是卖给任何机构，而是给老百姓。有这种共识之后，才能发现，原来所期望的股票市场是这样的功能。讲京沪高铁的例子，里面一个更深的认识，那就是股票市场的主体就是中小股民。

　　来源：2008年01月29日《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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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和谐社会的时代意义

　　改革中最大的不当受益者，是由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和腐败的学者而形成的"腐败铁三角"，要实现中央政府和广大民众所切盼的和谐社会，必须坚决打掉这个铁三角。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划时代思想以来，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成功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改革使命。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没有人可以否认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不能回避的是，由于某段时间邓小平的改革思想被特殊利益集团歪曲，造成大量腐败产生，社会道德出现堕落。

　　在当下中国，腐败势力严重桎梏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形成了社会不和谐的主因。因此，胡温体制面临一个重大考验，那就是如何在邓小平第一阶段成功的改革基础上，回归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本质，在新的时代用更多务实的方式继续深化改革。

　　我认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决策层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正是针对时弊，继承了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的再延续。

　　在某些西方媒体眼中，对这次中国高层整肃贪腐的大战役，包括查办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一般解读为政治斗争，认为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核心利用反腐之名义排除异己。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持这样观点者既不独立也不客观，世界上任何国家包括美英两国都有政治斗争，你怎么能以这个理由来解读中国政治上的所有事件呢？

　　在我看来，这一次波及北京、上海、天津的腐败战役缔造了中国社会少有的新局面。看一下中国的民间和网上民众的反应就会知道，这次反腐战役获得了社会上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广泛支持，这是一个好现象。我们发现，胡核心和社会大众之间终于取得了重大共识。

　　如果不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谈反腐问题，我们该如何来解读呢？我想从一个严谨的角度来谈问题。不用谈什么深奥的经济学理论，仅仅从最普通的商业逻辑看，商业的繁荣要依赖适宜的社会环境。没有自由就不能经商，没有平等就不能对价，没有公平公正的交易就不可能市场繁荣；不讲诚信，不守规矩，交易成本就要增加。而腐败势力滥用公权力肥私，其对应的社会代价恰恰是商业环境的被破坏，社会环境的被颠覆。经济的发展是增加国民福祉的硬基础，破坏了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环境，还奢谈发展经济，不是缘木求鱼吗？

　　反过来说，打击贪腐势力，建设和谐社会，正是为发展经济服务的，是为经济繁荣保驾护航的。我们中国要想富民强国，只有依赖经济的发展，而严厉打击破坏商业环境的腐败势力，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吗？

　　胡锦涛讲当前党的首要任务是反腐，我个人认为他是懂经济的，比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懂得多。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受益颇多，但谁在其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呢？是社会大众吗？是中央政府吗？都不是，改革中最大的不当受益者，是我归纳的"腐败铁三角"。

　　由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和腐败的学者而形成的"腐败铁三角"，他们操控着媒体欺骗社会大众，误导中央政府，甚至大讲腐败是经济发展之必需，是不可避免的次优选择，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等等。这是无知还是无良？在当下中国存在的诚信丧失、司法不公、监管失控、贪污受贿索贿蔓延无止等危害商业环境的问题，背后基本上都是由"腐败铁三角"作祟所致。长此以往何谈经济发展？"腐败铁三角"打着改革的旗号大肆敛财，搜刮百姓财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毒化了经济繁荣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商业环境。这是西方媒体所没有注意到的实际情况。

　　胡温新政之中，将反贪腐当作核心要务来抓，是非常正确和有远见卓识的。因为贪腐问题已经严重制约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中国持续改革之中的主要障碍，贪官们网罗的特殊利益集团也成为了中国社会进步的真正瓶颈。只有彻底肃清贪官们编织的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改革才能得到更好的效果，社会才能安定和谐，才能达到中央政府和广大民众所切盼的和谐社会。

　　现在中国社会上一切的不正常现象，一切的不合理，一切的不可思议，都是因为腐败势力所导致。这样的例子在内地俯拾皆是。刚刚去世的霍英东老先生，投资40亿元在他的老家南沙，竟也长期遭到了当地腐败势力盘剥侵吞；美国金融界苦等20年收购深圳发展银行，在北京市打官司遇到的离奇遭遇，不由得你看着不心惊。其实，种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实，只有看透其背后是腐败势力作祟方可理解。

　　在这些腐败势力编造的所谓一切为了经济发展的口号下，社会大众的利益还能够被保护吗？外商利益还能够被保护吗？举例而言，美国法律不允许美国商人或美国跨国公司参与当地的贪污腐败，必须按照法律行事。但是如果这个城市是由"腐败铁三角"所控制，外商就可能要做出一个矛盾的选择：或者选择加入"铁三角"参与腐败，否则你就不能得利；或者选择道义清白却又无法生存。你要怎么做选择呢？我知道你想要选择清白，这才是企业经营的正确准则，但现实环境允许吗？

　　因此，这次党中央所推动的反腐行动，客观上是帮助了好的外国投资人，因为他们日后做生意的时候，能够选择一个清廉的中国而不是一个由"腐败铁三角"所控制的中国，党中央这次努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清廉的社会，一个更干净的商业环境。

　　反腐是全民和全世界的共识，但是国外媒体采访我的时候，经常纳闷地问，为什么一个反贪的政府会出现打压本应是反贪重要力量的媒体的情况？在我看来，一些媒体的失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自某些地方"腐败铁三角"的打压。

　　2006年2月，我在上海一家电视台最受欢迎的节目《财经郎闲评》，被当地的腐败势力所关闭，原因很清楚，就是我揭发和抨击了腐败的铁三角。我做了三个节目，第一个节目是批评当地一些医院的腐败，腐败分子借人民医院改革之名大敛不义之财。第二个节目中呼吁中央政府把周正毅引渡到香港去受审。我们保护香港要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因为香港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不同和差异化，我们不能允许腐败分子到香港大肆掠夺之后受到"铁三角"的保护。周正毅当时是香港廉政公署的通缉要犯，所以我建议中央政府把他送回香港审判，树立一个法律典范，绝对不允许国内的不良商人在香港席卷一把逃回国内，被腐败势力所庇护。第三个节目是张荣坤的案子，这直接打击"铁三角"的核心。

　　我的节目被关掉了。但是其后，我继续与腐败势力作斗争。在香港的《亚洲周刊》，我首先提出上海社保案要直接查处陈良宇。9月25日，陈被撤职，这是人民的胜利，是我们所愿意见到的结果。胡锦涛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以及国际反腐大会等等公开场合上的讲话，也都显示了中央政府视反腐为中国推进改革首要任务的鲜明决心。而众多网上论坛中数以千万计的帖子发言以及960万平方公里上的街谈巷议，都已证明了公众对反腐有着同等的认同和期许。我想告诉大陆媒体，面对腐败，媒体有没有责任站出来说话？如果媒体为了自己的效益，噤若寒蝉，忘却民族大义，那么永远是没有前途的。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来源：《商务周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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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警惕动摇国本的腐败模式——公权力联手私用

　　最近关于陈良宇案件的处理情况令人振奋，中央政府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开除他的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很多海内外媒体记得我去年9月12日发言直指上海一把手贪腐的问题，为此问我的看法。在这里，我想说，司法处理陈良宇是民心所向，符合社会的利益。我很赞同中纪委副书记就此事接受记者采访时候提到的一句话，那就是：反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也想提醒社会，中纪委副书记的的访谈之中，还有另外一段话非常值得大家重视："那就是陈良宇严重违纪行为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很多做法都是披着合法外衣行违纪违法之实，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欺骗性和危害性。"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析的一个上海市松江区政府贪腐公务员跨部门联手操作的抢夺案例，就是这种打着合法外衣而行违纪违法之实，且到今天还有很强的隐蔽性、欺骗性和危害性的典型例子。

　　最近，内地负有责任心和专业水准的媒体，相继揭发了松江区交通枢纽开发案。由2002年5月起至今，在上海松江，一块涉及上千亩的土地引发了由外来投资者、国有企业、上海市松江区政府之间的利益纷争。事件主角北京庄胜集团在遭受了明夺暗抢合同土地开发权尽失之后，又遭到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官司。在这场土地抢夺案件中，庄胜成为各方利益博弈中的输家。

　　我之所以关注此案，因为这又是一个罕见难得的土地腐败全过程尽显的案件。以往，公众常说起土地开发中的腐败，但是往往语焉不详，不知道到底真相如何。例如，官员私用公权力勾结恶商的事件层出不穷，但是，一般外人，也很难知道其中的蹊跷。所以，我在此呼吁，社会各方应共同注意这个社会为此付出巨大成本的案例，深入剖析，彻底明了贪腐官员非法获利的方式和操作手法。

　　本案之中，地方政府部分官员蓄意私用公权力，联手制造经济纠纷的烟雾，打着建设松江、维护松江地方利益的幌子，实质进行疯狂的土地瓜分、变现，涉及利益数以十亿元计算。

　　松江区的副区长、道路建设集团负责人、工商局、公安局的部分公务员和市法院的部分法官，构成这个腐败小集团的首脑。目前有关此案的数十份文件和资料足以帮助公众清楚看懂，上海土地开发的腐败规则是怎样地在陈良宇治下的上海大行其道的。

　　所以，我提醒社会，要高度重视公权力的跨部门联手私用贪腐这一危险的方式。

　　该案的起初，是松江区部分行政部门的公务员联手，以他们把持的地方行政公权力介入作案，然后是司法部门部分不良分子在诉讼期间，以法律的名义为这些贪腐官员的利益共同体背书，庇护其作恶。而地方这样大动干戈不惜联手作案，其背后的主要获利者，往往是那些所谓所谓有神秘背景恶劣商人，然后是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部分官员分享其收益。

　　多个部门的公务员挪用公权力协同作案，其危险之处在于，哪怕每个部门都是做一点小恶，但是叠加起来，就能形成极大的危害。对于受害者，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富人，还是大企业，都难以抗衡数个挪用来的红章所带来的杀伤力。当然，这种本来不该出现的杀伤力，最后损害的，就是整个国家和社会。

　　最近我在海内外演讲，经常有听众问起，中国的通货膨胀明显，猪肉涨价、方便面涨价，比较可怕。我说是的，恶性通货膨胀抬头，显然非国家之福，民众之福。我在春节前就有专文发表，特别提醒中国社会：与其仇富，不如仇"腐"。因为，贪腐官僚的所有既得利益，一元一角，最后都会加在社会公众身上，换句话说，社会要为贪腐势力买单。而买单的最典型表现，就是各种生活必需的成本的急剧上升。贪腐可怕吗？可怕。但是大家要知道，贪腐之中最可怕的，就要数这种贪腐公务员联手挪用公权作案、再勾结司法权力为其行为作"合法"背书的方式对社会危害最大。

　　鉴于贪腐之中，这类罪案层出不穷，这种时候，最应该采取的方式就是"以案明纪，以案说法"，由纪检监察部门深入调查解剖这个案件，解开其层层包装的合法外衣，明示社会，以此来遏制公务员合谋犯罪这类恶性事件的发生，这才是国家和社会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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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分众传媒遭遇危机陷阱

　　在商务楼宇广告市场上，分众事实上已进入衰退阶段

　　分众传媒的主营业务非常简单：在商务楼宇电梯间放置液晶电视来播放广告，仅此而已。但就是一个经营这样简单的业务的公司，从2003年成立至今短短三年，却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户外视频广告运营商。

　　一个企业的成功发展，必然依赖于其对行业本质的把握，那么分众传媒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发展所利用的行业本质是什么呢？而事实上早在"分众"成立四年前，美国就已曾有同类业务的公司出现，却又为什么并没有获得成功？

　　解析PRN的失败

　　确实，分众在前几年获得的成功，正是由于抓住了行业本质——"分"开受众和利用"无聊"的结果。

　　但在现阶段，分众"分"开受众的特质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分众已经不再仅仅专注于高端商务人群，而是开始试图吸引所有人，渐渐成为了一个大众媒体。

　　而分众也正逐渐从利用人们"无聊"转变为"创造"人们的无聊，开始试图吸引并不无聊的人们。

　　PRN是一家美国公司，1992年成立于洛杉矶。其经营的主要业务是在各个卖场和零售商店放置液晶屏并播放广告。

　　PRN已在超过6000家大型连锁商店拥有自己的广告屏幕，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超市连锁沃尔玛、最大的家电连锁百思买等等。PRN形成了极高的受众覆盖率，针对不同商店类型投放广告，可以说，"分"开并有效地触及目标受众，PRN是做得相当出色的。

　　但PRN的发展，却似乎始终都未能非常成功。PRN早在1992年成立，而直到2005年尚未能自己上市，被一家叫做Thomson的广告公司所收购。而这次收购之后，Thomson的股价却持续走低，几个月内下跌了近20％，而截至2006年11月初，更跌至了2005年初水平的不到60％。Thomson在收购PRN时的市值约为60亿美元，PRN的资料虽然并未公开，但它和分众传媒的受众覆盖面处于同一数量级，而分众传媒在2006年11月初的市值约为36亿美元。换句话说，PRN的盈利能力是足以对整个Thomson的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的。Thomson收购PRN之后股价持续走低，可见，市场并不认同PRN的盈利能力。

　　PRN为何未能成功？首先，PRN未能营造一个无聊的环境。人们去商店本身是去购物，有着明显的目的和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无聊的。对于PRN的广告，许多人自然选择不观看。

　　其次，PRN的广告承担着强大的干扰。统计数据表明，这些购物环境内噪音平均达到80分贝以上，即使观众愿意收看广告，对于广告的音量，PRN也必须做出一个权衡取舍：或者音量小让很多受众听不清广告的声音，或者音量大卖场内购物环境恶化而引来受众的反感。何况就算选择了合适的音量，卖场内同时存在着各种类型的海报、传单、促销等等的广告，显然容易形成干扰，受众不易记住PRN所宣传的品牌和产品。而PRN自己，也未能看清行业本质，PRN的节目包含了新闻、音乐电视、电影片断，甚或还有厨艺节目等等，这些内容当然比广告有趣得多，但试想，很大比例的消费者并不看PRN的节目，即使看的也被环境干扰而影响了收看节目的质量，有效收视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这小小的比例中，又有多少人看到的是广告呢？何况，消费者如果想看新闻看电影，大可回家或是去电影院舒舒服服地看，又何必站在人潮拥挤的商店里抬着头忍受着噪音看PRN的节目？可见，PRN的丰富的节目内容并未吸引到更多的注意，反而成了对广告的干扰。 选择了一个不"无聊"的环境，自己的做法又无法让观众有效收看"无聊"的广告，PRN虽然有着惊人的覆盖率，但依然未能成功。

　　进军多元化媒体市场的分众

　　分出了高端的受众，又利用了他们的无聊，正是因为抓住了这样的行业本质，早期的分众才能如此迅速地获得成功。但我们发现分众却并不能由此就高枕无忧。2003年时，液晶广告作为一个全新的媒体，绝大多数的受众对它感到新鲜和好奇，当年分众的宣传材料中"受众会主动观看分众的液晶广告"的比例高达93％；而仅仅两年以后，2005年CTR调研公司的《楼宇液晶电视广告效果评估》中这个数字则降至了64％；2006年，分众副总裁接受新采访时，所提到的这个数字则更已变为了仅有44％……或许这些数据未必准确，但至少说明了，会认真观看分众广告的受众比例越来越小，曾经的创意因为不再新鲜，已经变得不再那么能够吸引人们的眼球。

　　面对商务楼宇广告发展的停滞，分众选择了应用多元化的策略寻求发展，分众现阶段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生活媒体圈"，把广告放在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和轨迹的每一步中。其中主要包括户外生活媒体圈（深耕聚众曾经的户外媒体业务）、大卖场广告网络、手机广告等。

　　以时尚人士联播网为例，分众标榜的是"覆盖五大发达城市的高档餐厅、酒吧、购物中心、美容美发、KTV，把握时尚人士生活步伐"——分众的时尚人士联播网所标榜的理念很诱人，但是分众能够透过这个联播网把握住他们的步伐么？答案是当然不能。原因很简单，广告将严重破坏时尚消费最重要的元素——气氛。

　　例如，星巴克是小资人士们在休息聊天时最常选择的地方，但星巴克永远不可能让分众把广告带进它的店里，因为一旦它这么做了，"小资"们就会觉得星巴克不再小资，继而选择别的咖啡店。钱柜KTV号称"PartyWorld"，是时尚人士聚会的最主要的场所，但是对于钱柜来讲，它自己就有屏幕可以间或插播一点广告，分众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液晶屏放进它的包房。

　　分众惟一能做的，就是进入一些并不太关心自己气氛的较低档的时尚场所，但即便这些时尚场所接受了分众的液晶屏幕，来这里消费的人都并不无聊，不论在咖啡店、卡拉OK房、酒吧也好，人们是来娱乐的，而不是看广告的。所以，我预言，分众这种多元化的媒体市场战略是存在极大危机的。

　　在商务楼宇广告市场上，分众事实上已经进入了衰退阶段，并且将永远不会超越这个阶段，而是停留在此。在衰退阶段，企业的利润率在达到一定高度后会保持稳定，甚至会略微有些下降，而产品的销售量也将开始下降，某些厂商开始向其他更有利可图的行业转移资金。

　　我在此提醒，分众现在的做法，是选择了越来越多不"无聊"的环境，自己的做法又无法让观众有效收看"无聊"的广告，这样是背离了分众当初把握行业本质取得迅速增长的经验，危机越来越大。

　　目前，分众占据楼宇广告市场的垄断地位尚很短，我们无法从现有的数据推之是否分众的楼宇广告收入确实开始停滞。但我们却发现，高盛、UCI维众投资、英国3i集团、CDH鼎辉投资等等曾在分众注资的国际风险投资商和聚众曾经的主要投资商凯雷均在2006年开始部分抛售其持有的分众股票，这个现象极好地佐证了我们的观点。（文/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公司治理顶级学者）

　　来源：《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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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中原:中国宪政转型的本土资源清理

　　中国现代政治语境中的宪政转型，主要是依据西方的宪政思想而来的。严格来讲，中国本土并没有宪政思想和宪政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宪政资源和滋生宪政思想的土壤。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系基本上是以儒家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具有专制色彩和集权色彩的政治体制，而近代以来的政治体制又是糅合传统儒家政治体系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体系于一体的政治集合体，甚至是融合极权政治与改良政治、资本政治于一体的政治体制大融合。正是因为这种政治体制的杂糅化，才使得中国长期处于政治文明缺席的困境之中，而对于宪政资源的清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历史维度层面的宪政资源清理

　　从历史维度上来看，中国的宪政探索和宪政转型最早应该始于清末的"立宪运动"。其标志性事件是《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这是清朝统治者的一次政治运行模式的自我调节，这种内生性的政治改革虽然获得了外部性的支持和参与，但是最终在官方保守政治势力的强大阻力下，惨遭失败。从根本上讲，清代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都不是中国宪政转型的开端，因为洋务运动仅仅是经济制度层面的改革与运动，而且基本上不触及政治高层，所以谈不上政治转型。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和倡导者、实践者都是官方本身，缺少外部性的政治资源与政治力量的推动和参与。而维新变法运动虽然涉及政治高层与政治体制变革，虽然有一批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政治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鼓噪与参与 ，而且还有官方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的支持，但是这次政治改革仍然只能算是政治体制层面而非政治运行模式层面的改革，因为它虽然有系统的思想支持，但是没有完整的宪法大纲。宪政改革之要义在于，要以完整的并且通过官方认可的可供履行的宪法和纲要作铺垫，这就必须确立三权分立、权利制衡的宪法制度。而维新运动，基本上不具备这样的政治土壤。维新运动的失败当然是必然的，但是这里我不再想去探讨维新运动失败的必然性因素——这早已为人所探讨。我想说的是，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但是却为后来的宪政运动及辛亥革命乃至于后来的民主革命和民权运动提供了历史层面的政治资源与社会资源参照。其一、维新变法运动第一次系统地引进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确立了保守主义的改良式的政治运行路线，只不过这种改良性的政治运动未能在根本上触及原来的政治体制而遭遇失败；其二、维新变法运动的某些纲领性文件成为后来历次政治运动及宪政转型的依据，也为后来的的宪政转型积累了本土化的政治经验。

　　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宪政运动最早应该是清末的宪政运动，清末宪政运动的本质并不是一种民间性的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次自我政治体制调整，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讲，注定了这次变革是不会成功的。宪政运动的主力和倡导者、推动者都是体制内的官僚。它缺乏广泛而稳固的民间土壤和民间社会资源，缺乏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因而我称它是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一次"回光返照"，当经过了这一短暂的春天之后，中国的政治现实就立刻变得模糊不清了。清末民初的帝制复辟、军阀混战、保路运动、五四运动等等，从根本上说，都是一些只有暴力因素而缺乏成熟政治体制运作的军事运动，而非政治运动。而所谓的政治运动，都是在军事运动之后所附带产生的，因为随着军事运动及暴力运动的结束，就必然面临着政治权力的争夺与瓜分，这就必然牵涉到政治体制及政治转型问题，而正值中国内忧外患、军阀混战的当时，没有经过长期的政治积淀，是不太可能产生较成熟的政治体系的，甚至包括在中国漫长的民主革命中，也没有积淀起丰富的政治思想资源。所以我说，中国所谓的宪政转型基本上都淹没在了二十世纪轰轰烈烈的暴力革命之中去了。面对内忧外患的政治时局，中国人思考得最多的是中国的国家领土问题、民族生存问题、政治权力分配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政治路线问题、土地分配问题，等等，而对于本土及域外的政治经验及政治思想却没有系统的梳理和思考。这是缘于客观原因所致的，也是一种历史性的局限。

　　从制度运行模式上讲，中国的政治运行模式及社会运行模式是一种后发外生型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必然是在西方政治制度及社会运行模式的作用之下所进行的，必然要依赖于西方的政治体制及社会体制。严格意义上讲，从中国传统的政治资源中，既无法开出纯粹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政治资源，也无法开出中国现代宪政资源。中国所谓的现代政治资源，不过是传统专制政治资源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资源的集合体，而这个集合体又是建立在暴力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上，中国所谓的民主革命的实质就是，通过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暴力革命，使政治资源和政治权力得以转移和重新分配。而广大下层民众不过是充当政治权力转移和政治资源重新分配的工具而已，真正的政治资源及政治权力仍然只是掌握在有限的少数人手中。所以，尽管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从总体上讲，政治资源及政治运行模式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所依赖的政治思想体系，表面上是以孙中山为依归的"三民主义"，而实际上则是以戴季陶为核心的"戴季陶主义"或"新三民主义"。其实质其实是融传统官僚集权制与现代资本主义于一体的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但是，这并不是说国民党体系内部就没有宪法。实际上，国民党正是由于其复杂的政治体制，才使得宪政思想能够得以滋生。"三民主义"产生的前提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三民主义"诞生的现实准备，但是，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的政治性经验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推动性，而仅仅是一次暴力性的民族民主革命。"三民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其实质是以民主主义为主体的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中国化，这里面本身就包含着浓厚的宪政色彩。其所包含的"民族"、"民权"、"民生"内容本身就是宪政思想的化身。"民权"思想要求政府要赋予民众以基本的政治权利，这实际上就等于是要通过民众来限制政府权力，突出"民权"，实际上就是限制或削弱政府的权力，这至少在理论意义上是成立的。孙中山时代的"民权"思想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当代"新民权"运动 及"新民权"思想诞生的奠基，当代中国大陆兴起于20世纪初的"新民权"运动实际上就是在沿袭旧民权思想及旧民权运动的基础上的一种新的路径。"新民权"运动的提出者和倡导者为政法系知识分子的中坚力量王怡、范亚峰、秋风等人。之所以提"新民权"，其主要是与孙中山时代的"旧民权"相承接和区别。而且，"新民权"运动的一大特色是民间层面与官方层面的共同推动，官方层面的推动主要表现在2004年的"人权入宪"，"人权入宪"标志着思想层面与学理层面的民权思想已经进入了官方的视野，并且有了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根本保障，这当然是中国民权进程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民生"思想，强调以民为本，强调维护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力。这仍然具有弱化政府、突出民众主体的含义在内。我们可以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有着种种理论缺陷及现实不合理性，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在总结历次政治运动历次政治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它可以说是历次政治思想的总汇集。而且，孙中山政治思想体系中最宝贵的思想资源还包括他对中国政治运行历程的总体规划：即理想中的国民政府应该先后经历三次转变：军政——训政——宪政。军政是在革命初期实行以军代政的政治治理模式，这是任何暴力革命都不可回避的一个模式；训政是在暴力革命取得阶段性胜利、政治党派或政治团体取得绝对控制权之后所进行的党化政治，这个时期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确立时期；而宪政则是政治党派或政治团体在取得绝对性领导权之后所要进行的一种开明的政治运行模式，即通过确立宪法大纲，以宪法和法律来限制和控制党内的政治专制，逐步实现"三民主义"的政治目标。当然，孙中山的这个政治理想针对于专制政体来说，其实在根本上是不可行的，因为任何专制性政党在获得了绝对性的政治权力资源之后，是断然不会轻易地通过"宪政"来减少自己手中的政治资源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孙中山的设想就是绝对毫无政治意义的。因为，政治思想的可行与否其实需要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政治体制及政治语境。如果政治体制是专制政体，那么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宪政"，而所谓的"宪政"，只能是一种空想；如果政治体制是民主政体或者含有民主自由政体的因素，那么就有可能实行"宪政"。因此，我们不能说孙中山的这种政治理想是完全不合理的，因为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可能是立足于一个抽象的政治社会来说的，而非具体的政治体制，而且，孙中山所建立的早期国民党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色彩的开明政体，至于国民党后来的变异，那并非孙中山之过。所以我们说，孙中山的政治理想仍然是伟大的。然而，就是这一体现中国宪政思想集大成的思想体系，却被后来的戴季陶及蒋介石政府所篡改了，变成了一种伪"三民主义"，变成了蒋介石政府为实现自己政治权力分配的一种理论摆设。尽管如此，国民党内部本身也有很多分化，出现了许多开明人士，如国民党左派人物宋庆龄、何香凝、廖仲恺、于右任、关士秀、彭素民等等，还有就是一大批在国民党内阁任要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如胡适、蒋梦麟、罗隆基、王世杰，以及后来活跃于台湾政界及思想界的知名人士殷海光、雷震等人，都或多或少地推动了国民党内部的宪政运动。如胡适曾经多次向蒋介石提出过，国民党内部应该实行宪政改革，走宪政之路，而且要求蒋介石本人以宪法为纲，限制其政治权力，几为蒋介石所逐，甚至上演了一场蒋让胡竞选总统的政治喜剧。

　　从总体上说，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宪政资源基本上是在国民党内部以及以国民党为政治基础的知识分子之间生发的。而在共产党内部几乎没有现成的宪政资源。因为宪政问题涉及到一个最为根本的意识形态冲撞问题，那就是：宪政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政治文明意义上的宪政，宪政的政治基础是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在某些人看来，社会主义如果实行宪政，那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意识形态的混乱与冲撞之中，履行宪政就势必会削弱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这似乎是一种矛盾。因而，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往往都是激进式的暴力革命 ，而非渐进式的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漫长的民主革命使中国几乎所有人的思考差不多都锁定在如何分割政治权力、如何保持领土完整、如何维护民族大义等重大问题上（这些当然是最为重要的），而却疏于对中国政治体制问题及宪政问题的思考和清理。

　　其实，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本来是有一次争取中国民主政治及宪政治理的最好时机的，即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然而，就是这仅有的一次政治合作机会，却被国民党政府给扼杀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此次合作成功，那么中国所面临的政治局势就将是国共两党联合执政的模式，要么是共同执政，要么是两党轮流执政，那么这样必然会产生政治权力的分割与激烈冲突，中国又可能会陷入新一次的政治权力斗争之中。所以，我觉得，国共合作建立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如果说站在治理国家、维护民族大义的立场上来说，那么这是利大于弊的，而且也有利于实行宪政。但是，如果站在纯粹政治权力的角度来说，那么这种联合仍然是不现实的。意识形态及政治体制的决然对立是不可能会产生理想的政治局面的。所幸的是，历史最终没有这样发生。蒋介石的背信弃义证明了蒋介石的政治本质，也宣告了宪政理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在中国的破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政治文明及宪政转型的旧时代，另一位境外人物我们不得不提到，那就是司徒雷登，司徒雷登作为驻华大使，给我们带来的是美国式的政治文明。司徒雷登大使的皮包里装满了罗斯福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文明，他的使命即是要履行罗斯福总统的"伟大"政治理想，改造没落的蒋介石政府，改造在他们看来落后的中国政治文明，输入美国式的政治民主和政治理想，这与自由主义战士胡适先生是殊途同归。然而遗憾的是，司徒雷登和胡适这两个外交大使最终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夙愿，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和蒋介石政府，而最后的个人结局是，司徒雷登大使架着皮包灰溜溜地回到了美国，而胡适也跑到美国去做了寓公。

　　1950年代—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几乎与宪政文明遥遥无期。所谓的宪政，只不过是少数知识分子甚至是海外知识分子的一种梦魇和憧憬而已。建国以后，大陆的经济正在逐步恢复，但是，国民党所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确实是很难收拾，中国经济面临着种种的困境，基础经济建设几乎为零。这还不算，政治状况更是不容乐观。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政治运动一直持续不断。党内外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甚至愈演愈烈。大陆政治气氛一度紧张，在这种紧张的政治气氛中，是不太可能孕育民主自由思想及宪政思想的。因此，所谓的自由主义，所谓的宪政文明，只能成为少数知识分子的一种梦魇和哀号。宪政思想和自由主义，不是隐匿于民间，就是被关押在牢房，甚至是被埋藏在泥土里。但是，即使是埋在了泥土里，也还有生根发芽的时候，藏之愈久，生命力愈旺盛。一旦民主的土壤被滋润和冲洗，它就有可能冲破泥土，遍地开花。

　　从这个角度上说，任何政治文明的到来都需要启蒙。1980年代的政治文明是经过了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的，没有思想启蒙，任何政治文明都无从生根。特别是1978年的"思想大解放"和"两个凡是"思想的破除，使得知识界及民众从根本上受到了思想的重新洗礼。那么宪政思想为什么能够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进入知识界及公众的视野之中呢？一是由于思想的大解放，政治的昌明；二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转型使得社会资源得以重新分配，这又重新引发了关于社会财富分配的矛盾和问题，而这种矛盾和问题的滋生使得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产生了民间性的抵触情绪和维权意识，财富分配的不公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当这种社会矛盾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会由社会层面的矛盾演变而为政治层面的矛盾，由个体性的抗争演变为群体性的抗争，由地域性的抗争演变为社会性的抗争，由自发性的抗争演变为组织性的抗争，由被动性的维权演变为自觉能动性的维权，当然要发生这一系列的转变，需要长时间地积累与酝酿。那么，当这种社会性层面的问题在社会层面得不到根本性解决之时，必然会诉诸于政治层面的利益诉求，必然会触及到政治层面的运作与变革。

　　现实维度层面的宪政资源清理

　　1980年代以后，我们明显能够看到，改革开放的步伐一步步加快，市场经济的步伐也一步步加快。市场化改变了以往的资源配置模式。而经济体制层面的改革又使得社会资源及财富的分配由过去的行政计划变革为市场调节为主。市场因素的凸出使得资本的交易转向于市场层面，而这必然会出现一个权力的市场化的问题。要知道，权力的市场化既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学问题；既是一种个体性现象，也是一种整体性现象；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虽然使得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控制，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理论上的行政权力是已经弱化了，但是现实中的行政权力却并未弱化，而是转化了，转化为变相的市场手段。这也就是政治权力的市场化表现。这个市场化，同样是一种行政权力的泛化和延伸。那么，如果这种权力如果得不到控制和制约，就完全可能导致整个市场体系的混乱，市场体系一当出现混乱，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经济混乱，由此而导致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的混乱与崩溃，当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都崩溃以后，那么必然出现不稳定的社会局面 .或许，现实社会所发生的都是一些偶然的个体性的事件，并不像我所说的这么严重，然而，个体的偶然性的事件，却可以构成事物的量变，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可能发生质变。因此，市场经济时代，既可能使中国进入新的"礼乐"时代，也可能使中国重新陷入"礼崩乐坏"的时代。市场经济社会并不是不需要宪政，而是太需要宪政了。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关于"宪政"的概念问题。什么是宪政？宪政说简单一点其实就是以宪法约束、制约政治权力，其实就是"宪法政治"的简称。说复杂一点就是要对现行的政治运行模式进行转型和过渡，使国家的执政方式从以专政为本转向以民为本，再由以民为本转向以民权为本。这一转变过程是政治权力逐步弱化的过程。从这一点来看，宪政文明实行的社会制度基础就应该是"公民社会"，只有公民社会才可能实行真正的宪政，但是非公民社会可以孕育宪政思想。公民精神哺育宪政文明，反过来，宪政文明引导公民精神。从政府这一层面来讲，任何公民的权利问题和利益诉求，都需要宪政精神来引导。宪政时代的政府的明显特征就是要以公民为主体，以维护公民权利为核心，而不是以国家、以政府或以权力者为核心，政府不起主导作用，政府的作用只是起一个沟通和调解的作用。政府同样有权力，但是政府的权力应该是公民赋予的，公民有权力通过宪法和法律来监督、制约政府。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政府，大社会"。但是，中国的现实问题是，在进入公民社会之前，公众尚缺乏成熟的公民意识和自我权利意识，而一个社会也缺乏成熟的自我调节机制。如果单靠社会机制来进行自我调节，这是根本不够的。尤其是市场经济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非理性因素，就即便是在自然状态下，它也同样会出现社会资源及财富的分配不公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权力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往往就在于，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及社会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往往又出现了滥用政治权力及"权力寻租"现象。通俗一点说，就是我们所说的权力腐败。不论是政治腐败还是经济腐败，都与政治权力的无限扩大和延伸有关。而不管是腐败还是各种非法社会现象还是出现不公平的社会资源分配，都会导致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即会出现一部分群体得利、一部分群体失利的现象，得利的群体当然不会轻易地放弃既得的利益，而失利的群体更加不会轻易地放弃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权利。所以，在这种焦灼的情况之下，必然会出现自发的或者群体性的维权运动。而这种维权运动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公众的个体性权利意识的自觉，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公民意识的萌发。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公民维权"。公民维权的主体是公民，而公民维权的博弈对手是强大的政治权力者或者强势群体或者非法群体。公民维权一般都是通过现行的宪法或法律来获得利益诉求，而公民维权的成功首先必须要有一个成熟的政治环境或法治环境作保障。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没有成熟的政治环境或法治环境，那么所有的维权都将没有任何结果。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公民维权至少在三个层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政治层面的影响，这就是迫使政府或官方适当地调整现行政策，适当地控制政治权力，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二是促使法治环境的改善，公民维权必然要触及到法治层面的相应改革与变动，没有法治层面的相应调整，公民维权就无从谈起；三是思想意识层面的相应回应。公民维权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完全是自发的或者是一种个体性行为，但是到后期，就可能引起整个知识界、思想界或舆论界的关注与思考，而知识界、思想界与舆论界的关注与思考无疑又会引导公民维权的理性化发展。而所有以上这些，其实都是宪政文明滋生的一个现实的土壤资源。

　　总结起来，那就是，宪政文明的到来，需要几个维度及层面的相应调整与互动：一是知识界的思想启蒙与引导；二是社会主体的现实推动；三是上层意识形态的相应变动；四是社会制度层面的相应调整。第一个是思想层面的因素，第二个是现实层面的因素，第三个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第四个是制度层面的因素。这四大因素缺一不可。而这四大因素，都必须统一在一个最为根本的前提之下，那就是，要有实行宪政的现实政治土壤。这里马上就会谈到宪政实施的现实政治语境问题。

　　现实政治语境下的宪政施行如何可能？

　　宪政的履行，可能会遇到以下几大问题：一是意识形态冲突问题，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关系问题；二是现实社会问题，即公民维权运动；三是政治体制问题；四是中国的法治环境问题。前三个问题长期以来都一直存在。最值得关注的是第四个问题，即中国的法治环境问题。一个不能忽略的现实问题是，近年来大陆的公益律师群体迅速崛起，而且几乎形成了一种自发性的局部性的联合体，这个群体的迅速崛起，构成了一个以律师及法学家为代表群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同时也是公民维权群体。这个群体的迅速崛起使得中国的法治环境的改善和法治转型成为可能，也为中国的宪政转型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应该说，宪政文明到来的首要前提就是实现法治文明的到来，而法治文明的到来又会促使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才使得建构公民社会成为可能。只有实现了公民社会，才能使宪政文明得以长期存在。

　　那么，在中国大陆的这种法制转型的社会语境中，从2003年以来，中国大陆开始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运动："新民权运动"。"新民权运动"概念的提出者和推动者为著名宪政思想者王怡、秋风和范亚峰。"新民权运动"，顾名思义，是与"旧"民权运动相区别而言的。新旧民权运动的最根本区别是运动的诉求方式不同，"旧民权运动"所诉诸的方式是暴力运动，暴力运动中实际上暗含了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而"新民权运动"的诉诸方式则是宪法和法律，是通过司法的公正性来获得自身的权利。"旧民权运动"的实质是一种阶级斗争，"新民权运动"本质上是一种权利与权力的合法性博弈，是一种内部性的社会关系的斗争。"新民权运动"产生的基本前提是中国必须要有一个相对公正和开放的政治环境和法治环境，而这个政治环境和法治环境就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力进行合法化博弈的必要保障，如果没有这个相对开明的法治环境，那么就有可能产生大规模的非理性的暴力运动。

　　2004年春，《南方周末》总结近年的民间维权运动，引用了范亚峰提出的"政法系"概念 .此文认为，一个以法学为背景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正在崛起。正在逐步替代人文知识分子，成为王怡提出的民间"新民权运动"和国内自由主义力量的主流。

　　"政法系"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术概念而进入当下中国，而是作为一种新崛起的公共力量进入中国。"政法系"群体主要包括两类：一是高校政法系毕业生大量地进入国家政法系统、纪检系统和司法部门，并成为国家执政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二是一部分政法系知识分子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公益律师群体、自由知识分子或宪政专家、学者。前者是作为国家机器的扩充者而出现的，后者是作为国家机器的博弈者即民间知识群体而出现的。前者代表的是国家政治话语，后者代表的则是民间政治话语，那么，这两种群体的出现，就为中国民间政治话语与国家政治话语之间的交流、对话和博弈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和平台，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公共的法律平台上来言说的，至少不存在话语的障碍，打破了过去那种缺少法律作为支撑和交流媒介而由政治话语独揽大权的尴尬局面。与其他资源配置方式相比，我以为，市场仍然是最为公平和平等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与其他利益诉求方式相比，我以为，法律仍然是最为公平和平等的一种利益诉求方式。没有法律作为媒介和手段，任何公民权利申诉都无法实现，而政府也无法通过法律来完成自身的形象提升。因此，至少，从学理上讲，法律是作为民间与官方合理沟通与博弈的最好的媒介工具与平台之一。最好的注解就是大约始于2003年的"公民维权运动"，也即王怡等人所说的"新民权运动"。自2003年的"孙大午案"始，中经"孙志刚案"、"南都案"、"衡阳大火案"、"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嘉禾拆迁事件"、"熊德明讨薪事件"、"民告官案"（包括十起典型案例）、"佘祥林杀妻冤案"、"黄静案"、"《中国农民调查》名誉侵权案"、"维权人士杜导斌被捕案"、"陕北油田案"、"王斌余案"、"太石村案" 等等，这一系列案件几乎都涉及到民间社会与官方的权力与利益的冲突，直接关涉中国的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进程。而在这些案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又涌现出了一大批的民间性的维权律师群体及宪政法学知识分子，他们包括：王怡、秋风、范亚峰、顾则徐、高智晟、浦志强、张思之、胡星斗、许志永、贺卫方、季卫东、滕彪、郭飞雄、萧翰、李健、杨支柱、陈永苗、张祖桦、刘军宁、王俊秀、王克勤、朱学勤、储怀植、陈兴良、曲新久、许兰亭、杨支柱、王振宇、昝爱宗等等，中国民间维权律师群体及宪政学者和"政法系"知识群体的兴起，是促使中国法治转型及宪政文明诞生的先决条件。

　　然而，中国的现实政治及法律环境并不乐观，这使得"公民维权"步履维艰。事实上，"公民维权者"自身也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公民维权"的主体不仅包括被维权的对象，而且也包括维权者自身。维权律师群体在为他人申诉权利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到种种种种来自权势者的政治压力与人身威胁，甚至完全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之中。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律师职业被认为是近年来最为高风险的职业之一，维权律师往往会面对来自非司法领域的行政权力的干扰和阻碍。中国法治环境的复杂之处正在于，在司法程序中，往往包含了许多非司法和非法治的因素，这使得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步履维艰。所以，在我看来，尽管近年来的"新民权运动"及由民间律师群体和宪政知识群体掀起的"法治化运动"推动了中国的宪政文明进程，但是，这些仍然不够，仍然缺少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而且最为根本的是，这些合法的运动尚未进入到中国主流的政治话语和社会话语之中。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宪政转型，第一要从底层做起，自下而上，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需要知识分子的宪政启蒙；第二要进入主流的政治话语之中，特别是需要官方内部出现一批进步的开明的并且具有法学学术背景的官僚群体，这部分群体既有专业的政法学术背景，他们本身又是政法系统的骨干力量，既有学术话语权，又有政治话语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将学理层面的宪政学术转化为现实层面的宪政运动。没有这批人的出现和根本推动，中国的宪政转型就只可能是一种理想，而光有知识分子的号呼和推动，宪政转型也只可能是一种"乌托邦"。也就是说，中国的宪政转型，既要有一大批知识先驱作引导，又要有深厚的底层群体作铺垫，还要有深厚的上层政治群体的推进。而连接下层和上层的中间群体，则是以宪政学者、公益律师群体等为代表的政法系知识分子。

　　余论：关于宪政转型的意识形态冲突问题

　　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也是关涉到中国社会性质及社会走向的问题，它已经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话题。但是，我这里所提的意识形态问题，我只想把它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即仅仅把它局限于学术范畴。从意识形态角度讲，无论是勃兴于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还是兴起于近期的宪政思潮，都是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从意识形态归属上讲它们都是属于西方意识形态的范畴。如果非要把自由主义和宪政思潮加上政治砝码，那么在中国，你搞自由主义和宪政运动，那就是走西方"自由化"道路，很明显，这与社会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背道而驰的。然而，正如市场经济不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在我看来，自由主义和宪政思想也同样不应该有社资之分。即是否搞自由主义和宪政运动并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资本主义搞自由主义和宪政运动，社会主义也同样可以搞自由主义和宪政运动。在我看来，无论是市场经济、公民社会，还是法制社会、自由主义、宪政思潮，都是现代社会一个相对中立的价值观，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一种先进的社会思潮和价值体系，它并不与意识形态挂钩。那么存不存在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呢？就正如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一样，我以为同样是可以有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也同样有宪政的社会主义。宪政从学理上讲，它仅仅只是一种政治权力运作模式，而不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也不是一种社会制度。当然这仅仅是学理层面的理论注解，而实际上当权者并不这么想，现实中的情况也并非这么简单。但是，我以为，中国的事情往往就是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把复杂的弄简单，而且喜欢无限地上纲上线。把本来属于体制层面的东西往往和意识形态挂钩，把本来属于政治制度层面的东西往往上升到意识形态上。要不然，怎么会出现自由主义领袖人物李慎之先生那样的晚年的悲剧呢？李慎之先生晚年的悲剧我以为最主要的不是外在的悲剧，而是内心的悲剧，是内心的悲寂、彷徨和苦闷。李慎之先生作为一个多年在体制内思考和行动的老资格文人官僚，没想到，到了晚年，却对其多年服膺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和背离，当然，这种思想上的背离尚没有体现在其具体的行动上，但是，这种内心的苦闷是无法言说的。所以，我以为，李慎之先生的悲剧正在于，一方面，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背负着以往的体制躯壳，另一方面，却在内心早已背叛。而这两种背谬是不可能得到调和的。其实，我以为，李慎之先生的思维模式仍然没有跳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和党派之争。在后来的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绝对对立的一种新意识形态，而要奉行自由主义就必须对社会主义彻底决绝，实际上这在当代中国是绝对不太可能的。自由主义也好，宪政也好，可以作为一种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信仰，但是却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如果要这样，那么将会产生更多的悲剧性的李慎之，而实际上，这又于现实无补。所以，无论是官方也好，民间也好，学术界也好，我觉得过多地去追究自由主义、宪政理论的意识形态归属，根本没有必要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如果要从意识形态层面去进行资源清理，那么，我觉得，中国永远也没有实行自由主义、宪政理论的可能。

　　从这一点来讲，我的立场似乎显得比较复杂和中立，我既不赞同走康晓光等左派的政治保守主义路线，也不主张走右派的经济自由主义路线。在我看来，中国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走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如何汲取与利用资本主义政治价值观的问题。左派反对市场化，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这是有其道理的，但是左派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中国的一切现实问题都归结于自由化、市场化，这又是不对的，左派过于突出自由化、市场化的消极因素，而恰恰没有看到中国的极权政治和权力垄断，这是左派的过失；而右派则恰恰相反，右派反对专制统治，反对极权政治，反对权力垄断，张扬个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市场意识，以市场自由和经济自由来消弭政治极权，这是其进步的政治价值观所在。但是，右派又忽略了一个问题，以市场自由和经济自由为导向，又可能会导致新的社会公平问题的产生，会导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力与市场的合谋，以至于在市场化过程中滋生新的权力，完全可能会把中国引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道路中去，这又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在我看来，相当多的左派和右派都只是在各执一词，互相争夺话语霸权，而没有解决中国的实质问题。尽管如此，在价值观上，我仍然更倾向于右派的立场，即自由主义立场。但是，我所谓的自由主义不是指经济自由主义，而是指政治自由主义。我主张政治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规范、指引下的经济自由主义。什么意思？就是既要防止中国堕入传统的极权政治和专制政治的境地，又要防止中国在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进程中的新权力的滋生，也即防止中国步入"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困境之中。

　　更确切地说，我是一个宪政主义者，我主张用宪政规范权力、规范市场、规范一切不合理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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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中原:公民维权推进司法进程与公民社会进程

　　2003年的"孙志刚案"，2004年的"南都案"、"阜阳劣质奶粉事件"，2005年的"公民佘祥林杀妻冤案"、"熊德明讨薪事件"、"房屋拆迁案"、"陕北油田事件"、"太石村案"、"临沂暴力计生事件"等等社会性法律案件的爆发，从总体上暴露了我国当前法律体系和司法改革的种种弊病。但同时，也正是这些社会性事件的爆发和公民维权运动的蓬勃开展，从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司法改革进程及法治社会、公民社会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和司法改革进程不是内生性的，而是外生性的，是在迫于外部的强大压力下才逐步发生改变的，是建立在弱势群体产生流血牺牲的暴力抗争基础之上的，这也暴露了中国大陆司法体系及政治体系的不完备和不成熟。

　　2004年，随着公民维权运动的进一步推进，南京出现了第一家"民告官"网站，"民告官"网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专门为维护公民权益而开通的公益性网站，网站自开通以来，访问人数与日激增，得到了社会公众及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各地也形成了一些民间维权机构及法律团体，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公益律师群体，（据《凤凰周刊》2005年第13期报道），如为《中国农民调查》辩护、专打名誉权官司的浦志强，接手"大陆房屋拆迁案"的秦兵，致力于中国宪政转型的著名政治学者张祖桦，上海民间思想家、法学专家顾则徐，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代理"孙志刚案"和"南都案"的知名律师许志永，知名宪政学者王怡，北京著名学者余世存等，这些民间公益律师群体及民间知识分子团体的兴起，从客观上推动了公民维权运动的开展，同时也从外部推动了中国的法治化及公民社会进程。民间公益律师群体及知识分子充当了启蒙者和理论先导的作用。

　　"南都案"爆发后，引起了包括一大批顾则徐、张星水、高智晟、许志永、滕彪、浦志强、王怡等著名法学专家及知识分子群体在内的高度关注，他们为程益中及喻华锋奔走呼号，实施法律援助。迫于民间强大的舆论压力与呼声，有关方面不得不重新审理案件，最后无罪释放程益中；2005年，重庆农妇熊德明的艰难讨薪经历，得到了一批公益律师群体及各大新闻媒体的追踪与关注，以至于最后形成了一股"讨薪"浪潮；2005年湖北京山县农民"佘祥林杀妻冤案"发生后，得到了诸多民间法律专家及公益律师群体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南方周末》、《凤凰周刊》、《中国新闻周刊》、《中国青年报》等知名新闻媒体也进行了跟踪报道。公民佘祥林的艰难救赎经历及湖北京山县法院的腐败荒唐行为迅速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此案不得不重新审理，最后以无罪释放。

　　北京学者秋风说："当一介草民与握有强大权力的政府部门对簿公堂时，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正渐行渐近。"

　　纵观近几年的公民维权运动，体现出了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与倾向：一是呈现出法治化和理性化倾向；二是有强大的媒体舆论支持；三是从客观上建立起了一道民间与官方、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进行博弈的利益表达与沟通机制。此三个方面，正是中国法治化进程与司法改革的新路向，是中国进入公民社会、履行宪政文明的必由之路。

　　然而由于中国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使得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处处受到制肘，公民维权困难重重，司法改革举步维艰，宪政文明遥遥无期。大陆远没有建立起像美国等西方国家那样完整的"三权分立"的司法体制，中国司法体制中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不分立，相互干扰，使得司法独立往往受到行政权和其他权力的制肘和干扰。法律体系不完备，司法监督不独立，是中国法治化进程的最大障碍。中国的司法尽管受到监督，但这种监督最主要的还是人大监督，人大监督说到底就是一种体制内监督，完全成了自己监督自己，上级监督下级。这种监督体制势必是不完善、不合理的。因而，在中国现实的政治语境下，要想使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获得突破性提升，最为关键之处即是建立起外部监督体系，即体制外监督。而要建立体制外监督体系，唯一的路径就是要使司法程序接受公民群体及民间社会的监督，建立一条完整、畅通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

　　历史已经证明，在完整的司法体制尚未建立之前，中国的法治化及公民社会进程可能会以血的代价来换取，这是中国社会难以逃脱的历史性阵痛，也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希望出现的。而我们的最大愿望即是，希望通过这种短暂的历史性阵痛，能够换取中国司法改革及法治化进程的一片曙光。

　　从某种程度上说，公民维权运动是在公民社会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中国的法治化体系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所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公民利益表达方式，是一种在官方的法律机构不能解决问题时的一种民间性法律行为，它既有民间弱势群体力量的参与，也有专业知识分子的参与，和传统的暴力抗争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合法性利益表达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已经获得了官方的一定程度的认可。

　　然而，当下中国，制约公民维权及法治化进程、宪政转型的因素太多太多，颇于现实政治语境的强大压力，公民维权成效明显不足，而且，"公民意识"的缺乏及公益律师群体整体力量的弱小在也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公民维权运动的正常开展。与强大的政治权力相比，民间维权群体的力量毕竟是非常弱小的。而且，当代中国，真正优秀的具有道德操守和公民精神的法学专家及法律人才并不多，中国并不缺乏优秀的法律人才，但很多优秀的法律人才都去捞取钱财和名利去了，对于公益律师置若罔闻。优秀公益律师群体的缺乏，使得公民维权及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举步维艰。

　　作者简介：朱中原，学者，批评家，专栏作家。研究与写作领域：宪政理论、自由主义、教育批评等。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宪政转型与民主化进程。与张祖桦、顾则徐、王怡、范亚峰等大陆知名政治学者多有交厚。现任职于经济日报报业集团中国书画杂志社。

　　作者电子邮件：zhongyuanzhu2008(at)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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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中原:“权贵资本主义”与“权贵社会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的最早提出者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吴敬琏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权贵资本主义"是中国近年来思想界提出的一个新名词，"权贵资本主义"倾向的出现是与中国进入市场化社会和资本社会所密不可分的。198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的越来越密集，社会资本和社会财富被迅速地集中到一部分人手里，由于片面地追求经济总量增长和发展效率，以至于长时间以来社会公平问题被政府悬置起来，社会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并日益恶化。而且，中国的官方高层在进行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与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缺乏较为合理与稳定的策略，使得中国在社会形态的演变上愈演愈烈，以至于出现了在西方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意识形态演变与政权颠覆危机（如1989年事件）。这样看来，"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就不可避免。"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实际上使中国陷入了社会形态的真空之中，即使得中国的社会形态呈现出模糊化、边缘化的状态，出现了社会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情况。从社会形态来讲，中国1980年代以后的社会形态已经日益向西方资本主义过渡和演变，然而中国主流的政治家们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民间社会则愈来愈倾向于中国社会形态的西方化演变，这就形成了一个民间与官方关于实质社会形态的张力与冲突。我们在划分社会形态时往往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认识模式之中，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社会形态并非我们所说的如此简单，即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实际上，从经济层面看，中国的确已经资本主义化，而从政治层面看，中国则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是专制化的政治伦理。政治伦理的专制化与经济形态的自由化构成了一种深刻的悖论，而这个悖论即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作了最好的理论注脚。

　　然而，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了"权贵资本主义"社会？

　　思想家吴思曾对"权贵资本主义"进行了自己的学术阐释和分析，吴思认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资本和资本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社会形态，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资本并没有控制社会权力。所以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形态实质上是一种"官家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我认为吴思的解释和定义是合理的。

　　何谓"权贵资本主义"？从名词概念看，"权贵资本主义"是一个复合名词，由"权"、"贵"和"资本主义"组成。"权"指政治权力，其代表为掌握为中国政治资源与政治权力的阶层，"贵"指贵族、富贵，其代表为掌握中国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的阶层，主要是指在改革开放以后借助于国家经济政策或通过投机行为迅速积累起原始资本的大企业主和大商人，人一"富"则"贵"，"贵"则有"权"。所以，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社会伦理模式仍然没有脱离传统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至于"资本主义"，则是一种西方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大量的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出现，而在中国当下，虽然有比较密集的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但是，中国真正的私人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发展机制是不健全的，中国大量的资本都被凝聚于官家、政府手中，或是被少数商业巨头所垄断，而广大的中小企业主或民营企业主则并没有多少社会权利资源，在国有企业不断发生金融问题、国企老总不断出现经济问题、国有企业不断出现倒闭、兼并、破产、重组等情况下，民营企业的发展却因为资本不足而步履维艰。民营企业社会权利资源的匮乏，使得中国的社会形态并不属于纯粹的资本主义形态。实际上，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下，中国的资本状况都充满了浓厚的政府意识和权力意识，民间商业资本往往被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从今年来发生的陕北油田案、德隆破产案、郎顾之争等等震惊全国的经济案例中，都可以看到政府在经济运作中的强大权力。国有企业企业主与当地地方政府之间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亲密关系，国有企业的政府收购，名义上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实际上则又使国有资产重新流入拥有较强政治权力的权力者个体手中，这样，国有资产仍然在流失，而社会总财富仍然没有增加。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趋势仍然比较模糊。所以，在我看来，中国实质上并没有进入真正的资本主义，至于提"权贵资本主义"，同样也是不准确的，而提社会主义，当然更不准确。为了能更清晰地论述中国的社会形态特征，我特地引入了一个新的学术名词："权贵社会主义"。

　　"权贵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和"权贵资本主义"一样，它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从词义学上说，也是个复合型名词。"权贵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复杂性和冲突性。"权贵"与"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矛盾和冲突的。一方面，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是为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但是另一方面，"权贵"阶层的出现却又打破了中国人的这种政治理想与社会理想。之所以提出"权贵社会主义"的学术概念，主要是为了同纯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和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形态相区别，我这里特别要对这几个概念进行说明：第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仅仅只是一种社会形态而非纯粹的政治形态或经济形态，在这里不具有意识形态的指涉；第二、我们首先不要被先验的陈旧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所左右，即要抛开那种单纯地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形态，而资本主义就是一种落后的反动的社会形态的陈见。这是一种文革式的粗暴判断，也是一种陈旧的阶级分析方法，早已过时，不必紧紧纠缠。所以，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不带有先验的政治伦理预设；第三、"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必须要有两个决定性的条件：一是政治意义上的社会形态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二是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形态已经出现了发达的商业资本的局面。以此两点观之，中国既未在政治形态上进入资本主义层面，也未在经济层面形成成熟的商业资本，而仅仅是权力阶层与贵族阶层的合谋，其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集权政治。

　　为什么说中国在政治形态上尚未进入资本主义？因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必须具备三个最为根本的前提预设：一是以宪法为基础、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思想；二是以自由主义为先导的政治伦理的形成；三是多党竞争制的形成。然而，这三个方面在中国都没有充分实现。宪政思想在中国虽然经历了长达100余年的发育与生长，然而却并没有扎下根基，中国主流政治层面的宪政意识相当缺乏。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并没有形成西方的宪法政治的局面，没有形成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相分离的权力运作模式。自由主义虽然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所发轫并传播，但当执政党取得绝对性的政治领导权之后，并没有给予自由主义以充足的发展空间。即使是1990年代之后，自由主义在中国日益盛行，但仍然基本上停留于学术层面和民间意识形态层面，而没有进入到官方主流的政治话语之中。另外一个就是多党竞争制的形成。多党竞争制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在政党制度层面的一个显著标志，为什么必须是多党制而非一党制？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资本占绝对控制地位，而资本主义执政党则由占绝对商业资本控制地位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所组成的政党所充当，这就是资本主义寡头政治出现的原因。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的这种政党体制是一种寡头政治，或者说是一种资本家政治，但是这种政治形态却是以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为政治伦理基奠的。从这种程度上，中国既未出现资本家执政的寡头政治家，也未出现多党竞争的多党制政党制度，而是共产党一党执政；而从经济形态和经济伦理角度说，中国虽然出现了市场经济，虽然出现了商业资本，但是中国并没有完全的市场化，经济并没有绝对的自由化，中国的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进程中带有着太多的政治权力色彩，这并不是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程度高低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如果现行的政治体制不改革，即使是经过再漫长的时间也不太可能实现高度的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无论在哪国都一样，绝对的市场化和自由化都是不存在的。而这，也正是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所坚决反对的。主流经济学家高唱市场化、自由化的高调，坚持国有企业产权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而这恰好为非主流经济学家所诟病。因为，在非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的实质就是，将国有资产私人化，而实际上却使国有资产遭遇大规模流失。在中国经济要不要自由化、市场化的争论中，主流经济学家与非主流经济学家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立场。在我看来，市场化是一个必须的路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也是大势所趋，中国不实现经济自由和市场自由，绝对没有前途和出路；但是中国的问题即是，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必然失去政治航向，如果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层面的改革，那么，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的过程就是"权力寻租"的过程。但是，中国目前却仅仅进行了经济层面的改革，却没有进行政治层面的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作为依托的经济改革必然会是瞥脚的经济改革，没有政治作为依托的自由化必然是半自由化或伪自由化。所以，综合以上三方面的分析，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是，政治伦理层面没有履行宪政文明和自由主义，没有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政治构架，没有建立起多党竞争的政党制度，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有此几点，足以说明，中国的社会形态并不完全是一些人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当然也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兼具有"权贵社会主义"特征与"权贵资本主义"特征的混合社会形态。实际上中国是陷入了社会形态的真空与混乱之中，没有任何一种学术名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目前真正的社会形态。

　　我这样论述，并不是否定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体系建构，这不是马克思本人的体系建构的问题，而是马克思的学术体系在后来具体的现实社会发展中遭遇了变异。社会主义在学理上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精神实质的背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学说在发展中遭遇了变异。

　　在我看来，无论是"权贵社会主义"还是"权贵资本主义"，都不是中国社会所应该主张的，"权贵资本主义"和"权贵社会主义"的本质都是权贵阶层控制着中国的社会资源与权力资源，不同的是，"权贵资本主义"是由大资本家、大财团垄断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权贵社会主义"则是由官僚阶层控制和垄断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而广大的中下层社会群体则毫无社会话语权。"权贵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垄断资本主义，"权贵社会主义"实质上则是一种专制集权主义。在社会形态上，中国既不需要"权贵资本主义"，也不需要"权贵社会主义"。防止"权贵资本主义"，是为了防止市场化进程中的"权力寻租"和社会不公正问题产生；防止"权贵社会主义"，是为了防止专制集权主义在中国的泛滥。

　　作者简介：朱中原，学者，批评家，专栏作家。研究与写作领域：宪政理论、自由主义、教育批评等。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宪政转型与民主化进程。与张祖桦、顾则徐、王怡、范亚峰等大陆知名政治学者多有交厚。

　　作者电子邮件：zhongyuanzhu2008(at)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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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忠国:从“朗讯事件”看中国的经济风险

　　朗讯在华的贿赂行为，受到了美国法律的应有惩处，但问题是，接受贿赂的中国官员却安然无糕，依旧或明或暗的活跃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这种现象不能不给人一种危在旦夕的感觉，因为，贿赂方出资千万美元，我想不会是白出的，他必然想达到某种自己无法达到的目的，需要借中国官员之手。既然如此，制度门现象以及一些公开的或半公开的卖国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前一个时期，江涌先生写了篇有关跨国公司问题的文章，可谓入木三分的解析了我国存在的经济风险，在此前，张宏良先生也多次痛斥了精英卖国的丑恶行为，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公愤，仲大军、卢映西等先生，则从社会不公和消费稀缺等不同的角度，深入探讨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隐患，但似乎没有引起高层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风险的隐蔽性，另一方面说明，在人们的意识中，风险永远是胆小者的无聊呻吟。

　　其实，在社会生活中，不论是个人或者某个群体，风险总是如影随形，时时跟踪在所有时间过程中，故而，中国古人在"易经"中早就说过，一个做大事的人，一方面要奋斗不止，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风险。也因为风险的存在，中国历史上功溃一篑的事毕毕皆是。或许是这个原因，在我国古代，人们一直视防范风险、抗拒风险、化解风险比干事创业更重要，这是因为古人深刻的认识到，防范风险、抗拒风险、化解风险的过程就是个干事创业的过程，再进一步说，一个单位，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个人，你有多大防范风险、抗拒风险、化解风险的能力，你就能创造多大的基业。

　　但是，中国经济有哪些风险呢？

　　一是来自中国内部的代利人。我之所以不说代理而说代利，其原因就在于一部分中国人不以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为重，而以外国人的利益为重，在理论上研究怎么有利于外国势力，在制度上以发展经济为名，行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之实。有人说，中国的经济风险在外国势力，因为外国势力居有资本上的强大力量，其实，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不在国外而在国内，你对等的、有防范的打开国门与不对等、没防范的大开国门其结果是不一样的。

　　有一种说法叫经济无国界论，如果在平等的条件下，无国界自然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但问题是，中国无国界了，美国有没有国界？德国英国有没有国界？如果他们有而我们没有国界，这个无国界论就是卖国论，如果世界各国都平等了，都没有国界了，无国界论则是一种伟大的理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国界但人家有国界，比如，我们把我们几十年财富几乎全部放到美国了，银行也对外国资本大开门户了，但是人家连我们在人家那里设个小小的办事点都要审了又审，议了又议，结果还得附加许多条件才允许开办办事点。再比如，联想在美国收购的那家公司，公司还在美国，员工还是美国的员工，但到卖电脑时问题来了，由于安全问题拒买联想产品。中国的电脑从CPU到主板，从系统软件到应用软件，哪一件不是美国的？哪一样不存在安全风险？但英特尔长驱直入，微软公司长驱直入，深入到中国的所有角落，大到国家机关，小到个人电脑，哪一样是安全的呢？更可怕的是，微软公司想进入你的系统，打个招呼就进来了（近期我的电脑一直这样），说是替你测试硬件，不看你的信息，这样的说法哄小孩子小孩子都不会相信，但问题是，中国有谁为自己的国家安全，民众的安全说过什么？信息利益丧失殆尽，客户权益丧失殆尽，比如说我近期买了台电脑，本来是机子上的系统，原以为如微软公司所言，正版的系统就安全了，但想不到的是微软上你的机子如入无人之境，这且不说，而且他上来之后病毒长驱直入，一直把系统弄崩溃为止。这是我个人的电脑，如果是国家机关的呢？又假如是军事机关呢？面对这样的事实，请问，中国有安全么？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我以为现在没有，因为信息安全是政治和经济安全的基础。在此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拒绝好的技术，那怕这种技术存在多么大的问题，就目前看，微软这个很烂的技术却是比较好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让他以防盗版的名义把中国安全的大门敞开，让他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而且进进出出我们全不知情。

　　类似于微软似的安全后门有多少我不知道，但银行的后门现在是打开了，既便是无国界吧，也应该是对等的无国界，对等的有后门，可我们偏偏是不对等的无国界，不对等的留后门，而且还至关国家生死的后门。

　　二是消费稀缺造成的风险。消费稀缺是卢映西先生对中国经济学的重大贡献，这个贡献足可以拿喏贝尔经济学奖的，但由于卢映西先生的伟大发现与我们主流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左，她的声音也只能在非主流中畅响。所谓消费稀缺，说白了就是中国人缺乏消费能力，而导致中国平民百姓缺乏消费能力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制度性造富运动直接导致的恶果，另一方面，在制度性造富运动过程中，某些利益集团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在以发展经济的名义下大搞资本殖民主义，使国外资本在掠夺我国国民财富时如入无人之境。资本的本质是时间价值的最大化，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之一，但若在制度上不加以控制，资本就会显示出邪恶的力量。在国与国之间，在世界历史上，完全平等友好，旨在为他国谋求利益的国家几乎是不存在的，既便是当时看本无所求，但长远看都有本国的国家利益，可惜的是我国某些精英人士不以本国利益为为人做事的出发点和基本的立足点，而总是有意或无意的为他国在中国获得更大的利益创造理论根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一大遗憾，也是中国人民的一大耻辱，毕竟，是中国人民付出，为某些所谓的精英创造了充分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环境，使之可以安心的研究学问。话扯远了，回到原先的话题。消费稀缺可以说是世界各国都曾经历的事，但问题是，在有的国家经历消费稀缺的时候，在民众诉求的压力下，从没有出现过制度性创造富翁的现象。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俞可平先生在一次会议上所痛斥的"社会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制度化"，不一定是原话，大意如此。其实，俞先生痛斥的现象才是中国消费稀缺的死。近日，在网上看我国"三省"试行家电消费补助，对亿万贫苦的农民来说，这是件好事，但是，百分之十的补贴却可能催生大面积连环债务的产生，因为，一些好的或比较好的农村，能消费得起冰箱空调的实在是太少了，但人们为了赶上百分之十的补贴，举债买面子的现象再所难免。对于消费稀缺问题，如果仅仅用补贴的方法剌激消费，只会使消费陷入一种死循环中，加大中国社会未来的风险。其实，这是一种雪上加霜的救世方法。解决消费稀缺的根本出路在于破除"社会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制度化"，这才是化解制度风险的根本所在。

　　对于中国现存的各种经济风险，我们还可以列出许多，但我以为中国的制度性风险和责任性风险是风险中的风险，我们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并使风险转化为一种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动力，既要看全体中国人的智力，又要看全体中国人的能力，还要看全体中国人有没有胆量和勇气，直面现实，勇于挑战自我和风险。中国未来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民手里，中国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但关键问题是，中国人民敢不敢为国家、为自己承担起各自的责任，但中国人民的忍耐力是相当强的，在这种忍耐力面前，命运和责任往往成了人们如梦的向往，直到无法忍耐的时候才会采取自己应该采取的行动，但结果往往是以暴逆暴。其实，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和平的民主的方式，通过和平的斗争，达到社会利益的合理化。

　　2007年12月27日星期四

　　作者简介：田忠国，1959年出生于山东薛城。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电影、电视、戏剧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现在山东省枣庄矿业集团新安矿宣传科工作。曾在"中国政府创新网"、"中国选举与治理"、"中国报道周刋"、"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网"、"南方网"、"新法家"等国内重点学术网站发表理论文章五十余篇。并有作品被收入国家创新重点文库。无文凭，乱读书。研究重点：权力结构、制度、程序及程序序列在权力结构中的作用以及对现实与未来的作用及影响。近期重点：民主状态下的制度、程序设计与操作。核心思想是：思想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机制、机制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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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忠国:中国应该站在世界发展的高度谋发展

　　中国建国近六十年，有人把这六十年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认为前三十年发展是缓慢的，或者说没有发展，由于发展的迟缓，人民生活贫困，而后三十年，改革开放一声炮响，中国一下子富而且强了。这种说法我不赞成，不赞成的原因是带有偏见的语境下，偏离了中国的客观事实。我以为，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是在"一穷二白"的社会基础上求发展的。当时，物质的贫乏决定了中国不能走物质状励的办法谋取发展，而只能走精神鼓励的发展道路，近一个时期以来，我耳边常常响起"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还有，"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的也要上"，声如滚雷，声声入脑、入心。因为，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硬硬的拼出世界上的第六工业国。现在有人用那时的贫穷否定当时的决策，但是，当时的贫穷恰恰说明当时条件的艰苦，而客观条件的艰苦又恰恰证明了我至亲至爱的父辈们，为中国的今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同时，也为今天的中国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有一部分中国人不是对那段充满创造性的、痛苦与欢乐的历史感恩，而是对那段辉煌得有些惨烈的历史充满敌意。当然，有人说那段历史中曾犯过错误，但世界发展历史证明，正确与错误常常伴随着人类所有的历史时期，有时，那怕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走到恰到好处时，便创造了没有大错误的丰碑，但是再往前半步，很可能就坠入错误的万丈深渊。既然如此，人类正确的态度不是仇恨曾经发生过错误的历史，而是应该直面现实，认真的总结得与失，总结正确与错误，在总结、巩固的基础上提升，这样才能从一个高点走向另一个高点，而不是永远徘徊在零点。

　　当然，每一个发展都是对前一个时间段的错误的否定，而不是对错误的掩盖或维持，但每一个否定，都是对前一个时间段的继承，发展，而不是人为的割裂。人为的割裂历史不仅仅是对历史最大的伤害，也是对那个时间段社会群体精神价值的奸污，更是对社会基础价值严重破坏。

　　但是，中国如何从一个高点走向另一个高点、彻底告别从零点到零点的恶性徘徊呢？我个人认为，中国应该站在世界发展的高度谋发展。既然如此，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世界发展的高度？怎么才能找到世界发展的高度？回望人类数千年的发展史，人类发展的过程，其实一直处在政治与经济利益双重不平等中过来的，在这个不平等的过来过程中，正义与邪恶、动荡与战争，几乎时刻与人类的理想：和平、平等、幸福、发展，冲突、较量，有时邪恶对正义大肆破坏甚或肆意践踏。从这个角度说，世界发展的高度就是：和平、平等、友好、幸福、发展。

　　或许，中国应该站在这个世界发展的高度谋发展。

　　但是，影响中国站在这个高度谋发展的因素，从国内讲：

　　一、贪污腐败侵蚀共和国的生命力

　　贪污腐败是共和国的敌人，因为，贪污腐败不仅仅是个党的兴亡问题，也是个共和国的兴亡问题。回顾往昔，我们会发现，中国共产党风正清廉之时，中国就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就具有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就具有令世界惊叹的创造力，无私奉献的精神，就焕发出无限生机和活力。当然，要保持无私奉献精神的历久长新，过去政治激励的方法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度激励，所谓制度激励，就是用制度的方式，保证无私奉献和创新力持续发扬，形成社会机制。

　　二、贪污腐败围困中央政权，严重影响执行力

　　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一直是胡、温新政后的难破之局。有人以反对集权的名义，用制度化围困中央，大搞腐败。由此可以说，中国不需要集权，但不是不需要民主正义的权威，更不需要以反集权的名义搞腐败。深入中国的各个权力层级，你会发现中国形成了利益之网，这种利益之网，对上，围困中央，对下，欺压民众，而其权力黑化令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不寒而栗。这种状态，执行力如何可想而知。但造成权力变质或者说腐败的原因在哪里？我以为有如下原因：1是权力没有制约，更缺少权力结构的制约功能。2是人民没有自己的民主权利。中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中国，每个中国人都有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力，而不是任由强势的利益集团任意践踏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3是代表各阶层利益的不同团体，没有形成权力的良性、和平的竞争。良性和平的竞争基础是人民"表达权、监督权"的政治制度化、法治化，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破解腐败势力围困中央的困局。

　　三、基层官员的乱政、暴政，严重破坏中央决策

　　中国基层官员的乱政、暴政，已经到了危及党的生命，共和国的生命了。试想，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竟然敢派出专政队伍到中共中央的直属机关抓记者，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张志国先生以为中国的腐败势力足可以治中央媒体于死地了，说明如果胡锦涛如果敢批评他他也敢到中南海抓人了，说明中国的腐败势力已经有充足的力量和中央抗衡了。试想，如果张志国先生背后没有雄厚的后台做后盾，他怎么敢公然到中央下属机关去抓人呢？

　　当然，张志国先生就是要杀鸡给胡锦涛看，看你中央决策、政策、法律能奈我何？

　　关键问题是，中国有多少张志国？这恐怕不是个小数字。不是小数字似乎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良好的挟制张志国类的办法，当然，也不是没有，而是没用，比如说民选。中央的决策得到中国人民的热切支持，但到了张志国类那里，就成了一张费纸，一张没有用的东西，但如果把张志国类的政治命运交给人民呢？张志国类还会横到中央机关么？现在他们能横到中央机关，下一步就敢提着枪横到中南海了。

　　从国外讲：

　　四、以中国威胁的名义，严重围困中国的和平发展

　　西方的一些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世界霸权战略，以中国威胁的名义，严重围困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民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并用实际行动告诉那些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只会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同时也要揭露那些以中国威胁论者大肆攻击中国的国家，说中国威胁是假，实施世界霸权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中国人民立足于"和平、平等、友好、幸福、发展"谋发展，立足于世界人民共同创造，共同分享创造成果的大政方针，是一切国家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它也必定带给世界人民更多的平等、更多的和平、更多的友好、更多的幸福和更多的发展机遇。

　　中国人民也必定与追求公平正义的世界人民一道，为创造一个良好的和平与平等的世界新秩序、为世界人民创造多的福祉而奋斗。

　　五、以自由民主的名义，破坏中国的自由民主

　　在世界各国追求民主与自由的过程中，道路虽然各不相同，但最终追求的价值观念是相同的，世界各国如此，中国也不会例外。什么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无数事实证明，"动态有序、增量民主"是中国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必不可少的过程。什么是动态？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这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以制度的形式维护动态变化，并形成制度机制，就是有序。中国人民的心态方式、思维方式，是与他们对民主自由的渴望不相适应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民虽然渴望自由与民主，但由于人们的心态、思维、语言以及寻求自己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方式方法，还与民主诉求不相适应，这就需要一个过程，一个心态、思维、语言的转换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增量民主"的过程。但是，西方国家要求中国一步到位，全面实行西方式民主，一不现实，因为西方有西方的文化，有西方的国情，而中国也有中国的文化，有中国的国情，中国只能也只会在中国的文化基础上建构自己的民主政治。

　　没有这个增量过程，中国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全民民主的目标。

　　六、以自由经济的名义，大搞对华的经济侵略，维护世界霸权

　　自由经济论者认为，自由经济必然导致自由政治的结果，其实，弗里德曼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或许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有深刻理解后得出的结论，但是，对西方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不等于他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包括文化有深刻理解，现在的事实证明，弗里德曼对西方的深刻理解，并没有掩盖他对东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无知。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都是建立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经济的变革或者改造，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文化的吸收、培育问题，解决不了文化问题，政治经济的变革只会导致新的混乱。

　　自由经济带给世界的另一个问题是，世界在没有统一而又平等的经济规则的前提下，自由经济理论则是一个掠夺别国财富的利剑，而这恰恰就是自由经济的本质。没有平等民主的世界新秩序，自由经济就无法洗清本身的掠夺性质。

　　当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不会轻易放弃对别国的掠夺权的，也不会轻易给世界人民一个公平、平等、民主的世界新秩序，因为，那样的新秩序只会打破美国的世界霸权战略，削弱美国的世界霸权力量。

　　前两天有网友打来电话，说我反美，其实，我反对的是美国对华的经济侵略和高技术封锁，反对美国对内民主，对外霸权的霸权主义，反对美国的以意识形态不同为名对世界各国的不平等待遇，至于美国好的东西，我不仅不反对，并且希望中国以更广阔的胸怀，更深远的历史和发展目光，学习美国好的东西，因为，我一直以为没有众多的参照系，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广阔的目光，没有认真的学习，并在学习中有选择的扬弃与吸收，没有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的能力，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问题，但向美国学习好的东西，并不等于中国要屈从于美国的经济侵略和无理要求。同样，反对美国的经济侵略和无理要求，也不等于不向美国学习。

　　由此可知，中国必须站在世界发展的高度，杀出一条发展的血路：

　　七、用人民的民主权利反腐败

　　中央一再提倡解决思想，但什么才是解放思想呢？我个人以为，解放思想就是以世界发展的视野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发现新问题，解决新矛盾，使中国步入更快更好的发展轨道。有人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事实，但同时另一个"精英们"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是，在这些巨大成就的对面，同样存在和成就几乎一样大的问题，比如说腐败。因腐败结成的利益之网，对上，围困中央，对下，欺压百姓，现在已经到了危及到党和共和国生命的时候了。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人民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作好随时捍卫共和国生命安全的准备。中国有股反民主、反党势力，我之所以这样说，推进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中明确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前进途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再进一步说，党和共和国的生命是人民民主权利的合一，而不是对立或分离的。中国必须清醒的看到，这股反党反民主势力危害是极大的，如不早日铲除或抑止，必将危及党和共和国的生命，因为，这股反党反民主势力，是以维护党的领导反民主、反党，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我甚至认为，共和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了，所以，中国应该用落实人民民主的权利反腐败，反反党反民主势力，只有这样或者说唯有这样，中国才能从危急之中走出来，走上"世界的高度谋发展"的广阔道路。

　　八、用人民的票选权利破解官员乱政、暴政

　　彭水诗案、稷山诽谤案、志丹短信案，高唐帖子案……此类案件或许正准备继续上演，张志国书记就派人带着武器去了"法制日报"社的"法人"杂志社，拘传证一应俱全的摆在了编辑部的面前，朱文娜也好汉不吃眼前亏，躲之大吉。消息尚未读完，另一个消息又在网上流传开了：城管在围欧民众时，一个叫魏文华的恰巧路过，本欲打抱不平的魏，抱不平尚未开打，仅仅亮出了那招祸的手机，便被城管活活的欧打致死。2005年，我在一篇至今没发出来的文章中写道：面对中国的乱局，中国至今没有弄清楚弄明白，谁才是维护共和国生命的人，因为，在有些人眼里，那里手握重权或不那么重的重权的人，才是维护共和国生命的人，而那些与手握重权胡作非为抗争，呼唤国家公正、法律尊严、党的宗旨落到实处的人却成了不法分子，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的政权，起码可以说部分政权，已经褪变为反党反国家反人民的了。正在我苦苦思索政令为什么出不了中南海，中国如何破解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困局的时候，我也成了国家安全局监控的对象（据说是这样，但人家在暗处，又不和我照面，到底是谁只有天知道），如此看来，收拾这个乱局的出路也只有用人民的选票了，因为，珍惜共和国命运的不是那些腰緾万贯高高在上的官员，而是人民。中国人民中的大多数没有各种各样的出国证，更没有经济实力出国，所以，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就成了他们唯一的生命之根，生存之源，珍惜这片土地上的公平正义与安宁，珍惜这片土地上的快速发展，就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对这个问题，中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如果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醒，不到位，不严加处理，今天一个县委书记敢派人到"隶部大堂"去抓人，明天就有十个二十个县委书记到中南海去抓人了。

　　我读史不是太多，不知道中国史书上有没有"县太爷"到"隶部大堂"抓人的记录，如果有，我想也不会太多，如果没有，张志国书记就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人了。但这个第一人，如果朱文娜真的涉嫌违法乱纪，说明张志国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人物，但是，朱文娜偏偏是维护法律尊严，行使党中央提出的"表达权、监督权"，向违法乱纪的权力挑战，张志国的"捉拿"朱文娜就是公然绑架中央精神了。

　　九、用制度精神、制度正义、制度程序使社会利益分配合理化

　　中国人一向认为，制度就是制度，是没有精神倾向、价值倾向、情感倾向的，或许正是这种精英理论，使中国的制度陷入了助恶为虐的深渊。公权力的个人化、个人化的私用化，就成了中国政权不堪忍受的重负。遍寻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在制度精神的指导下，制度维护的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公平正义的制度机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激励机制，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是维护资本秩序和激活资本活力的重要途径，是民众与资本良性互动，使资本产生最佳效益的前提条件，因为，制度正义确保的是资本与民众双方合理的利益分配。现在有人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才能参与了利益分配，对于这种说法我是不敢茍同的，其原因是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买官卖官毕毕皆是，其才能的成份少之又少，如果现在说才能参与了利益分配还为时过早，因为这个才能参与分配，本质上其实是特权参与了分配。实现制度正义的根本渠道在于在制度程序上落实人民的"表达权、监督权"和人民大众的和平斗争权。人民大众没有这些权利，制度正义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应该看到，大多数主流精英是人民群众"表达权、监督权"和和平斗争权的坚决反对者，因为，如果中国赋予人民大众"表达权、监督权"和和平斗争权，人民大众将会从他们手中分取一部分本该属于人民大众的利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放弃既得利益的。

　　关键问题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世界发展的铁律。

　　精英们不要光痛恨毛泽东、诅咒毛泽东，我以为相反，而是应该好好读读毛泽东，通过读毛泽东，你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但你会从毛泽东思想的反面学得怎么更好的剥削。中国的资本阶层很可悲的是不会剥削，因为他们在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的同时，其实在自掘坟墓，为自己的未来送葬。

　　更为可悲的为自己送葬而不自知。

　　社会的健康肌体是通过排除毒素成长起来的，而排除社会毒素的力量源自于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包括中国）都不要期望不受制约与监督的权力和资本还给你一个公平正义、道德感和责任感流行的社会，而只有通过人民群众共同的努力，才可能锁住疯狂的权力欲望和资本欲望对社会利益的大肆掠夺。世界上任何政党的生命都不是源于权力和资本对人民大众利益的掠夺，而是根值于人民大众的向往与利益诉求。我以为，这一点对世界各国的政党都适用，对世界各国处理国际关系都适用。

　　十、和平发展、平等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基本权利

　　和平发展、平等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基本权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同样也不例外。但是，在世界格局一头独大的情况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不民主，在世界各地点暴了经济掠夺的暴力和武装暴力，比如说伊拉克问题，真的没有比武力更好的解决办法？有，肯定有的，但是，世界秩序的非平等状态，注定了也只有一种解决办法：武力。不要以为美国只会对伊拉克那样的小国动武，其实，所有防碍美国战略利益或者不利于美国战略利益的国家，都可能是他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因此，中国一方面要加强文化外交（世界价值观外交），提升文化外交的同时，也要加强军备建设，真正做到"创得出（财富），守得住"，同时也要让美国知道，和平发展、平等发展是中国的基本权利，任何侵害中国基本权利的国家，都必将受到中国人民的一致还击。

　　十一、    在平等的自由经济名义下，反击技术笼断、技术禁运对别国的经济掠夺

　　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更大的责任在美国而不在中国，因为，美国的技术笼断和技术禁运才是造成中美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我之所以说是技术禁运而不说武器禁运，其实，对于美国来说，所谓武器禁运不过是技术禁运的代名词。回顾中美间交往过程，我们清楚的看到美国在掠夺中国财富的时候，手里打的是自由经济的牌子，但到了中国欲从他丰厚的利益中分取一点微利的时候，他马上打出的是国会牌：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自由经济的名头从此消失在美国的霸权话语下。因此，中国必须让美国人知道，中国人清楚美国交替使用不同规则的牌局是在自由经济的名义下反自由经济，破坏自由经济规则。

　　十二、    强化军工体系，突破技术围困，带动中国工业体系的全面升级

　　十三、    光有钱没有强大工业体系的国家不过是一只随时供人宰割的肥羊，如果按人均算，中国这个令一些国家馋涎欲滴的肥羊其实很瘦，中国民众的消费稀缺就是有力的明证。但是，比起过去来说中国确实有钱了，虽然中国的财富只是聚集到官贵人家。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证明，军工企业是发展工业体系的领头羊，因为它可以集中国家财力人力共同攻克科学技术难题，突破工业体系发展的技术瓶颈问题。因此，强化军工体系，突破技术围困，带动中国工业体系的全面升级，或许中国诸多重大任务之一。

　　一种声音，几种不同的思考方法：

　　一、不要以为民主仅仅是政治层面的事

　　不要以为民主仅仅是政治层面的事，它更是经济层面的事，是共和国前途命运的事，是能否突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事。

　　二、中国人的民主素质造就中国的未来

　　如果你没有忘记朝鲜战争，你没有忘记那些为了你的幸福与安逸倒在战火中的人们，如果你良知的眼还没有完全合上，请看一下中国今天的现实吧。中国今天的现实，贪腐横行，贫富悬渊，你一定会和俞可平先生一样发出震天的吼声：没有民主就没有共和国！！！但是，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每个中国人自我创造出来的，创造自己的民主精神、民主素质，当然，更需要全体中国人共同创造民主制度。或许，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漫长过程，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人有信心、有能力打造一个美好的共和国的未来。

　　三、党的权威来自民主的实施

　　几年来，我一直思考同一个问题：党的权威来自哪里？千万遍的思索，答案就一个，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但是，一家几口人尚且想法不一，利益相左，那么多人的一个大党，怎么才能使更多的党员干部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呢？思考的结果，我以为最好的办法还是让人民的民主权利，扼阻党员干部中自私的欲望。或许，每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但同时，每个人或许也都有无私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我一直想，好的制度程序可以使人多一点无私少一点自私，而不好的制度程序则使人多一些自私少一些无私，或者，权力欲望主导个人的一切行为。实施民主，必是党的权威所在，因为，民主的力量足可以战胜所有官员的权力欲望。

　　四、经济的公平正义性其实是个政治问题

　　有人说经济就是个经济问题，与政治无关，如果经济在社会上得到合理的配置，社会和谐安定，快速发展，或许经济就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但如果经济失去正义性，并且因经济正义性导致党和共和国的生命安全时，还会是个经济问题么？我想这只能是个政治问题。近期看到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言论，发现他们不在坚决反对社会经济的正义性了，或许是个不错的信号。经济分配具有合理性，才是正义的开始。假如中国的财富全部集中到一百万人手中，这一百万人真的能控制住十三亿因不公而被迫成为暴民的人群么？我看不见得。所以，公平正义既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个党和共和国的生命问题。

　　五、用公民的民主权利打造公平正义的制度秩序

　　公平正义不是个说有就有的问题，而是个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问题，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前提是人民拥有独立的、任何官员不得侵犯的民主权利。

　　六、多党竞争其实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纠偏机制

　　从理论上和台湾的实践上说，多党竞争其实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纠偏机制，比如台湾，如果没有多党竞争，而是只有陈水扁一党遮天，台湾民众就不可能有不台独的选择，结果只能因台独而导致台海一战。但正因为有了多党竞争的机制，陈水扁被台湾民众票选下岗，大陆与台湾才赢来和平局面。这样看来，人民的政治智慧高过陈水扁。表面上看，陈水扁玩弄于台湾民众于股掌之间，但最终结果看，是台湾民众的政治智慧战胜了陈的台独智慧。

　　结束语

　　中国应该站在世界发展历史的高度谋发展，同时，在谋发展的时候，中国也无法绕过的是，政治民主与现代化的权力制约制度与权力制约结构。

　　或许，这是中国展翅高飞，驰骋世界的支撑点。

　　2008年1月17日星期四

　　作者简介：田忠国，1959年出生于山东薛城。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电影、电视、戏剧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现在山东省枣庄矿业集团新安矿宣传科工作。曾在"中国政府创新网"、"中国选举与治理"、"中国报道周刋"、"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网"、"南方网"、"新法家"等国内重点学术网站发表理论文章五十余篇。并有作品被收入国家创新重点文库。无文凭，乱读书。研究重点：权力结构、制度、程序及程序序列在权力结构中的作用以及对现实与未来的作用及影响。近期重点：民主状态下的制度、程序设计与操作。核心思想是：思想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机制、机制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未来。何谓民主？以自由、尊重、宽容为基础，集合群体智慧，并在群体智慧的比较与优选中寻找社会未来的最佳解，并以制度程序的形式固化其机制的管理方法，就是民主。一个国家的管理能力，主要表现在把思想转化为制度、程序的设计能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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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中国经改的致命伤

　　很不想用上听来是那么严峻的题目，拿开了几次，最后还是采用了。写文章我不磨斧，喜欢开门见山，有话直说。这样的文字读者多，但捱骂却免不了。无所谓，像我这个年纪的学者，说几句违心话不会有机会向自己交代了。

　　新劳动法惹来的祸，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虽然我早就知道会有大麻烦，可没有想到麻烦会是那么大。工厂倒闭，老板炒员工，员工炒老板而诉之于法，劳、资双方敌对，手法千奇百怪，极具想象力。这一切，不是我事前没有想到，而是没有想到那么严重。这几年从国内跑到外地——尤其是越南——去设厂的炎黄子孙不少，转移有利阵地也。近来传言四起，说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问津越南者急升。我不反对国内的厂家投资越南或其它廉价劳力之邦。为了生计，或要多赚钱，无可厚非。我反对的是中国推出法例，把投资者赶到越南等地方去。

　　为什么新劳动法会有这样庞大的杀伤力呢？不是肤浅的问题。三个月前，我跟阔别了十二年的德姆塞茨进晚膳。提到中国的通胀复苏，他说恐怕北京会推出价格管制。我说：「不会的。」他问：「为什么不会？」我回应：「一言难尽，刚才交给你的长文内有解释。」那是我在去年九月完工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第二稿，用英语，是为高斯动笔的。该文对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有详尽的分析，其中指出一个要点：在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下，对地区不利的政策在中国不容易推行。我说担心的是地区没有话事权的政策，例如关于货币的。

　　新劳动法显然对地区的竞争不利，非常不利，为什么会闯出大祸呢？读者猜到答案吗？我赌你猜不中。我的答案，有两方面，相关的。其一是新劳动法的第十四条，那任职十年后自动改为无固定期合同的，逼使老板回顾数手指，要在新法推出之前采取行动，或起码要考虑怎样「走位」才对。

　　其二是新法之前的旧劳动法，一般没有严厉执行。不少机构，尤其是那些看似平凡但其实是劳苦大众的米饭班主、我称之为接单工业的，在国际激烈竞争下，利润甚微，历来对旧法忙顾左右。超时工资不超，假日工资却假，等等，劳、资双方你情我愿，大家有工开工，有饭吃饭。看来有点那个，然而，就是在这种若有若无的旧法处理下，中国的劳苦大众——包括苦了数千年的农民——从二○○○年起其收入出现了近于爆炸性的增长。中国经改的奇迹主要就是这一点：什么高楼大厦、高速公路、跨海大桥，等等，皆次要。新劳动法的推出，逼使大家回顾数手指，漠视旧法的行为，面对可能被炒的员工不难旧「债」重提了！这样一来，新劳动法的大名不胫而走，大家得过且过或忙顾左右的日子是过去了。然而，就是在那些得过且过的日子中，贫苦人家的生活水平升得快，破了人类纪录好几条街。

　　朋友，你做过生意吗？我做过，为了经济研究需要的深入体会，屈指一算，尝试过的行业达十九项之多。我不怀疑刻薄成家的老板存在，但经验说，懂得赚钱或赚得心安理得的雇主，不可能不知道善待员工是黄金定律。员工作出贡献，公司赚到钱，加薪是鼓励，老板的回报可以预期，皆大欢喜，何乐不为哉？困难是做厂或做生意赚钱，谈何容易？靠投资地产或股票的可以碰巧发达，但要落手落脚的玩意，竞争者无数，不善待员工是死路一条。

　　说过无数次，我们应该帮助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但归根究底，那些可以自力更生的人，政府要做的是鼓励他们自力更生，给他们机会自己打上去。昔日的中国扼杀了这机会，于是一穷二白，而今天的人民币升值、禁止数百种来料加工的产品出口、某些进出口税、知识敎育左管右管，等等，也削弱了自力更生的机会。最严重是新劳动法的推出，不仅本身约束了市场的合约自由，大幅提升产出成本，而又因为有人民币升值等局限转变在前，在新法带动下变得多管齐下，加起来是中国的伟大经济改革的致命伤。

　　这里我要把一个说过的重点重提。中国人多地少，天然矿物乏善可陈，是没有资格搞什么福利经济、最低工资等奢侈政策的。中国有的是人，脑子聪明而又可以刻苦耐劳的人，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主要本钱了。给他们所有可以自力更生的机会是唯一的可靠出路。西方的福利政策或乱搞一通的劳工法例，目的是把租值转移，一般用于地大物博或产品名牌及发明专利价值奇高的国家。这次新劳动法的推出，导致无数员工被炒及公司关门，证明着我说过的：地球一体化，参与国际竞争的廉价劳力暴升，在中国养活无数低下阶层的企业，赚取到的租值甚微。

　　那天访问了一位在广东设厂的朋友。他在国内做厂浮沉了好些年，是接单工业的专家。关于新劳动法，他说可幸的是他目前的工厂是新开的，只开了一年多，困难还不大，未雨绸缪，他们正在考虑多方面的应对。听了个多小时后，我教了他一个法门。你猜是什么？是把他厂内的生产过程的所有部分尽可能改为件工制。三十多年前我在香港跑工厂，调查件工合约，一九八三发表了以件工为重心的《公司的合约本质》，该文今天在国际上还屡被引用，行内的朋友视为经典了。件工这回事，不是产出的全部过程都可以用，但好些部分，通常不用件工的，原则上可以用件工，只是计算与审查质量的费用略升少许而已。如果产出过程全部采用件工合约，新劳动法的九十八条全都废了！

　　想想吧。我是工厂老板，接到定单，可以对员工说：「我要百分之三十作毛利，是厂房、维修、利息、管理、灯油火蜡等需要的。余下来的百分之七十，扣除原料后，你们按件工摊分吧。接不接这张单你们决定好了。」三十多年前香港的某些厂家这样处理，大家相处安然。那些是件工比较容易采用的行业，但我知道，只要接受交易费用略为提升，大部分的工厂可以把大部分的产出过程通过件工合约处理。同样的思维，是原则上，一家工厂可以把不同部门「斩件」，判给员工，让员工作自己的老板吧。这是我一九八三那篇文章的一个含意，触发了行内的「谁是雇主，谁是被雇」之争，打起官司会是很过瘾的。

　　以件工处理产出，新劳动法管不着。有一个险处。七十多年前的美国，因为最低工资不低，加上工会的极力反对，件工被定为不合法。如果发明新劳动法的有本领在中国废除件工制，那是神州大地的末日，杀上门来再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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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奇庄:中国最稀少的资源——公道公德

　　见死不救，见难不助，见义不为已经成为社会通病，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公道、公德已经成为社会最稀少的资源。为什么在官方竭力倡导"以德治国"背景下，社会道德却每况愈下呢？本文试作一点简单分析。

　　长期以来，官方宣传把"道"与"德"混为一谈，把道德范畴定位成个人行为规范，重德轻道，且以教育民众为主，笔者认为这完全背离了社会道德初衷。

　　所谓"道"就是公平正义，老子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追求公平，伸张正义就是"道"。

　　所谓"德"就是善良仁慈。孔子曰："仁者人也，  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就是"德"。

　　专制独裁社会的特征是掠夺窃取公众利益，满足特权阶层利益，无公平可言，无法理可讲，于是天下无道。处于无道的社会环境中，必然是小人得势，伪君子盛行，于是天下无德。

　　道德是人性的集中体现，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讲道德首先要讲公道、公德。

　　何为公道？公道就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建立保障每个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宪法、法律和相关制度。

　　何为公德？公德就是公职人员和机构组织兑现公道的人格魅力。要把纸上的条文变成每个社会成员的福利，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必须成为道德楷模。

　　道德要成为全社会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须要落实道德的三项重要属性：

　　一是共同参与的实践性。道德是调整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也是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实践活动。既然是人人参与，就不能设立难以逾越的道德门坎。道德规范应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起码标准，而不是只有少数人能做到的特殊要求。道德的终极目的不是让社会成员做出清教徒式的牺牲，而是让每个成员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环境中共享道德关爱。社会要为每个成员提供实践平台，而不能只给少数人提供表演舞台。

　　二是每个成员的平等性。道德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无论地位高低，身份贵贱，在道德面前一律平等。任何不遵守道德的人都应受到质疑、批评、乃至谴责。道德平等的重要性体现在每个社会成员都是道德的实践者，同时又是道德的批评者。大家都能同时兼任这两种角色，道德才能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

　　三是公职人员的先进性。人的道德水平参差不齐，提升道德水平的关键在于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遵守社会秩序，不触犯法律法规，就是恪守了道德底线。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则要以捍卫公道，履行公德为底线。做到"有求诸已而后求诸人，有非诸已而后非诸人"。社会道德之船的升降，取决于公职人员的公道公德水平。

　　道德的天敌是专制。在专制国度，权力暗箱运行，根本无诚信可言。专制者从来不允许公众监督评判官员道德，权力不受监督的社会必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卑鄙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成了高尚者的墓志铭。

　　古往今来的专制者不仅享受道德豁免权，而且以道德宪兵自居，按照自己的需要，把忠君、忠于利益集团作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却把违背人性的道德高标强加给民众，让他们背上沉重的道德十字架，无法抬起头来。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结论，公道公德是社会健康发展之本，而公道公德的只有在宪政民主制度下才能实现。因此中国大陆的当务之急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成功后，中国大陆的公道、公德才会成为人人得以享受的无尽资源，那时才会有社会的健康发展，才会有公众最广泛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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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奇庄:尊严来自大家行使公民权利

　　尊严属于有道德的人，令人肃然起敬的尊严属于倾心公益，恪守公德，捍卫公道的公民。尊严是人格魅力的外在表现，如果得不到法律保护，特立独行的个体大都难以持久。

　　在官本位体制下，社会资源以长官意志为转移，社会行为以忠君从上为标准。只有权势者威严，没有平常人尊严。如果有人说明真相，揭发了黑幕，主张了公道往往遭到围攻报复，被打被关被杀事件层出不穷。出头鸟处境悲惨极难申冤，缩头龟装聋作哑得过且过，吧儿狗得意洋洋粉墨登场——道德整体滑坡无法避免。

　　人在现实中生活，社会的利害导向会令道德说教变得无足轻重。当诚信和良知需要付出利益、前程、乃至生命代价时，有多少人愿为尊严挺身而出？

　　要使尊严成为人生常态。就必须创造无须更多付出，不必承担风险，人人能做到，大家乐于来做的社会环境。

　　这样的环境全靠公民社会的生成。公民要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就要把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实实在在争取到手，落实到位。如果大家还把公民权利当儿戏，就只配继续接受被戏弄的命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大家起来行权，只有这样才能促成公民社会的发育，才能有效约束权势，使之由肆虐的洪流变成造福的渠水。如果宪法被束之高阁，连国家主席都难逃噩运，遑论其它。

　　广大公民积极行权才能成为国家主人，社会道德水平才会不断提升：丑恶无处遁形人人喊打，善良备受崇敬人人效仿——人格尊严才能呈现灿烂荣耀，成为万众追求的目标。

　　多少年来，我们总是被告知需要履行这样那样的公民义务，却没有谁教我们如何使用公民政治权利。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无选举，不纳税"，没有享受公民权利的人，怎么可能自觉履行公民义务？怎么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公民。

　　党中央明确了依法治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方针。今年下半年全国将进行县乡换届选举，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认真学习选举法，充分运用选举权力，选出能够反映自己意志的人大代表，请他们代替我们行使政治主张。再也不要把选票投给那些从未见过面，从未表过态，从不向选民作任何承诺的所谓候选人。

　　网友笑蜀先生说得好，我们应该承担起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只有越来越多的人践行公民权利，宪法才能成为公民守护神，我们以及子孙后代才能享受获得应有的尊严。为了这一天早日到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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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奇庄:行动起来搬掉新“三座大山”

　　当年毛泽东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形象地比喻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如今据不完全统计，公款大吃大喝一年2000亿元，公车一年消费3000亿元、公款出国考察一年花费2000亿元，这7000亿元占了国家年度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已经成为压在国人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一般认为，如能对当局7000亿元开支进行有效监督，一年可节省5000亿元！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我国经济发展成果很少惠及公众，却给特权阶层挥霍浪费提供了机会。5000亿高消费令有权力支出并享受这一切的人"其喜洋洋者矣"。却令无数等待雪中送炭者望眼欲穿悲从中来。新"三座大山"不仅损坏了公职人员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激化了社会矛盾，影响了社会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障碍，不搬掉新"三座大山"天理难容！

　　我们先看看新"三座大山"不合理支出的5000亿元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全部投资。是474家国有重点企业2004年前十个月利润总额。是 国家四年发行国债的总额。与"文革"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全部损失基本持平。

　　5000亿元如能全部用于国民：可以让全体国民从此享受养老、医疗保险；可以使全国目前6000万贫困人口从此进入小康；可以让国民从此享受真正的义务教育，彻底解决2700万失学儿童问题、教学设施不达标问题、拖欠农村教师工资问题；能够以一年超五年的速度解决全国环境污染……

　　进入新时期二十多年，官方为搬掉新"三座大山"没少作文章。令人诧异的是，在一次次自我发动，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挖山"之中、之后，却是更为猛烈，势不可挡的"造山"现象。上述三项支出由过去一年消耗几十亿、几百亿飞速增长到如今的7000亿元。

　　其实官方的不合理开支远不止5000亿元，与日俱增的机构，豪华壮丽的官衙，劳而无功文山会海，花样迭出的形象工程……中国的公职人员已成为这个星球最幸福的群体。利益驱动使千军万马争考公务员，"万般皆下品，惟有当官高"早成了国人的共识。

　　中国面临的难题千头万绪，我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搬掉新"三座大山"，这是当前社会矛盾的焦点，也是考验执政党，执政为民还是执政为官的试金石。搬掉新"三座大山"，当局才可能赢得人民信任，才会燃起社会底层民众的希望，才能使大家为建设健康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同心同德奋斗。这样的大山摆在面前如果当局继续装聋作哑，绕道而行。恐怕再高明的思想理论、再诱惑人心的口号，也难得到民众的响应。

　　毛泽东当年推翻的"三座大山"与今天的新"三座大山"相比，两者难易程度有如天壤。为什么当年能取得成功，而新"三座大山"多年以来不但搬不掉，反而与日俱增呢？原因很简单，新"三座大山"制造者是当局，而"挖山"任务也由当局一手垄断。天下人都知道"医生不可能给自己做手术"。当局偏偏一意孤行，不容他人置喙染指，事情发展到今天实属必然。

　　新"三座大山"属于政府财政开支。政府预算都要通过人大批准，可现行体制是市级以上人大代表统统由官方指定。其中70％以上是官员，其余的人大代表大都是政府精心挑选的顺从者。根本在于，所有市级以上人大代表都不是直接选举产生，因而都不用向选民负责。区县级人大代表虽说让老百姓选举，但直到现在选举法依然没有明确公开竞选，加之国人从未受过公民权利教育，选举大都走了过场。所以官方的预算每一次都顺畅无阻，本应成为人民的福利，却瞒天过海轻易变成了官员们的特权。

　　这种状态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当局的治理迹象。这也可以理解，特权如同毒品，一旦尝过万难舍弃，何况还有无数后来者期待着晋升到享受特权行列。过去大家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当局，指望当局自己解决问题。几十年了，如今的7000亿新"三座大山"也许就是当局的最终答卷。

　　近来建设和谐社会日渐高涨。可一边是六千万民众在贫困无助中挣扎，另一边是政府锦上添花的高消费疯狂增长——和谐从何谈起？现在的"保先"活动尽管主流媒体天天造势，但是用筷子吃饭的人都知道——新"三座大山"有增无减的趋势依然无法改变！

　　那么人民群众能够参与搬掉新"三座大山"吗？我认为，现在既不能像毛泽东解放前一样搞武装斗争，也不能如文革一样搞政治运动。比较现实的办法，一是积极投身于区县级人大代表选举，有志者更要积极竞选。选出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有胆有识者，责成他们监督政府，严格审查政府财政开支，控制住不合理开支；二是借助落实国务院《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积极呼吁和要求政府公开财政开支，特别是公开吃喝、用车、出国三项开支细目。能把真相公布出来，腐败自然大大减少。

　　中国的老百姓们，别再傻等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别打算靠神仙皇帝，要创造公平公正，还要靠我们自己。毛泽东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让我们团结起来，共同搬掉新"三座大山"吧。明确了这个目标齐心协力奋斗，再高的山也不在话下。因为十几亿人的呐喊足以惊天动地！十几亿双手的力量足以排山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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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奇庄:以官为爹娘是国耻更是民耻

　　共和国已经成立近六十年，地方长官也依然以父母官自命——生怕他人不敬。民众则将长官视为自己的领导——敬之惟恐不周。关系错位以至于斯，实为国耻！民耻！

　　说国耻是因为中国大陆是全球极少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度，官本位居然横行了半个多世纪。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理论时就明确指出官民关系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

　　何谓公仆，公仆就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保姆与主人的关系。市长尽管权力很大，但他只是政府职能部门的首长，而非民众的首长。市长只是民众的临时雇员，表现一般，任期届满就得走人；表现不好随时可能被炒鱿鱼。这就是马克思所设计的主人与公仆关系，也是当今文明国度普遍确立的基本社会制度。

　　新中国成立不久，官民关系就偏离宪法轨道。到了1957年，谁说过对领导不满言论就可能被打成右派，受牢狱之苦。自此，打着各种冠冕堂皇旗号的公权力如同洪水肆虐一发不可收。

　　文革时期表面上是大民主，其实质却是公权力对宪法法律的恣意践踏，顺者昌逆者亡的极权才是在那个年代的本质特征。当局甚至公然声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自己领导一切。直到今天，权大还是法大居然还是媒体讨论的热点问题……

　　什么叫国耻？过去人们总是把外国入侵当成国耻。其实这是转移视线，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国家能实现人民当家做主自然强大，任何外敌也不敢轻易侵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的宪法失去尊严（而宪法的根本作用是保护公民权益），不能贯彻实施就是最大的国耻。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国教，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立宪原则的国度，历经半个多世纪还不能建立有效的透明监督权力机制，不能保证宪法公民权利全面落实就是国耻。

　　说到民耻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1921年底鲁迅发表了《阿Q正传》，通过这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小人物"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暴露国民的弱点"。多少年来，文人骚客尽情尽兴地羞辱阿Q，讥笑那个时期草民的愚昧。其实今天的社会，尤其是底层民众，何尝不是充满了阿Q思维。

　　笔者认为民耻之最无过于不争取、不行使自己的权利。一些官员之所以敢于无视宪法法律，敢以人民父母自居。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国人为他们提供了舞台或曰土壤。

　　对于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权力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尽管这些权力已被剥夺的极其有限，但我们是如何行使这两项权利的？

　　——我们调查过官方推荐的候选人吗？

　　——我们了解过候选人的品质吗？

　　——我们向候选人提出过自己的要求吗？

　　——我们推荐过自己认可的候选人吗？

　　——我们尝试过自己当人大代表吗？ ……

　　多少年过去了，多少届过去了，我们象机器人一样按照官员的指挥棒转。他们推荐谁就选谁，不管是黑社会老大还是贪官污吏，而且投票后再也不过问代表如何为自己行权。

　　于是官方指定的人大代表候选人轻易当选，这些人成为人大代表后自然秉承官方意志，选举官方确定的行政长官人选；

　　于是本应向人民负责的权力变成了向上司负责，三乱腐败也就成了题中之义。

　　令人无法理喻的是，平日怨声载道的老百姓到了下届选举时绝不醒悟，还象磨道中的驴一样如出一辙地履行同样程序。

　　有道是，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然而回顾大陆草民选举历史，不仅有再五再六，甚至有再九再十。按照目前趋势，甘当草民，甘当提线木偶的选举还会无限期持续下去。

　　哲人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同理，政府是什么形象，也反过来证明了人民处于什么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今腐败盛行，三乱横行，医改、教改失败既是国耻，亦是民众之耻！是你、是我，是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之耻！

　　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我们不认真履行自己的权力，等着天上掉馅饼——可能吗？

　　被世人耻笑的大清国早不复存在，然而近百年前的阿Q精神今天依然大有市场。我们这一辈人曾无数次的嘲笑阿Q，将来我们身上的阿Q精神能免于后辈嘲笑吗？

　　这种"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悲剧还会传唱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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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奇庄:给“国家”正名

　　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没有比"国家"更重要的词汇。但是在笔者看来，中国至今没有准确的国家概念。今天，面对这样一个神圣话题，笔者愿抛砖引玉，求得方家指正。

　　按汉语字面意思理解，国是指共同居住的土地，家是指人民。国与家两个字组合到一起，是指居住在一起的人民。这也是大家约定俗成的理解。可是从列宁下达"国家是指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定义以来，我们的国家概念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内容：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最高权力的象征，是官方最高代表……

　　由于国家头衔如此冠冕堂皇，国家名义如此威风八面，于是人们竟相成为国家代表。人大代表国家、政府代表国家、一些政府部门代表国家、公安成了国家机器，军队成了国家柱石。甚至一些国有垄断企业也以国家名义说事。执政党领袖代表国家，参政党首只要当上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无不以国家领导人自居……

　　那么国家到底是什么概念呢？恩格斯说，国家不是按血缘关系，而是按地区组织划分它的国民；设立了公共权力，并由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等因素日益加强。"在这里恩格斯强调的是国家的暴力存在。不错，历史上的国家总是充满了内部和外部的斗争，但和谐和平才是人类追求向往的共同目标。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已经通过努力，消除了阶级对立，实现了社会和谐健康发展，我们国家也把建设和谐社会作为发展目标，可见列宁和恩格斯的观点也有与时俱进之必要。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国家演变。在中国帝王眼里，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既是共同居住土地的主宰，又是领土内所有家庭的主宰，口含天宪，予杀予夺。所谓国家就是"家天下"，即天下属于帝王一家。对于民众来说，国家就是官，除了纳税还得忍受剥削奴役。在城邦制国度，国与家的概念是相对的，法律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说：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能闯进这间门槛已经破损了的破房子。穷人虽穷，但他头上的片瓦和脚下的立锥之地却是堂堂国王也不能任意剥夺的。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后，为巩固新生的政权，镇压反抗势力，列宁主张统治阶级必须用暴力手段巩固到手的国家权力。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沿用了这一理论，实行了一党独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官本位。官员既代表国家又代表人民，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自己给自己授权加冕，自己对自己进行监督。如此体制导致特权腐败泛滥成灾，官民矛盾日益尖锐，这些国家最终垮台实属咎由自取。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共和国制度逐步演变成"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听命于一人，毛泽东成了国家最高也是惟一代表。这个时期的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形成了尖锐对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官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百姓一穷二白，惶惶不可终日；大批农民成为饿殍，冤假错案遍于寰中……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党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正确主张。然而由于受长期以来形成的官本位体制影响，我国民主法制进程十分缓慢。重要标志之一是：尽管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就明确了公民权利，可是建国近六十年，官方一以贯之地强调公民履行义务，从不教育公民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以至多项公民权利至今依然停留在纸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既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当然属于人民。那么人民如何行使国家权力呢？宪法的说法是人大代表大会，这显然太含糊。实际上，人民只有通过给官员授权，委托政府管理国家才能兑现自己的权力。这个命题十分重要，因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以官员的权力只能来自人民，而不能通过其它途径获得。

　　那么，人民用什么方式授让权力呢？世界各国通行的方式是由人民直接选举官员。每个有被选举权的公民都有竞选权利，选民从中挑选自己最满意的人才，把权力授予该人。严格地说，这个官员只是选民的雇员，是代替人民暂时行使权力，届满后必须交还。官员的权力必须接受人民监督，重大事项必须由人民批准。官员如果表现不好，权力随时可以收回。什么叫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掌握权力才是当家作主！由人民决定官员任免才是当家作主！

　　考量一个国家的性质，用不着看别的，根本标志就是权力的授予形式。权力由人民授予，国家就是公民国度。权力由皇帝授予，国家就是帝国；权力由独裁者授予，国家就是法西斯；权力由党授予，国家就是党国。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实现了公民授权的国度才是民主国家，在这些国家，统治者才会被关进笼子。公民才能享受"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自由，官方才能受到"法无规定不得为"限制。

　　国家说到底是个与时俱进的概念。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必然走向消亡。当今世界发展趋势证明了他的天才预见。南美、东亚经济共同体，非国大、特别是欧盟的成立大大淡化了国家概念。无线电、飞机、互联网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不同国家人民交流提供了空前便利，使世界越来越像地球村。这个发展趋势是先进社会制度对落后社会制度的冲击；是发达市场、开放思想文化对封闭市场、保守思想文化的冲击；是人类普适价值观对民族化、地域化、极端化价值观的冲击。

　　明确国家属于人民，明确人民的最高权力就是直接选举，定能大大增强国人的主人翁意识和权利意识。广大公民定会认真履行神圣的选举权利，会更加自觉地关心国家发展建设，更加主动地批评监督官员，对政府工作提出改进意见——当人民认识到热爱国家就是热爱自己时，爱国热情定会倍加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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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奇庄:凭什么让纳税人替吸血鬼买单

　　媒体报道，胡总书记近日到贫困地区慰问，表示政府决定替贫困地区学生支付课本费用。拿出巨额资金为贫困地区学生办好事，本来值得赞扬，但在课本问题上则另当别论。

　　政府财政花得都是纳税人血汗钱。我国并不富裕，有限的资金最好用到刀刃上。只要政府进行一点小小改革，中小学生课本就可以重复使用，就能省出这笔钱为贫困学生做更有意义的事。而当局现在的作法，实际上是把纳税人的钱塞进暴利寡头们的腰包！

　　中小学属于基础教育，知识用不着频繁更新，教育部只要做到三条就足够了：

　　一、允许中小学生重复使用课本；

　　二、要求相关部门编写可长期使用的教材；

　　三、要求出版社提高课本质量，保证经久耐用。

　　其他事情交给市场解决。学生只要保管好课本，就能以较高价格转让给下届学生。如果课本能使用五年，平均到每个学生费用只有五分之一。如果课本寿命达到十年，就谈不上经济负担了。课本若能长期重复使用，政府完全可以为全国中小学生无偿提供课本。

　　重复使用课本可以节省家长开支（如今又可以节省政府开支），造纸会消耗大量林木，还会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保护好课本有利于培养学生美德。

　　由于重复使用课本有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世界各国政府十分重视，美国课本平均使用寿命为五年，日本为十年，而我们这样一个穷国，课本的寿命只有半年！多少年来，数以百万计的穷困学生就是因为买不起课本成为文盲。我国有2.2亿中小学生，一年需要课本30亿册，重复使用课本全国一年至少可节省300亿元。

　　早在1994年，笔者就发现重复使用课本事关重大，从那时开始不间断地向新闻单位、政府机构呼吁。后来一些重要媒体和各界人士不断发出建议，本以为这个利国利民的事情定会得到各界支持，没想到在中国大陆就是行不通。

　　阻挠势力显然来自能从这块巨大蛋糕中攫取暴利的群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路雄先生经过大量调查发现：围绕中小学生课本大发横财的主要有四种人：

　　一是教科书作者：他们早已成为中国作家群体中的富豪。语文第十册作者版税收入达1134580元，数学第十册作者版税收入达854500元。初三的思想政治课本作者版税收入达763910元。教育部一位看不惯此事的官员说，"教科书年年改，哪怕就是例题的顺序颠倒一下，或者把例题中 的马换成牛，教科书也得重新出版一次"。目的就是让学生必须购买新书。据说参与教科书写作的不乏教育部高官及其亲属。

　　二是教材审批者：每年的课本都要审好几遍，审查者除了遍游名山大川，还能得到为数不菲的红包。

　　三是教科书出版社：据新闻出版署公布的数据，2001年课本出版为33.36亿册，总定价174.55亿元，占全行业的52.9％和37.4％。教材和教辅销售利润为全行业利润的520％。其中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利润高达几亿元，是出版界名副其实的大鳄。

　　四是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利润的70％来自中小学课本发行。山西临县新华书店原经理高生荣贪污截留1100万元，大都是垄断教材教辅的回扣，比例达到了28.6％。有记者在四个省调查发现，目前购置教材的回扣比例一般为15％到25％，有的甚至高达30％。

　　马克思说如果有三倍利润，人们就甘愿冒上绞刑架的危险。能轻易得到五倍乃至几十倍利润的人，面对可能化为乌有的改革，会如何行动不言而喻。

　　"权力利益化，利益部门化"在中小学生课本问题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尤为恶劣。直到现在，当局宁可挖肉补疮，用纳税人的钱替穷困地区学生买书，也不进行重复使用课本的改革，实在令人费解。

　　难道建设节约型社会只是老百姓义务，没有政府的责任吗？难道这就是官府口口声声所标榜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吗？难道领导了伟大经济改革的政党，面对良心泯灭暴殄天物的蛀虫、寡头们除了替他们买单没有其他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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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波:我们统一台湾什么

　　说到台湾统一；有几个思考一定要先提出来：

　　1．我们是想统一岛上的那些土地吗？

　　2．我们是想统一岛上的那些人口吗？

　　3．我们是想统一岛上的那些财富吗？

　　4．'和平'统一为什么会有这么难？

　　5．'武力'统一的代价究竟有多大？

　　希望国家不分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是同样，这根本不用讨论。我们许多'爱国者'的认识，只是停留在'统一'这个简单层面上，翻来覆去的'吵'、'骂'。一听说对方'不愿意统一'，'搞台独'，就喊'打'。这个'打'字就这么简单？它的后果是什么？有多少人想过？

　　就冲我们大陆这么多充满仇恨，不问青红皂白就言'开打'的人，台湾同胞谁敢寄人于这样环境的篱下？

　　我们'义愤'的原因是台湾有人搞'独立'。但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骂民'们有几个清楚的？

　　例如；陈水扁想把台湾卖给日本或美国，他们敢要？

　　再比如；陈水扁真的能搞成立陶宛、爱沙尼亚那样的独立吗？台湾有那样的基础吗？

　　退一步说；台湾宣布'独立'，就如同'访谈学者'说的；从中国版图'分割出去'了？

　　事实上现在无论是大陆版图，还是台湾版图，本身就是'分割'状态的。无论两岸的哪一边，你把地图印成一个颜色，就不是'分割'了？

　　别说台湾还远没有到真正'独立'，更别说联合国承认其合法性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就说当初东、西德国，不但'分割'了，还都是联合国及国际社会承认的二个独立国家。比台湾目前这个'情绪台独'，'精神台独'严重多了。可当时机成熟了；一架没吵，一枪没放，东、西德国一夜之间就统一了。

　　本文题目叫'我们统一台湾什么？'，当然应有答案。我看答案就是统一'人心'。

　　否则等了怎么多年，仅收回点土地和与我们二心的人口？如果是武力收回；就更加不值。

　　我们喊打的原因是因为'和平统一'困难。那么什么是'和平统一'呢？困难在什么地方？

　　在说'和平统一'之前；先提出一个'完全统一'的概念。这是因为不少人问；'那边'的人为什么不愿意和我们一样？

　　让台湾成为一个省，由中央派大批的干部接管，给陈水扁，吕秀莲一个'副省长'，军队整编归属解放军。这种愿望，用和平方法的可能性是零。这只能是武力拿下后出现。但那时的陈水扁，吕秀莲就不是'副省长'了，而是'号子'里面的'副号长'了。

　　如有人硬要说为什么'完全统一'没有可能？你们不用问台湾其他人，可以先去问整天唱高调的李敖和阮次山，问他们愿意被这样'统一'否？台湾和美国被他们骂的一无是处，为什么不入我们大陆籍？当阮次山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有学生质问他为什么入美国国籍，他居然说是："美国政府三次主动送他，在三次拒绝后，为了旅游方便才收下的"。你们谁信这种哄三岁孩子的话？有个清华学生当天在BBS上写帖子："我不知道阮次山曾经给美国作过什么惊天动地的贡献，或是救过美国总统一命？究竟是美国把护照送给他三次，还是他申请了三次美国护照？

　　对一个已经有'伪民主'选举权和话语权的台湾百姓，让他们走回头路，按李登辉→蒋经国→蒋介石的时代逆行，恐怕是不大情愿的。

　　因此看来；'和平统一'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一国两制'。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一国两制'可能性有多大。

　　在大多数人看来，香港、澳门已经有样板在前，台湾不也顺理成章吗？但恐怕不是这样。这里面有三个原因：

　　一是香港、澳门在百年的殖民生活中，虽然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接近西方国家，但却没有形成近代民主制度足够的政治基础，尤其是人文基础。人们说那里是'文化沙漠'；从浅层的社会现象看，是文化品位较低。但深层的是人们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政治使命这些观念较淡漠。与台湾比有些差距。这里说差距是指整体而言，不是说港、澳人都这样。是整体政治观念平均值不太高。

　　二是港、澳没有出现西方那样完整的政治体系和政府体制。甚至如台湾的现行政体，港、澳也没有达到。因此当初港、澳回归时基本不存在强行改制的问题。

　　三是港、澳当年属于时效有限的'契约'型殖民地。契约到期后，回归是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回归前曾过闹些风波，仅仅是殖民者的心态原因，以及港、澳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问题。

　　而台湾在1945年已经由原中国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收回，不存在从殖民者手中二次收回的问题。加之台湾民众的'话语权'较多（我们叫'假民主'也好），即使台湾当局愿意接受港、澳模式，也得过民意关。

　　因此；'一国两制'在台湾实现的难度比港、澳要大得多。因为港、澳回归前可以说就没有'制'，或者说仅有'附庸制'。

　　台湾类型的'一国两制'在世界上从没有先例。要创这个奇迹，两岸政治家包括民众都需要有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

　　政治勇气这个词，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不是许多人想象的；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无所畏惧。它往往是相反的意思，在一定场合有可能要示弱。

　　以色列前总理拉宾曾是以军总参谋长，打了一辈子仗。在他以前的个人思维里，从来不知道'害怕'和'退让'这二个词是什么意思。

　　当他做出巨大让步（相对自己的国家而言）与对方签定和平协议时，你们无法想象他顶住了来自国内民众，各团体，政府内部的多大阻力和压力。但这个连美国总统都称为"政治老师"的拉宾，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却死在本国'愤青'暗杀的枪口下。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一个政治勇气的故事。

　　反之，什么是缺乏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的表现呢？

　　在蒋经国去世后，继位者李登辉与他的'老领导'，'老师'相比，就有明显的政治幼稚病。在和平进程出现僵局时；不但缺乏冷静，还干一些出格，甚至令人无法理解和容忍的事情。例如大谈与日本的渊源等。打架打不过时；有你这样拉'帮架'的吗？拉谁也不能去拉日本啊。这不成了第二汪精卫吗？

　　另外；我们的政府有没有犯急躁呢？

　　小平先生在生前曾告诉我们例如钓鱼岛问题："在解决不了时，中日双方先放一放，等更具有政治智慧的办法，或者更具有政治智慧的人出现再解决"吗？而我们目前的政治升温，舆论大战，封锁空间，军事恫吓，符合中央要全党坚持的'邓小平理论'吗？

　　我很奇怪，对朝鲜这样多次言而无信，并宣布退出六方会谈的国家；却反复说不许其它国家武力威胁。并一次次带着大量援助上门请人家出来。如果把这种态度用在我们自己的台湾身上，我绝不相信台湾人会比金正日更无情无义。

　　对台湾问题焦虑，缺少回旋思路，就一条道往前走。我们的'外交基石'到了刻板程度；与所有国家交往的第一基础就是不许他们'搭理'台湾。然后其它的事情都好商量。你有'经济困难'说话。逼的台湾与我们在一些小国家身上拼'金钱外交'。两边的钱不都是中华民族的吗？

　　我们的解释是防止台湾 '国际地位合法化'。等它的'空间'狭小得无法生存时，自然来投降。

　　问题是这样的'副作用'会有多大？而且，即使达到目的，是否也是本末倒置？

　　在台湾大选投票的前一天，我们国家发言人宣布，选陈水扁当总统后果极其严重，大陆不会坐视不管。朱总理甚至对中外记者说："如果陈水扁当选总统，你们立即会看到我们的强烈反映"。

　　这等于是说陈水扁当选，就是意味着开战。

　　但；多数台湾人似乎吃了豹子胆，第二天偏偏硬投了陈水扁的票。在网上鼓噪的人，有几个能解释台湾民众的心情？

　　我们换个说法；在《我们为什么恨美国？》网上转贴后，有网友反驳说："美国视我们为敌，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样视他为敌"？也有人反驳说："对抗美国是为了生存空间和民族利益"。我想；这二个网友也一定是主张对台湾强硬的人（百分之百）。那；你们就掉进自己设的逻辑陷阱里了。

　　别人视我们为敌，我们就视他为敌。如果这个'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那台湾人呢？他们怎么能视我们为友？

　　第二个网友陷的更深；既然"对抗是为了生存空间和民族利益"，那台湾人为了生存，就只能对抗了。

　　只能对抗，又没有回旋的理念，那就剩四个字：你死我活。这就是'塔利班'的人生信念。

　　我们思维里有种'大'的情结，'大'的责任理念。大；就应该收回小的。大；就可以打压小的。大；身上的责任就大。我们有没有思考一个问题；台湾所有人就都愿意分裂？都不想统一？台湾人明知陈水扁至少是要搞'准独立'，为什么还去选他？

　　要想解开僵局的唯一办法，就是双方先互相放弃对抗。

　　剩下的问题是；谁先作姿态？

　　答案只能是态度强硬的一方先做缓和姿态。因为；次强方做姿态所起作用是不明显的，甚至会使对方更咄咄逼人。至少次强方的心态是这样的。

　　说到回旋。两岸一度有过良性的接触。后来在一个问题上，被打了死结。从此两岸重新回到对抗并逐步升级。

　　其实；问题根结就是'一个中国'的认识。

　　这个关于'一个中国'，到底怎么回事？难道台湾当局不承认'一个中国'？

　　事情是当初'海基会'和'海协会'曾达成一个书面的共识（俗称'九，二共识'）。上面有'双方承认一个中国'的字样。

　　这不是挺好的事情吗？双方都承认一个中国，往后事情不就好办了吗？

　　可后面就出问题了。我们这边说："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也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

　　台湾当局一下子就急了。说我们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不是你们说的意思。

　　我们政府于是说：签了字就应该遵守诺言。什么时候重开谈判，就以这个'一个中国'为前提。否则就没有谈判基础。例如国台办新闻副局长李维一对中外媒体表示："检验台湾当局是否有改善两岸关系的诚意，就在于是否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就这样；我们说'一个中国'，他们说'一国两边'，一直这么僵持了下来。

　　其实；'一个中国'结症是在陈水扁，李登辉之前的蒋经国那里就遗留下来的。它的实质是所谓'对等'谈判问题。最初我们的态度是不能'对等'。后来对蒋经国派来的谈判代表说："考虑到台湾的政治现实，照顾台湾当局关于平等谈判地位的要求，我们提出党和党对等谈判。但不存在我们和你们什么'政府'的对等谈判"。对此蒋经国说到："我们党内一部分人对中共所提条件持反对态度，理由是'党对党'谈判，台湾人民会不赞成"。但蒋经国还是准备继续派谈判代表来北京。他认为；只要谈，就有希望。非常可惜的是蒋经国突然病逝。两岸和平的大好进程一下就断了。我们国家领导人对此极为痛心和惋惜。

　　除了'一个中国'僵局，两岸还有一个结：就是台湾当局要求我们'放弃武力威胁'。陈水扁强调说："只要大陆承诺不对台用武，台湾就不会改变现状"。意思是他就不搞任何刺激大陆的政治动作。如'全民公投'等等。台湾当局常说的"对等、安全为前提"中的'安全'，就是指要求我们收回'绝不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

　　这里我们特地说一下这个'政府对等'。为什么我们领导人死守这条底线呢？'政府对等'这么可怕吗？

　　是的，这个'政府对等'对我们是有后患的。但不是因为承认它是50年前'中华民国'的余孽，就会使它拿这个'中华民国'作证据，跑到联合国去要地位。这种顾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仅拿'中华民国'四个字是做不出太大文章的。

　　真正的问题两岸的'政体'差异上。因为'政府对等'就回避不了这个事实。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这个玄机。我们用一种'假设'来想象：如果按'大，小'地位允偌陈水扁一个国家副主席时，他不要。并且他要求两岸共同选举国家领导人；又使出他惯用的'公投'伎俩，那就会又僵了。并且这种僵持是没有任何办法解开的。

　　因此对我们这边来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其实我们许多人最关心的有二个问题；一是到底会不会武力收台湾？二是如果动武，什么时候开打？

　　但这二个疑问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下动武这个决心非常难。有人一直在猜测，国家领导人到底有没有决定动武？可以明确说；他们目前肯定没有这个决定。因为我们领导人深知下这个决断的份量及后果。可一旦下了这个决心，就会立即实施。这就是所谓的'在最后一刻决定'。因为准备工作一直花巨大本钱在做，两岸军事实力悬殊很大，纯军事角度不存在胜负顾虑。无非是玉石俱焚，大陆十条命换台湾一条命的比例也能拼得下来。

　　要想知道到底会不会出现'最后一刻决定'，要明白它取决于二个先决条件：

　　一是国内的各种矛盾会激化到什么程度（包括海峡两岸关系的恶化）。二是国内'热血'人士的比例和'温度'。这二个条件缺一不可。

　　如同数学证明一样；国内矛盾和激愤民众是'必要条件'，程度和温度是'充分条件'。

　　'必要条件'现在是眼见的。'充分条件'则取决于发展。

　　如同当初'中美撞机'事件；媒体先炒作，后升温，最后变成美机'侵入中国领空'，并'故意撞掉'我军战机。那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挑衅'了，完全是对中国的侵略和宣战了。在媒体笼罩下的百姓自然的等待'新抗美战争'爆发。结果最后不但没有'反击'战出现，还把扣下的美国飞机给归还了。使中国百姓怨气冲天，结果政府都没有台阶下。你们说；这'导向'的失控，及不负责任的媒体有多害人？

　　如果在一定时间，国内各种矛盾没有减弱而是加剧，并且两岸关系一直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哪方的责任）时：政府再来一次失控的台湾问题'导向'，加上不负责任媒体的'发挥'。那时；'充分条件'就具备了。

　　因为；国内矛盾激化到一个临界点时；要想'执政能力'还存在，就只能把内部'温度'散发出去。尤其是；一旦选择了'散热点'，温度开始快速传导时；就欲罢不能了。

　　《环球时报》引述中国社科院的民意调查显示；41％受访者表示支持对台湾动武，36％表示不支持动武，其余人未做表示。

　　这表明支持动武的人已经超过反对的人，并接近一半了。如果无论是政府，媒体，还是民众们，咱们再一起加把劲，忽悠一下。到时候我们动武就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呼声'了。

　　可是；打，打，打。打完了，痛快了，剩下了什么？哀鸿遍野？满目创痍？国际责难？经济倒退？心理变态？

　　打下后的台湾剩下了什么？一片废墟加上用血红眼睛直视我们的百姓？

　　不同于抵御外敌。这种无价值的内战是对两岸同胞生命及文明成果的漠视。柏扬在《中国人史纲》里有对我们民族内战惨像的描述："……直到今天，我们好像还能听到那些儿童凄惨的哭声"，你们谁愿意看到同样惨象出现在今天。

　　对只知道强硬和喊'打'的人，能先说清楚什么叫'万不得已'吗？说白了，还是冷战思维在作怪。除了仇恨，对抗，恫吓，动武，我们脑袋里就没有别的智慧？中华民族不枉称世界上最聪明了的民族了？

　　像毛主席那样'豪气'和'霸气'的政治家，打美国都不带眨眼的，他怕过谁？他生前的时代；无论是军心，还是民心，比现在要铁一万倍。现在网上的'愤青'，和五、六十年代及'文革'时期国民的狂热相比，简直是'小儿科'，'幼儿科'。那时毛主席只要一声号令打台湾；全国总动员只需一天足矣。写血书，慷慨赴死的青、壮年，包括女性；几乎人人都是。那时的人们是没有经济成本和生命成本概念的。

　　可毛主席终究没有在生前用武力收回台湾。为什么？我们有多少人想过？

　　还有个要分清的概念；即'动武'和'武力统一'的差别。

　　在台湾'出格'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也会有另一种'动武'方式，即武力封锁台湾。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给他挡回岛去，或挡在公海外。虽不对岛上放一枪一炮。但对一个岛国，这就是灭顶之灾。

　　可台湾经济大倒退，对大陆的影响会有多大呢？两岸的贸易，大陆的台资企业，都会发生什么连带效应？

　　更关键的是；这么一干，两岸的仇恨就算是永无可解了。

　　尤其是最后一个问题；你封锁几个月，封锁一年，台湾要投降了，便也罢了。但他们不降呢？即我们期望的内乱没有发生或不足以使其崩溃。我们怎么下台阶？是继续封锁？还是解放军登陆？

　　因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是任何情况都灵。中国大陆被'帝国主义'封锁了20多年。尽管曾饿死几千万人，大部分人不都还活着吗？最后结果不也是像许多人说的；'最大的帝国主义'自己上门求和来了吗？

　　凡事总要利弊权衡；弊大于利的事情是没有人干的。弊无穷大，而丝毫无利并关系到国家、民族大事；谁干谁就是民族罪人。决策者是也，起哄者是也。

　　有人会说：武力统一我们也反对（中科院的民意调查有36％的人不支持动武），甚至武力封锁我们也不赞同。但军事威慑，给他们压力，还是必要地。那么我们来看看韩国是怎么做的。

　　南，北朝鲜分裂也半个世纪（比我们的分裂时间还多5年）多了。韩国（南朝鲜）是什么态度呢？每当国际上对北朝鲜压力过大（例如美国扬言或暗示动武）时，韩国政府还挺吃劲呢。反复说不能用恫吓手段甚至制裁手段对北朝鲜。是他们不急于统一？那韩国总统亲自到北朝鲜去拜访金正日是干什么去了？

　　是不是有人说韩国对北朝鲜军事上没有绝对优势？那加上美国呢？也打不过北朝鲜？

　　韩国人有个共识；战争手段绝不考虑。那样的统一，是民族灾难，而绝不是福音。对恫吓手段，也绝不考虑，那样会适得其反。而我们中国有这个共识的人却很有限。包括政府，民间，与韩国有很大差别。尽管想统一的愿望都是一样的。

　　因此；有些天真的人竟会以为军事威慑会使台湾放弃'独立'。不见近10年来，我们买了多少俄罗斯的武器，10年来新式武器装备的研发、投入速度更是前所未有的惊人。但台湾却是越压越硬，越压越弹。并且也是在咬牙买武器。最近其'行政院'就通过一个6108亿元新台币的天文数字军备采购预算案。大家应该知道；军备竞赛是个恶性循环的东西，能拖疲，拖垮一个国家或民族的。

　　因此目前两岸军备竞赛是一浪高过一浪。如果我们将军备投入如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应该能省出至少3/4，甚至更多。台湾亦相同。两岸的这些钱都用在经济、教育、科学等领域的发展。该是中华民族多大的幸事。

　　有一个道理；政府的言行会影响民众。反过来；民众的言行也会影响政府。如果全国人民都异口同声喊'解放台湾'，你叫政府该怎么办？

　　中国人都知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良性循环道理。也知道你给我初一，我还你十五的恶性循环道理。

　　美国数学家纳什有一个被称为"纳什均衡"的理论（他为此获诺贝尔奖）。是近代博弈论的重要核心。也可以说是双赢思维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不仅使市场理论被更新，并且被大量运用在政治、军事、外交、贸易、甚至人际交往上。

　　在理解双赢思维时，我们应注意'纳什均衡'的'均衡'二字。它的通俗解释是；在处理二种有利益冲突关系时，首先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立场，设想他的利益和期值，然后再加入自己的，找出双方的利益均衡点。

　　这种思维的成立有个前提；就是双方都必须要换位思考，余下的问题只是那个均衡点的确定。

　　希望用双赢思维来解决两岸的对抗；也并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建立一个合作的开端。最终目的应该是回到'单赢'，但这个'单赢'不是指哪一边，而是整个民族。

　　说到换位思考，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民进党能打倒国民党，陈水扁能当选总统，是什么原因？

　　想当年，国民党的统治如铁桶般，搞'民主进步'及台独的民进党仅是个小'地下'组织，被'斩杀'的几乎绝迹，但'余孽'仍在日本活动。但国民党仍派特工前往去'灭'他的领导人。我的记忆中；实施任务的特工仅为一个老头，一个妇女。当时民进党的那个领导人在东京地铁等车，当列车呼啸进站时；那个妇女'因抢车慌乱'丢了个香蕉皮，紧跟其后的老头'也因慌乱'一脚踩上香蕉皮滑了一下，撞到民进党那人身上。该民进党人于是跌进路轨里（我估计那老特工是太极高手），瞬间成了冤魂。后来东京警视厅对这起谋杀案和杀手居然没有办法定罪；你总不能说香蕉皮是'凶器'吧，总不能说一个老头踩上香蕉皮不让人家滑倒吧。这简直是世界特工史的第一经典暗杀教案。

　　打杀政治对手，的确是国民党独裁的需要。但这说明国民党是一直反台独的。即使是多年作为美国的'走狗'，可一当美国有分化中国之意时；便立马从'狗态'变为硬汉，从没有半点含糊。因此才有毛主席说的："看来台湾还是在蒋介石手里好些"的感叹。

　　国民党几十年来一直叫嚣要'反攻大陆'，'统一祖国'。这倒使我们放心了。毛主席的话就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怕国民党惦记着'反攻倒算'，而怕有一天国民党不提这个事情了。因为那意味着什么？

　　蒋经国生前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说："坚决反对台独的分离意识。并期勉全体同志，贯彻到底。"因此他去世时我党总书记发表谈话说："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为两岸关系的缓和做出了努力。"

　　在我们政府眼里，民进党远不如国民党，陈水扁远不如蒋经国，甚至不如蒋介石。历史就是这么奇怪；国、共两党这么大的血海深仇，但却有如此之多的相通之处。而陈水扁这样的'新生代'却如同陌路之人。

　　可国民党到底是怎么把政权丢了呢？而且落到了那个几乎被赶尽杀绝的民进党手里呢？这里简单说二个原因：

　　一是国民党虽然一直在向'民主制度'演进，但部分民众'误信'民进党的'民主制度'更好。自愿吞下这剂'民主毒药'。

　　二是两岸政治关系没有如同两岸经济关系同步发展，并且发生倒退和对抗。我们在国际上的政治封锁和军事威慑，使相当部分民众产生逆反，悲观情绪。这里面也有对我们社会制度偏见的思想基础。加上民进党，陈水扁的'鼓惑'，使一些民众认为跟国民党没有出路。试图跟着民进党找出一种更有可能，更好的假想生存空间。

　　当然；这是国民党开放'党禁'，行使'民主'的后果。所以；一个专制政府放开'民主'，等于自掘坟墓。功过只能让后人评述。

　　还有一些可以叫辅助原因的事情；例如'六，四'事件。虽然不愿意提这个事情，但它对台湾民众产生的情绪影响是很大的。也是台湾当局的一个重型'政治武器'。

　　例如陈水扁宣称要在今年3月24日举行"防卫性公投"，在2006年"催生新宪法"，2008年实施"台湾新宪法""。把矛头直接对准大陆。他有峙无恐的本钱是什么？

　　决定"统/独"的'公投制宪'，是陈水扁提出的。国、亲两党开始是反对，但随后竟然转为主动提出协商，让"公投法"尽早通过。为什么？这是他们发现民众的反应没有按国、亲两党想象的方向发展。避免被动而已。

　　这个例子很能说明台湾民众心态和陈水扁'人气'的演变过程。

　　台湾人在'出身'上分为'本地'人和'外省'人。陈水扁先拉拢'本地'人，当左右不定的'外省'人在看不到（说误解，错觉也好）希望后，部分人也在转向。

　　这些是否能让我们反思一些问题？

　　我们双方都应该不要提谁统一谁，谁收回谁，谁管辖谁。当我们沟通了台湾民众的民心时候，外人即使想帮助分裂也做不到。如果台湾民众自愿和大陆统一（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统一形式）的时候；美、日干预有什么由头？就连说三道四的根据都没有。难道最讲'民主'的国家，却要从道义上剥夺台湾民众的民主选择权利吗？

　　我们大家也都十分关注美国（包括日本）在台湾统一问题的立场。

　　许多人都说美国一是希望台湾独立。二是当我们武力收复台湾时；美国一定会军事干预。

　　其实；这二种说法都不完全正确。

　　说美国希望台湾独立的人，是因为他们首先接受美国不愿意中国强大的这种说法。这种说法不能说是错误的，但不全面。美国从来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全世界的其它国家越穷越好，自己就能搞霸权了。事实上；从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经济上其它国家都穷，它自己的经济也得崩溃。因为穷国饭都吃不饱，它的飞机，汽车，电脑卖给谁？从政治上讲；穷国更容易产生动乱，独裁，甚至恐怖主义。这对美国不是好事而是威胁，会给它带来很多麻烦。即使是它所痛恨的共产党国家，它也认为其经济发展了，不但对美国的经济有利，对它期望的'和平演变'也有利。因为它认为'民主'述求是在吃饱饭的前提下，尤其是出现大量'中产阶级'时，'民主'才会变得需要和迫切。

　　但美国对共产党国家及'非民主'国家，在经济发展了的时候把大量的钱搞军备，是很警惕的。因为他们认为是潜在威胁。

　　正因为如此；两岸对抗，尤其是军事对抗，大陆的军备升级，对台湾是威胁，对美国就是好事？就不是威胁？

　　的确；美国卖给台湾一些淘汰的旧装备，发点小财。但美国更主要的是想让两岸军备悬殊不要过大，使大陆想动武时多少有些戒心。

　　说美国不愿意我们统一台湾，是因为它不愿意少一个'民主模式'地区，从而使得政治上壮大一个'非民主'国家。并且；'统一'了的'大中国'，军事潜力和军事胆略会更大，它是不愿意看到的。这是肯定的。

　　但它也不愿意台湾闹独立。因为会有战争的可能。给大陆口实，大陆急了真打了台湾，美国的那个'民主模式'地区就保不住了。并且还会给美国带来很多其它麻烦。因此；美国是很希望台湾'保持现状'，别无事生非。这也是真的。

　　说美国在我们武力收复台湾时一定会军事干预的人，也是对它的认识过于模式化了。

　　美国虽然一百个不愿意我们动武，但真到那一天；它是绝对不会用军事手段搅和进来。因为代价先不说（那等于全面战争了），而是它师出无名啊。为什么？是因为台湾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台湾自己说那不算）。别看当初北韩打南韩，北越打南越，美国都出兵了。但台湾和那二个例子差别大了去了。我们的百姓有很多不清楚的，美国自己可是清楚的很。别看它什么'单边主义'，什么'先发制人'。我们两岸的事情它可实在没有办法找到理由。

　　再则；想给中国玩真的，这样的国家世界上还没有。因为这根本不是打不打得赢的问题。越南战争；中国仅仅是给予越方物质援助，并派了部分工程兵和炮兵，就让'头号帝国主义'背着5万多具尸体撤回去了。这就是远离本土到别国打仗的劣势。

　　对于中国，美国人有很清醒的认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的记忆，对它来说是'肚子疼自己知道'。对共产党；台湾人更有清醒的认识。当有台湾的年轻人认为大陆永远不可能真的动武时；一位'国军'退役将军说："你们太不了解他们了，不说你们没有和他们打过仗；在他们'三年灾害'饿死那么多人时，陈毅元帅仍然说'当了裤子也还要搞原子弹'。"

　　美国有时虚张声势，正是担心两岸开战。明眼人都知道怎么回事，包括其它国家。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近一、二年来也跟着来劲。例如前几天美、日发表一个关于防务的联合声明、其中将台湾海峡纳入'安保'范围。这是中国无法接受的。对美国，因为它是'世界宪兵'，一贯搅和国际事物，人们至少有心理准备。但对日本；中国人就更不能容忍。

　　我想美国人的做法是没有办法的。它'霸道'惯了，也有那个实力和二秆子劲。但日本如果还有一点清醒的话，奉劝它别来淌混水。如果说；美国和中国叫板；中国人会一跳三长高。那日本来和中国叫板；中国人则会一跳八长高。

　　但日本近来为什么这么跟我们中国来劲？要说原因；日本除了跟上述美国的想法近似，它还多一个'台湾情结'。即台湾曾被它统治过半个世纪，后被中国收回。其中的酸楚尽可想象。

　　另外；日本认为如果中国过于'霸道'了（指我们近年来的军备增长和对台湾的强硬），它比美国更受'威胁'。道理很简单；它离我们太近，俗话说：首当其冲。再则，中、日间的仇恨可是比美国大得多。仇恨大了就有可能埋藏着复仇种子。

　　在不久前又听到那些'军事专家'在放厥词；认为台湾是个'岛链'，'拿下'台湾后，就可以扩大'防卫圈'和'前进基地'。这使人不禁苦笑。这如同有人教唆安徽人去灭江苏人，而去获得海岸线和'出海口'一般的荒唐。

　　我们民族越是内讧，我们的'防卫圈'就越小。如果真的靠打台湾而获得'防卫圈'，且不说我们自己两败俱伤，不知道多久才能缓过劲来。就是周遍国家和世界大国也会对我们增加十倍以上的政治防范及军事防范。那么到底是扩大，还是压缩了防卫空间？读者自己去判断。

　　是该反思我们整个民族'防卫'问题的时候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民族就开始陷入内战。内战结束后，我们又打了四场半（中苏算半场）外部战争。并且两岸也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使得双方都无暇顾及其它问题。等到当时的南越占了西沙的岛屿后，大陆才只得派兵去收复。在西沙海战期间，台湾是极为关注的。他们不仅是在精神上同我们完全站在一起，并在我海军的通行上给予方便，使得我们的增援舰艇能快速赶往火线。

　　再后来；南沙的形式使得我们又不得不派兵守卫。而先于我们守在那里的台湾守军，更是同我们大陆的官兵情同手足。双方相互支援谈水，蔬菜等。

　　仅说他们在较困难的环境下，替中国守住南沙最大的岛屿（太平岛），并一守就是50年这一点；我们是应该感谢的。至少应该感谢这些台湾守军的弟兄们。

　　说这些故事，是想让同胞们都想一想；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互争斗，甚至残杀？这60年来我们做了多少让祖宗痛心的事情？还不够吗？还要闹下去吗？

　　大陆改革开放仅仅20余年，就取得令世界仰看的巨大经济成就。如果再加上台湾的经济实力，两岸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能坐在一条板凳上，即使没有我们旧概念中的统一形式，世人谁敢藐视？

　　实力，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威慑。无须张扬就能使得国泰民安。在两岸携手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搞大国沙文主义，也不搞霸权。仅仅是并肩站在那里，看有谁敢招呼都不打；就在南海挖矿，东海钻油？

　　2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是我们民族巨大创造力的展现。可千百年来我们同时向世人展示过内耗。一个能保持创造力，而逐步改掉内耗恶习的民族，前途是无可估量的。

　　如果我们两岸都有诚意，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历史遗留问题。

　　这个诚意，不是文字游戏'诚意'。而是把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置于两岸任何一方利益之上，经得住历史验证和后人评述的诚意。这就是本文要呼吁的核心理念。更应该是两岸领导人应具有的共同理念。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两岸理想的统一方式，不是暂时无法实现的'和平'统一，更不是武力统一。

　　应该是'自然统一'。

　　自然统一；绝不是双方坐等，等它一百年。而是两岸都在发展经济，社会进步，民主进程上多下工夫。在此期间；能有多大合作可能，就尽力作好。

　　例如因台湾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没有使、领馆，当海外台胞每每遇到困难时；都是到当地中国使、领馆求助。而每当此时；我们的使、领馆人员都是尽最大可能去帮助他（她）们。比如在非洲国家政变，中东国家打仗时，都是我们的海外使、领馆及时解救。我在电视里看到那些被解救回来的台胞流着泪说："还是祖国好啊"的时候，自己的眼泪也情不自禁。

　　大家都相互主动去做这样的事情；祖国统一就会早日到来。反之；多骂对方一句，尤其是多喊一句'武力统一'，我们使、领馆人员所做善事的价值就少一分。

　　再比如台湾要求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我们就一直阻挠。这使台湾民众非常反感。我想；在国际体育比赛时可以容许他们以'中国台北'名义参加，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不能让他们以同样名义参加？

　　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就能做很多利于统一，利于民族的事情。

　　例如我说两岸的海军可以共同游弋南沙，巡防东海。有人相信吗？

　　事实上只要我们宣布对台湾放弃武力统一，这立即就可能成为现实，就这么简单。至于国际体育比赛联合组队这样的事情，不是更容易吗？还有'三通'问题；想过为什么台湾迟迟不敢接受？等你不再说要打它的时候，它的戒心不就没有了吗？否则接受'三通'在台湾看来；不简直是他们自己为我们进攻前做'三通一平'准备吗？

　　如果我们在新闻联播中看到两岸海军并驾齐驱的画面，该会让多少人激动？即使'愤青'们也会饱含热泪的。

　　统一防卫，当下不就是一种极具意义的统一形式吗？事实上在南沙；两岸军队已经统一防卫10余年了。可你们有谁愿意看到某一天在南沙他们自己打起来？而乐坏了旁人？

　　统一是可以一步一步的走，并且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分期实现。这就是'自然统一'的实质。

　　说到我们民众们对台湾当前领导人的顾虑问题；仅想告诉大家不要把陈水扁等人太当回事；只要我们首先做出姿态，台湾民众，政界，甚至军队的反响会超出几乎所有人的想象。到那时；陈水扁等人稍有不顺民意之举，下台则是一天之内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主动示好，收回一些不利于统一的声明和言论；无论政府还是民众，无论是两岸的哪一边，都会有些痛苦和失面子。但再大的痛苦和面子，也大不过民族利益，大不过世界和平发展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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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曾宪:北大改革怎样解开死结

　　毕竟远离北大十千八百里，对她的改革关心却不上心，只是看看网上信息而已。但一路看下来，我却感到北大改革似乎已掉进可怕的怪圈中：人人都说支持改革，但人人却都主张先改别人的革；人人都知道北大有问题，但人人都认为问题出在别处。我想起２０年前单位里一位老北大人的名言：中国的现实是一筐螃蟹，你咬着我，我咬着你，要改革，难矣哉！现在的北大就是这样的状态。改革，就要解放能干活的"螃蟹"，这就必须斩断哪些不会干活、或干不好活的"螃蟹"的爪！现在难就难在这里。因为这些不会干活、或干不好活的"螃蟹"，未必不兢兢业业天天干活，未必不热爱北大，他们可能是北大最忠诚的儿子。现在，一听到改革方案，挥洒热泪、"义愤填膺"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是副教授，是讲师。我也很理解同情这些人。

　　当然，如果有绝对的评价尺度和方法，譬如像田径比赛这样的选拔，或乒乓球比赛这样的淘汰，麻烦也不大。问题是，中国的社科人文学术的现状，就是泡沫泛滥，既缺少刚性尺度，更缺少公认权威。所以，你制定的评价方案再详尽，也难服人，而且可能甚或必然滋生新的腐败。依据这样的尺度和程序，你砍掉谁，谁也不服；少数不服，无所谓，而一旦多数不服，就可能"麻大烦"了。毕竟是精英阶层，不是弱势的国企工人，说下岗就给打发回家了，哪怕你曾是劳模、是骨干！

　　因此，作为旁观者，我认为北大目前评价尺度和方法确有问题。像评定正教授需要多少国外、国内权威的评价的办法，基本不可操作。特别是依仗国外权威评价北大教授，更是弊大于利，万不可实行，理由下述。国内同行权威评价，或校内权威评价，实践已证明，有人情面子法则在，也很难公平。那些老实的搞学问或认真搞批评的学者可能吃大亏。如果仅评个正高、副高，大家还可能接受，如果事关北大的"户籍"，必有一番血战；血战过后，必是北大元气大伤，莘莘学子便大受其害了。因为北大不是研究院，教学是一日不能停的。

　　正因如此，北大那么多国情专家、改革专家，应把中国渐进式改革真谛学好用好，一步到位理想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只要改革目标不动摇，不怕慢一拍，就怕瞎折腾。北大改革，一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对得住全国的文科状元和父老乡亲，二为了提高科研水平，对得住国家和民族的重托。可能还有很多目标，但这两条是关键。然而，就国内文科现状而言，我认为，第二项目标，仅靠学术人事体制改革，是没多大希望的。即便人员流动起来，又能如何呢？因为文科学术那个领域有真正的独创理论或学术，早该浮到水面上来了。现在没有，你北大敞开大门，依然没有。目前学界，基本上是唯洋人理论"马首"是瞻，大家以争当西方某大师的好学生为荣。所谓研究云云，多数是贩卖西方理论，吓唬国人。当然，也有少数人将中国本土文化套上西方范式，糊弄洋人的。如此这般，也摆平了——但却都没有学术理论创新。因此，要真正提高北大的文科科研水平，绝不是凭借制度改革便可立竿见影，它恐怕要靠新一代学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北大改革完全可分两步走。第一步，将目前所有教授副教授岗位，全部宣布为教学型系列，保住他们的职称。新的教学型教授、副教授设岗也要合理，呈金字塔型，上小下大。目前不合理的，通过自然淘汰或岗位竞争，逐渐使之合理。期间，对"老人"可采取一定保护措施。今后，对教学型讲师、副教授、教授的晋升标准，就是教学。让本系，让全校学生投票，年年统计。在同一专业中，教师们教学质量高下，"一流"的北大本科生绝对能够判断。特别是连续几届统计，其结果肯定公平。这样，就先把北大的教学搞上去了。哪些连在北大教学也不胜任的，自然就要淘汰出局了。该降职降职、该低聘低聘、该下岗下岗，该辞退辞退，没什么可说的。如果助教、讲师们的教课都很优秀，那就熬年功，老的不退，新的不上。但只要学生拥赞，即便终生不能晋升副教授，老讲师职位也应保留。教学型讲师就是工程师；规定工程师一定要年轻，道理上讲不通。当然，这样制度实行起来，许多年轻教师自然就流动出去当教授了。

　　于此同时，按５：１比例虚设研究教学型教授、副教授序列岗位（讲师不设研究型岗位），向国内外公开招聘。研究要靠少数精英，人海学术是不出大师的。这些岗位，要凭每人的学术实力竞争。这种实力，不需权威评委，完全由教学型同行"海评"。只要要求每位申请者将自己每年代表作贴到网上，接受全国和校内同行点评，几年下来，谁的研究真正原创，谁只是学术贩子，一目了然。具体办法设计和操作非常容易，我关于社科基金评审制度的设计方案，可以参考。这里需说明的是，有些学者对网络或敬而远之或不屑一顾，不愿意自己的成果上网。通过强制措施，改变这种态度，可大大促进学术交流和学术批评。但有些学者却是害怕上网，因为他的东西集中一展示，大大的学术泡沫就要被刺破——十几年一贯制，年年重复那老一套，不是泡沫是什么！我的设计中，教学型的教授、副教授，可以不搞研究，但必须参与学术批评，专门批评研究型教授的研究成果。只要教学型教授，每人每年写两篇学术批评文章，这研究型的教授就谁也不敢蒙事了。现在这种人人想当研究型教授的局面就可终止了，因为那可不是好干的活！

　　当然，我所理论的"研究"，是不含任何水份的研究。目前的编、译、述、评、"倡"，皆不算研究。编、译无需说。述，即概述传播已有的理论和学问，评，即评价批判已有的理由和学问，皆可作为对教学型教授的水平参考（只能参考，因为教学是硬尺度），但不属研究。我杜撰了个"倡"字，特指烙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方式，我们许多人习惯"站在高坡上"，年年倡导建立"马克思主义ＸＸ学"，或倡导对传统文化应如何继承，倡导对古文论应怎样转换等等。这种"倡导学"文章，你不能说它没价值，但却不能把这种倡导视同研究。建立"马克思主义ＸＸ学"的倡导几十年了，我们的学者仍在倡导，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却成家、成派地成长起来了。因此，我主张"研究"的外延宁严勿宽，不能把写篇文章就算研究；人人研究的结果，中国却缺少了真正的研究！只有提高"研究"的标准或研究型教授的准入门坎，才能发现和激励真正的研究型教授，独创自己的学术理论和体系。

　　总之，我的想法，先打破现在的"研究型"评价机制的筐子，解放所有"螃蟹"，让大家都奔不同目标跑起来，这样，就不用为伯乐为裁判打破头了。大家跑习惯了，改革就没阻力了。然后，在研究型的框架内，让少数有研究能力、研究潜质的教授潜心钻研，慢工出细活，这样十几年下去，北大有希望了，中国文科学术也有希望了。

　　作者是青岛社科院研究员

　　附注：本文发表于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３日《中国青年报》，此次贴出前，略增加一些内容。原文结尾有一段话："我这是晚上上网瞎操心，一有违观棋不语的古训，二属站着说话腰不疼的主，供大家一笑而已。"但这几天网上的气氛已有些紧张了，我想，这便不适宜笑谈了，便补充一些内容，正面阐述了我的观点，希望能对北大改革有所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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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曾宪:艺术中的技术美生成规律

　　艺术是美的世袭领地，传统艺术如此，现代、后现代艺术同样如此。正像"美"有着非常丰富的构成要素一样，艺术美的构成要素也是极为丰富的；艺术中的"美"绝不是一个平面的单一的概念。传统的形而上思辨美学，将艺术美视为美的一个流动范畴，是无法揭示艺术美的构成本质的。本文所讨论的，就是艺术美构成的要素之一 ——技术要素的美学价值及技术美的生成规律。

　　中国传统艺人有一句行话，叫"艺中有技，艺不同技"。这句话说的很精辟，指出了艺术与技术的联系。绝大多数艺术，都有其技术支持。极少数没有技术支持的所谓观念艺术，其诞生之日就是终结之日，永远只能是一次性的存在。象２０世纪初杜桑的《泉》，他将男小便池搬进美术馆并被视为"艺术品"，但在他之后，别人再向美术馆里搬类似用品，就不是艺术品了。原因就在于这种所谓的艺术"创作"中不含有技术性因素。但是，仅仅具有技术也不是艺术；艺术高于技术，技术永远只能是艺术和艺术美的构成要素。

　　在真正的艺术创作中，技术的首要使命是服务于艺术作品的结构、形象、意象、意境、主题等等所谓内容与形式的表现的，离开这些表现的目的，单纯技术的展示，或通常说的卖弄技巧，不仅可能破坏艺术的生命，技术也失去了美学意义。譬如一个乐队的鼓手，他的鼓敲得非常好，但如果他不服从统一指挥，离开交响乐的整体结构，只想显示自己的技术，结果必然是，他越敲得起劲，对整个乐曲来说，就越是灾难性的，当然，也没人愿欣赏这样的鼓声。

　　但在服从服务于艺术整体生命的前提下，技术表现的本身也具有审美价值，并构成了艺术中的技术美。这在中国传统艺术中看得尤为清楚。中国戏迷看戏曲演出，不叫"看戏"，叫"听戏"。为什么叫听戏呢？因为这出戏他已看过无数遍了，人物、情节甚至连演员的表情他都早知道了。他来戏院，就是要听不同流派演员的演唱技巧。因此，他是侧着身，只用耳朵听。唱的好，他鼓掌叫好；唱的不好，他鼓倒掌，叫倒好。而有些著名演员，一出场，刚唱一句，观众就会叫好，这叫"碰头好"，被观众叫好的演员有时便会退出角色，向观众鞠躬致谢——感谢观众对他唱技欣赏。可见，中国戏迷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观众，因为他们着重欣赏艺术中的技术美，是内行审美、专业审美。

　　内行审美或专业审美，审美主体或是本专业艺术从业人员，或是有相应专业修养的艺术批评家及"发烧友"。譬如戏剧电影演员有演艺派，本色派之分。内行专业审美一般欣赏演技派的演员，欣赏的是他们的表演艺术，而不是他们的容貌美丑和所扮演的角色善恶，因为演员可能是丑陋的，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是凶残的。而外行观众大多欣赏某些年轻漂亮的本色演员，欣赏的是他们的亮丽形象和所扮演的英俊迷人角色，演员往往跟着角色沾光。这便是内外行之间审美尺度的区别：内行专业审美，重在欣赏艺术固有的各种表现美因素，特别是技术美；而外行审美和非专业审美，所欣赏的往往是艺术内容中的各种生活美因素，尤其是伦理美。显然，只有内行专业审美，才是真正对纯粹艺术美的欣赏。所谓"外行看门道，内行看热闹"。这"看门道"，对艺术来说看的就是其化难为易举重若轻灵活自由的技巧运用奥妙。

　　正是从内行专业审美中，我们发现艺术中的技术美的生成是条件和规律的。对于那些缺少基本功法、或违反技术规范的所谓艺术，它首先存在的是一个技术对错的问题。譬如歌唱家跑调、演奏家串音、整个乐队噪声一片，则根本就不能称为为艺术，当然更谈不上技术美不美了。这就是艺术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那么，是不是技术正确就具有审美价值了呢？当然也不是的，否则所有艺术院校的毕业生，便都是艺术家了。那些花拳秀脚、因袭雷同、匠气十足的平庸之作或模仿之作，尽管技法上无可挑剔，但其技术表现却是毫无审美价值可言的。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艺术中的技术含量或表现难度太低甚或毫无难度可言，难以获得同行的钦服。而只有那些技术表现难度较高，能与一般水平拉开价值距离的艺术，才能获得内行的赞赏，其技术才能获得审美价值。这一技术美的转化生成规律通俗地说，就是所谓"难能为美"，即艺术家的技术发挥，只有突破了相当难度，超出常人水平，其技术表现才能获得艺术美价值。

　　我们再援前例说明。譬如本色表演，同样也是需要有一定技术的。否则，一台尽是"棒棰"，那戏根本就没法演。但即便是成功的本色表演，内行依然认为不美，则是因为其技术难度太低了，不值得欣赏。而演技派表演，由于演员与角色反差很大，演员表演的难度很大，超过了一般演员的表演技巧水平，所以，内行肯定并欣赏其表演美。这道理就象唱歌一样，每个人都会唱歌，但我们一般人的唱歌，不仅不是艺术，甚至可能是噪声，被邻居投诉。进一步说，通俗歌星的演唱，尽管被追星族所激赏，但却往往很难被称为歌唱艺术家，原因就在于后者需要掌握高难度的歌唱技巧，而普通歌星只需要一幅好嗓子外加煽情表演就可，其演唱技术的难度系数远远低于歌唱家。因此，技术表现的难度系数大小，可以说是检验纯艺术价值有无或高下的一块专业试金石。

　　更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对中国传统书画美的欣赏。西方人对中国书画曾很有神秘感，非常欣赏。但许多人看到中国书画家的创作过程后，就感到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创作时间太短了，几分钟时间怎么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来呢？——创作容易，自然就不美。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将西方油画的技术标准放到中国书画上来了。真正的中国书画艺术，其难度绝不在西方油画之下，问题是这种技术难度，一般外行人是看不出来的。中国古代著名的画论家谢赫有"六法"之说，其中，五法都是讲的作画技术、技巧。这些技术技巧，从色彩、结构等方面说，与西方绘画虽有差异，但尚可被理解；而其中的用笔用墨技法，却是西方绘画没有，也难以被理解的了。中国书画工具是毛笔，主色是墨，载体是宣纸。毛笔是软的，墨是黑的，宣纸是极为吸水的。这样，沾墨的毛笔一落到宣纸上不仅无法更改，而且还能记录下作者如何沾墨、如何落笔、如何勾勒线条的全过程。这就是所谓笔墨功夫，其中的难度，对于没摸过笔墨的人，是难以体会的，但它却是中国书画艺术魅力之所在。"笔墨情趣"，"墨分五色"，就是指的这种笔法魅力。

　　中国的真正书法家，大都能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的字帖默写下来，而且能默写不同风格书法家的字贴，如此写了几十年之后，才能获得书写自由，才能独成一家。中国的大国画家也是这样。他的专业训练也包括摹仿前人的画，摹仿前人怎样用笔、落墨、造型，模仿几十年之后，自己再结合对生活和人生感悟，才能独创一派。这样，对中国书画家来说，在他落笔的几秒钟时间内，其速度节奏、墨色浓淡、线条结构等等，所展现的都是他几十年的功力。中国书画家在评论同行的作品时，都是能够要看出这个人写了多少年，画了多少年，甚至读了多少书的。问题是，外行人，特别是西方人看不懂这些内在的奥妙，看不出这一笔后面的功夫！可以说，油画家花在一幅作品上的功夫是中国画的几十上百倍，但中国画家花在一幅作品背后的功夫，则是油画的几百甚至上千倍。中西绘画各有其妙，但都可以用"难能为美"这把尺子衡量。只是由于中国画技术的特殊性，难释性，外行人看好的国画，可能一文不值，普通人看着幼稚的书法，却可能极为珍贵，这才产生出种种误解或误读来。

　　其实，欣赏中国书画艺术如此，欣赏其它艺术又何尝不如此呢！能从艺术中欣赏到其内含之高超表现技巧，才是专业艺术欣赏水平呢！毫无技术难度，是人就能创作的作品，永远是不会被专家肯定的。这里，我们就不一一举例了。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艺术中的技术因素要获得审美价值，必须以某种难度系数为条件呢？即为什么只有"难能"才为"美"呢？个中原因，我试图从两个层面简单解释。

　　从前文化层面讲，这是与审美"心理—意志"发生规律相关的。我们知道，人类的审美依赖对主体肯定性情感的激起。面对无动于衷的对象，是不会发生审美的。而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类情感的激起反应水平总是与对目标行为的渴求水平及实现水平成正比的。没有技术难度的，无所谓的行为，无论成功与否都掀不起情感的波澜；而那些技术难度大，人们特别期待的行为目的一旦实现，则会产生极大的肯定性的情感——欢乐和喜悦。这就是审美心理的发生机制。譬如，自由体操。自由体操并不"自由"，如果没有技巧难度，谁都"自由"地蹦蹦翻翻，连自己也不会激动，更不会有人欣赏了，因为它们通常都不是人们所非常期待实现的目标。而高难度动作，人人都知道它难以完成，这时，运动员能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成功做完，则观众会和运动员一起激动，甚至喜极而泣。这表明，那些一般人非常渴望却难以达到的行为水平，一旦实现才能激起人们心理的肯定性愉悦。

　　从文化层面讲，则是与文化审美本质直接相关。文化审美是人类对自己创造性"本质力量"的全面肯定，就是从对象身上体验到属人的自豪感。而技术，就是"本质力量"的重要构成因素；人类的智慧或学识等等，往往都要体现在技术的操作或创新上。由于人类所有产品都是"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都含有一定的技术因素，都或多或少地体现着主体的"本质力量"，传统美学将其都视为美的客体，是有违常理的。实际上，不同客体内含的主体创造性本质是有差异的，它们对主体的肯定性审美意义也是大有差别的。譬如一个画家，他一生要画许多幅画，其中有些是败笔之作、有些是技术难度很低的应景之作，这些画作当然不是对主体创造本质的全面肯定，画家自然也不会以其为美。而一般说来，那些技术难度大，画家呕心沥血反复探索而创作成功的得意之作，则是对主体创造本质的充分肯定，画家自己以其作为自己艺术代表作，自我欣赏并拿出去展览。同样道理，在一群画家中，那些技术发挥水平一般的画家或作品，因不能体现画家公认的创造水平，也就不能被大家所欣赏了，而只有那些出类拔萃的作品，同行因钦服才视为艺术审美对象的。正因如此，那些难度系数高的技术表现才能获得文化审美价值，并成为艺术美的重要构成因素。

　　当然，由于不同的艺术创作和欣赏水平起点不同，这种"难能为美"的技术美生成条件也是相对的。在一个小村庄里，一个业余歌唱演员的演唱大家就很欣赏了，尽管他唱歌时老跑调。但到了大城市，这个演员便不会登台了，因为大城市人们的欣赏水平高，不会有人愿意听他跑调的演唱的。而如果在国际音乐会中，有歌唱演员跑了调，那就不是不美的问题了，而是大大丢丑了。这种"难能为美"的相对性，就涉及到审美价值生成和欣赏中的环境问题了。对此，笔者在自己的美学专著《审美价值系统》中有着更详尽的论述，此处不赘了。尽管有诸多相对性限定，"难能为美"作为确定条件下的艺术美尺度却是绝对的，它不仅适用技术美，也适用艺术中的智慧美、学识美等要素。伸延出去，它还适用于需要复杂技术的各类专业文化领域，象军事、管理、教育，象建筑、服装、烹饪等等。本文只是以艺术中的技术美为例作些通俗阐述而已。

　　作者是青岛社科院研究员

　　来源：５月１３日《文艺报》，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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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曾宪:“仁爱”是普世美德伦理吗？

　　——儒家伦理历史与当代价值的科学评析

　　"仁爱"是儒家伦理的核心概念，也是当代学者几乎公认的儒学精华所在。一些伦理学家甚至将其视为应继承下来推广开去的普世美德伦理或道德"金规"。这就形成与五四时代进步思想家、与鲁迅先生完全对立的观点。围绕同一孔子，如此褒贬不一的认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儒家的科学评价，更影响到中国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走向。所谓"２１世纪是中国文化世纪"的观点，就是建立在对仁爱等"儒学精华"全盘肯定的理论基础上的。依笔者所见，许多学者全盘肯定仁爱的观点，并非基于保守的政治立场，而是由于他们对儒学的诠解还停留在以儒释儒 层面上，对仁爱及儒家伦理缺少科学的价值评析。为此，笔者试图从重新梳理仁爱概念入手，对儒家伦理的历史与当代价值分别进行科学解析。由于儒家伦理乃儒学核心，因此，本文也是笔者对儒学重新解读或科学释儒建立科学儒学的尝试。鉴于文中一些结论与学界特别是新儒家的流行观点相对立，是否妥当，期待大家的批评。

　　仁爱内涵及儒家伦理的价值本质

　　首先需要梳理"仁爱"概念，以填平可能出现的符号陷阱。本文所讨论的"仁爱"，特指儒家伦理中"仁者爱人"之"仁爱"，而非其它抽象的爱。当我们通常用"仁爱"来翻译指代西方的"博爱"、"慈爱"等概念时，它当然可能属于现代美德，但那已与儒家伦理无关了。如果不严格划清这种界限，任凭滑动所指捣浆糊，西方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以及本文将涉及的"博爱"范畴，中国皆古已有之。如此万论皆备于我的论证，其实没有论证，也无所谓学术。但显然，假如仅据"仁者爱人"，也是得不到实质性的仁爱定义的，包括西方的博爱在内，世界上哪一种"爱"不"爱人"呢？象《论语》中其它构成儒学范畴的"子曰"一样，孔子所回答的都是"如何做"，而少有"什么是"的诠释 .因此，我们必须将"仁爱"放到儒家"仁—礼"系统中去理解和把握，而不能只抠其字面义。所谓科学释儒，就是要防止断章取义，孤立释义，而要使儒学诸概念彼此衔接，相互印证，既自恰，又互圆，没有阐释的盲点或黑洞。实际上，儒家的"仁"与"礼"，互为体用、互相辅佐（"人而不仁，如礼何" ，"克己复礼为仁" ），道法一体（道德与法律、道心与法术统一）、虚实结合（"礼者，仁之实也，而成乎虚。" ），已构成了一套精致严谨的由治人治心而治家治国的社会自控系统。这套系统，既是伦理的，也是政治法律和宗教文化的。仁爱，作为这一"仁—礼"互补系统中的重要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就是指体现"仁"之精神、符合"礼"之规范的"克己"利他、利群行为。作为广义伦理原则，它是对儒家伦理的一种泛指，忠孝仁慈等等皆为仁爱；作为狭义道德规范，它则有所专指，与忠、孝范畴对举，所谓君"仁"臣"忠"是也。那么，什么是"仁"之精神、"礼"之规范呢？这就又涉及到对"仁"和"礼"的具体理解了。

　　翻开当代学者著述，孔子的"仁"，"是'人'的发现" ，"孔子的仁学实则人学" 之类论述论断比比皆是。仅从字面上讲，这不能说错，因为仁学的确是围绕"人"而设立的。但实际上，仁学中的"人"，从来就不是单数的个体存在。"仁者，人也"，实则"二人"也、关系也；离开人伦关系的对象，就没有"人"。儒家仁学系统中的"人"，只是复杂的宗法人伦网络节点上的角色集——为臣为父为夫等等，而不是独立的个人，更不是现代意义上大写的"人"。这一点也曾为新儒家所公认，梁漱溟便反复指出："中国没有个人观念" ，并称之为中国文化的最大之偏失。张东荪也认为："在中国思想上，所有传统的态度是不承认个体的独立性" .儒家"人"中无我，这是不争的事实；所谓"仁"的精神，也就是无私忘我，忠于宗法角色的伦理精神 .子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归"的就是用礼制名份或宗法角色取代自我的"仁" .因此，作为体现这种"无我"精神的"仁爱"，在其逻辑起点上，便是与现代文明原则相背离的：作为现代美德的爱必须尊重彼此人格与权利，是个体自由、自愿地奉献，而仁爱却是一种完全无视个人权利、不尊重个体自由、由角色规范所预设并倡导或推行的爱。尽管抽象地讲，这种无私忘我的仁爱可归属为美德、圣德 范畴，但站在现代立场上看去，它却难免在宗法伦理实践中被异化或阉割，走向爱的反面。

　　事实也正是如此。孔子倡儒兴仁的目的，不在学问，而在拯世，为得是重建以三代为楷模的封建 社会秩序。仅凭一套伦理说词，是绝不能实现这一目的的。因此，倡"仁"是手段，复"礼"是目的。儒家的"礼"，是集多种职能于一体约束角色行为的规范，如西人孟德斯鸠所说：它"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都是品德" ，即都是靠"仁"的精神推行的德行规范。儒家一面将人伦血缘关系的自然代序结构巧妙"取譬"延伸到封建社会等级结构中：由父父子子而君君臣臣，然后用统一又复杂的"仁—礼"规范钳制，将"仁道"的侧重自律性规范（如"恕"）与"礼纲"的侧重他律性规范（如"忠"）混为一体，统一在对各种宗法社会角色（君、臣、父、子）的要求上；一面又调动哲学教育艺术等等诉诸价值情感与理性的教化力量，通过"乐教"、"礼教"、"名教"使这些"仁—礼"规范具有先验的、不可违抗的神圣性。正是在此基础上，儒家设计出一幅下忠上恕、互敬互爱、彼此和谐、仁治天下的美妙社会蓝图。但从现代文明视角解读下来，这幅蓝图却并不美妙，更缺少真爱。受礼纲约制的仁爱难免或必然要演变成维护封建专制蒙骗弱势群体的愚爱、伪善或虚套。

　　我们将仁爱放到礼纲所处理的两类关系中进行分析，这两类关系是："下对上与上对下"与"左右互对"——即平行的兄弟朋友关系。其中，上下差序关系既是礼纲之核心，也是我们讨论的重点。表面看去，礼纲为上下关系所设定的伦理规范都是成双成对的，所谓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君"恕"臣"忠"等等，但实际上，各规范因宗法角色不同而性质完全有别：凡属下层角色对上的规范，"忠"、"孝"等等都被强化，明确归属礼法纲纪范畴，可称为责任伦理；凡属上层角色对下的规范，"恕"、"慈"等等却都被弱化，缺少硬性的礼纲约束，只能归属仁义道德，可谓纯粹义务伦理 .这样，上下层角色真实拥有的权力与责任、义务是完全不对称的：对上负有忠孝礼敬责任的下层弱势角色，其自身权力却无法保障；对下拥有绝对权力的上层强势角色，其应尽义务反倒不受约制。因此，这完全是一种护强凌弱的礼制法则：强／弱势角色间的互动关联是不对称不平等的，即弱势角色绝对之"忠"，换回强势角色相对之"恕"，我将其称为"忠恕权责不对等原则"。这一原则体现的正是儒家"仁—礼"系统架构高明之处：它用诸多表面上对等互动的规范，掩盖了差等角色间人格及政治经济权利的不平等，借以蒙蔽弱势角色意识、强化强势角色威权、夯实宗法社会基础。

　　服务服从于这一法则的仁爱之"爱"，必然要异变了。对那些既有礼纲约束又有律法强制的弱势角色来说，想不克己敬上、奉献忠孝也不行，仁爱变成了"必爱"。特别要指出的是，儒家的忠孝礼敬是要落到实处的，或献上"贡品"、"礼品"或拿出忠顺行动，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等等便是，绝不能空洞地表示一下忠心、爱心了事。这样，在弱势角色特别是臣民自觉或被迫遵礼忠孝强势统治角色时，所谓仁爱难免变成丧失自我泯灭人性的愚忠愚爱、或讨好上司曲意奉迎的作秀伪爱，其中的真爱成分自然消失或异化了。而对强势角色特别是封建统治者来说，接受、享受弱势角色的忠顺孝敬乃心安理得之事，他是否厚德爱下、履行回报义务，全靠其个人修养觉悟了。我并不怀疑确有忠诚践履儒家仁爱的强势角色或封建统治者，但他们对弱势角色的爱，绝非人格平等的挚爱，而只是一种恩施，一种居高临下的"赐爱" .同时，由于觉悟是靠不住的，多数情况下，弱势角色克尽礼责献上愚忠愚爱后，对强势角色的"赐爱"期待是要落空的 ，有时所换回的还可能是冷酷暴力、无情奴役，甚至是作为皇帝殉葬品的命运。这样，恰恰在最需要实践仁爱规范的角色关系中，孔孟之道往往只剩下无爱的抽象空壳了。这便是儒家仁爱在礼纲之"上、下"关系实践中的虚伪性。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左、右"关系。这种相对平等角色关系主要表现在兄弟朋友之间，除胞兄弟关系外，它们一般没有礼定的强弱势之分。因此，这种关系中的仁爱看上去纯属义务伦理，甚至具有现代美德性质：先人后己、彼此礼让，这难道不是一种友爱、博爱精神吗？其实非然。作为现代美德的爱，是既不能强加，也不讲功利，更不求回报的。而维系此种仁爱的仁义礼数完全有悖这些精神。香港学者张德胜先生曾总结了四条礼数规范，其中两条便与此相关：一是"虚己让人，处处以别人为重。《礼记》有云："夫礼者，自卑以尊人'"；一是"强调对等回报，此即礼记所指的'礼尚往来'，藉以作为民间制裁手段，从而确立社会秩序。" 据前一条，国人面对兄弟朋友的仁爱便同样是一种责任伦理，是一种"必爱"之"仁义"——每人都有时时处处对兄弟朋友尽"仁"爱表友谊的"义"务。而这种爱同样不限于情感关照，而是有功利内涵，需要让渡利益和权益的。换言之，儒家社会中个人所获得或拥有的权益，除去孝敬贡献上层角色之外，还如同交税一样先要尽仁爱亲朋好友的义务，然后才能归于自己；如果谁不履行此种义务，独享权益，则要受到绝情寡义的舆论谴责。当然，受赠者更有回报义务，如果有人只进不出，违反后一条规矩，更要被"民间制裁"。这实际上是儒家配置和交换社会利益的礼制法则：仁者要无私让渡，义者要对等回报，我将其称为"仁义权益共享回报法则"。正由于仁爱规范变成利益配置法则，它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仁爱—仁义机制。后文将论及，这一法则，对于增强家族成员的情感凝聚力，减少社会利益摩擦，都是极有益处的，但从现代文明价值角度审视，仁爱却往往因此而变成无偿剥夺个人权益、搀杂功利目的非爱或虚爱了。

　　总之，透过仁爱美妙的说词，儒家伦理所倡导和强制推行的实际上是一种充满虚伪或功利内涵的伪爱，一种扼杀个人自由、戕杀自我意识的愚爱，它离现代友爱博爱精神可谓远矣哉！而儒学衍变为宋明理学，儒家仁义道德演化为"吃人"的封建礼教，实乃合乎逻辑的结局。五四时代进步思想家的揭露批判，多数切中肯綮。现在的问题是，面对同一儒家仁爱思想，为什么当代学者或新儒家们还是总要将其释为"美德伦理" 、"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 ，认为它"近于博爱精神" 呢？如果撇开新儒家站在儒家立场上弘扬儒学动机不论，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学者将儒家之仁爱思想与传统社会中爱的实践混在一起，将儒家之爱与非儒之爱混为一谈。儒家仁爱本质上无爱，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中没有真诚的爱。实际上，在儒家仁爱之外，中国民间还有的良知仁慈传统、有墨家佛家的兼爱普爱思想，相对说来，这些传统思想所产生的爱更为纯粹真实。同时，儒家伦理本身就是建立在人之常情常德基础之上的，如子女之孝、父母之慈或兄弟之情、朋友之谊等等，尽管它们被仁爱思想所覆盖，但在具体道德实践中，只要不被礼教所束缚，它们同样可以是真诚的。中国传统美德，正体现在这种民间伦理实践中。另一方面，则是学者包括国外学者对儒学词语孤立释义自觉不自觉地误读所致。儒学自身缺少明晰的概念逻辑系统，像本文揭示的"忠恕权责不对等原则"皆隐蔽在儒家众多价值符号中，几乎就是刻意让人们误读误解，以维护其封建话语权威。

　　而儒家理论误读下来，那可真是尽善尽美。譬如"泛爱众" .一个"众"字，难免使人望文生义为"大众"，以致包括南怀谨先生的《论语别裁》在内，众多有关《论语》的释文，都将其解释为"爱天下人"  .其实，人三为"众"，在"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语境中，所"泛"之"爱"，就是体现在"孝"、"第"之中，而非宽泛的博爱；所"爱"之"众"，也只能如李泽厚先生解释的是"本氏族的成员" ，是"小众"，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既不存在陌生人构成的"大众"，又有礼法在"定亲疏"，所以，即便谁想真正实施"泛爱"也不可能。更容易被作为论据的，还属儒家自己的"博爱"说，如韩愈的"博爱之谓仁" .但此"博爱"非彼博爱，韩愈早已说的明明白白：儒家"博爱"，并非平等之爱，乃是"亲亲而尊之" .朱熹曰："人之有爱，本由亲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级" ，也坚决主张爱有差等的观点。这些大儒倒是很懂得捍卫儒学之封建文化精髓的，子曰："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设若承认爱无差等，又如何维护尊卑有序的封建专制秩序呢？因此，韩愈坚持"仁爱有差等"的观点并不奇怪，而假如象新儒家所言，孔子仁爱及儒家伦理都是为拯救现代人类文明而设计的，那倒是很奇怪的。

　　仁爱及儒家伦理的历史价值与人道价值

　　我们认为儒家仁爱非爱、无爱，只是站在现代价值立场上得出的结论，而绝非要否定儒学的历史价值。恰恰相反，放眼人类文明史，儒家伦理及其仁爱理论能维系中华文明生生息息二千余年，其历史地位或文明价值是绝不能低估的。儒家文化及其所支持的中国封建制度，在历史上不仅不是反动的，而曾经是非常先进的；包括新儒家在内，既往对儒学的评价不是过高了，而是过低了。我甚至这样断言过："即便古希腊罗马伟大的民主法治思想，横向移到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也未必胜过孔子的君主德治思想，反倒可能使战国版图延续至今，如同现在的欧洲那样，我们刚刚开始研究统一大业呢！" 这便涉及对人类文明的评价尺度了。世界上并没有抽象的绝对的文明价值尺度。如果我们只是高擎一把现代人道尺度去评判衡量历史文化、去臧否褒贬文明优劣，那迄今为止的所有人类文明史几乎都乏善可陈甚至漆黑一团，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古代社会更是如此。恩格斯当年肯定"恶是历史动力" 的观点，就是要否定这种用抽象人道尺度评价历史的唯心史观。在人类史上，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几乎总处于悖谬和两难境地。因此，我们只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用能否相对适应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尺度和能否相对承认保护"人权"的人道尺度进行综合分析、比较评价。正基于这样的分析和评价，我认为儒家文化及其仁爱理论，作为去时态的先进文化，其历史与人道价值绝不在西方文化及其博爱思想之下。

　　这其实是历史已经给出的客观结论。在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世界各民族逐渐认同西方科学文化及某些价值体系，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与现代大生产相适应并彼此促进的西方文化，已在人类诸多文明竞争中无可争辩地胜出；它在近现代无疑是一种先进文化。但恰如顾准所说："直到产业革命以前，世界历史并未证明希腊罗马文明的优越性" .而中华文明直至十七世纪，都当之无愧地居于世界文明领先地位，前后持续近二千余年。那时间欧洲之欣羡中国，如同今日中国之钦服欧洲。特别是在盛唐时期，繁荣统一的中国与腐败混乱的欧洲形成了鲜明对照。由此，便引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当代公认先进的希腊罗马文化，在历史上却输于儒家文化呢？以笔者所见，就在于希腊文化及由天赋人权派生出的博爱理论，其本质便是与专制制度相脱离并对立的，它不仅"明确地表明了政治权力统治的国家与一个由至善所关爱的相互平等友爱的伦理共同体可以分别独立存在，" 而且始终具有质疑君主专制统治合法性的批判功能。而在客观生产力无法支持人类普遍享受人权、专制制度为必然选择（希腊的城邦民主制，也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情况下，人权民主博爱理论既不支持建立强大的专制国家，也无益于奴隶或被压迫者获取实际权益，却只能导致权力的争夺或频繁的战争，最终难免被专制统治者所封杀或变成宗教的乌托邦。脱离现实的抽象价值，并不能带来真实的善。欧洲在灿烂的希腊罗马文明之后沦入被蛮族统治的黑暗中世纪，并非偶然。

　　与之相反，儒家文化及其的仁爱理论本身就是孔子为支持和维护封建宗法专制而量体订做的思想体系，且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在专制制度为必然选择的历史背景下，儒家却用一套"崇高"的忠恕理想规范将它包装起来，其礼制设计既合乎"(人)情"又顺乎"(天)理"，内外平衡，上下和谐，这殊为难得。既往有关儒学的治国功能常常被人低估，认为儒表法里，孔子不过是块羊头招牌，中国皇帝主要是靠权术统治的。其实，我倒认为，更科学的表述应是儒体法用、儒道法术，儒家之道统正统治统地位绝非虚设。正如顾准所说，所谓外儒内法的一套做法，正肇始于孔子本人 ；关键是儒家本身是可以兼容支持法家的，而法家离开儒家却难以独存。可以设想，假若中国封建王朝不靠儒家护佑，历代都学秦法，逼迫农民不断起义，新朝不过二世，那中国绝不会生成灿烂的古文明。今天，我们引以自豪的文明成就，大都源自汉唐宋明清这些皇权被十几代继承，且不断创出太平盛世的"煌煌天朝"中。而儒家所以能做到这一点，简单地归诸其支持维护封建统治的本质是不够的，关键是它能相对低成本、高效益地发挥这种功能。我们以现代政治文化视点深入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儒家文化及其仁爱理论确有许多独绝高妙之处。

　　首先，儒家支持和维护君主专制并不靠理性宣布其合法性，而是用"天"、"道"、"命"等宏大观念直接诉诸人们的价值理性和伦理情感，使之成为天经地义的神圣存在。由于儒学词典中压根没有"人权"、"自由"、"平等"等概念，其"忠恕不对等"法则难以被觉察和质疑，又由于儒家愚民政策（"畏圣人言"和不可使"民知"等）实际上剥夺了百姓思考怀疑的权力，再由于儒学通过礼乐教化使其已具有类宗教的精神寄托功能，这就既形成绝对的话语霸权，牢牢控制了"思想舆论阵地"，使中国封建制度几乎从确立起就没遇到来自本土的合法性质疑，又避免了各种宗教势力坐大，影响世俗政权的权威。这些都大大减少了社会动乱的思想因素。如此精神控制乃儒家治国之一绝。

　　其次，儒家用礼制预设的"家国同构"、"角色差等"社会组织形式遮盖甚或取消了阶级矛盾，巩固了封建等级制。儒家社会中，尽管每个个体都不享有完整的人权（皇帝也是"天子"），却都拥有或可能拥有绝对的角色权力。如梁漱明所说："中国人原来个个都是顺民，同时亦个个都是皇帝。当他在家里关起门来，对于老婆孩子，他就是皇帝" .这种儒家人格可能是畸形的，但它却实现了个人权力义务的内在平衡，使人人能将其弱势角色所义务承受的压迫，转身通过自己的强势角色权力转嫁和渲泄出去，从而都视等级制度为合理。包括受多重压迫的媳妇们，一旦熬成了婆，同样有着将多年积怨发泄的机会和对象！这便大大减少人们"犯上作乱"的可能性，使中国封建社会从上到下具有极强的自我调节和缓解社会冲突的机制。如此制度设计乃儒家治国之二绝。

　　再次，儒家用儒学武装儒生的思想，配合不断完善的选举取士制度和文官任用制度，使封建中国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善的干部教育选拔任用制度。儒家社会以儒取士，既强化了儒学的正统思想地位，也使知识分子成为封建制度的衷心拥戴者。尽管儒生的儒学抱负难免要碰壁于官场的黑暗现实，但历朝历代都有坚持儒圣理想、刚正不阿、甘愿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所谓忠臣清官；尽管他们个人难免其悲剧命运，但客观上却保证了封建王朝的开明与稳定，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如此组织建设乃儒家治国之三绝。

　　最后，儒家倡导仁爱思想，以德治国，借以约束皇权、调和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延长封建王朝的寿命，如此德治方略乃儒家治国之四绝。这是本文题旨所在，我们还需从三个方面多说几句。前文已分析过，尽管仁爱对被统治者本质上是虚伪的，但历代大儒在维护封建宗法专制前提下，对仁爱的倡导却是真诚的，特别是孟子，他将孔子仁爱思想发挥到极致 .历史实践已证明了这种倡导对于封建王朝的重要性。根据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条规律，口含天宪又不受监督的皇帝们是绝对要踏上腐败速朽之路的。但中国历史上还确曾有过延续数百年的长命帝国。究其原因，就在于儒家仁爱、仁政思想客观上起着制约皇权的功能。这既包括儒家"天德合一"、"为仁由己"理念对皇帝角色提出的"保民"、"仁民"、"亲民"、"贵民"自律要求，也包括儒生们依仗正统思想对皇权所形成的强大舆论约束，它们共同促使皇权将政策调整到臣民所能容忍的阈限之内。这便是儒家社会长治久安的"秘密"所在：它虽然没有彼此制衡的分权制，却有着由仁爱舆论构成的"制衡阀"，此其一。

　　其二，仁爱思想，还是约束被统治者的"紧箍咒"。尽管历史上曾出现过使百姓获得一些实惠的明君清官，但多数情况下，仁义道德只是统治者的伪善口号或作秀姿态。孔子不也承认"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吗？但这并不影响仁爱思想对被统治者的麻醉与束缚。要知道，在儒家辞典中，不仅角色有上下之分，仁德也有上下之别：上为君子，下为小人，"君子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 .因此，下层草民不仅要忠顺愚爱统治者，还要相信对方比自己高尚 .这样，即便昏君恶政，百姓也不能、甚至不会想到反抗。因为他们既无反抗的角色权力，更无道德资本。儒家这一手是很厉害的。弱势角色应当爱强势角色的理念本身，就将其对强势角色的怨恨或异心抑制或销蚀了—— 一个人怎么能仇视自己所应敬爱的对象呢？即便暴君虐政，那也如同父亲打儿子，这"打"本身就是"爱"呢（皇帝处死大臣叫"赐"死，大臣还得"谢主隆恩"）！因此，尽管今天看去不可思议，习惯于儒家愚爱的弱势角色却就能如此这般地从种种"非爱、无爱"中体验到"爱"。既有此"爱"在，"而好犯上者，鲜矣" .

　　其三，仁爱思想，还是调和社会矛盾减少社会摩擦的"润滑剂"。如果说中庸哲学思想是调和"上、下"矛盾冲突的思想武器的话 ，那么，仁义回报法则则是调节"左、右"利益关系的道德手段。我们知道，孔子是不言利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儒家是禁欲主义，没有利益的需求和交换，只是它们往往要靠他人"遵礼"奉献来满足、要通过彼此"遵义"回报来实现，赤裸裸的利益关系由此便披上了温情脉脉的仁义面纱。梁漱溟先生说："各人尽自己的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与，莫自己主张。这是中国伦理社会所准据之理念。而就在彼此各尽义务时，彼此权利自在其中；并没有漏掉，亦没有迟延" .梁先生所言乃大儒之慧眼，用来阐释儒家仁义利益配置法则极为精当。根据这一法则，争利者即便再有道理，争本身却有悖于仁义："所谓不仁的人，不是别的，就是算帐的人" .正因在儒家社会中"交易"变成"交情"，这就不仅拉紧了彼此的情感纽带，也大大减少了各种利益纠纷和摩擦——既然我的利益都该礼让给兄弟朋友，又怎能公开争利呢？中国传统法典中没有民法，今天看来是落后，放到当时却未必。内有德治，外有刑罚，等于取消了民事诉讼。假如丢一头羊，打一场架也要对薄公堂，以今日农村司法现状视之，那古代县衙机构该膨胀多少倍不说，还将生出多少腐败啊！贫瘠的民力难以承受这种高诉讼成本和司法腐败，自然就纷争频仍、官黑民反、国将不国了。我称儒家德治思想为高绝，绝非饰言。

　　接下来，我们专门谈一下儒家仁爱思想在历史上的人道价值。就在罗马时代将奴隶随意买卖杀戮，甚至以奴隶决斗、人兽厮杀取乐时，儒家已在倡导敬德保民、厚德仁民思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权"意识。尽管"保民"的动机是维护封建专制，"仁民"的措施也往往落空，但"人"的生命价值却由此获得承认和尊重，并受到"礼"、"法"的保护。这也是取法乎上，不得其中，亦得其下的道理。特别是儒家思想取得正统地位之后，儒家的人道规范更是被社会所普遍认同，这就使得中国漫长的"中世纪"相对说来专制而不野蛮、封建而不黑暗。其间，虽然皇帝用活人殉葬制度，直至元代才终结，但就整个封建社会而言，人的生命权还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所谓宋明理教杀人，也主要是靠宗法舆论而不是靠私刑杀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欧洲，宣扬博爱的宗教裁判所杀人，却是要将人活活烧死的）。

　　不仅如此，在基本生命权受到保护的前提下，儒家个体还能从角色转换中受到来自下层的爱戴、普遍体验到自我尊严。下层角色的这种爱可能是异化的，但上层角色所获得的尊重却是真实的。即便受虐待最严重的童养媳，也都有从自己孩子那里获得爱和尊重的权力。因此，中国封建社会中没有绝对的下贱种姓或终生奴隶，只有底层的或奴隶的角色。正是在这种角色权力的转换或享用中，国人获得了有限的人道尊严。由于没有现代人文思想和人权平等理念做参照，这有限的甚至虚假的人道尊严给当时百姓带来的知足感受和幸福体验，是今人所难以体察的。儒家社会的"人权记录"也因此而远高于同期的欧洲。尽管欧洲希腊化时期斯多亚学派哲学家便提出人权博爱理论，"力劝皇帝实行仁政，实施宽恕……并且严厉批判那些随意剥夺人权、残酷迫害奴隶的罪行。" 但这种呼吁几乎没起到什么作用。黑暗的中世纪姑且不说，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所发动的灭绝种族的侵略战争、所保护的奴隶制及种族隔离政策一直延续二十世纪中期，其血腥与暴力的"人权"记录令人发指。西方学者直到上世纪还曾寄希望于用儒家文化拯救西方社会痼疾，道理恐怕也就在此。儒家仁爱的人道实践价值曾大大高于西方博爱理论恐怕也是不争的实事。

　　儒家文化"仁—礼"并举，无论是控制稳定社会也罢，保护"人权"也罢，其动机都是维护君主专制，但客观上却使中华文明及中国的政治文化版图能在生产力极端落后、通讯交通极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持续二千多年保持下来，并代代承传不断进步，最终创造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正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途径一样，实践也是检验价值真理的惟一途径。对于历史已证明了的儒家优胜处，我们理应充分肯定。包括"克己"、"无我"之仁爱，从巩固宗法制度、实现"人道"的社会效果来说，也是应该承认其历史进步价值的。

　　正确评价仁爱及儒家伦理的当代价值

　　现在，我们便将视点转到当代来。根据儒家仁爱的非爱、无爱本质和儒学的封建文化性质，它们在现代社会自然应是被扬弃或取代的负价值存在。这并非是在重复"五四"政治反孔的口号，而是基于充分学理分析和价值评价得出的科学结论。这里的关键并不在儒家伦理自身、不在仁爱是否真爱，而在于它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当代中国社会，其政治性质、经济基础和组织结构都已迥异于传统社会。二十世纪的革命史，使现代中国彻底终结了封建专制统治；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使当代中国初步摆脱传统文明的束缚；伴随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建设步伐的加快，社会主义中国正向着现代文明国家转型。正像任何价值真理都要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一样，儒家伦理的社会价值随着文明环境、文化语境的质变而质变也是必然的。汉儒有句名言：天不变道亦不变。如今，封建社会的"天"已经变了，这封建文化之"道"岂能不变？设若儒家伦理几千年一贯制地发挥着正社会价值效用，那反倒不合历史逻辑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当代学界倡仁兴儒之风正盛呢？原因恐怕有这样几个：一是对仁爱及儒家伦理的误读；二是对当代道德危机根源的误判；三是对批判继承方法的误用。前一问题已讨论过了。因为西方冒出一个"普世伦理"概念，我们学者便迅速跟进，借赋予儒家伦理当代性品格来提升儒学国际地位，以争取中国学术的话语权，这似乎是今日某些人自觉误读的学术动机。但更多学者则是基于对中国道德现状的焦虑 .他们认为，由于"五四"反孔，导致儒家美德失传，再加上发展市场经济，使西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趁虚而入，才造成今日中国道德沉沦之现状。因此，当下亟待重倡儒学、回归传统、承继美德，于是，让稚子颂经或创办儒学特区的建议便轰轰烈烈地由著名教授提出了。其实，这些结论似是而非，它的两个立论前提都是含混的，即：儒家是否活着；今日道德危机是否是因儒家伦理缺位造成的。新儒家认为儒学已死掉了，需要拯救，继圣开来，返本开新。对此，李泽厚先生持异议。尽管我不完全同意李先生关于儒学已构成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观点，却赞同他关于儒学还活着的结论 .我甚至认为，儒家不仅现在时态地活着，而且既是今日道德文化资源的主体，也是导致道德危机的重要根源。在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严重道德腐败现象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象少儿杀父拭母等恶性事件的出现的确与家庭伦理和社会常德教育缺失相关。但对于社会公德领域严重道德失范和钱权交易、司法腐败等问题的出现，我认为却是与儒家伦理及仁爱的负面效用直接相关的。显然，这与某些将仁爱视为救世良方的新儒家和伦理学家观点是完全对立的，究竟孰是孰非，事关重大，不可不深入辨析。

　　这便也涉及到对儒家批判继承方法的认识了。实际上，儒家传统在当代的负价值效应，本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譬如官本位思想、等级制观念、以职位名分取人意识等等皆是。曾有过关于大学生舍己救农民值不值的讨论，便直接反映出人分差等的儒家思想。对此，包括新儒家在内，人们或称其为封建遗毒，或视之为儒家糟粕，皆将其排除在应承继的儒学精华之外。这便是所谓"一分为二"的批判继承原则，似乎掌握了这一去粗取精原则，儒家就可"开"出新天地来。问题是这原则放到儒家伦理身上并不科学。正如前文已分析过的，儒学"仁—礼"是系统存在，仁爱等道德因素都服从服务于该系统，并非孤立地发挥功效。在当代中国社会起负面效用的是整个儒家伦理系统，是由于其整体价值在现代文明环境中产生的消极作用，因此，是不能靠扬弃某些儒家因素来解决的。其下我便试图结合例证探讨公德滑坡、腐败蔓延与儒家仁爱固有结构及规范的内在关联。

　　曾有学者以《救救大人》为题，对国人道德冷漠现状表示深深地忧虑 ，其中，列举了多例国人面对落水者见死不救的事例。尽管已是21世纪，此类"新闻"却仍不绝于耳，并不断引发出有关道德滑坡的感叹。其实，这新闻不新，十九世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浦便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详细记载过国人对落水者见死不救、冷眼旁观甚至趁火打劫的情形 .他还观察到，每当一场大火降临时，"总有一群乌合之众在那里看热闹"，但很少有人会主动参与救火 .更有甚者，也是从这本书中我们知道在路中间挖个坑，让车辆陷进去然后再出工抬出来的"坑人"术，也是渊源有自的，并非今日刁民之新把戏 .因此，当我在读到某些村干部率全村造假或外出盗窃作案之类的"新闻"时，便不再诧异了。这类缺德现象的发生既与百年批孔无关，也与西方什么主义的侵蚀无关，它们才是原装的国粹衍生物呢！

　　当然，仅仅局限于表面现象或拘泥于儒家的道德说词，是难以寻找到儒家仁爱伦理与这些不仁不爱之恶德丑行间的逻辑关联的。儒家"无我"的仁爱境界是何等崇高啊，岂能与此等卑鄙苟且之小人行径挂钩！但问题是，能自觉"克己""修身"而"成仁""成圣"的人，即便在封建社会也是极少数，真正被儒家纲常伦理所泯灭的并不是绝大多数人的私心、私欲，而是他们的独立人格。经过儒家文化千百年"陶冶"，中国人只有角色的自觉，而没有属"人"的类觉悟。各种角色伦理义务，只能在"私域"中施于情缘对象，而不能在"公域"中施于陌生对象。这便使中国人从来只有私德没有公德、只有仁爱没有博爱。或曰：孔子不是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吗？孟子不是说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和"老吾老及人之老" 吗？确是如此。人性相通，人类之爱原本是不需要刻意启蒙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孔孟的这些论述也只是用来向强势角色推行仁政的，这些说法如同"仁者爱人"一样，一旦放到"亲亲为大"的"仁—礼"系统中，它们也早都被儒家礼法制度或"爱有差等"的伦理实践所窒息了。

　　"爱有差等"既表现在上下的等级性差异中，也体现在远近的亲疏性差别中。后者即是以自我为中心，按亲疏程度确定道德义务实施范围。这样，尽管从理论上讲，儒家由亲情网络组成的宗法社会是"没有边界" 的，但对每个伦理主体来讲，其仁爱行为的实施却是内外有别有边有界的。《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 .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因此，国人对所谓"五服"之内的长辈或同辈亲戚，即便是心存芥蒂，也要作仁爱秀，否则，便要遭到"六亲不认"的道德舆论鞭笞。但对这"五服"或"六亲"之外的陌生人呢？国人则理所当然要漠然待之了。非我族类，必有异心，岂能施以仁爱！这就是爱不爱亲情分，换成文革语言，就是"爱不爱阶级分"。曾有句名言"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阐明的也是这个道理。既然爱必须"有缘有故"，那么，国人对陌生人的痛苦麻木不仁，甚至对异己分子无情打击便很正常了，因为那很可能被私德所纵容呢！

　　至今有人提及文革情景仍不免诧然并不得其解：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怎么能一夜间便丧失人性自相残杀起来呢？年轻学子们怎么能抡起皮带即刻成匪，将自己的老师和同学活活打死呢？其实，这种法西斯暴行滋生的土壤恰恰在仁爱非爱传统中。缺少人权意识、人道精神的中国人，一旦离开原有情缘伦理规范的约束，其良民角色向刁民或暴徒转化，几乎是毫无障碍的。何况红卫兵们还得到某种正义信念的支持，要以此表忠心呢！"忠不忠见行动"，行动就是对所谓异己分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这些暴徒，即便再惨无人性，甚至变成杀人恶魔或汪洋大盗，只要他认祖归宗、站稳立场，回到原属阶级、派别或情缘关系"私域"中，"同志们"、"战友们"和乡亲们不仅不会谴责他，甚至还会视之为阶级、派别或家族英雄呢 .仁爱之邦无人道，看似悖谬，却实非偶然。如此人道底线尚不存在，遑论其它损人缺德之事了。今天，某些农村造假活动极为猖獗，就在于造假坑人者感受不到道德舆论或内心良知的压力。而人道良知之不存，又何谈博爱精神了。因此，不是别的，正是儒家伦理的结构性本质扼杀了国人的公德意识和人性良知，使中国人难以实践博爱精神。而正由于国人缺少这种博爱精神，才使得助人为乐因稀缺而具有了崇高性质，以致我们到了发达国家总感慨处处遇到活雷锋 .所以，从本质上讲，公德领域中的道德危机，只是在市场经济刺激下，国民劣根性的大暴露而已。"滑坡"之说，其实未必很准确。

　　有关今日腐败之现状，已有若干大要案例披露，无需赘述；有关腐败生成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学界已有详论且超出本文题旨，亦不重复。但以笔者所见，中国腐败滋生的更深层土壤还在儒家伦理中。其下，让我们结合古今腐败的两大通行套路具体分析一下。一类是公开型腐败：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贪污受贿。在儒家政治架构中，上级官吏在忠于皇帝的同时，难免甚或必然要在弱／强势角色转换中层层欺诈下级官吏，并将上级官吏的违规索礼行为，逐级放大转嫁下去，最终变成基层官吏搜刮民脂民膏的恶政。此类情况，如果说在封建社会还得到儒家忠顺观念默许容忍的话，那么，在人民主权深入人心的今天，官员公然以权寻租敲诈勒索行为虽仍在通行，或屡禁不止(如所谓"三乱"等等)，但却难以获得道德舆论的公开支持了，因此，我们略而不表。另一类则是隐蔽型：借情缘关系遮掩进行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腐败活动。读吴思先生《潜规则》 一书，便会发现如今官场上盛行此种腐败方式或套路皆古已有之，无非都是吃请请吃、送礼收礼，与市场经济、与拜金主义几乎毫不相干。不过古代的名目更多：程仪、表礼、炭敬冰敬、三节两寿等等，也无非多找个腐败借口罢了。请注意，这"礼"、"仪"、"敬"、"节"、"寿"等概念本身，都是儒家价值符号，这表明它们是按儒家礼义行事的。

　　《潜规则》作者"发现"封建官场上与王法并存的"潜规则"时，独具只眼，但他将其视为与仁义道德背离的"规则"时，却不得要领。尽管从表面看去，这些腐败行为既有违儒家忠君爱民清正廉洁的伦理规范，也不合王法——国家官吏已有俸禄，是不该也不允许额外索礼或收礼的——但实际上，这些规则是国人皆晓，几无人能避，它们正是儒家"仁义权益共享回报法则"的正宗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这类腐败，我们都是深恶痛绝的默认赞许甚或同流合污者。即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摆脱不了情缘网，免不了要遵循或利用这一法则，谋求一己或亲朋好友的私利，直接间接参与或助长了腐败。这之中，又可分为"开后门"、"权钱交易"两种类型。"后门"一般都为先在的情缘关系而"开"，它体现着"仁义权益共享"法则。凡手中握有权力的，无论是七大姑八大姨，还是同乡同学，都需视关系远近软硬给予关照。前文已反复论及，凡违反这仁义法则者，便是六亲不认或忘恩负义，便要受到谴责。现今人们热衷同乡会、校友会，热衷之意不在"会"，而在扩大"情缘关系网"也。"朝中有人好办事"，依旧是"真理"。这种凭情缘关系开后门寻求关照的做法，尽管也是人情腐败，有时也违纪违法，但性质尚不严重，因为擅权者可能并没谋取个人私利，与权钱交易尚有所区别。

　　我们重点讨论"权钱交易"。花钱打通关节的行贿方式并非国粹，"黑金"事件任何国家皆有。但"聪明"的中国人将"黑金"包上"红纸"，变成"礼敬"，性质就大变了。不要小看这一层薄薄的红纸，它既将非法的"利"变成了仁爱之"礼"，又将黑暗的"贿银"，变成了难以拒绝的"礼金"。这样，中介物便由"钱"变成"礼"，彼此的关系也就超越了行政、司法或其它社会关系，变成情缘、交情关系，双方便要依"仁义权益回报"法则行事了。尽管彼此都知道这情缘是后生的、关系是虚假的，但却都要进入角色，假戏真作。譬如这"礼"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送的，送方都要做"自愿"状，受方都要表"拒绝"态，经苦求后方能收下或"笑纳"，这也是"规矩的一部分" .明明见不得人的勾当，如此这般处理起来便显得情浓意重、合乎礼仪、顺乎情理，比赤裸裸地金钱贿赂"文明"多了。更重要的是，既然是按仁义法则行事，便要受礼纲规范约束。《潜规则》中有题为《摆平违规者》的章节，说的是一个行贿后却不能免灾的县令，翻脸向皇帝揭发钦差大臣腐败的故事。结局是，上峰发觉系自己违规，便赶紧凑足二万两银子反过来收买这一县令，让其撤回奏章，将事情"摆平"。这"摆平"语义表明，此种关系中，双方地位实际是平等的：我看重你的权，你看重我的钱；你收了我的礼钱，就要遵礼给我回报办事。谁若违规，就要受到道德舆论的严厉谴责，行贿者就可撕破脸予以揭露——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今日某些高官腐败劣迹之所以被揭露，不就是因为他只收钱，不办事（卖官）吗？而那些收礼办事的人，道德舆论则会给以讲"义气"、够"哥们"、"通情达礼"的美誉。而那些刚正不阿、执法如山，不吃请不收礼的清廉官员，却要受到不给面子、假正经的舆论谴责，甚至到了做人难的地步。古今清官的故事都在反复述说着这一点。

　　这便是眼下腐败势头难以遏制的症结所在，因为有仁义法则支持，它可堂皇地冲破一切法律禁区，将交易／交情做到各个领域。几乎任一当事人都可通过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同学的同学锁定任一目标人。譬如，只要与法官拉上情缘关系送上礼，表示了"仁爱"，那法律又算什么呢？儒家伦理的当代负面效用在此充分体现出来了。由于儒学文化家国一体、德法不分，儒家伦理中压根就没有公私界限、法权意识，更缺少法律至上的公正理念和守法精神，这样，当国家角色与情缘角色叠加时，国法与礼纲难免并行冲突，出现"人情大于王法"的现象。在"私域"为主的封建宗法社会中，这种冲突只限于官僚体制内，与民生关联度较低；而官场腐败又有"潜规则"制约，尚不至危及整个社稷。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公共领域空前扩大，公共权力覆盖整个社会，儒家伦理的这种仁义人情法则，对现代社会的法治规范、社会秩序必然起着全面消解或颠覆作用。尽管也有"潜规则"制约——对中国官员的行贿一般是可以计算成本并有回报预期的，比起某些毫无"规则"的落后国家来，这种腐败只增加社会成本，眼下尚不至扼杀发展——但它的危害依然是极大的。特别是当它从政治、经济领域蔓延到司法、卫生、教育、学术、体育、艺术各个领域之后，不仅使法律失效、政令无威、教育腐化、学术泡沫、体育溃败、艺术堕落，而且加剧了社会无序、扩大了贫富差距、严重威胁着社会安定。同时，这种人情腐败还扭曲了正常的社会组织系统，解构着一切民主制度。当各种社会关系情缘化之后，师生关系、医患关系、干群关系都变味了；当各种选票都变成人情票之后，几乎所有的民主程序（包括评奖、选优）都变质了；中国的现代法治和民主政治建设都将难以有实质性的推进。儒家伦理正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因此，提倡"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并举时，必须明确，这里的"德"只能是支持和维护法律、法治、法理的现代道德，而不是维护礼纲、情缘、情理的儒家伦理。

　　如上所述，儒家伦理由于其自身结构性局限和规范性阈限，致使国人在公域无德、私域枉法，其现实负面效用已远超出其正面价值，那种笼统将"仁爱"视为普世美德伦理主张积极继承推广的理论和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但需提请注意的是，笔者这里是用一个价值的动态比较判断作总结，言下就是承认儒家伦理在当代社会仍有其"正面价值"。这突出表现在儒家传统对社会稳定的意义上。譬如，由于在情缘范围内权益共享是铁定仁义法则，家族中有一个穷亲戚不算穷，有一个富亲戚不算富，这便结成一张天然的"情缘保障网"。西方理论家每每感到困惑：中国数千万国企职工在社会保障网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下岗失业却没引起剧烈社会震荡，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就是下岗人员在这张特殊的"情缘保障网"中得到了亲朋好友的关照。对此，笔者是有亲身体会的，限于本文篇幅，这里不展开论述了。总之，无论在历史还是在当代，儒家伦理价值都是正负相关的，中国的社会可说是成也儒家，败也儒家。只是随着当代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儒家伦理的负面效用正越来越凸现出来并抵销其正面价值。笔者科学释儒的目的，就是要引起人们正视儒家伦理价值的两面性，认识到系统批判彻底改造儒家伦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就需要使儒家伦理脱胎换骨：剔除其宗法因素、破除其情缘局限，引进西方博爱型道德因素、契约型伦理规范，脱"礼"而依"法"，弘扬真正的自由博爱平等互助精神。如此改造后的与市场经济、与法治原则相适应的现代道德体系，自然已不是儒家伦理了，我称之为"新华伦理" .至于如何建设这种新华伦理并约限和逐步取代传统儒家伦理，显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本文只是破题而已。

　　来源：２００３年３期《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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