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吉亚间谍风波折射出美国的勃勃野心
9月27日，格鲁吉亚扣留了5名俄罗斯军官及12名格鲁吉亚人(笔者按：被扣留的4人包括1名少将、2名中校和2名上校)，指责他们从事侦查活动和策划渗透。格鲁吉亚内务部安全部队和警察当天包围了位于首都第比利斯的俄军驻外高加索集群司令部，要求交出另1名俄罗斯间谍。
为了证明对俄罗斯军官的指控是有根有据的，格鲁吉亚9月28日公布了一些据称是俄军人员在格鲁吉亚从事间谍活动的录像和录音片断。同时，格鲁吉亚警方继续包围位于首都第比利斯的俄军司令部。目的是迫使俄方交出另1名涉嫌参与侦查活动的军官。
格鲁吉亚内务部长称被抓的俄罗斯军官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多年，一直在收集有关格鲁吉亚与北约之间关系的信息，并调查格鲁吉亚海港、铁路设施、反对党和军队方面的情报。格鲁吉亚指责被扣留的12名格鲁吉亚人受俄方雇佣，协助从事间谍活动。并说这是一个严重挑衅。(笔者按：注意，据格鲁吉亚一家报纸说，美国驻格鲁吉亚的人员参与了"破获俄罗斯间谍集团的行动")
对此俄罗斯迅速做出反应，俄外交部副部长卡拉辛9月28日紧急召见格驻俄大使，强烈抗议扣留行为，要求马上释放被扣留人员，并指责格鲁吉亚此举意在"挑衅"，可能会导致双方更严重的冲突。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说，格鲁吉亚这样做是为了使与莫斯科的对抗升级，以此来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28日早些时候，俄罗斯驻格鲁吉亚大使馆已无限期中止向格公民发放签证。俄罗斯已召回驻格鲁吉亚大使紧急商议，并以它所称的安全原因，下令紧急情况部派专机于莫斯科时间29日下午4点从第比利斯起飞，安排部分在格人员及其家属撤离。
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称俄罗斯的撤离计划是歇斯底里的表现。并称格鲁吉亚将坚决捍卫自己的安全。在首都第比利斯，格鲁吉亚内务部安全部队和警方继续包围俄军驻外高加索集群司令部，防止任何人离开。
对此美国也做出反应，称由于最近几周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关系急剧恶化，北约做出决定，将与格鲁吉亚"加紧对话"。俄罗斯对这种发展表示强烈反对。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位于格鲁吉亚境内的4个军事基地，其中2个基地已撤除。根据俄格两国2006年3月达成的协议，俄军人将在2008年全部从格鲁吉亚撤走，同时，俄军驻外高加索集群司令部也将关闭。由于俄格关系不畅，两国经常因为驻军问题发生摩擦。去年俄格双方签署了从格鲁吉亚的俄罗斯军事基地逐步撤军的协议，包括目前驻扎在第比利斯的俄军驻外高加索集群司令部。俄罗斯指责格方没有严格履行这些协议，为俄方撤军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条件，而是"一直制造障碍，时而刁难签证，时而挑衅，现在已经开始拘捕俄罗斯军官了"。
俄格两国结怨由来已久。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后，萨卡什维利上台，承诺要让格鲁吉亚"脱离俄罗斯的势力范围"，积极争取加入北约，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此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格方指责俄方支持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从格鲁吉亚分离出去，俄政府对此断然予以否认。此外，俄格双方在清剿藏匿在潘基西峡谷的恐怖分子、 能源和贸易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分歧。再加上格鲁吉亚目前积极推动加入北约进程，两国关系日益僵化。
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从位于格鲁吉亚的军事基地撤军不会对俄罗斯南部边境地区安全造成任何消极影响，俄罗斯将会在该地区部署两支特种旅，以保卫俄罗斯的安全。这场"间谍风波"无疑加剧了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的紧张局势，表面上看这场"间谍风波"反映的是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的对立，而实际上格鲁吉亚不过是美国的一枚棋子。格鲁吉亚间谍风波折射出的正是美国的勃勃野心。
因为上述事态的发展可以进一步清晰地佐证笔者在 "破解美国──亚洲十字军与征服中国梦"系列长篇之引子(2006年5月31日发表于和讯-微弱火炬的博客)中所提出的，在美国的全球战略框架计划"导演"下，在北约东扩基本完成后，后续计划是步步紧逼，蚕食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坚决彻底削弱孤立俄罗斯，加速实现其大中东战略，除了彻底控制中东能源等目的，也为今后长远战略上从西南面包围钳击中俄最终铺平道路（笔者按：这步大棋绝对是纳粹第三帝国没有酝酿成熟和走成的......)。
在911事件后，美国借口阿富汗南部的塔利班政权包庇拉登，打着反恐的旗号联合阿富汗北方军阀集团进攻塔利班，一举打破了阿富汗军事平衡的局面，迅速打垮了塔利班政权。再看看美国对印巴的逐步楔入，对格鲁吉亚等中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利诱和骚扰性亲热"──虽急不可耐却又有条不紊、深谋远虑......"美国人已到门前！──中国和俄罗斯的后门──中亚！
作者：微弱的火炬
博客：http://torch.blog.hexun.com
邮箱：torch2000@163.com
2006.9.29
2006年9月30日 星期六
一个基层人大代表的实践、困惑与思考
一个基层人大代表的实践、困惑与思考
冯志文
自1998年初当选广州市黄埔区人大代表以来，在区人大的正确领导和选民的支持下，我能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履行代表职务，依法参与管理地方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尽职尽责地为选民服务，积极提出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以下简称建议）。九年多来，共提出超过170件，每年均有议案提出（其中近四年共提104件，占所有代表议案、建议总件数18%以上，平均每年超过25件），连续两届被评为区人大工作的先进代表，并在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举办的代表工作理论研讨会上发表过两篇论文。在实践中，我感受和见证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人大及其代表在社会和广大群众中的地位和威信越来越高，人大代表履职的环境越来越好，代表的工作方式、方法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同时，我作为人大代表在履职实践中也体会到苦与乐，体会为民办事的喜悦，产生的困惑，并引起若干思考。
一、关于代表履职的实践、创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式民主的伟大创造。而民主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主体，其作用发挥得如何，是否尽职尽责地为广大群众服务，反映民意，直接关系到人大及其常委会作用的发挥。这是一个值得各方面研究、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我当选人大代表后，认真参加区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培训，增强自身的责任意识，积极参加联组的集中视察、调研活动，提高与人大代表相适应的综合素质。我认真学习《代表法》、《人大代表当政必读》、《人大代表常用法律手册》、《中国人大》等资料，经常浏览中国人大新闻、地方人大的网站，并向上一届的代表请教。我认为：人大代表是否称职，并不主要是看其在单位工作是否是先进、模范人物，而是代表反映民意和履职是否出色，是否能为百姓鼓与呼，为民办实事好事。
密切联系选民，反映民意，合理表达其利益诉求，这是代表最基本的职责。每届当选之初，我都写一封感谢书给选民，并把自己的通讯地址、邮编、办公电话、手机和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公开，或在选区内单位张贴，或直接送给部分有代表性的选民，每年一至两次到选区所在单位的领导、工会及其他民意代表，听取意见。为了更好地收集民意，我连续六、七年在单位的内部刊物中设立"区人大代表之窗"专栏，定期征集选民的意见。经调研、沟通后，许多选民的意见变成我参加人大会议上的议案、建议。每次开完人大会议后，我都把自己会议提议案、建议的情况，向提过相关意见、建议的人作反馈，并承诺监督议案、建议的落实。近二、三年，我还利用单位的局域网，以电子邮件形式与选民沟通，效果非常好。
由于有回应、有反馈、有落实，许多熟悉的人都愿意向我反映情况、表达诉求，成为我的信息提供者、"报料人"。在这些熟人中，有的还是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这些公务人员，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较畅顺地表达他们对做好所在区域或职责范围内改进政府工作的意见，需要我以代表身份代之提出。他们常常为我的议案、建议提供许多很好意见和详实资料、数据，对改进政府的工作、扩大人大的工作范围或触角都很有裨益。除参加区人大组织的视察活动外，我还用许多工余时间，与本区的居民进行沟通，了解他们对区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合理要求，并用笔记的形式，平时做好整理（包括电子邮件），形成书面意见，以代表身份进行处理。在提好议案、建议的同时，我特别注意议案、建议的办理。在这几年办理议案过程中，我与几乎所有区政府部门都打过交道（有一个部门作过统计，这几年，对该部门的书面意见，我一个人占了90%）。我对办理工作逐渐积累了经验，主要对每一个议案、建议的办理一定要认真，不轻易随便让一个议案、建议在它未有实质性办理结果之前过关。因为办理这一环节的缺失，会使民意落空，某种意义上说是失职。应该说，许多部门是真心实意地办理的，但也有个别的工作人员抱着"过海即神仙"，"只要过关就可以了"的态度，在办理过程中，我有的要求复办、有的在办理过程中要开听证会、有的我要求主管副区长召开有代表参加的专题会、有的需跨部门办理的或比较重要的议案要求有区领导的签字。有的议案、建议有时需要重复三四次才能真正办理完。由于现行体制的原因，要真正由个别代表独立地把好办理关，实在是有很大的压力。这需要代表能办事公道、毅力、社会经验、掌握充分的
信息，有时也需要妥协，需要建立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关系。我认为，人大作为中国的代议机构，首先是民意的机构，是代表大多数民众意志和要求的机构。要达到这一目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是发挥代表的作用，多提出并办理好议案、建议，运用各种方式、渠道，密切人大代表与选民的关系，增强地方人大代表整合民意的能力。对于人大代表而言，议案、建议是人民群众呼声和要求的集中体现，是代表活动的主要的指标性的内容，也是其履职的主要内容。
二、关于履职过程中的困惑
作为地方人大代表，我觉得宪法和法律赋予代表的职权是非常大的，在许多方面的职权比西方代议政制国家的民意代表还要大。所以，不能说中国人大代表的法律和政治地位不高。要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特别是要有创新和更有活力的实践，关键是体制方面的因素，同时也与人大代表自身的素质与作为有关。而在实践中，我个人有许多的困惑之处：
一是大多数的地方人大代表是兼职的，如果代表要非常出色地反映民意，履行代表的职责，那么，社会工作与代表的本职工作或多或少地发生冲突，特别是企业单位的代表，矛盾与压力更加大。当代表要了解本地区的居民对政府有何具体、合理的要求，就要进行调研、现场察看、形成文字、协调各方、追踪落实，有些工作还要反复进行。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也考验代表的责任心与履职能力。同时，代表要参与审议人大会议的议程，并提出负责任的意见，就更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所以，应该适当增加地方人大常委会的人数，并尽快使人大代表专职化，减少兼职人大代表的数量。
二是选民或者地方人大常委会对每个代表的监督机制是不够完善，考核也失之于粗疏，代表欠缺履职的足够动力，欠缺竞争机制。有个别的地方人大代表，没有认真参与人大会议的审议、监督活动，很少撰写议案、建议，却不会因此而受到批评、劝诫，对代表的监督标准没有很强的操作性。同时，代表履职时，缺乏由常委会、"一府两院"提供的关键信息，知情知政的渠道欠畅通、履职环境有待改善，代表与常委会的联系仍需加强，代表的整体活力应更为活跃。
三是地方人大代表结构比例不合理，党政领导和其他官员、企业领导干部占的比例过多，这就存在监督者同时也是被监督者的角色冲突。同时，有的群体，如占人口比例较大的外来非常住人口欠缺民意代表，以反映他们的意志和利益。由于各级党政领导占代表比例过大，审议有关议程的会议往往成为了向领导的汇报会、工作布置会，至少也影响审议的效果，减弱了人大的监督作用，使人大的权力发挥受到影响。
三、若干思考与建议
1、要解决基层人大代表工作、方法的创新的认识和实践问题。首先应该从观念和实践上，承认地方人大代表的履职本质上是一种利益的表达，是地方各种群体或阶层的利益在政治上的表达。而这种利益表达在地方人大中表达得越直接、越充分并能够得到公开讨论与回应、有合作或妥协的过程，那么，就越有利于地方的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民主与经济就越有活力，人大代表就越有履职的舞台，各种代表工作、方法创新的形式就会越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不同的群体中，利益是分化的，民意也是多元化的。这就需要代表创造性地实践。同时，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代表选举的竞争机制，应该更多地通过民意来推荐地方人大特别是区、县一级人大的候选人，规范选举的竞争，并使代表结构逐步趋于合理。
2、要认真贯彻2005年5月中央转发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制定适合于有地方特色的实施细则，更有利于人大代表发挥作用，修改现行一些限制代表发挥新新作用的法规、文件，建立和完善地方人大代表监督机制、代表辞职机制。上述中央文件，有2/3的篇幅论及发挥代表作用，地方人大可以在代表考核，代表联系选民，对选民述职，公开代表活动记录，奖勤罚懒等方式上制定可操作性强的代表管理办法并严格执行。
对在履职中有创新、充分表达民意的代表应予表彰。同时，地方人大常委会要切实加强代表议案、建议的督办，支持代表履职，支持其工作、方法上的创新。另外，地方人大应对代表候选人的宣传活动、代表个人持证视察、跨选区履行代表职责、代表的组合形式、代表联名推举上一级人大代表和本级人大常委会及其他职务的候选人、质询案的提出、代表约见同级"一府两院"负责人、代表个人设立办事机构等具体问题，只要有利于人大作用的发挥就持开放性的和宽容的态度，要乐观其成，特别是在经济发达、资讯条件好的城区人大。
3、应该把社区工作作为区县级人大代表工作的重要内容，作为代表实践工作、方法的创新的主要场所。选民或居民主要集中居住在社区，他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碰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多，而且社区组织和群众一般缺乏解决问题所需的人、财、物、信息等资源。这使社区群众特别是个别弱势的面对各种压力与困惑常常会有一种无助、无所适从的感觉。这就需要人大代表去面对社区的群众并为他们服务，监督"一府两院"善用资源，解决具体的民生问题。我认为，地方人大代表有许多职责，有的很崇高、履职要求高，需要许多专业的知识，但人大代表更应植根于社区、服务于社区，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选民和群众最需要的是他们现实面对的生活、民生、就业、社交、社区组织互助、社区和谐等方面的问题，需要人大代表代言、代劳来切实解决问题，需要人大代表有认识社区、服务社区的能力、有灵通触觉和乐于平凡、琐碎的工作，需要有爱心和责任心，为群众的利益鼓与呼，并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工作、方法的创新，夯实地方人大的基础，丰富人大工作的内容。
（作者是广州市黄埔区六、七届人大代表，系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兼法律事务室主任 高级经济师）
作者电子邮件：fzw58312@hotmail.com
冯志文
自1998年初当选广州市黄埔区人大代表以来，在区人大的正确领导和选民的支持下，我能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履行代表职务，依法参与管理地方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尽职尽责地为选民服务，积极提出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以下简称建议）。九年多来，共提出超过170件，每年均有议案提出（其中近四年共提104件，占所有代表议案、建议总件数18%以上，平均每年超过25件），连续两届被评为区人大工作的先进代表，并在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举办的代表工作理论研讨会上发表过两篇论文。在实践中，我感受和见证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人大及其代表在社会和广大群众中的地位和威信越来越高，人大代表履职的环境越来越好，代表的工作方式、方法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同时，我作为人大代表在履职实践中也体会到苦与乐，体会为民办事的喜悦，产生的困惑，并引起若干思考。
一、关于代表履职的实践、创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式民主的伟大创造。而民主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主体，其作用发挥得如何，是否尽职尽责地为广大群众服务，反映民意，直接关系到人大及其常委会作用的发挥。这是一个值得各方面研究、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我当选人大代表后，认真参加区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培训，增强自身的责任意识，积极参加联组的集中视察、调研活动，提高与人大代表相适应的综合素质。我认真学习《代表法》、《人大代表当政必读》、《人大代表常用法律手册》、《中国人大》等资料，经常浏览中国人大新闻、地方人大的网站，并向上一届的代表请教。我认为：人大代表是否称职，并不主要是看其在单位工作是否是先进、模范人物，而是代表反映民意和履职是否出色，是否能为百姓鼓与呼，为民办实事好事。
密切联系选民，反映民意，合理表达其利益诉求，这是代表最基本的职责。每届当选之初，我都写一封感谢书给选民，并把自己的通讯地址、邮编、办公电话、手机和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公开，或在选区内单位张贴，或直接送给部分有代表性的选民，每年一至两次到选区所在单位的领导、工会及其他民意代表，听取意见。为了更好地收集民意，我连续六、七年在单位的内部刊物中设立"区人大代表之窗"专栏，定期征集选民的意见。经调研、沟通后，许多选民的意见变成我参加人大会议上的议案、建议。每次开完人大会议后，我都把自己会议提议案、建议的情况，向提过相关意见、建议的人作反馈，并承诺监督议案、建议的落实。近二、三年，我还利用单位的局域网，以电子邮件形式与选民沟通，效果非常好。
由于有回应、有反馈、有落实，许多熟悉的人都愿意向我反映情况、表达诉求，成为我的信息提供者、"报料人"。在这些熟人中，有的还是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这些公务人员，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较畅顺地表达他们对做好所在区域或职责范围内改进政府工作的意见，需要我以代表身份代之提出。他们常常为我的议案、建议提供许多很好意见和详实资料、数据，对改进政府的工作、扩大人大的工作范围或触角都很有裨益。除参加区人大组织的视察活动外，我还用许多工余时间，与本区的居民进行沟通，了解他们对区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合理要求，并用笔记的形式，平时做好整理（包括电子邮件），形成书面意见，以代表身份进行处理。在提好议案、建议的同时，我特别注意议案、建议的办理。在这几年办理议案过程中，我与几乎所有区政府部门都打过交道（有一个部门作过统计，这几年，对该部门的书面意见，我一个人占了90%）。我对办理工作逐渐积累了经验，主要对每一个议案、建议的办理一定要认真，不轻易随便让一个议案、建议在它未有实质性办理结果之前过关。因为办理这一环节的缺失，会使民意落空，某种意义上说是失职。应该说，许多部门是真心实意地办理的，但也有个别的工作人员抱着"过海即神仙"，"只要过关就可以了"的态度，在办理过程中，我有的要求复办、有的在办理过程中要开听证会、有的我要求主管副区长召开有代表参加的专题会、有的需跨部门办理的或比较重要的议案要求有区领导的签字。有的议案、建议有时需要重复三四次才能真正办理完。由于现行体制的原因，要真正由个别代表独立地把好办理关，实在是有很大的压力。这需要代表能办事公道、毅力、社会经验、掌握充分的
信息，有时也需要妥协，需要建立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关系。我认为，人大作为中国的代议机构，首先是民意的机构，是代表大多数民众意志和要求的机构。要达到这一目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是发挥代表的作用，多提出并办理好议案、建议，运用各种方式、渠道，密切人大代表与选民的关系，增强地方人大代表整合民意的能力。对于人大代表而言，议案、建议是人民群众呼声和要求的集中体现，是代表活动的主要的指标性的内容，也是其履职的主要内容。
二、关于履职过程中的困惑
作为地方人大代表，我觉得宪法和法律赋予代表的职权是非常大的，在许多方面的职权比西方代议政制国家的民意代表还要大。所以，不能说中国人大代表的法律和政治地位不高。要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特别是要有创新和更有活力的实践，关键是体制方面的因素，同时也与人大代表自身的素质与作为有关。而在实践中，我个人有许多的困惑之处：
一是大多数的地方人大代表是兼职的，如果代表要非常出色地反映民意，履行代表的职责，那么，社会工作与代表的本职工作或多或少地发生冲突，特别是企业单位的代表，矛盾与压力更加大。当代表要了解本地区的居民对政府有何具体、合理的要求，就要进行调研、现场察看、形成文字、协调各方、追踪落实，有些工作还要反复进行。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也考验代表的责任心与履职能力。同时，代表要参与审议人大会议的议程，并提出负责任的意见，就更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所以，应该适当增加地方人大常委会的人数，并尽快使人大代表专职化，减少兼职人大代表的数量。
二是选民或者地方人大常委会对每个代表的监督机制是不够完善，考核也失之于粗疏，代表欠缺履职的足够动力，欠缺竞争机制。有个别的地方人大代表，没有认真参与人大会议的审议、监督活动，很少撰写议案、建议，却不会因此而受到批评、劝诫，对代表的监督标准没有很强的操作性。同时，代表履职时，缺乏由常委会、"一府两院"提供的关键信息，知情知政的渠道欠畅通、履职环境有待改善，代表与常委会的联系仍需加强，代表的整体活力应更为活跃。
三是地方人大代表结构比例不合理，党政领导和其他官员、企业领导干部占的比例过多，这就存在监督者同时也是被监督者的角色冲突。同时，有的群体，如占人口比例较大的外来非常住人口欠缺民意代表，以反映他们的意志和利益。由于各级党政领导占代表比例过大，审议有关议程的会议往往成为了向领导的汇报会、工作布置会，至少也影响审议的效果，减弱了人大的监督作用，使人大的权力发挥受到影响。
三、若干思考与建议
1、要解决基层人大代表工作、方法的创新的认识和实践问题。首先应该从观念和实践上，承认地方人大代表的履职本质上是一种利益的表达，是地方各种群体或阶层的利益在政治上的表达。而这种利益表达在地方人大中表达得越直接、越充分并能够得到公开讨论与回应、有合作或妥协的过程，那么，就越有利于地方的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民主与经济就越有活力，人大代表就越有履职的舞台，各种代表工作、方法创新的形式就会越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不同的群体中，利益是分化的，民意也是多元化的。这就需要代表创造性地实践。同时，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代表选举的竞争机制，应该更多地通过民意来推荐地方人大特别是区、县一级人大的候选人，规范选举的竞争，并使代表结构逐步趋于合理。
2、要认真贯彻2005年5月中央转发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制定适合于有地方特色的实施细则，更有利于人大代表发挥作用，修改现行一些限制代表发挥新新作用的法规、文件，建立和完善地方人大代表监督机制、代表辞职机制。上述中央文件，有2/3的篇幅论及发挥代表作用，地方人大可以在代表考核，代表联系选民，对选民述职，公开代表活动记录，奖勤罚懒等方式上制定可操作性强的代表管理办法并严格执行。
对在履职中有创新、充分表达民意的代表应予表彰。同时，地方人大常委会要切实加强代表议案、建议的督办，支持代表履职，支持其工作、方法上的创新。另外，地方人大应对代表候选人的宣传活动、代表个人持证视察、跨选区履行代表职责、代表的组合形式、代表联名推举上一级人大代表和本级人大常委会及其他职务的候选人、质询案的提出、代表约见同级"一府两院"负责人、代表个人设立办事机构等具体问题，只要有利于人大作用的发挥就持开放性的和宽容的态度，要乐观其成，特别是在经济发达、资讯条件好的城区人大。
3、应该把社区工作作为区县级人大代表工作的重要内容，作为代表实践工作、方法的创新的主要场所。选民或居民主要集中居住在社区，他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碰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多，而且社区组织和群众一般缺乏解决问题所需的人、财、物、信息等资源。这使社区群众特别是个别弱势的面对各种压力与困惑常常会有一种无助、无所适从的感觉。这就需要人大代表去面对社区的群众并为他们服务，监督"一府两院"善用资源，解决具体的民生问题。我认为，地方人大代表有许多职责，有的很崇高、履职要求高，需要许多专业的知识，但人大代表更应植根于社区、服务于社区，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选民和群众最需要的是他们现实面对的生活、民生、就业、社交、社区组织互助、社区和谐等方面的问题，需要人大代表代言、代劳来切实解决问题，需要人大代表有认识社区、服务社区的能力、有灵通触觉和乐于平凡、琐碎的工作，需要有爱心和责任心，为群众的利益鼓与呼，并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工作、方法的创新，夯实地方人大的基础，丰富人大工作的内容。
（作者是广州市黄埔区六、七届人大代表，系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兼法律事务室主任 高级经济师）
作者电子邮件：fzw58312@hotmail.com
反商业贿赂风暴逮着了谁？
反商业贿赂风暴逮着了谁？
丁言
2005年5月，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依据全球最大的诊断设备生产企业DPC，对其天津的子公司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的审计报告，以违反本国《反海外腐败法》为由，对其处以479万美元巨额罚金，同时也严厉处罚所有当事人，由此引发了2006-中国式的"反商业贿赂"的风暴。
但是，"反商业贿赂"风暴年已经过半，德普案中DPC公司不但没有受到中国任何法律处罚，反而在媒体舆论中，"德普"被刻画为商业潜规则的受害者，是反商业贿赂的英雄，深受百姓同情，地方政府与合作单位依然持欢迎态度并奉以"座上宾"的礼遇。而那些涉嫌收取贿赂的中方机构和人员，迄今没有受到中国司法调查和追究，这不免使人对"反商业贿赂风暴"提出质疑。
一、中国不缺惩治商业贿赂的法律，但也有保护促进商业灰色交易的规则
商业贿赂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较为普遍的事情，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商业贿赂最早表现为"回扣"。回扣在中国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几乎成为衡量权力与市场交易的行业标准和职业道德底线。从政府、企业的采购，到旅游业中的司机、导游、领队、旅行社，拿回扣，早已从隐性到明码标价了。
政府、企业、个人，甚至于司法部门，对于回扣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甚至关系到自身利益时，也大多采取这条行之有效的"策略"来达到目的。如果你办完事，不主动给或拖欠佣金，就有可能被业内认定为"不诚信"。
中国并不缺法律和规则，早在1993年，禁止商业贿赂的法律条款就写进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刑法中则规定，行贿罪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受贿犯罪最高可处以死刑。这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作出修正，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使反商业贿赂触角直接伸向所有公共服务机构与人员。
在中国法律的严酷程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比拟，但是，在法律体系以外还存在一整套威力无比的潜规则体系，这一点也是中国独有的。在现实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商业伦理和道德往往屈从于政治伦理，法律法规服从于现实政策。高尚道德目标与实际生活规范，刚性法律法规与柔性政策导向，两规则矛盾且并行不悖，相互否定且互补有余。这套规则有着独特的运行方式：摆在阳光下的规则谁也不愿遵守的，不遵守也没有多大关系，无法见阳光的规则却是行之有效，不遵守关系就大了。
令人不解的是美国公司在中国经商，入乡随俗，按照中国通行的商业潜规则，为美国母公司的产品打开中国市场立下汗马功劳，却违犯了美国的法律。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德普公司在美国的母公司通过账目查询，发现天津德普通过使用向中国国有医院医生行贿的手法，实现产品利润200万美元的事实，母公司不但不袒护其违法行为，反而自揭家丑，使其最终受到美国法律的严惩。
二、靠哈佛商业伦理支撑起来美式"海外反腐"防线还很脆弱
哈佛商学院把商业伦理和道德奉为"商业圣经"，学生入校第一堂课就是商业伦理学。它认为一个不讲伦理道德的公司将名誉扫地，如果一个公司被查出触犯法律或者财务审计有问题，该公司则会臭名远扬，身败名裂。世界跨国公司在财务问题被拖下水的安然、泰科、阿德尔费亚、英克隆和世通等大公司无一不是绝佳的实证。
哈佛的商业伦理支持美国公司到世界各国去挣钱，但是，绝不能把国外的腐败病毒带回美国，以致污染和毒化了美国的公平、健康的商业环境，异化其商业伦理的基础。由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官员的腐败结合，不仅损害了东道国的市场秩序，对美国的国内市场竞争也造成严重的潜在威胁，甚至于直接冲击了美国国内资本市场竞争秩序，腐蚀了公众对于自由市场体系的信心。美国要保护国内市场公平竞争，就必须对其跨国公司的海外腐败行为予以规制，这正是出台《反海外腐败法的逻辑原因。
事实上，《反海外腐败法》是一部颇受争议的法律。因为许多时候，它所规范的对象并不是真正的美国公司，甚至也不是美国人。但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反腐风暴"，美国先是在区域经济组织内推销《海外反腐败法》，直至2003年12月10日，43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形成了一条国际反商业贿赂的防线。
也就是说，尽管国际社会对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表示认同，如果美国发现这些公司在中国或其他国家出现贿赂行为，美国当局有权力对他们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但由于文化差异与信息不对称，中国公司违反美国法律规定的条款，而又符合中国惯例的事情恐怕都是美国鞭长莫及的事情。
三、在商业猫腻中，老鼠养肥了猫，猫也就容易被捉
美国《财富》500家大公司中已有400多家落户中国，这些在华子公司一般享有管理严密、遵纪守法的较好声誉。他们为了避免美国相关法律制裁，如果有私底下的活动，都是代理商自己进行，风险自然转嫁到代理商头上。在法律与习惯之间，跨国公司用不得不"入乡随俗"回应母法。
国务院把医药购销、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确定为中国商业贿赂的"重灾区"。按照目前的法律法规，检察院、公安局、法院、工商局、税务局、审计局等部门都有调查取证乃至立案查处的权力，都是执法的主体。反商业腐败领导单位计算多达二十二个，很多也在"重灾区"内。
在这些部门翘首等上级治理风暴的指令，以增加寻租机会的五年中，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逐年上升，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占同期所有经济犯罪案件立案数的比例，却始终非常小，尚不到1%。这些阵容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猫迷怎么就捉不到老鼠呢？但2002年5月，AIS公司款待张恩照的一次加州高尔夫之旅，使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在美国被司法指控，"土猫"没有捉到老鼠，却遭遇"洋鼠"狙击。
我们常常从政治安全的高度去反腐败，但政治标准不可能成为法律准则，政治反腐风暴难以遏制人性趋利的本性。所以，在猫捉老鼠的游戏中，如果没有一个被国际普遍认同的公平规则和公正的裁判，猫捉不到老鼠或被老鼠捉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
丁言，曾任《市场经济导报》副总编，《文明与宣传》杂志副总编。
作者Email:dingyan2020@163.com
2006-9-19
丁言
2005年5月，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依据全球最大的诊断设备生产企业DPC，对其天津的子公司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的审计报告，以违反本国《反海外腐败法》为由，对其处以479万美元巨额罚金，同时也严厉处罚所有当事人，由此引发了2006-中国式的"反商业贿赂"的风暴。
但是，"反商业贿赂"风暴年已经过半，德普案中DPC公司不但没有受到中国任何法律处罚，反而在媒体舆论中，"德普"被刻画为商业潜规则的受害者，是反商业贿赂的英雄，深受百姓同情，地方政府与合作单位依然持欢迎态度并奉以"座上宾"的礼遇。而那些涉嫌收取贿赂的中方机构和人员，迄今没有受到中国司法调查和追究，这不免使人对"反商业贿赂风暴"提出质疑。
一、中国不缺惩治商业贿赂的法律，但也有保护促进商业灰色交易的规则
商业贿赂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较为普遍的事情，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商业贿赂最早表现为"回扣"。回扣在中国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几乎成为衡量权力与市场交易的行业标准和职业道德底线。从政府、企业的采购，到旅游业中的司机、导游、领队、旅行社，拿回扣，早已从隐性到明码标价了。
政府、企业、个人，甚至于司法部门，对于回扣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甚至关系到自身利益时，也大多采取这条行之有效的"策略"来达到目的。如果你办完事，不主动给或拖欠佣金，就有可能被业内认定为"不诚信"。
中国并不缺法律和规则，早在1993年，禁止商业贿赂的法律条款就写进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刑法中则规定，行贿罪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受贿犯罪最高可处以死刑。这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作出修正，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使反商业贿赂触角直接伸向所有公共服务机构与人员。
在中国法律的严酷程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比拟，但是，在法律体系以外还存在一整套威力无比的潜规则体系，这一点也是中国独有的。在现实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商业伦理和道德往往屈从于政治伦理，法律法规服从于现实政策。高尚道德目标与实际生活规范，刚性法律法规与柔性政策导向，两规则矛盾且并行不悖，相互否定且互补有余。这套规则有着独特的运行方式：摆在阳光下的规则谁也不愿遵守的，不遵守也没有多大关系，无法见阳光的规则却是行之有效，不遵守关系就大了。
令人不解的是美国公司在中国经商，入乡随俗，按照中国通行的商业潜规则，为美国母公司的产品打开中国市场立下汗马功劳，却违犯了美国的法律。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德普公司在美国的母公司通过账目查询，发现天津德普通过使用向中国国有医院医生行贿的手法，实现产品利润200万美元的事实，母公司不但不袒护其违法行为，反而自揭家丑，使其最终受到美国法律的严惩。
二、靠哈佛商业伦理支撑起来美式"海外反腐"防线还很脆弱
哈佛商学院把商业伦理和道德奉为"商业圣经"，学生入校第一堂课就是商业伦理学。它认为一个不讲伦理道德的公司将名誉扫地，如果一个公司被查出触犯法律或者财务审计有问题，该公司则会臭名远扬，身败名裂。世界跨国公司在财务问题被拖下水的安然、泰科、阿德尔费亚、英克隆和世通等大公司无一不是绝佳的实证。
哈佛的商业伦理支持美国公司到世界各国去挣钱，但是，绝不能把国外的腐败病毒带回美国，以致污染和毒化了美国的公平、健康的商业环境，异化其商业伦理的基础。由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官员的腐败结合，不仅损害了东道国的市场秩序，对美国的国内市场竞争也造成严重的潜在威胁，甚至于直接冲击了美国国内资本市场竞争秩序，腐蚀了公众对于自由市场体系的信心。美国要保护国内市场公平竞争，就必须对其跨国公司的海外腐败行为予以规制，这正是出台《反海外腐败法的逻辑原因。
事实上，《反海外腐败法》是一部颇受争议的法律。因为许多时候，它所规范的对象并不是真正的美国公司，甚至也不是美国人。但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反腐风暴"，美国先是在区域经济组织内推销《海外反腐败法》，直至2003年12月10日，43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形成了一条国际反商业贿赂的防线。
也就是说，尽管国际社会对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表示认同，如果美国发现这些公司在中国或其他国家出现贿赂行为，美国当局有权力对他们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但由于文化差异与信息不对称，中国公司违反美国法律规定的条款，而又符合中国惯例的事情恐怕都是美国鞭长莫及的事情。
三、在商业猫腻中，老鼠养肥了猫，猫也就容易被捉
美国《财富》500家大公司中已有400多家落户中国，这些在华子公司一般享有管理严密、遵纪守法的较好声誉。他们为了避免美国相关法律制裁，如果有私底下的活动，都是代理商自己进行，风险自然转嫁到代理商头上。在法律与习惯之间，跨国公司用不得不"入乡随俗"回应母法。
国务院把医药购销、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确定为中国商业贿赂的"重灾区"。按照目前的法律法规，检察院、公安局、法院、工商局、税务局、审计局等部门都有调查取证乃至立案查处的权力，都是执法的主体。反商业腐败领导单位计算多达二十二个，很多也在"重灾区"内。
在这些部门翘首等上级治理风暴的指令，以增加寻租机会的五年中，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逐年上升，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占同期所有经济犯罪案件立案数的比例，却始终非常小，尚不到1%。这些阵容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猫迷怎么就捉不到老鼠呢？但2002年5月，AIS公司款待张恩照的一次加州高尔夫之旅，使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在美国被司法指控，"土猫"没有捉到老鼠，却遭遇"洋鼠"狙击。
我们常常从政治安全的高度去反腐败，但政治标准不可能成为法律准则，政治反腐风暴难以遏制人性趋利的本性。所以，在猫捉老鼠的游戏中，如果没有一个被国际普遍认同的公平规则和公正的裁判，猫捉不到老鼠或被老鼠捉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
丁言，曾任《市场经济导报》副总编，《文明与宣传》杂志副总编。
作者Email:dingyan2020@163.com
2006-9-19
2006年9月28日 星期四
资本与人性
资本与人性
――儒学社会学与"资本论"
周剑铭
１. 深层社会学
人与人的关系一般就理解为社会关系，在这种理解中，人是社会的原子，这已成为了一种广泛的观念，并是社会学诸学科的一种方法论的基础，人与人的关系这样的问题似乎涵盖了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及现实生活的一切，但人与人的关系在广泛的一般性的理解上往往掩盖了更深层次的内容：人与人自己的社会关系，这并不等于哲学或心理学研究中人与他自己的关系，哲学研究中人与他自的关系主要是在自我这样的是思辨的概念中展开的，最多与现实人的自我意识直接相关，而人与他自己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多层次的深层现实，心理学虽然直接研究人与自我的多重关系，但这主要是在个性的视野中，当然理解人与人自己的社会关系与哲学、心理学有不可分离的联系，但社会学的视野中，人与他自己的社会关系是人的意识、心理与社会的共时存在，这种共时性即是个人的，也同时是社会的，这不能在一种关系的意义完全被分解，而是人的自然性和非自然性的社会性共在，是一种即在的秩序过程，即是"现实"的，也是"存在"的，社会学中将社会理解为第二自然的观点，或者把社会的结构- 功能作为一种社会实体的研究方法就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了这种认识的方法，尽管对这些理解仍处在深刻的因难之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难看到人与社会分离对待这样的思想，传统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与人的原子式关系这样的观念，像符号、行为、面具、或结构、系统之类的分析的观点、方法完全不能表达中国人的社会和人的观念，中国人总是从心理- 伦理角度理解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国的传统思想总是在人与自己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深层内省的视角上理解自己、对待社会问题，如果从自省的人与己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学术思想高度出发，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说，中国的儒家文化、特别是心学几乎就是不折不扣的深层社会学，中国思想正是在多层次的自我超越意义上是一种元哲学。
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与人与自己的社会关系不同，前者是普遍意义上的原子人的关系，比如人如何构成社会的问题，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结构、体系、系统方式等成为大社会，因此人与人的原子式关系也就是普遍的社会的关系，比如，甚至在心理学这样的具有深层性学科中，个人的心理问题也总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个人心理上的表现；但人与自己的社会关系与此不同，人这个社会原子是有内涵的，社会就是人的内涵，社会性就是人性，人对自己社会存在的自觉是最基本的人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性与个人具有本质的同一性。
本文并不直接展开人与人自己的社会关系的研究，而是在这个理解的背景下，纲要性要研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一个经典案例，那就是一直被当作人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作为社会秩序而被认识的"资本"。
２. 资本研究的社会学观点
在现实社会中，资本的经济意义是明确的，就是投资和投资形成的物流（包括人和劳动）构成的生产和流通的过程，这种过程具有自一种自主、自律的秩序性，这种秩序性与商品在市场中的情形一样，但商品具有价格，资本却具有一种高于价格的价格属性，即一种预期的比较性而不是现实的具体性，比如资产评估，股票走势等等，但它们和市场中的价格形成不同，更多地具有观念性。
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通过市场组织，商品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市场后面就是看不见的经济秩序，这种秩序即不同于自然秩序，比如宇宙星体或分子、原子的运动等等，也不同于社会人的自觉、自主的行为所形成的秩序如道德伦理、政治活动等，在这里，市场和商品的生产、流通过程都要是看得见的，无法计数的人、物就和形形色色的形式却自动处在一种秩序之中，在投资和商品流通中、没人指示或命令你去干什么或如何干，你有自由的意志，但总是身不由己，市场引导或强迫你跟着秩序走，秩序具有一种自主自律性，似乎具有人的能力和智慧，但它却不是参与其中的人，更不是不参与其中的人，亚当・斯密（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的"看不见的手"中所谓的"手"而不是"人"就是对这种不是人但是具有人性的自主和自律性的贴切的比喻，而"看不见的"意义在今天却似乎仍是看不见的。
形形色色的商品出现在纷纭的市场上进行交易，市场后面是商品的生产、流通，再后面就是企业、金融、投资活动等等，人们都广义地称之为市场或市场体系，这时市场体系或市场经济就和经济秩序同义了，人们相信市场实际是相信看不见的秩序，这种秩序具有社会的广泛性，深入社会的各个层次，当然也深入人的心理。人们可以观察、分析各种经济"现象"，经济学家推出了形形色色的经济理论，如"平衡理论"、"边际分析"、"递增"或"递减"规律、"竞争"理论……等等，但这只能是对经济秩序某个观察角度上的理论图象或工具方法，经济学总是作为一种顾问性的学问出现的，人们无法确切地理解经济秩序在自身的意义上究竟是什么。
在近代以来的诸思想、学术领域中，对资本的研究是很特别的，一方面，在普通济学中，可以完全不谈自身意义上的资本理论而只谈价格或价格决定理论，现代最主要的经济指标就是国民总产值ＧＮＰ或国内总产值ＧＤＰ，而不可能有总资本之类的东西能够具有与此相同的全局代表性――尽管资本、价值之类似乎比价格更具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意义。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学特别是古典社会学理论等虽然开辟了社会学广泛的基础和许多精深的分析，但却对资本这个最具社会学本质意义的课题似乎完全视而不见. 社会学家们虽然广泛地研究了社会中的人的行为，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但从来没有集中性地把资本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这至少可以认为，社会学也没有一种从秩序本质出发的社会学观点或方法，比如具有综合代表性的帕森斯（Ｔａｌｃｏｔｔ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０２～１９７９）的理论观点就是如此，这种综合性理论把社会中的诸成份、因素、变量等等整合成为社会学中的对象实体，把社会看成是由多种社会结构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的不同的功能（适应、目标、整合、维持等）相互依赖支持，共同构成社会大体系，社会结构- 功能研究似乎包含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独独没有看到资本这个最具社会学意义的研究对象，很不幸地留下了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这个大问题，社会学给马克思的"资本论"留下了一个事实上的空摇篮，"资本论"倒确实是在秩序的意义上建构了一个基于经济研究而具有社会效果的自洽理论体系，但经济学和社会学甚至不屑去批判它。
资本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被"资本论"和信奉者所坚持，简要地说，"资本论"是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构造成价值生产和社会分配的资本环过程，至少这种秩序化的思想是相当诱惑人的，但"资本论"却通过它所分析的资本循环的秩序性去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这使"资本论"成为了即违背经济学，也违背社会学的迷人赌注。
３. 抽象劳动与原子劳动者
劳动价值论是古典经济学中产生的一个基本原理，实际上这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认识，而不是一个经济学的具体理论，把劳动等同为经济意义上的价值而发展为一个专门理论是"资本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两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资本论"Ｉ，人民出版社ｐ５５）而这主要地也就是指社会平均或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的发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制造某种使用价值需要的劳动时间。"（"资本论"Ｉｐ５３）这个定义跨越发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界限，是依靠哲学式的绝对方法定义的，这个定义的要害是：这里的无数具体的不同质劳动的时间量的"社会平均"是如何实现的？在哲学的意义上，全社会的意义的质和量的平均是"存在"的，但它却是一个不可现实可及的"自在之物"，它的真实性即不可证明，也不可证否，我们只道某种局部的社会平均量是可以用统计学的方法得到的，但这种近似的平均价格在任何一种可及的精确性和可靠性上永远不会等同于绝对定义的"劳动价值"，正是这种绝对意义上的哲学式概念，才使抽象劳动时间具有了"资本论"所赋予的特殊意义，否则定义抽象劳动就没有任何必要。这种即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的家义，并不具有"科学"上的价值，在哲学中也是难于处理的，全体的存在从来就包含了悖论，如数理逻辑中的悖论基本与此有关。这里的"平均"一词是全社会劳动质量和时间在一个抽象劳动者意义上的平均，即实际上定义了一个纯粹抽象的原子劳动者的时间价值，这种意义上的时间即不具有现实的量纲性，也不具有现实的数值性，这正如对人的任何一种抽象定义一样，最多只能是一种理解人的方式，而不是证明，在哲学上或者有意义，但不能当作一种具体现实来操作，用这个抽象劳动作为价值的定义，并不是事实上的发现，只是理论上的概念发明。
用抽象劳动定义价值并没有使价值具有更清晰的意义，以抽象劳动定义价值只是"资本论"理论框架内的循环论证，当你用抽象劳动等值于价值时，抽象劳动这个概念恰恰是由一系列社会过程定义的，这在个复杂的转换过程中，已经包含了社会的价值性意义。由于价值这个概念具有复杂的层次多义性，而劳动这个词总是包含了人的本质的意义，因此，很容易发生概念内涵不知不觉的偷换，"资本论"几乎是一本不断进行抽象概念重新定义的书，人们在读"资本论"时必须按照它的思路不断地修改这些概念的内涵，比如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不按"资本论"的思路就几乎无法读下去，这对按严格学术方法的思想独立的读者来说几乎是无忍受的。
"资本论"努力地从具体劳动中抽象出纯粹的社会平均劳动概念，并认为是合理的，但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必然有）剩余价值的生产，也会有资本的生产过程和社会流通、分配秩序，资本自身是"逻辑性"的，资本自身的合理性却不成为它的社会合理性，这样从"资本论"必然会导出劳动价值论也是社会不合理的推论，不知道"资本论"如果写完的话会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推翻了资本论，这倒成了历史事实。
４. 个人劳动的目的性
劳动这个概念的内涵可难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它即包含了人的具体活动的内容，也包含了广泛的社会性的意义。人为生存而劳动是一个必然基础，但人是存在的人而不仅仅是生存的人，这样就很难从纯粹的劳动这种意义上分析劳动本身的目的性或意义性，比如为了个人自身生存需要而劳动的劳动是否能区别于动物行为就必须借助劳动的社会性意义，而超出劳动者本身生存须要的劳动即"资本论"称之为剩余劳动的劳动的意义就更难从劳动本身来理解了，这些剩余劳动全部归于劳动者即不是不合理的，也难说是合理的，这些剩余劳动只有归属于全社会才是"乌托邦"式合理的，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了，因此剩余劳动对劳动者的分配才是问题，如果仅仅为了个人的生存，人可以将自己的劳动时间和强度减少到动物水平，没有剩余劳动比劳动者得到全部剩余劳动更具简单合理性，但这样一来，劳动本身也就没有意义了，因此这时就有一个剩余劳动出现之前就存在的为什么会有剩余劳动出现的先验问题。
当然，至少，集体劳动在人类学的意义还是必然的，因此剩余劳动一种可能接受的分配方式就是设想某种绝对或相对的平均分配制度，但历史事实和社会试验证明，将剩余劳动平均或多少掺杂一些公义性的平均分配方式事实上导致剩余劳动创造的消失――社会总处于平均的贫困――人们不会为没有直接的目的性去创造社会剩余劳动，这是劳动价值论无法理解的。
因此劳动本身就具有社会内涵，必须从社会性和社会进步性来分析劳动的目的性和意义，而这最终又归结到人性，只有人性的人才有可能有社会目的性，比如自主地为他别人而劳动，或者接受一定的被动性的服从性劳动，具体劳动的目的性是在个人意义上的观念价值，主动或一定程度的被动劳动都有直接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性总是具有社会性因素的，这就是说生产使用价值（即经济学中的效用）的个人劳动目的性是生产剩余劳动的主动性来源，这正是古典经济学所信奉的个人利益动机的经济学原理，只是古典经济学没有深层是论，不能由此发展出价值理论。
没有剩余劳动的生产，不会有社会的富裕和发展，但没有资本分配制度，不会有剩余劳动生产，"资本论"正是没有看到为什么会有剩余劳动出现这个社会学问题，而将剩余劳动的对资本的分配认定是制度性不合理，这是暗中作为了"资本论"的先验前提，实际上剩余劳动在现实中是如何分配的是经济学问题，而剩余劳动应如何分配则是社会自身的意义问题，直正的问题是剩余劳动的分配在何种程度上才被认为是合理的，但这可能没有最终答案，基本可以普遍接受的原则是现实可能的。
个人劳动的社会性就是个人与自己的社会关系，比如为家人而劳动，为更高的职位而劳动等等，这时的人自觉为社会人，这正是具体劳动所表现的观念价值性，这种深层社会关系所表现的具体劳动的价值性与"资本论"的抽象劳动的价值概念完全不同，也与单纯利益动机支配的市场价格理论有别，这不是任何计量或抽象计量方法所能表达的价值。古典经济理论中经济行为的主体是理想的经济原子人，他们具有充份的经济理性与市场信息，追逐利润的个人动机表现为理性的自律性，这就是"看不见的手"；"资本论"将古典经济学中的原子经济人改变为抽象的原子人的抽象劳动时间，具有一种虚假的可计量性，能够得到一种资本运动的"规律"，似乎成为了"看得见的手"，在抽象的意义上，劳动者是活劳动，创造劳动价值，资本家是死劳动（投资资本），死劳动剥削活劳动只不过是看得见的自洽的纸房子；
现代经济学不断出现的新理论，努力地在经济规律与经济人之间寻找一个可以表达的形式，但他们很难接受将心灵直接作为学术对象，因此也无法进入深层研究领域，这一切都需要不同层次的学术平台过渡，这首先需要一种哲学思想平台，但西方学术理论一直就没有出现能满足这样一种理论需求的哲学思想，能够真正理解和从理论上表达个人与社会性的同一性，西方思想需要人与社会的同一性理论，但这不仅是不同学术领域之间过渡，而是需要一种能够贯穿不同学术领域之间的一致性，或许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才是具有这种能力的真谛，当然这需要学术理论的融合过程，挟中国思想之长的儒学社会学应当可以为此做出巨大的贡献。
５. 资本是一种社会秩序的观念形态
价格与价值相同而又不同，这是一种不同层次上的一致性，商品价格是由市场具体的供求形势决定的，但价值却是在经济整体性和过程的意义上对价格的再评价，比如资产评估、投资决定、就很大程度上由个人性的知识、经验、意志决定，两种相同价格的商品在不同的人看来会具有不同的价值，每一个人都毫无疑问地有这样的经验：不值得花那么的钱去买那件东西，这活儿直值！这种意义上的价值就是一种从生活中经验形成的不自觉的观念评价系统中得到的结论，证券市场与社会心因素之间有直接关系就表明资本市场价格另外具有一种决定困素，人们是对通过对市场价格的整体趋势、走向的评估而使价格成为观念性的价值：值不值得投资？已投入的资本能不能收回或赢利？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是价格的价格，价值没有量纲，价值与价格之间是深层社会关系，比如赢利率就以百分比的形式代表了投资资本的"价格"的价值，人们总是在对价格的当前趋势即未来的意义上形成价值的评价的。
商品的价格是在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就是商品价格的形成和运行秩序，但在资本市场上，人的主观评估因素却能很大程度地影响资本的供求关系，就是说不是价格而是对价格的评估决定了投资行这，并影响整个资本市场的走势。人们一般所说的资本是指明资本品，即投资意义上的货币、地产、设备、原料、劳动（统称）、中间产品等等，就是说只有在资本品在它们的投资和生产过程的意义上才是观念中的资本，生产和再生产就是不断实现的投资自我循环，在它们的具体形式中都是可以用市场价格统计计量的物品，就是说在价格的形式中它们是商品，而对它们的投资是否成功是对它们最终可能实现的市场价格的一种观念性价值性评估，如果它们不是被当作投资，不是在不断投资的意义上就不成为资本品，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真义就是资本化，作为价格的价格的价值就是资本的观念头形态，但这一切都要是在不同程度的无意识或意识中，是另一种"看不见的手"。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看，资本和价值都是现实中的观念形态，只有在整体经济秩序观念体系中才会有合理的具体投资行为，财物或货币在自主和理性的投资活动中资本化，资本在资本化的意义上就是投资行为和资本品的秩序。个人的投资活动是否理性不会在具体的投资行为中看出，往往要在事后的整体性观念中被评估，这正像具体的商品生产并不能决定这件商品在市场上能够被实际出售的价格一样，一件耗费巨大成本的产品可能在市场上一钱不值，信笔涂鸦却可价值万金，个人的投资行为的价值性同样是暗中由资本化过程决定的，这也就是支配投资行为和过程的看不见的秩序，它只是作为观念形态被一定程度地被意识到，直至成为意社会意识形态。
市场经济就是自主自律的经济秩序的代名词，只有在经济秩序中，所有的经济活动才具有一种自主和自律的统一性，决定投资就是最自主的和自觉的经济行为，甚至一个打工为生的单纯劳动者如果能有选择，在不能期望得到合理的报酬下，他也会拒绝出卖自己的劳动或劳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这个观念包含了人自己的参与有序经济活动的理性指引导，这就是资本具有动力性和自律性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资本才是自主和自律的社会秩序。但经济学并不直接以资本的自身性质为研究对象，资本或资本化的观念形态只有社会学的视野中才能成为学科对象性。社会学意义的资本理论就是经济学的中看不见的秩序在社会觉视野中的元学映像。
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意识很强的社会，但这只是说人们的投资意识很强，强调对市场的信心和服从，并不意味着人们具有操作资本秩序本身的能力，因此尽管无数的经济学家能够提出数不清的学说和方案，但他们永远只能提供不同的理解方式和选择性，经济学家最多只可能论述如何选择，最终选择仍然是由个人性的经济动机决定的，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人的自主性和自律性只是处在不同程度的意识水平上，不是人们能够看见有一种具体的市场经济，而是人们具有市场经济的观念，当市场经济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秩序时，就是观念的社会意识形态。
６. 私有制与人性
从上面的诸定义看，资本的本质是社会性，因此说"资本的私人占有性"这样概念就是内含矛盾的，相反，资本品的私人占有性才是资本实现自己的具体社会形式，或者说私人占有的财富在投资的意义上才能实现进入经济秩序中。资本与财富的社会本质不同，资本是经济秩序，财富是个人权利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把资本视为社会关系正是"资本论"自掘的陷阱。
"资本论"由于是在社会关系而不是在社会秩序的意义对待资本概念，因此，就将社会财富的占有与资本占看作同一个层次上的问题，实际上，"资本生产的私人占有性"是经济秩序中的问题，而财富的个人占有是社会关系即权利问题，而且社会中的罪恶也不逻辑地等于财富的私人占有性社会关系，而是将占有财富视为社会权力或将权力用于占有财富的个人性的人性之恶，将个人财富视作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与以资本的方式对待个人资本品完全不同，把人与自己的社会关系看成是财富关系，完全是个性的意识和动机，人类社会中所有不道德的起源大多与此有关，这是人性中难以清除的黑暗，而以资本的方式处理个人财富则是投资行为，不管个人意识程度如何，事实上资本品就已经社会化了。
人类的理性是趋向光明的，一个受人尊敬的资本家不是一个自视为财富的个人占有者，而是把个人财富看成社会意义的资本品，甚至视投资是一种社会责任，自己只是一个的孜孜孽孽的资本经营人，新教伦理正是以上帝的名义占有财富，而把经营财富作为天职，这是资本的本质以神学教义化的表现方式，把人性归寄托在神性中。在一个以资本秩序主导的社会中，一个自觉秩序的资本家是普遍受尊敬的，成功的资本家也具有人格的魅力，当然资本家拥有对财富占有的较大权利和权力，为富不仁当然是罪恶，但这是个人的人性问题，将财富视为权力与将权力视为财富同样是个性人性的罪恶，"威尼斯商人"中高利贷者的无人性是个人人性之恶，这与私有制不能等同，在共有制社会中产生罪恶并不比私有制社会少。"真正"的资本家实际也是把自己投资到经济秩序中去的个性劳动者，这种人性意义上的觉悟甚至可以具有一种悲剧性，比如终生追逐财富的人在事业成功后可能会有一种觉悟，大资本家往往成为慈善家，这正是人性唤醒的力量。"资本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私人占有性"看成是否定性矛盾，是把社会秩序看成社会关系导致的错误，导致了把"资本"制度和资本家当成了罪恶之源的严重后果。
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部分，没有私有制，共有制也就没有意义，私有和共有总是互补存在而成为的，全社会或全人类占有这样的乌托邦式概念本身就没有"占有"的意义，占有太阳或占有空气都像是神话，当然也就不会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人类社会在进步中不断地分化出私人占有形式，从生活物品到资产，从有形资产到无形资产，这种私人占有形式总是与一定程度的公有性、社会性相对存在，只有在这样一种视点上，才能理解私有制的合理性。私有制与具体的财产私有是不同的层次的问题，某人合法或不合法占有财产是一个制度中的问题而不等于制度本身的问题，不合法地占有财产是社会中的罪恶，这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会发生，这是制度中的问题而不能等同于制度本身的问题，把私有制视同为制度中的罪恶是一个不幸的误导。
７. 从否定的辩证法到对立统一的矛盾论
辩证法的绝对否定性即使在"资本论"也是无法应用的，"资本论"以抽象的形式证明了资本循环的"逻辑性"，否则"资本论"本身就写不出来，但"资本论"中资本的运动的合理性并不是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秩序，而是被理解为所谓的矛盾运动，以矛盾的对立统一来代替否定论也是辩证法体系在用于现实社会时不得不用的"修正"方法，即以对立性的斗争的长期维持来代替一次性的否定，矛盾只不过是否定的运动化形式，这正是资本运动不被看成是一种秩序而看成是社会关系的错误解决方式的根源。
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等，与"资本论"中的资本的运动并不有直接构成关系，而只是对资本的社会存在以辩证法模式的划分，资本的社会存在诸形式归入某种对立的关系模式之中，它们就在这种对立性中长期存在，通过运动被解释成矛盾，社会秩序也就被改造成了社会关系，这个理论也就是永远自洽的。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与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与上层建筑（制度与意识形态）等都是资本秩序的实现的社会诸形态，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也就有这样的总和意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等，在秩序的意义上它们永远是一致的，社会诸现象本来就是一种共存意义上的社会存在，你即可以理解是一种秩序，也可理解为各种复杂的关系、结构、系统、或者说如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等等，但一旦将它们划分为相互对立的关系，社会的秩序性就被排除了，矛盾的本质性的否定是无法解决的，所谓矛盾运动只不过是永远的对立维持状态，它们只是对立斗争在一起而称之为统一，即使理论上允许它们长期矛盾下去，这种理论也没有任何意义，这样进一步修正的方法就是允许矛盾的转化，成为所谓"内部"矛盾，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否定性的对抗关系，这也就是承认相互协同性的共存性，在内部矛盾的赦免命令下，才可出现一线生机，比如劳动的个人目性的意义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承认，正是在农业劳动这个原始领域，个人劳动的价值意义表现了最大的顽强性，中国从农村开始的改革正是从这个突破口上最终被撕开的。
矛盾论源于否定的辩证法，因此最终是不可自身解决的，但"资本论"体系是以资本运动的矛盾来解释"资本论"中所论述的资本运动的自身逻辑合理性的，合理的矛盾或矛盾的合理可以否定"资本论"，却不能否定现实的社会秩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并不是由"资本论"的资本运动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资本论"的先验的前提，即劳动者必须占有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或者剩余劳动归全社会所有，合理的社会制度就必须是劳动者以某种方式平均分配或社会公有剩余劳动，因此就必须否定资本生产和制主义社会制度，但这一来就会出现是否有剩余劳动生产的更困难的问题，"资本论"的先验的前提就这样即否定了劳动价值论、也否定了"资本论"和"资本论"体系。由于"资本论"的先验前提并没有在明确地予以说明，所以读者往往不自觉地陷于两难之中，同意了劳动价值论，就同意了资本的秩序性，但资本生产是不合理的，但又不能反对劳动价值论，这样的情况是造成许多自相矛盾的纷争的根本原因。
８. 社会与心灵
在现实社会中，人可能是被不同程度上被强近劳动的，也可能被剥夺个人的剩余劳动，比如没有土地，最基本的自养都无法做到，社会中生活的不得不出卖劳动、或者出卖劳动力甚至出卖自身，社会的不公正、人的不自由、形形色色的罪恶无所不在，甚至对社会存在的理解都是千差万别的，但你无法否定或逃离社会，一个社会正是以不同的社会范式、范畴、系统、制度、行为……等等意识或无意识存在着，无论是作为关系的形式，或者是秩序的过程，人们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以认识的自觉去接近它，经济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被认为是科学的，而社会学只有在社会元学的意义上才能得到自己的意义。
古典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认为财产的私人占有性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秩序，这里暗含着社会性与自然性的互补性存在，因此人的利己心就是一种相对于原始自然性的社会无意识，无意识的利己动机产生了市场这种具有利他性的社会经济秩序，有序的竞争可以导致双赢，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受益，利已与利他的之间的"看不见的手"就是个人的社会无意识，在一定的意识上成为社会观念和意识形式形态，资本正是在这种秩序的意义上是一种社会观念。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一词充满了歧义的理解，但资本这一概念确实可以在社会学中充份清晰地定义。
人就是自觉地进行剩余劳动创造的社会人，也是精神价值的直接创造者，自我创造是就是最现实最直接的社会创造，人对自我的社会关系即是自我意识也是社会意识，人性在人的社会自觉中不断地上升，成为更高的社会价值，在理性的自觉中，个人动机也就成为社会动机，只有心灵才能实现社会与自我、抽象与现实的统一。
唯物主义世界观坚决地反对唯心主义，但如果不是心灵的人，那么实践的、能动的人就确实只能成为与劳动时间等值的原子劳动者，这是不折不扣的抽象人性，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物主义所坚决反对的超历史、非实践的人性，因此唯心主义同样在反其道而否定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种对立性划分其实只在于社会性与阶级性的分别，社会分为阶级，人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一般社会意议上的人就不会有阶级性，但具有社会性也就是人性的人，人性在不同程度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意义上就是社会的秩序性：人是具有社会内涵的原子。
与本文相关的观点可参见周剑铭论中国思想和中西文化系列文章
二○○六年九月于岳阳市南湖大道杨树塘９- ２- ６- １号蜗居
――儒学社会学与"资本论"
周剑铭
１. 深层社会学
人与人的关系一般就理解为社会关系，在这种理解中，人是社会的原子，这已成为了一种广泛的观念，并是社会学诸学科的一种方法论的基础，人与人的关系这样的问题似乎涵盖了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及现实生活的一切，但人与人的关系在广泛的一般性的理解上往往掩盖了更深层次的内容：人与人自己的社会关系，这并不等于哲学或心理学研究中人与他自己的关系，哲学研究中人与他自的关系主要是在自我这样的是思辨的概念中展开的，最多与现实人的自我意识直接相关，而人与他自己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多层次的深层现实，心理学虽然直接研究人与自我的多重关系，但这主要是在个性的视野中，当然理解人与人自己的社会关系与哲学、心理学有不可分离的联系，但社会学的视野中，人与他自己的社会关系是人的意识、心理与社会的共时存在，这种共时性即是个人的，也同时是社会的，这不能在一种关系的意义完全被分解，而是人的自然性和非自然性的社会性共在，是一种即在的秩序过程，即是"现实"的，也是"存在"的，社会学中将社会理解为第二自然的观点，或者把社会的结构- 功能作为一种社会实体的研究方法就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了这种认识的方法，尽管对这些理解仍处在深刻的因难之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难看到人与社会分离对待这样的思想，传统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与人的原子式关系这样的观念，像符号、行为、面具、或结构、系统之类的分析的观点、方法完全不能表达中国人的社会和人的观念，中国人总是从心理- 伦理角度理解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国的传统思想总是在人与自己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深层内省的视角上理解自己、对待社会问题，如果从自省的人与己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学术思想高度出发，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说，中国的儒家文化、特别是心学几乎就是不折不扣的深层社会学，中国思想正是在多层次的自我超越意义上是一种元哲学。
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与人与自己的社会关系不同，前者是普遍意义上的原子人的关系，比如人如何构成社会的问题，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结构、体系、系统方式等成为大社会，因此人与人的原子式关系也就是普遍的社会的关系，比如，甚至在心理学这样的具有深层性学科中，个人的心理问题也总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个人心理上的表现；但人与自己的社会关系与此不同，人这个社会原子是有内涵的，社会就是人的内涵，社会性就是人性，人对自己社会存在的自觉是最基本的人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性与个人具有本质的同一性。
本文并不直接展开人与人自己的社会关系的研究，而是在这个理解的背景下，纲要性要研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一个经典案例，那就是一直被当作人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作为社会秩序而被认识的"资本"。
２. 资本研究的社会学观点
在现实社会中，资本的经济意义是明确的，就是投资和投资形成的物流（包括人和劳动）构成的生产和流通的过程，这种过程具有自一种自主、自律的秩序性，这种秩序性与商品在市场中的情形一样，但商品具有价格，资本却具有一种高于价格的价格属性，即一种预期的比较性而不是现实的具体性，比如资产评估，股票走势等等，但它们和市场中的价格形成不同，更多地具有观念性。
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通过市场组织，商品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市场后面就是看不见的经济秩序，这种秩序即不同于自然秩序，比如宇宙星体或分子、原子的运动等等，也不同于社会人的自觉、自主的行为所形成的秩序如道德伦理、政治活动等，在这里，市场和商品的生产、流通过程都要是看得见的，无法计数的人、物就和形形色色的形式却自动处在一种秩序之中，在投资和商品流通中、没人指示或命令你去干什么或如何干，你有自由的意志，但总是身不由己，市场引导或强迫你跟着秩序走，秩序具有一种自主自律性，似乎具有人的能力和智慧，但它却不是参与其中的人，更不是不参与其中的人，亚当・斯密（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的"看不见的手"中所谓的"手"而不是"人"就是对这种不是人但是具有人性的自主和自律性的贴切的比喻，而"看不见的"意义在今天却似乎仍是看不见的。
形形色色的商品出现在纷纭的市场上进行交易，市场后面是商品的生产、流通，再后面就是企业、金融、投资活动等等，人们都广义地称之为市场或市场体系，这时市场体系或市场经济就和经济秩序同义了，人们相信市场实际是相信看不见的秩序，这种秩序具有社会的广泛性，深入社会的各个层次，当然也深入人的心理。人们可以观察、分析各种经济"现象"，经济学家推出了形形色色的经济理论，如"平衡理论"、"边际分析"、"递增"或"递减"规律、"竞争"理论……等等，但这只能是对经济秩序某个观察角度上的理论图象或工具方法，经济学总是作为一种顾问性的学问出现的，人们无法确切地理解经济秩序在自身的意义上究竟是什么。
在近代以来的诸思想、学术领域中，对资本的研究是很特别的，一方面，在普通济学中，可以完全不谈自身意义上的资本理论而只谈价格或价格决定理论，现代最主要的经济指标就是国民总产值ＧＮＰ或国内总产值ＧＤＰ，而不可能有总资本之类的东西能够具有与此相同的全局代表性――尽管资本、价值之类似乎比价格更具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意义。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学特别是古典社会学理论等虽然开辟了社会学广泛的基础和许多精深的分析，但却对资本这个最具社会学本质意义的课题似乎完全视而不见. 社会学家们虽然广泛地研究了社会中的人的行为，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但从来没有集中性地把资本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这至少可以认为，社会学也没有一种从秩序本质出发的社会学观点或方法，比如具有综合代表性的帕森斯（Ｔａｌｃｏｔｔ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０２～１９７９）的理论观点就是如此，这种综合性理论把社会中的诸成份、因素、变量等等整合成为社会学中的对象实体，把社会看成是由多种社会结构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的不同的功能（适应、目标、整合、维持等）相互依赖支持，共同构成社会大体系，社会结构- 功能研究似乎包含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独独没有看到资本这个最具社会学意义的研究对象，很不幸地留下了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这个大问题，社会学给马克思的"资本论"留下了一个事实上的空摇篮，"资本论"倒确实是在秩序的意义上建构了一个基于经济研究而具有社会效果的自洽理论体系，但经济学和社会学甚至不屑去批判它。
资本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被"资本论"和信奉者所坚持，简要地说，"资本论"是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构造成价值生产和社会分配的资本环过程，至少这种秩序化的思想是相当诱惑人的，但"资本论"却通过它所分析的资本循环的秩序性去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这使"资本论"成为了即违背经济学，也违背社会学的迷人赌注。
３. 抽象劳动与原子劳动者
劳动价值论是古典经济学中产生的一个基本原理，实际上这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认识，而不是一个经济学的具体理论，把劳动等同为经济意义上的价值而发展为一个专门理论是"资本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两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资本论"Ｉ，人民出版社ｐ５５）而这主要地也就是指社会平均或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的发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制造某种使用价值需要的劳动时间。"（"资本论"Ｉｐ５３）这个定义跨越发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界限，是依靠哲学式的绝对方法定义的，这个定义的要害是：这里的无数具体的不同质劳动的时间量的"社会平均"是如何实现的？在哲学的意义上，全社会的意义的质和量的平均是"存在"的，但它却是一个不可现实可及的"自在之物"，它的真实性即不可证明，也不可证否，我们只道某种局部的社会平均量是可以用统计学的方法得到的，但这种近似的平均价格在任何一种可及的精确性和可靠性上永远不会等同于绝对定义的"劳动价值"，正是这种绝对意义上的哲学式概念，才使抽象劳动时间具有了"资本论"所赋予的特殊意义，否则定义抽象劳动就没有任何必要。这种即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的家义，并不具有"科学"上的价值，在哲学中也是难于处理的，全体的存在从来就包含了悖论，如数理逻辑中的悖论基本与此有关。这里的"平均"一词是全社会劳动质量和时间在一个抽象劳动者意义上的平均，即实际上定义了一个纯粹抽象的原子劳动者的时间价值，这种意义上的时间即不具有现实的量纲性，也不具有现实的数值性，这正如对人的任何一种抽象定义一样，最多只能是一种理解人的方式，而不是证明，在哲学上或者有意义，但不能当作一种具体现实来操作，用这个抽象劳动作为价值的定义，并不是事实上的发现，只是理论上的概念发明。
用抽象劳动定义价值并没有使价值具有更清晰的意义，以抽象劳动定义价值只是"资本论"理论框架内的循环论证，当你用抽象劳动等值于价值时，抽象劳动这个概念恰恰是由一系列社会过程定义的，这在个复杂的转换过程中，已经包含了社会的价值性意义。由于价值这个概念具有复杂的层次多义性，而劳动这个词总是包含了人的本质的意义，因此，很容易发生概念内涵不知不觉的偷换，"资本论"几乎是一本不断进行抽象概念重新定义的书，人们在读"资本论"时必须按照它的思路不断地修改这些概念的内涵，比如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不按"资本论"的思路就几乎无法读下去，这对按严格学术方法的思想独立的读者来说几乎是无忍受的。
"资本论"努力地从具体劳动中抽象出纯粹的社会平均劳动概念，并认为是合理的，但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必然有）剩余价值的生产，也会有资本的生产过程和社会流通、分配秩序，资本自身是"逻辑性"的，资本自身的合理性却不成为它的社会合理性，这样从"资本论"必然会导出劳动价值论也是社会不合理的推论，不知道"资本论"如果写完的话会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推翻了资本论，这倒成了历史事实。
４. 个人劳动的目的性
劳动这个概念的内涵可难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它即包含了人的具体活动的内容，也包含了广泛的社会性的意义。人为生存而劳动是一个必然基础，但人是存在的人而不仅仅是生存的人，这样就很难从纯粹的劳动这种意义上分析劳动本身的目的性或意义性，比如为了个人自身生存需要而劳动的劳动是否能区别于动物行为就必须借助劳动的社会性意义，而超出劳动者本身生存须要的劳动即"资本论"称之为剩余劳动的劳动的意义就更难从劳动本身来理解了，这些剩余劳动全部归于劳动者即不是不合理的，也难说是合理的，这些剩余劳动只有归属于全社会才是"乌托邦"式合理的，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了，因此剩余劳动对劳动者的分配才是问题，如果仅仅为了个人的生存，人可以将自己的劳动时间和强度减少到动物水平，没有剩余劳动比劳动者得到全部剩余劳动更具简单合理性，但这样一来，劳动本身也就没有意义了，因此这时就有一个剩余劳动出现之前就存在的为什么会有剩余劳动出现的先验问题。
当然，至少，集体劳动在人类学的意义还是必然的，因此剩余劳动一种可能接受的分配方式就是设想某种绝对或相对的平均分配制度，但历史事实和社会试验证明，将剩余劳动平均或多少掺杂一些公义性的平均分配方式事实上导致剩余劳动创造的消失――社会总处于平均的贫困――人们不会为没有直接的目的性去创造社会剩余劳动，这是劳动价值论无法理解的。
因此劳动本身就具有社会内涵，必须从社会性和社会进步性来分析劳动的目的性和意义，而这最终又归结到人性，只有人性的人才有可能有社会目的性，比如自主地为他别人而劳动，或者接受一定的被动性的服从性劳动，具体劳动的目的性是在个人意义上的观念价值，主动或一定程度的被动劳动都有直接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性总是具有社会性因素的，这就是说生产使用价值（即经济学中的效用）的个人劳动目的性是生产剩余劳动的主动性来源，这正是古典经济学所信奉的个人利益动机的经济学原理，只是古典经济学没有深层是论，不能由此发展出价值理论。
没有剩余劳动的生产，不会有社会的富裕和发展，但没有资本分配制度，不会有剩余劳动生产，"资本论"正是没有看到为什么会有剩余劳动出现这个社会学问题，而将剩余劳动的对资本的分配认定是制度性不合理，这是暗中作为了"资本论"的先验前提，实际上剩余劳动在现实中是如何分配的是经济学问题，而剩余劳动应如何分配则是社会自身的意义问题，直正的问题是剩余劳动的分配在何种程度上才被认为是合理的，但这可能没有最终答案，基本可以普遍接受的原则是现实可能的。
个人劳动的社会性就是个人与自己的社会关系，比如为家人而劳动，为更高的职位而劳动等等，这时的人自觉为社会人，这正是具体劳动所表现的观念价值性，这种深层社会关系所表现的具体劳动的价值性与"资本论"的抽象劳动的价值概念完全不同，也与单纯利益动机支配的市场价格理论有别，这不是任何计量或抽象计量方法所能表达的价值。古典经济理论中经济行为的主体是理想的经济原子人，他们具有充份的经济理性与市场信息，追逐利润的个人动机表现为理性的自律性，这就是"看不见的手"；"资本论"将古典经济学中的原子经济人改变为抽象的原子人的抽象劳动时间，具有一种虚假的可计量性，能够得到一种资本运动的"规律"，似乎成为了"看得见的手"，在抽象的意义上，劳动者是活劳动，创造劳动价值，资本家是死劳动（投资资本），死劳动剥削活劳动只不过是看得见的自洽的纸房子；
现代经济学不断出现的新理论，努力地在经济规律与经济人之间寻找一个可以表达的形式，但他们很难接受将心灵直接作为学术对象，因此也无法进入深层研究领域，这一切都需要不同层次的学术平台过渡，这首先需要一种哲学思想平台，但西方学术理论一直就没有出现能满足这样一种理论需求的哲学思想，能够真正理解和从理论上表达个人与社会性的同一性，西方思想需要人与社会的同一性理论，但这不仅是不同学术领域之间过渡，而是需要一种能够贯穿不同学术领域之间的一致性，或许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才是具有这种能力的真谛，当然这需要学术理论的融合过程，挟中国思想之长的儒学社会学应当可以为此做出巨大的贡献。
５. 资本是一种社会秩序的观念形态
价格与价值相同而又不同，这是一种不同层次上的一致性，商品价格是由市场具体的供求形势决定的，但价值却是在经济整体性和过程的意义上对价格的再评价，比如资产评估、投资决定、就很大程度上由个人性的知识、经验、意志决定，两种相同价格的商品在不同的人看来会具有不同的价值，每一个人都毫无疑问地有这样的经验：不值得花那么的钱去买那件东西，这活儿直值！这种意义上的价值就是一种从生活中经验形成的不自觉的观念评价系统中得到的结论，证券市场与社会心因素之间有直接关系就表明资本市场价格另外具有一种决定困素，人们是对通过对市场价格的整体趋势、走向的评估而使价格成为观念性的价值：值不值得投资？已投入的资本能不能收回或赢利？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是价格的价格，价值没有量纲，价值与价格之间是深层社会关系，比如赢利率就以百分比的形式代表了投资资本的"价格"的价值，人们总是在对价格的当前趋势即未来的意义上形成价值的评价的。
商品的价格是在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就是商品价格的形成和运行秩序，但在资本市场上，人的主观评估因素却能很大程度地影响资本的供求关系，就是说不是价格而是对价格的评估决定了投资行这，并影响整个资本市场的走势。人们一般所说的资本是指明资本品，即投资意义上的货币、地产、设备、原料、劳动（统称）、中间产品等等，就是说只有在资本品在它们的投资和生产过程的意义上才是观念中的资本，生产和再生产就是不断实现的投资自我循环，在它们的具体形式中都是可以用市场价格统计计量的物品，就是说在价格的形式中它们是商品，而对它们的投资是否成功是对它们最终可能实现的市场价格的一种观念性价值性评估，如果它们不是被当作投资，不是在不断投资的意义上就不成为资本品，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真义就是资本化，作为价格的价格的价值就是资本的观念头形态，但这一切都要是在不同程度的无意识或意识中，是另一种"看不见的手"。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看，资本和价值都是现实中的观念形态，只有在整体经济秩序观念体系中才会有合理的具体投资行为，财物或货币在自主和理性的投资活动中资本化，资本在资本化的意义上就是投资行为和资本品的秩序。个人的投资活动是否理性不会在具体的投资行为中看出，往往要在事后的整体性观念中被评估，这正像具体的商品生产并不能决定这件商品在市场上能够被实际出售的价格一样，一件耗费巨大成本的产品可能在市场上一钱不值，信笔涂鸦却可价值万金，个人的投资行为的价值性同样是暗中由资本化过程决定的，这也就是支配投资行为和过程的看不见的秩序，它只是作为观念形态被一定程度地被意识到，直至成为意社会意识形态。
市场经济就是自主自律的经济秩序的代名词，只有在经济秩序中，所有的经济活动才具有一种自主和自律的统一性，决定投资就是最自主的和自觉的经济行为，甚至一个打工为生的单纯劳动者如果能有选择，在不能期望得到合理的报酬下，他也会拒绝出卖自己的劳动或劳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这个观念包含了人自己的参与有序经济活动的理性指引导，这就是资本具有动力性和自律性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资本才是自主和自律的社会秩序。但经济学并不直接以资本的自身性质为研究对象，资本或资本化的观念形态只有社会学的视野中才能成为学科对象性。社会学意义的资本理论就是经济学的中看不见的秩序在社会觉视野中的元学映像。
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意识很强的社会，但这只是说人们的投资意识很强，强调对市场的信心和服从，并不意味着人们具有操作资本秩序本身的能力，因此尽管无数的经济学家能够提出数不清的学说和方案，但他们永远只能提供不同的理解方式和选择性，经济学家最多只可能论述如何选择，最终选择仍然是由个人性的经济动机决定的，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人的自主性和自律性只是处在不同程度的意识水平上，不是人们能够看见有一种具体的市场经济，而是人们具有市场经济的观念，当市场经济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秩序时，就是观念的社会意识形态。
６. 私有制与人性
从上面的诸定义看，资本的本质是社会性，因此说"资本的私人占有性"这样概念就是内含矛盾的，相反，资本品的私人占有性才是资本实现自己的具体社会形式，或者说私人占有的财富在投资的意义上才能实现进入经济秩序中。资本与财富的社会本质不同，资本是经济秩序，财富是个人权利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把资本视为社会关系正是"资本论"自掘的陷阱。
"资本论"由于是在社会关系而不是在社会秩序的意义对待资本概念，因此，就将社会财富的占有与资本占看作同一个层次上的问题，实际上，"资本生产的私人占有性"是经济秩序中的问题，而财富的个人占有是社会关系即权利问题，而且社会中的罪恶也不逻辑地等于财富的私人占有性社会关系，而是将占有财富视为社会权力或将权力用于占有财富的个人性的人性之恶，将个人财富视作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与以资本的方式对待个人资本品完全不同，把人与自己的社会关系看成是财富关系，完全是个性的意识和动机，人类社会中所有不道德的起源大多与此有关，这是人性中难以清除的黑暗，而以资本的方式处理个人财富则是投资行为，不管个人意识程度如何，事实上资本品就已经社会化了。
人类的理性是趋向光明的，一个受人尊敬的资本家不是一个自视为财富的个人占有者，而是把个人财富看成社会意义的资本品，甚至视投资是一种社会责任，自己只是一个的孜孜孽孽的资本经营人，新教伦理正是以上帝的名义占有财富，而把经营财富作为天职，这是资本的本质以神学教义化的表现方式，把人性归寄托在神性中。在一个以资本秩序主导的社会中，一个自觉秩序的资本家是普遍受尊敬的，成功的资本家也具有人格的魅力，当然资本家拥有对财富占有的较大权利和权力，为富不仁当然是罪恶，但这是个人的人性问题，将财富视为权力与将权力视为财富同样是个性人性的罪恶，"威尼斯商人"中高利贷者的无人性是个人人性之恶，这与私有制不能等同，在共有制社会中产生罪恶并不比私有制社会少。"真正"的资本家实际也是把自己投资到经济秩序中去的个性劳动者，这种人性意义上的觉悟甚至可以具有一种悲剧性，比如终生追逐财富的人在事业成功后可能会有一种觉悟，大资本家往往成为慈善家，这正是人性唤醒的力量。"资本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私人占有性"看成是否定性矛盾，是把社会秩序看成社会关系导致的错误，导致了把"资本"制度和资本家当成了罪恶之源的严重后果。
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部分，没有私有制，共有制也就没有意义，私有和共有总是互补存在而成为的，全社会或全人类占有这样的乌托邦式概念本身就没有"占有"的意义，占有太阳或占有空气都像是神话，当然也就不会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人类社会在进步中不断地分化出私人占有形式，从生活物品到资产，从有形资产到无形资产，这种私人占有形式总是与一定程度的公有性、社会性相对存在，只有在这样一种视点上，才能理解私有制的合理性。私有制与具体的财产私有是不同的层次的问题，某人合法或不合法占有财产是一个制度中的问题而不等于制度本身的问题，不合法地占有财产是社会中的罪恶，这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会发生，这是制度中的问题而不能等同于制度本身的问题，把私有制视同为制度中的罪恶是一个不幸的误导。
７. 从否定的辩证法到对立统一的矛盾论
辩证法的绝对否定性即使在"资本论"也是无法应用的，"资本论"以抽象的形式证明了资本循环的"逻辑性"，否则"资本论"本身就写不出来，但"资本论"中资本的运动的合理性并不是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秩序，而是被理解为所谓的矛盾运动，以矛盾的对立统一来代替否定论也是辩证法体系在用于现实社会时不得不用的"修正"方法，即以对立性的斗争的长期维持来代替一次性的否定，矛盾只不过是否定的运动化形式，这正是资本运动不被看成是一种秩序而看成是社会关系的错误解决方式的根源。
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等，与"资本论"中的资本的运动并不有直接构成关系，而只是对资本的社会存在以辩证法模式的划分，资本的社会存在诸形式归入某种对立的关系模式之中，它们就在这种对立性中长期存在，通过运动被解释成矛盾，社会秩序也就被改造成了社会关系，这个理论也就是永远自洽的。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与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与上层建筑（制度与意识形态）等都是资本秩序的实现的社会诸形态，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也就有这样的总和意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等，在秩序的意义上它们永远是一致的，社会诸现象本来就是一种共存意义上的社会存在，你即可以理解是一种秩序，也可理解为各种复杂的关系、结构、系统、或者说如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等等，但一旦将它们划分为相互对立的关系，社会的秩序性就被排除了，矛盾的本质性的否定是无法解决的，所谓矛盾运动只不过是永远的对立维持状态，它们只是对立斗争在一起而称之为统一，即使理论上允许它们长期矛盾下去，这种理论也没有任何意义，这样进一步修正的方法就是允许矛盾的转化，成为所谓"内部"矛盾，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否定性的对抗关系，这也就是承认相互协同性的共存性，在内部矛盾的赦免命令下，才可出现一线生机，比如劳动的个人目性的意义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承认，正是在农业劳动这个原始领域，个人劳动的价值意义表现了最大的顽强性，中国从农村开始的改革正是从这个突破口上最终被撕开的。
矛盾论源于否定的辩证法，因此最终是不可自身解决的，但"资本论"体系是以资本运动的矛盾来解释"资本论"中所论述的资本运动的自身逻辑合理性的，合理的矛盾或矛盾的合理可以否定"资本论"，却不能否定现实的社会秩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并不是由"资本论"的资本运动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资本论"的先验的前提，即劳动者必须占有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或者剩余劳动归全社会所有，合理的社会制度就必须是劳动者以某种方式平均分配或社会公有剩余劳动，因此就必须否定资本生产和制主义社会制度，但这一来就会出现是否有剩余劳动生产的更困难的问题，"资本论"的先验的前提就这样即否定了劳动价值论、也否定了"资本论"和"资本论"体系。由于"资本论"的先验前提并没有在明确地予以说明，所以读者往往不自觉地陷于两难之中，同意了劳动价值论，就同意了资本的秩序性，但资本生产是不合理的，但又不能反对劳动价值论，这样的情况是造成许多自相矛盾的纷争的根本原因。
８. 社会与心灵
在现实社会中，人可能是被不同程度上被强近劳动的，也可能被剥夺个人的剩余劳动，比如没有土地，最基本的自养都无法做到，社会中生活的不得不出卖劳动、或者出卖劳动力甚至出卖自身，社会的不公正、人的不自由、形形色色的罪恶无所不在，甚至对社会存在的理解都是千差万别的，但你无法否定或逃离社会，一个社会正是以不同的社会范式、范畴、系统、制度、行为……等等意识或无意识存在着，无论是作为关系的形式，或者是秩序的过程，人们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以认识的自觉去接近它，经济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被认为是科学的，而社会学只有在社会元学的意义上才能得到自己的意义。
古典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认为财产的私人占有性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秩序，这里暗含着社会性与自然性的互补性存在，因此人的利己心就是一种相对于原始自然性的社会无意识，无意识的利己动机产生了市场这种具有利他性的社会经济秩序，有序的竞争可以导致双赢，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受益，利已与利他的之间的"看不见的手"就是个人的社会无意识，在一定的意识上成为社会观念和意识形式形态，资本正是在这种秩序的意义上是一种社会观念。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一词充满了歧义的理解，但资本这一概念确实可以在社会学中充份清晰地定义。
人就是自觉地进行剩余劳动创造的社会人，也是精神价值的直接创造者，自我创造是就是最现实最直接的社会创造，人对自我的社会关系即是自我意识也是社会意识，人性在人的社会自觉中不断地上升，成为更高的社会价值，在理性的自觉中，个人动机也就成为社会动机，只有心灵才能实现社会与自我、抽象与现实的统一。
唯物主义世界观坚决地反对唯心主义，但如果不是心灵的人，那么实践的、能动的人就确实只能成为与劳动时间等值的原子劳动者，这是不折不扣的抽象人性，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物主义所坚决反对的超历史、非实践的人性，因此唯心主义同样在反其道而否定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种对立性划分其实只在于社会性与阶级性的分别，社会分为阶级，人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一般社会意议上的人就不会有阶级性，但具有社会性也就是人性的人，人性在不同程度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意义上就是社会的秩序性：人是具有社会内涵的原子。
与本文相关的观点可参见周剑铭论中国思想和中西文化系列文章
二○○六年九月于岳阳市南湖大道杨树塘９- ２- ６- １号蜗居
一部将要违背宪法的物权法
一部将要违背宪法的物权法
刘济齐
8月22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进行第5次审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就物权法（草案）提请修改说明，对围绕物权法的5大争议给出了解释。
争议之一就是"公、私财产具有平等的地位"。法律委研究认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由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主要是由居于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决定的，同时对属于不同市场主体的财产给予平等保护又是适应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一条基本原则。因此，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对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没有前者，就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后者，就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反过来又会损害基本经济制度。"
那么有了 "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前者，难道就不会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了吗；而现在又有了"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这个后者，难道就又不会改变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改变社会主义性质、更会违背和背离宪法了吗。
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如何？用你们的前者戳你们的后者，试试！
"公、私财产具有平等的地位"又能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公、私财产具有平等的地位"体现在经济领域里？不可能！因为中国就没有市场经济，中国只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虽然是讲平等地位的，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却是讲"主体地位"而不讲平等地位的，否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公、私财产具有平等的地位"就不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吗。
"市场经济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并且是相互违背和背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 国家基本经济制度 "的克隆，只不过为了显示是与"国际"接轨的而施行的一个古怪称呼。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与"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也是相互违背和背离的。在这样的大前提下，这个后者怎么就突然又能存在了呢。
"公、私财产具有平等的地位"体现在政治领域里？更不可能！"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国务院是中国无以类比的"利益集团"。它不仅在经济领域里占优势、控制经济命脉、起主导作用；更是在政治领域里占优势、控制经济命脉、起主导作用。国有资产流失的恐怕不少了吧！国务院就是亏损的一塌糊涂，国务院能破产吗； "国有财产"就是亏损的只剩下"国有财产"这几个字儿了，只要国务院还存在，谁还敢说 "国有财产"不占优势、不控制经济命脉、不起主导作用！私有财产能有这样的平等地位吗。
"公、私财产具有平等的地位"体现在法律领域里？也不可能！那是在用小小的物权法拷问国家的根本大法。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私有财产都给予平等保护了，那还能拿什么来突出和体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拿物权法吗？
中国 "社会主义者"有这样一个集真理、理性和正义于一身的并且永远都不会产生错误的逻辑："就是先认命一个自认为不是错误的命题，然后再拿这个命题来论证自己认命的这个命题的正确性。"这就好比先认命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然后再来论证中国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也如同打完靶子再画靶环一样。在物权法（草案）里写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又表明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这个自认为是正确的命题在物权法（草案）里完成了，于是便就可以用物权法（草案）来论证"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对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的合理合法了。
物权法（草案）可能对物权法（草案）进行自圆其说。但是否能圆了宪法呢。小小的物权法能盖过宪法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第六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第十五条："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什么是"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恐怕只有一句话："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只有一句话："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公有制"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没有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人与人"的关系上？在目前的中国，绝对不可能！它只体现在"国家财产、集体财产与国家"这个"物与（物）"的关系上。
"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在中国，这种 "物与（物）（通过国家）与人"的这种所属关系的建立，就是公有制；而对于"物与人"的这种所属关系的直接建立，就认为是私有制。有道理吗？找谁说理去。
"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既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另外一个阶级即贫穷和被压迫的阶级存在。至于这些阶级是个什么样子，那就要看当时生产所处的发展阶段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218页）在当今的中国生产所处的发展阶段，恐怕同样存在着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既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却又有剩余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这种现状。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国家――"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国家"――这个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统治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占有――说成了"公有制"？！"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有了这句话当今的中国社会就没有了另外一个阶级即贫穷和被压迫的被雇佣与被剥削的阶级存在了吗！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胡说吗！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宪法里；体现在"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里。宪法的坚持"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实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也只有一句话"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即坚持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的主体地位。
那么 "公、私财产具有的平等地位"是否就有对宪法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违背和背离、也就是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 "的违背和背离、也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违背和背离、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违背和背离、也就是对宪法的违背和背离。反过来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否也就有对"公、私财产具有的平等地位"的违背和背离。
把"国家财产、集体财产"赋予了这么优越的双重地位，却还硬要说是与"私有财产"具有平等地位。这样的双重"性"如果真是写在了物权法（草案）里，是要让法律也实行一回双轨制吗？物权法（草案）还是法吗？在实际的法律操作运行当中就不会产生很大的混乱吗。
中国 "社会主义者"也真是可以拿法律当儿戏了，也可以对以"平等、公正"自居的神圣的法律进行亵渎了。因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始终在他们手里，他们是可以唯所欲为的，物权"法" （草案）也可以不法了。至于"主体地位"与"平等保护"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并不发生冲突，"主体地位"这个"矛"是用来戳向"社会主义性质"的这个"盾"的；"平等保护 "这个"盾"是用来挡住" 市场经济原则"的这个"矛"的。而"主体地位"与"平等保护 "之间并不"矛""盾"。（换句话说，也就是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原则并不矛盾。…… ）
如果物权法（草案）真能增加这样的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那么反过来说属于全民所有的财产也就应该是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了，全民的个人财产岂不又要充公。如果让"全民"来选择，是宁要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还是要资本主义的股票。"全民所有"看不见、摸不着，用不上，恐怕连"画饼充饥"都不如。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唐德华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提到："我觉得《物权法》的制定和颁布至少可以说有四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有力的推进了我们国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进程。也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举措或者是一个带有里程碑性质的一部法律。第二《物权法》维护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宪法》里已经很明确了，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这么一个基本的经济制度。这是第二个方面的意义。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它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所必须的一部法律。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逐步的和国际要接轨。……"
还需要解释吗？！中国"社会主义者"的逻辑！还没出世（是不是个怪胎都还不知道）就已经认定了它显示的是多么的伟大、光荣、正确，然后再反过来用这个伟大、光荣、正确来论证这个还未出世就已经具有的真理、理性和正义……
……
"匹夫"撼树谈何易！由它去吧。
刘济齐
8月22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进行第5次审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就物权法（草案）提请修改说明，对围绕物权法的5大争议给出了解释。
争议之一就是"公、私财产具有平等的地位"。法律委研究认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由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主要是由居于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决定的，同时对属于不同市场主体的财产给予平等保护又是适应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一条基本原则。因此，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对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没有前者，就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后者，就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反过来又会损害基本经济制度。"
那么有了 "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前者，难道就不会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了吗；而现在又有了"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这个后者，难道就又不会改变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改变社会主义性质、更会违背和背离宪法了吗。
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如何？用你们的前者戳你们的后者，试试！
"公、私财产具有平等的地位"又能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公、私财产具有平等的地位"体现在经济领域里？不可能！因为中国就没有市场经济，中国只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虽然是讲平等地位的，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却是讲"主体地位"而不讲平等地位的，否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公、私财产具有平等的地位"就不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吗。
"市场经济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并且是相互违背和背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 国家基本经济制度 "的克隆，只不过为了显示是与"国际"接轨的而施行的一个古怪称呼。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与"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也是相互违背和背离的。在这样的大前提下，这个后者怎么就突然又能存在了呢。
"公、私财产具有平等的地位"体现在政治领域里？更不可能！"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国务院是中国无以类比的"利益集团"。它不仅在经济领域里占优势、控制经济命脉、起主导作用；更是在政治领域里占优势、控制经济命脉、起主导作用。国有资产流失的恐怕不少了吧！国务院就是亏损的一塌糊涂，国务院能破产吗； "国有财产"就是亏损的只剩下"国有财产"这几个字儿了，只要国务院还存在，谁还敢说 "国有财产"不占优势、不控制经济命脉、不起主导作用！私有财产能有这样的平等地位吗。
"公、私财产具有平等的地位"体现在法律领域里？也不可能！那是在用小小的物权法拷问国家的根本大法。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私有财产都给予平等保护了，那还能拿什么来突出和体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拿物权法吗？
中国 "社会主义者"有这样一个集真理、理性和正义于一身的并且永远都不会产生错误的逻辑："就是先认命一个自认为不是错误的命题，然后再拿这个命题来论证自己认命的这个命题的正确性。"这就好比先认命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然后再来论证中国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也如同打完靶子再画靶环一样。在物权法（草案）里写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又表明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这个自认为是正确的命题在物权法（草案）里完成了，于是便就可以用物权法（草案）来论证"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对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的合理合法了。
物权法（草案）可能对物权法（草案）进行自圆其说。但是否能圆了宪法呢。小小的物权法能盖过宪法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第六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第十五条："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什么是"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恐怕只有一句话："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只有一句话："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公有制"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没有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人与人"的关系上？在目前的中国，绝对不可能！它只体现在"国家财产、集体财产与国家"这个"物与（物）"的关系上。
"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在中国，这种 "物与（物）（通过国家）与人"的这种所属关系的建立，就是公有制；而对于"物与人"的这种所属关系的直接建立，就认为是私有制。有道理吗？找谁说理去。
"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既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另外一个阶级即贫穷和被压迫的阶级存在。至于这些阶级是个什么样子，那就要看当时生产所处的发展阶段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218页）在当今的中国生产所处的发展阶段，恐怕同样存在着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既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却又有剩余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这种现状。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国家――"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国家"――这个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统治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占有――说成了"公有制"？！"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有了这句话当今的中国社会就没有了另外一个阶级即贫穷和被压迫的被雇佣与被剥削的阶级存在了吗！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胡说吗！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宪法里；体现在"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里。宪法的坚持"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实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也只有一句话"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即坚持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的主体地位。
那么 "公、私财产具有的平等地位"是否就有对宪法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违背和背离、也就是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 "的违背和背离、也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违背和背离、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违背和背离、也就是对宪法的违背和背离。反过来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否也就有对"公、私财产具有的平等地位"的违背和背离。
把"国家财产、集体财产"赋予了这么优越的双重地位，却还硬要说是与"私有财产"具有平等地位。这样的双重"性"如果真是写在了物权法（草案）里，是要让法律也实行一回双轨制吗？物权法（草案）还是法吗？在实际的法律操作运行当中就不会产生很大的混乱吗。
中国 "社会主义者"也真是可以拿法律当儿戏了，也可以对以"平等、公正"自居的神圣的法律进行亵渎了。因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始终在他们手里，他们是可以唯所欲为的，物权"法" （草案）也可以不法了。至于"主体地位"与"平等保护"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并不发生冲突，"主体地位"这个"矛"是用来戳向"社会主义性质"的这个"盾"的；"平等保护 "这个"盾"是用来挡住" 市场经济原则"的这个"矛"的。而"主体地位"与"平等保护 "之间并不"矛""盾"。（换句话说，也就是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原则并不矛盾。…… ）
如果物权法（草案）真能增加这样的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那么反过来说属于全民所有的财产也就应该是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了，全民的个人财产岂不又要充公。如果让"全民"来选择，是宁要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还是要资本主义的股票。"全民所有"看不见、摸不着，用不上，恐怕连"画饼充饥"都不如。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唐德华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提到："我觉得《物权法》的制定和颁布至少可以说有四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有力的推进了我们国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进程。也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举措或者是一个带有里程碑性质的一部法律。第二《物权法》维护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宪法》里已经很明确了，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这么一个基本的经济制度。这是第二个方面的意义。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它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所必须的一部法律。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逐步的和国际要接轨。……"
还需要解释吗？！中国"社会主义者"的逻辑！还没出世（是不是个怪胎都还不知道）就已经认定了它显示的是多么的伟大、光荣、正确，然后再反过来用这个伟大、光荣、正确来论证这个还未出世就已经具有的真理、理性和正义……
……
"匹夫"撼树谈何易！由它去吧。
数字出官何时休
数字出官何时休
汤守道
据《上海证券报》和《中国工商时报》报道，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宣布，我国今年（2006年）上半年经济增长10.9%。随后不久，国家发改委又公布，全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为12%，两家公布的数据，相差1.1个百分点。这1.1个百分点差距尽管不怎么起眼，跟“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但把它换算成GDP的绝对数，两者相差的却是8048亿元人民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天文数字。这两个数字，照理讲，应该都是可信的，因为无论是国家统计局还是国家发改委，都是堂堂正正的国家级权威机关，它们发布的数字如果不可信，还有什么人发布的数字可信呢？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前一后公布的两个数字，不能不让老百姓犯晕：这两个数字为什么会相差那么大？造成差错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究竟应该相信谁？
毫无疑问，这两个数字当中，最少有一个是有问题的。
对中国官方的统计工作稍有了解，或者阅读过《统计法》的人都知道，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基本上是通过各基层单位的统计机构或统计人员，按照统一的程序和方法进行统计，然后再由各系统、各地方的统计部门逐级汇总上报而成的。它的形成过程，往往要经过单位、乡（镇）、县（市）、地（市）、省（市）、国家统计局六个环节。国家发改委的数据的来源和渠道，也基本上大同小异。由于环节多，只要其中的一个环节失了真，最后汇总的数据就必然是失真的数据。如果数据在多个环节受到扭曲，那么最后汇总的数据就必然是多重扭曲了的数据。数字失真的原因，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由主观因素造成的数字失真，就是人们常说的弄虚作假。上面出现的有问题的那个数字，显然包含着弄虚作假的成分。
多年以来，统计工作中的弄虚作假蔚然成风，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统计工作中为什么会发生弄虚作假的行为呢？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对此有一个说法，他说：“统计数据弄虚作假的原因，是基层统计部门抗干扰能力差”。
邱晓华的这一席话无疑属于“重要讲话”。不过，不知道是邱局长讲话时的一时疏忽，还是报纸在报道时的疏漏，邱局长把弄虚作假的原因归结为“干扰”，总让人感到有些牵强。因为干扰只能影响工作的正常进行，不足以使工作产生本质上的改变。虚假数字只是一种谎言，根本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统计数据”或“统计资料”。以非统计数据冒充统计数据，以假作真，以无作有，统计已经变成“设计”了，这样彻头彻尾的改变，决不是“干扰”所能奏其效的。虚假数字的出现，只能是对统计工作恶意干预的结果。而能够对统计工作进行恶意干预，并且其干预能够立马见效的是什么人，大家都心知肚明。邱局长所说的“干扰”，也许是对“干预”的另一种说法吧。对于这样的“干扰”，基层统计部门的“抗干扰能力”能够不差吗？为了遏止统计工作中的弄虚作假行为，邱晓华局长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对那些达不到规范的地区统计局要限期整改，限期内整改不了的，要进行内部通报，再没有效果，就让媒体公开曝光”。邱局长把《统计法》搁置一边，别出心裁地提出要用“整改”、“内部通报”、“让媒体公开曝光”的办法去遏止统计工作中的弄虚作假行为，其效果恐怕是难以令人乐观的。因为“整改”也好，“内部通报”也好，“让媒体公开曝光”也好，都是鸡毛掸子，既不伤皮，更不伤骨。惯于此道的人早就对它们习以为常，安之若素了。在“整改”、“内部通报”、“让媒体公开曝光”面前，这些人是完全可以做到脸不改色心不跳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规定，如实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照本法和统计制度提供的统计资料，不得自行修改”；“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不得强令或者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篡改统计资料或者编造虚假数据”。由此可知，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为什么偏偏有人敢以身试法呢？原因不外两个，一个是《统计法》对违犯该法的行为没有作出具体的、有效的、可供操作的惩戒性的处罚规定，缺乏刚性的约束力。违法者基本上没有风险，基本上不存在为违法行为承担不良后果的问题；另一个是组织部门在干部的任用、奖励、升迁上，过多地相信纸上的数字，给人以“数字可以出官”的错觉，使染上官瘾者把弄虚作假当作晋身之道。8月14日《农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署名胡爱林的文章，就反映了这一情况。某地一位乡长对该文章的作者说，由于多年来吃够了虚报数字的苦头，他们决定告别“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习惯，如实上报成绩，结果报了三次都被县里退了回来，并受到主管副县长的严厉批评。主管副县长说，他们没有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没有从安定团结的大局着想，要他们回去“解放思想”，修改报表。否则，他们就将面临取消年终奖金甚至撤消职务的问题。这位副县长的意思显然是：弄虚作假就是讲政治，弄虚作假就是从安定团结的大局着想，世界上有这样的逻辑吗？不知道这位副县长是怎样当上副县长的。
弄虚作假的始作俑者，可以追溯到上一个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时期。那时候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卫星”彼伏此起，充斥报端。弄虚作假由来之久和效法者之众，使它几乎成了传统，成了一门“国学”。
在工作中弄虚作假是对法律的践踏，对党纪的嘲弄，对道德的颠覆，对人民的欺骗，对国家利益的侵犯。弄虚作假与邓小平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胡锦涛树立的“八荣八耻”观念，都是背道而驰的。
弄虚作假者应该受到惩处而不应该受到奖赏和重用。“数字出官”则恰恰是对弄虚作假者即对罪犯和道德堕落者的奖赏。这是国家的耻辱，民族的悲哀，人民的不幸，是给党抹黑。
顺便指出，现行的统计报表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苏联模式的遗存，方法落后，手段陈旧，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太多的用武之地。统计报表制度是否还适宜当前的社会现实，值得深思。
“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如影随形，掐断了“数字出官”这条路，“官出数字”必将销声匿迹。
数字出官何时方休？
电子邮箱zolotang@yahoo.com.cn
2006年9月27日 星期三
台北百万人倒扁围城的成功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深远意义
台北百万人倒扁围城的成功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深远意义
范立群
台湾的陈水扁政府弊案连连。TVBS的2100全民开讲节目在过去的一年半来，就高捷弊案，各种蚊子馆和好大喜功的无用建筑工程弊案，府内股票抄作案，SOGO礼卷弊案，陈水扁女婿赵建民的股票内线交易和台开案，等各种贪腐弊案，做了大量的揭发和追查。然而，因为没有司法和检调单位的配合，虽然导致了两位官府副秘书长陈哲南和马永成的下台和被收押，还是无法撼动陈水扁贪腐集团的统治基础。直到一位台湾的世家子弟，台湾红的负责人李惠芬女士，因为无法忍受陈水扁贪腐集团对她施加的家庭和经济上的各种压力，感觉到她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奋起揭出了直接涉及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发票弊案，才真正成了压垮陈水扁贪腐集团的最后一根稻草。
到了8月中旬，原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公开了致陈水扁的公开信，号召人民起来反贪腐倒扁。陈水扁贪腐集团和民进党总部对施明德展开了疯狂的人身攻击和抹黑，进一步激发了台湾人民对贪腐集团的强烈不满。施明德的悲惨身世和以往对台湾民主的巨大贡献，身患肝癌与陈水扁贪腐集团以死相拼的悲情诉求，引起了民进党中下层的松动和反叛，也引起了中产阶级和台湾妇女对前途的忧虑和恻隐之心。施明德领导的倒扁总部于9月9日发动了反贪腐倒扁的和平示威静坐运动。他们发出了反贪腐，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吼声，高挂起书写着礼，义，廉，耻的大气球，提倡用红衫潮和红丝带来表现人民对贪腐集团的愤怒，用人潮形成的奈斯达克图腾来显示人民推翻陈水扁贪腐集团的决心，并在915取得了台北百万人倒扁围城的成功。
施明德领导的这场反贪倒扁运动，用反贪腐倒扁，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社会道德诉求，触动了台湾人民的切身利益，充分调动了中间选民，中产阶级，甚至家庭妇女的积极参与。他们发动的一周和平示威静坐运动和915台北百万人倒扁围城的成功，充分显示了人民要当家作主的民主诉求，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用和平静坐示威，百万人围城迫使贪腐政权下台的先例。
施明德领导的倒扁总部用不分蓝绿，无关统独，不由党派发动，也没有任何外来势力的参与和策划，完全由人民自发捐款和组织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打破了民进党赖以生存和一再用以转败为胜的法宝，破除了在台湾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抹煞了是非对错，湮灭了公平正义的省籍敌对和种族对抗的魔咒。
倒扁总部富有创意地提出穿红衫，戴红丝巾的方式实现了在台湾的一场颜色革命，打破了不分是非，只问蓝绿，不分对错，只问省籍，两军对决的固定政治板块，也破除了台湾人民对红色的禁忌。
倒扁总部高举起民族文化传统的道德大旗，用书写礼，义，廉，耻的大气球，激起了台湾的平民百姓，特别是中产阶级和广大妇女对社会道德底线的坚持，凸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随着反腐倒扁运动的深化，以施明德为首的倒扁总部已经成功地把以施明德为首的倒扁总部与以陈水扁为首的贪腐统治集团之间的意志力的对抗，转化为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走向真正民主和公民社会的全民自觉的行动。
施明德所领导的这场倒扁运动是继印度圣甘地的不抵抗主义后，向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向贪腐政权发动一场体现了社会的民主和正义，以最低的社会成本，不流血的，和平抗争的手段，建设一个公民社会的新模式。
由施明德领导的这场反贪倒扁群众运动，虽然尚未结束，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甚至还有不少不可预测的因素存在，但是已经对台湾民主政治体制的深入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也将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社会道德和传统文化的重建，公民社会核心价值的建立，以及采用和平民主的方式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产生极大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乎？
张宇田
法官凭什么判案？答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些，我们普通公民也懂。不过，普通公民懂得一些法律常识未必是好事，因为有时会跟现实发生冲突，给自己带来烦恼和痛苦。现在，眼前就有一份《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4］南行终字第46号》，我是越看越不能接受，疑问多多，气愤难平。在此想把详情跟大家说说，也请大家评评理。
案情很简单。福建省建瓯市退休职工张清阳于2002年1月随他原工作单位的其他人员集体办理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附加商业保险，原工作单位缴交了所有投保费用。此时张清阳（73岁）正在当地的福建省荣军康复医院（以下简称“康复医院”）住院治疗。从那时起到2003年8月张清阳病逝，共花费住院医疗费12117元。张清阳亲属要求建瓯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该中心是建瓯市人民政府办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事务的工作机构，以下简称“建瓯医保”）按医保法规规定用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为张清阳结算住院医疗费。建瓯医保以康复医院不是定点医疗机构为由拒不结算。张清阳亲属认为建瓯医保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与法律相悖，于2004年3月11日提起行政复议，建瓯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4月12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建瓯医保的说法。4月27日张清阳亲属向建瓯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审理建瓯市人民法院于6月7日判决维持建瓯医保的说法。6月22日张清阳亲属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8月4日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大家知道，法院判案应该“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那么本案相关的事实如何？法律如何？
本案相关的事实很简单。诉讼双方都认可的事实是，张清阳有参加医疗保险，有生病，从参保时起到逝世时止一直在康复医院住院部治疗，他的住院医疗费共计12117元。双方有争议的是康复医院究竟是不是建瓯医保的定点医疗机构。张清阳亲属认为康复医院是定点医疗机构，根据有二：一是建瓯医保向社会公布的《建瓯市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名单》，名单上列着建瓯21家定点医疗机构的名称，康复医院排在第三的位置；二是两张康复医院大门口的照片，一张远景，一张近景。从这两张照片上可以看到，在写着“福建省荣军康复医院”字样的门墙上挂有一个标牌，标牌上写着“建瓯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其中“定点医疗机构”几个字最大且居中，标牌授予者正是“建瓯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建瓯医保认为康复医院的门诊部是定点医疗机构，但它的住院部不是定点医疗机构，理由是建瓯医保曾与康复医院签订了一份《工作协议》，其中第19条约定：“乙方（康复医院）只负责甲方参保人员的门诊医疗，住院费用甲方（建瓯医保）不予结算。”
本案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很简单。从医保法规方面说，《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帐户构成。”“统筹基金和个人帐户要划定各自的支付范围，分别核算，不得互相挤占。”福建省人民政府、南平市人民政府和建瓯市人民政府的医保法规都有规定：参保人员的门诊医疗费由个人帐户支付或个人支付，参保人员的住院医疗费由统筹基金支付。再从行政法律方面说，政府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是行政法最基本的内容。所谓依法行政指行政主体（即政府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政行为均要遵循法定权限、法定实体规则和法定程序规则。对普通公民而言，凡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都是可以作为的，而对政府行政机关而言，则是没有法律明确授权的行为都是不可作为的。如果政府行政机关突破法定权限、法定实体规则和法定程序规则行事，就是违法。
那么，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怎么判断此案呢？
本案终审判决书称：法院查明建瓯医保与康复医院签订了一份《工作协议》，其中第19条有拒付参保人员在康复医院就诊的住院医疗费的内容（详见上文引文），法院据此认定建瓯康复医院的门诊部是医疗保险的定点机构，而它的住院部则不是医疗保险的定点机构。然后又反过来说，因为张清阳所就诊的康复医院住院部不是医疗保险的定点医疗机构，所以建瓯医保有权拒绝支付张清阳的在康复医院就诊的住院医疗费。
判决书这样绕来绕去地说实在太麻烦了，我看倒不如直截了当说：建瓯医保说康复医院有一半不是定点机构就一半不是定点机构，哪怕它的大门口正挂着“定点医疗机构”的标牌！建瓯医保说拒绝支付参保人员在康复医院就诊的住院医疗费这话本身就是理由，哪怕国务院及上级人民政府有用统筹基金结算参保人员住院医疗费的明确规定！
说到这里，想到了“什么是行政诉讼”的问题。行政诉讼就是人民法院基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求，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解决行政争议的诉讼活动。看了这份行政判决书，我就搞不明白，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是怎么审查建瓯医保拒绝支付张清阳住院医疗费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建瓯医保拒付参保人员住院医疗费的行为究竟符合了哪一条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可是本案判决却是硬生生把行政诉讼被告写的协议条款拿来作为判案的“法律依据”！我相信就凭借这一大胆创意，这份判决书足以载入中国法制史册！
什么是事实？挂在医院大门口的标牌不是事实，当事人自己向社会公布的定点医疗机构名单也不是事实，行政诉讼被告随便说的一个什么理由倒成了事实！什么是法律？国务院的福建省人民政府的南平市人民政府的一系列医保法规统统都不是法律法规，而行政诉讼被告随意签订的一条不伦不类的协议条款倒成了用来判案的法律法规！
呜呼！此案判决，真的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吗？
纵观此案，在地方政府医保经办机构随意杜撰的说词之下，国家医保法律法规顿时变成一纸空文；在地方法院颇有创意的判决之下，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法定权益顷刻化为乌有。
这，难道仅仅是本案败诉者的个人悲剧吗？
作者电子邮件：ytzhang08@yahoo.com.cn
2006、9、24
2006年9月26日 星期二
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代价与问题
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代价与问题
袁剑
2005年12月25日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数上收,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继续维持本地经济增长几乎惟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于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而收益最大的。这是中国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然而,当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洞悉了这个秘密并且同时将其作为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的时候,竞争走向白热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在中国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地方政府的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赏。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
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在这种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左右的超低水准。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也被压至5万―6万元。如此,就出现了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奇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2001年的9.5万元降到2002年的8万元,再降到2003年的6万元。对于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 “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FDI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中国在FDI上的竞次虽然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仅表现在土地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这意味着不仅要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予以补贴。同样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1:1甚至1:2的比例)、‘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拳。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信息技术革命的强大渗透力以及“历史终结”的普遍想象,使上个世纪末期的这一次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其无远佛界的扩散性与上个世纪初期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借助资本流动、贸易以及隐藏于其后的规则和制度的扩散,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场理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初现轮廓。多少有些巧合的是,这个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与发端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转型在时空上重叠汇聚,其结果是,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性布局,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转型。换言之,中国的转型已经不再是关起门来的转型,而是一种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内容的转型。中国正处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历史之中。
作为一种独立于主权国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转型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当十几年前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梦想的汽车已然进入中国家庭,当中国人像世界公民一样在第一时间分享着发生在遥远他国的新闻事件,当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熟练地谈论着国际惯例的时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也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转型中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推动力量。这种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国转型中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面向。
加入WTO的四年之中，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也全速推进，在一片“中国威胁”和“中国世纪”的惊呼声中,中国作为全球化巨大受益者的形象也开始愈发清晰,然而,事实果真那么确定无疑吗？
竞次抑或自然禀赋？
在经过学者和政府官员十数年诲人不倦的启蒙之后, “竞争”一词,终于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语汇和重要的经济哲学。在一般的理解中,所谓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这种理解显然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那就是: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所谓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19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
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左右。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19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然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到2005年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人民币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 “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所谓的中国世纪,就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
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
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
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19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压制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这种人为的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国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教条,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体制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地上扬。
在企业主和地方政府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博弈结果。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
应当坦率地承认,有人已经在中国的公众意识中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则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
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所谓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对这个结论,只需要看一看中国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我们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们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
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FDI的背后
在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中国的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经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20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数上收,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继续维持本地经济增长几乎惟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于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而收益最大的。这是中国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然而,当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洞悉了这个秘密并且同时将其作为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的时候,竞争走向白热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在中国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地方政府的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赏。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
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在这种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左右的超低水准。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也被压至5万―6万元。如此,就出现了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奇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2001年的9.5万元降到2002年的8万元,再降到2003年的6万元。对于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 “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FDI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中国在FDI上的竞次虽然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仅表现在土地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这意味着不仅要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予以补贴。同样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1:1甚至1:2的比例)、‘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拳。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了解了中国FDI这种放血式的真实内容,我们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
有中国学者曾经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他们认为,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3％,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
一位学者在研究了中国一些地方政府20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他幽默地评论到:地方政府全年的三个工作重点第一是引进外资,第二是引进外资,第三还是引进外资。在中国整个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所谓的项目和投资,一直是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套用一代人耳熟能详的一句台词就是: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正如一位评论家所精确评论到的那样: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而政府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也十分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来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
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
政府中心主义之误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在整个19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
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
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1980年代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20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
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20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20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19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20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 “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
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
在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
这样,中国的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中国的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于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
当中国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中国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之路。
全球化官僚的崛起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中国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惟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 “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
所谓全球化官僚,就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20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上市公司首发（IPO）及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
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 “在大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所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无形力量。更加重要的是要记住,国际资本与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蚀的。与中国企业相比,虽然国际资本普遍具有（在母国培养的）更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利益所诱,所在国腐败的政治文化所驱,同流合污在所难免。种种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很高的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
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20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1993年之后10年中,中国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一时期,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了92％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
总而言之,19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中国的独特体制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国。
昔日大洋客，今朝商人妇――远嫁中国的前苏联航母
昔日大洋客，今朝商人妇
――远嫁中国的前苏联航母
文/左手毛笔右手笔记本电脑
北方有强邻，强悍勇猛族。先年原是前苏联，如今唤作俄罗斯。二十世纪，再没有哪个国家如苏/俄这般深刻而长远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探索救国救民的中国人选择了共产主义理想；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两国结为同盟共同抗起社会主义的大旗；
好景不长，盛况不再。由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的碰撞、冲突，再加上双方未能正确处理矛盾，小裂缝终于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恨。1969年，昔日的“小兄弟”和当年的“老大哥”在冰天雪地的黑龙江珍宝岛和黄沙漫天的新疆铁列克提干了两场，彻底反目成仇，恩断义绝。中苏双方在长达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上集结重兵，枕戈待旦，高度紧张地对抗了几十年。
在这个红色军事帝国达到颠峰的时候：由数万辆“T”式坦克组成的“红色钢铁装甲洪流”，涂着白边红五星的由米格战斗机和图波列夫轰炸机组成的“银色空中寒流”，由数百艘核潜艇组成的水下“红色狼群”，哪个国家不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四十年穷兵黩武的“冷战”，几乎耗尽了那个占着世界上最大的一片土地的红色帝国的气血，它快撑不住了。上实际八十年代末，末代红色沙皇戈尔巴乔夫开始寻求出路。放弃对外扩张，与中国修好便是其中重要的措施。红色帝国终究还是在1991年12月25日晚，镰刀锤子旗降下克里姆林宫的那一刻，彻底崩塌了。作为前苏联政治、军事遗产的主要继承人，俄罗斯选择了继续与中国修好。经贸、文化、军事往来红红火火。那么那些昔日曾为红色帝国的扩张立下不尽汗马功劳的军事机器，它们的命运，它们的前程，却又如何呢？四十年冷战，造就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军火库，储存着足以毁灭地球上百次的武器装备。
然而，国家在一夜之间改朝换代，各方利益集团都忙着从新的利益博弈中获取最大的现实利益，谁还管军队啊？守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军火库，却连最基本的工资都没有。军人们便打起这些日夜相伴的装备的主意来。由好莱坞大牌影星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奥斯卡大片《战争之王》，正反映了这个军火商的“黄金盛世”。影片中的主角尤里是一名乌克兰裔的美国人。苏联解体后，他回到家乡，与军队高官合作，大肆倒卖、走私军火。电影中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崭新的T-72主战坦克，塞满AK-47冲锋枪的弹药库，机库中待售的米-24“雌鹿”武装直升机，正在被拆除的列宁塑像和镰刀锤子的国徽。
……
乱世之军，衰颓败落。曾经活跃于各大洋，耀帝国光辉于万里海疆的前苏联“红海军”，也面临同样的命运。
前苏联“红海军”为俄罗斯留下了偌大的一片家业：到九十年代初，俄四大舰队仍有弹道导弹核潜艇60艘、攻击型潜艇221艘、航母5艘、巡洋舰38艘、驱逐舰29艘、护卫舰146艘、两栖舰艇200多艘，海军航空兵7.5万人，作战飞机1354架、战斗直升机312架，全员45万之众。然而，新的朝廷却无力承担这一大片家业的维护、运行费用。这些昔日纵横大洋的北方剑客们，要么被迫提前退役，解甲归田，在炼钢炉里投胎转世，铸剑为犁；要么不死不活，终日终月终年地停靠在破败的码头，任由寒风冷雨无情地打去昔日的荣光，任由铁锈慢慢地腐蚀掉他们伟岸的躯体；要么从此改换门庭，远嫁他乡。“明斯克”号、“基辅”号、“瓦良格”号，前苏联红海军航母三姐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远嫁到了中国，开始了她们作为“商人妇”的下半生。正所谓“改朝换代帝国崩，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这三姐妹的新“夫君”――中国，一个正一心一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精明算计的商人。商人重利，这三姐妹也自然要为商人的事业作贡献了。“明斯克”号和“基辅”号已经分别落户深圳和天津的航母主题公园。昨日国之重器，今昔舞榭歌台。而“瓦良格”号正在大连造船厂改装，据说要改建为海上豪华赌场，又说要“复活”，成为中国海军的第一艘航母。说到这里，就让我们对航母这个让国人魂牵梦绕“大国标志”，以及前苏联红海军航母三姐妹的今生前世做一番回顾吧。航空母舰，是指以搭载作战飞机为主要作战力量的大型军舰，在现代化的海战中起着中坚力量的作用。从1922年12月27日，世界上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旧日本海军“凤翔”号航母在横须贺海军工厂竣工算起，尚不足百年。但这种新型海战武器问世，已经彻底改变了海战的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大西洋、太平洋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战场上，航空母舰以其无比辉煌的战绩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在与战列舰的对决中以其无比辉煌的战绩证明了“制空决定制海”的铁律，将占据海洋霸主地位的战列舰和“大舰巨炮”的作战思想赶下台来。航空母舰，是远洋海军的核心力量，漂浮在海上的尊严，大国海军的标志。航母现在没有过时，在将来一段时间内也不会过时，依旧是世界军事强国争先发展和追求的目标。
作为曾经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前苏联，一直对航母魂牵梦绕，梦寐以求。然而，在实现这个“航母梦”的道路上，由于种种原因，历尽坎坷，几度辉煌，却又好梦难圆，正果未成。。前苏联发展航母，可以追溯到沙俄时代。1910年11月14日，美国人尤金・伊利驾驶一架寇蒂斯式双翼机从“伯明翰”号巡洋舰实现了历史性的起飞。随后不久，沙俄政府便计划建造航速达30节的航空母舰，但随后的一战和十月革命使得该计划流产。新政权在顺利实现巩固统治、发展经济之后，国力大幅上升，又一次把航母提上了议程。1938年制定的“大舰队”计划，打算用10年时间建立一支新型的大型作战舰队，战舰包括3艘战列舰、1艘航母和6艘巡洋舰。然而，不久之后二战爆发，纳粹德国大举进攻。苏联由于准备不足，麻痹大意，在战争初期一败涂地，损失极其惨重，发展航母的宏图大业被迫再一次被搁置。二战以德、意、日三国法西斯轴心的战败为结局。昔日的反法西斯同盟转眼烟消云散，两大阵营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冷战。前苏联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军扩军计划，航母之梦，似乎将要变为现实了。
可没过多久，一生钟爱大型水面舰艇的第一代红色沙皇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突发脑溢血去世。接过最高权利魔杖的赫鲁晓夫是个“导弹核武器万能论”的忠实信奉者。他坚信，在导弹核武器时代，以航母为代表的大型水面舰艇已经完全过时，是漂浮在海面上的“钢铁棺材”，坚决反对发展航空母舰。此时，极力主张发展航母的前苏联一代海军名宿库滋涅佐夫海军上将，也因为与“最高领袖”意见相左而被迫黯然去职。更可笑的是，甚至有一些人把航空母舰和某些霸权主义国家的“炮舰政策”联系到一起，认为航母是帝国主义推行其侵略政策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拥有这样的“侵略武器”。可在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前苏联吃尽了没有航母的苦头，而当时美国“北极星”弹道导弹潜艇的威胁也日渐严峻，发展航母势在必行。在新上任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极力斡旋下，苏联高层终于决定发展航空母舰。
1967年和1968年，前苏联的第一代航母“莫斯科”号和“列宁格勒”号（1991年改名为“圣彼得堡”号）分别服役。“莫斯科”级航母长189米，宽34米，标准排水量15000吨，满载排水量17500吨，2台蒸汽轮机总功率73500千瓦，最大航速31节，12节时续航力14000海里。一般情况下可载卡－25直升机16架。该级舰拥有SA－N－3舰空导弹、SUW－N－1反潜导弹、2座57mm双联高炮等武器，是典型的“直升机航母”，它只拥有反潜能力，离真正的大型航母还有很长的距离。紧随其后的是前苏联的第二代航母“基辅”级。首舰“基辅”号1970年7月开工，1975年5月完工入役。后续3艘“明斯克”号、“新罗西斯克”号和“巴库”号（1991年改名为“戈尔什科夫”号）分别于1978年2月、1983年6月、1987年7月建成服役。“基辅”级航母长273米，宽47.2米，标准排水量32000吨，满载排水量37100吨，4台蒸汽轮机，总功率102900千瓦，航速32节，18节时续航力13000海里。该级航母没有弹射器和拦阻设备，因此只能搭载13架雅克－38“铁匠”垂直起降飞机和19架卡－25“激素”或卡－27“蜗牛”反潜直升机。
除此之外，它还装有SS－N－12反舰导弹、SA－N－3和SA－N－4防空导弹、SUW－N－1反潜导弹以及2座76mm双联炮和8座30mm6管自动炮。它的第4艘“戈尔什科夫” 号在舰载设备上有了重大改进。舰上装备了相控阵雷达，取消了SA－N－3和SA－N－4防空导弹，改用4组垂直发射的SA－N－9防空导弹，共备弹192枚，大大提高了防空能力。与美国乃至西方其它国家航母的最大区别是“基辅”级上装载有大量武器装备，除了舰载机，还配置有大量的反舰防空火力，。前3艘上的反舰武器为4座双联装SS－N－12远程反舰导弹发射装置，该导弹射程高达550公里；防空武器有双联装SA－N－3中程舰空导弹（射程37千米）发射架和SA－N－4近程舰空导弹（射程12千米）发射架各2座；反潜装备为1部双联装SUW－N－1反潜导弹发射架、2座五联装鱼雷发射管和2座RBU－6000反潜火箭发射器；另有4座76mm双联自动炮和8座30mm单管自动炮。“基辅”级航母虽然被称作航空母舰，但还是俄国人自己的“重型载机巡洋舰”的称谓贴切。“基辅”级在配备了数十架垂直起降飞机和反潜直升机的同时，又在舰首堆砌了大量的反舰、防空导弹，成了既有飞机，又有数量众多的大威力反舰导弹的独特的“军舰中的蝙蝠”。这种“军舰中的蝙蝠”还有二战时期日本海军的“航空战舰”，如伊势级航空战列舰、“最上”号航空巡洋舰和大淀级航母。这些奇特的舰种是在日本主力航空母舰纷纷被美军击沉之后，一时无法补充，被迫因陋就简，搞出来的怪物。这样的混血儿本意是结合战列舰和航空母舰两个不同舰种的优势，以图在海战中发挥综合优势。但是，“综合”的不仅是优势，也很可能是劣势是叠加。以减少舰载火力配置为代价换来的可怜兮兮的二三十架的舰载机，也可能因数量太少而无法完成对海攻击、防御的作战任务。更严重的是，这十几架战斗机为了能从舰上实现垂直起降，而在航程、载弹量、机动性等方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马岛海战时，英国“卓越”号航母上的“海鹞”战斗机就因为数量和性能的限制，无法为整个舰队提供有效的空中掩护，导致“谢尔菲德号”导弹驱逐舰等数艘战舰被阿军飞机击沉。
同样，被日本海军寄与厚望的那些“航空战舰”们也都在美军优势海空力量的打击下，烟消云散。所以，“基辅”级航母并不成功，不能有效地完成前苏联海军所赋予的作战使命。随后，前苏联海军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大型航空母舰“库滋涅佐夫海军上将”号于1983年1月正式开工建造。“库滋涅佐夫海军上将”号全长280米，宽37米，4台蒸汽轮机，最大航速30节。飞行甲板长304.5 米，宽70米。舰上装有“天空哨兵”大型相控阵雷达和4座SA－N－9防空导弹垂直发射系统。载机方案为：20架苏－33战斗机，15架卡－27反潜直升机，4架苏－25UGT教练机和2架卡－29RLD预警直升机。并在前甲板下配置了12枚垂直发射的射程超过550公里的SS―N―19 “花岗岩”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该级航空母舰较前面的“莫斯科”级、“基辅”级作战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由于弹射器研制工作的严重滞后，不得不改为采用上升角为12度的滑跃起飞甲板。而起飞重量达数十吨的苏－33战斗机在没有弹射器的情况下，只能以 “轻载”的方式起飞作战，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库滋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的作战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真正能和美国航空母舰一较高下的，是1988年11月在尼古拉耶夫黑海造船厂铺设龙骨的前苏联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这艘采用了核动力和弹射器，标准排水量6万吨，满载排水量达79758吨的大型航母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前苏联海军几十年的航母发展之路有了最实质的突破。“库滋涅佐夫海军上将”号1985年12月下水，1989年9月开始海试。舰名也几经“克里姆林宫”、“勃列日涅夫”、“第比利斯”和“库滋涅佐夫”的更迭，但最终还是抢在苏联解体前的1991年1月正式服役，成为今天俄罗斯海军中唯一的航母独生子。二号舰“瓦良格”号在建造到一半时，正好遇上了苏联解体，后来又勉强建造完成到70%的时候停工。“乌里扬诺夫斯克”号的命运更是格外凄惨。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她已经完工45%。而此时的尼古拉耶夫黑海造船厂已经属于乌克兰，是“国外”的资产。而乌克兰既没有对航空母舰的需求，也没有单独完成该航母建造的实力。于是，“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在无数气割枪的烈焰中，变成一堆废钢铁。
至此，前苏联航母发展之路走到了尽头。红色枭雄，大洋先锋。纵横四海，驰骋远洋。一夜剧变，或拆或卖。壮志未酬，含恨而去。这些红色海上钢铁恐龙悲惨命运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呢？富，强。富而不强，为他人做嫁衣裳，晚清末世，即是此景。强而不富，犹如沙滩之上建万丈高楼，纵然一时风光无限，亦不过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红色帝国七十八年兴衰，正应此理。前苏联张牙舞爪，咄咄逼人的庞大的军事机器的背后，是一个畸形的国民经济体系：低效、臃肿、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浪费大量物力、人力和财力资源的同时，更是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严重失调的轻重工业比例，使得整个国家犹如一个巨大的兵工厂，造出的坦克、飞机可以武装全世界的军队，却不能生产出满足国内基本需求的电视、冰箱等生活产品。世界是一个江湖，大大小小的国家是各路的武林门派。一个门派笑傲江湖，靠的是什么？
是实力，实力有硬实力和软实力之分。硬实力，是指看得见的强大。软实力，是强大的根本，是社会运行调节机制、经济贸易、国民教育、科技创新、民族文化……硬实力，是建立在软实力的基础之上，又为软实力的发展提供保障。软硬互济，富强并举，大国必备之基本素质也。苏联在软实力的巨大损耗的基础之上，虽然在硬实力上占得一时上风，终至走火入魔。而美国却凭借一个相对健全的社会运行调节机制，将强大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发挥到了极至，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四十年冷战，拖垮了苏联，成就了美国的一超。其中缘由，发人深省。
前苏联发展航母，为何又走了如此多的弯路？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都关系到本国的国运前途，是最根本的问题。很多时候，一项战略正确与否，将要把国家带向何方，繁荣崛起或者凋零衰落，是由这个战略是被怎样制定出来的密不可分的。一项真正能对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富强、崛起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长远战略，必然是一个相对健全、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所制定出来的。这样的决策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失误，少走弯路。反之，一个祸国殃民、贻患无穷的战略决策，通常是一个缺乏民主气氛，独裁专制的“一言堂”的产物，由一个人或是某几个人凭着个人喜好、一时兴趣，急躁、武断地制定出来的。纵观前苏联航母发展之路，正是由某几个掌权者以自身喜好来决定海军的发展方向，以外行的身份领导一切内行，才延误了航母发展的大好时机，留下无穷无尽的悔恨跟长叹。观古今成败，明己之得失。作为前苏联航母三姐妹的新东家，我们中国人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看待这些再嫁的航母和她们曾经的主人――俄罗斯？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什么？今日，言中日关系必言东海之争，言东海之争必言中国海军，言中国海军又必言航空母舰与远洋舰队。亦如百年前，中华在列强坚船利炮下屡战屡败，国人以论“海防”和“铁甲舰”为荣一样。中国人之于航空母舰，那可是爱恨交织。互联网上呼唤中国航母的文章铺天盖地，令人热血沸腾，气壮神豪。中国需要大海，中国渴望海权，中国呼唤保卫自己海洋权益的海上力量。中国人对航母的“恨”，那是外人用航母来执行它们“大东亚共荣”的千秋霸业，来推销它们的“炮舰政策”、“导弹外交”。1937年，凇沪会战中，日本海军集结了包括3艘航空母舰、3艘水上飞机母舰在内的海空力量，出动大批舰载机配合日本空军，对中国的上海、浙江等省市狂轰滥炸，夺取战区的制空权，为日军最后占领上海立下汗马功劳。1993年7月23日，美国无中生有地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将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运往伊朗，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银河号”事件。美国军舰、战斗机、直升机、侦察机不断的跟踪、监视、骚扰、威胁“银河号” 。“银河号”货轮被迫在达曼港接受检查。虽然事件以中国、沙特代表及美国顾问签署检查报告，确认“银河号”未载“化学武器前体”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结束。在事件结束后，国人开始反思了：中国，你的远洋海军在哪里？你的航空母舰在那里？
……
航空母舰，已经成为中国人心中一个解不开情结。21世纪的中国人，有太多的志向太多的抱负，而要实现这些伟大的理想，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远洋海军，是必不可少的。实现强大的远洋海军之梦，我们还有很长，很艰难的路要走。在这条路上，有倒下了的人，从它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很多。首先，对于那个强悍的北方邻居，那个前天的沙皇俄国，昨天的苏联，今天的俄罗斯，我们没有任何轻视她的理由。别忘了，今天我们很大一部分先进武器都还是要从俄罗斯进口的。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在一旁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来取笑别人，我们必须以看待一个大国的眼光来审视她，这样才可能从她的兴衰成败中得到最有意义的经验教训。最重要、最深刻、最惨痛的教训，依然是富与强、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曾经有一个流传颇广，极为“著名”的“笑话”：将来这世界上只要三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欧洲经济，还有一个懂中国经济。至于日本，回答是轻蔑的一笑：日本，哈哈，日本可以不用管它了！弥天大谎！日本真的已经“日薄西山”了吗？中国真的已经“繁荣富强”了吗？绝非如此。看一组数字吧：日本列岛年GDP总额4.3万亿美元，中国刚刚跨过万亿大关，而且还有不少水分；日本2003年的人均GDP是33077美元，为中国的31倍；东京GDP总量相当于上海的20倍、汉城的10倍、香港的7倍巴黎的5倍、伦敦的3.5倍，而这五大城市的GDP总量加起来也不过东京的4/5；日本已有12人获得诺贝尔奖，而中国依然是0。
……
差距是如此明显，如此之大。不可否认，二十多年来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但是，我们是以怎样的方式，付出了怎样惨重的代价啊！中国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自然资源环境为代价，实现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利益和暂时“高速发展” 的虚假繁荣，是不折不扣的“血浆经济” ！2004年中国GDP总量刚刚占到世界的4%，石油消费已跃居世界第二，发电量消耗占全球消耗的13%，此外还有钢材消耗占全球的27%，水泥消耗占全球的40%，煤炭消耗占全球的31%。因此，惹得全世界的人都担心中国长期增长会否导致全球资源不足，“中国会不会饿死全世界”？我们是在靠着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以巨大资源和能源消耗实现的畸形发展、恶性发展！处于产业琏的最底端，给人做没有半点知识产权、打杂跑腿的零工，挣一点可怜兮兮的“加工费”。却还自以为是“世界工厂”，其实是“世界厨房”，做出的好菜都让发达国家端走了，留下一点残汤剩饭和满地的垃圾、一池的污水。当上了暴发户，兜里刚有两个钱，那种过去骄虚自大、目空一切的浮躁、虚荣的心态又来了，动不动就高喊着要屠美灭日。我们若不真正改变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将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科学发展观）踏踏实实地付诸实践。前苏联的殷鉴就在前面！没有一个真正坚实、强大、健康的经济基础，我们那些志向、抱负、那些伟大的理想，那些航母梦、蓝水梦、远洋梦，无论我们描绘得有多美，都终将是黄粱一梦！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其次，由于几十年来旧体制的束缚和祸害，时至今日，我们的决策机制离真正的民主、科学、健全还很远。在很多地方，一言堂还大有市场。今天中国人以无比的热情讨论是否建造航空母舰、如何选择适合的发展战略、如何打造一支远洋海上力量。在这个时候，究竟怎样的决策才能跳出“航母派”和“潜艇派”的思维局限，发挥出各种舰船的优势，建立起一支“均衡”的远洋海军。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中国航母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走比别人多得多的弯路，浪费更多的财力、人力和物力。再次，这航空母舰是喊两句口号就能造出来的么？今天中国的科技水平依然停留在模仿和引进国外技术的水平上，行内话叫“跟踪国际先进技术”，鲜有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的产品。需要我们踏踏实实去完成的基本工作还有很多，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如果我们能将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完全完全地付诸实践，那我们得到的，又岂只是那些航母主题公园的旅游门票收入？那将是这些再嫁的“商人妇”们最大的价值之所在。
附：作者自述。
左手毛笔右手笔记本电脑，1984年生。这名字怪是怪了点，长是长了点。毛笔，笔记本电脑，21世纪中国新青年必备之基本素质也。毛笔及纸张，中华五千年文明最重要之传承工具也，最具代表性之华夏文化符号，昔日不尽辉煌之记述与见证也；电脑及互联网，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之集大成者也，时瑞菁华，最先进之传播文明、交流文化之利器也。毛笔及纸张所象征者，乃传统学习之道也，于书山学海之中发现、思考、记述、扬弃，学习己不所知，创造人不所知；电脑及互联网，学习革命之工具也，于信息爆炸之时代获取最新、最广之信息，正面，反面，坚持，反对，统统搜来。不为偏一之见所惑，综合对同一事、同一物，同一人尽可能多的不同看法，进行比较、分析、思索，终成己之观点。
毛笔及纸张所蕴涵者，东方最古老之永恒智慧也，民族之精神，文明之精髓也；电脑及互联网，数百年来西方工业文明之所以引领世界、推动历史前进之不竭动力――纵横四海、开拓进取，变革创新之精神本质，最集中之体现也。今日之中国，就市场、消费、城市建设等外在形式而言，仅从外表上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已无大的差别。但在实质上的社会运行调节机制、国民教育、民族文化、科技创新……这些看不见的战场上，何止天差地远！今日之世界，全球化，经济一体化，文明碰撞、冲突，交流、融合，其激烈与深刻，何止百倍千倍于百年之前！今日之时势，造今日之中国新青年。今日之中国新青年造明日之时势，左手毛笔右手笔记本电脑，必备之基本素质也。以此之名，意在时刻提醒自己，须从这两方面完善自我也。愿与有缘之人、同道之友，共勉！
2006年7月始在网上发表文章，主要作品有《战争离我们有多远？解放军，尚能战否？》、《甲午，假如大清胜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由“血浆经济”看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还我河山》等。命途多舛，自强不息，从未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诸方神灵，敬而不拜，信而不迷，不羁放纵爱自由。一人读书、思考、著述，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二人世界，相识、相知、相敬、相亲、相爱，骑行天下，同行山林，琴萧合奏，笑傲情场；三家中父母、小妹亲情之乐；四有缘之人、同道之友，思想交流、共享所得。此皆吾人生之至乐也。然人皆谓吾为孤傲古怪之人，实大谬也。未知其人之语。
下文为其自述：
二十二年前，我出生在一个大山环抱的小山村。我相信，我是大山的儿子。因为，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大山就赋予了我强健的体魄、宽阔的胸怀，并将一种独立自主、坚强自信、至真至诚的人格精神铸进了我的灵魂，永生不灭。
登山和骑自行车是我回归自然，寻找自我最重要的两种方式。行四方，知风物，探幽深，会人文，踏艰险，悟精神，这是我行动的准则。比远方更远，比高处更高，是我人生追求的目标。
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明白了吗？
联系方式：邮箱：xionghui1126@hotmail.com ；lover.bike@gmail.com
2006年9月25日 星期一
深圳社保――杀人不眨眼式的抢钱！
深圳社保――杀人不眨眼式的抢钱！
2006年7月26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的“人大代表们”通过了一条新的养老保险条例，这是一个劫贫济富的条例，是一个持强凌弱的条例、这是一个欺负弱者的条例，这是一个赤裸裸 榨外来工的条例，这是引起广大外来工极大愤概的条例、这是一个严重背离党的思想的条例，先看看新旧条例比较：
以前旧条例：企业缴纳8%，个人缴纳5%。员工个人账户为缴费工资的11%，剩余的2%计入共济基金；
现在新条例：企业缴纳10%，个人缴纳8%，员工个人账户为缴费工资的8%，剩余的10%计入共济基金。
特点：新政策不但提高了个人缴纳费用，个人账户全部由个人缴费，而且企业缴纳10%全部计入共济基金，一分钱都不计入员工个人帐户（旧条例计6%入员工个人帐户，6%+5%=11%员工个人帐户）这完全是杀人不眨眼式的抢钱！！！！！！
旧条例退保时：员工交多得多，交少得少，员工个人完全无意见，
新条例退保时：无论员工交多交少,未退休而退保时只能得回自已所交的费用，企业因为员工买养老而缴费的工资10%全部被剥夺去养某些人了（以前企业交缴费工资的8%其中的6%是划入员工个人帐户的）。
旧条例：无论工资低得如何，一律规定最低缴费工资是1597元/月，
新条例：以实际工资作缴费工资。
这一项变化没意见，是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但是这些表面上减轻每月工资在1597元以下的员工（和企业）负担的作法掩盖不了 榨员工的事实，请问凭什么要剥夺本来由企业来缴交而划归员工个人帐户的费用(6%)？？？？？
旧条例：企业缴交缴费工资的8%，其中6%划入员工个人帐户，另2%划归共济金。
新条例：企业缴交缴费工资的10%，其中其中一分钱都不划入员工个人帐户，全部划入共济金。
新条例以非本市户籍员工（外来工）退休时可领到一次性生活费来掩盖它们剥夺本来由企来缴交而划归员工个人帐户费用的行径。这简直是愚民政策！！！！！
那些所谓的人大代表和决策者们都不调查调查：深圳的打工者们有多少人真正能干到60岁等拿养老金？有多少外来工可以在深圳可以买满15年保险,可以做到退休!!!
先粗略计算一下：
深圳700万外来工参保: 就按企业每个月平均给每个员工交100 社保计:企业1个月所交的保费: 7,000,000 *100 = 700,000,000 呵呵,这样一个月就能收7亿，一年就80多亿哦!!!!!这80多亿本来是外来劳务工的，现在全部被纳入深圳政府去养哪些深圳户退休人员了！！
众所周知，我国职工个人养老账户一直在空转，截至2004年底，中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规模累计已达7400亿元，而且每年还会以1000多亿元的速度增加。国家此次拟对个人养老缴费基本制度“大动干戈”，就是为了填补这一巨大窟窿。问题是，这一拆东补西、损私肥公的做法，不要说帕累托最优，连次优选择都谈不上。依笔者之见，这实在是个孬主意。
目前我国7000多亿个人养老账户资金被“挪用”，与当初的制度设计绝对脱不了干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的养老保险、退休是由单位和国家包下来的，到我国开始建设养老
保险制度时，已退休老职工和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的职工都没有个人账户的积累，那么他们的养老钱从何而来？在当前我国养老保险缺乏雄厚资金积累的情况下，这个任务顺理成章
地落到了在职职工肩上。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提前退休等原因，用现在人的钱支付上一代人的养老金的现象也就日益严重，这样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就变本加厉。
因为政策的原因，现有职工再次成了社会转型成本的买单者，他们的福利被变相剥夺，因为养老账户空转并不是他们的错。更让人担心的是，此种涉及社会保障的一个基本性制度
变革，到底有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有没有经过充分论证？是属于脑筋急转弯还是因为某些学者的闭门造车？应该说我国的公共选择制度正逐步迈向成熟，大到水电煤气，小到一张景点
的门票，基本都要举行听证，以示对全体公民福利的尊重。同个人所得税调整一样，个人养老账户同样关乎到几亿人民的利益，有关部门说调就调，说调多少就调多少，这到底有何依
据？是否存在程序上的不当？
这是继医改/教改后, 又一个让老百姓痛心的“改革”！失望!单位交的钱凭什么被国家100% 统筹, 亏空8000亿了，就把企业交纳的16%全卷走了, 国家公务员以前不缴纳养老保险，现在很少缴纳，企业缴纳几乎全部的养老保险，现在出现亏空，却要企业来承担.蛮不讲理的霸王条款, 为什么不从精减社保管理人员队伍，加强社保基金管理方面减少损失，而由参保人员独自承担，太不公平了。这么大的事不进行民意调查. 哪天来一个：退休人员自谋生路，减轻国家负担！
既然个人帐户只有自己交的钱.请给我一个继续交的理由.我为什么不自己保管.自己存到银行. 我自已的钱，我自已保管还放心，要社保局干什么，这个浪费纳税人钱的机构.看来只有喝清汤粥了!
房改是把你的腰包掏空，教改是将二老逼疯，医改是提前为你送终, 现在社改是让你老了喝西北风！！！
（ 转自网络新闻：http://www.tianya.cn/new/tech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idItem=221&idArticle=44771）
作者电子邮件：ha-2008@163.com
2006年9月24日 星期日
“亲手”的魅力
“亲手”的魅力
陈大超
为了向阵亡的美军士兵的家人表示慰问和哀悼，按照传统，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应该在军方发出的吊唁信上亲笔签下自己的名字。可是这位国防部长却在这件事上偷起懒来，在2004年发出的吊唁信上，他用的全是机器复制的签名。现在的机器，可是越来越先进了，先进得连签名都可以代替人干了。只是，这种事也能让机器代替自己干吗？不知道在指挥打仗上很有一手、总是想得很周到的拉姆斯菲尔德，在这件事上是怎么想的。
此事被人捅出之后，媒体上立刻传出了拉姆斯菲尔德在国会“遭围攻”的消息。国会议员纷纷就“代签事件”指责拉氏“冷漠无情”，说他这样做是对阵亡将士的家人“缺乏起码的尊重”，说他“太轻视这些信件，既然总统都能挤出时间在这些信上签字，国防部长却‘没时间’实在说不过去”，说“那些阵亡士兵家人只是希望能从吊唁信上看到国防部长还能抽出时间想到死去的这个年轻人，哪怕这种关心只是很短的一会儿，可是他却漠视这个小小的愿望”，不少议员还因此发出了请这位国防部长下台的呼声。于是，拉姆斯菲尔德立刻发表声明：从现在开始，每一封经他手发出的吊唁信都将留有他的亲手签名。
联想到前不久我们国家出现的一件事。一位大学生用电脑打印的信，居然被他的父亲拒收！他父亲说：“就是手写的字再丑，你也得用手写！”这使我想到，愈是在机器们无所不能的高科技时代，人们愈是希望通过亲手写、亲手做的方式来表达关怀之情、友爱之心、互助之谊；至于表达亲情和尊重，那就更是不能让机器代劳啦。昨天我还听见一位老人在抱怨：“我最讨厌的就是孩子们用电话、电脑来问候，还用电话、电脑来拜年。他们倒是感到方便了，可我的心却总是空落落的。我看那些发明电话、电脑的人，都没安好心。”
不是发明电话电脑这种机器的人“没安好心”，而是我们必须在使用这些机器时须更加“用心”。所以，前几天晚上我去看一个朋友的孩子时，就不仅只是问他冬天的衣服带够了没有，床上的被子是不是足够暖和，而且还动手去摸了摸他的棉被和棉絮―――就是这一个亲手摸的动作，让他感动得连夜给他爸爸打电话，说我对他的关心“非常细致，连床子的铺盖都动手摸过了”；他爸爸也连夜打电话来表示感谢，说孩子在我们这里的学校读书，真是让我费心了。其实，上一次降温时，我只是给那个孩子打了一个电话。我想一个孩子嘛，我打一个电话关心一下就行了。那个电话打过之后一点“反应”都没有。不是人家没“反应”，而是用机器表达的感情，总是隔着许多东西――也可以说总是缺乏足够的诚意。
机器再先进，也是没心没肝的设备；人手再笨拙，也是十指连心―――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美好的高级别的享受，永远是心与心的亲近、心与心的坦诚、心与心的辉映、心与心的温暖。而亲手写、亲手做，就是让人通过你伸出的手，感觉到你的“亲”，看见你的“心”。
2006年9月23日 星期六
到底谁在抛弃中国？
到底谁在抛弃中国？
王晋晟
我觉得我有必要为中国写点东西了。
虽然我一向标榜远离政治，对所谓的世界大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失望。但最近的很多很多事情，还是让我觉得有某种东西如梗在喉，不吐不快。
我厌恶评论，因为评论家大多只是坐而论道的好手，一旦起而行之，则捉襟见肘。站着说话不腰疼，固然很惬意。我知道有一天我也许会因为我说的这些而打了自己的嘴巴。
但我还是决定要说，就如鲁迅先生所说，如果一个房子里的人要闷死了，你把他叫醒固然很残忍，但，如果你把所有的人都叫醒，又怎么没有可能把房子打一个洞来透气呢？
我知道，也许我也不能把这座房子建的更好，但希望我说的话，能够给别人一些启示或者思索，这些启示或者思索中，也许就有建房子的高手呢。
我今天要说的是，到底谁在抛弃中国？
这个问题看起来太大，几乎无从说起。我还是从细微处说起吧。
昨天看到一个贴子，内容是这样的：
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
很好玩的一个贴子，却很真实的反映了我们改革的一个现实。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我们要走向美国，还是变成下一个拉美？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美国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这句话让我们生出很多美丽的遐想，好像我们真的再这样埋头苦干很多年，就一定能赶英超美，过上欧美人的幸福生活。但是现在，在我们看来，也许赶英超美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遐想，也许中国貌似强大的经济外表之下已经暗流涌动，也许歌舞升平之下已经危机四伏。
为什么要提拉美？
在我们的主流视野里从来都没有拉美，在我们的概念里，拉美这个名词不比非洲高等多少。我们是不屑于提拉美的，那里滋生着一切资本主义的毒瘤，贫富分化，社会动荡，政治独裁，经济畸形发展，拉美人在独立以后，瞎折腾了200多年，还是处于第三世界。
我们怎么能把自己和拉美比？
拉美人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线，大概是在去年，我们在谈论中国汽车业的未来走势时，第一次提到这个词，后拉美化。有人对当时世界汽车巨头纷纷进入中国，瓜分市场提出了自己的忧虑，说中国汽车如果不能走自己独立发展的品牌之路，而企图以市场换技术，最后只能如同拉美的汽车市场一样，沦为世界汽车巨头的加工厂，在食物链底层，抢食一点点残羹冷之。永远不可能在世界市场上与他们并驾齐驱。而更重要的是，以低廉的劳动力换来的投资必将不会长久，因为一旦出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市场，跨国巨头马上就会进行产业转移，到那个时候，中国汽车业就会被抽空，拉美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未来。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而我今天要说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汽车业，而是中国的整个未来。我们要走向何方？
是发达的欧美，还是混乱的拉美？
郎咸平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的时候，对大学生们说，“30年以后写信给你女儿的时候你可能会写，你在别国当保姆的日子还好吗？”“如果信托制度一直缺乏，那么改革将会把我们带到菲律宾而不是美国。”
台下的大学生莫名惊诧。
其实我觉得倒真没有什么可惊诧的。这个道理连我都能想明白，我们中国的那些精英阶层，喝过洋墨水，读过哈佛剑桥的，谁能不心知肚明呢？但是愿意把它讲出来，讲给我们懵懵懂懂的大众和青年学生的，估计只有郎咸平一个人了。
有些东西是得多用脚趾头想想。上帝给我们一个脑袋，不是为了让我们整天琢磨同事有没有比我多发多少工资或者邻居的老公为什么比我能挣钱的。记得在中学学世界近代史的时候，曾经就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拉美国家独立的时间和美国差不多，到最后发展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历史书告诉我们，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掠夺。我一直觉得那是狗屁，如果一对小兄弟一起长大，有一天哥哥对弟弟说，从今天开始，你归我管了，你挣的钱归我，做弟弟的能愿意？据说拉美国家独立以后，很快就变成了美国的后院。不过这是结果，可不是原因了。之所以美国能把他们当后院，还不是因为几十年之后，当哥哥的已经比弟弟强大了好多，敢于对弟弟说，你挣的钱要是不给我，看我不揍你。
当然，我当时是想不明白的。我面对这样的答案，也不过就是在心里说句狗屁，除此之外，是断然提不出反对意见的。但现在，我敢说，也许真实的答案已经被我们发现，并且他正在困扰着我们的中国。
拉美与美国的差距在于，它没有形成良好的财富再生体制，套一句比较主流的话，它缺乏一种财富积累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差别。
第一种情况：
假设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来了一个人投资建了一个矿场，雇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获利1000万，矿主把其中的50%做为工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每年收入5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剩下的四万可以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因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房子出现需求。于是矿主用手里的钱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卖给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开饭店，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又要雇别的工人，于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一个家庭的消费需求就更大了。这样，几年之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100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的需求，于是有人来办学校，工人要约会，要消费，要做别的东西，于是有了电影院，有了商店，这样，50年过去以后，当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光了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一个10万人左右的繁荣城市。
而第二种情况是这样的：
假设同样发现了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100工人，同样每年获利1000万，但是矿主把其中10%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1万。这些钱只够他们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讨老婆，只能住窝棚。矿主一年赚了900万，但是看一看满眼都是穷人，在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因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几个豪华别墅，雇几个工人当保镖，工人没有前途，除了拼命工作糊口，根本没有别的需求。唯一可能有戏的就是想办法骗一个老婆来，生一个漂亮女儿，或许还可以嫁给矿主做老婆。50年下去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的为盗，女的为娼。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就是拉美和美国不同的发展轨迹。也许今天美国人应该说，感谢华盛顿，他为美国缔造了最现代最科学的政治体制，感谢亨利・福特，他一手缔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而拉美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大独裁者创造了掠夺性的经济体制，以一种豪强的姿态疯狂瓜分着社会财富，而使整个经济虚脱，再也无力发展。
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提一下亨利・福特。古今中外所有的商业人物中，亨利・福特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无人能出其右。正是他用他的T型车一手缔造了最初的中产阶级，并将美国社会第一个引入了现代社会，（欧洲在这一点上，比美国晚了几十年）。亨利・福特说我要让我的工人能买得起我的T型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他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大幅降低，于是，福特公司一跃成为最大的汽车公司，于是有了钱的工人可以买汽车，可以买房子，可以做其它的消费，于是中产阶级诞生了。于是在完成西部扩张，在领土上已经没有回旋余地的美国发现了另外一个金矿，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带动了巨大的需求，支撑起庞大的国内市场，继续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美国从来都是一个依靠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而中国空有12亿人口，却居然内需不足，不得不靠外贸来拉动经济增长，你说这不是咄咄怪事。你以为你是弹丸之国的日本哪？靠外向型经济就能样得膘满肠肥？12亿人口，谁能养活中国？除了你自己。也难怪现在全世界都在指着你，说你对人家倾销。
说到这儿，该说到我们中国的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会内需不足，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我们的财富到那儿去了？我们到底还有多大的持续增长能力。
中国用一种渐进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这里边姑且不说什么权钱交易，制度漏洞，不劳而获。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干净的。但关键就在于，在积累完成以后，我们该怎么做，是继续任贫富分化发展呢？还是创造我们自己的现代社会，创造坊锥形的社会结构。
看到那位网友的话真的倒吸一口冷气，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的改革是不是正在走向一个反面，以疯狂搜刮普通大众并不多的社会财富来继续换取虚高的发展？今早上看到一篇文章，比较中国和新加坡的十大差距，具体的不说，因为小国毕竟比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要好管理得多。但是，让我深思良久的还是新加坡的体制中所投出来的平等思想，那种对普通大众的关怀。而我们，这种声音除了矫揉造作的官员做秀以外，我们看到了哪些实质性的东西？
中国从来就没有平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有没有也很难说。我们只有所谓精英和庶民。当所有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花一辈子的时间才能买一个安身之所的时候，当一个家庭的一个孩子上学就要掏空家里的一切积蓄的时候，当你在股市上投了钱就相当于捐款，被那些国企老板用什么MBO名正言顺的中饱私囊的时候，当一个农民辛苦一年的收入还不如一个大款吃一段饭的开销的时候，你指望大家不去省吃俭用，疯狂存钱？你指望银行里里几万亿的存款能够转化为巨大的需求？你指望消费品市场能够持续火热？你指望有点闲钱的人能够去做更有用的投资而不是作为热钱去炒房？你指望本来就不多的社会财富能够更快更合理流动？我们很穷，因为我们钱本来就不多，却被装在了很少的人的腰包里，我们本来就不富裕，却在银行压一块，在房子上压一块，在股市里套一块，我钱看起来不少，但是就是转不动，都是死钱。于是，少数人手里的钱只能去买LV、卡地亚、施华洛世奇，因为除了这个，他们也没什么可买的了。有些人还跳出来粉饰太平，说什么奢侈中国，狗屁！
哪个大国的经济能靠几个奢侈品品牌带动起来，再说奢侈品跟你有啥关系啊？你瞎激动什么啊？你要是中国也有几个顶极奢侈品品牌的话，跟着起起哄也还可以。那不过是让法国、意大利多赚点钱而已。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我们的农民还没有富裕起来，就已经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吐干净了血，我们的中产阶级还没有诞生就已经横遭劫掠，我们到哪儿找内需？我们除了出口，让全世界来养活我们以外，有什么办法？所以，全世界都说你倾销。是啊，12亿人，谁养活得了你啊？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的改革走入了这样的一种境地？教育收费，房价高启，股票圈钱，上帝啊，这是啥决策啊。哪个已经富得流油的国家在当初这么迫不及待地从自己的人民手里捞钱？
我们的精英阶层都到哪儿去了？
为什么这种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问题，他们就想不明白?
精英阶层到哪儿去了？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我想，精英阶层有两个去向，一个被收买了，一个被扼杀了。
郎顾之争已经让所有的人都对内地的经济学家失望了。为什么整个内地的经济学家会败在一个叫郎咸平的香港人手里？只有一个问题――良知，不是大陆经济学家太笨了，而是他们已经被收买，良知泯灭，除了为主子叫几声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别的作用。于是我们的官僚、资本、还有知识界人士就结成了联盟，制定着进一步瓜分财富的计划。于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就失去了话语圈，就算惨叫几声，也不会被人听见。
这是被收买的，还有被扼杀的。
就是青年。
想起鲁迅先生所说，最有希望的就是我们的青年。但是，又是教育，教育，中国教育，被这些狗屁精英把持的中国教育，一方面掏光你的钱袋，另一方面让你接受填鸭式的知识，除了会背几个狗屁单词之外，几乎剥夺你任何独立思考的能力。好啊，这招真好，真是斩草除根了。郎咸平对大学生说：“我们这一代人不懂法制，也没有良心。”“我们这一代是要早点被淘汰的，把权力交给你们，你们才是未来。”唉，也许郎先生真的不太了解中国的内地，他不知道现在大学生的孱弱肩膀，也许根本就担不起这个担子。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你该怎么办？保护你自己。这是每个人首先想到的答案，要么离开它，要么让自己变强大，因为别指望政府保护你。记得五年前我就说，中国在进入一个世界急剧分化的时代，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在它分化完之前拼尽全力挤入上层而已。
现在我依然说这话。
变强大，只有变得强大，你才能保护你自己，保护你想保护的人，你才能让自己的声音被更多的人所听到。
最后，想起一句话，如果一个国家不爱自己的人民，你有什么权力要求自己的人民去爱他的国家。
希望，我们，不要说这句话。
原载：http://wjs.name/collection/who-discard-china/2005/09/03/43
2006年9月22日 星期五
另一种生活是可能的
另一种生活是可能的
廖晓义
不久前，一个中学生问我：为什么我们总说谁谁 “哈韩”、“哈日”，可却从来听不到有谁是“哈美”的？然后他自己回答说：这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哈美”呀！
现在几乎谁都不能否认以汽车为标志的美国文化正在渗入和统治我们的生活：私车，私房梦，美国式的空调病，广告，美国式的娱乐和奢华消费……
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美国是一个人口只有中国 1/5、人均资源5倍于中国的国家，是一个靠各种手段来获取世界有限资源的国家，是一个温室气体排放排名世界第一，而不愿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的国家。
现在威胁中国未来文化和生态最大的危险除了低效率和高耗能的生产方式外，就是美国的高消耗生活方式。美国生态学家布朗先生说： “如果有朝一日，中国的每个家庭都拥有一部汽车，或者有一些家庭拥有两部汽车，就像今天的美国那样，那么中国每一天将需要8000万桶石油，而目前世界每日石油的产量才为7400万桶。”有了车就要修路，根据布朗的测算，假定中国每个家庭都拥有汽车，那么为了提供所需要的道路和停车场，要占用大约1600万公顷的土地，相当于中国稻田面积的一半。修路不仅使大量的原生生态遭到破坏，而且造成了一个失地农民的群体。
当中国模仿美国的封闭式空调建筑，把夏天变成冬天，冬天变成夏天的时候，中国对能源的消费将提出惊人的要求。在 2003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4%，但是煤的消耗却占世界煤消耗量的30%。在继续掏空地下煤层的同时，人们把目标瞄准了我国的河流，跑马圈水般地筑大坝。虽然未来学家们这之前曾经警告过，在21世纪，谁拥有更多的生物多样性基因库，谁就拥有未来竞争的主动权。然而现在大的水电工程毁掉的，恰恰是不可再生的生物基因库。这里，除了少数电力集团的利益驱使之外，我们的“哈美”情结则是一只更强大的驱动轮。
“你们现在有钱了，但你们的贸易公司却把我们的热带雨林给毁了”．“地球村”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印度尼西亚出差时，当地的一位环保人士这样怨恨地对她说。近年来，中国室内的过度装修导致中国的木材贸易量在周边国家里迅速地扩大，显然这是学习美国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其他众多问题中的一个。般地说中国人要跟美国的生活模式走下去，有专家计算过，如果这样，有一天不仅是我们自己的生态系统会崩溃，而且是整个地球都难以支撑。美国文明的―个误区就是假定地球资源是无限的，而我们的哈美情结的一个误区就足忘记了我们生态的支撑能力。
气候变暖的话题已不再是科学家的假说。两年前我到祁连山下采访，那里的牧民都知道，山顶上的积雪一年比一年少，是气候变暖的结果。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一项最新报告，近四十年来，整个青藏高原冰川面积缩减了约 6860平方公里。在过去的100年里，全球气温上升了0.6度至0.7度，未来100年内全球平均气温有可能上升1.4度至5.8度！气候变化一方面加剧了干旱和水资源短缺，甚至江河断流；另一方面的威胁是南极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到2050年，全球变暖将使地球上四分之一的植物与动物消失，这将是自恐龙灭绝以来全球的最大一次物种灭绝。随之而来的是物种变异和传染病的增加。
这巨大的灾难是从哪里来的呢 ?它从人类的生活中来!温室气体的来源，机动车排放二氧化碳占1/3、热电厂的燃煤占了1/3、各种商用和民用住宅的耗电占了1/3。世界银行和中国专家在1999年的《环境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如果按照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速度发展下去，到2050年的时候，由于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包括广州在内的中国34个沿海城市将会被淹。
今年 8月，我随一个环保考察团来到巴西的库里蒂巴，亲眼看到了举世闻名的快速公交系统。它向我们展示了在迅猛发展私人汽车这条刺激经济发展的国策之外，一种能与环境、人和谐可持续的城市交通是可行的。
这是一条公交专用的快速通道，担负着整个城市 50%以上的交通需求。交通密封的道路设计既保证了公交车的专属权，也不会干扰到其他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整个城市的各条线路，与这条快速公交相连，构成了一条方便、快捷的公交网络。快速公交系统每天的运输量几乎达到了100万人次，而且它的投资却只相当于地铁投资的1/20到1/10。
荷兰阿姆斯特丹则是以自行车便利而著称。荷兰只有 1500万人口，但是自行车保有量有1600万辆。在这里，从部长、市长到市民都是自行车族，骑车既便利也是一种时尚。2003年我在这里拍片时采访了这里的自行车协会，他们在城市规划中有很强的发言权，保证自行车族的路权。荷兰的自行车道不仅仅是主干道旁边的一条路，可以说荷兰交通的全程就是一个自行车道联成的网。自行车可以上轻轨、上火车，以解决长途和速度的问题。
由于这里公共汽车有专用道，出租车如果买了专门的黄卡，也可以上公车道。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这里打车的人很多，因为开私车停车费极高。对于那些乐于开私车、不在乎停车费的大老板，他们还是没有打车快捷，因为私车是没法买黄卡走快车道的。如此这般控制私车的保有量，也减轻了对空气的污染。
在国外，我经常看到公交族和自行车族们是如何引以为荣的。2000年我在挪威拍片的时候，一位挪威朋友开自己的车来帮忙，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向我们解释说，他虽然有车，但是只有在假期或周末时才用，平时是不开车的，让我们不要误会。跟挪威的朋友们在一起时，总是乘坐公共汽车，要不就是走路。在奥斯陆生活的人，半个小时的步行是家常便饭。一次在路上，就碰到下班步行回家的市长，他被我们顺便作了个电视采访。
1998年，我在美国参加了4・22地球日活动，地铁运营长官和交通部的高官都到了现场，目的是解决修建自行车进地铁的通道问题。环保组织就地做宣传，打出的条幅是：骑自行车上班，并且给坚持骑自行车上班的人颁奖，称他们为“自行车英雄”。一位用蹩脚的中文自称“自行车驾驶员”的美国人对我说，美国没有自行车道，很糟糕，他们很羡慕中国有自行车道、自行车族有路权。不知当他们看到今天的中国自行车族们每况愈下的境遇时，会作何感想。
与此同时，另一种建筑也已经出现在后现代的欧洲。在那里，节能建筑或者绿色建筑，正成为建筑业的新宠。悉尼市灌木之家海湾铁路站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采光。这个在奥运期间每小时的客流量达到 5万人的场所竟然不用照明灯。因为它的四周墙体全是由玻璃制成，透明敞亮，同时房顶的设计也可以保证最大限度的采光需要。
在悉尼新闻中心大楼的顶部，一个锥形通风管道将楼内上方的热气吸走，便于周围冷空气的进入，从而达到自然通风。这个自然通风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空调的功能。悉尼奥运会建筑师罗伯特 ・裴瑞告诉我说：“人们现在正在设法远离密封的、依赖空调型的房间。他们希望打开窗户，希望更为自然的生活方式。这不再是少数人的想法，而是许多客户的要求。”
悉尼的运动员村共有 665座房子，每一个房顶上都有太阳能板，这使运动员村成为澳洲最大的太阳能使用区。朝阳的那面墙完全由玻璃和厚厚的百叶窗组成，房间的采光极好。加上有太阳能等设施，每个住户可以节省50%的能源支出，因5000年来的中国天人合一思想告诉我们：实际上，长期以来人类都是以不同于今天的美国方式生活着。此在运动员走之后，它们作为商品房出售时，还卖得挺好。这是我在澳大利亚拍片时亲眼所见。
在荷兰，我在当地能源专家的陪同下，走访了欧洲最大的一个太阳能居民区，一千多户人家住在这里，所有的能源都来自太阳能。它就像一个小型的发电站，除了自己用，还把多余的能量卖给电力公司。荷兰的环境部本身就是一座节能型绿色建筑范例，据说该建筑的节能效益足以补偿为修建该建筑节能达标时所用的全部费用。海牙市政厅的墙体几乎全是玻璃，据说不仅仅是采光节能的功能，更有 “政治透明” 的含义。
绿色建筑通常有几个特点：风能或太阳能提供的热水和照明系统建造通风体系和采光及遮光体系，以减少空调的使用；使用节能灯和节能电器；使用分水供应系统；使用无毒无害和可回收的建材等等。
今年 6月，我参加了在德国波恩举办的世界可再生能源大会，目睹了德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诸多成就。2000年德国颁布可再生能源法，要求每个消费者必须使用一定比例的绿色电力，从而创造了可再生能源的巨大市场。德国的许多风能发电场就建立在农田庄稼地里，当地农民与风能公司入股分红，分享风力发电卖给电网的效益。2003年，德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总产值达到100亿欧元，其中风能占到47.9%，生物质能占28.6%，为社会创造了13.5万个工作岗位。
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贫乏而太阳能和风能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专家预测，全国风能资源约 2.5亿千瓦，如果全部开发出来，相当于目前中国电力的70%。中国的房地产发展迅猛，如果实现风能太阳能与房地产的联盟，无疑会缓解能源与环境的压力，还可以拉动西部风能太阳能资源密集地的就业和扶贫。
为节约能源，普通人也有很多事情可做。比如购物时选购节能产品，当你购买了环保产品时，实际上就是把你手中的钞票变成选票投给了绿色产业，比如少用空调或适度使用空调；比如使用节能灯，据照明专家介绍，如果全国的荧光灯都换成绿色节能灯，我国一年年的节电量将达到 2000亿度。节约每―度电，如同节约一滴水，这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一种环保时尚。 1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什么呢？可以点亮25瓦的灯泡40个小时；可以使一台普通电扇连续运行15个小时，可以将8公斤的水烧开，可以看10个小时的电视节目等等。在2l世纪，一个人的环境意识意味着这个人的文明教养，就像环境质量标志着一个民族的尊严和力量。
近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呼唤着 “德先生”(Democracy民主)与“赛先生”(Science科学)，依我看，还应该坚持我们的“和先生”(Harmony 和谐)。因为这个和谐支撑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目前只打犹太民族、中华民族是几千年一脉相传没有断的民族。而“天人合一”、“敬天道，守人德”、珍惜资源、简约其行、修身养性、高尚其志，这种种以和谐为特征的道德传统，正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人类道德一方面与宗教精神相接，同时又是与现实生活相连。事实上，这是历史上成本最低的一种生存模式。我们在拥抱现代化的同时，把这种传统变成一种新的生活时尚是完全可能的。
作家冯骥才说过： “文化似乎不直接关系国计民生，但却直接关联民族的性格、精神、意识、思想、言语和气质。抽出文化这根神经，一个民族将成为植物人。”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一个民族来说，只行将它的文化资本、自然资源和国民健康与它的GDP看得同样神圣的时候，这个民族才是有生命力的。就像在一个人的生活价值中，只有将他的心灵、生命看得与物质财富同样重要时，这个人才不至于沦为一个只会挣钱的植物人。
一次我们在北京的一个社区做了这样一份调查： “你愿不愿意一度电多花几分钱，从内蒙古买风力所发的电力，成为北京绿色电力用户。”90%以上的居民填写“愿意”。中央电视台一位素不相识的制片人曾打电话给我，说在读了我的书中关于空调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后，便把家里的三个空调封了两个，剩下的一个也尽量少开。2000年我到挪威拍片的时候，给苏菲基金会的创办人乔斯坦・贾德看了我们做的“2000年地球日中国行动――绿色生活承诺”的调查卡，他颇为怀疑地问我：“你们中国人真的就填吗?”
“我们好几万人不仅填了，而且已经是在做了。”我说。过了好半天，他的眼里突然含着泪，对周围的记者们说道：“你们看，这就是中国人！我们这样过度消费的国家，就应该跟他们学呀！”
一位美国朋友曾说： “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会有，可是你们现在有的，我们永远也不会有。” 他指的这个中国独有的东西，我想就是我们 5000年的传世之宝――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然而如今，在以美国生活方式为核心的全球化下，我们还来不及认识和搞清楚我们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时候，它们正在迅速地消失。
过去的几个月里，细心的人也许会注意到中国民间社会里的两条新闻：为了推动大众节能，京城六家环保组织倡议，并与全国四十多家民间组织共同发起了 26度空调节能行动，呼吁大众在夏天里将空调设置不低于26度；另一条是为了保护河流，诸多草根组织建立了“中国河网”。这些组织之间的互助与合作精神书写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历史。这两件事情都与能源问题相关。民间组织关注和介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技术性很强的能源话题，这意味着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的能源已成为大众的话题。
今天，中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承受着最多的人口和最强的经济发展压力。当我们按照这一代人的高耗能生活方式，去掏空地下的石油和煤层，去阻截江河建造更多的水电大坝的时候，支撑我们生存的物种和生态链条将极为脆弱。生态安全和国防安全一样，也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线，而如今这条生命线的尾端就在每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中。
另一种生活是可能的！在 2000年地球日的时候，我和一位朋友为地球日写了这样一首歌：“当我们来到这世界上，地球母亲把我们抚养，我们吸吮着母亲的乳汁，却常常把母亲遗忘。但今天我们已经醒悟，地球母亲不再悲伤，只要每个人从现在做起，就有拯救地球的力量......”
中国式听政――总是百姓吃亏
中国式听政――总是百姓吃亏
迷人的海
最近在《新商报》第四版看到一则报道：题为“大连举行城市公交票制票价改革听政会，拟取消学生与职工月票，ＩＣ卡乘车资费标准调高”。不由感触颇深，不只为此次听政感慨，更为中国式听政感慨万千！
报道指出此次听政会代表共２２人，他们分别来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消费者、行政机关、企业及学生家长以及市交通局。
听政会强调拟取消月票，调高ＩＣ卡乘车标准的原因如下：一、全国有１２０多个城市推行了公交ＩＣ卡，进行了票价改革；二、近年来大连公交服务质量不断改善和提高，燃油、汽车配件价格上涨，公交企业亏损加大；三、纸制月票弊端日益显现；四、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和国家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事业ＩＣ卡五年发展规划〉的通知》。五、借鉴国内其他城市的做法。
让人哭笑不得，慨叹无奈的是报道最后强调“多数听政代表对此次城市公交票价改革表示理解和支持，……也有个别代表认为公交票价改革影响面大，要综合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慎重进行。”
感慨无奈之后，我不想对以上五点理由详细一一答辩。强调全国１２０个城市推行ＩＣ卡，改革票价，这是理由吗！政府不一再强调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办事吗？物价上涨，企业亏损是票价上涨的理由吗！物价上涨，百姓也深受其害，为什么还让百姓再挨一刀宰？纸制月票有弊端，随技术进步，ＩＣ卡敢保不再有假？一个“意见”、一个“通知”要求必须实行ＩＣ卡、必须上涨票价吗？是否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借鉴其他城市做法，其他城市物价低，工资高为何不借而鉴之呢？
更可笑的是，多数代表理解和支持票价改革，试问这些多数代表来自什么部门，什么领域？他们的尊姓大名，为何不实行实名制；多数是占２２人中的几人？少数又占２２人中的几人？
自从中国实行听政制度以来，听政会就成了物价上涨的代名词、前奏曲，就成了为涨价推波助澜的工具。受益的总是巨无霸式的垄断集团，总是国家和政府；吃亏受损的总是处于弱势的平民百姓。演义出一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格局。这究竟为什么？
听政制度的科学民主精神在于政府始终处于公正的第三人立场上，将企、事业单位、消费者等提出的诉求、议案拿到阳光下，公开、公平、公正地寻求解决办法。政府做到了吗？为什么自听政以来，总是以涨价来满足垄断集团的利益而告终？这难道公正、公平吗？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即使向天抛掷硬币大体还五五分成，为什么我国的听政总是百姓埋单！这不奇怪吗？不发人深省吗？中国式听政连最起码的自然规律都显失效应，这不是人为操纵又做何解！人们不难发现，听政受益者只有垄断集团和政府两大赢家，这不已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每次听政，用官话讲，大多数听政代表均支持上调价格，我不由会想应该在那些大多数这个代表、那个委员、如此专家、这般学者头衔前加上“御用”二字，这才不枉他们步调如此一致而和谐之；至于那点少得可怜的嘤嘤之声发出的不太和谐的声音，我想不会再有下次发声的机会了。
为什么会这样？还是我国的体制问题。试看全国垄断集团哪个不是国有，哪个能与国家、政府脱离干系。垄断集团好过了，国家就好过了，政府就好过了，税收上去了，ＧＤＰ上去了！国家和政府要的就是税收，就是ＧＤＰ的迅速上窜。
在这种大背景下，垄断集团吃了亏，岂不是让国家、政府吃亏么！革命要有牺牲，改革也要有牺牲，毋庸置疑国家、政府不能牺牲，只有百姓去为改革埋单牺牲，如是催生了中国式的听政！
“安倍时代”：中日博弈将进入白热化
“安倍时代”：中日博弈将进入白热化
微弱的火炬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2006年9月20日在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高票获胜，由于自民党在国会内占大多数，自民党的总裁将会担任首相，安倍将会继小泉纯一郎成为下任首相。安倍晋三作为日本战后出生的第一位首相，堪称是年富力强的少壮派，日本从此进入“安倍时代”。
让我们先看看安倍晋三的身世背景：
现年51岁的安倍晋三，出身于日本政治世家。他的祖先曾是日本平安时代陆奥国的豪门，后因战败移居现今的山口县。他的父亲安倍晋太郎在中曾根内阁中担任过外相，与前首相竹下登和宫泽喜一被称为中曾根首相之后的“三领袖”，然而却在1991年因病去世，未能登上首相宝座。母亲洋子则是著名右翼人士前首相岸信介的女儿。
安倍从小就怀有从政的理想，他曾在作文中写道：“我的梦想是做实业家兼政治家”。凭借家族的背景和声望，安倍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他从成蹊大学法学系毕业后，曾赴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深造。1979年回国后进入神户制钢公司工作，3年后辞职担任时任外相父亲的秘书官，从此踏上了从政之路，并得到前首相福田赳夫和竹下登的关照与栽培。
1987年，福田夫妇做媒，将森永制果公司总经理松崎昭雄的长女松崎昭惠介绍给安倍。1991年父亲病逝后，由于长子宽信对政治不感兴趣，母亲洋子便支持安倍接替父亲竞选众议员。1993年，安倍得到自民党、后援会及财界组成的“六晋会”等大力支持，以选区高票顺利当选。2000年，安倍出任森喜朗内阁官房副长官，从此青云直上。2003年9月，安倍接替因丑闻下台的山崎拓，出任自民党干事长，成为小泉的得力助手。出任首相得到小泉的全力支持。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政治光谱上析出，安倍晋三是处于比小泉更为右翼的位置上（笔者按：只不过他的手腕和风格较小泉更为圆滑而已，这个判断大家在下文可以慢慢看）。日本自民党前副总裁山崎拓(笔者按：现在是自民党内的防卫小组委员长，素有日本政坛“YKK”之一的称号)2006年9月13在东京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虽然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可他并不存有军国主义思想。但是，安倍晋三不同，他的历史观以及战争观，恐怕将带领日本回归战前走军事大国路线。他说：“小泉纯一郎在位5年，防卫费并没增加。轮到安倍上台，我认为他会展开全方位扩军。”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从开始被外界认为是要施行“模糊政策”的安倍晋三的态度开始“逐渐清晰”，安倍晋三在就靖国神社问题表态是很明确，称他若上任首相，将不以官式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并在近期接连发表重视改善日本同亚洲邻国关系的言论。
作为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靖国神社问题过去几乎成为中日高层博弈和国家意志较量的导火线和试金石。笔者预测安倍晋三很可能采取诸如不以官式身份参拜，不在重要、敏感日子参拜，国会议员不以集体方式参拜，以及加快推进分祀等方式，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很可能暂时退避三舍或进行更灵活的妥协。中日双方这种各有退让、互留面子的妥协做法，虽然从好处着眼可以淡化平息中日民间情绪，甚至可能为中日解决深层结构性矛盾赢得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但从政治博弈的高度认识，应该说靖国神社问题只是中日双方博弈的棋子，远未能反映中日关系的结构性本质。相反的，一系列更为深层的矛盾可能在靖国神社问题得到缓解之后由深层浮上水面。
综合各种迹象笔者确信并预测，改善靖国神社问题只会是安倍晋三比较高明的障眼法之一，改善中日关系只是安倍整体外交战略中的一个筹码而已，他的外交战略不但仍将以对美国外交为主轴，而且将在修改宪法和令日本成为一个外交独立、军力强盛的国家方面，较小泉时代走得更远。
最近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日本政府2006年9月13日举行内阁会议，通过了对朝鲜的金融制裁的决议。制裁措施在宣布后即刻生效，将受影响的有15家朝鲜企业以及1名朝鲜人士。日方决定冻结他们在日本的银行来往户口，禁止他们的资金回流朝鲜。这是朝鲜导弹风波之后，日本对朝鲜展开的第二轮制裁行动。第一轮制裁行动，是在导弹发射的7月5日当天实施，日本政府发令禁止载客以及载货的朝鲜客船“万峰号”驶入日本港口半年。而这次日本除了根据美国情报，将涉嫌援助朝鲜制造导弹的12家朝鲜企业以及1名朝鲜人士列入黑名单外，还通过独立调查，将对另外三家朝鲜公司展开制裁。这充分说明日本自民党内，由安倍带领的“朝鲜制裁”团队，要加快制裁步伐的声音坚挺，也使得这次制裁行动较其他美国的其他盟国来得快，其充当并超越美国的“马前炮”凶狠手法凸现。
我们再随便看看日本角逐亚洲“头号强国”精密系统工程的另几手“闲棋”吧：
2006年9月11日，日本H2A火箭10号从南部的种子岛宇宙中心顺利升空，为日本正在构建的全球情报处理系统送去第三颗卫星。这次火箭运载的是一颗名为“光学2号”光学卫星，能分辨出地面上高过1米的物体，卫星将用高性能数字相机监视地面。如果顺利的话，日本另一颗雷达卫星计划今年冬天发射，它们与已投入运行的1号机中的两颗卫星一起构成四机体系，每天可拍摄一次包括别的国家军事基地在内的地面所有地点的图像。
据披露，“光学2号”可识别离地面约1米高左右的物体，也就是说可以清楚地识别出地面的车辆是轿车还是卡车。“光学2号”与此前升空的两颗卫星将重点“关照”朝鲜的核设施，同时加强大规模灾害出现时的危机管理。从卫星的性能来看，光学卫星主要用于白天，未来发射的雷达卫星则利用微波，在夜间或阴天大展拳脚，树阴伪装过的车辆、设施也难逃“法眼”，这样日本可以随时掌握邻国的军事动态。
由于这三颗情报卫星的军事用途，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彻底改变(笔者按：1969年日本国会明确指出：“日本的宇宙开发只用于和平目的”。然而从1998年朝鲜“大浦洞”弹道导弹飞过日本本土后，日本以此为借口“国防论”调占了主流，彻底抛开少数在野党的反对，在国会通过了间谍卫星的上马计划)。
......
送走了“太极推手”的“小泉时代”，让我们以更敏锐的目光和更清醒的头脑来角逐“安倍时代”吧，来面对一个在靖国神社等枝节问题手腕更为柔性、而在实质性问题上腰杆更为刚性强硬的安倍，因为只有在即将开始的“安倍时代”，中日关系才可能真正进入千年历史上的首次结构性调整和硬碰硬的较量，才可能真正展开更为实质性的交锋，诸如涉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台湾问题、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日美同盟等等。在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框架内，日本对美国部署亦步亦趋，其目的是借讨好美国，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来疯狂借力，谋求实现其梦寐以求的亚洲“头号强国”的目的，这就给中日角逐带来了更复杂的博弈难度，展望未来，中国精英们将有什么样的思维和应对策略，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作者：微弱的火炬
博客：http://torch.blog.hexun.com
邮箱：torch2000(at)163.com
2006年9月20日 星期三
地方政府为何“变坏”？
地方政府为何“变坏”？
孔善广
摘要：分税制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与分税制后对比变化呈“反向剪刀状”，地方政府财力上移，但“事权”即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比例不断增大，地方政府转向另一种的约束激励机制扩大财源，即在分税制后财政收入急剧减少的状况下要完成和凸显政绩考核指标，必然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追求GDP的增长增加财政收入，并在现有法律法规及政策下在土地和城市建设中获取“土地财政”，根本原因是现有体制和制度存在缺陷，不能将所有矛头均指向地方政府，不要把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追求GDP增长的竞争，转变为讨好中央部委、争取获得更多的计划分配资源的竞争。
炎炎夏日中，经济过热再次降临。7月，国土资源部成立了9个派驻地方的国有土地督察局，监督各地政府开发用地的审批情况。8月，中央政府再次派遣特别工作组，对重点地区和行业进行检查，敦促各地政府官员控制投资和信贷增长，以制止经济过热。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复杂关系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过热主要与地方政府有关。特别是近两年房价的不断攀升，更引发对人们对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联手推高房价的抨击。针对地方政府对农民土地的违法圈占、对城镇居民房屋的野蛮拆迁、片面追求GDP的增长等问题，不断有舆论和学者将矛头指向地方政府。
一时间，地方政府似乎变成了扰乱经济秩序的“坏孩子”，被看作是各种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人们似乎相信，只要对地方政府严加管教，或者地方政府“痛改前非”，经济领域呈现的种种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事实上，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其中的具体行为人都具有经济理性，也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地追求本位利益的倾向。如果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运行中起着“坏孩子”的作用，就要追问：促使地方政府“变坏”的原因是什么？
分税制“剪刀”切断地方财源
12年前，一份关于税制改革的文件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这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在实施分税制后的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增加200%，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但财政支出占全国总支出比例比上年只增加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比上年减少32%，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78％降至44％。
此后，1995年到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地方的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平均为48%，但财政支出却占国家财政总支出平均为70%。前后变化呈反向剪刀状，见下图（笔者根据《中国财政年鉴2005》计算制作）：
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比重不断减少的同时，支出比重却不断加大。到2004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为45%，但财政支出却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约72%。中央也不断有具体的规划和指标下达（如教育达标等），到省一级再层层向下分解。通常是越向下的政府，负担的各种任务越重。
例如2004年，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55%，但教育事业费中央财政支出219.64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3146.30亿元，是中央的14倍多；社会保障补助地方财政支出是中央的近7倍；支农支出是中央的10倍。
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最后实际上就是由占大多数的农民负担。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局面。
地方政府的“救命稻草”
由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的“反向剪刀”状态出现，“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加上地方政府不能发行地方公债，没有举债权，没有税收立法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了严重困境。据估计，2004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0000亿元以上，其中，地方基层政府（乡镇政府）负债总额在2200亿元左右，乡镇平均负债400万元。地方政府债务还在以每年200亿元的速度递增。
以乡镇政府为例，其直接服务于乡村并对乡村实施管理，承担的社会管理事权十分繁杂，但却不能拥有与之相适应的财权。由此导致对公共产品供应不足或无力供应，出现基层政府的连年赤字和大面积拖欠工资的严重问题。甚至为了摆脱财政困境而巧立名目乱收费、乱集资和乱摊派，加重农民负担。
众所周知，我国地方各级政府从县（市）级以上基本要设置与中央一样的机构，也有几乎所有一样的财政支出项目，更要完成中央有关的规划和指标任务。另外，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为凸显政绩的横向竞争。为了要有充足的财源为中央“请客”的指标及为本身政绩“买单”，各级地方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扩大收入来源。
实施分税制后，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包括：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增值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资源税按不同的资源品种划分，大部分资源税作为地方收入，海洋石油资源税作为中央收入。证券交易税中央与地方各分享50%。
税收中占最大比例的增值税25%归地方，对于地方的财政收入来说，是举足轻重的。于是地方政府千方百计争投资、上项目，通过GDP增长来扩大财源。并将扩大财源的目标指向地方独享的税种，如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这些收入大部分与土地有关。为了吸引流动资本，需要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所以在“经营城市”的口号下，地方政府大量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不断扩张城市规模，发展城市建筑业、房地产业逐渐成为普遍现象。
根据中国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的调查研究结果，城市扩张带来的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发展，近年来已成为地方财政预算内的支柱性收入。在东部一些发达县、市，由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创造的税收，是地方税收中增幅最大的两大产业，增幅高达50%至100%。这两项税收占到地方税收的37%以上。一些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甚至占到财政收入的70%左右。
于是，就有了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的说法。现在房价高涨、经济过热，也有了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推高房价和对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执行不力的指责。
不要将所有矛头指向地方政府
但指责归指责，必须认识到，政府官员与其他个人和组织一样，都有追求本位利益最大化的倾向。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动因是中央政府谋求更大的财政控制权。其结果，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地方政府迫于财政压力、辖区间竞争和政绩显示的压力，不得不通过GDP增长来增加财政收入。这是造成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原因。
在分税制下，出现中央和上一级财政的收入大于支出，或下级财政的支出大于收入的情况本来是正常的。当地方或下级财政的支出大于收入时，其差额应通过中央和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解决。但是，由于当前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转移支付的法治框架不健全，转移支付中的人为操作因素较大，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成为各地方政府争夺的对象，由此导致了“跑部钱进”盛行。而在“跑部钱进”的过程中，隐藏着大量的权力腐败和资金效率损失。
无庸讳言，当前我国很多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是宪政体制的缺失，出路在于推动政府体制改革，而且社会各界也在呼吁这样的改革。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把众多经济及社会问题归咎于地方政府，并试图通过管制地方政府，迫使地方政府放弃追求GDP及财政收入增长来解决问题是不明智的。如果这样的管制取得成功，其结果，不过是把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追求GDP增长的竞争，转变为讨好中央部委、争取获得更多的计划分配资源的竞争。那样的话，将是我国市场体制的倒退。
（本文发表在 《新青年・权衡》杂志2006年第9期）
“现代化”之下的权利失落
“现代化”之下的权利失落
汉心
现代化之下，人们相信一切都不可改变也不必改变，由于有太多可玩、太多迎接不暇的现实供给和身体消费，所有人间情事都可以通过交易赎买、现成收购，都可以依赖于各种介质复制传输，因此人们只管接受，只管按照技术化中介流水线批量提供的角度予取予舍即可完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反应，其前提是效率优先、数量至上，既不必有灵魂的颤粟，也无需原理性、逻辑性的深思即可作出符合口味的全息判断。所以说现代人由于沉湎于资讯焦虑，迷信于市场全能，因而在感官“幸福”指数一路飚升，眼界无度拓展的同时心灵已失去重力，失去了疼痛感，既缺少独立自在的内心表达，也不必有深邃的课题辩争和求证，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等，一切关乎人类处境焦虑与冲突的经典表述都将随着乐感化“时代主题”的侵蚀而应付阙如。这时候悲剧已经淡出，审美已经疲倦，即使是暴力屠戮这种血腥性、破坏性的社会罪孽，也常常因了技术化的筛选置换而更多地显示出游戏性的元素，其结果是让人们因此见惯不怪从而无动于衷，进而将一切残酷的生存争讼都当作夸张的剧情予以宽恕和认可，这正应了米兰•昆德拉的话：“这个时代一切都被谅解、被允许了”！
至此，人们其实已不太会感觉抑或感觉已经被代替，灵魂已无关紧要，所以不会再有椎心的刺痛和亢奋的体验，面对无法逃脱的生存困厄和现实中日日遭逢的不公不义，人们既无需亲临现场作即时性的“发言”，也就自然缺乏体己度人的良心与道德问责，因为现代传媒借助话语操控权早已为受众作了折衷化的技术处理，所以它总是让我们在不断升级，不断更新的界面中日复一日地消受着纷至沓来的虚拟化情境，而我们则因长期被引导、被牵制然后习惯性放弃“实地历险”的冲动和热情，从而无法与切实的经验正面相遇，其结果是我们不由自主地将“镜象”当作实景，当作客观发生的真象并以其表征作为思辩和判定的依据。所以，有学者不无焦虑地指出，缺乏现代普适价值如信仰救赎、人本关注以及生命伦理尊重等真正具有文明内核的现代化，其集中体现的是对技术的过度倚重和公共权力对个体意志的替代原则，也正是基于这一现实，技术现代化的植入不仅没能为后发国家拓展出足够的个人权利表达空间，反而因技术在公权领域被滥用而使极权主义对社会和公民的操控整合更显驾轻就熟，最终衍生成虽有繁荣光鲜的盛世幻影，却无法从个人的维度生发出具有建设性的文明法统和道统。
在如此现代化之下，人们总是被替代、被包办，总是最易被各路权力把头据其统摄意图率性分化组合，并充分利用其高位优势对社会资源进行于己有利的“市场化”配置，使得新技术运用往往被具有超强赎买能力的公权组织或个人所操纵。由此，公共资讯也必然倒向现实中的强势而成为极权主义的私器喉舌，从而跟风协从积极参与对公众知情权的剥夺和屏蔽，这不仅使得去真存伪的专制意志能够大行不避且屡屡得逞，还因为有公器护驾所行使的行政干预显得正当而又底气十足。至此，人与人之间不断被分割碎片化为互不关联的无结合力元子，被按城市街区、单元房，以及由权力中枢和资本寡头定制的单位或组织分门别类编码，然后各就其位“偏安一隅”独自经营。由于现实已经倒置，真实感已随着电子视频的“移情教化”而远离实际生活场域，所以人们宁愿贪图安逸自动“弃权”，宁愿陶醉于虚拟世界自足于个人主义的当下娱悦，从而有效化解人际之间直接的碰撞可能带来的冲突，故意规避现实的刺痛并以此消除亲历世事的千般风险。既已如此，世道的纷繁和社会的责任承担必然被推咎、被延宕，个人之于社会的“作为”也就只需对现存秩序采取妥协性的立场然后有选择地理解并接受它，面对日日更新的
物欲催化和“睹人成物”的市场喧闹，人们尽可以秉持着与己无关的从容淡定地看待一切，从而以不经意、不追问的清醒与之保持合度的距离，这样就能心安理得陶醉于私性的甜蜜然后按揭消费得来不易的即时性的人生。所以，赫胥黎曾担心现代人由于太过依赖于器物，太过迷恋于发达的资讯，因而容易将人生的全部诉求托付于的市场，托负于当下一切现成的“替代物”，从而让感官需求和游戏性质的价值取向将人的神性消解颠覆，最终被极端权极力挟消费主义凌驾于一切之上并主宰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维度。
至此，面对“现代化”多功能全方位输入，人们所获得的已不仅仅是信息、不仅仅是大宗量的货物和高效快捷而又方便的生活，随着“技术化唯物主义”对人类生存方式里应外合的整饬和重新排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思维方式和交往伦理，一种全新的结合状态，它不仅止于对人的形而下维度进行设计和安排，而是渗透于我们置身其中的所有社会层面，并从属性上改造着我们对世界的体认模式，波特里亚说：“超越时空的物流和信息确实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舒适和安逸，但它同时也在改变着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现代人的精神结构”，这时候，技术已不仅仅是作为实现某种特定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是我们所确立的一种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它决定着我们对世界看法，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和价值判断。试想，置身于现代社会，当公共领域流行着同样范式的言说，批量生产和消费着无差别的文化与物质产品，我们的思想、感情以及关乎个人的信仰取向都按标准化、程序化批发零售并纳入工程化定量分析和考评时，那种完全基于人在处境中独特而富有个性的表达，切身而直接的经验和个人内在的性灵抒写还能找到现实的聆听者吗？这时候，谁还会穷大象、洞幽微，面对地老天荒直抵人性的本质寻求永恒的去处？谁还会以端肃的心态和智性的坚守拷问自己的灵魂，从而在精神上拓展人性的高度，在更广泛的社会之维奠定人的意义和尊严！
正如勒庞所描述的那样：“集体行动往往因其盲目性而容易将真理和正义遮蔽，容易把理性的洞见灭失在众声喧哗之中”，由于公众意志常常聚焦于眼前的现实成败，所以总是容易被表层的功利得失所引诱。也正是受制于人的这种怠惰品质，人们才总是习惯于不劳而获，习惯于听信主导公共关系的强势话语误导从而自愿屈从于“权力的无知之幕”，
所以才常常自陷于无良政客布设的“幸福”罗网，才被政治务实主义所操控然后沦为沉默而无为的庸俗经济动物。在现代化之下，技术和物质主义对传统极权的整容和更新正是利用了人性耽于享乐、不思进取的弱点，因此，我们看到的已不是直接诉诸肉体的压迫和剥夺，而是充分调动各种技术和资源要素对“替代性原则”的活学活用，将权力的枷锁置换成荣誉、名份和一切仿佛触手可及的现实收益，也即是福科所说的“规训社会”。在那里，我们似乎已看不到权力的公然肆虐，甚至看不到权力的影象存在，突显于我们“境域”的除了论据充分的法条规制之外，便是发展主义蛊惑之下的消费迷狂。正是有赖于如此对现代化的“转移支付”，其便在刚性上消除了极权主义对人的直接控制和由此造成的社会逆动，使得人们因为找不到现实压迫者和直接的诉讼主体，从而只得移情于空心化的犬儒主义以抵消人生的荒谬性和无力感。好在现代化之下一切都太现成、太容易，其显示的正面意义虽则让人获得了身体“解放”，获得了器官的“自由”和舒适，从而最大限度疏解了人类应对生存之重的种种操劳和牵累的同时，但也由此弱化了我们挣脱外在束缚的内在冲突，从而将真正的内在自由和有意义的生活价值从心中放逐。
众所周知，专业分工各就其位的现代“规训化”社会，其在客观上使得每个人都被投入与产出的刚性目标划界定质，它只强调人的工具属性和社会化同一性品质，常常把相似性曲解为事物的本质同构，从而排出个体的差异性，将其简约化、抽象化为谋求社会功利的工具或概念，最终将个体之于社会参与的实证价值消解灭失在虚置化的集体目标之中。这种看似多元的社会无中心主义虽则可以为个人的“无为”和闲散状态提供游逸空间，但却因为不再有抵御价值虚无的精神性努力，不再有本质主义探究和值得肯定的目标坚守，使得我们由于不发问，不珍视精神的启迪，从而人人都只需秉持着习惯和日常的经验，找准当下社会认知度高且能产生边际效应的物质与文化“产业”，并将全部热情和心智投放其中作无济于世的形而下人生消耗，这一方面显示了挣脱上帝之手的现代人理性的夸饰性成功，但其隐含的却是后极权与精英主义结盟对大众的新一轮剥夺性控制和廉价消费。
如此不对称的物质与心智格局长期演化并植入现代性市场竞技，直接的后果便是加剧资源流向和分配的严重不公，其边际效应还导致人性好逸恶劳和贪婪的品质被激活、被利用，从而使普罗阶层自动放弃思考，放弃个人化的自主经营和建设性的努力，最终完全将头脑简化、将思想抽空，将人的神性灭失消解，由此生发的关于人的社会属性，除了在庸俗化“利权合一”的政治博弈之中作为与个人或组织有利害关联的力量和资源“供体”能被有目的、有计划的选择性关注外，个人生存的维度不仅难以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关系的建构基础，甚至与人的命运感和生存处境直接相关的哲学与宗教阐发，也很少涉及个人的内在体验和价值诉求。综上所述，在如此的现代化之下，个人往往被局限于物理量的“工具”性使用价值，其是否被当作人看顾，是否能够得到积极的肯定和评价，一般而言不是基于个人内在的品格和智性的彰显，而是根据其对应的物质收益预期和贡献的大小，才能获得相应的制度排序和人格评价。长期如此，其独立自在的社会学意义只能被遮蔽、被虚置，从而使得个人意志无法延伸进入公共领域并成为真正“和谐”的社会能动参与者和建设者。
二 0 0 六年八月十五日于麻园
作者:汉心 现居贵州
作者电子邮件：hanxin65911（at）yahoo.com.cn
2006年9月19日 星期二
“温政府”磨刀霍霍向住房
“温政府”磨刀霍霍向住房
作者：一点五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动产税（也称物业税、房产税）改革研究课题组发布《中国不动产税研究第二期》报告，业内人士分析，它标志着不动产税开征已成定局。
尽管课题组宣称不动产税的设计要“大体符合二八原则，也就是80%的税收来自20%的纳税主体”，但在“六类不动产征收对象”上，虽然“农业用地和农民自用房”侥幸“暂免征收”，人们却赫然发现：“城镇居民住宅全部纳入征税范围”。
课题组还研究出了不动产税税率的征收标准：3‰~8‰，这一税率意味着，一般的城镇居民，每月均需为他们的住房缴纳数百元人民币（此处按月税率计算），就算中国进入了“唐宋以来的最大盛世”，此负担对绝大多数城镇居民而言，即使不是雪上添霜，但肯定不上锦上添花。
善良的人们不禁要问：在今年第一季度税收已占去年全年税收一半的情况下，在全国人民被通货膨胀带来的高物价逼得缩手缩脚的时候，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掀起新一轮减税狂潮的国际大气候下，中国为何要执意开征物业税？上任伊始，以“亲民”形象赢得“胡温新政”的“本届政府”，难道到头来依然只知道用“征税”诠释胡总书记提出的“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如此“执政为民”是否真的能构建出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忽然想起德国新教神父马丁那篇刻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被屠杀纪念碑上的著名诗篇，猛然发现，原来我们自己也处于同样的境地：
起初他们开征特产税，我没有意见，因为我不是农民；接着他们开征工商税，我没有意见，因为我不是个体户；此后他们开征增值税，我没有意见，因为我不是老板；最后，他们直冲着我的住房征税，我却再也发现不了一个有意见的人。
倘“不幸生为中国人”，这段话可作为我们共同的墓志铬！
2006年9月18日 星期一
德国人的森林情结
德国人的森林情结
郭力
父母从国内来德国时，我们一行四人去柏林做了次短游。柏林地区拥有３０％的森林面积，单是市区的森林面积就有２０％。这个数字让我颇感新奇。我原以为森林只在山区，没想到，在德国的平原地带竟会有如此面积的森林。傍晚时分，我们驾车离开柏林驶向汉堡的高速公路上，路边就是绵延不断的绿林。夕阳西下，葱郁的林边有几只鹿儿正怡然驻步，扬头向我们好奇地眺望，那真是一幅祥和美好的画面！
我所居住的德国西南部城市弗莱堡，就坐落在广袤的黑森林脚下。从市中心附近的宫堡山上向东南方向望去，连绵起伏、郁郁葱葱的森林呈现在眼前。节假日时登高走走，你便会知道有多少生灵游走其间。他们或独行，或结伴，或全家出动，推着婴儿车，老人则执拐前行。山上的路四通八达，即便不到一米宽，在地图上也都有标示。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将自己称为“森林部落”的民族，他们与森林有着与生俱来、难以分割的情结。
神话般的历史
关于这个“森林民族”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古罗马人塔西佗公元９８年发表的《日耳曼尼亚》一书中。塔西佗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高级行政长官，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人种学家。在这本书中，塔西佗向他的罗马读者描述了多瑙河以北、莱茵河以东日耳曼人纯朴的道德风尚、奇异的风俗习惯和当地的自然环境。塔西佗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提醒他的国人警惕这个危险的北方民族，因为在罗马帝国军队大举北上的征程上，已多次遭遇过这个北方“野蛮民族”的抵抗。不过，罗马人还是在莱茵河流域站稳了脚跟。许多莱茵中游古城，比如科隆，就是公元前３８年以奥古斯特的外孙女科洛尼亚的名字命名的；还有波恩，也是那个时期由罗马占领者起的名字。
日耳曼人就是后来德意志民族的祖先之一。当人们重新发现这本由塔西佗写下的故事时，已经是１５世纪了。到了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兴起之后，格林兄弟及其他浪漫派作家，开始从传说和神话中寻找德国人过去的历史，这本书才被真正地重视起来，并被视为德国最早的神话和史料。
浪漫主义一词最先出现在法语里，最初是形容词，意思为“罗马语系的”（法语属罗马语系――注），原意是指不再以拉丁文写作、而以当地语言写作的生动活泼的传奇故事即当地语言文学。这些当地文字故事最早出现在11、12世纪，作品主要描写中世纪骑士神奇莫测的生活故事、他们的侠义精神及历险经历，具有这类特色的作品便逐渐发展成为浪漫主义文学。到了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作家也开始对本民族的语言发展和中世纪历史产生了极大兴趣，因为中世纪也被视为德意志民族文明的萌芽之时。也正是这样，在他们重新发现自己的祖先日耳曼人的同时，也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森林。
那时候，海上民族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法国人、英国人正忙着征战世界，他们相继开辟出了许多殖民地。而被称为“欧洲走廊”的内陆国家德国，在一块块赤裸的土地被占据后，被赶到森林边的德国人开始了征服森林地带的进发，也开始了对森林的观察与倾听。
格林兄弟便是他们中的杰出人物，他们不仅写作了《德语语法》、《德语词典》，还搜集整理出许多神秘莫测、气象万千、优美动人、脍炙人口的以大森林为生活背景的德国童话。从那时起，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水井旁玩耍金球的小公主和青蛙王子、在王宫里整整睡了100年的玫瑰公主，还有不畏森林巫婆的汉塞尔和格丽特……便驻进了德国人民的心中，也成为全世界的孩子喜爱的人物。
还有布伦塔诺、诺瓦利斯、艾辛多夫等生活在城镇的浪漫诗人，安逸的都市生活为他们提供了产生浪漫情怀的温床，使他们可将原始自然作为自我的参照体来审视研究。再加上法国著名浪漫作家卢梭 “回归自然”思想的影响，德国文人们在森林中找到了他们通往心灵的道
路――自己内心的图画。诺瓦利斯常说，通向内心的路就是回家之路，也是我们要找到的东西，那里就是我们的家。在他的一部小说中，一个小男孩，在不安的无法入睡的夜里幻想出一个神奇世界，这个世界就在幽暗的森林深处。他看到，泉水旁边有众多梦一般闪烁的蓝花遍布。从此，男孩梦中遍地闪烁的小蓝花，就成为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象征。
在这里，森林作为居住地已经失去了意义，在他们的笔下，森林和流水亦有魂魄，石块和植物亦有生灵，森林成了他们幻梦、思想的空间，他们心灵的园地。就这样，如同我们中国人说“心田”时，以“田”作为心灵的画面一样，德国人的心田里就不能没有树林了。
主要以古典艺术风格写作的歌德，他的诗里，林与人也是共生共息、相亲相依的：
所有的山巅之上，
是静寂，
所有的树梢间
你感觉不到
丝毫风息；
林中鸟儿沉默不语，
稍候，你也休憩！
歌德写下这首诗的时候31岁。那年（1780年）的９月６日，他登上小城伊尔美瑙861米高的基可汉山，在一个猎人用的临时避身房里，在木墙上用铅笔写下了这些诗句。他步行山上，是要避开“城市的喧嚣……人际间的抱怨、索取，及人类不可改善的杂乱无章”，要在享受大自然的美丽与幽静的同时，寻回平和坦荡的自我。
194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赫尔曼・黑瑟曾这样写道 ：“树木是棵棵独立体，不同于那些这样或那样要避开自身弱点的隐居者，它们是个个孤寂的伟人，它们是贝多芬，是尼采。”我们中国的伟人们常被形容为高山和大海，而在德国，竟是这朴实无奇的大树！
19世纪中叶，浪漫主义文艺运动终结不久，德国人民族意识愈来愈强劲之时，这种由画家、诗人描绘的浪漫森林景观，还通过政治运动得到了普及、强化和推进。由此，德国成为欧洲地地道道的森林民族，森林也成为德国民族精神的象征。她代表着民族的团队精神，这并不只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历史，还因为他们来自拥有同样造化力的土壤。
森林美学
１９世纪的百年中，浪漫派作家、画家建立起的对森林、对自然的审美观在民间迅速传播开来。１９０２年，原德国领地（现属波兰）西里西亚地区的森林主萨利施出版了他的专著《风景色彩学》，此书使他成为森林美学的奠基者。他所做的努力，就是要把浪漫诗人和画家描绘的森林美景变为现实。他指出，森林要像油画一样，其中的石块、小溪和粗壮的树木都应该是其“画上的点缀”；享受自然也应像享受艺术作品一样，对森林的造访应等价于对博物馆的访问。在他的书中，落叶的颜色、绿叶的颜色、水和青苔的色彩……都得到了精确的定格定调。在他看来，森林的气味、风声、林声，还有鸟鸣都属于森林的美学范畴。
“奇怪，台北的山上听不到鸟叫。”现在我明白了，一位访问了台北的德国友人为什么对此会有如此大的困惑。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女儿上小学时老师要带领全班同学晚上到漆黑的林里散步；为什么直到高中每学期全班至少有一次林中徒步旅行活动――那就是德国人的自然美学课。毫无疑问，这样的美学教育，在孩子们的心里培植下对花草树木的热爱，对流水风声的情钟，对鸟鸣林啸的倾心，以及对大自然的爱护与尊敬。
１９１２年，有人在柏林做了一次民意调查，得到问卷的是８００名普通工人。调查者想知道对森林存在必要性认识的深化程度。他的问题是：当您仰卧在林中绿茵上，环绕在深深的孤寂中，您会想到什么？一位纺织工人用诗一般的语言答道：“我愿躺在绿茵上，仰望纯净的天空，当四周一片静寂，没有什么可以将我妨碍时，一种无边的惬意感便会从心底荡起，遍布全身；我会感到，我又慢慢回复成一个人，感到我又怎样地慢慢归回了自然，与大宇宙合融为一了。”
难怪有人说，要想了解德国人的心灵，就要同德国人一起走进森林。在那里，你能更深切地了解德国人丰富的想象力、他们的审美观念、他们的实践能力、他们缜密求实与思辨的风尚，了解他们的沉静、严肃、脚踏实地的品格，还会更好地理解，有时他们的视野不够开阔的弱处。
在那里你会明白，为什么德国人说，一个在自由森林漫游遍了的人才能称为自由人；才能明白，一个已高度工业化的民族，为何对茂密的杉树林和林边篝火怀有永远不可释解的情结。在其他民族不可言述的地方，德国人也能从林木找到出路：如果有什么心灵的创伤无法愈合，德国人说：“走进森林去吧，像一个受伤的动物，藏起自己来，它们自会痊愈。”使用欧元之前，德国１芬尼到１马克的硬币上，都是以橡树叶子作为装饰图案的；５０芬尼的硬币背面是一位健美的女性种植橡树树苗的画面――她下种的不正是崭新的富有希望的未来吗！？
德国电视连续剧《逆时佳境》已历演了１０年。剧中一位２０出头的小伙子生命垂危，当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时，惟一的愿望就是拔掉一身插管再上山颠，看一次日出。他的朋友竟拼命背他上了林间山上，他就面对着茫茫林海，含笑离开了人间……
百岁老人的临终一票
百岁老人的临终一票
丁林
美国大选期间，我从广播里听到一则报道，说的是某县选举委员会怎样处理老人院里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的投票问题。众所周知，美国正在走向老龄化社会，很多美国老人生活在养老院里。虽然老人们不再活跃在社会活动舞台上，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人却曾经经历过二战，被称为最伟大的一代。统计表明，投票率最高的是６０岁左右的老人，最低的是２０岁左右的小伙子。所以，老人投票一向为政治家们所重视。可是，如果老人很老了，生活不能自理了，他们怎么投票呢？
通常，这些老人受优待，不必亲自去投票站，而是通过邮局把选票寄来，老人们填写了再寄回去。可是，有些老人连做到这些都困难了，比如这则报道里说的，老人院里身患“埃兹海默症”，即通常所说的老年痴呆症的老人，该怎么办呢？
根据法律，他们依然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他们依然有投票权，保障他们的投票权是政府的责任。该县选举委员会特地组成工作小组，前往老人院，一个老人一个老人地面谈，确定他今年是否有行使投票权的意愿，如果有的话，帮助他们完成填写选票的艰辛过程。为了防止工作人员有偏向地启发老人，选举委员会的小组必须跨党组成，并且规定不能单独为老人服务。
后来，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有一位一百岁不到的男士，卧病多年，全靠生命支持设备存活。在大选前一些日子，终于说服全家，决定撤除维持生命的医疗设备，安逸离开这个世界。我可以说，这位老先生其实是生活得最积极，最热爱生命，热爱这个世界，热爱他的国家的人，因为，他竟然决定，他还要投好最后一次票。县选举委员会特地派员把他的选票送到病床边，随后退至室外，以保障老人秘密投票的权利。不过这位老人并不讳言自己的投票，他事后说，他既没有投布什，也没有投克里，他投了一位本州小党的候选人一票。他说，应该支持地方政治家。
读这新闻的时候，我想到，这位老先生能这样做，一定和他的生命观有关系。我以为这条新闻是今年大选之最了，后来发现，还不是。
据报道，今年大选，投出有效票的最年长的公民是芝加哥一位１０６岁的女士。老太太出生于１８９８年。１９２０年，她２２岁那年，第一次参加大选投票。那一年大选是宪法第１９修正案确定妇女有平等选举权后的第一次大选。这位老太太竟然是参加过第一次妇女投票的人。从那以后，至今举行了２０多次大选，老太太不好意思地回忆说，她漏了一两次，没有投票。老太太亲自经历的大选，是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大选的近半数，美国的４３任总统，这老太太亲眼看到的有２０任。
这老太太对自己历次投票选谁还记得很清楚。她说她年轻时候是投共和党票的，但是在１９３０年代大萧条时期改变为投民主党。她说她不怎么在意候选人的党派，她是看候选人心里有什么来决定自己投票。她最得意的两次投票是，７２年前她投了罗斯福一票，４４年前投了肯尼迪一票。今年，她投民主党候选人克里。报道说，别人问道，你对年轻人投票有什么忠告？老太太的回答让我佩服之至。老太太说：“不要抱太多的希望，否则你会失望的。”
这可真是亲身经历了１００年风雨的老人经验之谈。民主并不保证风调雨顺，并不承诺国强民富，并不减轻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民主只不过是给了社会试错纠错的机会，如果选上去的人犯错误，下次选民就有机会把他选下去，纠正错误。错得少，纠正得快，天长日久，生活渐渐就好起来，国家慢慢就强起来了。但是，可不要把希望都放在一次投票上面。
2006年9月17日 星期日
“不知岳飞”与“不知华盛顿”
“不知岳飞”与“不知华盛顿”
赵牧
说起历史研究，通常有两个问题很难绕过去。
一是真伪；二是有什么用？
历史纪录有出入，甚至颠倒黑白，这是常见现象，它的成因也很复杂。如果仅就性质而论，则大体可归为两种：无心之失；蓄意伪造。
至于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就被人们搞得颇为玄妙了。
王小波在《智慧与国学》里说：“当年欧几里得讲几何学，有学生发问道，这学问能带来什么好处？欧几里得叫奴隶给他一块钱，还讽刺他道：这位先生要从学问里找好处啊！又过了很多年，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演示给别人看，有位贵妇人说：这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道：刚生出来的小孩子有什么用？按中国人的标准，这个学生和贵妇有理，欧几里得和法拉第没有理：学以致用嘛，没有用处的学问哪能叫做学问。”有人引此说，历史不必有什么实际功用。
但历史有用无用，其实还要看对谁说，要看在什么制度环境下说。
历史如果没有用，为什么总有人要蓄意伪造历史？历史如果没有用，为什么总有人围绕历史真伪争来争去，甚至把脑袋都争掉了？
历史当然是有用的，只不过重要程度因人而异。
“第一版”的党史说，毛泽东在井岗山与朱德会师，后来变成与林彪会师，再后来又还原成朱德，面对这一历史文本改来改去之间的残酷斗争，谁敢说历史没有用？
江青为了捂住她当年在上海滩的那点事（与今天的娱乐圈比什么都不算），多少人后来家破人亡？面对这样的情景，谁敢说历史无用？
八年前，报上有文章嘲笑美国不少青年居然对华盛顿不甚了了。我曾以一篇《“无知”的幸福》（附后）质疑。历史在他们的眼中不像我们那样有分量，不像我们还要随着“历史发展”记住被改来改去、已经令我们晕头转向的“事实”。
当然，现在我们至少在表面上也进步了不少。比如：台湾歌星李玟曾问《满江红》歌词真好，谁写的？有人告诉她是岳飞。李玟接着问：能不能让岳飞也给我写歌词？
在今日中国大陆，这类被奔走相告的“愚乐新闻”已经很多了。
我无意嘲笑娱乐圈的无知，虽然也因为特定的原因抨击过这种无知，但也是着眼于某些人对刻意对“无知”的商业价值的无耻利用。
对于历史，知与不知并不最要紧。最要紧的仍是我当年强调的，那就是当你想了解历史真相时，没有人可以阻拦你！
李玟个人是否知道岳飞不重要，伏明霞个人不知卢沟桥发生过什么样的历史事件也不重要。为什么会出现“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争论很重要。能否讲得清这种争论与无耻的实用主义历史观的联系、中国五千年历史的画布被涂来改去的原因才是最重要的。
顾准说，在“史官文化”极度发达的中国，历史不过是“为政治权威服务”婢女。斯大林更是现身说法：“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历史果真能轻松到可以“我才不管谁是开国元勋呢”（非“戏说”式的轻松）的地步，那才是件大好事。这也是一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就像我们津津有味地玩着规则完善的球类游戏，我们根本不会去想：是谁发明了这个伟大的游戏？下跪感恩吧。
当然能不能轻松是另一回事。眼下很多时候还不能，所以还有得谈。在此，我谨代表搜狐视线向所有为“搜狐说史”提供帮助的史学界的朋友表示真诚的感谢。
是为引。
２００３年２月７日
“无知”的幸福
“无知”的幸福
赵牧
有人撰文讥笑美国教育，说该国许多年轻人居然不知开国元勋为何人――无知。这类讥讽乍听很有道理，听多了反而生出疑问：这样的“有知”真有必要？
以前我也曾讥笑过一个未曾通读《史记》的历史系毕业生，现在却觉得这嘲笑未必有道理，他后来既不教书、也不研史，《史记》与他的生活无关，不读也罢。
据老生常谈，历史的一个突出功能，就是“知兴亡”。这话没错，但我以为吉普赛女郎对“女人缠足”的可怕历史永远没有担心的必要，因为在她们的文化圈里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今日中国女人也再不提那段历史，也因为它几乎没有重演的可能。
事实上，人类社会所遇到的问题，一旦被真正解决之后，围绕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就基本上可以“窖藏”起来。今人是否了解蔡伦造纸、黄道婆发明纺织机的历史其实没多大关系，它应由专门研写印刷和纺织史的人去记录、著述并存放起来，如果谁突然有兴趣了解它，知道如何查找相关的书籍，没人可以阻拦你查找就行了。
人们通常说“不要忘记历史”，指的都是有可能重演的历史。比如二战，50年后仍为人大讲特讲，就是因为这人间惨剧有重新上演的可能。如果世人真能大都忘记“二战”，我看反而是好事。
可惜我们还没这么幸运和福气。不仅是二战，还有种族歧视和种族内战、屠杀，还有焚书、文字狱一类的事实。而且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是仍构建于权力基础之上又只能用权力解读的历史。
这情形极似鲁迅当年所说的：“中国也有火神的，但那可不是燧人氏，而是随意放火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和善的燧人氏是该被忘却的，（而恶神却不能忘却）在中国这样的恶神还很多。”
那个被讥笑的美国青年对开国元勋的“忘恩负义”大概和我们容易忘掉善神的情况也差不多。
按上面分析，如果我们真有大量“数典忘祖、忘恩负义”的事实，比如有人一劳永逸灭绝了蚊虫，以至于我们永远再也想不起蚊子，同时也就把这“善神”也丢到脑后，这何尝不是好事？
此外，从现代社会知识激增、隔行如隔山的角度看，任何领域里的常识，对另一行业的人来讲都可能是“天书”，也大都不必知道。
所以如果说某种教育失败了，我看尺度并不在于公众掌握“常识”的量，而在于人们需要了解一些特定“常识”时却无从了解，在于那个领域里的专家能够也希望告诉公众时，却无法做到这一点。比如“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50年代的“英雄母亲”等等。
说来可笑，当年有个中国史专业的学生向我兜售他不知从哪学来的高论：长城没有起到抵挡侵略的作用，却为挡住塞外的风沙起了很大作用。一边领略着北京春天的风沙，一边聆听这高论，甭提多吃惊了。连山都挡不住的沙，一堵衰败的墙却起了“很大作用”？
“长城挡沙”虽然一是一望便晓的无知笑谈，却也并不能直接从“二十四史”一类的钦定史书中找出反证来。因此只能期待治沙专家们对此进行研究并做出结论，我想这结论做出来还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当有人希望以此为秦始皇的暴政辩护的论据时，让对这个是非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一查科学的论证。
原载《羊城晚报》1995年
2006年9月16日 星期六
对“日本SK-Ⅱ品牌被查出违禁成分”事件的几点感想
对“日本SK-Ⅱ品牌被查出违禁成分”事件的几点感想
作者：微弱的火炬
据2006年9月14日中国国家质检总局的最新消息显示，来自日本的SK-Ⅱ品牌多项化妆品中被查出含有禁用成分。目前质检总局已要求各地检验检疫机构加强对来自日本进口化妆品的检验检疫工作。
国家质检总局有关负责人9月14日证实，近日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从来自日本宝洁株式会社蜜丝佛陀公司制造的SK-Ⅱ品牌系列化妆品中检出禁用物质铬和钕。检验检疫部门在对一批SK-Ⅱ重点净白素肌粉饼进行检验后发现，其钕成分含量高达4.5mg/kg.此外，SK-Ⅱ清透防晒乳液、SK-Ⅱ多元修护精华霜、SK-Ⅱ护肤洁面油、SK-Ⅱ护肤精华露、SK-Ⅱ重点净白肌粉底液OB－2、SK-Ⅱ护肤面膜、SK-Ⅱ重点净白素肌粉底液OD－3、SK-Ⅱ润采活肤粉凝霜OB－2系列进口产品中均被检出禁用物质铬，其含量为0.77mg/kg至2.0mg/kg.
而我们再将稍早些的进口日本食品连续出现问题应联系起来关注：
继2006年6月深圳检验检疫局在从日本输华鱼肉肠中检出山梨酸含量超标后，广东、山东、辽宁、天津、上海等地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又陆续从近30批次的进口日本食品中发现质量问题。
近日，深圳检验检疫局连续多次在来自日本株式会社元大公司的元大品牌系列进口鱼肉肠中检出山梨酸含量超标的情况，其山梨酸含量最高的为1.3g/kg，是我国规定最高标准的17.3倍，严重超标。同样是山梨酸含量超标，同样是在深圳口岸，日本九州腌制萝卜中同样被检出。据介绍，山梨酸是一种防腐剂，过量、长期食用将危害人体肝脏、肾脏功能。
8月4日，在山东，当地检验检疫机构从来自日本的冻刀鱼中检出了按照规定不得被检出的单增李斯特菌，该菌能引起人、畜的败血症、脑膜炎和单核细胞增多，对人类的安全具有危险。不久前，天津检验检疫局查出了一批细菌总数超标的日本咖啡；8月28日，辽宁检验检疫局又从自日本进口的1181箱冻章鱼中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8月28日，广东检验检疫局从来自日本的蛋糕中检出了铝含量超标，在此之前广东口岸查获的18吨马铃薯粉中二氧化硫超标严重，同样来自于日本的冷冻蚝豉中查出了超标5倍多的镉含量。。。。。。
笔者按：关心笔者博客的朋友一定记得，在“破解美国──亚洲十字军与征服中国梦”系列长篇之第四篇 《美国在亚太最有份量的棋子日本的野心1》一文中（在和讯-微弱的火炬博客-发表于2006年6月11日），已经揭示并预言了对日本SK-Ⅱ这类资料的研究，其可信度我们大家不必急于去辩论一二（笔者确信能证明历史真相的只有一样东西──时间，若干年后会有现在不可能有的答案）。。。。。。而3个月后的今天，中国官方机构的结论足以证明笔者不是“危言耸听”，“耸人听闻”，日本征服中国系统工程的野心仅从SK-Ⅱ一个侧面就可见一斑。
笔者只是在此郑重地告诫大家，如何认清日本征服中国系统工程的精密和浩大，日本的算盘实在精得很，而且简直无孔不入，用心阴险和歹毒之深令人发指，其性质也远远超出了贸易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层面，而是针对中华民族总体战的一个有机方面！也只有认清日本的企业文化“内涵”所在，你才能真正明白抵制日货，绝不仅仅是什么经济上的问题，而是严重的民族生存问题。。。。。。
如果你感到沉重了，那么再冷眼回头看看为SK-Ⅱ起劲的大做特做广告的代言人――刘嘉玲、莫文蔚、萧蔷、大小S等等，这类所谓娱乐影视传媒圈的大牌明星们，你能说这些中国人文化程度不高？！，有时候，甚至我们自己也不愿意相信，这些在银幕和舞台上光彩夺目的明星竟然如此的脆弱与无知。。。。。。她们在日本人漫天的商业宣传和利益驱使下，在金钱物欲的波动中摇摆，就像早年赵薇穿日本军旗装事件一样。。。。。。最后真的甚至到了在关乎国格人格的大是大非面前，而迷失自我而浑然不知吗？！
值得警惕的是她们及其代表的那部分所谓的中国人和文化势力，早已忘掉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或华裔在这个世界上做人做事最基本的原则。她们也不要再想着借口“无知”便可以蒙混过关，对她们的板子一定要打，并且要打得稳、准、狠！！！
日本自民党前副总裁山崎拓（笔者按：现在是自民党内的防卫小组委员长）2006年9月13在东京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虽然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可他并不存有军国主义思想。但是，安倍晋三不同，他的历史观以及战争观，恐怕将带领日本回归战前走军事大国路线。他说：“小泉纯一郎在位5年，防卫费并没增加。轮到安倍上台，我认为他会展开全方位扩军。”
韩国人指出，日本这个国家认为它只要有了力量，就理所当然地要侵犯别人，因此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日本都将以力量为基础来对待我们。
笔者认为毋庸讳言和预言了，日本的军国主义野心必将再度剧烈膨胀，日本征服中国系统工程的精密和浩大就像一架早已进入预定轨道高速稳定运转的庞大机器。。。。。。如果我们没有有效的反系统工程，那就只能让时间和历史的发展来证明吧。。。。。。每一位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请擦亮你的眼睛，清醒地看待中日之间历史的发展吧！
历史总在重演，周期和形态变化而已！老实厚道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警惕啊！
博客：http://torch.blog.hexun.com
邮箱：torch2000@163.com
订阅：
帖子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