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女子与权贵

　　弱女子与权贵

　　楚 寒

　　近来，湖北省襄樊市少女高莺莺四年前的冤死案揪动了国人的心。在命案被雪藏了四年后媒体的争相披露中，我们看到了惨剧发生后当地权贵们令人目不暇接的表演，谓之为一手遮天是毫不为过的。年仅18岁的宾馆服务员、农民家的女儿高莺莺在2002年3月15日晚"坠楼"身亡后，公安人员草率处理、法医草草鉴定、动用公安警察和武警抢夺尸体、"市委工作组"出面和高莺莺家长签订"死亡补偿协议"要求"保证不再追究任何单位的责任"、通过威吓、殴打双亲、关押、连坐亲属等手段逼迫高莺莺父母签字火化尸体、屏蔽当地打往外地的电话、控制媒体不得报道……这一切均为了毁灭证据、掩盖事实真相从而逃避法律的制裁，从而将一个弱女子的冤死沉埋海底。

　　权贵们又一次凯旋了，他们将一个鲜活的花季少女的生命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还要往弱女子的尸体上泼上诬陷诽谤的脏水，称之为"精神不正常"。今晚，我看着书桌上这一期2006年7月6日出版的《民主与法制》封面上少女的遗像，配之以大号黑体字的标题《高莺莺之死九问》，少女的遗像被置于"问"字中的"口"中，神态安详双眼平和，她临死前的眼睛一定不是这样平和的，我想。我对她悲惨的死亡无能为力，只能默默落泪，任凭悲痛在我的胸口汹涌着。

　　随着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孙大人、常务副市长赵成霖赵大人等一帮当地权贵们因经济犯罪的纷纷落马，这起疑窦丛生的案件才得以被媒体曝光，读者为之震惊、愤怒。法学家贺卫方先生撰文为之一论再论，呼吁案情的昭雪，还原死者以正义。评论家盛翔先生的点评更是入木三分："权力最疯狂的表现，不在于疯狂地贪污搞钱，而在于把治下的人民都变成自己的奴隶，在于把看上的女人都变成自己的小妾，在于把治下的机构都变成自己的家奴，在于把管辖的草民都变成自己的鱼肉--想杀就杀，而且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盛翔先生的这段话说得令人触目惊心，但却是中国当下的实情。由于制度的不健全、没有对权力的制衡、约束和监督，权力宛如一只脱了锁链的野兽般张牙舞爪，身居要职的权贵们自然是为所欲为，在这个吃人的国度尤其是吃弱女子的国度里肆无忌惮。陕西省吴旗县公安局长张鸿翔张大人可以将前来指责其办案不力、要求尽快侦查破案的农妇白彩珍拘留7天，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纪委书记黄某某黄大人可以在海滨浴场满嘴酒气地公然调戏外企女职员，湖北省天门市委"五毒书记"张二江张大人为官几任可以玩弄上百名女性。

　　权贵们手中有权，财富也相伴而来，这在现今的中国几乎是人所共知的。有权有势又有钱的权贵们，的确可以傲然于世视法律为无物的，大小会议上所唱的"权为民所用"等诸如此类的高调是不必当真的，是当然视治下的民众如草芥的，是不需要视弱女子为同类的。他们如禽兽般对待自己的女同胞，行同鼠狐奸若狼狈，更别说职业卑微如宾馆服务员之类的，或穷人家的女孩子如父母是农民之类的。弱女子中"识时务者"，当不能躲避，当不能抗拒，应该如《西厢记》中唱词中"他那里尽人调戏，?着香肩，只将花笑拈"乃至满足权贵们的兽欲。苟有不识时务胆敢拒绝甚至反抗者，湖北省襄樊市的高莺莺即是下场，得罪了"在东京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的高俅大人之子高衙内之流的，搭上了自己的清白乃至性命不算，还要连累上自己的双亲"抢天哭地，讨不来一个说法"。

　　《巴黎圣母院》中的副主教克罗德看到美丽的吉普赛女郎爱丝梅哈达在广场上卖艺跳舞时起了歹心，这个平日里道貌岸然、地位尊崇的祭司开始不择手段地想占有她，指使敲钟人伽西莫多前去劫持少女，后趁着少女和恋人、宫廷弓箭长弗比斯幽会时刺伤弗比斯，事后嫁祸于少女，少女因此被判死刑，最终被送上绞刑架。伽西莫多被克罗德的无耻激怒，盛怒之下将这个抚养他长大成人的副主教推下钟楼摔死。恢宏豪放的雨果用他那瑰丽丰富的想象让一个其丑无比的敲钟人来替弱女子伸张了正义，让罪恶的权贵死于非命。《聊斋志异?胭脂》中失意悲愤的蒲松龄在"异史氏曰"中叹道："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冤哉！"，表达了他对现实的黑暗、无辜者沉冤莫白的悲痛。激昂青云的李白对友人宣城赵太守赠诗时慷慨歌昂云："愿借羲皇景，为人照覆盆"，以此来抨击权贵、蔑视当时的礼教。而当下中国的体制正可以让权贵们将他们执掌权柄的地方变成"覆盖的盆"，让一丝阳光也透不进来，他们支配警力、封锁媒体、操纵党政、压制百姓，为的就是要将弱女子的呻吟永远地沉冤！

　　雨果和李白都是浪漫主义的文学家，他们借用大胆的想象来为弱者伸冤，巴黎圣母院的情节表现了夸张、怪诞的浪漫主义的文学特征，李白借来所用的伏羲的神光更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物，只能在文学作品中慰藉我们的心灵。而在现今的时代，我们当寄托于司法，期盼着司法能真正发挥效能，将法治的温暖送进国人本已悲凉的心里，来还弱女子高莺莺女士以公道，毕竟"依法治国"写进宪法已经7个年头了。今晚，我们虔诚地期盼着，因为手持正义长剑的司法女神朱蒂提亚是蒙着眼睛的，她的眼里没有贵贱之分。

　　2006－07－25

　　作者e-mail：gewei108@yahoo.com.cn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很长时间以来，我的博客就像本人的脾性，深居简出，少有客至。但是从昨天晚间起，大批访客突至，像暗涌突然冲决堤坝，其汹涌之势令人生畏。我寻查了一下，才知道我刚贴的《史间道（二）》被“和迅”挂到了小黑板上。他们来到我的家里指指点点，还要我拿出待客的好脾气。我仿佛掉进了群众的汪洋大海，迎之不暇，却之不恭，……群众，一个多么可怕的词！我想起昨天的一幕……

　　警察抓小偷是个著名的童年游戏，我们小时候都干过。小偷自是不受欢迎，因此警察只能轮流当。所有的警察扮演者都极为认真，但小偷们却了了草草，为的是早点被抓住，然后翻身做警察。

　　昨天的黄昏，在我所住的小区里上演了一幕奇特的警察抓小偷游戏。先是一阵咚咚的不同寻常的跑动声，然后从远处传来几句吆喝。当时我正坐在阳台上看远处的几只鸽子，时光静谧，缓慢，因此楼下的动静更显得不同寻常。我刚从窗户里探出头去，发现楼下已围满了人群，他们显得莫名的激动、兴奋，又有些令人奇怪的愉悦和自信。没看到警察的影子，但人群激愤，有的手持木棒，有的手持秤砣（估计是附近卖菜的），更多的群众随手抄起地上的砖头朝小花园的月季丛里猛投。小偷大概就藏在那里。他应该是翻墙而入，情急之下藏进了花丛。我看了看，墙上插满了明晃晃的碎玻璃（玻璃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常见之物）。小偷大概是被人民群众打急了，才敢于如此冒险翻墙而入的。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如此迅速，起初大概是源于菜市上一声凄厉的喊叫――“抓小偷！”于是被历次运动教育出来马上警觉起来，他们迅速赶到出事现场，群情激昂，在混乱的人群中迅速分辨着事情的起源和发展方向，并随小偷的行动方向而涌向新的行动现场。他们希望自己从头至尾都能够参与这一场面。群众是不会轻易放过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偷的。也许是被童年游戏培养起来的警察情结在起作用，也许是被电视新闻培养起来的市民意识在起作用，也许是群众这个富有攻击性的群体概念本身在起作用，反正一旦暴露在群众的眼皮底下，一个小偷基本就插翅难逃了。每个人都想参与，都在拼命往前挤，尽量靠近那个可怜的小偷。群众是没有危险的，因为群众意味着大多数，而小偷又没有枪、没有刀，已成丧家之犬。痛打落水狗，人人有责。这个时候，群殴一个小偷是天经地义的，打了白打，即使打不着，也要看看其他人是如何殴打一个小偷的。快感不仅来自于参与，也来自于围观。

　　一个衣衫褴褛、浑身是血的小偷终于被捉了出来，瘫倒在人群中央，从怀里滚落出几个包子。他大概十五六岁，还是个孩子，也许是饿坏了，偷了几个包子，但不幸落入了群众的手里。小偷被捉住了，警察却始终没有出现。人群渐渐散开，因为游戏结束了，谁也不愿意再参与这种悲惨伤心的场面，谁也不愿意独自为一个孩子的流血事件负责。天色暗下来，小偷躺在那里一动没动，一个老大娘提着一袋包子，轻轻地放在他身旁……

　　在第二天的晚报上，我看到了一则新闻，将此事重新演绎了一番，其中有一句我印象深刻：“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似曾相识啊。

　　我想起了去年发生在本市的一个“警察抓小偷”事件。一位年轻的警察发现了两个偷自行车的贼，狂追，小偷情急之下跑到了结冰的河面，警察“奋不顾身地追了上去”，结果两人同时掉进了冰窟……结果，警察同志被追授为一等功，场面热烈、感人，而那个小偷，报纸上仅仅称其为“小偷甲”……

道德觉悟不能当饭吃

　　道德觉悟不能当饭吃

　　迷人的海

　　我国加入WTO后，尤其欧美发达国家一指责我国打击盗版不利，政府就会掀起一阵打击盗版的小高潮，并一准在央视上报道一番。但运动一过，盗版又像春天里的野草漫无边际地从地下生长出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人指责中国人道德低下，觉悟不高，法制观念差。这种指责没错，但决不是盗版泛滥的根源。笔者以为盗版泛滥的根源有二。

　　一、政府总是采取运动方式打击盗版，后患无穷。

　　新中国成立，就成为了名符其实的运动大国，把中国人都锻炼成身经百战的运动员。大家太熟悉政府的运动战法了，大起大落、大哄大嗡，运动一过，必将是雨过天晴、风平浪静的日子，在这样日子里，死灰可以复燃，一切可以重来。尤其再官商勾结，检查前行政主管部门会提前向商家通风报信，道貌安然的执法者进入现场例行公事时，往日盗版泛滥的柜台上、货架上早已没了盗版的鬼影。或许有几家跟执法者关系未能到位者，竟成此次运动的牺牲品。该没收的没收，该处罚的处罚。处罚不是因为卖盗版，是因为跟执法者没搞明白，关系不到位。于是，卖盗版者不是痛定思痛悔悟自己卖了盗版，而是悔不该没与官家搞好关系。以后就得想方设法和官家疏通好，也像其他玩得明白的同行那样及早得到准确信息，不再吃亏受损。这种情形尽管不敢说百分之百，但一定是业内人士皆知的秘密。已经没有新闻性可言。

　　二、道德和觉悟不能当饭吃

　　在这种社会环境、这样法制氛围中，谁还把道德、觉悟当饭吃？政府为何不饮水思源反省一下，盗版根源究竟在哪里？笔者以为有一下两个原由：

　　（一）正版诚可贵，只是价太高。

　　正版价高，决不是市场惹的祸，其祸根是人为的暴利。一部作品从校对、编审、排版、出版、印刷、发行，特别在发行过程中又分出若干手，由此不断层层加码加价，推波助澜，把书价推上了天，一本不太厚的书竟卖到三四十、四五十块钱，如果再来个精装本就更贵得吓人。谁买得起；然而发行商却大倒苦水书，纸张涨价，印刷涨价，这个涨价，那个涨价，所以书价踞高不下。

　　事实是这样吗？街头地摊卖的盗版书籍，它们的纸张，它们的装祯也都不错，比起所谓正版也相差无几，但它只卖十块钱一本，这又做何解释呢？尽管它错别字多一些，但对小说之类娱乐性文艺作品又有何妨？它不会耽误人们阅读和精神享受。相比之下，谁又会为道德、觉悟、法制观念去买正版？道德、觉悟能当饭吃吗？来华外国人也跑去书摊购买盗版，为什么？不就是因为正版贵得没边没沿么！我们知道贵得没边没沿的正版已在生产流通领域人为地层层加价，已经违法在先。凭什么让平民百姓为暴利集团埋单？！难道只许周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哪家法律！

　　（二）穷人望正版兴叹

　　有钱人如富豪、白领阶层等他们是不会购买盗版的，也许他们认为买盗版有违其身份，因为他们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实在没必要购买廉价的盗版书籍；再看购买盗版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群，十之八九是平民百姓，平民百姓有学习的权利，也有娱乐的权利，他们要增长见识，要放松身心，需要阅读，需要观赏。但仅靠一点养家糊口的工资买得起动辄四五十块钱的书籍吗？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连温饱都未能解决好，又怎能指望百姓仅仅为了道德、觉悟、法制而奋不顾身依法购买正版呢？如果正版价格合理合法也情有可原，但遗憾的是其价格是一小部分人的暴利所为。笔者以为平民百姓没义务用从牙缝省出银两去填埋暴利者的欲望之壑。

　　笔者以为在中国打击盗版只能从源头打起，先把那些层层加价的吸血鬼打入十八层地狱，斩断他们血腥之手。使出版发行环境洁净起来，阳光起来。使正版和盗版的差距不再那么遥远。正版才能正本清原，盗版才能不见天日，人民才能理直气壮地享受光辉灿烂的文化。

中国大学收费百年比较

　　中国大学收费百年比较

　　一、30年代大学收费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

　　我查阅了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
　　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圆。宿费全免。

　　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

　　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

　　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总部在上海、而在北平设有分部）的学费为每学期20银圆，每年40银圆。

　　又，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全国各地的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

　　30年代教会大学的学费

　　我又查阅到1934年修订的《燕京大学本科教务通则》中关于纳费的规定：“本大学学生，每学期须于注册时，依照下列费用表纳费――

　　本科正式生学费55圆；特别生附习生学费每学分5圆（学生以学分为交学费标准者，每学期至少需交学费15圆）；宿舍费（电，炉，水等）20圆；医术费（药费另计）2圆；体育费2圆；杂费2圆；
　　这就是说，30年代燕京大学本科正式生的学费每学期银洋81圆，每年162圆。此外一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如北平辅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费，跟燕京基本上一样，每年大约160银圆。

　　30年代私立大学的学费

　　我还查阅到私立天津南开大学的学费。据吴大猷教授回忆：“南开的经费，学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60圆，宿费两学期30圆（每年共须交费90圆），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20圆钱，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

　　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学学费第一学期26银圆，第二学期25银圆，每年共51银圆；私立北平铁路大学（私立铁道学院）学费每学期29圆，每年58圆。

　　又，1934年制订的《私立中法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本科学生每年应该纳下列各费（甲）学费全年30圆，分两学期交纳，每学期各15圆；（乙）实验费每学期5圆，不足补交，有余退还。此外，须交纳保证金10圆。”这个学校是由留法预科改办的，不必住宿，所以学费比较低，合计大约45圆。

　　1933年制订的《北平私立朝阳学院学则》规定：各科系学生每年纳费如下――学宿费52圆，讲义费10圆，图书费2圆，制服费2圆，体育费2圆，新生入学费2圆，杂费1圆，共计交费71银圆。

　　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学，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因为当时上海市生活程度为全国最高）：
　　复旦、光华、不同、大夏，所收学费如下――上海复旦大学每年学费100银圆；上海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圆，每年100银圆；上海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圆，每年120银圆；上海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圆，每年90银圆（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

　　总之，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

　　30年代学费占平民家庭收入的份额

　　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来说确实是上不起的。特殊情况如清贫的青年周恩来能上天津南开大学，是因为减免学费的缘故。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怪不得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这是足以引发我们深思的。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参看《鲁迅全集》第4卷151页），他们正是劳动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我国的大学生们多数来自这样的中间阶层。原因之一是这个阶层热爱知识，并且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原因之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子女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学。我曾经统计分析了当时许多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本文因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二、1950-1985年间的学费

　　小学到高中基本上是义务教育,每学期的学费是二元到四元不等.虽然当时一般性的地区特别是农村一个工只有几角,但对于一般性的贫困家庭来说,孩子读书仍然出得起,不会债台高筑.

　　上大学基本上是国家全包干,对于家庭差的学生来说,每月还可以享受到十七到二十三元不等的助学金.一般来说,一个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只要能够考上大学,不会给家庭增加任何负担.并且一旦毕业,还可以有旱涝保收的工资,有工作,有事做。
　　三、1985-2005中国高等教育收费变迁

　　从新中国成立到1985年，高等教育一直是免费的午餐。1985年，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高等教育“可以在计划外招收少量自费生，学生应交纳一定数量的培养费。”从此，开始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双轨制，只对部分自费生、委培生和定向收取学费。直到1989年，国家才对高等教育进行收费，当时的收费也只是象征性的只收200元，但总算迈出了高等教育收费的关键性一步。1993年，我国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东南大学开始收费并轨试点。1996年在部分高校试行并轨招生，学费一下子涨过2000元，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1997全面并轨后，学费一直徘徊在3000元左右，人们也渐渐适应了这种制度变化。2000年，各地高校收费标准猛涨，普遍提高15％左右，有的地区提高20％，学费超过4000元。北京市的大学学费一般专业每年每生介于4200至5000元之间。理工科专业介于4600－5500元之间。外语、医科类专业学费介于5000－6000元之间。艺术类院校突破一万元，只有师范、体育、民族等专业较低。浙江省的大学收费为4000元，专科学校为3200元。其中浙江大学可在20％的范围内上下浮动，其他高校可在10％的范围内活动。广东省一般专业介于3800元－4800元，8所211工程院校可浮动20％［4］。上海市财政局、物价局、教委联合发文，规定高校一般专业学费不超过5000元，特殊专业（热门专业）经批准可最高上浮30％。高职每年每生7500元，高等师范院校按一般专业收费，艺术类和民办院校维持1999年标准，每生每年不超过10000元。2001年大学学费普遍在5000元左右，复旦大学5000－5500元，南京大学4600元，南开大学4200－5000元，湖南大学5000元，西南政法大学4500元，浙江大学4800元，四川大学3500元。2002年，大学收费基本与2001年持平。

　　对于如此高的学费，新浪网做了一个网上调查。22155人参加了调查，认为价格合理的占13％，勉强接受的占24％，难以接受的占63％。反对方认为，一年学费4800元，四年就是19200元，再加上生活费每月400元，4年下来就要50000元，更何况有的专业学费要6000元。这对农村学生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能上网的大都是青年学生，如果广大家长参与这次调查，反对的人比例恐怕更大。

　　四、2004年几所大学的收费
清华大学---5000元，北京大学---4900元-5300元，医学部6000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4800元，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文科5000元，理科6000元，对外经贸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等---6000元，上海外国语学院--10000元，上海复旦大学--5500元，哈尔滨工业大学---4000元-5500元，南开大学--4200元-5000元，中山大学--文科-4560元，理科--5160元，四川大学--文科4600元，理科5000元，西安交通大学---3750元-5000元，淅江大学--4800元，南京大学--4600元，山东大学--3600元--3940元。

　　五、2005年民办大学与二级学院的收费
一般少在每年一万元左右，多的如与外国机构合设的学院高的达到二十万。。。。

现在城市读小学每生四百左右（当然开的发票只有二百）
高中每生一千二，还不包括书本费
大学每生七千――一万如北京人文最低的也有七千3百多
读技校每年也是二千到四千不等。　

你也可以当总统

　　你也可以当总统

　　汪红雨

　　结党营私，说起来似乎不大好听，但它是人的本性，没什么不好。政党，就是人为了谋取私利而组合成的一个集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人类社会里，组成党来谋利，当然要比一个人的力量要大，这是人的聪明之处。另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个人关心国家大事，关心自己和别人的利益，对比自己强的人敢于叫板，对比自己弱的人富于同情，这是文明的表现，不论他在哪个党，总比成日沉溺在电脑游戏中要好，比拿着来路不明的钱，出国狂赌狂嫖的人更要胜过千倍。这也是人们对在网络上，争论毛泽东伟大还是有罪的人，都表示尊重的道理。人们毫无反对某个党的必要，反党和反对别人谋利没什么实质区别。和反对你自己没什么区别，谁活在世上不为自己谋利呢。你不愿参加政党谋利，但你不能反对别人加入党谋利。

　　政党在人类五千年的文明史里，不过是近两百年来才有的事。而一党执政的时间更短，在上个世纪初，冒出了人类的第一个执政党，后来的几十年，它有过一段辉煌时期，但也不过二十来个。到了上世纪末，十几个执政党竟然象几滴水一般，几乎一夜之间就在地球上蒸发了。

　　执政党为什么如此短命呢？要探讨它的原因，首先要看看，人。政府和党这三者，在人类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人是万物之灵，任何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人人都怕死，好死不如赖活着，为什么？因人的生命不仅短暂，且死而无法复生。别人还在网上翱翔，还能搂着女友逛街，人类的明天还有那么多新奇美妙的事情，可你要是死了，就永远看不到了，世上也永远没你这个人了。你美丽的的妻子，你可爱的孩子，也永远看不到你了，谁不怕？所以，你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你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你要永远牢记，别人的生命也是最宝贵的，人与人在天赋人权方面是永远平等的。

　　世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更何况人呢？每个人的思想都是独特的，你就是你，你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自由，这是天赋人权，决不是任何它人给你的。

　　谁不想活得更好一点更自在一点呢？谁不想自己拥有更多的财产呢？这也是人的本性，追求幸福的权利。

　　但人的这些天赋权利，必须要有法律来保护，要有政府来保护。人必须要政府，就象足球场上要有裁判一样。

　　那么，人离不开政府，必须要有政府，是不是就等于政府可以为所欲为呢？当然不是。政府和人民之间本来就是契约关系，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照章纳了税，守法，政府就管不了他，只有在他犯了法，政府才能依法处理他。至于一个人要学什么理论，信仰什么思想，那纯属私事，政府无权干涉，政府和人的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人要吃饭，就得上班，。在厂里或公司里，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那是人类经济生活里的事。在政治生活中，人的领导是他的思想，人和政府硬要说领导关系的话，那人是政府的领导，人权大于主权。人有权利和权力，撤换一个侵犯人的天赋权利的政府。

　　人们的利益不可能相同，一群利益相似的人可以组成党来谋利，另一群人当然也有这个权利。你说你那个党代表了全体人的利益，那明显是强词夺理，要是全体一致，还要党和政府干什么。运动员都是天使，还要个裁判干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个党谁也别要吃掉谁，各个政党的人在一起组成政府，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妥协，相互监督，共同管理，社会才会稳定和谐。

　　政党的定位呢？ＰＡＲＴＹ，党，政党，社交聚会，一群谈谈玩玩的人而已，政党说白了，不过是推选自己的人竞选总统，国会议员的一个团体而已，和什么围棋协会。钓鱼协会没什么两样。选举完了，政府成立了，政党就该休息休息，为下次选举养精蓄锐。至于执政，那是政府的事，用不着党操心。你要把你那个党搞得象军队一样严密，那也是你自个儿的事，这是你的自由。可你认为这小看了你，你偏要用各种手段推翻政府，由你那个党一党执政，领导政府，领导国家，领导人民，那你就越位了。你就会受到制裁，惩罚。在人类历史上，党的出现比政府晚的多，但它的消失却要比政府早的多。党和政府不过是人造的机器而已，人可以打碎机器，可以造新机器代替旧机器，机器再强大，只能服从于人。

　　人，政府，党三者的关系就是如此简单，有人把政府和党，象过去的皇帝一般，套上一件神秘的象长城一样厚的华贵外衣，在昨天，它确能吓唬人，但在自由民主已成全为人类共识的今天，它不过是一层窗户纸而已。任何一个独立思考的人站在人性的立场上，伸出一个小指头，就能捅破它。

　　那么一党执政有无好处呢？一党执政也有好处，最大的好处是决策快，因为它省去了利益相悖的人之间的争吵，它可以尽快办一些粉饰一党执政的面子工程，如广场，市政府摩天大楼，高价住宅楼等。因为全国的税收在一党手里，它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免得扯皮。

　　有利就有弊，一党执政当然也有弊，而且弊大于利，这是它的本性所在，不是哪一个人所为，也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改变的，包括这个执政党的领袖对它也无可奈何。同样，站在人性的立场上，看一党执政的弊有哪些呢？

　　第一个弊是：一党执政必然是专政，不管你在专政的前面加上多美好动听的词汇，但它的实质依然是专制。要专政就必然要把人划成三六九等，什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等等，有户口和没户口的人等，农民里还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中农里又有上中农下中农等等，这些还不够，人堆里还得有左派，右派，积极分子，落后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子女等等，五花八门，眼花缭乱，有的一党执政还显不够，在民族之间也要来划分，什么优等民族劣等民族。于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就需要实行剥夺，镇压，管制，管教，办学习班，隔离审查，双规，说清楚等等，又是眼花缭乱五彩缤纷。甚至还要发动战争，消灭劣等民族。因而，在一党专政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永远是一句假话，几乎每个家庭都要受到伤害，却是不断出现的铁的事实。

　　第二，一党执政管不好钱袋子，纳税人的钱归一党所管，不管这个党是如何自话自说的先进，是如何的伟大，但党终究是人组成，面对似乎是用不完的钱袋子，有几个能挡住诱惑？好吃懒做，贪得无厌，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天下有几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执政党之下的贪污腐化又有两种形式，一是变着法儿公然把纳税人的钱往家拿，如利用手里的权利受贿，把自己领导的国营企业低价评估，再抵押给自己领导的国有银行，从银行拿贷款买下国有企业归自己，一分钱不花，不仅一夜之间成为千万富豪亿万富翁，还有个好名声，搞活国有经济。这是有意识的贪污腐败。另一种贪污浪费是无意识的，习惯性的，如公款吃喝２０００亿，出国考察２０００亿，公车消费５０００亿，占全国ＧＤＰ十分之一，当然，这里有些是必要的，但能不能省下一半？

　　第三，一党执政下的政府机构越精减越多，贪污的面和数目越来越大，税收越来越高，世界通行税率是个人收入的１０% 到１５% ，而一党执政的国家有的高达７０%.以上是因为没有制约的权利，具有自我扩张自我膨胀的天性。任何一个执政党，当然也有把国家搞好的欲望，但在什么样才算好的问题上又是一党的己见，于是，为了把这个一己之见的好的欲望落实，就想干很多事，干事要钱，国家政府的钱只有一个来源――税收。于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就可以随国家需要定税。收税要人，保护收税人也要人，说明收税是正确的还要人，税不够就收费，收费又要人，一环扣一环，环环都是执政党说了算，效率是高，但权利就随着不可遏制的欲望自我膨胀起来。吃国库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第四，一党执政下社会道德风尚日益低下，纳税人眼看着国库里的钱，象流水般灌溉着官员吃喝玩乐嫖的绿地，自然心里不平衡。于是，上行下效，医生收起红包，学校乱收费，警察借着扫黄打非捞点外快，连向来神圣公正的法官也挤了进来，甚至连是玩游戏的运动员裁判员，也能变着法儿搞钱。为了权和钱，人人抛头颅洒热血都在所不辞，社会的天平向人性恶的一边急剧倾斜。道德伦丧就成了贪污腐败的孪生兄弟。

　　第五，一党执政下的市场经济不是健全正常的市场经济，而是权利无处不在的裙带经济，于是，有了不怕假药怕假烟的怪现象，为什么烟草要专卖？无非是它的高税收。高税收的全以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被政府垄断着，至于卖苹果的擦鞋的，你们去竞争吧，为了搞面子工程要拆迁，说是招商引资么，盖大楼给你住还不好？给你几千元拆迁费，不够买十几万几十万的房？那你自个儿去挣啊，市场经济么。不全面不公正的市场经济只能带来畸形的经济发展，只能不断的滋生腐败，只能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跛脚市场经济，只能产生虚假的片面的局部的繁荣经济，即市政府大楼，立交桥，服装鞋帽业等的繁荣，而繁荣的背后，却是农业依然是老牛拉犁，制造业依然是榔头加锉刀，核心软件必须靠进口的无情事实。

　　第六，一党执政下社会治安恶化，人人都想着法儿利用一点点的权利关系，在别人那儿捞钱，那些毫无一点权利和关系的人也是人，他们的心理也会不平衡，他们也想过好日子，他们也要吃饭，怎么办？偷，抢成了他们谋生和报复的有力工具。尽管有武警，有公安干警，经济民警，小区还有保安警，还有城管等等，但家家户户还是从一楼到六楼，都把阳台和窗户封的象牢房一样，就是在大白天，走在大街上，也得把包挂在胸前，要不，遇上个飞摩，你就自认倒霉吧。除了被抢和偷的恐惧，老百姓还有被逮捕，高涨的学费，昂贵的医疗费，天价的房费，与日俱增的失业大军等数不完的恐惧感。

　　第七，一党执政必然要采取愚民政策，在宪法上已有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前面，加以阶级，反党反革命等可怕字眼，无视天赋人权，制造新的人与人的不平等。于是，软骨头的学者，专家，教授，记者等知识分子一代又一代的跪倒在权利的脚下，伪造历史，编织谎话。欺骗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他们毫无人格，良心全给权力和金钱吃光了。一个国家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因此，一党执政下，只能保持党和政府的官员和他们的亲属，过着社会主义生活，而体制外的人只能在政治上过奴隶生活，在经济上过早期资本主义生活，一国三制。这也是党和政府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必须让体制外的人不知道真象的原因，也是必须限制新闻出版自由的原因。

　　第八，限制思想带来了人的思想麻木，科学，文学，艺术等等人的精神创造力也随之衰退，经济学家成了经济注释家，整个民族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禁锢人的思想，比贪污腐化对社会和民族的危害还要残忍还要可怕。贪污腐化丢失的是国库里的金钱，而禁锢人的思想流失的人的良心和道德，它将慢慢抽掉民族的脊梁。

　　第九，一党执政造成了党的领袖人物管不了党，党管不了党的领袖的奇怪现象。一党执政的党里也有廉洁的领袖，但他只能帮某一个民工要回拖欠的工资，却难以要回所有民工拖欠的钱，因为腐败的体制比他一个人的力量大得太多。杀了一个贪官，还会冒出十个，因为贪官的土壤还在。若一个领袖变成了草菅人命的疯子，国家主席将军元帅也难以幸免，而那个领袖却并没有违纪犯法。因宪法上写着党领导国家，党章上又有全党服从中央，民主集中制，最后自然集中到领袖一个人手里，领袖的话自然大于党纪国法。

　　第十，是人，就有错，尤其是没有监督的领导人，在决策上难免有错，但一党执政没有竞选，只能是传子制，禅让制，选拔制，而无论如何，这里最显而易见的，是后任领导很难纠正前任的错误，即使万不得以要纠正前任的错，也只能是局部的，皮毛的。人是有感情的，感恩戴德也是人性之一。因而，一代代的错误难免越积越高。

　　一些俄罗斯人，中国人，朝鲜人，残酷的掠夺本国的老百姓，毫无人性的摧残青少年，只是为了验证德国人马克思的一句话，“如果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不解散自己的政党，那么它就会迫使全体人民，以自己的信条来做宗教的信仰，党就会腐败堕落成中世纪后期的宗教寄生虫一样的组织。

　　一党执政的弊可能还有，但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党专政才是社会不稳定和谐的根本原因，重要的是它违背了人性，违背了自由民主的时代潮流。所以它注定是短命的。有人会说，不一定，希特勒的一党执政，才是注定短命的，但苏联共产党要不是戈尔巴乔夫，可能今天还在执政。有这种可能，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没有戈尔巴乔夫，也会有李尔巴乔夫，张尔巴乔夫，即使体制内没有，体制外也会有，波兰的团结工会，瓦文萨就是代表之一。

　　其实，戈尔巴乔夫只不过是做了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替斯大林还债。把人民的权利还给人民而已，还政于民而已。但也正因为这一点体现了戈尔巴乔夫高尚的人格，因此他不仅赢得了俄国人，乌克兰人，德国人的尊重，也赢得了全世界热爱和平自由民主的人民的尊重。

　　一党执政的党前途不妙，那其余的政党呢，它们是不是前途广阔呢，答案是它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就拿现在最吸引全球人的视线的美国两党来说，它们也露出了衰退的端倪。首先，他们谁也没有尝过单独执政的甜头，即使总统是共和党的人，但总统只不过是政府的行政行政分支的一个首脑而已，政府的另两个分支不仅他管不着，反而还管着他。国会里是有不少共和党的人。但民主党的议员数量也和他们不相上下。在美国，从来就没有什么一党执政。布什政府和美国政府完全是两回事。

　　其次，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没有什么党委政治局什么的，进了政府的总统和议员，压根儿不要向党汇报什么思想和工作情况。党员要进就进，要出就出，象进超市一样随便，尽管总统是共和党的，国会里有半壁江山，但党拿不到国库里的一分钱。党的活动经费全来自私人捐款，即使这样，法律对捐款的上限也有明文规定。这明摆着是不相信党。美国人相信上帝的比例远远大于相信政府，你还指望他相信党？

　　三是别看他们每四年一次为了个总统的职位争得面红脖子粗，但你要仔细看看他们争吵的内容，就会发现，他们并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实质区别，他们的立场其实是越来越近，所争吵的问题无非是收税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同性恋能结婚还是不能结婚。因为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在两百年前的一纸宪法里早已解决了。也正因此，近来几届的总统选举，已有个人抛开党来独自竞选总统了，个人不要党自己竞选总统绝不是不可能成功的事，两百年前早有先例。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就是不靠任何党当上总统的。

　　你听说过绿党吗？这个欧洲不过二十来岁的不伦不类的家伙，象个幽灵一样，使选民象雾化般的，成为一个个不依附于任何政党的个人，使不可一世的一个又一个政党，变成泥足巨人，变成随时可能坍塌的王朝。这个绿党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不仅提倡人与人平等，还提倡人与大自然平等。他们已有不少人进了政府，但绝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党，说他们不过是一群热爱人和自然的人而已。

　　个人不靠党而自己竞选当上总统，不仅美国有，俄罗斯也有，普京第一任总统是借了叶利欣的光不假，但第二任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听说他在这届总统卸任四年后，还想竞选总统，到那时，他不靠任何党，自己竞选，也不是没有可能再当一次总统。

　　巧得很，华盛顿和他的伙伴们把政府官员关进了笼子，戈尔巴乔夫和叶利欣打碎了执政七十多年苏联共产党的笼子，粗看，他们不亏为民族英雄。但细看，他们的后面是一个个的人，是千百万要维护天赋人权的人。

　　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进步，政党的作用会越来越小，它的消亡只是时间问题，而且并不遥远。相反，个人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尤其是互联网和电视的普及，技术的提高，你可以独自将个人的治国主张昭示于天下，争取选票。而不要坐着飞机，带着党的一大帮人到处颠簸，到处开会拉选票，，即竞选的成本会越来越小。说不定哪一天，你也可以不要任何党，而一个人竞选当上总统。

　　但是提醒你，华盛顿说过，在美国当总统，就象做罪犯一样，所以他在当了两任总统以后，说什么也不干了。劝你三思而后行。

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伤人过多的理论误区

　　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伤人过多的理论误区

　　“共产主义要几十代人奋斗”之说可能另含深义

　　江泽民总书记2001年“七一”讲话说，“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

　　当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冷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实现共产主义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奋斗。

　　后来，看到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先生一篇文章提到，江总曾问小平“几十代”是否太长了，小平没说什么，仍坚持原来说法。

　　说实在地，当时我对小平这个说法不理解，有怨言，曾经发过牢骚，说从孔子到现在，他的后代才七十几代，二千年后谁还记得我们说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

　　最近看了几篇根据苏联解密档案写的文章，才顿晤小平“姓资姓社不要争”、“共产主义要几十代人奋斗”的深邃含义，更理解了他的英明之处。

　　一本被称为“俄国革命圣经”的书

　　这些根据苏联解密档案写的文章提到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涅恰耶夫写的《革命者教义问答》，说这本书“大名鼎鼎”，被称作“俄国革命的圣经”，列宁、斯大林很赞赏。说斯大林才翻两页就像中了魔似的被它吸引住了。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还曾极力主张重印。列宁说，“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部《群魔》（以涅恰耶夫为原型），革命者就忘记了涅恰耶夫，这不公”，以致“完全忘记涅恰耶夫具有组织者的特殊才能，到处都能进行秘密工作的特殊技巧，把自己的思想纳入震撼人心并永生不忘的表达的本领”。

　　笔者没有找到《革命者教义问答》这本书，但根据阿夫托尔汉诺夫的《党治制的由来》、拉津斯基的《斯大林秘闻》、蓝英年的《寻墓者说》等文章，我们可以知道《革命者教义问答》有如下一些主要论点：

　　※革命者是注定要灭亡的人 。

　　※革命者必须抛弃掉身上的一切感情，他的惟一的热情只有两个字：革命。

　　※为了革命胜利，他可以同一切社会公认的道德法则决裂。

　　※如果饥荒、水灾、地震能促进革命胜利，那么，就让饥荒、水灾、地震来吧。

　　※如果同盗匪结盟能加速革命胜利，那就不妨结盟吧。

　　※如果人民不觉悟，就设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促其起义……

　　※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家组织，在关键时刻搞一次成功的密谋，就可以夺取国家政权。

　　※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全力培养一代新人。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大多数旧居民都要被消灭掉，以免妨碍新一代俄国人全速奔向社会主义光辉未来……

　　※为了让俄国人民更好地奔向社会主义的未来，他们认为必须将大多数居民消灭，因为这些人是无法改造好的，无法奔向社会主义天堂的――为了社会主义，必须将大多数居民置于死地。

　　列宁主义的理想信念和涅恰耶夫《革命者教义问答》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很同情流亡到欧洲的俄国民粹派革命家，但并不赞同他们的理论。上述文章提到，与同情其他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成为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其厌恶涅恰耶夫。这可能与他们对《革命者教义问答》无视社会公德、不择手段和极端残忍的反感有关。

　　看来，斯大林赞同这本书，并且付诸于实践。列宁虽然在他的著作中批判了俄国民粹主义，但是却赞赏涅恰耶夫及其著作《革命者教义问答》。

　　列宁的老师、熟知列宁强点和弱点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他１９１８年4月病危期间口授、苏联崩溃之后于1999年11月发表的《政治遗嘱》中,就曾明确指出：“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布尔什维主义有什么新东西吗?只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社会主义是人道的、社会公正的社会，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正如在恶的基础上创造的善包含着更大的恶的幼芽一样，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社会将带来恶、仇恨，因而也带来自我毁灭的装药”。

　　从普列汉诺夫这些话可以看出，列宁的理论中含有涅恰耶夫《革命者教义问答》的观点和主张，也就是说，列宁主义含有俄国民粹主义、特别是涅恰耶夫的某些观点。这就是说，列宁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及其实现途径的理论，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已经不是马克思本来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信念，而是含有涅恰耶夫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理想信念。

　　到底应该怎么看《革命者教义问答》的观点和主张

　　在不具备合法斗争条件、必须武装夺取政权的国家，革命家的任务就是要发动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和农民起来推翻地主资本家的反动统治。就像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激化工人和农民同地主资本家之间的阶级仇恨和矛盾，是发动和进行这种革命的必备条件和主要手段，在革命者看来，为此而采取的一些常规和非常规措施，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在这场激烈的斗争过程中，敌人对起来造反的工农大众是非常残忍的，是不会遵守什么社会道德规则的，因而，革命者打破这些道德规范的约束，不择手段地去对付敌人，当然应该也无可厚非。

　　在夺取政权之后的初期，在剥夺剥削者生产资料之后的初期，被推翻了政权的和被剥夺了财产的地主资本家，他们必然会为夺回政权和财产进行疯狂的反抗，因而，革命政权对他们进行镇压，当然是必要的。

　　问题就在于，《革命者教义问答》认为，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大多数旧居民无法改造好，无法奔向社会主义天堂，会妨碍一代新人全速奔向社会主义光辉未来，必须将大多数旧居民消灭。甚至认为，连旧社会来的革命者也不适合生活于他们自己为之奋斗建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因而断言“革命者是注定要灭亡的人”。

　　写到这里，我才豁然懂得，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和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为何会同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毛泽东主席为何不为鲁迅不当右派、不进监狱打包票。我也懂得了毛泽东主席如何处置以城市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陶汰”。

　　我手头没有《革命者教义问答》这本书，无法判断这些引文的精确性，感到这些引语有作者反共情绪的夸张之词，诸如“都要被消灭掉” 等用语；但去掉反共夸张因素之后，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全力培养一代新人，二是大多数旧居民不适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会成为向这个未来社会过渡的“妨碍”，必须使他们消失。 问题就出在“培新灭旧”这两点上，社会主义国家伤人过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社会主义国家伤人过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如何对付这些妨碍新一代人奔向社会主义的大多数旧居民，苏联采取了杀头、关进监狱、集中营和疯人院等恐怖和血腥的镇压手段，使其“消失”。中国有教化的传统，除了杀、关、管之外，主要采取了改造思想的办法。

　　斯大林1936年11月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进行了恐怖的大清洗。据曾任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有权查阅所有档案馆资料”的前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沃尔科戈诺夫上将说：“在1937和1938悲惨的两年里，照我的看法，大约有三百五十万至四百五十万人遭到镇压，其中有六十万至八十万人死去是判了死刑的。还有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被‘法庭’判处死刑，而是后来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 从1929年到1953年总共有一千九百五十万到二千二百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人是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

　　据曾在苏共中央工作、一九三七年被捕下狱、后流亡西方、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学专家”的阿夫托尔汉诺夫调查统计，在领导十月革命的二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五人自然死亡和三人被敌人杀害外，有十五人被斯大林枪决，二人因受斯大林迫害而自杀，三人失宠，三十年代大清洗后唯一活着并继续掌权的就是斯大林。在革命后建立的首届政府十六名成员中，除四人死在斯大林独裁之前，其余十二人全被他杀害。国内战争时期的十六位前线司令中，有十人被他处决。在一九三四年苏共“十七大”选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员中，有九十八人（占百分之七十）被处决，参加这届代表大会的一千九百五十六名代表有一千一百零八人被捕下狱。从苏共一八九八年成立到一九三四年，被选入历届中央委员会的共有二百八十四人，除在三十年代大清洗前正常死亡和阵亡的四十五人外，有一百八十八人被处决或在监禁中死亡，八人自杀，二十二人被开除出中央，只有二十一人受宠（其中一人一九五二年被斯大林处决），成了斯大林的亲信。

　　过去，我们只是从斯大林个人性格粗暴残忍和个人权力欲望强烈专横的角度，分析这些问题，探索原因和教训。现在看来，这样分析还比较肤浅，没有抓到根本。如果这只是斯大林个人性格和权力欲的问题，那么，这种现象只应该发生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但是，我们看到，几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类似的现象。而且，几乎都是发生在建立社会主义、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大都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罪名处置的，寻其逻辑机制都同认为这些旧社会来的人不适应社会主义新制度有关，都同涅恰耶夫《革命者教义问答》那种必须将大多数旧居民消灭的“培新灭旧”的理论有关。

　　中国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1957年反右派，五、六十万乃至上百万左右知识分子和和党政干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配到边远地带劳改农场，一改造就是二十一年，直到平反才回来，其中不少人饿死、累死、自杀、致病、致残在那里，甚为悲惨。在1958年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三年大跃进中，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还有无数的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因表露出疑义遭到批判和斗争。毛泽东主席在这期间的言论，突出显示出类似俄国民粹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仇视知识分子的情绪，轻蔑地说什么那些“大学教授一不会革命，二不会打仗，三不会作工，四不会种地，只会反革命，搞资本主义复僻”。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伤害人之多、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手段之惨烈，超过以往任何运动，仇旧灭旧情绪达到顶峰，什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扫四旧”，“清除黑五类”，“清理阶级队伍”，“臭老九下五七干校”，“斗私批修”，……都是针对旧思想、旧文化、旧人类，要实现共产主义，就要像剥笋剥葱那样一层层剥掉，培新灭旧，只留下纯白的，结果连革命家们自己，直至位居最高最核心的人物都一个个剥去了。

　　这种“培新灭旧”理论的顶峰就是红色高棉，1975年4月17日一解放金边，三、四天之内就以“美国飞机要来轰炸”为借口，把金边居民全部赶到农村去改造，结果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非命。毛主席多次接见过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我们的国家通讯社报道了红色高棉这种作法，称赞他们比我们彻底，是个“发展”。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每到真要付诸实施时就出问题，原因亦在此

　　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追求，确实曾给我们以极大的精神力量。我们也确实是认真对待这个理想信念的。因此，在夺取政权之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以急切的心情，认真考虑建立这样一种理想社会，也就是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准备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要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一要生产高度发展，物资极大丰富，二要人们高度自觉，具有共产主义觉悟。为此，一要大力发展经济，二要培养一代共产主义新人。但是，为了加快发展经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干尽了蠢事，出尽了“土洋相”。为了培养一代新人，“十年文革”，破旧立新，割断历史，破坏文化，剥笋剥葱，扭曲人性，伤人无数。

　　理想信念曾经给我们以极大的精神力量，鼓舞我们前仆后继，去夺取战争的胜利。为什么到真的要付诸实施时就出问题呢？除了“最高目标”、“终极目的”的提法和否定多样性的统一模式有形而上学之嫌，违背了发展的无限性和具体模式的多样性，以及急于实现的急躁性之外，恐怕主要就在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信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信念，而是被列宁、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化的含有涅恰耶夫《革命者教义问答》“培新灭旧”（“培养一代新人”和“消灭大多数旧居民”）谬论的“理想信念”。

　　《革命者教义问答》对于如何夺取政权及其夺取政权后初期拟定的斗争措施，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有效的。也许正因为如此，革命者就没有怀疑他对夺取政权后的判断和建议措施的慌谬性，结果错误地采取了许多极端残忍和违背人性的措施，仍然不知错在哪里，像波尔布特那样杀了1/4―1/3的国人，还理直气壮认为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美好理想而奋斗。

　　普列汉诺夫的预言应验了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政治遗嘱》中就曾预言，布尔什维克政权将会出现“意识形态危机”，并且在这个危机中“开始从内部解体”；“解体的过程可能拖上几十年，因为俄国从来不知道民主为何物，又一个专制政权(布尔什维克政权)将会被俄国人毕恭毕敬、逆来顺受地接受下来。加之这个政权可以借助高超的蛊惑宣传、发达的监视和镇压机关来得到加强”。

　　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意识形态危机”，就是前述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恶手段”和“善目的”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导致其“自我毁灭的装药”。普列汉诺夫说：“社会主义是人道的、社会公正的社会，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正如在恶的基础上创造的善包含着更大的恶的幼芽一样，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社会将带来恶、仇恨，因而也带来自我毁灭的装药”。

　　苏联在它存在的七十年间，创造的业绩无可否认是辉煌的。但也正如普列汉诺夫所预言，付出了深重代价，并最终在这个“意识形态危机中”“从内部解体”。

　　中国也发生了意识形态危机

　　十年文革期间，几经大的政治震动，人们对传统观念（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产生了疑问，我们也像苏联一样发生了信任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

　　但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种危机的处理，不像苏联人那样，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抛出，叶利钦反戈尔巴乔夫，甚至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休克疗法”，都是从一个极端一下子转向另一个极端，这样，几经震动，苏联这个框架就散了，解体了；而我们，我们的中央，则比较稳妥，老练，成熟，这大概得益于中国文化有中庸之道的传统，不大爱走极端。

　　我们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开始解除毛泽东思想对人们思想的禁锢，纠正了毛泽东主席一些明显的错误决定。继而，1979年1月---4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之后，经过近一年的起草准备，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事求是地评价建国32年来的功过是非，同时也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为全国人民统一认识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数。当然，争论仍在继续，特别是江朱体制实施邓小平改革理论、对国有经济体制实行伤筋动骨的改造之后，传统左派和新左派、传统自由派和新自由派和居于主导地位的主流改革派三派之间，围绕改革的走向和功过是非，争论更加激烈起来。今年三、四月的两个座谈会，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3月4日在北京西山举办“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之后，“毛泽东旗帜”网站4月9日主办举行了“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研讨会”，慷慨激昂，上纲上线，回击由“精英”们主导的上述“西山会议”。

　　除了这些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激烈争论之外，显示意识形态危机仍然存在的迹象还有：中国的市场经济仍然处在野蛮阶段，党政官员腐败现象日益普遍严重，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降……。所有这些现象，都与能为现阶段中国人民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的缺位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仍未度过意识形态危机。

　　胡温新政，根据中国现在面临的内外环境，全面接受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合作共赢、和谐世界的治国方略，为走出理论误区、克服意识形态危机指出了方向，开辟了道路。

　　以人为本是对“培新杀旧”理想信念的否定

　　在“十年文革”之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更广泛地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去苏联东欧阵地之后，先是在中国报刊传媒中，继而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在第四代中共领导人的治国方略中，历史性地推出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 “以人为本”的概念。这决不是偶然的。

　　从前面的考察叙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我们中国以及其它国家共产党人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信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信念，而是被列宁、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化的含有涅恰耶夫《革命者教义问答》“培新灭旧”（“培养一代新人”和“消灭大多数旧居民”）谬论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信念”。正是这个“理想信念最核心的理论误区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屡犯错误，伤人过多，失去民心，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败，转入低潮。

　　“培新灭旧”式的“理想信念”的要害是对人的否定，而“以人为本”则是对人的肯定。因此可以说，“以人为本”的概念是作为前者的对立面，被历史过程和概念运动过程推出来的。“以人为本” 概念的出现，就是对涅恰耶夫式的那种“培新杀旧”、吞噬人的生命和权益的“理想信念”的否定。

　　发掘和科学界定“以人为本”的内涵，打造一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从而，正确认识人，正确对待人，珍惜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人格，保护人的各种权益，发挥人潜在的无限的智能；并且，在打造人本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构建人本主义的政权观（权由民授、由民监督、由民决定去留）、教育观（学校以学生为本）、医疗观（医院以病人为本）等各社会领域的观点体系，从而理顺政府、官员、民众之间以及学生、老师、学校之间和病人、医生、医院之间等各社会领域的关系。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不单单有市场经济法则起作用，而且，还有符合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的马克思主义人本哲学的指导、调节和制约，我们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文明，更加人性化。我们就有可能较快地渡过市场经济初期必然存在的野蛮阶段，就有可能有效地遏止党政官员腐败化和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的趋势，从而彻底克服由过去的理论误区造成的意识形态危机。

　　净化理想信念 走出理论误区

　　五年前，小平同志已经直觉地感觉到了这个理论误区，因而不要我们现在谈论所谓共产主义社会，而要推到十几代、几十代人之后，就是免得我们再度陷入这个误区，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能否走出这个理论误区，渡过由这个理论误区造成的意识形态危机，关键还在于能否正确评价列宁主义。全面否定列宁主义和它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就会否定我们政权来源的合法性。全面肯定列宁主义，就会继续沿着那个理论误区走下去。两者都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净化列宁主义，净化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剔除那些污染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屡犯错误、伤人过多的慌谬理论。而这，就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那场争论，这才有可能回到马克思，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分支和流派。(2006-7-25)

　　作者电子邮件：zhenmin_mei@sohu.com

中东出英雄很难

　　中东出英雄很难

　　刘俊君

　　中东很难得出现英雄,不是说没有这样的水土.而是那里的地理却是中心地带.四面强敌.就算出现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人,也很难力挽狂澜.

　　中国地理比起中东幸运多了,除了北方有个俄罗斯(当年的苏联外),已经没有什么强手了,就算日本也终究力量有限.所以在外强方面,中东比中国是难多了.中国的江山能够光复,有很大的作用占了天时,孙先生的北伐战争,那时候,就是一战爆发前后,世界强国自顾不暇,哪顾及中国.毛泽东打仗的时候,也与当年孙先生差不多.占了天时和地利,人和就不说了.所以中东更加难.

　　如今的世界又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战争,不过也好在没有战争,否则我不会在这打字了,恐怕也要四处去讨饭了.如此,中东四周是强国林立.东北有俄罗斯,东方有个中国,.西方有个欧洲.隔了两个洋还有个美国,并且现在是直接打进中东的.四个强手是绝对不会让中东有英雄走出来,来统一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经历文化大改革才可以.要想强大就必须走唯物主义,这面对的压力很大.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其实也确实是场文化改革,因为毛泽东的权力很大,说改就可以改,阻力少.阿拉伯世界政权林立.就是说文化改革需由政治作为后备力量,中东没有.就只有经历学术的宣传.这无疑在时间,精力,地域,财力,物力,人力等各个方面大大的拖延.而这时间,周围的国家只会更强.意思就是中东更弱.文化不改革,人民就愚昧,愚昧的人民产生的就是愚昧的国家,愚昧的国家就意味着落后,落后就是有英雄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在中东的世界里面有这个实力的就是沙特阿拉伯,而所有的强国对于沙特是非常提防的,怕他振臂一呼.而沙特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所以不敢乱来.那其他的国家就基本上没有这个能力了.

　　要想统一阿拉伯世界,通过全武力是很难得行得通的.只有文治和武功,以文治为主,美国终究力量有限,不会太过.其实美国人点燃了阿拉伯世界的火焰.需要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结合一批强有力的各英雄,号召各国联合.但是所面对的阻力也是空前的.现在伊朗和黎巴嫩的联合可看出点苗子.可惜的是这个力量有个瓶颈,就是号召的力量再大点,俄罗斯,中国,美国,欧洲的枪口就要转变,再把他逼回去,逼到只剩下那么点力量.所以我说很难.此人必须要有着极强的民族精神,大海的胸怀和精辟的目光,还需要超强的意志和耐力.因为此事若想办好,还得加上35%的运气.而采取的策略最好的是联吴抗魏,刘备借吴国的力量打败曹操的事情就不说了.

　　形势虽然是如此, 不过我想一切着尽为人民着想.后半段纯粹是我一家之言,是我自己的揣测的政治观点,可听可不听.非政治实际性.

重新认识日本战后崛起的“神话”

　　重新认识日本战后崛起的“神话”

　　李咏康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通过不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获取了巨额资本，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庞大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国则被夷为废墟，几乎倒退到石器时代。这就是二次大战结束、日本投降时，中日实力对比的真实写照。日本在1931年至1945年的侵略战争中获取了巨额财富，它虽然最后败给盟军，但其本土所受到的损失非常轻微。从经济上衡量，日本得多失少，在二战中是赢家。这一净得的利益也奠定了它战后经济飞跃的基础。

　　然而，狡诈的日本人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拒绝对中国和亚洲的被侵略国做出赔偿。靠着它多年来抢掠的不义之财，利用美国的扶植，日本发展成今日的经济实力，甚至不时拿出几块日元贷款在中国政府面前当施主。他们把大屠杀的罪责否认得一干二净，把欠的债左推右赖，颇有你奈我何的味道。

　　很多中国人也中了日本人的计，以为日本在二战时早被美国的原子弹、轰炸机炸成了废墟。按照中国人不打落水狗(明知落水狗照样咬人)的传统"美德"，这些人认为日本不必赔偿了，甚至觉得日本当时蛮可怜的。更让日人高兴的是，有些中国人还免不了有点自*自卑、怨天尤人，骂政府无能、怪同胞素质低、恨自己投错胎之余，甚至会产生汉*倾向。因为，如果日本战后也成了废墟，而五十年后的今天，日本巨富，中国特穷，岂不只能说明中国人民低能，日本人优越……? 有这样想法的人恐怕不少，但他们确是大错特错了，错得离谱、荒谬、可悲。

　　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虽然使之一度陷入了美国的管制，但在它经济上却收获颇丰，以较小的代价对亚洲大陆与太平洋国家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榨取。对于日本的榨取，读者(除非是日本人)恐怕没有太多异议，所以本文先重点说明日本战争损失轻微的事实。

　　一、日本逃脱应有的惩罚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本岛未受地面部队炮火的攻击，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其所受的唯一打击方式是盟军海军与空军的轰炸，因此要计算日本的实际物质损失，只要考虑盟军的轰炸规模即可。并于这个问题，《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总结报告(太平洋战争部分)》有详细的统计数据。

　　整个战争中，包括两枚原子弹在内的所有轰炸造成的日本人死亡数量为三十三万，等于日军在南京屠杀的中国人数量，等于日本在1937年至1945年间屠杀中国人数量的百分之一；盟军所有轰炸造成的物资损失，仅相当于日本一年从中国东北掠走的财富。

　　一．一、对日常规轰炸的规模为对德轰炸的百分之十二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盟军对日本本岛共投弹十六万零八百吨，其中十四万七干吨由B-29轰炸机投下。相比之下，盟军在德国境内投弹一百三十六万吨。除飞机制造业以外，日本的其他主要工业交通电力都未曾受到有规模的轰炸。

　　对日最早轰炸的是杜利特带领的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机队，纯粹是为鼓舞盟国士气。持续的轰炸在盟军攻占马利安那群岛(该群岛距日本本岛两千多公里)之后四个月，也就是1944年11月底才开始。只有在那时，盟军才拥有了一个置日本于B-29远程轰炸机航程内的大基地。初期的轰炸方法是在一万米的高空投弹，在此高度上可减少日本防空火力的威胁，但淮确率低于10％。直到1945年3月9白，盟军对日总投弹量还不到两万吨。所以真正有规模的轰炸，只有从1945年3月至7月的五个月时间。从1945年3月9日起，美军开始采用夜间低空轰炸的方式，从两千米至六千米高度投弹。当天晚上，一百多架B-29向东京一个居民密集的区域投掷一千六百多吨燃烧弹，饱和式的轰炸打日本人一个措手不及，该区域变成千片火的海洋，死伤十八万多军国主义支持者。这是盟军轰炸中最成功的一次，由于日本人有了防备，随后在其他城市的类似轰炸效果要小得多。

　　投弹的吨量从1945年3月的一万三千开始按月增加，到1945年7月(日本投降前的一个月)达到四万二千吨。由于这一数量不足以对日进行广泛的轰炸，盟军选择性的轰炸了一些优先目标，主要是与飞机制造有关的军工企业。日本的铁路系统、电力系统没有受到轰炸，化工、钢铁、造船等工业则尚未列入主要轰炸目标。日本97％的军用物资则是储于地下或已分散，不受轰炸影响。

　　即使是选择性的轰炸目标，调查表明其受到的影响也是相当有限的。日本投降前的一个月，其飞机产量为每月一千架，高于1942年每月七百架的水平。其炼油、制铝与火药的生产虽有大幅降低，但主要是因为海运受制导致原料输入不足，不是因为工厂受到轰炸。燃烧弹对付日本的木结构住房效果明显，但对坚固的工厂厂房则威力不大。而当时美军的轰炸能力还不足以广泛地用高爆炸弹密集攻击日本的工业。B-29飞行高度的降低，使35％的炸弹能落到目标三百米的距离之内(现代的激光制导炸弹精度可达10米)，虽然比原先的10％提高不少，但以这个精度，除非是用大量飞机地毯式轰炸，还是难以保证摧毁目标。以这个精度，本来要投在厂房上的炸弹，很可能掉到一块空地上，从几公里的高空看去但见一团浓烟笼罩目标，其实可能只不过震破几块玻璃。中途岛美军的高空轰炸机群对日本舰队(航空母舰目标不小吧!)丢了一堆炸弹没有一颗命中；欧洲战场上德国被天天炸，但其飞机生产有增无减；越战时美军狂轰滥炸没使胡志明小路中断一天，……轰炸的效果有限是为兵家公认的一个事实。

　　据统计，盟军对日本的轰炸共摧毁了四十七万桶石油制品、二十二万一千吨食物和二十亿平方码的纺织品。这个数字与日本在中国的掠夺和破坏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一个日本兵一杆枪、一把火就把一家中国人打死，房子烧掉，财产抢走。盟军九个月有限规模的轰炸对日本的损害，又怎能与一百多万日本兵在中国三光八年所造成的损害相比! 一・二、原子弹没有摧毁广岛在美国投下原子弹之后，日本人立即调动舆论追究美国是否人道的问题。美国截获得到的日本外交通讯表明，当时的日本外相重光葵(甲级战犯，战后曾任日本首相)立即指示要利用原子弹的事来制造对日本有利的舆论。殊不论日本人是否有资格讲人道，事情的结果是，日本成功地利用原爆事件，把自己扮成一个可怜兮兮的受害者，到处向人述说它吃原子弹的苦，说来说去，它倒成了二战中最惨的。在把人们的视线从它的暴行转移到原子弹上之后，它便开始改写历史，甚至将自已说成是解放亚洲于西方殖民主义的救星。日本极力夸大两颗原子弹造成的伤害，不时集会纪念，同时在原爆馆内陈列当年皇军胜利进入南京的大幅照片，毫不将中国人的抗议放在眼里。

　　日本人狡诈却使很多善良的人受到欺骗。这些受骗者甚至开始同情日本，替它打抱不平。

　　到底广岛和长崎受了多大的损害呢? 广岛原爆造成了近七万人死亡，五万多人受伤。爆心两公里范围内的砖造建筑被摧毁。市中心的小工厂大部分被夷平，但是城市周围的大工厂几乎完全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它们94％的工人没有受伤。这些工厂占广岛工业产量的74％，估计它们可以在三十天内恢复正常生产。广岛的地下设施没有受到损害。铁路运输在8月8日也就是爆炸后两天恢复通车。在原爆中心烧焦的地面，植物重新继续生长，没有残留核辐射的迹象。长崎因为地处群山包围之中，原爆的效果小于广岛。总计死亡和失踪人数为四万多。五万二干座民宅中有一万四千被摧毁。长崎的工业的96％集中在三菱公司控制下。最大的一个工业设施，它的一个船坞，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位于爆心附近的一个军工厂损失了其价值的58％，一个钢厂损失了78％，稍远的电机厂损失了其价值的25％。估计兵工厂和钢厂可以在一年左右恢复大部分生产，而电机厂则只需半年即可。

　　诚然，原子弹使日本感到了灭种的危险(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办法让日本放下屠刀吗?)，如果当时美国有足够原子弹的话，靠马利安那群岛上的B-29即可在一天内对日本所有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施行核爆。然而，从统计数字来看，两次原爆远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威力无究。反倒是日本找了一个倒打一耙的口实。事实上，当时的两颗原子弹当量很小，据估计，要造成与日本南京大屠杀相等的损害，至少要在东京这样的城市上空引发一枚3MT的热核装置，而广岛原爆只有这一当量的百分之一。

　　二、日本在侵略中获得的经济利益远大于其战败的损失日本是一个资源极为贫乏的国家，其地域狭小而山地面积占85％，却有一亿多人口，矿藏稀少，却有庞大的工业，因此几乎所有食物与工业原料均需进口。在1937至1945年期间，通过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原材料、粮食和劳动力的无偿占有，日本积累了深厚的资本，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侵华日军司令(火田)俊六在1941年9月上书说："不只现地军(指侵华日军)要依靠大陆以图生存，日本的总动员的资源也要取自中国，这不是很严酷的事实吗?"这一上书的目的在于主张先摆平中国的抗日力量再行南进，但也说明当时的日本人确实是在以吸中国人的血为生。日本在1931年即占据了资源富饶的中国东北三省，后来更占领了华北、华东、华南的辽阔土地，建立伪满州国和汪精卫汉*政权，控制了中国几乎所有的矿山、工厂和农村，使用中国的劳力对中国的资源进行掠夺。

　　日本对中国的掠夺在《日本的侵略与掠夺是中国贫穷的直接原因》一文中有更多的说明，在此不再重复，而着重概括日本对东南亚诸国的盘剥。

　　1941年日本制订了《南方占领地行政实施要领》，其主要内容包括：

　　1)占领军从占领地收取重要国防资源以供日本调遣：

　　2)占领军须取自于现地的生产品以自活；3)在占领区之物资由海陆军征用船舶输送至日本：

　　4)占领军接收并管理占领区的铁道、船舶、港湾、航空、电信及邮政。次年日本内阁又通过《关于南方经济处理之件》的决定，制订日本在其占领地的方针。除以上各条之外，更强调占领区的开发必须由日本政府指定的企业承担。被指定的企业主要有三井、三菱、住友、古河、日矿等财阀。

　　随后日本人在东南亚无限制地发行南方开发金库券及军票等纸币，彻底进行收刮。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地的主要农产品本来是砂糖、烟叶、咖啡等，日本人却勒令他们改种水稻与玉米。同时又把越南、泰国、缅甸所生产的稻米几乎全部征为军粮或运回日本本岛。后来，日本在战事处于不利时，为扭转败势，对中国和各占领区的掠夺更加变本加厉。1944年末到1945年，越南农民即因粮食全部被夺而饿死两百多万人……。

　　日本以这样残酷的方式对中国及东南亚与太平洋国家的榨取导致了它本身经济的腾飞。掠夺的财富被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例如，以不变价值计算，1943年日本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7％，1944年则增长了10．1％。1937年，日本钢产量为五百八十万吨，而到1943年，则达七百八十万吨，其生产能力则达一千三百多万吨。商业造船由1941的二十三万八千吨，增加到1944年的一百八十五万吨(加进掠夺之运输)。1942年完成一艘六万四千吨战列舰和六艘小型航空母舰，1944年完成的吨位则比此高出十万吨。飞机生产由1942年的每月七百架增加到了1944年的每月两千五百多架……。

　　以上一系列数据说明，在盟军尚未取得马利安那群岛的轰炸机基地之前，日本是越战越强。其原因很简单，依靠残酷的掠夺，整个日本民族过上了白吃、白穿、白拿原材料并且拥有若干亿奴隶的吸血鬼生活，日本的两百多万侵略军不但不需要国内提供粮草，反而可以把被征服国的粮食、资源和劳力最大限度地运回国内，而无须顾忌被掠夺者的死活。原来日本要化钱买原料和食物，现在则免费享受。总吨位一千多万吨的庞大船队穿梭于被占国与日本之间，源源不断地运回物资，把工业实力再大大地向前推进。盟军对日本商船的攻击，大大减小了其运输掠夺物资的能力，使其工业生产在1945年由于原料缺乏、开工不足而有较大下降。但正如前而指出的，由于对日本本岛轰炸的规模甚小，这一下降并非生产能力(设备与劳力)和物资的损失。

　　日本人不断诉苦说他们在战败时如何吃个饱，实际上，战前日本人平均每日食物热量为2000卡，1944年，也只降至1900卡，到投降时，还有1680卡。当时日本与东南亚之间的航运已经基本中断，这些食物主要是从中国运回来的，又有多少中国人因此饿死?日本投降时还拥有战斗飞机九千架，五百多万军队，准备与登陆的美军拼死一战，意图使后者因伤亡太大而不得不与日本妥协，使日本可以保留其获得的部分利益，如中国东北等。然而，原子弹使日皇认识到投降比"日本完全灭亡，稍胜一筹，只要种子残存，仍有复兴之光明"。

　　波茨坦公告明令日本不得拥有军工企业，但是日本在投降之际即迅速地毁灭所有重要文件并把所有军工转为民用，从而逃脱了本应被解体的命运。后来，美国为了其"全球战略"，不但阻止被害国向日本索赔，反而释放大部份甲级战犯，让他们重返政坛，扶植日本垄断资本，从而使日本在掠夺战中积累的潜力得到释放。到60年代，日本的造船、汽车、钢铁就已分别居世界的第一、二、三位。此后的几十年，日本没向中国赔一分钱，倒给自己建起了高楼大厦，过起了世界富豪的日子。

　　三、结论：多行不义者不会自毙日本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敲骨吸髓的榨取使日本在1930至1940年代初的十余年间获得了极大的财富并且导致其经济迅速膨胀。与一般的看法相反，日本在盟军为期九个月规模有限的轰炸下没有受到显著的损伤。以上列举的数据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这一点，从而揭示了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一个秘密，日本掠夺的财富是它战后经济增长的源泉。战后日本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区别在于，它是掠夺最多、损失最小而且没有对受害者做出赔偿的国家，日本欠的债，本来应该先拆卸其工业抵偿一部分，剩下的再分期偿还，但是美国却让它逃脱了责任。日本就好比是一个打家劫舍的强盗，他杀人放火抢了无数财宝，由于受到昔日强盗帮里的同伴(美国，曾与日本勾结分别吞并菲律宾与朝鲜，鼓动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庇护，他保留了所有的抢劫所得，等风头一过，马上拿出这些财宝来投资做生意，干起洗钱、发财的勾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的经济奇迹的实质就是极端残忍的掠夺。

　　现在的日本，又是雄心勃勃。数十艘军舰云集钓鱼岛，一副"支那人敢与皇军决一死战吗?"的架式。首相从靖国神社参拜出来，南下东南亚，自信十足。而军费己跃居世界第二，远洋舰队的防线延至台湾海峡，又在积极寻求制造核潜艇。……与此同时，散布中国威胁论，企图联合西方及中国的邻国们一起来扼制中国……。

　　日本的历史是侵略与残杀的历史，日本的经济是掠夺与榨取的经济。但是，在我们有力量和决心去结束它的罪恶历史之前，它不会自动消亡；在我们有实力索回被掠夺财富之前，日本还将靠中国人的血液繁盛。明确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忘记我们面临的危机和肩负的沉重的历史使命。

　　[注一]本文所用盟军轰炸的统汁数据，主要来自1946年7月1日美国政府发表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总结报告(太平洋战争部分)》。为了评估空中力量的战略作用，以对美国武装部队未来的发展以及未来经济政策和国防的关系，杜鲁门总统在1945年8月下令就盟军对日本的所有形式的空中攻击进行详细的调研。调查团成员共包括军职与文职人员一千一百入，以东京为总部，在包括广岛、长崎等的四个城市设有分部，并有流动工作组往来于日本其它地点、太平洋岛屿及亚洲大陆。调查得到了美国陆海军的大力支持，利用了幸存的日本文件，讯问了日本陆军与海军高级官员，政府官员，工业家，政治领袖和他们遍布日本的下属。如报告中前言所说，调查对日本的经济和战争生产取得了具体到每一个工厂、每一类工业的相当精确的详细数据。

土地私有化才是房地产市场正常化的出路

　　土地私有化才是房地产市场正常化的出路

　　庄大军

　　近年来，房地产业蓬蓬勃勃，俨然成为中国大地上最兴旺发达的行当之一。但凡有经济头脑的人，无不想方设法削尖了脑袋往这个行当里钻，有实力的资本家买地皮开发楼盘赚大钱，贴身裤兜里藏着小钱的人忙不迭的买上一两套公寓，待价而沽小赚一把。然而绝大多数和我一样的老百姓却无可奈何愁眉不展的望房兴叹，购屋买房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榨着我们的嶙峋瘦骨，让我们生活在无奈和痛苦之中。面对着如此沉重的负担，我们一边战战兢兢心有不甘的掏出自己的血汗钱，与此同时又百思不得其解，我们的钞票到底花到哪里去了？我们的脸上画满了问号，想不通！想不通！还是想不通！

　　最让我们想不通的是土地到底属于谁？大家都知道，凡是购买了住房，或迟或早都拥有两证，即产权证和土地证。可是仔细一想，我国的宪法里好像并没有关于土地归私人所有的任何条款，就是说，国家的每一寸土地都属公家，私人根本就无权拥有土地。我们手里的土地证其实只是一纸空文，你拥有的土地并不属于你，土地证只不过是开发商使用土地的一个凭证，即他们从政府手里千方百计弄来的土地已经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他们已经使用完毕这块土地。这个土地证只不过是政府和开发商之间进行土地交易完成的一个评剧，如果开发商没有还清向政府购买土地的钱，这个土地证是拿不到的。当然大多数开发商的钞票是从银行里贷款来的，不过他们用不着自己掏腰包还账，老百姓勒紧裤带省吃俭用东凑西借掏出的购房款直接冲抵了开发商欠银行的贷款。有了土地证，房屋就可以上市进行交易，看起来好像这所房屋已经完全属于你了。其实不然，政府和开发商签订协议的时候，一般都具体说明土地的使用实现，大约为七十年。如果你真想买一所房屋作固定财产，将这笔财产在你身后传给你的老婆和孩子，那么你可能要受到很大的伤害。因为七十年之后，这所房屋的土地所有权政府完全有可能名正言顺的收回另作他用，你将重新一无所有。你想想看，一所房屋没有土地的支持，那步变成了真正的空中楼阁，你难道能将房屋装上四肢车轮，在停车场里缴纳停车费后过日子嘛？你别不乐意，我国宪法明白无误的告诉你，一切土地归国家。聪明的人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不停的买进卖出，将房产向股票一样进行投机，这也是房地产恶性膨胀的原因之一。

　　由此又回到了前面的问题，土地到底是谁的？按照全民所有制的概念，土地属于国家，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那么土地自然也应该属于人民。可是现在的情况确是，我们自己的土地，被代表我们的政府拿来和开发商作交易，他们的交易完全是黑箱操作，我们从来看不懂我们在交易里应该享有的权利以及我们那一股利益的归属。我们看到的只是政府和开发商在中间大大的捞了一把，作为主人的我们瘪瘪的钱包被掏空不算还要到银行借一大笔钞票方能购买我们的住房。现在的房价就像孙悟空翻跟头，打着滚涨到了南天门，十年来我们南京的房价从每平方两千元左右迅速涨到了现在的每平方八千元左右。大家都知道，房价的飞速提高除了建材价格的上涨，主要是由于对地皮的炒作所导致的土地价格抬高，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从这么高的土地价格里绝对获益匪浅。然而可悲的是我们的政府却没有从这笔巨大的利润里拿出一点点来补偿我们的购房支出，我们本来就瘪瘪的钱包被掏得空空如也。非但如此，银行的购房贷款利率也随着房价的提升芝麻开花节节高，破屋又遭连阴雨，老百姓活得越来越难上加难。政府从土地的买卖中获得了极高的收益，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当然明白政府大有大的难处，需要政府开支的地方太多太多，城市建设农民补贴社会保障等等等等都与我们息息相关。可是我们面临的购房窘状确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我们只希望活得稍微轻松一点点，每平方七八千元的房价我们实在无力承受，我们不愿意自己当了房奴子孙也和我们同样当房奴。同时我们的政府好像不应该将老百姓买来避风遮雨的房屋也列入那个大而化之的ＧＴＰ，让百姓有房住本来就是政府的承诺，安居乐业市政府对人民最起码的责任。

　　除此之外，还有更加令人不堪忍受的，我们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必须承担比大山还沉重的房税。名目繁多的房税让我们眼花缭乱，十根手指头数不过来，再加上十根脚趾头，总共将近二十种税。而在这些税收里，重复收税更是屡见不鲜，比如开发商要缴纳营业税，而我们买房者又要缴纳契税，真难为政府左右开弓双管齐下，滚滚财源唾手可得。除了收税，各级政府还征收名目繁多的费用，由于收费属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毋须上缴国库，所以地方政府对收费贪得无厌，据说有的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各种购房收费竟达二百种之多。真是出家人不爱财，多多益善。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政府征收的税和费竟然高达全部购房款中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你跳几跳，原来我们的钱包被那么多的手在掏呀！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希望政府多多少少从购房款中占百分之三十的税费中减免一点而已。为了让一些赤贫的人群有房住，政府曾经开发了一些经济适用住房，虽然粥少僧多，可多少也给了老百姓些许安慰。不过我们也从中发现，政府开发的经济住房为什么能够比商品房便宜得多，这其中自然可以找到解决我们沉重住房负担的一条出路。政府开发经济适用住房绝对不能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土地的拍卖建材的价格一律要和开发商一视同仁公平竞争，不能走后门讨便宜。那么经济驻防低于商品房的价格从何而来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将多而砸的税费大大的减免。大家叫着嚷着要让房价降低，看看多么简单，只需减少税费，我们就买得起住房了。其实政府也不必忍痛割爱，对那些高档写字楼和豪华住宅，尽可以大大的征收高额税款，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二百，有钱人绝对掏得起，政府又何必对大款心慈手软呢！可叹我们的政府非但不将属于我们的土地所获得利润返还给我们，反而雪上加霜滥用税费，从我们的瘦骨里压榨出一点油水，谁能想得通呢！

　　我们知道，胡主席和温总理绝对是爱民亲民的，他们时时刻刻都想解决劳苦大众的住房问题。然而我们同时发现，中央似乎鞭长莫及，地方政府对土地权的滥用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开发商只要相中了哪一块土地，并且能满足某些领导的胃口，这一块地就理所当然的被划归其所有。至于这块地的开发对持续发展有无好处，对自然环境有无污染，老百姓的拆迁和安置有无保障等等则根本不在话下。而且我们从中发现一个罕见的现象，即越往下权力越大，你看看那些村镇绿豆芝麻官，他们常常在酒席宴上，在谈笑风生里，在一把花生米一杯土烧酒和区区几千元人民币的作用下，毫不含糊的大手一挥将百亩良田送给了开发商。在他们的眼里，什么法律，什么政策，什么老百姓的利益，统统都是臭狗屎，他们就是具有无限权力的土皇帝，在他们那一亩三分地上他们绝对说了算。由此可以看出，房地产的管理中弊端百出，腐败在这一块土地上枝叶茂盛，并且有失去控制的危险。随着房地产业的大发展，有多少良田转眼间变成政界商界名流聚会玩耍的高尔夫球厂，有多少文物遗迹变成了有钱人的别墅花园，有多少家庭被迫背井离乡，又有多少不愿拆迁的人被逼得走上了绝路。权力在房地产的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我们发现一个深刻的道理，其实权力只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就看掌握在谁的手里，就看为谁服务。国家有国家的权利，百姓也有百姓的权利，每当国家的权利和老百姓的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悲哀的发现，老百姓手里的权力立刻变成了镜花水月，变成了看得见吃不着的精神充饥的画饼。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东西和国家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所以要想进行真正的市场改革，就必须将从前的大公无私变为目前急需的公私分明，急老百姓的财产到底是什么，国家的财产到底是什么，公家和私人之间绝对应该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老百姓的确眼光短浅，可是老百姓切身的利益难道不是政府为之努力奋斗的最伟大目标吗？谈到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了日本东京羽田国际机场的故事，东京是世界大都市，来往于这里的人流不计其数，东京国际机场堪称来自世界各地无数游客闭经的重要枢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机场大工程，在建设时居然被几户不愿拆迁的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无论怎样软硬兼施，老百姓就是寸步不让，最终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机场不得不退避三舍，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向老百姓让步。现在的东京国际机场比当初设计的少了整整一条跑道，其实这并非一条跑道的得失，而是百姓在国家地位的重要标志，以人为本不正是让百姓争取并达到自己的正当要求吗？

　　随着改革的持续发展，老百姓手里的东西多了起来，有了财产就想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天经地义的。然而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向手表自行车电视机甚至摩托车和小汽车等等属于私人财产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房产的属性就难以下确切的定义，产权证和土地证实际上是两个分开的东西，一个是私人的，而另一个则是公家借给你使用的，七十年之后你必须物归原主。你看看，问题又来了，房子和土地难道当真能一分为二马？我想之所以那个老百姓千呼万唤的物权法迟迟出不了台，土地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也是原因之一。一旦触及了最高宪法，我国的社会属性也要随之改变，那就变成大是大非的问题了。现在有很多专家学者对土地的所有权提出了折衷的解决方法，比如地权法，就是将土地平均划分，城市户口所有人每人平均分配，按照一人五平方，则可达到确保人人有房住的目的了。这样的设想未免太理想画了，要是当真能够如此照办，我们的共产主义早就实现了。在计划经济时代里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平均分配的结果是生产力的下降导致了中国的一穷二白。假若按照孔夫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治国方针，那我们就必须滚回到战国时代去，就必定永远被别人欺负。

　　不久前我国参加ＷＴＯ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劝告我们，不要急于买房，还是租房为妙。是有凑巧，建设部一位官员也说要取消经济适用住房，要大力开发廉租房，说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房地产市场正常化，才能保证穷人有房住。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善良的好人，都是为了我们好，对此我们当然表示衷心的感谢。然而这种说法当真就解决了我们的住房困难吗，当真就是一条房地产市场正常化的康庄大道马？如果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租房户，如果他们也心安理得的看着别人有自己的住房，而毫不动心，那我们也无话可说。事实是他们一定有自己的住房，而且住得相当宽松舒适，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他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痛，饱汉不知饿汉饥。大家想想看，我们难道一辈子就永远要租别人的房子住，永远要忍受房东高高在上的刻薄挖苦和高昂的房租盘剥吗？再说我们的子孙难道在我们死后也要像接力赛跑一样接过我们的租房，永远生活在别人的屋顶下吗？

　　从他们的话语中，我们不难做出一个穷苦无房者的解读，这样的解毒当然是穷人的专利，有钱人绝对无法盗版。第一个解读是先前的经济适用住房充分暴露出政府部门的贪婪敛财，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适用住房，我们还真不了解政府竟然为我们的购房设置了那么多的税费，他们上下其手，既上领了国家的财政又下掏了我们的腰包。第二个解读就是土地私有化完全是不可能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土地依然属国家所有，七十年的使用权仍然有效。换言之，买房人好像都是大笨蛋，你买的指示使用权，七十年之后，政府如果有了别的用途，你买了也是白买。第三个解读，根据他们暧昧的暗示，我们倍感心有余悸，似乎房地产的价格还有继续上升的可能。不由得我们不回头看看某些人的说法：目前的房地产价格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这样的说法不能不让我们更加胆战心惊。

　　虽然土地私有化目前仍然不可能实行，可是我还是要说，只有土地私有化才是房地产市场正常化的唯一出路。只有保证了私人的财产不受侵犯，老百姓才可能真心实意的支持拥护改革开放。为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老百姓绝对要求一个公平合理公正透明的社会环境，那样的环境不正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嘛！一位朋友从澳洲回来，和我谈起了他的买房经历，他辛辛苦苦奋力拼搏好几年，终于攒了一笔钱，四处寻找选定了一处合适的房产。那所房子很旧，可是院子却非常大，朋友说他看中的就是这个大院子。所有的手续完成之后，朋友立刻开始动手改造房产。他将院子一分为三，拆了原先的旧房，用铁栅栏隔成三个院子，然后每个院子里各盖了一座三层的小楼。朋友自己注意做，其余的两座都高价卖出了，细细一算，非但没赔钱，还大大的赚了一笔。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举世无双，可是更加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让聪明才智充分发挥的环境，没有自己的地盘，没有一个宽松自由公平规范的市场，在聪明的人也英雄无用武之地！然而实话实说，土地私有化真正实行起来困难重重，一方面要做到公平合理穷人富人一视同仁，另一方面又要对目前的既成事实确认无疑，其中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另一方面老百姓大多是为了社会的贫富不均而怨声载道，给老百姓土地私有权，他们也并非能做到心平气和，因为土地私有化有可能会更进一步加大这样的贫富不均。更何况，土地如何分配也是一块烫手的山芋，人心不足蛇吞象，哪个不想自己分得多一些呢？两难的处境让任何执政者都如履薄冰般小心翼翼，社会的动荡绝对不是儿戏.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买房人，我根本不懂什么经济学，可是我有自己的生活准则，我会根据自己的处境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判断。现今房地产论坛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高官有高官的说法，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说法，开发商更有开发商的说法。然而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高官为了政绩，经济学家为了他们的学术，开发商为了钞票，这才是他们的言论出发点。故此我们自然对他们的话语不屑一顾，他们从来也没有站在我们买房人的立场上说话，他们说的完全是对我们毫无作用的谎话废话。千言万语千头万绪，房地产市场上只有我们没有话语权，可平心而论，真正有发言权的，除了我们还有谁呢？！

　　中国南京庄大军

　　电子邮件信箱：ｚｇｎｊｚｄｊ@ １６３. ｃｏｍ

垄断猛于抢夺

　　垄断猛于抢夺

　　迷人的海

　　到今年底，我市电视模拟信号要切换成数字信号，因此电视台为消费者赠送新款电视机顶盒，我着实高兴了一回。据说数字信号比模拟信号清晰得多，理论上当然如此。可实际看来，却是未必。是消费者期望值太高了？其实不然，且不说电视台目前放送的是否真正意义上的数字信号，据业内人士称，目前放送的信号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信号。这是其一，其二目前大多数家用电视机不是接收数字信号的终端接收机，因此收视效果跟信号切换前实在没有多大差别。

　　但是，收费却翻番了，原因是信号切换了，接收频道增多了，处于行业垄断的电视台才不管消费者收视效果有无改观。频道增加了，可有多少个频道播放相同节目？这能叫丰富大众文化生活？可笑至极。消费者提出要看以前那些节目，只是不要涨价，有关人员答复：那不可能，全国都这样。这就剥夺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利，这显然是行业垄断，官商作风。

　　孔子曰：“苛政猛于虎”，而垄断又何尝不猛于抢夺！我们从客观要件分析比较一下这两者。抢夺的客观要件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乘人不备，公开夺取，数额较大的财务。而行业垄断的客观要件也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为行业垄断本身就违反了不当竞争法，但它却不是乘人不备，出其不意，而是依靠其行业的垄断地位公然地理直气壮地掠夺消费者，谈到数额，行业垄断比抢夺不知道要大到多少万倍。由此看来，垄断不猛于抢夺吗？

　　抢夺和行业垄断都是违法犯罪行为，为什么抢夺只能靠乘人不备、出其不意的方式；行业垄断却采取公然的理直气壮的方式呢？显然是有其理由的，如果政府对其严厉打击，没有采取默然容忍的态度，它还会公然的理直气壮么？政府为何默然容忍，为何打击不力，恐怕要归咎我国政体上去了。在我国，凡垄断行业，都是国字当头的企业，尤其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自己的刀怎能削自己的把？政府希望垄断的国企为国家多创收缴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行业垄断正是基于此才能公然理直气壮。

　　说到这里，要看政府执政理念到底是什么，增强国力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提高人民的生活，让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吗？2005年我国GDP世界排行第七；每年经济增长均以8%左右的速度远远领先欧美发达国家；今年我国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为什么还要与民争利？取之于民的最终目的不是用之与民吗？改革就会有伤痛，就要有牺牲，人民为改革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不能一有伤痛，一有牺牲就让人民承担！国家也应该同人民一起承受伤痛，做出牺牲。如果说以前条件不允许，现在国家经济发生了巨变，国家已经有能力和人民一道承担痛苦和牺牲了，这完全取决于执政党的执政理念。

　　好在总书记最近已表态，今后不再强调GDP的增长速度，不再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换取经济发展，建立和谐文明的社会，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市场失灵将医药行业引入囚徒困境

　　市场失灵将医药行业引入囚徒困境

　　左大培

　　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看病治病的医疗费用飞速上涨。最近几年，看一次病花费上千元、住一次院或动一次小手术花费几万元已经成了正常现象。而目前的中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没到三千元，城市普通劳动者的年收入也在两万元以下。这就使城市和乡村到处都发出了“看病贵，老百姓看不起病”的悲叹。高昂的医疗费用再加上没有医疗保障，使中国的农村地区出现了许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户。

　　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徒们狡辩说：“老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不是医疗卫生行业的市场化造成的，而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造成的，是由于医院还是国有的。他们因此主张在“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行业改革”的同时，使医院私有化，认为由此就可以解决“老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

　　这种说法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和分析造成“看病贵”的种种因素，我们就可以看到，造成“老百姓看不起病”的，恰恰是医疗卫生行业的市场化；将医疗卫生行业彻底市场化，对整个社会是极其有害的。

　　将医疗卫生行业彻底市场化之所以对整个社会极其有害，是因为在医疗和医药行业中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而医疗和医药行业中的“市场失灵”又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的特殊性质，另一个则是医疗和医药行业中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传染病、外部性与公共物品

　　霍乱、鼠疫、非典型性肺炎等具有极强传染能力和很高死亡率的恶性传染病，能够在相互接触的人中间很快流传。这样，任何人感染这一类传染病并受其伤害，就不仅仅使他个人的福利受到损失，而且会给其他人造成受恶性传染病伤害的危险，对其他人带来极其严重的威胁和伤害。用经济学的术语说，个人“感染传染病”这一事件具有极强的“外部性”；只不过个人“感染传染病”这一事件并不是对个人有好处的一种“物品”，而是对个人造成极大伤害的“坏东西”。

　　个人“感染传染病”这一事件的严重外部性，使对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成了一个公共物品。象任何公共物品一样，对“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这种物品的“消费”是非争夺性的和非排他的：受到各种预防和医治传染病措施保护的绝不是单个的个人，而是全体居民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居民受这种措施保护不妨碍其他居民受同一措施保护，而且每一个居民受这种措施保护时也不能不让其他居民受同一措施保护。而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市场通常是没有效率的：让每一个人仅仅为自己去“生产”或“购买” “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这种“物品”，不仅效率极低，有时甚至根本就不可能。

　　市场经济的逻辑是：对任何物品，个人如果不愿意消费或没有能力购买和消费，他就不应消费这种物品。但是这种逻辑不应使用于“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这种“物品”上。这是因为，一个人感染非典型性肺炎这样的恶性传染病并因此而死亡，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健康和生命问题，而是涉及全体居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全社会性的问题。因此，听任任何一个不愿或不能购买“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这种“物品”的人死于恶性传染病，这不仅是对个人不人道，而且是对整个社会的犯罪，因为一个由于无钱医治而死在大道上的传染病人会在整个地区传播恶性传染病。

　　正因为如此，现代国家才不再敢于把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问题交给市场去解决。各国政府都专门组织了完整的预防和医疗体系来防范各种恶性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国际性的政府间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组织和协调各国政府防范和医治各种恶性传染病的工作。

　　2003年初，恶性传染病“非典型性肺炎”猛烈地袭击了中国大陆，不仅造成了大量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在群众中制造了巨大的恐慌。许多人都知道，那场非典型性肺炎之所以为害如此严重，原因之一是当时的政府卫生部门疏于防范。其实那场“非典”流行所造成的危机还暴露了另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就是在那之前的近十年时间里，各级政府的很多卫生部门忙于“市场化改革”，甚至忙于以市场化行为赚钱，放松了传染病防治体系的建设和管理，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大陆应对恶性传染病袭击的能力。

　　医疗行业中的信息不对称与“诱导性消费”

　　医疗和医药行业中“市场失灵”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行业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信息的不对称越严重，彻底的市场化交易的效率就越低。

　　彻底市场化的交易是买卖双方完全自由地进行交换的交易。在医疗和医药行业中，产品和服务的最终购买者是求诊的人――患者和可能的患者及其家属，而直接面对这些最终买者的医疗服务供给者是医生。医疗服务的买者与其卖者相比，在有关医疗服务交易的信息方面处于绝对的劣势。医疗服务的买者与卖者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卖方掌握的大量有关其交易的医疗服务的信息买方根本就不知道。

　　在中国，医疗服务买者与卖者的信息不对称有一个最骇人听闻的后果：根据我们能找到的最近的统计数字，2001年中国有19.2万人因为使用假药而丧命。可以肯定，这些丧命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是愿意使用使他丧命的那些药物的；他们之所以会同意使用那些夺去他们生命的药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可靠的信息，因为他们相对于这些药物的供给者处于严重的信息劣势，不知道给他们使用的是可以致人死命的假药。

　　当然，医疗服务的买者与卖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最多数场合，是医生与求诊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医疗服务的卖者――医生掌握而医疗服务的买者不掌握的信息，涵盖了与医疗服务有关的各个方面，它们主要集中于三个层次上：来求诊的人是否患病，患了何种病；患了某种病的人应当如何医治，到哪里医治；治病应当使用什么药、什么器械，这些药和器械的价格有多高。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三个方面，求诊的人在掌握的信息上都远远不能与医生相比。

　　任何到医院或找医生求诊的人都会承认，他们掌握的上述三个方面的信息要比医生少得多。简单地说，如果求诊的人掌握的上述三个方面的信息与医生一样多，他们就不会到医院去求诊，甚至医院和医生这个行当都可以取消。那时候，需要医院作的就只剩下了出售药品和医疗器械、提供打针和护理服务之类的劳务，需要由医生来作的大概也只是动手术了--那是一件求诊的人即使对自己的疾病及其治疗方法完全清楚也不能自己完成的事情。而现实则完全不是这样。人们去找医生的首要原因是他们掌握的上述三个方面信息比医生少得多，需要医生根据其掌握的上述三个方面信息给予有关治疗的指导。

　　由于求诊的人在上述三个方面掌握的信息比医生少得多，医生的目的如果在于通过医疗服务的自由交易从看病的人方面赚取尽可能多的钱，他就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来对求诊的人进行误导，使他们从事本不该进行的“诱导性消费”，以便医生自己向他们提供“过度医疗服务”，从中谋取尽可能多的货币收入。

　　首先，医生可以将没有病的人说成有病，将有小病的人说成有大病，以诱使那些没有病的人花本来不该花的钱去购买根本就没有用的“医疗服务”。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前些年在某些城市居民小区出现的某些来路不明的人搞的所谓“免费检查身体”。新闻媒体曾经对这些所谓的“免费检查”作了大量揭露，原来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某些所谓的“保健药品”或“医疗器械”生产厂家花钱雇来的“托儿”。这种“免费检查身体”的结果可想而知：受雇于“补钙品生产厂家”的“体检人员”会给每个受检者检查出“缺钙”，受雇于“降血糖药品生产厂家”的“体检人员”会给每个受检者检查出“高血糖”，其目的不过是让受检者们购买他们的那些“补钙品”或“降血糖药”。

　　1995年冬，我开始持续地头疼。到北京市的复兴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可能患有会引起脑血管破裂的疾病，需要在该医院作核磁共振的检查。当时作一次核磁共振检查要向医院交费一千多元，等于我两个多月的工资。我们研究所自己的医生则建议我先到北京市的宣武医院检查一下，因为宣武医院是所谓“全国最高水平的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医院”。而宣武医院的一位“权威的”主任医生只让我作了一个收费2百多元的照射检查，就给我作出了“神经衰弱和神经性头痛”的诊断。

　　经过十多年后，现在我敢判定检查费用低的那位宣武医院的主任医生所作的诊断是正确的，而要让我作出费用昂贵的检查的复兴医院医生的推测是错误的。如果我真象那位复兴医院医生怀疑的那样患有严重的脑血管疾病，这种病症在那以后的十多年中不可能不爆发，我很可能会活不到的今天。那以后的十多年中，我的神经衰弱时常发作，有时还转变为抑郁症，这都证明那位只要我作低费用检查的医生作的“神经衰弱和神经性头痛”的诊断是正确的。

　　当时的许多医院已经开始为盈利目的而购入昂贵的检查设备并设法诱导求诊者“消费”这种设备的检查。可以断定，那位复兴医院的医生要我在该医院作昂贵的核磁共振检查，目的就是提供“过度医疗服务”，让我多付几倍的检查费。这是今日中国的那些行为市场化的医院的普遍做法。

　　在这个层次上，医疗服务供给者对其需求者的信息优势可以使求诊者被诱导去“购买”他根本就不需要的医疗服务，从而使医疗服务的需求者受到个人福利上的净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服务供给者与其需求者之间的“市场交易”就成了一方得益而另一方受害的诈骗。这样的市场交易将不会增进社会福利，反而对整个社会造成损害。

　　其次，即使正确地诊断出了求诊者所患疾病，医生也可以利用他在应当如何医治、到哪里医治方面的信息优势，诱导消费者多花钱以为自己个人牟利。

　　2004年6月2日晚，我的右手中指受了严重的外伤，到北京的人民医院急诊室包扎后，该急诊室的医生说我需要马上作一个小手术，而他们那里作不了这个手术。但是，他们不推荐离人民医院很近的、号称全国治疗骨科外伤“权威”的积水潭医院，却让我们到更远得多的万寿路的一个无名诊所去作这个手术。那天晚上我还是在积水潭医院作了这个手术，结果很好。我一直怀疑，人民医院急诊室的医生是因为与万寿路诊所有“转诊病人给回扣”之类的利益交易，才作出了这种表面上不合情理的转诊推荐。这是利用知道到哪里医治方面的信息优势套取患者钱财的典型案例。

　　1997年、2000年和2002年，我的岳父、岳母和妻妹相继被发现患了胰腺癌或肝癌并到了晚期。我和我爱人每一次都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四处求医，到处搜寻治疗癌症的方法和药物。在那些日子里，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包括互联网尽量搜集一切信息，也四处打听拯救癌症患者生命的途径。我们曾看到数不清的“介绍”和广告，也听到了许许多多消息。那些“介绍”和广告把一些所谓的“神药”、“神医”和“神奇的治疗方法”说得神乎其神，好象它们真的对晚期肝癌这样的绝症有神奇的疗效，还举出一些有名有姓的“治愈的患者”来证明其“疗效”。当然，这些“神药”、“神医”和“神奇的治疗方法”都向患者收取极高的费用。

　　我和我爱人并不真相信这些“神药”、“神医”的疗效，但是，出于“尝试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拯救亲人生命”的愿望，我们还是花了高昂的费用购买了某些这一类的 “药品”和“医疗服务”来给自己的亲人使用。其结果是没有任何作用。我们的这三位亲人都在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之后不到三个月中去世，只是印证了目前医学界有关这类晚期癌症患者“只能活三个月”的正统论断。这些令人悲伤而又恼火的经历使我深信，那些有关对“癌症绝症”有神奇疗效的“神药”、“神医”的吹嘘都是目的仅仅在于骗钱的谎话。

　　我的某些亲属是“乙型肝炎病毒”的携带者，身体检查时一直是“大三阳”。他们曾经服用过被吹嘘为“能使乙肝带毒者转阴”的药物，我的一位亲属曾经长期服用的一种“转阴药物”还是一位在地方上颇有名气的医生推荐的。结果是没有任何“转阴”的效果。这一结果其实只是证明了“肝病权威”们一再重申的结论：目前还没有能够有效医治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的药物和疗法。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许多广告式的宣传，说某药物甚至某医院“能使乙肝带毒者转阴”。根据我们家的经验，我已经坚定地判定这些广告和宣传都是为了赚钱而作的欺骗宣传。

　　我长期受腰椎间盘突出症和颈椎病困扰。1985年腰椎间盘突出症发作时，曾在301医院体疗室接受过黄老医生很有效的推拿治疗，并以三角钱购入了一本指导以专门的体操治疗这些病症的印刷材料。以后我根据黄老医生的嘱咐，坚持作这个印刷材料上教的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体操，在20多年中有效地对付了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一次又一次发作。我还曾经将这些体操介绍给某些患有同类病症的同事，他们也都说这些体操有明显的疗效。但是在最近十几年中，那些与我谈起他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并上医院接受过治疗的人，都说医生治疗他们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方法是动手术，或者是作按摩，再没有一个人说医生使用的是黄老先生的那种推拿加体操的治疗方法。

　　本人确实没有研究过腰椎间盘突出症及其治疗，本来不应对医生们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方法说三道四。但是体操、按摩和动手术这几种不同的疗法在给医生和医院带来的收入上的差别确实太大，在目前这个“一切为了赚钱”的时代，我不能不怀疑是货币收入上的差别决定了医生们对不同疗法的好恶。最近几年，作一个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手术可以收费几万元；作按摩治疗一次收费几百元，一个疗程要作很多次按摩；而体操疗法只需要教患者一次，医生和医院几乎赚不到任何钱。我这个学经济学的不能不怀疑，正是货币收入上的这一巨大差别使医生们下意识地不愿意向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推荐体操疗法，甚至根本就不学习从而也不知道这种体操疗法。

　　最后，即使已经知道了求诊的人是否患病、患了何种病、应当如何医治及到哪里医治这种病，医生仍然可以利用他在治病应当使用什么药、什么器械以及这些药和器械的价格方面的信息优势，让患者多花许多不必要的钱以便增加自己的收入。最近十几年来，许多医院的医生已经习惯于给患者开“大处方”。这种“大处方”的特点是，让患者付费接受许多不是为治病所必需的药物和治疗行为；在同样疗效的医疗方法和医疗器械中，专门选用费用高昂的疗法和器械；在同样疗效的药物中，专门选用昂贵的药物。这种“大处方”是典型的“诱导性消费”、“过度医疗服务”，它是当前医疗费用高昂、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之一。

　　2003年我因为严重的脚跟疼痛到积水潭医院看病，医生说我缺钙，需要补钙。我按医生开的药方买回了罗氏公司产的几百元钱一小瓶的“药”，回家后读了说明才知道，这种“药”其实就是有助于钙吸收的维生素D，这些“药”本来可以用几十元钱在药店中买到。

　　由于医疗服务的买者与卖者掌握的信息在上述三个方面都严重不对称，医疗服务的卖方又有极强的动力要把买方的货币支出最大化，就使得中国的医疗费用日益高昂，看病也越来越贵。

　　医疗服务卖方对其买方的这种信息优势，由于对医院和医药的各种广告宣传而更加严重。这里说的“对医院和医药的各种广告宣传”，不仅包括在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各种媒体上以及火车站、大道两旁等公众场合出现的直接的广告，也包括在电视等媒体上以“健康咨询”等电视节目名义所作的实际上的广告宣传。这种广告所宣传的，不仅有药品的疗效，医疗器械的功效，“专治某某病”的医院，还宣传五花八门的“保健食品”、“美容器械”等等的“奇效”。

　　中国今日的医院和医药广告已经达到无孔不入的程度。漫步北京街头，随处都可以看到“专治”某种疾病的所谓“专科医院”的广告；打开电视机，不断涌现的又是各种药物、医疗器械和医院的广告。清晨的电视节目名义上是“专家作健康指导”，听下去却又是实际上在为某医药、某药品或某“疗法”作广告宣传。

　　即使这种广告宣传的内容是真实的，它对医疗行业的作用也是有害的。这些对医院、药品、医疗器械和“疗法”的宣传，基本上都是由这些“物品”的供给者即“生产”它们的医院或厂商自己提供的。由于医疗服务的供给者对其需求者有着极为巨大的信息上的优势，由这些医疗服务的供给商们自己向购买者作广告宣传，只能加剧医疗服务市场上本来就已经非常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广告宣传对社会的唯一好处是使潜在的购买者了解产品，而在医疗服务这种供给者对需求者有着绝对的信息优势的特殊产品上，让购买者了解产品这一提供信息的工作本来应当由独立的、专业的第三方完成，供给方自己作的广告宣传总可能有夸大其词、缺乏客观公正评价的嫌疑，从而缺乏提供信息的服务所必须有的公正性、可信性，广告宣传在提供信息上的效力也因此会大打折扣。而医疗行业中的作广告者又会多多少少因此夺走不作广告者的医疗服务客户，造成医疗服务行业内部的不公平竞争。如果所有的医疗行业从业者都作广告宣传，又会造成巨量的医疗服务行业广告花费，抬高每个医疗行业从业者的运营成本。在医疗服务行业的供给者对需求者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的条件下，医疗行业从业者能够把广告所增加的全部成本都转嫁给医疗服务的购买者。这种没有增加真实信息而又全部转嫁给消费者的广告支出，是一种纯粹的社会资源浪费。

　　更重要的是，这种由医疗服务的供给者们自己作的广告宣传中，往往含有夸大其词的虚假成分，有些广告则几乎全是谎言。我们家人自己所接触的许多有关“治疗”癌症和乙肝带毒的广告宣传，说的就是明显的谎话。我在东北某城市的亲戚告诉我，他们那个城市某些药品的经销商公然悬赏，给那些买过其药的人额外的货币奖金，让他们在电视节目中出面来“现身说法”地证明其所销售药品的“疗效”。这样的广告宣传能够真实客观，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也正因为如此，在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日本和欧洲诸国，法律明确禁止医院在媒体上作广告。直到20世纪90年代，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法律还禁止在药品广告中宣传其功用和疗效。

　　当然，如果仅仅有医疗服务的买方与卖方的信息不对称，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却并没有将求诊者的货币支出最大化的动力，医疗费用也不会不必要地高。而目前中国医疗行业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院和医生都有极强的动力来把求诊者的货币支出最大化。这是因为在目前的中国，求诊者的货币支出几乎全会变为医院的货币收入，越来越多的医院在追求使自己的货币收入中的增加值最大化，并且使医生的职业地位、个人收入与医院出售的药物、检查等医疗服务的货币收入挂钩。

　　许多人都早已觉察到，最近十几年来，中国许多医院的医生都习惯于诱使求诊的人作尽量多的货币支出，这种动机与信息的不对称相结合，使医疗费用变得不必要地昂贵。对医生致力于使求诊者的货币支出最大化的原因，已经出现了种种解释：国家对医院的投入不足啦，医院想增加职工的收入啦，等等等等。但是，归根结底，医生之所以致力于使求诊者的货币支出最大化，是由于实际的管理者放纵甚至鼓励医院赚取尽可能多的净收入(增加值)，将医生的职业地位、个人收入与医院出售的药物、检查等医疗服务的货币收入挂钩。

　　已经成为近些年医院的常规的做法是，先出资购买一台核磁共振机之类的昂贵的身体检查器械(购买的资金可能就来于本医院的工作人员合股)，然后就让本医院的医生在看病时尽量指导求诊者用这台机器作高昂的付费检查。我十分怀疑，这就是1995年复兴医院的医生要我作核磁共振检查的真正原因。

　　近年中国的医生们极力诱导求诊者“消费”药物的第二方面原因是为了赚取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商们提供的回扣。最近十几年来，中国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生产和销售不仅已经完全市场化，而且在这个行业中经营的企业，包括所谓的“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都已经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这种利润最大化导向的市场化促使经营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企业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推销其产品，而这些企业扩大其产品销售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给医院特别是开药方的医生药品销售回扣。

　　有作过医药公司“医药代表”推销药品的人亲口对我说过，他们的所谓“药品推销工作”，就是不断地往各大医院的院长、主管副院长和药房主管家里送钱，以求他们同意采购本公司生产的药品；再就是买动医院药房的结算人员，查清楚哪些医生开的药方中有本公司生产的药，再根据医生所开药方中包含的本公司药品数量，以每张药方5元钱的单价向每位开处方的医生分发药品“回扣”。

　　这样的药品回扣当然会激励医生们在所开处方中列入给他们回扣的厂商所提供的药品。而且这种给药品回扣的行为具有自我扩张的压力：一旦开处方使用某些厂商的药品可以得到回扣，不给药品回扣的厂商所提供的药品的销售量就会下降，这会迫使那些原来不给回扣的厂商也向开处方的医生提供药品回扣。为销售药品所进行的这种回扣大战会极大地提高药品生产和销售的成本。从事过药品销售的人对我说，在药品生产企业提供的药品的价格中，真正的生产成本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量的“成本”耗费在销售药品的“医疗佣金”即回扣上。这是医药行业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竞争所造成的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

　　香港《南华早报》2006年7月14日登载的汤姆・麦肯齐和菲利普・约翰的文章指出，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制药企业现在每年至少拿出大约7.72亿元人民币作为“医疗佣金”即给医生的贿赂，让他们开这些厂家生产的药品给病人。该文估计，中国的药品市场销售总额高达100亿美元，而根据我们所听到的送药品回扣的规模，这样大的药品总销售额下给医院的各种人员的“医疗佣金”绝对不会不到8亿元人民币。“不完全统计”出的那不到8亿元的“医疗佣金”，只能是整个药品回扣的冰山之一角。

　　由于中国政府对已经临床使用的药品有比较严格的价格管制，药品供应商之间的以回扣促销售的竞争会很快使旧品种药的生产与销售无利可图。由于国家规定企业对新药拥有自主定价权，许多医药企业就将旧品种药改头换面，没有作实质的增添和改动就变为一种“新药”，并借机提高其价格。这样以生产所谓的“新药”为名来变相提高药品价格所带来的好处，使众多企业竞相申报新药，而中国药监部门官员的腐败，则给了药品生产企业以“生产新药”为幌子变相涨价以广阔的空间。

　　2006年1月21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载的《调查折射药品审批灰色地带》中说，在那之前的一些年中，无论是医药还是医疗器械，要进入中国的市场就必须通过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注册和审批。由于负责官员腐败受贿，光是2004年，中国药监局就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同年仅受理了148种，中国一年受理的新药是美国的70多倍！ 该文说，“业内人士透露，一些药企在常用药中多加一点无关紧要的东西，就申报为‘新药’，价格马上翻上去几倍。或者通过‘包装翻新’变相涨价。譬如，某药品原本每瓶100粒装，价格仅5.8元，现在改为铝箔板盒装，三板总共仅36粒，售价却高达12元。”

　　2005年9月21日《第一财经日报》刊载的《郝和平身后的利益桥梁》中披露，2001年至2004年，中国共注册境内医疗器械产品年均7370种，是美国的2倍；其中2004年仅境内一、二类医疗器械产品就注册7088种。而美国的FDA公布的信息显示：2004年，该局批准了52种使用新技术的新医疗器械，并公布了3365种使用现有技术的医疗器械。在国外，医疗器械新产品开发投入资金一般要占到销售额的10%左右，而中国企业新产品开发资金只占销售额的1%左右，由于很多企业长期生产不景气，甚至连这个比例都难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注册的医疗器械产品种类能够为美国的两倍，如果中国新注册的医疗器械产品都是真正的新产品，那才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医药和医疗器械生产行业中已经出现了典型的“囚徒困境”式怪圈：靠给药品回扣进行销售的畸形竞争，迫使药品生产企业以“生产新药”为借口变相提高药品价格，而药价提高后增加的利润，又很快被药品回扣上的竞争转化为销售成本。在这里“药品越贵越好销”成了规律，看起来与经济学中通常的需求定律完全相反。其根源就是医疗行业中的信息不对称：在有同样成分从而有同样疗效的各种“不同”药品中，价格越高的药每单位药给开处方医生的回扣就可以越多，医生就越愿意在处方中指示使用该种药。而医生之所以能这样让求诊的人使用最贵的药，其原因就在于他在所患病症及其治疗方面对求诊者有几乎绝对的信息优势，可以让求诊者完全听命于自己。这也是中国的医疗费用过于昂贵的根本原因。

　　这样，由于医生对求诊者的信息优势，药品回扣之类的医疗服务推销费用已经不再具有一般的流通费用通常所具有的经济功能。它们不再用于传达有益于消费者的信息或者将适当的物品输送到其需要者手中，而被用于传递误导的信息和有害于消费者的激励。从整个社会的福利的角度看，这样的医疗服务推销费用不能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不仅是资源的浪费，甚至是耗费资源去危害求诊者和整个社会。

　　某些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徒强调，中国的医生之所以诱导求诊者“消费”过多的药物和身体检查，是因为“医疗服务的价格结构扭曲”，由于政府规定的医生门诊收费和住院费等医疗服务的价格过低。不可否认，这方面的价格结构扭曲确实迫使许多医院不得不“以药养医”、“以检查养医”，鼓励本院医生指示求诊者尽可能多地在本院作检查、拿药；医生从门诊收费中获得的收入太少，也增加了他们通过让求诊者多作检查、多拿药而获利的动力。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这种价格结构扭曲不可能是医生们提供过度医疗服务的主要动力。

　　只要医院可以靠销售药品和检查服务而增加的货币收入大幅度地增加本院员工特别是本院决策者的收入，医院就有充分的动力要求其医生在处方中尽量让求诊者多拿药、多作检查；只要医生可以靠在处方中让求诊者多拿药、多作检查而显著地增加自己的个人收入，医生们就有足够的动力在处方中让求诊者尽可能多拿药、多作检查，而不论他们从门诊收费中获得的收入有多高。这是任何一个有一点经济头脑的人都能理解的利益因果关系。因此，给定医疗行业中的信息不对称，医院可以靠销售药品和检查服务而增加的货币收入来大幅度地增加本院员工特别是本院决策者的收入，开处方的医生可以靠多开药而增加药品回扣收入，这才是诱导性消费、过度医疗服务之源。

　　盈利性的私营医院更坏

　　“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们以“改革”的卫道士自居，一再散布完全颠倒黑白的谎言。他们硬说，老百姓看病贵的根源不是医疗市场化，而是医疗国有化，是医院的国有国营造成了看病难、看病贵。要降低医疗费用，就必须将医院私有化，医疗私有化就可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这更是一个完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谎言。根据我们上边所作的理论分析，这种说法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前边的分析说明，医疗服务的供给者对其需求者几乎有着绝对的信息优势，如果医院可以靠销售药品和检查服务而增加的货币收入大幅度地增加本院决策者的收入，如果医疗服务的供给者有将求诊者的货币支出最大化的动力，医院就必定会对求诊者搞“诱导性消费”，提供“过度医疗服务”，造成医疗费用过高。这也就是说，看病贵的根源在于医院和医生为牟取货币销售收入而误导消费者。

　　而中国今日的私营医院几乎全都是盈利性的，以牟取最大化的货币利润为经营目标。这样仅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医院当然会有最强的动力来使求诊者的货币支出最大化。如果说这种私营医院对公营医院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只能是它有更强的冲动来搞“诱导性消费”、提供“过度医疗服务”，使医疗费用更高，看病更贵。

　　这个理论上极其确定的结论有非常强有力的经验事实支持。2004年和2005年分别受到媒体集中揭露的北京新兴医院和上海长江医院，典型地表现出盈利性的私营医院如何误导消费者甚至对消费者实行诈骗以谋取暴利。

　　早在2004年下半年，北京的多家报纸就纷纷揭露，所谓“民营” 实即私营的北京新兴医院打着“专治不孕不育”的旗号在无耻地骗取求诊者的钱财。

　　新华网/了望东方周刊刊出的记者郭高中的文章《破解北京新兴医院“神话”》中指出，北京新兴医院的挂号费、检查费、药费高昂，但是对许多国际上公认的不可治疗的不孕不育病症，该院都收治不误，一下就开出一两万元的口服药，结果是没有什么疗效。该文指名道姓地列举了一些患者，如一位在其它医院已被确诊为“无精”的男性患者，咨询新兴医院时得到“能治”的回答，该患者花出8千多元钱买药，却没有任何疗效；另一位城市职工患者在新兴医院花了相当于其全家一年收入的买药钱，也没治好不育症，等等。

　　该文援引其它医院泌尿科大夫的话说，北京新兴医院的秘诀在于：让患者吃药，3个月不好就吃6个月，吃得越多，医院挣的就越多，直到患者吃不起为止。这时候，该院就可以“患者自己放弃治疗”为由来推卸没治好病的责任。

　　这一段话真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医生”们利用信息优势骗取求诊者钱财的“最高明的”手法。

　　臭名昭著的上海长江医院的所作所为则更是骇人听闻。2005年11月30日的“中国消费网”报道，该年6月4日，叶浩魁及其妻子叶雨林分别被“专治不孕不育”的上海长江医院诊断为“男性不育”和“原发性不育”，在该院“看病”的短短5天内就流水般地花出了3.7万元。而后来7月20日崇明县庙镇人民医院的检查表明，叶雨林大约在5月17日前后已经怀孕。象这样由上海长江医院把已经怀孕者“确诊”为患了“不孕不育”症的有真实名姓的事例，光在那几天的报纸上就揭发了好几起。其它的公然欺诈求诊者的事实更是不胜枚举。《市场报》2006年1月25日第一版登载的读者来信就说，在长江医院“检查一下，一天就用了4千元，病历也不给”。而该院医生的平均月工资为2万元――这显然是医院管理者给积极蒙骗求诊者的医生们的回报。

　　有媒体揭露说，北京新兴医院和上海长江医院这一类蒙骗求诊者的“民营医院”，多半“立足城市，面向农村”。我本人就几乎从来没有在哪个飞机场看到北京新兴医院的广告，而北京火车站却一度几乎贴满了北京新兴医院的广告。这当然是因为来北京的农民主要是乘火车，却几乎没有乘飞机的。这些医院“立足城市，面向农村”的顾客定位本身就暴露出，它们本来就是要以“大城市的高水平医院”的假象骗取信息相对更缺乏的农村居民的钱财。

　　《文汇报》2005年12月26日的文章“民营医院走在十字路口，鲶鱼效应并未完全显现”，虽然抱着同情这一类盈利性私营医院的态度，却不得不承认，在社会舆论眼中，民营医院成了“广告医院”――做广告最起劲、依靠广告抢市场、靠“概念炒作”求生存；“卖药医院”――一些民营医院药品收入比重高达70%以上；“专治‘上三路’和‘下三路’的医院”――重点开展的业务主要集中在美容、牙科、性病、皮肤病、肝炎、不孕不育。该文所概括的这些事实只是一些最显著的迹象，表明目前中国的所谓“民营医院”主要靠增大信息不对称诱导消费者以谋取暴利。

　　媒体揭露的这些事实都是典型的误导消费者以牟取暴利。这些事实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证据，证明我们的理论推测完全正确：中国的私营医院必然追求最大化利润，它们必定对求诊者实行“诱导式消费”以提供“过度医疗服务”。这样的“民营医院”加剧“看病贵”是必然的结局。“私营医院可以解决看病贵问题”的说法，不仅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更是完全违反事实的。

　　近些年主流经济学中发展起了分析“声誉机制”的理论模型，强调以自发方式形成的“声誉机制”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那些利用信息优势损害交易对手以谋取短期利益的行为。在我们现在讨论的医疗服务问题上，“声誉机制”的作用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医院为增加其长期的客户和货币收入，需要赢得一个“以较低费用提供有效的医疗服务”的“不欺诈”声誉，从而会自动地限制自己利用对求诊者的信息优势在短期中赚取尽可能大的货币收入的行为。

　　“声誉机制”的作用和对长期声誉的考虑可能会使盈利性医院的管理者不去致力于在短期中尽可能榨光求诊者。但是，只要开处方的医生本人并不同时又是医院的管理者，而开处方的医生本人可以通过其它渠道(如收受药品供应商的药品回扣)从提供“过度医疗服务”中牟利，真正的医疗服务供给者――开处方的医生本人就仍然会在短期中尽可能榨光求诊者。在这种情况下，“声誉机制”对开处方的医生本人不起作用，因为他利用信息优势在短期中尽可能榨光求诊者时，损害的是医院的声誉，而自己却得到了实在的好处。

　　因此，在开处方的医生本人并不同时是医院管理者的情况下，要依靠“声誉机制”限制医院利用其对求诊者的信息优势谋取短期利润的行为，就必须由医院的管理者方面对开处方的医生实行极为严格的监控，禁止这些医生通过其它渠道从提供“过度医疗服务”中谋取个人的好处。这种监控不仅代价极大，不仅要求医院的管理者本人是不次于开处方医生的医疗专家，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在医院内部的管理中引进了非市场化的、类似计划经济下的监控手段，从而在这个范围内消除了通常意义上的市场交换。而如果由政府的监控在整个行业内禁止医生个人通过提供“过度医疗服务”谋取个人好处(如禁止开处方的医生收取药品回扣)，效果应当比单个医院自己的这种个别监控好得多。

　　因此，要想靠“声誉机制”遏制盈利性医院利用其信息优势榨取求诊者钱财的行为，就必须禁止任何不是有处方权医生的人员开设和经营盈利性医院，就必须使盈利性医院真正归开处方的医生个人私有、管理和经营，而且这种本人就是开处方医生的医院所有者兼经营者必须对其经营的医院负完全的经济责任。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私营医疗机构大多是由专业的医生作所有者和经营者，而且医疗机构的所有者是在经济上负完全责任的。

　　当然，要想靠“声誉机制”遏制盈利性医院利用其信息优势榨取求诊者钱财的行为，盈利性的医院之间还必须存在着足够的竞争。但是，即使是盈利性医院之间充分的医疗服务竞争，也不可能消除谋取利润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利用其信息优势给社会造成的主要危害。

　　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的“囚徒困境”

　　“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们还散布说，“看病贵”的根源不是医疗行业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而是由于医疗行业的竞争不充分。只要放手让谋取利润的私人开设医院，造成盈利性医院之间的充分竞争，就可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将医疗费用降到有效率的水平。

　　这种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给定医疗服务供给者对其需求者的巨大信息优势，即使盈利性医院之间实现了医疗服务上的完全竞争，求诊者的医疗总费用也不可能降到社会有效率的水平。

　　完全竞争的一个最主要的后果，是使完全竞争行业中企业的总收益等于其总成本，企业的利润降到零。不过，理论上说的这种“企业总成本”，是企业总的“机会成本”，其中包含着每个竞争行业中都可以得到的所谓“正常利润”。完全竞争行业所达到的长期均衡，使投入该行业中的每一种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的经营才能都得到了社会“正常”水平的回报；这种均衡下的所谓“没有利润”，只不过意味着没有超额利润。

　　这也就是说，充分的竞争所能够达到的极限状态――完全竞争的长期均衡，不过是使处于这种状态下的行业中每个人的收入都达到社会平均状态下的“正常”水平而已；而在医疗服务这种信息极端不对称的行业中，完全竞争下的长期均衡既不能使资源的消耗保持在有效率的水平上，更无法保证消费者的开支限制在真正有效率的较低水平上。

　　在医疗服务这种行业中，由于信息极端不对称，完全竞争下的长期均衡可以将医疗服务的“单价”压低到等于其平均成本，却无法将医疗的总费用和医疗服务消费者的开支限制在真正有效率的较低水平上。其原因在于，医疗的总费用和医疗服务消费者的总开支不仅取决于医疗服务的“单价”(即挂号费、药品单价和单项检查的收费单价)，而且取决于求诊者“消费”的医疗服务种类及其数量(如买了什么药、买了多少药)。而信息不对称之所以能造成医疗行业中的资源配置扭曲，主要的原因就是医疗服务的供给者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提供过度医疗服务，使求诊者进行诱导性消费，消费过多的或成本过高的医疗服务，以此来增加自己的货币收入和利润。

　　医疗服务单价、医疗服务数量和医疗服务总费用的这种可以完全不同向变动的关系，典型地表现在江苏宿迁地区的所谓“医疗改革”中。

　　李玲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医疗卫生改革课题组的调研报告“宿迁‘卖光式’医改调查：‘看病贵’并没有解决”(刊登于人民网)说，江苏宿迁地区卖光了所有的公立医院并大力鼓励私人兴办医院，使该地区的所有医疗机构实质上都变成了盈利性的私营医院。“目前宿迁地区各个层次的医疗服务机构都已经由民间资本购买或经营”。

　　该报告指出，私营医院之间的竞争压力促使宿迁的医院降低了挂号费、单项检查价格、药品单价、每病床日收费等“医疗服务单价”；但是宿迁的医院数量增加，各个医院的货币收入也迅速增加，各种医院都存在着很强的盈利动机和能力。“据沭阳某医院院长称，现在医院的利润率一般都在50%以上”。该报告令人信服地指出，在宿迁那种相对偏僻的农村地区，医院货币收入的增加只能来源于本地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的增加，这种增加反映了治疗每个不适的病例的支出增加。当地老百姓对医疗费用高昂程度的形容是，“在医院钱就象纸一样”。而在“医疗服务单价”下降的情况下，居民医疗费用支出的增加只能来源于为治疗每病例而购买的医疗服务数量增加。

　　“医疗市场化”的拥护者将宿迁的“医疗体制改革”看作成功的案例。其实仅仅从为治疗每病例而购买的医疗服务数量和总的费用支出增加这一点看，宿迁的“医疗体制改革”就是个失败的典型。为治疗每病例而购买的医疗服务数量和总的费用支出增加，表明了公立医院转变为盈利性的私营医院导致了“诱导性消费”急剧增加，导致了医生们变为肆无忌惮地利用自己对求诊者的信息优势牟利。因此，宿迁地区医院的货币总收入增加其实是当地居民福利下降的一个标志，是医院私有化危害社会福利的标志。

　　如果医疗服务行业是完全竞争性的，则当该行业中的企业利润和个人收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时，就会有许多新的企业和资本进入医疗服务行业，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也会显著增加。资本、企业和从业人员的显著增加大大增加了医疗服务的供给，可能造成医疗服务“单价”的下降，而且必定会使单个企业的利润和每个从业人员的收入下降。在企业、资本和从业者停止流入的长期均衡状态下，各种医疗服务的单价都会降到等于提供它们的平均成本，医疗企业的利润和从业人员的收入也都会降到社会平均的水平，但是求诊者为医治每一次的身体不适所付出的医疗总费用仍然会显著高于社会最优水平，因为他受医疗服务提供者诱导，购买了相对于社会最优水平来说是过多的和成本过高的医疗服务。只要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们仅仅想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情况就必定是如此。

　　联邦德国(西德)的医疗业不可谓不发达，遍地都是私人的诊所和医院，它们之间不能不存在某种相互竞争的关系。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医生们还是在引导求诊者作“诱导性消费”。1990年我在德国不来梅的歌德语言学院学德语时，德国的老师们就告诫我们要小心医生的误导。他们说，你如果因为牙痛去看牙医，牙医可能会因为你享有赔付比较高的医疗保险而诱劝你不必要地拔掉一颗牙！

　　我们之所以断定，即使在长期均衡的完全竞争下求诊者也会购买过多的和成本过高的医疗服务，理由仅仅在于两点：第一点是医疗行业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另一点则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们想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如果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们想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那就不管同行业的竞争压力有多大，只要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任何一个医疗服务的提供者都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诱导求诊者购买过多的和成本过高的医疗服务。结果是在完全竞争下为医治求诊者的每一次不适所提供的医疗服务仍然社会代价过高。

　　这样，医疗行业的完全竞争至多只能消除医院和医生个人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利润和货币收入，使医药业的利润和个人收入降到社会平均水平，但是求诊者为治疗每一次不适所付出的费用仍然过高，结果是社会资源过多地投入了医药业。这也合乎最近这些年信息经济学研究得出的一般结论：只要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完全竞争状态下的资源配置就会显示出某些(相对于信息对称状态下的)浪费的特征。

　　如果医疗行业处于准入者有限的非完全竞争状态下，医院和医生的利润和货币收入都可以显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在完全竞争的长期均衡下，医院和医生的利润和货币收入都只能等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求诊者仍然购买了过多的和成本过高的医疗服务。这就说明，在完全竞争的长期均衡下，医院和医生的利润和货币收入之所以较低，是因为每个医院、每个医生处置的求诊者减少了，或者更严格地说是，每个医院、每个医生处置的求诊者不适的病例数减少了，以致尽管处理每次不适都可以销售过多的医疗服务，每个医院、每个医生也只能赚得社会平均水平的利润和收入。这本没有什么奇怪：与准入者有限的状态相比，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有更多的医院和医生，而求诊者不适的总病例数却同样多，因而每个医院或医生处置的病例只能更少。

　　说完全竞争的医疗行业在长期均衡下医疗服务的单价等于提供其的平均成本，这绝不意味者这种情况下医疗服务的“生产”就是有效率的。正如前边指出的，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当各种医疗服务的提供者都受货币收入最大化动机支配时，各种医疗服务包括药品的提供者都必须为单纯的推销付出极高的费用，其中就包括了药品回扣和广告这两大费用。这些推销费用都是提供医疗服务的机会成本，必须在长期均衡价格中得到足够的补偿。

　　医疗服务推销费用中的一大部分实际上用于养活从事广告业和推销业的人员。而在实际上，除了已经变为医生收入一部分的药品回扣之外，绝大部分的医疗服务推销费用都起着本文前边已经说明的那种作用：它们不能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不仅是资源的浪费，甚至是耗费资源去危害求诊者和整个社会。

　　这样，当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们想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时，由于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对其购买者的信息优势，完全竞争下的长期均衡虽然会使医院和医生的利润和货币收入只等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却仍然存在着资源配置的扭曲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求诊者购买了过多的和成本过高的医疗服务，花费在推销医疗服务上的大量资源不仅对社会没有任何益处，往往还有害处。

　　于是，当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们想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时，完全竞争下的长期均衡会造成一种“囚徒困境”式的难题。这是这样一种困境：

　　如果每个医生都不引导求诊者作诱导性消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不作推销，完全竞争下的长期均衡会使医院和药商的利润、医生的收入都等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这是一种“没有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而如果每个医生都引导求诊者作诱导性消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作推销，完全竞争下的长期均衡也会使医院和药商的利润、医生的收入都等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这是“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

　　显然求诊者的状况在“没有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比在“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要好，因为在“没有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药品的价格中不包括推销成本，从而药价比较低；同样数额的医生货币收入分摊在更多的求诊者不适病例上，从而使医治每例求诊者不适的医生收费更低。但是与“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的情况相比，医疗服务提供者们的状况在“没有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也并不更坏，因为他们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获得等于整个社会平均水平的利润或货币收入。这意味着，用经济学的术语说，“没有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帕累托优于” “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

　　但是，由于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对于其医疗服务的购买者有巨大的信息优势，当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们想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时，如果它们之间存在着竞争，他们的个人最优决策是引导求诊者作诱导性消费和推销医疗服务，从而必定导致一个“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而这个均衡与“没有诱导性消费的完全竞争长期均衡”相比是没有效率的。这是一个“盈利性医疗行业的竞争均衡困境”。

　　“医院私有化”的辩护士们还强调，目前中国医疗行业的主要问题是政府没有向人民群众提供足够的医疗保障。这也是一种主次颠倒的说法。目前中国政府向人民群众提供的医疗保障确实太少，这确实是目前中国医疗行业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医疗服务提供者们的盈利性行为导致了严重的“诱导性消费”，导致了处置每一例不适病例的医疗费用奇高。如果不能减少这种“诱导性消费”，降低奇高的医疗费用，政府提供医疗保障只会导致更严重的资金浪费和更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最终也会使政府无力承担这样巨额且无法抑制的医疗保障费用。

　　发达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

　　其实，西方发达国家及其主流经济学界对医疗行业的这种市场失灵也早有深刻认识，并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当代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大师肯尼思・阿罗1963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不确定性与医疗的福利经济学》(Arrow, Kenneth J.，1963)，被称为研究信息不对称下经济行为的“信息经济学”的开创性著作之一。阿罗在这篇论文中反复强调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且谈及了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医疗保险业中的“道德危害”(moral hazard)，说在保险机构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下，医生和求诊者都可能喜好在处方中指定更昂贵的药品和护理，更经常的处置等等。阿罗指出，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医疗行业中，由于缺少“理想的”保险制度，就需要在医生与患者之间建立一种“信任与信心的关系”，这种信任关系的一个后果就是，医生不能或至少表面上不能每时每刻都行动得象要把他自己的收入最大化那样。他必须使患者相信他完全是在为患者着想，而必须避开利润最大化的明显恶名。

　　阿罗正是在这篇论文中详细地说明了，医疗专业是市场失灵的一个典型例子，要减轻这种市场失灵对整个社会的危害，就要创造许多的社会机构，这些社会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是与通常假设的市场相抵触的。阿罗以这样的社会机构来解释当时美国医疗行业中的许多制度，如行医必须有执业许可、非盈利医疗机构在美国医疗行业中占统治地位、不搞讨价还价、必须为医治患者尽最大努力、医生以最大化个人收入和利润为耻的行规等等。

　　阿罗的这篇论文启发我们去思考一种根本的因果关系：医疗服务提供者对医疗服务购买者的信息优势是一个很难根本改变的事实。但是这样的信息不对称要变为以“诱导性消费”肆无忌惮地榨光求诊者，还需要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有动力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为了避免由此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弊端，就需要医院和医生非盈利化，需要使他们不想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在非盈利医院在主要的发达西方国家的医疗卫生领域中都占主导地位。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6国中，除意大利的非盈利医院只占医疗卫生领域的65%之外，其它5国的非盈利医院都占医疗卫生领域的78-95%。而在盈利医院比例最高的意大利，公立医院比例也极高：60.5%的医院是公立医院。而公立医院所占的比例，法国是65%，瑞士是46%，加拿大是43%，德国是42%。美国公立医院的比例低，只占10%，但是美国的非盈利医院所占比例却高达90%，公益性组织和私人举办的非盈利医院所占比例高达80%。(转引自李玲，2006)

　　仅仅上述这组数字就足以说明，当前中国“看病贵”的根源，根本就不是什么国有医院占了主导地位，而是国有医院实质上变成了盈利性医院，是将医院私有化。而在中国，私营的医院几乎不可能不是盈利性的。

　　减少医疗行业资源配置扭曲的最根本途径，当然是尽量缩小求诊者相对于医药供给者的信息劣势。西方发达国家对医疗行业的许多行业管理和政府监管，其最终作用都是确保购买者们获得的有关医疗服务的信息准确无误。

　　患者个人无力搜集足够的有关医疗服务的信息，是医疗行业中信息不对称的根源。现代的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对医疗服务和药品及医疗器械的生产实行了系统而严格的监督和监管，以便向医疗服务的需求者提供简单的信号性信息，减少医疗服务需求者相对于医疗服务提供者在信息上的劣势。美国对行医执业许可的严格管理、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对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的严格审批和监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范例。

　　FDA对药品生产的监管，不仅根本不同于一般的市场交易，而且也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府与企业往来的通常做法。政府的司法机构处理有关企业的诉讼、政府为企业注册登记、向企业征税时的一般做法，与FDA对药品生产的监管有根本的不同。FDA对药品生产的监管更象是军队和企业这样的等级制组织内部通行的上级对下级在实物上的监控。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对原料药生产及使用规定了非常严格的监管规则，要求原料药生产厂家从原料开始的每一工序，都严格遵守现行药品生产质量规范。它在对企业的指导文件中明确指出：“原料药的质量和纯度不能够仅仅用最终产品的检测来确定和保障，还必须依靠合成和制造过程中的适当控制来达到。”为了保证做到这种适当控制，他们的执法人员会到生产场地进行现场检查，对原料药的原材料质量控制与管理十分重视，重视的对象包括起始原材料的入库、堆垛、标签、检验、储存、批发等过程。对于原料药生产厂家的质量控制部门要求更为严格，这些要求包括设立检测规范、标准、程序及实验室控制机制等。此外，美国还设立了药物档案(DMF)制度，将药物原料和制剂、包装材料以及某些辅料等纳入档案管理范围，并建立相应的药物档案评审标准及审查程序。

　　政府机构对企业的产品生产实行如此周详的监控，这是苏联式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特征。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里，尽管号称实行计划经济，政府机构对药品生产企业的监控可能也没有达到这样周详的程度。美国虽然最崇尚“自由的市场”和“政府不干预企业”，却还是对医药行业进行如此严厉的监管和控制，这当然是因为医药行业中存在着极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是为了保护在信息上处于劣势的消费者的利益。

　　即便美国政府对医药行业进行了这样大的干预，美国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医疗行业干预最少的国家、医疗和医药行业最“市场化”的国家。美国医疗和医药行业最市场化的标志，就是美国政府没有实行系统的政策来保证每个公民都享有医疗保障，至今仍然有5千多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而西欧的发达国家几乎都由政府建立了系统的医疗保障制度，保证每个公民都享有医疗保障。

　　比较一下美国与英国医疗行业的社会绩效就可以看到，美国这个医疗和医药行业最“市场化”的国家医疗行业的效率最低。

　　英国实行全民医疗服务体系，国家直接为公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经常有人抨击英国的医疗体制，抱怨在英国看病要排队等很长时间。这其实是因为英国的医疗实行计划体制，急诊或有威胁生命疾病的患者可以立刻得到治疗。而在实际上，英国的医疗服务事业比美国的效率高得多。

　　2002年，美国的医疗卫生费用占GDP的14.6%，仍有20%的民众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医疗卫生费用只占GDP的7.7%(转引自李玲，2006)。而据《参考消息》转载的外国报刊文章报道，2006年5月，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教授迈克尔・马尔莫与三位同事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研究了美国和英国的健康状况。他们发现，在全社会的各个阶层，美国不健康的人数都比英国多。这也就是说，医疗卫生最“市场化”的美国人均花费了最多的医疗卫生费用，但是人民真正享受的医疗卫生服务最少，人民的健康状况也比较差。

　　上述有关美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实际数字足以说明，本文前边所说的那种“市场化”医疗即使在完全竞争长期均衡下也会具有的“囚徒困境”是确实存在的。对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医疗行业，追求盈利最大的市场化对整个社会是一种灾难。

　　我们需要的政策措施

　　综上所述，当今中国的“看病贵”是一种真实的资源配置扭曲，其根源是医疗行业中的市场失灵；它是由两大因素结合而造成的，其中的一个因素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对其需求者的绝对的信息优势，另一个因素则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们想通过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来最大化医院的利润和个人的货币收入。

　　要纠正医疗行业中的资源配置扭曲，提高医疗行业的效率，就必须从造成“看病贵”的两大原因入手，一方面使医疗服务提供者的个人货币收入不再主要取决于他们销售医疗服务的收入，另一方面尽量缩小求诊者相对于医药供给者的信息劣势。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行过许多政府和社会监督管理医疗行业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根据它们的经验，我们必须由整个社会的公众监督政府对医疗行业和医药“市场”进行严格的监管。目前中国至少应当立即由政府采取下列措施：

　　――要求任何开处方的医生、医药和医疗器械的经营者都必须有专业性的执业资质，政府只能根据严格的专业标准批准这些人的执业资质；宣布任何没有相应的执业资质而从事这些行业者为非法，并给予严格惩处；对于明显地引导求诊者进行诱导性消费且金额巨大者，不仅要给以经济上的处罚，而且要取消其执业资格；

　　――严格执行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的准入制度，不准生产和销售未经批准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禁止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的所谓“新药”、“新医疗器械”的生产和销售；明确规定药品的最终销售价格、各项检查的收费标准；

　　――禁止药品回扣和医疗检查上的回扣，不准开处方的医生个人因为指示和推荐使用药品或作检查而获取货币收入，严惩任何给予和接受药品回扣和医疗检查回扣之类的行为，任何有这一类行为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包括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生产商、经销商、医药管理人员和医生，都必须受到严惩；

　　――真正实现公立医院的非盈利性，首先是弱化公立医院及其员工的收入与求诊者在该医院的货币支出之间的正向联系。目前到医院的求诊者主要还是在同一个医院买药和作检查，这有方便求诊者的好处。顾及到这样的实际情况，为弱化公立医院及其员工的收入与求诊者在该医院的货币支出之间的正向联系，可以考虑暂时将其医院的检查收费和药房售药收入收归政府的医疗管理机构或医疗保障机构并作统一分配；

　　――原则上禁止创办和经营盈利性的私营医院，禁止任何无相应执业资质者投资创办、经营和管理医院、药店，规定任何私营的医院与药店的投资者、经营管理者都必须对其医院和药店负无限责任；

　　――为防止浪费宝贵的医疗保障资金，医疗保障的定点医院必须是非盈利性的，其费用开支与人员收入必须透明清晰；

　　――明令不准任何医院作广告，禁止任何药品、医疗器械或类似的产品(医疗保健食品、美容品、化妆品、保健器械)的广告中宣传其“疗效”或功效，切实采取严厉措施惩罚作虚假的疗效宣传者，以严惩杜绝虚假广告；

　　――由利益中立的政府权威机构发布指导性的标准治疗方案、标准医疗费用和医疗费用参考信息，由这种机构公布医院和医生的治愈率、费率资料，由政府的监管机构负责严惩实行“诱导式消费”以提供“过度医疗服务”的牟利行为。象北京新兴医院、上海长江医院这样公然欺诈求诊者的医院能够继续运营并且在媒体上作广告，这只能被视为是政府机构失职的标志。

　　实际上，要尽可能消除医疗行业中的资源配置扭曲，仅仅实行上面所述的那些措施还是远远不够的。“市场化改革”的卫道士们肯定会指责说，这些措施“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但是，如果不至少实行这样一些措施，医疗行业中的资源配置扭曲就会给整个社会的福利造成巨大的损害。在医疗这样有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行业中，单纯追求盈利的“市场化行为”对整个社会都是极大的伤害。

　　( 左大培，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2－1988年就学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5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8年之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1997年以来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1990-1991年和1994-1995年两度受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国从事博士后访问研究。自1982年以来一直为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员，近几年担任理事。)

从日本“靖国幽魂”驱之不散，看中日经贸前景

　　从日本“靖国幽魂”驱之不散，看中日经贸前景

　　蔡成杉

　　最近日本政府在钓鱼台，参拜靖国神社及篡改教科书等课题上，针对中国频频出招，咄咄迫人，大日本沙文主义者公然挑衅中国人民，‘靖国幽魂’卷土重耒，阴影不散，中国政府举步艰辛，难以招架，引起海内外华人反日情绪高涨。两国剑拔弩张，中日关系处于两国建交以来最恶劣时刻，实令人担忧！

　　美国人类学家海德路加（ＡｌｅｓＨｒｄｌｉｃｋａ）最早指出铲形门齿是蒙古人种的特征，其他人种少有。据人类学家卡包奈尔（Ｃａｒｂｏｎｅｌｌ）在１９６３年统计中国人和日本人显著具有内侧铲形门齿者占９２. ７% ，上外侧铲形者占９１. ３% ；其他人种俱有此特征高者不超过５% ，或者完全设有。

　　由此可见大和民族和中华民族是一对孪生的民族，既人同种且文相似，然而大和民族自古尚武好斗，在他们心目中侵略外国和杀戮敌人是高尚的，全无羞耻，战胜是光荣的，只有战败才是耻辱！

　　所以在他们内心深处，永远瞧不起中国人，只敬佩畏惧美国人！

　　１８６８年，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走上富国强兵之道。从此，中高（高丽）两国便陷入困境，连年干戈扰攘，兵连祸结。中高人民永无安宁！

　　１８９４年，清朝为了保护高丽，引起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清北洋舰队不堪日本联合舰队一击，中国战败，史称‘甲午战争’。

　　１８９５年，清李鸿章被迫签下《马关条约》，中国失去台湾。

　　１９１０年，日本占领高丽；１９３１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日本人称它为‘满洲里’；１９３７年，日本发动对华战争，从此，日本便走上穷兵黩武之道，日本军人惨杀中国人民无数，穷凶极恶！

　　现在战争过去了，为什么日本‘靖国幽魂’还是如此纠缠不清，阴影常在，驱之不散？

　　我们应从以下历史、政治和经济三处着手，分析资料，寻找真象；

　　心理上日本人不认为是战败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百万大军在欧洲东部，被苏军歼灭，大部分好战的德军葬身苏军的火海；斯大林对投降的德军罪犯，都加以严惩，从未放过，尤其对那些任意惨杀苏联人民的德军，更加处于酷刑。对待犯罪者理应如此。

　　１９４４年，以英美为主的盟军在法国诺曼底海滩登陆时，德军己被苏军打得疲乏不堪，残兵败将又遭到盟军歼灭，死１１万德军。

　　大部分德国的好战主义分子都遭到灭顶，同时战争也使德国人民身受其害。

　　所以德国人民会承认该国曾犯上滔天大罪，其领袖当然会对受害国人民道歉！

　　德国前总理勃兰特会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为德国纳粹所犯下的罪行下跪；前德国总理施罗德频频向俄国人民道歉，表示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大屠杀的罪疚感。

　　这象征着整个德国民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行忏悔！

　　反观日本，它与德国状况不同，日本人在心埋上从不承认战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只在太平洋战役中被美军击败，但在中国及东南亚战场上伤亡不多，没有被击败的现象，大部分好战军人没有战死沙场。

　　１９４５年，美国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伤亡，向日本投下二颗原子弹。

　　迫于无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有些日本好战分子虽屈从天皇指示，却不愿投降，只好切腹殉国！

　　日本军人从不承认在战场上被中韩两国击败，所以一个战胜国的好斗人民怎会心甘情愿向战败国的人民道歉？

　　再加上善良的中国人民没有向那些残暴的日军报复，当时无能的中国政府也没有将那些穷凶极恶的日军绳之以法，让投降的日军平安回国。实令人费解！

　　回国后，大部分的日本战犯也没有遭到美驻日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惩罚，所以他们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将他们的好战思想传给后代。当今日本领导人大多数是前好战分子的后代！

　　今天的日本自然比德国存有更多的好战主义分子，所以他们当然要篡改日本教科书，以美化他们英勇的祖先。

　　篡改教科书不但会伤害到亚洲人民的感情，同时也会给日本后代带来无穷的祸害；把侵略亚洲美化成解放亚洲，令日本后代以为以后还可以穷兵黩武，这对将耒的世界和平非常不利！

　　再加上日本占领台湾，高丽及满洲里时间太久，大日本沙文主义者在感情上都认为这些地方属于他们的。所以他们要誓死保卫钩鱼台和独岛！

　　布什把日本当成亚洲的‘英国’

　　２０００年，当布什竞选美国总统时，他指责克林顿对中政策软弱，把中美关系定为‘致力于发展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不切实际，所以当他上任后，立刻采取亲日抗中政策。

　　２００１年，中美发生撞机事件，美国采取强硬态度，初不认错，后经中方严正交涉，美国才有‘非常抱歉’的申明。

　　不久，布什宣声如果中国武力犯台，美国将‘采取一切措施’耒保卫台湾，同时其国防部长竞敢声称己经制订出一套防卫台湾的‘应急计划’。中美关系顿时陷入冰点。

　　２００１年的九一一恐怖事件使布什陷入恐慌，因此，美国对中政策才大拐弯。

　　同年１０月，布什特地到上海出席ＡＰＥＣ会议，与中国领导人见面，不敢再提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的说法。

　　过后，美忙于攻击恐怖分子的基地，阿富汗；接着又出兵侵入伊拉克。

　　这个时期，美国善待中国，中美进入‘亲密’时期，中日关系自然良好！

　　由于美国不乐见中国崛起。加上当布什再任总统时，东西线上无战火，美国对中政策开始又转硬。中日关系自然逆转！

　　最近美国务卿赖斯访亚洲时，她与日本首相小泉同时呼吁欧盟不要对华解除武器禁运；与此同时，美日首次宣布在美日安保条约下把中国视为最敏感和最重要的台湾问题列入‘共同战略目标’，令中国极为反感；根据美日安保条约，如有战争，美国可以自由利用日本的军事基地。

　　如果美国为了台湾与中国冲突，日本必须支援美国对中开战，面对美日联盟，中国无法取胜！

　　美国在欧洲培养一个亲密的盟友，英国，对付不听话的盟国和敌对国；同样的，在亚洲它也要培养一个像英国那样的盟友，那个就是日本。

　　日本最近咄咄迫人的气焰是布什点燃的，既对中国不利，且会侵害到韩国的利益，所以最近日韩关系也紧绷。

　　美国既然支持日本，韩国反而要支持中国。韩国卢武铉宣称如果台海发生战事，韩国不会让美军利用韩国的军事基地，对付中国。

　　中韩两国关系转好是历史因素使然；在历史上，当中韩能够和好、强盛，日本就无计可施！

　　所以我们认为只要中美关系不变坏，中日关系不会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老化的日本经济带来恐惧

　　最近的中国经济崛起给日本人带来精神上无限的压力。

　　原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强国，面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日本逐渐失去经济竞争力，日本人怎不忐忑不安，惊慌失措。这种恐慌使日本人失去安全感，同时对自己的前途，也失去信心！

　　（Ａ）首先我们谈谈中国的市场。

　　中国是当今仅次美国世界第二大消费国，整个国家的购买力可以影响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时空转变，易地而处，日本的影响力己逐渐减少，昔日风光不再！

　　２００４年，中国首次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德两国是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中国对欧盟的贸易约１７７０亿美元，对美国的贸易约１７００亿美元，对日本的贸易约１６８０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国，而中国则是日本第一大贸易国。

　　２００４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总额约７３８亿美元，而中国对日本的出口总额约９４２亿美元。

　　中国出口到日本的货物是低技术的廉价日用品，日本难找到代替品；而日本输到中国的是高技术的商品，中国易找到代替品，现在欧盟和韩国己相争代替日本销售高技术商品给中国。

　　所以中国不惧日本的经济抵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日本人口硬心虚！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日本汔车业因不肯转移技术而失去中国市场，让欧洲汽车业独霸中国汔车市场，现在要迎头赶上，为时己晚！

　　谁有大市场，谁说话就大声，今天谁敢得罪美国？道理就这么简单！

　　（Ｂ）现在再谈日本面对另外一个大难题，中国商品的竞争力太强。

　　庞大而低廉的人力资源使中国生产出世界最富有竞争力的廉价商品，也许有人会质疑其品质，但不要忘记以前的日本和台湾也是生产次等货。

　　举一个例子，十多年前，有一间高级日本瓷器公司的领导层认为低廉的中国瓷器不会威胁到它高档的日本瓷器市场，因为日本人具有极高的品味，不会用中国瓷器。

　　几年后，中国的瓷器品质改善，大受日本人欢迎，结果该公司倒闭。

　　另一个例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王安电脑是世界第八大电脑公司，它和ＤＥＣ等美国中型的电脑公司除了生产中型电脑，也生产个人电脑，它们的领导层都经视ＤＥＬＬ公司生产的低廉个人电脑，质疑其品质，没有把它当竞争对手。

　　十多年后，多数的美国中型电脑公司，除了晋惠，都被ＤＥＬＬ击跨！

　　拥有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和广大的市场，中国己经变成越来越多日本公司的主要产品装配中心，其产品输到第三国家，如美国。

　　比如索尼电脑娱乐公司将在日本生产的ＰＳ游戏机的生产移到中国去。

　　富士施乐公司计划在２００６年底，将９０％的复印机生产移到中国，而复印机的销额占该公司总收入的６５％左右，可见该公司的生存多么依靠中国。

　　日本制造的商品在中国生产比在美国生产可以节省至少２０％。所以日本公司纷纷到中国设厂。

　　现在中国出产的廉价电器像洪水般在全球市场上泛滥！

　　老化的日本经济非常依赖新兴的中国经济，蓬勃的中国经济活动是今天日本脆弱经济复苏的推动力！

　　老化的经济能力令日本人惊慌，这种恐惧促使日本人采取偏激的手段对付中韩两国。

　　今后的中日关系

　　有专家认为，再过多十年，老化的日本人口会使日本的经济竞争能力更加恶化，让我门拭目以待；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具有无限商机，中国广大的市场会令日本人屈服。

　　到时中国对日本的依赖性逐渐消失，而日本对中国的依赖性逐渐加强，‘靖国幽魂’自然会消失。所以我们不认为中日关系会长远纠缠不清。

　　到时日本领导人才会为日本的侵略，真心诚意对中韩受害的人民道歉！

　　布什尚有二年多的任期，中国领导人有足够的智慧不会与强悍的布什激烈对干。只要中美关系不变坏，中日关系不致于太恶化。同时，日本人也没有足够的筹码，与中韩作长期对抗！

　　日本首相小泉最近频频向欧洲人道歉，然而欧洲人民在第二世界大战间并没有遭到日军大量屠杀。为何要向他们道歉？

　　从此可见，小泉口是心非！

　　时间站在中方

　　根据最新经贸数据，到去年十一月，中国欧盟贸易占中国总贸易１５. ３% ，中美贸易占１５% ，而中日贸易却下滑至只占１３%.

　　到去年上半年，中日贸易占日本总贸易的１７% ，而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国。由此可见，日本经济多么依赖中国的市场！

　　时间一久，中日贸易对中方则越有利。

　　蓬勃的中国经济活动使日本走出经济通缩，广大的中国市场使大型的日本挂牌公司复苏，再加上日本法治制度比中国完善，外资大量流入日本股市和房地产，所以投资者不难理解东京股市在过去一年半内涨幅高达５０% ，日经指数从万一点升到现在万六点！

　　同时，日本领袖应该明白恶化的中日关系损害到日本经济利益尤深，中国不买日本子弹火车系统，就是中日关系恶化的后果！

　　最近‘神六’太空船升空，成本低廉且俱有军事意义，该太空船还会准确稍微改变轨道，有了这种技术，中国的导弹可以改航，美日联手的导弹防卫系统保卫不了‘大’日本。

　　最近日本右翼分子宣称中日难免一战，如果战争发生，中国海军会象清北洋舰队不堪一击，真是痴人说梦话，好战分子竞敢如此胡说八道！

　　今年正月４日，处于窘境的日本首相小泉四面楚歌，心有千千结，在新年笫一次记者会上不得不‘含泪哭诉’中日关系恶化！

　　我们却乐见最近日本有意与中国商谈共同开发东海油田，中日两国友好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日本经济，对中国和平崛起也有利！

　　最后我们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中日两国经济将会面对以下的严峻挑战：

　　蓬勃的中国经济将面对严重缺乏水源和能源，而日本经济将面对十年后人口老化的严峻难题。

中国的“看客文化”

　　中国的“看客文化”

　　吴中英

　　今天，一位朋友发过来一篇文章，谈的是关于中国的“看客文化”的问题。我看了以后，略有感触，就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吧。

　　在各类报刊杂志上、互联网上可以看到很多“歹徒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凶，围观人群却见死不救，眼睁睁看着歹徒行凶”之类的文章，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因为我讲的一般都是理论问题。

　　中国的“看客文化”从古至今就一直存在着，外国也有“看客”，但是，却远远没有中国的这么严重、这么普遍。中国“看客文化”的特别突出，似乎是从英国侵略中国后开始的。鲁迅先生也有些文章是写中国的“看客文化”的。他的文章文笔锋利，写得入骨三分，喜笑怒骂之间更让人感到刻骨铭心。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一直非常喜欢和推崇。

　　任何东西的形成或存在都有其必然的因素，中国的“看客文化”也一样。我认为，中国的“看客文化”的形成或存在有三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官员或公务员的腐败。这其中就包含着公安机关或类似公安机关（如：衙门、巡捕房）的腐败。正是因为公安机关的腐败，使得其工作人员素质低下，工作消极，很多人只会对人民罚款，把自己当成是收“保护费”的古惑仔。甚至有些人还是那些街上混的人、那些歹徒、乃至是黑社会的哥们、“靠山”。既然专管犯罪行为的公安机关都不管事了，那人们还管那些“闲事”干嘛？

　　第二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家的统治者的“抑武重文”的统治政策。因为国家的统治者害怕人民起来反抗他的统治。所以，他一方面压制人民的反抗思想和行为，形成了“抑武”的政策。中国教育学生不就有一条吗：反正打架就是不对，打架的学生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里，他就是个坏学生。另一方面要求人民学习他的奴化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并以此作为考核的内容。这就形成了“重文”的政策。把人和人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他约束的固定框架里，那么，人也就既没有反抗的成长环境，也没有反抗的成长时间了。封建中国的科举制是这样的，现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也是这样的。这就造成了在社会中没有“尚武”的传统。使人们在看到强权暴力的时候，就只会想到自己没有压制它的能力，于是，就只有躲避了。甚至，人们在自己面对强权暴力的时候，都没有勇气起来反抗。然而，这不恰恰就是国家的统治者们所需要的吗？

　　第三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家统治者在社会中进行的“为人”的思想教育。国家统治者在社会中提倡“为人”思想教育，这在封建国家和现在的中国都是存在的。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君臣、父子”之道等都是“为人”的思想、伦理，现在中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也都是“为人”的思想。“为人”思想的作用，就是要人们“不为自己”，当自己的权利受到国家、共产党的侵占时，也要“服从”。当然，国家统治者提倡“为人”思想的目的是为其权力和利益着想的，但是，这样也使人们对强权和暴力产生了“服从”心理。而且，如果人的心理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就容易使人产生厌恶“为人”思想和行为，从而形成极端的“为己”思想和行为。这就是有的人明明“举手之劳”就可以救别人，但却偏偏不去做的原因。

　　综上所述，中国“看客文化”形成和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在国家的统治者身上，我们不要一味地批评什么“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之类的，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和本质造成的后果，关键和本质还是是政治的问题。

重新认识日本战后崛起的“神话”

　　重新认识日本战后崛起的“神话”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通过不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获取了巨额资本，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庞大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国则被夷为废墟，几乎倒退到石器时代。这就是二次大战结束、日本投降时，中日实力对比的真实写照。日本在1931年至1945年的侵略战争中获取了巨额财富，它虽然最后败给盟军，但其本土所受到的损失非常轻微。从经济上衡量，日本得多失少，在二战中是赢家。这一净得的利益也奠定了它战后经济飞跃的基础。

　　然而，狡诈的日本人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拒绝对中国和亚洲的被侵略国做出赔偿。靠着它多年来抢掠的不义之财，利用美国的扶植，日本发展成今日的经济实力，甚至不时拿出几块日元贷款在中国政府面前当施主。他们把大屠杀的罪责否认得一干二净，把欠的债左推右赖，颇有你奈我何的味道。

　　很多中国人也中了日本人的计，以为日本在二战时早被美国的原子弹、轰炸机炸成了废墟。按照中国人不打落水狗(明知落水狗照样咬人)的传统"美德"，这些人认为日本不必赔偿了，甚至觉得日本当时蛮可怜的。更让日人高兴的是，有些中国人还免不了有点自*自卑、怨天尤人，骂政府无能、怪同胞素质低、恨自己投错胎之余，甚至会产生汉*倾向。因为，如果日本战后也成了废墟，而五十年后的今天，日本巨富，中国特穷，岂不只能说明中国人民低能，日本人优越……? 有这样想法的人恐怕不少，但他们确是大错特错了，错得离谱、荒谬、可悲。

　　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虽然使之一度陷入了美国的管制，但在它经济上却收获颇丰，以较小的代价对亚洲大陆与太平洋国家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榨取。对于日本的榨取，读者(除非是日本人)恐怕没有太多异议，所以本文先重点说明日本战争损失轻微的事实。

　　一、日本逃脱应有的惩罚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本岛未受地面部队炮火的攻击，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其所受的唯一打击方式是盟军海军与空军的轰炸，因此要计算日本的实际物质损失，只要考虑盟军的轰炸规模即可。并于这个问题，《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总结报告(太平洋战争部分)》有详细的统计数据。

　　整个战争中，包括两枚原子弹在内的所有轰炸造成的日本人死亡数量为三十三万，等于日军在南京屠杀的中国人数量，等于日本在1937年至1945年间屠杀中国人数量的百分之一；盟军所有轰炸造成的物资损失，仅相当于日本一年从中国东北掠走的财富。

　　对日常规轰炸的规模为对德轰炸的百分之十二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盟军对日本本岛共投弹十六万零八百吨，其中十四万七干吨由B-29轰炸机投下。相比之下，盟军在德国境内投弹一百三十六万吨。除飞机制造业以外，日本的其他主要工业交通电力都未曾受到有规模的轰炸。

　　对日最早轰炸的是杜利特带领的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机队，纯粹是为鼓舞盟国士气。持续的轰炸在盟军攻占马利安那群岛(该群岛距日本本岛两千多公里)之后四个月，也就是1944年11月底才开始。只有在那时，盟军才拥有了一个置日本于B-29远程轰炸机航程内的大基地。初期的轰炸方法是在一万米的高空投弹，在此高度上可减少日本防空火力的威胁，但淮确率低于10％。直到1945年3月9白，盟军对日总投弹量还不到两万吨。所以真正有规模的轰炸，只有从1945年3月至7月的五个月时间。从1945年3月9日起，美军开始采用夜间低空轰炸的方式，从两千米至六千米高度投弹。当天晚上，一百多架B-29向东京一个居民密集的区域投掷一千六百多吨燃烧弹，饱和式的轰炸打日本人一个措手不及，该区域变成千片火的海洋，死伤十八万多军国主义支持者。这是盟军轰炸中最成功的一次，由于日本人有了防备，随后在其他城市的类似轰炸效果要小得多。

　　投弹的吨量从1945年3月的一万三千开始按月增加，到1945年7月(日本投降前的一个月)达到四万二千吨。由于这一数量不足以对日进行广泛的轰炸，盟军选择性的轰炸了一些优先目标，主要是与飞机制造有关的军工企业。日本的铁路系统、电力系统没有受到轰炸，化工、钢铁、造船等工业则尚未列入主要轰炸目标。日本97％的军用物资则是储于地下或已分散，不受轰炸影响。

　　即使是选择性的轰炸目标，调查表明其受到的影响也是相当有限的。日本投降前的一个月，其飞机产量为每月一千架，高于1942年每月七百架的水平。其炼油、制铝与火药的生产虽有大幅降低，但主要是因为海运受制导致原料输入不足，不是因为工厂受到轰炸。燃烧弹对付日本的木结构住房效果明显，但对坚固的工厂厂房则威力不大。而当时美军的轰炸能力还不足以广泛地用高爆炸弹密集攻击日本的工业。B-29飞行高度的降低，使35％的炸弹能落到目标三百米的距离之内(现代的激光制导炸弹精度可达10米)，虽然比原先的10％提高不少，但以这个精度，除非是用大量飞机地毯式轰炸，还是难以保证摧毁目标。以这个精度，本来要投在厂房上的炸弹，很可能掉到一块空地上，从几公里的高空看去但见一团浓烟笼罩目标，其实可能只不过震破几块玻璃。中途岛美军的高空轰炸机群对日本舰队(航空母舰目标不小吧!)丢了一堆炸弹没有一颗命中；欧洲战场上德国被天天炸，但其飞机生产有增无减；越战时美军狂轰滥炸没使胡志明小路中断一天，……轰炸的效果有限是为兵家公认的一个事实。

　　据统计，盟军对日本的轰炸共摧毁了四十七万桶石油制品、二十二万一千吨食物和二十亿平方码的纺织品。这个数字与日本在中国的掠夺和破坏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一个日本兵一杆枪、一把火就把一家中国人打死，房子烧掉，财产抢走。盟军九个月有限规模的轰炸对日本的损害，又怎能与一百多万日本兵在中国三光八年所造成的损害相比! 一・二、原子弹没有摧毁广岛在美国投下原子弹之后，日本人立即调动舆论追究美国是否人道的问题。美国截获得到的日本外交通讯表明，当时的日本外相重光葵(甲级战犯，战后曾任日本首相)立即指示要利用原子弹的事来制造对日本有利的舆论。殊不论日本人是否有资格讲人道，事情的结果是，日本成功地利用原爆事件，把自己扮成一个可怜兮兮的受害者，到处向人述说它吃原子弹的苦，说来说去，它倒成了二战中最惨的。在把人们的视线从它的暴行转移到原子弹上之后，它便开始改写历史，甚至将自已说成是解放亚洲于西方殖民主义的救星。日本极力夸大两颗原子弹造成的伤害，不时集会纪念，同时在原爆馆内陈列当年皇军胜利进入南京的大幅照片，毫不将中国人的抗议放在眼里。

　　日本人狡诈却使很多善良的人受到欺骗。这些受骗者甚至开始同情日本，替它打抱不平。

　　到底广岛和长崎受了多大的损害呢? 广岛原爆造成了近七万人死亡，五万多人受伤。爆心两公里范围内的砖造建筑被摧毁。市中心的小工厂大部分被夷平，但是城市周围的大工厂几乎完全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它们94％的工人没有受伤。这些工厂占广岛工业产量的74％，估计它们可以在三十天内恢复正常生产。广岛的地下设施没有受到损害。铁路运输在8月8日也就是爆炸后两天恢复通车。在原爆中心烧焦的地面，植物重新继续生长，没有残留核辐射的迹象。长崎因为地处群山包围之中，原爆的效果小于广岛。总计死亡和失踪人数为四万多。五万二干座民宅中有一万四千被摧毁。长崎的工业的96％集中在三菱公司控制下。最大的一个工业设施，它的一个船坞，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位于爆心附近的一个军工厂损失了其价值的58％，一个钢厂损失了78％，稍远的电机厂损失了其价值的25％。估计兵工厂和钢厂可以在一年左右恢复大部分生产，而电机厂则只需半年即可。

　　诚然，原子弹使日本感到了灭种的危险(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办法让日本放下屠刀吗?)，如果当时美国有足够原子弹的话，靠马利安那群岛上的B-29即可在一天内对日本所有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施行核爆。然而，从统计数字来看，两次原爆远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威力无究。反倒是日本找了一个倒打一耙的口实。事实上，当时的两颗原子弹当量很小，据估计，要造成与日本南京大屠杀相等的损害，至少要在东京这样的城市上空引发一枚3MT的热核装置，而广岛原爆只有这一当量的百分之一。

　　二、日本在侵略中获得的经济利益远大于其战败的损失日本是一个资源极为贫乏的国家，其地域狭小而山地面积占85％，却有一亿多人口，矿藏稀少，却有庞大的工业，因此几乎所有食物与工业原料均需进口。在1937至1945年期间，通过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原材料、粮食和劳动力的无偿占有，日本积累了深厚的资本，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侵华日军司令(火田)俊六在1941年9月上书说："不只现地军(指侵华日军)要依靠大陆以图生存，日本的总动员的资源也要取自中国，这不是很严酷的事实吗?"这一上书的目的在于主张先摆平中国的抗日力量再行南进，但也说明当时的日本人确实是在以吸中国人的血为生。日本在1931年即占据了资源富饶的中国东北三省，后来更占领了华北、华东、华南的辽阔土地，建立伪满州国和汪精卫汉*政权，控制了中国几乎所有的矿山、工厂和农村，使用中国的劳力对中国的资源进行掠夺。

　　日本对中国的掠夺在《日本的侵略与掠夺是中国贫穷的直接原因》一文中有更多的说明，在此不再重复，而着重概括日本对东南亚诸国的盘剥。

　　1941年日本制订了《南方占领地行政实施要领》，其主要内容包括：

　　1)占领军从占领地收取重要国防资源以供日本调遣：

　　2)占领军须取自于现地的生产品以自活；3)在占领区之物资由海陆军征用船舶输送至日本：

　　4)占领军接收并管理占领区的铁道、船舶、港湾、航空、电信及邮政。次年日本内阁又通过《关于南方经济处理之件》的决定，制订日本在其占领地的方针。除以上各条之外，更强调占领区的开发必须由日本政府指定的企业承担。被指定的企业主要有三井、三菱、住友、古河、日矿等财阀。

　　随后日本人在东南亚无限制地发行南方开发金库券及军票等纸币，彻底进行收刮。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地的主要农产品本来是砂糖、烟叶、咖啡等，日本人却勒令他们改种水稻与玉米。同时又把越南、泰国、缅甸所生产的稻米几乎全部征为军粮或运回日本本岛。后来，日本在战事处于不利时，为扭转败势，对中国和各占领区的掠夺更加变本加厉。1944年末到1945年，越南农民即因粮食全部被夺而饿死两百多万人……。

　　日本以这样残酷的方式对中国及东南亚与太平洋国家的榨取导致了它本身经济的腾飞。掠夺的财富被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例如，以不变价值计算，1943年日本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7％，1944年则增长了10．1％。1937年，日本钢产量为五百八十万吨，而到1943年，则达七百八十万吨，其生产能力则达一千三百多万吨。商业造船由1941的二十三万八千吨，增加到1944年的一百八十五万吨(加进掠夺之运输)。1942年完成一艘六万四千吨战列舰和六艘小型航空母舰，1944年完成的吨位则比此高出十万吨。飞机生产由1942年的每月七百架增加到了1944年的每月两千五百多架……。

　　以上一系列数据说明，在盟军尚未取得马利安那群岛的轰炸机基地之前，日本是越战越强。其原因很简单，依靠残酷的掠夺，整个日本民族过上了白吃、白穿、白拿原材料并且拥有若干亿奴隶的吸血鬼生活，日本的两百多万侵略军不但不需要国内提供粮草，反而可以把被征服国的粮食、资源和劳力最大限度地运回国内，而无须顾忌被掠夺者的死活。原来日本要化钱买原料和食物，现在则免费享受。总吨位一千多万吨的庞大船队穿梭于被占国与日本之间，源源不断地运回物资，把工业实力再大大地向前推进。盟军对日本商船的攻击，大大减小了其运输掠夺物资的能力，使其工业生产在1945年由于原料缺乏、开工不足而有较大下降。但正如前而指出的，由于对日本本岛轰炸的规模甚小，这一下降并非生产能力(设备与劳力)和物资的损失。

　　日本人不断诉苦说他们在战败时如何吃个饱，实际上，战前日本人平均每日食物热量为2000卡，1944年，也只降至1900卡，到投降时，还有1680卡。当时日本与东南亚之间的航运已经基本中断，这些食物主要是从中国运回来的，又有多少中国人因此饿死?日本投降时还拥有战斗飞机九千架，五百多万军队，准备与登陆的美军拼死一战，意图使后者因伤亡太大而不得不与日本妥协，使日本可以保留其获得的部分利益，如中国东北等。然而，原子弹使日皇认识到投降比"日本完全灭亡，稍胜一筹，只要种子残存，仍有复兴之光明"。

　　波茨坦公告明令日本不得拥有军工企业，但是日本在投降之际即迅速地毁灭所有重要文件并把所有军工转为民用，从而逃脱了本应被解体的命运。后来，美国为了其"全球战略"，不但阻止被害国向日本索赔，反而释放大部份甲级战犯，让他们重返政坛，扶植日本垄断资本，从而使日本在掠夺战中积累的潜力得到释放。到60年代，日本的造船、汽车、钢铁就已分别居世界的第一、二、三位。此后的几十年，日本没向中国赔一分钱，倒给自己建起了高楼大厦，过起了世界富豪的日子。

　　三、结论：多行不义者不会自毙日本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敲骨吸髓的榨取使日本在1930至1940年代初的十余年间获得了极大的财富并且导致其经济迅速膨胀。与一般的看法相反，日本在盟军为期九个月规模有限的轰炸下没有受到显著的损伤。以上列举的数据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这一点，从而揭示了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一个秘密，日本掠夺的财富是它战后经济增长的源泉。战后日本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区别在于，它是掠夺最多、损失最小而且没有对受害者做出赔偿的国家，日本欠的债，本来应该先拆卸其工业抵偿一部分，剩下的再分期偿还，但是美国却让它逃脱了责任。日本就好比是一个打家劫舍的强盗，他杀人放火抢了无数财宝，由于受到昔日强盗帮里的同伴(美国，曾与日本勾结分别吞并菲律宾与朝鲜，鼓动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庇护，他保留了所有的抢劫所得，等风头一过，马上拿出这些财宝来投资做生意，干起洗钱、发财的勾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的经济奇迹的实质就是极端残忍的掠夺。

　　现在的日本，又是雄心勃勃。数十艘军舰云集钓鱼岛，一副"支那人敢与皇军决一死战吗?"的架式。首相从靖国神社参拜出来，南下东南亚，自信十足。而军费己跃居世界第二，远洋舰队的防线延至台湾海峡，又在积极寻求制造核潜艇。……与此同时，散布中国威胁论，企图联合西方及中国的邻国们一起来扼制中国……。

　　日本的历史是侵略与残杀的历史，日本的经济是掠夺与榨取的经济。但是，在我们有力量和决心去结束它的罪恶历史之前，它不会自动消亡；在我们有实力索回被掠夺财富之前，日本还将靠中国人的血液繁盛。明确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忘记我们面临的危机和肩负的沉重的历史使命。

　　[注一]本文所用盟军轰炸的统汁数据，主要来自1946年7月1日美国政府发表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总结报告(太平洋战争部分)》。为了评估空中力量的战略作用，以对美国武装部队未来的发展以及未来经济政策和国防的关系，杜鲁门总统在1945年8月下令就盟军对日本的所有形式的空中攻击进行详细的调研。调查团成员共包括军职与文职人员一千一百入，以东京为总部，在包括广岛、长崎等的四个城市设有分部，并有流动工作组往来于日本其它地点、太平洋岛屿及亚洲大陆。调查得到了美国陆海军的大力支持，利用了幸存的日本文件，讯问了日本陆军与海军高级官员，政府官员，工业家，政治领袖和他们遍布日本的下属。如报告中前言所说，调查对日本的经济和战争生产取得了具体到每一个工厂、每一类工业的相当精确的详细数据。

　　作者电子邮件：tyaclub＠163.com

买房人有话说

　　买房人有话说

　　庄大军

　　近年来，房地产业蓬蓬勃勃，俨然成为中国大地上最兴旺发达的行当之一。但凡有经济头脑的人，无不想方设法削尖了脑袋往这个行当里钻，有实力的资本家买地皮开发楼盘赚大钱，贴身裤兜里藏着小钱的人忙不迭的买上一两套公寓，待价而沽小赚一把。然而绝大多数和我一样的老百姓却无可奈何愁眉不展的望房兴叹，购屋买房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榨着我们的嶙峋瘦骨，让我们生活在无奈和痛苦之中。面对着如此沉重的负担，我们一边战战兢兢心有不甘的掏出自己的血汗钱，与此同时又百思不得其解，我们的钞票到底花到哪里去了〉我们的脸上画满了问号，想不通！想不通！还是想不通！

　　最让我们想不通的是土地到底属于谁〉大家都知道，凡是购买了住房，或迟或早都拥有两证，即产权证和土地证。可是仔细一想，我国的宪法里好像并没有关于土地归私人所有的任何条款，就是说，国家的每一寸土地都属公家，私人根本就无权拥有土地。我们手里的土地证其实只是一纸空文，你拥有的土地并不属于你，土地证只不过是开发商使用土地的一个凭证，即他们从政府手里千方百计弄来的土地已经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他们已经使用完毕这块土地。这个土地证只不过是政府和开发商之间进行土地交易完成的一个评剧，如果开发商没有还清向政府购买土地的钱，这个土地证是拿不到的。当然大多数开发商的钞票是从银行里贷款来的，不过他们用不着自己掏腰包还账，老百姓勒紧裤带省吃俭用东凑西借掏出的购房款直接冲抵了开发商欠银行的贷款。有了土地证，房屋就可以上市进行交易，看起来好像这所房屋已经完全属于你了。其实不然，政府和开发商签订协议的时候，一般都具体说明土地的使用实现，大约为七十年。如果你真想买一所房屋作固定财产，将这笔财产在你身后传给你的老婆和孩子，那么你可能要受到很大的伤害。因为七十年之后，这所房屋的土地所有权政府完全有可能名正言顺的收回另作他用，你将重新一无所有。你想想看，一所房屋没有土地的支持，那步变成了真正的空中楼阁，你难道能将房屋装上四肢车轮，在停车场里缴纳停车费后过日子嘛〉你别不乐意，我国宪法明白无误的告诉你，一切土地归国家。聪明的人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不停的买进卖出，将房产向股票一样进行投机，这也是房地产恶性膨胀的原因之一。

　　由此又回到了前面的问题，土地到底是谁的〉按照全民所有制的概念，土地属于国家，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那么土地自然也应该属于人民。可是现在的情况确是，我们自己的土地，被代表我们的政府拿来和开发商作交易，他们的交易完全是黑箱操作，我们从来看不懂我们在交易里应该享有的权利以及我们那一股利益的归属。我们看到的只是政府和开发商在中间大大的捞了一把，作为主人的我们瘪瘪的钱包被掏空不算还要到银行借一大笔钞票方能购买我们的住房。现在的房价就像孙悟空翻跟头，打着滚涨到了南天门，十年来我们南京的房价从每平方两千元左右迅速涨到了现在的每平方八千元左右。大家都知道，房价的飞速提高除了建材价格的上涨，主要是由于对地皮的炒作所导致的土地价格抬高，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从这么高的土地价格里绝对获益匪浅。然而可悲的是我们的政府却没有从这笔巨大的利润里拿出一点点来补偿我们的购房支出，我们本来就瘪瘪的钱包被掏得空空如也。非但如此，银行的购房贷款利率也随着房价的提升芝麻开花节节高，破屋又遭连阴雨，老百姓活得越来越难上加难。政府从土地的买卖中获得了极高的收益，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当然明白政府大有大的难处，需要政府开支的地方太多太多，城市建设农民补贴社会保障等等等等都与我们息息相关。可是我们面临的购房窘状确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我们只希望活得稍微轻松一点点，每平方七八千元的房价我们实在无力承受，我们不愿意自己当了房奴子孙也和我们同样当房奴。同时我们的政府好像不应该将老百姓买来避风遮雨的房屋也列入那个大而化之的GTP,让百姓有房住本来就是政府的承诺，安居乐业市政府对人民最起码的责任。

　　除此之外，还有更加令人不堪忍受的，我们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必须承担比大山还沉重的房税。名目繁多的房税让我们眼花缭乱，十根手指头数不过来，再加上十根脚趾头，总共将近二十种税。而在这些税收里，重复收税更是屡见不鲜，比如开发商要缴纳营业税，而我们买房者又要缴纳契税，真难为政府左右开弓双管齐下，滚滚财源唾手可得。除了收税，各级政府还征收名目繁多的费用，由于收费属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毋须上缴国库，所以地方政府对收费贪得无厌，据说有的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各种购房收费竟达二百种之多。真是出家人不爱财，多多益善。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政府征收的税和费竟然高达全部购房款中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你跳几跳，原来我们的钱包被那么多的手在掏呀！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希望政府多多少少从购房款里占百分之四十的税费中减免一点而已。为了让一些赤贫的人群有房住，政府曾经开发了一些经济适用住房，虽然粥少僧多，可多少也给了老百姓些许安慰。不过我们也从中发现，政府开发的经济住房为什么能够比商品房便宜得多，这其中自然可以找到解决我们沉重住房负担的一条出路。政府开发经济适用住房绝对不能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土地的拍卖建材的价格一律要和开发商一视同仁公平竞争，不能走后门讨便宜。那么经济驻防低于商品房的价格从何而来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将多而砸的税费大大的减免。大家叫着嚷着要让房价降低，看看多么简单，只需减少税费，我们就买得起住房了。其实政府也不必忍痛割爱，对那些高档写字楼和豪华住宅，尽可以大大的征收高额税款，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二百，有钱人绝对掏得起，政府又何必对大款心慈手软呢！可叹我们的政府非但不将属于我们的土地所获得利润返还给我们，反而雪上加霜滥用税费，从我们的瘦骨里压榨出一点油水，谁能想得通呢！

　　我们知道，胡主席和温总理绝对是爱民亲民的，他们时时刻刻都想解决劳苦大众的住房问题。然而我们同时发现，中央似乎鞭长莫及，地方政府对土地权的滥用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开发商只要相中了哪一块土地，并且能满足某些领导的胃口，这一块地就理所当然的被划归其所有。至于这块地的开发对持续发展有无好处，对自然环境有无污染，老百姓的拆迁和安置有无保障等等则根本不在话下。而且我们从中发现一个罕见的现象，即越往下权力越大，你看看那些村镇绿豆芝麻官，他们常常在酒席宴上，在谈笑风生里，在一把花生米一杯土烧酒和区区几千元人民币的作用下，毫不含糊的大手一挥将百亩良田送给了开发商。在他们的眼里，什么法律，什么政策，什么老百姓的利益，统统都是臭狗屎，他们就是具有无限权力的土皇帝，在他们那一亩三分地上他们绝对说了算。由此可以看出，房地产的管理中弊端百出，腐败在这一块土地上枝叶茂盛，并且有失去控制的危险。随着房地产业的大发展，有多少良田转眼间变成政界商界名流聚会玩耍的高尔夫球厂，有多少文物遗迹变成了有钱人的别墅花园，有多少家庭被迫背井离乡，又有多少不愿拆迁的人被逼得走上了绝路。权力在房地产的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我们发现一个深刻的道理，其实权力只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就看掌握在谁的手里，就看为谁服务。国家有国家的权利，百姓也有百姓的权利，每当国家的权利和老百姓的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悲哀的发现，老百姓手里的权力立刻变成了镜花水月，变成了看得见吃不着的精神充饥的画饼。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东西和国家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所以要想进行真正的市场改革，就必须将从前的大公无私变为目前急需的公私分明，急老百姓的财产到底是什么，国家的财产到底是什么，公家和私人之间绝对应该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老百姓的确眼光短浅，可是老百姓切身的利益难道不是政府为之努力奋斗的最伟大目标吗〉谈到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了日本东京羽田国际机场的故事，东京是世界大都市，来往于这里的人流不计其数，东京国际机场堪称来自世界各地无数游客闭经的重要枢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机场大工程，在建设时居然被几户不愿拆迁的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无论怎样软硬兼施，老百姓就是寸步不让，最终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机场不得不退避三舍，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向老百姓让步。现在的东京国际机场比当初设计的少了整整一条跑道，其实这并非一条跑道的得失，而是百姓在国家地位的重要标志，以人为本不正是让百姓争取并达到自己的正当要求吗〉

　　随着改革的持续发展，老百姓手里的东西多了起来，有了财产就想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天经地义的。然而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向手表自行车电视机甚至摩托车和小汽车等等属于私人财产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房产的属性就难以下确切的定义，产权证和土地证实际上是两个分开的东西，一个是私人的，而另一个则是公家借给你使用的，七十年之后你必须物归原主。你看看，问题又来了，房子和土地难道当真能一分为二马〉我想之所以那个老百姓千呼万唤的物权法迟迟出不了台，就是土地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一旦触及了最高宪法，我国的社会属性也要随之改变，那就变成大是大非的问题了。现在有很多专家学者对土地的所有权提出了折衷的解决方法，比如地权法，就是将土地平均划分，城市户口所有人每人平均分配，按照一人五平方，则可达到确保人人有房住的目的了。这样的设想未免太理想画了，要是当真能够如此照办，我们的共产主义早就实现了。在计划经济时代里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平均分配的结果是生产力的下降导致了中国的一穷二白。假若按照孔夫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治国方针，那我们就必须滚回到战国时代去，就必定永远被别人欺负。

　　不久前我国参加WTO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劝告我们，不要急于买房，还是租房为妙。是有凑巧，建设部一位官员也说要取消经济适用住房，要大力开发廉租房，说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房地产市场正常化，才能保证穷人有房住。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善良的好人，都是为了我们好，对此我们当然表示衷心的感谢。然而这种说法当真就解决了我们的住房困难吗，当真就是一条房地产市场正常化的康庄大道马〉如果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租房户，如果他们也心安理得的看着别人有自己的住房，而毫不动心，那我们也无话可说。事实是他们一定有自己的住房，而且住得相当宽松舒适，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他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痛，饱汉不知饿汉饥。大家想想看，我们难道一辈子就永远要租别人的房子住，永远要忍受房东高高在上的刻薄挖苦和高昂的房租马〉再说我们的子孙难道在我们死后也要像接力赛跑一样接过我们的租房，永远生活在别人的屋顶下吗〉

　　从他们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穷苦无房者的解读，这样的解毒当然是穷人的专利，有钱人绝对无法盗版。第一个解读是先前的经济适用住房充分暴露出政府部门的贪婪敛财，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适用住房，我们还真不了解政府竟然为我们的购房设置了那么多的税费，他们上下其手，既上领了国家的财政又下掏了我们的腰包。第二个解读就是土地私有化完全是不可能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土地依然属国家所有，七十年的使用权仍然有效。换言之，买房人好像都是大笨蛋，你买的指示使用权，七十年之后，政府如果有了别的用途，你买了也是白买。第三个解读，根据他们暧昧的暗示，我们倍感心有余悸，似乎房地产的价格还有继续上升的可能。不由得我们不回头看看某些人的说法：目前的房地产价格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这样的说法不能不让我们更加胆战心惊。

　　虽然土地私有化目前仍然不可能实行，可是我还是要说，只有土地私有化才是房地产市场正常化的唯一出路。只有保证了私人的财产不受侵犯，老百姓才可能真心实意的支持拥护改革开放。为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老百姓绝对要求一个公平合理公正透明的社会环境，那样的环境不正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嘛！一位朋友从澳洲回来，和我谈起了他的买房经历，他辛辛苦苦奋力拼搏好几年，终于攒了一笔钱，四处寻找选定了一处合适的房产。那所房子很旧，可是院子却非常大，朋友说他看中的就是这个大院子。所有的手续完成之后，朋友立刻开始动手改造房产。他将院子一分为三，拆了原先的旧房，用铁栅栏隔成三个院子，然后每个院子里各盖了一座三层的小楼。朋友自己注意做，其余的两座都高价卖出了，细细一算，非但没赔钱，还大大的赚了一笔。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举世无双，可是更加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让聪明才智充分发挥的环境，没有自己的地盘，没有一个宽松自由的市场，在聪明的人也英雄无用武之地！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买房人，我根本不懂什么经济学，可是我有自己的生活准则，根据自己的处境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判断。现今房地产论坛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高官有高官的说法，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说法，开发商更有开发商的说法。不过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他们从来也没有站在我们买房人的立场上说话，他们说的完全是对我们毫无作用的废话。千言万语千头万绪，房地产市场上只有我们没有话语权，可平心而论，真正有发言权的，除了我们还有谁呢〉！

　　中国南京 庄大军

　　作者电子邮件信箱：zgnjzdj＠163.com

文化大革命一定会重演

　　文化大革命一定会重演

　　对大众歇斯底里以及集体迫害的研究

　　一、前言

　　文革被否定后，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一场灾难，中共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指控是迫害，甚至是无中生有。我想对于这种言论的最好批驳方法是拿出一些证据，证明毛泽东时代镇压“地富反坏右”是必要的，合理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找出投机商在建国初期囤积粮食、煤炭，故意破坏金融秩序，拒绝使用人民币的案例。也可以找出在国家统购的棉絮里掺杂稻草，导致朝鲜前线志愿军冻死的案例等等。这项工作并不难，查一查资料就可以了。

　　但是本贴子不想谈这个。本贴子打算干脆接受反革命右派的说法，我就当一回右派，我就承认毛泽东时代有骇人听闻的人迫害人的现象，有冤假错案。并且，我还会给出历史上的发生在人类社会的三个大众歇斯底里案例，然后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一下，人类社会为什么会有迫害人的现象发生。

　　我认为反思文革不能一头扎在文革里面去搞研究。文革中为什么会发生大众歇斯底里的现象？为什么会迫害“黑五类”？要想研究这个问题必须从文革中跳出来，只有研究更多的人类社会历史上发生过的迫害人的案例，我们才能找到文革的答案。这就好比一辆三菱卡车的轮胎脱落了，那么到底是保养出了问题，还是汽车设计本身有缺陷？我们埋头只研究这一辆卡车是很难找到答案的，永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如果我们通过调查后发现许多三菱卡车的轮胎都脱落了，这样就容易分析了，一定是汽车设计出了问题。

　　二、欧洲中世纪的“女巫狂”

　　人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持续时间最长的迫害是发生在欧洲中世纪的“女巫狂”。在15世纪到17世纪之间，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士们根据圣经所说的“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的“基督语录”发动了女巫狂运动，在这段时期内烧死了多达50万名妇女。某一名妇女一旦被控告有巫术，她就必死无疑。她会被折磨得直到死去或认罪，然而即使认罪，她也会被处死。当时，谁若是否定有女巫存在，就会被认为是异端。人们普遍相信有许多妇女或者老太婆已经与魔鬼定下契约。历史学家特雷佛.罗珀曾概括地介绍了当时被人们接受的几种神话：

　　每天夜里，这些愚蠢的老太婆都在自己身上涂上“魔鬼油”来润滑自己，这油是用被杀死的婴孩的油炼成的。然后他们穿过裂缝和锁孔，滑上烟囱，骑上扫帚柄、纺锤或飞船飞跑......飞到恶魔们的集合地去参加女巫们的聚会......她们都参加对魔王的参拜，在阴森可怕的音乐伴奏声中绕着魔王跳舞，这些音乐是用古怪的乐器演奏的――马的头颅、人的头骨等。她们毕恭毕敬地亲吻魔王。假如魔王是一头山羊，就吻他的屁股；假如魔王是一只癞蛤蟆，就吻他的嘴唇。然后，魔王一声令下，她们就淫荡地胡搞乱交一阵，再坐下来大吃大嚼......在萨沃伊，吃烤熟的或煮熟的小孩；在西班牙，她们吃从坟墓里掘出的死尸，尤其喜欢吃亲属的死尸；在阿尔萨斯，吃油焖妓女肉......在这些公开举行活动的间隙，老太婆们还抽空去给她们熟识的、演变成鼬鼠、田鼠、蝙蝠、癞蛤蟆或其他动物的妖精喂奶。

　　人们还用“女巫”来解释许多别的事，例如：冰雹、歉收和疾病都是她们造成的。被怀疑者一旦被人正是控告行过巫术，通常就只有死路一条：她们被捆绑在拉肢刑架上遭受折磨，常常被人用烧红的烙铁烫，直到她们招供或者被折磨致死；如果她们招供了，她们就会被活活烧死。此外，被认为是女巫的人还要被迫说出几个假想的她们同谋的名字――这些人也会受到拷问，直到她们说出更多的假想的女巫的名字。女巫的人数自然会迅速增加，而对巫术的歇斯底里也会随之增长。法官和牧师们从女巫狂中渔利：他们享受人们对她们的感激之情，甚至每烧死一名女巫后，他们还向死者家属索取木柴钱和举办庆祝宴会的钱。在比较开明和合乎理性的思想在这块大陆上最后占上风之前，欧洲人有两个世纪是生活在对女巫的恐惧之中。

　　三、美国1692年的“塞勒姆女巫事件”

　　1962年美国马赛诸塞州的塞勒姆城（Salem），一群小女孩突然出现了怪异行为，他们哭泣，说感到难受并且四肢着地爬行。其中一人称她受到了女巫的威胁。还有一位是基督教牧师的女儿。在讯问她们时，女孩子们并没有告诉人们明确的答案，但是大多数人都怀疑一位名叫巴巴多斯的一个黑人女奴，还有一个丑陋的老妇女和一个妓女施用妖术和“魔术”诱惑了女孩。村民们迅速接受了这种说法，并提供了一些他们认为也是巫婆作祟的现象：他们的牛奶和奶酪无缘无故地坏了。有一个女人来看过一家的牲口以后，牲口就生下了一个怪胎，等等。这一切，对于村民们来说，似乎毫无疑问巫婆作怪的结果。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便刮起了审判、绞刑和火刑的旋风，高峰时，被逮捕者达到了200人之多，最后19名无辜者被处绞刑，4人死于监狱中。面对“女巫”指控，当时的法官接受“幽灵似的证据”，也就是说“提出证词的证人并没有真正看见被告，而是看见很像被告的鬼魂在干一些活动，如烧房子、沉船等等”，凭这样的证词就可以定罪。当时人人自危，就连殖民当局的上层都处于危险之中。

　　被指控为“女巫”而被关押起来的人发现，她们陷进了一个怎么也说不清的境地，弄不好就会给莫名其妙地吊死。为了避免这个厄运，她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巫婆，并且揭发别的恶魔和别的巫婆，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她们弃暗投明，弃恶从善，甚至夫妻互相揭发，女儿检举父母。有人被揭发为巫婆的时候，家人纷纷表示“划清界线”，赞同惩罚以表明自己的清白。

　　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追捕女巫”事件，被传统地看成是集体狂热的事例。那时的舆论和当局不知道如何从自然方面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而只能寻求做出当时社会能够接受的解释，也就是超自然现象的解释。

　　塞勒姆事件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最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学家玛丽马托西安所著《往日的毒害》一书中得到了阐明。书中指出：造成这种怪异行为的罪魁祸首是一种“紫红色麦角菌”的食物中毒。“紫红色麦角菌”是寄生在黑麦上的一种微型毒蕈，毒性很大。来自黑麦的产品是塞勒姆地区居民有限食谱中的主要食品，当时人们食用的粗制黑麦粉被这种细菌感染，中毒主要表现是指甲脱落，指头和关节脱落，或者是痉挛。它使神经功能紊乱，使人产生错觉，幻觉，另外还有颤抖、抽搐和间接性的高烧。有40%的中毒者最终难以逃脱死亡。

　　四、美国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美国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美国人民在参议员麦卡锡的领导下曾对假象的“共产党人”实行了歇斯底里的讨伐。这位参议员挥舞着并不存在的“赤色分子”名单，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批评他的人指控为共产党的同情者，使许多人名誉扫地。麦卡锡主义涉及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层面，其影响至今仍然可见。

　　“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电影大师卓别林、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等人，就都是麦卡锡及其同伙疯狂迫害的牺牲品。据估算，至少有800万美国人要经常证明他们对国家的忠诚，这段时期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忠诚宣誓的年代”。其间，大约有二千万美国公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告密者受到保护，列入秘密警察档案的人数与年俱增。“忠诚调查”的对象范围甚至扩大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在帕萨迪纳，有个3岁的小姑娘为商店当广告模特，她的母亲接到通知书，小姑娘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后才能领取报酬。在“忠诚调查”的影响下，美国的社会舆论也随之右转，学校里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如果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被迫更改了名称，甚至参加角逐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

　　1950年2月9日，麦卡锡在这一天“炮打国务院”。他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安排下，发表了题为《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演讲，声称国务院里有205名共产党和间谍，并称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紧接着，美国参议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共产党活动的浪潮。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开始翻历史旧案，指责民主党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苏联”、“出卖了蒋介石集团”、“帮了共产主义的忙”，并将曾经担任驻华特使、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乔治.马歇尔将军打成“叛徒”，并且将民主党执政的20年称为“叛国的20年”。到了1953年末，这股怀疑一切之风兜了个大圈子，首倡进行“忠诚检查”的杜鲁门总统本人对国家的忠诚也受到了攻击。11月6日，共和党人、美国司法部长小赫伯特・布劳内尔指控杜鲁门本人有意识地庇护一个苏联间谍。

　　1953年4月，麦卡锡在两名年轻助手的协助下，开始对美国设在海外的大使馆藏书目录进行清查。在这次清查中，美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劳德、史沫特莱等75位作家的书籍全被列为禁书，甚至连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史莱辛格，和幽默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险书籍”之列。据估计，被剔除的书籍总数有近200万册。在此影响下，美国国内一些城市和学校的图书馆也纷纷查禁甚至焚毁“任何可疑的书籍和杂志”。被贴上“可疑”标签的书籍包括关于雕塑、医学、酒类、托幼和建筑类的专著以及侦探小说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甚至，连一本介绍芭蕾舞的书也因为提到了“苏联”而被麦卡锡主义分子付之一炬。

　　在美国国内，成千上万的华裔和亚裔被怀疑为“间谍”。他们不仅被非法传讯，不准寄钱给中国的亲人，甚至被禁止公开谈论自己的家乡，还有不少人因被指责“同情共产党”而受监禁、被驱逐甚至遭暗杀。在美国工作的著名核物理学家钱学森也因被指责在战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传讯。此后，钱学森多次发现他的私人信件被拆，住宅电话被窃听，他的“国家安全许可证”也被吊销。这表明，他已经不能继续从事喷气推进研究，甚至不能留在实验室里工作了。直到1955年离开美国前，钱学森一直受到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的监视。由于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钱学森回国时不仅没有带回任何研究资料，甚至连一些私人生活物品都未带回。甚至连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也因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不得不偕同夫人离开祖国，远走瑞士。1972年2月19日，斯诺客死日内瓦。

　　五、对法制的反思

　　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上大规模的迫害、歇斯底里的发生是由于法制的不健全造成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1692年发生的塞勒姆事件留给后世的最重要遗产是法庭证据的“严格认定原则”。在塞勒姆审巫案中，被告和证人的互相坦白、揭发、道听途说、逼供信都可以作为证据，这是塞勒姆审巫案法庭失控的主要原因。法制论者认为，塞勒姆审巫案给了人们一个严重的教训，只有经过程序认定的，确切无疑的证据方能在法庭上作为陪审团判断的依据。法庭必须排斥那些“不经呈证程序检验的证据”，必须排斥非法取得的证据，被告也必须享有专业律师为之作反辩的权利。

　　塞姆勒事件之后的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六条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权接受“法庭律师辩护的协助”。1938年制定的《联邦诉讼规则》中更是对证据开示作了明确规定，其中包括：证言笔录（deposition）、质问书（interrogatory）、提示证物（production of documents and things）、身心状况检查（physical and mental examination）和要求自认（request for admission）。至此，法制论者的理想似乎是完美了，人们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大众歇斯底里式的迫害行为可以永远离我们远去了。

　　但是历史却证明了法制的完善与防止大众歇斯底里爆发似乎毫无关系。在《联邦诉讼规则》出现之后的1938年，美国发生了荒诞的“火星人入侵地球大恐慌”，随后发生了1944年的“马顿幽灵麻醉师事件”和1954年的“西雅图汽车挡风玻璃事件”。特别是1992年的“洛杉矶骚乱” 更是表现出了歇斯底里的人群故意暴力抗法的特征。1998年发生在印尼的骚乱也存在明显的暴力抗法特征，在这次骚乱中有1200多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华人，5000多间华人商店和住宅惨遭烧毁，疯狂的暴徒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暴了数百名华人妇女。

　　法制并不能消除阶级对立和社会摩擦，所以法制的健全并不能有效防止大众歇斯底行为，也不能有效的制止恐慌与迫害的发生。另一方面，当“恐慌”在人群中蔓延开来时，陪审团的裁决往往使人们离真理越来越远，历史上哥白尼就是在一人一票的表决后被判决烧死。塞勒姆事件中的陪审团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理智。当“人群”发生恐慌时，由“人”组成的陪审团只能使恐慌造成的迫害进一步加剧。

　　六、对民主的反思

　　二战后的美国已经完全建立了所谓的民主体制，其中包括：三权独立、两党制大选、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舆论监督、宗教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司法公正。可是这些并没有防止1950年“麦卡锡主义”的出现。相反，美国政界的党派斗争却成了迫害人的温床。共和党人起初认为麦卡锡这个人是个祸害，党内成员避之犹恐不及，但当他们看到麦卡锡扛着反共大旗引得众人喝彩时，尤其是麦卡锡将矛头指向民主党，对执政党进行残酷无情和不顾后果的批评时，态度就变了。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他们暗中对麦卡锡的活动加以怂恿。共和党领袖塔夫脱吹捧麦卡锡是“战斗的海军陆战队员，他冒着生命危险去保卫美国的自由”，是共和党向民主党进攻的桥头堡。

　　七、对领袖的反思

　　“灾难是由个别领导人的过失造成的”，这种观点极具普遍性，以至于美国清教徒法官约翰・霍桑（John Hathorne），因参与了1692年塞勒姆迫害“女巫”事件而声名狼藉。他的后代，著名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甚至不得不给家族的姓氏增添了一个字母“W”，以解除一位被害“女巫”的丈夫对霍桑姓氏的诅咒。美国50年代歇斯底里的反共行为也被推倒参议员麦卡锡一个人头上，以至于那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到今天还被称作“麦卡锡主义”。西方学者们在反思“麦卡锡主义”的时候，也往往流于对麦卡锡个人的批判和谩骂。

　　领袖人物固然要在承担一部分历史责任，但是当我们具体研究“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的种种社会现象，就会发现“灾难是由个别领导人造成的”这一观点显得非常偏颇。事实上，共和党人自1928―1946年11月的18年间从未在国会选举中获胜，那么为什么共和党人会在1946奇迹般的获胜呢？今天的大多数政治分析家们同意这样一种见解，即“共和党人在国内到处宣扬的关于共产主义威胁论”起了巨大的作用。可见“麦卡锡主义”在当时的美国政界有广泛的支持。1933―1953年的20年间共和党也从未在总统大选中获胜，而正是由于马卡锡主义的作用，艾森豪威尔才在1953年当上了美国总统。两次选举的结果表明，麦卡锡主义无论是在美国的政界还是民间都有获得了广泛支持。

　　在麦卡锡主义猖獗的年代，身为民主党人的总统杜鲁门也是麦卡锡主义的始作俑者之一，是他发布命令要对250万公务员进行新的安全审查。而这一举动成为直接成为“忠诚宣誓的年代”的开端。麦卡锡早在1954年便走下美国的政治舞台，但是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却远未消失。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保持僵硬的敌视政策，从杜鲁门时代开始，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几届美国政府谁也不敢主动提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接触，第一个与中国进行接触的尼克松也是靠反共起的家。事实上，把罪责推到麦卡锡头上，这种做法保护了大多数政客，其中也包括曾经为麦卡锡主义推波助澜的美国总统杜鲁门。

　　八、人群的素质

　　“灾难的发生是由于人民的素质差”，首先提出这个理论的是法国贵族勒邦（Gustave Le Bon，1895），他和大多数上层统治阶级成员一样，非常讨厌贫民阶层的人群。勒邦主要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集体迫害行为进行分析。他认为，心怀不满的人群很容易变成好斗的暴民，群众运动就是暴民政治。

　　勒邦坚信，“人”在群体中会受到“感染”，在人群中，个人的文明程度会下降。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许颇有教养，但是到了人群中，他就变成了一个野蛮人，变成了一个按照本能行动的生物。而人群一旦被卷入发了疯似的狂乱之中，他们就不能再进行理性思考。所以，勒邦建议政府对社会舆论进行监控，反对言论自由，只有这样才可以防止大规模恐慌的流行和暴乱的发生，并且禁止一切民众集会，甚至连只有3个人的集会也不允许。

　　这种反民主的传统看法一直持续到20世纪，形形色色的理论家都认为社会运动吸引的是一些“具有某种个性缺陷的人”，参加“运动”能使他们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和用处，从而满足了他们在心理上的需要。

　　这种观点在解释“马顿幽灵麻醉师事件”（对不起，篇幅有限没有介绍这个案例）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这种观点也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如果社会运动的存在仅仅是为解决心理上的不满足，那么为什么人们偏偏要参加这个运动，而不去加入那个运动？比如说，为什么参加三K党，而不参加解放黑奴的运动？为什么加入共产党，而不加入国民党？为什么加入左派，而不加入右派？显然人们的选择是理性的，而并不是单纯的心理缺陷。第二，中世纪女巫狂、1692年的塞勒姆女巫事件的参与者并不完全是素质低的暴民，其中也包括基督徒和大法官，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上受教育程度是相当高的。另外，麦卡锡主义流行地也并不仅仅是社会底层，而是美国高层政界。这说明人的素质、受教育程度与迫害发生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九、社会紧张理论

　　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斯梅尔瑟（Smelser， Neil J.），他在人类集体行为的综合论述方面非常有影响。他认为集体行为的发生有6个基本条件，如果这6个条件具备了，集体行为就不可避免。1.结构性助长2.结构性紧张3.概念化信仰4.催发因素5.行动动员6.社会控制机制。他论证说：集体行为实质上是人们在受到威胁或极度紧张等压力下，为改变他们的环境而进行的尝试。压力越大，集体作出的反应就越有组织。斯梅尔瑟的“结构性社会紧张”理论认为，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外部和内部。

　　以“麦卡锡主义”为例，当美国社会疯狂追查“赤色分子”的时候，正是美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最紧张的时期。二战后的美国，战争的阴影还没有消失，冷战的恐怖气氛又接踵而至。美国在国际上对于苏联和中国1949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抱有强烈的对抗和恐惧心理。这种“结构性紧张”直接导致了“揭发检举共产党人”“宣誓效忠国家”“焚书坑儒”等等一系列社会歇斯底里。也就是说，当一国受到外国的战争威胁、贸易禁运、经济制裁、策反分裂、干涉内政……时，这个国家的人民就会感到威胁、紧张、缺乏安全感，从而变得对内部成员的“不宽容”。“麦卡锡主义”的衰落也表现出同样特征，1954年12月，参议院以67票对22票通过“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这是麦卡锡主义走向衰落的标志。此时，朝鲜战争也结束了，美国和苏联相互展开了和平攻势，国际紧张局势有所缓和，这就意味着麦卡锡主义存在的现实意义已显得不是那么太重要。可见，麦卡锡主义的猖獗与衰落的时间表与美国的外交压力完全吻合。

　　除了外来压力，“紧张”也可能来自于本国内部。一方面，共和党与民主党的竞争白热化。另一方面，二战后美国经济下滑，国内通货膨胀指数急剧上升，在短短的一年中发生了3.47万次罢工，共有450多万工人走上街头游行。紧张理论认为，当人们感到受了剥夺、贫困、冲突、歧视、前途渺茫、不满情绪增长时，社会同样会陷入对内部成员的“不宽容”。最好的例子就是中世纪女巫狂与塞勒姆女巫事件，这两个案例中社会紧张来自于粮食歉收、自然灾害、怪病，等等原因。紧张理论强调，社会运动、集体迫害、大规模歇斯底里、骚乱等等现象的起因并不是心理状况。也就是说，不是“人”出了问题，而是“社会”本身有问题。

　　这种看法的可取之处是否定了勒邦的“暴民政治”理论。但是它也有严重不足。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每个人都曾经感到自己在某方面受到了剥夺，人群中总是有对立、歧视、前途渺茫和不满情绪存在，但是这些情绪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引发歇斯底里式的集体迫害。支持“紧张理论”的学者并不能预测骚乱何时会发生，就像地质学家明明知道地壳下面岩浆涌动，但却不能够预测地震一样。这种理论不知不觉陷入了一种危险的循环：你怎么知道曾经存在着紧张？因为出现了社会运动。为什么会出现社会运动？因为存在着紧张。显然这种理论也不完美。

　　十、集体信念

　　提出这一理论的仍然是斯梅尔瑟。他认为，结构性紧张本身并不足以引起集体行为。人们还必须对他们的处境形成某种集体信念。通过明确集体信念而达到对问题的共同看法，进而做出适当的反映。例如本文前面提到的有关女巫的神话，说女巫与魔王聚会、吃婴儿等等，这种可怕的神话起到的是丑化女巫的效果。通过丑化女巫，使人们形成了必须烧死女巫的集体信念，并且有效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集体信念理论很好地为印尼的种族主义仇杀提供了注释，但它的不足之处在于很难对集体信念进行量化，也无法证明，报有集体信念的人群一定会导致迫害。例如，大学里的舞会、宗教的复兴大会、滚石乐节等都存在大众歇斯底里特征，但是并没有迫害人的现象发生。

　　十一、冲突论的观点

　　社会学研究有两大派系，一个是“功能主义”，另一个是“冲突论”。让我们来看看冲突论是如何解释“欧洲中世纪女巫狂”的。

　　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认为，中世纪女巫狂的发生，起作用的有两个历史因素：1.在女巫狂时期，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顶点，双方都把控告巫术，作为对异教徒或者有可能成为异教徒的人实行社会控制的手段。2.当时欧洲正处在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动乱状态。

　　畏惧巫术的作用是分散那些生活悲惨的农民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注意造成其困境的真正原因。搜捕女巫制度和烧死女巫制度，造成的主要后果是使穷人逐渐相信迫害他们的并非皇族和教皇，而是女巫和魔鬼：你的屋顶漏水了吗？你的母牛流产了吗？你的燕麦枯萎了吗？你的酒变酸了吗？你的头痛？你的孩子死了？物价上涨了？工钱降低了？职业不好找了？――这些都是因为女巫们作怪。教会和国家对人民的假想之敌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斗争。因此，女巫狂的实际意义在于它把中世纪晚期出现的社会危机的责任从教会和国家转嫁到想象出来的化作人性的魔怪身上。它涣散了穷人和被剥夺者的斗志，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使他们彼此猜疑，邻里不和，人人自危，人人都感到孤独无助，因此不得不依靠统治阶级。

　　十二、资源动员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大众歇斯底里可以有效的调动社会资源。思想狂热可以有效地组织人力；对少数人的迫害可以加强政权凝聚力；迫害可以集中社会财富，同时也可以使社会压力得到缓解。中世纪教会对女巫的迫害使政权得以稳定，斯大林的肃反运动使苏联红军战斗力大增，麦卡锡主义导致美国在冷战中击败苏联，文化大革命使新生的中共政权顶住了来自苏联的核战争威胁。

　　这种理论认为，大众歇斯底里和迫害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并且往往对促进历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理论同样存在不足，它虽然可以解释中世纪女巫狂和麦卡锡主义，但是对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塞勒姆女巫事件却显得无能为力。这个理论带有严重的法西斯主义色彩。该理论的提出者是万维天下论坛的钳工。嘿嘿，顺便贩卖点私货。

　　十三、结束语

　　这个贴子越写越长，到这里已经想停笔了。分析歇斯底里的理论还有很多，累了，不写了。可以发现，以上各种理论都有一定道理，却又都不完美。其中还有不少观点是对立的，其中有心理学观点，也有社会学观点；有民主观点，也有反民主观点。各种流派的思想针锋相对，看起来显得杂乱无章。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考的脉络。我认为，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它们的思想源头都是一个，那就是哲学。以上所有观点的辩论，最终都会汇聚成对哲学的辩论。

　　面对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以及群体迫害现象，摆在我们面前的始终有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这个世界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提出暴民理论的法国贵族勒邦以及主张民主法制观点的学者们都是在“静态”下研究社会问题。而提出“紧张理论”的斯梅尔瑟（Smelser， Neil J.）和完美解释了中世纪女巫狂的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都是“冲突论”者。而冲突理论中最杰出最雄辩的人物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所有的冲突论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认为――社会从根本上说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他们把冲突看成是正常的，而不是反常的过程，并认为任何社会的现状都蕴藏着萌发变迁的种子。马克思说，阶级冲突是引起社会变迁的原因，冲突使人们在相互作用中联系在一起。

　　从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世纪女巫狂事件、麦卡锡主义、洛杉矶骚乱、印尼骚乱、9.11事件中都蕴含着明显的阶级斗争因素。搜捕和烧死女巫的制度是国家内部上层统治阶级对底层百姓的迫害。而麦卡锡主义的出现则提醒我们，阶级斗争已经国际化。世界上出现了“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的对立。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在镇压共产党人时表现出来的歇斯底里，与中国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其相似。他们的区别只不过前者是资产阶级主持迫害，而后者是无产阶级主持迫害而已。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总是在思考，为什么中国几千年历史不断重复着王朝交替？为什么每次朝代更迭都伴随着暴力、歇斯底里、血腥和迫害？在人道主义思潮的泛滥的今天，很多知识分子逐渐从感情上投向美式民主的怀抱，他们希望通过三权分立、法制、纳税等等一系列“制约”达到社会稳定。他们期望一个国家能够通过总统更迭的小规模内部“运动”，达到和平改朝换代的效果，从而避免暴力革命，达到国家形态上的“静态”。而且，他们希望通过税收政策抵制或消除阶级分化，避免“社会紧张”。

　　这种制约理论从哲学上来讲属于形而上学。它否定了唯物辩证法中“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的观点。鼓吹静止是绝对的，运动是相对的。这种形而上学观点掩盖了阶级斗争的客观性。

　　我不得不承认，制约理论非常美好，非常有诱惑力，非常符合善良的人们的“人性”。但是这个理论存在致命的自相矛盾――它无法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在不断发动战争？

　　战争，是社会学研究中最极端，最典型的集体迫害案例。士兵们为了某种崇高的目标歇斯底里的轰炸城市，屠杀人群，破坏人类的劳动成果。美国自二战后从未停止对外战争的现实表明，对于“制约理论”的过分崇拜本身就可以导致大众歇斯底里。崇尚制约的美国，却在世界上失去了制约。

　　美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赞美民主、法制、税收如何消除“社会紧张”的同时，迎来了洛杉矶骚乱、人肉炸弹、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制约论”者以为新闻自由是舆论制约的先锋，但是今天的美国各大媒体，却在煽动新一轮的麦卡锡主义。那些曾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挺身而出，参加反战游行示威的名人，正在受到国内媒体的清算。他们被冠上了“不爱国”和“不是美国人”的标签。他们主演的影片、主持的节目和撰写的作品也正在受到抵制。

　　形而上学论者告诉我说：“只要实现了民主，就能消除改朝换代的血腥暴力革命”。但是，他们推销“静态”观点的手段却是用战争这种“绝对运动”的方式进行。美国总统振振有词地辩解说，萨达姆政权如何如何邪恶，自豪的讲美国的反恐战争如何如何正义时，自己却不知不觉陷入了列宁主义思维。列宁说过：“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看看，这与小布什总统的讲演何其相像。

　　思考到这里，我不得不承认唯物辩证法比形而上学更接近真理。看来，静止只不过是相对的，而运动才是绝对的。美国总统小布什自己就是一个主张暴力革命的列宁主义者。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在于人们有意要干预历史。他们不甘于消极地被社会势力摆布，而是力求通过直接的行动来影响社会秩序。

　　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暴力，按照冲突论观点，战争并不是社会反常现象，而是正常现象。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的那样：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都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暴力，正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存在着深刻的社会矛盾，按照“社会紧张论”的观点，人群永远也无法摆脱歇斯底里，永远也无法避免迫害的发生。

　　当今中国的右派知识分子们口口声声反思文革，但他们却不肯承认阶级斗争，不肯反思文革发生的深刻社会背景。于是，他们只好把一味地把责任推到领袖头上，不知不觉陷入了“反毛狂”的思想泥潭：外蒙独立是毛泽东的责任、东北国土丢失是毛泽东的责任、台独是毛泽东的责任、疆独是毛泽东的责任、打朝鲜战争也是劳民伤财神经过敏，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人指责毛泽东的婚姻生活，传说毛泽东淫乱，腐化，整死彭德怀刘少奇贺龙周恩来……更有一些艺术家们拍了象《活着》那样的电影――你的儿子被车撞死了？你的女儿哑巴了？你的孩子难产了？这些都是毛泽东在作怪……你没上大学？没分到两居室？物价上涨了？工钱降低了？职业不好找了？中国出贪官了？马路上有妓女了？中国大使馆被炸了？这些都怪毛泽东，谁让他是独裁专制的罪魁祸首呢……“反毛狂”们对社会灾难的假想之敌毛泽东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斗争。毛泽东的家人亲属也终日在互联网上被臭骂，甚至连1970年才出生的毛新宇也难逃厄运。“反毛狂”们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与中世纪的“女巫狂”有何分别？完全是一种大众歇斯底里。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始终存在着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当今世界，不是资产阶级歇斯底里地迫害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歇斯底里地迫害资产阶级。小布什象丑化“女巫”那样丑化着萨达姆，右派们也用同样方法丑化着毛泽东。丑化，对大众歇斯底里的煽动功能直接被用于阶级斗争。世界是运动的，世界的主流不是和平，而是战争，永远是战争。美国不会停止对外战争，右派知识分子也不会停止反毛。人道主义者也不会停止对文革的哭诉。但是，人道主义者的哭诉永远无法阻止历史前进的步伐。因为只要阶级斗争存在，令反革命右派们魂飞魄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一定会重演

　　60年前，一位令人尊敬的法国老人对路边哭泣的法国青年说道：“不要哭泣，只要你还会说法语，法国就不会灭亡!”10年前，美国学者面对美国公众大声喊到:'只要我们一天还有忧患美国就不会衰落!'1年前，没有来此，我还感到如此孤独。

　　我始终坚信中华民族的灿烂未来。